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性范文10篇

规定性范文篇1

一、关于资本主义的规定性

(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从一开始，有点机械的亚当斯密关于商品生产的描述就不同于辩证的马克思的描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惭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在这里商品生产成了某种天然的普遍的人类倾向的产物（如果能这样看商品生产倒是能给现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家省不少气力！）。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2）。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商品生产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这两个条件缺失任何一个便构不成准确的商品生产的概念。

现实社会可以是商品生产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混合，但任何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社经验材料绝对不能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如此强调这一点似乎多余，可我们很快会发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所谓理论，其拙劣的根源就在于此。

从在现实社会中作用的程度、规模、范围等标准出发，将商品生产分为简单的小商品生产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是顺理成章的。后者由于技术条件的成熟，大批量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成了商品，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提高到过去任何社会形式从未达到的水平，商品生产已是社会增加财富的主要源泉。但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这一逻辑主干之上的一个支干，考察社会经验材料能否混入资本主义概念中，还是首先要看它能否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剩下的任务只是辩明它属于小商品生产概念还是资本主义概念。

（二）商品经济的规律性和资本主义的规律性

更深的抽象表明，商品生产者交换的不仅是具体的、实在的、有用的物品，而且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这不是心血来潮随意做出的武断抽象，它表明了生产商品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共性，从而也表明了用于交换的所有商品的共性或本质。只要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在量上是相等的，这些商品在抽象意义就是相同的，这是它们得以按一定比例交换的基础。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的质的规定性。耗费的量不由每个具体劳动量决定，而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这就是价值的量的规定性。在现实中没有人先去计算必要生理耗费再去交换，价值规律是以供求和竞争规律的形式在市场上现实地表现出来的。社会的各个私人生产者“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销。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3）显然，价值规律的作用制约着商品的交换比率、每种商品的产量、劳动力在各个部门的配置。

当“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4）时，商品生产就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大体上每个生产者拥有自己的数量不多的生产资料，并且用它们来生产商品；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商品了，生产资料属于一些人，出卖劳动力来干活的是另一些人。资本主义仍符合商品概念的一般规律性，但特征性的东西已开始出现，一般规律在具象时有了修正的必要。

新增的价值已不象以前那样全部归生产者所有，而是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死劳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剩余价值；另一部分归活劳动的所有者，可以称作劳动力价值。两者量的划分的斗争从资本主义产生起就没有停止过，但只要这种斗争主要是靠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自由的市场契约来调节的，这种斗争就还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能概括的经验材料。

又由于生产资料不仅总规模扩大了，而且各行业所用的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也不象以前那样大体相差无几了，各行业利润率均等性的假设和剩余价值率均等性的假设还基本符合对经验材料不完全归纳的判断，资本有机构成则没有任何做均等假设的基础了。这时，跨行业的商品价格等于价值（剔除掉供求不平衡因素）和利润均等的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就不正确了。必须修正为：所有行业的利润总额和总价格，还是等于以前的剩余价值总额和价值总额。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律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规律。以上就是商品经济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基本的规定性。它对政治制度结构的基本要求就是私有产权和契约自由。

（三）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马克思用抽象思维方法得出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想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内的作用要素而不是这两个概念所能概括的范围以外的、价值规律管不着的作用要素，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被替代的必然性。在这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价值判断、价值追求被明显地摆列一个次要的位置，起作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要求助于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追求历来被马克思视为庸俗的和空想的。马克思愿意看到是资本家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5）。即使对马克思这样的抽象思维大师，我们也要试图鉴定他的抽象思维过程。

我们可从（S，是剩条价值率，s是剩余价值，v是可变资本，q是资本有机构成，c是不变资本，p是利润率）推导出p以q和S，表示的函数式：要想使P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必须是二种情况之一：（1）S，下降同时q不下降或者S，下降的程度高于q下降的程度；(2)q上升S，不上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

马克思显然排除了S，下降的情况。就第二种情况而言，马克思得出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就必须先做两个假设之一，即q上升S，不升或者q上升的程度高于S，上升的程度。马克思认为q上升比较符合经验材料（情况可能不是如此简单，后面会论及），两个假设就变为S，不上升或者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就是说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隐含着这两个假设条件的。这个规律的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两个暗含的假设与现实经验材料对照的结果。在《资本论》整个第十三章对这个规律的描述中，都没有有意识地将假设与经验材料相对照的部分。在随后的第十四章作用相反的各种原因中将S，的提高作为了一个起相反作用的修正因素。这样，实际上马克思的假设又变成S，上升的程度低于q上升的程度。

只要能证明这个假设比较符合现实的长期趋势，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就真的是资本主义范畴内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资本主义的消亡就指日可待，这个论证过程是比较严密的抽象思维过程必须要求的。

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14章中没有直接地全面地接着说明这个假设，从而完成论证，而是换个角度换个假设前提，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在这里——大多数有益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都是如此——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包含着这个结果：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时，剩余价值量将会减少”，“从而使利润率减少。”（6）。但是马克思没有看出，“引起剩余价值率增加的原因”同时也使他的新假设“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定量”中的一定量变得不“一定”了，变小了。社会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不变资本的贬值和有机构成的下降。这个新开辟的论证同样无法说明利润率下降是一个长期趋势。有人会说：不变资本贬值马克思已作为修正因素之一，在具象过程中说明了，这是抽象思维方法的惯例。但是具象不是再一次分别把各修正因素与本质因素的关系罗列出来，这是舍象过程的任务，它必须在可叠加的假设条件下，综合说明本质因素和6个相反因素共同作用时的总结果。即使不精确，也必须判断各个力的强弱和方向，从而判断合力的方向，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完成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所下的结论就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有些含糊地“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视为是一种倾向的下降”（7）。”

我并不是据此断言说资本主义没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我只是断言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理论家到目前为止并没能证明这种趋势是资本主义范畴本身所必然带来和资本主义范畴可以概括的所谓客观规律。利润率的变化有多种可能性，有些是资本主义因素引起的，有些是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引起的，强调这种区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面还会论及利润率变化的极端复杂性。

（四）垄断和帝国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加剧，随着资本主义不断积聚和集中，各个生产行业的企业数目大大减少。这些在竞争中幸存下来的企业，规模大都十分庞大，接下来的竞争更可能带来的将是两败俱伤，而不是某一方的完全胜利。这时在大资本家头脑中占上风的已不是资本主义范畴的规定性和准则，更不是商品生产范畴的规定性和准则，而是过去封建领主们惯用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封建契约，这是完全不同于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契约的一种超经济的契约。这种封建契约有企业同盟、卡特尔、托拉斯、完全合并等多种形式。从此现实社会已不再象此前近100年那样接近于较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主要成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混合社会。这种混合在大约几十年的时间内全面触及了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劳动力市场。划分新增价值的另一方——劳动力出卖者靠自由市场原则调节自己利益的机会被大大削弱了，他们面对的是联合起来的蔑视市场的资本所有者，他们现在的地位用工奴来描述毫不为过。

我们再次强调，严格的抽象思维方法一定能判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要素和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混合的结果，决不能把一切现象材料都装进资本主义范畴内。不能把垄断看成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因为在抽象思维的意义上找不出垄断概念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共性，说明它们的关系不是抽象思维方法所能完成的任务。

马克思是在垄断产生之前完成他的经济著作的，因此在《资本论》中没有这方面的分析。列宁等人用新的经验材料来发展和修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时，最大错误就是没有仔细审查新材料是否具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概念的共性，没有共性就不是抽象思维方法所要求的修正和具象，而是一种杂乱的堆砌。并且它所造成的概念的混乱为我们将要进行的混合社会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同样，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相混合的现实社会的一个阶段。

二、关于利润率的变动和资本主义危机

我们认为利润率p=S，(1-q)绝不是简单地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其变动的极端复杂性一方面体现在抽象思维模式下p作为因变量在S，和q的作用下有多种变动的理论可能性；另一方面体现在科学具象思维模式下p、S，q还是互相影响和互动的。作用于p、S，q的有些是资本主义要素，有些则是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

（一）在p不反作用于S，和q以及S，和q不相互作用的假设条件下，P在理论上上有11种变动的可能性。

（1）S，上升且q下降时，p上升；(2)S，上升且q不变时，P上升；(3)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快于q的上升时，p上升；(4)S，和q都上升，但S，的上升慢于q的上升时，p下降；(5)S，不变且q下降时，p上升；(6)S，不变且q不变，p不变；(7)S，不变且q上升时，p下降；(8)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快于q的下降时，p下降；(9)S，和q都下降，但S，的下降慢于q的下降时，p上升；(10)S，下降且q不变时，p下降，（11）S，下降且q上升时，p下降。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只是其中（4）的情况。前面已提到，关于这个规律的唯一性的证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与其坚守一个不能证明的简单化了的所谓规律，不如承认利润率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以此为起点展开丰富的实证的研究，历史地描绘出利润率变化的实际状况。

上面11种情况的每个假设条件，在没有经过仔细的对照之前，都不能冒然断定它与实际不符。例如，马克思认为q的上升一般来讲比较符合经验材料，而实际上q的变化也非常复杂。当我们从微观角度考察时，技术进步往往直观地带来有机构成的提高。但是从宏观的和较长期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如此：第一部类长期的技术进步会带来一定实物量的不变资本存量的贬值，也包括第二部类不变资本存量的贬值，数学上很容易证明，当C下降时，也是下降的；弥补存量损失后的利润部分下降幅度更大，从而利润率也是下降的；在新增价值的划分上，也是下降的。紧接着的应该是第二部类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消费品的贬值，全社会在维持绝对生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v降低了。明显上升，新增价值的划分中也上升；也上升。

从长期来看，考虑到技术进步会由于微观单位的竞争推动而成为影响两个部类生产的长期的和主要的因素，全社会的q,S，p更倾向于随着两个部类技术革命的更迭而呈现一种上下波动的变动状态。而绝不是单纯的上升或下降。

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是一个工人推动更多的机器，但不一定是一个工人推动更多的机器的价值。这是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的重要区分。马克思也提到过的不变资本贬值绝不能摆在一个次要的修正因素的地位，它是和劳动力贬值同样重要的并且交替出现的因素。

（二）在现实中的p绝不仅仅是S，和q的被动的因变量，它的水平和变化反过来直接影响S，和q的水平，S，和q也是在时刻相互影响和制约着对方的水平。例如用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来提高S，往往就伴随着q的提高，但它们的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可能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此外，现实社会的q,S，p还会受到种种市场契约天法调节的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的影响。由于这种复杂性，我们肯定得不出某种P的单一趋势的规律。因此面对多变量共变的情况时，单纯的抽象思维方法的确无能为力，求助于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三）到目前为止，关于资本主义自动走向灭亡有两大核心理论。一个是前面已分析过的在资本有机构的提高快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关于这个规律的证明是缺乏说服力的；另一个是假设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带来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这样就必然带来消费不足这种资本主义市场无法自我调节的生产比例失调问题。按比例生产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共有规律，如果资本主义最终带来的是生产不能按比例进行，资本主义的灭亡就无可争议。

我们仍用马克思的方法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第ц部类。我们先把剩余价值分为四个部分（8）；第一，适量的消费支出，数目刚够把资本家的消费维持在前一期的水平，记作SC；第二，资本家消费的增长额，记作S△C；第三，资本家用来扩大可变资本的积累，记作Sav；第四，资本家用来购买追加的不变资本的积累，记作Sac.为了保持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就必须使所有代表对不变资本需求的项目的价值（生产价格）等于不变资本的总产量的价值（生产价格），并使所有代表对消费品需求的项目的价值等于消费品的总产量的价值。用等式可表示如下（字母右下角的数字1和2表示生产部类）：c1+sac1+c2+sac2=c1+v1+sc1+s△c1+sav1+sac1

v1+sc1+s△c1+sav1+v2+sc2+s△c2+sav2=c2+v2+sc2+s△c2+sav2+sac2

化简后得：C2＋Sac2＝V1＋Sc1＋S△c1＋Sav1其中方框内所含项目就是简单再生产的均衡条件。以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为例，C2＝V1＋Sc1，如果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就意味着等式中V1在不断缩小，理论上不能由此就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等式C2＝V1＋Sc1不再成立了，简单再生产的比例已被破坏了。因为显然还有理论上的替代办法；Sc1不断加大，并且Cz在实物结构上适合加大了的Sc1的情况。即劳动力出卖者减少的消费由资本家增大的消费替代了，这时等式仍旧成立，简单再生产仍是按比例的。按比例生产规律本身不能证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会是一个按比例生产的破坏因素。

按比例生产是超商品经济的一切社会生产的共性，是更抽象更一般的规则。它对现实生产的要求只是有前后一贯的、系统的生产比例，并且再无其它要求。至于现实中按比例生产的多样性则是由这个抽象规律以外的作用要素形成的。重视这种区别是严密的抽象思维方法所要求的。

马克思曾嘲笑这种把资本家变成一个只关心使用价值的善良市民的假定是把资本主义最实质的东西—笔钩销了。但是最先一笔勾销资本主义的是剩余价值率不断上升且不再受资本主义调节的假定，是前一个荒谬产生了后一个荒谬，当你假设剩余价值率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持续提高时，你就已经假设剩余价值率由市场法则调节而上下波动的资本主义已不起作用了，你就已经假设资本家不是资本家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证明“有效需求不足不能直接导致对按比例生产规律的破坏的演绎推理是无懈可击的。杜冈那个著名的一个工人操作全部机器的假说无非也是想说明同样的问题，但不幸他始终没能说透。就纯粹的资本主义作用要素而言（抽象的、理论上的），V和S的划分是由市场契约调节的，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也是劳动力出卖者的资本主义，就不考虑外来因素的纯模型而言，按比例是可以由市场调节来完成的。

但是越来越频繁的V或S一方借助资本主义以外的作用力量来参与新增价值的划分的作法，使得比例问题也不可能单有市场调节来完成了。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的介入使单纯的资本主义市场契约原则失灵了。但如果这时出现了生产不能按比例进行的罪恶，承担责任的不应是纯资本主义概念所概括的东西。而是那些资本主义以外的混合要素。在资本主义模型下，生产的按比例是要不断经过市场调节才能达成的，特别是V和S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当V过多S过少时就会出现产品不足，市场通过价格变化能把它们的比例调整过来；当V过少，S过多时，就会出现消费不足，产品过剩，市场同样能把它们调整过来。但如果有一些超经济因素引起V或S的过多或过少时，市场就成了多个作用力中的一个，V和S的最终比例是取决于多个力的合力，而不仅仅是价值规律的力量。但不能由此说价值规律（生产价格规律）就过时了，它仍是重要力量之一。

（四）资本主义危机

资本主义是一种理论抽象模型，它不等于现实社会。如果人类社会在某一时期比较接近资本主义模型，那只表明现实社会患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偏执病。人类社会正常的和长期的情况就是各种抽象模型的混合社会。

现实社会不等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危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危机。在理论上探讨资本主义危机，如果在概念上搞不清这种区别，接下来的错误和混乱就不言白明了。

资本主义危机就是因为利润率跌至其普遍水平以下或工资水平跌至其普遍水平以下所引起的流通过程的中断。因此，资本主义危机应当如鲁道夫·希法亭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比例的失调。只要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等指标的影响因素还是市场契约原则可以调节的，资本主义危机就也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可以调节归位的。如果支配这些指标的还有某些超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的原则，我们的思维要下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现实的危机不等于资本主义危机。单纯调节资本主义危机的市场方法就无法单独完成调节这个现实危机的任务，起作用的应是某种混合的方法。例如，1929年危机就主要是由垄断造成的新增价值的划分长期有利于资本所有者引起的。危机持续时间长，破坏力极大。至少有两种解决危机的途径可供选择，一种是继续维持新增价值划分有利于资本家的状况，同时将产品结构调整为可将工人消费不足的部分由资本家的消费或投资来替代，接下来还必须有人口减少、超级消费形式的出现（如太空旅行等）等经济政治配套条件。人类社会否定了这种选择，而采用了解决危机的第二种途径：通过国家机器等手段改变新价值划分明显不利于工人的状况，使比例重新回归。毫无疑问，这两个办法都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市场方法能单独奏效的。

就纯粹的理论上的资本主义危机而言，“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利润率下降趋势，或离不开消费需求越来越落后于生产要求的趋势，或者两者都离不开，那么，这个制度的毛病就可望随岁月的推移而加剧，而资本主义关系变成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锢的时候，也必然同黑夜跟随白昼一样，非来不可。既然这样，周期地打断社会经济生活的危机，就的确必须看作是现存社会体系的死亡象征”（9）。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随着全面技术进步在两个部类交替出现而呈上下波动状态，资本主义至少不会因为那两个原因而灭亡，资本主义危机也不是资本主义趋于灭亡的象征。

但我们绝不是由此得出资本主义永远起主要支配作用的结论。由于单位价值所代表的物质量越来越大，资本主义自动调节的社会物质代价也越来越大，资本主义方式可能会因为这种日趋增高的社会调节成本而逐步不再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此外，按照需求交替理论（参见《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物质、创新、依附、平等、自由这五种基本需求，区别只是量的不同格局而已，资本主义将这五种需求都价值化了，应该承认，价值化是一种精巧的制度系统，它为五种需求都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是，在现代人类五种需求新格局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系统或价值化制度系统，已不可能单独包容或衡量人类的五种基本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明明在改进五种需求的格局方面取得了进步而经济增长率等价值指标却始终低迷和令人丧气。再不接受新的概念系统，人类社会简直就要失去方向感了！这些是资本主义在特定条件下不合理性的根源。显然这种不合理性还是来源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而不是单有资本家就可以把资本主义推进死胡同。并且，这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具备全面消亡的条件，无视这一点，只能得到以另一种不合理或不完全全合理法则代替现在的不完全合理法则的结果。

在现实社会，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本日益集中时，资本主义调节成本日益增高的不合理性可能带来两种不同的超资本主义力量在和资本主义法则对抗。这两种力量的任何一种达到某种极端程度时就现实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也可能是不合理地灭亡）；这两种力量没有出现极端程度时就现实地表现为它们和资本主义法则相互混合共同作用的混合社会状态。

这两种力量一种是封建主义力量，具体表现为大资本家为限制竞争而采用的封建领主划分势力范围式的超经济契约；另一种是社会产义力量，具体表现为劳动者通过工会或国家机器而实现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市场法则的平等性的分配。

资本主义与这两种主义的关系并非截然不可过渡。如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本集中到一定临界点时，资本家很容易放弃资本主义法则而选择封建主义法则；再如，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10）。如果接着演绎下来，当一个国家的公众的文化水平要求稍多一点平等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时，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价值中也就会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要素，资本主义显然向社会主义原则过度了一步。现实社会中的关系本没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当历史按时序发展到一定条件需要将某种社会关系制度化和稳定化时，才有了这些主义的区分。

另外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单向的，一些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作用可强可弱，可接近于零，但这不意味着在以后的历史时期这种主义就永远不再发挥作用了。起根本作用的规律是我在《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描述的需求替论。

混合社会必须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混合，才会有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包括所有制（产权制度），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

（五）所有制、国家制度

我们把人类现实社会按一定标准分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科技主义或它们的各种混合形式，这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人类社会冠以某种主义的追求和实现追求的条件使该主义对社会的作用力日益显现出来，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变化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和内在力量之一；另一方面是指这种内在要求或内在力量只有以所有制、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形式予以制度化以后，才能完整地、系统地和稳定地表现出这种主义的全部内容和发挥出全部的作用。第一个层面是第二个层面形成、稳定和变化的基础或内生力量；第二个层面决定第一个层面能否充分地现实地发挥作用，从而甚至也决定了不同民族在某一时期不同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资本主义最基础的制度是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11）。在使私人产权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不让未获授权的个人使用它，并且运用资产的全部获益和成本都应归属于资产的所有者。只要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都可能需要用某种超经济的政治办法来决定资产的运用和获益。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正常运转还需要另一些外在制度为条件，这些制度允许并保证自由缔约和确定明晰的权利和义务，这些外在制度就是法律和国家强制。它们“都立足于公共的强制执行组织（法院、警察、检察员、监狱）。统治者和议会曾普遍使自己成为可信赖的第三方，来保证契约的履行。因此外在执行机制往往增强着缔约伙伴的信心”（12）。但这些外在执行机制在保证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也在侵蚀着资本主义所有制，以至现实的产权制度往往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排它性的对财产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外分的权利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国家的限制。绝对排他性资本主义所有制从它产生那天起就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某种混合的所有制。只不过在一定阶段，顶多这个混合的所有制比较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已。

作为强制手段的国家的概念有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表述：一种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第二种认为国家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机关，是各种利益的调节器。

其实，至少当资本主义成为主要社会力量时，国家的统治工具的作用和利益调节器的作用是一种抽象思维方法下的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前者是国家概念的实质、本质，后者则是这个本质经过某种修正后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抽象本质几乎没有修正地就表现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调节器的作用顶多只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阶级与阶级之间界线分明，并且难以逾越。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要加入多种修正因素，以致于抽象中的直接阶级对立，在具体表现形式中不那么容易一眼看出，除非加以抽象化。这些修正是：a、阶级间的共性因素较早期多，例如都是政治上的自由人。b、阶级之间的转化较早期容易，阶级概念的承载人极不稳定，例如管理职业化和经济的科技化都是低层阶级升入高层阶级的渠道。再如股票市场又使普通人可以成为股东等等。因此国家概念在形式上只能表现为各种利益的一种公正的调节器。但是透过具体形式，还是能发现（用抽象力）国家归根到底是对具有资本家素质的人群极为有利的强制机器，它是追求和信奉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人群的选择结果。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

民主程度越来越高的国家制度，一方面是各种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向新的混合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它总是以自由缔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排它性产权关系的必不可少的保护机器；它同时也是削弱排他性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并使社会迈入混合状态的超经济的双刃剑。

三、资本主义与混合社会

“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着近似的情况。”（13）。

有两个原因导致马克思没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实际的混合状态的规律性给予充分研究：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理论上的资本主义模型与现实社会，引者注）也就越大。”（14）。虽然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消除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且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现实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前的封建社会的一个混合社会，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已是发展的趋势，它对现实社会的作用已接近于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专注于资本主义理论模型的研究，实际上就近似地等于对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经济的研究。二是在方法论上单一的抽象思维方法实在无法胜任对几个完全不同质的概念混合和交织在一起的规律性研究。它除了能说明现实经济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的混合经济以外，无法进一步得出有意义的通例性的结论。

资本主义到了成熟期以后，现实经济的新的混杂不清的情况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理论模型和现实经济的近似程度又开始出现由大变小的情况。在资本家方面开始出现求助于封建主义的倾向，在无产者方面开始出现求助于社会主义的倾向。如果要求马克思的理论应对将要出现的新的混合状态做出解释和预测，那是对理论家的苛求。马克思的后人作了各种企图以单一抽象思维方法描述新现象的尝试，这种方法论就决定了他们都讨厌混合状态，于是出现了信奉资本主义的阵营，也出现了信奉社会主义的阵营，他们最初都试图通过现实的消灭对方来恢复社会的单一状态，但这个结果未能如愿出现。到了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两个阵营分别从内部开始了政治家们的对峙的松动，两个单一社会都先后出现了混合的状态。但探讨混合规律的系统理论仍旧没有出现。马克思和他以前及以后的理论家以抽象思维方法为基础对封建主义模型、资本主义模型、社会主义模型等的理论构建是人类思维的宝贵财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以这些抽象思维的结晶为出发点，采用科学具象思维方法进一步探讨混合状态的规律。因为混合状态是和现实社会近似程度最高的情况。

一个相对稳定的混合状态不仅是经济的制度化的混合，也是政治、文化的混合，我们更愿用混合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范围广泛的混合。如果要对资本主义发展做一个粗略的阶段划分，我倾向于认为：a、14世纪中期——16世纪中期，贸易和小商品生产繁荣，这个时期是以封建主义制度体系为主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的混合社会。b、16世纪中期——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均力敌，矛盾比较尖锐。c、18世纪中期——19世纪7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逐渐占上风的混合社会。特别是到了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使现实社会几乎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模型。d、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科技主义开始形成独立的意识形态。由于大资本的形成，大资本家最先摒弃资本主义规则而采用了封建领主式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垄断方法，单纯的资本主义规则已无法保护小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利益。无产者也开始借助社会主义的平等规则而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自由契约规则加入社会选择过程。这一时期主要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科技主义等的混合社会。资本主义和大封建主义的力量占伏势。e、20世纪30年代至今，垄断的封建主义受到一定程度的?拗疲且宰时局饕逦饕α康淖时局饕濉⑸缁嶂饕濉⒖萍贾饕宓鹊幕旌仙缁帷?/P>

当回头看我们走过的历史时，我们的思路比较清晰，因为时间已帮我们做了大量的抽象工作。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几百年间，我们已习惯于把当时的社会理解为一个混合社会，能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封建主义制度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但我们却不能把这种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运用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理解多种矛盾的产生和变化，在这里我们更习惯于形而上学。我们不能容忍存在一个社会的鸭嘴兽。但现实社会的确是鸭嘴兽，以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为基础的混合社会理论有可能是一种突破。

参考文献

（1）亚当期密：《国富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上卷，第12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55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995页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3卷，192页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288-289页

（6）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5页，着重号是引者所加

（7）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卷，274页

（8）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83页

（9）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80页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193－194页

（11）《拿破伦法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2页

（12）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46页

规定性范文篇2

宪法价值是价值哲学在宪法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和展开,它应该具有一般价值,尤其是法的价值的共性,即宪法的理想和应然状态以及宪法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宪法研究呈现出的整体特点是:基于宪法典的事实分析—解释宪法—肯定宪政现状。这样既缺乏价值研究,又没有把实证研究引向深入。其结果是实证研究只重视解释宪法,价值研究只重视关心注释马列经典著作,这样就使注释加颂扬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形式,而宪法观念、思想和价值评价等理论性研究却显得软弱无力。可见,价值研究和实证分析同等重要,甚至对于当前中国宪法的理论与实践现状而言,前者具有更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宪法既是对社会民主事实的确认,对国家制度的安排和人们行为的规范,又是对人类政治理想的指引和人们行为的道德评价——宪法本身就是人类关于理想政治和社会正义的思想结果和制度设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在由宪法而到宪政的漫漫征程中,宪法价值的灵魂与统率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宪法价值的内涵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它包括哪些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本身又包含了哪些价值指标?它为哪些价值的实现保驾护航?它又为促进这些价值的实现进行了怎样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创新?这些都是我们在宪法价值的研究中所无法回避的。

一、宪法价值的初步分析

关于宪法价值的界定,国内学者研究的不多,而且仅有的几位也是思路不同,观点各异,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大体说来,表现为两种思想进路:一种从宪法的外在目的和内在运行机制出发,列举式的概括出宪法的价值,这是大多数学者的思想进路。如李龙教授就将宪法的价值概括为国家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其中每一类价值又分为若干种具体的价值:宪法的国家价值包括宪法是立国的政治宣言、治国的法律根据、建国的基本纲领和卫国的有力武器;宪法的社会价值包括安全、民主、秩序、人权、自由等;宪法的法律价值包括立法的基础、法律平等、正当程序等。[1]周叶中教授则将宪法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宪法在社会生活中所促进的价值,即宪法的目的性价值(如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经济的发展,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社会的公共福利等);宪法本身所具有和反映的价值(如平等、自由、法治等);以及宪法的价值评价标准。[2]汪习根将宪法价值与依法治国联系起来,认为宪法对构造法治国家有重要价值:宪法是法治国家立国的政治宣言;宪法是法治国际治国的法律根据;宪法是法治国家强国的经济宪章。[3]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宪法的核心价值或基本价值是公平和民主,[4]或者认为宪法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法律价值,法律价值又应当包括公平、效益、自由、平等、人权、秩序、正义和安全等。[5]严格说来,这种列举式的界定方法,不是科学的定义方法,最多只是概括了宪法价值的某些内容。而且,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会列举出不同的价值内容,很难有一致的意见和确定的理解,这就很容易对宪法价值的内涵流于空乏而不及其本质。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宪法价值,应该是有丰富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而且其内容是相对稳定的、统一的,这样才既有利于宪法的学科建设,又有利于宪法价值这一概念的普遍推广和使用。为此,应该从宪法价值的一般内容中抽象出它的本质属性来界定其概念,而不是用一般内容来代替本质属性。根据逻辑学的定义方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用精练的语句将这个概念的内涵揭示出来,也就是揭示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这就是另一种界定宪法价值的思想进路,即从一般价值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宪法价值不过是价值的一般理论在宪法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如朱福惠先生就认为,在研究宪法价值时,应当避免价值范围过宽。宪法的价值是人们对宪法产生的预期需求,民主、平等、保障人权等是宪法价值实现的积极结果,而不是价值本身。[6]这种观点的思想进路和概括方法是可取的,但他把价值看作是人们的“预期需求”,显然有失偏颇。因为,根据我们对价值的哲学思考,价值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对客体的期望与评价。换言之,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双向的互动过程,二者统一的切合点就是实践——价值产生于主体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价值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首先是客观的。朱先生将宪法价值仅仅看作是人们对宪法的“预期需求”这一主观形态,而忽视了宪法价值同时又是宪法对人们法治需要的满足这一客观属性的观点,值得商榷。试想,如果没有宪法本身的法治属性与功能,即宪法不能满足人们治国安邦和人权保障的基本需求,而仅有人们的主观“预期”,何来客观的宪法价值?相比而言,广东商学院的吴家清教授,在宪法价值活动的基础上,从宪法价值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宪法价值的本质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认为:“宪法价值就是:潜含着主体价值需要(或价值预期)的宪法在与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对主体发生的效应。”[7]这个概念较好地体现了宪法价值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很好的糅合了一般价值两个层面的内容。而且作者为了进一步解释宪法价值丰富的内容,特意对宪法价值关系做了细化分析,认为宪法价值关系包括四个层面:应然性宪法价值发生关系;应然性宪法价值体悟关系;实然性宪法价值形成关系和实然性宪法价值体悟关系。显然,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抽象概括的方法实值得学习和借鉴!美中不足的是,在解释宪法价值的时候又用了“价值需要(或价值预期)”这样含有“价值”的语词,违背了形式逻辑关于给概念下定义不得同语反复的规则要求,此其一。其二,价值不仅仅是“效应”,它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换句话说,“效应”仅仅是价值的一种属性,它不能代表价值的全部属性,尤其是价值的本质属性。那么,该如何来界定宪法价值的概念呢?

二、法的价值的一般分析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还得从价值的基本含义说起。我们知道,宪法价值是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对宪法的本质进行的全面透视和哲学反思。因此,宪法价值属于价值哲学的范畴,当然也属于法哲学的范畴。要科学分析宪法价值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在全面廓清一般价值的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法律价值的含义和特征,然后以此为理论基础,才能科学界定宪法价值的规定性。所谓价值就是标志着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特殊范畴,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包括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对于客体的评价两个方面。价值的这一规定性包含了四层含义:首先,价值是一个标志着主客体关系的特殊范畴。其次,价值的构成要素有:主体、客体、主客体统一的实践以及价值的内容。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客体是指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外界对象,是人的主观世界以外的客观实在。主客体统一的过程,就是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即实践过程。这是价值的第三个构成要素。第四、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二是主体对于客体的期望与评价。同样,所谓法的价值就是标志着人与法的关系的特殊范畴,是法对于人的意义,包括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对于法的期望和评价两个方面。它同样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等几个方面的要素。首先,法的价值主体是人,包括个人、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社会、人类等。但就一般意义而言,人们往往笼统的说人是价值主体。其次,法的价值的客体是法,即广义上的法律现象,包括观念形态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制度形态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以及现实形态的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最后,法的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对法的期望与评价。作为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当然要以上述关于法的价值的一般理论为指导,才能科学界定的内涵。

规定性范文篇3

关键词：法律规范，行政规定，规范性文件

一、序言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行政规定是什么，这是个看似简短实则极为复杂的问题。

其简单之处在于将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中不属于法律规范的部分起了统一的名称，由此为判断行政规范性文件中的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树立了一个标志。

行政规定的概念是由《行政复议法》提出的。在1999年4月29日经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该法中，第7条和第26条中第一次开创性地建立起了对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定”的行政审查制度（为了与作为一般用语的“规定”以及作为动词使用的“规定”有所区别，以下称为“行政规定”）。这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的制度在诞生的同时也向行政法的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一系列的课题[2]，并且在施行后不久就在实践中引起反响[3].

在《行政复议法》中，立法者用行政规定这个概念划分出了一类制度现象。即行政规定是有别于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法规和规章是法，而行政规定是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之外的行政文件[4].

简而言之，行政规定不是法。

但是，行政规定又是极其复杂的。其复杂之处在于如果从规范性的角度看，行政规定在现实的行政活动中表现出的性质是不统一的，时常难以将其与法律规的作用相区别。

其实《行政复议法》在立法时也已经遭遇了这种境况。《行政复议法》之所以将行政规定纳入其调整范围之中，其原因在于行政规定这种规范性文件“本身不合法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直接适用该规范性文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在实质上构成行政违法行为”[5].这里，《行政复议法》指出了行政规定具有对一般社会成员具有规范功能。换而言之，该法建立对行政规定审查的制度，正是因为要解决行政规定的这种规范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同样对社会成员而言，法或者法律所具有的最大特性也恰恰正是其具有规范性。因此，显然无法凭这点（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在通常意义上来划分出行政法领域中的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区别[6].

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存在的有关行政规定的各种现象，对我国的行政规定在事实上所具有的性质作出尝试性把握。

二、行政规范体系的结构与判断标准

由于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依据而成为行政复议的间接审查对象[7]，即行政规定概念涉及到了行政规定作为规范方面的性质，因此，要认识行政规定的性质，还应该在行政的整个规范体系之中对其加以定位分析。

在《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的规定中，行政规定是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被定位的。当然，能够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提供依据的不仅仅只是或主要不是行政规定。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更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行政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一样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自然在向该行为提供合法效力方面具有共同性。但是，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中，除法律之外，在行政主体制定的规范体系中，行政法规、规章与行政规定的关系则正好与我国法学界对行政规范体系中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通常分类相对应。

在我国行政法学中，行政规范通常被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由行政立法活动所制定的法，即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一是除此之外行政所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8].依从这个分类标准，行政规定因不具有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外形，自然属于后者。但是问题似乎远非如此简单。如前文所述，《行政复议法》将行政规定作为审查对象这一制度创设本身就意味着行政规定在事实上存在着法律规范的功能，而后文中也将指出的那样，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或行政实践的需求，我国行政规范体系中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界限并不不明确。因此，讨论行政规定本身的性质以及确定行政规定的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笔者将从分析行政规范体系的结构入手，在区分行政规范中的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确认行政规定的性质。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我国法学界对行政立法的研究尚不够深入，行政法学中尚无可概括和把握行政规范体系中的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性质的学术概念（概括性概念），因此，笔者借用东亚汉语圈中其他国家和地区行政法学中的类似概念，在下文中，行政规范中的法律规范简称为法规命令，与此相对的行政规范中的非法律规范则简称为行政规则[9].

在行政规范体系之中，最具有规范性的自然应是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部分，即行政立法的产物-法规命令部分。在现代国家，行政立法的必要性应已不存在疑问，但对于何为行政立法所产生的法，即何为法规命令（其相反的命题自然是何为行政规范体系中的非法律规范）则可以有形式和实质两种标准加以判断。

（一）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1）：判断的形式标准

上述部分已经提到，由于目前对行政规范的把握首先在于其不具有行政法规或规章这样的法的外形，因此本文考察的第一步将着眼这种形式性的判断标准。形式性标准是指根据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规范的外在形式（渊源）判断该规范是否属于法的标准。

在行政法领域中，作为法的行政规范属于行为规范，因此其形式方面自然首先应该具备可判断性。我国的法律制度[10]和法学界[11]认为，行政规范中的法是指宪法第89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第90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国务院部委的规章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0条规定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概括而言，行政法规和规章属于法规命令。依此标准进而可以简单地推断出：不属于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政规范自然应归入行政规则之列。从这个分析角度出发，行政规定因不具有行政法规或规章的形式，因此其不具有法律规范性，属于行政规则。

其实，只要制度上承认行政机关可以制定法律规范，那么理所当然应有法的渊源来将这些规范的内容表现出来。许多国家将这种渊源直接确定在宪法之中。例如日本宪法第73条第6项规定，内阁有权制定“政令”[12]；国家行政组织法第12条第1款规定，总理府及各省的大臣有权制定“府令”和“省令”；该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各委员会和各厅长官有权制定“规则”[13]（这种“规则”被称为“外局规则”，和省令属同类，与后述的行政规则不同）等等。再如，依据法国1958年宪法第37条的规定，“不属于法律领域的事项归行政立法权管辖”。由于该宪法第34条对制定法律，及议会立法事项采用列举规定的方式，因此其剩余部分则全部属于行政自主的立法领域。此外，在属于法律的领域中，依据该宪法第21条，行政机关为了“保障法律的执行”可以行使相应的行政立法权。这些行政立法，前者以总统和总理制定的命令（décret）、其他行政机关（部长、省长和市长等）制定的规章（arrêté）；后者以政府措施（ordonnance，宪法第13、38、92条等规定）和紧急命令（mesure，宪法第16条规定）的立法形式表现[14].

形式的判断标准可以明确行政规范体系中法律规范的制定主体、规范形式、规范范围以及对非法律规范的支配性，但形式的判断标准无法说明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两者为何有所区别以及彼此的功能。

（二）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2）：判断的实质标准

与上述从行政规范的外在形式判断该规范是否属于法规命令相反，实质标准不拘于行政规范的外在形式而是着眼于行政规定的实际作用和功能。在行政规范与适用对象之间，实际存在何种作用或功能则正是持实质判断标准者所关心的。

1、“私人权利义务”标准

实质判断的立足点首先是建立在法律规范与适用对象的私人（与公共权力的行使者相对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的关系方面，即将法律规范定位在主观规范的层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规范是“有关私人的权利义务的规范”[15].行政所制定的规范如涉及私人的权利义务的，则该规范属于法规命令，反之，如不具有上述特征的则成为不具有法的性质的行政规则。行政规则仅仅适用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而不能作用于私人的权利义务，即行政规则的效力不具有外部性[16].

进而，在如何理解法规命令“有关私人的权利义务”的特征方面，学者们分别从法律规范的内容和调整对象、效力等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⑴着眼于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特性的学说认为，上述“有关私人的权利义务”特征所指的是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内容的主观特性，即意味着法律规范是“以私人权利义务事项为调整对象的规范”，或“在内容方面涉及私人权利义务的规范”。依照这种观点，调整行政组织内部方面关系的行政规则因不涉及私人的权利义务，其自然不属于法律规范。

⑵如果从效力的主观性方面理解“有关私人的权利义务”这项特征，那么法律规范表现为“具有涉及私人权利义务效力的规范”，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法律规范是“具有单方面设定或变更私人权利义务效力的规范”[17].因此，根据效力的判断标准，如行政所制定的规范不具有此效力，则该规范便不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而是行政规则。

这样的“私人权利义务”判断标准尽管着眼于效力，实际上是在统一把握内容、调整对象（私人权利义务）和效力等诸因素的基础上观察问题。因此，这一判断标准与上述着眼于法律规范调整对象的判断标准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可以说前者是后者更加严密化的概念。

2、效力标准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饶开了上述关注“私人权利义务”这个内容的判断标准，从单纯分析规范的效力入手提出判断标准。这里，因法律规范的效力所拘束的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

⑴有学者仅仅将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的定义区别建立在“是否对人具有约束力”的标准之上[18].“由于从广义而言，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可以涉及到同一对象，因此对此难以从内容方面进行区分。在行政组织方面，在很多场合其可能由法律以及法规命令，也可能由行政规则产生，这些情况一般均被承认。在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外部关系）方面，法律和法规命令以及为解释法律、法规命令所制定的行政规则（解释文件）甚至在用语方面都可能是同一的，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而言，差异存在于效力方面而非内容之中”[19].

⑵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些年轻学者从新的角度展开的效力说。从行政规范是否（间接或直接）具有议会立法渊源效力的角度，该学说指出如果行政所制定的规范是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那么其基于授权关系也应该具有议会立法所产生的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效力，即法规命令是“无须合意即拘束全部执行机关，成为法院审判纠纷基准的规范”，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行政主体或行政机关具有对外性的拘束力，（可以）直接承担审判基准功能的规范”[20].显而易见，这类着眼于审判基准规范效力的观点明显地注重行政规范与执行、适用机关（主要是法院）之间的关系，有别与上述关注行政规范与国民之间的关系的观点。

归纳而言，上述的实质标准无论从何种角度对行政所制定的规范进行判断，其均不拘泥于该规范的外在表现形式（渊源）。显然，这种判断标准有利于明确行政立法活动如何实质性地接受法律的规范和调整的目的[21].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对法规命令形式的规定也并没有停留在形式本身，而是建立在其实质内容基础之上的，或者说行政规范的渊源并不是自为的而是受治于该规范所具有的实质内容。例如前述日本宪法第73条第1款第6项对政令的规定是以政令的实质内容为基础的：该项规定：“为实施本宪法及法律的规定而制定政令。但在此种政令中，除法律特别授权者外，不得制定罚则”。这里所谓的“罚则”是指“规定义务或限制权利的规定”[22].依照内阁法第11条规定，“政令如无法律委任不得规定义务或限制权利的规定”，同样，内阁府设置法第7条第4项、国家行政组织法第13条第2项也规定“无法律之委任，不得设置罚则，或制定课以义务或限制国民的权利的规定”。

三、判断标准的基础：行政职权体系的纵向等级或内外区别

在上述讨论法律规范的判断部分涉及到了判断的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的区别。正因为这些区别，导致行政规范体系中法律规范（法规命令）与非法律规范（行政规则）的不同定位。进一步深究这些判断标准是如何形成的，则明显地可以发现这些标准各自所依赖的对国家（行政）和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基础截然不同。

（一）纵向等级型：职权—渊源的关联

在形式判断标准中，行政规范的渊源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行政规范的渊源又是由规范制定行为主体在行政组织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形式性判断关键在于通过认定谁是相应行政规范的制定主体。确切而言，是由行为主体的地位及其职权确认行政规范的具体渊源，由此也确立了该渊源在整个行政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例如，《宪法》第89条第1项规定国务院拥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而行政法规这种行政规范渊源的性质和地位并非是其自为而成的，其性质和地位理所当然地是由第85条所规定的国务院在我国国家行政体制中具有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所决定的，由此以行政法规为渊源的行政规范也相应在整个行政规范体系中理所当然地居于最高的地位。

相应地，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其他的行政规范也由各自对应的制定职权主体行政机关决定其性质和地位。由于行政职权体系是由金字塔形等级体系构成的，对应的行政规范的渊源在性质和效力上也同样相应地表现为金字塔形结构。在这种结构内部，行政职权和行政职权之间因关系性质不同而导致行政规范渊源关系性质的不同。当行政职权之间体现为上下隶属指挥支配关系时，行政规范渊源的性质和地位也因此产生上下不同的等级。例如《立法法》第79条第2款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规章。而当行政职权之间体现为不具有上述隶属指挥支配关系时，则行政规范渊源体现为同性和同效。《立法法》第82条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这里可以看到，行政职权的纵向等级性直接决定着行政规范渊源的性质和地位。依同样的原理可知，制定行政规定的主体本身所具有的行政职权等级也决定着各类行政规定相互之间的等级关系[23].

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上述行政法规、规章等有名规范是同对应的行政职权一样处于纵向等级序列关系之中，那么，作为行政规定的无名规范与此有何关联。

关于这一问题，如同样从制定权主体出发分析，那么行政规定虽然在渊源方面不具有行政法规等法定形式，但这仅仅只是形式本身意义上的区别，形式的自由并不改变行政规范的渊源依然受制于相对应的行政职权这一规律。因此，在整个行政规范体系中，作为无名规范的行政规定也与有名规范一样，作为其对应的行政职权体系的“镜像”，自身也构成纵向效力的等级序列体系。当然，此时其外在形式不能被称为行政法规或被叫作规章之类的名称，只能体现为诸如某某政府或某某机关的某某文件或某某命令等等。而当需判断这些行政规定彼此之间的效力等级地位时，也只有将其还原到制定主体，才可能清楚地得到判断其在整个行政规范体系中地位和效力的标识。由于行政职权体系是一个统一体，而这个体系又非属自立封闭体系，其本身也成为包括有名规范在内的行政规范体系的一部分。

从上面的分析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到形式性判断标准背后所依靠的职权—渊源关联的认识基础。但必须注意的是，职权—渊源之间关联性的存在并不能由此推演出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和非法律规范（行政规则）的差异及其在渊源上的不同反映。相反，当行政职权体系构成金字塔型的统一体时，对应的行政规范体系也应是统一的，且行政规范彼此之间的区别只会是在形式上被叫作不同名称而没有理由当然地推导出在本质上有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之别。这也正是形式性判断标准在目前所面临的最致命的缺陷。

从制度形成史的角度看，行政规范体系内部分化为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两个部分，最早起因于1989年4月最高权力机关所通过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该法确认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为法律规范[24].当然，在《行政诉讼法》中立法者并不是以明文的方式宣布何为法，而是以确定法院在实施对行政的司法审查时应持有的依据的方式，即确认合法性依据只能由法提供的方式间接地宣布了何种行政规范为法律规范。此后在《立法法》中，行政机关制定的以行政法规、规章为渊源的行政规范已经明文被规定属于法律规范。但在此之前，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体系自身虽然规定了如行政法规、行政决定等各种行政规范的渊源，但并没有规定何种行政规范属于法律规范，或者何种不是[25].同样，相同时期的行政法学界也并没有持上述在目前已经属于学术主流的观点，即仅仅将行政法规和规章定位为法，而是广泛全面地以作为整体的行政体系内在的职权—渊源关联对应关系为思考基础构筑行政法的规范体系[26].

以整个行政职权—行政规范渊源的体系为前提，《行政诉讼法》和其后的《立法法》乃至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基本上是以以下两种方式解决统一的行政规范体系中什么规范属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和什么规范不属法律规范（行政规则）的问题。

其一，在整体上以“拦腰截断”的方式处理行政职权与法律规范的关系。从《行政诉讼法》和《立法法》所建立的立法体系来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所分别对应的行政职权主体是国务院、国务院各部门（包括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在行政职权体系中，这些主体无疑是居上者或是靠上者。也就是说，以行政职权等级为界限将与行政职权体系相对应的行政规范体系纵向地划为两个部分，上为法律规范，下则属非法律规范（行政规定）。其中，当行政法规和规章被认定为法律规范时，那么，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的区别，或者说立法的权力性资源在行政层面的分配显而易见是由行政职权的等级高低所决定的。

至今，在相当大程度上这种制度设计已为行政法学理论界所接受，并且也以这种设计思路作为解说相关问题的基础。许多行政法学著作和论文中将行政规定称为“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便是一个佐证[27].同时这一观点也被司法机关所接受并以此解说行政诉讼实践中的问题[28].

其二，以上述“拦腰截断”的方式将行政规范体系的上部定性为法律规范下部则为非法律规范，即在表面上是直接以不同的规范渊源体现不同的规范性质，并以此确定行政规范之间的效力等级。但是，在这两部分的交接处，即“拦腰截断”的“截面”处，两者的法定关系则并非如此，法律规范的效力并不理所当然地高于非法律规范。《立法法》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这里，规范效力等级的体现显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依照行政规范的渊源进行确定的。行政法规的效力自然高于规章，但依该条的规定，国务院的决定或命令，其效力也高于部门规章，即效力高于部门规章这种属于法律规范渊源的行政规范的，可以是不属于法律规范渊源的行政规范。显然，在这里，决定行政规范效力等级的不是该规范是否具有法律规范渊源这种外在形式，而是制定该行政规范的职权，由职权等级最终决定具体的行政规范在整个行政规范体系中的等级地位。

从上述两种处理方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归根结底，在职权—渊源的关联中，无论行政规范的渊源如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其背后的职权。一切都是在职权等级优先的前提之下分配行政规范渊源，完成行政职权体系在规范制定方面的外在形式。

（二）内外区别型：自治—他治的关联

在上述职权—渊源关联中，行政规范的渊源体系与行政职权体系始终是同构的，当行政职权自身构成金字塔型的纵向等级体系时，相应的行政规范体系体现同样的形式和性质。然而，行政职权在组织法意义上的体系建构固然可以以行政职权自身为规范对象，但是行政职权的存在价值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行政职权必然要有作用的对象以及作用的内容。但在以职权—渊源关联为基础的形式性判断标准中，却只能见到行政规范的渊源本身而没有这些行政规范所要规范的对象以及规范作用的内容，即形式性判断标准中存在规范对象缺位的问题。

实质性判断标准与形式性判断标准明显的外在区别则是其将行政规范的作用部分也置于考察视野之中，弥补了形式性判断标准的不足。但两者的根本区别点却并非在于此处。当以行政规范的规范对象（及其相关内容）如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审判机关的审查基准等为标准判断该规范是否属于法律规范的标准时，此种划分方法实际上是将行政规范体系中的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和非法律规范（行政规则）的关系与以规范行政职权之外对象的行政规范和以规范行政职权自身的行政规范的关系作了对应处理。依照这种标准，规范行政职权之外对象的行政规范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反之，仅仅规范行政职权自身的行政规范则属于非法律规范（行政规则）。进一步而言，这种标准严格地将行政职权体系与该体系的作用对象区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体系，只有行政职权体系使用行政规范对对象进行规范作用时，该行政规范才能成为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反之，当行政职权仅仅是以本身为规范对象，即不以外在的对象为规范对象时，该行政规范则不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简而言之，实质性判断标准的根基在于行政活动的对外的他治与对内的自治之间的关联。

在此值得着重关注的是，形式性判断标准和实质性判断标准在认识基础上所存在的上述区别，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只是表述概念时在方式方法方面存在观察角度或者逻辑基点的不同。事实上，其各自对应的社会基础则不尽相同，或者说是不同的社会基础对法律规范提出的不同要求。内外区别的自治—他治关联，则是对应于近代市民社会的法律需要，将法律规范限定在规范人与人之间意思界限的范围之内[29]，是近代法基本结构的体现[30].

与此相对，当上述外在的规范对象客观上不存在时，即全部的他治对象被纳入行政自治的职权体系，成为自治事项时，那么对行政规范体系的认识自然只有着眼于职权体系内部，只能依据该职权体系内部的行政职权等级体系为标准了。由此可见，在我国，当对行政规范进行分析是以计划经济，即非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为对应基础时，可以看到我国行政法学中出现体现行政职权等级的职权—渊源关联的法学观念和制度定义见解则自有其必然之处。同时，在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今天，面对业已发生转型的社会结构，即就行政职权体系而言已经出现外在于该体系的规范对象之时，依然以职权—渊源为基点的行政法学理论也因此自然不能对制度作出圆满的说明[31]，尽管事实上理论的构筑者可能在无意识之间已经或多或少触及到了行政规范体系与行政职权体系的内部和外部之间不协调现象[32].

（三）内外区别型的现代修正：行政规则的外部效果

上述部分已经提到，从实质性判断标准的角度看，只有行政职权体系使用行政规范对外在于该体系的对象进行规范作用时，该行政规范才能成为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反之，当行政职权仅仅是规范自身，即不以外在的对象为规范对象时，该行政规范则不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而只是行政规则。作为非法律规范的行政规则只能在行政职权体系内部发生作用，在该体系之外则不具有法律效力，不产生法律效果，简而言之行政规则不具有外部效果。然而，这种植根于近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严格二元论正受到现代社会中来自以下方面的挑战。

从行政规则的内容而言，在法律的执行层面上，由于现代行政的需要，许多以解释基准、裁量基准等形式出现的“行政规则”作为法律规范与具体行政行为的中介，从要件设定、内容选择和程序适用等方面直接调整着该具体行政行为，并且在事实上成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行为根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说这种“行政规则”不是属于“以私人权利义务事项为调整对象的规范”。对此，已经有学者意识到了行政规则在现实的行政活动过程中并非如理论逻辑上那样“单纯”，在许多情况下，行政规则-这种效力只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行政规范-事实上存在着外部效果[33].

在制度上行政规则的外部效果是由司法程序确立的。原本只作用于行政职权体系内部，不具有法律规范效力的行政规则在一定场合开始作为司法审查的基准被适用，即被赋予了审判基准规范效力。这种对严格二元论的修正则是回应日益变化的现代社会需要。这些社会需要（根据）中最为主要的则是平等待遇要求[34].有学者指出：“在某种行政处分是依行政内部文件规定大量均一地被实施的情况下，当其中一项行政处分违反该行政内部文件规定时，应将该项行政处分认定为违反平等原则而成为违法处分，即使该行政处分符合法律……。如果该行政内部文件规定是作为平等处理的基准的，那么可以认为事实上在该范围之内行政内部文件规定有着与法律规范相当接近的功能”[35].因此这类行政规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准法律规范[36].

毫无疑义，在以私人为对象进行行政活动中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平等原则，这本身就是一项理所当然应成立的法命题[37].平等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对同类事项应同样处理对待[38]，反之，禁止缺乏充分理由的不同等待遇[39].行政活动即使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等规范，但如果不具备上述平等原则的要求时，也同样构成违法。这里，行政机关自身制定的各类原本属于内部适用的行政规则最终成为法院司法审查活动的依据，从而成为来自外部的约束行政活动的一种法律规范，一种由法院实施的外在于行政职权体系的平等待遇（平等适用）基准。显然，司法权对行政规则的适用导致了行政规则自身产生了自我拘束性质[40].

此外，同样建立在行政规则具有自我约束性质理论基础上的还有信赖保护规范。当行政规则被公开之后，由于国民对该行政规则持有信赖之心，因此不允许行政机关变更这些行政规则中设定的各种基准作出诸如驳回许可申请等对相对人不利益的行为[41].

四、行政规范体系中的行政规定

下面将运用上述的各种判断标准对我国行政规范中的行政规定进行分析。

（一）行政规定的范围

前述部分已经提到，在我国行政法律制度中，行政规定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由《行政复议法》首先提出的。但《行政复议法》只是提出了行政规定的范围而未对概念进行定义。其范围是①国务院部门的规定；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③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同时，第二款还特意指出这些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

从《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上述范围中所涉及到的行政规定有以下两大类：

一是行政机关有明确根据可以制定的行政规定。具体有①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命令和指示（《宪法》第90条第2款）；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权限可以规定行政措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议和命令（《宪法》第107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第1项）；③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1条第3项）。

二是事实上存在的行政规定：具体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所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42].

（二）行政规定的性质

1、实质性判断标准的必要性

从形式性判断标准的角度看，由于行政规定是与行政法规和规章相排斥的，在外在形式（渊源）上属于行政规范体系之中的无名规范[43]，因此，行政规定必然是不具有法律规定性质的行政规则，制定行政规定的活动也自然不能归入行政立法的范围。

然而，在当前业已出现社会结构变化的环境中，行政职权需要对外在的对象进行规范时，或者说已经出现了需要行政职权进行规范的并且外在于行政职权体系的社会主体时，以内外区别型的自治—他治关联为基础的实质性判断标准则开始有了发生作用的空间。

首先，从制度建设的过程背景来看，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中那些属于法律规范的活动，即行政立法作为一项制度性问题开始被提出并展开讨论是在《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时期，并且因该法的颁布和实施而制度化。前面部分已经提到，在《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活动展开之前，就整体而言，无论是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制度还是对这些制度所作的学术注释，都没有对行政规范中的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进行过区分。在《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过程中，当立法者和学者们在讨论什么是行政审判的依据以及规章是否可以成为行政审判的依据[44]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探讨什么是（在行政审判中）对法院具有约束力的审判基准，即法院可以以此基准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显然，他们所希望解决的并不纯然是或者可以说基本上不是组织法上的行政立法权限的配置问题。因此可以说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由《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所触发的对行政立法以及行政规范中的法律规范问题的的讨论和认识是在“法律规范应该具有审判基准效力”的前提之下展开的。这种凸现问题的历史过程，正呼应了效力说学者的观点，也由此可能为从效力说的角度分析我国行政规范的结构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其次，从行政制定法律规范，即行政立法的范围来看，在组织法的层面上，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被法律正式明文地确定为法的渊源，则是由2000年3月15日公布的《立法法》完成的。该法第2条规定该法的适用和依照执行的对象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是在法律中第一次明文将行政规范中的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确定为法的渊源。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二节又进一步对行政法规和规章作了具体规定。上述这些事实意味着到2000年3月15日《立法法》公布为止，宪法和法律并没有对何为行政立法这一概念本身作出明确的界定。事实上至此为止行政立法的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中存在的：一是作为描述一种事实上存在的行政活动结果的概念，即行政机关在事实上制定的规范具有法律规范（法规命令）的性质或功能[45]；一是作为一种法学概念（而非法律概念），作为一种学理上的分析工具存在于宪法学和行政法学之中。学术界在探讨行政制定规范活动时常常使用这一概念[46].前者由于是行政机关在事实上制定着法律规范，是一种实质性的立法活动，因此无法仅仅从形式上将这种规范的性质限定在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范围之内，即无法排除在行政法规和规章之外存在法律规范的可能性。后者更多的是从应然的角度提出控权要求，认为在行政规范体系之中只有行政法规和规章才能够具有法律规范性。

上述对行政立法的探讨说明，我国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法律实务界，对法规命令的认识尽管重点在于划定形式方面的范围，但同时也已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触及或进入了实质性判断的范围。因此，在以下部分将用实质性判断标准对上述范围中的行政规定进行分析。

2.行政规定中的法律规范

归纳上述有关实质性判断标准，简而言之，对行政规定中是否存在法律规范的问题，无非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分析，即是否具有影响权利义务的内容；或者，是否具有审判基准效力。

以此标准考察行政规定，当问题的着眼点已经不拘泥于行政规范是否具有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等外形，即在行政规定的外在形式与其事实上是否具有对外规范性并无必然联系的前提之下进行问题分析时，行政规定中所存在的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行政规范，即行政规定中存在着的法规命令便显而易见地凸现出来。

（1）涉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规定

现实中因发生原因不同，以不同方式客观存在的涉及权利义务的行政规定有以下几类：

首先，以混合方式存在的法规命令。从实质性标准出发，行政规定如果不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即不属于法规命令，那么从理论上而言，当行政规定对行政职权体系之外的私人发生作用时（如为具体行政行为提供依据），该行政规定起着执行或解释法律、法规或规章等法律规范的作用。因此，当其内容涉及到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时，这些行政规定的内容的规范性应该归结于其上位的法律规范，即行政规定自身不应具有外部效果。如关于国务院的决定或命令，其应以宪法和法律的根据为前提（宪法第89条第1项）。但是在现实的行政活动中，作为根据的授权条款常常只是停留在确定“行政主管机关”的层面，由此使得在“主管”这一职权之下的活动事实上难有明确的界限。同时，在具体的行政活动场合，这种执行和解释行为是基于行政活动的具体责任机关依据相应行政职权对该行政活动和行政需要的认识进行的，因此，在个案中由行政活动的具体责任机关的职权及其认识作为媒介时，很难说从行政规定中导出的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内容可以必然地由上位的法律规范全部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政规定中，法规命令和行政规范往往以混合的方式存在于其中。例如民航总局所发禁止飞机票打折的文件中所具有的法律规范性是无庸置疑的[47].再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许多无上位法规根据的许可被清理也证明这种混合状态的存在[48].

其次，以单独方式存在的法规命令。如前文所述，法规命令在形式上的地位和性质被法定地“拦腰截断”于一定的行政职权序列等级之上，但在实质内容方面却并不受制于行政如此的形式性规范要求，由此也导致整个行政规定虽然可以形式上单独地属于非法律规范，但在行政规范体系中可能具有与法律规范同样性质的内容或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对此，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其一，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国务院直属机构所的规范性文件的性质。由于《宪法》第90条第2款和《国务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部、委员会”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规章，因此，到《立法法》公布，确认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国务院直属机构有权制定规章为止[49]，从形式意义上而言，这些行政组织所的行政规范尽管依照形式判断标准不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但事实上无论理论上还是行政实务中，时常被视为同国务院部委规章具有同样的效力[50].自《立法法》施行，该法第71条在形式方面追认了事实上存在的法律规范，由此这些行政规范才被正式明文定位为国务院的部门规章，即被划入了形式上的法律规范范围之内。显然，在《立法法》施行前后，这些行政规范只是在形式方面有所改变，而在实质内容方面则并无根本性变化。其二，由于只有行政法规和规章等有名规范可以作为法律规范使用，而有名规范是受行政职权等级所制约，局限于相应的等级管辖范围之内，在此之外则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的空白区域，因此仅依靠有名规范难以为许多行政活动提供有效、足够和必需的法律规范作为行为依据。由此也造成在有名规范之外的广大行政领域，作为无名规范的行政规定事实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替代了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应有的功能。例如，无权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地区（如较大的市以外的地方政府）只能以行政规定的形式制定行政规范，而事实上这些行政规定的功能与地方政府规章的法律规范性方面基本无差别[51].

在行政的实践活动中行政机关常常自创涉及利害关系人权利义务的规范，如行政规定以行政规定的形式自设定罚款、收费、许可制度等规范。《行政复议法》第7条和第26条的立法动机就是在于对这类行政规定的控制以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益[52].因此，由此可以反推出现实的行政规定中客观地存在着以上述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法律规范-法规命令。

（2）具有审判基准功能的行政规定

从《行政诉讼法》第52、53条的规定内容来看，无庸置疑，我国行政诉讼中排除行政规定成为审判基准。然而在一定的领域，尤其是在专业技术领域中，在相当程度上很难回避行政规定在事实上成为审判基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行政诉讼中这种具有审判基准功能的行政规定正在体现出，除前文中所涉及到的判例之外[53]，已经公布或能够查阅到的还有在有关期限[54]和产品分类[55]等方面存在着将行政规定作为审判基准的判例。

五、结语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在实质标准之下对行政规范进行分析判断，行政规定中也不乏存在法律规范。由此能够得出结论：《行政复议法》第7、26条中的行政“规定”所指的不是一种具有共同性质的行政规范，即不具有法律规范性的行政规范，而是一类行政规范，即不具有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外在形式的所有行政规范。换而言之，行政规定作为无名规范虽然不具有行政法规或规章（有名规范）的外形，但决不能够断言行政规定之中不存在法律规范。

具体而言，行政规定因规范调整的对象属于行政职权体系之外或之内，由此导致行政规定是否涉及私人的权利义务，是否可能成为司法审判基准，从而在总体上可以被划分为属于法规命令的行政规定（其在功能上等同于法律规范）以及属于行政规则的行政规定（其不具有法律规范的功能）。进而，即使在属于行政规则（非法律规范）的范围之内，从规范适用的角度而言，当需要适用平等待遇等原则时，这些属于非法律规范的行政规定也可能发生外部效果，产生法律规范的功能。

总之，行政规定是个不可回避的法律和法学问题。其实，上述行政规范体系中法律规范在形式与实质两方面的不一致现象其实不仅仅限于我国，即使在发达国家，由于现代国家发展对行政的需要[56]，（未经法律委任的）不具有法律规范外形的行政规则事实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范围[57]而深入到行政的全部领域[58].因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行政职权的规范对象日益从行政职权体系中分化已成为不争事实的时候，可以说在研究行政规定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面对一个在理论上须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且在制度建设上已是十分紧迫的课题[59]：在制度建设方面，法律应如何规范和调整行政机关制定实质性法律规范的活动。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

[1]有关《行政复议法》在行政法制建设方面的意义，可参见于安：《制定我国〈行政复议法〉的几个重要问题》，《法学》1999年第8期第4—7页；马怀德：《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的新突破》，《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第66—72页；朱芒：《对“规定”审查制度试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12—16页。

[2]严格而言，《行政复议法》所建立的对“规定”的行政审查制度还仅仅只是一个基本雏形，在运作层面上，还存在大量的制度创设课题须进一步研究。参见朱芒：《对“规定”审查制度试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12—16页。

[3]《法制日报》2000年2月20日报道了《行政复议法》实施后首例对规定的审查案。该案是由浙江省杭州市旺实计算机有限公司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同时对公安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和国家工商管理局联合的《关于规范“网吧”经营行为加强安全管理的通知》提出审查请求。国务院为审查权主体。

[4]参见乔晓阳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条文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60页。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直接承担了该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因此，可以将此解释看作为立法者或立法参与者的基本认识。

[5]乔晓阳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条文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6]例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指出：“中国每个部门都有几乎不受限制的立法权，不叫法律，但实际上和法律所起的作用一样”。参见《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上海圆桌会议纪要（下）》，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9月1日。

[7]关于行政间接审查制，参见朱芒：前揭注1，第12—15页。

[8]例如作为高等教育法学教材的《行政法学》将制定行政规范的行政活动（抽象行政行为）分为两大类：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行为和行政机关除行政立法行为以外的其他抽象行政行为。可以说这种观点代表了我国行政法学界目前对行政规范分类的基本认识。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39、142—169页。

[9]如日本的主流学说根据行政所制定的规范有无法律规范性将这类规范分为“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参见塩野宏？行政法Ⅰ第二版，有斐閣1994年，第79頁；中译本参见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67页。另参见平岡久「行政立法」，行政立法と行政基準，有斐閣1995年，第5頁。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学家也基本持这种分类观点，近期的教科书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四版）》，三民书局1998年，第252-253页。另见叶俊荣：《行政命令》，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463页。此外，高家伟博士在翻译德国行政法的著作时也将相关概念译为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参见哈特穆特。毛蕾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13、591页。

[10]严格而言，宪法和相关的组织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因此，这里所讲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以行政诉讼制度为基础所作的推导。详见本文后述。

[11]90年代初的综述性著作中概括的观点与近期出版的行政法学教科书和研究著作中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综述性著作参见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174—175页。教科书如罗豪才：前揭注8，第138—139、142—159页；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研究著作如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12]《日本国宪法》第73条第6项规定：“内阁除其他一般行政事务外，执行下列各项事务：……六、为实施本宪法及法律的规定而制定政令。但在此种政令中，除法律特别授权者外，不得制定罚则”。译文参见宫泽俊义著、芦部信喜补订：《日本国宪法精解》，董王番舆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486页。

[13]日本国《国家行政组织法》第12条第1规定：“为了施行法律或政令，或基于法律或政令的特别委任，各大臣就其主管的行政事务可以各自的机关命令（总理府令或者省令）”；第13条第1款规定：“各委员会及各厅长官，根据其他法律的规定，有权前条第1款规定的命令之外的规则以及其他的特别命令”。

[14]参考自JeanRIVERO，Droitadministratif，Coll.PrécisDalloz，9émeédition.1980第一部和结语部分的日译本，J.ヴェロ著，兼子仁、礒部力、小早川光郎編訳？フランス行政法，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64、68―69、70―71、74―75頁。

[15]例如，在日本行政法学界的主流学说便是如此。相关文献可参见田中二郎「法律と命令」，行政法講座第1巻，有斐閣1956年，第253頁、行政法総論，有斐閣1957年，第363頁、新版行政法上巻（全訂二版），弘文堂1974年版、第158頁；今村成和？行政法入門（第五版），有斐閣1992年，第61頁。

[16]参见平岡？前揭注9，第5頁；叶俊荣：前揭注8，第462-463页。

[17]如藤田宙靖教授认为：法律规范在日本“一般意义上一直被认为是涉及变动国民权利义务的一般性规范”。藤田宙靖「行政と法」，現代行政法大系第一巻，有斐閣1983年，第31-32頁。

[18]参见磯崎辰五郎？行政法総論，世界思想社，1953年，第274頁。

[19]IngovonMünch（hrsg.），Grundgesetz-KommentarBd.3，1978，S.223.转引自平岡久「「法規」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平岡？前揭注9，第115-116页。

[20]参见平岡？前揭注19，129-130页。

[21]严格而言，法规命令的性质是与立法机关的授权紧密关联的，其性质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受“法律保留”或“法律的法律规范创造力”的拘束性。但本文的这一部分所探讨的是行政规范体系的内在结构，因此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将在另文中加以讨论，本文暂且不进入该问题领域讨论。

[22]宫泽俊义：前揭注12，第506页。

[23]如董白皋指出：行政规定具有“效力的多层级性与从属性”，其“文件数量众多，各自的效力与制定主体相对应，从上到下呈多层级特点，下级规范性文件不能与上级规范性文件内容相抵触，并且分别从属于相应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董白皋撰写）。

[24]尽管《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1款对法院是否适用规章时使用“参照”一词，由此引起“规章是否是法”的争论。笔者在此并不介入此争论，但笔者认为，从字面上理解，“参照”属于赋予法院司法审查规则适用选择判断权，当选择判断阶段完成之后，法院实际地为规章为依据进行司法审查时，至少在这一前提之下的规章属于法。同时，如果将规则选择判断定位为对相应规章进行的隐性司法审查，那么这本身也不排斥甚至肯定了规章属于法的观点，因此该条涉及到的只是设定了法院对规章具有隐性审查权而已。

[25]1982年颁布的我国现行宪法尽管规定了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行政决定和命令”（第89条第1项），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命令、指示和规章”（第90条第2项），但是对行政法规、行政决定、命令、规章、指示等究竟应该具有什么内容，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等等问题未作任何进一步的规定。在《行政诉讼法》起草、颁布之前，法学界对这些宪法制度概念的解释也莫衷一是。绝大多数的宪法学教科书在对这一部分仅仅只是重复宪法上述条款的表述而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或者只是简单地提及“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行政措施、制定的行政法规、的决定和命令，各级国家机关必须贯彻执行”，即仅就效力等级问题添加简单的说明。例如张光博：《宪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0页；陈宝音：《中国宪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97页。法理学界有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有规范性的决定和命令是法律形式的一种。例如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教研室编：《法学基础理论（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62、363页。而有的立法学家则认为只有行政法规才属于法律规范。例如周旺生：《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94页。

[26]以我国1949以后出版的第一本全国统编行政法教科书为例（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律出版社1983年），对何为行政法律规范的问题上，当时的学者所拥有的认识与现在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不相同，并不拘泥于行政规范的外在形式。如将行政法定义为“是一切行政管理法规的总称”（第1页），而“行政管理法规”是属于法（第58-59页），其“不仅包括宪法第八十九条和第九十条所讲的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指示和规章等，而且包括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政府关于行政管理所合法的具有行政法规范性质的所有决议和命令在内”（第101页）。

[27]例如曹康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62页；应松年、刘莘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讲话》，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第73页（马怀德撰写）。

[28]例如，在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中“其他规范性文件”时，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以及该审判庭的法官认为“其他规范性文件”是指“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29]森田宽二教授认为，仅以其他行政机关为规范对象的行政文件，即不涉及“有关私人的权利义务的规范”的行政规范则不属于法律规范的表述，可以转换表示为这些行政规范不是属于“设定人与人之间意思界限”的规范，或不属于规范被称为国家的“人”与其他的“人”之间关系的规范。这种法律观念是将国家也视作为社会之中一员独立的个人，其建立的理论基础为个人主义性质的消极自由理论。参见森田寛二「法律の概念」，芦部信喜他編？契約（岩波講座基本法学4），岩波書店1985年，第93―94頁。

[30]高柳信一教授指出：“行政……既然是以近代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近代国家的行政，那么，行政应直面近代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而不得与此相矛盾抵触。国家（权力行政）的逻辑-以公益为目的，不受相对方的意思约束（即单方面地）作出命令和实施强制-与市民社会的逻辑-任何人非依自己的自由意思（即相互的合意）不被课与不利益或丧失权利-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得到沟通调整。作为国民代表的议会通过其制定的法律规范对行政进行约束，由此承担这一沟通作用，即行政主体可以不受相对人的意思拘束课赋征收税金、征用其所有的土地。但这些作用又必须以存在承认这些活动的议会制定法为前提。在符合议会制定法所设定的要件的前提下，国民通过自己的代表人，预先抽象地在一定要件的前提之下同意接受上述的作用。这是一项假定，由此是否能够真正地使得上述的市民社会逻辑不受到损害，则尚属未解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可以认为以此使得国家（权利行政）的逻辑和市民社会（意思自由）的逻辑之间在原则方面得到了沟通”。高柳信一「行政の裁判所による統制」，雄川一郎他編？現代の行政（岩波講座現代法4），岩波書店1966年，第264―265頁。

[31]森下敏男教授在以前苏联为对象研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时指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法律规范只会在共同体内部存在。因为以商品经济为媒介的近代法是在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产生的，即近代法存在于共同体之外，共同体的内部没有存在近代法的根据，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则是共同体型秩序的复归。在共同体内部，是通过行政性的和刑法性的规制实现管理目的的。森下敏男「社会主義的法治国家論の検討（上）――ペレストロイカと法」，神戸法学雑誌38巻3号，第502、503、505、528―530頁。这里笔者将森下教授的见解进一步理解为，法律观念也应于上述的社会结构—法律制度呈对应关系。不仅如此，在法律的观念层面上，当国家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转型时，如果理论认识是滞后的，那么由于理论承继的关系，新被构筑的法学体系或理论还往往依然用旧有的观念去说明新的制度现象。具体而言，我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社会已经呈现多元化结构，尽管包括行政法在内的我国的当代法律体系也是在此背景之下产生于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但现今的许多法律理论则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理论来说明这些法律的性质和功能，尽管这些理论中已经呈现出许多矛盾性。

[32]这种不协调是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可能已经意识到尽管行政规定的主体在行政机关体系中地位不一样，但行政规定本身的性质或特征上则并不存在区别。例如湛中乐指出：“除了享有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制定权的行政机关外，其他行政机关亦可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制定规范性文件，亦即包括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所属局、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属厅、局、办，省会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其他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县人民政府及其下属机关，乡、镇人民政府都可以成为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并且在实际的行政活动中，全国各级各类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乃至社会团体都在制定此类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因上述主体不因其在行政职权体系中的地位不同而在性质和特征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均具有效力的多层级性与从属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罗豪才主编：前揭注8，第160、165页（湛中乐撰写）；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应松年主编：前揭注23，第229、231页（董白皋撰写）。同时，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也意识到行政机关在对外在的社会主体进行规范时，作为依据的行政规定除了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之外，如其属于内部规范的，也不能成为相应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根据。例如，付星在王玉蕊诉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的解说中指出“昆公户（1993）第2号通知仅是公安机关内部的一个规范性文件”。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7年经济审判暨行政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5页（付星撰写）。

[33]有关行政规则在事实上存在的这种外部效果问题，参见塩野？前掲注9，第83-84頁；中译本第73-74页。兼子仁？行政法学，岩波書店1997年，第93頁。

[34]大桥洋一教授整理德国资料的基础上指出，行政规则的外部效果是通过判例获得承认的。到50年代为止主要是援引行政规则要求撤消行政侵害，即行政规则是被消极（防御）地使用；自60年代以来，作为弥补法律不足的一种方式，以行政规则作为根据请求行政给付的案件日益增多。这类案件主要以平等保护理论为根据，除此之外还有信赖保护理论、悬赏广告类推理论、竞争者诉讼类推理论以及先占专家鉴定理论等根据。参见大橋洋一？行政規則の法理と実態，有斐閣1989年，第124-140頁。

[35]原田尚彦？行政法要論（全訂第二版），学陽書房1991年，第42頁。对此，森田寛二教授认为这类学说以及有关的判例的观点是建立在“现代法”基础之上的，其意味着否定了将内部文件等行政规则模拟成个人内部事物这种“近代法”性质的见解。森田寛二「法律の観念」，芦辺信喜他編？前掲注29，第97頁。

[36]但是，对于行政规则究竟在什么层面上成为准法律规范的问题则学者间有不同的见解。持适用说的学者认为行政规则并不是自成立之时起就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而是在对国民作出行政行为时才开始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而持成立说的学者则认为行政规则是以“寻求国家意思统一地实现”为目的的，其中自然也包含“寻求国家意思”平等地“实现”的内涵，因此当该行政规则成立之时即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参见森田寛二？前掲示注29，第98、99-100頁。

[37]田中二郎？新版行政法上巻（全訂第二版），弘文堂1974年，第119―120頁。

[38]森田寛二？前掲示注29，第99頁。大桥洋一教授指出德国判例也体现了同样的特征。参见大橋洋一？前揭注34，第131頁。

[39]这样设定平等待遇法命题的内涵则可以避免墨受成规，对行政规则机械适用的情况。森田寛二？前掲示注29，第98頁。

[40]有关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理论，参见平岡久「行政基準」，平岡久？前掲注9，第252-253頁。有关德国行政法中的“自我约束理论”，参见大橋洋一？前揭注34，第54、124-131頁。大橋洋一教授在此归纳出行政的“自我约束理论”有两个种类，一是着眼于行政惯例的自我约束理论，即行政个别处分的积累（即行政惯例）约束将来的行政活动；二是着眼于行政规则的自我约束理论，即行政制定的行政规则约束将来的行政活动。显然本文只涉及后者。

[41]阿部泰隆？行政の法システム（下）［新版］，有斐閣1997年，第648頁。

[42]这类行政规定是行政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参见曹康泰：前揭注27，第42页。笔者认为《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的规定是在行为规范的层面上建立了对该类行政活动结果的审查制度，但这一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在组织规范的层面上授权相应行政机关可以制定与前一类行政规定具有同样内容和效力的行政规定。

[43]有关有名规范和无名规范，参见朱芒：前揭注1，第13页。

[44]讨论的有关资料可参见张尚鷟：前揭注11，第488-493页。

[45]例如在龙岩地区科技印刷厂不服龙岩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没收及罚款处罚案中，国发（1987）65号《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作为行政诉讼中法院司法审查的适用依据；在徐惠琴等不服福建省卫生厅医疗卫生行政处理决定案中，医疗事故（事件）鉴定报告书因不符合福建省卫生厅闽卫医[1989]469号文件附表4对医疗事故（事件）的格式要求而被法院认为没有合法依据。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等编：前揭注31，第459、524页。

[46]例如罗豪才：前揭注7，第138、142—159页。

[47]正因为如此，周汉华博士指出，从法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民航总局制定这类文件的活动属于广义的立法活动。参见/flzk/flzk22-topic.htm所刊周汉华发言。

[48]从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清理目录中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这种混合状态。例如2002年1月30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宣布废除规范性文件172件。其中“1996年执行的《关于对自然人股东担任企业负责人员审查工作的通知》，因超出上位法规定设置的行政相对人的义务范围而被废止”。参见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主页/cgi-bin/sgs_new.php3中《上海工商宣布废止规范性文件172件》。

[49]《宪法》第90条规定：“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命令、指示和规章”。这里产生两个需要认定的问题。一是“各部、各委员会”仅仅是字面意义上被称为“部”或“委员会”的部门，还是泛指在行政序列中具有部或委员会地位的部门；二是“各部、各委员会”是否包含同样属于国务院管辖之下的直属机构。在此后的相关立法中，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立法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为：“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从上述条文的相关性看，由于《立法法》将“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置于与“各部、委员会”并列的地位，因此可以推论《宪法》第90条所列的“各部、委员会”仅指字面上被称为“部”或“委员会”的部门。同时，在结合《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法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的内容，也同样可以推论出《宪法》上述条文中的“各部、各委员会”中不包含国务院直属机构。

[50]参见蒋朝阳：《论部委规章制定权的授予、行使和监督》，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17、119页。在制度整理方面，例如1994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共六卷）收录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国务院直属机构所的规范性文件；在《国家土地管理局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办法》（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89年7月19日颁布）中，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行政法规，包括下列各项：（一）由我局起草，报国务院批准的法规；（二）由我局起草，报国务院批准，国家土地管理局的法规；（三）由我局起草，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的规章；（四）由有关司（室）起草，国家土地管理局的规章”。此外，在行政诉讼中法院也将这些规范性文件作为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直接依据，例如在上海延长机械刀片厂不服上海市普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变更登记行政决定案中，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之一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审批条件和登记管理暂行规定》之第5、7、8、9条。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等编：前揭注45，第462页。

[51]笔者在考察南方一些省的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关于禁止在市区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时发现，无论是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在规范的内容以及功能方面几乎无根本性的不同。这种行政规范的内容自然可以从社会需要与行政规范的供给关系中去理解，但是从形式意义上而言，非较大的市所制定的这类规范则不应属于法。

[52]1998年12月21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参见乔晓阳：前揭注4，第26-27页。另参见曹康泰：前揭注27，第44页。

[53]参见本文前揭注45、50中所引用的判例。

[54]参见周兴高诉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拒绝颁发持枪证案。该案中法院在分析不作为与相应行为认定期限的关系时，将上海市公安局（90）沪办205号《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审批合格证、许可证等事项的规定（暂行）》中的期限规定作为对某行为是否属于不作为进行认定时的审判基准。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一九九二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2-1196页（赵来英、余凌云撰写）。

[55]参见沈阳土产品采购供应站不服辽源市标准计量局质量监督行政处罚案。该案中法院将国务院法制局国法办函字［1987］025号《关于工矿产品、农副产品、通用产品、专用产品的划分意见》作为审判基准的一个部分。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前揭注54，第1265-1268页（赵大光、余凌云撰写）。

[56]有关现代国家对行政的需要以及与行政规则的关系问题，具体可参见[日]大橋洋一？行政規則の法理と実態，有斐閣1989年，第1-2頁。

[57]日本学者在分析了德国和日本的行政规则后指出，在现代国家中从立法和司法的关系角度看，行政规则可以分为四类，即法律替代性规则、成为自我约束对象的规则、专业知识集积型规则和传统的行政规则（即行政所制定的不构成司法审查基准的内部事项）。参见大橋洋一？行政規則の法理と実態，有斐閣1989年，第369頁。

规定性范文篇4

关键词：法律规范，行政规定，规范性文件

一、序言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行政规定是什么，这是个看似简短实则极为复杂的问题。

其简单之处在于将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中不属于法律规范的部分起了统一的名称，由此为判断行政规范性文件中的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树立了一个标志。

行政规定的概念是由《行政复议法》提出的。在1999年4月29日经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该法中，第7条和第26条中第一次开创性地建立起了对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定”的行政审查制度（为了与作为一般用语的“规定”以及作为动词使用的“规定”有所区别，以下称为“行政规定”）。这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的制度在诞生的同时也向行政法的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一系列的课题[2]，并且在施行后不久就在实践中引起反响[3].

在《行政复议法》中，立法者用行政规定这个概念划分出了一类制度现象。即行政规定是有别于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法规和规章是法，而行政规定是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之外的行政文件[4].

简而言之，行政规定不是法。

但是，行政规定又是极其复杂的。其复杂之处在于如果从规范性的角度看，行政规定在现实的行政活动中表现出的性质是不统一的，时常难以将其与法律规的作用相区别。

其实《行政复议法》在立法时也已经遭遇了这种境况。《行政复议法》之所以将行政规定纳入其调整范围之中，其原因在于行政规定这种规范性文件“本身不合法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直接适用该规范性文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在实质上构成行政违法行为”[5].这里，《行政复议法》指出了行政规定具有对一般社会成员具有规范功能。换而言之，该法建立对行政规定审查的制度，正是因为要解决行政规定的这种规范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同样对社会成员而言，法或者法律所具有的最大特性也恰恰正是其具有规范性。因此，显然无法凭这点（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在通常意义上来划分出行政法领域中的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区别[6].

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存在的有关行政规定的各种现象，对我国的行政规定在事实上所具有的性质作出尝试性把握。

二、行政规范体系的结构与判断标准

由于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依据而成为行政复议的间接审查对象[7]，即行政规定概念涉及到了行政规定作为规范方面的性质，因此，要认识行政规定的性质，还应该在行政的整个规范体系之中对其加以定位分析。

在《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的规定中，行政规定是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被定位的。当然，能够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提供依据的不仅仅只是或主要不是行政规定。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更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行政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或规章一样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自然在向该行为提供合法效力方面具有共同性。但是，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中，除法律之外，在行政主体制定的规范体系中，行政法规、规章与行政规定的关系则正好与我国法学界对行政规范体系中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通常分类相对应。

在我国行政法学中，行政规范通常被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由行政立法活动所制定的法，即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一是除此之外行政所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8].依从这个分类标准，行政规定因不具有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外形，自然属于后者。但是问题似乎远非如此简单。如前文所述，《行政复议法》将行政规定作为审查对象这一制度创设本身就意味着行政规定在事实上存在着法律规范的功能，而后文中也将指出的那样，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或行政实践的需求，我国行政规范体系中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界限并不不明确。因此，讨论行政规定本身的性质以及确定行政规定的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笔者将从分析行政规范体系的结构入手，在区分行政规范中的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确认行政规定的性质。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我国法学界对行政立法的研究尚不够深入，行政法学中尚无可概括和把握行政规范体系中的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性质的学术概念（概括性概念），因此，笔者借用东亚汉语圈中其他国家和地区行政法学中的类似概念，在下文中，行政规范中的法律规范简称为法规命令，与此相对的行政规范中的非法律规范则简称为行政规则[9].

在行政规范体系之中，最具有规范性的自然应是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部分，即行政立法的产物-法规命令部分。在现代国家，行政立法的必要性应已不存在疑问，但对于何为行政立法所产生的法，即何为法规命令（其相反的命题自然是何为行政规范体系中的非法律规范）则可以有形式和实质两种标准加以判断。

（一）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1）：判断的形式标准

上述部分已经提到，由于目前对行政规范的把握首先在于其不具有行政法规或规章这样的法的外形，因此本文考察的第一步将着眼这种形式性的判断标准。形式性标准是指根据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行政规范的外在形式（渊源）判断该规范是否属于法的标准。

在行政法领域中，作为法的行政规范属于行为规范，因此其形式方面自然首先应该具备可判断性。我国的法律制度[10]和法学界[11]认为，行政规范中的法是指宪法第89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第90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国务院部委的规章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0条规定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概括而言，行政法规和规章属于法规命令。依此标准进而可以简单地推断出：不属于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政规范自然应归入行政规则之列。从这个分析角度出发，行政规定因不具有行政法规或规章的形式，因此其不具有法律规范性，属于行政规则。

其实，只要制度上承认行政机关可以制定法律规范，那么理所当然应有法的渊源来将这些规范的内容表现出来。许多国家将这种渊源直接确定在宪法之中。例如日本宪法第73条第6项规定，内阁有权制定“政令”[12]；国家行政组织法第12条第1款规定，总理府及各省的大臣有权制定“府令”和“省令”；该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各委员会和各厅长官有权制定“规则”[13]（这种“规则”被称为“外局规则”，和省令属同类，与后述的行政规则不同）等等。再如，依据法国1958年宪法第37条的规定，“不属于法律领域的事项归行政立法权管辖”。由于该宪法第34条对制定法律，及议会立法事项采用列举规定的方式，因此其剩余部分则全部属于行政自

主的立法领域。此外，在属于法律的领域中，依据该宪法第21条，行政机关为了“保障法律的执行”可以行使相应的行政立法权。这些行政立法，前者以总统和总理制定的命令（décret）、其他行政机关（部长、省长和市长等）制定的规章（arrêté）；后者以政府措施（ordonnance，宪法第13、38、92条等规定）和紧急命令（mesure，宪法第16条规定）的立法形式表现[14].

形式的判断标准可以明确行政规范体系中法律规范的制定主体、规范形式、规范范围以及对非法律规范的支配性，但形式的判断标准无法说明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两者为何有所区别以及彼此的功能。

（二）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2）：判断的实质标准

与上述从行政规范的外在形式判断该规范是否属于法规命令相反，实质标准不拘于行政规范的外在形式而是着眼于行政规定的实际作用和功能。在行政规范与适用对象之间，实际存在何种作用或功能则正是持实质判断标准者所关心的。

1、“私人权利义务”标准

实质判断的立足点首先是建立在法律规范与适用对象的私人（与公共权力的行使者相对的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的关系方面，即将法律规范定位在主观规范的层面。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规范是“有关私人的权利义务的规范”[15].行政所制定的规范如涉及私人的权利义务的，则该规范属于法规命令，反之，如不具有上述特征的则成为不具有法的性质的行政规则。行政规则仅仅适用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而不能作用于私人的权利义务，即行政规则的效力不具有外部性[16].

进而，在如何理解法规命令“有关私人的权利义务”的特征方面，学者们分别从法律规范的内容和调整对象、效力等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⑴着眼于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特性的学说认为，上述“有关私人的权利义务”特征所指的是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内容的主观特性，即意味着法律规范是“以私人权利义务事项为调整对象的规范”，或“在内容方面涉及私人权利义务的规范”。依照这种观点，调整行政组织内部方面关系的行政规则因不涉及私人的权利义务，其自然不属于法律规范。

⑵如果从效力的主观性方面理解“有关私人的权利义务”这项特征，那么法律规范表现为“具有涉及私人权利义务效力的规范”，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法律规范是“具有单方面设定或变更私人权利义务效力的规范”[17].因此，根据效力的判断标准，如行政所制定的规范不具有此效力，则该规范便不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而是行政规则。

这样的“私人权利义务”判断标准尽管着眼于效力，实际上是在统一把握内容、调整对象（私人权利义务）和效力等诸因素的基础上观察问题。因此，这一判断标准与上述着眼于法律规范调整对象的判断标准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可以说前者是后者更加严密化的概念。

2、效力标准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饶开了上述关注“私人权利义务”这个内容的判断标准，从单纯分析规范的效力入手提出判断标准。这里，因法律规范的效力所拘束的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

⑴有学者仅仅将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的定义区别建立在“是否对人具有约束力”的标准之上[18].“由于从广义而言，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可以涉及到同一对象，因此对此难以从内容方面进行区分。在行政组织方面，在很多场合其可能由法律以及法规命令，也可能由行政规则产生，这些情况一般均被承认。在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外部关系）方面，法律和法规命令以及为解释法律、法规命令所制定的行政规则（解释文件）甚至在用语方面都可能是同一的，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而言，差异存在于效力方面而非内容之中”[19].

⑵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些年轻学者从新的角度展开的效力说。从行政规范是否（间接或直接）具有议会立法渊源效力的角度，该学说指出如果行政所制定的规范是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那么其基于授权关系也应该具有议会立法所产生的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效力，即法规命令是“无须合意即拘束全部执行机关，成为法院审判纠纷基准的规范”，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行政主体或行政机关具有对外性的拘束力，（可以）直接承担审判基准功能的规范”[20].显而易见，这类着眼于审判基准规范效力的观点明显地注重行政规范与执行、适用机关（主要是法院）之间的关系，有别与上述关注行政规范与国民之间的关系的观点。

归纳而言，上述的实质标准无论从何种角度对行政所制定的规范进行判断，其均不拘泥于该规范的外在表现形式（渊源）。显然，这种判断标准有利于明确行政立法活动如何实质性地接受法律的规范和调整的目的[21].事实上，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对法规命令形式的规定也并没有停留在形式本身，而是建立在其实质内容基础之上的，或者说行政规范的渊源并不是自为的而是受治于该规范所具有的实质内容。例如前述日本宪法第73条第1款第6项对政令的规定是以政令的实质内容为基础的：该项规定：“为实施本宪法及法律的规定而制定政令。但在此种政令中，除法律特别授权者外，不得制定罚则”。这里所谓的“罚则”是指“规定义务或限制权利的规定”[22].依照内阁法第11条规定，“政令如无法律委任不得规定义务或限制权利的规定”，同样，内阁府设置法第7条第4项、国家行政组织法第13条第2项也规定“无法律之委任，不得设置罚则，或制定课以义务或限制国民的权利的规定”。

三、判断标准的基础：行政职权体系的纵向等级或内外区别

在上述讨论法律规范的判断部分涉及到了判断的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的区别。正因为这些区别，导致行政规范体系中法律规范（法规命令）与非法律规范（行政规则）的不同定位。进一步深究这些判断标准是如何形成的，则明显地可以发现这些标准各自所依赖的对国家（行政）和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基础截然不同。

（一）纵向等级型：职权—渊源的关联

在形式判断标准中，行政规范的渊源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行政规范的渊源又是由规范制定行为主体在行政组织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形式性判断关键在于通过认定谁是相应行政规范的制定主体。确切而言，是由行为主体的地位及其职权确认行政规范的具体渊源，由此也确立了该渊源在整个行政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例如，《宪法》第89条第1项规定国务院拥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而行政法规这种行政规范渊源的性质和地位并非是其自为而成的，其性质和地位理所当然地是由第85条所规定的国务院在我国国家行政体制中具有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所决定的，由此以行政法规为渊源的行政规范也相应在整个行政规范体系中理所当然地居于最高的地位。

相应地，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其他的行政规范也由各自对应的制定职权主体行政机关决定其性质和地位。由于行政职权体系是由金字塔形等级体系构成的，对应的行政规范的渊源在性质和效力上也同样相应地表现为金字塔形结构。在这种结构内部，行政职权和行政职权之间因关系性质不同而导致行政规范渊源关系性质的不同。当行政职权之间体现为上下隶属指挥支配关系时，行政规范渊源的性质和地位也因此产生上下不同的等级。例如《立法法》第79条第2款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规章。而当行政职权之间体现为不具有上述隶属指挥支配关系时，则行政规范渊源体现为同性和同效。《立法法》第82条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这里可以看到，行政职权的纵向等级性直接决定着行政规范渊源的性质和地位。依同样的原理可知，制定行政规定的主体本身所具有的行政职权等级也决定着各类行政规定相互之间的等级关系[23].

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上述行政法规、规章等有名规范是同对应的行政职权一样处于纵向等级序列关系之中，那么，作为行政规定的无名规范与此有何关联。

关于这一问题，如同样从制定权主体出发分析，那么行政规定虽然在渊源方面不具有行政法规等法定形式，但这仅仅只是形式本身意义上的区别，形式的自由并不改变行政规范的渊源依然受制于相对应的行政职权这一规律。因此，在整个行政规范体系中，作为无名规范的行政规定也与有名规范一样，作为其对应的行政职权体系的“镜像”，自身也构成纵向效力的等级序列体系。当然，此时其外在形式不能被称为行政法规或被叫作规章之类的名称，只能体现为诸如某某政府或某某机关的某某文件或某某命令等等。而当需判断这些行政规定彼此之间的效力等级地位时，也只有将其还原到制定主体，才可能清楚地得到判断其在整个行政规范体系中地位和效力的标识。由于行政职权体系是一个统一体，而这个体系又非属自立封闭体系，其本身也成为包括有名规范在内的行政规范体系的一部分。

从上面的分析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到形式性判断标准背后所依靠的职权—渊源关联的认识基础。但必须注意的是，职权—渊源之间关联性的存在并不能由此推演出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和非法律规范（行政规则）的差异及其在渊源上的不同反映。相反，当行政职权体系构成金字塔型的统一体时，对应的行政规范体系也应是统一的，且行政规范彼此之间的区别只会是在形式上被叫作不同名称而没有理由当然地推导出在本质上有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之别。这也正是形式性判断标准在目前所面临的最致命的缺陷。

从制度形成史的角度看，行政规范体系内部分化为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两个部分，最早起因于1989年4月最高权力机关所通过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该法确认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为法律规范[24].当然，在《行政诉讼法》中立法者并不是以明文的方式宣布何为法，而是以确定法院在实施对行政的司法审查时应持有的依据的方式，即确认合法性依据只能由法提供的方式间接地宣布了何种行政规范为法律规范。此后在《立法法》中，行政机关制定的以行政法规、规章为渊源的行政规范已经明文被规定属于法律规范。但在此之前，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体系自身虽然规定了如行政法规、行政决定等各种行政规范的渊源，但并没有规定何种行政规范属于法律规范，或者何种不是[25].同样，相同时期的行政法学界也并没有持上述在目前已经属于学术主流的观点，即仅仅将行政法规和规章定位为法，而是广泛全面地以作为整体的行政体系内在的职权—渊源关联对应关系为思考基础构筑行政法的规范体系[26].

以整个行政职权—行政规范渊源的体系为前提，《行政诉讼法》和其后的《立法法》乃至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基本上是以以下两种方式解决统一的行政规范体系中什么规范属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和什么规范不属法律规范（行政规则）的问题。

其一，在整体上以“拦腰截断”的方式处理行政职权与法律规范的关系。从《行政诉讼法》和《立法法》所建立的立法体系来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所分别对应的行政职权主体是国务院、国务院各部门（包括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在行政职权体系中，这些主体无疑是居上者或是靠上者。也就是说，以行政职权等级为界限将与行政职权体系相对应的行政规范体系纵向地划为两个部分，上为法律规范，下则属非法律规范（行政规定）。其中，当行政法规和规章被认定为法律规范时，那么，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的区别，或者说立法的权力性资源在行政层面的分配显而易见是由行政职权的等级高低所决定的。

至今，在相当大程度上这种制度设计已为行政法学理论界所接受，并且也以这种设计思路作为解说相关问题的基础。许多行政法学著作和论文中将行政规定称为“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便是一个佐证[27].同时这一观点也被司法机关所接受并以此解说行政诉讼实践中的问题[28].

其二，以上述“拦腰截断”的方式将行政规范体系的上部定性为法律规范下部则为非法律规范，即在表面上是直接以不同的规范渊源体现不同的规范性质，并以此确定行政规范之间的效力等级。但是，在这两部分的交接处，即“拦腰截断”的“截面”处，两者的法定关系则并非如此，法律规范的效力并不理所当然地高于非法律规范。《立法法》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这里，规范效力等级的体现显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依照行政规范的渊源进行确定的。行政法规的效力自然高于规章，但依该条的规定，国务院的决定或命令，其效力也高于部门规章，即效力高于部门规章这种属于法律规范渊源的行政规范的，可以是不属于法律规范渊源的行政规范。显然，在这里，决定行政规范效力等级的不是该规范是否具有法律规范渊源这种外在形式，而是制定该行政规范的职权，由职权等级最终决定具体的行政规范在整个行政规范体系中的等级地位。

从上述两种处理方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归根结底，在职权—渊源的关联中，无论行政规范的渊源如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其背后的职权。一切都是在职权等级优先的前提之下分配行政规范渊源，完成行政职权体系在规范制定方面的外在形式。

（二）内外区别型：自治—他治的关联

在上述职权—渊源关联中，行政规范的渊源体系与行政职权体系始终是同构的，当行政职权自身构成金字塔型的纵向等级体系时，相应的行政规范体系体现同样的形式和性质。然而，行政职权在组织法意义上的体系建构固然可以以行政职权自身为规范对象，但是行政职权的存在价值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行政职权必然要有作用的对象以及作用的内容。但在以职权—渊源关联为基础的形式性判断标准中，却只能见到行政规范的渊源本身而没有这些行政规范所要规范的对象以及规范作用的内容，即形式性判断标准中存在规范对象缺位的问题。

实质性判断标准与形式性判断标准明显的外在区别则是其将行政规范的作用部分也置于考察视野之中，弥补了形式性判断标准的不足。但两者的根本区别点却并非在于此处。当以行政规范的规范对象（及其相关内容）如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审判机关的审查基准等为标准判断该规范是否属于法律规范的标准时，此种划分方法实际上是将行政规范体系中的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和非法律规范（行政规则）的关系与以规范行政职权之外对象的行政规范和以规范行政职权自身的行政规范的关系作了对应处理。依照这种标准，规范行政职权之外对象的行政规范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反之，仅仅规范行政职权自身的行政规范则属于非法律规范（行政规则）。进一步而言，这种标准严格地将行政职权体系与该体系的作用对象区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体系，只有行政职权体系使用行政规范对对象进行规范作用时，该行政规范才能成为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反之，当行政职权仅仅是以本身为规范对象，即不以外在的对象为规范对象时，该行政规范则不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简而言之，实质性判断标准的根基在于行政活动的对外的他治与对内的自治之间的关联。

在此值得着重关注的是，形式性判断标准和实质性判断标准在认识基础上所存在的上述区别，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只是表述概念时在方式方法方面存在观察角度或者逻辑基点的不同。事实上，其各自对应的社会基础则不尽相同，或者说是不同的社会基础对法律规范提出的不同要求。内外区别的自治—他治关联，则是对应于近代市民社会的法律需要，将法律规范限定在规范人与人之间意思界限的范围之内[29]，是近代法基本结构的体现[30].

与此相对，当上述外在的规范对象客观上不存在时，即全部的他治对象被纳入行政自治的职权体系，成为自治事项时，那么对行政规范体系的认识自然只有着眼于职权体系内部，只能依据该职权体系内部的行政职权等级体系为标准了。由此可见，在我国，当对行政规范进行分析是以计划经济，即非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为对应基础时，可以看到我国行政法学中出现体现行政职权等级的职权—渊源关联的法学观念和制度定义见解则自有其必然之处。同时，在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今天，面对业已发生转型的社会结构，即就行政职权体系而言已经出现外在于该体系的规范对象之时，依然以职权—渊源为基点的行政法学理论也因此自然不能对制度作出圆满的说明[31]，尽管事实上理论的构筑者可能在无意识之间已经或多或少触及到了行政规范体系与行政职权体系的内部和外部之间不协调现象[32].

（三）内外区别型的现代修正：行政规则的外部效果

上述部分已经提到，从实质性判断标准的角度看，只有行政职权体系使用行政规范对外在于该体系的对象进行规范作用时，该行政规范才能成为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反之，当行政职权仅仅是规范自身，即不以外在的对象为规范对象时，该行政规范则不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而只是行政规则。作为非法律规范的行政规则只能在行政职权体系内部发生作用，在该体系之外则不具有法律效力，不产生法律效果，简而言之行政规则不具有外部效果。然而，这种植根于近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严格二元论正受到现代社会中来自以下方面的挑战。

从行政规则的内容而言，在法律的执行层面上，由于现代行政的需要，许多以解释基准、裁量基准等形式出现的“行政规则”作为法律规范与具体行政行为的中介，从要件设定、内容选择和程序适用等方面直接调整着该具体行政行为，并且在事实上成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行为根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很难说这种“行政规则”不是属于“以私人权利义务事项为调整对象的规范”。对此，已经有学者意识到了行政规则在现实的行政活动过程中并非如理论逻辑上那样“单纯”，在许多情况下，行政规则-这种效力只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行政规范-事实上存在着外部效果[33].

在制度上行政规则的外部效果是由司法程序确立的。原本只作用于行政职权体系内部，不具有法律规范效力的行政规则在一定场合开始作为司法审查的基准被适用，即被赋予了审判基准规范效力。这种对严格二元论的修正则是回应日益变化的现代社会需要。这些社会需要（根据）中最为主要的则是平等待遇要求[34].有学者指出：“在某种行政处分是依行政内部文件规定大量均一地被实施的情况下，当其中一项行政处分违反该行政内部文件规定时，应将该项行政处分认定为违反平等原则而成为违法处分，即使该行政处分符合法律……。如果该行政内部文件规定是作为平等处理的基准的，那么可以认为事实上在该范围之内行政内部文件规定有着与法律规范相当接近的功能”[35].因此这类行政规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准法律规范[36].

毫无疑义，在以私人为对象进行行政活动中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平等原则，这本身就是一项理所当然应成立的法命题[37].平等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对同类事项应同样处理对待[38]，反之，禁止缺乏充分理由的不同等待遇[39].行政活动即使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等规范，但如果不具备上述平等原则的要求时，也同样构成违法。这里，行政机关自身制定的各类原本属于内部适用的行政规则最终成为法院司法审查活动的依据，从而成为来自外部的约束行政活动的一种法律规范，一种由法院实施的外在于行政职权体系的平等待遇（平等适用）基准。显然，司法权对行政规则的适用导致了行政规则自身产生了自我拘束性质[40].

此外，同样建立在行政规则具有自我约束性质理论基础上的还有信赖保护规范。当行政规则被公开之后，由于国民对该行政规则持有信赖之心，因此不允许行政机关变更这些行政规则中设定的各种基准作出诸如驳回许可申请等对相对人不利益的行为[41].

四、行政规范体系中的行政规定

下面将运用上述的各种判断标准对我国行政规范中的行政规定进行分析。

（一）行政规定的范围

前述部分已经提到，在我国行政法律制度中，行政规定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由《行政复议法》首先提出的。但《行政复议法》只是提出了行政规定的范围而未对概念进行定义。其范围是①国务院部门的规定；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③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同时，第二款还特意指出这些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

从《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上述范围中所涉及到的行政规定有以下两大类：

一是行政机关有明确根据可以制定的行政规定。具体有①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命令和指示（《宪法》第90条第2款）；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权限可以规定行政措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议和命令（《宪法》第107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第1项）；③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1条第3项）。

二是事实上存在的行政规定：具体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所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42].

（二）行政规定的性质

1、实质性判断标准的必要性

从形式性判断标准的角度看，由于行政规定是与行政法规和规章相排斥的，在外在形式（渊源）上属于行政规范体系之中的无名规范[43]，因此，行政规定必然是不具有法律规定性质的行政规则，制定行政规定的活动也自然不能归入行政立法的范围。

然而，在当前业已出现社会结构变化的环境中，行政职权需要对外在的对象进行规范时，或者说已经出现了需要行政职权进行规范的并且外在于行政职权体系的社会主体时，以内外区别型的自治—他治关联为基础的实质性判断标准则开始有了发生作用的空间。

首先，从制度建设的过程背景来看，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中那些属于法律规范的活动，即行政立法作为一项制度性问题开始被提出并展开讨论是在《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时期，并且因该法的颁布和实施而制度化。前面部分已经提到，在《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活动展开之前，就整体而言，无论是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制度还是对这些制度所作的学术注释，都没有对行政规范中的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进行过区分。在《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过程中，当立法者和学者们在讨论什么是行政审判的依据以及规章是否可以成为行政审判的依据[44]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探讨什么是（在行政审判中）对法院具有约束力的审判基准，即法院可以以此基准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显然，他们所希望解决的并不纯然是或者可以说基本上不是组织法上的行政立法权限的配置问题。因此可以说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由《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所触发的对行政立法以及行政规范中的法律规范问题的的讨论和认识是在“法律规范应该具有审判基准效力”的前提之下展开的。这种凸现问题的历史过程，正呼应了效力说学者的观点，也由此可能为从效力说的角度分析我国行政规范的结构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其次，从行政制定法律规范，即行政立法的范围来看，在组织法的层面上，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被法律正式明文地确定为法的渊源，则是由2000年3月15日公布的《立法法》完成的。该法第2条规定该法的适用和依照执行的对象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是在法律中第一次明文将行政规范中的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确定为法的渊源。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二节又进一步对行政法规和规章作了具体规定。上述这些事实意味着到2000年3月15日《立法法》公布为止，宪法和法律并没有对何为行政立法这一概念本身作出明确的界定。事实上至此为止行政立法的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中存在的：一是作为描述一种事实上存在的行政活动结果的概念，即行政机关在事实上制定的规范具有法律规范（法规命令）的性质或功能[45]；一是作为一种法学概念（而非法律概念），作为一种学理上的分析工具存在于宪法学和行政法学之中。学术界在探讨行政制定规范活动时常常使用这一概念[46].前者由于是行政机关在事实上制定着法律规范，是一种实质性的立法活动，因此无法仅仅从形式上将这种规范的性质限定在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范围之内，即无法排除在行政法规和规章之外存在法律规范的可能性。后者更多的是从应然的角度提出控权要求，认为在行政规范体系之中只有行政法规和规章才能够具有法律规范性。

上述对行政立法的探讨说明，我国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法律实务界，对法规命令的认识尽管重点在于划定形式方面的范围，但同时也已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触及或进入了实质性判断的范围。因此，在以下部分将用实质性判断标准对上述范围中的行政规定进行分析。

2.行政规定中的法律规范

归纳上述有关实质性判断标准，简而言之，对行政规定中是否存在法律规范的问题，无非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分析，即是否具有影响权利义务的内容；或者，是否具有审判基准效力。

以此标准考察行政规定，当问题的着眼点已经不拘泥于行政规范是否具有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等外形，即在行政规定的外在形式与其事实上是否具有对外规范性并无必然联系的前提之下进行问题分析时，行政规定中所存在的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行政规范，即行政规定中存在着的法规命令便显而易见地凸现出来。

（1）涉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权利义务的行政规定

现实中因发生原因不同，以不同方式客观存在的涉及权利义务的行政规定有以下几类：

首先，以混合方式存在的法规命令。从实质性标准出发，行政规定如果不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即不属于法规命令，那么从理论上而言，当行政规定对行政职权体系之外的私人发生作用时（如为具体行政行为提供依据），该行政规定起着执行或解释法律、法规或规章等法律规范的作用。因此，当其内容涉及到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时，这些行政规定的内容的规范性应该归结于其上位的法律规范，即行政规定自身不应具有外部效果。如关于国务院的决定或命令，其应以宪法和法律的根据为前提（宪法第89条第1项）。但是在现实的行政活动中，作为根据的授权条款常常只是停留在确定“行政主管机关”的层面，由此使得在“主管”这一职权之下的活动事实上难有明确的界限。同时，在具体的行政活动场合，这种执行和解释行为是基于行政活动的具体责任机关依据相应行政职权对该行政活动和行政需要的认识进行的，因此，在个案中由行政活动的具体责任机关的职权及其认识作为媒介时，很难说从行政规定中导出的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内容可以必然地由上位的法律规范全部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政规定中，法规命令和行政规范往往以混合的方式存在于其中。例如民航总局所发禁止飞机票打折的文件中所具有的法律规范性是无庸置疑的[47].再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许多无上位法规根据的许可被清理也证明这种混合状态的存在[48].

其次，以单独方式存在的法规命令。如前文所述，法规命令在形式上的地位和性质被法定地“拦腰截断”于一定的行政职权序列等级之上，但在实质内容方面却并不受制于行政如此的形式性规范要求，由此也导致整个行政规定虽然可以形式上单独地属于非法律规范，但在行政规范体系中可能具有与法律规范同样性质的内容或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对此，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其一，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国务院直属机构所的规范性文件的性质。由于《宪法》第90条第2款和《国务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部、委员会”可以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规章，因此，到《立法法》公布，确认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国务院直属机构有权制定规章为止[49]，从形式意义上而言，这些行政组织所的行政规范尽管依照形式判断标准不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但事实上无论理论上还是行政实务中，时常被视为同国务院部委规章具有同样的效力[50].自《立法法》施行，该法第71条在形式方面追认了事实上存在的法律规范，由此这些行政规范才被正式明文定位为国务院的部门规章，即被划入了形式上的法律规范范围之内。显然，在《立法法》施行前后，这些行政规范只是在形式方面有所改变，而在实质内容方面则并无根本性变化。其二，由于只有行政法规和规章等有名规范可以作为法律规范使用，而有名规范是受行政职权等级所制约，局限于相应的等级管辖范围之内，在此之外则属于法律规范（法规命令）的空白区域，因此仅依靠有名规范难以为许多行政活动提供有效、足够和必需的法律规范作为行为依据。由此也造成在有名规范之外的广大行政领域，作为无名规范的行政规定事实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替代了法律规范（法规命令）应有的功能。例如，无权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地区（如较大的市以外的地方政府）只能以行政规定的形式制定行政规范，而事实上这些行政规定的功能与地方政府规章的法律规范性方面基本无差别[51].

在行政的实践活动中行政机关常常自创涉及利害关系人权利义务的规范，如行政规定以行政规定的形式自设定罚款、收费、许可制度等规范。《行政复议法》第7条和第26条的立法动机就是在于对这类行政规定的控制以保护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益[52].因此，由此可以反推出现实的行政规定中客观地存在着以上述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法律规范-法规命令。

（2）具有审判基准功能的行政规定

从《行政诉讼法》第52、53条的规定内容来看，无庸置疑，我国行政诉讼中排除行政规定成为审判基准。然而在一定的领域，尤其是在专业技术领域中，在相当程度上很难回避行政规定在事实上成为审判基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行政诉讼中这种具有审判基准功能的行政规定正在体现出，除前文中所涉及到的判例之外[53]，已经公布或能够查阅到的还有在有关期限[54]和产品分类[55]等方面存在着将行政规定作为审判基准的判例。

五、结语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知，在实质标准之下对行政规范进行分析判断，行政规定中也不乏存在法律规范。由此能够得出结论：《行政复议法》第7、26条中的行政“规定”所指的不是一种具有共同性质的行政规范，即不具有法律规范性的行政规范，而是一类行政规范，即不具有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外在形式的所有行政规范。换而言之，行政规定作为无名规范虽然不具有行政法规或规章（有名规范）的外形，但决不能够断言行政规定之中不存在法律规范。

具体而言，行政规定因规范调整的对象属于行政职权体系之外或之内，由此导致行政规定是否涉及私人的权利义务，是否可能成为司法审判基准，从而在总体上可以被划分为属于法规命令的行政规定（其在功能上等同于法律规范）以及属于行政规则的行政规定（其不具有法律规范的功能）。进而，即使在属于行政规则（非法律规范）的范围之内，从规范适用的角度而言，当需要适用平等待遇等原则时，这些属于非法律规范的行政规定也可能发生外部效果，产生法律规范的功能。

总之，行政规定是个不可回避的法律和法学问题。其实，上述行政规范体系中法律规范在形式与实质两方面的不一致现象其实不仅仅限于我国，即使在发达国家，由于现代国家发展对行政的需要[56]，（未经法律委任的）不具有法律规范外形的行政规则事实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范围[57]而深入到行政的全部领域[58].因此，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行政职权的规范对象日益从行政职权体系中分化已成为不争事实的时候，可以说在研究行政规定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面对一个在理论上须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且在制度建设上已是十分紧迫的课题[59]：在制度建设方面，法律应如何规范和调整行政机关制定实质性法律规范的活动。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

[1]有关《行政复议法》在行政法制建设方面的意义，可参见于安：《制定我国〈行政复议法〉的几个重要问题》，《法学》1999年第8期第4—7页；马怀德：《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的新突破》，《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第66—72页；朱芒：《对“规定”审查制度试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12—16页。

[2]严格而言，《行政复议法》所建立的对“规定”的行政审查制度还仅仅只是一个基本雏形，在运作层面上，还存在大量的制度创设课题须进一步研究。参见朱芒：《对“规定”审查制度试析》，《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第12—16页。

[3]《法制日报》2000年2月20日报道了《行政复议法》实施后首例对规定的审查案。该案是由浙江省杭州市旺实计算机有限公司向杭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同时对公安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和国家工商管理局联合的《关于规范“网吧”经营行为加强安全管理的通知》提出审查请求。国务院为审查权主体。

[4]参见乔晓阳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条文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60页。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直接承担了该部法律的起草工作，因此，可以将此解释看作为立法者或立法参与者的基本认识。

[5]乔晓阳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条文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6]例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指出：“中国每个部门都有几乎不受限制的立法权，不叫法律，但实际上和法律所起的作用一样”。参见《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上海圆桌会议纪要（下）》，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9月1日。

[7]关于行政间接审查制，参见朱芒：前揭注1，第12—15页。

[8]例如作为高等教育法学教材的《行政法学》将制定行政规范的行政活动（抽象行政行为）分为两大类：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行为和行政机关除行政立法行为以外的其他抽象行政行为。可以说这种观点代表了我国行政法学界目前对行政规范分类的基本认识。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39、142—169页。

[9]如日本的主流学说根据行政所制定的规范有无法律规范性将这类规范分为“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参见塩野宏？行政法Ⅰ第二版，有斐閣1994年，第79頁；中译本参见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67页。另参见平岡久「行政立法」，行政立法と行政基準，有斐閣1995年，第5頁。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学家也基本持这种分类观点，近期的教科书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四版）》，三民书局1998年，第252-253页。另见叶俊荣：《行政命令》，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463页。此外，高家伟博士在翻译德国行政法的著作时也将相关概念译为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参见哈特穆特。毛蕾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13、591页。

[10]严格而言，宪法和相关的组织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因此，这里所讲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以行政诉讼制度为基础所作的推导。详见本文后述。

[11]90年代初的综述性著作中概括的观点与近期出版的行政法学教科书和研究著作中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综述性著作参见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174—175页。教科书如罗豪才：前揭注8，第138—139、142—159页；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研究著作如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12]《日本国宪法》第73条第6项规定：“内阁除其他一般行政事务外，执行下列各项事务：……六、为实施本宪法及法律的规定而制定政令。但在此种政令中，除法律特别授权者外，不得制定罚则”。译文参见宫泽俊义著、芦部信喜补订：《日本国宪法精解》，董王番舆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版，第486页。

[13]日本国《国家行政组织法》第12条第1规定：“为了施行法律或政令，或基于法律或政令的特别委任，各大臣就其主管的行政事务可以各自的机关命令（总理府令或者省令）”；第13条第1款规定：“各委员会及各厅长官，根据其他法律的规定，有权前条第1款规定的命令之外的规则以及其他的特别命令”。

[14]参考自JeanRIVERO，Droitadministratif，Coll.PrécisDalloz，9émeédition.1980第一部和结语部分的日译本，J.ヴェロ著，兼子仁、礒部力、小早川光郎編訳？フランス行政法，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64、68―69、70―71、74―75頁。

[15]例如，在日本行政法学界的主流学说便是如此。相关文献可参见田中二郎「法律と命令」，行政法講座第1巻，有斐閣1956年，第253頁、行政法総論，有斐閣1957年，第363頁、新版行政法上巻（全訂二版），弘文堂1974年版、第158頁；今村成和？行政法入門（第五版），有斐閣1992年，第61頁。

[16]参见平岡？前揭注9，第5頁；叶俊荣：前揭注8，第462-463页。

[17]如藤田宙靖教授认为：法律规范在日本“一般意义上一直被认为是涉及变动国民权利义务的一般性规范”。藤田宙靖「行政と法」，現代行政法大系第一巻，有斐閣1983年，第31-32頁。

[18]参见磯崎辰五郎？行政法総論，世界思想社，1953年，第274頁。

[19]IngovonMünch（hrsg.），Grundgesetz-KommentarBd.3，1978，S.223.转引自平岡久「「法規」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平岡？前揭注9，第115-116页。

[20]参见平岡？前揭注19，129-130页。

[21]严格而言，法规命令的性质是与立法机关的授权紧密关联的，其性质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受“法律保留”或“法律的法律规范创造力”的拘束性。但本文的这一部分所探讨的是行政规范体系的内在结构，因此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笔者将在另文中加以讨论，本文暂且不进入该问题领域讨论。

[22]宫泽俊义：前揭注12，第506页。

[23]如董白皋指出：行政规定具有“效力的多层级性与从属性”，其“文件数量众多，各自的效力与制定主体相对应，从上到下呈多层级特点，下级规范性文件不能与上级规范性文件内容相抵触，并且分别从属于相应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董白皋撰写）。

[24]尽管《行政诉讼法》第53条第1款对法院是否适用规章时使用“参照”一词，由此引起“规章是否是法”的争论。笔者在此并不介入此争论，但笔者认为，从字面上理解，“参照”属于赋予法院司法审查规则适用选择判断权，当选择判断阶段完成之后，法院实际地为规章为依据进行司法审查时，至少在这一前提之下的规章属于法。同时，如果将规则选择判断定位为对相应规章进行的隐性司法审查，那么这本身也不排斥甚至肯定了规章属于法的观点，因此该条涉及到的只是设定了法院对规章具有隐性审查权而已。

[25]1982年颁布的我国现行宪法尽管规定了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行政决定和命令”（第89条第1项），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命令、指示和规章”（第90条第2项），但是对行政法规、行政决定、命令、规章、指示等究竟应该具有什么内容，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等等问题未作任何进一步的规定。在《行政诉讼法》起草、颁布之前，法学界对这些宪法制度概念的解释也莫衷一是。绝大多数的宪法学教科书在对这一部分仅仅只是重复宪法上述条款的表述而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或者只是简单地提及“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行政措施、制定的行政法规、的决定和命令，各级国家机关必须贯彻执行”，即仅就效力等级问题添加简单的说明。例如张光博：《宪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0页；陈宝音：《中国宪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97页。法理学界有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有规范性的决定和命令是法律形式的一种。例如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教研室编：《法学基础理论（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62、363页。而有的立法学家则认为只有行政法规才属于法律规范。例如周旺生：《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94页。

[26]以我国1949以后出版的第一本全国统编行政法教科书为例（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要》（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律出版社1983年），对何为行政法律规范的问题上，当时的学者所拥有的认识与现在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不相同，并不拘泥于行政规范的外在形式。如将行政法定义为“是一切行政管理法规的总称”（第1页），而“行政管理法规”是属于法（第58-59页），其“不仅包括宪法第八十九条和第九十条所讲的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指示和规章等，而且包括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政府关于行政管理所合法的具有行政法规范性质的所有决议和命令在内”（第101页）。

[27]例如曹康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262页；应松年、刘莘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讲话》，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第73页（马怀德撰写）。

[28]例如，在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中“其他规范性文件”时，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以及该审判庭的法官认为“其他规范性文件”是指“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释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

[29]森田宽二教授认为，仅以其他行政机关为规范对象的行政文件，即不涉及“有关私人的权利义务的规范”的行政规范则不属于法律规范的表述，可以转换表示为这些行政规范不是属于“设定人与人之间意思界限”的规范，或不属于规范被称为国家的“人”与其他的“人”之间关系的规范。这种法律观念是将国家也视作为社会之中一员独立的个人，其建立的理论基础为个人主义性质的消极自由理论。参见森田寛二「法律の概念」，芦部信喜他編？契約（岩波講座基本法学4），岩波書店1985年，第93―94頁。

[30]高柳信一教授指出：“行政……既然是以近代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近代国家的行政，那么，行政应直面近代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而不得与此相矛盾抵触。国家（权力行政）的逻辑-以公益为目的，不受相对方的意思约束（即单方面地）作出命令和实施强制-与市民社会的逻辑-任何人非依自己的自由意思（即相互的合意）不被课与不利益或丧失权利-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得到沟通调整。作为国民代表的议会通过其制定的法律规范对行政进行约束，由此承担这一沟通作用，即行政主体可以不受相对人的意思拘束课赋征收税金、征用其所有的土地。但这些作用又必须以存在承认这些活动的议会制定法为前提。在符合议会制定法所设定的要件的前提下，国民通过自己的代表人，预先抽象地在一定要件的前提之下同意接受上述的作用。这是一项假定，由此是否能够真正地使得上述的市民社会逻辑不受到损害，则尚属未解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可以认为以此使得国家（权利行政）的逻辑和市民社会（意思自由）的逻辑之间在原则方面得到了沟通”。高柳信一「行政の裁判所による統制」，雄川一郎他編？現代の行政（岩波講座現代法4），岩波書店1966年，第264―265頁。

[31]森下敏男教授在以前苏联为对象研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时指出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法律规范只会在共同体内部存在。因为以商品经济为媒介的近代法是在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产生的，即近代法存在于共同体之外，共同体的内部没有存在近代法的根据，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则是共同体型秩序的复归。在共同体内部，是通过行政性的和刑法性的规制实现管理目的的。森下敏男「社会主義的法治国家論の検討（上）――ペレストロイカと法」，神戸法学雑誌38巻3号，第502、503、505、528―530頁。这里笔者将森下教授的见解进一步理解为，法律观念也应于上述的社会结构—法律制度呈对应关系。不仅如此，在法律的观念层面上，当国家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转型时，如果理论认识是滞后的，那么由于理论承继的关系，新被构筑的法学体系或理论还往往依然用旧有的观念去说明新的制度现象。具体而言，我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社会已经呈现多元化结构，尽管包括行政法在内的我国的当代法律体系也是在此背景之下产生于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但现今的许多法律理论则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理论来说明这些法律的性质和功能，尽管这些理论中已经呈现出许多矛盾性。

[32]这种不协调是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可能已经意识到尽管行政规定的主体在行政机关体系中地位不一样，但行政规定本身的性质或特征上则并不存在区别。例如湛中乐指出：“除了享有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制定权的行政机关外，其他行政机关亦可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制定规范性文件，亦即包括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所属局、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属厅、局、办，省会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其他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县人民政府及其下属机关，乡、镇人民政府都可以成为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并且在实际的行政活动中，全国各级各类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乃至社会团体都在制定此类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因上述主体不因其在行政职权体系中的地位不同而在性质和特征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均具有效力的多层级性与从属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罗豪才主编：前揭注8，第160、165页（湛中乐撰写）；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应松年主编：前揭注23，第229、231页（董白皋撰写）。同时，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也意识到行政机关在对外在的社会主体进行规范时，作为依据的行政规定除了与法律法规相抵触之外，如其属于内部规范的，也不能成为相应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根据。例如，付星在王玉蕊诉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的解说中指出“昆公户（1993）第2号通知仅是公安机关内部的一个规范性文件”。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7年经济审判暨行政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5页（付星撰写）。

[33]有关行政规则在事实上存在的这种外部效果问题，参见塩野？前掲注9，第83-84頁；中译本第73-74页。兼子仁？行政法学，岩波書店1997年，第93頁。

[34]大桥洋一教授整理德国资料的基础上指出，行政规则的外部效果是通过判例获得承认的。到50年代为止主要是援引行政规则要求撤消行政侵害，即行政规则是被消极（防御）地使用；自60年代以来，作为弥补法律不足的一种方式，以行政规则作为根据请求行政给付的案件日益增多。这类案件主要以平等保护理论为根据，除此之外还有信赖保护理论、悬赏广告类推理论、竞争者诉讼类推理论以及先占专家鉴定理论等根据。参见大橋洋一？行政規則の法理と実態，有斐閣1989年，第124-140頁。

[35]原田尚彦？行政法要論（全訂第二版），学陽書房1991年，第42頁。对此，森田寛二教授认为这类学说以及有关的判例的观点是建立在“现代法”基础之上的，其意味着否定了将内部文件等行政规则模拟成个人内部事物这种“近代法”性质的见解。森田寛二「法律の観念」，芦辺信喜他編？前掲注29，第97頁。

[36]但是，对于行政规则究竟在什么层面上成为准法律规范的问题则学者间有不同的见解。持适用说的学者认为行政规则并不是自成立之时起就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而是在对国民作出行政行为时才开始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而持成立说的学者则认为行政规则是以“寻求国家意思统一地实现”为目的的，其中自然也包含“寻求国家意思”平等地“实现”的内涵，因此当该行政规则成立之时即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参见森田寛二？前掲示注29，第98、99-100頁。

[37]田中二郎？新版行政法上巻（全訂第二版），弘文堂1974年，第119―120頁。

[38]森田寛二？前掲示注29，第99頁。大桥洋一教授指出德国判例也体现了同样的特征。参见大橋洋一？前揭注34，第131頁。

[39]这样设定平等待遇法命题的内涵则可以避免墨受成规，对行政规则机械适用的情况。森田寛二？前掲示注29，第98頁。

[40]有关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理论，参见平岡久「行政基準」，平岡久？前掲注9，第252-253頁。有关德国行政法中的“自我约束理论”，参见大橋洋一？前揭注34，第54、124-131頁。大橋洋一教授在此归纳出行政的“自我约束理论”有两个种类，一是着眼于行政惯例的自我约束理论，即行政个别处分的积累（即行政惯例）约束将来的行政活动；二是着眼于行政规则的自我约束理论，即行政制定的行政规则约束将来的行政活动。显然本文只涉及后者。

[41]阿部泰隆？行政の法システム（下）［新版］，有斐閣1997年，第648頁。

[42]这类行政规定是行政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参见曹康泰：前揭注27，第42页。笔者认为《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的规定是在行为规范的层面上建立了对该类行政活动结果的审查制度，但这一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在组织规范的层面上授权相应行政机关可以制定与前一类行政规定具有同样内容和效力的行政规定。

[43]有关有名规范和无名规范，参见朱芒：前揭注1，第13页。

[44]讨论的有关资料可参见张尚鷟：前揭注11，第488-493页。

[45]例如在龙岩地区科技印刷厂不服龙岩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没收及罚款处罚案中，国发（1987）65号《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作为行政诉讼中法院司法审查的适用依据；在徐惠琴等不服福建省卫生厅医疗卫生行政处理决定案中，医疗事故（事件）鉴定报告书因不符合福建省卫生厅闽卫医[1989]469号文件附表4对医疗事故（事件）的格式要求而被法院认为没有合法依据。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等编：前揭注31，第459、524页。

[46]例如罗豪才：前揭注7，第138、142—159页。

[47]正因为如此，周汉华博士指出，从法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看，民航总局制定这类文件的活动属于广义的立法活动。参见/flzk/flzk22-topic.htm所刊周汉华发言。

[48]从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清理目录中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这种混合状态。例如2002年1月30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宣布废除规范性文件172件。其中“1996年执行的《关于对自然人股东担任企业负责人员审查工作的通知》，因超出上位法规定设置的行政相对人的义务范围而被废止”。参见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主页/cgi-bin/sgs_new.php3中《上海工商宣布废止规范性文件172件》。

[49]《宪法》第90条规定：“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命令、指示和规章”。这里产生两个需要认定的问题。一是“各部、各委员会”仅仅是字面意义上被称为“部”或“委员会”的部门，还是泛指在行政序列中具有部或委员会地位的部门；二是“各部、各委员会”是否包含同样属于国务院管辖之下的直属机构。在此后的相关立法中，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立法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为：“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从上述条文的相关性看，由于《立法法》将“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置于与“各部、委员会”并列的地位，因此可以推论《宪法》第90条所列的“各部、委员会”仅指字面上被称为“部”或“委员会”的部门。同时，在结合《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法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的内容，也同样可以推论出《宪法》上述条文中的“各部、各委员会”中不包含国务院直属机构。

[50]参见蒋朝阳：《论部委规章制定权的授予、行使和监督》，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17、119页。在制度整理方面，例如1994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共六卷）收录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国务院直属机构所的规范性文件；在《国家土地管理局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办法》（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89年7月19日颁布）中，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行政法规，包括下列各项：（一）由我局起草，报国务院批准的法规；（二）由我局起草，报国务院批准，国家土地管理局的法规；（三）由我局起草，与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的规章；（四）由有关司（室）起草，国家土地管理局的规章”。此外，在行政诉讼中法院也将这些规范性文件作为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直接依据，例如在上海延长机械刀片厂不服上海市普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变更登记行政决定案中，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之一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审批条件和登记管理暂行规定》之第5、7、8、9条。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等编：前揭注45，第462页。

[51]笔者在考察南方一些省的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关于禁止在市区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时发现，无论是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在规范的内容以及功能方面几乎无根本性的不同。这种行政规范的内容自然可以从社会需要与行政规范的供给关系中去理解，但是从形式意义上而言，非较大的市所制定的这类规范则不应属于法。

[52]1998年12月21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参见乔晓阳：前揭注4，第26-27页。另参见曹康泰：前揭注27，第44页。

[53]参见本文前揭注45、50中所引用的判例。

[54]参见周兴高诉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拒绝颁发持枪证案。该案中法院在分析不作为与相应行为认定期限的关系时，将上海市公安局（90）沪办205号《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审批合格证、许可证等事项的规定（暂行）》中的期限规定作为对某行为是否属于不作为进行认定时的审判基准。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一九九二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2-1196页（赵来英、余凌云撰写）。

[55]参见沈阳土产品采购供应站不服辽源市标准计量局质量监督行政处罚案。该案中法院将国务院法制局国法办函字［1987］025号《关于工矿产品、农副产品、通用产品、专用产品的划分意见》作为审判基准的一个部分。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前揭注54，第1265-1268页（赵大光、余凌云撰写）。

[56]有关现代国家对行政的需要以及与行政规则的关系问题，具体可参见[日]大橋洋一？行政規則の法理と実態，有斐閣1989年，第1-2頁。

[57]日本学者在分析了德国和日本的行政规则后指出，在现代国家中从立法和司法的关系角度看，行政规则可以分为四类，即法律替代性规则、成为自我约束对象的规则、专业知识集积型规则和传统的行政规则（即行政所制定的不构成司法审查基准的内部事项）。参见大橋洋一？行政規則の法理と実態，有斐閣1989年，第369頁。

规定性范文篇5

关键词:幼儿教育;本质;规定性;意义

“幼儿教育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在幼儿教育小学化的社会背景之下，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希望孩子进入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甚至重点大学，是每一个家长的愿望。在这样的“市场需求”环境下，很多学校为了迎合家长的喜好，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融入了太多小学化的内容，致使幼儿教育小学化的现象严重，幼儿教育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本色。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之下，作为幼儿教师的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幼儿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在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之下，幼儿教育是否应当进行应有的改革，以还原幼儿教育的本色，为幼儿提供一个健康快乐成长的环境?以下，笔者结合自身的幼儿教育实践经验，分析幼儿教育本质的规定性及其意义。

一、幼儿教育本质的规定性内涵

教育具有针对性和阶段性。如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等，都是根据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特点实施的具有针对性的教育。重视教育的阶段性和针对性，有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新审视幼儿教育的本质。从根本上讲，幼儿教育可谓是基础教育之基础，是启蒙教育。对于幼儿教育本质的规定性，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幼儿的发展特点，将幼儿教育和其他的教育区别开来，彰显幼儿教育的特殊性。纵观幼儿教育的内容，笔者认为，幼儿教育的本质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幼儿教育是模仿教育。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学习的行为习惯，都是通过模仿形成。所以说:“正行为示范”是幼儿教师的基本素质，只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的示范“正行为”，方能促进幼儿在模仿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其次，幼儿教育是探究教育。幼儿是心智发展尚不健全的个体。他们好奇心强，喜欢探究和摸索，喜欢尝试。因此，幼儿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学会放开双手，解放幼儿的头脑、让他们去想;解放幼儿的双手，放手让他们去做;解放幼儿的眼睛，让他们自由观察;解放幼儿的嘴巴，让他们自由表达。这些解放，都是让幼儿自主探索、健康成长，激发幼儿潜能的有效方式。第三，幼儿教育生活教育。生活化的教学模式是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有效教学模式。诚然，教育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教育的本质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社会生存能力。因此，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尊重幼儿教育的生活性，并结合生活实践内容，强化幼儿的兴趣教育，提高幼儿的生活实践能力。第四、幼儿教育是期望教育。俗话说:态度决定高度。在幼儿成长的过程中，幼儿教师的引导以及期望，有时会影响幼儿的一生。所以中国有个成语叫做“书香门第”，这句话所暗含的一个道理就是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作用。而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幼儿教师的对幼儿的认同感、智慧和人格的启迪，往往会给幼儿一个良好的引导，促进幼儿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所以说:幼儿教育是期望教育。

二、幼儿教育应当怎样做

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之下，幼儿教育应当是什么?教师该怎样做?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要想彻底改变中国应试教育的现状，还给幼儿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作为教师，应当还原幼儿教育应有的本色，改变幼儿教育小学化的现象，在教学中规避小学化的教学内容，彻底解放幼儿的头脑、双手、眼睛和嘴巴，让幼儿在自由的天空下健康成长，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那么，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幼儿教育应当如何做起?

(一)重视幼儿习惯的养成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幼儿成长的过程中，很多思想和行为习惯往往会在幼儿时期形成，并且难以改变。因此，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应当重视幼儿习惯的养成。相比较一些小学化的教学内容而言，笔者认为，对幼儿行为习惯的正确引导更加重要。习惯的培养是道德教育的内容，良好的行为习惯，会让幼儿受益终生。而且，从幼儿阶段培养幼儿的良好行为习惯、生活习惯，才应当是幼儿教育的核心。

(二)在游戏中激发幼儿的兴趣和潜能

相比较一些计算、背诗的教学而言，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教学方式。在幼儿教育的游戏过程中，教师通过游戏教学，一方面可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提高幼儿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团队游戏的方式，还可以有效地培养幼儿的团队协作能力，提高幼儿的生活能力和实践能力。(三)尊重和理解，确保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学会尊重和理解幼儿，通过保育关爱、教育关爱，通过正确的引导，强化幼儿的主体性，确保幼儿的身心健康成长。

三、幼儿教育本质规定性的意义

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之下，对幼儿教育本质的规定性，具有很多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幼儿教育本质的规定性，能够有效地防止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倾向，使教师在教学中，还原幼儿教育的本色，确保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二是幼儿教育本质的规定性，能够有效地实现国家素质教育的目标，促进素质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三是能够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传统的幼儿教育，学生过早地接受小学化的教学内容，致使他们步入小学大门之后，对小学一年级的教学内容已经烂熟于心，从而导致学生出现骄傲的心理，影响学生小学阶段的学习;四是能够有效地还原教育阶段性和针对性的本质特征，促进教育体制改革的健康进行。总而言之，幼儿教育是孩子接受的初级教育，是启蒙教育。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应当结合素质教育的理念，针对当前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倾向，还原幼儿教育的本色，给孩子一片自由成长的天空，确保孩子的健康成长，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作者:王瑾 单位:山西省万荣县示范幼儿园

参考文献:

规定性范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

一、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1．经济基础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隐喻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它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为研究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也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其本质、内容和形式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极端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即为经济基础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其自身的关系来解释，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发展来解释，相反，它们根源于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的总和被概括为‘市民社会’[1]，也就是说，社会的生产关系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它又决定了包括政治、法律等在内的社会制度。当然，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不止决定了社会的上层建筑，还决定了包括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限制，当二者的矛盾不断激化，进而发生社会变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将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其中就包括了调整生产关系的法律。因此，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阶级将会展开政治斗争，试图改革这些法律，使它们与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

2．经济基础论的局限性

经济基础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了法律的本质、内容和形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到，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法的本质是经济关系，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能经常看到类似的论述。但这种解释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没有明确法律与上层建筑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将上层建筑中的国家、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统统概括为生产关系的反映，但国家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与宗教之间的渊源等显然是被忽略了。②没有明确法律的功能。有观点认为，法律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它作为调整社会行为规范的准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客观需要和客观规律的反映，[2]特别是当社会的经济、政治发生变化时，法律的性质和功能也将发生变化，[3]而且某些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显然已经超出了最广泛的生产关系范畴。③没有明确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的本质、内容和形式的方式。“经济基础决定法律”的论述只是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经济基础是如何决定或产生法律的，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或解决机制。有人把罗马法以及其中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的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明确规定作为基础，[4]但毕竟没有深入探讨法律产生的程序。经济基础与法律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但仅仅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并不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1．阶级工具论：统治阶级的工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与原文核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讲道：“法律体系是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具有相同的功能”，“法律不是被描述为生产方式的反映，它们被解释为国家机器的创建者和统治阶级的终结者”[5]，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是由他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相互对立的阶级都是特定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的产物。列宁认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7]，不同的社会地位形成不同的阶级，对立的阶级必然产生对立的利益。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压迫和剥削，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根本利益，被统治阶级也不甘承受如此的压迫，于是，产生了社会冲突，形成了阶级斗争，其本质就是统治地位和根本利益的冲突与较量，同时也必然会扩展到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政治思想领域。在这种冲突与较量中，法律成为一种斗争手段，同其他国家机构一起执行阶级压迫的任务，即所谓的阶级工具论。将法律解释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表明法律不只是机械地反映经济基础，而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特意创建的，当然，统治阶级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创制法律，否则会遭到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和法律确实为统治阶级追逐利益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强制组织。这种观点表明：“经济基础不是瞬间和机械地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通过统治阶级的程序决定上层建筑，参与者在统治阶级的过程中通过法律体系实现自己的利益”。[8]

2．阶级工具论的局限

将法律表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9]的论述，长时间在学界广为流传，甚至在当下的一些法理学教科书中，依然被许多学者奉为“圭臬”，但这种观点也存在许多不足，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①将法律奉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意味着所有的法律都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如此，阶级工具论遇到的问题就是：统治阶级如何使得其行为不偏离对最大利益的追求？信息的不充分或分析的不完整有可能导致占统治阶级地位的阶级丧失其优势地位或严重时危及到权力的根基。②如果我们承认统治阶级可以偏离追求最大利益的目标，那么阶级工具论就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法律如何使得大部分成员对该法律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达成共识？一个人的阶级身份的确定，不依赖他是否意识到自己是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而是依赖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那么，统治阶级就无法使得其成员拥有一致的群体意识并对法律持有共同的看法。总之，无论从哪个观点出发，阶级工具论都无法说明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如何知道自身作为一个共同的团体并共享一种共同的利益。③阶级工具论还受到另外一种观点的质疑。有学者认为，如果法律只是简单地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就意味着在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法律的，这既不符合社会历史形态发展的实际，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而且会给我们生活实践和思想认识上带来许多问题。[10]也有学者彻底否定法律的阶级性，认为社会性才是法律的本质属性。他们认为，法律是由国家或社会管理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并以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是社会矛盾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三、法律是意识形态的反映

1．意识形态反映论：法律产生的机制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最主要的就是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说过：“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1]。比如，一位农民在农田干活，他的意识就是对农田作业活动的反映，经过他的努力，农田变成了道路甚至建筑物，随之，农民也会产生关于道路或建筑物使用权的意识，物质世界的改变引发了意识形态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涉及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认识论，人们对于特定事物的认识，首先是通过实践作用于该事物，并运用人类的知识、经验对该事物进行抽象的或具体的分析和概括，再通过一系列的思维程序形成一定的概念或范畴。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人类认识世界所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认识与实践的持续互动会产生新的意识形态，当新旧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变得异常激烈时，革命便会爆发，例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从“自在的阶级”逐步走向了“自为的阶级”，并迅速走向大联合，其阶级意识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的，与其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意识也在对无产阶级的不断镇压中逐步形成的，“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是一切革命的必要前提”[12]。在对立的意识形态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显然是无法契合被统治阶级的，甚至对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造成了误导，却将自己的权力通过自身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合法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产生于社会实践。在阶级对立的社会，统治阶级因其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的地位并且有着相似的实践经验，于是就产生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将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对其利益的认知中，而法律就是依据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创制的。

2．意识形态反映论的局限

将法律本质设定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季金华教授认为，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多法律并不带有明显的阶级意志，如果按照以上这种观点，那些没有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规则就不能称之为法律，而实际上这些规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显然属于法律范畴。[13]因此，法律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况且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诸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等社会福利法，甚至普选权这样的政治权利，无疑是对被统治阶级是有利的。针对以上反对意见，一些国外学者提出了辩护。他们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和法律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资产阶级的控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资本家并不直接控制政治家，而是通过其所拥有的资本操纵国家权力的运行，任何想要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提议都会遭到资本家的阻挠，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造成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来给政府施压，所以福利立法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内的微调。如果按照国外学者的论断，就意味着放弃了对法律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也意味着对上层建筑其他部分的唯物主义解释造成了威胁。如果国家具有自主性，说明法律也是自主发展的，就无法与经济基础产生联系与影响，成为独立于社会实践的事物，这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针对意识形态论，还有学者甚至认为“意志”是虚构的，是从人类的行为中推演出来的，无法离开人类的行为而独立存在，所以，将法律定义为意志的反映是毫无意义的。[14]

四、质疑与超越：三者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本质问题，各个学说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取向，大致分为经济基础论、阶级工具论和意识形态反映论三大主张，其争论不休，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每种学说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本质，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的界定出现差异也就不足为其了。在理论界，阶级工具论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但无论是阶级工具论，还是经济基础论或意识形态反映论，都只是反映了法律本质的一个侧面，没有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本质。阶级工具论认为，阶级性是阶级社会特有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法律的，不存在无阶级性的法律，法律是在统治阶级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中产生的，从而形成了法律的本质属性；经济基础论认为，法律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是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即使经济基础论是适合所有社会形态的论述，是永恒不变的，但也只是从最广义的角度去探讨法律，并没有与时俱进地对发展了的法律做出界定。意识形态反映论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虽然被统治阶级有可能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获得利益，但这种利益毕竟是微不足道的。童之伟认为，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历史条件下，法律首先和主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阶级压迫的工具。[15]当然，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也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成为法律，也才能体现国家意志。一个阶级如果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它就会在政治上、文化上取得统治地位，掌握国家政权，并将其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法律表现出来，而这时被统治阶级只能消极地接受这一秩序。也就是说，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平等体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法律，而且统治阶级的意志也是由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的。[16]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的争鸣和探索，不能简单地用谁对谁错进行评价与判断，每一种学说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它们共同组成了法理学大厦的基石，尽管每一种理论都只是揭示了部分的有限的真理，却激励着我们去不懈追求真理。当我们用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去探索法律本质时，我们就会更加感觉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带着对法律本质的无限探索，将会指引我们进一步向真理靠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2］杨显斌.论当代法律的应然归属［J］.法学论坛,2014(1):66.

［3］彭中礼.当代中国法律本质理论研究重述［J］.时代法学,2009(4):2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2.

［5］［英］休•柯林斯.马克思主义与法律［M］.邱昭继.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

［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8］［英］休•柯林斯.马克思主义与法律［M］.邱昭继.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9.

［9］刘升平.近年来法理学研究述评［J］.中外法学,1996(1):66.

［10］季金华.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法律本质理论的回顾［J］.北方法学,2009(1):13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12］［英］休•柯林斯.马克思主义与法律［M］.邱昭继.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9.

［13］季金华.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法律本质理论的回顾［J］.北方法学,2009(1):132.

［14］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法律的本质：一个虚构的神话［J］.法学,1998(1):8.

［15］童之伟.用什么方法确定法的本质———法的本质研究之二［J］.法学,1998(11):7.

规定性范文篇7

那么衡量一种文字的科学性应考虑哪些方面呢？那就是在准确表达语言的同时，看主观规定性和客观规律性各占多大的比例。当然还有其它指标如表意性、形象性、国际化、音素化、阅读速度、学习难度等。这里重点谈《拼音汉字》反映汉语的规律性。汉语基本语素的表达中，声调、词性是其重要特征，但不论汉字还是《汉语拼音》对此都没有很好反映。《拼音汉字》用k作为名词调符，r作为动词调符，v作为形容（态）词调符，既标调又表示词性。用调符位置表示声调（位置标调法）调符放在字首表示第一声调（阴平调）。调符放在声母和韵母之间表示第二声调（阳平调）。调符放在字尾表示第四声调（去声调）。不用调符，双写声母表示动词的第三声调（上声调），不用调符，双写韵母第一个字母表示名词和形容（态）词的第三声调（上声调）。下面用△表示调符位置，以音节ba为例示范汉语四个声调的表示：

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

△bab△abaabbaba△

词性调符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

名词kk前置k中置双写韵母k后置

形容（态）词vv前置v中置双写韵母v后置

动词rr前置r中置双写声母r后置

其它不用调符

这就使《拼音汉字》的构成非常有规律如：

飞动词、第一声rfei

大形容词、第四声dav

打动词、第三声dda

学动词、第二声xrue

下面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拼音汉字：（下画线部分为调符，不发音）

规定性范文篇8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1）2—0006—06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精髓、灵魂，是对干部和青年一代的理论教育的基本内容。为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我们必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规定，理解它的总体特质。恰因如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哲学界对这一极其重大的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讨论。这场讨论，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和新中国历史上一场最深入的哲学学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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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讨论，发端于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诸方面，批判和纠正“”及其之前的“左”的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天地，这就势必引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和阐释上的“拨乱反正”。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一）“拨乱反正”的思想武器是“实践标准”的原理。

针对“”中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猖獗，针对粉碎“”之后“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方针的危害，我国哲学界的学者们，举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作为武器，要求毁弃“宗教法庭”、“理性法庭”，让一切理论、一切政策到“实践法庭”上接受“审判”。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实践标准”讨论的重要性，抓住“实践标准”，就能顺利地解决一个历史性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评价的问题。这样做，既能够保护的功绩和一切正确方面，因为最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同时又能有说服力地批判和克服的晚年错误，因为实践证明他错了，他违背了他自己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违背了他1957年提出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的断言。

中国哲学界的智慧则在另一方面。他们迅速地看到：“实践标准”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论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原理，它关连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体系的理解和阐发。哲学家们提出了“价值论”问题，因为实践观念中既含着真理论，又含着价值论；当实践检验真理时，它所显现的效果中，既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尺度因素，又有能否满足人、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价值尺度因素。哲学家们又提出了“规范论”问题，认识的任务决不只是“反映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去“创造世界”，实践的创造性先在地表现为意识的创造性。这就必须研究决策、设计的规范问题。哲学家们又提出了“选择论”问题，规范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没有选择就没有规范，就不能说明认识的本质和真实过程。哲学家们更提出了“主体性”问题。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倡导实践原则，就必定倡导主体性原则。主体性不仅是认识论问题，尤其是历史观问题。经过这样的思索过程，一批长期从事“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撰写和教学的学者，哲学思想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著名的肖前教授率先提出：“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而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具有全面性、贯通性、硬核性。这样，“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就跃然而出了。

（二）“拨乱反正”的理论焦点是“人”的问题。

“人”，在中国是长期地被漠视的。如果什么人讲哲学讲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那就被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然而，在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中，“人”作为哲学的最高对象的地位复活了。其一，当“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被确认、主体性原则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以后，“人”就呼之而出了，因为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论中，“人”必须出场并在场。其二，当“”中破坏人的自由，毁伤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的惨烈情景涌现在人们脑际的时候，哲学家们不能不为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而论证，而呼喊。其三，当人们带着现实的问题去重读马克思的著作的时候，重新发现了“人”。马克思的人学观深深的激动着哲学家们的心。

1980—1984年间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讨论中涉及一系列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种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人本主义哲学。一种认为：现实的、从事实际社会生活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种观点应该说是无可争议的，因为马克思在创立其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著作中明确宣告：我的哲学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中的人”。第三种认为，不能说“现实的人”是出发点，而应当说“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出发点。”其实，“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现实的人”的关系。这持第三种观点的人，似乎讳忌谈“人”，这是不必要的。第二个问题：“人道主义”是不是世界观、历史观。一种认为：“人道主义”只能是一种道德观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一种认为，如果把“人道主义”理解为尊重人、研究人、肯定人的价值要求的价值观，那么，它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结合在一起，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还有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人道主义哲学。这些意见孰是孰非、孰全孰偏今天看来是清楚的。

（三）“拨乱反正”的理论落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特质的本真规定的把握。

中国哲学界的哲学讨论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上，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的总体规定性的不同理解之中，不是出于对“体系”的热衷，更不是重新染上了黑格尔式的“体系哲学”的痼疾，而是客观的情势使然。“实践”的问题，“人”的问题，合起来说“人的实践和实践的人”的问题，不是这个哲学中的个别原理，而是全局性、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它制约着对哲学中的各项原理的回答。如果我们承认“人的实践和实践的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那么对它的阐述必定要合乎逻辑地逐项展开，由此必定会形成一个阐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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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多年的讨论中，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规定性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先来看一下有哪些不同的理解：

（一）坚持过去教科书的阐释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的根本规定理解为反映宇宙物质性存在的唯物主义与反映宇宙物质运动规律的辩证法之统一，因而，此种理解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理解。

持此种理解的学者坚执地认为：哲学的对象永恒地是无垠的物质宇宙；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唯一科学的宇宙观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社会历史是宇宙运动中一个极其狭小的领域和极其短暂的阶段，因而历史观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推广”。实践论是历史观中的一小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和马克思哲学文本的非同构性正在这里。人们对这种理解的基本质疑就在：宇宙观是谁之“观”？只能是人之“观”。人如何建立起这种“观”？人只能在社会实践包括科学实验的实践的基础上才有此种“观”。所观之“宇宙”是怎样的“宇宙”？不是抽象的宇宙，而是过去无人，早已有人，经过长期演化产生了人、人又在其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宇宙。因此，人的问题、实践的问题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部问题、小问题，而是这一哲学的全局性、贯通性、根本性的问题。用唯物主义实践论的思维方式认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客观现实世界，从而通过人的自觉实践去改造这一现实世界使之革命化。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从前的唯物主义”的根本之点。

（二）从“实践标准”大讨论中得到启示，超越物质本体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本真规定性理解为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此种理解因而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对于传统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而言，它是一种超越；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哲学文本来说，则是一种回归。

此种理解的文本根据是马克思创立其哲学时写的两篇“费尔巴哈论”，一篇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篇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费尔巴哈”。此种理解的理论观点是重申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文本中的关键词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我的唯物主义“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新唯物主义”；社会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新唯物主义是以现实世界为对象的新世界观；在这样的新唯物主义看来，“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但它却不是人“生活其中的自然界”；它“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此种理解的是非的判据在于人类自近代以来的社会实践。就世界而言，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以后不断调整、改革的制度，这才有它目前的生命力，这才使它走着一条实际上正扬弃着自身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同样经受着实践的检验，从而走上了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中国而言，实际地指导着成功的革命、改革、建设的哲学思想正是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思想。

“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作为一种新的理解、合乎马克思哲学文本与时展要求的理解，也遭受着许多的责疑和批评。一种批评是认为“实践唯物主义”不是唯物主义，它会脱离唯物主义传统而演变成唯心主义。陈先达教授说：“在我看来，实践唯物主义既不是实践的又不是唯物的。说它不是实践的，因为它否认实践的中介性质（人与自然的中介），而把实践视为本体；说它不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取消了哲学基本问题，超越了主客区分”。如果把这样的批评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陈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加以比较，它是很难立得住的。另一种批评是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恰恰是多了“唯物主义”，它会脱离人本学要求而与“辩证唯物主义”“同流合污”。作为这种批评之对象的“实践唯物主义”反而从这里证明了自己确是唯物主义的。

（三）不满意“实践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后缀”，把实践论理解为人的价值论。这种理解称为“实践人道主义”理解。它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一种“过河拆桥”式的超越，就文本依据说，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某些过渡性论点的回归。

此论的主张者，要求实践的主体——“人”出场，这没有什么不对。但他们把“唯物主义”同人、同人的实践决然对立起来，却难以说服人。其逻辑是：唯物主义就是物质决定主义，就是非人主义；而马克思的哲学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它一定是排斥唯物主义的。近年来，有的哲学工作者发表数十篇文章论证“唯物主义”与人学的对立，进而主张给科学与哲学划界，说认识论、真理论、历史唯物论均属于科学范畴，马克思早就把它们从哲学中赶了出去，哲学就是价值论和道德论，而没有别的。他“驱逐”真理论，只存价值论，同时又说自己的哲学是“实践人道主义”，其实，他这样做，已经陷入了一个悖论。人的实践，一方面，只能从既得的客观条件出发，人必须研究和把握这一客观条件系统及贯串其间的规律性，这就要求坚持唯物主义的真理论；另一方面，人总是抱着一定价值理想、价值原则，选择足以满足自己价值要求的行为方案，这又要求坚持人学价值论。这两个方面，真理论和价值论，是相互结合的；价值要求也是一定客观条件和主体的一定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所产生的。

（四）作为对从“实践唯物主义”向反唯物主义的“实践人本主义”演变的反驳，一些哲学家坚定地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说，这是对上述第二次超越的批评和向本真马克思主义的又一种方式的回归。

俞吾金教授写道：“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张一兵教授则进一步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实践论的本质。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就提出了他的实践论，形成“实践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马克思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遇到一种责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放到哪儿去？于是俞吾金等学者提出了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指历史地了解宇宙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哲学。

（五）人们研究上述各方见解，认为他们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某一方面，应当加以综合，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质。于是产生了可称为“综合理解”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进一步的全面性的回归。

让我们引述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见解。

欧阳康教授说：“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而区别和超越于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赵家祥教授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名称都从一定视角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有些人，一看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也有些人指责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是僵化、保守。这两部分人都失之偏颇。”

我们研究各种“综合理解”时，仍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小的差异。欧阳康认为：在四个基本特性中“实践性”是根本的。“实践性则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最根本之点，也是综合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性的最关键之点。”就他的这样的理解说，他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基本上相同的。而赵家祥、俞吾金等学者则强调这些规定性之间的同等性。俞吾金写道：“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欧阳康的意见。我曾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既合乎马克思原初的“新唯物主义”，又合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哲学发展的主张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五种理解，超越、回归、回归、超越，中心和基准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写作的哲学本文与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实践历史地展开的经验这二者的统一，脱离这个统一，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3

仅仅在逻辑上讨论上述五种理解的异与同还是不够的，还要评述一下各种理解相互争论的展开过程。

第一次：1988年9月的天津聚会。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呈现压倒性强势。

天津会议是在1978年之后十年间哲学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的。当时，对于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需要大发展，现行哲学体系需要大革新，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应当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在哲学界热烈地展开了。为了推进这场争论，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发起在天津举行“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当时已经著名的学者肖前、徐崇温、夏甄陶、王锐生、王于、辛敬良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欧阳康、李德顺、张曙光、陈志良、杨耕等。可以说，他们的意见形成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潮。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在一股大潮面前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比较婉转的。黄楠森教授说：“实践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研究的对象限于实践范围之内，不能谈实践以外的东西，就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陈先达教授说：“我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但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非辩证唯物主义、非历史唯物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张一兵教授则进一步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实践论的本质。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就提出了他的实践论，形成“实践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马克思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遇到一种责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放到哪儿去？于是俞吾金等学者提出了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指历史地了解宇宙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哲学。

（五）人们研究上述各方见解，认为他们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某一方面，应当加以综合，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质。于是产生了可称为“综合理解”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进一步的全面性的回归。

让我们引述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见解。

欧阳康教授说：“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而区别和超越于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赵家祥教授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名称都从一定视角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有些人，一看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也有些人指责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是僵化、保守。这两部分人都失之偏颇。”

我们研究各种“综合理解”时，仍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小的差异。欧阳康认为：在四个基本特性中“实践性”是根本的。“实践性则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最根本之点，也是综合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性的最关键之点。”就他的这样的理解说，他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基本上相同的。而赵家祥、俞吾金等学者则强调这些规定性之间的同等性。俞吾金写道：“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欧阳康的意见。我曾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既合乎马克思原初的“新唯物主义”，又合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哲学发展的主张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五种理解，超越、回归、回归、超越，中心和基准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写作的哲学本文与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实践历史地展开的经验这二者的统一，脱离这个统一，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3

仅仅在逻辑上讨论上述五种理解的异与同还是不够的，还要评述一下各种理解相互争论的展开过程。

第一次：1988年9月的天津聚会。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呈现压倒性强势。

天津会议是在1978年之后十年间哲学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的。当时，对于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需要大发展，现行哲学体系需要大革新，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应当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在哲学界热烈地展开了。为了推进这场争论，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发起在天津举行“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当时已经著名的学者肖前、徐崇温、夏甄陶、王锐生、王于、辛敬良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欧阳康、李德顺、张曙光、陈志良、杨耕等。可以说，他们的意见形成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潮。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在一股大潮面前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比较婉转的。黄楠森教授说：“实践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研究的对象限于实践范围之内，不能谈实践以外的东西，就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陈先达教授说：“我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但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非辩证唯物主义、非历史唯物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张一兵教授则进一步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实践论的本质。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就提出了他的实践论，形成“实践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马克思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遇到一种责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放到哪儿去？于是俞吾金等学者提出了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指历史地了解宇宙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哲学。

（五）人们研究上述各方见解，认为他们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某一方面，应当加以综合，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质。于是产生了可称为“综合理解”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进一步的全面性的回归。

让我们引述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见解。

欧阳康教授说：“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而区别和超越于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赵家祥教授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名称都从一定视角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有些人，一看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也有些人指责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是僵化、保守。这两部分人都失之偏颇。”

我们研究各种“综合理解”时，仍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小的差异。欧阳康认为：在四个基本特性中“实践性”是根本的。“实践性则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最根本之点，也是综合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性的最关键之点。”就他的这样的理解说，他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基本上相同的。而赵家祥、俞吾金等学者则强调这些规定性之间的同等性。俞吾金写道：“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欧阳康的意见。我曾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既合乎马克思原初的“新唯物主义”，又合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哲学发展的主张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五种理解，超越、回归、回归、超越，中心和基准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写作的哲学本文与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实践历史地展开的经验这二者的统一，脱离这个统一，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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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逻辑上讨论上述五种理解的异与同还是不够的，还要评述一下各种理解相互争论的展开过程。

第一次：1988年9月的天津聚会。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呈现压倒性强势。

天津会议是在1978年之后十年间哲学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的。当时，对于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需要大发展，现行哲学体系需要大革新，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应当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在哲学界热烈地展开了。为了推进这场争论，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发起在天津举行“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当时已经著名的学者肖前、徐崇温、夏甄陶、王锐生、王于、辛敬良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欧阳康、李德顺、张曙光、陈志良、杨耕等。可以说，他们的意见形成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潮。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在一股大潮面前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比较婉转的。黄楠森教授说：“实践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研究的对象限于实践范围之内，不能谈实践以外的东西，就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陈先达教授说：“我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但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非辩证唯物主义、非历史唯物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张一兵教授则进一步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实践论的本质。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就提出了他的实践论，形成“实践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马克思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遇到一种责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放到哪儿去？于是俞吾金等学者提出了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指历史地了解宇宙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哲学。

（五）人们研究上述各方见解，认为他们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某一方面，应当加以综合，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质。于是产生了可称为“综合理解”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进一步的全面性的回归。

让我们引述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见解。

欧阳康教授说：“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而区别和超越于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赵家祥教授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名称都从一定视角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有些人，一看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也有些人指责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是僵化、保守。这两部分人都失之偏颇。”

我们研究各种“综合理解”时，仍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小的差异。欧阳康认为：在四个基本特性中“实践性”是根本的。“实践性则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最根本之点，也是综合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性的最关键之点。”就他的这样的理解说，他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基本上相同的。而赵家祥、俞吾金等学者则强调这些规定性之间的同等性。俞吾金写道：“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欧阳康的意见。我曾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既合乎马克思原初的“新唯物主义”，又合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哲学发展的主张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五种理解，超越、回归、回归、超越，中心和基准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写作的哲学本文与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实践历史地展开的经验这二者的统一，脱离这个统一，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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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逻辑上讨论上述五种理解的异与同还是不够的，还要评述一下各种理解相互争论的展开过程。

第一次：1988年9月的天津聚会。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呈现压倒性强势。

天津会议是在1978年之后十年间哲学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的。当时，对于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需要大发展，现行哲学体系需要大革新，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应当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在哲学界热烈地展开了。为了推进这场争论，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发起在天津举行“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当时已经著名的学者肖前、徐崇温、夏甄陶、王锐生、王于、辛敬良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欧阳康、李德顺、张曙光、陈志良、杨耕等。可以说，他们的意见形成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潮。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在一股大潮面前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比较婉转的。黄楠森教授说：“实践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研究的对象限于实践范围之内，不能谈实践以外的东西，就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陈先达教授说：“我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但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非辩证唯物主义、非历史唯物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张一兵教授则进一步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实践论的本质。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就提出了他的实践论，形成“实践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马克思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遇到一种责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放到哪儿去？于是俞吾金等学者提出了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指历史地了解宇宙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哲学。

（五）人们研究上述各方见解，认为他们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某一方面，应当加以综合，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质。于是产生了可称为“综合理解”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进一步的全面性的回归。

让我们引述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见解。

欧阳康教授说：“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而区别和超越于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赵家祥教授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名称都从一定视角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有些人，一看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也有些人指责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是僵化、保守。这两部分人都失之偏颇。”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我们研究各种“综合理解”时，仍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小的差异。欧阳康认为：在四个基本特性中“实践性”是根本的。“实践性则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最根本之点，也是综合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性的最关键之点。”就他的这样的理解说，他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基本上相同的。而赵家祥、俞吾金等学者则强调这些规定性之间的同等性。俞吾金写道：“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欧阳康的意见。我曾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既合乎马克思原初的“新唯物主义”，又合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哲学发展的主张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五种理解，超越、回归、回归、超越，中心和基准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写作的哲学本文与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实践历史地展开的经验这二者的统一，脱离这个统一，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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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逻辑上讨论上述五种理解的异与同还是不够的，还要评述一下各种理解相互争论的展开过程。

第一次：1988年9月的天津聚会。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呈现压倒性强势。

天津会议是在1978年之后十年间哲学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的。当时，对于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需要大发展，现行哲学体系需要大革新，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应当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在哲学界热烈地展开了。为了推进这场争论，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发起在天津举行“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当时已经著名的学者肖前、徐崇温、夏甄陶、王锐生、王于、辛敬良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欧阳康、李德顺、张曙光、陈志良、杨耕等。可以说，他们的意见形成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潮。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在一股大潮面前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比较婉转的。黄楠森教授说：“实践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研究的对象限于实践范围之内，不能谈实践以外的东西，就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陈先达教授说：“我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但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非辩证唯物主义、非历史唯物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哲学。”张一兵教授则进一步通过哲学史的研究揭示马克思实践论的本质。他指出：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就提出了他的实践论，形成“实践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这里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马克思把“实践”具体化为生产劳动实践和以此为基础的人类实践，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写道：“有着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物质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实践，才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逻辑起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观点遇到一种责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放到哪儿去？于是俞吾金等学者提出了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指历史地了解宇宙存在、自然存在、社会存在的哲学。

（五）人们研究上述各方见解，认为他们都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某一方面，应当加以综合，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特质。于是产生了可称为“综合理解”的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所展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进一步的全面性的回归。

让我们引述几位有代表性学者的见解。

欧阳康教授说：“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四个基本特性而区别和超越于各种形式的旧唯物主义。”

赵家祥教授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名称都从一定视角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他们。”“有些人，一看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就认为是离经叛道；也有些人指责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是僵化、保守。这两部分人都失之偏颇。”

我们研究各种“综合理解”时，仍然会发现它们的不小的差异。欧阳康认为：在四个基本特性中“实践性”是根本的。“实践性则是马克思当年实现哲学变革的最根本之点，也是综合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本性的最关键之点。”就他的这样的理解说，他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基本上相同的。而赵家祥、俞吾金等学者则强调这些规定性之间的同等性。俞吾金写道：“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实践性’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所透显的‘历史性’及与这一概念同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透显的‘辩证性’都具有同样的始原性，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欧阳康的意见。我曾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这是既合乎马克思原初的“新唯物主义”，又合乎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哲学发展的主张的哲学理解。

综上所述，五种理解，超越、回归、回归、超越，中心和基准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地写作的哲学本文与人类实践特别是中国人民实践历史地展开的经验这二者的统一，脱离这个统一，就不可能作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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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逻辑上讨论上述五种理解的异与同还是不够的，还要评述一下各种理解相互争论的展开过程。

第一次：1988年9月的天津聚会。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呈现压倒性强势。

天津会议是在1978年之后十年间哲学讨论的基础上举行的。当时，对于适应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需要大发展，现行哲学体系需要大革新，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大体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应当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在哲学界热烈地展开了。为了推进这场争论，促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发起在天津举行“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

在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来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当时已经著名的学者肖前、徐崇温、夏甄陶、王锐生、王于、辛敬良以及血气方刚的青年哲学工作者欧阳康、李德顺、张曙光、陈志良、杨耕等。可以说，他们的意见形成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潮。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在一股大潮面前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比较婉转的。黄楠森教授说：“实践唯物主义也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语”，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如果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世界观研究的对象限于实践范围之内，不能谈实践以外的东西，就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陈先达教授说：“我赞成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但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实践唯物主义’。非辩证唯物主义、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其科学性是十分可疑的。”

天津会议以后，《哲学动态》以1988年第12期为“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专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在这次会议上，持“实践唯物主义”见解的诸公中，也存在着分歧。主要的分歧是：有的学者提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一元论”；有的学者则不赞成。

第二次：1995年10月南京会议。那次聚会的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不同的理解者都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各自的观点更加鲜明与细化，相互争论也更加尖锐。同时，持“实践唯物主义”理解的学者对实践论本身有了比过去更深入的研究。

南京会议是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直接支持、中国马哲史学会和江苏、广东各学术单位联合举办、由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具体承办的，缘由是纪念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150周年，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会议请到了我国马哲界老中青三代学者中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包括龚育之、黄楠森、肖前、高清海、孙伯＠①以及一大批知名的老中青学者。所以，南京会议是继天津会议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又一次大聚会，大检阅。

此次会议取得了两大成果：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不同理解的代表性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论。黄楠森鲜明地提出：“实践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部门哲学”。肖前强调地说明：他所理解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同一的。“我们又把辩证唯物主义叫做实践唯物主义”，“因为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才得以确立的唯物主义哲学”，“今天着重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为否定和贬低辩证唯物主义，恰好相反，实实在在的是要维护唯物主义”。丛大川教授写了《“高清海难题”解》的文章。所谓“高清海难题”是说：高清海主张“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去掉“实践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后缀，但马克思又多次自称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这难以加以解释。丛大川对此“难题”的破解结论是：“唯物主义”根本体现不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和“自由”两大本性，最能体现这种本性的名称应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过的“实践人本主义”，而马克思使用的“唯物主义”只是一种“稳喻”和“借代”，仅限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基础论”，而这一基础在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将完全消失。与高清海、丛大川的理解根本不同，孙伯＠①深入论证说：“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形式下实现的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领域中，实践的观点其实就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实践出发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规定性的时候，龚育之教授发表的意见值得重视，他长期从事党在理论战线上的领导工作，更能体会指导着党的工作、指导着人民群众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究竟是怎样的理论、怎样的哲学。龚育之在发言中断言：“从马克思主义，到思想，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实践论、实践精神，始终是处在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的、中心的、关键的位置上。”这一断言，有力地支持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以实践论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见解，即有力地支持了作这样地理解的“实践唯物主义”。

南京会议的第二个收获是深入讨论和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本身。与会者分别地论述了实践的对象性、具体性、历史性、创造性、文化性、交往性诸问题。他们联系新的时代实际，呼吁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的现代化。

南京会议结合后，出版了胡福明教授作序，陆剑杰、张一兵任责任主编的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这是一部重要的哲学文献，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第三次：1998年5月的苏州会议。它是由苏州大学为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而召开的。会议结束之后，任平等苏大的同志主编出版了《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书名副题为“中国著名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它收集了到会与未到会的26名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论文，每人一篇以至数篇，成为检阅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二十多年来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书。这26名学者是（按书中论文的先后顺序排列）：黄楠森、陈先达、赵家祥；辛敬良、庄国雄、徐崇温、陆剑杰、肖前、张曙光、王于、陈志良、杨耕、王金福、何中华；高清海、孙正聿、韩庆祥；陶德麟、欧阳康；张一兵、张奎良、任平；衣俊卿；俞吾金、王南shí＠②、丛大川。

从苏州会议的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动向：这就是持不同理解的学者，都在认真考虑他人的研究心得，相互吸收合理的意见；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规定的综合理解，全面地把握它的系统质。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遵循着一个规律，这就是：从一元性理解转向多样性理解再在更高的水准上转向新的一元性理解，而当取得相对统一的理解的时候，新的多样性理解又会出现。这里“一一一多一一一”是有节律地、螺旋式地展开的。由“一”趋向“多”，表明学术是开放的，它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需要学术民主和自由；由“多”趋向“一”，则表明学术又是收敛的，收敛到真理性的相对统一的认识之上。在当代中国，除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的学者把“实践论”限制在局部领域，坚持“实践人本主义”理解的学者顽强地要求删除“唯物主义反缀”这样重大原则问题不能为多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接受之外，本来持“实践唯物主义”共同见解，此后分别从各个侧面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发生一些争论的学者们，都在努力统一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历史性”、“辩证性”、“人道性”的辩证统一关系。顺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更加统一的认识，写出即合乎马克思哲学本文的精意，又反映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潮流，更能集中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的，足以教育干部和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

注：

*本文中所引我国学者的观点，均选自以下三部论文集：

[1]《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专辑》，《哲学动态》1998年第12期。

[2]《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规定性范文篇9

[关键词]制度；制度的本质；执行力；产权；交易费用

一、制度概念的演变

经济学理论的三大传统柱石是——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新制度经济学家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人们表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并由此引致了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随着经济学界对制度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制度的含义进行了日益广泛的探讨。

凡勃伦在1899年将制度定义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他是旧制度经济学中最早给制度下定义的人。而旧制度学派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规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为控制个体行为。集体行为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那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行中的机构’，例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国家。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控制。”而关于集体行动是如何控制个体行动的，他认为：“为个人决定这些彼此有关的和交互的经济关系的业务规则，可以由一个公司、一个卡特尔……一个政党或是国家本身规定和实行。……业务规则有时候叫做行为的规则。亚当·斯密把它们叫做课税的规则。最高法院把它们叫做合理的标准，或是合法的程序。可是不管它们有什么不同以及用什么不同的名义，却有这一点相同：它们指出个人能或不能做，必须这样或必须不这样做，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事，由集体行动使其实现。”可见，在康芒斯看来，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虽然康芒斯把组织和制度混为一谈，认为组织内部的业务规则是制度，各种组织也是制度，在理论界有所争议，但是在对于制度的定义上，还是为后人所认可的。艾尔森纳把制度定义为一种决策或行为规则，后者控制着多次博弈中的个人选择活动，进而为与决策有关的预期提供了基础。尼尔对制度特征的归纳更为精细严谨些，他认为，从广义上讲，制度暗指一种可观察且可遵守的人类事物的安排，它同时也含有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性而非一般性。舒尔茨在1968年也阐述了自己对制度的理解。他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显然，舒尔茨与康芒斯的制度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中给制度下定义最多的。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书中都对制度有所界定，只不过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即制度是一种“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如德国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以及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对制度所下的定义也并不与前人的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综上所述，在新旧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

这个定义已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是笔者对此却略有质疑。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进行经济研究中忽视了对制度的分析，“经济学家在陈述经济模型时的一个积习难改的特征是，他们并不提及制度”；大量(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制度被剔除了。在他们看来，这些制度不会发生变迁，他们或者是外生的，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动态的变量。”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静态的，是可以忽略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他们认为制度是动态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他们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有时却也会犯与其同样的静态的方法论上的错误，在制度的含义的认识上，就是一处。

认为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形而上学的认知，是把制度静态化的表现，强调了其条文、规则的一面，即静态的规定性的一面，而把约束和规范仅仅当成为了其定语；也就是说，制度的能动作用，以及其整个动态的一面被弱化甚至被忽略了。

制度是具有能动性的，虽不是自身的、主观的，却直接地、客观地发挥着其作用：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掌握其规范尺度，有奖有惩，协调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制度将其规定性的条文作用于人身上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其能动性的发挥过程，也是一个制度的动态性的表现过程。制度的动态性，是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广为接受的，然而，这种动态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除了之前提到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变动性，即被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广为提及的制度变迁。

在笔者看来，制度是一个由多层次构成的结合体，它至少应该由规定性、能动性和变动性三个层面组成。

所谓规定性层面是指规则、条文等规定性约束条件。制度的规定性层面是制度构成的基本环节，是制度的基础性层次，为制度整体作用的发挥提供规矩，构建框架。规定性层面是一个静态的层面，是制度稳定性的来源和保障。

而能动性层面是指制度规定性条文的执行、实施和作用。制度的能动性层面是制度将其规定性的条文作用于人身上，使其约束和规范作用产生效应的过程，是制度的价值实现环节。能动性层面是制度的操作性层面，制度的力量在此体现，制度的预期目标在此实现，制度对人们的影响在此形成，制度的威严在此建立。这一层面是对规定性层面的诠释和发展，是制度由抽象向具体的转化和展开，是一个将制度由静态转变为动态的层面，是制度的关键和核心，是制度与人们生活真正的结合点。

变动性层面即制度的变迁。制度的变动性既包括制度规定性层面的变迁和发展，也包括制度能动性层面的变化和调整，是一个通过其规定性、能动性与作用客体间相互磨合，作用与反作用，使自身得到发展和进化的过程，是制度的繁衍环节。变动性层面是制度的提升层面，通过对能动层面的调整使制度的约束能力得以增强；通过对规定层面的修正，弥补制度框架中的缺陷和不足，使之更趋于合理，约束范围更广，可执行度更高；通过建立新的规则和约束，填补规定性层面上的空白，使整体制度体系更健全。在这一层面，是一个对原有制度进行否定、否定之否定以及对制度进行创新的过程，既有与能动性层面的互动，也有向规定性层面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说，变动性层面是一个动态与静态的融合。

制度是一个结合的整体，三个层次既各有各的特点和功能，又相互联系，并且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关系就像人的有机体：规定性层面是骨骼，支撑着整个人体，没有它，整个有机体就会塌垮；能动性层面是肌肉，是人体得以行动的关键，没有它的收缩、发力，整个有机体将永久性静止不动，寸步难行；而变动性层面，就是人类的进化，对骨骼、肌肉按更适应生存的需要而进行改变，没有它，“人类”现在还生活在海洋里，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人类了。而在制度的有机体中，规定性层面是基础和前提，是能动性发挥的依据和框架，是一个静态的层面；能动性层面是制度的操作和运行，是对规定性的诠释和发展，是制度的价值实现，是一个动态的层面；变动性层面是制度的发展和繁衍，是规定性层面与能动性层面以及它们自身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动态与静态相融洽的层面，就像进化成就了人类一样，变动性层面成就了如今日益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

而事实上，制度变迁最初更多的并不是表现为其规定性条文的修正或改写，而是体现在能动层面上的，即制度执行和实施的具体过程中的细微的、逐渐的变化，如制度规范人们行为过程中调节范围的变化、执行尺度的收放、奖惩手段的更新、奖惩力度的调整等等。制度在其操作性过程中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又在调整、变化过程中不断地积累，当这些积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时，量变引起质变，原有的规定性框架就会被打破，于是修正的乃至全新的规则、条文等约束性条件产生，制度的变动性完成了一个向规定性的回归，使制度再次趋于稳定。然而，一个制度变迁过程的完成，又是另一个制度变迁过程的开始，新生制度在实现其价值过程中，又开始了新的变化和调整，周而复始。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由我国安徽省兴起，而后扩展到全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政社合一”到“作业组承包”到“农户承包”再到“包干到户”，最终实现集体不再统一经营、核算，劳动成果除了上缴国家的税金和集体提留外，直接归农户所有和支配，这一经过一系列诱致性制度变迁周期，逐步发展而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上述制度变迁过程的典型事例。无论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还是在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中，都可以举出诸多此类的现实例证。当然，不可讳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也存在轻视甚至完全不顾制度变迁在能动性层面是否可行，违背制度变迁规律，不按规律行事，激进地对制度的规定性层面进行大幅度变迁的情况，如原苏联的“休克疗法”等就是这一方面典型的例证。事实证明，这种变迁方式风险很大，极易造成社会震动，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不仅不会成功，往往还要付出巨大代价。

由此可见，制度的能动性不仅是制度的价值实现环节，还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制度动态性的重要表现，是不应忽视，也是不能忽视的，它是制度的涵义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而，笔者认为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的定义尚有欠妥之处，应将制度的能动表现也概括在内，即制度的概念应该表述为“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及其的执行和实现”更为合理。二、制度的本质

通过对制度概念的探讨，我们认识到“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及其的执行和实现”。但制度为什么要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又是怎样实现这种规范的呢?制度的本质是什么?笔者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挖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制度的本质加以诠释。众所周知，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制度的本质就应是一切制度所应具有的根本属性。笔者认为，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和交易过程的视角看，制度的根本属性就是交易中指导交易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具有执行力的协调保障机能。这是因为：

首先，制度是以执行力为保障的。“制度”之所以可以对个人行为起到约束的作用，是以有效的执行力为前提的，即有强制力保证其执行和实施，否则制度的约束力将无从实现，对人们的行为也将起不到任何的规范作用。只有通过执行的过程制度才成为现实的制度，就像是一把标尺，如果没有被用来划线、测量，它将无异于普通的木条或钢板，只能是可能性的标尺，而不是现实的标尺。制度亦并非单纯的规则条文，规则条文是死板的，静态的，而制度是对人们的行为发生作用的，动态的，而且是操作灵活，时常变化的。是执行力将规则条文由静态转变为了动态，赋予了其能动性，使其在执行中得以实现其约束作用，证明了自己的规范、调节能力，从而得以被人们遵守，才真正成为了制度。“制度”。是在通过其执行力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的时候才成为制度的，使其从纸面、文字或是人们的语言中升腾出来，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身边不停发生作用的无形锁链，约束、指引着我们的行为和尺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须有其执行力，只不过差别在于正式制度的执行力由国家、法庭、军队等来保障，而非正式制度的执行力则是由社会舆论、意识形态等来保障的。在笔者看来，认清制度所具有的执行力是剖析制度本质的首要条件。

其次，制度是交易协调保障机制。从人类的发展历程来看，制度是一个随着集体、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概念，旧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制度系统的形成是看不见手式的，又是设计式的；新制度经济学就制度起源有契约论说和博弈均衡说，但无论如何制度都是社会的产物。在鲁宾逊的生活中，他的一切行为都只受自己意愿的支配，不需要也没有执行力来保障任何约束和规范他行为的规则，也就是说制度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鲁宾逊式的生产活动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换和合作日益增多，在此我们把人们之间的一切交互行为都看作是交易的范畴，即人们之间的交易日益频繁。然而，由于社会分工的出现及细化，交易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以及人们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且生活在一种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环境中，于是在交易的过程中隐瞒、欺诈、偷懒及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开始出现，另外在复杂交易中各行为主体的意愿发生抵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因此而导致的利益冲突和磨擦致使交易无法顺利进行，这时就要求有一种协调机制来促进交易的实现。最初可能是具有威望的人做出协调或判决，或人们就具体问题达成共识，或以成文的方式规定下来，当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依据前例或既定的原则、方式来处理。这样，渐渐地一系列协调机制便产生了，并以一定形式的执行力来约束各交易主体，消除信息不对称，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维护交易各方利益，以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而这正是契约论说所描述的制度自然形成的过程，以及制度所起到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制度实质上就是一种交易的协调保障机制。

最后，制度指导交易中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从交易过程来看，人们彼此间若想要合作，首先就需要弄清楚他们各自都有什么资源，也就是进行产权的界定。“广义地讲，产权就是受制度保护的利益。”是对资源排他地占有和使用。产权的界定，是交易发生的前提和保障，既包括权利的授予，也包括责任的限定，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成本与收益，是一种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博弈或竞争的结果。然而产权界定本身也需要花费成本，因此这个博弈结果需要以某种具有约束力的方式即契约或制度确定下来，以保障之后的交易能够按着前期博弈结果进行。由此可见，契约与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共性，那就是在交易中起到权利分配和义务分摊的指导作用，而事实上契约本身也是制度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只是相对来说起到的作用是短期的，一般只针对单次的交易；而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多是长期的，调节范围一般是较广的，对于同类的或相似的交易都是适用的，所以产权界定后一般会以制度的方式确立下来，即产权制度。在产权制度的基础上，人们之间的合作或交换，就可以看作是产权的交易。交易的发生，必然会给人们带来成本与收益，这二者是人们做出经济决策的基础，那么制度协调交易进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指导交易行为主体之间的成本分摊和利益分配的过程，而这里所说的成本，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所谓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所引起的成本。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交易费用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费用。”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交易中所发生的一切成本都属于交易费用的范畴。因此，可以说制度在交易中起着指导交易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作用，换言之，制度的本质就是交易中具有执行力的指导交易中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协调保障机制，这种机制既可以是在交易中自发形成的，也可以是由占绝对利益优势的行为主体制定形成的。

以专利法为例，专利法是由国家颁布的法律条文，是以成文方式确定下来的正式制度，其执行力是由国家的法庭、警察系统来给予保障的。专利法的颁布，确定了专利持有人因其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所享有的权利和应获得的利益，明确了其它行为主体使用该项专利时应向持有人支付的费用以及获取报酬后持有人应尽的义务。实质上，专利法的条文就是一种指导人们在进行专利的产权交易时进行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原则；而国家的法庭强制力，保证了其效力的实施，使其能够对交易主体起到约束作用，促使各行为主体依照这种原则进行交易，从而形成一种针对专利产权交易的协调保障机制。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制度”这个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新旧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尚存在一些片面和不足之处：

1在概念的归纳上，停留在片面的、形而上学的阶段。

不应把制度静态化，单纯地理解为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而忽略了其能动作用以及其整个动态性；应该从方法论上转变，从动态的、辩证的、历史的角度来全面、系统地研究制度的涵义，从而通过对制度的规定性、能动性、变动性三个层面上的分析，将原本被忽视而缺失掉的制度的动态性补充回去，即“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及其的执行和实现”，从而对制度的定义做出了更为合理的修正。

规定性范文篇10

[关键词]制度；制度的本质；执行力；产权；交易费用

一、制度概念的演变

经济学理论的三大传统柱石是——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新制度经济学家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人们表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并由此引致了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随着经济学界对制度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制度的含义进行了日益广泛的探讨。

凡勃伦在1899年将制度定义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他是旧制度经济学中最早给制度下定义的人。而旧制度学派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规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为控制个体行为。集体行为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那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行中的机构’，例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国家。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控制。”而关于集体行动是如何控制个体行动的，他认为：“为个人决定这些彼此有关的和交互的经济关系的业务规则，可以由一个公司、一个卡特尔……一个政党或是国家本身规定和实行。……业务规则有时候叫做行为的规则。亚当·斯密把它们叫做课税的规则。最高法院把它们叫做合理的标准，或是合法的程序。可是不管它们有什么不同以及用什么不同的名义，却有这一点相同：它们指出个人能或不能做，必须这样或必须不这样做，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事，由集体行动使其实现。”可见，在康芒斯看来，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虽然康芒斯把组织和制度混为一谈，认为组织内部的业务规则是制度，各种组织也是制度，在理论界有所争议，但是在对于制度的定义上，还是为后人所认可的。艾尔森纳把制度定义为一种决策或行为规则，后者控制着多次博弈中的个人选择活动，进而为与决策有关的预期提供了基础。尼尔对制度特征的归纳更为精细严谨些，他认为，从广义上讲，制度暗指一种可观察且可遵守的人类事物的安排，它同时也含有时间和地点的特殊性而非一般性。舒尔茨在1968年也阐述了自己对制度的理解。他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显然，舒尔茨与康芒斯的制度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中给制度下定义最多的。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书中都对制度有所界定，只不过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即制度是一种“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如德国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以及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对制度所下的定义也并不与前人的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综上所述，在新旧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

这个定义已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是笔者对此却略有质疑。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进行经济研究中忽视了对制度的分析，“经济学家在陈述经济模型时的一个积习难改的特征是，他们并不提及制度”；大量(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制度被剔除了。在他们看来，这些制度不会发生变迁，他们或者是外生的，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动态的变量。”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静态的，是可以忽略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他们认为制度是动态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他们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有时却也会犯与其同样的静态的方法论上的错误，在制度的含义的认识上，就是一处。

认为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形而上学的认知，是把制度静态化的表现，强调了其条文、规则的一面，即静态的规定性的一面，而把约束和规范仅仅当成为了其定语；也就是说，制度的能动作用，以及其整个动态的一面被弱化甚至被忽略了。

制度是具有能动性的，虽不是自身的、主观的，却直接地、客观地发挥着其作用：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掌握其规范尺度，有奖有惩，协调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制度将其规定性的条文作用于人身上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其能动性的发挥过程，也是一个制度的动态性的表现过程。制度的动态性，是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广为接受的，然而，这种动态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除了之前提到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变动性，即被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广为提及的制度变迁。

在笔者看来，制度是一个由多层次构成的结合体，它至少应该由规定性、能动性和变动性三个层面组成。

所谓规定性层面是指规则、条文等规定性约束条件。制度的规定性层面是制度构成的基本环节，是制度的基础性层次，为制度整体作用的发挥提供规矩，构建框架。规定性层面是一个静态的层面，是制度稳定性的来源和保障。

而能动性层面是指制度规定性条文的执行、实施和作用。制度的能动性层面是制度将其规定性的条文作用于人身上，使其约束和规范作用产生效应的过程，是制度的价值实现环节。能动性层面是制度的操作性层面，制度的力量在此体现，制度的预期目标在此实现，制度对人们的影响在此形成，制度的威严在此建立。这一层面是对规定性层面的诠释和发展，是制度由抽象向具体的转化和展开，是一个将制度由静态转变为动态的层面，是制度的关键和核心，是制度与人们生活真正的结合点。

变动性层面即制度的变迁。制度的变动性既包括制度规定性层面的变迁和发展，也包括制度能动性层面的变化和调整，是一个通过其规定性、能动性与作用客体间相互磨合，作用与反作用，使自身得到发展和进化的过程，是制度的繁衍环节。变动性层面是制度的提升层面，通过对能动层面的调整使制度的约束能力得以增强；通过对规定层面的修正，弥补制度框架中的缺陷和不足，使之更趋于合理，约束范围更广，可执行度更高；通过建立新的规则和约束，填补规定性层面上的空白，使整体制度体系更健全。在这一层面，是一个对原有制度进行否定、否定之否定以及对制度进行创新的过程，既有与能动性层面的互动，也有向规定性层面的回归，从某种意义上说，变动性层面是一个动态与静态的融合。

制度是一个结合的整体，三个层次既各有各的特点和功能，又相互联系，并且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关系就像人的有机体：规定性层面是骨骼，支撑着整个人体，没有它，整个有机体就会塌垮；能动性层面是肌肉，是人体得以行动的关键，没有它的收缩、发力，整个有机体将永久性静止不动，寸步难行；而变动性层面，就是人类的进化，对骨骼、肌肉按更适应生存的需要而进行改变，没有它，“人类”现在还生活在海洋里，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人类了。而在制度的有机体中，规定性层面是基础和前提，是能动性发挥的依据和框架，是一个静态的层面；能动性层面是制度的操作和运行，是对规定性的诠释和发展，是制度的价值实现，是一个动态的层面；变动性层面是制度的发展和繁衍，是规定性层面与能动性层面以及它们自身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动态与静态相融洽的层面，就像进化成就了人类一样，变动性层面成就了如今日益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

而事实上，制度变迁最初更多的并不是表现为其规定性条文的修正或改写，而是体现在能动层面上的，即制度执行和实施的具体过程中的细微的、逐渐的变化，如制度规范人们行为过程中调节范围的变化、执行尺度的收放、奖惩手段的更新、奖惩力度的调整等等。制度在其操作性过程中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又在调整、变化过程中不断地积累，当这些积累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时，量变引起质变，原有的规定性框架就会被打破，于是修正的乃至全新的规则、条文等约束性条件产生，制度的变动性完成了一个向规定性的回归，使制度再次趋于稳定。然而，一个制度变迁过程的完成，又是另一个制度变迁过程的开始，新生制度在实现其价值过程中，又开始了新的变化和调整，周而复始。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由我国安徽省兴起，而后扩展到全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政社合一”到“作业组承包”到“农户承包”再到“包干到户”，最终实现集体不再统一经营、核算，劳动成果除了上缴国家的税金和集体提留外，直接归农户所有和支配，这一经过一系列诱致性制度变迁周期，逐步发展而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上述制度变迁过程的典型事例。无论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还是在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中，都可以举出诸多此类的现实例证。当然，不可讳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也存在轻视甚至完全不顾制度变迁在能动性层面是否可行，违背制度变迁规律，不按规律行事，激进地对制度的规定性层面进行大幅度变迁的情况，如原苏联的“休克疗法”等就是这一方面典型的例证。事实证明，这种变迁方式风险很大，极易造成社会震动，甚至引发社会动乱，不仅不会成功，往往还要付出巨大代价。

由此可见，制度的能动性不仅是制度的价值实现环节，还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制度动态性的重要表现，是不应忽视，也是不能忽视的，它是制度的涵义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而，笔者认为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的定义尚有欠妥之处，应将制度的能动表现也概括在内，即制度的概念应该表述为“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及其的执行和实现”更为合理。二、制度的本质

通过对制度概念的探讨，我们认识到“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及其的执行和实现”。但制度为什么要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又是怎样实现这种规范的呢?制度的本质是什么?笔者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挖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制度的本质加以诠释。众所周知，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制度的本质就应是一切制度所应具有的根本属性。笔者认为，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和交易过程的视角看，制度的根本属性就是交易中指导交易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具有执行力的协调保障机能。这是因为：

首先，制度是以执行力为保障的。“制度”之所以可以对个人行为起到约束的作用，是以有效的执行力为前提的，即有强制力保证其执行和实施，否则制度的约束力将无从实现，对人们的行为也将起不到任何的规范作用。只有通过执行的过程制度才成为现实的制度，就像是一把标尺，如果没有被用来划线、测量，它将无异于普通的木条或钢板，只能是可能性的标尺，而不是现实的标尺。制度亦并非单纯的规则条文，规则条文是死板的，静态的，而制度是对人们的行为发生作用的，动态的，而且是操作灵活，时常变化的。是执行力将规则条文由静态转变为了动态，赋予了其能动性，使其在执行中得以实现其约束作用，证明了自己的规范、调节能力，从而得以被人们遵守，才真正成为了制度。“制度”。是在通过其执行力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的时候才成为制度的，使其从纸面、文字或是人们的语言中升腾出来，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身边不停发生作用的无形锁链，约束、指引着我们的行为和尺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须有其执行力，只不过差别在于正式制度的执行力由国家、法庭、军队等来保障，而非正式制度的执行力则是由社会舆论、意识形态等来保障的。在笔者看来，认清制度所具有的执行力是剖析制度本质的首要条件。

其次，制度是交易协调保障机制。从人类的发展历程来看，制度是一个随着集体、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概念，旧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制度系统的形成是看不见手式的，又是设计式的；新制度经济学就制度起源有契约论说和博弈均衡说，但无论如何制度都是社会的产物。在鲁宾逊的生活中，他的一切行为都只受自己意愿的支配，不需要也没有执行力来保障任何约束和规范他行为的规则，也就是说制度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鲁宾逊式的生产活动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换和合作日益增多，在此我们把人们之间的一切交互行为都看作是交易的范畴，即人们之间的交易日益频繁。然而，由于社会分工的出现及细化，交易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以及人们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且生活在一种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环境中，于是在交易的过程中隐瞒、欺诈、偷懒及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开始出现，另外在复杂交易中各行为主体的意愿发生抵触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因此而导致的利益冲突和磨擦致使交易无法顺利进行，这时就要求有一种协调机制来促进交易的实现。最初可能是具有威望的人做出协调或判决，或人们就具体问题达成共识，或以成文的方式规定下来，当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依据前例或既定的原则、方式来处理。这样，渐渐地一系列协调机制便产生了，并以一定形式的执行力来约束各交易主体，消除信息不对称，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维护交易各方利益，以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而这正是契约论说所描述的制度自然形成的过程，以及制度所起到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制度实质上就是一种交易的协调保障机制。

最后，制度指导交易中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从交易过程来看，人们彼此间若想要合作，首先就需要弄清楚他们各自都有什么资源，也就是进行产权的界定。“广义地讲，产权就是受制度保护的利益。”是对资源排他地占有和使用。产权的界定，是交易发生的前提和保障，既包括权利的授予，也包括责任的限定，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成本与收益，是一种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博弈或竞争的结果。然而产权界定本身也需要花费成本，因此这个博弈结果需要以某种具有约束力的方式即契约或制度确定下来，以保障之后的交易能够按着前期博弈结果进行。由此可见，契约与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共性，那就是在交易中起到权利分配和义务分摊的指导作用，而事实上契约本身也是制度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只是相对来说起到的作用是短期的，一般只针对单次的交易；而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多是长期的，调节范围一般是较广的，对于同类的或相似的交易都是适用的，所以产权界定后一般会以制度的方式确立下来，即产权制度。在产权制度的基础上，人们之间的合作或交换，就可以看作是产权的交易。交易的发生，必然会给人们带来成本与收益，这二者是人们做出经济决策的基础，那么制度协调交易进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指导交易行为主体之间的成本分摊和利益分配的过程，而这里所说的成本，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所谓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动所引起的成本。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交易费用就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费用。”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交易中所发生的一切成本都属于交易费用的范畴。因此，可以说制度在交易中起着指导交易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作用，换言之，制度的本质就是交易中具有执行力的指导交易中主体间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协调保障机制，这种机制既可以是在交易中自发形成的，也可以是由占绝对利益优势的行为主体制定形成的。

以专利法为例，专利法是由国家颁布的法律条文，是以成文方式确定下来的正式制度，其执行力是由国家的法庭、警察系统来给予保障的。专利法的颁布，确定了专利持有人因其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所享有的权利和应获得的利益，明确了其它行为主体使用该项专利时应向持有人支付的费用以及获取报酬后持有人应尽的义务。实质上，专利法的条文就是一种指导人们在进行专利的产权交易时进行利益分配和交易费用分摊的原则；而国家的法庭强制力，保证了其效力的实施，使其能够对交易主体起到约束作用，促使各行为主体依照这种原则进行交易，从而形成一种针对专利产权交易的协调保障机制。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制度”这个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新旧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尚存在一些片面和不足之处：

1在概念的归纳上，停留在片面的、形而上学的阶段。

不应把制度静态化，单纯地理解为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而忽略了其能动作用以及其整个动态性；应该从方法论上转变，从动态的、辩证的、历史的角度来全面、系统地研究制度的涵义，从而通过对制度的规定性、能动性、变动性三个层面上的分析，将原本被忽视而缺失掉的制度的动态性补充回去，即“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及其的执行和实现”，从而对制度的定义做出了更为合理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