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基范文10篇

根基范文篇1

人道的本质就是尊重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需要、人的尊严需要、人的幸福追求需要,这是人类应当共同遵循的普世价值,是人类社会需要通过互相协助而图谋共存和发展之后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国家权力在动用刑罚的时候的基本道德操守和底线。/英明的立法者预防罪行是为了避免被迫惩罚罪行。但是他预防的办法不是限制权利的范围,而是给权利以肯定的活动范围,这样来消除每一个权利要求中的否定方面。要是国家在这方面不够仁慈、富裕和慷慨,那么,无论如何,立法者要肩负起责无旁贷的义务不把那种由环境造成的过错变成犯罪,他应该以最伟大的人道精神把这一切当作社会混乱来纠正。0º长期以来,在权力作用的过程中,权力存在的个性化或者个别化往往倾向于转换成一种集体的仇视和憎恨,而意识形态加速了美好与丑恶的分化,并且为铲除那些所谓丑恶的行为进行了准备,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乌托邦。但是今天,在人类社会日益重视人道主义的情形之下,这种伪装的公正日益被揭破,人道主义的要求使得权力不能再以传统公正的名义或压力来对抗人道主义精神的兴起,这是通过刑事手段捍卫人道主义的基本理论背景,也是国际刑法成长的基础。人道原则转换成为对于权力自我的约束,这是人道主义在国际刑法领域成长的基本原因。

一、人道主义法的发展催生了反人道主义犯罪的法治化

人道主义法制的发展最初就是和战争、杀伐相联系的,更具体地说,人道主义法制的形成是和亨利#杜南这个名字密切关联的。亨利#杜南先生是红十字运动的始创人,1862年其完成5索尔弗里诺回忆录6一书并付诸出版,书中对1859年索尔弗里诺战役的残酷战况进行了记录,提出两项呼吁:(1)各国在和平时期应该建立民间性质的在战争状态下救助伤员的组织;(2)国家之间应该以公约的方式保证这些中立的救助机构能够在战争状态下实施这些救助。1863年2月9日,在日内瓦公益会内成立了一个名叫/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0的团体,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五人委员会0,开始逐步推动亨利#杜南主张的落实,该委员会就是后来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前身。此后在战争法领域,人道主义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伐。其后近一百年时间内形成的四部关于人道主义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构成了基本的国际人道主义渊源。¹然而法律毕竟是一种带有强制力的或者说是以惩罚性作为强制力的规范,缺乏惩罚就缺乏强制。由于缺乏制裁的现实性,GeorgSchwarzenberger曾对国际公约发出了愤世嫉俗的抨击:/在能够引用的时候公约并不具有必要性,在有必要的时候公约是无法使用的。0º人道主义法的完善只是保卫人道主义的开始,不是法治的结束,只有强制性的制裁和预防才是终结。但是不可否认,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就是国际法的成长过程,无论是其组织机构还是规则模式,都为后来的国际法发展奠定了基础,国际刑法以及国际刑事规则也是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虽然传统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只是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情形,其目标也只是致力于减少战争带来的痛苦,更没有也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战争的发生和蔓延,但是这是先行者,是保障人权和实行普遍人道主义的最初的可行性措施,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的发轫。从国际法的发展我们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人道主义法的确立和发展y反人道主义罪行的规制和惩罚y人权法的创制和发展y国际刑法的创制和发展人道主义法实际上是国际刑法、国际人权法的根基,而国际刑法、国际人权法是人道主义法发展的成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国际刑法中的反人道主义犯罪还是国际人权法人权张扬都可以归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范畴,这是他们共同的根基,也是人道主义在人类文明中的发展所衍射出的,通过法律捍卫人道主义是人类法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上述人道主义法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至今还无法消除邪恶因此无法杜绝战争的情况之下,人道主义法至少是人道主义在战争中立足并不断展示的现实途径。人道主义法的实质是保护生命的尊严,并且这种愿望在人类洪荒时代就已经存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一直在对于人道的实现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然而尽管我们说庇护生命是人类生存所不可缺的人道行为,是不同文化的共同呼唤,是响彻千古的黄钟大吕,但人类大规模侵犯人道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而且有时更为凶猛,这需要对人道主义法律开拓新的领域,进行新的理解。传统的人道主义法只是一种战争状态下的有限的人道待遇,终止战争、制止杀伐才是人道主义大有可为的领域,由此衍生的必然结果就是:对于战争罪、反人道罪、种族灭绝罪以及种族歧视的制裁和控制成为人道主义在20世纪的新现象,这是对于两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总结,是对于人类社会共同价值的共同遵循,是对于生命珍视的基本情感,是根本上杜绝严重侵犯人道现象的尝试和期望。对反人道主义犯罪的惩罚最初源于对战争犯罪的惩罚,尽管此前不乏对于战败者进行刑事惩罚的事例,但是纯粹对于战争的一方因为对于平民的屠杀和掠夺进行惩罚,真正从人道主义上考虑而不是作为一种战胜者的姿态考虑则是后来的事情。一般认为较早的范例发生在1474年。当时罗马帝国以侵犯了/上帝的法律和人道的法律0(LawsofGodandMan)的名义认定皮特#范#哈根布什(PeterVonHagenbush)纵容其部属实施强奸、杀戮和掠夺平民财产并因此构成犯罪。»这是人道主义的理由成为一种对于战争期间发生的犯罪进行制裁的典型事例,是人道主义法治实践的雏形,十八世纪以后,尽管在实践中对于侵犯人道主义的现象进行规制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但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准备已经开始逐步趋向于清晰,尤其是对于侵犯人道主义行为在刑事程序方面的规划开始显现出一定的可行性。与此同时,虽然没有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公约或者说国际刑事规则,但随着双边或多边国际公约的确立以及范围的不断扩大,刑事法律首先在保障人道主义方面已经显现出逐步突破国内法的传统模式。真正将人道主义法制逐步系统化的过程是在20世纪。此时,一方面侵犯人道主义的危害性愈加强烈,另一方面对于反人道主义行为进行惩罚的社会环境逐步成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具有针对战争犯罪的类似国际特征的非政府委员会开始在欧洲建立,该委员会主要职责就是对于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杀害和折磨行为进行调查,其矛头不仅直接针对冲突的整个过程,而且针对其中的个人行为,并为此提供了一些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报告。尽管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该委员会无疾而终,但是其象征意义和历史价值却不容忽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其造成的战争创伤使得人类社会感到了一种空前的恐惧,对于和平和人道主义的渴望更为强烈,国际社会感到人类有必要通过一个系统而有力的方式对于战争犯罪以及侵犯人道的现象进行制裁并以此制止战争的发生。这一共识性的呼声本身就是观念和规则的发展体现。由于程序一开始就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国际公约的关系,其难度可想而知。依据5凡尔赛条约6,具有国际意义的追究战争发起者刑事责任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后委员会共计提交了895名战犯名单,要求在各个协约国国家之内的军事法庭对这些战犯进行刑事审判并予以制裁。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对于1915年在土耳其境内发生的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反人道罪0等罪行的起诉。¹对于罪犯惩罚真正落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这一时期,首先是战争罪、反人道罪、危害人类罪、侵略罪、种族屠杀罪等反人道主义的罪行在实体法意义上得到了确认。1945年8月8日通过了5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6,1946年1月19日通过了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6,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确认并通过了5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该法庭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6。适用原则规定了以下一些应当受到国际法处罚的反人道主义罪行: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原则同时规定反和平罪、战争罪或违反人道罪的共犯也应当受到国际法的惩罚。基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原则没有将侵略行为犯罪化,使得在对于反人道主义罪行进行处罚时缺少了一项基本的内容。从程序上说,纽伦堡国际刑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行为以及为此确立的宪章和相关规则,不仅为反人道主义犯罪的惩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整个国际刑事规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构造确立了典范。所以现代国际刑法的产生实际上就是人道主义不断被人类重视的结果,或者说国际刑法的创制和发展最初就是基于捍卫人道主义的需要,尽管此后国际刑法、国际刑事规则的内容日渐羽翼丰满,但从总体来看,捍卫人道主义始终是其不渝的追求。

二、反人道主义犯罪规制国际刑法的原则分歧

反人道主义犯罪规制的法治化过程中率先遭遇到的是法定性原则的问题。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代以来刑法最根本的原则,是刑事法的柱石。这在国内法的运行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同时也是国际刑事规则中确定刑事责任和制约刑权力的一项基本要求。问题在于,国内法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建立在刑法规范较为统一、完备、系统的条件下,而国际刑事规则只是在二战结束以后才获得了发展,而且由于缺乏国内法具有的先天刑事主权性特征,致使国际刑事规则的建立举步维艰,难以达成共识,如果纯粹依靠成文的国际刑事规则处罚犯罪行为必将无法可依。国际公约中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精神更大意义上是在限制国家意义上,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是防止司法权的滥用,防止公民的个人权利受到侵害,所以国际社会缔结的重要的人权公约、文件都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如1948年5世界人权宣言6第11条第2款;1950年5欧洲人权公约6第7条第1款;1966年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第15条第1款;1969年5美洲人权公约6第9条;1981年5非洲人民人权宪章6第7条第2款,主要是针对国家刑权力而言的,但这并不直接涉及到国际犯罪的法律适用原则。在国际刑事责任的追究过程中,首先是管辖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一开始就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二战结束以后,在对德国、日本战犯的反人道罪行起诉的时候,国际法学家施瓦曾伯格认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是盟国作为战胜国以联合统治者的身份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内法庭0,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法庭。曾经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波尔教授指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是战胜国的法庭,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仍主张:/当时我认为,今天我仍然认为,纽伦堡审判是不符合合法性原则的。0¹其次是何为定法以及如何寻找定法的问题。对战败国所犯的罪行进行审判和处罚以及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战争罪犯裁量的依据是否符合法定的原则,成为争议的主要话题。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也提出异议。在他们看来,勿论反和平罪、反人类罪,即使/战争罪0,国际法也没有适当的条款加以引用。国际法只是将战争罪适用于在战斗行动中违反战争法规与惯例的战斗员,将/战争罪0适用于国家领导人缺乏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参加战斗或者指挥战斗。尽管1928年5巴黎非战公约6规定,缔约国谴责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但是,谴责某种行为并不足以使该项行为成为一种国际罪行,并进而确定国家领导人的刑事责任。这种观点不仅表现为辩护意见,乃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印度籍法官波尔、荷兰籍法官罗林和法国籍法官伯纳尔也认为对于被告人的审判缺少法律依据。分歧的第三个焦点在于法定原则的另外一个派生原则重法或法律效力不溯及既往的问题上。有人提出鉴于法庭的设立、指控的罪行以及刑罚的方法都是事后的,有人提出免除战犯的刑罚。º对于以上几个方面的争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结论认为,法庭宪章的规定是完全符合当代国际法的,/本法庭看来,宪章并非战胜国方面权力的武断行使,而是表现已被宣布的当时的国际法,在这个范围内,它本身就是对国际法的一种贡献,,5巴黎非战公约6的缔约国庄严承诺放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其中必然包括承认侵略战争在国际法上为非法的原则,凡从事计划和实施此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可怕结果的战争的人,都应被视为从事了犯罪活动。0»这为以后惩治反人道主义犯罪奠定了基础。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对5前南国际法庭规约6所作的说明中曾经指出:/为适用-法无明文不为罪.原则,国际法庭应该适用毫无疑义地构成习惯法一部分的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这样就可以避免产生由于某些国家并非特定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因而该公约不能对其适用的问题。这一点似乎对于国际法庭起诉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负责的人尤为重要。0¼至于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主张的/合法性原则应该体现社会正义0的观点,同样是有道理的。否则,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后来对本国刑法进行修改,以惩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日本战犯及其在本国的合作者的行动就难以理解了。两大军事法庭的审判行为所遭遇到的法律标准问题,实际上在以后的临时国际法庭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出现。1993年5前南国际法庭规约6第1条规定,法庭有权根据规约各项条款,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根据1994年5卢旺达国际法庭规约6第1条,法庭有权根据规约各项条款,起诉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1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所犯的灭绝种族罪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暴行负责的人和在邻国所犯的灭绝种族罪和其他类似罪行负责的卢旺达公民。这些临时法庭及其规约都无法避免合法性标准的纠缠。这一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也促使完善国际刑事规则步伐的提速。因为问题一天不解决,国际刑事裁量的合法性就会不断遭到挑战。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完善催生了5国际刑事法院规约6的通过。规约第3编/刑法的一般原则0的第22条/法无明文不为罪0明确规定:/只有当某人的有关行为在发生时构成本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该人才根据本规约负刑事责任;犯罪定义应予以严格解释,不得类推延伸,含义不明时,对定义作出的解释应有利于被调查、被起诉或被定罪的人。本条不影响依照本规约以外的国际法将任何行为定性为犯罪行为0。第23条/法无明文者不罚0规定:/被本法院定罪的人,只可以依照本规约受处罚。0第25条/对人不溯及既往0规定,任何个人不对规约生效以前发生的行为负规约规定的刑事责任;如果在最终判决之前,适用于某一案件的法律发生改变,应当适用对被调查、被起诉或被定罪的人较为有利的法律。不仅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如此,1996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5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法典草案6第13条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因法规生效前的行为而被依法定罪,但法规的任何规定不排除对任何人在实施时根据国际法或国内法构成犯罪的任何行为进行审判。由此我们看到,在国际法(国内法同样如此)十分简陋的情况之下,罪刑法定原则只是理论意义上的,在国际刑事规则完善的条件下,合法性原则才可能成为规则现实和实践现实。而这一完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于人道主义诉求不断得到弘扬的过程。

根基范文篇2

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强调，基层一线是干部了解实际，向广大群众学习的好课堂，也是磨练作风，提高素质的大考场。脱离基层，我们的工作就容易脱离实际，成为无源之水、无木之本。而我作为基层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将群众路线贯彻落实到日常工作中，日常生活当中去。

要贯彻落实好群众路线，基层干部要明晰自己的角色定位。从排队买包子，到与连战共进“羊肉泡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广大干部一个简单的道理：国家工作人员第一身份应该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只有让自己融入百姓，成为百姓，才能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时刻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挂在心上。当面对前来办事的单位及个人，我们财政所工作人员要秉承“热情服务、微笑服务，耐心服务、文明服务”的宗旨，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受理、咨询一样热情，生人、熟人一样和气，干部、群众一样尊重，忙时、闲时一样耐心，不推诿责任，不走过场，不做表面文章，尽最大的可能给予群众方便，树立财政干部廉洁奉公，勤政务实的好形象。

要贯彻落实好群众路线，基层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要秉承“为民解忧，助民脱困”的原则，坚持全面学习，消化吸收每一次培训的重要精神，同时积极与其他同级部门进行交流，借鉴先进经验，取长补短，做到缺什么学习什么，将阶段性学习与系统性学习相结合，加强理论学习与业务学习，以“懂本行，知全局”为目标，合理规划，统筹兼顾，为工作实践夯实基础，真正做到知不足而后勇。

要贯彻落实好群众路线，基层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人生观、权力观和价值观。坚持原则，明辨是非，把握正确的方向。基层财政所工作人员要做到掌权一身正气，用权两袖清风。要经常反思“进财政部门是干什么，在工作岗位上干了什么，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如何”等问题，兢兢业业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常怀律己之心，常除非分之想，常省自身之过。

根基范文篇3

反腐倡廉建设的落脚点是强调对人的行为约束，而这种约束最直接体现者就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具有话语权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因此，筑牢反腐倡廉工作根基要着重从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入手，建立群众监督机制，不断提升企业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加强思想建设。在企业的生存发展中，离不开管理者良好的决策，因此，不断加强对管理者的思想建设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要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就必须不断加强各级管理者的廉洁自律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增强其世界观改造、强化其自身修养，深化其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的宗旨意识、提升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保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且不断强化管理者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督促其认真学习党的建设及反腐倡廉理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切实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正确思路、措施和办法，不断提升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

构筑群众监督机制。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职工群众作为党员干部的服务主体，与党员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是监督党员干部行为的最佳群体。只有充分挖掘这一群体的强大监督优势、动员广大职工群众参与到企业的反腐败斗争中，不断拓宽职工群众监督渠道，加强对职工群众的法纪条规教育，增强职工群众的法制意识，引导职工群众进入到企业反腐败监督机制中，充分发挥其监督优势，形成良好的监督约束机制；充分发挥其覆盖面广、监督约束实效强的优势，从而使各级管理者所行使的权力处于良性轨迹，时刻在职工群众的监督下运行，使职工群众赋予管理者的权力切实应用到为职工群众谋福利，为企业生存谋发展的大环境中。

构建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工作的最终结果和目的就是要见到实效。只有切实建立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效机制，抓住反腐倡廉工作的源头，才能更好地保证反腐败工作开展的长期性和坚决性，确保反腐倡廉工作达到其最终目的。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关于反腐败工作的重大战略措施，也是建立反腐败长效机制的指导思想。其中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障、监督是关键。只有真正要做到三管齐下、优势互补，才能不断提升反腐败工作水平。笔者认为，只有各级主要管理者切实对反腐倡廉工作负总责，把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各级干部忠于事业、勤勉敬业、低调做人、谨慎用权，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带头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增强廉洁自律的意识和组织纪律性，才能最大程度上保证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建立。

根基范文篇4

一、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文化，从广义上说，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人类精神生产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继承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体现了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从属于民族文化，是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并正在打破国界，在全世界兴起，成为新世纪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企业文化理论吸收了行为科学、公共关系学、决策科学、管理学、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精华，其主要内容是在理性与科学实践的基础上行成的，包括：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目标、企业制度、企业创新、企业形象、企业环境和企业文化活动等。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手段，以激发职工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一种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的根本任务,是重视人、相信人、理解人、发动人、引导人、教育人、培养人和塑造人。企业文化的辩证法,是来源于社会，奉献于社会。企业文化就好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常常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是新世纪的必然要求

——知识经济已敲开21世纪的大门，并将以迅猛之势，给人类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是，知识经济的巨大威力只有在既有优秀企业文化，又能够与社会融为一体的企业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知本家”和“知识工人”的出现，表明了企业文化在21世纪的企业里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和巨大价值。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21世纪的竞争将会因经济全球化而加剧，超强的世界经济的竞争，对企业的经营思想、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都将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以适应扑面而来的全球化经济浪潮。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生存并有所作为的企业，没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就难以在世界大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企业竞争具体表现为产品的竞争，产品竞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企业文化的较量。企业文化较量的实体是企业高素质的员工队伍，高素质的企业员工队伍来自于比较完善的企业用人机制和良好的企业用人环境。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国家的文化，一个企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这个企业的文化。建立新世纪企业文化，是创造和谐的企业氛围和优良的企业环境,使企业能够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成功的企业总是与成功的企业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优秀的企业无不有着优秀的企业文化。20世纪50年代是分权管理发展时期，60年代是跨国公司发展与管理时期，70年代是矩阵组织和战略经营时期，80年代是企业文化兴起与传播时期，90年代是企业文化在全世界大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尽管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企业性质、基础、现状和所处的环境都各不相同，但是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所处的困境以及寻求出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建立新世纪企业文化。

——进入21世纪，全球信息化、跨国公司兼并、企业强强联合，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的企业将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的企业能否在机遇和挑战面前迅速转变观念和机制，关键取决于企业文化。因此，中共十五大确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长远发展，其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意义更加重大。

三、中国企业文化之根基

树无根不活，企业文化无根不立。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是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不得益于儒家文化。

美国学者彼得·伯格教授认为：“儒家文化展现出了经济的动力。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都很成功，尤其是在东南亚，便是个例证。”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是日本和韩国。在日本，企业家最喜欢读的书就是《论语加算盘》（又名《道德经济合一》或《实践论语》），被当作“致富经国之大本”。该书作者涩泽荣一生创办了五百多家企业，被尊为“日本工业之父”。他说：“我的经营中虽饱含着辛苦和惨淡，但是由于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目前在日本，不少企业家把《论语》作为日本工商企业的“圣经”，把其中的思想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方针。松下电器公司迄今还在其商业干部学校中，把儒家经典作为商业道德课的教材。韩国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真正祭祀孔子的国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都要在成均馆的大成殿举行孔子的祭祀典礼，政府派高级官员参加。韩国成均馆大学安炳周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说：“儒家思想对防止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良风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目前，西方对东方文化非常器重，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按说，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据此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应该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为什么落后了？这正是因为我们背离、甚至遗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回顾历史，东方文化远远早于西方文化，并极大地优越于西方文化，而东方文化的代表就是儒学。在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儒士阶层。到先秦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从汉代开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官学”，长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并广为传播，在亚洲一些国家形成了“儒学文化圈”，使儒学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学术文化流派。特别是自宋明以来，以儒学为核心，儒、道、佛三教合流，使儒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儒学的影响和作用下，中国古代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早在西方传教士从远东纷纷向西方传播他们一知半解的亚洲见闻时，西方人对东方世界便怀着一种不同于对待美洲新大陆土著文化的惊奇、神秘和敬畏感。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充分发展所达到的文明，远远高于欧洲的中世纪文明。东方文化出乎意料地达到了使东方人都不得不感到陶醉和惊异的高度，以至到了明清之际，统治者们开始妄自尊大，闭关锁国，实行了禁锢思想的高压政策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使儒学维护统治、维系人心的作用大为削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开始退步。而欧洲从15世纪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开拓世界市场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创造了新型的资本主义文明。到16世纪中叶，欧洲各国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大致上处在了一个水平上。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学大量流入，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把“孔孟之道”作为思想革命的重点，儒学的地位和作用再一次被削弱。

但是儒学致命性的浩劫还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而我们在干些什么?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就卷入了朝鲜战争，为此向前苏联借了十二亿美元。到50年代末，又搞起了“”、“”，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到60年代初，前苏联强迫我们还债，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到60年代中期，就人为地掀起了“”，而且一搞就是十年光景，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家在高速发展，而我们却在快速退步。我们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文化上遭受的损失就更大了。“”中，极左分子破“四旧”，立“四新”，砸孔庙，批孔孟，硬是把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命”给革掉了，把传统文化遗弃了,断带了。没有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心理迷茫了，思想混乱了，价值扭曲了，是非颠倒了。人们本来对自己都很有约束，可是到后来便肆无忌惮了。原来犯点错误自己就感到羞耻，到后来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了。后来竟然发展到以敢于犯规、善于越位为能、为荣这种不知羞耻的地步！大家都变着法地钻国家和集体的空子，想方设法地占国家和集体的便宜，反正公家的东西有我一份，不拿白不拿，直至一步步发展到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财、腐化堕落的地步，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难以挽回的损失。这就是我们背离和遗弃优秀传统文化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拨乱返正，中国人觉悟了，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应有的恢复和继承，《论语》被编进了小学课本，国家也开始实行德政。世界觉悟了，看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此，中国企业文化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基础之上。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中庸、知行等等。作为企业文化之根基，儒家文化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根基之一：宇宙人生的真相——“一体论”

“一体论”源于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它说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的关系。德国波尔教授指出：“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与天道哲学相通的，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它沟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和顺应。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与人既分又和，非一非异。天不是人，人不是天，所以相分、非一；但人又是天的产物，又内在融合统一,所以又相和、非异。“天人合一”首先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都是由天地演化而来的。人之为人本于天，人就是天的缩影。比如人的身体结构就是副天数的。天有365天，人有365个小关节；天有12个月份，人有12个大关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眼有开合。又比如人的情感方式与天也是一致的。天有风雨阴晴，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天有五星，位有五等，人有五脏，地有五方，声有五音等等。“天人合一”思想说明，自然天地好比人的父母，人人皆我兄弟，万物皆我同伴，天地万物与我本是一体。

第二，“天人合一”思想表明，天下万物之间是一种全息关系，即部分映视着整体，并凝聚着整体的各种信息。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表达的就是天下万理都聚集在人的身上。比如人就是整个宇宙的缩影，而人身上的各个部位又映视着人的整体。人的第二掌骨就是人整体的缩影，人体任一节支系统均有对应人体各部分的穴位，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全息单元，并每时每刻都与天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构成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把天之时、地之财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克隆技术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有为的思维方式。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只不过要求人在有为的时候，要爱天爱地爱人，做到既有所作为又与之和谐相处，不损害天地和他人，达到人与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德性的和谐统一。

“一体论”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都是一体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论”强调的是“一”，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要和谐、团结和统一，不是“二”，即不应该分别、矛盾和冲突。“一”代表觉悟，“二”代表迷误。“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就是觉悟，“同床异梦”、“离心离德”、“三心二意”就是迷误。说一个人“二虎”、“二的呵的”，就是说这个人分了、“二了”、迷了、错了！

“一体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建设之根基，表现为两个特色：一是社会主义特色，主要体现在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代表着个人、集体、社会、人类的共同利益。它要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生存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特色，主要体现在儒商精神。儒商是明末清初产生的贯彻儒道精神的商人，其主要特点是以德为本来进行商贾。儒商精神首先是引道入商的大气魄。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经商绝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经商的同时还要有大眼光、大手腕、大气魄，具有大商贾的长远战略目标。其次，儒商精神是吃苦耐劳、敢于发展自己、善于应战，同时又具有一种坚韧不拔，善于和光同尘、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智者精神。第三，儒商精神是把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他们以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念来经商，追求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高度协调和统一。

“一体论”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以满足社会和顾客的正当需求和欲望为导向的企业经营哲学。它要求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和顾客正当需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制造或销售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从企业构想，到商品服务的设计、定价、促销、分销的规划与实施的全过程，不仅要努力满足社会和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欲望，并由此获得利润，同时还要求整个经营全过程都要与消费者和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相符合、相一致。正确处理企业自身利益与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全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全方位考虑，求得三者利益的平衡、统一。当三者利益关系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企业首先考虑和保证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其次考虑和保证的是消费者的利益，最后才是企业自身的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消费者的正当利益得到了保证，企业的自身利益也就自然在其中了。也许，企业会因此暂时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但是企业也必定会因此获得长远和更大的利益。这种规划与实施不是始于产品生产之后，也不是终于产品售出或服务完成之时，而是包括了产前与售后的一系列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它不仅仅限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流通领域，而且还渗透到生产和消费领域之中，即决定生产和销售产品的主权不在生产者和销售者，也不在消费者，而在于三者的共同利益与全社会长远利益的协调和统一。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

根基之二：人类应有的态度——“天下为公”

“人之为人本于天”，人的本性即天性，天性是无私的，是公正的，是平等的。太阳照耀着大地，给万物以生存的能量，却不求任何回报；地球忍辱负重，滋养着万物，也没有任何所求；树木和海洋供给着万物以必需的空气、水分和资源，容受的是万物排放的垃圾，所不同的是，树木高高在上，所以经常被砍伐，而大海所处的位置最低下，而且什么都能容纳，什么都能忍受，百川都归于它，所以永远称其为大。

“公”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方向，是符合天性、人性的，是正确的选择。“公”意为“公共”、“公正”、“公平”、“公开”、“共同”等等，代表的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和统一。《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既反映了人类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也表达了人类期望“天下一家”的共同愿望和追求，是与社会主义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一致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的根本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基本国情、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的高效率、高利润的有机结合。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有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就是我们似乎过多地注重了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忽视了其深层次的东西；过多地注重了他们的经济模式，而忽视了其经济模式背后的文化背景；过多地注重了对其经济体制的模仿和实践，而忽视了对其政治体制的研究和参考；过多地注重了人家的优点和长处，而忽视了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和社会主义优越之处，有人还得出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什么都好、什么都适用，甚至要全盘西化的错误结论。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拿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来看。美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虽然它能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吸取众长，但是其文化底蕴并不充足，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够学习和借鉴的。如美国的价值观念，是以现实具体的“工具合理性”取代抽象普遍的“目的合理性”的价值实现态度，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的行动主义行为方式，平等独立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和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理想，因此实用主义哲学已成为现代“美国精神”的核心。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康马杰把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描述为“权益的哲学”、“民主的哲学”、“个人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哲学”和“需有冒险精神的哲学”。他总结性地写道：“实用主义的这些特点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性，……实用主义的特点是切实可行、民主作风、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天然形成而不露痕迹、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奇妙地同一般美国人的气质一拍即合。……从某种意义说，美国过去的全部经历已为实用主义的诞生做好准备，如今好像又为它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和依据。事实上，美国本身就是一场已经赢得的，一次取得成功的实验；……美国人实际上一直就是工具主义者。……实用主义尽管遭到实力更加强大的哲学家们排炮般的攻击，但是它仍然?找孀炒螅负醭晌拦系恼苎В馐遣蛔阄娴摹6悦拦死此担涤弥饕逅坪蹙褪鞘挛锏某J叮涤弥饕宀唤鐾拦褡逍砸慌募春?而且它的推断和结论同最真实的美国思想和谐一致。”在这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的这种“实用主义”、“个人主义”、“机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是与社会主义“天下为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相违背、相矛盾、相冲突的，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反对、抵制和摒弃。

当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也有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之处。如美国人共同信仰的基督教所倡导的“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盗”和“爱他人胜过爱自己”等，都是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品德。在这些方面表现最优秀的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和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本可以再任第三届。但是当华盛顿看到这样做会对美国的未来不利时，便主动提出美国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的提议，他的提议得到了采纳。这是一种既高尚又伟大的舍己为国、舍己为民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精神！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以“诚实”而著称于世，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一生致力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美国文化和优秀领导人的引导和影响下，美国人形成了重质量、重信誉、重公德、重形象的优良品质和企业文化，这是美国市场经济如此先进、如此发达的重要原因。

对比之下，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受“”余毒的影响，在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做假帐、报假数字、搞假审计，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做“一锤子”买卖，甚至坑、绷、拐、骗现象；存在着公家东西小到办公用品、公共设施，大到国家资财、水利工程，什么都敢要，什么都敢拿的行为；存在着上从国家领导人，下到企业经营者，明知自己德性、能力、水平不行，却偏偏执意不肯主动让位，误国、误企、误民、误己，非到实在不得已或者出了问题，才不光彩地退位的情况。如陈锡同、成克杰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缺乏内在约束，即自我道德伦理的约束；二是缺乏外在约束，即制度和纪律的有效约束。因此，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公”的方向，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模式，把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基本国情、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当务之急，要在企业员工中建立起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价值标准、道德行为准则，建立起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用公认的伦理道德约束人的心理，用比较完善的体制约束和激励人的行为，使企业员工树立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崇高的人生价值观念。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顺应“天意”，“天意”即民心，就是天下为公，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肩负起发展经济、兴企富民强国的历史使命；“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以儒学为主体的东方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建立起强大的道德支柱和精神动力；“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生存环境和文明成果，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厚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根基之三：人类最基本品德——尽孝报恩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做企业实际上是在做人。制度固然重要，但是制度都是由人定的，而且制度本身没有完善的，都需要人去不断地改进，需要人去具体执行。人只有自觉、自愿地遵守和执行制度，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执意要违犯制度，制度本身并不能够阻止他。所以，在体制、机制和制度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人就成为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引导人的这种自发性，儒家文化的尽孝报恩思想能够解决人的自觉和自我约束的问题。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从做人的最基本品德——尽孝报恩开始。

“孝”是儒家文化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内容，是天地大道的直接体现。《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教”字就是由“孝”和“文”组成的，说明一切教育都要从孝开始。黑格而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曾这样分析：“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教’。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的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马克思·韦伯也曾把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基督教做过比较分析，他说：“中国人所有人际关系都以‘孝’为原则。”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孝”不仅是中国基本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且也是现行文化的灵魂。现代社会文明需要孝道，新世纪企业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孝道。一个孝道都做不到、做不好的人，其他什么事都不可能做到和做好，因此，孝是人类必须要做到和做好的第一件大事。

孝有小孝、中孝和大孝三个层次。“敬养”谓之小孝，“不辱”谓之中孝，“立嗣有后和顺应大道”谓之大孝。“敬养”是孝道的开始，是“事亲”。《孝经》指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因此得出“只有在家为孝子，才能在朝当忠臣”的结论。但是“敬养之孝”只限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所以称为小孝。“不辱之孝”，是指不伤身，不辱亲。所谓“不伤身”，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受到伤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体现着父母的大恩惠，子女只有使用的权利，没有无益伤害的权利。所谓“不辱亲”，是指子女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三思而后行，慎之又慎，不能因为自己的过失给父母带来不良的影响，让父母操心、担心、忧心。相反，子女在工作、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世中，要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建功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光宗耀祖，让父母放心、安心、舒心。“不辱之孝”是孝与社会的关系，所以称为中孝。“立嗣有后和顺应大道”，是指不仅要让家族、家业和家德代代相传，而且还要顺应天地之大道。即当祖宗利益、家族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与自己小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小家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大家利益；当道与孝发生矛盾时，孝要服从大道。因此，有三种情况孝子可以不服从父母之命：即当服从父母的命令会使父母处于危险境地，会使父母受到耻辱，会陷父母于禽兽状况时，可以不从命。这就是所谓的“大孝不孝”，其实这是一种更深更大的孝。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这种大孝的体现。宋朝寇准小时候家境贫寒，母亲过世。后来当了宰相，皇上赐他金帛。他回到家里，奶奶看到后伤心地哭了。寇准问她为什么哭，奶奶说：“你小时候母亲死了，想求得一块丝布盖尸体都得不到，哪知你今天却这样富贵了！”寇准听了心里十分难过，从此以后，他一辈子不积蓄私财，除自己所用，全部送给穷苦人家。大禹和寇准能以天下苍生为父母，把家庭之孝变成了全民之爱，把私爱变成了公爱，这是孝的高层次，是孝的典范。

孝不仅是人伦原则，也是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一种人伦精神。孝把天作父，把地作母，要求人类对待天地万物要像对待父母一样，按其本性来敬养它，这样就能够得到万物的恩惠。孟子说，不违农时，粮食就吃不完；不把细密的网撒向大湖深池，鱼类水产就吃不完；伐木砍树能遵守规定的季节，木材就用不完。相反，如果人类对天地万物不敬养，不珍惜，不爱护，最后受到伤害的，主要还是人类自己。臭氧层空洞、沙尘暴、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就是鲜活的例证！我们接受的是同一个太阳的能量，吸收的是同一个地球的营养，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饮用的是同一个水源，世界万物与人类本来是一体，我们“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爱护大自然和他人，就是在爱护我们自己；损害大自然和他人，就是在损害我们自己呀！

“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是对孝的人际关系的世界运用。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充分体现了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这种世界大同的思想，对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这种思想理念要求的是和平，而非征战；是认同，而非排斥；是合作，而非一味地竞争；是互惠，而非利己损人。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孝还是联结全世界五千万华侨的心脉。新世纪中华民族经济的腾飞，不仅是大陆之中国人的使命，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华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华人世界的维系，孝道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孝是人类必须要做到和做好的第一件大事，那么报恩则是人类必须要做好的第二件大事。“君子施恩不图报，知恩不报是小人”，“受人滴水之恩，他日当涌泉相报。”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一个知恩、感恩的人，时刻都想着为恩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于恩人的事情；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仅不思感恩、报恩，当个人利益与恩人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会不惜损害恩人的利益而保全一己之私，这样的人最不可信、最不可靠！因此，报恩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品德。

人类应报之恩主要有四种：即父母恩、师长恩、国家恩和人民恩。十月怀胎，一年乳补。经过父母二十年的精心呵护和培育，我们才得以长大成人。此恩此德，怎么报答都不为过。报答父母恩首先要养父母之身。父母辛劳勤苦了大半辈子，才把子女养育成人，而他们自己却一年年衰老，身患疾病。对子女来说，赡养父母不仅仅是法定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良机。其次要养父母之心。父母年迈多病，固然需要子女精心照料，但是父母更加需要的是心灵上的慰藉。因此，子女在工作、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世各个方面，都要谦虚谨慎，努力认真，做到让父母放心、安心、舒心，不让他们操心、担心、忧心。第三要养父母之志。父母一生有很多志向，有些实现了，有些没有实现，他们把许多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如果子女能够按照父母的期望和要求，认真做人，努力做事，在学习、工作和社会上有所作为，有所造就，就是对父母恩的最好报答，父母会为此感到最大的满足和欣慰。这是报父母恩。

父母虽能生养我们，但是如果没有师长，我们就不懂得礼义和道理，就学不到文化、科学、知识，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和地位。所谓“尊敬不如从命”，对师长最好的报答就是要谨遵师长的教诲，牢记师长的要求和期望，不断地学习，刻苦地专研，努力地工作，有所作为，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到自己的学生和属下取得了成绩和进步，师长就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和荣耀。这是报师长恩。

我们能够在和平、安定的环境里工作、学习和生活，这完全得益于国家恩。国家培养军队和警察，来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立学校，让我们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健全医疗机构，让我们能够健康地生活；建设公共福利设施，让我们能够得到比较充足的生活保障。此恩此德，我们只有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加倍努力工作，并争取做出较大的成绩和贡献，才能够报得。这是报国家恩。

我们的衣、食、住、行和日常所用的一切，哪一样不是人民给予？纺织工人每天勤苦织出的好布，自己却穿着不起，而我们经常在挑肥拣瘦；农民锄禾日当午，起早贪晚收获得来的粮食，自己却舍不得吃好的，而我们经常在大吃大喝中无益地浪费；有些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的楼，也没住上楼房，而我们却经常调来换去，还不如意称心；有些革命老区至今不通道路，而我们有些城市的道路，今天铺上，明天挖开，损失浪费惊人！扪心自问，没有人民群众，哪有我们今天的丰衣足食？没有人民群众，哪有我们现在的一切一切?可是现在，我们有些人民群众还吃不饱，穿不好，住不暖，甚至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得不到！我们是怎么报恩的？我们一些人民群众仍然在艰苦中工作，在艰难中生活，而我们有些人却一天天悠哉游哉，还这不称心，那不满意，吃完肉放下饭碗就骂娘！拍拍良心，我们每天都创造了什么价值？我们对社会到底有些什么贡献？我们的贡献真的就比人民群众的贡献大吗？我们真的就应该如此地奢侈、浪费和享受吗？现在，是我们应该仔细地想一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这些问题想清楚以后，我们才能明确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工作，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我们的社会，以什么样的心境对待人民群众。只有这些?罨镜奈侍獾玫搅私饩觯颐遣拍芄惶峒敖饩銎渌侍狻H绻庑┳罨镜奈侍舛嫉貌坏浇饩觯渌氖虑樵蛞磺卸嘉薮犹钙穑蝗绻庑┳罨镜氖虑槎疾豢先プ觯甲霾焕矗萏缸銎渌魏问虑樵蚨际窍仿郏际窃谧云燮廴硕眩?nbsp;

四、结束语

最后，用三个寓言故事结束我的论文。

寓言一：从前，在喜马拉雅山，有一种鸟身上长着两个头，人们叫它“双头鸟”。有一次，“双头鸟”的一个头看到另一个头吃了一个香甜的果子，就嫉妒起来。心想：“你吃好果子，我就吃毒果子，让你也不好受！”它真的吃下了毒果子，结果整只鸟都被毒死了。

根基范文篇5

（一）中国近代的三次立宪选择

中国二十世纪有三次立宪选择机会，清末立宪的宪政实践错失机遇，辛亥革命为第二次立宪选择的机会。此后国民党政党伦理乃逐渐形成，核心架构是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孙中山，一支军队：国民军。其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政党伦理对于儒家伦理实现了成功转化，对于传统意识形态资源实现了成功征用。1945年为第三次立宪选择。中共的政党伦理在1945年基本形成，思想实现了对于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进一步征用。国民党和中共建立的政党伦理成功整合与转化了传统政制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把宗法伦理转化为政党伦理，把中国社会从宗法社会转变为政党社会。

在近代中国的政制转型中为何会产生政党伦理呢？道统与政统的冲突是一个重要线索。在近代中国从文明共同体向民族国家演变的过程中，建立强大的权威与自由民主宪政的现代性不可兼得，由此产生政统与道统的对立。国共政党伦理分别建立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而中国的道统危机由儒家担当，承继文化命脉的一翼即道统。

政党伦理对于宗法伦理成功地实现了转化。政党伦理的人民宗教，以人民代中国传统政制的天命与西方政制中的上帝，政党权力来自于作为上帝的人民。政党伦理的人民主权原则因而不同于美国宪政中的人民主权原则，“我们美国人民”的人民乃是上帝之下的人民，而不是政党伦理之中自身就是上帝、人民之声即上帝之音的人民。但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期论：通过专制、独裁之手段实现宪政、民主之目的，混淆了政治的原则与策略、以及理论与实践，其未充分意识到内在的巨大冲突。而使专制手段得到制约的制度设计，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二）宪政中华是否可能

建设宪政中华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1982年中国宪法序言说“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同一宪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宪政中华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的宪法共同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建构，乃是从既有的中华文明共同体转变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未来的政治统一则要建立中华民族的宪法共同体。

世界社会的形成促进宪政中华的建设。全球化浪潮推进了世界社会的形成，这使中国法治、宪政建设的视野从民族国家扩展到全球社会。世界社会、全球社会的背景对于中国宪政建设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宪政中华作为新开端的重要意义是，其中存在着中国政治改革与人类第二轴心时代即人类文明重大转型的复合。

建设宪政中华要创造性地转化两个传统：儒道佛旧传统，以及国民革命和1978年之前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新传统。对于国共政党政制新传统，以及儒道佛政制旧传统当给予深入的研究，恰当处理传统与现代化、中国既有政制与世界宪政潮流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宪政建设的真正成功在于实现从政党伦理到公民伦理的转变。宪政中华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公民伦理的建设。公民伦理应恰当解释自由与传统的关系，实现对传统同情的而又批判的理解，从而解决中华文化的内在冲突，解决中华文化心灵的精神分裂。

建设宪政中华的进程中当处理好坚凝与扩展的关系。“坚凝”一语出自《荀子·议兵》：“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得之则凝，兼并无强。古者汤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坚凝与扩展的关系，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就是熊十力先生所讲的翕辟成变。如圣经中摩西与耶稣、保罗的退隐与复出；英国人在世界历史中暂时退隐，复出时带来了工业和宪政。百年宪政史之中，有坚凝与扩展的阴阳节律的互动：1898-1909年为坚凝期，1909-1927为扩展期；1927-1945为坚凝期，1945-1949为扩展期。目前则处于新的坚凝期。坚凝期对于一个组织而言，任务是理论和组织等的生长成熟，如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5年的坚凝期形成了的核心领袖、思想的指导理论以及成熟的干部队伍，成功完成了一个政党组织的核心建设。从而在其后1945年至1966年革命和建设的扩展期取得了巨大成功。坚凝期对于宪政中华建设之大业而言乃是积累宪政的力量与社会条件，?刍苷谢母胫?/P>

二、宪政中华的正当性根基

建设宪政中华要处理正当性问题、民族理论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人权问题以及国际关系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面对当代中国主要社会问题，形成对于中国公共性问题的整体方案，其根基则在于正当性观念的寻求。

哈贝马斯认为，正当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1]只有政治制度才需要正当性。正当性的要求与用社会一体化力量维护社会的由规范决定的同一性相关。正当性是表明，怎样和为什么现有的或建议的制度适宜行使政权，从而使社会同一性的决定价值得以实现。[2]中国政制有三种正当性：宗法伦理的正当性，政党伦理的正当性，以及公民伦理的正当性。中国政制转变的线索是奉天承运的天命观转变为政党正当性，再变化为人民主权的整体性正当性。公民伦理对于政党伦理的重大超越之一就是不再以政权为中心问题，而以政体为中心问题。

宪政中华的正当性根基关系到内圣的意义之域，与外王的公共之域的关系。在意义之域，中国新政制的观念要恰当处理自然法、约法传统与天道、真如传统的关系，就是高级法与天道的关系。而自然法、约法、天道、真如观念综会而成的中道观念可以成为宪政中华正当性的根本观念，为公共之域的民主与法治提供正当性来源。在公共之域，则涉及民主与法治的关系，要坚持产权、人权、主权、分权、法治五项原则。而意义之域与公共之域则存在着不一不二的互动关系。人民主权原则是正当性的轴心原则，人民主权把中道转换为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安排，如横向的权力制衡与纵向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程序理性的整体性的正当性是公民伦理的正当性论证，也是中华政道的核心内容。

中国正当性危机的解决不仅要建立民主与法治的制度框架，更要解决民主与法治的观念基础。民主与法治本身需要论证，其正当性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程序理性则是对于中国儒道佛旧传统、政党伦理新传统，以及其与哲学神学关系的创造的解释与创造性转化，由此而重建中国宪政的正当性论证结构。程序理性就是悟性、或生命理性、或者说常识理性。程序理性的正当性对于人性采取中项假设。正如麦迪逊所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3]人性不是本善，也非本恶，人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光明与黑暗、无穷大与无穷小之间的一个中项，是一个有限物，所以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地趋于腐败，需要有对于权力的内在与外在的控制。而宪政就是以权力、权利、社会等控制权力，保证权力合法正当行使的观念与制度。

（一）意义之域与公共之域

西方政制的传统架构是政治与宗教，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上层与下层关系，而中国传统政制则是修齐治平、由内圣而外王平面展开的模式，上下、内外关系的模式在一个对话逻各斯的时代皆遭遇到重大的挑战与危机。这里初步的整合方案乃是提出意义之域与公共之域的关系模式。

中国问题包括意义危机与公共生活危机两个方面，二者构成中国问题的复线结构。意义问题之中存在诸神之争的多元格局。中国的意义理论可能孕育出新中道，而中国的公共问题则需要新中华政道。新中道就是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传统，这里的中道是一种公德，类似于罗尔斯所说的交叉共识。

意义之域与公共之域的关系是内圣外王关系的新形式，为此值得深入考察近代以来曾国藩、孙中山、、邓小平的人格结构与事业之间的关系。

（二）意义之域的自然法、约法与天道、真如观念的关系

怎样处理儒家道家佛教与哲学神学之间的关系，这是中道以及中华政道的中心任务。这在中华政道之中就是自然法、约法与天道、真如观念的关系问题，在中道之中就是儒道佛哲神五学的关系。新的综合的可能是通过程序理性的正当性，而实现自然法、约法观念与天道、真如观念的综合平衡，由此而可以整合出中道的观念。中道观念则需深入研究儒道的中道观念，佛学的八不中道观，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以及基督教神学的中道观。

中国宪政的巨大困难在于缺乏通过制衡获得发展的传统。五学的张力结构即儒道佛哲神的五学关系，以及自然法、约法、天道、真如观念之间的张力，可以为中国宪政提供恰当的动力机制。而由自然法与约法整合成的高级法观念与天道观念之间的张力结构，以及公共之域中的民主与法治、法律与政治的张力结构为中华新政制的自生秩序的演进与形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三）公共之域的民主与法治

公共之域的民主与法治关系，就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为此首先要回答政治观问题。

中国近代以来主要有两种政治观，即孙中山众人之事的政治观与划分敌我的政治观。孙中山先生认为“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4]则是划分敌我的政治观，即法家与马克思相结合、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政治观。从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发问，到后期的十一次路线斗争理论，以及的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思想，一以贯之的是矛盾分析与阶级分析的敌我政治观。这两种政治观需要新的综合，中国宪政建设需要形成新的政治观。

孙中山众人之事的政治观与划分敌我的政治观存在着综合的可能性。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观是没有敌人的政治观，是和平的政治观。则以划分敌我为其政治的起点，也为终点，敌我论与矛盾论贯穿一生。有空间无时间的政治观对于儒家政治观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邓小平三个有利于以及和平与发展的政治观，乃是对于矛盾与和平两种辩证法的整合，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和谐辩证法以及近代以来冲突、斗争辩证法的新的综合。邓小平的政治观体现了冲突与和谐的平衡。孔子说，政者，正也。儒家的为政，是修己以爱人，修己以安百姓。那么政治，就是公正之治。而宪政，就是立宪的政治，就是立宪的公正之治。宪政中华的政治观可以创造性地解释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公解说产权、人权、主权、分权、法治等宪法的基本原则。

划分敌我可以在宪政的政治游戏中进行。宪法作为政治游戏规则意味着政治的敌我双方都要遵守宪法规则，这就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所说的“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处于宪政的政治游戏之中的敌我双方彼此乃有真正的友爱，告别暴力抢夺天下、强权即是真理的政治传统。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具体体现在宪法安排的五个原则，即产权、人权、分权、主权和法治原则之中。公民权利主要是产权和人权原则保证的，而主权与分权原则既授予国家权力，又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权力制衡机制限制、约束权力，以保证权力的正当行使，法治原则实现权利与权力制度架构的恰当安排，实现社会秩序的客观、理性的治理。

（四）中道与程序理性的关系。

自然法、约法、天道、真如如何向民主与法治转换，这一问题就是心性论与外王学的关系，即意义理论与公共理论的关系，中道与程序理性的关系。

程序理性是公共之域的核心观念。程序理性的内容则来自意义之域，故程序理性是中道观念的一部分。中道作为自然法、约法与天道、真如观念的整合，为民主与法治的程序理性观念提供正当性来源，而人民主权原则是正当性的轴心原则，人民主权把中道观念转换为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横向的权力制衡与纵向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程序理性认为内圣与外王、意义之域与公共之域的关系是不一不二的关系。意义之域与公共之域首先要分，所以政治与宗教要分离，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人民、政党等不可替代上帝与天道等至高者的位置，程序理性由此而是天道、上帝之下的理性。但是意义之域与公共之域毕竟不可完全分离，在人性之中同时并存意义的中道与公共的政道，中道与政道在生活世界之中合而为一。

程序理性对于天人关系、个体与社会关系以及身心关系，采取对立－变化－统一的整体与辩证观点。程序理性整合了启蒙理性的理性与进化两个观念，采进化理性的态度，程序理性是生命理性，是进化理性，也是常识理性。由此程序理性是理性与悟性的合一。程序理性要处理规则与秩序、民主与法治、自由与传统三大问题。程序理性提供了一种超越事实与价值、自然法与实在法二元对立的可能性，即通过程序与议论达成一致的解释，进而实现法律与道德两行、民主与法治互动平衡的整体性法治秩序。

程序理性的正当性，是中华政道的公民伦理的正当性论证，构成中华政道的核心内容。程序理性既是返本开新，也是儒道佛传统与哲学神学的会通。程序理性对于旧传统、新传统，以及与哲学神学关系的理解与解释的基本策略是解释学的立场，强调经由实践而生成新的政制传统。

中华政道的基本内容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伦理、法治秩序。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斯密、休谟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以及门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政制安排则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两个方面、自由平等博爱和平正义五项原则、立法行政司法权利政党选举监督中央与地方关系八项制度为核心的宪政，公民伦理的内容主要是主体意识与契约意识，社会秩序则是由普通法、大陆法、中华法综会而成的法治秩序。中华政道是人类法治与宪政智慧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传统、现实需求激荡会通的结晶。

三、中华到宪政之路的全民共识建设

中国宪政的实践问题是法治中国、宪政中华如何可能？仅就建设宪政中华的一个条件即凝聚民族共识而言，需要推进以下工作：

（一）彰显宪政中华作为公共性问题的重要性，形成宪政论坛。

中国宪政问题应作为公共问题而被提出，当形成全社会的宪政论坛。如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公民社会的建设；中华宪政政治文化的建设：仇恨、斗争的政治文化向宽容、和谐的政治文化的转变；民族和解与统一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基本权利保护问题；法治模式及宪政制度框架问题；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化城市化工业化问题等都需要广泛深入的思考和讨论，以促进宪政建设之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智慧的提升。

（二）推动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问题的核心是回答：共和国需要什么样的公民？腐败的精神渗入我们生命的骨髓之中。而教化与教育是公民精神的防腐剂。正如《礼记·经解》所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三）促进宪政制度的演进。

建设宪政中华的三个要点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经济建设中心的内势，需佐以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外势，以实现中国社会的综合平衡发展。

中华民族当沉静地深思百年宪政史的经验教训，理性平和地观察汲取人类宪政的智慧，从而在新的宪政扩展期，把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跨越中华民族历史的三峡，审慎而明智地实现建设宪政中华的千秋伟业。

[1]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62页。

[2]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68页。

[3]《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

[4]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附：简评SARS事件

中国社会进入跨越历史三峡的政治峡谷时期，却是真实的。如果不明历史三峡的性质，则中华民族面临巨大危机。

政治正当性有两个来源：天命和民意。毛的贡献是把传统的天命观与共产主义的人民主权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因其隐晦，许多人并不觉察。然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天人感应论影响汉以后的政治，直到现在。

SARS最大的危机，第一是唤醒人们注意到这种关联，同时却动摇了这种关联。

其次，精英掠夺大众的格局发展到危及与工农的隐性契约的地步（郑永年），从而民意基础也被动摇。

根基范文篇6

各位领导，同志们：

最近，总书记作出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重要批示，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党委理论中心组先后召开学习会，深入研讨了关于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坚持执法为民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7月31日，公安部又召开了电视电话会，全面启动了执法为民教育整顿活动。我们县局党委按照市局的统一部署，通过对中央和公安部领导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及有关文件反复认真的学习，充分领悟了精神实质，本人深受鼓舞，感触颇多。借这次学习会的机会，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一、几点体会

1、执法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公安战线的具体运用。

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基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党的宗旨新的概括和发展。总书记“人民公安为人民”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延伸到公安战线，要求公安民警以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要求，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部长提出“执法为民”，是对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得的高度概括。执法为民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重要指示一脉相承，同为一体，都贯穿着“亲民、爱民、为民”的思想。执法为民是对“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进一步具体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公安战线上的具体运用。因此，我们要开展好执法为民教育整顿活动，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唱响“人民公安为人民”的主旋律，并以此为思想武器解决为民执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2、“观念革命”体现了公安部教育整顿的莫大决心。

公安部提出“在执法思想观念上来一次革命”。省公安厅也提出“推进执法思想观念新的革命”。这次革命的基本要求是：思想上拨乱反正；观念上正本清源；行为上脱胎换骨；措施上推陈出新。这些措辞十分强硬，不留余地。尤其是“革命”一词，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在公安机关文件中首见。这次“革命”是公安机关自己革自己的命，进行一次自我解剖、自我调整和自我提升，目的是击碎一个脱离群众旧的形象，开辟一个执法为民的新天地。从这里我们看到公安部下了莫大决心，也给了我们基层公安机关以莫大的力量。乱世用重典，重病用猛药，要使公安机关的宗旨和性质不发生改变，开展一次出重拳、动刀子的自我革命显得十分必要。

3、强有力的措施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心。

公安机关存在的问题是多年来形成的，可谓积重难返，加之受社会阴暗面的影响，我们的执法环境不好，以致近年来多次整顿收效不大。鉴于此，本人对这次执法为民教育整治能否奏效有过疑虑和担心。但在认真学习了部长给中央领导的报告及中央领导批示后，感到这次整顿有了坚强的后盾，公安机关有了“尚方宝剑”。尤其是学习公安部、省厅两个学习会基本精神后，感到公安部制定的五条措施及部长强调的三个问题坚强有力，操作性强。感到省厅打一场“辽沈战役”的总体思想和五项措施，部署慎密，钢性突出。本人心中疑虑顿除，坚定了必胜的信心。坚信照此措施运作，一定能够取得这次教育整顿的全胜。

二、工作措施

1、转变执法观念，解决革命的认识问题。理论是革命的先导。历史上历次革命都有自己的理论。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正是有了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才取得了建国、富国的成功。公安机关的这场革命，也要有正确理论来指导，这个理论就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书记及其他领导的重要批示，以及公安部领导讲话和有关文件。有了革命的理论，还要使革命者掌握理论，解决革命者对革命的认识问题，这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又一个条件。公安机关的这场革命，需要公安队伍全警动员，组织全体民警认真学习这次革命理论，必须反复学习，认真学习，切实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个核心问题。使每名民警在理念层面上更新执法观念，坚持执法为民，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和权力观；在意识层面上突出服务，时刻以人民满意为标准，把服务贯穿于执法全过程，摆正自己的公仆位置，克服以特权思想；在心理层面上体现保护人权、形成自觉维护公民生存、安全与自由的心理定势，杜绝滥施处罚、滥用职权现象。在此基础上，教育民警提高对这次教育整顿重要意义的认识，使他们既端正思想，做好忍受阵痛的心理准备，又卸下包袱，轻装上阵，积极参加到这场革命中来。

2、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革命的对象问题。曾说过：“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公安机关的这场革命虽然不是解决敌我矛盾，但却是解决为民服务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尖锐斗争。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解决革谁的命的问题。这场革命的矛头所指，应当是影响警民关系的突出问题。只有找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目前公安机关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不履行法定职责，漠视群众危难疾苦，见死不救，有案不办，执法不作为的问题；耍特权、抖威风、刁难欺压群众，伤害群众感情的问题；滥收滥罚，利用权力搞创收，侵犯群众财产权益的问题；违反程序办案，滥用强制措施，刑讯逼供，侵犯人权的问题；包庇放纵违法犯罪活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问题。这些只是显而易见的表层问题，更深刻的问题集中在一点，就是宗旨观念模糊，在“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发生扭曲和偏向。在教育整顿中我们既要整治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更要整治带有地域性、个性的问题，这就需要深查细挖：一要个人自查，要求把个人的问题说清楚；二要组织调查，要查民警的行为史、查民警的交往关系、查民警的执法活动、查民警的进出场所；三要互相揭摆，组织民警相互揭摆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四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尤其找案件当事人及亲属征求意见。把本单位和民警个人存在的问题找准查清，加以梳理，然后逐个问题加以解决。这场教育整顿的关键是要解决问题，问题不解决，其他都无从谈起。

根基范文篇7

关键词：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三权分立与制衡普通法传统

司法审查制度是宪法学界一直关注的对象，对于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司法审查制度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比较法的视角来分析其他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材料，而对于这些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基础的探讨则是值得重视的工作。而中国宪法学者们恰恰忽略了这一方面，本文拟以美国司法制度为分析对象，探究其建立基础，以期为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

马歇尔判决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建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对这一判决书面文字之后的背景因素的探讨，可以扩展成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

一、启兼思想家的思想启蒙

洛克，孟德斯鸿被公认为是对美国宪政体制建立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中可以找到司法审查的依据。洛克和孟德斯鸿都认为现代宪政的逻辑起点和道德前提是人民主权，而实现方式则是代议制民主，但是民主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民主虽然是控制个人或者少数人专制的一种手段，但却可能产生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人暴政”，从而压制或者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所以，民主也需要控制，而控制的手段就是分权与制衡。尽管洛克和孟德斯坞在具体的分权方式上存在差别。洛克将政府权力分为立法权和行政权，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司法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与此相反，孟德斯鸿认为必须把司法权和行政权放在不同人的手中，立法权和行政权要相互平衡和制约。但是对于何为“平衡和制约”，孟德斯坞并没有给出精确的回答，特别是对于司法权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制约，在孟德斯鸿的理论中并没有给与很多关注。从一定程度上讲，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宪政机制不仅是对洛克，孟德斯鸡思想的落实，更加是发展。美国制宪先贤们将自己对美国这一块充满了生机活力的土地在政府构建上的设想与理想赋予了美国宪法和宪政，从而真正建立起了被称为“对世界最大贡献之一”的宪政制度所以，对制宪先贤们的思想有必要加以追溯。

二、制宪先贤对权力制衡理论的发展

对美国制宪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在研究美国宪法领域己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从关于制宪会议的材料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制宪先贤们的宪法思想。

制宪会议主要就建立下级法院，任命法官的方式，以及联邦法院的裁判权范围进行了讨论并最后体现在宪法中，而关于联邦法院在法律和宪法冲突之时，宣告法律无效的大权，在此时竟只字未题。但是在会议期间这个问题被威尔逊、麦迪逊、古维纳·莫里斯、鲁弗斯。金、格里·梅森及路德·马丁等人所强调，他们赞成联邦司法部门应该将不合宪法的法律宣布作废。换句话说，大会这批带头人都承认这项权力是存在的。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汉密尔顿认为“解释法律条文，自为司法机关之正当任务，乃其组织上所特有之职权，故法官皆应视宪法为国家之基本法律，阐明其意义，并应对立法机关所制定之任何特殊法规，确定其是否与宪法相符。倘有歧异之处，即应根据宪法加以纠正之汉密尔顿还强调，宪法与其他法律发生冲突的话，其他的法律必须服从宪法。这样说来，制宪先贤们的讨论和意见也为马歇尔判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公务员之家:

三、英国普通法传统的影响

美国在独立之前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沿袭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在普通法中，法规或制度的演变或是创新，主要是基于司法实践以及司法经验和惯例的积累和发展。这种习惯和传统，在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关于本次判决，尽管宪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宪法是优越于普通法律的最高法规及法院也有应该尊重宪法的义务为理由，可以在裁判具体案件时，审查适用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这种对应方式在美国是很自然的。

另外，如前所述，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以前，美国在州一级法院己经存在司法审查的判例。1786年罗德岛州的特维特诉维登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案例。在该案中，州最高法院法官认为罗德岛州议会立法“不得人心并违背州宪法”，使其最终失去了法律效力。这为马歇尔的判决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案例。

根基范文篇8

一、坚持党的指导思想，打牢党的理论根基，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生命线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思想立党、思想建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党的思想旗帜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同志指出：“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提出的三个衡量标准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第一条，这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灵魂。如果偏离了这一点，党的先进性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因此，坚持党的指导思想，打牢党的理论根基，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生命线。

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思想建党的任务，在一个落后的、以农民成分为主的国度里，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加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把大量的非工人成分出身、甚至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转变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但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思想上入了党，才是真正入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过程中，在造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合格党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了党的性质、党的方向、党的面貌，是党的先进性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思想建党，绝不是关门学习，闭门造车，而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一个最主要的思想武器，这就是同志提出并倡导的实事求是，陈云同志把它阐释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没有这一点，就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丢掉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要么成为教条主义，要么成为机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决不能把凝固了的、僵化了的、脱离了实际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弄假成真。在中国，什么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呢？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成果一样，科学发展观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长期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三大成果之间，有一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这一科学论断是对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比如，同志论述过事关发展全局的十大关系，并提出了统筹兼顾思想；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志总结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稳定的十二大关系，并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等等。这就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一旦传入中国，就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它的存在和发展绵延不断，就像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长河一样，代代相传，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我们党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不断加强思想建设和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先进性建设不竭的思想源泉和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中断，我们党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的进程不中断，党的先进性建设就不会中断。

二、充分发挥“两个先锋队”作用，打牢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长远之计和根本之计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两个先锋队”的作用。“两个先锋队”的作用发挥得好，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有了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阶级属性。如果偏离了这一点，党的先进性建设就会丧失阶级基础。同时，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最大公无私，最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的根本利益是与其他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一致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正是因为我们党能够始终做到这一点，党才能够在任何复杂的局面中，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始终成为领导全国人民的核心力量。把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基础。“两个先锋队”的作用，党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党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两个先锋队”的作用结合得好，发挥得好，我们党就有凝聚力、战斗力，我们的事业就由小变大，兴旺发达；什么时候“两个先锋队”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出现了偏差，我们党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和损失。

同时发挥“两个先锋队”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色。在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一特色发挥得极为充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一特色同样发挥得极为充分并具有了新的重要内容。

在革命战争年代，“两个先锋队”的作用是在对敌斗争中实现的，它在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集中打击反动势力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剥削阶级作为完整阶级已不存在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两个先锋队”的作用，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不论何时何地，不论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都应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目标，是非常重要而及时的。在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好“两个先锋队”的作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的先进性才能得以始终保持和充分彰显。

当前，我国人民内部各阶层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认清和把握这些新变化，就有可能在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个根本问题上陷入被动。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内部利益格局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认真研究工人阶级队伍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认真研究新的社会阶层的基本情况。同时，对一些重大而敏感的问题，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以创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这不仅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重大，而且对于增强和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学习好、遵守好、贯彻好、维护好党章，是建立党的先进性建设长效机制的必然要求

同志20**年1月6日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总结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践经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要始终把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这为我们探索建立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长效机制指明了方向。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推进这一工程需要有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党章从党的历史传统、思想根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性原则、组织制度等方面，全面地规定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本原则。因此，党章是我们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遵从的根本大法。

党章是一个政党的全部历史及其经验的集中体现。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就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实现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的历史，就是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进程中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在党章中得到了最集中、最概括、最科学的体现，成为我们党的传家宝，我们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新的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

党章是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是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集中体现。只有学习好党章，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从根本上打牢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思想根基。

根基范文篇9

一、和谐文化:支撑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范式,是一种与传统文化相承接、与社会基础相契合、与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先进文化,反映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

《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这为我们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基本内涵指明了方向。从构成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灵魂,它引领和主导和谐文化建设;传统的民族优秀文化是和谐文化的思想渊源,它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和谐文化包含精神、物态、行为、制度等四个层面。精神文化反映和谐文化的本质。从文化结构上看,精神文化居于深层,是其核心部分和本质,关涉到人的信仰和精神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不懈追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精神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它体现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认知和思考,对社会和谐目标的憧憬和追求。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最高形式,它决定着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和谐文化思想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深入理解精神文化的深刻内涵,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引领人们奋发向上的一面旗帜。

物态文化展示和谐文化的追求。物态文化是以艺术语言、动作、图像等手段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它不仅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电视等文艺作品,而且包括文化活动的方式与方法、载体与场所、组织与实施等。物态文化对人们起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必须按照六中全会的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当中,坚持正确导向,唱响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主旋律,加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文化阵地建设,弘扬真善美,创作生产更多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优秀作品,鼓励和引导人们体验和谐美感,崇尚和谐境界,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投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

行为文化是和谐文化在人们社会行为上的体现。行为文化包括社会管理、社会行为准则、社会道德、风俗习惯等。和谐的行为文化将无数个体自发、无序的文化形式和利益行为,以和谐理念、和谐精神整合为群体行为。无论是精神文化的理想与追求,还是物态文化的创作与展现,以及制度文化的规范与约束,都需要通过行为文化得以体现。行为文化是精神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是核心价值观在行为方式上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必须认真落实六中全会的部署,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培育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制度文化是和谐文化在制度机制上的体现。制度是一个文化体系中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规章和准则,是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相对于精神文化而言,制度文化更具有内在的凝聚性、结构的稳定性和时间的延续性。制度文化是人们为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以及对这些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如法律法规、制度机制等。它不仅对精神文化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与和谐理念的实现起着保障和促进作用,而且是精神文化转化为行为文化的桥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及六中全会作出的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制度保证。

二、和谐文化:崇尚“和合”、追求和谐的精神境界

《决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里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中的引领和主导作用。

建设和谐文化,就必须牢牢把握这一根本,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筑牢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必须按照六中全会的要求,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追求和谐理想。

应当看到,这里所强调的和谐理念丰富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它要求人们深刻认识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人与社会的依存关系、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以实现这几重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睦相处;在社会发展中增强合作意识,正确处理分工与合作、竞争与协调的关系,使社会各方在互利互惠中实现“共赢”;在社会交往中弘扬宽容精神,提倡沟通融洽、理解信任、恪守诚信、仁义相交、坦诚相待、关爱他人、乐善好施,共同营造一种自由宽松、民主和谐、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社会风尚。

这里所强调的和谐精神拓展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源泉。和谐精神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也是处理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制定方针政策的必要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包容万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为特征的“和合”精神,经过世世代代的锤炼、锻造,凝聚成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并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成为一种永恒的印记,镌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弘扬和谐精神,就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万众一心、共创伟业的生动局面;就要从满足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出发,广开致富之源,合理调解收入,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努力形成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局面;就要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用和谐的思想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努力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努力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

这里所强调的和谐理想深化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实现社会和谐是马克思主义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它既蕴含着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更体现着团结合作、和谐奋进的精神追求。树立和谐理想,就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凝聚人心、整合力量,引导人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自觉地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全体人民的追求之中,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生动实践之中。

三、和谐文化:倡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社会环境

《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这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整合下的和谐文化,具有差异性、包容性、互补性、平衡性等特征。和谐文化倡导“多音和鸣”、“琴瑟和谐”,主张“一主多样”,强调多样和谐,追求共存共生。

首先,尊重差异,体现了和谐文化的精神境界。差异是事物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和谐文化强调“合而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建设和谐文化,有利于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壮大,在多样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只有承认差异使千差万别的事物共生共存、处于合理有序的状态,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阶层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其次,倡导包容,体现了和谐文化的根本宗旨。“兼容并蓄”、“宽容海涵”,既是和谐文化的表现形式,又是和谐文化的根本特征。《决定》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和谐文化倡导的包容心态和宽宏气度,有利于人们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在共同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面对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特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整合起来,以开放开明的心态和气度,以博大的胸襟和风范,接纳不同思想观念和文化背景的人和事物,达到“殊途而同归”的目的,在全社会形成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和睦相处的社会氛围,不断增强社会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再次,强调互补,体现了和谐文化的基本原则。实现优势互补是推动事物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和谐文化倡导“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的互补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问题时不可偏执一端,而是要做到“宽猛相济”、“张弛互补”。体现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就是要坚持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充分发挥和谐文化的调节与整合功能,在治国理政方面,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在发扬民主的同时健全法制,在加强教育引导的同时加强社会管理,形成全体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局面。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要发挥资源、市场、人才等方面的优长,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依托、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复次,主张平衡,体现了和谐文化的根本要求。《决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经验告诉我们,对社会稳定与和谐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不公正,它是激化社会矛盾、酿成社会震荡的根源。当前,在权利、机会、规则、分配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不平等、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着力解决公平问题,全面推动社会平衡发展,是六中全会的一大亮点。这就要求我们建设好和谐文化,强调公平合理,坚持利益均等、机会均等的原则,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解决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均衡问题,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四、和谐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

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工程,对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着方向引导、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作用。

和谐文化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中最基础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片面强调利用和征服自然,一味向自然索取,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自然生态的严重失衡。和谐文化面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主张在开发、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珍惜自然。对此,《决定》把“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之一,并制订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这些重大举措的实施有助于规范人们对自然的行为,有利于调节人与自然的矛盾,进而达到“天人和谐”的理想状态。

和谐文化倡导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和谐,集中体现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和谐文化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主张通过“礼”实现“人和”,创造“宽厚处世、协和人我”的人际关系。和谐文化主张以“仁爱”为基本原则,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融洽相处、诚信友爱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最终“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

和谐文化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决定》指出,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传统文化主张以人为本,实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主张“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立足“先富后教”,倡导“讲信修睦、天下为公”,追求“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要大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讲正气、讲大局、讲奉献,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服务人民、奉献社会、报效国家的社会风尚。

和谐文化主张人与自我的和谐。《决定》指出,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人的精神世界包括心理、情感、信仰等多种要素,是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文化在调节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强调“贵和执中”、“允中”,将平和心理冲突、追求心灵和谐作为个体的价值目标。当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利益要求日益多样,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不仅存在着情感与理性、知识与信仰的矛盾,而且各种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的因素之间也往往存在着冲突。和谐文化能够通过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使人们拥有一种“尊贤而容众”的胸怀,不忌恨、不疾妒、不计较个人得失,与人为善而不施恶,始终保持身心和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五、和谐文化:追求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和谐文化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它的目标追求。

这一目标追求体现在发展观上,就是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决定》把坚持科学发展作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强调“社会要和谐”就必须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文化在引领人们以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把和谐的思想和观念熔铸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贯穿到发展战略、发展任务、发展举措之中,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力量都凝聚和引导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布局上来,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差距拉大、社会事业发展“短腿”、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等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通过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环境治理保护等举措,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根基范文篇10

一、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文化，从广义上说，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人类精神生产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继承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体现了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从属于民族文化，是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并正在打破国界，在全世界兴起，成为新世纪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企业文化理论吸收了行为科学、公共关系学、决策科学、管理学、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精华，其主要内容是在理性与科学实践的基础上行成的，包括：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目标、企业制度、企业创新、企业形象、企业环境和企业文化活动等。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手段，以激发职工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一种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的根本任务,是重视人、相信人、理解人、发动人、引导人、教育人、培养人和塑造人。企业文化的辩证法,是来源于社会，奉献于社会。企业文化就好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常常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是新世纪的必然要求

――知识经济已敲开21世纪的大门，并将以迅猛之势，给人类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是，知识经济的巨大威力只有在既有优秀企业文化，又能够与社会融为一体的企业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知本家”和“知识工人”的出现，表明了企业文化在21世纪的企业里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和巨大价值。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21世纪的竞争将会因经济全球化而加剧，超强的世界经济的竞争，对企业的经营思想、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都将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以适应扑面而来的全球化经济浪潮。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生存并有所作为的企业，没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就难以在世界大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企业竞争具体表现为产品的竞争，产品竞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企业文化的较量。企业文化较量的实体是企业高素质的员工队伍，高素质的企业员工队伍来自于比较完善的企业用人机制和良好的企业用人环境。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国家的文化，一个企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这个企业的文化。建立新世纪企业文化，是创造和谐的企业氛围和优良的企业环境,使企业能够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成功的企业总是与成功的企业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优秀的企业无不有着优秀的企业文化。20世纪50年代是分权管理发展时期，60年代是跨国公司发展与管理时期，70年代是矩阵组织和战略经营时期，80年代是企业文化兴起与传播时期，90年代是企业文化在全世界大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尽管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企业性质、基础、现状和所处的环境都各不相同，但是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所处的困境以及寻求出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建立新世纪企业文化。

――进入21世纪，全球信息化、跨国公司兼并、企业强强联合，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的企业将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的企业能否在机遇和挑战面前迅速转变观念和机制，关键取决于企业文化。因此，中共十五大确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长远发展，其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意义更加重大。

三、中国企业文化之根基

树无根不活，企业文化无根不立。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是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不得益于儒家文化。

美国学者彼得?伯格教授认为：“儒家文化展现出了经济的动力。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都很成功，尤其是在东南亚，便是个例证。”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是日本和韩国。在日本，企业家最喜欢读的书就是《论语加算盘》（又名《道德经济合一》或《实践论语》），被当作“致富经国之大本”。该书作者涩泽荣一生创办了五百多家企业，被尊为“日本工业之父”。他说：“我的经营中虽饱含着辛苦和惨淡，但是由于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目前在日本，不少企业家把《论语》作为日本工商企业的“圣经”，把其中的思想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方针。松下电器公司迄今还在其商业干部学校中，把儒家经典作为商业道德课的教材。韩国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真正祭祀孔子的国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都要在成均馆的大成殿举行孔子的祭祀典礼，政府派高级官员参加。韩国成均馆大学安炳周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说：“儒家思想对防止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良风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目前，西方对东方文化非常器重，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按说，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据此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应该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为什么落后了？这正是因为我们背离、甚至遗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回顾历史，东方文化远远早于西方文化，并极大地优越于西方文化，而东方文化的代表就是儒学。在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儒士阶层。到先秦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从汉代开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官学”，长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并广为传播，在亚洲一些国家形成了“儒学文化圈”，使儒学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学术文化流派。特别是自宋明以来，以儒学为核心，儒、道、佛三教合流，使儒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儒学的影响和作用下，中国古代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早在西方传教士从远东纷纷向西方传播他们一知半解的亚洲见闻时，西方人对东方世界便怀着一种不同于对待美洲新大陆土著文化的惊奇、神秘和敬畏感。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充分发展所达到的文明，远远高于欧洲的中世纪文明。东方文化出乎意料地达到了使东方人都不得不感到陶醉和惊异的高度，以至到了明清之际，统治者们开始妄自尊大，闭关锁国，实行了禁锢思想的高压政策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使儒学维护统治、维系人心的作用大为削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开始退步。而欧洲从15世纪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开拓世界市场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创造了新型的资本主义文明。到16世纪中叶，欧洲各国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大致上处在了一个水平上。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学大量流入，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把“孔孟之道”作为思想革命的重点，儒学的地位和作用再一次被削弱。

但是儒学致命性的浩劫还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而我们在干些什么?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就卷入了朝鲜战争，为此向前苏联借了十二亿美元。到50年代末，又搞起了“”、“”，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到60年代初，前苏联强迫我们还债，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到60年代中期，就人为地掀起了“”，而且一搞就是十年光景，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家在高速发展，而我们却在快速退步。我们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文化上遭受的损失就更大了。“”中，极左分子破“四旧”，立“四新”，砸孔庙，批孔孟，硬是把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命”给革掉了，把传统文化遗弃了,断带了。没有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心理迷茫了，思想混乱了，价值扭曲了，是非颠倒了。人们本来对自己都很有约束，可是到后来便肆无忌惮了。原来犯点错误自己就感到羞耻，到后来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了。后来竟然发展到以敢于犯规、善于越位为能、为荣这种不知羞耻的地步！大家都变着法地钻国家和集体的空子，想方设法地占国家和集体的便宜，反正公家的东西有我一份，不拿白不拿，直至一步步发展到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财、腐化堕落的地步，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难以挽回的损失。这就是我们背离和遗弃优秀传统文化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拨乱返正，中国人觉悟了，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应有的恢复和继承，《论语》被编进了小学课本，国家也开始实行德政。世界觉悟了，看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此，中国企业文化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基础之上。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中庸、知行等等。作为企业文化之根基，儒家文化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根基之一：宇宙人生的真相――“一体论”

“一体论”源于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它说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的关系。德国波尔教授指出：“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与天道哲学相通的，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它沟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和顺应。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与人既分又和，非一非异。天不是人，人不是天，所以相分、非一；但人又是天的产物，又内在融合统一,所以又相和、非异。“天人合一”首先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都是由天地演化而来的。人之为人本于天，人就是天的缩影。比如人的身体结构就是副天数的。天有365天，人有365个小关节；天有12个月份，人有12个大关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眼有开合。又比如人的情感方式与天也是一致的。天有风雨阴晴，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天有五星，位有五等，人有五脏，地有五方，声有五音等等。“天人合一”思想说明，自然天地好比人的父母，人人皆我兄弟，万物皆我同伴，天地万物与我本是一体。

第二，“天人合一”思想表明，天下万物之间是一种全息关系，即部分映视着整体，并凝聚着整体的各种信息。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表达的就是天下万理都聚集在人的身上。比如人就是整个宇宙的缩影，而人身上的各个部位又映视着人的整体。人的第二掌骨就是人整体的缩影，人体任一节支系统均有对应人体各部分的穴位，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全息单元，并每时每刻都与天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构成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把天之时、地之财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克隆技术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有为的思维方式。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只不过要求人在有为的时候，要爱天爱地爱人，做到既有所作为又与之和谐相处，不损害天地和他人，达到人与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德性的和谐统一。

“一体论”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都是一体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论”强调的是“一”，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要和谐、团结和统一，不是“二”，即不应该分别、矛盾和冲突。“一”代表觉悟，“二”代表迷误。“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就是觉悟，“同床异梦”、“离心离德”、“三心二意”就是迷误。说一个人“二虎”、“二的呵的”，就是说这个人分了、“二了”、迷了、错了！

“一体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建设之根基，表现为两个特色：一是社会主义特色，主要体现在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代表着个人、集体、社会、人类的共同利益。它要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生存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特色，主要体现在儒商精神。儒商是明末清初产生的贯彻儒道精神的商人，其主要特点是以德为本来进行商贾。儒商精神首先是引道入商的大气魄。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经商绝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经商的同时还要有大眼光、大手腕、大气魄，具有大商贾的长远战略目标。其次，儒商精神是吃苦耐劳、敢于发展自己、善于应战，同时又具有一种坚韧不拔，善于和光同尘、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智者精神。第三，儒商精神是把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他们以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念来经商，追求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高度协调和统一。

“一体论”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以满足社会和顾客的正当需求和欲望为导向的企业经营哲学。它要求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和顾客正当需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制造或销售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从企业构想，到商品服务的设计、定价、促销、分销的规划与实施的全过程，不仅要努力满足社会和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欲望，并由此获得利润，同时还要求整个经营全过程都要与消费者和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相符合、相一致。正确处理企业自身利益与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全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全方位考虑，求得三者利益的平衡、统一。当三者利益关系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企业首先考虑和保证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其次考虑和保证的是消费者的利益，最后才是企业自身的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消费者的正当利益得到了保证，企业的自身利益也就自然在其中了。也许，企业会因此暂时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但是企业也必定会因此获得长远和更大的利益。这种规划与实施不是始于产品生产之后，也不是终于产品售出或服务完成之时，而是包括了产前与售后的一系列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它不仅仅限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流通领域，而且还渗透到生产和消费领域之中，即决定生产和销售产品的主权不在生产者和销售者，也不在消费者，而在于三者的共同利益与全社会长远利益的协调和统一。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

根基之二：人类应有的态度――“天下为公”

“人之为人本于天”，人的本性即天性，天性是无私的，是公正的，是平等的。太阳照耀着大地，给万物以生存的能量，却不求任何回报；地球忍辱负重，滋养着万物，也没有任何所求；树木和海洋供给着万物以必需的空气、水分和资源，容受的是万物排放的垃圾，所不同的是，树木高高在上，所以经常被砍伐，而大海所处的位置最低下，而且什么都能容纳，什么都能忍受，百川都归于它，所以永远称其为大。

“公”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方向，是符合天性、人性的，是正确的选择。“公”意为“公共”、“公正”、“公平”、“公开”、“共同”等等，代表的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和统一。《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既反映了人类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也表达了人类期望“天下一家”的共同愿望和追求，是与社会主义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一致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的根本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基本国情、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的高效率、高利润的有机结合。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有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就是我们似乎过多地注重了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忽视了其深层次的东西；过多地注重了他们的经济模式，而忽视了其经济模式背后的文化背景；过多地注重了对其经济体制的模仿和实践，而忽视了对其政治体制的研究和参考；过多地注重了人家的优点和长处，而忽视了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和社会主义优越之处，有人还得出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什么都好、什么都适用，甚至要全盘西化的错误结论。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拿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来看。美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虽然它能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吸取众长，但是其文化底蕴并不充足，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够学习和借鉴的。如美国的价值观念，是以现实具体的“工具合理性”取代抽象普遍的“目的合理性”的价值实现态度，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的行动主义行为方式，平等独立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和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理想，因此实用主义哲学已成为现代“美国精神”的核心。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康马杰把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描述为“权益的哲学”、“民主的哲学”、“个人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哲学”和“需有冒险精神的哲学”。他总结性地写道：“实用主义的这些特点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性，……实用主义的特点是切实可行、民主作风、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天然形成而不露痕迹、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奇妙地同一般美国人的气质一拍即合。……从某种意义说，美国过去的全部经历已为实用主义的诞生做好准备，如今好像又为它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和依据。事实上，美国本身就是一场已经赢得的，一次取得成功的实验；……美国人实际上一直就是工具主义者。……实用主义尽管遭到实力更加强大的哲学家们排炮般的攻击，但是它仍然日益壮大，几乎成为美国公认的哲学，这是不足为奇的。对美国人来说，实用主义似乎就是事物的常识，……实用主义不仅同美国民族性一拍即合,而且它的推断和结论同最真实的美国思想和谐一致。”在这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的这种“实用主义”、“个人主义”、“机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是与社会主义“天下为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相违背、相矛盾、相冲突的，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反对、抵制和摒弃。

当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也有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之处。如美国人共同信仰的基督教所倡导的“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盗”和“爱他人胜过爱自己”等，都是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品德。在这些方面表现最优秀的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和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本可以再任第三届。但是当华盛顿看到这样做会对美国的未来不利时，便主动提出美国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的提议，他的提议得到了采纳。这是一种既高尚又伟大的舍己为国、舍己为民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精神！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以“诚实”而著称于世，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一生致力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美国文化和优秀领导人的引导和影响下，美国人形成了重质量、重信誉、重公德、重形象的优良品质和企业文化，这是美国市场经济如此先进、如此发达的重要原因。

对比之下，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受“”余毒的影响，在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做假帐、报假数字、搞假审计，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做“一锤子”买卖，甚至坑、绷、拐、骗现象；存在着公家东西小到办公用品、公共设施，大到国家资财、水利工程，什么都敢要，什么都敢拿的行为；存在着上从国家领导人，下到企业经营者，明知自己德性、能力、水平不行，却偏偏执意不肯主动让位，误国、误企、误民、误己，非到实在不得已或者出了问题，才不光彩地退位的情况。如陈锡同、成克杰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缺乏内在约束，即自我道德伦理的约束；二是缺乏外在约束，即制度和纪律的有效约束。因此，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公”的方向，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模式，把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基本国情、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当务之急，要在企业员工中建立起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价值标准、道德行为准则，建立起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用公认的伦理道德约束人的心理，用比较完善的体制约束和激励人的行为，使企业员工树立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崇高的人生价值观念。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顺应“天意”，“天意”即民心，就是天下为公，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肩负起发展经济、兴企富民强国的历史使命；“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以儒学为主体的东方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建立起强大的道德支柱和精神动力；“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生存环境和文明成果，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厚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根基之三：人类最基本品德――尽孝报恩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做企业实际上是在做人。制度固然重要，但是制度都是由人定的，而且制度本身没有完善的，都需要人去不断地改进，需要人去具体执行。人只有自觉、自愿地遵守和执行制度，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执意要违犯制度，制度本身并不能够阻止他。所以，在体制、机制和制度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人就成为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引导人的这种自发性，儒家文化的尽孝报恩思想能够解决人的自觉和自我约束的问题。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从做人的最基本品德――尽孝报恩开始。

“孝”是儒家文化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内容，是天地大道的直接体现。《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教”字就是由“孝”和“文”组成的，说明一切教育都要从孝开始。黑格而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曾这样分析：“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教’。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的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马克思?韦伯也曾把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基督教做过比较分析，他说：“中国人所有人际关系都以‘孝’为原则。”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孝”不仅是中国基本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且也是现行文化的灵魂。现代社会文明需要孝道，新世纪企业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孝道。一个孝道都做不到、做不好的人，其他什么事都不可能做到和做好，因此，孝是人类必须要做到和做好的第一件大事。

孝有小孝、中孝和大孝三个层次。“敬养”谓之小孝，“不辱”谓之中孝，“立嗣有后和顺应大道”谓之大孝。“敬养”是孝道的开始，是“事亲”。《孝经》指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因此得出“只有在家为孝子，才能在朝当忠臣”的结论。但是“敬养之孝”只限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所以称为小孝。“不辱之孝”，是指不伤身，不辱亲。所谓“不伤身”，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受到伤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体现着父母的大恩惠，子女只有使用的权利，没有无益伤害的权利。所谓“不辱亲”，是指子女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三思而后行，慎之又慎，不能因为自己的过失给父母带来不良的影响，让父母操心、担心、忧心。相反，子女在工作、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世中，要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建功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光宗耀祖，让父母放心、安心、舒心。“不辱之孝”是孝与社会的关系，所以称为中孝。“立嗣有后和顺应大道”，是指不仅要让家族、家业和家德代代相传，而且还要顺应天地之大道。即当祖宗利益、家族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与自己小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小家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大家利益；当道与孝发生矛盾时，孝要服从大道。因此，有三种情况孝子可以不服从父母之命：即当服从父母的命令会使父母处于危险境地，会使父母受到耻辱，会陷父母于禽兽状况时，可以不从命。这就是所谓的“大孝不孝”，其实这是一种更深更大的孝。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这种大孝的体现。宋朝寇准小时候家境贫寒，母亲过世。后来当了宰相，皇上赐他金帛。他回到家里，奶奶看到后伤心地哭了。寇准问她为什么哭，奶奶说：“你小时候母亲死了，想求得一块丝布盖尸体都得不到，哪知你今天却这样富贵了！”寇准听了心里十分难过，从此以后，他一辈子不积蓄私财，除自己所用，全部送给穷苦人家。大禹和寇准能以天下苍生为父母，把家庭之孝变成了全民之爱，把私爱变成了公爱，这是孝的高层次，是孝的典范。

孝不仅是人伦原则，也是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一种人伦精神。孝把天作父，把地作母，要求人类对待天地万物要像对待父母一样，按其本性来敬养它，这样就能够得到万物的恩惠。孟子说，不违农时，粮食就吃不完；不把细密的网撒向大湖深池，鱼类水产就吃不完；伐木砍树能遵守规定的季节，木材就用不完。相反，如果人类对天地万物不敬养，不珍惜，不爱护，最后受到伤害的，主要还是人类自己。臭氧层空洞、沙尘暴、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就是鲜活的例证！我们接受的是同一个太阳的能量，吸收的是同一个地球的营养，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饮用的是同一个水源，世界万物与人类本来是一体，我们“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爱护大自然和他人，就是在爱护我们自己；损害大自然和他人，就是在损害我们自己呀！

“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是对孝的人际关系的世界运用。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充分体现了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这种世界大同的思想，对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这种思想理念要求的是和平，而非征战；是认同，而非排斥；是合作，而非一味地竞争；是互惠，而非利己损人。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孝还是联结全世界五千万华侨的心脉。新世纪中华民族经济的腾飞，不仅是大陆之中国人的使命，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华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华人世界的维系，孝道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孝是人类必须要做到和做好的第一件大事，那么报恩则是人类必须要做好的第二件大事。“君子施恩不图报，知恩不报是小人”，“受人滴水之恩，他日当涌泉相报。”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一个知恩、感恩的人，时刻都想着为恩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于恩人的事情；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仅不思感恩、报恩，当个人利益与恩人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会不惜损害恩人的利益而保全一己之私，这样的人最不可信、最不可靠！因此，报恩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品德。

人类应报之恩主要有四种：即父母恩、师长恩、国家恩和人民恩。十月怀胎，一年乳补。经过父母二十年的精心呵护和培育，我们才得以长大成人。此恩此德，怎么报答都不为过。报答父母恩首先要养父母之身。父母辛劳勤苦了大半辈子，才把子女养育成人，而他们自己却一年年衰老，身患疾病。对子女来说，赡养父母不仅仅是法定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良机。其次要养父母之心。父母年迈多病，固然需要子女精心照料，但是父母更加需要的是心灵上的慰藉。因此，子女在工作、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世各个方面，都要谦虚谨慎，努力认真，做到让父母放心、安心、舒心，不让他们操心、担心、忧心。第三要养父母之志。父母一生有很多志向，有些实现了，有些没有实现，他们把许多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如果子女能够按照父母的期望和要求，认真做人，努力做事，在学习、工作和社会上有所作为，有所造就，就是对父母恩的最好报答，父母会为此感到最大的满足和欣慰。这是报父母恩。

父母虽能生养我们，但是如果没有师长，我们就不懂得礼义和道理，就学不到文化、科学、知识，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和地位。所谓“尊敬不如从命”，对师长最好的报答就是要谨遵师长的教诲，牢记师长的要求和期望，不断地学习，刻苦地专研，努力地工作，有所作为，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到自己的学生和属下取得了成绩和进步，师长就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和荣耀。这是报师长恩。

我们能够在和平、安定的环境里工作、学习和生活，这完全得益于国家恩。国家培养军队和警察，来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立学校，让我们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健全医疗机构，让我们能够健康地生活；建设公共福利设施，让我们能够得到比较充足的生活保障。此恩此德，我们只有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加倍努力工作，并争取做出较大的成绩和贡献，才能够报得。这是报国家恩。

我们的衣、食、住、行和日常所用的一切，哪一样不是人民给予？纺织工人每天勤苦织出的好布，自己却穿着不起，而我们经常在挑肥拣瘦；农民锄禾日当午，起早贪晚收获得来的粮食，自己却舍不得吃好的，而我们经常在大吃大喝中无益地浪费；有些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的楼，也没住上楼房，而我们却经常调来换去，还不如意称心；有些革命老区至今不通道路，而我们有些城市的道路，今天铺上，明天挖开，损失浪费惊人！扪心自问，没有人民群众，哪有我们今天的丰衣足食？没有人民群众，哪有我们现在的一切一切?可是现在，我们有些人民群众还吃不饱，穿不好，住不暖，甚至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得不到！我们是怎么报恩的？我们一些人民群众仍然在艰苦中工作，在艰难中生活，而我们有些人却一天天悠哉游哉，还这不称心，那不满意，吃完肉放下饭碗就骂娘！拍拍良心，我们每天都创造了什么价值？我们对社会到底有些什么贡献？我们的贡献真的就比人民群众的贡献大吗？我们真的就应该如此地奢侈、浪费和享受吗？现在，是我们应该仔细地想一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这些问题想清楚以后，我们才能明确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工作，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我们的社会，以什么样的心境对待人民群众。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才能够提及解决其他问题。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其他的事情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事情都不肯去做，都做不来，奢谈做其他任何事情则都是戏论，都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四、结束语

最后，用三个寓言故事结束我的论文。

寓言一：从前，在喜马拉雅山，有一种鸟身上长着两个头，人们叫它“双头鸟”。有一次，“双头鸟”的一个头看到另一个头吃了一个香甜的果子，就嫉妒起来。心想：“你吃好果子，我就吃毒果子，让你也不好受！”它真的吃下了毒果子，结果整只鸟都被毒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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