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知范文10篇

告知范文篇1

从性质上讲，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主要属于先契约义务、法定义务。其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是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经济补偿制度，它必须能够合理区别不同危险，正确计算出承担各种危险所需的保险费率。保险合同作为转移风险的手段，是以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来决定保险人是否承保、费率高低、期限长短、责任范围的关键因素。尽管保险标的种类繁多亦复杂，但作为所有人、管理人、经营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知晓其全貌。若无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通常无法全面了解；如对保险人课以信息搜集、核实的义务，不仅费时、费力、增加交易成本，且难保准确。故为使保险人能准确评估危险、合理控制风险，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保险法必须对投保人课以如实告知义务。

其次，它是有限性的义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告知内容的范围有限。有限告知主义又叫询问告知主义，是指保险人就应当告知的事项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仅就询问事项负有如实陈述或说明的义务。该理论已被各国保险立法和实务界所广泛接受，已经成为保险业普遍遵循的规则；二是告知时间的限制。首先，告知义务产生于保险合同订立前或定约时，亦即该义务发生或存在的期限以合同订立为界限；其次，该义务若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但必须是在一定期间内不发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不利后果。

二、告知义务的构成要素

（一）如实告知义务中的主体

我国《保险法》认定的告知义务主体仅为投保人，而《海商法》中认定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我认为，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如实告知义务较为合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最了解，若仅仅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不足以使保险人全面掌握保险标的的情况。因此，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应作扩大解释，将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理解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文章中统称“投保方”)。

（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

第一，告知行为是否只能发生在要保阶段。我国《保险法》第54条的规定与其他国家的不可抗辩条款规定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法律对保险人因为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导致合同解除的时间限制。由于人身保险合同具有长期性，时间过久则不易查清投保方当时的告知是否属实，我国的不可抗辩条款仅限于年龄误报，而其他未如实告知的情形没有规定。我认为，告知义务虽然是先合同义务，但对合同成立后的补充告知行为，法律也应承认其效力，从而鼓励投保方的诚信行为。另外，对于保险人因投保方违反告知义务而导致解除合同的，法律应设定除斥期间，以限制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

第二，若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则告知的内容只能是要保前的事实的告知,若投保人要保后保险人承诺前或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有没有补充告知义务。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所以，保险人决定承保的通知送达要保人时，保险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要保后合同成立前发生的事实是否需要告知，我国的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我认为，告知的内容应包括合同成立前的所有重要事项。因此，虽然投保方的告知行为一般发生在投保阶段，但在投保后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应当进行补充告知，投保方没有做补充告知的，保险人可以主张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行使合同解除权。

（三）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

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不是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事实，而仅指“重要事实”。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实践中，“重要事实”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且对重要性的判断往往有很高的专业性，如果投保人因不知“重要事实”的范围，稍有遗漏即构成告知义务的违反，进而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这对于负有告知义务的投保人来说，有些强人所难,违反公平原则。实务中的作法常常是保险人列出询问表或在投保书中列出询问项目,让投保人填写。

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认定

理论上一般认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应当同时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要件。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各国立法例多采过失主义，更有的国家将此种过失限于重大过失。我国立法对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也采取过失主义，将告知义务人主观上无过失的情况排除在外。

我们认为，由于告知义务的立法基础在制度上为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因此，在分析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时也应以此两原则为出发点。上述两种立法例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只考虑到诚实信用原则而偏废了对价平衡原则。以对价平衡观点考量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可以得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的事项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而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则应与保险人增收保费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因此，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投保的事项时，因该事项原属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的先决事项，所以不论事故的发生是否与该事项有关，保险人均应享有解除权。而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时，则在事故发生后,如果事故的发生与该事项无关，并且投保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则保险人不得主张解除合同，但可以增收保费。只有依照上述方法来认定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才能保护上述两组对价平衡关系，并将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告知范文篇2

告知义务是指在保险合同成立前，投保人对保险人的讯问所承担的说明或陈述义务。

（一）告知义务是法定义务

在普通合同中也存在告知义务的问题。保险合同中的告知义务是保险法特殊明确规定的，这是在其他种类合同中所没有的。

告知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但该项义务是否可以通过双方的约定予以免除，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告知义务是法律要求保险合同当事人须为一定行为的义务，义务人不能拒绝履行，更不能阻碍对方履行，双方不能通过合同约定排除该义务的履行。"私以为，告知义务是为实现保险人的技术性要求而设立的义务。在无限告知主义的方式下，如果保险人认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足以计算出保险费率，可以免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在询问回答主义的方式下，询问条款以外的内容，视为保险人部分免除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如果保险人未列询问条款，可视为保险人全部免除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

（二）告知义务是附随义务

告知义务尽管为保险法明定的义务，但在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的内容是有较大差别的，其内容的确定主要依据诚实信用。另外，告知义务不可诉请履行，即为不可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之一种。

（三）告知义务是先合同义务

"告知义务为间接义务（所谓间接义务者，乃当事人对法所规定应为之一定行为而不为时，法律则课以不利益，以收间接强制其行为之效果者也）。"故，告知义务为保险合同之外的义务，是先合同义务的一种，告知义务条款并非是合同条款，而应是保险合同以外的条款。

二、告知义务的制度演进

（一）在告知义务构成要件主观标准问题上，向传统的"客观主义"回归

起源于英美法系的告知义务的历史发展，采取了"客观主义"原则，近代以来，曾出现过强调投保人须有主观上故意或过失来作为其构成要件的"主观主义"倾向。但随后，人们又发现，传统的"客观主义"更趋于合理。因此，又出现了传统的"客观主义"的回归。

（二）在告知义务范围的司法确认上，由传统的"无限告知主义"向"有限告知主义"演进

在告知主义的范围上，传统的原则是"无限告知义务主义"，又称为"自动申告主义"，其内涵为一种主动性义务，即自愿的向对方充分而准确的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重要事实，而不论该事实是否为保险人所询问到。而"有限告知义务"主义，也称"询问回答主义"，即投保人仅对保险人询问的保险标的的真实情况作陈述，询问之外的事实，投保人没有义务告知。在这一问题上，英美法系对告知义务具有最先进、最发达的制度研究，形成了"重要事实（MaterialFact）"、"谨慎保险人（PrudentInsure）"概念，规定告知义务的内容界定为"重要事实"的误述，以事实的重要性标准和谨慎的保险人标准作为告知义务的具体内容要素。

（三）在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约束上，从传统的"无效主义"向"解约主义"演进

"解约主义"是与"无效主义"相对应的，是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时，并不是当然的使保险合同无效，而是赋予了相对人以撤销权。

三、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立法启示

（一）告知义务构成要件的主观标准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上规定的违反告知义务构成要件采取了主观过错标准。

一般认为，将保险合同中违反告知义务的标准简单的归类为故意或过失两种情况，无法体现保险契约的最大诚信合同的特殊性。在未来我国保险法的修改和完善中，应借鉴客观主义在该问题上的先进之处。我国告知义务构成应采无过错标准，将因故意和过失而未告知或不实告知这些情形，放入合同法中的欺诈、可撤销合同或可变更合同制度中去调整，使得我国告知义务制度真正在其特有的适用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保险法的固有制度。（二）告知义务范围的司法确认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四条规定了我国保险法的告知义务制度。从这两条可以看出，我国采用的是询问主义的告知范围制度。

在判断要保人所应告知的事项是否为重大事项或重要事实时，必须依保险种类及个别保险契约的内容或目的，客观的以保险技术之观点加以评价。现代保险立法在立法技术与理念上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保险监督机关立于准司法的地位；另一方面由"自动申告主义"向"询问回答主义"演进，以限制投保人的告知范围；并为避免日后发生争议时举证困难，立法要求以书面方式为必要；更近一步者，投保人的告知说明范围以重大事项为限制，什么是重大事项，若非是保险专家并不能清楚知悉。我国现行《保险法》中，没有英国保险法告知义务的核心内容--"重要事实"的概念。对于重要事实的规定也过于简单化，并未对其具体内容认定标准作出规定，特别是没有关于法定除外情形的规定，对于任何事实都需要通过抽象的判断标准进行判断，无形中为具体保险纠纷的解决设置了障碍。我们认为，应当在我国《保险法》中引入"谨慎的保险人"这一客观判断的标准。

（三）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约束

告知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先合同义务，即缔结保险合同之际依基本诚信原则而发生的说明、告知、协作等义务。该义务存在于要约生效之后，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对于其违反者，成立缔约上的过失责任。

对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解约主义"立法模式，即保险人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通过加收保险费或减少保险金额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在解除行使之前，保险合同成立且有效。文章认为，对违反告知义务适用撤销制度比较恰当。违反告知义务是一种先合同义务，影响到保险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构成意思表示瑕疵，以可撤销方式给无辜方法律上的救济，撤销合同后，双方回到保险之前的状态。在撤销合同之外，我国应否采用损害赔偿作为救济方式？我们认为，我国现今保险法对于违反告知义务并未有损害赔偿之救济方式，也不应该采纳这样的规定。

【论文关键词】：保险；保险合同；告知义务

【论文摘要】：保险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法中的核心问题，各国保险立法无不对这一制度关注有加。我国现行《保险法》颁布以来，有关告知义务之争讼不断，文章旨在对告知义务的性质、内容等问题作深入研究和反思，以期使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参考文献

[1]肖梅花.《保险法新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2]陈云中.《保险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

告知范文篇3

【论文摘要】：保险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法中的核心问题，各国保险立法无不对这一制度关注有加。我国现行《保险法》颁布以来，有关告知义务之争讼不断，文章旨在对告知义务的性质、内容等问题作深入研究和反思，以期使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论文关键词】：保险；保险合同；告知义务

一、告知义务的法律属性

告知义务是指在保险合同成立前，投保人对保险人的讯问所承担的说明或陈述义务。

（一）告知义务是法定义务

在普通合同中也存在告知义务的问题。保险合同中的告知义务是保险法特殊明确规定的，这是在其他种类合同中所没有的。

告知义务是一项法定义务，但该项义务是否可以通过双方的约定予以免除，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告知义务是法律要求保险合同当事人须为一定行为的义务，义务人不能拒绝履行，更不能阻碍对方履行，双方不能通过合同约定排除该义务的履行。"私以为，告知义务是为实现保险人的技术性要求而设立的义务。在无限告知主义的方式下，如果保险人认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足以计算出保险费率，可以免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在询问回答主义的方式下，询问条款以外的内容，视为保险人部分免除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如果保险人未列询问条款，可视为保险人全部免除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

（二）告知义务是附随义务

告知义务尽管为保险法明定的义务，但在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的内容是有较大差别的，其内容的确定主要依据诚实信用。另外，告知义务不可诉请履行，即为不可诉请履行的附随义务之一种。

（三）告知义务是先合同义务

"告知义务为间接义务（所谓间接义务者，乃当事人对法所规定应为之一定行为而不为时，法律则课以不利益，以收间接强制其行为之效果者也）。"故，告知义务为保险合同之外的义务，是先合同义务的一种，告知义务条款并非是合同条款，而应是保险合同以外的条款。

二、告知义务的制度演进

（一）在告知义务构成要件主观标准问题上，向传统的"客观主义"回归

起源于英美法系的告知义务的历史发展，采取了"客观主义"原则，近代以来，曾出现过强调投保人须有主观上故意或过失来作为其构成要件的"主观主义"倾向。但随后，人们又发现，传统的"客观主义"更趋于合理。因此，又出现了传统的"客观主义"的回归。

（二）在告知义务范围的司法确认上，由传统的"无限告知主义"向"有限告知主义"演进

在告知主义的范围上，传统的原则是"无限告知义务主义"，又称为"自动申告主义"，其内涵为一种主动性义务，即自愿的向对方充分而准确的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重要事实，而不论该事实是否为保险人所询问到。而"有限告知义务"主义，也称"询问回答主义"，即投保人仅对保险人询问的保险标的的真实情况作陈述，询问之外的事实，投保人没有义务告知。在这一问题上，英美法系对告知义务具有最先进、最发达的制度研究，形成了"重要事实（MaterialFact）"、"谨慎保险人（PrudentInsure）"概念，规定告知义务的内容界定为"重要事实"的误述，以事实的重要性标准和谨慎的保险人标准作为告知义务的具体内容要素。

（三）在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约束上，从传统的"无效主义"向"解约主义"演进

"解约主义"是与"无效主义"相对应的，是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时，并不是当然的使保险合同无效，而是赋予了相对人以撤销权。

三、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立法启示

（一）告知义务构成要件的主观标准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上规定的违反告知义务构成要件采取了主观过错标准。

一般认为，将保险合同中违反告知义务的标准简单的归类为故意或过失两种情况，无法体现保险契约的最大诚信合同的特殊性。在未来我国保险法的修改和完善中，应借鉴客观主义在该问题上的先进之处。我国告知义务构成应采无过错标准，将因故意和过失而未告知或不实告知这些情形，放入合同法中的欺诈、可撤销合同或可变更合同制度中去调整，使得我国告知义务制度真正在其特有的适用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保险法的固有制度。

（二）告知义务范围的司法确认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五十四条规定了我国保险法的告知义务制度。从这两条可以看出，我国采用的是询问主义的告知范围制度。

在判断要保人所应告知的事项是否为重大事项或重要事实时，必须依保险种类及个别保险契约的内容或目的，客观的以保险技术之观点加以评价。现代保险立法在立法技术与理念上发生了重大变革，一方面，保险监督机关立于准司法的地位；另一方面由"自动申告主义"向"询问回答主义"演进，以限制投保人的告知范围；并为避免日后发生争议时举证困难，立法要求以书面方式为必要；更近一步者，投保人的告知说明范围以重大事项为限制，什么是重大事项，若非是保险专家并不能清楚知悉。我国现行《保险法》中，没有英国保险法告知义务的核心内容--"重要事实"的概念。对于重要事实的规定也过于简单化，并未对其具体内容认定标准作出规定，特别是没有关于法定除外情形的规定，对于任何事实都需要通过抽象的判断标准进行判断，无形中为具体保险纠纷的解决设置了障碍。我们认为，应当在我国《保险法》中引入"谨慎的保险人"这一客观判断的标准。

（三）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约束

告知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先合同义务，即缔结保险合同之际依基本诚信原则而发生的说明、告知、协作等义务。该义务存在于要约生效之后，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对于其违反者，成立缔约上的过失责任。

对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解约主义"立法模式，即保险人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通过加收保险费或减少保险金额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在解除行使之前，保险合同成立且有效。文章认为，对违反告知义务适用撤销制度比较恰当。违反告知义务是一种先合同义务，影响到保险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构成意思表示瑕疵，以可撤销方式给无辜方法律上的救济，撤销合同后，双方回到保险之前的状态。在撤销合同之外，我国应否采用损害赔偿作为救济方式？我们认为，我国现今保险法对于违反告知义务并未有损害赔偿之救济方式，也不应该采纳这样的规定。

参考文献

[1]肖梅花.《保险法新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2]陈云中.《保险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

告知范文篇4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两告知一签字，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在给予企事业单位行政处罚之前，履行规定的宣传、告知义务，并由其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制度。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企事业单位，是指住所位于本县境内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以及依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

第四条每年第一季度或者在企事业单位成立三个月内，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可通过适当方式向企事业单位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告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但不得影响企事业单位正常生产经营或者工作。

第五条企事业单位因违法行为应受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书面告知企事业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拟给予行政处罚的内容以及陈述、申辩、听证等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六条除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外，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经过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其中，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应经行政执法机关集体讨论决定。

第七条行政执法机关对企事业单位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2000元以上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除遵守两告知一签字的规定外，还必须书面报告县投诉受理中心，并由其报告县政府负责同志。

第八条县监察局要建立对行政执法机关两告知一签字执行情况日常监督工作制度，采取日常监督与定期抽查相结合，加大查处力度。

县法制办要每年开展一次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活动，检查行政执法机关执行两告知一签字制度情况。

第九条行政执法机关违反两告知一签字规定实施处罚的，按《蚌埠市关于处理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的试行办法》处理；经依法认定为错案的，按《怀远县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追究行政执法机关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告知范文篇5

保险合同是一种机会性合同，保险人对危险的估计是其决定是否承保以及对承保的风险征收多少保险费的重要依据，因此，对风险的了解和认识是保险合同成立的重要前提条件，而由于保险人限于能力以及经营成本的要求，不可能对涉及保险标的的任何事项都进行调查核实，从而使得对保险标的更为了解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成为了保险人获得对标的危险性了解的重要渠道。

正如英国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在1765年的一个判例中说：“保险是一种投机性的合同。用以计算偶然性机会的特殊事件通常只有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人相信他的陈述，相信他未对他所知道的情况有所隐瞒，误导保险人认为某种情况不存在，某种风险不存在，并在此基础上承保。”因此，为了保险人能够正确确定风险以及风险控制的的程度，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了保险人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向投保人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从而确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一、告知义务的主体

按照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告知义务人应为投保人，那么与保险标的有着密切联系的被保险人有没有告知义务呢？对于此，各国的法律规定都不尽相同。美国有的州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而有的州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如实告知义务，而美国保险法理论一般认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应该负担告知义务。日本商法典在损失保险和人身保险上则有所区别。其规定，在损失保险中由投保人负担如实告知义务，而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如实告知义务。而在《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中，直接规定了被保险人为法定的告知义务的主体。

这个问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人的情况下不存在，此时，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合二为一，均需履行告知义务。而在投保人和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被保险人是否也应该负有告知义务呢？笔者认为，这时让被保险人承担告知义务并不违反立法的精神，相反更能体现法律上的公平等原则。

首先，保险法对于其他类似于告知义务的规定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同时负有。例如，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均有义务提供有关的证明资料，而且在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特别规定被保险人的危险增加后的通知义务。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让被保险人承担告知义务并不违背保险法的立法本意。

其次，被保险人通常与保险标的具有更直接的联系，对保险标的了解也往往比投保人更为深入，特别是有关被保险人的个人或隐秘事项，除其本人外，投保人也难以得知。因此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让被保险人承担告知保险义务对于能正确的衡量风险以决定是否承保或确定合适的保险费率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对于保险合同建立在双方真实客观的意思表示之上，减少可能出现的纠纷也有重要作用。

再者，被保险人作为其财产或者人身受到合同保障、享受保险赔偿请求权的人，被保险人能够从保险合同中受益，获得损害赔偿或补偿，那么基于此种利益所得让其同投保人一起承担相应的告知义务也并不违反公平原则的要求。因为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合二为一的情况下，投保人的如实告知，必然也就是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这两个“法律角色”均履行了告知义务，而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仅由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则显然与前一种情形下，保险人获得的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的认知是不同的，二者不是同一人时，保险人对危险的了解仅仅是投保人对危险的获知，并不能代表投保人、被保险人两为当事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的所知情况的全部获知，显然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保险人对标的危险情况的获知与二者均为同一人相比是不相等或不对称的。因此，法律有必要使之达到平衡。

二、告知义务的内容

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告知义务的内容应当是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那么对于告知义务人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来说是否有关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所有情况都应当告知呢？当然不是。客观情况复杂繁冗，而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们可以得知投保人（包括被保险人，下文不再注明）告知的应当是影响保险人决定受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事实，其他事实对保险合同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所以告知义务的内容是有选择的，但是这种选择对投保人来说是有困难的，所以应当由保险人来引导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投保人的告知应以保险人的询问为限，即保险人询问到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保险人未询问到的，投保人则没有必要告知，因为在保险关系当中，保险人居于有利地位，同时，保险人作为专业人员，其对于哪些事项事关保险危险的发生或其程度，在判断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应当由其就这些事项对投保人作出询问也在情理之中。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投保人可以推定保险人询问到了所有必要的情况，这也是保险人在通常的业务范围内应当做到的。

其次，保险合同一般均以格式化合同的形式出现，在合同中保险人针对保险的类别，会做出针对保险标的的书面询问。保险人在设计此项内容时，其目的就在于详尽地获得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情况，相对于投保人的认知水平来说，其条款的设计应当是详尽的。我们可以认为保险人要获得的全部情况均体现在这一书面询问中，所以可以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定在书面询问的范围内，但是这并不是说投保人以其他方式所为的告知无效，凡经保险人同意或认可的，投保人以口头、默示等其他方式所谓的告知也应当认定其效力，以充分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合同的效力。

三、违反告知义务的含义

1、对于什么是违反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规定的是：未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事实，而该条第三、四款则区别投保人的主观形态，把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故意的情形，无论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是何事，不管其是否是重要事实，均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承担该条款规定的法定后果；另一部分则是针对投保人过失的情形，未如实告知的应当是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事项。

我国《保险法》对这种基于主观上的区别是否合理呢，参考一下我国《海商法》上的规定，该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虽然也区分故意和过失，但这仅涉及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结果，至于未如实告知的内容则未加区分，均限定为“重要情况”，海上贸易风险较同类陆地活动而言，其风险应较高，而仍采取“重要情况”的限定，这对于我们理解《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是否应有借鉴意义呢？笔者认为，让投保人因故意隐瞒了一些细枝末节的情况，就让其承担不能获得赔偿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对于投保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同时，这样也有可能使保险人获得一个途径去狡辩，不给予投保人应给的赔偿，尽管投保人也许并不是刻意去隐瞒某些情况，从而将投保人置于一个不利的境地。所以有必要将这一义务的违反限定为投保人未告知重要事项，而所谓重要事项，即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从而也使第十七条二、三、这三款达到协调。

通常，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在回答保险人的书面询问时，是未做如实回答，这与上文中提到的，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以书面询问为限是统一的，书面询问的内容是与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情况相关的，投保人在做书面回答时的隐瞒，在实务中也就是违反了如实告知的义务。转2、是否所有“影响投保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均应由投保人告知呢？那么在某一重要事项不为投保人所知的情况下，投保人未为如实告知，也无法为该项告知，是否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呢？笔者认为，此时认定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则是让投保人承担了一项极为不合理的负担，即让其告知其无法告知的事项。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使得保险人和投报人之间达成合意出现困难，从而影响保险合同的达成。笔者认为，此时投保人并未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不能以此为由来解除合同，因为保险人同样也具有对保险标的和被保险人的情况进行了解的义务，而且相对于投保人而言，保险人的认知能力应当更强，所以说，基于公平、善意的原则，保险人更有义务对此类事项加以了解，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将这一义务强加给投保人。但这并不是说，投保人只要消极的将其明知的事项告知保险人即可。因为“明知”本身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往往只有投保人自己知道其是否明知，客观上难以证明，因此容易使投保人找到借口以其“不明知”为由来肆意为隐瞒行为抗辩，因此，需要一个独立的第三人的标准来限定投保人的告知范围，即以一般人的常识，明知或应知的事项均应由投保人来告知，以促使投保人善意的履行这一法定义务，促使保险合同的顺利成立。

3，另外，对于上文所提及的“重要的事实”该如何界定呢？对于如何衡量一个事实是否重要，在《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十八条中所规定的标准是：该事实是否会对一个谨慎的保险人对决定是否承保或确定保险费率的判断产生影响。在我国的保险法中也采用了相同的判断标准：（1）是否会对保险人接受投保，即与投保人达成保险合同产生影响；（2）是否会对保险人按何种费率向投保人收取保费产生影响。

在这样的判断标准下，一个事实是否构成重要事实，即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接受投保单，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进而达成保险合同，并不取决于被保险人自己认为它是否重要，不是以投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投保人在如实告知“重要事实”时的可能产生的主观臆断，但个人认为，这往往又会导致保险人主观上的倾向。即便存在着一种看法，即事实是否重要通常不是以某一个特定保险人看法为标准，而是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保险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受到影响作为标准。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保险人会怎样做，是接受投保，还是拒绝投保；或者会给予什么样的费率。这种标准也叫做“客观合理的保险人标准”。但是这并不代表就能消除保险人的主观倾向。毕竟，客观世界是复杂的，而且对于同一事情也存在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差别，这样就增加了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产生纠纷的可能性，同时即便上诉到法院，对于何为重要事实，法院可能也是一筹莫展。这样，同样会影响保险合同的顺利达成。

存在两种比较客观的证明事件重要性的方法，一为“风险增加法”，另一为“影响损失法”。由于其纯属介绍性的内容，本文不再赘述。而在实务中，作为一般性的原则，可以认定任何经过保险人具体询问的事实都是重要事实。

四、违反告知义务的后果

对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后果，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二、三、四款针对三种不同情况做出了规定。

1、该条第二款赋予了保险人解除权，只要投保人违反了该义务，不论其故意或过失，未告知保险人相关的重要事项，保险人均得行使该权利，但是该条款的前提应当理解为在保险事故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如何行使其解除权，应依照该条第三、四款的规定来办，因为投保人违反的是缔约过失责任，保险合同解除的后果应在《保险法》未做规定的情况下，应依照合同法的一般规定来办理，即恢复原状，保险人在扣除相关的手续费后，应当退还保险费。

2、对于保险事故发生后发现的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保险人如何行使对保险合同的解除权，《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三、四款做了特殊规定。分别是“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比较三、四两款的规定，可以看出以下不同之处。

首先，结果的不同。对于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保险人在解除合同后不予退还保险费，而对于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则规定了可以退还保险费，表现出了法律的倾向性选择，使得故意不履行如实义务的投保人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对不履行保险事故的程度要求不同，对故意的情形，投保人隐瞒任何事项即可导致保险人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在上文中笔者已经论述到这里的“事项”应当是指“重要事项”，即“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这里不再赘述。而对于过失的情形，除了依据第二款投保人隐瞒的事项为“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外，还应是“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事项，保险人才得以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所以这两款的最主要的差别在于，隐瞒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因果联系上的要求是不同的。

通过以上两点基于投保人在告知中的不如实告知是故意还是过失而引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定的比较，可以看出《保险法》对投保人在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下的制裁是很严重的。只要投保人故意违反了该义务，不论其隐瞒的是任何重要事项，与保险事故有无因果联系，那么他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既得不到赔偿，也不能取回保险费。保险人在过失违反该义务的情况下，只有在其隐瞒的重要事项对该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才得不到赔偿，但仍可以取回保险费。

对比之下，笔者认为，保险法对投保人故意违反该义务的情形的“制裁”是过重的，不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比较合理的规定是应当限定在不退还保险费上，而对投保人隐瞒的重要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也应具有因果联系上的要求，而且法律上的倾向性选择可以达到促使当事人更加积极的履行其义务的作用。同时，对于保险人来说，投保人故意隐瞒的事项虽然未必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但是因为这一事项，保险人可能不会同意订立该保险合同，从而不要承担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所以，也有必要考虑到保险人的立场和利益，来界定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情况下，隐瞒事实与保险事故之间的因果联系。

笔者认为应当界定为：投保人故意隐瞒的重要事项，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而对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属于保险人需提高保险费率的，笔者认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在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不得解除合同、免予赔偿，但可以提高保险费率，以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和公正。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版）

【2】《保险法》陈欣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

告知范文篇6

【论文摘要】:告知义务是保险法规定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保险法为投保人设定的重要义务之一。文章分别从告知义务的性质特征、构成要素以及违反告知义务的认定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一、告知义务的性质及特征

从性质上讲，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主要属于先契约义务、法定义务。其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是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经济补偿制度，它必须能够合理区别不同危险，正确计算出承担各种危险所需的保险费率。保险合同作为转移风险的手段，是以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来决定保险人是否承保、费率高低、期限长短、责任范围的关键因素。尽管保险标的种类繁多亦复杂，但作为所有人、管理人、经营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知晓其全貌。若无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通常无法全面了解；如对保险人课以信息搜集、核实的义务，不仅费时、费力、增加交易成本，且难保准确。故为使保险人能准确评估危险、合理控制风险，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保险法必须对投保人课以如实告知义务。

其次，它是有限性的义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告知内容的范围有限。有限告知主义又叫询问告知主义，是指保险人就应当告知的事项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仅就询问事项负有如实陈述或说明的义务。该理论已被各国保险立法和实务界所广泛接受，已经成为保险业普遍遵循的规则；二是告知时间的限制。首先，告知义务产生于保险合同订立前或定约时，亦即该义务发生或存在的期限以合同订立为界限；其次，该义务若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但必须是在一定期间内不发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不利后果。

二、告知义务的构成要素

（一）如实告知义务中的主体

我国《保险法》认定的告知义务主体仅为投保人，而《海商法》中认定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我认为，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如实告知义务较为合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最了解，若仅仅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不足以使保险人全面掌握保险标的的情况。因此，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应作扩大解释，将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理解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文章中统称“投保方”)。

（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

第一，告知行为是否只能发生在要保阶段。我国《保险法》第54条的规定与其他国家的不可抗辩条款规定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法律对保险人因为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导致合同解除的时间限制。由于人身保险合同具有长期性，时间过久则不易查清投保方当时的告知是否属实，我国的不可抗辩条款仅限于年龄误报，而其他未如实告知的情形没有规定。我认为，告知义务虽然是先合同义务，但对合同成立后的补充告知行为，法律也应承认其效力，从而鼓励投保方的诚信行为。另外，对于保险人因投保方违反告知义务而导致解除合同的，法律应设定除斥期间，以限制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

第二，若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则告知的内容只能是要保前的事实的告知,若投保人要保后保险人承诺前或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有没有补充告知义务。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所以，保险人决定承保的通知送达要保人时，保险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要保后合同成立前发生的事实是否需要告知，我国的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我认为，告知的内容应包括合同成立前的所有重要事项。因此，虽然投保方的告知行为一般发生在投保阶段，但在投保后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应当进行补充告知，投保方没有做补充告知的，保险人可以主张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行使合同解除权。

（三）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

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不是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事实，而仅指“重要事实”。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实践中，“重要事实”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且对重要性的判断往往有很高的专业性，如果投保人因不知“重要事实”的范围，稍有遗漏即构成告知义务的违反，进而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这对于负有告知义务的投保人来说，有些强人所难,违反公平原则。实务中的作法常常是保险人列出询问表或在投保书中列出询问项目,让投保人填写。

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认定

理论上一般认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应当同时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要件。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各国立法例多采过失主义，更有的国家将此种过失限于重大过失。我国立法对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也采取过失主义，将告知义务人主观上无过失的情况排除在外。

我们认为，由于告知义务的立法基础在制度上为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因此，在分析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时也应以此两原则为出发点。上述两种立法例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只考虑到诚实信用原则而偏废了对价平衡原则。以对价平衡观点考量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可以得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的事项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而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则应与保险人增收保费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因此，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投保的事项时，因该事项原属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的先决事项，所以不论事故的发生是否与该事项有关，保险人均应享有解除权。而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时，则在事故发生后,如果事故的发生与该事项无关，并且投保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则保险人不得主张解除合同，但可以增收保费。只有依照上述方法来认定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才能保护上述两组对价平衡关系，并将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主要发生以下法律后果：(1)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2)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3)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险人解除合同时，如果投保人未交保险费的,保险人仍可以请求其给付。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告知义务并非给付义务，而仅是附随义务而已，因此违反此项义务，保险人不能以诉讼方式强制履行，而仅能通过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特定权利即合同解除权，使投保人负担因自己违反义务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1]李玉泉.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C].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

[3]陈欣.保险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告知范文篇7

为优化行政审批程序，完善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告知承诺，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行政审批申请，行政审批机关一次告知其审批条件和需要提交的材料，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承诺其符合审批条件，并能够按照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材料的，由行政审批机关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方式。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审批，包括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审批机关以告知承诺方式实施行政审批的，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组织实施）

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本市告知承诺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和推进。

区、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审批改革工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告知承诺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和推进。

第五条（告知承诺事项的确定与公布）

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行政审批事项外，对于能够通过事后监管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行政审批事项，审批机关可以实行告知承诺。

实行告知承诺的具体行政审批事项，由市和区、县审批改革部门根据各自权限，会同相关审批机关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告知承诺书）

实行告知承诺的行政审批事项，应当由行政审批机关制作告知承诺书。

告知承诺书示范文本，由市和区、县审批改革部门根据各自权限，会同相关行政审批机关制作。

第七条（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对实行告知承诺的行政审批事项，行政审批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通过告知承诺书，向申请人告知下列内容：

（一）行政审批事项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

（二）准予行政审批应当具备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三）需要申请人提交材料的名称、方式和期限；

（四）申请人作出承诺的时限和法律效力，以及逾期不作出承诺和作出不实承诺的法律后果；

（五）行政审批机关认为应当告知的其他内容。

申请人当面递交申请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当场发给告知承诺书；申请人通过信函、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将告知承诺书邮寄给申请人。

第八条（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人收到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承诺书，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在被告知的期限内填写申请人基本信息，并对下列内容作出确认和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自身能够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四）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

（五）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

（六）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应当将经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当面递交或者邮寄给行政审批机关。

第九条（告知承诺书的生效和保存）

告知承诺书经行政审批机关和申请人双方签章后生效。

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由行政审批机关和申请人各保存一份。

第十条（提交材料）

申请人应当按照告知承诺书的约定，向行政审批机关提交相关材料。

告知承诺书约定申请人在递交告知承诺书时提交部分材料的，申请人应当在递交告知承诺书时一并提交；约定在行政审批决定作出后一定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期限提交。

申请人应当在递交告知承诺书时提交材料的具体范围，由市和区、县审批改革部门根据各自权限，会同相关行政审批机关确定。

第十一条（审批决定）

行政审批机关收到经申请人签章的告知承诺书以及告知承诺书约定的部分材料后，应当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并制作相应的行政审批证件，依法送达申请人。

第十二条（后续监管）

作出准予行政审批的决定后，被审批人在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行政审批机关应当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的决定后2个月内，对被审批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被审批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行政审批机关应当对被审批人从事行政审批事项的活动加强监督检查；发现被审批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处理。

第十三条（诚信档案）

行政审批机关应当建立申请人、被审批人诚信档案。

对被审批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行政审批机关在审查、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被审批人作出不实承诺的，应当记入申请人、被审批人诚信档案，并对该申请人、被审批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第十四条（行政监察）

市和区、县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告知承诺实施情况的监察。

告知范文篇8

一、告知对象

区委管理干部和区委委托区委组织部管理干部（以下简称为“领导干部”）。

二、告知内容和范围

告知内容根据区委组织部登记备案的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情况确定，主要包括领导干部参加由省、市、区委组织部门组织的理论培训、业务培训和选派赴国外培训的有关情况（不含学历学位教育和研究生课程进修）。

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情况采取一年一告知的办法，由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每年年初将领导干部上年度参加培训情况，以书面形式告知领导干部所在单位党委（党组）及领导干部本人。

三、有关事宜

告知范文篇9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这些诉讼权利由公安、司法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明确告知，国际上许多国家包括我国都已将这列为一项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保障这些权利的实施作出了详细规定。公安、司法机关侦查、审判案件时，大多数能够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程序的有关规定,可并非所有执法者都严格执行这项规定，不可否认少数执法机关在执行这一诉讼权利告知程序时存在较大偏差。本文就此做了一些粗浅的探索，主要就我国目前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对诉讼权利告知的执行情况以及如何去具体实施告知谈了谈自己的看法。

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诉讼权利种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有关立法精神，笔者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诉讼权利做了以下归纳。

1、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第33条又规定，诉讼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只能由自己行使。自我辩护是犯罪嫌疑人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自己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免除，减轻刑事责任的意见及事实证据材料,以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一种诉讼权利。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居所有诉讼权利的核心地位。侦查讯问是侦查阶段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犯罪嫌疑人的自我辩护权主要是在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中来实现的。

2、有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

3、有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4、有要求侦查人员回避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法律规定回避的情形有：（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人的；（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5、有辨认物证，知道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和申请补充鉴定或者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6、对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侵犯他的诉讼权利或者进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提出控告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7、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8、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有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

9、有核对讯问笔录权。刑事诉讼法第95条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载有遗漏，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

10、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要求他们的监护人或者法定人到场的权利。

11、有知道讯问他们的侦查人员的姓名的权利。

12、有知道自己行为涉嫌罪名的权利。

二、当前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执行现状：

1、现状

当前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执行诉讼权利告知的现状存在着内容不全面、形式不统一的问题。可概括为：主动性告知少，被动性告知多；完全性告知少，不完全性告知多。

主动性告知少，被动性告知多是指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犯人时，不是积极主动地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及时准确地告诉犯罪嫌疑人，而是在犯罪嫌疑人或者聘请的律师提出有关请求或咨询后,才告知有关权利并准其行使,例如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有的侦查员自己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既不主动回避，也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要求侦查人员回避的权利；有的侦查人员在讯问完犯罪嫌疑人后，不但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核对讯问笔录的权利，而且也不让犯罪嫌疑人阅读记过的笔录，而是立即命令犯罪嫌疑人在讯问笔录上签名、按指印。有些是当犯罪嫌疑人提出来有权阅读笔录时，才不得不将笔录交给犯罪嫌疑人过目。

完全性告知少，不完全性告知多是指侦查人员有选择地将犯罪嫌疑人的部分诉讼权利告知犯罪嫌疑人。实际讯问工作中侦查人员选择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对讯问工作有利的某几项权利,如自我辩护权、要求回避权、核对笔录权告知犯罪嫌疑人。但是对于一些如有权聘请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咨询、控告、申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等等则讳言不提，即使是犯罪嫌疑人问到这些权利，侦查人员也不愿作过多的解释和说明，甚至讽刺、打骂侮辱犯罪嫌疑人。

2、存在上述情况的原因

现实司法活动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不良现象，笔者经过认真分析，总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我们司法队伍中的个别侦查人员认为现在法律知识已经普及，公民的法制观念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犯罪嫌疑人应当知道其在诉讼中享有的权利。即使侦查人员不说，犯罪嫌疑人也会知道并正确行使。

2、有个别侦查人员缺乏法制观念，思想受长期以来职权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犯罪嫌疑人就是被追究的对象，甚至划分为敌我矛盾，犯罪嫌疑人只有老老实实认罪伏法的义务，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3、一些侦查人员对诉讼权利告知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觉得告知与不告知没啥大不了的问题，只要司法人员做到公正执法，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就不会受到侵犯。

4、还存在一些司法人员认为现在刑事侦查工本身就很复杂了，犯罪嫌疑人对抗审讯的伎俩已经很多，如果再将一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却不利于侦查中的诉讼权利告知给犯罪嫌疑人，一定程度上会增长犯罪嫌疑人的嚣张气焰，而且一旦这些权利被犯罪嫌疑人滥用，侦查讯问工作就会更加困难。

5、在司法活动中，对于需要告知犯罪嫌疑人的十多项诉讼权利，如何告知、采用方式、没有统一的规范，也造成了上述两多两少的情况。

6、缺少有关法律法规的制约。一方面法律规定太原则，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法律对侦查人员不执行诉讼权利告知的后果如导致证据失效，犯罪嫌疑人受不到法律的追究，对责任人员是否给予处罚，如何处罚等没有明确的规定。

三、侦查机关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的重要意义

（一）、侦查机关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对保护人权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参与人，在侦查阶段其犯罪嫌疑犯的身份一经确定即处于被追究的地位。由于他们在侦查中没有对等的主体，对其进行的侦查活动一般又是不公开的，他们的权利极易受到侵害，为此，刑事诉讼法规定他们在侦查阶段享有较为广泛的权利。在侦查活动中，犯罪嫌疑人是否享受到这些权利，又以他们对自身的权利是否了解为前提。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绝大多数的犯罪嫌疑人在被指控为涉嫌犯罪后，对自己在侦查阶段享有哪些权利，往往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不清楚，其行使权利的基础也就因此非常的薄弱。如果侦查人员讯问中不告知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就会使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落空或者不能充分的享有。这样法律中关于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的规定也就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

（二）侦查机关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是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同时也符合当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大家知道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国外很多国家对此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如“米兰达忠告”是美国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时的惯例行为，并将其作为讯问的第一句问辞，如果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没有向其提出米兰达忠告，那么由此收集到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采用。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执法活动正日趋与国际接轨，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和做法显然应当摒弃。虽然我们不能照搬美国的做法，但也制定了一套适合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和规定。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并记录在案。这些规定表明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是侦查机关讯问中应当履行的一项义务。既然法律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应享有的诉讼权利，相应地作为侦查机关就有义务去保障法律规定的实现。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实观，是以公安机关承担的保障权利实观的相应义务为基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安机关能够保证履行义务的程度,就是犯罪嫌疑人实际能够享有权利的限度。

（三）侦查机关正确执行诉讼权利告知有利于侦查人员转变观念，依法办案，文明执法。以前，公安机关办案的老思路是“先抓人，后取证”,不注重案前的调查取证工作，使一些重要的证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取证困难，甚至于流失，这无疑会给案件的诉讼活动带来麻烦，而现在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要求公安机关“先取证，后抓人”，重视案前的调查取证工作，从而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顺利进行。实施权利告知，对犯罪嫌疑人而言是使其得到了一种人身权利的保护，而对侦查人员来说则是打了一次有效的“预防针”。因为侦查人员在实施诉讼权利告知时，对侦查人员自己也是一种法律的再学习和再教育。侦查人员会时刻提醒自己和同事不能采取非法的方法开展讯问，对自身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知道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和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对于这一项权利，犯罪嫌疑人知道的甚少，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会认为鉴定结论是公安机关十分保密的东西，不会让知道，如果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不对犯罪嫌疑人告知此项权利，那就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道理很简单，你就不去告知他有此项权利，他怎么会去申请补充或者重新鉴定呢！另外，当犯罪嫌疑人了解自己的权利后，一旦侦查人员有违法行为发生，犯罪嫌疑人就有可能拿起法律武器进行抵抗，这无疑对侦查人员的行为起到很好的监督、约束作用。

四、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时,如何对其实施权利告知

因为需要向犯罪嫌疑人告知的诉讼权利较多，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诉讼权利告知的时间，方式等并没有做具体、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在实际司法活动中缺少操作性，得不到规范的统一，侦查实践中每个侦查人员都是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去具体实施，对这一点本人认为必须尽快加以纠正，因为刑事诉讼活动是一项严肃、要求严格的活动，下边就这一点如何规范、如何实施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告知，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应该明确，上述对犯罪嫌疑人告知的十二项诉讼权利是在不同的侦查阶段告知的，有些是在讯问开始时告知的，有些是需要在讯问过程中告知的，而另外有一些是需要在讯问结束时告知的，因此为了规范、统一,使侦查人员操作起来方便，我们必须先对需要向犯罪嫌疑人告知的十二项权利进行分类：

第一类，在讯问开始时需要向犯罪嫌疑人告知的诉讼权利。可以归纳为这些：知道讯问他们的侦查人员名字的权利；要求侦查人员回避权;自我辩护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的权利；明知犯罪嫌疑人是少数民族公民或者外国人的，侦查人员应告知其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明知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侦查人员应告知其有要求他们的监护人或法定人到场的权利，有核对讯问笔录或请求自己书写供词的权利；

第二类：在讯问过程中，需要向犯罪嫌疑人告知的诉讼权利。可以归纳为：控告权；有辨认物证、知道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和申请补充鉴定或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

第三类：在讯问结束后，需要向犯罪嫌疑人实施告知的权利。有以下几种：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的权利；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知道自己行为涉嫌罪名的权利。

下边谈谈采用何种形式去告知犯罪嫌疑人上述诉讼权利。在观念的侦查工作中，可以就形式多样，缺少统一的规范，有些是在讯问笔录中记载，有些是把所有上述这些权利归纳在一起，制作一份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告知书，有的是口头告知。笔者认为，实施诉讼权利告知，从严格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和公安机关实行警务公开的需要出发，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权利告知应该采用书面形式，这有以下积极作用：可以促使侦查机关全面履行告知义务；可以让犯罪嫌疑人明确了解自己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可以避免起诉和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导致证据无效等情况的发生，为顺利完成侦查工作创造条件。再一点，上述十二项权利是否全部需要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呢？笔者认为不需要，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去具体实施，举个例子，如果犯罪嫌疑犯是成年人，还需要告知其有权要求其监护人或法定人到场的权利吗?再比如，本案件中就没有物证，也没有鉴定结论，你还要告诉其有辨认物证、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我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因此，本人以为，向犯罪嫌疑人告知诉讼权利，可以按照上述的三种分类，根据讯问工作的不同阶段，统一采用书面形势在讯问笔录中记载，从而完成向犯罪嫌疑人实施权利告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主编樊崇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7年7月

2、《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第35号令1998年5月

3、《侦查讯问研究与应用》主编王怀旭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1999年4月

告知范文篇10

关键词：告知主体、告知内容、义务免除、构成要件、解除权、除斥期间

告知义务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履行的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对此作出了相关规定，但该条款内容存在缺陷和不足，应加以修改和完善。本文试就该问题展开探讨。

一、关于告知义务主体的范围

告知义务人的主体原则上为投保人，因为他是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的相对人，所以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投保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对这一点无任何疑义。

关于如实告知义务的承担人，各国立法例规定的不尽相同。有的国家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如德国1、意大利2、越南3、俄罗斯4等；有的国家区分不同情况，如《日本商法典》区分损失保险和人寿保险，其第644条规定，损失保险的投保人，负如实告知义务；其第678条规定，人寿保险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如实告知义务；有的国家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如韩国则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负有告知义务。5瑞士也要求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负告知义务。6

美国保险立法对于如实告知义务的承担人，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规定。但是，在美国各州的保险实务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地位并未加以明确划分，通常将被保险人列为如实告知的义务人，实际包括在投保人内。7

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投保人负如实告知义务。本文认为，在保险活动中，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应课以告知义务。首先，就财产保险而言，被保险人为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受损人及受益人，根据权利和义务一致原则，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理所当然。同时，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往往最了解保险标的物的状况及危险发生情况，便于告知义务的履行。其次，在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更为透彻，比投保人负担告知义务的理由更加充分。再次，考虑到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之危险事项有比投保人更为透彻的了解，特别是有关被保险人的个人或者隐秘事项，除被保险人本人以外，投保人难以知晓。若不使被保险人负担如实告知义务，对于保险人估计危险难免会有所妨碍。既然被保险人是以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的利害关系人，要求其承担如实告知义务，其妥当性不应受到怀疑。所以，本文认为保险法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二、关于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

关于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各国立法均明确规定为“保险合同订立时”，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亦作出如此规定。在解释上，学者们认为，“订立契约时”泛指保险人为承保意思表示之前，义务人于投保时及投保后契约成立前应负告知义务。8

我国《保险法》关于告知义务履行时间的规定则显得较为模糊，但多数学者认为告知义务的履行应于保险合同订立时进行。9我国《澳门商法典》第973条第1款更是明确规定为投保人“最迟应于订立合同时”履行告知义务。但也有学者认为保险合同订立后，特别是在保险合同复效时、续约时、合同内容变更时也应该履行如实告知义务。10本书认为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应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就告知义务的性质而言，告知义务属于先合同义务，即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应履行的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投保人对于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的询问应如实告知。”依该条可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在合同订立时履行告知义务，本条之所以规定“订立合同时”在于区别如实告知义务的性质和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负通知义务的不同。所谓“订立合同时”应泛指保险人做出承保意思表示之前。即“合同成立前的告知义务”。

三、关于告知义务的内容

告知的内容，主要是指重要事实的告知。11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第2款规定：“所有影响一个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决定是否承担某项风险的情况均为重要事实。”在英国，具体讲，必须告知的重要事实有：121、所投保的风险，就其性质或险别比人们通常预计的要大；2、同样，外部因素使得风险大于通常状况的；3、导致预期损失金额大于通常估算的金额；4、以往其他保单项下发生的损失和赔偿；5、以往投保时曾遇到其他保险人的婉拒或提出的不利条件；6、因被保险人免除第三方本应承担的责任而影响到保险权益转让的事实；7、是否存在其他非补偿性保险单，如寿险或人身意外险保单；8、与保险标的有关的全部事实及相应的介绍。

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因为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从该条可以看出，告知的内容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事实；第二种是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实。13

判断“重要事实”的标准是什么？美国的保险法律中有两种证明重要性的方法：一是风险增加法，二是影响损失法。14

1、风险增加法。这是一种使用较为普遍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一个事实要构成重要的事实必须引起承保风险的增加。纽约州保险法规定：除非保险人了解到不实陈述的事实会导致其拒绝达成（保险）合同，否则不能被看作是对重要事实的不实陈述。在确定重要性时，（法庭）允许以保险人签订合同时是否会接受，抑或拒绝类似风险的习惯做法作为证据。马萨诸塞州保险法规定：除非不实陈述增加损失风险，否则不能视为对重要事实的不实陈述。使用这种方法，如果投保汽车保险，家中有一个20岁的青年人与投保人共开一辆车，而投保人告诉保险人家中没有25岁以下的人开车，由于汽车保险人按惯常做法对于年轻、单身驾车人收取较高的保费，显然，投保人所陈述的事实已经增加或严重影响保险人承保的风险，构成了被保险人的不实陈述。

2、影响损失法。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方法使用不如前一种广泛。这种方法通常规定：不论事实本身的重要性如何，如果这种不实陈述从本质上并未造成承保财产损害的增加或导致其灭失，就不能使保险合同失效。

本文认为判断事实重要性的标准不能依义务人或保险人的主观意思决定，须依事实的性质综合各种情况进行客观的、全面的考察。假如该事实足以影响保险人承受危险的决定时即为重要事实，而义务人主观上认为不重要，在询问时未作出告知，也产生告知义务的违反。对于有关事项的未告知或告知不实，保险人须证明其重要性。假如发生争执时应当由法院就危险的性质加以判断。但是如果保险人对此问题已以书面标明的，可以视为重要事项；反之如果保险人只概括地在书面上询问“是否有其他疾病？”或类似的文句，则不得视为该问题已经“书面标明”。投保人对之是否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仍须由其所未告知或不实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

四、关于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

各国的保险法都规定了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如果不如实告知，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由于各国的法律传统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不同，告知存在两种制度15：一种是询问告知制，即只有在保险公司询问的情况下，投保人才有义务如实告知；另一种是主动告知制，即不经过询问，投保人也应当将与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承保及费率高低有关的重要情况告知保险公司，如果有隐瞒不告知或者告知不实，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一）《保险法》规定的询问告知制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我国适用的是询问告知制。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要求投保人填写保险公司印制的投保单，作为对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个别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就投保单之外的有关事项进行询问，无论这种补充询问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投保人都应当如实告知，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我国的询问告知制是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以及我国广大投保人的风险管理意识相符合的。

（二）《海商法》规定的主动告知制

我国《海商法》第222条规定：“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需告知。”显然，依照《海商法》的规定并对之作文义解释，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之履行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前提，不论保险人是否询问，除非保险人已知或者应知，投保人（被保险人）应当将有关保险的重要情况“主动”告知保险人。16至于何者构成重要事项，为事实判断问题，因保险标的和承保险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投保人无需告知的保险人“没有询问的”事项，仅以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事项为限。可见，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不论保险人是否询问，均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三）对两者的比较

本文认为，在保险关系中，保险人居于有利地位，对于哪些事项事关保险危险的发生或其程度，在判断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应当由其就这些事项对投保人作出询问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其没有就这些事项作出询问，表明此等事项并不重要，或者可以推定保险人已经知道这些情况或者虽不知情但免除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自然没有必要主动进行告知。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对海商法上关于如实告知的规定，应作宽松的解释，即投保人只对保险人关于重要事项的询问有如实告知义务；而对保险法第17条应作反面解释，即如果保险人没有询问投保人的事项，投保人没有必要告知保险人。

（四）对《保险法》第17条第1款的修改意见

建议将该款修改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如实告知。

五、关于告知义务的免除

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免除，是指在某些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免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随着保险业的发展，许多国家在规定了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的同时，亦尝试在某些情况下免除告知义务。如美国《加州保险法》第333条的规定和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2条的规定。17

对于保险人没有询问的事项，投保人没有义务告知保险人，但对于保险人询问的事项，投保人并不负担无限告知的义务。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事项，应当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知道的有关保险标的危险情况的重要事项（即直接影响保险费率的确定和危险发生的程度的事项），以保险人在投保书中列明或者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询问的事项为限。例如，投保人在订立人寿保险时，有关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住所、职业、收入、健康状况、有无重大疾病、心理健康状况、家族病史等事项，应当为重要事项。保险人已经询问的事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知道的，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没有告知义务。18

告知义务的免除制度，我国保险立法尚未确立，不过，许多国家的保险立法已倾向于由保险人自身承担因过失而放弃或不知本应知道的事实的责任。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张某诉保险公司一案的判决可以反映此种立法潮流。19

张某于1995年5月向台湾某保险公司投保终身寿险300万元，约定被保险人发生癌症时赔付50％，身故时赔付50％。投保书健康告知栏中有关于过去5年是否患有癌症以及现在是否患有良性肿瘤，恶良性不明肿瘤的询问，投保人张某均填写“无”。同年6月，张某因感冒内耳积水就诊，经检查得知已患初期鼻咽癌，张某因此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经审核，发现其住院病历中张某主诉自觉颈部有硬块约2个月（即投保前）。保险公司以投保人在投保前已自觉肿块而未如实告知为由予以拒赔。张某不服，起诉至法院。

台湾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保险人不能举证证明投保人在投保前曾有鼻咽癌就诊记录，应认为张某投保前未经证实已患鼻咽癌，因此也就不存在投保人不实告知的问题，故判决保险公司败诉。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提出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是，投保人在投保之初，已经在保险公司指定的医院体检，有专职负责体检的医生进行详细检查后，就有关部门是否有肿块或肿胀，均填写“无”，由此可以认为，投保人在投保时无颈部肿块及肿胀。保险公司提出的拒赔理由主要为，病例上记载有投保人自述颈部有硬块约2个月，对此张某认为，此属主治医生误记，主治医生已予以证实，保险公司不能凭一次的记载即作出不利于被保险人的认定，从而对保险公司以违反告知义务为由的拒赔决定不予支持。

本文认为，从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我国《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免除似有补正的需要，但对此不宜简单照搬。

六、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要件

告知义务的违反，须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方可构成。主观要件指义务人未告知或作不实的告知，是否为故意或过失所致。其客观要件，是指告知义务人不告知有关重要事项或有关事项作不实说明。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归责性，立法例多采过失主义，20日本和意大利更是将此种过失限于重大过失。21

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见，我国立法对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归责性亦采过失主义，而将告知义务人主观上无过失的情况排除在外，此种立法主张值得肯定。纵观各国立法，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构成要件，大体有两种体例22：因果关系说和非因果关系说。

第一种，因果关系说。此说主张，若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不负保险赔偿责任。若已赔偿的，保险人可请求返还。至于未如实告知事项和保险事故发生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须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证明。未能证明彼此间有因果关系，保险人可解除合同并不负理赔责任。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及美国Kansas、Missouri、Rhode三州采此说。23

第二种，非因果关系说。此说认为投保人只要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不论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都可以据之解除合同，免负保险赔偿责任。此说又称危险估计说。因为其重点只在于投保人的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可能影响保险人在订约时的危险估计，至于事后是否影响保险事故的发生不在所论之列。法国及美国大多数州皆采此说。24

针对上述两说，本文认为，非因果关系说只论投保人是否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表面事实，而不论事实上是否影响保险事故的发生。这与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即投保人所告知的范围以重大事项为限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因而是不可取的。

如果采因果关系说，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投保人未将所知或所应知的事项如实告知，已违反“诚信原则”，若所涉及的事项属重大而影响保险人的危险估计，保险人可解除合同，并保留收取保费的权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事故的发生无关联，那么，保险人仍应负保险赔偿的责任。这种法理可由我国保险法第37条的规定得知。25保险法第37条第2款规定的宗旨是，危险增加本应依同条第1款的规定通知保险人，否则应负特定的不利法律效果，但若后来损害的发生不影响保险人的负担，投保人的通知义务可以免除，保险人不得主张本可主张的法律后果。换言之，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解除权未行使或危险增加对于保险事故的发生及保险人的给付范围无影响，保险人仍应负给付的义务。据此，因果关系说似较合理。

告知义务人违反告知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两者间如果没有因果关系，保险人可否解除契约？美国法院近来已有区分险种的做法，即在财产保险及责任保险，保险人固不必证明有因果关系即可解除契约，但在人寿保险，则须违反告知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保险人始得解除契约。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在1992年修订时特别增加“……，但要保人证明危险之发生未基于其说明或未说明之事实时，不在此限。”26换言之，对此持否定观点，即告知义务人违反告知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如果没有因果关系，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对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应采因果关系说。基于此观点，本文认为，应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和第4款作如下修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对于危险估计者，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事故发生后亦同。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证明保险事故的发生未基于其不告知或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时，不在此限。

七、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告知义务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各国立法的规定不尽相同，有规定合同无效者（如俄罗斯、法国），有规定合同终止者（如韩国），有规定合同撤销者（如意大利），但多数国家均规定由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我国《保险法》亦作如此规定。

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并不产生保险合同无效的后果，保险人只是有条件地取得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人因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而取得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称之为保险人的解约权。因为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使得保险人承保风险后实际处于很不利的地位，保险人是在没有了解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同意承保，法律若继续维持保险合同的效力对保险人不公平，反而会鼓励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应当取得相应的补救。

因违反告知义务所产生的解除权，在保险合同成立的同时即已发生，不问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是否已经开始。另外，此项解除权不限于保险事故发生前，才能行使，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也可以行使。保险人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发现有违反的事实，此时即有解除的必要。但为使法律关系早日确定起见，保险法应规定解除权的除斥期间。

台湾地区保险法对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作出了相关规定。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5条规定，由保险契约所生之权利，自得为请求之日起，经过二年不行使而消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期限之起算，依各该款之规定：（1）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危险之说明，有隐匿遗漏或不实者，自保险人知情之日起算。（2）危险发生后，利害关系人能证明其非因疏忽而不知情者，自其知情之日起算。（3）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人之请求，系由于第三人之请求而生者，自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受请求之日起算。

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本文认为应作如下修改：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2年以上的除外。

注释：

1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条

2《意大利民法典》第1892、1893条

3《越南民法典》）第577条

4《俄罗斯民法典》第944条

5《韩国商法典》第651条

6陈顾远：《保险法概论》，正中书局印行，第121页。

7施文森：《保险法判例之研究》（上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183页。

8江朝国：《保险法论》，瑞兴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197页。施文森：《保险法总论》，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156页。

9参见：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羊焕发、吴兆祥：《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0周玉华：《保险合同与保险索赔理赔》，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219-221页。

11施文森：《保险法判决之研究》（上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187页。

12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13徐卫东：《保险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336页。

14陈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58页。

15李宝明、鞠维红：《保险索赔理赔规则》，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6页。

16李政明、贾林青：《海上保险合同的原理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17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25页。

18RaoulColinvaux，TheLawofInsurance，5thed.，Sweet&Maxwell，1984，P95.

19邹辉：《保险纠纷案例》，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44页。

20参见《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19条；《韩国商法》第651条；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20条。

21参见《日本商法典》第644、678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892、1893条。

22《保险合同与保险索赔理赔》，周玉华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243页—第244页。

23《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1条规定：“若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解除合同的，若告知义务的违反并不影响保险事故的发生或保险人应负责任的范围时，其给付义务仍不改变”。

《日本商法典》第645条第2款但书规定：“但经投保人证明危险的发生并非基于其告知或不告知的事实的，不在此限”。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第2款但书规定：“但投保人证明危险的发生不是基于告知或未告知的事实时，则不在此限”。

美国各州的规定，参考陈世义（台），现代保险15期，91页。

24法国保险合同法第21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故意隐匿或虚伪告知时，假如其行为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的危险评价，保险合同无效；虽此行为对于危险事故的发生无影响，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