国权范文10篇

国权范文篇1

关键词：人权；国权；冲突；和谐

一、人权与国权――政治层面冲突

首先，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理论相联系的：天赋的“自然权利”通过社会契约的中介，导出“主权在民”的结论。因此产生了人权与国权的冲突：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人权高于国权。[1]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解释，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人们遵从者理性，即自然法，拥有并享受与生俱来的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在天赋权利受到侵犯时，由于人们自己充当纠纷的裁判者和执行者，因而会产生无法解决的冲突，造成混乱。这促使人们相互订立“社会契约”，每个人都自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集合成为国家权力，把它交给契约社会的政府去行使。自然状态的人们只要一致同意联合成为一个政治社会，这点就能办到，而这种同意是完全可以作为加入或建立一个国家的个人之间现存的或应该存在的合约的。因此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这种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群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曾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2]〕

另一方面，从人权的保障与实现的条件来看，尽管人权的保护趋于国际化，然而人权的保障是以国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离开了国权人权也无从谈起。一个丧失了国权的国家的人民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只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权也不能保障，更不用什么“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权。[3]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权高于人权。

二、人权与国权――法律层面的冲突

基本人权在当代文明各国具有共同性，人权的权利价值认同具有绝对性。各国对人权的确认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基本原则中确立人权；二是不显示人权字样，但是规定人权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三是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较少规定人权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4]基本人权对于人是不可缺乏、不可替代、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的，所以基本人权的权利性质具有绝对性。然而各国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规定通常十分具体，诸如各种国家机关的产生、性质、地位、组成、作用、职权、以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等。这体现了宪法规范的具体性，也体现了国权的权力性质受到了普遍认同。那么人权与国权的冲突主要从权利与权力的冲突考察：肯定个人权利意味者要限制国家权力。人们的目光投向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5]在这一问题上，有几种观点：大部分学者主张“权利本位”，这里使用“权利本位”的第二层含义，即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权利本位的法律精神意味着公民的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也是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即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是合法和正当的。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主张权利本位，反对权力本位，意在权利从权力中解放出来，以克服官本位、国家本位。而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出发认为，形式意义上来说是国家赋予了公民权利。因此，从法律权利权源上来说，人权与国权的冲突非常明显。

三、人权与国权――价值层面的冲突

按“人权”的固有涵义，人权是凝结在法律（尤其宪法）中的政治权利，其内容、力量和依据来自于道德理念。这个道德理念的核心是人性平等和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性。[6]英国法学家L.J.Macfarlane认为，人权以普遍性、个体性、至上性、可行性和强制实施性等五种固有特性而区别于其他道德权利。[7]因此人权的基本属性为道德权利，道德上的“正当”或“正义”即为法律人权的价值取向。这里的道德权利特指应然状态下的人权，或者说人权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8]从价值层面分析人权，只能从应然人权的角度入手，由于法定人权只是道德权利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国家权力指依据一个国家宪法产生的体现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公共职权。国家通过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机关的威慑力和强制力保证实现。国家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产物，它的存在是旨在建立政治国家的基本法律秩序，有效地组织社会资源，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9]该定义揭示了国权的依据、性质和目标，宪法是国家权力唯一合法来源。国家权力的基本属性是公共职权性，其目标为建立文明政治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说，国权的价值取向归结为合宪性与合理性。合宪性保证国权来源的合法，合理性是国权实现的道德要素，它为国家权力长期发挥作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以期实现实现国权的目标。显然，考察国权的合宪与合理只能从实然的角度入手，由此产生了人权与国权首要的价值层次的冲突。

其次是人权与国权在价值内容上的冲突。我们已经知道人权是每个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一般说来，人权概念是有权利与人道两个概念构成的，它是这二者的融合。[10]这两大基本属性与人权的内在精神直接相关。从人权的精神来看，人权具有三大价值和意义：人道价值、法治价值和大同价值。[11]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看，人权富于人道价值。众所周知，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权利对没有身体、健康生命的躯壳是毫无意义的。人权强调“人之作为人所应有”，强调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说，人权是一个以人作为人道的主体，以人道作为社会进步目标，以权力推行人道的权威性概念。从治国方法来看，人权富于法治价值。人权原则为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奠定基础，而且为谋求社会安定，和谐提供了较好的方法。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是解决政治秩序（如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的合法性的基本对象。人权原则要求法治以个人基本权利为核心价值，并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确立和保护来实现法律的权威，只有这样，法治才有别于工具主义的规则之治。[12]这样，人权就解决了社会政治秩序的道德合法性问题。从整个人类进步来看，人权富于大同价值。从人权概念出发，尽管人权概念存在许多的模糊和混乱，但人权无疑是迄今为止得到最大多数人类共同认可的一个社会政治原则。人权主张人类一律平等，实际上已经为处理人类关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准则，这便是人权富有实现世界大同理想的基础价值。

国权作为与宪法相伴而生的政治权力，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富于公共价价值、强力价值和效率价值。从国权的效力和主体来看，国权富于公共价值。国权由一国宪法所规定，并由宪法赋予国家及其公职人员权力，因此国家权力效力范围一般只及于一国之内，且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该价值的冲突面是人权的以人为中心和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从国权的实现方式来看，国权富于强力价值和效率价值。国权是国家通过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机关的威摄力和强制力保证实现，强力是国权的手段价值，效率是国权的目标价值。而强力容易导致“强暴”，效率容易损于公平，这都是与法治的精神相悖的。

四、人权与国权的和谐

人权与国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法律方面和价值方面，其中价值层面的冲突从冲突的内因上进行分析，构成了政治、法律方面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层面冲突的协调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在这里将引用社会学上的和谐理论，国外不少学者把中国传统中的儒家和谐观念归结传统社会不讲人权而凸显国权的主要原因，这是西方式人权概念对中国传统和谐观念的误解。当今社会上的和谐是指人参与的系统的一种一致性。[13]在广义的权利的系统中，为了达到人权与国权的一致性，需把人权与国权的和谐分成以下三个步骤进行：

1、用和谐的观念统摄、推升人权。在人权系统中，应当突出人的主体性，但也要注重协调各种矛盾冲突。首先要注重个体的地位和价值，和谐不是一统，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是整体和谐的必备条件。其次也要注重各种矛盾的解决。用和谐的观念统摄人权就不能再从抽象的个人的绝对权利出发构设权利义务关系，而是要把人权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研究和推行。只有人权系统本身处于和合谐一的状态，才有可能进入新的系统，以便形成更大的系统。

2、用和谐的观念规范、整合国权。和谐意味着内部结构的合理和结构要素的兼容性。[14]这在国权系统中体现为权力结构的合理，即国家权力机关资源合理配置及权力在国家机关间的分配应形成合力，一种国家权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合力。这是第一层次的国家权力分配上的和谐，第二层次应为国家权力使用上的和谐。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使用是为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使用对立面是人权的保护。所以，应当到达以下和谐：国权使用手段与人权保护的和谐，国家目标与人民利益的和谐。

国权范文篇2

关键词：人权；国权；冲突；和谐

一、人权与国权――政治层面冲突

首先，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理论相联系的：天赋的“自然权利”通过社会契约的中介，导出“主权在民”的结论。因此产生了人权与国权的冲突：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人权高于国权。[1]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解释，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人们遵从者理性，即自然法，拥有并享受与生俱来的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在天赋权利受到侵犯时，由于人们自己充当纠纷的裁判者和执行者，因而会产生无法解决的冲突，造成混乱。这促使人们相互订立“社会契约”，每个人都自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集合成为国家权力，把它交给契约社会的政府去行使。自然状态的人们只要一致同意联合成为一个政治社会，这点就能办到，而这种同意是完全可以作为加入或建立一个国家的个人之间现存的或应该存在的合约的。因此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这种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群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曾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2]〕

另一方面，从人权的保障与实现的条件来看，尽管人权的保护趋于国际化，然而人权的保障是以国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离开了国权人权也无从谈起。一个丧失了国权的国家的人民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只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权也不能保障，更不用什么“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权。[3]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权高于人权。

二、人权与国权――法律层面的冲突

基本人权在当代文明各国具有共同性，人权的权利价值认同具有绝对性。各国对人权的确认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基本原则中确立人权；二是不显示人权字样，但是规定人权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三是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较少规定人权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4]基本人权对于人是不可缺乏、不可替代、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的，所以基本人权的权利性质具有绝对性。然而各国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规定通常十分具体，诸如各种国家机关的产生、性质、地位、组成、作用、职权、以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等。这体现了宪法规范的具体性，也体现了国权的权力性质受到了普遍认同。那么人权与国权的冲突主要从权利与权力的冲突考察：肯定个人权利意味者要限制国家权力。人们的目光投向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5]在这一问题上，有几种观点：大部分学者主张“权利本位”，这里使用“权利本位”的第二层含义，即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权利本位的法律精神意味着公民的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也是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即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是合法和正当的。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主张权利本位，反对权力本位，意在权利从权力中解放出来，以克服官本位、国家本位。而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出发认为，形式意义上来说是国家赋予了公民权利。因此，从法律权利权源上来说，人权与国权的冲突非常明显。

三、人权与国权――价值层面的冲突

按“人权”的固有涵义，人权是凝结在法律（尤其宪法）中的政治权利，其内容、力量和依据来自于道德理念。这个道德理念的核心是人性平等和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性。[6]英国法学家L.J.Macfarlane认为，人权以普遍性、个体性、至上性、可行性和强制实施性等五种固有特性而区别于其他道德权利。[7]因此人权的基本属性为道德权利，道德上的“正当”或“正义”即为法律人权的价值取向。这里的道德权利特指应然状态下的人权，或者说人权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8]从价值层面分析人权，只能从应然人权的角度入手，由于法定人权只是道德权利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国家权力指依据一个国家宪法产生的体现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公共职权。国家通过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机关的威慑力和强制力保证实现。国家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产物，它的存在是旨在建立政治国家的基本法律秩序，有效地组织社会资源，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9]该定义揭示了国权的依据、性质和目标，宪法是国家权力唯一合法来源。国家权力的基本属性是公共职权性，其目标为建立文明政治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说，国权的价值取向归结为合宪性与合理性。合宪性保证国权来源的合法，合理性是国权实现的道德要素，它为国家权力长期发挥作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以期实现实现国权的目标。显然，考察国权的合宪与合理只能从实然的角度入手，由此产生了人权与国权首要的价值层次的冲突。

其次是人权与国权在价值内容上的冲突。我们已经知道人权是每个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一般说来，人权概念是有权利与人道两个概念构成的，它是这二者的融合。[10]这两大基本属性与人权的内在精神直接相关。从人权的精神来看，人权具有三大价值和意义：人道价值、法治价值和大同价值。[11]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看，人权富于人道价值。众所周知，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权利对没有身体、健康生命的躯壳是毫无意义的。人权强调“人之作为人所应有”，强调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说，人权是一个以人作为人道的主体，以人道作为社会进步目标，以权力推行人道的权威性概念。从治国方法来看，人权富于法治价值。人权原则为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奠定基础，而且为谋求社会安定，和谐提供了较好的方法。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是解决政治秩序（如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的合法性的基本对象。人权原则要求法治以个人基本权利为核心价值，并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确立和保护来实现法律的权威，只有这样，法治才有别于工具主义的规则之治。[12]这样，人权就解决了社会政治秩序的道德合法性问题。从整个人类进步来看，人权富于大同价值。从人权概念出发，尽管人权概念存在许多的模糊和混乱，但人权无疑是迄今为止得到最大多数人类共同认可的一个社会政治原则。人权主张人类一律平等，实际上已经为处理人类关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准则，这便是人权富有实现世界大同理想的基础价值。

国权作为与宪法相伴而生的政治权力，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富于公共价价值、强力价值和效率价值。从国权的效力和主体来看，国权富于公共价值。国权由一国宪法所规定，并由宪法赋予国家及其公职人员权力，因此国家权力效力范围一般只及于一国之内，且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该价值的冲突面是人权的以人为中心和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从国权的实现方式来看，国权富于强力价值和效率价值。国权是国家通过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机关的威摄力和强制力保证实现，强力是国权的手段价值，效率是国权的目标价值。而强力容易导致“强暴”，效率容易损于公平，这都是与法治的精神相悖的。

四、人权与国权的和谐

人权与国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法律方面和价值方面，其中价值层面的冲突从冲突的内因上进行分析，构成了政治、法律方面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层面冲突的协调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在这里将引用社会学上的和谐理论，国外不少学者把中国传统中的儒家和谐观念归结传统社会不讲人权而凸显国权的主要原因，这是西方式人权概念对中国传统和谐观念的误解。当今社会上的和谐是指人参与的系统的一种一致性。[13]在广义的权利的系统中，为了达到人权与国权的一致性，需把人权与国权的和谐分成以下三个步骤进行：

1、用和谐的观念统摄、推升人权。在人权系统中，应当突出人的主体性，但也要注重协调各种矛盾冲突。首先要注重个体的地位和价值，和谐不是一统，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是整体和谐的必备条件。其次也要注重各种矛盾的解决。用和谐的观念统摄人权就不能再从抽象的个人的绝对权利出发构设权利义务关系，而是要把人权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研究和推行。只有人权系统本身处于和合谐一的状态，才有可能进入新的系统，以便形成更大的系统。

2、用和谐的观念规范、整合国权。和谐意味着内部结构的合理和结构要素的兼容性。[14]这在国权系统中体现为权力结构的合理，即国家权力机关资源合理配置及权力在国家机关间的分配应形成合力，一种国家权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合力。这是第一层次的国家权力分配上的和谐，第二层次应为国家权力使用上的和谐。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使用是为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使用对立面是人权的保护。所以，应当到达以下和谐：国权使用手段与人权保护的和谐，国家目标与人民利益的和谐。

国权范文篇3

一、权利质权的标的种类范围的完善

从各国的法律实践来看,权利质权的标的一般为所有权以外可转让的财产权。以瑞士为代表的国家在其民法典中以概括的方法规定了权利质权的种类,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则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可出质的权利种类。尽管立法体例有别,但各国一般都将债权、有价证券、知识产权、股权等权利作为出质的标的。我国《担保法》第75条以列举和概括的方式规定了权利质权的种类:“下列权利可以质押:(一)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二)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三)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四)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这种立法例既具体又灵活,它一方面列举出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可供质押的几类权利,另一方面又以“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一词来涵盖《担保法》未规定到的其他几类权利,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本条的立法缺陷也显而易见:第一,该条未明确规定在权利质权制度中最为常见最为重要的一类质权——普通债权质权,从而缩小了该制度的应用范围,因而有必要在将来制定民法典时予以补充;第二,在规定股权质权时,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称为“股份”,其用语不准确,且未明确指出该股份、股票是否包括未上市公司的股票。这些都有必要在将来立法时予以明确;第三,在规定知识产权质权中,仅规定了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的出质,对于商号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权的出质则未提及,这都有必要在将来予以补充。第四,“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一词用语不准,因为它与本条中的“下列权利可以质押”一词构成同义反复,没有对可以出质的权利的性质作出界定,因而,笔者认为,根据理论界和司法界对权利质权标的的认识,应当采用“依法可以转让的所有权、不动产用益权以外的其他权利”一词较为准确,因为后者可以概况可出质的权利的特点。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的司法解释第97条规定:“以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出质的,按照担保法第七十五年第(四)项的规定处理。”也即,不动产的收益权如公路桥梁、公路隧道、公路渡口等收费权可以作为担保法第75条第4项所规定的“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来质押。实际上,这些不动产收益权为附属于不动产之上的财产权,民事理论上习惯将它们视为与不动产相似的财产,在其上面设定的担保宜作为权利抵押对待而非权利质押。所以,笔者主张在将来不宜将上述权利作为出质的标的。

二、权利质权设定方式的完善

权利质权的设定是权利质权取得的最主要的原因。各国一般都在立法中确认,权利质权在设定时一般准用动产质权的规则并遵循权利让与的规则。约定质权是权利质权设定的最主要的方式,权利质权在设定时一般由当事人签订权利质押合同,并移交相关的权利凭证,需要办理出质登记的应当办理出质登记。

我国《担保法》第81条明确规定:“权利质押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的规定。”即权利质权除适用法律的特殊规定外,应当适用第一节动产质权的相应规则。在此,我国“担保法”采用的是“适用”而非“准用”一词,这实际上暗示动产质权的某些规则可以直接在权利质权部分适用而无需类推。笔者认为,“准用”一词似更准确,因为它可以揭示权利质权与动产质权尽管存在相同之处但二者之间毕竟有所差异,因而在适用上只能类推而不能直接照搬,所以立法上采用“准用”一词更为准确。关于权利质权在设定时应当遵循权利让与规定的规则,我国《担保法》并未明确规定,实际上,该法在规定股权质权、有价证券质权等问题时都遵循了该规范,所以从立法的严密性、外延性而言,宜将这一基本规则明确确认下来,以起到兜底的作用。

关于权利质权的具体设定方式,现行法律仅列举出了有价证券质权、股权质权、部分知识产权质权的设定方式,其范围十分有限。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应当补充规定普通债权质权、其他知识产权、合伙企业出资额质权的内容。

就普通质权的设定而言,应当规定,以普通质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达成书面设质合同,有债权证书的,应交付债权证书,质权自交付之时生效;无债权证书的,质权自当事人达成书面设质合同时生效。为了保护出质债权中第三人的利益,法律中还应当规定,以普通债权出质的,出质人或质权人非依债权让与的规定将设质情由通知第三债务人的,不得对抗第三债务人及第三人。

就有价证券质权的设定而言,我国《担保法》第76条非常笼统地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显然,该规定未明确区分无记名证券和记名证券在设质上的差别。实际上,无记名证券在设质上与动产质权相似,当事人在达成设质合意后将其交付于质权人即生质权设定的效力,主要该设质合意是否必须为书面形式,则根据各国对交易安全的态度来确定。对于记名证券和指示证券,多数国家规定这些证券在设质时需要当事人达成设质合意并移交有背书的证券。日本法则将设质背书作为对抗第三人的条件。从鼓励质权成立及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我国将来在立法时,应当详细区分无记名证券和记名证券、指示证券的设质条件,并仿效日本立法,将设质背书作为对抗第三人的条件,这在《担保法》司法解释有关票据出质和债券出质的规定中也有所体现。

就股权质押而言,它包括股票质权、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权、无限公司股权质权与两合公司股权质权。我国现行《担保法》在规定股权质权时十分简单、笼统。就股票质权而言,该法第78条第1款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显然,该条既未区分记名股票与不记名股票的设质,也未区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股票的出质问题,实际上它们在股票设质时存在明显的区别。因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103条补充规定:“以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以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笔者认为,由于上市公司的股票目前都采取电子交易方式,因此《担保法》第78条第1款规定股票设质的要件是当事人的书面合意及出质登记,这比较符合现行上市股票交易的实际,但尚需就出质股票的保管和处分作出具体规定,以体现出质股票的占有移转效力。至于非上市公司的股票的设质问题,我国《担保法》未予规定,这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对于该类股票的出质问题,今后可以规定,无记名股票的设质以当事人之间的设质合意及股票的交付为设质的生效要件,而记名股票的设质可以以当事人之间的设质合意、出质人的设质背书、记名股票的交付作为生效要件。而在设质的对抗要件上,可以以设质事项记载于股东名册上作为记名股票设质的对抗公司要件,以占有股票作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设定,我国《担保法》第78条第3款规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该条混淆了质押合同的生效与质押生效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质押合同一般自当事人达成设质合意并交付出资证明书为生效要件,设质事项记载于股东名册上可作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关于无限公司股权的设质,可以参照《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以当事人之间的设质合意、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出资证明书的交付作为设质生效的要件。至于两合公司股权的设质,可以规定无限股东之股权在设质时应经全体股东的同意,有限股东股权设质时一般经全体无限股东之承认,为设质必要条件之一。

就知识产权质押而言,知识产权的设质登记一般为对抗第三人的条件,而非质权成立的要件。我国《担保法》第79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可见,上述知识产权设质时以当事人之间的设质合意、设质登记作为质权设定的要件。总的说来,上述规定的不足在于,一是遗漏了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商号权等知识产权的设质问题,二是将设质登记作为知识产权质权设定的要件,这既会加大当事人的设质成本,也不利于提高效率。因此,该法在修订时,首先是应当补充规定其他知识产权的设质要件,其次是应当以当事人之间的设质合意作为知识产权质权设定的生效要件,而以设质登记作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以提高质权设定的效率,促进质权的设定。

三、权利质权效力的完善

权利质权的效力问题涉及权利质权的效力范围、出质人的权利义务、质权人的权利义务、权利质权的实行、权利质权的消灭等问题。

关于权利质权的效力范围,多数国家未予专门规定,而是适用动产质权的相关规定。我国《担保法》对动产质权的效力范围作了规定,而未对权利质权的相关问题作出专门性规定,这可能会给司法实践带来不便。因此,从便于执法的角度来看,对于权利质权中可适用动产质权一般规则的问题可不作规定,但对于一些特殊的问题,如有价证券质权债权质权、股权质权效力所及的问题,应当作出明确的规定,即有价证券的质权效力一般及于出质人交付的有价证券及从证券,不及于未交付的部分出质后新生的从证券,也为质权效力所及;债权质权的效力及于主债权及其孳息;股权质权的效力及于出质的股权及其法定孳息,等等。

关于出质人的权利义务,各国一般在法律中规定出质人有处分权接受限制的义务、保全出质权利的义务,股权出质人在出质后仍有出席股东会的权利,等等。我国《担保法》也规定了出质人有处分权接受限制的义务,如《担保法》第78条第2款禁止股票出质人转让股票,第80条禁止出质人转让知识产权,《担保法》第101条禁止有价证券出质人转让或质押已出质的有价证券,除非上述这些转让或质押行为得到了质权人的许可。笔者认为,国外法所规定的对出质人处分权的限制方式多是禁止出质人随意变更或消灭出质的权利,而我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则是不允许出质人转让出质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对于出质人所有权的一种干预,因为该权利尽管已出质,但出质人并未丧失对上述权利的法律上的处分权,他们有权将这些权利转让,更有权将它们出质。所以,我国《担保法》将来应对处分权的限制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即不允许出质人在权利出质后随意变更或消灭。关于权利保全的规定,尽管我国《担保法》未予明确,但可以准用动产质权的相关规定。关于股权出质后出质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一般都为各国法律或司法实践所肯定,我国法律亦应对此予以明确。

关于质权人的权利,各国法律一般规定质权人享有留置权利证书的权利、收取孳息的权利、转质权、对权利质权受侵害的救济权、实行质权的权利,等等。与此同时,质权人负保管出质标的及返还出质标的的义务。我国《担保法》对上述问题有所反映,但并不周全,仍有予以完善的必要。具体来说,第一,就债权质权而言,我国《担保法》未明确规定普通债权质权人享有的权利,因而存在立法上的疏漏,今后应当在立法中规定债权质权人享有留置债权证书的权利、收取孳息的权利、转质权、对于债权质权受侵害的救济权及实行债权质权的权利,等等。第二,就有价证券质权而言,现行法律未对质权人的保全权作出规定,而从实际生活来看,有价证券贬值的实例很常见,为了维护质权人的利益,应当明确规定质权人在出质的有价证券的价格下降较大危害质权人利益时,质权人有保全质权的权利。第三,就股权质权而言,我国法律应当明确质权人有留置出质股票、股东出资证明的权利、收取分配盈余的权利、转质权、保全股权的权利、实行质权的权利,等等。第四,就知识产权质权而言,我国法律应当明确质权人享有孳息收取权、转质权、权利保全权、实行质权的权利,等等。最后,在质权人的义务方面,我国法律应当明确规定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出质标的的权利凭证的义务,在质权消灭时,负有协同出质人办理注销登记的义务。

四、权利质权实行制度的完善

权利质权的实行,是权利质权效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它因质权标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实行方式。

(1)债权质权的实行。当被担保债权的清偿期与出质债权的清偿期一致时,债权质权人可以直接请求出质债权的债务人向自己给付。如果出质债权的清偿期早于被担保债权的清偿期,质权人或出质人有权要求第三债务人提存其清偿金额。如果出质债权的清偿期晚于被担保的债权的清偿期,则当出质债权的清偿期来临时,质权人可直接向第三债务人请求给付。我国《担保法》未明确规定普通债权的实行方法,将来应当将这些实行方法明确规定在民法典之中。

(2)有价证券质权的实行。如果有价证券的到期日与被担保的债权的到期日一致,那么,质权人可以直接向第三债务人(即证券关系的债务人)提示证券,请求给付,而第三债务人也可向质权人给付。如果有价证券的到期日早于被担保债权的到期日,质权人也有权请求第三债务人履行给付并予以保管。如果有价证券的到期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到期日,质权人在被担保债权未获清偿的情形下,可以等待有价证券的清偿期届满时再实行其质权,但也可以不待证券的清偿期到来就实行其质权而优先受偿。我国《担保法》仅规定了有价证券的到期日早于被担保债权到期日的质权实行方法,而未规定有价证券的到期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到期日的质权实行方法,因而在内容上存在明显的欠缺,对此应当进一步通过立法来完善。

(3)股权质权的实行。我国《担保法》第78条第2款规定:“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从该规定可以看出,股票出质后,在一般情况下不得转让,这是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对出质人处分权的限制,同时体现了对质权人利益的一种偏向。从理论上讲,股票出质后,出质人并未丧失法律上的处分权,股票的转让应当得到法律的认许,出质人可以指示交付的方式转让股票。所以《担保法》第78条第2款禁止出质股票出让的规定与法理不符;而且,如果法律不允许该股票转让,则会影响该类财产的价值利用,这与当今注重财产用益价值的立法观也不相符。笔者认为,今后在立法上应当允许出质股票的转让。

(4)知识产权质权的实行。在知识产权质权实行问题上,我国《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不允许出质后的知识产权由出质人予以转让,甚至不允许许可他人使用,否则不发生效力。这些规定未顾及到出质人作为权利持有人的利益,因为出质人尽管以该权利出质,但并未丧失其所有人地位,他仍有权对该权利予以法律上的处分,所以他有权将该权利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为了鼓励财产的流转及利用,我国《担保法》应当允许出质人转让其权利或许可他人利用知识产品。此外,我国《担保法》还应当明确规定知识产权质权的实行方式如变卖、拍卖该质物,但应注意的是,知识产权拍卖或变卖后,出质人有义务协助权利的受让人办理知识产权的权利变更手续。

国权范文篇4

90度的转弯，对于车辆来说是有难度的。工程师没开过汽车，也骑过自行车吧。没骑过自行车，也可以用跑步、走路做个实验吧。就是走路的时候90度转弯也是很不方便的。速度越快，越困难。因为你得付出更多的注意，你得减慢速度，你还得避让其他的行人车辆。遇有建筑物，就算你停下来，还是看不到侧面的路况。

所以，90度的转弯就像练武术摆个花架子，花拳秀腿，但是不经一战。日本都市的道路并没有中国的这么宽，也没有中国的这么直，可是一般也没有中国的这么堵、这么难。中国人有走路的权利。日本人却享有走路顺畅的权利。

中国人比较穷，机动车还没有普及。中国还远远没有成为福利国家，公共交通非常非常不便利。不管机动车普及不普及，不管公共交通便利不便利，中国因为人多，还是会有许许多多的步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步行和骑自行车也需要道路。步行和骑自行车速度比较慢，这是常识；他们不能和机动车共用道路，这也是常识。还有一个常识，中国的大多数道路，都是所有的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搅和在一起，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结伴同行，擦肩而过。险恶丛生，而且失去效率。不仅直来直去的道路如此，转弯也是如此。交通的混乱在十字街头达到了顶点。

为了解决十字路口的交通拥挤状况，有的城市建设了立交桥。有的立交桥设计很差劲—再没有别的词可以描述了：本来是1个大十字路，建成立交桥之后，一下变成了4组小十字路。而每组小十字路由包括4个更小的十字交叉，即1个非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交叉口，2个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交叉口，1个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交叉口。也就是说，这一个大的十字路，现在变成了16个小的十字路。

有人说，分割成小的十字路，就是把交通流量分担了。实际上没有分担，而是雪上加霜。交叉多了，效率就降低了。

有人还说，你给我举个例子，我才相信，否则鬼才信。好，你可以去呼和浩特市鼓楼立交桥看看。那里就变成了这样的16个交叉路口。

还有，中国人就是不使用科学的东西，比如有时间差的红绿灯。红灯灭了，就是绿灯；绿灯灭了，就是红灯。黄灯象征性地闪上几次，也不起缓冲作用。在别的国家的交叉路口，为了有个缓冲，设置的是两条道路红灯同时亮起，持续几十秒，然后一条路上的绿灯才亮起。在这几十秒当中，该走的车辆、行人都能顺利通行，根本就没有不同方向的车辆拥挤在一起的情形。

而且外国的红绿灯车辆、行人都管，而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面步行人似乎可以不顾红绿灯而自行其道，人行横道成了行人横行的道。中国司机跟行人抢道这是世界上最昭彰的恶行，可是有的城市偏偏在人行横道上行人横行问题上显得无计可施。

因此很多人看到中国城市的道路北不断地拓宽。道路窄的时候，交通混乱限于窄的道路。道路拓宽了，交通混乱延伸到宽的道路。道路越来越宽，混乱也变得越来越多。因为混乱的机会变多了，混乱的空间变大了。因为混乱，不实用，不便利，就不是实质的美，而是实质的丑。把实质丑的东西当成实质美的，那就是精神的扭曲。因为精神扭曲了，散发出来的就是一种颠倒的价值。

但是把一个十字路变成16个十字路，被视为工程师对于就业的贡献。原来这个十字路只能让一组执勤人员上班，现在则堂而皇之的有了四组人员执勤，每个人的权力还更大了一些，即他们每一组要管辖四个小的交叉路口。不仅解决了就业，而且扩大了权力，当然是工程师的贡献。因此，一个憋足的工程师，一个憋足的工程，在某些人的眼里还是优秀的。不仅有了名，而且有了利，还有了辉煌的前途。立交桥被美其名曰“彩虹飞架”，飞架是飞架了，却也是架在市民身上的沉重的财政负担和难以排遣的心理负担。

中国人为了把原本不是方方正正的道路改造成方方正正，需要大量拆迁居民，不仅成本很高，而且经常有违反居民意志和利益的事情发生。有的居民为了固守祖先留下的住宅，不惜让警察把自己强之驱逐出自己的家园，让铲车把自己的家园夷为平地。他自己根本没有力量和权利保护自己的家园。

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市寸土如金。中国人都说纽约市中心是黄金地段。可是就在纽约市中心，依然有低矮、破旧的市民住宅或者店铺。任何人都不能用强力把市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你用我的地，是你的要约；至于我卖不卖，需要我的承诺。不管你是谁，没有我的承诺，你休想把我赶跑，把我的家园破坏。

市民的权利得到100%的尊重。这里不干警察的事，也不干铲车的事。警察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权利，铲车的存在是为了市民的福祉。

说到黄金地段，中国人认为有山或者有水，又在城市中心或者离城区较近，可以开发成旅游度假村。这些地方虽然不是寸土如金，但是有可能日进斗金，所以往往被有钱有势的人霸占。

日本人多地少，论理说他们的海岸应当是被“开发”完了。其实不然。他们对于自然的态度远远没有中国人这么粗野。在日本的时候，我住在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住处离海滨只有几百米。还有比我的住处离海滨的距离更近的住宅。但是那个海滨却并没有被“开发”，依然是天然的沙滩，海鸟浮游、盘旋，又有飞鱼常常越出水面。我天天能够饱览潮涨潮落的景象，而一分钱不用花。相形之下，中国的那些被“开发”掉的自然风光，与其说是开发，不如说是被掠夺和破坏了。

为了建设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形成了现代化的圈地运动。英国近代资本家圈地，是为了生产，让这些土地往出长黄金白银。中国现代资本家圈地，是为了等待土地的升值，这些土地现在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撂荒。一个需要用地100亩的老板，圈起1，000亩甚至10，000亩的良田。这样的例子不是耸人听闻。

中文的开发这个概念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开发简直就是权利和权利的斗争。黄金地段的开发、旅游景点的开发、圈地和住宅开发，无不如此。

日本人、芬兰人都比较富有。有的人家建别墅，当然可以自己设计成独特的风格。但是盖高层公寓，往往是拿钥匙就可以住。每家每户的房间都是标准装修，不仅门窗是标准的，就连抽水马桶都是标准的。为了体现自我，住户可以自己装饰-注意，不是装修。

国权范文篇5

提要：人权是指每个人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国权是通过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两者在政治、法律和价值层面存在着种种的冲突。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冲突侧重于权利本源性问题，价值层面的冲突涉及本体性问题。关于冲突的协调，笔者提出促成人权与国权的和谐，具体分成三个步骤。人权与国权也应当是和谐的，这是政治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关键词：人权;国权;冲突;和谐

一、人权与国权――政治层面冲突

首先，西方启蒙思想家认为，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理论相联系的：天赋的“自然权利”通过社会契约的中介，导出“主权在民”的结论。因此产生了人权与国权的冲突：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人权高于国权。[1]按照传统的政治理论解释，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中，人们遵从者理性，即自然法，拥有并享受与生俱来的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然权利。在天赋权利受到侵犯时，由于人们自己充当纠纷的裁判者和执行者，因而会产生无法解决的冲突，造成混乱。这促使人们相互订立“社会契约”，每个人都自愿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集合成为国家权力，把它交给契约社会的政府去行使。自然状态的人们只要一致同意联合成为一个政治社会，这点就能办到，而这种同意是完全可以作为加入或建立一个国家的个人之间现存的或应该存在的合约的。因此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这种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群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曾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2]〕

另一方面，从人权的保障与实现的条件来看，尽管人权的保护趋于国际化，然而人权的保障是以国权的实现为基础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离开了国权人权也无从谈起。一个丧失了国权的国家的人民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只能沦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权也不能保障，更不用什么“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权。[3]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权高于人权。

二、人权与国权――法律层面的冲突

基本人权在当代文明各国具有共同性，人权的权利价值认同具有绝对性。各国对人权的确认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在基本原则中确立人权；二是不显示人权字样，但是规定人权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三是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较少规定人权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4]基本人权对于人是不可缺乏、不可替代、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的，所以基本人权的权利性质具有绝对性。然而各国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规定通常十分具体，诸如各种国家机关的产生、性质、地位、组成、作用、职权、以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等。这体现了宪法规范的具体性，也体现了国权的权力性质受到了普遍认同。那么人权与国权的冲突主要从权利与权力的冲突考察：肯定个人权利意味者要限制国家权力。人们的目光投向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5]在这一问题上，有几种观点：大部分学者主张“权利本位”，这里使用“权利本位”的第二层含义，即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权利本位的法律精神意味着公民的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也是国家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即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是合法和正当的。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中主张权利本位，反对权力本位，意在权利从权力中解放出来，以克服官本位、国家本位。而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出发认为，形式意义上来说是国家赋予了公民权利。因此，从法律权利权源上来说，人权与国权的冲突非常明显。

三、人权与国权――价值层面的冲突

按“人权”的固有涵义，人权是凝结在法律（尤其宪法）中的政治权利，其内容、力量和依据来自于道德理念。这个道德理念的核心是人性平等和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性。[6]英国法学家L.J.Macfarlane认为，人权以普遍性、个体性、至上性、可行性和强制实施性等五种固有特性而区别于其他道德权利。[7]因此人权的基本属性为道德权利，道德上的“正当”或“正义”即为法律人权的价值取向。这里的道德权利特指应然状态下的人权，或者说人权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8]从价值层面分析人权，只能从应然人权的角度入手，由于法定人权只是道德权利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国家权力指依据一个国家宪法产生的体现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的公共职权。国家通过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机关的威慑力和强制力保证实现。国家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产物，它的存在是旨在建立政治国家的基本法律秩序，有效地组织社会资源，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9]该定义揭示了国权的依据、性质和目标，宪法是国家权力唯一合法来源。国家权力的基本属性是公共职权性，其目标为建立文明政治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说，国权的价值取向归结为合宪性与合理性。合宪性保证国权来源的合法，合理性是国权实现的道德要素，它为国家权力长期发挥作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以期实现实现国权的目标。显然，考察国权的合宪与合理只能从实然的角度入手，由此产生了人权与国权首要的价值层次的冲突。

其次是人权与国权在价值内容上的冲突。我们已经知道人权是每个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一般说来，人权概念是有权利与人道两个概念构成的，它是这二者的融合。[10]这两大基本属性与人权的内在精神直接相关。从人权的精神来看，人权具有三大价值和意义：人道价值、法治价值和大同价值。[11]从人的生存和发展来看，人权富于人道价值。众所周知，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权利对没有身体、健康生命的躯壳是毫无意义的。人权强调“人之作为人所应有”，强调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说，人权是一个以人作为人道的主体，以人道作为社会进步目标，以权力推行人道的权威性概念。从治国方法来看，人权富于法治价值。人权原则为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奠定基础，而且为谋求社会安定，和谐提供了较好的方法。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是解决政治秩序（如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的合法性的基本对象。人权原则要求法治以个人基本权利为核心价值，并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确立和保护来实现法律的权威，只有这样，法治才有别于工具主义的规则之治。[12]这样，人权就解决了社会政治秩序的道德合法性问题。从整个人类进步来看，人权富于大同价值。从人权概念出发，尽管人权概念存在许多的模糊和混乱，但人权无疑是迄今为止得到最大多数人类共同认可的一个社会政治原则。人权主张人类一律平等，实际上已经为处理人类关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准则，这便是人权富有实现世界大同理想的基础价值。

国权作为与宪法相伴而生的政治权力，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富于公共价价值、强力价值和效率价值。从国权的效力和主体来看，国权富于公共价值。国权由一国宪法所规定，并由宪法赋予国家及其公职人员权力，因此国家权力效力范围一般只及于一国之内，且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该价值的冲突面是人权的以人为中心和实现世界大同的目标。从国权的实现方式来看，国权富于强力价值和效率价值。国权是国家通过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机关的威摄力和强制力保证实现，强力是国权的手段价值，效率是国权的目标价值。而强力容易导致“强暴”，效率容易损于公平，这都是与法治的精神相悖的。

四、人权与国权的和谐

人权与国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法律方面和价值方面，其中价值层面的冲突从冲突的内因上进行分析，构成了政治、法律方面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层面冲突的协调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在这里将引用社会学上的和谐理论，国外不少学者把中国传统中的儒家和谐观念归结传统社会不讲人权而凸显国权的主要原因，这是西方式人权概念对中国传统和谐观念的误解。当今社会上的和谐是指人参与的系统的一种一致性。[13]在广义的权利的系统中，为了达到人权与国权的一致性，需把人权与国权的和谐分成以下三个步骤进行：

1、用和谐的观念统摄、推升人权。在人权系统中，应当突出人的主体性，但也要注重协调各种矛盾冲突。首先要注重个体的地位和价值，和谐不是一统，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是整体和谐的必备条件。其次也要注重各种矛盾的解决。用和谐的观念统摄人权就不能再从抽象的个人的绝对权利出发构设权利义务关系，而是要把人权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研究和推行。只有人权系统本身处于和合谐一的状态，才有可能进入新的系统，以便形成更大的系统。

2、用和谐的观念规范、整合国权。和谐意味着内部结构的合理和结构要素的兼容性。[14]这在国权系统中体现为权力结构的合理，即国家权力机关资源合理配置及权力在国家机关间的分配应形成合力，一种国家权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合力。这是第一层次的国家权力分配上的和谐，第二层次应为国家权力使用上的和谐。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使用是为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使用对立面是人权的保护。所以，应当到达以下和谐：国权使用手段与人权保护的和谐，国家目标与人民利益的和谐。

3、人权与国权的内在和谐。在人权系统与国权系统达到和谐状态之后，人权与国权的内在和谐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人权与国权的内在和谐从根本上说是人权与国权的价值取向冲突的协调。道德上的“正当”或“正义”与法律上的合宪和合理分别从抽象的视角和具体的视角描述和谐系统。道德上的抽象指导法律上的具体，法律上的具体反作用于道德上的抽象，从而达到内在的统一。

总之，人权与国权也应当是和谐的，这是政治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政治法律前提。具体体现在人权与国权何者为先的政治法律冲突上，用“权利本位”的理论来解释是不合适的。从法律上看，真正与权利对立的是权力，而义务只是权利内部和权力内部对立的一种表现形式。[15]况且，义务不仅与权利相对应，也与权力相对应。每一种权力必有一种与之相对应的义务（表现为法定职责、责任等）。权利义务关系理论也揭示了权利义务具有相对性的原理

：公民的权利就是国家和国家机关的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就是公民的义务，即公民必须承担服从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义务。所以从“权利本位”到人权本位的推理是站不住脚的。综上，从实证角度出发，人权与国权在政治、法律和价值层面存在种种的冲突，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促成人权与国权的和谐。

[参考文献]：

[1]杜力夫.权力监督与制约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0~11.

[2]洛克.政府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1.

[3]高连升:当代人权理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195.

国权范文篇6

【关键词】邓小平/人权/思想/一贯性

【正文】

1981年2月，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中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从人权角度说，邓小平的一生就是为争取、实现、捍卫国家人民的人权而斗争的一生。他进行的这一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为突出。粗略统计，在正式出版的邓小平的著作中，仅在1979年到1990年12月期间，针对国内外在人权问题上的激烈斗争，邓小平就有8次直接论述了人权问题。他极其简明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权标准并始终如一的坚持这些标准。掌握这些重要标准，我们就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尊重人权、捍卫主权、反对霸权的基本原则，努力实现和保障人民的人权。

一、在人权主体上坚持全国人民是人权的主体

人权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在17-18世纪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首先提出来的。例如，洛克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果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利。”[1]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2]仅从表面看，这种人权思想具有普遍性和超越国界性，似乎是提出了自由、平等、独立等人权是所有人类成员都能同时享有的天然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的主体是所有的人。但无论从人权发展的历史还是从人权的现状看，人们对人权的看法和人们享受到的实际权利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权理论和人权的具体实现有着明显的阶级性。事实上，洛克、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最初提出的人权思想主要是代表在封建社会发展末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提出的一种权利要求，其人权主体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们是借用了“全民”这一旗帜提出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特殊人权要求而已。

当代世界对人权问题的看法，我们同西方世界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西方世界力图把它们的人权标准强加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力图强加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从1990年到2000年11月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9次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提出反华提案，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以人权为武器，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我们则针锋相对，一直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标准，宣传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坚决反对任何人强加于我们的人权标准。在9次较量中我们都取得了胜利。

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各个国家、不同阶级所持的人权观点不尽一致，各个国家的人们实际享受到的具体权利和自由存在着差别或很大差别，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所以邓小平说：当代“世界上所谓人权问题，各有各的解释。”[4]而“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于人权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看法。”[5]也就是说历来有自己的标准。

邓小平的人权观首先就在于对人权主体的看法与西方世界不同。他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提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6]这就鲜明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标准首先就是人权主体标准，马克思主义讲人权是讲多数人的人权，是讲全国人民的人权。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一再说明，我们实行的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人民的生活是否逐步地好起来。要实现和保障全国人民的人权，就必须反对极少数人破坏多数人人权得以实现的行为，对极少数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惩处。邓小平说：“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要坚决打击那些专门扰乱社会秩序的极少数人，坚决制止他们的各种不法行为。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借口保护自己的什么人权，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二、在人权与国权的关系上坚持国权重于人权

是国权重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国权，是我们和西方世界在人权标准问题上的另一个重要分歧。“国权重于人权”是邓小平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又一个一以贯之的标准。针对西方世界极力鼓吹的“人权至上”、“人权高于国权”的谬论，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国权重于人权”，必须坚决捍卫主权、反对霸权、尊重人权的基本原则。他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国权就是国家的独立自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解决对内对外各种事务和管理国家的权力，表现为国家对国内事务具有最高权力，对国外事务具有独立自主能力。国权是一国之内个人一切人权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根本保证。从人权的历史和现实看，各国人们所享受到的权利和自由，都是通过国家立法加以确认，由国家组织实施予以实现，并由国家执法机关加以保障的。一个国家如果沦为它国殖民地或附庸，丧失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就根本无从谈论实现和保障该国人民的人权。

国权重于人权还在于，当一个国家的人权遭到其他国家损害践踏时，特别是受到其他国家、民族的侵略时，只有主权国家才可能利用国际法积极开展外交斗争，揭露他国的违法和违犯人权的行为，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

要捍卫国权，保证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国家必须尊重和发展国内人民的人权。国权和人权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人权虽然受制于国权，但人权又能反作用于国权，人权的实现和保障工作做得好，就能巩固国家的主权。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了国家制度的好处，他就会拥护政府，同一切破坏国家主权的行为作斗争，从而巩固国家的独立自主权。邓小平说：“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这样我们国家的安全、稳定就有保证。

要做到捍卫国权，保障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坚决反对西方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近年来西方世界一再利用这样那样的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动“人权外交”攻势，动不动就进行制裁，甚至悍然于1993年3月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武装侵略战争，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垃夫大使馆，其实质都是以其经济军事实力为基础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企图用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妄图使他们放弃国家的独立自主权，放弃民族统一，放弃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以达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目的。邓小平生前在与各国来华的各种人士谈话中反复强调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权的极端重要性，反复提出我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反复提出我们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有“民族自尊心”，要“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不然“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国权和人权都要丧失。

三、在人权内容上强调经济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

讲人权归根到底是讲人们的经济权利，是讲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贯穿于邓小平人权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准。

经济权利是国家和个人参与经济发展并享受其发展成果的权利，它是决定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只有首先享有经济权利，人权内容中的其他权利才能实现。邓小平在人权内容上强调经济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其思想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实现人民的经济权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的直接原因就是获得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革命成功后诞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首先就是抓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保障对人民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供给。政权巩固后，则要始终注重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生活资料需求。邓小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还叫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二，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经济是基础。只有经济发展，国力才能增强，主权才能巩固，人们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才能提高。邓小平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1984年在谈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时，他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

第三，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曾一再把经济工作看作“最大的政治”，“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这一思想最终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抓经济建设，实现经济权利，是这条基本路线的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为了保障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语重心长地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第四，要讲全国人民的经济权利即要讲“共同致富”。“共同致富”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经济发展并享受其成果。邓小平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五，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保证全国人民享有经济权利的所有制基础。邓小平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四、在人权的社会保障上强调维护社会稳定

务必要维护和保持国家的社会稳定以保障人权，这是贯穿于邓小平人权思想中的又一个重要标准。社会稳定，主要表现为国家整体处于一种有序的良性运行状态，社会各要素能相互协调发生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是人权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首先，只有保持社会稳定，国家才能有秩序地组织生产，保障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人权是一个包括政治权利，生存权利，发展权利，民族和种族的平等权利，妇女、儿童和残废人的权利等等在内的有机的权利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生存是前提，发展是基础。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的实现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以不断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资料的需求。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

其次，只有社会稳定才能保障人民和平权利的实现。适应时代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198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庄严宣布：“全球人民均有享有和平的神圣权利”。“维护各国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和促进实现这种权利是每个国家的根本义务”。宣言强调指出：“没有战争的生活是促进各国福利、发展和进步，并充分实现联合国宣布的各种权利和人类根本自由的首要国际先决条件”。保持社会稳定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世界各国人民要享有和平生活的固有权利，在国际上必须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国与国之间应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各国都要尊重人权，反对动乱，维护社会的稳定。没有国内的社会稳定，人民就不可能享有国内和平权利和人权。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发生动乱，民族矛盾尖锐，武装冲突迭起，战火连绵，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没有丝毫的人权可言。

再次，社会稳定还是人民政治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政治权利是最早提出来的人权内容。在现代人权观中，政治权利主要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应当享有的政治民主、政治自由、政治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实现尤为需要在社会稳定的状态下，进行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通过国家的有力执法加以保障。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就是一方面要用法制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使“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就是要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依法打击各种各样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工作其宗旨都是为了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都是为了现实人民应该享受的人的权利和自由。努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维护和保持社会稳定，使全国人民能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就十分重要。邓小平反复强调了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把它提到了“压倒一切”的高度。他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而真的发生大动乱，“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所以我们不允许发生国内动乱。“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

上述四条就是邓小平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人权标准。我们在开展国内外人权斗争特别是在进行国内人权建设时，应始终坚持这些标准。坚持这些标准，将有力促进我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较好实现中国人民的人权。

【参考文献】

[1]洛克．政府论下篇[M]，商务印书馆，1982，59。

[2]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198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4]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

国权范文篇7

【正文】

1981年2月，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中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从人权角度说，邓小平的一生就是为争取、实现、捍卫国家人民的人权而斗争的一生。他进行的这一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为突出。粗略统计，在正式出版的邓小平的著作中，仅在1979年到1990年12月期间，针对国内外在人权问题上的激烈斗争，邓小平就有8次直接论述了人权问题。他极其简明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人权标准并始终如一的坚持这些标准。掌握这些重要标准，我们就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尊重人权、捍卫主权、反对霸权的基本原则，努力实现和保障人民的人权。

一、在人权主体上坚持全国人民是人权的主体

人权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在17-18世纪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首先提出来的。例如，洛克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果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利。”[1]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2]仅从表面看，这种人权思想具有普遍性和超越国界性，似乎是提出了自由、平等、独立等人权是所有人类成员都能同时享有的天然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的主体是所有的人。但无论从人权发展的历史还是从人权的现状看，人们对人权的看法和人们享受到的实际权利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人权理论和人权的具体实现有着明显的阶级性。事实上，洛克、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最初提出的人权思想主要是代表在封建社会发展末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提出的一种权利要求，其人权主体正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们是借用了“全民”这一旗帜提出了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特殊人权要求而已。

当代世界对人权问题的看法，我们同西方世界也存在着严重分歧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西方世界力图把它们的人权标准强加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力图强加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从1990年到2000年11月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9次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提出反华提案，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以人权为武器，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我们则针锋相对，一直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标准，宣传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坚决反对任何人强加于我们的人权标准。在9次较量中我们都取得了胜利。

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各个国家、不同阶级所持的人权观点不尽一致，各个国家的人们实际享受到的具体权利和自由存在着差别或很大差别，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所以邓小平说：当代“世界上所谓人权问题，各有各的解释。”[4]而“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于人权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看法。”[5]也就是说历来有自己的标准。

邓小平的人权观首先就在于对人权主体的看法与西方世界不同。他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提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6]这就鲜明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标准首先就是人权主体标准，马克思主义讲人权是讲多数人的人权，是讲全国人民的人权。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一再说明，我们实行的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人民的生活是否逐步地好起来。要实现和保障全国人民的人权，就必须反对极少数人破坏多数人人权得以实现的行为，对极少数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必须予以坚决制止和惩处。邓小平说：“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要坚决打击那些专门扰乱社会秩序的极少数人，坚决制止他们的各种不法行为。对于这些人，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借口保护自己的什么人权，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二、在人权与国权的关系上坚持国权重于人权

是国权重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国权，是我们和西方世界在人权标准问题上的另一个重要分歧。“国权重于人权”是邓小平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又一个一以贯之的标准。针对西方世界极力鼓吹的“人权至上”、“人权高于国权”的谬论，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国权重于人权”，必须坚决捍卫主权、反对霸权、尊重人权的基本原则。他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国权就是国家的独立自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解决对内对外各种事务和管理国家的权力，表现为国家对国内事务具有最高权力，对国外事务具有独立自主能力。国权是一国之内个人一切人权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根本保证。从人权的历史和现实看，各国人们所享受到的权利和自由，都是通过国家立法加以确认，由国家组织实施予以实现，并由国家执法机关加以保障的。一个国家如果沦为它国殖民地或附庸，丧失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就根本无从谈论实现和保障该国人民的人权。

国权重于人权还在于，当一个国家的人权遭到其他国家损害践踏时，特别是受到其他国家、民族的侵略时，只有主权国家才可能利用国际法积极开展外交斗争，揭露他国的违法和违犯人权的行为，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

要捍卫国权，保证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国家必须尊重和发展国内人民的人权。国权和人权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人权虽然受制于国权，但人权又能反作用于国权，人权的实现和保障工作做得好，就能巩固国家的主权。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了国家制度的好处，他就会拥护政府，同一切破坏国家主权的行为作斗争，从而巩固国家的独立自主权。邓小平说：“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这样我们国家的安全、稳定就有保证。

要做到捍卫国权，保障国家的独立自主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坚决反对西方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近年来西方世界一再利用这样那样的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动“人权外交”攻势，动不动就进行制裁，甚至悍然于1993年3月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武装侵略战争，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垃夫大使馆，其实质都是以其经济军事实力为基础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企图用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妄图使他们放弃国家的独立自主权，放弃民族统一，放弃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以达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目的。邓小平生前在与各国来华的各种人士谈话中反复强调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权的极端重要性，反复提出我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反复提出我们发展中国家一定要有“民族自尊心”，要“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不然“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国权和人权都要丧失。

三、在人权内容上强调经济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

讲人权归根到底是讲人们的经济权利，是讲努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贯穿于邓小平人权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准。

经济权利是国家和个人参与经济发展并享受其发展成果的权利，它是决定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只有首先享有经济权利，人权内容中的其他权利才能实现。邓小平在人权内容上强调经济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其思想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实现人民的经济权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的直接原因就是获得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革命成功后诞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首先就是抓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工作，保障对人民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供给。政权巩固后，则要始终注重发展经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生活资料需求。邓小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还叫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二，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经济是基础。只有经济发展，国力才能增强，主权才能巩固，人们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才能提高。邓小平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1984年在谈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时，他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三，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最根本的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曾一再把经济工作看作“最大的政治”，“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这一思想最终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抓经济建设，实现经济权利，是这条基本路线的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为了保障经济建设这个中心。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语重心长地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第四，要讲全国人民的经济权利即要讲“共同致富”。“共同致富”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经济发展并享受其成果。邓小平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五，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保证全国人民享有经济权利的所有制基础。邓小平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四、在人权的社会保障上强调维护社会稳定

务必要维护和保持国家的社会稳定以保障人权，这是贯穿于邓小平人权思想中的又一个重要标准。社会稳定，主要表现为国家整体处于一种有序的良性运行状态，社会各要素能相互协调发生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是人权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首先，只有保持社会稳定，国家才能有秩序地组织生产，保障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人权是一个包括政治权利，生存权利，发展权利，民族和种族的平等权利，妇女、儿童和残废人的权利等等在内的有机的权利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生存是前提，发展是基础。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的实现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以不断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资料的需求。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

其次，只有社会稳定才能保障人民和平权利的实现。适应时代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198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庄严宣布：“全球人民均有享有和平的神圣权利”。“维护各国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和促进实现这种权利是每个国家的根本义务”。宣言强调指出：“没有战争的生活是促进各国福利、发展和进步，并充分实现联合国宣布的各种权利和人类根本自由的首要国际先决条件”。保持社会稳定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世界各国人民要享有和平生活的固有权利，在国际上必须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国与国之间应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各国都要尊重人权，反对动乱，维护社会的稳定。没有国内的社会稳定，人民就不可能享有国内和平权利和人权。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发生动乱，民族矛盾尖锐，武装冲突迭起，战火连绵，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没有丝毫的人权可言。

再次，社会稳定还是人民政治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政治权利是最早提出来的人权内容。在现代人权观中，政治权利主要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应当享有的政治民主、政治自由、政治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实现尤为需要在社会稳定的状态下，进行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通过国家的有力执法加以保障。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就是一方面要用法制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使“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就是要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依法打击各种各样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工作其宗旨都是为了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都是为了现实人民应该享受的人的权利和自由。努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维护和保持社会稳定，使全国人民能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就十分重要。邓小平反复强调了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把它提到了“压倒一切”的高度。他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而真的发生大动乱，“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所以我们不允许发生国内动乱。“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

上述四条就是邓小平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人权标准。我们在开展国内外人权斗争特别是在进行国内人权建设时，应始终坚持这些标准。坚持这些标准，将有力促进我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较好实现中国人民的人权。

【参考文献】

[1]洛克．政府论下篇[M]，商务印书馆，1982，59。

[2]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198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4]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

国权范文篇8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人权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一时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乱。面对这一异常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围绕人权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思考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谬论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价值取向、首要任务以及人权建设的正确道路和途径。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人权理论和实践中的基本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对我国的人权建设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邓小平以历史的、阶级的观点观察和思考人权问题，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和研究人权问题。因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人权只能是作为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所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基本权利。邓小平坚持以历史的、阶级的观点分析和研究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反对抽象地、笼统地讨论人权，认为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在1985年6月6日的一次谈话中，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超历史、超阶级的人权观，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当代人权的阶级属性，揭示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

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总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没有抽象的人、超阶级的人，也就根本不会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所谓“自然权利”。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平等的人权。统治阶级不仅掌握着国家政权，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而且他们还往往享有各种特权。资产阶级之所以否认人权的社会性、阶级性，极力夸大人权的自然属性，宣扬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人权观，目的是为他们干涉别国内政制造借口。其实，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的产生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新兴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争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和阶级特权而提出来的。资产阶级在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之后，又以法律的形式将这些所谓的“天赋人权”规定为资产阶级可以实际享有的权利，资产阶级的“人权本身就是特权”。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阶级对抗和阶级特权的经济根源，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社会主义人权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这是社会主义人权区别于资本主义人权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人权上的重要体现。

第二，邓小平坚持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相统一的人权观，突出强调了国家主权对于保障发展中国家人权的极端重要性。在现实社会中，人权具体表现为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基本存在形式，人们只有通过一定的关系联结成各种不同的群体或集体，才能共同进行社会生产和生活，人权所反映的正是这种个人、集体及相互之间的权利关系。由于任何个人都不能脱离开他人、集体和社会而孤立地存在，个人人权的存在和实现也就不可能脱离开集体人权。但是，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否认或避而不谈集体人权，片面宣扬和夸大个人人权，甚至抛出“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把他们自私自利的个人权利作为人权的最高标准，强加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针对这种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邓小平在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在同年11月23日的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在“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这一科学论断中，“国权”即国家主权，属于集体人权的范畴，这里的“人权”则特指个人人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存在的基础和归宿，任何形式的集体人权最终都要落脚于个人、用来保障个人人权；而个人人权又必须以集体人权为依托，依靠集体人权来保障。在阶级、国家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国权”是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集体人权，是人们的个人人权和其他各种层次的集体人权得以存在和实现的重要保障。从一国内部来说，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权利，都必须经过主权国家的法律加以确认和国家执法来保障，实现个人人权所需的物质条件也必须依靠主权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提供。从国际领域的人权保护与合作来说，无论是国际人权条约的确立、签署和在各国的具体实施，还是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纠纷的处理，也都必须以确认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为前提，通过主权国家的作用来实现。中国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更是一再地证明，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主权，也就失去了对本国人权的保障能力，人民也就根本无人权可言。

邓小平强调“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决不是忽视，更不是否定人民群众的个人人权，而是反对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人权价值观。他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个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及其具体表现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不同的人权价值标准。资本主义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它所宣扬和推崇的必然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个人人权，甚至把他们“少数人的人权”凌驾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之上。社会主义人权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国家能够“切实保障集体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合理利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在根本上是统一的，集体人权是人民群众个人人权的集中体现和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取向，它要求以集体主义作为人权的价值标准，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出发，在实现人民的集体权利之中去实现个人的权利。第三，邓小平坚持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等相统一的人权观，突出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发展权。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霸权主义利益，把人权概念仅仅限定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排除在人权范畴之外，极力阻挠和遏制发展中国家实现其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使得南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人权在国际范围内的普遍实现。邓小平始终高度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他站在时展和全人类利益的高度，特别是立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把生存权和发展权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权。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现代人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最基本的人权。人们只有首先能够生存才能享受其他诸多权利，如果人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人权也就无从谈起。对于处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来说，它们各自所面临的具体的人权状况是不同的，从而需要特别关注和重点解决的人权问题也就不同。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一些国家甚至丧失了基本的发展能力，人民的生存状况正面临着严重威胁。对于这些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发展民族经济，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邓小平认为，发展问题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一个发展速度问题或者说再发展的问题。“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承认和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才能逐步地改善和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文化权利状况，同时发达国家自己也才能获得继续发展。如果无视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严峻现实，仅靠空谈甚至强行向它们输出所谓的“民主”、“自由”，只能造成这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经济倒退，导致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的进一步丧失和人权状况的继续恶化，甚至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为此，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我国人权建设的首要任务。他领导全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规划了从温饱到小康再到比较富裕的“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了，才能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才能更加切实、有效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

第四，邓小平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人权观，深刻阐述了人权问题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实施人权保障的正确途径。人权作为人类对自由、平等的普遍追求和共同理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等所确认的人权基本原则，就是人权普遍性的体现和反映。同时，人权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具有特殊性的一面。但是，资产阶级人权观无视或否定人权的特殊性，片面夸大人权的普遍性，把他们的人权观作为全人类普遍适用的“统一标准”强加于别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断借口人权问题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直至对中国进行制裁。对此，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这说明，邓小平认为人权问题虽然具有普遍性、国际性的一面。但在本质上主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两方国家借口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就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

国权范文篇9

关键词：民权刑法和谐社会人权保障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构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命题，已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社会的安全稳定不仅是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手段，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疏通各种社会怨愤，由此而获得社会的长治久安。我国传统刑法强调的是刑法打击犯罪的作用，有罪必罚，罚当其罪。然而，一个国家对付犯罪并不需要刑事法律，没有刑法也并不妨碍国家对犯罪的有效镇压和打击。犯罪是一种社会冲突，许多情况下，刑罚在表面上虽然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并未消除冲突主体的对立情绪，在有罪必罚观念指导下，被害人、犯罪人及社会间可能会产生新的冲突，同样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和谐性。刑法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不能是打击犯罪，而应当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加以考证。刑法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限制与规范国家刑罚权的活动，是保障善良人权利的大宪章，也是保障犯罪人的大宪章，这才是法治社会的刑法之目的。因此，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倡导与推行民权刑法的观念，在当前的刑事法制的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而深远的价值意义。

民权刑法这一概念，是李海东先生首先在我国提出的。先生根据国家与公民在刑法中的地位把历史上的刑法分为两种类型，国权主义刑法与民权主义刑法。国权主义刑法，就是指以国家为出发点，而以国民为对象的刑法。其特点是刑法所要限制的是国民的行为，而保护国家的利益。民权主义刑法是以保护国民利益为出发点，而限制国家行为的刑法。可以说，国权刑法等于权力刑法，民权刑法等于权利刑法。因此，国权刑法与民权刑法中的国权与民权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刑法。国权之权指权力，而民权之权指权利。在国权刑法中，刑法是国家单方面镇压犯罪的工具，因而刑法是用来限制公民行为的，而国家刑罚权本身则往往不受这种限制。而在民权刑法中，刑法不仅限制公民行为，更重要的是用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具有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某种契约性。正是这种契约性，使民权刑法获得了正当性，使民权刑法建立在宪政基础之上，使民权刑法作为法治国刑法在性质上根本区别于专制社会的国权刑法。

一、我国刑法中的国权主义色彩

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权力至上的专制统治以及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其刑法文化必然是强调秩序的维护以及对以君权为代表的统治权的绝对尊重，刑法只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传统观念下，国家本位、权力崇拜意识根深蒂固，一方面，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与行政化的社会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国家主义导向政治文化盛行，使得传统刑法观念只能是权力本位性的刑法。在权力本位性刑法观念下，把刑法作为强化国家权力的手段，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维护两种绝对利益可以损害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在这种状况下，个人权利往往受到诸多限制甚至剥夺，而国家权力却可能得到膨胀与滥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里由于社会结构的单一，传统文化的惯性，人们的刑法观念仍然是社会保护观、刑法工具观。在这种一元的社会结构中，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长期受到压抑与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与政治进一步结缘，成为阶级斗争的专政工具，强化了它的社会保护机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则被忽视甚至漠视。有学者形容说：“以暴力镇压为主要功能的刑法，成了历代刑事立法的共同特征，并构造了中国刑法的主体形象。”

（一）在立法上，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刑法典关于刑法任务的片面规定。

我国刑法的任务概括起来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八个字。既然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刑罚世轻世重”的古训就成为了影响我国刑法立法的重要因素。在整体刑罚量仍然偏高的情况下，重刑主义进一步加重了刑罚。重刑是超出犯罪的量给予的刑罚量，直接导致犯罪人对刑罚的冷漠和无视。刑法投入过量刑罚，说明没有考虑犯罪人的人权，而仅仅关注到个别预防的效果，还在以国家威权主义为特征的刑法思路中绕圈。既然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那么就应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尽管罪刑法定已是我们刑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刑法分则中的“其他、等”刑事堵截条款给了我们刑事扩大解释以巨大的空间，让罪刑法定的意义大打折扣。刑事立法中这种偏重社会保护机能而忽视人权保障机能的价值取向，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不注重保障人权的消极现象。

（二）在司法领域，我国司法机关长期以来一直以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自己的唯一使命。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司法是与立法、执法互有分工又互相制衡的一种国家职能。刑事司法只有在惩罚犯罪、保护社会的同时，严格依法保护被告人的人权，才能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正义，实现司法裁判法律纠纷、提供法律救济、维护社会公正的应然。刑罚权是和平时期最重要的国家权力之一，国家权力受到制约，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家的刑罚权受到制约。尤其在刑事诉讼这一具体活动的过程中，国家司法机关相对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来说总是强者，后者相对而言总是弱者。对强者不设定制约机制，对弱者不提供保障机制，又怎么可能真正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呢？

（三）在执法中，刑法的泛刑化、万能化、重刑化等国权主义色彩浓重，往往把刑罚作为镇压犯罪的“刀把子”，而忽视了刑罚的改造功能和预防目的。

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重新犯罪率在不断地攀升，重新犯罪日益成为令人忧心的严重问题。近年来，从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实践来看，有前科即二进宫甚至三进宫四进宫的人员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而在这当中，“牢友帮”现象更为突出，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加严重。美国伊利诺斯州矫正局前局长查尔斯•罗说：“我认为一个人连续数年关在一个高等安全监狱里，告诉他何时就寝，何时起床，每天的每一分钟干什么，然后再把他抛在街头并指望他能够做一名模范公民，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我们的刑法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进一步发展完善新的历史时期的刑罚体系。

二、民权刑法的展开

陈兴良先生曾指出：“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其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之，此乃用刑之道也。”因此，摒弃国权主义刑法观、建构民权主义刑法观势在必行。民权刑法是指依照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要求国家刑事活动以保障人民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应然刑法。“民权”之“民”，既包括作为全体的人民或国民，也包括作为个体的市民或公民；民权既包括人民或国民的权利，也包括市民或个人的自由与人权。“民权”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总称。在刑事法治中，人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人权保障是刑法最基本的价值之一。因此，刑事法律的现代化，就是要以人为本，摒弃视犯罪人为消极的司法客体的观念，将犯罪人当作人，置人的理性与尊严于重要地位。

（一）民权刑法是公民社会的刑法形态：

公民社会一词，来源于英文的“CivilSociety”，是处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大众组织，它独立于国家，享有对国家的自主性，它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组合而成”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不仅仅是一个凸显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而且还应是一个倡导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的社会。公民社会具有积极作为和消极无为双重属性：一方面对国家，它是自我限制的理性化的存在，倡导守法、结社、多元的观念；另一方面，它对其成员提供行动理由和动力，力主权利、平等、公开的行为方式，产生社会动员和对社会成员的诸多影响。

一旦在中国这片土地形成“公民社会”，那么，随着公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公民与政府进行博弈的话语权力也将得以增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府的合法性可以通过暴力争夺或者上帝的恩赐加以确定，那时的政府是专制和独裁的象征。时过境迁，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则必须来源于人民授权，或者说是“主权在民”。即使没有直接的人民授权，也必须有人民某种形式的认同或者默认。政府的作用和责任是有限的，它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来激发社会活力，或者通过法律和社会政策来保护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正常活动，但它却不可能代替公民社会本身。政府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基于自身发展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所以，社会有权利、有资格监督政府。这样的公民社会呼唤理性刑法，要求以现代社会经济基础和伦理秩序为根基建构刑法。它是启蒙思想复苏的产物，同自由主义与时俱进。在公民社会的刑法中，市民刑法的良好品格将继续张扬。更为可贵的是，刑法更为实质性地突出权利保障、突出权利救济，呈现新的形态———民权刑法。

首先，刑法的制定应体现人民主权，代表人民意志。现代宪政的根本是人民，宪政建设的本质是追求并实现人民主权。刑法与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息息相关，理应成为“人民权利的宪章”。在中国，宪法不具有直接适用性，刑法是实践宪法、促使宪法司法化的一个必要通道，必须通过刑事立法来保护宪政权利。

其次，刑法的实施应符合人民利益，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愿望。代表人民意志的刑法从根本上讲符合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需求和愿望。良法需要好的执行者与执行制度，以保证其顺利实施。这时，可以通过刑事政策理念宏观来指导刑法实施，比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重罪予以重刑，对轻罪惩罚可以采用刑事和解、缓刑等方式，以满足人民的报应与功利观念。

三是刑法的改革应符合社会发展方向，满足公民社会的各项要求。一定意义上讲，一个社会的实有权利与法定权利、道德权利存在着差距，刑法改革的目的就是使实有权利和法定权利无限逼近道德权利。比如，死刑废除，一个社会的死刑观决定着是否废除死刑，刑罚观决定着是否采用重刑还是走轻刑化之路，改革正是朝着权利的现实要求和发展方向而去的。

（二）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和谐社会是一种这样的状态，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然均获得协调的均衡状态，其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是首要的，它制约着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协调水平。然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包括合理的权力支配程序、公平的利益分配体系以及有序的公民互动格局等。在现代社会，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借助公民社会这一平台。

政府和社会并不对立的，但他们之间应有主次之分。其中，社会是“主”，而政府是“仆”，这要求政府保持一定的自我克制和对公民私人权利、私人空间的高度尊重，让广大民众可以在一个阳光透明的环境下生活。事实证明，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众所周知，公民社会的中心信条是权利和民主，这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理想、社会成员互动的预期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公民社会的创设主体是每个公民，独立而自主的公民个体，这样的人在公民社会中习得了理性行为方式、合作态度、批判意识，他们就可以直接成为和谐社会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并可以由单个人的和谐行为通过良性传递效应，转化成整体社会多数成员普遍和经常性的行为方式和意识态度，保证了社会和谐的长期、持续进行。

（三）民权刑法成为和谐社会刑法的题中之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权保障逐步受到重视。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们的政治目标。目的决定手段，当我们确立了以和谐社会为建设目标以后，法律不再是专政的工具，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在这种情况下，刑罚的轻缓化就是势所必然。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然强调轻轻与重重相结合，但就其根本而言，更应当关注的是刑罚的轻缓化。在这种情势下，刑法理论与实务界越来越注意到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一方面，限制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恣意滥用，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与自由，限制立法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制订法律规定“罪与刑”，国家立法权要受公民个人权利的限制。2006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时两次提到“宽严相济”，一处是在报告开头，介绍一年来审判和执行工作情况“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时，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另一处是在介绍2006年工作安排“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依法惩罚犯罪”时，强调“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犯罪情节轻微或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罚。”由此可见，民权刑法呼之欲出。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刑法的改革之路

刑法观念的变革是刑法现代化的先导，而刑法观念的嬗递却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随着一元社会结构向二元社会结构的跃迁，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民权刑法观念体系将会形成。对此，我们既要认识到其艰巨性，又要以积极、理性的姿态参与到这一观念重构的工程中去，改变“国家本位”的思想观念，把法律的制定、制度的架构转移到以“人”为宗旨的核心上来。立法者应将以人为本，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立法的终极目的，树立刑法的契约意识，也就是说将刑法作为国家与公民间的一种契约形式，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划定一个尺度、合理的界线，使人权保障优位于社会保护，个人合法权利优位于国家刑罚权。司法工作者应摈弃过去那种“管制”式的司法理念，树立“人权保障”式的刑事司法新理念，把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犯罪人当“人”看待，尊重并保障他们的人权。公众也应破除那种把自己看作是刑法所处治的对象，树立“刑法主人”观，把自己视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逐步培育对刑法的亲和感、信任感。

（一）以被害人为本，修复社会性伤害。

犯罪不仅仅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必须看到，犯罪是社区中个人针对个人的侵害行为，并且对社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危害。“我们应该帮助犯罪人认识到他们不是被害者，恰恰相反，他们是被害人的制造者”。国家对犯罪的处置不仅要保护公共利益，同时要关注受害人及其亲属的正当诉求，包括精神的抚慰和经济的赔偿，必须建立一种由传统刑罚的单纯惩罚转变为对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犯罪处理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渐兴起了“恢复性司法”制度(restoration)。所谓恢复性司法，就是通过被害人与犯罪行为人之间和解、协商多方参与的会谈，通过给被害人补偿、使加害人参加社区劳动等，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司法。恢复性司法的最基本旨意是建立一个犯罪人和被害人面对面对话的“工作模式”，努力消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侵害，修复被害人、犯罪人及社区成员之间因犯罪产生的裂痕，恢复社区和人们之间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着眼于问题的解决、责任、义务和未来。其核心价值在于强调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通过赔偿、道歉、社区服务等和解措施，全面恢复因犯罪对被害人和社区造成的损失，并使犯罪人重新融入社区，恢复被破坏的社区人际关系，使社区成员之间更加和睦，体现了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进步。

“以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因此，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顺应世界刑事司法改良发展的潮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以犯罪人为本，促进其尽快回归社会。

和谐社会的建构日益彰显了人类作为自己的主人的重要性，人类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人格也得以随之确立。与此相适应，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以惩罚与报应为主题以期给犯罪人带来精神痛苦的刑罚观念，亦应逐渐向以保障罪犯权利为内容的刑罚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方向演进。

刑罚个别化是建立罪犯与监狱相和谐的纽带，因为刑罚个别化特别注重犯罪人的个人权利。自菲利以后，缩小刑罚的调控范围，寻找刑罚的替代措施直至废除刑罚，一直是社会防卫论者的明确主张和不懈追求。刑罚个别化倡导非监禁刑的广泛适用，并对监禁刑的适用力主非惩罚化。萨瑟兰认为，惩罚害多利少，其理由是“惩罚往往使受惩罚的个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使其成为社会的顽敌”；“改造应该是构造人格的过程，惩罚则有碍塑造人格的努力”。因此，刑罚应该剔除惩罚的成分，而代之以教育和矫治因素，尽量使狱中生活与狱外的正常自由生活相接近；用教员代替看守，对罪犯进行文化、技术和社会公德教育；改善在押罪犯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罪犯与外界尤其是与家庭的联系等等。

行刑社会化则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注重社会因素在行刑中的作用，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它是刑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现代刑罚执行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它避免了单纯依靠监狱自身改造罪犯的弊端，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反映了刑罚效益思想，是对我国传统重刑主义的颠覆，符合刑罚轻缓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推行开放监狱，减少对罪犯自由的限制，以尽可能缩短在押犯同正常社会生活的距离；广泛采用累进处遇制，使罪犯逐步接近社会，直至假释；推行请假离监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罪犯，允许离监；用公共服务代替监禁刑（尤其是短期监禁刑）等等行刑社会化的措施。

刑罚理念的嬗变本身蕴涵尊重罪犯人格，保障罪犯权利，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哲理。可以预见，通过刑罚个别化以及行刑社会化，注重刑法的保障机能与保护机能的有机协调，追求公正价值和功利价值的动态平衡，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结语：法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人本主义刑法观为精髓的民权刑法必将成为公民捍卫自身权利的宝典。当然，这一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还取决于我们对刑法观念现状的深刻认识，更取决于我们基此重构现代刑法观念的勇气和决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坚信，通过一代代刑法学人的共同努力，民权刑法的观念必将深入人心，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利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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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权范文篇10

关键词权证标的正股发展问题

1中国权证市场发展现状

1996年6月~2005年7月，整整9年时间，中国的证券市场经历了从熊市到牛市再到熊市的过程。国有股全流通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股市。非流通股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怎样使国有股非流通股上市流通成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2005年4月29日通过的《证监会关于股权分置改革试点问题的通知》指出，试点上市公司股东自主决定股权分置问题解决方案。2005年8月23日通过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股权分置改革要坚持统一组织、实行分散决策。这说明改革的总体思路是证监会只立规矩，具体的试点方案由上市公司自己决定，主要方案有送股方案、缩股方案、权证组合方案。这其中权证组合方案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了三个思路供参考。

方案一：分批送配认股权证方案。①非流通股股东以希望流通的非流通股为标的，向流通股股东免费发送对应数量的认购权证；②行权得到的标的股票上市流通；③所有非流通股的流通权须通过向流通股股东送配权证，权证持有人行权获得股票的方式获得；④非流通股股东不得交易其发行的权证。

方案二：一次送配认股权证方案。①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免费发送一定数量的认股权证，权证标的为对应数量的非流通股股份；②权证上市后，所有非流通获得流通权。非流通股股份的流通遵照《通知》的相关规定；③当权证价格低于某约定值时，权证持有人可将权证回售给非流通股股东。

方案三：认沽权证方案。基本思路为：①非流通股股东或其他机构免费向每位流通股股东发送与其持有的流通股数相同的认沽权证；②权证的行权价为标的股票过去一段时间(如一年)的均价；③权证行使时，按行权价与当时股价的差额结算现金，或按差价与当时股价之比折算成股份送给流通股股东；④权证上市后全部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⑤为保护非流通股股东，可设置结算的股价的下限，如净资产值。在方案三中，关键是在于比例以及认沽价格的确定。

从2005年9月5日开始的三一重工（股票代码600031）股权改置正式开始，由此拉开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改置的序幕。据统计，截止到2006年10月底，我国上市公司1393家上市公司拥有总股本数为12369.15亿股，其中已流通股份为3313.62亿股。流通股股份只占总股本的27%。当然这其中有两支被誉为股市巨无霸的两支国有商业银行股，其中中国银行总股本为2538.39亿股，流通股股份为43.32亿股；中国工商银行总股本为3320.69亿股，流通股股份为68.31亿股。如果除去这两支股票的话，总股本数为6509.91亿股，其中流通股股数为3201.99亿股，总流通股股数就占市场总股本的49.2%。相比较2005年5月股权分置改革以前总流通股股数只占市场总股本的32.6%而言，我国的股权分置改革还算是比较成功的。

2我国权证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权证发行环节出现的问题

发行环节主要出现的问题有认股价的定价风险和权证发行价格的定价风险。对于备兑权证的发行人来讲不是由证券交易所而是由第三方，抑或为大股东。如就认股权证来讲，当认股价和权证发行价格的定价水平不合理时，将会影响到权证的吸引力和认股的成功率。正股价格操纵成本增高，风险相对降低。权证的认股价是以正股市价为基础制定的，因此，发行人为了提高权证认股价，有可能在权证发行时抬高正股价格。然而，与目前配股、增发过程中类似的股价操纵相比，由于权证的执行是在未来时间发生的，发行人将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其操纵股价的成本也更高。因此相对于增发、配股的证券发行，认股权证还降低了此类风险。

2.2权证交易环节中遇到的问题

交易环节出现的问题可以表现为价格的扭曲以及价格被操纵，但其原因可以来自于多方面。如果从理论上来分析，投资者在权证和正股之间的组合投资会影响正股股价的运行，例如标的股票价格上升时，投资者可能放弃股票而购买权证，从而减弱股价的上升趋势。因此，权证交易可能增加正股的波动性。

2.2.1通过操纵正股价格来操纵权证价格

权证本身是具有杠杆作用的投资品种、其价格依赖于标的股票价格，因此不法参与者有可能通过操纵正股价格来操纵权证价格，已达到获取暴利的目的。即通过拉高正股价格使权证的内在价值增大，从而以权证市场的获利弥补拉高正股价格的成本。如果行权方式为美式权证，当操纵着将正股价格拉升到一定水平时，投资者可以马上行使认股权并抛售股票，而我国发行的权证当中没有一张是美式的，而是欧式和百慕大式的。所以这就更增加了行权的风险，最终导致交易期间大多数人的疯狂投机。

2.2.2投资者非理性投机导致暴涨暴跌

由于权证的杠杆效应，参与权证交易的投资者大多都放弃了权证的基本功能——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而是采取了投机的方式以获取盈利。由于《权证暂行管理办法》规定权证采取T+0交易方式，这就造成在权证市场中，大多数人都采取频繁交易，增加换手率。

导致频繁交易和非理性投机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权证市场中实行一级交易商制度。我国的权证市场中规定的有一级交易商，一级交易商的主要职责是向投资者提供买卖报价，以维持权证交易的流动性。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一级交易商从事权证及其标的证券自营业务的，必须通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的专用席位和专用帐户进行，并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将对权证业务分别实施交易资格和结算资格管理。而中国权证市场上一级交易商制度类似于做市商制度，即证券交易的买卖价格均有一级交易商（称为做市商）给出，投资者按照一级交易商报出的买卖价格和数量做出自己的买卖决定。也就是说投资者只是被动地接受一级交易商报出的价格，而一级交易商做出的双向价格，即对于同一支权证，一级交易商既报买入价，也报卖出价。所有投资者的交易对手都是一级交易商。一级交易商报出价格后，就有义务接受投资者按此价格提出的买卖要求。换言之，一级交易商必须有足够的证券和资金，用来满足投资者买进或卖出证券的要求。但由于权证市场中有些一级交易商作为权证的备兑权证的发行人，有权增发或者注销所发行的权证。当然，其中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持权证的流通性，但是，这却增加了权证交易的隐性风险。如若增发权证，为了增加交易量，一级交易商会大幅度地拉高权证价格来吸引投资者加入投资行列，然后再进行权证注销，造成投资者的亏损。

2.2.3市场交易规模太小容易受到操纵

由于认股权证市值较小，并且在现阶段缺乏合理的定价机制，因此价格极易受到操纵，有可能大幅度偏离合理区间。国际实证研究表明，股票权证的交易流通确实对标的股价会产生影响，权证对价格更加敏感，相对于标的股票，权证的杠杆效应会使得权证价格更容易被操纵。机构既可以操纵权证价格，又可通过操纵权证价格来打压标的股票价格，这对流通股和非流通股都没有好处，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2.3权证行权环节中出现的问题

就我国目前的权证市场而言，投机交易占到主流，所以行权期进行行权的人寥寥无几。由于我国第二次权证市场发展是在上市公司股权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上市公司对流通股股东实行的是对价制，即为了防止非流通股上市后对流通股的价格进行冲击而采取的对流通股股东进行补偿的方式。而作为理性经纪人的上市公司来讲，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是其目的，他会通过利益关联方来进行操纵，导致权证发现价格为无效价格，进而导致流通股股东补偿不足。而且非流通股股东为了实现尽可能减少对流通股股东补偿的目标，非流通股股东就要在过渡期尽量维护股票价格。而非流通股股东维护股票价格最好的手段就是在过渡期尽量不买股票，待过渡期结束。非流通股股东解除义务后，便可放心抛售股票了。这就意味着，股权分置带给流通股的风险与损失在过渡期并没有充分释放或体现，可以预期，过渡期结束后股价必然继续大跌，流通股补偿不足。流通股将会发现其实际损失远远超出其得到的补偿。

3结语

从现阶段证券市场环境条件来看，重新推出权证，是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必然选择，可作为金融创新的有效工具，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探索新的形式或渠道，借以平衡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之间利益关系方法之一。由于权证这一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交易相对简单，具有一定的杠杆作用且风险可控，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有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权证是一种流动性很强的期权，客观上促使上市公司高管层，更加重视关心公司经营业绩、企业形象、诚信和信用的建设、二级市场股价的变化等，有助于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的形成，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有利于提高流通股股东的话语权。然而，任何金融衍生品的出现都有其反面性，权证也不能例外，因此，我们应该以辨证的眼光理智地看待它，合理有效的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造福于广大市场投资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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