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范文10篇

更新范文篇1

关键词：时代；艺术创作；审美

艺术史角度的更迭无时不刻都在重复相同的循环，某个运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而后又以同样的方式被新的运动取代。积淀与革新始终贯穿于艺术史和艺术家的传说之中。观察这些事件的发展，正是在纷乱的当代艺术思潮与现象中明晰方向的极好手段。而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战后欧洲艺术与美国艺术运动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与更新。

一、对比历史发展规律与艺术形态更新的呼声

随着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提升，在长时间的文化寻找与实验之后，在艺术领域中，抽象表现主义成为了战后世界艺术中心转向的标志性流派。这样的积累与嬗变，联结了欧洲这个“旧世界”艺术中心的深厚积淀与美国本土艺术突破文化困境，建立新标准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闪烁的名单出现在这样的风格传承与更迭中。例如，亨利•马蒂斯（HenriMatisse）的大胆色彩表现风格为特征的“野兽派”开创了现代主义表现风格的色彩特征。这样的特征被吸收并且重新运用，对美国现代艺术中色彩与心理表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荷兰裔艺术家威廉•德•库宁（Willemdekooning）带着立体主义的影响，重新创造了新的具象表现主义风格。这样的风格在后来被称之为“行动绘画”。在后来的定义中这些隐隐糅合着欧洲艺术风格的抽象表现主义被巧妙地定义为“一次极其强大而卓有成效的艺术爆炸”。[1]在西方艺术的演进中，传统与现代，传承与超越密不可分。纵观西方艺术体系的更新，后代艺术家与自身传统之间的呼应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成长过程。在绘画的创作与研究中更是如此。阿希尔•戈尔基（ArshileGorky）的绘画实验对美国战后的超现实主义到抽象表现主义的过渡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可以明显见到立体主义的影响。然而在戈尔基开始尝试更新的转换与表现手段对已成为刻板样式的欧洲立体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进行改造之后，自然的对应起美国艺术对新形式的渴求。他强调画家“手”与“自然”以及潜意识中“精神”的结合，在兼容欧洲传统的基础上，渗透着充满欲望和热情的美国价值观。戈尔基也由此建立起美国20世纪艺术史上无法忽视的特殊绘画形态。由此可见传承以及更新之于艺术世界的重要性。借助于信息时代的到来，中国的艺术形态在短短的数十年间经历了飞跃式的发展。它与西方艺术发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本在西方艺术史中更迭着的各种艺术运动与艺术思潮几乎同时并行并且发声。初期的发展因为长期以来以西方的艺术风格为线索作为参照谱系，被无形地分隔为中国画和西方样式两种体系中国艺术特征。在初期爆发式增长的艺术创作与猎奇资本停滞之后，当代的中国艺术逐渐开始反思。在艺术发展的多元化已成为当代性的典型特征的今天，中国艺术在多元的国际语境中发展并且建立独立的文化身份以及自身的认知体系。当代的中国艺术开始被赋予文化传播以及重新发现符合时代与东方特点的审美与价值观的重任。传承与更新在艺术史上惊人的相似。从前辈赵无极先生以东方精神对抽象主义的深化和融合到黄永砯以东方文化为文脉，融合进入国际艺术视野，这些在初期被喧嚣淹没的艺术现象开始为更深层次的反思提供可被研究、对比的素材。这样的艺术与文化呼声在今天似乎变得更加响亮。2017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试图以传统中国艺术的现代化更新来重新确立在国际艺术环境中的定位和特质。当这样的变化体现在艺术作品中时，创作者本身需要重新考虑其本质和未来，新的表现方式和文化表达的探索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艺术家已经开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二、对艺术表现的现代化转译

现代主义的观念彻底改变了过往世代的标准法则，也深深影响了当代的生活和视觉文化。对现代主义以来的艺术本体语言表现多元化特征的深入研究，打破媒介的界限，并且突破固有媒介的认知惯性，成为拓宽艺术表现的形式与内容的一种重要方向。正如人的审美观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转变，正如北魏石刻造型的极简、唐的丰润、宋时严谨等每个历史时期所呈现出的独特视觉倾向，审美的更迭不以个人的意图为转移。当代人或者下个时代的观赏者对艺术的要求与今天社会生活的节奏和环境是紧密联系的。今天的创作无法也很难套用传统的审美观念，在被数字图像、媒体、流行文化彻底淹没的视野的当下，艺术更新应该主动关照与正视这样的规律。东方艺术新的价值思考也许在于如何将其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在今天的审美和生活环境中辐射开来。对现、当代审美的转化能够扩大传播的范围和深度。这样的情怀与关照在吴俊勇的《飞舟》中可见一斑。艺术家以西方神话为借题，却剥离了西方样式，在描绘的图像的元素上呈现出以“龙”“鹤”等东方神话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形象，而用树木则取材于传统中国绘画中的结构与表现。他运用东方绘画的表现方式、技巧与趣味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浓郁中国意味和隐喻的神话“剧场”。他的作品《千月》更是以宋僧偈语“千江有水千江月”作为图像转化的灵感与基础，将传统文化中所隐含的东方世界观与西方当代艺术媒材进行对话与融合，形成了融合东西方审美及文化、隐喻的独特表现形态及全新的古典意境。他以东方水墨绘画为基础，结合当下的多种媒体的表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与方向。通过这样的跨文化和观念的对比与交互，打开东西方审美和表现方式的不同视野。融合中西、兼收并蓄以东西方的审美规律、艺术精神和文化概念的对比碰撞之后产生艺术实验和创作理想。

三、从理论的宏观走向现实的微观

艺术来源于生活，是艺术创作中相当有代表性的一个结论。“生活”之于历史呈现出了微观的特点。对生活的敏锐感受、体验与发现是创作出优秀艺术作品的前提。艺术家面对的不仅是对艺术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更多的是要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自觉地开发对身处环境与周遭事物的认知。艺术创作并不是机械地对客观现实和生活进行记录和描述，而是对生活的内在或者说不可言说的情感部分进行虚拟的视觉制造与情感传达。从生活的体验出发，从艺术的各种观念比较的研习中提炼，了解不同的材质语言与素材背景，在创造的意识下进行艺术创作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艺术个体性的表现特征。艺术史正由这些微观的个体创造组合而成。今天对纷乱艺术现象的反思，使得关注生活的微观成为必然。正如霍克尼在加利福尼亚的生活对其艺术创作的影响与映射，身份问题始终与艺术家所处的周遭环境息息相关。在信息传播极为便利的今天，地缘特征依然是艺术家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下的艺术创作语言日趋接近，地缘文化的特殊性和影响将成为历史角度识别艺术创作重要性的重要特征，也是艺术多元化的体现。

四、艺术创作的更新与传承与实验精神

从视觉的本质来看，艺术创作通过身体经验感受对象特点，主观上对对象进行归纳与总结。艺术家在工作过程中磨练观察的方式与方法。这些都要落在实际的操作当中，体验手的触感、材料的质感等，将这些物质进行重构，在不断的“试错”中总结经验。艺术家需要从创作思路出发，落到可见的物质的客体上，这也需要在实践中把想法体现出来。强调个体创作的不同特性，使用的实践方法和手段都是为了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自身的特质和关注点。“试错”与“将错就错”正是对于实践过程中宝贵的偶发性特征的精辟总结，也是“实验”精神在创作过程中的体现。

五、艺术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多种媒介表现的外在形

式引发观者对人文环境、精神世界的反应与反思人文关怀在艺术创作中通过对人的群体生活状态的考察和提炼表达来实现，正如南非著名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所说过的那样：我从未离开过故乡。创作的过程更加关注人与社会生活状态的因素，重视思维和观察敏感度的表达。

六、中国艺术创作的更新和学院教育的紧密联系

艺术创作在经验的传承、价值观和视野的传递上离不开学院的教育和传承。当下的趋势越来越注重现实生活中的视觉形态和人文观念对创作的影响。类似于田野调查的方式，不仅在社会学学科中使用，艺术创作中也越来越多的借鉴了这些调查社会群体生存状态的实践和思维训练方式。艺术教学的关注点也逐渐由表现记录转移到绘画本质的内心和情感呈现上来。在“理性”的思维和技能训练的同时，艺术教学中依然需要强调“感性”的成分。学院派艺术风格天然的特点使得艺术创作容易出现偏重技巧的表现，忽视感性表达的现象，即过于强调统一完整的技术标准而忽视艺术作品本身的情感传递的任务。感性在艺术创作中作为作品升华的重要内涵是不可缺失的。“感性”的强调应该贯穿于艺术创作的实践中。总体来说，艺术创作的更新与传承离不开时代需求的大背景。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学院面临着如何以形态更新对应未来的国际化文化传播需求和建立新的学术高度的挑战。仅以此文，将自身艺术创作的经验以及对环境判断的思路的思辨结合起来，抛砖引玉，以待更大范围的讨论。

参考文献：

更新范文篇2

一、短期自由刑的存废之争

自从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质疑以来，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已成为中外绝大多数刑法学者的共识。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注：[前苏]别良耶夫.刑罚的目的和劳动改造机关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转引自王扬.俄罗斯刑法中的剥夺自由.政法论坛，1998，（3）.）总之，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受到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短期自由刑无异置受刑人于犯罪渊薮中，在执行过程中受刑人很容易受到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强化犯罪意识，于释放后再次犯罪。（2）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很多是初犯或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主观恶性不深尚有羞耻之心，容易悔过自新。把他们投入行刑机关，不免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失去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3）短期自由刑不但让受刑人感觉不到其严厉性，也难以通过立法威慑和行刑威慑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4）由于关押时间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工作，有违教育刑论医治犯罪人之“病态”的目的。

与之相对的主张保存短期自由刑的学者则论证了短期自由刑的积极效用。后期古典学派的领袖、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毕克迈耶（K.Birkmeyer）就主张短期自由刑具有存在的价值，认为对于轻微违法者进行报应，它是不可或缺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德国刑法学者华哈（AdolfWach）认为短期自由刑时间之短，不但非为缺点，反而是其优点。虽然数日或数周的自由刑不能教育也不能改造犯人，但可给受刑人以强制劳动的深刻印象。短期自由刑之执行，只要是受刑人感受到刑罚痛苦即足，此可拿军队的禁闭予以证明。因而他强调短期自由刑得以严格其行刑方法以达到防止再犯的目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奥地利刑法学家谢利（Seelig）也对短期自由刑之否定论进行了反驳，强调短期自由刑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惩罚的记忆功能。（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挪威学者约翰尼斯?安德聂斯教授认为，“从效果看，长期徒刑与短期徒刑并没有什么区别。”“长期的监禁应该比短期的具有更强的遏制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可能会被在狱中积累的反面影响而抵消。”（注：[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M].法律出版社，1983，201-202.）

二、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

以上对短期自由刑存废的争论体现了两种不同刑罚观的对立，主存论者坚持报应刑的观点，主废论者坚持目的刑的观点，他们从各自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出发对短期自由刑进行了利弊分析。

报应刑论以刑罚功能的正义性来论证刑罚的正当化根据，认为：犯罪是一种恶害，刑罚的内容是一种痛苦或恶害，对罪犯科处刑罚，就是以恶害报应恶害。对罪犯以恶害进行报应就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短期自由刑问题上，报应刑论认为，短期自由刑是理性、自由、法制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刑法中的体现，是对危害不同的犯罪适用不同的刑罚的一个重要刑种，是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表现。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犯罪轻重不同，刑罚的严厉性也应随之不同，重罪重刑，轻罪轻刑，轻微罪就应该是非常轻的刑罚。这样，从长期刑到短期刑都有独到的作用，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因此，短期自由刑在刑罚阶梯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具有存在的正当化根据。目的刑论是刑事实证学派的刑罚理论，是以刑罚功能的功利性来论证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目的刑论，也称为“保护刑论”或“社会防卫论”，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在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即保护社会或防卫社会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刑罚保护社会的目的，只能由教育犯罪人，把他们改善成善良的社会人来实现。在短期自由刑问题上，目的刑论对短期自由刑的社会效果提出了质疑，认为短期自由刑不具有改善犯罪人、实现防卫社会的目的，反而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犯罪，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

报应刑论从已然之罪出发，以追求刑罚的公正性论证短期自由刑的正当化根据，但无视预防犯罪的重要性，不免得之公正，失之功利。目的刑论从未然之罪出发，以追求刑罚的功利性论证短期自由刑的正当化根据，却不能正视其正义性的价值，不免得之功利，失之公正。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在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上针锋相对，各执一端，都不能科学地认识短期自由刑的存在本质。现代刑罚理论发展的趋势是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折衷与调和，刑罚一体化理论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刑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刑罚是一种报应，但同时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所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正义性与合目的性、公正与功利的统一。短期自由刑是实现轻微犯罪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刑种，符合报应刑论罚当其罪的价值追求，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正义性。虽然短期自由刑在实现预防犯罪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但并非完全没有预防犯罪的作用。从理论上讲，对实施轻微犯罪行为的行为人判处短期自由刑，能短时间内剥夺其再犯能力，由于短期自由刑犯的主观恶性不深，经过短期的改造一般都能悔过自新，因而具有特别预防的作用；同时，对社会一般人来说，会产生有罪必罚、轻罪轻罚的公正印象，强化守法意识，实现一般预防的目标。在实践中，自从短期自由刑被提出质疑以来的一百多年里，许多刑法学者提出种种措施，甚至建议取消短期自由刑以避免短期自由刑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短期自由刑在各国刑事立法中的地位。在1950年荷兰海牙召开的第12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上，挪威代表指出：短期自由刑的弊害论，不是不能批判的教条，挪威自实施短期自由刑以来，该国的累犯调查数字表明，短期自由刑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缺乏刑罚的适应性。瑞典代表格里逊更指出，该国短期刑之初犯，于刑满释放后40年间，并无再犯之记录者接近90％。（注：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M]（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81.）可见，只要短期自由刑运用得当，措施得力，同样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总之，短期自由刑除具有惩罚犯罪的正义价值外，还具有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不能仅因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就彻底否定其全部价值。实践证明，在短期自由刑的执行中存在的种种不当做法等外部因素是影响其价值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该辩证地看待短期自由刑的利弊问题，充分利用其有利的一面，改进其有缺陷的一面，使其符合我国刑罚正义和功利的双重价值追求。

三、短期自由刑的改进方案

针对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对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对于适用短期自由刑不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甚至导致负面效应的轻微犯罪分子，实行替代措施，易科非监禁刑；其二，完善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一）易科非监禁刑

在刑罚实际执行中，有一部分罪犯本来没有很深的主观恶性，即使对他们不进行关押改造也不会再犯，如果对他们关押改造，不但于预防再犯的刑罚功利目的无益，而且容易被交叉感染，降低了自尊心，导致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有可能走上再犯之路。根据“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的谦抑思想，对这类犯罪人就没必要关押。然而，从刑罚正义性的角度出发，对于实施即使轻微犯罪的人也应予以惩罚，以体现刑罚的公平价值。易科非监禁刑就是适应刑罚轻缓化发展的趋势和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出现的一种替代型刑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易科非监禁制度改进短期自由刑。

1.易科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相对于在监狱等传统的刑罚执行场所进行的设施内处遇而言的社会内处遇，强调调动社区力量对罪犯的矫正改造起监督促进作用，同时将罪犯置于开放的社区环境，避免罪犯的交叉感染，也不会使罪犯的家庭、工作等受到太多的不利影响。因此，对情节较轻的犯罪分子不予关押，易科社区服务，扩大管制、缓刑和假释的适用，不仅能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且也是世界刑罚轻缓化发展的趋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报应刑思想的影响，我国对犯罪分子适用管制、缓刑和假释的比率极低，几乎成为刑事立法上的一种虚设，从1999年到2001年，被判处缓刑者仅占各年判处刑罚罪犯总数的15％左右，而且各地适用标准差异很大，有的法院很少适用，有的几乎不用。而假释作为缓解自由刑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刑罚变更措施，在我国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假释率从1996年到2000年，一直徘徊在2％左右，其中1997年最高，也仅为2.9％，2000年最低，仅有1.63％。另外两种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种类：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情况也不容乐观，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中惟一的限制自由刑，对于加大矫正工作的力度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实践中，实际判处管制刑的为数极少，从1999年到2001年，每年大概只有1.2％的罪犯被判处社区矫正。监外执行的适用也是大体如此，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仅占在押犯总数的1.13％。为改变此种状况，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健全管制、缓刑和假释的刑事立法，加强罪犯综合的人格演变调查和法律预测，细化管制、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条件；第二，司法人员转变观念，摒弃惩罚报应的刑罚思想，树立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观；第三，改进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建立一整套得以监督、管理、改造、撤销为内容的管理体制。

2.易科资格刑。易科资格刑，是指通过剥夺实施较轻犯罪行为的罪犯从事一定职业、活动或享有某种权利，以代替短期自由刑执行的刑罚替代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犯罪是行为人凭借自己享有某种资格、权（力）利的便利条件实施的，如，渎职犯罪的犯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虐待罪表现为利用亲权虐待家庭成员，等等。如果对这部分犯罪人剥夺实施一定行为的条件或资格，不但能抑制一定犯罪的发生，而且对行为人来说也是一种惩罚，因为对于那些适用资格刑具有有效惩罚性的犯罪人来说，其惩罚力度往往并不比短期自由刑差。因此，对利用一定资格实施较轻犯罪情节的犯罪人判处资格刑，既能剥夺行为人的再犯能力，又不必关押，从而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是短期自由刑改良的有效方式。

由于资格刑的性质有别，各国刑法规定了不同类型的资格刑。从世界各国刑法典的规定来看，资格刑的主要类型有以下几种：剥夺一定的权利；禁止担任一定的职务；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禁止驾驶；剥夺荣誉称号；剥夺亲权及其他民事权利；剥夺国籍和驱逐出境。（注：陈兴良主编.刑种通论[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489.）目前，我国刑法典中只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两种资格刑，而在法治社会中，人的社会公共权利不仅包括政治权利，还包括政治权利之外的内容。因此，实现资格刑的非政治化是我国充实剥夺法律权利刑罚内容的趋势。在我国有关行业管理的法规中，已对行为人的从业资格有了一些规定，刑法中应该充实资格刑内容，如剥夺职业资格、剥夺一定民事权利等。特别是在我国没有设置保安处分的情况下，实现资格刑的详化、具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全社会的作用。这样，通过剥夺受刑人的某种社会活动的资格，刑法在一定期限内不仅把犯罪人置于政治社会之外，还将其置于市民社会一定区域之外。

3.易科罚金刑。对短期自由刑易科适用罚金刑，不但可以有效剥夺犯罪人再犯的经济能力，削弱其犯罪的经济基础，减缓监管设施的负担，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而且可以使不少应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因罚金的代替而免于入狱执行，避免狱中交叉感染。同时，因犯罪人没有入狱的经历，不会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避免了短期自由刑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消极影响。

但是罚金刑的适用应该慎重，为追求最佳的适用效果，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罚金刑只适用于某些贪利性、经济性犯罪，不利于惩治和改造罪犯的一律不得判处罚金；其二，为使犯罪人所实际遭受的痛苦一致，保持刑罚的公平性，罚金刑的数额的确定应当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相适应，即以富者多罚，贫者少罚。

（二）完善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改造效果差，已成为行刑实践中不争的事实。要对其进行完善，必须找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目前，在短期自由刑的执行中存在以下消极现象：（1）没有独立的执行场所。我国对短期自由刑犯的执行没有设立专门的执行场所，短期自由刑犯一般实行“就地消化”的关押原则，我国目前只有大城市及部分中等城市设有专门的拘役所，大多数县、市的拘役都是在看守所或附近的监狱执行。一些地方限于监舍条件，往往将拘役犯与其他罪犯混合关押，加之管理不善，犯人之间极易交叉感染，从而增加其人身危险性。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更是往往与其他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恶习的传染更是难免。（2）监管人员对短期自由刑犯缺乏应有的重视。短期自由刑犯一般是过失犯或初偶犯，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往往不能引起监管人员的足够重视，再加之我国将短期自由刑犯和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监管人员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长期自由刑犯的监管和教育改造上，以至于对短期自由刑犯疏于管教，造成改造效果差的后果。（3）短期自由刑犯缺乏改造的热情。大多数的短期自由刑犯是因一时失足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很难接受这种角色的转变，不愿意把自己当做罪犯，不愿意配合监管人员的管教措施，有的自暴自弃，消极改造，甚至抗拒改造。（4）许多刑罚执行制度未能具体贯彻到短期自由刑犯的执行中。由于短期自由刑犯的刑期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各个罪犯的改造情况，许多刑罚执行制度，如减刑、假释等未能有效落实，短期自由刑犯缺乏这种激励机制的鼓励，不愿意积极改造，存在混刑度日的消极情绪。

针对短期自由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改进，以实现短期自由刑改造效果的根本好转。

1.设立专门的短期自由刑执行场所。短期自由刑犯与长期自由刑犯的区别之一是主观恶性不同，如果将短期自由刑犯与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增大短期自由刑犯的人身危险性，不但起不到预防再犯的作用，而且会引发更严重的犯罪。同时，短期自由刑犯和长期自由刑犯在改造方式上也不应一致，短期自由刑犯的刑期较短，服完一定刑期后就将出狱，因此，对短期自由刑犯的改造应重在思想教育，集中有限的时间突击改造，使其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在这种情况下，将短期自由刑犯关押于专门的执行场所，便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改造的效果。

2.实行严格的分类制度。目前，我国对同一监所内的罪犯按以下五大类型犯罪进行分类：（1）盗窃犯型；（2）其他财产型犯罪；（3）性犯罪型；（4）暴力犯罪型；（5）过失和渎职犯罪型。然后，在对罪犯按犯罪类型分别关押的基础上，再实行二次分类，如，按罪犯的犯罪历史和主观恶性程度，把累犯、惯犯与初犯、偶犯分别关押；同一犯罪团伙的罪犯分别关押，等等。实行这种严格的分类制度，有利于防止不同类型的犯罪人进行交叉感染，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改造。这种分类制度对短期自由刑犯更为重要，短期自由刑犯一般不具有很深的主观恶性，其犯罪意识处于可变阶段，容易改过自新，也极易被交叉感染，加深主观恶性。因此，对短期自由刑犯更应坚持分别化行刑，提高改造效果。

3.提高刑罚执行人员的重视程度和短期自由刑犯的改造热情。行刑人员的重视程度和罪犯的改造效果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重视程度高，必然责任心强，能认真落实各项管理制度，改造效率会大大提高。因此，行刑机关应该通过制度建设、学习教育、经验交流等方式不断提高行刑人员的思想认识、管教水平。同时，罪犯的改造热情也直接影响改造的效果，改造热情高，必然会积极配合改造措施的实施，迅速、彻底地消除犯罪意识，放弃重新犯罪的意念。为此，行刑机关应该采取各项措施，例如，加强思想教育，实行累进处遇制度，采取各种奖励机制，以消除短期自由刑犯的消极情绪，提高罪犯改造的热情。

4.认真落实减刑、假释刑罚执行制度。减刑、假释是我国行刑机关进行改造罪犯、提高改造效果的重要制度和有效措施。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有关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减刑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假释适用于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因此，减刑和假释都适用于短期自由刑罪犯。行刑机关应该认真考察罪犯的改造情况，对于确有悔改或有立功表现的短期自由刑犯进行减刑，对于假释后不具有现实危险的短期自由刑犯给予假释。这样，不但能够提高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增强改造效果，又能缩短罪犯关押时间，减少关押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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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主更新；管理单元；恩宁路；旧城改造

1引言

早期的旧城更新是由政府主导建设的，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土地制度，政府可以通过征收土地进行统一开发；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更新有相对完善的政策支持[1]，改造建设实施效率与回报率相对较高。但随着规划建设不断受到市场驱动力的影响[2]，以及城市社会公平和可持续等更新目标的兴起，开发模式由原来的政府主导过渡到多元关系主体共同参与[3]。2021年7月，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广州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符合规定的项目也可由权利主体和市场主体合作实施”，也表明旧城改造的战略逐渐重视多元参与的自主更新。2006年广州市确定中调战略，恩宁路为该战略的重要项目。恩宁路改造期间也尝试进行自主更新，但效果不佳。本文的目的是在总结恩宁路自主更新的障碍的基础上，探讨一种能优化自主更新模式的方法，从管理单元的划分思维入手，分析管理单元应用于自主更新模式的可行性。

2恩宁路旧城改造背景

恩宁路改造经历五个阶段：①2006—2007年，政府主导成片拆除的方案，大量的历史文化建筑在拆除范围内，遭到了社会和民众的反对；②2008—2010年，划定了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计划将拆除范围内的居民异地安置，进行货币补偿，但居民对改造方案和赔偿金额有意见，并向市长递交建议书；③2011—2012年，恩宁路130名居民联合签署《公开信》，表示支持自主更新模式，同时相关改造规划文件获审批通过，允许居民进行自主更新[4]；④2012—2015年，由于自主更新的效果不明显，原有土地部分收归政府所有，部分建筑年久失修，房屋空置及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最终改造停滞；⑤2016年至今，永庆坊作为微改造试点，采取“政府主导、企业承办、居民参与”的改造形式，并在2017年进行改造反馈的建议书中再次提出自主更新的意愿。在恩宁路的改造过程中，业主在第三和第五阶段提出进行自主更新，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本文在对改造背景进行深入研究后总结出以下问题。

3恩宁路自主更新问题

3.1区域内房屋产权复杂

恩宁路现存房屋为传统岭南民居和现代建设房屋相结合。由于传统民居的建筑特性，原来独栋建筑经过改建转变为多家庭共同居住，房屋产权也发展为“公、私、共”等多种复杂产权形式。在多个阶段改造后，房屋产权大部分收为政府所有。但由于多数建筑产权主体模糊不清，细碎产权难以整合，众多的产权主体增加了交易成本，收购、改建难以进行，导致自主更新进程受阻[5]。

3.2难以形成共同协议组织

一方面，恩宁路历经多次拆迁安置协商无果后，多幢房屋被闲置，成为低收入和外来务工人群的选择。同时年轻人搬离老城市，留下改造能力和改造意愿都不强的老年人。另一方面，在进行更新改造时，多方产权人的需求不同。虽然有130名住户联名的自主更新建议书，但仍然有不少业主希望得到拆迁补偿款。由于居民没有形成共同协议组织，政府和建设方需要和多个业主进行协调，降低了政府和开发商对项目的积极性，导致自主更新的进程缓慢。

3.3自主更新缺乏政策、导则保障

广州市的旧城改造探索历经2009年前后的局部改造和全面三旧改造两个阶段，其改造主体以政府为主导，在以居民和开发商为主导的层面缺乏政策路径。相关政策文件中仅仅只是对自主更新的改造申请条件进行笼统的说明，缺乏细则指导，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主更新的进程。政策出台的不明确也导致了居民对于自主更新流程的不熟悉，尤其是我国旧城更新的过程是高度复杂的，涉及多方面的专业化操作和资源需求[6]。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应用管理单元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改造区域的详细划分来协助自主更新的实施。

4管理单元的基本概念

管理单元是由华南理工大学田银生教授团队在城市形态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并在2013年应用于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的整治规划和2015年越秀区状元坊地区的保护更新规划和城市设计。管理单元的划定，主要是在对规划区域中的建成形态和产权状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其分成不同的板块，并设置对应的管理导则，指导改造建设的实施。其生成公式为：形态区域+产权区域=管理单元[7]。形态区域是康泽恩学派的重要概念，且在国内有适用性[8]，是通过历史地图资料，对研究区域内的道路系统、地块划分、建筑肌理、土地和建筑演变规律和时代特征进行梳理，形成形态分区并绘制在地图上，反映的是城市物质形态的发展[9]。产权区域是指建筑的产权情况在空间上的划分，划分依据为产权归属、房屋特征、分布特点等因素，反映的是产权的共性集合[9]。

5生成恩宁路的管理单元

5.1恩宁路形态区域划分

本文研究范围为恩宁路以北和多宝路以南，包括道路沿边的同质区域。通过比对历史地图资料，以及对恩宁路现状业态、建筑形态、功能等进行摄像记录，对当地居民进行走访调查，将恩宁路区域划分三个等级的形态分界线，并叠加形成恩宁路形态区域。第一等级分界线的划分依据：以街巷道路系统为骨架，依靠街道风貌和土地使用，总结出特征明显的单元，赋予各个大区形态功能。所划分的大区有恩宁路骑楼商铺保护区、宝华路沿街商业区、永庆坊核心发展区、居住生活区、多宝路沿街商住区、学校教育区和大型商住综合区七种类型。第二等级分界线的划分依据：在一级基础上，综合考虑地块更新强度、建筑类型、建筑年代，以及土地使用功能，概括二级形态单元。所划分的区域为沿街商业、商住更新单元，传统居住单元，现代商住单元，现代多层居住单元，绿地广场单元，现代文化、公共设施建筑单元，历史建筑更新单元，吉祥坊传统居住单元，小规模商业、商住更新单元，大规模商业更新单元，骑楼商铺保护单元等，共16种形态区域。第三等级分界线的划分依据：根据现场调研及现状信息情况，对区域内的道路等级及建筑主要出入口进行划分，将面向同一条街道布置主要出入口的地块归纳为一个组群。划分的目的是将有共同公共使用空间的建筑群体划分到一个组群中。

5.2恩宁路产权区域划分

区域内产权归属情况调查，主要通过对当地居民进行调研访谈及部分公示信息，综合空间分布和物业特征，划分为骑楼商铺产权区、普通沿街商铺产权区、公共产权区、私人产权区、万达开发产权区及综合商住产权区六个类型的产权区域。划分的目的，一方面是通过区域内产权情况的排查，理清复杂的产权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将同类型的业主进行划分，基于相似的利益诉求和改造意愿，更有利于形成社区共同协议组织，从而减少谈判成本。

5.3恩宁路管理单元的生成

将恩宁路的形态区域（见图1）与产权区域（见图2）进行结合，形成管理单元进行分类导控（见图3）并制定更新改造的管理导则。管理导则是更新活动的指南和依据，导则内容在一般性的控制开发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的整体风貌和城市界面协调等进行有针对性的、实质性的指导。在导则中还应该加入详细的申报条件和审批材料，以及相关部门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方便居民和开发商在建设时进行及时反馈。同时，对更新地块内的建筑和环境进行价值判断，在此基础上将恩宁路的管理单元细分为保护单元、整修单元、整治单元和更迭单元进行分类导控。

6管理单元的应用对于自主更新的提升

6.1协助厘清复杂产权

通过调研、访谈及政府部门提供的产权资料，可以对产权信息进行分类。其目的在于确定房屋的归属主体，以及不同主体所被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如此才能明确各个改造参与方的权利和责任边界，再根据不同主体确定保护与更新的方式[10]。清晰的产权关系也能在改造过程中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各界参与的积极性，推动自主更新的进程。

6.2产权区域的划分易于形成共同协议组织

同个产权区域的业主，由于其房屋的空间分布、利益诉求及物业特征相似更容易形成共同协议组织。共同协议组织就类似于一个社区的中间组织，促进各方的利益协调和改造方案的讨论。共同协议组织能降低改造的交易成本，直接有效地在业主与政府、开发商之间达成共识。

6.3管理单元导则作为自主更新的实施指导

管理单元的应用，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最具实质性[11]。在控规的规定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的要求中，管理单元导则区别于纲领性的更新政策，更加偏向于实质性的指导建设。在温泉镇和状元坊的应用中，导则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区域整体风貌。在导则的设计过程中，通过对当地风貌要素进行提取，给予多方主体建设指导。同时也在导则中给业主提供咨询渠道，方便多方主体在建设时的信息反馈和自主更新流程认识[12]。

7结论

更新范文篇4

一、中国税收环境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偷逃税现象严重。作为现代税种的个人所得税从出台的那一天起，便陷于“征的不如漏的多”的窘境。更进一步看，纳税人纳税意识薄弱，直接带来了税收的大面积流失；税收渠道不畅以及“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的出现，又模糊了政府部门对于税收的性质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滋生了种种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税收法制观念，甚至逆反了人们的纳税心理，从而加剧了各种偷逃税现象的蔓延。

作为上述矛盾现象的综合反映，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税收环境，尽管较之计划经济年代或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仍不理想，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普通百姓，一旦被告知其有纳税的义务，须拿出本已装入自己口袋中的一部分钱去交给政府时，出于观念上的不适应，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躲”——能躲就躲，能躲多少躲多少。进而发展到下意识的躲又扩展为有意识的躲。其结果，各种偷逃税行为犹如“病毒”，由最初只发生在先富起来的个体经济中的少部分人身上，到逐渐在个体户中普遍蔓延，致使大量该征的税不能如数征上来。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不管是税还是费，都是其凭借政治权力而征收的钱，也都是其可用于履行职能的钱。只不过前者纳入预算管理，不可随意调整。后者游离于预算之外，可以自收自支、自由支配。既然征税和收费被混同在一起，在管理上，收费对于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各级政府）又有着种种的便利之处，所以，税费不分，不论什么钱，夹到碗里都是菜，重费轻税，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而以费挤税，以牺牲中央税收为代价擅定减免税条款，甚至采用非法手段鼓励企业偷逃税等一系列不规范的政府行为，便由此产生并蔓延开来。

——对于企业和居民而言，不管是税还是费，都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而向其征收的钱，也都是其被告知有义务向政府缴纳的钱。而且，由于后者的随意性较大，数额一路上扬，不仅给本来较为规范、负担相对稳定的税收打下了不规范的印迹，也使税费义务混淆，不论什么钱，只要是政府部门所收都是税，纳税心理逆反，对不规范的费的反感连累于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偷逃税行为的有效遏制。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权利义务对称说

由以上分析可见，税收观念与经济体制环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税收观念应当也必须加以更新。现行税收收入机制运行中的困难，固然可归之于多方面的原因，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以“应尽义务说”为代表的税收观念同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不相适应。

市场经济的通行准则是权利与义务相对称。讲到某人负有什么义务，同时便意味着他拥有怎样的权利。反之，讲到某人拥有什么权利，同时便意味着他负有怎样的义务。在税收上当然也不例外。

三、出路在于更新税收观念

适时实现税收观念的更新，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权利与义务相对称，分别规范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将会对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对照一下西方国家纳税人的行为，便会发现，在那里，税收也并不是令人喜欢的字眼。但是，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是不是依法纳税则是另一回事。常见的情形是：人们一边抱怨骂娘，一边自行报税，甚至不惜花钱雇佣专业人员代行报税。其所以如此，同纳税人具有“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观念、同时也具有一套威慑力的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规范纳税人的行为，应该正面宣传与严管重罚并举。一方面，要向纳税人讲清纳税并非是纯尽义务之举，而是一种可以获得实质利益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称统一。纳税为的是获得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受益权，偷逃税则属于坐享其成的“免费搭车”行为。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构建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让偷逃税者在付出经济代价的同时，更有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损失，从而在偷逃税面前望而却步，不敢挺而走险。

相对而言，在我国，规范作为用税人的政府部门的行为，可能是一件既费气力又不那么容易办到的事情。原因在于，中国的封建历史较长，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滨，莫非王臣”为代表的封建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无论是政府部门本身，还是企业和居民，都尚不习惯于将政府摆到同纳税人平等的地位上去考虑。故而，规范政府部门的行为，不仅要以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税收观念进行正面宣传，让各级政府部门懂得其根本的职能或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则是其从事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活动的基本来源。而且，与此同时，要着手必要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纳税人对政府部门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树立政府部门对纳税人负责、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和风尚。

顺便说一句，一旦政府部门的行为和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挂起钩来，其积极的影响，很可能会超出税收领域本身。因为，当纳税人清楚地知道政府部门的活动经费系由其缴纳的税款汇集起来，并且，这些钱应当用于提供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时候，肯定会产生将政府部门行为置于纳税人监督制约之下的强烈愿望。当政府官员清楚地知道其所花费的钱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并且，这些钱的本来去向是关系纳税人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时候，也会由此产生一种较强的自我约束力量。与此相联系，在纳税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自己纳税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并且，对这些钱的使用能够加以监督制约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才会真正得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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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旧城更新；城市品质；存量规划；泰安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建设快速发展，但长期粗放式建设，导致城市问题接踵而来。“十三五”期间，我国确立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和“共享”理念体现了我国城市建设向质量型、生态型和品质化方向发展的要求[1]。2015年中央城市会议将城市建设工作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强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环境的宜居性，自此城市品质建设工作拉开序幕。在当前城市转型发展的时期，如何从城市更新的角度提升城市品质，成为规划领域研究和实践的课题。基于此，文章选取泰安作为研究城市，以岱北片区城市更新为例，探索旧城更新的新思路。

1品质提升导向下的旧城更新概况

1.1我国旧城更新的发展历程

根据我国城乡发展历程和国家相关建设政策的变化，可将城市更新分为4个发展阶段[2]，不同阶段的更新内容和更新目标各不相同（表1）。现阶段，我国城市建设已经进入存量规划时代，以人为本、生态文明、文化延续、品质提升是新时代城市更新的主要导向，城市更新应更加注重土地集约利用、利益共享、多方协作、智能化、文化性和可持续发展等。旧城更新工作对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

1.2城市品质的内涵解构

城市品质研究源于西方国家对生活质量的关注，我国对城市品质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不同学者的研究方向和侧重点各不相同，理论体系尚不成熟。宋晔（2007）主要关注城市品质的文化精神内涵，认为城市品质寄于市民之中，是一种城市发展过程中培育出的人文精神[3]；胡迎春等（2009）对城市品质内涵和具体构成要素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城市品质包含内在质量和外在表现形式两方面内容，内在质量涵盖自然、经济、文化等要素，外在表现形式包括城市形象、品牌与历史文脉[4]；吴丹（2012）也认为城市品质包含城市内在人文精神和外在建筑质量[5]；罗文章等（2016）认为评价城市品质应该多方面审视，将城市品质的内在要素划分为生活、文化、产业、生态、建设、管理六方面[6]。总体而言，我国对城市品质内涵的解析尚没有统一标准。研究城市品质，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在城市中的主导地位。人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需求随着社会和时代的进步不断变化，城市品质建设的侧重点也应不断调整。本文以人的需求变化为出发点，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将城市品质分为基础型、改善型和特色型三大类（图1），其中基础型城市品质以保障居民基础生活、生产需求为目标，包括居住水平、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改善型城市品质主要以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修复城市生态景观系统为目标，包括生态景观环境的优化修补、环境卫生的整治、居住空间的完善等内容；特色型城市品质以挖掘城市特色、展现城市形象为目标，包括城市风貌修复、文脉传承、历史遗产保护等内容。

1.3品质提升导向下的旧城更新要求

对城市品质的追求是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必然要求，旧城更新作为城市转型和自我发展的调节机制，在未来更新建设中既要解决民之所需，优化城市功能，又要激发城市活力，凸显城市特色。因此，在存量规划的背景下，我国城市更新应重点关注改善型城市品质和形象型城市品质的提升建设，关注与人有关的城市要素，从人居环境、生态环境、历史风貌、城市管理等多方面进行功能品质的提升。

2泰安市岱北片区发展概况与特征

2.1片区基本概况

岱北片区位于泰安市泰山区，地处主城区中心，西至奈河，东至虎山东路，北至环山路，南至东岳大街，片区内以居住用地、教育科研用地、商业用地、文物古迹用地、公园绿地为主（图2），面积2.64平方公里。片区中心距离泰安站直线距离8千米，距离泰山景区1.5千米，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图3）。

2.2片区发展基础

2.2.1区域环境基础优越岱北片区背靠泰山，南到岱庙，位于泰安的城市历史文化轴线上。片区内有金山公园、山农大植物园两处公园绿地；有奈河、梳洗河两条自然水系河流穿过；还有红门路、金山路两条特色街道贯通南北，形成独特的山水生态城市风貌特色。2.2.2历史文化基础深厚泰安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独特的人文历史和文化特色，泰山作为泰安的代名词被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泰安的红色文化、泰山文化、封禅文化和宗教文化一直感染和影响着这片土地，成为泰安文化的重要的组成。2.2.3城市建设基础扎实岱北片区作为老城区的核心地段，其城市建设代表泰安市城市的整体形象。通过多年的创城活动，片区内奈河、岱庙广场、红河路等都已经进行了改造和提升，形成了较好的城市风貌。

2.3片区发展困境

2.3.1公共服务设施欠缺片区内公共设施覆盖范围不全（图4）。其中教育设施明显不足，仅有2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均位于片区周边，无法覆盖整个片区。同时文化设施较少，除了岱庙等基础大型景区，片区内缺乏基础便民文化设施，不利于居民的日常文化活动。2.3.2文化传承意识薄弱岱北片区地处泰山脚下，岱庙位于其中，泰山文化、岱庙文化气息浓厚，但在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和建筑小区内文化氛围淡薄，无泰山、岱庙等相关文化的宣传展示，城市文化特色无法有效展示。2.3.3老旧小区问题复杂岱北片区作为老城区，其老旧小区数量众多，且绝大多数小区存在卫生脏乱、建筑间距局促、小区设施老旧、停车空间不足、公共绿地缺失等居住空间品质问题。2.3.4城市管理体制不畅相比于新城区，整个片区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均明显滞后，城市管理体制大都停留在政府治理的范畴内，在社区管理、街道治理、环境营造、交通改善等方面，未能形成有效城市管理机制。

3品质提升导向下的旧城更新实施策略

根据城市品质提升的要求，泰安市岱北片区从人居环境、生态环境、历史风貌和城市管理四个方面进行旧城更新改造（图5）。

3.1以人为本，提升人居环境

3.1.1聚焦民意，填补设施欠缺根据岱北片区的实际情况和居民需求，采取多元化方式不断补充完善，增强旧城的归属感和活力。通过岱庙北广场建设、奈河公园更新项目以及新建小学、幼儿园和党群服务中心，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解决市民服务设施不足等突出问题，打造方便舒适的宜居生活圈。3.1.2旧貌新颜，改造老旧小区采用全面提升的更新方式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从楼栋设施、建筑修缮、服务设施、公共环境等多个方面进行提升建设。在更新过程中，首先检验建筑质量，拆除违章建筑，整合小区地块，明确小区边界；其次，优化小区道路系统、绿地系统和停车设施，完善居民的出行和公共空间；最后对老旧小区进行路面硬化，完善路灯、监控、无障碍设施，化粪池清淤以及楼道采光玻璃更换等改造内容。通过全方位的改造优化，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

3.2整治修复，优化生态环境

3.2.1织补串联，完善蓝绿空间利用独特的自然山水条件，发挥泰山和岱庙的资源优势，构建“靠山携水、前庙后园”的特色鲜明的片区生态格局。首先对片区主要河流进行水质提升，按照海绵城市建设标准，打造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河道景观；其次将片区公园、游园、专用绿地、街头绿地等进行植栽、补栽，增加绿化密度；最后，利用奈河水系生态廊道与红门路、金山路市政生态廊道将泰山优势生态资源与城内绿地连成一体，营造良性循环的蓝绿系统，减少城市内涝。3.2.2落实规划，打造海绵城市根据泰安市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规划和要求，对片区现状的居住小区、城市道路、公共绿地、河流水系等按照相关指标进行全面改造。以擂鼓石大街回迁安置社区为例（图6），社区建设贯彻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因地制宜采用透水铺地、雨水花园和植被浅沟等方式，维持和保护场地自然水文功能，最大程度降低项目开发对于场地环境的冲击。

3.3延续传承，重塑旧城风貌

3.3.1法规管控，统筹城市风貌按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控制，对片区进行整体设计，协调古城整体空间结构，保护历史风貌。对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在其高度、体量、外观、色彩等方面提出合理要求和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历史建筑的原真性以及历史风貌的完整性。同时城市设计在控规的基础上，就城市建筑物的多角度全方位协调城市空间格局，以彰显城市独特面貌和时代特征。3.3.2文化点缀，激活公共空间对片区内商业业态结合旅游景区特色进行升级改造，打造活力街巷；沿擂鼓石大街及主要街道两侧结合空闲用地打造街角公共空间；沿道路交叉口形成公共空间，并进行艺术化处理；公共空间结合历史文化元素设计，通过增加铺装、景墙、长廊、雕塑小品等，充分体现泰山文化。3.3.3新旧联动，延续古城记忆在旧城更新的过程中要注重文物、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传承古朴厚重的旧城历史风貌。岱北片区将空间划分为古城核心区和古城协调区两部分。核心区是留住古城记忆的核心区域，应尊重古城历史原真性，突出中式古典建筑风格及传统文化元素，体现“青砖灰瓦”的建筑特点；协调区做好由“古”到“新”的有序过渡，靠近核心区的建筑应以中式古典建筑风格为主，向外可逐步过渡为新中式建筑风格、现代建筑风格。

3.4多方协作，推进项目实施

3.4.1统筹协调，完善组织模式建立“行政统筹+技术支撑”的组织模式。以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多家单位和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城市品质提升建设领导小组，统筹推荐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建立“城市品质提升”技术平台，衔接上位规划、编制实施方案、协同项目实施、汇总项目进度，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3.4.2全面保障，健全实施机制片区制定“城市品质提升”工作推进实施长效机制，包括日常监督检查、专业机构评估、公众广泛参与、部门工作考核、奖惩激励办法等。如建筑拆除的管理和评估机制、生态修复的补偿机制和公共空间激励机制等，切实保障城市更新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对城市生态的破坏以及乱拆乱建行为。通过制定城市品质提升项目库台账管理、项目库调整等机制文件，全面保障城市品质提升的顺利实施。结语我国经历了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之后，城市建设由粗放式扩张进入存量规划阶段，城市更新作为存量时代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提升城市品质和城市内涵，是目前城市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明确城市更新品质提升的内涵和要求，以泰安市岱北片区的旧城更新为例，结合其发展基础和困境，从环境品质、生活品质、人文品质等方面进行探究。以人为本提升人居环境是旧城品质更新的重点，通过填补设施欠缺、改造老旧小区，打造宜人舒适的城市栖息地；整治修复生态环境是旧城品质提升的关键，通过完善蓝绿空间、落实海绵城市标准，构建健康安全的生态绿城；延续传承旧城风貌是旧城品质更新的精髓，通过法规管控、公共空间点缀、分区协调，重现旧城独特魅力；多方协作，推进项目实施是旧城品质更新的保障，通过完善组织模式，健全实施机制等形式，确保旧城品质更新的顺利进行。未来，泰安可以以此片区作为示例，逐步进行城市更新改造，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同时也为其他城市提供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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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晔.和谐社会城市品质和道德文化建设[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8-11.

[4]胡迎春,曹大贵.南京提升城市品质战略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9,24(06):63-70.

[5]吴丹,钟琳.赣州加快建设品质城市研究[J].科技广场,2012,4(08):169-171.

更新范文篇6

1慢城理念及发展模式应用

1.1慢城的起源。慢城最先起源于“慢餐运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城市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生活节奏不断加快，部分市民发起了一场名为“慢餐运动”的活动，以饮食为代表来抵制快节奏的生活。随着“慢餐运动”的有效普及，慢食哲学开始被引入小城镇规划设计中，有关倡导者希望通过“慢”理念的推广来驱使城市管理者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更多地去关注居住者的生活质量，包括城市的宜居性、生活的便利性、机会均等的配套服务等。1.2慢城理念及内涵。通过总结实践经验，慢城理念的内涵是营造一种理想人居的城市模式，是以追求高质量生活为诉求，以现代人真正的心理需求为主线，将现代化与传统特色文化兼容并蓄发展理念作为核心，合理开发优化利用城镇资源，建成具有优美生活空间、历史文化特色的区域，促进城镇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具有自身人文主义特色的新型发展模式。1.3慢城理念在城乡建设中的应用。慢城理念及模式在我国城乡建设中主要从旅游规划、乡村振兴、小城镇建设这3个方面展开应用研究。“慢旅游”作为慢城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衍生模式，有不少学者基于“慢城理念”进行了旅游景区规划与设计、古镇旅游开发、乡村旅游开发等方面的研究[1]。慢城的实施内容也与“乡村振兴”不谋而合，两者的本质都是致力于提高一定地域内生态、生活、生产以及文化等多重功能。慢城理念中涉及的环境生态技术提升、地域传统文化保护和本土产业特色挖掘均可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途径。小城镇作为城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传输纽带，其高品质的发展应体现为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彰显传统的文化特色、良好的人居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及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慢城核心理念契合小城镇发展的要求。加之小城镇生活节奏较慢，在城市工业化过程中受影响较小，较大程度地保留了本地的自然景观、文化习俗与建筑风貌，为慢城发展创造了条件。

2华山镇现状困境解读

2.1现状概况。华山镇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中心城区南部，国家5A级旅游景区西岳太华山北部山脚下，区位优势明显，交通条件发达。2018年华山镇被评为陕西省旅游特色名镇，隶属于华山镇的仙峪村也被评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多年来，华山镇的社会经济发展稳步提升，但因长期以来发展模式单一且固化，对于旅游功能的提升缺乏重视，仍存在着很多问题。2.2困境解读。2.2.1旅游资源充沛但开发程度不高。华山镇地处秦岭北麓，气候适宜，四季分明，辖区内有柳叶河、长涧河穿流而过，植被资源丰富。该镇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钟灵毓秀，曾培养孕育出不少历代名人。华山镇传承的华阴老腔、华阴迷胡等传统戏剧艺术也被列为国家非物质遗产，除此之外还有皮影、剪纸等传统文化遗产。华山镇还拥有踅面、槐花麦饭、石子饼、月牙饼等传统特色饮食。走访华山镇实地调研发现，目前这些资源都未被有效利用或是被低效利用。2.2.2规划缺失导致村镇无序发展。由于缺少规划的管控，村镇发展呈现无序扩张的状态。村庄用地功能复合，村民改造自家房屋经营以农家乐为主的旅游服务设施，改造后的房屋风格迥异（图1、图2）。镇区内道路等级不合理，过境交通与镇区内道路混为一用，道路景观与路面质量均欠佳，车行与人行混杂。村集体建设用地被出让或租赁给其他旅游项目，政府为求利益优先开发能够快速为城镇带来经济效益的项目，效益低下的项目被弃置，导致城镇开发格局变得混乱。2.2.3旅游产业单一导致旅游效应低下。华山镇旅游产业单一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华山镇的旅游服务对象多是来华山旅游的游客，而游客主要目的是登华山、品华山文化，在镇区停留时间并不长久，游客需求也只表现在休憩与饮食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旅游形式单一化、游客体验感不佳而导致对华山镇的兴趣不足，最终形成死循环结构，致使无法拓展新的旅游产业。在完善的旅游产业链中，华山镇只有在接待行业和交通行业有相关产品输出，产生的旅游效应也微乎其微。2.2.4镇政府地位被动导致发展受限。镇政府行政权力有限，在实际行动方面责任大、权力小、效率低。华山风景区由华山景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景区收入上报渭南市政府，华山镇的旅游业受华山景区旅游业的牵制造成其地位被动，导致镇区旅游业的支撑条件有限，发展后劲不足。

3慢城理念下华山镇提质更新内容及策略

3.1慢城理念在华山镇应用的可行性分析。首先，适合发展慢城理念的小城镇要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悠久的本地文化和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产业，地理位置一般在城乡结合部，工业化程度较低，城镇规模较小，华山镇符合此条件；其次，从华山镇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出发分析，认为华山镇不能再过度依赖传统的发展模式，华山镇的更新提质需要寻求新型发展理念。应用慢城理念，在进行城镇功能提升的同时还能保留城镇传统文化及风貌，避免“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建设情况出现。最后，因华山镇的旅游业长期受华山“快旅游”特性的牵制，华山镇的游客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无法深入体验华山镇的旅游文化，引用慢城理念可弥补其缺陷。3.2慢城理念与华山镇更新提质融合的内容及策略研究。3.2.1整合旅游资源，构建“慢旅游”项目，拓展旅游服务功能。华山镇目前旅游服务功能较为单一，对各种类型的旅游资源进行梳理、整合后，再结合本地文化、特色产业构建“慢旅游”项目，可成为旅游服务功能的有益补充。华山镇的村民住宅因老龄化、外出务工等因素，房屋闲置造成浪费，可将这些废弃住宅改造成特色民宿和农家乐来营造慢居特色。在特色果园、茶园增设应季的耕种、采摘、炒茶制茶等体验项目，拓展休闲度假、农业观光等旅游功能；华山药材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可打造集餐饮住宿、康养医疗、购物体验、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体验项目。旅游开发过程中需注意慢旅游项目的设置要求舒适度与高品质并存，确保游客的体验感最佳化。3.2.2整治村镇风貌，打造“慢生活”空间，改善人居环境。旅游小城镇的村镇风貌整治需要根据总体定位分层次、分类型地进行。首先是城镇总体风貌的协调处理，需要以本土文化为支撑奠定基调，再进行村镇的风貌提升和展现，确保镇整体风格的特殊性与完整性；其次是以建筑为骨架，以公共空间为载体进行小镇“慢氛围”的营造，改造过程中要强调建筑与公共空间的环境品质；最后是本地居民人居环境的改善，要对居住的道路、绿化、卫生和安全等综合环境进行改造，逐步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3.2.3明确功能分区，梳理内部交通，发展“慢行”交通系统。明确小镇旅游的核心功能和特色功能，核心功能包括餐饮游憩、旅游观光以及基础的生活功能，特色功能则是核心功能的补充，例如康养医疗、农业体验、科普教育等功能。通过对过境公路适当限速、增加旅游资源点与小镇主副干道的联系和疏通内部尽端路来改善华山镇内部道路的路网等级与结构。休闲体验性的旅游小镇对行驶途中的景观质量和速度要求更高，要分类对交通型、游览型道路景观加以提升，要兼顾景色、游客体验、康体运动等要素，从旅游线路、交通工具、交通基础设施三方面着手，发展慢行旅游交通系统[2]。3.2.4加强旅游产业要素互动融合，延伸产业链，提高旅游效益。华山镇要以扩展旅游产业的类型和内容为目的，以旅游产业全要素互动融合发展为指导，促进旅游产业内部的融合发展、旅游产业与相关联产业的协调发展，逐步完善产业链，进一步提升旅游效益。旅游产业内部的融合要以自然环境资源、人文旅游资源为依托，发展餐饮娱乐、休闲住宿、观光体验、购物消费、康体养生等旅游产业项目。关联产业间的融合协调发展分为以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业、农副产品为资源条件的旅游业和旅游业相关服务业三部分[3]，要积极开展农业园区观光、农事活动体验、农业知科普教育等活动，策划“慢食、慢购、慢娱”等相关旅游产品内容，同时努力提升旅游业的接待水平与服务能力，共同推进旅游产品输出多样化。3.2.5多主体参与合作，共建共治共享，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旅游型小城镇的更新提质需要多主体的参与，镇政府要争取向上级政府获得各项审批权，提高对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自主权。除了政府之外，本地居民、技术人员、游客和外资企业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要在相互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共同建设、共同治理、共同享受为目标，共同促进华山镇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我国大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关系良性互动的政策背景下，旅游型小城镇也面临着越来越有利的发展环境和政策。在华山镇的更新提质研究中，从华山镇面临的困境出发，引入“慢旅游”“慢生活”“慢行交通”等新型理念，针对性提出更新内容及策略以实现华山镇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明川,何芙蓉.国内“慢城”研究文献述评[J].城市管理与科技,2019,21(01):42-45.

[2]曹宁,明庆忠.“慢旅游”开发的基本理念与开发路径探讨[J].旅游论坛,2015,8(01):81-86.

更新范文篇7

1前言

根据有关资料的估算：从发电到供电，一直到用电的过程－广义电力系统中的各种电气设备（包括发电机、变压器、电力线路、电动机等）全部的电能消耗约占发电量的28％～33％。这对全国来说一年就有3178～3746亿kW·h的电能损耗在运行的电气设备中，相当于10个中等用电量的省的用电量之和。这说明节电潜力非常之大，但也说明我国电网线损率过高，是世界上产值能耗落后之国。

我国电网的线损率高达8.7％，而德国仅为4.6％，落后之因是：一是我国电网结构落后，网架薄弱，如电网中中小型老旧高能耗变压器拥有量太大，缺乏调节能力，造成事故率高，线损率高；二是电网运行管理落后，强调安全运行，忽视经济运行；三是陈旧的观念和粗放性管理促成线损率过高。总之，造成我国电网损耗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城乡电网结构和企业电网结构中及电网运行管理中科技含量太低。

变压器在整个电力系统中是一种应用广泛的电气设备，一般说来，从发电、供电一直到用电，需要经过3～5次的变压过程，其自身要产生有功功率损失和无功功率消耗。由于变压器台数多，总容量大，所以在广义电力系统（包括发、供、用电）运行中，变压器总的电能损失占发电量的10％左右。这对全国来说，意味着全年变压器总的电能损失为1100亿kW·h以上，相当于3个中等用电量的省用电量之和。

我国变压器损耗电能如此之大，是由于我国的城乡电网中和企业电网中老的高能耗变压器数量太大之故。城乡电网中不仅有大量六、七十年代老旧变压器，有些单位还有四、五十年代变压器在运行，总计有1百多万台，占社会拥有量的40％以上。由于老旧变压器拥有量大，造成我国电网线损率过高。使我国电网结构中科技含量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老旧变压器长期超期服役，更新速度慢，其主要原因是我国普遍存在资金短缺以及耗能设备更新观念落后，管理落后和技术经济决策失误所造成的。

2变压器更新换代的科学决策

在新世纪，在城乡电网改造中，我们要运用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加速老旧变压器的更新换代。

在变压器更新换代中要有科学决策。

（1）树立商品经济中优胜劣汰的竞争观

现代化耗能设备管理的决策要求人们必须从产品经济观念转变为商品经济观念；从封建闭锁的小农经济观念转变为商品经济中的竞争观念，竞争的规律就是优胜劣汰。

（2）树立耗能设备技术磨损观念

耗能设备管理的科学理论的主要基础，从经济寿命观念出发，把产品经济的物质磨损观念转变为技术磨损观念。耗能设备的经济寿命系指耗能设备在制造过程中，不仅考虑设备的物质磨损，更主要的是按技术磨损确定设备的使用年限。耗能设备的"技术磨损"系指耗能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一旦社会上制造出的新设备，其技术性能和经济效益已比原设备继续使用优越时，就应按技术磨损进行决策更新设备。

（3）加速老旧变压器更新换代是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的重要举措之一。因为亏损的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走扭亏为盈之路。加速老旧变压器更新换代，这是低投入高产出的经济决策。

3变压器更新换代的节电潜力与社会效益

当前我国老旧变压器更新换代时，对老旧变压器淘汰要做到劣中汰劣，对新型变压器选型要做到优中选优，不要单纯立足于变压器资金投入少，更要充分考虑到运行中的节电效果，因此不应选择投资少能耗高的S7型变压器，应选择投资大节电效果好的S9型和非晶态变压器，由于节电效果好，多花的投资能很快收回。

3.1老旧变压器更新要劣中汰劣

当前许多企业中有多台老旧变压器，虽然加速老旧变压器的更新换代能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由于老旧变压器数量大，不可能在一年内把所有的老旧变压器全部更新掉，必然逐年更新，所以，在多台老旧变压器淘汰中要劣中汰劣，通过定量计算更换掉损耗最大的老旧变压器，即淘汰技术特性最劣者。即用相同的投入资金取得最大节电效果。例如：大连化工厂有2台60年代的15000kVA老旧变压器，其中1号是1961年产品，2号是1963年产品，按常规必然更新1961年出厂的1号变压器。但通过定量的优化计算，更新1号变压器全年节电64万kW·h，而更新2号变压器全年节电154万kW·h。由此可见，更新1963年出厂的变压器全年多节电70万kWh。所以在电网改造和运行管理中老旧变压器更新淘汰中，不要完全根据出厂年限，应通过定量计算，做到劣中汰劣。

3.2备用变压器可暂不更新

有些重要用电负载都有备用变压器。备用变压器为保证安全供电，只有在运行变压器故障和检修时才投入运行。每年运行时间很短，如备用变压器更新，其更新资金30年不能收回。但注意要把老旧变压器中的劣中之优留下做备用和特殊贮备。

例如：辽宁杨家仗子矿务局的松柏、付井、岭前三个乡变电所中都有二台老旧变压器，一台运行一台备用，每个变电所仅更新一台变压器投入运行。另一台备用变压器不更新。全年总节电量58万余kW·h。同时比全部更新变压器节约资金近百万元，并减少了容量贴费80余万元。

3.3新型变压器选型要优中选优

当前我国推广的高效变压器主要是非晶态和S9型，因此，老旧变压器更新的计算是以节能型的非晶态和S9型变压器代替老旧变压器；而新型变压器选型的计算是以S9型代替S7型变压器。由于配电变压器应用面大量广，所以我们选取10/0.4kV的630kVA、800kVA、1000kVA、1250kVA做典型实例运算。

表1中的技术参数及价格均为山东鲁抗医药企业集团提供，是变压器铭牌参数和实际价格。

根据表1中的技术参数分别计算出β=1和β=0.75时的S9型变压器比S7型变压器的有用功率节约△△P，无功功率节约△△Q和综合功率节约△△PZ（取KQ=0.1,KP=0.2）以及全年的有功电量节约△△AP，无功电量节约△△AQ和综合电量节约△△AZ。根据计算出的节电效果，再计算出S9型变压器比S7型变压器全年节约的电费ZP（每kW·h电在各地价格范围为0.30～1.00元，计算时取0.65元），节约无功功率是节约电容量的投资ZC（无功补偿每千瓦电容器投资取200元），然后再计算出S9型变压器比S7变压器多花的投资收回年限，最后计算出投资收回后，在变压器寿命期内（取20年），总的节电效果△△Aδ和总的经济效益Zδ。

统计算，S9型变压器比S7型变压器的节电效果和经济效益（按β=1和β=0.75）分别列示表2和表3。

由以上计算结果得知：购S9型变压器虽然比购S7型变压器多花投资1万元左右。但其资仅用1～2年可收回,投资收回后，在变压器寿命期内总的节电效果为20～40万kW·h，总经济效益为13～28万元，所以，加速老旧变压器更新换代，购置S9型变压器是企业减亏增效之路。

3.4电炉变压器容量选择的节电降耗

由于电炉变压器过载能力很强，人们习惯选取投资少、容量小的变压器。其结果既浪费了电能，又增加了电费的成本。如根据优化定量计算，把变压器容量增大，既减少电耗又降低成本。

例如：湖南衡阳有色金属机械总厂，把2250kVA电炉变压器更新为3200kVA变压器。全年节电16万多kW·h，更新设备的投资不到二年即可收回，同时由于容量的增大，又提高了变压器供电的安全可靠性。

更新范文篇8

首先要更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狭隘人才观念。唯学历、唯职称的狭隘人才标准对于培养、选拔、引进和激励优秀人才不利，有时还会误导甚至阻碍人才成长。唯有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才能克服唯学历、唯职称的弊端，正确引导和激励人才健康成长。

其次要更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只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才能算人才，从事体力劳动者技能再高也算不得人才。这种旧人才观必须彻底抛弃，要树立一种只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作出贡献的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都应得到足够尊重和优待的新人才观。

最后要更新“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意识。在一些人的观念里，把人才与官职划等号，认为只有当了官才算成才。破除官本位思想，必须缩小职务在各种利益分配中的比重，主要依据绩效和表现来评价人才的贡献和进行利益分配，减少有职与无职之间的差别，在全社会倡导每个岗位都有人才、每个人通过努力都能成为人才，都能得到相应回报的人才观。

更新范文篇9

导言:刑法观念巫需更新和变革

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刑事法律规范。刑法观念则是人们对刑法的性质、功能、犯罪、刑罚、罪刑关系、刑法的制定与实施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看法、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总称。刑法观念具有四个特征:一是主观性。刑法观念属于人的主观认识范畴,它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的认识与评判,往往带有个体性,即因人而异。所以,不同的人可能具有各不相同的刑法观念。二是深层性。在法律文化结构体系中,刑法观念居于深层的或潜隐的地位,‘仑并不一定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永远保持一致,但却控制和影响着居于表层结构的刑法规则和刑法操作系统的状态与功效。三是时代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观的形成、变更和发展,最终要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这就决定了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刑法观念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四是可变性。刑法观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往往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可能是恶性向良性、落后向进步的转化,也可能是一种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倒退。但是,从历史上看,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刑法观念,总是要被时代抛弃的。按照主体不同,可以将刑法观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以立法者为主体的刑事立法观,这种刑法观主要是通过刑事立法的内容反映出来的。二是以执法者为主体的刑事司法观,这种刑法观主要是通过刑事执法活动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实际状况反映出来的。三是以广大社会成员为主体的刑事社会观,这是一种成份最为复杂的刑法观。在这部分人的刑法观中,理论工作者自成体系的刑法观占有重要地位。上述三种类型的刑法观可能基本一致,也可能互相矛盾。从总体上看,三种类型的刑法观虽然互有差别,但又互相影响,彼此渗透。刑法观念虽然因人而异,千差万别,但是,在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总是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刑法观。这种刑法观往往为立法者、执法者和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从而对整个国家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民众的刑事法律意识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社会刑法观念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带有各个不同时期深厚的时代烙印。从法律文化传统看,我国的刑法观念与儒法两家的刑法观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受到历史上刑事立法和执法观念的深远影响;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看,我国经历了小农经济、产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不同经济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刑法观念不能不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从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生活来看,我国深受封建专制主义之害,长期缺乏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这不能不对人们的刑法观念产生消极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经过反复锤炼和升华,已获得了新的内容。特别是受到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大潮的冲击,所有的中国人都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洗礼,以迎接新世纪的到来。然而,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产品经济体制中的刑法观念,却依然陈旧落后,与时代极不合拍。由于受到传统刑法观念的影响,刑事立法的滞后和刑事司法活动中的矛盾、无所适从现象愈来愈明显。时代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改革的呼唤,亦愈来愈强烈。面对改革开放的大趋势,我们别无选择—刑法观念必须更新。刑法观念的更新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目前,迫切需要树立下列五种观念:

一、经济刑法观

所谓经济刑法观,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刑事立法要突出对各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把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刑法的首要功能;二是司法机关要增强刑事执法工作中的经济意识,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作为刑事司法工作的中心任务。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政治角度去考察刑法的功能,在刑事立法上偏重于对上层建筑的保护,在刑事司法上强调司法机关的专政职能。这种刑法观念是伴随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产生的,也是我国产品经济思想在人们法律观念上的反映。但是,当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国家已经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当产品经济体制即将为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时,我们则必须从经济角度重新构筑刑法调整的重心,这就是由政治功能向经济功能的转变。要正确地发挥刑法的经济功能,其核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新秩序、新体制的危害行为评价体系,从宏观上和微观上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笔者注意到,在最近一个时期关于经济犯罪罪与非罪区分标准的讨论中,学者中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经济标准说”。这种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以该种行为是否有利于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唯一标准。只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经济建设,不管法律上是否规定为犯罪,都不能以犯罪论处。二是“法律标准说”。这种观点认为,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能以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凡是符合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就是犯罪行为。除此之外,没有也不应当再创立其他标准。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失之片面。“经济标准说”主张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认定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实质上是把严肃的法律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其结果可能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和庸俗的经济犯罪观。“法律标准说”强调法律绝对中心,则可能使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难以完全适应社会的变化。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的内容是可以发展变化的。当前,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为对生产力的阻碍和破坏。因此,在行为评价体系中引人生产力标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新犯罪观的正常举措。特别是当立法规定滞后于形势的变化,把现在已经没有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仍然规定为犯罪时,司法机关就必须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用生产力标准来考察行为的性质,而不能就案办案,死抠法律条文。但是,犯罪又是刑法规定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以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为依据。除非立法规定与社会现实产生严重的背离,否则,决不允许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以简单的生产力标准代替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当前对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区分,既要坚持“经济标准”,又要坚持“法律标准”。法制与经济的完美结合,才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司法机关来说,树立经济刑法观必须增强服务意识,拓宽服务视野,提高服务质量。依法查处经济犯罪案件和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固然是一种服务,但这远不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内容。司法机关除了打击和惩治犯罪外,必须具有超前服务意识,做好对各种犯罪的事前预防工作;要完善事后服务制度,协助有关方面吸取教训,堵塞犯罪漏洞。只打不防不是全方位服务,打防无效是服务质量不高的表现。

二、效益刑法观

所谓效益刑法观,是指在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活动中,要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最佳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追求经济效益是一切经济工作的最高目标。把这一原理引人刑法领域,则意味着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必须围绕着如何正确、全面、有效地发挥刑罚在控制和预防犯罪中的作用而展开。众所周知,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由于预防对象的不同,又可以将刑罚的目的区分为对已经犯罪者的特殊预防,以及对尚未犯罪者的一般预防。无论是哪一种预防,都是与刑罚手段分不开的。因此,能否有效地预防犯罪,从刑法角度来讲,关键在于如何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刑法效益观中所包含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实质在于刑罚在预防犯罪中能否取得成效及其成效的大小。任何一个国家的刑罚体系都是由性质不同、轻重不同的刑罚种类构成的。怎样在立法上对各种不同的犯罪规定适当的刑罚,如何在司法上针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人适用不同的刑罚,一直是刑事立法和执法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所揭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是:怎样认识和处理刑罚轻重与预防犯罪的关系?围绕这一问题,中国历史上早就提出过“治乱世用重典”、“治平世用轻典”的刑法思想。近几年来,我国刑法学界也就“重刑化”和“轻刑化”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重刑化说”认为,要有效地预防犯罪,就必须在立法上规定重刑,特别是要增加死刑条款,提高重刑在法定刑中的比例;在司法上要广用重刑,多杀长判。并且认为,我国近年来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状况日趋恶化的原因,就在于刑罚不严和打击不力。这种观点为我国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接受,并成为刑法频繁补充修改和“严打”斗争的重要思想基础。相反,“轻刑化说”则主张把“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缓和化”作为预防犯罪的对策。要求在立法上严格控制、减少以至最后废除死刑;降低某些犯罪的法定刑幅度;提高财产刑的地位;扩大缓刑、假释的适用范围。在司法上要少杀慎杀或不用死刑;少判实刑,多判虚刑;少用自由刑,多用财产刑。“轻刑化说”是针对“重刑化说”而提出的。作为一种限制重刑化的理论构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主张从一出台就没有在理论界占据优势地位,与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更是相去甚远。在我们看来,犯罪是一种由多种原因聚合而成的复杂社会现象。刑罚作为对付犯罪的一种手段,对控制和预防犯罪能够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消灭犯罪从这种意义上讲,刑罚的存在尽管是必要的,但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率升降和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然而,从刑法本身来说,无论是重刑还是轻刑,都是预防犯罪所必需的。如果只保留重刑,或者只保留轻刑,都会使刑罚之间变得毫无差别。这种没有差别的刑罚,必然会在预防犯罪中遭致失败。我们认为,在一个科学合理的刑罚体系中,不能没有重刑和轻刑的差别。但是,作为一种立法思想和执法观念,“重刑化”和“轻刑化”都不足取。尤其是“重刑主义”的刑法思想在我国仍很有市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清除。因为,人类社会几千年刑法发展史表明.重刑主义从没有导致社会的长治久安;我国近十儿年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也表明,“严打”一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一种短期效应,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社会治安状况的严峻形势。“重刑化说”经过实践的检验,已足以证明它的短见和弊端,而必须予以摒弃。效益刑法观所要求的是用尽可能节省的刑罚取得最佳的预防犯罪效果。这种刑罚既要足以遏制和预防犯罪,又不能造成多余和浪费。因此,刑罚的投人必须是合理的、轻重适当的。这就意味着在刑事立法上要设置一个轻重适中的刑罚体系和法定刑结构。在刑事司法上要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做到重罪重判、轻罪轻判,同时根据犯罪者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选择适当的刑罚。其目标是:无论是重刑还是轻刑.都要使其因罪、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同,而发挥出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民主刑法观

所谓民主刑法观,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刑事法律创制过程的民主化;_二是刑事法律内容的民主化;三是刑事执法环节的民主化。刑事法律创制过程的民主化,是指刑事法律的废、改、立必须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意见。法规的草创、出台和最终颁行,不能由立法者闭门造车。要增加刑事立法工作的透明度,对重大问题事前要进行广泛讨论,使法律的创制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纵观近十几年来的刑事立法活动,立法机关在对《刑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过程中,征求意见的对象、层次和范围还显得相当狭小。有些法规的出台仓促,带有先天不足。此外,有些很好的立法建议,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最终未被采纳。因此,刑事立法过程中的民主化问题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刑事立法内容的民主性,是指刑法的各项规定必须最大限度地反映广大公民的意志,要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对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行为,必须予以刑事制裁。从我国刑事立法的现状来看,在立法内容的民主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从刑法调整的范围来看,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尚未独立成章,而是依附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之后,而且仅有4个条文5个罪名。诸如公民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民主权利,尚未纳人刑法保护的范围。其次,我国刑法中的类推制度与民主原则直接相悖,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通过类推定罪判刑,实际上使公民不能依法规范自己的言行,这样就会使公民的权利陷人缺乏法律保障的境地。再次,近年来制定的不少单行刑事法规,都是从公布之日立即生效。这种在法律生效日期上所采用的立法方式,使公民没有时间事先学习和了解法律的内容。最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存在着一种刑事立法调整范围扩大化的倾向•。一些人希望通过刑罚手段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致使刑法的触角越伸越长。必须指出,法律不是万能的,刑法的作用更是有限的。刑法只能调整那些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不应当广泛地干预社会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造就一种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利于自由竞争和鼓励人们大胆创造,客观上要求在立法上放宽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刑法调控,以消除人们的压抑心理,活跃民主自由气氛。而不适当地扩大刑法的调整范围,则难以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刑事执法环节的民主化,要求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上,都要坚持民主原则,体现民主精神。就司法人员与被告人、犯罪人的关系而言,司法人员要充分尊重和有效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犯罪者的人身、财产、民主权利,严禁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和其他侵犯被告人、犯罪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就司法机关内部而言,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对案件的处理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听命于行政干预和长官意志。特别是在对案件的定罪量刑问题上,不能实行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而应当忠于事实、忠于法律。

四、平等刑法观

所谓平等刑法观,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刑事立法上的平等,二是刑事司法上的平等。立法平等是执法平等的前提和基础,司法平等则是实现立法平等的保证。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等价交换是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则。把这一法则引入法律领域,就形成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从刑法角度来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要实现官民平等、公私平等、大小平等、强弱平等,坚决反对官轻民重、以官压民、以公压私、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不平等现象。所谓官民平等,是指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和普通公民犯罪要一视同仁,公职人员的地位和身份不应成为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条件;所谓公私平等,是指刑法必须对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合伙经济、私有经济等各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给予平等保护,不能只强调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而忽视对私有制的法律保护。同时,不仅刑法要惩处自然人的犯罪行为,而且也要惩治单位和法人的犯罪行为。由于受封建等级观念和产品经济思想的影响,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和某些地区还相当严重。从立法上看,官轻民重的问题比较突出,对公职人员犯罪的犯罪构成标准和法定刑幅度的规定,没有体现对公职人员犯罪从严惩处的刑事政策。例如,一般来讲,普通公民盗窃公私财物价值300元的,就可构成盗窃罪;而公务员利用职务之便盗窃公共财物2000元以上,才构成贪污罪。又如,普通公民犯过失杀人罪的,处5一15年有期徒刑,而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重大人身伤亡的,其最高法定刑只有5年有期徒刑。再如,我国刑法中规定了破坏集体生产罪,但对破坏个体生产的行为如何治罪,则没有规定。造成诸如此类的立法不平等的原因,就在于受到犯罪主体身份差别、地位高低、所有制性质的差异这种等级观念的影响。从司法上看,官轻民重和以官压民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已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例如,对公职人员犯罪以罚代刑、只罚不打、不罚不打、罚不当罪、迁就姑息的现象,屡禁不止。又如,司法人员滥用职权、违法乱纪,非法剥夺和限制被告人的人身权利,造成人身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所有这些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和蔓延,都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儿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难以变成现实。因此,充分实现立法一平等和司法平等,不应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必须立即付诸实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平等的刑法观决不等于平均主义的刑法观。由于社会关系的性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同.刑法对各种社会关系的保护程度不可能完全均等。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应当有主次、轻重之别。在经济领域中,我们承认公民个人收益的差别,反对平均主义的公平观,鼓励并保护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法律领域中,我们同样也应当反对平均主义的刑法观.要通过刑罚手段保护正当竞争,保护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的人的权益。

更新范文篇10

一、综合经济监督理念

目前，我国《审计法》对审计监督定位为经济监督。但笔者认为这一定位不很确切。审计监督当然是经济监督，但是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如财政、税务、计划、物价、工商等部门对有关经济活动的监督也属经济监督。当然，有关经济类的社会中介机构实行的监督仍属于经济监督。那么国家审计是怎样一种经济监督呢？笔者认为，它实质上是综合经济监督，其含义如下：第一，它应该可以对管理部门及中介机构的经济监督实施再监督。第二，它监督的范围应该既包括国有单位及其经济活动，也包括非国有单位的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有关经济活动。第三，审计对象既可以是开展经济活动的单位，也可以是有关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第四，国家审计应该对社会中介审计及内部审计实施监督和指导。

二、财权制衡理念

笔者认为公共财权体现在以下经济活动中：一是各类财政性资金的筹集、分配、管理、使用活动；二是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有关经济活动；三是主管财政性资金活动和其它有关经济活动的单位负责人的经济职责履行活动。对公共财权的监督，重点是财政预算资金筹集、分配、管理、使用活动，既要对预算的编制、执行进行监督，还要对其效益性进行监督。从目前的审计实践来看，投资审计是预算执行审计中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国家投资的项目一般投资金额大、建设工程造价高、工期长，加之一些地方工程建设管理基础工作不规范，业务资料档案不健全等因素，投资审计工作量巨大，工作难度和风险较高，大部分审计机关的审计力量还不能满足投资审计的需要。因此，必须把有财政性资金投入的工程项目作为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的重点，同时，对国家财政虽然没有投入或仅有较少投入，但与国家和社会利益直接相关的投资项目也应作为审计重要内容。

三、财政主题理念

有人认为，随着各级财政预算及其执行的进一步规范化和科学化，审计将失去监督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财政作为审计监督的主要内容永远不会改变，国家财政是审计监督的永恒主题。这首先是由于我国公共财政的框架尚未建立，部门预算办法仍处于试点探索阶段，财政管理改革任重道远，在这个过程中，审计是一支重要监督力量和促进力量。其次，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中国的财政预算及其执行必然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在那样一个审计环境中，审计对财政的监督将由财经法纪监督为主转向效益审计监督为主，特别是专项预算及其公共产品的效益审计将是审计工作的重点。如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逐步加大。调查发现，部份项目资金到位和使用较规范。但有的项目实施方案，形式主义的东西较多。有的村社同类项目从不同部门重复立项建设；有的偏远村社多年难以争取到急需发展的农业项目和资金；有的项目突出包装亮点，实际效用较差等等。这些将逐步成为今后效益审计重点。

四、阳光审计理念

贯彻阳光审计理念，当前重点是推进审计公告制度。审计公告是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我省及部分市州推行审计公告的实践来看，实行审计公告，对规范公共财政资金筹集、分配、使用，强化财经法纪意识，推进公共财政预算制度建设，提高资金运行效益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审计公告是一把“双刃剑”。它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当前推行审计公告制度，笔者认为应该强化“两个观念”，落实“六项措施”。

两个观念是审计质量观念和依法审计的观念。审计质量是审计结果公告的基础，要更加深入全面地贯彻实行审计署《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落实审计质量责任追究制度。依法审计是规范审计行为的基础，笔者认为尽管现实生活错综复杂，审计工作可能面临重要困难和风险，但一切活动依法行事是自我保护、自我发展、争取更大审计成果的基本行为准则。

六项措施即是：一要科学确定审计项目，防止大干快上，盲目追求审计覆盖面；二要充分保障审计经费，解除审计工作的后顾之忧，特别是重大工程项目和部分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审计经费投入较大；三是不断充实审计力量，政府要增加审计人员数量，审计机关要强化审计人员的培训；四是要严格执行审计程序，程序必须合法有效；五是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特别是推行事中审计和事后审计相结合，使审计监督关口前移；六是要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廉政建设具有一票否决权，没有廉政建设，审计质量及整个审计形象就可能失去基础。

五、审计效能理念

笔者认为，要解决审计部门人少事多、疲劳作战的状况，除政府增加审计人员外，还需大力推进金审工程、远程审计、事中审计以及培训复合式人才。

全面推进“金审工程”建设，加快计算机审计运用步伐。首先要安排力量开发财政、地税、社保、教育等资金量大、社会覆盖面宽的行业的审计软件，通过这些软件将业务主管部门数据共享给审计部门，为审计监督提供便捷高效的平台。同时要开发审计助手软件，将审计工作从审前调查至出具审计报告各个环节，实行计算机网络办公自动化。积极探索“数据审计”和“帐务审计”的有效结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