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共同债务范文10篇

夫妻共同债务范文篇1

一、现行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的弊端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约定为夫妻分别财产制，以及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该规定对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并非完美无遵循现行法律规定，即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只要夫妻双方未约定实行夫妻共同分别财产制，未举债一方也不能证明恶意方债权人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恶意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均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非举债的无辜一方在未享受负债利益，甚至不知悉所负债务的情况下，仍应对另一方所负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这种判决结果将给夫妻中的非举债一方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害和感情伤害，甚至给社会带来惧怕婚姻的不良现象。显然，这样的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与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精神也是相违背的。可以说，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做法虽易操作，但也存在天然缺陷，关键在于相关配套制度未能合理地兼顾到夫妻双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对于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两种例外情形，以下分别讨论：

第一种情形：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前面已经分析过，夫妻双方对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以第三人知道与否为判断标准，凡第三人事先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第三人事先不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仍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对限制夫妻双方滥用权利、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十分有利。但由于夫妻财产契约属于内部契约，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约定仅要求夫妻双方采用书面形式，不要求履行公示程序，通常情况下第三人无从知晓。况且，司法解释还把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非举债的夫妻一方，非举债方如果不能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对婚后所得实行分别财产制，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就一律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这对婚姻关系中的无辜者实属不利，只会纵容恶意夫妻一方擅自举债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还应优先于债务人的利益，因为就权益受害者的防范成本来看，债权人方法风险的成本小于婚姻当事人。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交易，而且完全能够通过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交易对象；但生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则不一样，其已经被束缚在婚姻之中，无法再行选择。因此，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在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同时，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应该对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予以关注和保护。

第二种情形：非举债一方能够证明举债方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可否认，其立法的本意在于尊重交易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此制度设计缺乏生存土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往往是以一方个人名义进行的，对于夫妻任何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另一方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负债一方与债权人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约定，都必须按照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夫或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向外负债时，很少有人会明确约定所负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即使夫妻一方想约定，与之交易的债权人一般也不会同意。根据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人具有完全的理性，都会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现实交易中债权人为了增加自己的债权担保，一般都不会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假使夫妻一方的确与第三人约定为夫妻个人债务，要求未参与交易的夫妻一方对“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进行证明，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有违举证责任分配时应遵循的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因为将某一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在远离证据材料又缺乏必要的收集证据的条件与手段的当事人身上，而占有或者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反倒不负举证责任，势必造成不公平。其后果是，一方假借夫妻之名，行个人事务之实，以期行为的后果由夫妻共同来承担，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利益。

总之，婚姻法进行利益衡量和制度安排时，表现出了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和对配偶的不信任。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表现为，只要借钱给已婚的债务人，不论其用途，不论恶意善意，只要没有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声明对债务人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一无所知，法院均奉送法定连带保证人一名；对配偶的不信任表现为，推定夫妻为利益共同体，一方对外负债而另一方必将受益，即使喊冤说确不知情或确未受益，均视为狡辩或推定为借钱不还之同谋。

二、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策略

（一）确认家事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家事权的行使是夫妻共同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十分频繁，为保护夫妻双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交易安全，国外许多国家立法明文规定夫妻互有家事权，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日常家事权，导致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故笔者建议在婚姻法必要明确规定日常家事权，包括家事权的范围、权利行使的方法和限制、对夫妻及第三人的效力等。法律设立日常家事权，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利于对夫妻行为进行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负担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是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降低其债权落空的交易风险。

（二）明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者夫妻双方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夫妻共同财产是维护夫妻共同生活的基础，而夫妻共同债务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减损，在本质上为消极夫妻共同债务。在婚姻生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夫妻共同债务的特点来看，必须符合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对此，债权人负有举证责任。但是，如果非举债方可提出相反的抗辩来否认，即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非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且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此以外，如果夫妻双方明确认可夫妻一方所负个人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有共同财产的，共同财产应优先清偿夫妻共同债务，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夫妻双方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夫妻任何一方清偿全部债务。夫妻内部份额的分担由夫妻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承担责任的份额的，不能对抗债权人，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达成的协议和法院对夫妻双方共同债务所作的承担份额的判决，其效力不及于债权人，即夫妻离婚后债权人仍有权向原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完全债权，任何一方有有完全清偿义务，以使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永远承担连带责任。

（三）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

夫妻共同债务作为消极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财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夫妻共同财产所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相反，夫妻个人财产所引起的债务则为个人债务。我国《婚姻法》采用了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存的夫妻财产制立法模式，并且规定如果非举债方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得，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通常情况下，第三人对夫妻财产制的约定难以知晓，要求债权人对此予以证明更是强人所难。解决此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公示，这也是目前国外立法中普遍采取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法国，夫妻在对财产进行约定时，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形式要件，不仅需要采用书面形式，而且还需经公证人进行公正，在完成公证手续后，还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才能对抗第三人。《法国民法典》第1394条规定：“夫妻间有关财产的约定不仅需要采用书面的行使，而且应在公证人面前订立；订立协议时，夫妻双方以及有关的当事人，如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监护人等，或者其委托的人必须在场，并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财产协议做成后，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同时免费向各当事人提交一份未印花的白纸制作的证书。”纵观各国的立法，公示程序分为登记和公正两种。采取登记程序的有德国、日本、韩国及我国澳门、台湾地区；要求双方在办理婚姻登记时一并办理财产契约登记。采取公正程序的有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要求夫妻财产契约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经过公证。根据我国的国情，笔者建议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约定采用登记的形式，以便对第三人产生公信力，也从而也相应地减轻了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同理，我国还可以尝试设立夫妻债务登记制度，尤其对经营性债务，应当事先进行登记，以避免在发生债务纠纷时，出现夫妻对债务履行的不公平、不公正，甚至还会避免逃避债务的情形。

夫妻共同债务范文篇2

夫妻一方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不可避免地对外发生债的关系，为此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会较为普通涉及到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处理，关系到债权人以及离婚双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一)夫妻之间是否共同享有债务利益

《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根据这一规定，只有“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才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之间的债务存在“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之别，其区别的关键在于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只要夫妻双方对该债务享有共同利益，不论其是直接享有还是间接享有，都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夫妻之间对债务是否有共同意思表示

如果夫妻之间对债务有共同的意思表示，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共同债务。如为负有法定义务的治病，主要指为夫妻双方的父母、因为年老、患病不能维持生活，而夫妻一方对其有有“扶养”义务的父或妻的兄姐。抚养子女所负的债务，包括亲生子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等。其他应当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一般是：经过夫妻双方同意的赠与、经过夫妻双方同意的支付对非法定抚养、赡养、扶养人的生活医疗费用所导致的债务。比如经过夫妻双方同意借款捐助一个没有抚养关系的孤儿等等，这种债务如果不经过夫妻双方同意，在离婚时候这笔债务由夫妻一方承担。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

夫妻财产是共同共有关系，夫妻双方共同地平等地享有共有财产的各种利益，共同地平等地负担由共有财产产生的各种义务。对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夫妻之间的关系具有合伙性，而合伙人对合伙事务产生的债务，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同样，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换言之，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各自的个人财产为担保。

但在法律规定的两种情况下，债权人只能找债务人的夫妻一方归还，不能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

（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该项债务属于个人债务比如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由债务人一人单独承担债务履行责任的，视为债权人放弃要求债务人和其配偶共同偿还的权利。但是如果书面协议中的债务人的署名只有债务人一人，而协议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债务人一人单独承担债务履行责任的，还是由债务人及其配偶共同承担债务。

（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况。即：“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三、夫妻共同债务与第三人的关系

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是相对于夫妻双方之外的债权人而言的，因而是一种外部责任。

四、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某一笔债务究竟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实践中往往很难举证，有时甚至根本无法举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生产、经营性投资、购置修建装修房地产、购置大宗物件、医疗费用等可能留下某些凭证外，大量的日常家庭费用开支经常没有凭证。为了解决这种举证难的问题，“解释二”设定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推定规则虽然在维护债权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便于法官裁判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事实上某笔债务不是用于共同生活，适用推定规则就违背了客观事实。

夫妻共同债务范文篇3

夫妻一方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不可避免地对外发生债的关系，为此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会较为普通涉及到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处理，关系到债权人以及离婚双方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一)夫妻之间是否共同享有债务利益

《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根据这一规定，只有“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才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之间的债务存在“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之别，其区别的关键在于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只要夫妻双方对该债务享有共同利益，不论其是直接享有还是间接享有，都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夫妻之间对债务是否有共同意思表示

如果夫妻之间对债务有共同的意思表示，则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共同债务。如为负有法定义务的治病，主要指为夫妻双方的父母、因为年老、患病不能维持生活，而夫妻一方对其有有“扶养”义务的父或妻的兄姐。抚养子女所负的债务，包括亲生子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等。其他应当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一般是：经过夫妻双方同意的赠与、经过夫妻双方同意的支付对非法定抚养、赡养、扶养人的生活医疗费用所导致的债务。比如经过夫妻双方同意借款捐助一个没有抚养关系的孤儿等等，这种债务如果不经过夫妻双方同意，在离婚时候这笔债务由夫妻一方承担。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

夫妻财产是共同共有关系，夫妻双方共同地平等地享有共有财产的各种利益，共同地平等地负担由共有财产产生的各种义务。对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夫妻之间的关系具有合伙性，而合伙人对合伙事务产生的债务，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同样，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债务必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换言之，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各自的个人财产为担保。

但在法律规定的两种情况下，债权人只能找债务人的夫妻一方归还，不能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

（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该项债务属于个人债务比如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借款协议中明确约定由债务人一人单独承担债务履行责任的，视为债权人放弃要求债务人和其配偶共同偿还的权利。但是如果书面协议中的债务人的署名只有债务人一人，而协议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债务人一人单独承担债务履行责任的，还是由债务人及其配偶共同承担债务。

（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况。即：“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三、夫妻共同债务与第三人的关系

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是相对于夫妻双方之外的债权人而言的，因而是一种外部责任。

四、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某一笔债务究竟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实践中往往很难举证，有时甚至根本无法举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生产、经营性投资、购置修建装修房地产、购置大宗物件、医疗费用等可能留下某些凭证外，大量的日常家庭费用开支经常没有凭证。为了解决这种举证难的问题，“解释二”设定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推定规则虽然在维护债权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便于法官裁判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事实上某笔债务不是用于共同生活，适用推定规则就违背了客观事实。

夫妻共同债务范文篇4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司法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被告周女士和李先生登记结婚。2016年，周女士在多家银行办理了信用卡且大额透支，又以个人名义向他人借取大量债务累积超过2000万元。自2016年7月起，有债权人陆续向李先生及其父母追债，这才知道周女士在外欠下巨额债务。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李先生应对其妻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受理后，恰逢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生效，该解释规定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除外。债权人以王女士所欠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要求二人共同偿还，但未能对该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生活进行有效举证，遂法院判决该债务由王女士一人承担。根据婚姻法第19条第三款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王女士与李先生并未约定财产各自所有，债权人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此约定，据此债权人可以同时向夫妻双方主张债权。而《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了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若能证明举债人和债权人之间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本案李先生不能举证债权人与王女士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因此王女士的债务李先生仍应承担。那么“夫妻共同债务”究竟如何认定？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新旧司法解释的规定究竟有哪些不同？对具体案件的解决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标准

当前，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标准主要是下列几种：一是时间标准。主要考虑共同债务的发生时间是否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其实也是一种身份标准，认为在夫妻身份下发生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二是用途标准。主要考量产生债务的行为是否因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性活动。三是名义标准。即考虑是以谁的名义所产生的负债。四是共同合意标准。主要考量夫妻是否对债务有共同的意思表示。五是复合标准，即并不只用一种标准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而是综合几种或以上的标准，如时间标准和用途标准，时间和共同合意标准，或者时间、名义和用途标准等。

三、对夫妻共同债务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

1.2003年婚姻法解释（二）。2003年通过的《婚姻法》解释（二）第23条规定：“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该规定采用了用途标准，此时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其合理之处在于“还未结婚债权人不应对夫妻共同还债有所期待”。《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表明，对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上是以身份标准为原则，以特殊约定协议作为例外。23条、24条对夫妻一方婚前债务性质、婚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及举证责任分配等作出规范，这些规定在当时对防止夫妻恶意串通、通过离婚架空债权，转移财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婚内二人的经济活动日趋复杂、一方与第三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变得非常普遍，24条在实际运用中也逐渐暴露出缺陷。一是以“婚姻关系”作为推定标准，只考虑债务发生的时间，忽视举债的目的用途，也没有考虑另一方是否有此合意便如此推定太过绝对。二是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在债权人向法院主张夫妻一方举债为共同债务时，只要另一方不能证明债权人知道该债务约定为举债人单方债务、或属于分别财产制时，就会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诉讼中，让没有参与到债务形成的不知情方去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对债务性质的约定，或证明债权人已知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是不现实的。2.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答复。2014年，针对“24条”出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作出以下答复：“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必偿还。“答复”意图回归“共同生活”的认定标准，尽量完善对夫妻非举债一方权益的保护，以防出现损害夫妻另一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但还是不能排除举债方与第三人串通虚假设债损害另一方配偶利益的现象。3.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第24条”补充规定。此次补充在原第24条的基础上增加两款，“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主要强调了虚假违法债务诉讼不受保护，但仍没有解决“第24条”的核心问题，即在外部关系上夫妻共同债务的判断标准和举证责任。一是仍然没有明确采用“用于共同生活”这一认定标准，而采用时间标准进行推定。二是对虚假违法债务诉讼的举证责任被分配给了非举债一方。对夫妻非举债的一方来说，要证明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或该借款是因或吸毒产生的，往往很困难。因此，对不在借款合同或借条上的具名确实不知借款产生的夫妻另一方来说，如果被起诉最后承担偿还责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4.2018年专门性司法解释。

夫妻共同债务范文篇5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困难婚姻关系建立初期，夫妻双方均是以夫妻和睦、互信互助作为维护婚姻关系的基础的。没有人愿意或者是预见到离婚的情况。所以夫妻一方，以其名义借债、或者是在经营中形成债务时，往往不会考虑离婚时可能有独自承担债务的风险，从而没有积极搜集可以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据。然而，一旦提起离婚诉讼，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没有以其名义对外举债的一方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千方百计的规避自身应承担的债务，否认共同债务的存在。这就导致在离婚时，对外以其名义举债的一方将很有可能无法按照新婚姻法要求举证。而按照民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法举证就意味着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从而使得本应为夫妻共同承担的债务最终被认定为个人债务，由对外以其名义的一方承担。2、对第三人债权保护力度不够修改后的婚姻法虽然可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依据，但它没有明确指出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离婚后，对外应承担何种责任。在实践中适用起来，难免就会使得法官根据个人理解作出判决，很有可能导致相差无几的案件情况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如上所述，夫妻共同债务本来就很难作出清楚的认定，而新婚姻法又未对夫妻离婚后对外应承担何种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就很有可能使得当第三人在主张债权时，面临由于夫妻共同债务无法认定而使得本来为夫妻公共债务的变成了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的情况，或者虽然被认定了夫妻共同债务，但是由于无法证明夫妻的共同财产使得在执行时只执行了夫妻一方的财产的情况。这样将很有可能使得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或者是打折扣的实现。目前，为了解决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问题是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开始实行夫妻财产、债务约定登记或公证，把它作为夫妻财产、债务处理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第17条第2款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法律允许且承认夫妻约定财产、债务，并确认约定优于法定，但是由于尚未明确规定约定形成的时间、成立的要件及效力，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共同债务的约定也难以把握，一旦发生争议也很难加以认定，甚至这一补充还有可能让试图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的人有空可钻，从而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有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在立法上的完善建议

为了纠正在立法上过分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倾向，我们需要在婚姻关系当事人和债权人之间寻找一个利益的平衡点，在促进交易安全的同时也应保证婚姻关系的和谐发展。所以，我们在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认定的时候，应当谨慎为之。我们知道，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产生的纠纷，由于其本身带有一定的私密性和特殊性，即便是实体法规定的再完善也不可能涉及所有的方面。所以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说，举证责任与举证能力有关。而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由其与证据的距离远近决定，除此之外，也包括当事人接近证据的难易程度及搜集证据能力的水平。于是，根据优势证据原则，最有可能收集到证据的人就负有举证责任。在债权人与举债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时，由于举债人是此债务的直接相对人，其借款目的及借款用途必然相当明确，而债权人作为婚姻关系外的第三人，他基于对举债人的信任而缔结借款合同，对债务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没有明晰义务，也就不负举证责任。再者，就举债人的配偶来看，由于借款目的和用途有时并不被其所知晓，所以他距离证据相对较远，收集起来也较举债人更为艰难。由此可知，关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认定，通常应该由主张共同债务的举债人承担举证责任，这样相对来说也有利益保护举债人另一方的利益及家庭生活的和睦。总而言之，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相关的法律应该进一步完善，举证责任的问题也还需明确。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家庭作为重要的经济单位，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婚姻家庭债务纠纷逐步呈上升趋势，所以，完善立法的任务也就显得格外紧迫和富有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曾玉琦工作单位：湘潭大学法学院

夫妻共同债务范文篇6

关键词:夫妻债务;案件纠纷;法律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仅在2018年间，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同时在2018年2月7日发出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有关工作的通知》(法明传【2018】71号)和2018年9月30日发出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集中审查涉夫妻债务纠纷信访案件的通知》(法明传【2018】673号)。紧接着2019年，最高法又于2019年2月28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审查涉夫妻债务纠纷信访案件的通知》(法明传［2019］91号)。在2018年到2019年间，夫妻债务成了社会热点问题，仅2019年，以下媒体就刊登了以下多方面的文章:2019年3月13日农民日报刊登了《全国人大代表陈建银:关注婚姻家庭安全，关注妇女权益保护》文章，2019年3月26日人民法院报刊发了《离婚夫妻之间未举债被负债女方占比73%》长篇报道;2019年4月23日新京报刊登了《委员:甄别纠错“被负债”的夫妻债务案应有“时间表”》，2019年4月23日中国妇女报第2版刊登《最高法应督促各地法院及时纠错涉夫妻债务纠纷》的文章。

二、现行夫妻债条相关法律阐述

现行的婚姻法是在2001年修订的，其中与夫妻债务关联的法律条款有婚姻法第十九条①，婚姻法第四十一条②。从上两条法条上，我们看到关于夫妻债务的认定，婚姻法从两个方面来界定了夫妻债务:一是在夫妻关系存在期间: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二是夫妻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也就是说，在离婚姻后的当事人案件中，债权人要举证，事实上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才是夫妻共债。由于可以推定来确认债务事实，任何有过婚姻关系的公民，都可能被法官推定为“债务人”。司法界由于24条产生了很多让人触目惊心的夫妻债务案件，这些大量夫妻案件造成司法界、金融界、社会道德一片的混乱。

三、一个典型真实的案例

一个教师方××，其前夫吴××原在银行工作。吴××在20××年提前退休到外地小额贷款公司任经理。由于方××不同意吴××出去，又阻挡不了其夫行为，但因孩子未成年，没有上法院提出离婚。只好与吴××做了家庭财产分割协议，协议约定现有的家庭财产平分，各人负责各人的债务并对协议进行了公证，之后双方的生活是AA制。吴××在外地工作受当地年轻女人的引诱，在外向若干人高息举债上千万帮助其她做生意。债权人认为吴××是在小贷公司，借钱给吴××是为让其放贷，根本不涉及吴××的家庭，根本不需要方××知情及同意。可债权人没想到吴××被其情妇所骗，所有资金被其情妇挥霍一空。吴××经过几年借新还旧、折东墙补西墙后，吴××负债累累，不能付高息还本给债权人了。方××在吴××的故意隐瞒下，对吴××所发生的事情不知晓。当吴××出事后，才知道吴××出轨，坚决与吴××离了婚。整个案件的事实就是吴××举债行为全完是背着方××，举债资金流也流向他人，方××不知情、未签字，更没有收益。债权人对待这个事件的行为，分为以下三种类型:1．不上诉到法庭的;2．上诉到法庭，要求吴××还本付息;3．上诉到法庭，要求吴××和方××共同付息还本。三类人的分布和涉案资金的分布如下图:蓝色方框表示的是不上诉到法庭的债权人数及涉案金额;红色方框表示的是上诉到法庭且只起诉吴××个人的债权人数及涉案金额;黄色方框表示的是上诉到法庭起诉吴××和方××的债权人数及涉案金额;这个图，也较强好地能反映社会上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契约精神。蓝色方框表示的债权人，认为自己将钱借给吴××去放贷，其实质就是将钱投入到高利益高风险行业，任何投资都要是有风险的，现在投入的本金已亏损，只能承担损失。红色方框表示的债权人，是当今社会大多数人的想法。他们将钱是借给吴××个人，让他放贷帮他们挣高利息。现在不能还本付息，那么就按合同法将吴××上诉法院，要求法庭保护他们的权益，让吴××赔还他们的本金和利息;黄色方框表示的极少的债权人，他们将钱是借给吴××个人，让他放贷帮他们挣高利息。现在举债人负债累累不能还本付息，为了不让自己有什么损失，不顾天理良心，就将吴××和方××告上法庭，要求法庭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裁判让方××来偿还其债务。从上三类债权人的行为，善意的债权人和恶意债权人泾渭分明，那么法官的裁定就非常重要。法官是司法权的执行者，法官在裁决时应不偏不倚、不受他人影响或制肘、刚正无私地根据法律判案。可在本案中，法官不做事实调查，只根据第24条，就推定方××为债务人，要方××承担连带责任，将方××工资冻结并强制执行。执行法官是按法官的裁判执行的。但这如何能体现法律公正合理的基本原则;法官这样裁判，将大多数人涉案群众利益置于何方，如何体现“让人民群众在同一司法案件中享受公平正义”。法官不调查借款的去向，不查明夫妻双方没有合意借款的事实，就裁决未举债的配偶成为债务人，就会造成:1．违背《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违反婚姻法的“为家庭生活的债务才是夫妻共同偿还”法律;3．违背合同法的合同相对性;4．借大笔钱没有用于家庭，判了共债，即使把无辜被负债配偶判死，她也还不了钱，法律的判决就是一纸空文，司法的公信力何在;5．这样机械判案，就会有很多被冤枉的“老赖”，这么多的“老赖”，损坏了中国人讲诚信的声誉;6．这样判案，引导民间借贷的乱象丛生，降低了经济金融交易的安全，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7．违背婚姻立法精神，使得借钱养“小三”、、贩毒、放高利贷违法现象多有发生，破坏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影响婚姻安全;8．败坏社会风气，使得“碰瓷”事件层出不穷，让无辜者蒙冤。

四、结论

夫妻共同债务范文篇7

关键词：共同债务；日常家事；法律解释

共同债务制度是一项交织于财产法与身份法之间的特殊债务制度,我国婚姻法迄今尚未设立一套具体的较为系统全面的夫妻债务制度。在当下,完善该制度,极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规定

夫妻债务制度是我国夫妻财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是以《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以下简称第24条)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如要否定共同债务须满足:“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夫妻财产约定公示制的情况下,夫妻中非举债一方要想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第三人明知”这一要件基本是不可能的。突出表现两类案件上:一是债权人持夫妻一方签字的大金额借条来起诉夫妻两人连带归还借款;二是在夫妻感情危险期或离婚时,一方亲友持该方签字的借条来起诉要求夫妻两人连带归还。此类债务在司法实践中基本都会被定性为夫妻共同债务,非举债一方都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论文下载。

第24条所确定的也可以称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推定规则”,这一规则背后就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方面采用的是“名义说”,即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另一方能够证明除外情形。而我国立法上并不是一直延续着“名义说”。1980年《婚姻法》第32条中就采纳了“目的说”:“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以共同财产偿还”,即以所负债务的目的来判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立法转变的社会背景就是在1980年《婚姻法》实施后,存在着大量通过假离婚来逃避责任的现象。这一立法转变有效遏制了假离婚逃避责任的行为,给法院在实务审理上带来了便利,但也带来了大量个案的实质不正义,对夫妻中非举债一方(通常都是女方)利益造成了损害,有矫枉过正之嫌。

二、共同债务制度的缺陷

第一,我国在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在立法结构上没有规范的定位。①婚姻关系是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双重结合。债务是财产制度中重要组成部,夫妻债务问题应该是一直伴随着夫妻关系成产前、存续期以及结束后。而我国修正后的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关系部分未对夫妻债务的性质、清偿、分割等问题做出一般性规定。仅有两处规定:《婚姻法》第19条规定了约定财产制;第41条关于离婚时债务的规定。如此的立法似乎在向公众传递一个信息:只有在离婚时,法律才会涉及到债务处理。而债务通常出现在各个阶段,也有必要给予法律规制。处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债务却需要援引离婚时夫妻债务清偿的法律规定,显然不当。

第二,法律在保护法益时权衡不当。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在于它能保护一些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善的东西,而当两个均受保护的权利发生冲突时,法律就必须做出权衡。在夫妻共同债务方面,法律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更多保护债权人还是更多保护夫妻中非举债方?立法采纳“名义论”就是从保护交易安全角度来考虑的。但现代民法理论主流观点认为保护交易安全也应是基于对善意无过失的信赖保护,而夫妻中非举债方几乎没有控制力,无法干预债的发生及债的大小。在此情形下,让非举债方承担清偿责任有失公允。

在个人主义张扬的现代社会,婚姻从本质上也可以看作是个两个人的契约②,可以说,现代社会夫妻间已难以掌握对方的全部财产状况,更无法控制对方与外界的交易活动。还笼统地强调夫妻一体,共同承担风险,势必会给夫妻另一方利益造成损害。

第三,与家事制度根本原则相违背。家事权,是配偶权中的重要内容,它是指夫妻一方在因家庭日常事务而与第三人为一定的法律行为时,享有配偶他方的权利,其行为的后果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直接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③多数国家婚姻家庭法规定夫妻对日常家事的相互权,这样既方便了家庭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第三人的利益。《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中规定:“夫或妻在处理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多数学者认为,此虽直接规定的是夫妻日常家事决定权,但也间接的承认了夫妻互有日常家事权,以满足夫妻处理复杂、多样的家庭事物的需求。

现在的问题是:在日常家事范围内,让夫妻一方为另一方行为承担责任的法理依据是什么?责任范围到底有哪些,第24条的规定是否与之相符?婚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夫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法结合。④婚姻家庭的本质决定了配偶任何一方需要享有独立处理某些家庭生活问题的权利,即可视为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夫妻共同生活是两人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基础,其法理基础就是表见,即让交易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而与其实施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效果直接由被人承担。表见制度设立之目的,在于保护交易之安全。⑤因此,日常家事范围应该在夫妻共同生活之内,超过共同生活之限,就不应再属于范围。⑥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日常家事应该包括购买家庭生活用品、治疗疾病、从事文化娱乐、家庭教育等日常生活方面。因此,第24条仅是双方是夫妻关系之名,就推定为共同之债明显有违日常家事制度设立的初衷。这种违背直接表现就是实务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公平。

第四,举证责任分配有失公平。公平正义原则是分配举证责任的最高法律原则。⑦在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方法上,我国采用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而根据第24条的确定的“推定规则”,基本就免除了债权人证明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债权人只要证明一点:此债是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可。如要否认是共同债务,则非举债一方就必须证明:(1)债务系个人债务,或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2)债权人明知。如要证明债权人系“明知”则需要债权人和债务人配合。即使非举债一方证明了其夫妻双方是约定财产制,只要债权人坚称不知,则非举债一方基本上就无法达到排除是共同债务的证明标准。但是,根据日常家事制度的特点,债权人如主张夫妻共同承担债务,则其至少应该证明债务在家事范围内,或其有理由相信债务未超出家事范围等。债权人在这方面的举证责任是不能免除的。因此,第24条确定的“推定规则”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是不公平的。其原因就在于法律推定方法使用不当。

第五,推定方法适用不当。所谓推定,是指根据某一事实(基础事实)的存在而作出的另一事实(推定事实)存在的假定。⑧就推定的性质而言,它是一种假定,是一种是将真假不明、有无不清的事实确定为真或假,有或无的一种法律上的“拟制”。在诉讼领域,基础事实是推定事实的具有强大证明力的一类特殊的间接证据。根据通说,所谓间接证据,“系指用以间接证明待证事实之证据,即先证明某事实,再由此事实,推论应证事实之证据”。由此可见,间接证据之所以能够起到证明作用,正是由于通过它可以推论应证事实;而之所以可以推论应证事实,则是由于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显然,这正是推定的过程。因此,推定实质上就是司法机关(当事人)认定(证明)事实的一种方法,即在直接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运用间接证据对待证事实作出的假定性认定。

“推定的逻辑是其一,这是一个逻辑判断过程,是一个包含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的三段论的推理过程。其中,甲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是大前提,甲事实的真实性是小前提,乙事实的真实性是结论。在法律领域以外的日常生活中,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推理或推断。其二,在这个三段论的推理过程中,由于大前提是经验性的,而不是规律性的,即它是一种可能性很大的或然性,因而这一逻辑推理的结论显然具有不周延性,故可能为假。”⑨依证据法原理,适用推定的前提是以常态联系为基础。生活经验至多只能证明:在夫妻生活中,在日常家事生活范围内发生的债务与法律上共同债务有着常态联系。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没有这种联系了。因此,我们立法上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一切债务均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缺乏证据法理论支撑。

三、实务衡平及制度配套完善

我国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尤其是共同债务制度不是很健全,作为司法实务理应有所回应并衡平,以求个案实质正义。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的措施进行完善。公务员之家

第一,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社会现象纷繁复杂,法律具有局限性,立法又常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在法治国家,为了让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确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有权根据社会现实,结合法理来裁判。作为对夫妻生活调控的法律,也理应如此。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上,承担连带责任的社会基础——夫妻共同生活,是随着社会进步而有不同的内容。甚至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家庭对共同生活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因此,法官只有根据案件的社会背景和个案的实际情况,才能做到公正裁判。

第二,在立法上明确日常家事制度。我国《婚姻法解释一》是也规定了夫妻在处理共同财产的平等权,但是这毕竟不是直接规定日常家事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日常家事制度,明确日常家事的范围,建立合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更好维护夫妻共同利益,保护弱者进而起到保护家庭法律目的。同时,通过日常家事制度,确定公平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平衡当事人诉讼权利。

第三,修改我国目前的《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撇开本条确定的“推定规则”在举证责任分配和推定方法有不妥之处不谈,单就本条的合宪性、合法性就有待商榷。本条是司法解释,而司法解释有效性的前提就是解释不能超越法律本身。现行的《婚姻法》并没有规定类似的推定,而司法解释却自己创造了这样的推定,明显属于超越了法律本身。第24条不是解释法律而是在创设新的法律,它并不具有合宪性和合法性的基础。因此,修改此条款,摒弃推定规则是必需的。

第四,创设一些配套制度来完善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社会现状也需要一个完善的夫妻财产的制度。⑩首要的是完善婚姻财产公正及公示制度,明确婚前、婚姻期间甚至离婚后的财产关系。其次要建立大额债务或大额财产共同确认制度。目前实务中有关于大额财产共同确认制度,如在商品房买卖中,房产登记会要求夫妻双方到场签字。只是,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在法律上有所体现,也没有在更大范围中应用。为此,建立这样的制度让夫妻双方对财产和俩务进行认可,可以较好解决类似的纠纷。再次应建立分居制度,并明确分居期间的财产制度。目前很多国家都有分居制度,分居期间的债务除非明确约定或确属日常家事范围,否则就认定为个人债务。因为我国并没有规定分居制度,所以我国的分居行为现在还没有公信力,仅仅只是个“私”行为。这样既不利用夫妻感情状态的法律明确,也不利用于第三人。而类似的债务又往往是在双方开始谈判离婚期间“造”出来的。

注释:

①刘雁兵.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确认的审判思考.法律适用.2006(5).

②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③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政治与法律.2005(3).

④杨大文.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⑤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⑥罗结珍.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⑦丁巧仁.民商事案件裁判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97-99页.

⑧赵钢,刘海峰.试论证据法上的推定.法律科学.1998(1).

夫妻共同债务范文篇8

关键词民间借贷夫妻共同债务连带责任

近几年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地诉诸法院,其中有很多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本文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简要的分析,结合笔者在审判实践中的感悟对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一些探讨。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概念与特征

夫妻共同债务,顾名思义,即夫妻共同的债务,可分为生活性债务和经营性债务。生活性债务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因共同生活的需要而引起的债务,如扶养子女、赡养老人、医疗疾病、建造房屋、购置家用物品等引起的债务。经营性债务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出于共同生活的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因此,夫妻共同债务具有时间存续特点、原因行为特点、连带债务性质、外部责任特点。

二、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个人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条规定将夫妻共同债务限定为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从婚姻法的其它条文中也找不到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偿还的规定,该规定确立了以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第二项规定可以看出,《婚姻法》第41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的规定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突破,因为不论是不是夫妻关系,只要两人以上有共同举债合意而向出借人借款的,则应共同向出借人承担归还借款的法律责任,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则是一刀切,只要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除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债权人明知夫妻存在约定财产制外,均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此,我国立法与司法解释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标准,立法规定的标准是夫妻共同生活,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前者注重的是本质,更加公平而不便操作,难以具体认定,后者注重的是形式,可能带来不公但是简便易行。在司法过程中,法院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在具体适用时存在一些弊病:

1.夫妻中非举债方未分享到举债带来的利益,却被要求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在实践中,虽然大部分的民间借贷都给夫妻双方带来了利益,但是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如夫妻一方举债用于、包养情人等,但是因该债务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这对夫妻中非举债方而言显然不公平。

2.虚假债务诉讼增多。在夫妻离婚诉讼中,一方为多分财产,往往虚构借款债务,转移财产。法院在审理这类虚假案件时,根本无从辨别,查明债务是否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可作出判断,容易导致夫妻中一方利益受损。

三、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要素

夫妻共同债务范文篇9

原因之一：当事人心态复杂

由于离婚当事人的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处环境不同，从而使各自对债务处理的目的也不同，常见有以下几种心态：

1、离婚当事人双方均不举债。

这种当事人往往负债较多，且多是共同债务，双方合意不举债，目的是逃避债务，使债权人无法追要。

2、一方认为有共同债务，另一方认为无债。这种往往是夫妻一方有过错导致的离婚，或者有过错方要求离婚，无过错方明知有债，却不承认有债，导致法院认证难。

3、一方认为是共同债务，另一方认为是举债方个人债务。这种情况往往是借债人要求离婚，另一方为了多得财产，而不承认是共同债务。

4、一方或双方搞假债务。虚假的债权人多伴属造假当事人的近亲属。目的使法院无法质证、认证，从而抵消对方应得财产的分额。

5、一方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挥霍所负的债务，称是共同债务。这种当事人主要掌握了对方没有证据证明是个人债务而为的。

6、一方主动承担全部债务并放弃其他财产分割。这种心态的当事人多为假离婚，真逃债。让一方占有全部财产，带着子女过舒坦日子，自己漂流在外一无所有，企图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

原因之二：法官处理离婚债务的判点不统一

1、当事人不举债，法官就不审。有的当事人为了少交诉讼费，对债务隐瞒不报，使债务悬空。那么，有的法官就认为民事审制的原则是不告不理，当事人不举债就按没有债务处理。待债权人主张债权时，再确定债务的承担。

2、当事人不举债或认为无债，应加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有的法官认为不加判该项内容，当事人上诉再举债就可能导致改判或发回重审。债权人申诉时就会引起离婚案件再审的被动局面。有的法院对此还作为错案来追究法官的责任。因此，加判该项内容，意在能保证“万无一失”。

3、一方认为所负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另一方无充分证据证明没有用于共同生活的，应认定是共同债务；负债方承认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就判负债方个人偿还。有的法官认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负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证据无法取得，尤其小额负债更无法查验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加之离婚时，夫妻矛盾已到缰化状态，双方对负债用途的陈述更难以置信。因此这样判前者把举证责任分配给不负债一方，后者把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由债权人在主张权利时，再认定是一方偿还，还是夫妻双方共同偿还。

4、不管负债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还是一方个人所用，均不作分割。有的法官认为，基于《合同法》的规定，债务的转移要征得债权人同意。如果把一方负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将债务分给另一方承担，是否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在我国大部分家庭主宰家庭财政的是夫或妻一方，借债往往由掌管家庭财政的人多次经办，债权人也凭着他（她）有一定信誉，才借给他（她）的。离婚时，一旦把债务分给另一方，就可能出现债权落空。即使把财产抵作清偿债务分割给另一方，谁来保证这些财产就能用于还债。有的当事人把财产变卖后一走了之，下落不明；有的变卖后资金挥霍，穷困无比。而当初的借债人凭自己的专长、职业、经济收入，完全有能力还债，却被法院判决只偿还部分债务。另外，有的离婚当事人举债无证据，怎么能认定是否负债？当事人离婚时往往债权人不知道，怎可能征得债权人同意？因此，法官不能以审判权驳夺债权人的权利。只有待债权人主张权利时，再予以确认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把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

5、一方主张负债，另一方认为不负债，对双方意见均不支持。持该观点的法官认为，离婚案件当事人一方常常会以欠自己近亲属的债来编造债务，另一方也常常以夫妻矛盾恶化而拒不认债。法官对这些债务也无法查实。因此，处理时以不支持为上策，仍然把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待债权人主张权利时，法院再认定是否负债，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

6、离婚判决未对债务进行处理，判决生效后，债权人主张债务人是夫妻双方或一方，且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应撤销原判决的财产分割部分，就财产部分进行再审。持该观点的法官认为，原判对债务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其它财产分割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应撤销原判决的财产分割部分，进行再审，并追究审判人员错案责任。

7、离婚时负债人不举债，应视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债权人主张权利时，原负债人承担责任。离婚的另一方不再承担责任。

原因之三：相关法律规定对审判实务的影响

1、《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偿还；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条规定难以运作：①审判实践中对“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难以认定，难以取证。主张是夫妻共同债务或主张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一方也难以举证，最后导致法院判决难。②如何用共同财产清偿共同债务，离婚时共同财产一般价值很低，甚至无价值，如果用这些财产抵偿债务，分明是帮助离婚当事人销售旧财产，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如果通过迫卖、变卖程序，诉讼成本将加大。③“由双方协议偿还”，很容易让当事人钻法律空子，使债务归一方，另一方不承担偿还义务。如果承担偿还义务的一方不具备偿还能力，就更加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④由人民法院判决偿还，容易导致债权人申诉，认为法院以审判权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使债权难以实现。

2、《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与《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相悖。《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那么离婚案件中的一方或双方所借的债务均与债权人形成一个合同，在这个合同中欠款人（或借款人）就是债务人，当债务人是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时，他在离婚时协商将债务由另一方还，或法院判决由另一方还，是否征得了债权人同意？若没征得债权人同意，是不是就违反了《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立法原意。它的原意就是要求债务转移必须具备四个要件。首先，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之间自愿达成债务转移合同或协议，而不是法院的判决书。其二，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而不是债权人之外的人的随意协定。其三，必须有合法的债务存在，而不是无中生有的伪造的债务，更不是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其四，所承担的债务依法可以转移。不具有可转移性的债务，就不能转移给他人，必须由原债务人履行。这四个条件是债务转移的必备条件，若按这些要求转移债务，那么《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就难以运作。不但离婚双方当事人无权协议分摊债务，而且法院也不能以审判权迫使离婚双方债务转移。因此《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应当修改或作出相关解释予以完善。既要与《合同法》相一致，也要考虑到对审判实务的影响。

离婚债务的定性与处理对策

要妥善处理好离婚债务，必须要用与时俱进的观念去重新给夫妻共同债务定性，正确理解《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立法原意，不能一味就法条搬法条，就债务谈债务，多得财产就多担债务，不能把以“共同财产清偿债务”理解成债权人必须先把债务人有形财产穷尽后，再谈以现金或其他方式清偿。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婚姻法》及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都作了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定性呢？这个问题应引起我们法学界及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高度重视，定性准了就易处理，定性不准处理就难。过去虽然对夫妻共同债务作过定性，但很不完善，笔者认为夫妻存续期间的债务一旦被确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它就具有不可分性。因为夫妻共同与债权人行成了债的关系，当这些债务未清偿终了前，夫妻就应共同承担这些债务的民事责任，一旦不清偿就形成了对债权人的共同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必须由共同侵权人共同承担民事责任。而共同承担的民事责任，责任人之间具有连带责任，连带责任的显著特点就是债务未履行完之前具有不可分性。只有将债务全部清偿终了，债务人之间才能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分责追偿。由于夫妻共同债务具有不可分的特点，因此我们在处理离婚债务时应采用以下对策：

一、双方均认可的共同债务，经债权人同意后，方可由双方协商清偿或以共同财产清偿。债权人不同意的，法院应判决双方共同偿还，并互负连带责任，不应判决各自偿还。当债务清偿终了后，履行清偿义务较多的一方可依法向履行清偿义务少的一方进行分责追偿。法院在审理追偿之诉时应充分考虑离婚时财产分割、子女抚育以及离婚后经济状况、给付能力等情况，注重调解，适度判决。

二、一方不认同是共同债务的，法院不宜在离婚诉讼中确认是否是共同债务。应待债权人起诉时，由债权人主张。只有当债权人主张是离婚双方共同债务或一方债务，离婚双方或一方反对时，法院再行确定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这样做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也不致无辜地加重离婚当事人一方的负担，同时更加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离婚案件审理中，债权人向离婚案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主张债权的，法院应中止离婚案件的审理，先行审理债务案件，待债务案件终结后，再恢复离婚案件的审理。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债权人在债务人离婚前实现债权，防止离婚当事人分完财产逃避债务。同时也有利于查清夫妻债务，更合理地分割夫妻财产。

四、实行当事人举债与法院公告告知债权人主张债权相结合的方法，先审理债务，后判决离婚。理由有三，首先，能切实保护债权人的权利，遏制以离婚达到逃避债务的不法行为；其二，有利于法院很快查清离婚当事人的共同债务；其三，能减少诉累，促进社会稳定。

夫妻共同债务范文篇10

关键词：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认定;举证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经2001年修订并沿用至今。在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其中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在当时出现“离婚逃债”的情形下出台，就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的性质进行解释和规范，着重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但缺陷十分明显，将会对夫妻双方的债务关系的形成条件完全归在一方的表示即是否约定为个人债务上，于是在实践中又出现了夫妻一方与对外的债权人一同损害未举债配偶的情况。为此，最高院在2017年2月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进行了补充规定，虽然旨在保护未举债配偶的权益，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争议问题。2018年1月18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进行了彻底的改变。此次以《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进行更新的做法具有明显的纠错意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十分罕见，并非常见的以新解释代替旧解释。[1]新司法解释出台已有一年的时间，但在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的性质认定上，与各地法院的司法实践和学界观点仍有诸多争议。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在《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的规定下探讨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的认定和裁判规则。

二、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性质的认定标准

（一）事后追认与共同签字。《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条款的原则与合同法上的一致，对于配偶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经追认则因其出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而成为共同债务。在实践中，判决认定一方存在追认的情形包括事先未举债一方事后出具还款书、事后实际还款等情形，举证责任在债权人方，债权人若不能提供有追认说明力的证据，则往往裁判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但就追认问题，笔者认为法院在作出裁判时应当明确其内涵要限定在未举债方在认识到债务存在的情况后有共同承担的意思，不应扩大范围。如在“陆婷婷、曹海沧民间借贷纠纷案”[参见(2017)苏02民终4420号判决书]中，法院对“曹海沧在与应毅的对账过程中积极参与，并发表意见”的行为便不认为是追认，而是作出了“曹海沧参与对账发生于本案原告应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之后，曹海沧作为案件当事人，积极参与解决纠纷符合人之常情”的判断。在“共签”问题上，除了当事人明确地共同签字为债权人的情况，还出现了一方签字为债权人配偶、签字为证明人等在认定上存在争议的案件。在“时成韬诉李步明等借款合同纠纷案”[参见（2018）苏0923民初587号判决书]中，当事人徐荣芬与李步明为夫妻关系，其在李步明向时成韬出具的借条中签下“证明人徐荣芬”字样。时成韬向法院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但一审判决认定是李步明的个人债务。该案件的争议点在于徐荣芬签下“证明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规定的“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笔者认为，从夫妻债务的性质上看，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下的夫妻债务为“共同债务”，即夫和妻作为一个共同体对外所承担的债务，那么其边界则应划定在为共同体需要和共同体的一致意思上。夫妻关系虽然将双方结合在一起，但在对外时并不仅能以共同体形式与他人缔结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因此，在难以探究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应当从理性人角度以外部表现意思为准。徐荣芬既然在李步明与时成韬的债务关系中担任“证明人”的身份，则应尊重当事人以个人身份而非夫妻团体的形式缔结法律关系的选择。从文义解释上，《夫妻债务纠纷有关问题解释》第一条中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未考虑举债目的，而强调双方的共同意愿，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夫妻共同债务应当严格限定为夫妻双方作为共同体对外负担债务的形式。法院在认定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是否有追认情形时不仅要看配偶是否知情，还要考虑是否有同意共同承担的意愿。认定“共签”时要按照当事人表示出来的意思，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是否作为夫妻共同体形式的权利。（二）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夫妻债务解释》第二条与第三条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分为为家庭日常生活和超出家庭为债权人的合理信赖与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具有合理性。另外，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采用共同生活需要之标准体现了在夫妻这一共同体下对个人的权利的尊重，数额标准有助于使债权人订立契约时更为谨慎，为交易安全而避免出借可能预期的一方大额举债用于个人挥霍情形，从而保障未举债配偶的利益。（三）共同经营的认定根据《夫妻债务解释》中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对外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若能举证证明用于共同生产经营，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经营的情形主要包括“举债用于个体工商经营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为经营夫妻公司夫妻二人为公司股东或者企业合伙人而一方负债、夫妻双方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包括隐名出资的情形）或担任公司董事或监事或者其他高管为公司经营承担债务、夫妻一方负责经营管理建设项目工程部门且其配偶参与经营的时候负责一方将对外所负之债用于工程建设”[8]四种。在实践中，前三种情况在查询登记后即可明确，如“郑振容诉马文立等民间借贷纠纷案”[参见（2018）闽01民终1390号判决书]中由于查询福建恒德石业有限公司可知“林德水与郑振容均为福建恒德石业有限公司股东”，法院判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于第四种情形，笔者认为具体内容不仅限于工程建设也包括其他经营、盈利类项目，且关键点在有共同经营的行为，如若有证据证明举债方的配偶参与协商和合作的过程，则应认定属于夫妻共同经营。

三、举证责任分配

《夫妻债务解释》第一条所规定的夫妻“共签”及追认在实际适用中一般由债权人举证，而第二、三条则将举证证明责任分配为两类：一方对外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和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对于前者，由于推定家庭日常需要为夫妻共同债务，无需债权人举证证明；若举债人的配偶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举证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责任即归于举债人的配偶。对于后者，虽然债务形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且不存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但并不当然以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债权人若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双方都有承担债务的意思表示。如果债权人不能证明的，则应认定为一方个人债务。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用于家庭生活”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夫妻债务解释》并没有进行明确。有学者观点认为：“对于夫妻一方举债的情况，其债务的实际用途知晓情况仅由举债一方或者实际分享了债务所带来利益的举债方配偶掌握，又因为存在夫妻人身关系，从实践考虑夫妻一方相对债权人更具有掌握有关债务用途信息的能力和途径，夫妻一方更容易取得证据。因此，为追求实质的公平，应当分配给举债方一定的举证责任。”[9]也就是说，在夫妻一方对外承担债务时，由债权人证明该债务关系存在，而由举债一方证明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这种举证责任的配置在实践中会产生许多问题，如出现“夫妻共谋逃债”时，举债配偶可以通过不举证用于家庭生活的方式轻日常生活两部分，相对应的在债务性质和举证责任上有所区分，那么如何认定所负债务是否用于家庭生活则成为适用第二还是第三条的关键。笔者认为夫妻日常生活的范围与日常家事权所支配的范围应当是一致的。日常家事权是夫妻这一特殊紧密身份而产生的范围在家庭日常事务的权利[3]，由于夫妻在共同生活中需要处理一些必要的家庭事务，如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如果事事均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出面决定或要求取得对方的同意，会严重影响生活效率，徒增烦恼。[4]因而，赋予双方在范围内的法律行为不需要配偶的意思而对其产生效力的权利。据此，夫妻因共同生活产生的债务范围大致包括以下几项：为购买家庭日常生活用品、雇佣家庭用工、医疗保健所负债务，为夫妻双方共同法定抚养义务的履行所负债务以及为家庭正当的社会交往、教育娱乐、业余生活费用的支付所负债务[5]，超出日常生活的大额借贷并不在外延界限内[6]，而在评价时也应综合考虑当地生活水平和具体的家庭生活水平。在司法实践中，目前是否用于家庭生活的判断是由法官作出的，如在“吴文百等与杨奇峰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中，法院的裁判理由写明“根据吴文百与苏秀花在借款期间的职业、身份、资产、收入等情况，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习惯等因素，认定明显超出其与苏秀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超出夫妻一方家事权限范围，不为吴文百与苏秀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参见（2017）苏03民终3933号判决书]，其判定依据是结合当地与当事人的生活水平情况，对于超越一定的限额的债务即不认定为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夫妻共同债务。同时，裁判案件中也存在举债一方在借款时于借条中书明债务用途的情况，如“黄以亮等与何则炳民间借贷纠纷上诉案”中由于“案涉借条内容表明借款用途是‘生意经营及家庭开支’”，数额也不算大[参见（2018）闽01民终1579号判决书]，法院最终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笔者认为，此类举债时写明债务用途的案件在裁判时应当遵循相对人信赖保护的标准，在写明用于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若在数额上确超过理性人的认定，则可以推定相对人无需要保护的信赖，作出属于个人债务的判决。在超出日常生活的大额借贷问题上，对于在特殊的离婚诉讼期间，妻子一方借款30万为儿子买房的案件，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借款金额巨大，冯女士为儿子购房也属家庭重大事项，冯女士单方向陈某借款不构成家事，同时，冯女士为其子购房并非履行法定抚养义务，未用于家族共同生活”[7]，判决属于个人债务，符合以家事权利范围判定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标准。虽然很多学者对于实践中以数额判断是否用于家庭生活的标准并不认同，但笔者认为，从债务相对人角度，数额是其能够准确获知的信息，而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合法权利的实现，该标准能够易达成使之成为个人债务的目的，无法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另有学者认为将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需要的举证责任完全归于债权人会增加交易成本，“因此，在债权人负举证责任的基础上，应当辅以法官的主导来查明相关事实”“债权人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或者直接由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相关证据的方式，如借款发生时间、地点、原因，考虑债务的款项来源、交款方式、债务资金的款项流向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同配偶的关系、实际经济状况等，来判断是否存在虚假诉讼”。[10]这种举证责任配置同样不够合理，家庭日常生活支出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此时债权人能否取得证据几乎完全依靠债务人的配合，实践中同样不利于债权人的权益保护。笔者认为，当前法院司法判决中采用的数额标准更为妥当。首先，债务的数额是客观的，债务相对人都能够获知，具有公平性。其次，在一般民间借贷的情况下，债权人能够了解一方举债配偶的家庭生活水平和其所在地方的生活水平，因此，根据债务数额可以作出理性判断该债务是否会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并根据理性判断承担法律责任。另外，作为对数额标准的补充，出现一方举债数额单次不大但数量众多的情况时，举证“为家庭生活需要”的责任则分配给举债配偶。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虽然不够精细，但是规制范围更大，在实践中能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和未举债配偶的利益。

四、结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出台解决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在实际适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确立了配偶一方对外的承担债务性质认定的新标准。但是，新解释在制定和适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之后的进一步完善，以期在我国夫妻财产制下维护双方财产权益并能够保护债权人的交易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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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江皓.论中国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界定与清偿规则之构建[J].妇女研究论丛,2018(4).

[2]胡苷用.婚姻合伙视野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03.

[3]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权[J].政治与法律,2005(3).

[5]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16-317.

[6]顾建兵,陈美.离婚期间，妻子借款30万为儿买房[N].人民法院报,2018-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