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宿范文10篇

归宿范文篇1

现在说集约化养殖,似乎稍嫌为时尚早。但集约化养殖,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前景,并将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与推动下,一点一点展露她的面容。而规模化,就是集约化进程中的一个链条,是为媒介,是为归宿。可以说,散户养殖是规模化的基础。没有散户养殖经验技术与资本的积累,就不会产生规模化的勇气与现实。散户养殖植根于自然经济,几十年来一直支撑着农村经济,并在近年得到迅速的发展,从而带动了整个畜牧业的发展,使畜牧业从农业中的一个小不点而异军突起,发展到今天占据着农村经济的半璧江山。我们说,我们的畜牧业发展了,但是冷静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畜牧业还很不成熟,欠缺了规模化的畜牧业就是不成熟的畜牧业。散户养殖因其单薄与分散,难以完成畜牧业高速发展的历史使命。

过去家里养一头老母猪,那就等于是一个小银行。生了猪崽不愁卖,价格波动幅度小,由于流通不畅而疾病少成活率高。可以说,是不存在什么风险的。正是这种状况使散户养殖得以存在到今天。但是,在各种条件迅速变化的今天,散户养殖显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于这些变化。由散户养殖向规模化养殖的过渡,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价格。买卖随行就市,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价格相对稳定的过去,这也被视为真理。但现在,价格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变动相对较为频繁,在信息流通尚不顺畅的农村,就有可能随错行就错市。举一个最近的例子,2007年5月,生猪涨幅较大,并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由每公斤八元四角涨到了最高峰的十二元四角,平均每天涨两毛钱。因此,在很多地方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信息比较灵通的养殖户前脚刚刚以每公斤十二元四角的价格把猪卖给了屠宰户,后脚这个屠宰户在同一个村的不同的街上就以十元八角每公斤的价格又收购了几头生猪。在散户养殖的条件下,养殖户之间的信息交换以局部交换为主要形式,这就难以摆脱它的局限性:慢。而在规模化养殖的条件下,养殖数量相对集中,养殖户之间可以谋求更大范围的信息交换,而且,养殖户对价格的影响能力也将有所增强,规模化养殖在价格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其次是疾病防控方面。随着动物跨区域流动的增强,不可避免地也为某些疾病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条件。比如猪、牛的附红体细胞病,就是以流通为媒介而传入的。从总体上来说,散户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技术可言的,搞养殖全靠多年的经验积累,没有受过相关的教育,疾病防控意识差能力低,消毒保护意识差,一旦出现疾病凭经验胡乱处置,容易导致疾病的传播与流行。另外,从布局方面考虑,养殖户之间结构较为紧密,间距短,也为疾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在规模化养殖的条件下,养殖户数量相对较少,这样就允许养殖户分别选址,并形成合理的布局,拉长间距,使地理意义上的疾病传播失去可能。同时,规模化养殖必然伴随着设备、管理、疾病防治的科学化,具备相当专业技术的执业兽医与完备的消毒免疫制度,有利于疾病的预防与果断处置,从而保障场内养殖安全。

再者,散户养殖本身的单薄使其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在当今的养殖业,价格变动频繁,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变动幅度加大,环境与教育程度所限,散户缺乏前瞻的眼光与科学分析的能力。因此,对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就差。在价格变动剧烈的情况下,养殖户与养殖户之间的利润也拉大了差距,有的盆满钵溢,有的可能就光赔不赚。高利润可能驱使某些养殖户扩大规模谋求进一步发展,而利润较低甚至没有利润可言的养殖户可能就放弃养殖业而另寻出路。当然,这种养殖业中的两极分化是发展过程中所必需的,是规模化的催生剂。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近年日益突出的环保问题。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

深入农村我们就会发现,散户养殖正是造成畜牧业对环境污染的首要因素。散户由于其分散性,环保意识的缺失,造成对环境的污染面相对较大。在农村,养殖业的发达往往伴随着地下水质的恶化,土壤营养富集,到处堆积的粪便时刻刺激着人们的嗅觉神经,使左邻右舍难以忍受。而且,这种污染的治理需要的时间相对较长,对环境以及人体的影响也就相对较大。从这一个层面出发,规模化养殖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地理差距的拉大,污染只是局部;粪便处理设施的建设、沼气等设施的建设与利用,将最大程度地降低污染程度。

归宿范文篇2

关键词：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中国；小康社会

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一般意义

世界现代化进程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战后以来,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和深化,随着世界在冷战与竞争中压力加剧,现代化意识和价值取向在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得到了强烈表现,并在实践上演化为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不息浪潮。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不仅发达国家为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而继续把现代化推到战略高度,许多欠发达国家也提出了拒绝落后、注重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和方案。现代化在实践上构成席卷全球的壮观景象,在理论上形成广阔的研究领域。

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现代化的认识更加深刻。应该说,仅从经验上感受现代化,还不能掌握其实质,只有从理论上把握这一概念,才可能避免实践上的偏移。关于现代化的概念虽然存在千百种表述,其内涵也不尽相同。但从理论上形成对于现代化的一般认识,是有必要的。

一般来说,现代化是以近代工业和科技进步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及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和层面,并引起社会结构和历史主体的深刻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生在其中的主要特征,被称为现代性。现代性实际上构成了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结果。从目前对现代化的理解来看,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生产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和标志,而生产社会化所表示的一定高度的生产力即现代生产力,是区别传统的以小农、分散的生产及其水平的。它是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最活跃的因素,是决定其他方面进步的第一位因素。在不同时期所表现的生产力发展尺度上,又区分为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不同水平。

——经济市场化。现代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类型,其基本模式必然是对社会资源实行市场配置,即市场经济。当然,由于其实际形成中的特点,以不同国度相区别的市场经济形式存在种种具体的差异,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市场化(并且是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则是其实质的东西。

——城市化。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移,传统的乡村或逐步建成现代城市,或为城市化所改造,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不仅是居住地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工业化过程所造成的物质生产方式延伸到社会生活、直至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系列转变过程。

——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社会的物质技术和经济结构的进步,亦将在上层建筑领域引起相应变化,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一步步提上现代社会的建设日程,并成为现代社会的制度规范。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社会将更加重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并且在制度文明建设中推进。

——历史活动的主体化。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现代化运动的最后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应当是人向其本质的回归和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物质技术上、经济结构上,还是社会与政治层面上,现代化的目的都在于人的现代化,或人的解放,即人在历史活动中主体性的发挥。在现代化过程中,人民群众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但历史活动的主体不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却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

如上所说“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在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得到了总结和证实,但在其继续发展中也把这一理论抛到了后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工业比重已经超出发达国家,而其现代化程度却低于发达国家,这是“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原因在于,世界范围里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仍在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而发达国家却进入了非工业发展轨道,即工业部门逐步向服务业和知识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转移。因此,中国学者何传启认为,现代化已经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一次现代化)进入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

“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与“第一次现代化”过程的不同之处,突出地表现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与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的差别。“工业经济的特点是机械化、电气化、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而知识经济的特点是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和多样化。”(参看《光明日报》2002年4月5日B1版金振蓉文)中国学者在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中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观点,根据当今社会的新变化来看待“什么是现代化”问题,这对于全面地发展地认识现代化是卓有启发意义的。当然,现代化进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发展程度的明显差别。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而选择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关系到其现代化战略的成败。

总之,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一个在层次上递进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作为客观进程与主观作用的统一,现代化要求人们用新的眼光和新的探索精神,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二、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下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和归宿

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路途上,中国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里处于领先位置。但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在近代化浪潮推动下,相继走上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在现代化进程中超过中国。落后就会挨打。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割地赔款,倍受屈辱。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猛烈冲激起国人自强自立的民族感情,先进的中国人慨然把睁眼看世界和追赶西方列强的意识提到了历史使

命中。现代化理想承载着中国未来的命运,寄托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中国现代化必然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老路。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的磨难和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把俄国十月革命后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解决中国问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摸索出适合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并在胜利地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后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近代中国历史证明,在旧制度下是不可能完成中国人民期盼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旧制度的人民革命,才是扫清现代化的障碍和打开通向现代化大门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所必需,同时又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一步——不扫除中国社会前进的羁绊,就无法提出现代化任务和到达现代化建设的前沿。在现代化面前横着一个阻塞现代化通道的旧制度障碍时,奢谈什么“告别革命”,岂不是反现代化之道或把现代化推到遥遥无期吗?正是从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根据和深刻把握历史本身的昭示中,中国共产党人把党的最高纲领和党的当前纲领结合起来,背负着民族复兴的重任,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向旧制度发起坚决的冲击,去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开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门。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等老一辈党的领导人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口号,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巨大成就。这时,曾自豪地表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更大的贡献。但由于其后党在工作指导路线上的失误,未能及时地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干扰和改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

归宿范文篇3

〔关键词〕认罪认罚;量刑建议;刚性效力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效力，立法采用了“一般应当采纳+例外”的规定形式。2019年10月24日，“两高三部”的《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关于量刑建议效力的规定，用“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准确，量刑建议适当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代替了刑诉法中“一般应当采纳”的描述。对于这一表述变化，最高检中有意见认为，这是对“应当采纳”和“不采纳情形”两个层次的进一步细化。《指导意见》中的“量刑建议适当”，应结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中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进行理解，在量刑建议与法官内心的量刑尺度略有偏差，尚未达到明显不当程度的，仍属于应当采纳的范畴。［1］在量刑建议并非明显偏重，而是一般偏重和轻微偏重时，人民法院如果也对此“照单全收”，那对被追诉人来说，不如没有量刑建议，由人民法院直接判决时反而更有利。需要审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赋予量刑建议如此的刚性效力，对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被追诉人带来了什么影响?如果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一般偏重和轻微偏重，有进一步从宽空间，径行作出较轻的判决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有无正当性?

二、量刑建议刚性效力的立法原因及影响

(一)量刑建议刚性效力的立法原因。为鼓励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和人民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应当予以适当限制。［2］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原则上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这是对认罪认罚案件在实体上从宽、程序上从简的重要体现。［3］1．体现了对控辩双方合意的尊重。《指导意见》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前，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尽量协商一致。这是在试点期间和2018年刑诉法修正案之后，最高司法机关首次在规范性文件中规定了“协商”二字，标志着意见制定者对控辩协商的明确认可。从具体步骤看，检察机关综合案件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在分别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被害人及诉讼人意见的基础上，确定量刑建议，之后与犯罪嫌疑人进行量刑具结，这一协商过程凝聚着控辩双方的合意。犯罪嫌疑人具结书的签署，标志着控辩双方协商完成:一方面，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确定量刑减让幅度;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参与协商并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具结书的签署(法定不需要签署的除外)，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环节。这一协商结果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影响司法公正，就应得到人民法院的尊重和认可，这也是控辩协商程序的必然要求。赋予量刑建议一定的刚性效力，实际上是对人民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进行了适当限制，充分体现了对控辩合意的尊重，也显示了司法机关鼓励和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有程序性保障，是一以贯之的。2．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国家司法资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之一是提高诉讼效率，推动案件繁简分流。规定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也是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国家司法资源的直接体现。在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时，不受刑诉法规定的送达期限的限制，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在判决宣告前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和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并且可以集中开庭，逐案审理。适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审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庭审程序也有不同程度的简化。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可以不再制作量刑建议书，既简化司法程序，又提高司法效率。3．有利于稳定被追诉人的预期。《指导意见》第九条明确规定了从宽幅度的把握原则，其中有“主动认罪优于被动认罪，早认罪优于晚认罪，彻底认罪优于不彻底认罪，稳定认罪优于不稳定认罪”。“早认罪优于晚认罪”表明最高司法机关对于试点地区“阶梯式量刑从宽”的方式予以概括认可。赋予量刑建议一定的刚性效力，有利于被追诉人对自己的境遇进行预判，进而促使其尽早选择走上认罪认罚从宽之路。有论者将其总结为诉判衔接机制，由于对庭审结果有较明确的认知，对于稳定被追诉人的心理预期，确保得到应有的从宽处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4］(二)量刑建议刚性效力对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被追诉人的影响。1．检察机关的主导地位凸显。有论者认为，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分别在全过程、阶段性、环节性、结构性中发挥主导作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内含的量刑建议效力，属于结构性主导。［5］事实上，不论从哪个维度去论证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配套而立的关于量刑建议刚性效力的规定无疑是最突出的。作为量刑具结书中最核心的内容，罪名、量刑建议、程序适用的条款，均由检察机关自主确定。［6］《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这一规定使得检察机关的主导地位在确定刑量刑建议中达到了极致。2．人民法院对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让渡以及庭审内容的改变。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主导着罪名、量刑建议的提出和具结以及程序类型的适用，使得本属于法官的定罪量刑职责在一定程度上让渡给了检察官;另一方面，庭审的内容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变为依法对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并且，量刑建议的审查是重中之重。［7］3．被追诉人在签署具结书时意味着量刑结果基本定局。在量刑具结的过程中，被追诉人通过检察机关的告知，明晰认罪认罚的后果，在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帮助下，对自己的量刑提出意见。且不论实务中检察机关是否真正做到与被追诉人进行协商，也不论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或值班律师提出的量刑意见对检察机关出具的量刑建议能产生多大影响，只要被追诉人同意并签署具结书，在量刑建议刚性效力的规则下，就基本确定是最终的判决结果。

三、量刑建议刚性效力面临的问题

(一)检察机关不能有效行使主导权力的问题。尽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在量刑协商、具结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实务中承办具体案件的检察官对这一权力行使的意愿未必积极。一些检察官存在畏难情绪，认为量刑具结的过程增加了工作量和办案难度，提出量刑建议的动力不足。［8］笔者对非试点地区多名检察官的访谈也印证了这一现象。并且，有的检察官自身对量刑建议的提出也有不同的认识，对量刑建议的重视程度难免打折扣。有检察官明确表示，在量刑具结时，由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被追诉人同意就签署具结书，不同意时，则会直接起诉至法院。学界论证、勾勒的控辩协商图景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这种“隐形胁迫”下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到了庭审阶段，被追诉人也基本不会、不敢冒着失去“从宽处罚”利益的风险而提出否定意见。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审查基本会以被追诉人的一句“是我自愿的”而结束。由检察机关单方提出的量刑建议，在未进行充分协商，未有效听取被追诉人一方意见的情况下，其科学性、合理性与最早量刑程序改革时的方式基本一致，多的只是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的见证作用。笔者访谈的检察官中，有的为了提高量刑建议的采纳率或者提高量刑建议的合理性，经常提前与法官就个案的量刑建议进行沟通，沟通的原因还包括缺乏量刑经验，想听取法院的意见等，双方在沟通的过程中也不乏观点之间的“交锋”。最终的结果基本是，要么跟法官沟通一致;要么在沟通不一致时，法官“忍气吞声”地采纳量刑建议。所谓的控辩协商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控审协商”。这一现象究竟在多大范围内存在，有待进一步调研总结，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影响应当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二)“一般应当采纳”的理解问题。在法律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面临着“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不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精神的质疑。［9］立法机关最终坚持了《试点办法》的规定，赋予了量刑建议的刚性效力，体现了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与非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区别。量刑建议的采纳，关系到量刑建议的效力问题，同样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顶层设计和实践中的难点问题。［10］关于如何理解“一般应当采纳”，有意见认为，“一般应当采纳”指的是除法定不得采纳的情形外，人民法院原则上应予采纳，但不是“应当采纳”，也不是形式审查后的一律确认，在决定是否采纳时，应避免认罪认罚案件的不当和错误处理。［11］这一意见在单独解释《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时，是合理的。但是，如何与第二款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时的处理相融合，该论者语焉不详，也未进一步说明何为认罪认罚案件不当的情形以及不当的情形与“明显不当”的关系。还有意见认为，结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时的处理，意味着如果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人民法院就“应当采纳”量刑建议。按照这一解释，立法时规定“应当采纳+例外”，不是能更好地达到这一效果吗?进一步审视可以发现，如果将“一般应当采纳”结合例外情形中的第五项“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进行阐释，则为量刑建议“一般不当”甚至“轻微不当”时的处理留了一个出路。(三)量刑建议调整前后“明显不当”与“适当”的问题人民法院对量刑建议的基本评价，应当是“适当”与“不当”。对于“不当”的情形可以进一步分为“明显不当”“一般不当”“轻微不当”。这种分类符合社会的普遍认知以及司法经验。抛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谈，在量刑建议不当的情况下，由于量刑建议对于裁判没有约束力，法院可以无视量刑建议直接作出判决。这一裁判方式，在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时也自然适用。微妙的是，《指导意见》中关于量刑建议效力的描述变成了“……量刑建议适当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如何理解这一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和量刑建议不当的关系?从表面上看，量刑建议不适当的，人民法院不应采纳。但是如果这样解释，便不能体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量刑建议效力的特殊设定。对其解释的一个合理路径是对《指导意见》中的“适当”在刑诉法中“一般应当采纳”的范围内理解。人民法院对“适当”的量刑建议应当采纳，是刑诉法中“一般应当采纳”的应有之意，与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时的处理并不冲突。上述最高检的一种意见即是如此。这一路径放在体系解释的角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中一部分是以被追诉人失去进一步从宽的利益为代价。《指导意见》中第四十一条关于量刑建议调整的规定，即“……人民法院认为调整后的量刑建议适当的，应当予以采纳;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此处“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的描述，与刑诉法关于量刑调整的规定一致。但是最高院的一种意见与此却不相同，该意见认为，对于调整后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仍感到“不适当”的，应当依法作出公正判决。并没有用“明显不当”的描述，而是用的“不适当”。这一意见放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角度，即用目的解释方法时，有其合理性。但其表述与立法规定不符，也未将不适当的情形作进一步阐释。

四、量刑建议效力的合理归宿

为了更好地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弥补控辩协商的不足，进一步提高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公正性，本文认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人民法院让渡给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自由裁量权应限定在对被追诉人有利的范围内，在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一般偏重”和“轻微偏重”时，可以径行作出较轻的判决，并说明理由;在量刑建议“一般偏轻”和“轻微偏轻”时，因其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被追诉人的承诺，具有公信力，在不是“明显偏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采纳。(一)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一方面符合实体从宽的目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区分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在人民法院认为并非“明显偏重”，而是“一般偏重”和“轻微偏重”时，根据被追诉人的量刑情节，仍有进一步从宽空间的，由人民法院径行作出较轻的判决，并说明理由，符合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目的。不能为了刻意追求对量刑建议的尊重以及对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而忽视被追诉人能够得到的进一步从宽处罚的利益。在量刑建议稍微偏轻时，因为不是明显偏轻，没有背离实体从宽的目的，人民法院应予尊重。另一方面符合程序从简的目的。《刑事诉讼法》和《指导意见》均规定了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时，应当告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在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因此，在量刑建议并非“明显偏重”，而是“一般偏重”和“轻微偏重”时，并不能适用上述程序。由人民法院径行作出较轻的判决，避免了人民检察院再次调整量刑建议，也符合程序从简的目的。在量刑建议“一般偏轻”和“轻微偏轻”时，人民法院也不能动辄就建议调整量刑建议，或直接判决较重的刑罚，因为量刑建议“一般偏轻”和“轻微偏轻”，并未背离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目的，由人民法院直接采纳量刑建议时，也符合程序从简的目的。(二)有利于弥补控辩协商中量刑建议的不足。自我国量刑程序改革开始，量刑建议就面临着量刑信息不全面、不准确等局限，在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情况下，这一短板更为凸显。为了确保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值班律师制度在2018年刑诉法修正案中也同步确立。但刑诉法中未赋予值班律师阅卷权，也不具有辩护人地位，只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其掌握的关于案件的量刑信息极为有限。即便《指导意见》中明确了值班律师有阅卷的权利，但是其帮助的效果依然依赖于值班律师的负责程度，况且实务中的值班律师经常扮演“见证人”的角色。量刑建议在更多地情况下是在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主导下直接与被追诉人协商而成。在被追诉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值班律师又不能提供有效帮助的情况下，以其本身所处的境遇、能力更难以对量刑建议产生实质性地影响。再加上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经验不足，在确立具体量刑时，未必会将与案件有关的全部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公正性难免有所欠缺。如果在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一般偏重”和“轻微偏重”时，可以径行作出较轻的裁判，能够促使检察机关更全面地把握与案件有关的量刑证据，倒逼检察机关作出更科学、公正的量刑建议。(三)符合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以后，量刑建议的地位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初量刑程序改革时，量刑建议规范、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功能，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实际上演变成了检察官主导，法官一般应当采纳的格局。由此，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具体量刑的分工，也同步发生了变化。本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在量刑建议刚性效力的支撑下让渡给了检察官，换来了审判程序的简化。这使得原来互相制约的形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变成了由法官的审判权制约检察官量刑建议时的自由裁量权。不容忽视的是，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未必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审判时，如果认为量刑建议“一般偏重”和“轻微偏重”，应径行作出较轻的判决，用审判权制约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时的自由裁量权，符合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原则。在量刑建议稍微偏轻时，由于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与被追诉人达成的量刑协议，在有利于被追诉人的基础上，对此情形下的自由裁量权，并不背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人民法院应予尊重，此时也符合互相配合的原则。(四)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情形的合理解释。《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五项以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情形的兜底条款作为一般应当采纳的例外之一。具体哪些属于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指导意见》未进一步明确。有论者在解释该项时，原则性地列举了量刑建议明显不当，限制、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违反诉讼基本原则、诉讼程序等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12］但是其可操作性依然不强。立法的重要参与者在解释这一项时，象征性地举例说明了“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前，刑法作出修改，被告人的行为依照修改后的刑法处罚更轻的，人民法院就不应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13］这充分显示了有利于被追诉人的倾向。但是对“修改后的刑法处罚更轻”是“明显更轻”还是“略轻”，未作进一步界定。不过，按照有利于被追诉人的倾向，哪怕修改后的刑罚处罚“略轻”，人民法院也不应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另外，如果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一般偏重”和“轻微偏重”时仍采纳，对被追诉人来说，肯定是不公正的。因为被追诉人宁可接受较繁琐的诉讼程序得到更轻的判决，也不可能愿意为了适用简便的诉讼程序而获得较重的刑罚。此种情形下，由人民法院径行作出较轻的判决，作为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情形的解释之一，不仅是行使审判权的应有之义，而且也符合立法目的。

五、结语

实务中对量刑建议动辄90%以上的采纳率，无法掩盖以下事实:一是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未经充分协商或未有效听取被追诉人一方的意见而提交法庭;二是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是在未经充分协商或未有效听取被追诉人一方意见的基础上与法官私下协商而成，即“控审协商”。在这两种情形下，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能否真正享受到从宽处罚的待遇，不无疑问。立法机关推崇的控辩协商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隐形的“控审协商”，这一情形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总结论证。至少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的初期，人民法院认为量刑建议“一般偏重”和“轻微偏重”时，径行作出较轻的判决，有其运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具体多大的幅度属于量刑建议“明显不当”“一般不当”“轻微不当”，由人民法院综合全案量刑情节独立判断，未来有待在实践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炼。最后，在量刑建议效力的问题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破除权力的壁垒，用审慎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完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赋予的使命，科学制定考评细则，避免因刻意追求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而忽视被追诉人应得到的从宽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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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3］王爱立，雷建斌．刑事诉讼法立法精解［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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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建伟．检察机关主导作用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9(6)．

［6］赵恒．论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主导地位［J］．政治与法律，2020(1)．

［7］胡云腾．正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保证严格公正高效司法［N］．人民法院报，2019－10－24．

归宿范文篇4

摘要：税负转嫁问题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但又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在对税负转嫁涵义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判断税负转嫁的标准只能是国家征税或增税后纳税人提供（或取得）的商品（或要素）的价格是否变动及变动的幅度，而影响税负归宿的决定因素则是纳税人所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实现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税收理论界对税负转嫁问题的讨论也一直在持续，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但分歧始终存在，特别是在诸如税负转嫁的涵义、判定标准、转嫁条件、税负归宿等基本问题上的认识一直不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必然影响到相关改革政策的制定，因此，对这些问题继续展开学术讨论，尽可能达成共识，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拟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谈一点管窥之见，以就教于同仁。

一、税负转嫁的涵义

税负转嫁涵义的界定是研究税负转嫁问题的起点和基础，实际上许多有关税负转嫁的其它问题的分歧也是由此引起的。因此，税负转嫁的涵义是一个首先应弄清楚的问题。笔者认为，税负转嫁是纳税人通过经济交易中的价格变动，将所纳税收部分或全部转移给他人负担的一个客观经济过程。其涵义包括如下要点：

1、纳税人是唯一的税负转嫁主体。由此可以推论出，税负转嫁也必然是纳税人作为主体的一种主动的有意识行为。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它表明国家本身在税负转嫁这一经济过程中，只是法定税负的确定者，而绝不是转嫁主体。国家通过规定价格产生的价格再分配及相应的税收价值转移过程（有人称之为税负转移），也应该不算税负转嫁。

2、价格变动是税负转嫁的唯一途径。这里的价格既包括商品价格，也包括要素价格。国家征税后，纳税人或提高商品、要素的供给价格，或压低商品、要素的购买价格，或二者并用，借以转嫁税负，除此之外，别无它法。按此涵义，西方税收理论中的“消转”不能算做税负转嫁。因为在“消转”中，国家征税成为促使纳税人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不包括压低进货价格和工资）的一个动因，其结果是纳税人负担能力的提高，并没有因此将税负转由他人负担。

3、能用货币价值形式表示的法定税收负担是税负转嫁的客体。也就是说，其一，即使是实物税，若要转嫁，也必须还原成货币价值形式，通过价格变动的途径转嫁出去；其二，能转嫁的只能是与税法规定相同的等额税收负担，超额转嫁是不存在的，由征税导致的额外负担（ExcessburdenofTaxation）也是不能作为转嫁客体的。因为只有在税负转嫁完成后，额外负担才最终形成，所以额外负担尽管与税负转嫁程度有联系，但不构成税负转嫁本身的客体。

4、纳税人与负税人一定程度的分离是税负转嫁的必然结果。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分离可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以税前价格为基准，不管纳税人在商品交换中的价值实现程度如何，只要税负随着纳税人提高或降低价格而发生了运动，即表明发生了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分离。第二个层次以价值为基准，如果纳税人在商品交换中获得的价格低于或等于其价值，就没有发生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分离，若高于其价值，则发生了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分离。可见，纳税人与负税人的第一个层次的分离依赖于税后价格变动；纳税人与负税人的第二个层次的分离则不一定和税后价格变动有关，如税前价格高于价值，即使税后价格不变，其分离也是同样存在的。笔者认为，作为税负转嫁结果的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分离应属于第一个层次，它是否属于第二个层次是不确定的。此外，由于税负转嫁有着全部或部分转嫁的程度之分，所以，由税负转嫁决定的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分离也同样有着程度之别，即完全分离或部分分离。

二、税负转嫁存在的条件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税负转嫁，这早已为中外学者所一致承认。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也存在税负转嫁则一直存有争论，再推而广之，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是否也存在税负转嫁就几乎很少有人探讨了。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对税负转嫁存在条件的认识，笔者认为，归纳起来，税负转嫁存在的条件有二：

1、纳税人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是税负转嫁的主观条件。国家征税，表明原来归属纳税人拥有的一部分价值向国家的单方面无偿转移，是纳税人的一种物质利益损失①，在纳税人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条件下，必然要想法避免或减少因纳税而减少的物质利益。在排除偷漏税等非法手段以后，通过经济交易中的价格变动来合法转移税负就成为纳税人的一个重要和基本的选择。反之，如果纳税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也就失去了转嫁税负的内在动机。在我国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利润全部上交，亏损由国家拨款弥补，生产发展所需资金也由国家拨款，工资奖金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企业没有自身的经济利益，即使作为纳税人纳税，由于和其直接经济利益无关，也不存在转嫁税负的强烈欲望和内在要求。当然，也就谈不上税负转嫁的存在了。

2、自由价格机制的存在是税负转嫁的客观条件。在自由价格机制运行条件下，国家征税后，由于纳税人有自由定价权，可在商品和要素的市场供求弹性制约下决定价格变动幅度，进而决定是全部转嫁税负，还是部分或无法转嫁税负。许多学者在讨论税负转嫁存在的条件时，往往指明税负转嫁和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笔者对此并不反对，但感到这种提法似还不够具体和明确。众所周知，商品经济有简单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商品经济之分，在我国还提出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且理论界也大多认为我国改革前也存在商品经济，但不论是改革前的商品经济，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无疑其价格运行机制是以国家定价的计划价格为主。而在计划价格条件下，纳税人没有定价权，国家征税后，纳税人无法通过价格变动来转嫁税负，如果说在这样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存在税负转嫁，那也只能是在计划价格以外的少数实行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领域。此外，在商品经济产生之初的物物交换时期，不存在货币价值形式，亦无税负转嫁。在商品经济前提下，将税负转嫁的客观条件进一步明确为自由价格机制的存在应是有一定意义的。明确了这一点后，还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自由价格运行机制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奴隶制经济、封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所以，只要在当时国家开征相关税收，就存在税负转嫁的可能性，只是程度、范围及对经济的影响不同而已。

总之，只要同时具备以上两个条件，税负转嫁的存在就是必然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税负转嫁现象本身和某种具体社会制度是不存在必然联系的。

三、判断税负转嫁的标准

具体地说，判断税负转嫁的标准指的是判断税负是否实现转嫁以及转嫁多少的标准。对此，西方有的学者将国家征税后纳税人的利润是否减少作为判断的标准之一。我们知道，引起利润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管理水平、技术进步程度等直接因素，也有税收和价格等间接因素，而只有价格变动是税负转嫁的唯一途径，其它因素的变动与税负转嫁无关。当国

家征税后，无论税后利润是否减少，都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判断税负转嫁是否发生，就需要甄别出价格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及权重，而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弃简就繁，做徒劳之功。因此，这一标准是不可取的。

在我国，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则是将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即按价格是否背离价值及背离程度作为判断税负转嫁的标准②。笔者认为，这一标准作为对税负归宿的判断是可行的，但作为判断税负转嫁的标准则是不可行的。原因在于，这个标准必须保证国家征税前商品或劳务的价格与价值是一致的，而这个前提是难以具备的（由价值规律的一般表现形式所决定）。如果在国家征税前，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已经背离了价值，那么，国家征税后导致的价格变动既可能使这种背离进一步加大，也可能使这种背离缩小或消失。如某商品，国家征税前，价格与价值之比为80∶100，国家征税20后，在供求弹性允许的情况下，纳税人将这种商品的价格提高到100，价格与价值趋同。显然，我们不能因此说没有发生税负转嫁，因为纳税人的实际收入或物质利益没有因国家征税而减少。所以，以价格是否背离价值作为判断税负转嫁的标准，必然将一部分实际发生的税负转稼（税后价格提高导致价格与价值一致或仍低于价值）排除在外，同时导致另一部分被判定的税负转嫁（税后价格提高使原价格高于价值的产品的价格进一步提高，或使原价格低于价值的产品的价格高于价值）的计量失真，最终无法达到我们对税负转嫁状况进行准确判断的目的，当然也就无法采取相应的正确对策。

还有一种观点是用计税价格的形式作为判断税负转嫁与否的标准。按这一标准，计税价格为含税价格的价内税不能转嫁，计税价格为不含税价格的价外税能够转嫁。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实质，实际上计税价格只与计税依据（法定税基）有关，是为了适应征管的需要才作出的选择，而与税负转嫁与否无关，在税负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变动税率，两种计税价格的相互转换只是一个运用简单数学的技术问题。

那么，什么标准才是一个合理的标准呢？其实，我们在税负转嫁涵义的分析中已明确指出价格变动是税负转嫁的唯一途径，价格是税负运动的载体。也就是说没有价格变动，税负就不能运动，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转嫁了。既然如此，那么以国家征税或增税后纳税人提供（或取得）的商品（或要素）的价格是否变动及变动的幅度作为判断税负转嫁的标准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了。

需要注意的是，价格的变动既可能是税负转嫁引起的，也可能是货币供应量或其它市场条件变化的结果，因此，在对税负转嫁具体进行判断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并加以剔除。

四、税负转移与税负归宿

税负转移在一些文章或教科书中一般被认为是在计划价格条件下，由于商品的计划价格背离价值而引起的一部分税收在商品买卖双方之间的价值转移。不难看出，税负转移的前提条件是价格背离价值的价格再分配的存在，税负转移是一种价格分配的伴生现象，只不过这种价格对价值的背离是国家为实现某种经济政策通过计划定价人为制造的。税负转移的结果是纳税人和负税人的分离，但是属于前述的第二个层次的分离，而作为税负转嫁结果的纳税人和负税人的分离则属于前述的第一个层次的分离。可见。税负转移与税负转嫁没有直接联系，回答的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二者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因此，在探讨税负转嫁问题时，是否有必要再提出一个税负转移概念以和税负转嫁概念比较就值得怀疑了。

税负归宿是一个和税负转嫁相关的概念，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我国学者也常借用这些观点），税负归宿是指税收负担转嫁运动后的最终归着点，或者说是经转嫁运动后的税收负担最终落在谁的身上；从税负运动全过程看，税收冲击表现为税负运动的起点，税负转嫁表现为税负运动的中间过程，税负归宿则是税负运动的终点。如果最初的纳税人就是负税人，中间无税负转嫁过程，税收冲击就会同时产生税负归宿。实际上这等于说，税负转嫁是导致税负的法定归宿和经济归宿发生差异的唯一原因，如没有税负转嫁，法定归宿和经济归宿就是一致的。对此，笔者的看法有所不同，并认为判断税负归宿，也就是确定谁是真正的负税人，不仅要考虑税负转嫁和税负运动状况，更主要的是要考虑价格再分配（包括税收引起的）导致的税收负担的实际分布，在不存在税负转嫁的情况下，由于价格背离价值的再分配作用，法定纳税人同样不一定是负税人，也就是说税收的法定归宿同样不一定就是经济归宿。西方学者的税负归宿概念如果可称之为税负归宿的话，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归宿，或叫税负转嫁归宿更为适当。由此判定的负税人也并非一定是真正的负税人。其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向市场提供商品的纳税人在国家征税后，即使他不提价转嫁税负，如果他获得的商品价格大大高于他提供的商品的价值，也不能说他就是真正的负税人。而另一个向市场提供商品的纳税人，国家征税后，他提价转嫁税负并得以实现，但提价后的价格若仍低于或等于其价值，同样也不能说他不是真正的负税人。

当然，西方学者界定的作为税负转嫁的直接结果的税负归宿定义在经济分析中也是有用的，它可以使我们清楚国家征税后，税负运动的去向和落点，借以判定在形式上谁负担国家征的税款，但要找到谁是真正的负税人（西方学者往往将他们界定的税负归宿说成是负税人），则必须借助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充分认识价值实现与税收负担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分析税收对经济的更深层次的影响，才能有助于制定出一个既富有效率、又体现公平的税制。为概念明确和区分方便，我们不妨将西方学者定义的税负归宿称为税负归宿Ⅰ，而将由于价格背离价值的再分配导致的税收负担的实际归宿定义为税负归宿Ⅱ。税负归宿Ⅰ对税负归宿Ⅱ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并非最终的税负归宿。西方经济理论在马歇尔以后，信奉的是均衡价格论，只谈价格，不谈价值，以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因此，只讨论到税负归宿Ⅰ就达到目的了。而我们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探讨税负转嫁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明确税负转嫁通过价格变化对价值在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分配的最终影响，这就不可能回避税负归宿Ⅱ的问题。

至此，可对税负归宿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影响税负归宿的决定因素是纳税人所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实现程度。税负转嫁改变原有的价格与价值关系格局，借以影响税负归宿，但它只是税负归宿最终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这提示我们可利用转嫁机制使税负归宿合理化。（2）税负转嫁可用税后价格变动来解释，而税负归宿则只能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能真正得到科学和令人信服的说明。（3）税负的法定归宿和经济归宿的差异反映了纳税人和负税人的第二个层次的分离。可见，将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分离划分为两个层次是可以较好地说明税负转嫁与税负归宿中的现象及内在联系的。

参考文献：

[1]刘志城.社会主义税收理论若干问题[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2.

[2]候梦蟾.税收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

归宿范文篇5

[关键词]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税负输出；调节功能；财产税改革

近几年，我国对于开征物业税的研究一直是财产税制改革的热点议题，是否对居民住宅课税和怎样课税尤其是物业税研究的重点内容。综合起来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物业税应该具有的收入功能、调节分配差距功能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功能人手，分析未来物业税的定位、税种设置、课征环节、税率设计等内容。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对于居民住宅是否应该课税的问题也出现颇多争议。笔者认为，如果从税负归宿的视角去研究居民住宅课税问题，或许不难将各种结论归于一致。

一、对居民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的一般分析

(一)税负归宿——较高收入群体

税收理论上税负归宿是与税负转嫁相关联的概念，传统的税负转嫁理论通常把住宅课税划归于很难实现税负转嫁的不动产直接税。然而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这种属性划分不是绝对的，住宅课税在一定条件下恰恰可以实现相当程度的税负转嫁。这种转嫁是按照辖区政府的管辖范围来进行的，如果辖区内住宅课税的税负能够转嫁到辖区外，就存在住宅课税的税负转嫁和税负归宿问题，当税负归宿成为辖区非居民，此时对住宅课税就实现了税负输出。显然，就纳税人而言，辖区政府对其辖区内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分为两部分：一是不能实现税负转嫁的课税，其税负归宿是辖区居民纳税人；二是能够实现税负转嫁的课税，其税负归宿是辖区非居民纳税人。因此，就住宅课税的税收负担能力和这两部分税负归宿而言，只有对在辖区内拥有超过一定标准的基本必需居住面积以上的住宅部分课税，才符合税收的能力原则和公平原则，而显然只有较高收入群体才有能力和条件作为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较高收入群体与第一部分税负归宿的关系不难理解，而较高收入群体作为第二部分税负归宿则是税负输出的结果。以下着重分析住宅课税税负归宿中的税负输出问题。

(二)税负归宿中税负输出与居民住宅课税的内在联系

1税负输出的内涵及原因简析。税负输出是指辖区政府通过税负转嫁对非居民征税以降低本地居民税负的行为。显然，税负输出的典型表现特征是辖区的非居民政府承担了较多的税收负担，税负输出存在的表象在于辖区内的居民通过税负转嫁，使辖区非居民成为税负归宿，或者辖区内较高名义税率下的税负也能够转嫁给名义税率较低的其他辖区居民承担。

从表象上看，税负输出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多，但究其根本，税负输出则不仅仅是政府作为税收制度制定者的游戏，而在于多方利益博弈，主要包括辖区政府税收获利、资源所有的垄断租金、辖区非居民的资产或财富属性偏好、政府间纵向税收分权以及产品供求弹性的市场力量对比等。辖区政府的税收获利动因是指辖区非居民通过资本、劳动和财产向本地流动，享受了由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成本应不论身份由辖区居民或非居民纳税分担。资源所有的垄断租金是指如果辖区政府拥有垄断性资源，基于资源所有者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向辖区非居民对资源的开采收取垄断租金，这种垄断租金如果采取税收形式就是税负输出。辖区非居民对某种资产或财富属地偏好如果更多地倾向该辖区，那么辖区内这种资产或财富的持有需求则倾向于提高，这会造成其价格的上涨，其价格内含的税负则发生转嫁且被辖区非居民承接，并且只要上述偏好持续存在和税负转嫁承受能力足够，这种税负输出就不会停止，也并不妨碍此种资产或财富的需求上扬和税负水平的递增。政府间纵向税收分权则是指如果国家税权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立或授权，使地方政府在税种开设、征管和财政支出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那么极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的税负输出，在课税对象不容易自由流动而作为课税对象所有者的纳税人却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则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的税负输出。产品供求弹性的市场力量对比产生税负输出则主要是辖区内生产的产品在辖区内外一定区域范围内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即辖区非居民对于产品的需求无弹性，如果在辖区非居民强偏好性的约束下，就能对其形成很好的税负输出机制。

2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居民住宅课税具有典型税负输出特征。如上所述，当某辖区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权，在辖区内课税对象不容易自由流动而作为课税对象所有者的纳税人却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就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的税负输出。即一辖区的非居民纳税人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方，如果处在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该辖区政府对辖区非居民在辖区拥有的不动产课税，辖区内的不动产税负则会通过税收资本化转嫁最终让辖区非居民成为税负归宿。这种税负输出需要较苛刻的实现条件：一是辖区政府拥有相应的税权，在税率确定上具有相应的自由裁量权；二是成为税负归宿的辖区非居民同时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者处在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即辖区周边地区；三是课税对象或税基是辖区内不容易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或财产，且相对于辖区外的同类要素或财产具有较好的持有价值。后两个条件可以用要素的流动性和差别性来概括，在分级财政条件下，和中央财政相比，地方政府财政所具有的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地方政府在运行中所必须面对的差别性和流动性问题。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税种就容易产生税负输出，而以不动产和动产为课税对象的财产税各税种中，住宅课税是比较适合同时设定和满足上述条件的税种，因此，具备产生税负输出的可能条件。

现实经济生活中不难发现，住宅课税在给定条件下的确能产生税负输出。现以某省一级城市住宅课税为例。假定一级城市A具有相对于周边二级城市更优良的工作和居住环境，A城市政府对于辖区内住宅高于基本居住必需额定面积以上的部分课税，其税基弹性为：ET=(△B／B)／(△t／t)=t△B／B△t。其中，B为住宅房产税基，t为税率。基本规律是，t越高，税基B越小。但如果一级城市拥有一定的税权，而辖区内住宅不具备流动性，则税负输出的上述本质原因都存在，只要城市外非居民的收入能力和偏好约束允许，非居民的财富以住宅为载体形式流向该城市的趋势就不会改变，该一级城市非居民能够承受的t就可以足够高，有税权的辖区政府可以提高边际税率，t就可以表现为累进性，税基弹性就可以维持不变，甚至还可以提高，税负输出便产生了。

二、居民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的特殊分析——税负输出效应

(一)正效应之一：调节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收入公平分配

对于居民个人作为纳税人而言，能够产生税负输出的应税住宅应该是其在辖区内拥有的超过基本标准居住面积以上的住宅部分；否则，如果辖区政府对于辖区非居民纳税人在辖区内拥有任何面积的住宅都课税的话，显然会显著阻碍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向本辖区流动，也就不会产生税负输出。如前所述，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都应该是高收入群体，因此，假定对辖区居民和非居民在辖区内的住宅以家庭为单位设定统一的标准居住面积，对超过标准居住面积以上部分的住宅课税，则能在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收入转换为住宅不动产持有环节的财产分配中产生公平调节作用，进而调节由住宅不动产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分配。如果该税收收入能够通过辖区政府的上级政府以转移支付的形式流向上级政府管辖的更广范围的低收入居民，则有助于实现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收入公平分配。显然，这种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为住宅不动产物业税的开设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其前提是：第一，辖区政府及其上一级政府均有一定的税权；第二，所采用税率的累进性；第三，必须在辖区上一级政府管辖范围内统一设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基本标准居住面积。

(二)正效应之二：地方政府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

一方面，如果住宅课税能成功地产生税负输出，则意味着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受益外溢性，税收的受益原则要求辖区政府向受益的非居民征税，征税后政府将乐意提高税率以增加本地区的公共支出，改善公共设施，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辖区非居民则能够承受更高的税率，以住宅不动产为课税对象的税负输出则不会抑制辖区非居民的财富以不动产为载体向辖区流动。另一方面，按照税收资本化的理念，在政府支出配置有效率的前提下，任何收入或支出的增加，都有利于改善辖区政府的公共服务环境，提升辖区内不动产的价值。因此，在一定的情况下，较高的住宅课税税率意味着较高的地方公共服务水平，意味着财产价值的增值，而财产价值的增值既符合地方居民的利益，也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因而，追求地方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就成为辖区政府和辖区居民与非居民共同关注的目标。

(三)正效应之三：公平分担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公共服务成本

经济学一般认为，如果不存在地方公共产品受益外溢，则住宅课税如果按照受益税设计就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而如上所述，能产生税负输出的住宅课税纳税人尽管是辖区非居民，但其显然是辖区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因此，这种住宅课税并不违背税收的受益原则和横向公平原则，并且税率是按适度累进设计的，这也同时符合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

(四)负效应：在允许辖区税权分立和税率累进的条件下可能会引致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

根据居民住宅课税税负输出的设定条件，承担税负输出的辖区非居民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者一般处在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其税负输出的载体之所以是其拥有的辖区内住宅不动产，主要原因在于税负输出辖区具有更好的公共服务环境，劳动要素的流动性背景实际上强化了税负输出辖区通过上述第二和第三个正效应引进资源要素，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作为税负归宿的辖区非居民所属地是税负净输入地，其财政收入和生产要素处于净流出状态。一般来看，在允许辖区税权分立和税率累进的条件下，富裕地区和一级城市的税负输出能力较强，经济社会发展也较快，贫穷地区和二级城市以下地区成为税负输入区，经济社会发展较落后，因此，住宅不动产税负输出容易产生“马太效应”，拉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三、税负归宿视角下我国住宅课税的路径选择

(一)我国具备了住宅课税的条件

1收入分配和财产拥有的差距拉大使得住宅课税可以成为调节财富分配的有力工具。就各类居民的收入差距而言，我国在1982～2005年这23年间，全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了2005年的0.47，收入差距扩大57％，并且这种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近年还在继续。而从个人财富结构来看，目前我国富裕人士的财富配置结构中，25％的财富以住宅不动产为载体，住宅不动产成为财富集中的最重要途径。而从现行税制调节收入流量和财富存量的功能来看，无论是个人所得税还是财产税均不利于中低收入者，却非常利于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人为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且工薪所得税的累进程度较高、级距较小。现行财产税在交易环节对于住宅不动产在购入时课征1.5％～3％的契税，在持有环节，仅对用于生产经营或出租的不动产课税，仅对居民拥有车船和外国人拥有城市房地产课征车船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对于居民个人持有的财富存量征税基本缺失。税收是调节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主要工具，而我国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对于收入和财富调节弱化，且居民中高收入者在本地持有多套房产或异地拥有房产现象加剧。以成都市为例，住宅市场沿袭多年的一个现象就是，住宅的主力购买者是成都郊区和四川省内二级城市的群体以及外省人员，2008年成都市区五城区外的住宅购买者占到40％，其中五城区人员59.2％，郊区人员4.4％，本省人员23.8％，外省人员11％，单位购房和境外人员分别为1.4％和0.2％，这其中二次购房者居多。因此，基于上述税负归宿分析，住宅课税可以成为调节财富存量公平分配进而调节财产性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

2分税制运行为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税权创造了条件。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税权，这也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税负输出创造了条件。在完善分税制过程中，可以为住宅课税的税权划分找到基于税负归宿和税负输出效应的理论依据。

3地区发展差距加剧恰恰为住宅课税克服其税负输出负效应提供了税收调节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如前所析，住宅课税是利用税负输出辖区政府的上级政府税权对其税负输出负效应的掣肘来实现调节公平分配和缩小地区间差距的税种，因此，赋予地方政府对于住宅课税的一定税权是发挥其调节功能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政府税权的级别不宜定得过低，在一个适度宽泛的行政辖区内，利用税收和财政支出进行分配公平的调节才能真正发挥财政对于收入分配和缩小地区差距的调节作用。能产生税负输出的住宅课税要求其课税过程中需满足一个较苛刻的条件，即适合在生产要素流动性较强但财富资产流动性较弱且具有差别性的区域进行，这就要求政府税权级别不宜过低；否则就只能强化其负效应，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并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

(二)进行住宅课税探索的具体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住宅课税宜做以下探索：

1准确定位住宅课税的功能目标——调节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机理表明，该税种的开征不能以获得和提高辖区政府财政收入为目的。以获得财政收入为目的住宅课税要求税基宽广，税源丰富，对住宅不动产普遍课税，这将严重抑制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住宅课税开征只能以调节矫正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为目的，同时，兼具调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功能；相应地，应税住宅和税率设计则都可以高收入群体为纳税人来进行设计，这样，开征住宅课税才不会竭泽而渔。因此，住宅课税不宜作为辖区政府的地方主体税种来进行设计，而宜作为发挥调节功能的税种来设计。对于许多关于物业税(主要以住宅为税基)应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研究或结论，从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的角度来讲都是不适宜的。因为类似于美国物业税作为地方主要税种的许多限制约束条件在我国还不具备，由于不具备住宅课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限制条件，硬性的做法就不可能让住宅课税成为良性税种，会对财产税改革带来严重误导，降低税制运行效率。因此，要十分谨慎地对待将以住宅为主要税基的物业税列为地方财政主体税种的说法和做法。

2住宅课税的课征环节。通过住宅课税税负输出实现的调节功能的分析，要求住宅课税主要针对财产财富在保有环节课以较重税，在取得和转让交易环节尽可能减少税负或轻税。因此，作为居民个人的应税住宅，住宅课税在交易转让环节可将现行契税税率适当下调0.5％～1％，并取消在交易环节的相关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规定，取消的税负转移至保有环节负担。这样可以改变目前对住宅不动产交易环节名义税负过重而对持有环节税负过轻的不合理现象，可在保有环节课征住宅物业税。

3住宅课税税率的累进性。住宅课税在交易环节的税率适宜采用比例税，而住宅课税的收入和财产公平分配调节功能是利用税负归宿一般机理来实现的，作为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住宅课税则是通过辖区内外的差别税率实现的，两者都要求税率具有累进性，在兼顾效率要求不抑制财富资产的形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要求辖区内外实行差别税率，在同一个城市的住宅实行累进的税率。税负输出地区税率的累进程度必须适度高于税负净输入地区税率的累进程度，目的在于既能调节收入和财产在具有税权的政府级别管辖范围内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同时又克服税负输出的“马太效应”，平衡税权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内各辖区的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

4住宅课税的城乡范围。鉴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财产分配差距很大，基于住宅课税的调节功能，住宅课税的范围在相当长时期内只应该限定在城市，县乡镇以下政府管辖的区域则不宜纳入住宅课税的征税范围。

5住宅课税的税权确定。目前，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除了体现在大区域间的差距，即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外，还体现在省(自治区、自辖市)级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内一级城市和二级城市的发展差距上。总体看，一级城市享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具备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居住环境，在一级城市越来越宽松的户籍政策和日益提高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周边二级城市居民把一级城市的住宅作为主要财富集中的载体而持有，一是实现财产价值增值，二是作为方便人员流动或度假休闲更宜居的异地住所。这样二级城市财富以一级城市住宅为载体加速向一级城市流人的结果，就形成省(自治区、自辖市)管辖范围内一级城市和二级城市发展的“马太效应”。因此，住宅课税税权适当在中央、省(自治区、自辖市)和市级政府间分立，则能较好地克服这种省辖各级政府间横向税负输出产生的“马太效应”。

具体来说，住宅课税的开征停征权和住宅课税的基本税率范围确定权在中央政府。住宅课税在省(自治区、自辖市)级政府的税权则包括：第一，课税对象的确定权，即在省(自治区、自辖市)管辖范围内统一规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基本标准居住面积。第二，在中央确定的基本税率范围内享有不同城市间的差别税率确定权、交易环节的比例税率和保有环节的累进税率确定权，且须规定一级城市的边际税率和税率累进程度必须适度高于二级城市。第三，住宅课税的收入在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之间分成分享。第四，省级政府的住宅课税收入一部分用于建设省(自治区、自辖市)管辖范围内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支出，这同时也要求建立和完善全省范围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部分专项用于对二级城市及以下县乡政府(重点是县乡政府)进行专项转移支付，用于支持受转移支付地区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公共服务，进而缩小全省(自治区、自辖市)范围内的地区发展差距。住宅课税在市级政府的税权则主要是确定本市范围内的税率和行使税收征管权。

(三)需要与住宅课税配套调整的主要税种和制度

1现行财产税系的调整改革。由于住宅课税属于财产税的主要税种，鉴于我国现行财产税对于公平分配的调节功能缺失，必须对财产税其他税种、税率和课征环节等，按照“宽税基、低税率、少减免、简税制、便征管”原则进行相应改革，并且使财产税和整个税制结构中的其他税系进行协调，最大限度地发挥税制作为一个整体的调节功能作用。

2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在对财产税改革的同时，为避免税制改革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真正实现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取得环节调节收入差距的公平功能，需要对现行个人所得税进行必要改革：一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或者税前扣除标准。考虑到长期拉动消费需求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在通胀压力以及税法的连续稳定性，免征额应由目前的2000元大幅提高至7000～8000元。二是调整提高工薪所得的税率累进级距、降低税率累进档次和边际税率。另外，在税收征管条件具备的时候将现行的分类所得税改为综合所得税；即应税所得以个人申报为基础，将其全部所得加总一并计税，真正实现在收入取得环节的公平分配。另外，还须在房地产交易环节，取消现行个人应纳的营业税。

归宿范文篇6

一、引言

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覆盖整个国家，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同等消费，因而代表区域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会自愿提供，只能由代表整个国家居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提供。相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仅局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而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不会提供，只能由代表该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因而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的划分也应当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对应。为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中央政府；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而选择在区域范围内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地方政府。

作为地方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财产税在世界各国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然而，目前各国学者对财产税是否属于受益税的争论尚未停止，一些学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财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其他税种（Oates，2001）。财产税税负最终由谁负担？用于何处？能否采用其他收入予以替代？通过研究财产税归宿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明确财产税的经济效应和在地方财政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合理制定财产税政策，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看，税收归宿可以分为绝对税收归宿、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绝对税收归宿考察当其他税和政府支出不变时某种税收的经济影响，是最基本的税收归宿分析方法。平衡预算归宿考察的是税收与政府支出计划相结合所产生的分配效果。也就是既分析税收的归宿，又考虑通过税收取得的政府支出的用途。差别税收归宿考察的是政府预算保持不变时，以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的归宿差异。本文从的财产税绝对税收归宿入手，对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二、绝对税收归宿：谁负担了财产税

传统观点在分析中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并将财产税划分为对土地课税和对建筑物课税两部分，认为财产税是对土地和建筑物课征的一种货物税，税收归宿取决于相关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对于土地而言，只要数量无法改变，其供给就是完全无弹性的，因而全部税负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的供给不是固定的（例如城市土地供给可以扩展至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地区；同样，通过填埋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数量），那么税负则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对于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业在长期内可以按市场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因而建筑物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水平的。如果资本无法在建筑部门取得预期收益，就将转移至其他部门。因此，对建筑物征收的财产税能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传统观点指出，对土地部分课征的财产税，取决于来自于土地所有权的收入是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样，对建筑物课税的累进性取决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是提高还是下降②。

与传统观点相反，Miesezkowski（1972）采用Harberger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两个生产部门、全国范围内固定的资本存量以及一定的政府服务水平）分析地方财产税的归宿。后来人们将Miesezkowski，Zodrow，Wilson等人的观点合称“新观点”。Miesezkowski指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整个经济中所有地区广泛征收财产税时的一般均衡效应。他在模型中假设全国的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财产税。

Miesezkowskiki将这一效应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由于资本所得在富有阶层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因而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具有较高的累进性。该结论与上述传统观点截然相反。此外，在税收相对较高的地区，财产税使资本从该地区流出，降低了该地区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要素回报率。资本流入税收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而住房和商品价格下降。Miesezkowski将其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货物税效应扭曲了经济中的资本配置，使资本从高税收地区转移至低税收地区，直至所有地区资本的税后收益相等。

可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与采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前提与结论的差异是显著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传统观点想要解释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财产税归宿，而一般均衡方法着重考察一个国家整体的财产税归宿。当考察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时，结论产生某些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况且，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当某一地区的财产税相对于全国的平均税率而言较高时，该地区的消费者就将以更高的商品购买价格承担这种货物税效应。这时，财产税归宿的传统观点就可以视为一般均衡观点的一种特例。实际上，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讨论征收财产税所产生的效应时，似乎并不关心其他地区的资本收益和房屋的消费者，它们只考虑本地区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以及对本地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地区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货物税效应产生影响，利润税效应作用很小，因而总体效应是累退的。其他地区的利润税效应将被货物税效应的收益所抵消，从而将所有税收负担留给课税地区。课税地区的税收归宿不仅是累退的，而且该地区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从整个国家的财产税体系上看，财产税的税收负担则包含累进性因素，但地方居民则视财产税为累退的。由于财产税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税发挥作用，因此后一角度显得更为重要，即货物税效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三、平衡预算归宿：受益观点与新观点之争

由于财产税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分析财产税归宿时，考虑财产税的用途显然是必要的。对于财产税的平衡预算归宿问题，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受益”观点。该观点基于Tiebout（1956）的分析框架，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脚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使得各地区的公共服务相对于个人需求而言具有同质性，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受益观点最先由Hamilton（1975）提出，他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纳入Tiebout模型，并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地区法规，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正如在最初的Tiebout模型中，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此外，用于住房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的，各家庭间不产生收入的分配效应。换言之，具有严格地区法规、能够保证同质住房以及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出差异的居住用财产课税体系，相当于不具有扭曲效应的使用费。Fischel和White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对工业资本征收的财产税，假定企业在地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在适当的地区法规下，工业财产税相当于为政府公共服务支付的费用（GeorgeR.Zodrow，2001）。

另一种观点即“新观点”。以Miesezkowski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按照Tiebout和受益观点所强调的个人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不同，允许个人在地区间流动，每个地区中的个体在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同质的；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前提和结论存在差异，但在二者的分析中，某一地区的地方支出都与财产税负担紧密相连。实际上，由于地方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房屋所有者）居住在课税地区，消费者价格的提高局限于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因此新观点中明显具有受益观点的特征；换言之，通过提高地方财产税筹集地方政府支出而增加的负担完全由地方居民负担。

新观点的受益特征与实际的受益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得到结论的过程与后者不同：按照新观点，地方要素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于因课税而导致的资本流出。对于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笔者认为，既然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那么在考虑地方财政支出时将其视为一种受益税显然更符合财政联邦制的概念——各级次的政府在其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并自行为之付费③。然而，这种受益税是相对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地区间或各政府级次间受益税，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间受益税。在绝对的受益税情况下，税收实际上成为一种使用者收费，即公共服务的价格，因而不产生超额负担，对资本市场没有扭曲效应，研究其归宿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财产税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受益税——从全国范围上看是累进的，从地区角度看则是累退的。

四、差别预算归宿：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掌握自身的收入来源。作为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产税一直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比重。然而，在实践中，财产税的估价容易导致征纳双方的争执矛盾，按季或年度征收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又经常使纳税人感到税收负担格外沉重，因此地方居民往往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轻财产税负担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对地方政府而言，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主要包括销售税（或增值税）、所得税、使用者收费，以及来自更高级次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上述收入中，使用者收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颇受欢迎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被广泛地用于为卫生服务、开发许可、公用事业、文化景点等筹集资金。但是，作为一种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筹资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局限于具有排他性的服务。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如贫困救济、基础教育、治安等）而言，使用者收费是不合适的。

除使用者收费外，销售税（或增值税）和所得税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对象。与地方财产税相比，地方所得税和销售税确实具有一些优点。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中央政府或州、省级政府）通常也征收这两种税，因此，由更高级次的政府代为征收和管理，能够节省遵从和管理成本。此外，这两种税收的弹性都要好于财产税，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行申报。相比之下，财产税的税基需由税务管理部门进行估测，所费时间较长，而且通常被纳税人认为是武断和不合理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将销售税和所得税作为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同时征收销售税和所得税，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边际税率将会非常高。另一方面，销售税和所得税的税基要比财产税税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在邻近的地区购物或工作，以避免缴纳地方销售税和所得税。

更高级次政府的补贴是地方政府的又一收入来源。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中都包含着自身收入和上级补助，但二者所占比重各地差异较大。一种极端的形式是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家庭选择适当的居住地区，以享有其希望得到的公共产品。在该模式中，地方财政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家庭在选择居住地区时“用脚投票”，有效地“购买”希望得到的公共服务，税收如同市场决定的价格一样发挥作用。另一种极端形式则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强调地方服务的平等性，地方政府应发挥基本的再分配作用。在该模式中，地方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转移支付，中央政府通过征收全国性的税收在筹集收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分配大量的补助给地方政府，用于地方公共支出。支持后一种模式的人认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收入的财政体系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因为更高级次的政府可以更为有效地使用累进税，这一方面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法通过在各地区间迁徙而避税，减少了扭曲性地区决策引起的超额负担。此外，在集权财政体制下，可以采用平均的方式将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从而使各地区间的财政机会更为平等。尽管这些观点指出了更高级次政府补贴的优越性，但笔者认为，该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税收与政府支出决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地方政府想要作出正确的财政决策，就必须权衡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理想的结果是将支出调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如果资金来源于其他地方，这一联系就被割断：公共支出项目的边际收益不再等于其边际成本。有关地方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的决策很可能变成地方与更高级次政府间关于地方公共项目补贴规模和形式的谈判结果。因此，决定在边际上扩大还是缩小地方公共项目时，地方税收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以使这些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在复杂的决策中成为主要的决定力量。

五、中国财产税改革：税收归宿理论的引申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渐进性的改革，并于1994年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中央政府收入由之前的20％左右提高至50％以上，并且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国家统计局，2004）。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大大降低的同时，其支出任务并未相应减少，70％的公共支出仍由地方政府负担，其中超过55％的部分落在县、乡政府肩上（WorldBank，2002）。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集权化和原有地方支出责任的保留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在众多可选择的渠道中，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和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非预算收入不在中央政府的预算控制范围之内，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两种最为常用方法⑤。世界银行（2002）估计中国目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占GDP的20％，其中2/3由地方政府支配。Wong（1998）估计1994年中国的预算外资金高达2100亿元，占GDP的4.7％。Gang（1998）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乡镇政府的大部分公共支出是通过非预算资金筹集的。例如，广东省某镇1993—1994年90％的基础教育支出成本通过非预算资金弥补；浙江省温州地区某镇94％的道路建筑资金和50％的政府行政支出来源于非预算资金。按照他的估计，中国南方城市的政府收入中，1/3来源于预算收入，其余部分由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弥补。

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的使用反映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进步和改良，因为二者体现了地方纳税人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与满足这些偏好的资金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使财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尽管具有上述优点，但二者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首先，由于各地方政府征集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能力不同，因而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实践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更容易从地方经济中取得资金，结果是不发达地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由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征集会减少中央财政的收入规模，因而中央政府采用转移支付以减轻地区差异的能力同样降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其次，由于非预算资金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因而地方政府往往以降低其税收负担为条件要求企业为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资金。换言之，相对于预算资金而言，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可以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或非预算资金。这无疑将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达到稳定经济的政策目标。最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取得大部分是无规则的。这种不透明的制度安排也为地方官员的腐败敞开方便之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范地方财政体制，减少通过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筹资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加快财产税的改革将是解决该问题的一剂良药。该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税制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处理省级以下财政关系的阶段。虽然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但并未明确省级以下财政关系。实际上，与中央——省级政府收入——支出不配比一样，省级以下政府也存在这一问题。尽管大多数公共支出发生在县乡级次上，但收入分配却并未与支出模式相符。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间也应建立规范的财政关系。财产税属地方税，如果下一步的改革集中于地方财政体制，那么财产税必然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第二，加快财产税改革也符合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愿望。实践表明，每当中央政府试图抓紧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省级以下政府通常都采用非正式的预算安排予以应对。可以说，忽略省级以下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式必然无法削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使用。因而，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财政予以重视。财产税的改革不仅不会使中央利益受损，还将有利于帮助其实现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和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目标。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管理权将有助于激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向正式的预算体系转化，从而更加便于中央政府监控。第三，推进财产税的改革还将有助于防止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财产税不仅征收了地理位置租金，而且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支付成本。用财产税替代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无疑有助于消除非正式预算筹资方法所导致的负面激励效应，实现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注释：

①Bird，RichardM.和EnidSlack（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财产税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40％。发达国家的比例为35％（10年前为30％）。转轨国家比例相对较低，但也达到了12％。

②Hanreys.Rosen（1995）指出，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收入标准的选择。采用当期（年度）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比例下降，表明财产税具有累退性。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采用永久性（或长期）收入研究财产税的累进程度似乎更为理想，因为某一家庭的某一年度的收入是高是低对该家庭的住房消费影响不大，决定这一问题的是该家庭的长期收入预期，而不是某一年度的波动。采用永久性（或长期）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住房消费大体上与永久性收入成比例。换言之，对建筑物部分的课税既不是累进的，也不是累退的。

归宿范文篇7

[关键词]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税负输出；调节功能；财产税改革

近几年，我国对于开征物业税的研究一直是财产税制改革的热点议题，是否对居民住宅课税和怎样课税尤其是物业税研究的重点内容。综合起来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物业税应该具有的收入功能、调节分配差距功能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功能人手，分析未来物业税的定位、税种设置、课征环节、税率设计等内容。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对于居民住宅是否应该课税的问题也出现颇多争议。笔者认为，如果从税负归宿的视角去研究居民住宅课税问题，或许不难将各种结论归于一致。

一、对居民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的一般分析

(一)税负归宿——较高收入群体

税收理论上税负归宿是与税负转嫁相关联的概念，传统的税负转嫁理论通常把住宅课税划归于很难实现税负转嫁的不动产直接税。然而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这种属性划分不是绝对的，住宅课税在一定条件下恰恰可以实现相当程度的税负转嫁。这种转嫁是按照辖区政府的管辖范围来进行的，如果辖区内住宅课税的税负能够转嫁到辖区外，就存在住宅课税的税负转嫁和税负归宿问题，当税负归宿成为辖区非居民，此时对住宅课税就实现了税负输出。显然，就纳税人而言，辖区政府对其辖区内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分为两部分：一是不能实现税负转嫁的课税，其税负归宿是辖区居民纳税人；二是能够实现税负转嫁的课税，其税负归宿是辖区非居民纳税人。因此，就住宅课税的税收负担能力和这两部分税负归宿而言，只有对在辖区内拥有超过一定标准的基本必需居住面积以上的住宅部分课税，才符合税收的能力原则和公平原则，而显然只有较高收入群体才有能力和条件作为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较高收入群体与第一部分税负归宿的关系不难理解，而较高收入群体作为第二部分税负归宿则是税负输出的结果。以下着重分析住宅课税税负归宿中的税负输出问题。

(二)税负归宿中税负输出与居民住宅课税的内在联系

1税负输出的内涵及原因简析。税负输出是指辖区政府通过税负转嫁对非居民征税以降低本地居民税负的行为。显然，税负输出的典型表现特征是辖区的非居民政府承担了较多的税收负担，税负输出存在的表象在于辖区内的居民通过税负转嫁，使辖区非居民成为税负归宿，或者辖区内较高名义税率下的税负也能够转嫁给名义税率较低的其他辖区居民承担。

从表象上看，税负输出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多，但究其根本，税负输出则不仅仅是政府作为税收制度制定者的游戏，而在于多方利益博弈，主要包括辖区政府税收获利、资源所有的垄断租金、辖区非居民的资产或财富属性偏好、政府间纵向税收分权以及产品供求弹性的市场力量对比等。辖区政府的税收获利动因是指辖区非居民通过资本、劳动和财产向本地流动，享受了由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成本应不论身份由辖区居民或非居民纳税分担。资源所有的垄断租金是指如果辖区政府拥有垄断性资源，基于资源所有者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向辖区非居民对资源的开采收取垄断租金，这种垄断租金如果采取税收形式就是税负输出。辖区非居民对某种资产或财富属地偏好如果更多地倾向该辖区，那么辖区内这种资产或财富的持有需求则倾向于提高，这会造成其价格的上涨，其价格内含的税负则发生转嫁且被辖区非居民承接，并且只要上述偏好持续存在和税负转嫁承受能力足够，这种税负输出就不会停止，也并不妨碍此种资产或财富的需求上扬和税负水平的递增。政府间纵向税收分权则是指如果国家税权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立或授权，使地方政府在税种开设、征管和财政支出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那么极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的税负输出，在课税对象不容易自由流动而作为课税对象所有者的纳税人却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则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的税负输出。产品供求弹性的市场力量对比产生税负输出则主要是辖区内生产的产品在辖区内外一定区域范围内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即辖区非居民对于产品的需求无弹性，如果在辖区非居民强偏好性的约束下，就能对其形成很好的税负输出机制。

2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居民住宅课税具有典型税负输出特征。如上所述，当某辖区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权，在辖区内课税对象不容易自由流动而作为课税对象所有者的纳税人却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就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的税负输出。即一辖区的非居民纳税人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方，如果处在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该辖区政府对辖区非居民在辖区拥有的不动产课税，辖区内的不动产税负则会通过税收资本化转嫁最终让辖区非居民成为税负归宿。这种税负输出需要较苛刻的实现条件：一是辖区政府拥有相应的税权，在税率确定上具有相应的自由裁量权；二是成为税负归宿的辖区非居民同时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者处在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即辖区周边地区；三是课税对象或税基是辖区内不容易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或财产，且相对于辖区外的同类要素或财产具有较好的持有价值。后两个条件可以用要素的流动性和差别性来概括，在分级财政条件下，和中央财政相比，地方政府财政所具有的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地方政府在运行中所必须面对的差别性和流动性问题。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税种就容易产生税负输出，而以不动产和动产为课税对象的财产税各税种中，住宅课税是比较适合同时设定和满足上述条件的税种，因此，具备产生税负输出的可能条件。

现实经济生活中不难发现，住宅课税在给定条件下的确能产生税负输出。现以某省一级城市住宅课税为例。假定一级城市A具有相对于周边二级城市更优良的工作和居住环境，A城市政府对于辖区内住宅高于基本居住必需额定面积以上的部分课税，其税基弹性为：ET=(△B／B)／(△t／t)=t△B／B△t。其中，B为住宅房产税基，t为税率。基本规律是，t越高，税基B越小。但如果一级城市拥有一定的税权，而辖区内住宅不具备流动性，则税负输出的上述本质原因都存在，只要城市外非居民的收入能力和偏好约束允许，非居民的财富以住宅为载体形式流向该城市的趋势就不会改变，该一级城市非居民能够承受的t就可以足够高，有税权的辖区政府可以提高边际税率，t就可以表现为累进性，税基弹性就可以维持不变，甚至还可以提高，税负输出便产生了。

二、居民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的特殊分析——税负输出效应

(一)正效应之一：调节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收入公平分配

对于居民个人作为纳税人而言，能够产生税负输出的应税住宅应该是其在辖区内拥有的超过基本标准居住面积以上的住宅部分；否则，如果辖区政府对于辖区非居民纳税人在辖区内拥有任何面积的住宅都课税的话，显然会显著阻碍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向本辖区流动，也就不会产生税负输出。如前所述，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都应该是高收入群体，因此，假定对辖区居民和非居民在辖区内的住宅以家庭为单位设定统一的标准居住面积，对超过标准居住面积以上部分的住宅课税，则能在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收入转换为住宅不动产持有环节的财产分配中产生公平调节作用，进而调节由住宅不动产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分配。如果该税收收入能够通过辖区政府的上级政府以转移支付的形式流向上级政府管辖的更广范围的低收入居民，则有助于实现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收入公平分配。显然，这种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为住宅不动产物业税的开设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其前提是：第一，辖区政府及其上一级政府均有一定的税权；第二，所采用税率的累进性；第三，必须在辖区上一级政府管辖范围内统一设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基本标准居住面积。

(二)正效应之二：地方政府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

一方面，如果住宅课税能成功地产生税负输出，则意味着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受益外溢性，税收的受益原则要求辖区政府向受益的非居民征税，征税后政府将乐意提高税率以增加本地区的公共支出，改善公共设施，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辖区非居民则能够承受更高的税率，以住宅不动产为课税对象的税负输出则不会抑制辖区非居民的财富以不动产为载体向辖区流动。另一方面，按照税收资本化的理念，在政府支出配置有效率的前提下，任何收入或支出的增加，都有利于改善辖区政府的公共服务环境，提升辖区内不动产的价值。因此，在一定的情况下，较高的住宅课税税率意味着较高的地方公共服务水平，意味着财产价值的增值，而财产价值的增值既符合地方居民的利益，也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因而，追求地方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就成为辖区政府和辖区居民与非居民共同关注的目标。

(三)正效应之三：公平分担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公共服务成本

经济学一般认为，如果不存在地方公共产品受益外溢，则住宅课税如果按照受益税设计就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而如上所述，能产生税负输出的住宅课税纳税人尽管是辖区非居民，但其显然是辖区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因此，这种住宅课税并不违背税收的受益原则和横向公平原则，并且税率是按适度累进设计的，这也同时符合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

(四)负效应：在允许辖区税权分立和税率累进的条件下可能会引致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

根据居民住宅课税税负输出的设定条件，承担税负输出的辖区非居民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者一般处在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其税负输出的载体之所以是其拥有的辖区内住宅不动产，主要原因在于税负输出辖区具有更好的公共服务环境，劳动要素的流动性背景实际上强化了税负输出辖区通过上述第二和第三个正效应引进资源要素，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作为税负归宿的辖区非居民所属地是税负净输入地，其财政收入和生产要素处于净流出状态。一般来看，在允许辖区税权分立和税率累进的条件下，富裕地区和一级城市的税负输出能力较强，经济社会发展也较快，贫穷地区和二级城市以下地区成为税负输入区，经济社会发展较落后，因此，住宅不动产税负输出容易产生“马太效应”，拉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三、税负归宿视角下我国住宅课税的路径选择

(一)我国具备了住宅课税的条件

1收入分配和财产拥有的差距拉大使得住宅课税可以成为调节财富分配的有力工具。就各类居民的收入差距而言，我国在1982～2005年这23年间，全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了2005年的0.47，收入差距扩大57％，并且这种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近年还在继续。而从个人财富结构来看，目前我国富裕人士的财富配置结构中，25％的财富以住宅不动产为载体，住宅不动产成为财富集中的最重要途径。而从现行税制调节收入流量和财富存量的功能来看，无论是个人所得税还是财产税均不利于中低收入者，却非常利于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人为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且工薪所得税的累进程度较高、级距较小。现行财产税在交易环节对于住宅不动产在购入时课征1.5％～3％的契税，在持有环节，仅对用于生产经营或出租的不动产课税，仅对居民拥有车船和外国人拥有城市房地产课征车船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对于居民个人持有的财富存量征税基本缺失。税收是调节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主要工具，而我国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对于收入和财富调节弱化，且居民中高收入者在本地持有多套房产或异地拥有房产现象加剧。以成都市为例，住宅市场沿袭多年的一个现象就是，住宅的主力购买者是成都郊区和四川省内二级城市的群体以及外省人员，2008年成都市区五城区外的住宅购买者占到40％，其中五城区人员59.2％，郊区人员4.4％，本省人员23.8％，外省人员11％，单位购房和境外人员分别为1.4％和0.2％，这其中二次购房者居多。因此，基于上述税负归宿分析，住宅课税可以成为调节财富存量公平分配进而调节财产性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

2分税制运行为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税权创造了条件。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税权，这也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税负输出创造了条件。在完善分税制过程中，可以为住宅课税的税权划分找到基于税负归宿和税负输出效应的理论依据。

3地区发展差距加剧恰恰为住宅课税克服其税负输出负效应提供了税收调节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如前所析，住宅课税是利用税负输出辖区政府的上级政府税权对其税负输出负效应的掣肘来实现调节公平分配和缩小地区间差距的税种，因此，赋予地方政府对于住宅课税的一定税权是发挥其调节功能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政府税权的级别不宜定得过低，在一个适度宽泛的行政辖区内，利用税收和财政支出进行分配公平的调节才能真正发挥财政对于收入分配和缩小地区差距的调节作用。能产生税负输出的住宅课税要求其课税过程中需满足一个较苛刻的条件，即适合在生产要素流动性较强但财富资产流动性较弱且具有差别性的区域进行，这就要求政府税权级别不宜过低；否则就只能强化其负效应，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并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

(二)进行住宅课税探索的具体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住宅课税宜做以下探索：

1准确定位住宅课税的功能目标——调节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机理表明，该税种的开征不能以获得和提高辖区政府财政收入为目的。以获得财政收入为目的住宅课税要求税基宽广，税源丰富，对住宅不动产普遍课税，这将严重抑制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住宅课税开征只能以调节矫正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为目的，同时，兼具调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功能；相应地，应税住宅和税率设计则都可以高收入群体为纳税人来进行设计，这样，开征住宅课税才不会竭泽而渔。因此，住宅课税不宜作为辖区政府的地方主体税种来进行设计，而宜作为发挥调节功能的税种来设计。对于许多关于物业税(主要以住宅为税基)应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研究或结论，从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的角度来讲都是不适宜的。因为类似于美国物业税作为地方主要税种的许多限制约束条件在我国还不具备，由于不具备住宅课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限制条件，硬性的做法就不可能让住宅课税成为良性税种，会对财产税改革带来严重误导，降低税制运行效率。因此，要十分谨慎地对待将以住宅为主要税基的物业税列为地方财政主体税种的说法和做法。

2住宅课税的课征环节。通过住宅课税税负输出实现的调节功能的分析，要求住宅课税主要针对财产财富在保有环节课以较重税，在取得和转让交易环节尽可能减少税负或轻税。因此，作为居民个人的应税住宅，住宅课税在交易转让环节可将现行契税税率适当下调0.5％～1％，并取消在交易环节的相关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规定，取消的税负转移至保有环节负担。这样可以改变目前对住宅不动产交易环节名义税负过重而对持有环节税负过轻的不合理现象，可在保有环节课征住宅物业税。

3住宅课税税率的累进性。住宅课税在交易环节的税率适宜采用比例税，而住宅课税的收入和财产公平分配调节功能是利用税负归宿一般机理来实现的，作为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住宅课税则是通过辖区内外的差别税率实现的，两者都要求税率具有累进性，在兼顾效率要求不抑制财富资产的形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要求辖区内外实行差别税率，在同一个城市的住宅实行累进的税率。税负输出地区税率的累进程度必须适度高于税负净输入地区税率的累进程度，目的在于既能调节收入和财产在具有税权的政府级别管辖范围内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同时又克服税负输出的“马太效应”，平衡税权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内各辖区的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

4住宅课税的城乡范围。鉴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财产分配差距很大，基于住宅课税的调节功能，住宅课税的范围在相当长时期内只应该限定在城市，县乡镇以下政府管辖的区域则不宜纳入住宅课税的征税范围。

5住宅课税的税权确定。目前，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除了体现在大区域间的差距，即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外，还体现在省(自治区、自辖市)级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内一级城市和二级城市的发展差距上。总体看，一级城市享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具备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居住环境，在一级城市越来越宽松的户籍政策和日益提高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周边二级城市居民把一级城市的住宅作为主要财富集中的载体而持有，一是实现财产价值增值，二是作为方便人员流动或度假休闲更宜居的异地住所。这样二级城市财富以一级城市住宅为载体加速向一级城市流人的结果，就形成省(自治区、自辖市)管辖范围内一级城市和二级城市发展的“马太效应”。因此，住宅课税税权适当在中央、省(自治区、自辖市)和市级政府间分立，则能较好地克服这种省辖各级政府间横向税负输出产生的“马太效应”。

具体来说，住宅课税的开征停征权和住宅课税的基本税率范围确定权在中央政府。住宅课税在省(自治区、自辖市)级政府的税权则包括：第一，课税对象的确定权，即在省(自治区、自辖市)管辖范围内统一规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基本标准居住面积。第二，在中央确定的基本税率范围内享有不同城市间的差别税率确定权、交易环节的比例税率和保有环节的累进税率确定权，且须规定一级城市的边际税率和税率累进程度必须适度高于二级城市。第三，住宅课税的收入在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之间分成分享。第四，省级政府的住宅课税收入一部分用于建设省(自治区、自辖市)管辖范围内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支出，这同时也要求建立和完善全省范围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部分专项用于对二级城市及以下县乡政府(重点是县乡政府)进行专项转移支付，用于支持受转移支付地区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公共服务，进而缩小全省(自治区、自辖市)范围内的地区发展差距。住宅课税在市级政府的税权则主要是确定本市范围内的税率和行使税收征管权。

(三)需要与住宅课税配套调整的主要税种和制度

1现行财产税系的调整改革。由于住宅课税属于财产税的主要税种，鉴于我国现行财产税对于公平分配的调节功能缺失，必须对财产税其他税种、税率和课征环节等，按照“宽税基、低税率、少减免、简税制、便征管”原则进行相应改革，并且使财产税和整个税制结构中的其他税系进行协调，最大限度地发挥税制作为一个整体的调节功能作用。

2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在对财产税改革的同时，为避免税制改革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真正实现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取得环节调节收入差距的公平功能，需要对现行个人所得税进行必要改革：一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或者税前扣除标准。考虑到长期拉动消费需求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在通胀压力以及税法的连续稳定性，免征额应由目前的2000元大幅提高至7000～8000元。二是调整提高工薪所得的税率累进级距、降低税率累进档次和边际税率。另外，在税收征管条件具备的时候将现行的分类所得税改为综合所得税；即应税所得以个人申报为基础，将其全部所得加总一并计税，真正实现在收入取得环节的公平分配。另外，还须在房地产交易环节，取消现行个人应纳的营业税。

归宿范文篇8

[关键词]税收负担；区域归宿；优惠政策；产业结构；消费者行为

一、我国税负区域性分布概况

通常，税收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是被用来衡量宏观税收负担大小的一项主要指标，并以此在地区间和国际间进行比较。如果以各地区税收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这一指标为基础来考察，一个力求实现区域宏观税负公平的税制体系，应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累进性。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税收占GDP的比重越大。而且，这种税负差异程度应当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区际经济水平(贫富)差异相适应。本文将首先以此对我国区域性税负总体状况作一简单概括。以下分析采用国家统计部门关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经济概念及地区分类，以保持统计描述口径的一致。

按照东、中、西部的经济带划分，以2004年为例，三大经济区域平均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7.83％、5.58％和7.19％。尽管从趋势上看，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低的格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GDP总量中占到58.38％的东部地区，其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比西部地区高出个0.64个百分点，占到近1／4GDP总量的中部地区该项指标甚至低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权重只有16.9％。就此而言，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税负分布存在失衡现象，在西部地区反映更为严重。

二、影响我国区域性税负归宿的宏观政策分析

从税收纵向公平的原则出发，税收政策体现在区域负担方面的作用应当是以缩小地区间差异为主，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累进性并未得到显著体现，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累退。造成区域税负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配合“梯度推进”和“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东部地区一系列减税、免税优惠政策。由于很多税收优惠政策按地区设置，主要集中在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工业园区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中、西部城市群发展失衡。在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的过程中，已先后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四大城市群。而这四大城市群主体都分布在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所产生的辐射作用很有限。因此，倾斜的税收政策进一步扩大了东部发达区域与中西部欠发达区域之间本来就存在的投资收益率差距，从而加剧了区域间资源流动的失衡。

此外，由于我国近年来致力于引进外资，涉及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明显多于内资企业，而外资企业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1994年税改之后，外资企业仍享有包括优惠税率、两免三减半、再投资退税在内的多项“超国民待遇”。由于外资企业的地域分布特点，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引起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的同时，也加剧了我国宏观税负归宿分配的区域不合理现象。值得指出的是，今年两会期间，企业所得税法的修订获得高票通过，内、外资两种类型企业将实行税率为25％的同一企业所得税标准，最早将于2008年开始实施，这无疑将有效地对此类税负地区归宿失衡现象起到积极的纠正作用。

由此可见，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无论从政策规定方面，还是在执行结果上，都强化了东部地区的政策优势，从而出现东部地区在地区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同时，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并未同比提高的现象，因此而产生的税负分布区域性不均衡，则使得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2．区域性产业结构差异。不可否认，地区经济结构差异，也是造成税负区域分布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同发达地区相比，以资源初级开发利用为主体的经济以及粗放型发展方式，是西部乃至中部地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特殊的地理、自然以及社会条件的长期影响作用下，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以农业和能源、矿产采掘等资源初级加工为主体，以部分机械、电子工业和以烟酒等为重点的农产品加工业为次主体的独特产业结构。

由于经济构成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使得部分税种的税负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首先，以增值额为计税基础的增值税作为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应当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的。根据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东部地区国民经济的增幅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然而增值税在其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差异没有呈现出东高西低的趋势。应当看到，在我国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结构中，东部地区是占有一定优势的。由于现行增值税只允许在销售收入中扣除原材料等劳动对象的价值，而对固定资产折旧价值进项税额不予抵扣，这样就使得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重工业的税负高于有机构成较低的轻工业。而如前所述，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业生产力布局是：中西部地区偏重于基础材料、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而东部地区以轻工业为主。显然，生产型增值税的税负倾向于由中西部地区承担。

这种区域型经济结构所造成的税负差异，在资源税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从2004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资源税所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东部地区平均高出1倍多。这一方面体现出地理因素所决定的特有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中西部地区在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水平，仍依赖于低附加值产业。需要注意的是，山西、江西、黑龙江、内蒙古、陕西、青海等是近两年增长率提高较快的省份，因为这些地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随着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中西部地区会出现资源拉动型的快速增长，从而提高其地区生产总值。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国有企业税负偏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性税负差异产生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而所贡献的税收却增长缓慢。尽管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以及亏损面扩大的趋势仍然存在，但其承担半数以上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仍被保持着。在我国经济布局中，产业乃至企业的设置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中西部地区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而东部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比重则明显偏高。因此，不同所有制企业税负不公的现象，也进一步加重了东部地区低而中西部地区高的区域税负分布失衡状况。

三、我国区域性税负归宿的微观分析——基于消费结构

上述分析主要针对的是影响区域税负差异的政策因素，实际上，个体消费者及其消费行为也会在微观层面对税负分布及归宿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他们处在转嫁链条的末端，对于商品服务类课税尤为如此。除了收入和价格以及相应的弹性状况会成为决定居民消费行为，进而作用于商品课税税负归宿分布的主要变量之外，就现实经济情况而言，区域性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能够测度出区域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对于税负分布的区域性说明，无疑将是有益的。然而，通常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模型中，区域因素都是归人扰动项的潜变量。因此，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资料相结合的PanelData模型，以使不可观测的潜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变得可以识别。根据2004年和2003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资料，可以就七大类商品的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建立消费支出模型矩阵方程组：Yitk=ak+bkxu+zik+uitk，其中：i=1，2，…，31；t=1，2；k=1，2，…，7，分别代表七大类商品。Yitk,表示某地区i的城镇居民家庭t年的人均第k类商品消费支出矩阵，xit则表示某地区i的城镇居民家庭在第t年的可支配收入，zik代表区域性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矩阵，

令Yikxi、uik分别表示地区i的关于第k类商品Y、x和u在时间上的均值，Yik、x1、utk则分别表示在t年关于第k类商品各地区Y、x和u的均值。整理可得区域性影响的矩阵表达式为：zik=Yik-Y-bk(xi-X)

从模型计算及其检验结果看，除了居住类和医疗保健类商品支出模型拟合优度稍差以外，其他各项均表现出较好的拟合优度。处于不同地区的城镇居民，其消费行为的确受到区域性因素影响，而且部分省区一些大类商品影响程度显著，区域性影响zi值如下表所示。

结果显示，从食品类支出区域性差异状况来说，东部地区总体比中西部地区更为重视食品类消费，上海、广东、福建、重庆等地表现出较高的z。值；而河北、山西、山东、黑龙江、吉林、河南、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食品支出的zi为较低负值。由此可见，区域性因素与地域消费习惯和传统习俗密切相关。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注重食品类消费，其基础是对食品消费结构及质量不断升级的需求，也是当地饮食文化的一种表现。如果单纯从恩格尔系数分析，则可能会得出与其实际生活水平相悖的结论。从税负归宿的社会学角度看，由于各地区对食品类商品消费份额的不同，也会在消费者一方形成相应的税负分布格局。而且这种因区域性影响因素产生的税负，在非流动性或流动性受限的情况下，将很难在不同地区间转嫁。

就衣着类商品支出区域影响值zi而言，东部地区中的大多数省份均小于零，而中部、西部两大区域中的大多数省份为正。仔细观察计算结果，可以进一步发现，该项区域性影响指标还表现出较强的南北差异，地理位置上处于西北、东北的省份zi均大于零，而南方大多数省份zi值为负。由于受到地理条件、气候、传统习惯等因素影响，北方地区的城镇居民对衣着类消费有着更强的需求，从而在消费者所承担的一方形成税负分布的南北差异。而医疗保健类商品消费支出也体现出了类似的趋势。

对于居住类商品消费，zi值较高的地区为天津、上海、北京和广东，这显然与其身为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有关，要素的不断集聚无疑加强了居住类消费需求。因此，区域性影响与其房价的不断攀升呈现一致趋势。就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区域性影响而言，中部地区的省份(除了湖南之外)均表现出对该项消费较低的需求，而其他大多数地区差异并不大。

从交通和通讯类商品来看，西部地区各省份表现出较强的需求。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各省份大多地处高原，山区众多，地域辽阔，交通及通讯条件有限且成本较高，对此类商品消费的高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域因素决定的。

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区域影响方面，观察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总体情况，并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而有趣的是，不同区域的文化中心的zi值均比较高，例如，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西部地区的陕西、甘肃。

此外，西藏地区居民消费行为表现出了独特的地域特征。其食品类、衣着类、交通通讯类消费支出的zi值均为全国各地区中最高，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zi值为全国最低。这种特征显然与其常年高寒缺氧的雪域高原地理条件及民族习惯密不可分。由此可见，从区域角度来说，对不同大类商品课税在上述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各有差异，从而会造成与之相关的税负分布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征。

四、改善区域性税负归宿不均衡状况的几点建议

首先，针对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应采取到期后不再延长、不再批准新设等措施，逐步缩小优惠的特定区域范围，以实现地区范畴上的公平对待。不可否认，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在带动特区、开发区等地经济快速起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龙头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区域间经济差距过大的问题已日益凸显。显然，主要适用于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带有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特征，间接造成了上述区域发展失衡格局的形成。如果继续保持下去，则会引起不同地区之间变相的恶性税收竞争及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

在现阶段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要求下，应当对这种累退性的导向政策予以及时纠正，以避免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出现各地争设新区、开发区、各类园区的新风潮，促使各地切实通过增强自身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来集聚资本、人力等关键要素，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不是依赖于税收方面的简单出让，以此来为东、中、西部各大经济区域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财税政策空间。同时，应当尽快推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法案的落实，在对环保型绿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适当保持一定优惠的同时，对污染严重、技术落后、以牺牲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代价的低效产业，应当坚决取消税收优惠支持，甚至课以重税。

归宿范文篇9

[关键词]税收负担；区域归宿；优惠政策；产业结构；消费者行为

一、我国税负区域性分布概况

通常，税收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是被用来衡量宏观税收负担大小的一项主要指标，并以此在地区间和国际间进行比较。如果以各地区税收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这一指标为基础来考察，一个力求实现区域宏观税负公平的税制体系，应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累进性。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税收占GDP的比重越大。而且，这种税负差异程度应当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区际经济水平(贫富)差异相适应。本文将首先以此对我国区域性税负总体状况作一简单概括。以下分析采用国家统计部门关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经济概念及地区分类，以保持统计描述口径的一致。

按照东、中、西部的经济带划分，以2004年为例，三大经济区域平均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7.83％、5.58％和7.19％。尽管从趋势上看，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低的格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GDP总量中占到58.38％的东部地区，其税收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比西部地区高出个0.64个百分点，占到近1／4GDP总量的中部地区该项指标甚至低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权重只有16.9％。就此而言，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税负分布存在失衡现象，在西部地区反映更为严重。

二、影响我国区域性税负归宿的宏观政策分析

从税收纵向公平的原则出发，税收政策体现在区域负担方面的作用应当是以缩小地区间差异为主，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累进性并未得到显著体现，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累退。造成区域税负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配合“梯度推进”和“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东部地区一系列减税、免税优惠政策。由于很多税收优惠政策按地区设置，主要集中在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工业园区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东、中、西部城市群发展失衡。在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的过程中，已先后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四大城市群。而这四大城市群主体都分布在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所产生的辐射作用很有限。因此，倾斜的税收政策进一步扩大了东部发达区域与中西部欠发达区域之间本来就存在的投资收益率差距，从而加剧了区域间资源流动的失衡。

此外，由于我国近年来致力于引进外资，涉及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明显多于内资企业，而外资企业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1994年税改之后，外资企业仍享有包括优惠税率、两免三减半、再投资退税在内的多项“超国民待遇”。由于外资企业的地域分布特点，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引起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的同时，也加剧了我国宏观税负归宿分配的区域不合理现象。值得指出的是，今年两会期间，企业所得税法的修订获得高票通过，内、外资两种类型企业将实行税率为25％的同一企业所得税标准，最早将于2008年开始实施，这无疑将有效地对此类税负地区归宿失衡现象起到积极的纠正作用。

由此可见，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无论从政策规定方面，还是在执行结果上，都强化了东部地区的政策优势，从而出现东部地区在地区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同时，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并未同比提高的现象，因此而产生的税负分布区域性不均衡，则使得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2．区域性产业结构差异。不可否认，地区经济结构差异，也是造成税负区域分布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同发达地区相比，以资源初级开发利用为主体的经济以及粗放型发展方式，是西部乃至中部地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特殊的地理、自然以及社会条件的长期影响作用下，西部地区已经形成以农业和能源、矿产采掘等资源初级加工为主体，以部分机械、电子工业和以烟酒等为重点的农产品加工业为次主体的独特产业结构。

由于经济构成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使得部分税种的税负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首先，以增值额为计税基础的增值税作为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应当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的。根据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东部地区国民经济的增幅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然而增值税在其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差异没有呈现出东高西低的趋势。应当看到，在我国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结构中，东部地区是占有一定优势的。由于现行增值税只允许在销售收入中扣除原材料等劳动对象的价值，而对固定资产折旧价值进项税额不予抵扣，这样就使得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重工业的税负高于有机构成较低的轻工业。而如前所述，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业生产力布局是：中西部地区偏重于基础材料、工业能源和交通运输，而东部地区以轻工业为主。显然，生产型增值税的税负倾向于由中西部地区承担。

这种区域型经济结构所造成的税负差异，在资源税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从2004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资源税所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东部地区平均高出1倍多。这一方面体现出地理因素所决定的特有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中西部地区在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水平，仍依赖于低附加值产业。需要注意的是，山西、江西、黑龙江、内蒙古、陕西、青海等是近两年增长率提高较快的省份，因为这些地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随着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中西部地区会出现资源拉动型的快速增长，从而提高其地区生产总值。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国有企业税负偏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性税负差异产生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而所贡献的税收却增长缓慢。尽管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以及亏损面扩大的趋势仍然存在，但其承担半数以上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仍被保持着。在我国经济布局中，产业乃至企业的设置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中西部地区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而东部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比重则明显偏高。因此，不同所有制企业税负不公的现象，也进一步加重了东部地区低而中西部地区高的区域税负分布失衡状况。

三、我国区域性税负归宿的微观分析——基于消费结构

上述分析主要针对的是影响区域税负差异的政策因素，实际上，个体消费者及其消费行为也会在微观层面对税负分布及归宿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他们处在转嫁链条的末端，对于商品服务类课税尤为如此。除了收入和价格以及相应的弹性状况会成为决定居民消费行为，进而作用于商品课税税负归宿分布的主要变量之外，就现实经济情况而言，区域性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能够测度出区域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对于税负分布的区域性说明，无疑将是有益的。然而，通常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模型中，区域因素都是归人扰动项的潜变量。因此，本文采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资料相结合的PanelData模型，以使不可观测的潜变量所产生的影响变得可以识别。根据2004年和2003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资料，可以就七大类商品的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建立消费支出模型矩阵方程组：Yitk=ak+bkxu+zik+uitk，其中：i=1，2，…，31；t=1，2；k=1，2，…，7，分别代表七大类商品。Yitk,表示某地区i的城镇居民家庭t年的人均第k类商品消费支出矩阵，xit则表示某地区i的城镇居民家庭在第t年的可支配收入，zik代表区域性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矩阵，

令Yikxi、uik分别表示地区i的关于第k类商品Y、x和u在时间上的均值，Yik、x1、utk则分别表示在t年关于第k类商品各地区Y、x和u的均值。整理可得区域性影响的矩阵表达式为：zik=Yik-Y-bk(xi-X)

从模型计算及其检验结果看，除了居住类和医疗保健类商品支出模型拟合优度稍差以外，其他各项均表现出较好的拟合优度。处于不同地区的城镇居民，其消费行为的确受到区域性因素影响，而且部分省区一些大类商品影响程度显著，区域性影响zi值如下表所示。结果显示，从食品类支出区域性差异状况来说，东部地区总体比中西部地区更为重视食品类消费，上海、广东、福建、重庆等地表现出较高的z。值；而河北、山西、山东、黑龙江、吉林、河南、内蒙古、青海、新疆等地食品支出的zi为较低负值。由此可见，区域性因素与地域消费习惯和传统习俗密切相关。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注重食品类消费，其基础是对食品消费结构及质量不断升级的需求，也是当地饮食文化的一种表现。如果单纯从恩格尔系数分析，则可能会得出与其实际生活水平相悖的结论。从税负归宿的社会学角度看，由于各地区对食品类商品消费份额的不同，也会在消费者一方形成相应的税负分布格局。而且这种因区域性影响因素产生的税负，在非流动性或流动性受限的情况下，将很难在不同地区间转嫁。

就衣着类商品支出区域影响值zi而言，东部地区中的大多数省份均小于零，而中部、西部两大区域中的大多数省份为正。仔细观察计算结果，可以进一步发现，该项区域性影响指标还表现出较强的南北差异，地理位置上处于西北、东北的省份zi均大于零，而南方大多数省份zi值为负。由于受到地理条件、气候、传统习惯等因素影响，北方地区的城镇居民对衣着类消费有着更强的需求，从而在消费者所承担的一方形成税负分布的南北差异。而医疗保健类商品消费支出也体现出了类似的趋势。

对于居住类商品消费，zi值较高的地区为天津、上海、北京和广东，这显然与其身为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有关，要素的不断集聚无疑加强了居住类消费需求。因此，区域性影响与其房价的不断攀升呈现一致趋势。就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区域性影响而言，中部地区的省份(除了湖南之外)均表现出对该项消费较低的需求，而其他大多数地区差异并不大。

从交通和通讯类商品来看，西部地区各省份表现出较强的需求。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各省份大多地处高原，山区众多，地域辽阔，交通及通讯条件有限且成本较高，对此类商品消费的高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域因素决定的。

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区域影响方面，观察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总体情况，并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而有趣的是，不同区域的文化中心的zi值均比较高，例如，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西部地区的陕西、甘肃。

此外，西藏地区居民消费行为表现出了独特的地域特征。其食品类、衣着类、交通通讯类消费支出的zi值均为全国各地区中最高，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zi值为全国最低。这种特征显然与其常年高寒缺氧的雪域高原地理条件及民族习惯密不可分。由此可见，从区域角度来说，对不同大类商品课税在上述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各有差异，从而会造成与之相关的税负分布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征。

四、改善区域性税负归宿不均衡状况的几点建议

首先，针对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应采取到期后不再延长、不再批准新设等措施，逐步缩小优惠的特定区域范围，以实现地区范畴上的公平对待。不可否认，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在带动特区、开发区等地经济快速起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龙头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区域间经济差距过大的问题已日益凸显。显然，主要适用于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带有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特征，间接造成了上述区域发展失衡格局的形成。如果继续保持下去，则会引起不同地区之间变相的恶性税收竞争及地方与中央的政策博弈。

在现阶段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要求下，应当对这种累退性的导向政策予以及时纠正，以避免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出现各地争设新区、开发区、各类园区的新风潮，促使各地切实通过增强自身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来集聚资本、人力等关键要素，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而不是依赖于税收方面的简单出让，以此来为东、中、西部各大经济区域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财税政策空间。同时，应当尽快推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法案的落实，在对环保型绿色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适当保持一定优惠的同时，对污染严重、技术落后、以牺牲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代价的低效产业，应当坚决取消税收优惠支持，甚至课以重税。

归宿范文篇10

站在演讲台上我知道无论我用多么华丽的词藻，多么动听的语言来修饰我的演讲，都无法完全概括教师道德的力量，因此我演讲的题目是高尚的师德，心灵的归宿。

师德是爱的驿站，是心灵的归宿，是理想之火，是生命之光，是教师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是教育全部的生命。此时此刻，我多么想用多彩的笔，用英俊的诗，用动人的歌，来赞美每一位教师。但是我觉得这些还远远不够，所以我用心灵来解读教师。

有人说：“我们教师的事业是太阳底下最神圣、最值得骄傲的事业。”是的，我们是孩子们理想风帆的导航者，是美好心灵的缔造者，是智慧和技能的传播者。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想，一情一态，都清晰而准确地印在学生的视网膜里，这就是示范性，这种示范性将在学生心灵中激起层层浪花，这种示范性已经形成了教师的责任感，每当看到一双双渴求的目光，一张张憨厚的面容，不由地让人生出激动，似乎融入到无比圣洁的仙境，生命也因此赢得了壮丽的升华，我们的奉献虽不见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但却是用平凡与崇高的师德师风，为学生照亮了一片幸福的天地。

课堂内谆谆教导，一点一滴，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久而久之，教师的道德品格便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正如古诗所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用爱滋润每一位学生的心田。

也许因为你是一名教师，便注定了你一生要固守清贫，也许因为你是一名教师，失去了许多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也许你是一名教师，你的年华会比别人更早逝去，但是正因为你是教师，才会得到同学们的信任，更因为你是教师才会得到所有人的尊敬，有一首歌最为动听，有一种人最为美丽，有一项事业最为眷顾，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这不正是我们用爱播洒的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