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范文10篇

概况范文篇1

关键词：婚约；近代化；转型；启示

我国婚约文明源远流长，在累世传承中都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固有文化的传统因子，保留着先民情感的原始风情，集中体现着民族特色与国情民风。在清末、民国时期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基于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原则并结合原有传统，实现了较为成功的转型。研究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及其近代转型，既是出于对其发展演化轨迹、规律的了解和尊重，更是为当代构建新型婚约制度提供历史镜鉴。

一、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立法概况及基本特征

(一)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立法概况

我国素有注重婚约的传统。据史料记载：“上古男女无别，太吴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进入奴隶社会后，统治者将源自原始氏族组织的各种礼仪习俗系统化、制度化并不断发展，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婚约的内容从未间断、日益完善。不论所谓的“五礼”、“六礼”还是“九礼”，皆包括“婚”礼在内。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更是对从订立婚约到成婚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婚礼不仅由此达到了当时的完备状态，赢得了“万世之始”Ⅲ的美誉，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后来习惯法向成文法的发展以及法律儒家化所导致的礼法融合，原来关于婚约的礼仪规则开始不断向成文法律领域渗透。有关婚约的成文立法也相应产生。这样，调整和规范婚约的法的渊源就有了礼仪规则、成文立法和儒学经典等多种形式。我国成文法中最早关于婚约方面的正式立法应当属于《九章律》，它开启了后市“户婚律”的先河。到了唐代，有关婚约的立法及实践已涉及到婚约的成立与生效、婚约的内容与形式、婚约的效力与解除等内容，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封建婚约制度，不仅成为后世宋、元、明、清诸朝婚约立法的范本，而且对近邻国家和地区的有关立法也有相当的影响。

(二)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基本特征

透过上述关于婚约的各种法律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婚约的订立主体是双方尊长

在传统观念中，男女两性的结合并非当事人的个人私事，而只不过是宗族联姻或政治结盟的媒介或载体而已。同时，男女婚姻还承载着家族薪火相传的神圣使命。故《礼记·昏义》日：“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就决定了婚约的订立主体主要是双方尊长而不是男女当事人本人。对此，历代的有关文献中都有明确而一致的要求。当然，在强调尊长主婚权的同时，有时也存在着一些酌量的变通。如，唐代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另外，与尊长主婚权相联系的是，主婚尊长通常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唐律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若期亲尊长主婚者，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

2婚约是成婚的必经程序

在传统婚姻制度中，订立婚约是后续成婚的必经程序。早在西周时期，即将订婚到结婚的全过程区分为六大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其中，前四步骤即为订婚程序，纳征即宣告亲事已定。到了宋代，始将“问名”并入“纳采”内，“请期”合在“纳征”内，形成“纳采、纳吉、纳征和亲迎”四礼，从而将“六礼”简化。元世祖至元八年，经礼部议定，都省批准婚礼7条，即从“议婚”开始至“婚成回拜”共7个过程。除“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外，增加以下三个礼仪过程：即“妇见姑舅”。第二日清晨，新娘拜见公婆，次见诸尊长。“庙见”。男家主人与新郎新娘入拜祖宗祠堂。“婿见妇之父母”。第四日，女婿回见岳父母，次见妇家诸尊长。至此，整个婚姻缔结的全过程才始告完成，即“明媒正娶”取得合法地位。明清两代基本承袭了这一程式。

3婚约必须符合成婚的实质要件

既然婚约是双方以将来成婚为目的的事先约定，因而婚约的订立及其内容就必须符合成婚实质要件的要求。所谓成婚的实质要件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结婚必须符合的条件。它主要包括：主婚权人主婚；主婚人合意；不违反成婚的禁止性规定等等。对此，我国传统法向来有明确的要求。如在成婚的禁止性规定方面，唐代就有禁止同姓为婚和亲属为婚、禁止良贱为婚、禁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监临官禁娶监临女等内容，直到清代仍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内容同样是订立婚约时应当遵守的。

4婚约具有强制履行力

婚约一旦订立。就必须履行。否则，将会给双方带来一系列否定性评价和法律责任。如唐宋时期的法律规定：请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也就是说，对于通过婚书或虽无婚书但收受聘财而订立婚约的女方而言，如果悔婚，将视情形追究相应的责任：一是单纯悔婚者，要承担杖责六十的责任；二是悔婚后又与他人订立婚约者，要处以杖责一百的处罚(对于一、二情形，“婚仍如约”，笔者注)；三是悔婚后又与他人成婚者，处以徒刑一年半的处罚。同时，对于迎娶已与他人订婚的女子为妻的男方，如果知道该女子已先于自己与他人订婚情形的，也要处以减一等即徒刑一年的处罚；女子追归前夫，若前夫不娶，女方须退还聘财。其与后夫的婚姻关系始为合法。另一方面，唐宋律对悔婚的男方的处理明显要轻得多，仅为“聘财不追”。可见，唐宋婚约的强制力主要是针对女方而言的。

元朝关于婚约强制力的法律精神未变，但处罚变轻。女方悔婚者“笞三十七，更许他人者笞四十七，已成婚者笞五十七”。明清时期对于违反婚约的处罚规定轻于唐宋而重于元。《大明律》规定：“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婚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大清律的规定也大抵如此。可见，明清律还增加了对男方悔婚的处罚，这也体现了婚姻立法的进步。

5婚约与财礼相伴相随

我国传统婚约制度是与财礼相伴相随的。早在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程序中，纳征即是订婚时男方向女方提供的正式聘礼。此外，其他每个环节，男方也都需要向女方馈赠一定的礼物。这一做法，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到了唐代，婚姻论财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基本原则。受这种状况的影响，唐律在将婚书作为订立婚约的正式形式外，又将接受聘财作为婚约成立的补充形式，即“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这样，聘财就不仅有了传统礼制根据。更获得了法的认同。随着该项规定由宋至清的累世传承，婚约中的财礼问题也一直贯穿到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全过程，并对当今的婚姻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近代转型

从1907年清政府制订大清民律草案开始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完成中华民国民法，我国婚约立法近代化的尝试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完成了如下几部与婚约问题有关的法律草案和法典：1907年－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简称“大清民草”，下同)、1915年的《民律亲属编草案》、1925年－1926年的民国《民律草案》(简称“第二次民律草案”，下同)、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和1929年－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通过这些立法活动及有关的司法实践，在经历了一度的徘徊和探索之后，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终于实现了其向近代的转型。

(一)婚约订立主体逐渐由尊长向当事人转变

由于受到日本民法无婚约规定的影响，处于我国婚约制度近代化初始阶段的大清民草并无关于婚约的规定，而是直接规定成婚。1915年《民律亲属编草案》几乎是前者的翻版，也没有关于婚约的规定。在经历了前两草案对婚约传统的断裂之后。从第二次民律草案开始迎来了婚约制度的转型性回归。第二次民律草案共规定了7个定婚条款，传统色彩仍然浓烈，但已出现了不少松动的迹象。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规定了5个婚约条款，其中规定：“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者不得订定婚约。”“未成年之男女订定婚约，应得父母之同意。父母死亡，或不能表示意思时，须得监护人之同意。违反前项规定之婚姻，其当事人或有同意权人得撤销之。”从这些规定来看，法律已允许成年男女自行订定婚约。到了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则进一步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男未满十七岁，女未满十五岁者，不得订定婚约。”“未成年人订定婚约，应得法定人之同意。”这时，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婚约已成了一项基本原则。通过这些立法，不难看出，在婚约订定过程中，尊长意志逐步减弱，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

(二)婚约的阶段独立性和形式自由性得到不断发展

与传统婚约制度相比，近代有关婚约和结婚的立法已不再将前者作为后者的必经程序和当然阶段。而是赋予前者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在体例上仿照德国民法的做法，将婚约和结婚分开、分别规定，以示婚约仅为婚姻缔结的一个阶段。为结婚常经程序而并非必经程序(即并非结婚的要件)，即便没有婚约，也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

另外，传统婚约制度以婚书为定婚的首要和正式形式并以聘财为补充，第二次民律草案仍然固守这一传统，其中规定：“定婚，因交换婚书或已纳聘财而生效力。”但从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开始，已无关于婚约形式的规定和要求了。换言之，婚约已从原来的要式演变为不要式契约。诚如史尚宽先生所言：“同居、交换订婚戒指、接受聘礼、定婚宴会、共同嫁妆之购置、登报或在亲属或朋友前自称为未婚配偶，均可为婚约之推断的行为。”

(三)婚约的效力逐步弱化

关于婚约效力的弱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婚约失去了强制履行力。第二次民律草案规定：“男女双方虽经定婚，仍不得以之提起履行婚约之诉。但父母或监护人于定婚后反悔，而当事人两相情愿结婚者，不在此限。”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和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均规定：“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二是婚约解除障碍得以基本消除。第二次民律草案规定了5项法定解除事由，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笼统规定有正当理由即可解除婚约，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规定的婚约解除事由多达9项。只要有法定情形出现，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即可向对方为解除婚约的单方意思表示，而不必征得其同意。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甚至规定，依法定解除事由解除婚约者，如事实上不能向他方为解除之意思表示时，无须为意思表示，自得为解除时起，不受婚约之拘束。即便不符合法定的解除事由，双方也可解除婚约，只不过须向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而已。

(四)新型婚约纠纷解决机制逐步建立

婚约订定后，如果出现无效、撤销或解除等情形时，双方难免会因此发生纷争。传统婚约制度主要借助于刑事责任条款解决问题，民国时期受清朱以来民刑分立原则和观念的影响，逐步构建了新型的民事责任范畴内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且打破了在责任追究方面“重女轻男”的传统，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归责原则。第二次民律草案规定：“定婚之无效或撤销或解除时，除退还婚书或聘财外，无过失之一方，对于有过失之一方得请求赔偿损害或抚慰金。”“定婚之无效或撤销或解除时，男女双方对于相互之赠与物，得请求返还。赠与物如已不存在，依不当利得之规定，请求回复原状。因男女之一方亡故而解除婚约者，其相互之赠与物，若无特别意思表示，不得请求返还。”草案还规定，损害赔偿或抚慰金请求权人对于聘财及其他相互之赠与物有留置权；赔偿损害或抚慰金请求权以及赠与物返还请求权等自定婚无效或撤销或解除时起，经6个月而消灭。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规定：“当事人因婚约无效、解除或被撤销。而受有物质或精神上之损害者，得要求对造赔偿之，但对造并无过失者，不在此限。”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第977条规定：“依前条之规定(即第976条法定解除条件的规定)，婚约解除时，无过失之一方，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其因此所受之损害。前项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其第978条规定：“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无第976条之理由而违反婚约者，对于他方因此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第979条规定：“前条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

总括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近代确立的因婚约无效、解除或被撤销而产生的纠纷的处置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返还财产。除返还聘财外，还应返还相互的赠与物。第二，过错赔偿。因己方的过错或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况下解除婚约，应向无过错的对方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赔偿范围不限于物质性损害，还包括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问题。

三、对我国传统婚约制度近代转型的评价

应当说，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由草案到正式立法的演化变迁后，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近代转型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就代表了此次制度转型的主流和积极成果。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转型之后的婚约制度，其传统痕迹依然明显：定婚年龄偏低、定婚过程中尊长意志仍然经常充斥其间、与婚约相伴相随的财礼问题依然如故等等就是明证，而且，这些做法一直延续到当今我国台湾地区的婚姻立法。笔者认为，对于积极成果，我们自然应当倍加珍视，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该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封建性”遗留，这比简单地肯定有关的积极成果更有意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对我国传统婚约制度近代转型的科学评价问题，更关乎到对我国整个法制近代化的态度和当代镜鉴的大问题。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对传统法制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的近代法制往往批判有余而肯定不足。在诸多批判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封建性。正是对于封建的过度批判及对其中糟粕性因素认识上的无限放大，使得我们拒绝传统、拒绝吸纳、借鉴。实际上，传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落后、封建和近代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并不一定都是糟粕，恰恰相反，过去的做法中尚有不少值得当今借鉴和传承的内容。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随着1949年2月由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建立解放区新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出台后，我国就走上了与传统决裂的道路，导致了“新中国以来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已割断了自己的两根脐带，一根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脐带。另一根是大陆法系的脐带。割断了脐带以后，又未能完全自主独立地生长和发育……。一种兼采西方法制文明精华和中国法律传统精华的新的法制体系并未产生，这就是我国法制今天面临的尴尬。”就婚约制度来说，除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外。已没有相关的系统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婚姻法中“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等原则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确立的彩礼退还规则更是在割裂传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即其第10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笔者并不否认婚姻法倡导新型婚姻家庭观念的必要性，也理解司法解释出于落实婚姻法的原则规定、彻底解决彩礼陋习的初衷，但问题是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落实这些规定的社会条件，婚姻法长期对此只做原则规定而没有可操作性的细则恐怕也是基于这一考虑，况且解释的规定也并没有做到公平合理。由于缺乏传统文化的支撑、脱离国情民风，这些规定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而显得苍白无力。

只要对世界范围内法制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凡涉及婚姻家庭或者说亲属伦常领域的法制，其进化大都显得异常缓慢，表现出对传统、对“封建”的无限眷恋，而其他领域的法制进步则要轻松许多。这种法制进步的不同步性实质上反映了法律进步的某种基本规律。对此，朱勇先生曾明确指出：“……构建人类社会的制度，以理性的设计和运行为基础；随着社会的演进和发展，其理性的成分愈发加重。在以理性为主旋律的近现代社会之中，惟独家庭成为情感的绿洲，保持着些许非理性的设计，保留着些许人类情感的原始风情。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家庭领域始终是制度理性需要占领但又难以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无论是法律制度的渐进式演变、革命性变革，还是移植式引进。婚姻、家庭、继承制度都最大限度地保留本国文化中的传统因子，并展示其保守性、稳定性。”

概况范文篇2

关键词：婚约；近代化；转型；启示

我国婚约文明源远流长，在累世传承中都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固有文化的传统因子，保留着先民情感的原始风情，集中体现着民族特色与国情民风。在清末、民国时期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基于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原则并结合原有传统，实现了较为成功的转型。研究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及其近代转型，既是出于对其发展演化轨迹、规律的了解和尊重，更是为当代构建新型婚约制度提供历史镜鉴。

一、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立法概况及基本特征

(一)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立法概况

我国素有注重婚约的传统。据史料记载：“上古男女无别，太吴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进入奴隶社会后，统治者将源自原始氏族组织的各种礼仪习俗系统化、制度化并不断发展，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婚约的内容从未间断、日益完善。不论所谓的“五礼”、“六礼”还是“九礼”，皆包括“婚”礼在内。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更是对从订立婚约到成婚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婚礼不仅由此达到了当时的完备状态，赢得了“万世之始”Ⅲ的美誉，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后来习惯法向成文法的发展以及法律儒家化所导致的礼法融合，原来关于婚约的礼仪规则开始不断向成文法律领域渗透。有关婚约的成文立法也相应产生。这样，调整和规范婚约的法的渊源就有了礼仪规则、成文立法和儒学经典等多种形式。我国成文法中最早关于婚约方面的正式立法应当属于《九章律》，它开启了后市“户婚律”的先河。到了唐代，有关婚约的立法及实践已涉及到婚约的成立与生效、婚约的内容与形式、婚约的效力与解除等内容，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封建婚约制度，不仅成为后世宋、元、明、清诸朝婚约立法的范本，而且对近邻国家和地区的有关立法也有相当的影响。

(二)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基本特征

透过上述关于婚约的各种法律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婚约的订立主体是双方尊长

在传统观念中，男女两性的结合并非当事人的个人私事，而只不过是宗族联姻或政治结盟的媒介或载体而已。同时，男女婚姻还承载着家族薪火相传的神圣使命。故《礼记·昏义》日：“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就决定了婚约的订立主体主要是双方尊长而不是男女当事人本人。对此，历代的有关文献中都有明确而一致的要求。当然，在强调尊长主婚权的同时，有时也存在着一些酌量的变通。如，唐代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另外，与尊长主婚权相联系的是，主婚尊长通常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唐律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若期亲尊长主婚者，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

2婚约是成婚的必经程序

在传统婚姻制度中，订立婚约是后续成婚的必经程序。早在西周时期，即将订婚到结婚的全过程区分为六大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其中，前四步骤即为订婚程序，纳征即宣告亲事已定。到了宋代，始将“问名”并入“纳采”内，“请期”合在“纳征”内，形成“纳采、纳吉、纳征和亲迎”四礼，从而将“六礼”简化。元世祖至元八年，经礼部议定，都省批准婚礼7条，即从“议婚”开始至“婚成回拜”共7个过程。除“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外，增加以下三个礼仪过程：即“妇见姑舅”。第二日清晨，新娘拜见公婆，次见诸尊长。“庙见”。男家主人与新郎新娘入拜祖宗祠堂。“婿见妇之父母”。第四日，女婿回见岳父母，次见妇家诸尊长。至此，整个婚姻缔结的全过程才始告完成，即“明媒正娶”取得合法地位。明清两代基本承袭了这一程式。

3婚约必须符合成婚的实质要件

既然婚约是双方以将来成婚为目的的事先约定，因而婚约的订立及其内容就必须符合成婚实质要件的要求。所谓成婚的实质要件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结婚必须符合的条件。它主要包括：主婚权人主婚；主婚人合意；不违反成婚的禁止性规定等等。对此，我国传统法向来有明确的要求。如在成婚的禁止性规定方面，唐代就有禁止同姓为婚和亲属为婚、禁止良贱为婚、禁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监临官禁娶监临女等内容，直到清代仍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内容同样是订立婚约时应当遵守的。

4婚约具有强制履行力

婚约一旦订立。就必须履行。否则，将会给双方带来一系列否定性评价和法律责任。如唐宋时期的法律规定：请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也就是说，对于通过婚书或虽无婚书但收受聘财而订立婚约的女方而言，如果悔婚，将视情形追究相应的责任：一是单纯悔婚者，要承担杖责六十的责任；二是悔婚后又与他人订立婚约者，要处以杖责一百的处罚(对于一、二情形，“婚仍如约”，笔者注)；三是悔婚后又与他人成婚者，处以徒刑一年半的处罚。同时，对于迎娶已与他人订婚的女子为妻的男方，如果知道该女子已先于自己与他人订婚情形的，也要处以减一等即徒刑一年的处罚；女子追归前夫，若前夫不娶，女方须退还聘财。其与后夫的婚姻关系始为合法。另一方面，唐宋律对悔婚的男方的处理明显要轻得多，仅为“聘财不追”。可见，唐宋婚约的强制力主要是针对女方而言的。

元朝关于婚约强制力的法律精神未变，但处罚变轻。女方悔婚者“笞三十七，更许他人者笞四十七，已成婚者笞五十七”。明清时期对于违反婚约的处罚规定轻于唐宋而重于元。《大明律》规定：“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婚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大清律的规定也大抵如此。可见，明清律还增加了对男方悔婚的处罚，这也体现了婚姻立法的进步。

5婚约与财礼相伴相随

我国传统婚约制度是与财礼相伴相随的。早在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程序中，纳征即是订婚时男方向女方提供的正式聘礼。此外，其他每个环节，男方也都需要向女方馈赠一定的礼物。这一做法，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到了唐代，婚姻论财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基本原则。受这种状况的影响，唐律在将婚书作为订立婚约的正式形式外，又将接受聘财作为婚约成立的补充形式，即“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这样，聘财就不仅有了传统礼制根据。更获得了法的认同。随着该项规定由宋至清的累世传承，婚约中的财礼问题也一直贯穿到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全过程，并对当今的婚姻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近代转型

从1907年清政府制订大清民律草案开始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完成中华民国民法，我国婚约立法近代化的尝试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完成了如下几部与婚约问题有关的法律草案和法典：1907年－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简称“大清民草”，下同)、1915年的《民律亲属编草案》、1925年－1926年的民国《民律草案》(简称“第二次民律草案”，下同)、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和1929年－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通过这些立法活动及有关的司法实践，在经历了一度的徘徊和探索之后，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终于实现了其向近代的转型。

(一)婚约订立主体逐渐由尊长向当事人转变

由于受到日本民法无婚约规定的影响，处于我国婚约制度近代化初始阶段的大清民草并无关于婚约的规定，而是直接规定成婚。1915年《民律亲属编草案》几乎是前者的翻版，也没有关于婚约的规定。在经历了前两草案对婚约传统的断裂之后。从第二次民律草案开始迎来了婚约制度的转型性回归。第二次民律草案共规定了7个定婚条款，传统色彩仍然浓烈，但已出现了不少松动的迹象。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规定了5个婚约条款，其中规定：“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者不得订定婚约。”“未成年之男女订定婚约，应得父母之同意。父母死亡，或不能表示意思时，须得监护人之同意。违反前项规定之婚姻，其当事人或有同意权人得撤销之。”从这些规定来看，法律已允许成年男女自行订定婚约。到了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则进一步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男未满十七岁，女未满十五岁者，不得订定婚约。”“未成年人订定婚约，应得法定人之同意。”这时，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婚约已成了一项基本原则。通过这些立法，不难看出，在婚约订定过程中，尊长意志逐步减弱，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

(二)婚约的阶段独立性和形式自由性得到不断发展

与传统婚约制度相比，近代有关婚约和结婚的立法已不再将前者作为后者的必经程序和当然阶段。而是赋予前者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在体例上仿照德国民法的做法，将婚约和结婚分开、分别规定，以示婚约仅为婚姻缔结的一个阶段。为结婚常经程序而并非必经程序(即并非结婚的要件)，即便没有婚约，也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

另外，传统婚约制度以婚书为定婚的首要和正式形式并以聘财为补充，第二次民律草案仍然固守这一传统，其中规定：“定婚，因交换婚书或已纳聘财而生效力。”但从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开始，已无关于婚约形式的规定和要求了。换言之，婚约已从原来的要式演变为不要式契约。诚如史尚宽先生所言：“同居、交换订婚戒指、接受聘礼、定婚宴会、共同嫁妆之购置、登报或在亲属或朋友前自称为未婚配偶，均可为婚约之推断的行为。”

(三)婚约的效力逐步弱化

关于婚约效力的弱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婚约失去了强制履行力。第二次民律草案规定：“男女双方虽经定婚，仍不得以之提起履行婚约之诉。但父母或监护人于定婚后反悔，而当事人两相情愿结婚者，不在此限。”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和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均规定：“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二是婚约解除障碍得以基本消除。第二次民律草案规定了5项法定解除事由，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笼统规定有正当理由即可解除婚约，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规定的婚约解除事由多达9项。只要有法定情形出现，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即可向对方为解除婚约的单方意思表示，而不必征得其同意。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甚至规定，依法定解除事由解除婚约者，如事实上不能向他方为解除之意思表示时，无须为意思表示，自得为解除时起，不受婚约之拘束。即便不符合法定的解除事由，双方也可解除婚约，只不过须向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而已。

(四)新型婚约纠纷解决机制逐步建立

婚约订定后，如果出现无效、撤销或解除等情形时，双方难免会因此发生纷争。传统婚约制度主要借助于刑事责任条款解决问题，民国时期受清朱以来民刑分立原则和观念的影响，逐步构建了新型的民事责任范畴内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且打破了在责任追究方面“重女轻男”的传统，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归责原则。第二次民律草案规定：“定婚之无效或撤销或解除时，除退还婚书或聘财外，无过失之一方，对于有过失之一方得请求赔偿损害或抚慰金。”“定婚之无效或撤销或解除时，男女双方对于相互之赠与物，得请求返还。赠与物如已不存在，依不当利得之规定，请求回复原状。因男女之一方亡故而解除婚约者，其相互之赠与物，若无特别意思表示，不得请求返还。”草案还规定，损害赔偿或抚慰金请求权人对于聘财及其他相互之赠与物有留置权；赔偿损害或抚慰金请求权以及赠与物返还请求权等自定婚无效或撤销或解除时起，经6个月而消灭。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规定：“当事人因婚约无效、解除或被撤销。而受有物质或精神上之损害者，得要求对造赔偿之，但对造并无过失者，不在此限。”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第977条规定：“依前条之规定(即第976条法定解除条件的规定)，婚约解除时，无过失之一方，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其因此所受之损害。前项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其第978条规定：“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无第976条之理由而违反婚约者，对于他方因此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第979条规定：“前条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

总括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近代确立的因婚约无效、解除或被撤销而产生的纠纷的处置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返还财产。除返还聘财外，还应返还相互的赠与物。第二，过错赔偿。因己方的过错或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况下解除婚约，应向无过错的对方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赔偿范围不限于物质性损害，还包括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问题。

三、对我国传统婚约制度近代转型的评价

应当说，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由草案到正式立法的演化变迁后，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近代转型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就代表了此次制度转型的主流和积极成果。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转型之后的婚约制度，其传统痕迹依然明显：定婚年龄偏低、定婚过程中尊长意志仍然经常充斥其间、与婚约相伴相随的财礼问题依然如故等等就是明证，而且，这些做法一直延续到当今我国台湾地区的婚姻立法。笔者认为，对于积极成果，我们自然应当倍加珍视，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该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封建性”遗留，这比简单地肯定有关的积极成果更有意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对我国传统婚约制度近代转型的科学评价问题，更关乎到对我国整个法制近代化的态度和当代镜鉴的大问题。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对传统法制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的近代法制往往批判有余而肯定不足。在诸多批判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封建性。正是对于封建的过度批判及对其中糟粕性因素认识上的无限放大，使得我们拒绝传统、拒绝吸纳、借鉴。实际上，传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落后、封建和近代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并不一定都是糟粕，恰恰相反，过去的做法中尚有不少值得当今借鉴和传承的内容。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随着1949年2月由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建立解放区新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出台后，我国就走上了与传统决裂的道路，导致了“新中国以来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已割断了自己的两根脐带，一根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脐带。另一根是大陆法系的脐带。割断了脐带以后，又未能完全自主独立地生长和发育……。一种兼采西方法制文明精华和中国法律传统精华的新的法制体系并未产生，这就是我国法制今天面临的尴尬。”就婚约制度来说，除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外。已没有相关的系统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婚姻法中“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等原则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确立的彩礼退还规则更是在割裂传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即其第10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笔者并不否认婚姻法倡导新型婚姻家庭观念的必要性，也理解司法解释出于落实婚姻法的原则规定、彻底解决彩礼陋习的初衷，但问题是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落实这些规定的社会条件，婚姻法长期对此只做原则规定而没有可操作性的细则恐怕也是基于这一考虑，况且解释的规定也并没有做到公平合理。由于缺乏传统文化的支撑、脱离国情民风，这些规定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而显得苍白无力。

只要对世界范围内法制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凡涉及婚姻家庭或者说亲属伦常领域的法制，其进化大都显得异常缓慢，表现出对传统、对“封建”的无限眷恋，而其他领域的法制进步则要轻松许多。这种法制进步的不同步性实质上反映了法律进步的某种基本规律。对此，朱勇先生曾明确指出：“……构建人类社会的制度，以理性的设计和运行为基础；随着社会的演进和发展，其理性的成分愈发加重。在以理性为主旋律的近现代社会之中，惟独家庭成为情感的绿洲，保持着些许非理性的设计，保留着些许人类情感的原始风情。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家庭领域始终是制度理性需要占领但又难以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无论是法律制度的渐进式演变、革命性变革，还是移植式引进。婚姻、家庭、继承制度都最大限度地保留本国文化中的传统因子，并展示其保守性、稳定性。”

概况范文篇3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present,aswavesof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surgeforwardthroughouttheword,mediaanalysisasanimportantcategoryofcommunicationresearchisdemonstratingitssignificance.Worldwide,usesandimpact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havebecomeahottopicfordiscussion,thuspushingforwardresearchinthewholeareaofmediaanalysis,attractingmuchacademicattentiontothearea.InthemainlandofChina,mediaanalysishasalsoreceivedalotofattention.Inrecentyears,scholarsinthemainlandofChinahaveexploredmanyissuesinthearea,resultinginmanypublications.Thispaperattemptstomakeasurveyof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onthebasisofthat,analyzethefeaturesoftheseachievements.Owingtothelimitationoftimeandtolimitedmaterialsavailable,thewritercannotpossiblymakeathoroughlycomprehensivestudyofall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Therefore,thewriterchoosestocarryoutthestudymainlythroughacontentanalysisofthearticlespublishedinfour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sinthecountryfrom1996to2000,asimilaranalysisofthepaperssubmittedtoseveral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ferencessince1995,andadiscussionoftworecentbooksonmediaanalysis.Asthewriter’sknowledgeofandreadingintheliteratureofthisareaofresearchareverylimited,andthematerialsavailablearealsoverylimited,thispaperisboundtohavesomelimitations.Omissionsmayalsobeunavoidable,butcertainlynotintentional.Thewriteroffersthispaperjustinthehopeofinvitingmorecomprehensivestudiesof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inthemainlandofChina.

KeyWords:mediaanalysis;newinformation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Innis）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年份*总篇数⑴*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502；4％

1997年467；15.22％

1998年498；16.33％

1999年508；16％

2000年5114；27.45％

总计：246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045；4.81％

1997年1175；4.27％

1998年1174；3.42％

1999年1088；7.41％

2000年11913；10.92

总计：565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1419；16.67％

1997年1119；8.11％

1998年9913；13.13％

1999年10321；20.39%

2000年9726；26.80%

总计：524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2986；2.01％

1997年3427；2.05％

1998年3397；2.06％

1999年37419；5.08%

2000年42731；7.26%

总计：1780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5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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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DigitalAudio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McGrath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onthe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Benedetti和Nancy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Books出版社发表了W.Terrence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Rose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概况范文篇4

1.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现状

1.1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增长迅速，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

农产品贸易一直是我国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额在全国出口总额中占有一定的份额。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该年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总额为279亿美元。在入世后的第一年，也就是2002年，小麦、豆油等农产品未发生大量冲击国内市场的情况，玉米、棉花、大米的出口增加。也就是说我国的农产品市场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农产品出口额在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进口额度也有所上升，贸易顺差为30亿美元。到了2003年，农产品贸易出现了三个“新高”，即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均创历史新高，但农产品顺差为25亿美元，同比下降56.1%.这表明2003年是我国农产品贸易自1990年以来顺差较少的年份。而到了2004年，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入世风险凸显，虽然农产品进出口额继续保持双增长。但进口增幅已大大超过出口增幅，出口额为233.9亿美元，进口额为280.3亿美元，农产品贸易由上年顺差25亿美元转变为逆差46.4亿美元。这是我国首次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出现逆差，而这一逆转的出现仅仅是在我国入世后的第三年。进入2005年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形势有所好转，到了2006年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达630.2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2.88%.其中，农产品出口额310.3亿美元，农产品进口额319.9亿美元，农产品进出口逆差由2005年的14.7亿美元减少到9.6亿美元，近几年。农产品进出口逆差连续减少，改善了农产品贸易逆差过大所引起的不利情况。另外，农产品进出口持续较快的增长。并创造出历史新记录。表明中国正在向农产品贸易大国迈进。

但2008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放缓，进出口总额为991.6亿美元，同比增长27.0%.其中出口额为405.0亿美元，同比增幅由上年的17.9%下滑到9.4%；进口额为586.6亿美元，同比增长42.8%.贸易逆差为181.6亿美元，同比增长3.4倍。农产品出口反映了我国农业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结构特征：一方面，出口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高价值农产品为主，占出口总额比例的二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出口额虽然不断增加，但占比在十分之一左右。从出口表现看，农产品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1.2我国农产品贸易遭遇壁垒狙击

发达成员国非常重视进口食品的安全性，对农药残留等检测指标的限制十分严格，从而导致我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难以参加公平竞争。早在2001年1月25日，欧盟委员会做出停止从中国进口动物源性食品的决定。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也相继公布了禁止在进口动物源性食品中使用包括氯霉素在内的11种药物名单，随后许多发达国家针对不同食品规定了不同的农药最高残留量标准。而我国尚未对不同类食品规定不同的农药残留标准，因而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受到国外各类环境标准的限制。由此导致我国农产品出口值从前几年的180亿元降到目前的120亿元，我国每年出口农产品因绿色壁垒屡屡遭禁、退货和索赔，损失惨重。此外，随着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国都在不断的创新、增加贸易壁垒的种类，譬如食品检验标准、国有贸易标准、基因工程作物以及劳工和环境标准等等构成了新的农产品贸易壁垒。特别是国外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农产品贸易产生了现实的和潜在的巨大影响，这对以传统农产品贸易为主的我国农业来说，将会大大减弱我国农产品贸易的竞争力，导致我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萎缩，成为阻碍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新因素。

近几年，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己经引起了全球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各国政府和世界组织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出台了许多国际环境保护协议和规则。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将环境与贸易直接挂钩，通过限制乃至禁止对环境有害的产品、服务、技术等的贸易，希望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绿色壁垒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开始兴起，最典型的是1991年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及其制品，其理由是为了“保护”海豚的生存。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效仿，通过绿色壁垒对进口产品进行种种限制。其实绿色壁垒实质上就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种型式，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商品进口国制定的技术法规、标准以及合格评定程序对外国进口商品构成了贸易障碍，即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认证制度、检验制度等方式，在技术指标、卫生检疫、商品包装和标签等方面制定苛刻的规定，最终达到限制进口目的或效果。技术贸易壁垒涉及的主要范围不仅局限于工业产品、农产品等制成品，而且己扩展到对产品生产过程、产品的使用或进口预期结果等。而大多理论提法之所以将“绿色壁垒”从“技术性贸易壁垒”中单列出来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又一种形式，是因为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和实施上的有效性，近年来为多数发达国家频频使用，其实施范围较大，影响也较深远，使之逐渐从众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中凸现出来。

1.3农产品出口的产品、市场结构不合理

从产品结构上讲，在我国出口的农产品中，大部分是一些价格比较低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如谷物、油料作物、棉花、烟草等。而相对价值比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蔬菜、鲜花、水果等出口数量有限。这种低级农产品出口结构不符合世界农产品贸易发展的趋势。造成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的另一现象是：在我国出口的农产品中，初加工产品占到80%，深加工产品占到20%，按价值看，深加工产品的价值及其附加值比初加工产品大的多，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从总体上影响了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品质和收益。而且，对于农产品深加工的技术和设备而言。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不仅增加了我国农产品的成本，也影响农产品质量的提高。从农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上分析，由于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市场非常集中，大部分集中在亚洲的近邻国家，其中日本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国。而非洲、拉丁美洲作为当今世界最有潜力的农产品市场，我国所占的份额却很小，这种出口市场过于单一的现象，同样的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多元化发展有制约作用。

2.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趋势

2.1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将会持续增长

近几年，我国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一直呈上升的趋势，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是514.2亿美元，其中进口额是280.3亿美元，出口额是233.9亿美元。2005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562.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是287.1亿美元，出口额是275.8亿美元。2006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创造出历史新纪录，贸易总额是630.2亿美元，其中进口额是319.9亿美元，出口额是310.3美元。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体上仍将继续增长。原因是：从外部环境讲，中国加入WTO，就必须要履行WTO农业协议规则的要求，履行当初入世的承诺，进一步开放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从国内环境讲，由于近几年我国调整了生产结构，使国内的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导致消费水平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都将促进未来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2.2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是未来的主流

水产品、园艺产品、畜产品等都属于劳动密集性产品，随着国际上对绿色农产品要求的日益提高，未来中国农业必然要解决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大幅度的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和改善检疫制度，发挥劳动密集性产品的成本比较优势，从而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相对于那些土地密集性产品（如谷物、油料作物、棉花、大豆等）来说，由于中国农户的经营规模太小而使其缺乏国际竞争力，因而随着市场上需求的发展，供求关系的变化，中国将不可能大量出口土地密集性产品。

2.3绿色贸易已成为国际农产品贸易的趋势

所谓绿色农产品，是指“在无公害农产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按照特定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进行生产，经专门机构认定，允许使用绿色产品标志的无污染的安全、卫生、优质、营养型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有统一的绿色农产品名称及商标标志，可在世界范围内注册使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开始发展环保性绿色农业，使绿色食品生产一直保持旺盛态势。美、德、英、法、荷兰、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绿色农业的发展，绿色农业技术不断成熟，从事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绿色生产的农场和耕地不仅在数量上增多，而且生产领域迅速扩大，从粮食、蔬菜扩大到园艺、饮料生产，从植物生产扩大到动物生产，可以说，绿色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从80年代就提出了“无公害蔬菜”的概念，并由有关部门进行“无公害蔬菜”的科研课题的研究，掌握了一些实用技术。但由于没有和市场结合起来，没有形成规模，最后也没有大面积推广。到90年代初，我国成立了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并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绿色食品工程活动，同时，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开发出了“有机食品”。2001年4月，农业部正式启动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使我国绿色农产品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绿色食品产品数目从1990年底的127种发展到2000年底的1831种，占中国农产品分类标准中的7大类，包括粮油、果品、蔬菜、畜禽蛋奶、水产品、酒类、饮料类等。其中初级产品占30%，加工产品占70%.绿色食品实物生产总量1000多万吨。目前中国绿色食品企业总数达到2047家。国内很多的著名大企业都是绿色食品企业。如内蒙古伊利集团、中国蓝田集团、山东鲁花集团等。到2003年底，绿色食品的发展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总数达4030个，产品实物总量为3260万吨。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很多产品结构逐步优化。大米、面粉、食用植物油、水果、茶叶、液体及乳制品产品产量占全国同类产品的比重比上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一些地区将发展绿色食品与优势农产品区域产业带建设相结合，提高了主产区优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和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目前中国北京、天津、哈尔滨、南京、西安、深圳等国内大中城市相继组建了绿色食品专业营销网点和流通渠道，绿色食品以其优良的质量、合理的价位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好评。

近几年来，在我国农产品贸易额不断上升的同时，我国的绿色农产品贸易也在快速增长，市场覆盖面日益扩大，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相当一部分绿色农产品已成功进入了日本、韩国、美国、欧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显示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从出口的产品结构看，出口的绿色农产品主要以粮油类、畜禽蛋奶类、蔬菜类、饮料类为主；从出口的区域结构上看，目前我国绿色农产品的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其中，山东省和黑龙江省的绿色农产品出口量最大。并显示出了在技术、质量、价格、品牌上的明显优势，展示出了绿色农产品贸易的美好发展前景。

随着人们对绿色食品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在今后的时期里，我们必须注重发展我国的绿色农产品市场，努力提高绿色农产品的质量，推动绿色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进一步的完善我国的绿色农产品贸易法律制度。

3.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对策

建议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是破除国外技术壁垒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出口农产品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为此，建议依托农产品批发市场提高相关服务职能，健全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具体建议如下：

（1）提高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自身服务职能，发挥保障农产品出口质量的作用我国农产品国际市场开拓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距离，因此只有提高批发市场的服务功能，才能发挥保障农产品出口质量的作用。

（2）批发市场必须遵守法律、规范发展要想发挥批发市场的贸促作用，必须制定批发市场行业服务规范，加强治理，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强化行业内部监督，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及服务质量。作为我国批发市场的行业协会，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正在进行在这方面的工作。

概况范文篇5

关键词：茄子种植；概况；发展趋势；效益

1我国茄子种植的概况

茄子在全世界都有分布，在亚洲、非洲、地中海沿岸、欧洲中南部、中美洲均广泛种植。因在欧美等地，只有在较低纬度栽培，品种不多，故世界各国中以中国茄子栽培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据FAO年鉴的统计资料，2004年全球茄子收获面积为170.1万公顷，总产量为2984万吨；我国收获面积为81.7万公顷，总产量为1653万吨，分别占世界收获面积和总产量的一半左右。2005年我国茄子种植面积为70.26万公顷，产量32.2t/hm2，总产量2263.4万吨。我国茄子种植面积最大的6个省依次是山东、河南、河北、四川、湖北、江苏。

茄子是我国南北方主要的蔬菜种类之一，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各地栽培普遍，尤其是在广大农村，茄子的栽培面积远比番茄大。东北、华东、华南地区以栽培长茄为主，华北、西北地区以栽培圆茄为主。茄子适应范围广泛，容易栽培，生长期长，产量较高，是夏秋季的主要蔬菜之一。

在自然条件下，我国长江以南无霜地区可以一年四季生产，北方地区只能在无霜期季节栽培，每年7月、8月、9月采收供应市场。过去，在漫长的冬春季节，北方吃不到新鲜的茄子。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后期，塑料中、小棚开始应用于蔬菜栽培，可以把茄子生产时间提前或延后1个多月，经济效益明显高于露地。同时，用塑料薄膜替代玻璃作为温室透明覆盖物，促进了我国塑料温室的发展，加盖外保温设施（草苫、纸被），可使茄子生产再提前1～2个月。这样在北纬40°左右的地区可在2～3月份吃到新鲜茄子，经济效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和功能性塑料薄膜的发展，加之内外保温设施和先进栽培技术的应用，使北纬40°左右的地区，冬季在不加温的情况下能生产出茄子，并在春节前后上市，创产值达30万元/hm2。

目前我国的茄子生产已经实现了周年供应。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形成了塑料棚、地膜、遮阳网三元覆盖型周年系列化保护栽培体系；黄淮海平原地区形成了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塑料棚、地膜、遮阳网四元覆盖型周年系列化保护栽培体系；东北、西北、内蒙古及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塑料棚、地膜三元覆盖型周年系列化保护栽培体系，使这一地区在不加温的情况下，茄子能够全年生产和周年供应。由于茄子较耐贮运，它已成为由蔬菜生产基地运往城镇、南方运往北方的大宗蔬菜之一。茄子的产量高，市场广阔，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在生产规模上已由农村的一家一户零散栽培发展到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成为菜农致富的项目之一。在山东寿光，十几年来，利用日光温室保护，对茄子反季实施秋冬茬、越冬茬、冬春茬大面积栽培，使其成为冬春季也能大量外销的主要鲜嫩浆果商品蔬菜之一，因反季节价格高，一般每茬茄子产鲜果150～225t/hm2，纯收入30～45万元/hm2。

2我国茄子种植的发展趋势

2.1栽培品种专用化

茄子不同栽培方式及生产目的对品种有不同的要求，特别是今后随着茄子标准化生产的发展，要求茄子的各种栽培方式都将有与其相配套的专用优良品种。

2.2设施栽培规模将不断扩大

温室、大棚茄子生产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露地茄子的生产规模将日益减少，茄子的生产和市场供应将日趋均衡。设施栽培具有栽培环境易于控制、产品质量好、受自然条件影响小、栽培期长、产量高、效益高，特别是设施栽培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节生产时间、安排栽培茬口、避免产品的上市时间过于集中等一些优点，是蔬菜高产高效栽培的发展方向。同其他蔬菜一样，作为主要的设施蔬菜，茄子设施栽培的规模也将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2.3栽培管理措施更加科学

茄子的生产技术日趋完善，栽培技术将配套化，各种栽培方式都将有与其相适应的科技含量较高的配套栽培管理措施。

2.4管理技术现代化

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管理技术被普遍推广应用，其中诸如嫁接栽培技术、新法整枝技术、化控技术、再生栽培技术、微灌溉技术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先进技术将受到重视。2.5茄子生产已向质量、安全、效益、标准化方向发展

现在人们对蔬菜的品质，尤其是蔬菜的安全卫生特别重视，国内不少市场已实行蔬菜市场准入制，而国际市场绿色壁垒更加严峻，因此菜农必须生产无公害蔬菜。在无工厂废气、废水、废渣污染的基地种菜；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对症选用高效低毒农药，严格控制浓度、用量、安全间隔期；尽量使用腐熟农家肥，控制使用化学氮肥，避免蔬菜中硝酸盐含量超标，在此基础上生产的有机蔬菜（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激素），才能以高价在国内外市场畅销。

茄子实行标准化生产是大势所趋。标准化生产是按照一定的生产流程和操作规范对蔬菜进行生产管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控制茄子的生产环境，减少化肥、农药和其他有害物质的使用量，确保蔬菜生产过程无公害，生产出符合有关质量标准要求的茄子产品。

3当前制约茄子种植效益提高的关键问题

3.1缺乏综合性状优良的品种

目前大多数茄子品种在结果能力和果实的品质方面表现得比较好，但在抗病性方面，特别是在抗土传病害方面表现得较差。虽然也有一些茄子品种对常见病害具有比较强的抗病性，但在结果能力、果实品质等方面却表现得比较差。另外，在保护地栽培方面，也还缺乏温室和大棚专用的茄子品种。

3.2栽培方式单调、落后

目前，我国茄子栽培主要采取的是露地栽培和简易小拱棚栽培2种形式，高产高效的塑料大棚、温室等大型保护地栽培方式的应用程度还比较差，远远落后于黄瓜、番茄等蔬菜。

3.3茬口安排过于集中

目前我国茄子栽培茬口主要是早春茬与晚春茬，而栽培效益更高的秋冬茬与越冬茬却安排得比较少。茄子的上市时间主要集中在6～9月份，造成茄子季节性局部过剩，不仅不能保证茄子全年均衡上市供应的要求，而且由于茄子盛产期价格偏低，也影响了栽培效益。

3.4病虫害危害严重

随着茄子种植面积的扩大，茄子病虫害呈逐渐加重的趋势。由于受品种的抗病能力限制以及茄子严重重茬的影响，加上茄子害虫和病原菌抗药性的不断增强，目前茄子生产上的病虫危害普遍较重。不仅茎叶发病厉害，而且如黄萎病、线虫病等一些土壤传播病害的发生程度也较严重，一些发病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重茬严重的保护地里，已到了无法继续种茄子的地步。

3.5种子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市场上茄子品种很多，来源复杂，种子质量参差不齐。农民选种时应慎重，以免给自己造成损失。

3.6高新技术推广普及的程度还比较差

目前，多数地方仍沿用传统的、落后的茄子栽培技术，特别是在保护地栽培中，与保护地栽培相配套的新法整枝技术、微灌溉浇水技术、配方施肥技术、病虫害烟剂防治技术、二氧化碳气体施肥技术、化控技术、再生技术等应用得更差，相反更多的是把露地茄子栽培的一套做法搬进了温室、大棚内，从而限制了保护地茄子的生产潜力发挥。

我国茄子的供应主要是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来取得的，茄子的单位面积产量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3.7无公害生产程度偏低

由于盲目追求高产，以及受落后的栽培方式和设备的限制，目前茄子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氮素化肥和剧毒农药的使用量在一些地方长期居高不下，导致茄子产品中的硝酸盐和农药残留严重超标。

参考文献

[1]李锡香，蔚.茄子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2]吴场铠.早熟茄子栽培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7（16）：47.

[3]张建国，李永辉，申爱民.茄子春大棚早熟栽培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6（10）：27-28.

概况范文篇6

中共丹江口市委老干部工作局成立于**年，在20*年机构改革中核定科室两个（秘书科、安置接待科），行政编制3名，事业编制1名，单列工勤事业编制1名。下设一所（丹江口市休干管理所），核定全额事业编制4人。

2、机构主要工作职责

一、负责贯彻执行中央、省、十堰市以及我市关于老干部工作的政策、规定，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和办法，并组织贯彻落实。

二、按政策规定落实老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做好老干部的安置、管理和服务工作，负责审批离休干部的护理费。

三、组织做好老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协助党组织加强老干部党支部建设。

四、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为市委、市政府制定和完善老干部政策、解决老干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当好参谋。

五、建立健全老干部工作制度，总结推广经验，加强督促检查，指导协调做好全市老干部工作。

六、组织引导老干部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

七、组织老干部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丰富老干部精神文化生活。

八、开展慰问活动，走访看望老干部；组织老干部参加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做好老干部参观工农业生产建设活动；认真做好老干部来信来访接待处理工作。

九、协同有关部门做好老干部的医疗和保健工作，协助做好老干部逝世后的善后事宜及遗属照顾工作。

十、完成上级交办的其它工作。

3、部门对外监督、服务、咨询电话

咨询电话：

4、单位通讯地址及邮编

概况范文篇7

从广义上讲,指从策划、指定选题、脚本的写作、实地拍摄到后期制作的全过程;从狭义上讲,电视编辑是后期制作,或者称为剪辑工作。电视编辑的主要内容包括:画面编辑、声音编辑、配音配乐以及特技处理和多种声音元素的制作。

2电视编辑思维的含义

电视编辑是一种信息的选择、加工、组织和传播的思维过程,电视编辑的技术水平和思维方式决定了电视节目的最终效果。而电视编辑思维成为电视节目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这是电视编辑中“人性”化的特殊性所在,取决于电视编辑人员的知识、审美、艺术、道德等各种素质。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包括策划、素材选择、后期制作等一系列过程。策划即是先确定本期节目的主题,或者是给个整个节目定下一个基调:是宣传一种观点,陈述一个事实,讲述一个道理等等,都需要电视编辑人员与策划人员事先做好充分的沟通,然后才能在素材选择和节目编辑时选择最需要和最准确的素材,保证诉求点的实现和最终目标的达成。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电视编辑,或者称之为节目制作者的思维过程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理解和技能是实现策划者的理念和与电视受众理解这个理念的沟通的桥梁。编辑记者在选择素材的过程就是理解策划理念,并思考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这一理念的过程。选择好的素材是单一和无关联的,电视编辑思维的重要功能之一,即在于将这些直观上无关联的画面组织起来。通过“剪辑”“不仅仅是讲述一个连续的故事,通过适当的组接并列方法,可以赋予镜头过去从未具有的意义”。综上所诉,电视编辑思维即是电视编辑记者们对电视素材的选择、加工、存储和输出电视信息的高级意识活动与过程。

3电视编辑思维的意义

可以确定的是,电视节目通过剪辑和特效编辑,配以声音,最终用视听相结合的方式达到与观众沟通的目的。任何电视作品都是一种经过艺术加工,融合了电视编辑人员个性思维过程的加工品。这种作品是一种主动选择、先入为主的有意识的思维过程。通过电视信号的传播被广大电视受众接收到。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可以分成（表1）几类:通过（表1）,我们可以了解到,电视节目编辑中必须考虑到电视作为传播媒体的这一特性。它的使命必须完成“传播”这一过程。仅仅制作出来而不能达到传播效果是无意义的,在上述四个方格里,只有左上角是做到了传播的最终目的。而其他几种都是无意义的。左下角可以理解为不通过电视传播,不以视听信号为渠道,以其他传媒如广播、网络、电子产品、人群等传播方式达成目的。而右上角是现在各种媒体传播中大多数无意义信息的存在现状。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各种纷繁的信息充斥着人们的头脑。在这些杂乱的信息中过滤有用信息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更别提辨别信息的真伪了。因此,对于受众来说,要通过简单、直白的方式打动他们,让他们赞同你的价值观念,遵循你的生活理念,甚至选择你所宣传的消费方式,购买你极力推销的有价商品。成为电视编辑记者们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因此,电视编辑,不是一种信息的简单累积和叠加,而是要研究受众心理、分析价值观念,再通过编辑人员自身的艺术和文化素质的表达的有意识的选择的思维过程。这种以个人的修养来满足大众的需求的艺术是对电视编辑的最高要求,也正是其成为艺术品的魅力所在。

4电视编辑思维的特点

电视编辑的产品直接作用于广大植根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观众,这些观众的接受需求、认知规律等直接制约他们对信息的接受和认可。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电视编辑作为节目的最终完成环节的媒体至关重要的“把关”环节,一定意义上承担了媒体形象塑造者的角色,同时又必须接受观众的客观检验和评定,电视观众接受与否,接受偏向如何,接受程度如何,都将直接影响电视的市场前景。随着社会的进步,受众的信息接受方式和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单一被动型的灌输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信息的主动建构成了他们的普遍追求。因此,电视编辑的一个重要特点,除了需要电视编辑记者的个人文化艺术修养的思维能力外,还需要考虑到电视受众的思维接受能力。通俗地说,传播者说的话,要针对接受者的水准,采用适合的方式,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不然,就像“对牛弹琴”,达不到传播的目的。

概况范文篇8

关键词：茄子种植；概况；发展趋势；效益

1我国茄子种植的概况

茄子在全世界都有分布，在亚洲、非洲、地中海沿岸、欧洲中南部、中美洲均广泛种植。因在欧美等地，只有在较低纬度栽培，品种不多，故世界各国中以中国茄子栽培面积最大，总产量最高。据FAO年鉴的统计资料，2004年全球茄子收获面积为170.1万公顷，总产量为2984万吨；我国收获面积为81.7万公顷，总产量为1653万吨，分别占世界收获面积和总产量的一半左右。2005年我国茄子种植面积为70.26万公顷，产量32.2t/hm2，总产量2263.4万吨。我国茄子种植面积最大的6个省依次是山东、河南、河北、四川、湖北、江苏。

茄子是我国南北方主要的蔬菜种类之一，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我国各地栽培普遍，尤其是在广大农村，茄子的栽培面积远比番茄大。东北、华东、华南地区以栽培长茄为主，华北、西北地区以栽培圆茄为主。茄子适应范围广泛，容易栽培，生长期长，产量较高，是夏秋季的主要蔬菜之一。

在自然条件下，我国长江以南无霜地区可以一年四季生产，北方地区只能在无霜期季节栽培，每年7月、8月、9月采收供应市场。过去，在漫长的冬春季节，北方吃不到新鲜的茄子。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后期，塑料中、小棚开始应用于蔬菜栽培，可以把茄子生产时间提前或延后1个多月，经济效益明显高于露地。同时，用塑料薄膜替代玻璃作为温室透明覆盖物，促进了我国塑料温室的发展，加盖外保温设施（草苫、纸被），可使茄子生产再提前1～2个月。这样在北纬40°左右的地区可在2～3月份吃到新鲜茄子，经济效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和功能性塑料薄膜的发展，加之内外保温设施和先进栽培技术的应用，使北纬40°左右的地区，冬季在不加温的情况下能生产出茄子，并在春节前后上市，创产值达30万元/hm2。

目前我国的茄子生产已经实现了周年供应。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形成了塑料棚、地膜、遮阳网三元覆盖型周年系列化保护栽培体系；黄淮海平原地区形成了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塑料棚、地膜、遮阳网四元覆盖型周年系列化保护栽培体系；东北、西北、内蒙古及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高效节能型日光温室、塑料棚、地膜三元覆盖型周年系列化保护栽培体系，使这一地区在不加温的情况下，茄子能够全年生产和周年供应。由于茄子较耐贮运，它已成为由蔬菜生产基地运往城镇、南方运往北方的大宗蔬菜之一。茄子的产量高，市场广阔，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在生产规模上已由农村的一家一户零散栽培发展到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成为菜农致富的项目之一。在山东寿光，十几年来，利用日光温室保护，对茄子反季实施秋冬茬、越冬茬、冬春茬大面积栽培，使其成为冬春季也能大量外销的主要鲜嫩浆果商品蔬菜之一，因反季节价格高，一般每茬茄子产鲜果150～225t/hm2，纯收入30～45万元/hm2。

2我国茄子种植的发展趋势

2.1栽培品种专用化

茄子不同栽培方式及生产目的对品种有不同的要求，特别是今后随着茄子标准化生产的发展，要求茄子的各种栽培方式都将有与其相配套的专用优良品种。

2.2设施栽培规模将不断扩大

温室、大棚茄子生产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露地茄子的生产规模将日益减少，茄子的生产和市场供应将日趋均衡。设施栽培具有栽培环境易于控制、产品质量好、受自然条件影响小、栽培期长、产量高、效益高，特别是设施栽培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节生产时间、安排栽培茬口、避免产品的上市时间过于集中等一些优点，是蔬菜高产高效栽培的发展方向。同其他蔬菜一样，作为主要的设施蔬菜，茄子设施栽培的规模也将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2.3栽培管理措施更加科学

茄子的生产技术日趋完善，栽培技术将配套化，各种栽培方式都将有与其相适应的科技含量较高的配套栽培管理措施。

2.4管理技术现代化

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现代管理技术被普遍推广应用，其中诸如嫁接栽培技术、新法整枝技术、化控技术、再生栽培技术、微灌溉技术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先进技术将受到重视。

2.5茄子生产已向质量、安全、效益、标准化方向发展

现在人们对蔬菜的品质，尤其是蔬菜的安全卫生特别重视，国内不少市场已实行蔬菜市场准入制，而国际市场绿色壁垒更加严峻，因此菜农必须生产无公害蔬菜。在无工厂废气、废水、废渣污染的基地种菜；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对症选用高效低毒农药，严格控制浓度、用量、安全间隔期；尽量使用腐熟农家肥，控制使用化学氮肥，避免蔬菜中硝酸盐含量超标，在此基础上生产的有机蔬菜（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激素），才能以高价在国内外市场畅销。

茄子实行标准化生产是大势所趋。标准化生产是按照一定的生产流程和操作规范对蔬菜进行生产管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控制茄子的生产环境，减少化肥、农药和其他有害物质的使用量，确保蔬菜生产过程无公害，生产出符合有关质量标准要求的茄子产品。

3当前制约茄子种植效益提高的关键问题

3.1缺乏综合性状优良的品种

目前大多数茄子品种在结果能力和果实的品质方面表现得比较好，但在抗病性方面，特别是在抗土传病害方面表现得较差。虽然也有一些茄子品种对常见病害具有比较强的抗病性，但在结果能力、果实品质等方面却表现得比较差。另外，在保护地栽培方面，也还缺乏温室和大棚专用的茄子品种。

3.2栽培方式单调、落后

目前，我国茄子栽培主要采取的是露地栽培和简易小拱棚栽培2种形式，高产高效的塑料大棚、温室等大型保护地栽培方式的应用程度还比较差，远远落后于黄瓜、番茄等蔬菜。

3.3茬口安排过于集中

目前我国茄子栽培茬口主要是早春茬与晚春茬，而栽培效益更高的秋冬茬与越冬茬却安排得比较少。茄子的上市时间主要集中在6～9月份，造成茄子季节性局部过剩，不仅不能保证茄子全年均衡上市供应的要求，而且由于茄子盛产期价格偏低，也影响了栽培效益。

3.4病虫害危害严重

随着茄子种植面积的扩大，茄子病虫害呈逐渐加重的趋势。由于受品种的抗病能力限制以及茄子严重重茬的影响，加上茄子害虫和病原菌抗药性的不断增强，目前茄子生产上的病虫危害普遍较重。不仅茎叶发病厉害，而且如黄萎病、线虫病等一些土壤传播病害的发生程度也较严重，一些发病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重茬严重的保护地里，已到了无法继续种茄子的地步。

3.5种子质量参差不齐

目前，市场上茄子品种很多，来源复杂，种子质量参差不齐。农民选种时应慎重，以免给自己造成损失。

3.6高新技术推广普及的程度还比较差

目前，多数地方仍沿用传统的、落后的茄子栽培技术，特别是在保护地栽培中，与保护地栽培相配套的新法整枝技术、微灌溉浇水技术、配方施肥技术、病虫害烟剂防治技术、二氧化碳气体施肥技术、化控技术、再生技术等应用得更差，相反更多的是把露地茄子栽培的一套做法搬进了温室、大棚内，从而限制了保护地茄子的生产潜力发挥。

我国茄子的供应主要是通过增加种植面积来取得的，茄子的单位面积产量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3.7无公害生产程度偏低

由于盲目追求高产，以及受落后的栽培方式和设备的限制，目前茄子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氮素化肥和剧毒农药的使用量在一些地方长期居高不下，导致茄子产品中的硝酸盐和农药残留严重超标。

参考文献

[1]李锡香，蔚.茄子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2]吴场铠.早熟茄子栽培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7（16）：47.

[3]张建国，李永辉，申爱民.茄子春大棚早熟栽培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2006（10）：27-28.

概况范文篇9

关键词：低压断路器概况展望

1、低压断路器，从它的结构、用途所具有的功能来分，就有万能式（又称框架式，国际上通称ACB）和塑料外壳式[国际上通称MCCB，MCB（小型）]两大类，它们相同的作用是：

（1）在正常情况下，作不频繁合、分电路或起动、停止电动机；

（2）在线路或电动机发生过载、短路或欠电压（电压不足）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予以保护。

根据保护对象的不同，断路器又分为四个类型：

（1）配电保护型──保护电源和电气线路（电线、电缆）和设备；

（2）电动机保护型──专作电动机的不频繁起动，运行中中断，以及在电动机发生过载、短路和欠电压时的保护；

（3）家用和类似家用场所保护型──对照明线路、家用电器等的保护；

（4）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型──用来保护人身免受电击危险及防止电气火灾的保护器。

2、我国低压断路器的发展概况

世界上最早的断路器出现于1885年，它是一种刀开关和过电流脱扣器的组合。1905年具有自由脱扣装置的空气断路器诞生。1930年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弧原理的发现和各种灭弧装置的发明，逐渐形成了目前的机构。50年代末，电子元件的兴起，又产生了电子脱扣器，到了今天，由于小型化电脑的普及，又有智能型断路器的问世。

我国解放前几乎没有断路器的制造业，新中国成立后，电器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低压断路器经历了四代的发展过程。

2.1万能式断路器（ABC）

第一代是仿苏A15，A2050的DW1、DW2型（额定电流200～1500A）；第二代是在1958年我国自行设计的DWO基础上更新的DW10系列，其额定电压为AC380V，DC440V，额定电流200～4000A；第三代是70年代末开发，80年代初投产的DW15和DWX15（限流型）；第四代是90年代初研制成功的DW45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

80年代初、中期，我国相继从日本和德国引进AH和ME型万能式断路器。

DW45系列万能式断路器，具有国际90年代同类产品（ABB公司的F系列，施耐德公司的M系列和日本三菱公司的AE系列）的水平。它具有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瞬动的三段保护特性和单相接地故障保护以及保护特性的电流、动作时间可调、显示、试验、热记忆、故障记忆、负载监控、自诊断、MCR（低倍数短路合闸保护）通讯接口等智能化功能。

2.2塑料外壳式断路器（MCCB配电保护型）

50年代，我国首次研制投产的是仿苏（A3100）的DZ1系列产品（40年代中期水平）。60年代末期，针对DZ1体积过大、短路分断能力偏小等缺陷，对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进，形成了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代产品DZ10系列。80年代初又开发了第二代的DZ20系列。与此同时，上海华通开关厂、嘉兴电气控制设备厂，分别从美国西屋公司、日本寺崎电气公司引进具有80年代初水平技术，生产了H系列和TO、TG、TL等系列。进入90年代，又推出了CM1系列（常熟开关厂）、TM30系列（天津低压电器公司）、TG系列的BD、BF型及JXM2型（嘉兴电控厂）、HSM1系列（杭州之江开关厂）、S系列（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杭州之江开关厂、上海华通开关厂等组成的OTT集团）等新型塑壳式断路器。

60～70年代，小规格电流的塑壳断路器有DZ5－10、DZ2－20、DZ5－25、DZ5－50、DZ15－50、DZ15－63等，它们的短路分断能力分别为1～3kA（以上型号至今还未淘汰）。

表2是各型号塑壳式断路器的主要性能对比（以In为250A三极为例）。

2.3塑料外壳式断路器（MCCB电动机保护型）

对于小型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功率在30kW及以下）保护的塑壳式断路器，目前仍流通于市场的有60～70年代我国自行设计、开发的DZ5－20（短路分断能力380V1.5kA）、DZ15－40、DZ15－63（短路分断能力380V3kA）和80年代引进国外技术制造的M611.3VE1（有多种附件），M611.3VE1的短路分断能力大抵在380V3kA左右。

1994～1995年，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与嘉兴电气控制设备厂共同开发了DZ35系列电动机保护型塑壳式断路器（型号有DZ35－25和DZ35－63两种）。DZ35－25的额定电流有1、1.6、2.5、4、6.3、10、16、20、25A；DZ35－63的额定电流有：16、20、25、32、40、50、63A等。短路分断能力：DZ35－25有380V3kA、35kA、50kA（后两种加装限流部件）；DZ35－63为380V3kA；DZ35－25的体积为DZ5－20的43.13％，DZ35－63的体积为DZ15－63的50.7％。DZ35系列断路器带有模块式的辅助触点、分励脱扣器、欠电压脱扣器和断相保护等附件。

功率大于30～315kW电动机保护型断路器，CM1、TM30、HSM1、JXM2和S型均有相应的产品供预选择，它们的短路分断能力分别有400V，15～65（80）kA，可适应于MCC（电动机控制中心）离电源较近回路的电动机保护。

小型塑壳式断路器（MCB）现在也有适应小功率电动机保护的产品，如C45NAD（天津梅兰日兰公司）和PX200CD（嘉兴电控厂）等。

2.4家用或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我国最初的家用或类似家用场所用保护器是仿苏（AⅡ－25）的DZ4－25（二极）塑壳断路器，但性能不高，60年代中期国内开发了DZ5系列（二极），70年代开发了DZ15系列（单极、二极）、DZ12系列，70年代末引进德国技术生产了S060系列，80年代初，引进日本技术生产了TH－5SB、TH－5DB（二极插入式）系列，80年代中后期，天津梅兰日兰公司的C45N和嘉兴电控厂引进德国F＆G公司的PX200C相继问世，使家用保护断路器上了一个新台阶，C45N、PX200C的短路分断能力均达到4kA（50A及以上）和6kA（40A及以下）。

2.5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漏电保护器）

为了保护人身免受电击，我国在50～60年代，在一些电力系统维修厂，生产了电压型漏电保安器。由于它的检测线圈（或检测继电器）串接在变压器中性点与接地极之间，接地极电阻变化无常，造成精度差，此外，检测线圈容量不够，结构简易，防雷效果差，便逐步退出了应用。60年代后期，我国第一台电流动作型电子式漏电保安器诞生（主开关是DZ5－20断路器）。我国首台电流动作型电磁式漏电断路器的型号是DZ5－20L（主开关仍是DZ5－20断路器）。70年代中后期，全国联合设计的新型（DZ15L－40、DZ15L－63）电流动作型电磁式漏电断路器试制成功，其壳架电流有40A、63A两种，额定电流6～63A，漏电动作电流有30mA、50mA、75mA和100mA，是快速型（漏电动作时间≤0.1s），断路器的短路分断能力为380V3kA和5kA.DZ15L系列是经过国家鉴定的。进入80年代就有DZL16、DZL18、DZL118、DZ12L、DZL33、DZL38和DZ10L等，大部分是电流动作型电子（集成电路）式漏电断路器（带过载、短路保护和不带过载、短路保护），90年代初天津梅兰日兰公司生产了VigiC45EIE（电子式）、VigiC45ELM（电磁式）、VigiNC100等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电流IΔn30mA，快速型（VigiNC100，IΔn有30mA、300mA和500mA几种，快速动作型）。

80年代中期，嘉兴电控厂、遵义长征电器八厂又引进德国F＆G公司的技术生产了FIN型（不带过载、短路保护）（In有25A、40A、63A，IΔn有30mA、100mA、300mA和500mA）和FI/LS（带过载、短路保护）（In有2A、4A、6A、10A、20A、25A、32A等，IΔn有30mA、50mA、100mA和300mA）的漏电断路器。

OTT集团，于1999年开发试制了S－L系列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规格有100A、200A（额定电流40、50、63、80、100A和100、125、160、200A），漏电保护原理采用电子与电磁混合型，漏电动作电流有30mA、100mA、300mA三种，动作时间有快速型（≤0.2s）和延时型（最大0.5s），断路器还有过载和短路保护。极限短路分断能力达40kA（400V时），另外还开发了只报警不脱扣型，以适合消除不断电的要求。

对于只报警而不断电的漏电继电器，目前有JD1型（电磁式）、JD3（电子式），在农村使用的LJM型、LTS型（均为电子式），漏电继电器额定电流有100A、250A，最大达800A，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100mA、300mA、500mA等多种，除了单独作漏电时声、光报警之用外，也可与接触器、断路器组合成漏电继路器。

电磁式和电子式剩余电流保护（漏电保护）装置的优缺点。

（1）电磁式

a.漏电动作电流最小值仅能做到30mA；

e.失效率低，约为0.09％（据欧洲统计）；

f.较难做到延时型；

g.加工精度要求高；

h.价格高。

（2）电子式

a.漏电动作电流最小值可以做到5mA；

b.需辅助电源，性能要受电网电压的影响；

c.不能经受工频耐压试验，耐受过电压差；

d.失效率高达28.3％（据欧洲统计）；

e.可以较方便地做成延时型；

f.电子元件受温度影响较大；

g.抗电磁干扰较差；

h.制造（加工）简单，价格便宜。

2.6断路器的附件

无论是万能式（ACB）或塑料外壳式断路器（MCCB和一些MCB）现在都具备各种内、外部附件（又称附属装置），增加了断路器的功能。

（1）内部附件

a.辅助触点（辅助开关）──根据控制电磁铁和其他辅助回路电器的合、分需要而设置，目前较多的是采用发热电流（Ith）3A和6A的微动开关组成。

b.报警触点（报警开关）──反映断路器因线路故障（过载、短路）跳闸而接通声、光报警，它的发热电流较小，一般小于3A或更低。

c.分励脱扣器──作远距离操作使断路器跳闸的一种脱扣器，它的控制电压有交流380V（400V）、220V（230V），直流220V、110V、24V等。

d.欠电压脱扣器──防止因线路电压不足，对线路或电动机造成损害的一种脱扣器，它与线路电压相同，通常有交流380V（400V）、220（230V），直流110V、220V等。

（2）外部附件

a.外部转动手柄──适合于断路器在开关柜或抽屉柜门板上合、分断路器，可以起联锁作用，成套电器装置只有断电才能开门。

b.电动操作机构──用电磁铁或电动机等构成，代替手动合闸（ON）或分闸（OFF）断路器，可远距离控制。

c.机械联锁。

d.自身闭锁。

3、不同类型断路器的保护特性及其执行的标准

3.1配电保护型断路器的反时限断开特性

配电保护型断路器的反时限断开特性见表3.

3.2电动机保护型断路器的反时限断开特性

电动机保护型断路器的反时限断开特性见表4.

3.3配电保护型的瞬动整定电流

配电保护型的瞬动整定电流为10In（误差为±20％），In为400A及以上规格，可以和5In和10In中任选一种（由用户提出，制造厂整定）；电动机保护型的瞬动整定电流为12In（误差为±20％），一般设计时In可以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3.4家用和类似场所用断路器的过载脱扣特性

家用和类似场所用断路器的过载脱扣特性见表5.

3.5断路器符合标准情况

配电保护型断路器符合GB14048.2（等效采用IEC947—2）《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低压断路器》标准。

电动机保护型断路器符合GB14048.2和GB14048.4（等效采用IEC947—4）《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低压机电式接触器和起动器》标准。

家用和类似家用场所保护型断路器符合GB01963（等效采用IEC898）《家用和类似家用场所过电流保护断路器》标准。

剩余电流保护型断路器（漏电断路器）符合GB6829、GB16917（IEC1009）、IEC755标准。

4、断路器的发展趋势

在进入新的世纪时，我国低压电器（低压断路器），将按照“小型化、高分断、低噪音、工作可靠、逐步实现智能化”的要求发展，不断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产品。

4.1万能式断路器

全国联合设计的DW45系列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已完成了壳架电流为2000A、3200A、5000A的三极和四极的开发并投入批量生产，目前正着手于研制特大型的6300A规格（短路分断能力为AC400V，120kA），今后，万能式断路器的开发，依然以智能型为主，其智能化功能在DW45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在通讯功能方面，将在现在的智能化控制器与RS485接口协议（Profibus体系）挂靠的基础上，向容量更大，速度更快的IEC通讯接口（协议）挂靠，实现更全面的小、中、大区域现场总线的遥控、遥测、遥讯、遥调。

随着电网功率的提高，作为变压器低压侧出口保护开关的万能式断路器，其短路分断能力将提高到120～150kA，体积还要缩小。

断路器的附件应是模块化的，装配积木化。

4.2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向小型化、高分断、多功能、附件模块化发展；积极开发智能化（包括三段保护以及各种智能化功能）断路器。

目前OTT集团正在其成员单位杭州之江开关厂开发、试制S—Z型智能型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该系列断路器壳架电流为400A和800A，短路分断能力为400V，35～100kA，具有配合熔断器特性用，配合保护断电器VCB特性用，配电线路保护用和配合电动机、起动器、变压器、电容器保护特性用四种脱扣特性，可由用户选择。断路器有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短路瞬动的三段保护功能。智能化功能有：电流和动作时间可调、显示、热记忆、负载监控、自诊断和通讯接口等（国内现有的智能型塑壳式断路器是TM30P和DZ40系列）。

电动机保护型塑壳式断路器：小容量电动机保护型考虑到支路离动力中心（PC）较近，必须发展短路分断能力达15～50kA的品种，另外，额定工作电压除有380V（400V）的外，还应研制适用660V（690V）的规格。在设计上应向系列化、模块化和模数化发展，产品应有各种附件，如分励脱扣器、欠电压脱扣器、断相保护、短路故障显示、远距离操作机构、各种辅助触头、门联锁操作机构、隔离模块、各种防护外壳及附加接线端子，以实现功能齐全和方便用户。

4.3家用和类似场所用断路器

主要发展二极和四极，尺寸模数化，安装导轨化，短路分断能力从现有的4kA、6kA提高到10～15kA.在功能方面还有分励、欠压、过电压、断相、声光报警、防窃电等附属装置（模块化）。

4.4剩余电流保护断路器

适用于人身安全保护的小电流（≤100A）规格用剩余电流保护模块与家用和类似场所用断路器组合成漏电断路器，对于IΔn（漏电动作电流）大于30mA的，研制一些延时型，以适应级间的选择性保护需要。

工业用，体积缩小，额定电流100～800A，短路分断能力达35～65kA，漏电动作电流为30mA、100mA、300mA、500mA、1A、2A等。在漏电动作方面，除快速动作外，还要有延时型（可调），同时具备漏电预报警[当漏电电流达50％IΔn时，开始报警（灯光闪烁、闪烁频率越高，表示漏电越严重）]，为适应不能断电的系统（如消防），应在这一系统设计开发只报警不脱扣的漏电断路器。还可在塑壳式断路器上加装剩余电流保护模块。IΔn做到0.03～3A.此外，还可在塑壳式断路器上派生单相接地故障保护功能。

剩余电流（漏电）继电器，在现有基础上，开发400～800A规格（现JD1型仅做到250A）。

按照用户的需要（特别是大量使用电子元件的设备的地方），开发交流脉冲型、直流动作型、直流脉冲型等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

概况范文篇10

1.1洱源县畜禽污染现状

洱源县是畜禽养殖大县，畜禽在地区农业经济结构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16年洱源县全县奶牛存栏41101头，黄牛和水牛存栏52421头，马、骡、驴存栏8290匹以上，生猪存栏235167头，山绵羊存栏109360只，禽存栏487661羽，是一个典型的养殖大县。而洱源县紧靠洱海利于，如此大量的动物在饲养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粪便和污水，按奶牛日排粪便31kg、黄牛和水牛日排粪便19kg、马骡日排粪便19kg、猪日排粪便6kg、羊日排粪便4.5kg、禽日排粪0.1kg测算，全县畜禽日粪便产生总量5400多t，这些粪污如果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滋生蚊虫，导致疾病传播，对农村居民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另外大量的粪便随着雨水污水进入沟渠河流，畜禽养殖动物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氮、磷会对水体造成富营养化，对洱海源头水质造成十分严重的污染。

1.2洱海流域养殖业污染治理取得的成果

近年来，洱海流域地区政府按照“高效、生态、优质、环保”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思路，以畜禽养殖污染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为重点，高度重视洱海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着力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全州洱海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取得新进展。以加快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养殖为抓手，强化科技支撑，大力实施畜禽粪便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工程，完善对顺丰有机肥厂收集处理畜禽粪便的补助机制，鼓励企业应收尽收，扩大生产规模。从源头上控制畜禽养殖对洱海污染。在洱海流域扶持发展标准化规模奶牛养殖场（300头以上）4个、存栏2141头，生猪标准化养殖场（年出栏300头以上）33个、存栏10571头。加强圈舍改造、粪污治理及养殖场（户）沼气工程建设，提高规模化养殖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目前，改造畜厩8万m2、粪污处理池1万m3，沼气5469口，新希望蝶泉乳业建成1000m3的大型沼气池1个、顺丰肥业建成27m3的小型沼气池1个；建成畜禽粪便收集站48个、生物有机肥生产厂3个。2016年，收集处理畜禽粪便6.09万t，极大地缓解了洱海流域养殖污染治理压力。

2洱海流域养殖业污染防治对策

2.1明确洱海流域养殖范围和对象

对洱海流域的养殖区域进行科学划分，将流域主要入湖河流周边200m，洱海及主要湖库周边500m和城市建成区划定为规模化畜禽禁养区。禁养区内严格禁止新建（改、扩）畜禽养殖场，现有养殖场（户）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搬迁，手续不全的一律关停取缔。关停取缔。对于禁养区内已有的生猪（常年存栏5头以上）、水禽（鹅、鸭常年存栏50羽以上）和牛养殖场全部关停取缔，其他畜禽养殖场（肉鸡、蛋鸡、羊等）若建有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且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可以予以保留，否则一律关停取缔，并逐渐将禁养区内养殖场向着洱海流域以外地区搬迁。将洱海两侧各500～1000m区域设置成限养区和适度养殖区。这两个区域内实行总量控制，规范审批程序，养殖场应具有与之配套的粪污处理设施或可以消纳粪污的农田，并办理相关手续。对限养区和适度养殖区内养殖污染严重、无粪污处理设施且不具备改造条件的生猪、水禽、牛养殖场一律予以关停取缔。

2.2加强宣传、疏堵结合

各乡镇、村要充分认识全镇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依法依理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认真宣传《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政策，切实提高广大农民自觉治理的环保意识。养殖污染治理疏堵结合，对排污达不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养殖场严肃处罚，处罚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实施强行关闭。对新、改、扩建养殖场，不履行规范审批程序的视作违章建筑，将予以强制拆除。同时，大力推广农牧结合、循环利用模式，指导畜禽养殖场清洁生产，鼓励采取粪肥还田、制造有机肥等方法，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

2.3长效管理、规范养殖

整治工作完成后，各地要加强畜禽养殖的监管，建立畜禽养殖长效监管机制，将监管纳入镇对村的考核范畴，群防群治，形成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监管体系，监管责任层层落实，特别是要加强落实村级监管责任，并建立考核办法，定期督查考核，形成镇、村自觉抓畜禽养殖监管的自觉性。严格把关审批环节，对适度养殖区内新、改、扩建的养殖场，必须按规定程序办理实施，建设治污设施或委托他人处理污粪；未通过环评、不满足动物防疫条件、不符合用地等要求的新、改、扩建畜禽养殖场，一律不得开工建设和生产。一旦出现反弹回潮或者擅自违规建设的畜禽养殖场，坚决予以取缔并进行问责。

作者:张晓娟 单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畜牧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