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范文10篇

浮动范文篇1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势和制度安排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民币一直都面临着''''贬值压力''''，中国政府对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不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不再恶化的''''防波堤''''，而且成为考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能力的''''试金石''''。在我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有关金融业开放、汇率体制安排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是IMF的职能），加之通货紧缩形势依然严峻，为此，有关人士认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应具有时效性，一些人提出可以通过货币贬值的办法遏制通货紧缩（主要是造成通货膨胀预期，理由是1994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汇率并轨造成的）。

时至今日，虽然国家仍没有采取这一措施--人民币贬值。但近期有报道称，''''今年我国将继续对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仍不进行政策性贬值，但是央行将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浮动范围''''。理由主要是：（1）亚洲地区金融市场已趋于稳定，人民币扩大浮动范围将不会导致其它亚洲货币，尤其是港币的连锁反应。（2）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不是固定汇率制。（3）在目前的汇率体制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走势主要是由国际收支状况所决定，而近几年来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和2000年的国际收支预期足以支持这种政策的实施。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及面临的问题

90年代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是1994年汇率并轨，和1997年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两次改革无疑大大加速了我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步伐，所构筑的汇率机制安排使得外汇储备与汇率制度和汇率预期关系密切。具体看，这种安排对交易主体（包括居民和企业）的外汇交易行为进行了限制，同时对金融机构外汇交易市场实施了一定的组织安排，如确立指定外汇经营机构，规定金融机构持有周转外汇资金的比例等等。

在这一体制安排下，汇率变动直接与基础货币的投放相联系，汇率形成是以企业结售汇、银行外汇结算头寸限额和中央银行市场干预为基础。因此，中央银行在稳定汇率方面发挥着决定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对外汇储备的运用和外汇买卖影响外汇市场供求总量实现的。

目前的基准汇率基本可以说是以换汇成本为汇率基础，以调剂市场价格为参照系的产物，这与目前国际收支已经不仅仅是由贸易收支决定，而是由贸易项目、非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共同决定不适宜。强制结售汇使企业和商业银行都不可能根据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而对持有的外汇水平进行调整，所以汇率水平不是完全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的均衡汇率，而是平均汇率，汇率变动缺乏灵活性。中央银行承担稳定汇率的结果是外汇占款在中央银行资产比例逐步提高，中央银行可进行对冲的余地很小，使中央银行无法对其他金融机构过多的流动性进行调整。

国际汇率体制及其趋势

从战后到1971年，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各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是固定的，各种货币的汇率只能在平价的上下0.75%范围内变动。各国维护这种变动的政策手段包括贴现、动用国际储备、调节国际收支，调整国内利息、价格和经济增长等手段。尼克松冲击后，西方各主要国家都对美元实行了单独或共同的浮动汇率制。

70年代做出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是希望以此弱化各国经济变动的互动，防止游资冲击，以使各国能够独立进行经济运营。在国际资本流动不太显著的那个时代，自由浮动汇率体制的采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保证了各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即由于各国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导致经常收支产生很大不平衡的解决方案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得到顺利解决，而不必在改变汇率和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做出选择。

进入80年代，由于美国实施"硬美元"政策，利率趋高，结果导致汇率与其购买力平价基础发生偏差，汇率波动频繁，投机加剧。1985年的西方五国财长会议确立了汇率不能由市场任意决定，而应该通过国家间的对话谋求汇率稳定的协商机制。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受危机影响国家基本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转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一些国家则采取了外汇管制的办法，虽然最终效果还有待时间去验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金融危机再次将汇率问题摆到突出位置。

实行浮动汇率体制看起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就这一问题仍有不同看法。持浮动汇率观点者认为，汇率的不定性可以抑制投机，国际收支平衡可以通过市场汇率机制自动调节，而且永远不会发生货币危机（弗里德曼），实行固定汇率防碍了国际经济合作（勒纳）。浮动汇率制度更有助于市场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在资本流动条件下，浮动汇率有利于保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固定汇率不但削弱了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性，而且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增大，短期资本流动会对汇率稳定造成很大冲击。

固定汇率的坚持者认为，浮动汇率的不确定性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而固定汇率制度则有利于减少不确定性和汇率风险，节约市场交易成本，有利于抑制通货膨用，并且可避免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在资本帐户充分开放的条件下，汇率的变化很难有效真实反映经济基本因素，往往由于短期的市场预期影响而过度波动。

其实，简单而万能的汇率机制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对体制改革的坚定承诺，任何形式的汇率机制都很难促进经济的稳定。浮动汇率机制只有在市场有相当规模，市场要素具有良好的流动性，投资者具备有效的避险工具的情况下才能起到较好的作用。采用并保持浮动汇率制度的能力主要取决于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微观主体。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充分开放的经济，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良好的国际收支和债务比率，尤其是具有发育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监控体系是实现资本项下本币可自由兑换的前提。

浮动汇率体制为何能够成为国际汇率体制安排的终极目标，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原因，即它适应了九十年代以来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表现就是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而推动虚拟经济发展的正是经济诸要素的不确定性变化，浮动汇率等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各种衍生工具的出现，而操作的工具变成炒作的对象已经使汇率制度的演变走上一条不归路。

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干预，基本保证了名义汇率的稳定和阻止汇率大幅波动，但影响不了实际汇率的稳定，汇率机制的薄弱环节也较易于受到投机者的攻击（资本市场开放，货币可自由兑换情况下）。如果本国与所钉住货币国家的经济周期不一致，会导致汇率与利率水平的矛盾。至于浮动程度的大小，则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优劣之分。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一些争论

综观近年来对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可以发现，这些争论主要把人民币汇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进行讨论的。

持人民币汇率应该贬值的观点认为，（1）我国目前实行的是资本项目管制的外汇管理制度，严格控制资本的国际流动割断了国际外汇市场与国内外汇市场之间的联系，而强迫结售汇制度、银行外汇头寸的严格管理和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干预过多下所维持的汇率必然是高估的。（2）汇率高估和利率企低一方面导致外资进入下降，另一方面导致资本外逃，在这种情况下利率贬值是唯一选择。（3）宏观政策启动需求效果不显著，通货紧缩的形势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货币贬值有利于改变国内经济预期，进而达到启动经济的目的。

持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稳定甚至升值的观点认为，（1）目前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债务关系良好足以支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如在我国3千亿美元外债中，长期负债占88%，短期负债占11%，外汇储备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国际警戒线为80%，而我国目前为600%；外汇储备支持进口时间，国际通行标准是3~4个月，我国目前为9个月；外债与GDP的比例，国际警戒线是50%，我国是15％。即使从进出口贸易看，虽然我国外贸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但一般贸易仅占50%左右，另外一半是加工贸易，贬值对外贸出口和总需求增加的作用有限，反而造成还债成本提高。东南亚、韩国的货币贬值对出口增加的促进作用一般，贸易顺差主要是国内需求下降所致。（2）在市场基本开放的情况下，汇率贬值实际意味着本国财富的等值流失。货币贬值提高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理论，是在金融不开放的经济中，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贸易没有实行自由化的情况下，在外汇实行管制的情况下，可以短期适用，在现代已经不完全适用了。非国际货币国家货币贬值（准确说是波动），如果不是与发达国家或轴心货币存在竞争，将无法从贬值中受益。而且根据90年代以来的经验，货币贬值达到20％将产生货币危机，中国在这个时候不可能会这样做。（3）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讲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收入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出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引起的通货紧缩时将失去效用。因为，只有在国民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大致相等，社会总需求或总供给只要发生一、两个百分点的变化，供需的平衡就会从天平的一侧倾斜到另一侧时，使用这些政策才会发生显著作用。（4）汇率稳定是避免汇率风险的首要运行条件，也是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和利益分配预期稳定的重要条件，对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改善经营和管理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否则，汇率不稳定，企业行为不确定，企业注意力会过分注重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不是竞争力提高。（5）吸引外资似乎是要保持资本项目顺差，但是无论你顺差多大，并不一定增加外汇储备，因此，不应该把外资与汇率问题联系起来看。

其实，对人民币汇率的决定问题不应局限在政策手段上，我国汇率问题的关键应在解决短期政策目标的同时，更应着眼于一种汇率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即汇率政策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设计应从适应总体体制安排角度出发。

加入WTO与汇率体制安排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将按照《金融服务协议》对金融业的要求和内容来运作。WTO是规范世界贸易行为的贸易组织，严格意义上说，直接涉及金融安排尤其是外汇安排是货币基金组织的事，但由于外汇是构成影响贸易的要件之一，而外汇管制历来被认为是非关税壁垒之一，因此金融开放的结果必然是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

有关外汇问题主要体现在WTO的一般准则和WTO-GATS关于对贸易中的汇兑和流动便利，金融开放中资本流动的便利等上面。由于我国金融业的开放会呈现一种渐进特征，体现在汇率制度的安排上也不能在未来某个时候一蹴而就，扩大浮动幅度无疑是向这个方向过渡的有意尝试。

汇率体制的过渡模式及目标

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已经明确成为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长远目标，因此，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和人民币的对外可兑换程度，有序地放松管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

浮动范文篇2

[关键词]浮动汇率制外贸企业风险管理规避风险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国际汇率制度。在该制度条件下，汇率主要由市场力量(即供给和需求)决定，政府不设定及维持某种特定的汇率。当政府对外汇市场不加干预时，该制度称为纯粹的浮动制。浮动汇率制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有一定的降温作用，弊大于利，但从长期看却是中国摆脱初级产品“世界工厂”的形象，促使产业升级，减少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使中国经济可以更平衡、稳定和持续地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汇率是在国民经济仍处于繁荣阶段中调整的，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仍然较强，对宏观经济的实际影响可能没有理论测算得那么大，汇率小幅度调整不会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相反，从中长期看，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有利于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高金融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可见，浮动汇率制对于多数外贸企业而言是一次很好的机遇。但我们也应看到，汇率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汇率向上或向下波动，对习惯于在原有固定汇率机制下采用单一工具避险的外贸企业而言，同样也将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3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升值“破7”。自此以来，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高，直到近期才有所下降。然而在近期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对中国外贸出口造成明显的冲击。

一、浮动汇率制对外贸型企业的影响

1.汇率制度改革之前，汇率风险由国家承担，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可以不要过多地去控制汇率风险。但是，汇率制度改革后，企业开始意识到价格优势衰退的挑战和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的必要性，开始意识到货币结算时机和币种选择的重要性，也开始意识到利润（出口）和成本(进口)、资产和负债的货币匹配问题，有些企业靠人民币汇率的增值做大、做强（比如，海外并购、进口技术、引进人才、建立战略储备、打开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等），而有些企业为了减少汇率风险不得不走出去另辟蹊径，当然有些企业则因为增值挤掉了价格优势的空间而不得不停工，与之相反，也有些企业很快找到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维持了自己原有的竞争力。企业的这种变化，从宏观层面上看，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导致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2.增加了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成本。随着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人民币对外币汇价将更富弹性，这意味着汇率管理零成本的时代已经结束。汇率制度改革后，企业不得不开始考虑汇率变化是否对商业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不得不思考如何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来满足市场。当然，也不得不考虑自己该如何“转嫁”汇率风险和向市场“寻求”更高的收益以冲销可能引起的损失。当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汇率风险时，企业感到最大的挑战是要拥有、培养熟识国际金融市场汇率走势的专业金融人才。这样势必不同程度地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

3.直接产生汇兑损失。展望未来，短期内汇率价格调整与波动将较为明显，尤其是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元资产价格的风险预期，将会使资金流动出现较大的变化，欧元资产的吸引力将会有所上升，日元的弱势继续存在。但从长期来看，美元主导的地位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元汇率主导作用依然存在，市场份额与资金分配中美元的主导性不可能根本改变，但汇率价格风险将加大。可能导致尚未收回的外汇账款和必须履行的合同产生相应幅度的损失，若汇率上升则给应收外汇账款多的企业带来较大压力，应收外汇帐款越多，企业在结汇时损失就越大，反之亦然。

二、浮动汇率制的对策建议

在当前世界经济整体下滑特别是美国深陷“次贷”危机的大环境下，政府与企业应共同配合，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促进企业效益的提升。外贸企业应深入研究、积极调整，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汇率变化压力，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1.外贸企业要重视汇率变化问题，加强汇率制度研究。企业要把应付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作为经营管理的一项关键举措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要关注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币种的汇价变动情况，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出口产品的影响程度，努力增强应对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一，外贸企业要树立正确的防范汇率风险的理念，以保值而非投机的心态对待汇率风险管理，并树立风险管理的成本意识。第二，外贸企业要树立市场风险意识，培养财务人员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财务人员必须明白每笔业务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应该找谁去帮忙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外贸企业应该将风险成本打入业务预算，如出口谈判时使用远期汇率而非即期汇率核算成本。第四，外贸企业应加强与银行合作，依托银行专业的财务顾问和理财顾问来化解和规避市场风险，因为企业的核心应该是发展业务，而不是汇率走势分析，应善用银行的服务和产品。

2.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是应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根本之策。在人民币汇率变化、出口价格多变的背景下，出口企业特别是生产型出口企业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减少价低利薄的低档次产品出口，扩大质量效益好和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综合竞争力。

3.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巩固欧盟、美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着力开拓南美、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东欧、俄罗斯等新兴出口市场，防范单一市场的不稳定风险。中东、欧洲地区的消费者消费能力强，对价格不是很敏感，企业应积极向这些地区推出优质优价的产品。同时要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政策规定，尽量选择多种币种进行结算，规避单一货币的升贬值风险。

4.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进出口相结合的业务，进口用汇可相应抵消出口收汇的人民币之损失。因此，外贸企业应努力把握机遇，充分发挥承接产业转移的地缘优势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型企业通过加大原料进口，外贸企业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扩大进出口规模。

5.加强成本和费用管理。外贸企业要切实加强采购、生产、销售、储存、资金运筹等各个环节的成本和费用管理，充分挖掘内部潜力，降低成本和费用开支，做好节流，间接扩大产品利润空间，增强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浮动范文篇3

关键词：货币替代汇率效应可自由兑换

人民币汇率问题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对这一汇率制度的评析，当前国内众多学者都是基于购买力平价理论、通过建立模型和计量分析方法来研究人民币的均衡汇率，进而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的观点，或者仅仅是对其正负影响进行泛泛的分析。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均衡汇率，均衡汇率分析法没有任何意义、正负影响仅仅分析的是其表面现象。

本文从货币替代的汇率效应这一全新视角入手，来对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评析。

货币替代的汇率效应

货币替代是开放经济下的一种货币性扰动，它对一国的经济金融形势产生严重影响，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影响、政府的财政税基遭到削弱、国际收支失衡、减缓甚至阻碍该国货币的自由兑换进程等，更为重要的是它会造成一国汇率水平的剧烈波动。

静态的角度

一般说来，货币替代现象表现为本国居民大量地用本币来兑换外币。货币替代程度越高，人们对外币的需求也就越高。在外币供给没有大幅变动的情况下，外汇市场的供需不平衡状况就决定了本币汇率会大幅贬值，而外币汇率大幅升值。美国的DonRoper和LanceGirton认为，在货币替代条件下，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本外币之间以及本外币和非货币资产之间的真实收益率之差。并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及费雪方程式，得出公式：

其中：e表示汇率；e’表示对汇率的预期；α表示本外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的替代弹性；β表示本外币之间的替代弹性；

上式表明，货币替代程度对汇率水平有重要影响，货币替代系数β越大，预期汇率的变动对当期名义汇率e的影响也就越大，即货币替代会超成汇率的不稳定性。极端地，当

即如果货币替代趋向无穷大（完全替代），则汇率也趋向无穷大，本币一钱不值。其本质含义是指某些国家已放弃了本国货币的使用，而用外国硬通货完全取代本币，拉美国家的美元化现象即是如此。

动态的角度

上述货币替代对本国汇率的影响分析只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了考察，而未涉及动态的汇率决定，特别是未涉及一国货币供给量发生变化时，汇率的波动幅度问题。由于货币存量的大小会影响单位货币的购买力，所以一国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会造成本外币之间相对价值发生变化，在货币替代的前提下，国内居民必然会用币值稳定的货币来替代币值下降的货币，因而大规模的兑换必然会导致汇率的波动，甚至超过货币供给的增长幅度。在这一方面，瑞士的ManfredGartner提出了汇率的“放大效应”，即一国持续性的通货膨胀政策会导致本币汇率的贬值幅度超过本币供给量的增长幅度。并根据汇率是可以预期的、购买力平价成立及非抛补的利率平价成立等前提条件，得出公式：

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年公布了一篮子货币的组成原则，其中：美元、欧元、日元、韩元等是主要的篮子货币，另外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泰国等与我国贸易量比较大的国家的货币，也在人民币汇率参考的一篮子货币范围之内。对于现阶段我国的汇率状况来说，应该是一个十分理性的选择。

下面着重从货币替代的汇率效应，即从静态的角度、动态的角度这两方面，对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分析。

静态的角度

尽管自1994年以来，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面临新的经济运行环境的情况下，继续维持钉住汇率制度成本是很大的，同时，我国尚未具备浮动汇率制度所需的条件和环境，难以承受浮动汇率制度的冲击。正如欧元之父蒙代尔所说的，当前放松人民币汇率管制，允许人民币汇率升值必须满足三个前提：人民币可兑换、国际收支平衡、全球经济稳定，而最关键的国内问题是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以及市场预期的波动性极大的特点，使得人民币汇率极易发生逆转，给脆弱的金融体系带来严重的后果。可以预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国际、国内的炒家将会利用经济金融体系内的结构性缺陷爆炒人民币，会使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加大，根本不会达到所谓的市场均衡汇率水平，这种结果极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大幅贬值，国内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大幅上升，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期的不良后果。其路径为：

放松管制→人民币汇率升值→实际因素、非实际因素→人民币汇率贬值→货币替代程度扩大→人民币汇率更大幅度的贬值→金融危机

即一旦放松管制，由于人民币已积累了大量的升值预期，短期内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但因为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市场预期的波动性，使得人民币汇率极易发生逆转，而一旦人民币汇率贬值，公众出于保值需求，必然引发货币替代。正如唐•罗拨（DonRoper）和兰斯•格尔顿（LanceGirton）认为的，货币替代程度β越高，使得的值越大，即预期的汇率变动会导致当期名义汇率的更大波动，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货币替代，形成贬值——替代——再贬值的恶性循环，这种汇率变动的大起大落带来的系统风险必定会对我国的经济金融形势产生严重影响。

由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汇率水平肯定是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但是当前，由于汇率形成机制的不完善，不可能完全放开汇率的管制，而回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放弃了一味盯住美元的固定盯住制，降低了维持这一制度的成本，又能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不致对当前经济形势产生不利影响。

动态的角度

由于我国近几年国际收支大量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如果央行不进行干预或干预力度不足，必然引起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不得不大量购入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导致货币供给量大幅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压力，央行不得不扩大票据发行，或采取“对冲”政策等手段，但是由于这些手段往往执行的成本过高并且对通胀压力的抵消作用也是有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并不能完全消除，这就使得经济主体极易形成通货膨胀预期，进而引起汇率较大幅度的贬值。其路径为：

持续扩张本币→通胀预期→货币替代、货币政策的不确定风险→本币汇率大幅贬值

即由于货币当局持续扩张本币，使得公众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即这样公众由于保值需求，必然引发货币替代；而且由于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不高，公众在市场中获得的信息不充分，并且央行在调控宏观经济时还缺乏足够的政策手段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政策的一贯性与科学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对公众而言，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风险也很大，即说明由于通货膨胀预期引起的大规模的货币替代会导致本币汇率的贬值幅度超过货币供给的增长幅度，即盖纳尔所说的汇率的“放大效应”。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体制，央行不得不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从而导致汇率更大的放大效应、更多的基础货币投入，形成扩张本币—汇率放大贬值—再扩张本币的恶性循环，这一循环过程将使得央行为维持相对稳定汇率制的成本越来越大，并最终不得不被迫放弃这一政策。因此，从较长期来看，应逐步为提高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创造条件，减轻央行被动操作的压力，进而放松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范围，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这或许正是央行对付通货膨胀的最好的办法。

浮动范文篇4

关键词：转型中国；能动主义；克制主义；司法立场

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司法立场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关于司法能动与克制的问题也争论不休。在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主张极端能动或者克制的已经淡出学界，妥协的意见似乎成为学界的主流，只是各有偏向而已。司法克制下的能动主义、温和的司法能动主义、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平衡等主张浮出水面。然而，什么样的司法状态才能够克制、温和、平衡呢?我想论者自己也无法掌握这个“火候”。这种学术主张也仅仅是“看上去很好”罢了。我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还不存在确定的司法立场，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无法一劳永逸地套用西方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的理论。在当下中国，司法的立场是浮动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的耦合。法官们，甚至同一个法官，选择司法能动抑或司法克制，仅仅是概率和程度问题，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司法意识形态。中国语境之下，法官深受体制内外的制约，形成了自己的司法立场与策略。

一、法官也是“官”

在古代中国，司法与行政合一，法官也是行政官员。近代以来，法官成为独立的案件审理者，但法官身上的“官”意识并没有消退，无论法官自己还是大众。依旧将法官视为“官员”。既然是官员就应该“为人民服务”，“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这是人民对于法官的期望，法官可能就是他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能够“为民做主”。有的法官内心也存在一种“清官”意识，都会努力树立“清官”形象。作为“清官”，那就担负着保一方平安的重任，法官就必须坚持“案结事了”，此时的法官就不能被动司法，生硬地按照法律规定完成一纸判决了事。因为他是“官”，必须平息事端，不能将事件升级，否则就会丧失民心，官位也将不保。作为官员的法官，尤其是基层的法官，一直被这种“官”意识束缚着。这样的司法处境，法官不可能再坚持克制主义的立场，他必须将问题消除在基层。法官不但需要用法律与事实说话，还需要运用习惯、道德的力量，甚至还要发挥自己的人格魅力，努力化解矛盾，平息事端。为了做一个“清官”，要做到“上不违反法意，下不拂于人情”，法官需要坚守法律，但又必须超越法律，因而法官的司法立场是矛盾的，甚至这种选择是痛苦的。毕竟能动还是克制都是有风险的。“法官的角色充满了矛盾的内涵，合格的法官必须在这多重的矛盾结构中理清对立关系，实现恰当的自我定位，方可进入角色。”

法官作为“官”，同样需要政绩。法院的绩效考核制度就是要评价法官的“政绩”。一般对法官的绩效考核包括办案数量、审判质量、审判效率和审判技能。“中国法院系统实行的是一套以‘数字化管理’为特征的，包括了指标设定、指标考核和指标激励、基本同构化的绩效考核评价制度。”法院系统的管理体制与行政机关的绩效考核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这些绩效考核标准涉及到法官的升迁以及奖金等福利待遇。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法官的“官”意识会进一步增强，法官不但要会审理案件，还要学会“做官”。法官的视野里就不仅仅是法律与纠纷事实，他还需要根据法院系统的考核指标选择每一个案件的司法立场，在一个收益较高的司法立场下完成案件的审判。法官会思考如何审判才能提高审判质量，提高审判效率，努力为自己的年终考核“加分”(至少不是减分)。面对一个案件时，如果法官认为坚守法律文本裁判风险更小收益更大，法官一定会坚持克制的立场；反之，如果法官认为超越法律收益更大时，法官一定会变得非常能动。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法官对于案件会选择不同的立场，同一案件不同的法官作出不同的裁判的原因。法官受到“政绩”的制约，法官的立场甚至是身不由己的。一定程度上，法官是以如何获得更好的“政绩”为目标的，而不仅仅是以纠纷的解决为目标。有些复杂的案件能够迅速判决，而一些事实清楚的简单案件却久拖不决，原因不在于案件本身，而是涉及到法官甚至是法院的“政绩”。事实上，我们也不能诟病法官立场的摇摆不定，这是法官作为理性人作出的选择，绩效考核的激励机制关乎法官在法院的“生存权”。

法官不仅是一个法律人，而且是一个政治人。法官不但要关心法律问题，还要关心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案件审理中涉及到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法官需要通过审判活动“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网络异常发达的今天，案件的影响力会迅速扩大，如果法官不能“保一方平安”，将一个法律案件演变成社会事件，法官就难以逃避政治责任。法官需要根据判决引导舆论方向，法官在大众与媒体面前更加愿意做出妥协的姿态。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无法坚持西方语境下的严格法治原则，复杂的中国国情决定了法官会用“治理”的思维解决纠纷，维护稳定。法官的立场也会基于政治责任的压力适时变化，不会一成不变。

事实上，法官在司法立场的选择上更有话语权，比学者空泛地谈论不同司法立场的利弊更有意义。学者们为法官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设定了限度，而这对法官而言几乎是天方夜谭，法官有自己的理性选择，学者们刻意安排的应然的司法立场可能是徒劳的。在基于“清官”形象、“政绩”以及政治责任的压力下，法官比学者更加关注自己的司法立场，法官有更加复杂的立场与策略选择，绝非学者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二、仅凭“司法权”不足以自行

在西方语境之下，司法能动主义的一个前提就是司法独立。当前中国也存在司法能动主义的趋势，但中国的司法能动与西方的司法能动却截然不同。中国司法能动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司法的不独立(至少不是西方法治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正因为司法的不独立，司法机关不得不借助其他权力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也无须完全效法西方式的司法独立，在中国，虽然仅凭“司法权”不足以自行，但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协作而形成的社会联动，经常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未免不是中国的司法智慧。

法院也并不仅仅是解决纠纷的专门机关，其被赋予了更多的间接职能，做出的判决不但要实现法律效果还要保障社会效果。“我国社会问题的产生、社会纠纷的形成有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纠纷处理的现实合法性，也要考虑形成纠纷的复杂社会因素，同时兼顾纠纷处理的社会效果。”

司法的目标已经超越了法律层面，深入社会的多个层次。甚至有的地方法院提出了“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司法的功能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序良俗等都建立了联系。司法所要追求的目标越多，所需的投入也会越大，法院凭借自身的权力资源并不能完成这些宏大的目标，其不得不借助更多的权力资源。司法场域必须融入更大的权力场域(政法委、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完成国家和社会赋予的司法使命。司法机关缺乏足够的权力资源，司法机关必须求助于其他权力，司法能动可以解决司法机关的燃眉之急。

这里以陕西陇县人民法院所实践的案结事了的“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为例，分析法院司法立场的选择与策略的运用。可能陇县经验并不具有代表性，但至少可以反映出一些当前“流行”的司法趋势或者理念，也就是具有概率意义。

材料一：

1.目标四为民：第一，关注民生；第二，促进民主；第三，服务民建；第四，保障民享。

2.理念四转变：第一，由真理至上向公平至上转变；第二，由认知理念向实践理念转变；第三，由辩法析理向案结事了转变；第四，由法律智慧向司法智慧转变。

3.方式四联动：第一，上下联动，实现基层化解纠纷与法院审判衔接互动；第二，左右联动，实现其他解决纠纷机制与法院审判衔接互动；第三，内外联动，实现法官主导审判与当事人主导审判衔接互动；第四，心物联动，实现法官自由心证(主观判断)与法律严密论证的逻辑演绎衔接互动。

4.审理四结合：第一，法院审判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第二，司法政策与法律规则相结合；第三，庭外理案与开庭问案相结合；第四，法律认知与社会认可相结合。

5.机制四能动：第一，审监能动；第二，审执能动；第三，审立能动；第四，审管能动。

6.保障四强化：第一，强化法官调查取证的作用；第二，强化法官主导庭审的作用；第三，强化法官修复社会关系的作用；第四，强化法官促进稳定和谐的作用。

7.监督四到位：第一，质量考评到位；第二，法纪监督到位；第三，道德自律到位；第四，责任查究到位。

8.效果四统一：第一，法律效果与维护执政地位的要求相统一；第二，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统一；第三，与天理国法人情的要求相统一；第四，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相统一。

从陇县经验可以看出，司法的目标是非常全面的，“民生、民主、民建和民享”的目标也符合行政机关、甚至立法所要追求的目标。司法机关作为裁判机关，没有立法权力，缺乏支配财政和人事任免的权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上述四个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审判机关无法通过宏观的政策影响社会，只能从个案的“案结事了”逐渐地影响社会，努力实现司法的目标。学界从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语境出发，衡量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对司法机关的立场以及法官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并努力建构一套理想的司法蓝图，试图说服法官去遵守。然而，法官在现实的制度环境下，法学家的构想是“无法完成的任务”，法官的职责决定了他必须解决当下的案件。笔者认为法官在司法目标面前，不存在法学家为其设定的司法立场，他们是实用主义者。如果法官“在法律与事实之间来回往返”之后可以顺利地完成司法的目标，为了节约成本，法官就不会去“麻烦”其他国家机关。此时，司法的立场是克制的，因为能动是无效益的。

转型时期，农业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混合是现实国情，社会矛盾与纠纷比较突出，并具有很强的“个性”。依靠通行全国的法律规则有时无法回应现实中的问题，即使实现了法律效果，但也无法实现社会效果。法官作为纠纷的裁决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于是，对法官角色定位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法官受到了社会与学界的多重“指控”。“因而糟糕的是，一方面，由于充满了太多对法治原则的理念崇拜以及对实际法律生活的太多想像，他们忽略了对当下中国法官在其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具体知识作类型分析；结果，当这些判准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的法律话语时，人们却发现其所蕴涵的法治理想和权利观念在社会现实、特别是在具体司法实践的拷问下会时常陷入‘失语’的尴尬。”目宏大司法目标指引下的法官，对于能动与克制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法官不能完全用法律裁剪事实的时候，就需要进行“社会联动”。“上下联动”，实现基层化解纠纷与法院审判衔接互动，通过“一村一法官”，与群众的互动，运用法律、政策、民间规则甚至道德教化的力量平息事端。“左右联动”，当司法权力遭遇瓶颈的时候，法官必然寻求其他权力资源，党委、政府、人大以及政协等国家机关和组织都可能成为法官求助的对象。法官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裁判模式，只要是有利于案件解决，不影响自身的考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法官就会运用自己的司法智慧选择司法的立场。所以，法官的司法立场是以司法目标为导向的，并不是以法学家的理论为导向的，再完美的法律理论也无法超越实践的力量。在陕西陇县，已经将司法的主题定位在“能动主义”，法官就会运用各种手段实现“四目标、四联动、四结合、四强化和四统一”等体制要求，努力扮演一个能动的角色。如果法官背道而驰，法官的“政绩”将受到影响，责任查究也将随之而至。

在“陇县经验”背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司法立场选择的另一个视角。从陇县政府网站上获悉：陇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地处陕西西部边陲，面积2418平方公里，辖10镇5乡1个管委会，158个行政村，1000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5.03万，其中农业人口22.27万。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贫困县，司法权力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是陌生的，法院肯定是在县城内，人们更加熟悉的是乡政府和村委会(巧合的是，被学界热议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就是在这个县城拍摄的，从这个层面上也可以推测或者假设当地老百姓对于司法的陌生与疏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将陇县界定为乡村社会。乡村社会人际关系是密切的，人们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相比城市，和谐的社会关系在农村社会里就是一笔财富。在城市人们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可以通过工作单位或者居住地点的变化回避破裂的人际关系，农村却不能随便迁出自己的村庄。在农村人们的生产生活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助，如果关系破坏，对于当事人和社会都是损失。在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上，司法权具有独立性、被动性，法官坚持“不告不理”，法官对于到法院诉讼的案件依法做出裁判，基本已经完成了法官的使命。对于当事人双方未来的关系。通常不在法官考虑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持克制立场的法官在城市社会有用武之地，在农村社会将困难重重。

在农村社会，一个或者几个姓氏的人们经常生活在一个村落，通常，他们或远或近地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城市社会的陌生人关系。他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就可能演变成子孙未来的仇恨，世代延续，成为农村社会矛盾冲突的隐患。法官消极地做出裁判，可能将矛盾推向了社会和未来。在农村社会，法官的思维不是现代的法治思维，而是治理思维，法官要认识到“百姓事情无小事”，努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做到“为官一方，保一方平安”。在农村社会办案，法官要力争做到“扩大办案效果，处理一案，教育一片”。司法权在进入农村社会时，需要将人们“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司法的主要标准。我认为这就是“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诞生在接近农村社会的陕西陇县，而没有出现在城市社会的陕西西安的社会原因。

在司法权变被动为主动进入农村社会的“纠纷市场”后，司法权也不能独立地完成裁判任务。通常，农村社会的纠纷并不复杂，但由于牵扯到亲情伦理、村规民约以及地方风俗等因素，司法权必须借助更多的社会力量，才能“案结事了”。司法权进入农村社会，需要借助基层组织以及权威人士的力量，向村干部或者长者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并征求他们的建议，运用地方性知识妥善地处理案件，想方设法“将矛盾消灭在基层”。

因此，这就再次验证法官的司法立场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定论。在城市社会，由于陌生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们之间再次合作的概率较低，法官坚持克制主义的立场，依据法律“能判则判”，是一种低投入高收益的举措；在农村社会，为了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未来的互助合作，法官需要坚持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送法下乡”，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借助各种力量“能调则调”，努力抑制纠纷的负面影响。但，司法能动与克制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或者说概率问题。绝不是在城市社会就司法克制，在农村社会就是司法能动。毕竟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本身的区分就是一个程度或者概率问题，中间地带是在所难免的。

三、道德文化前见的无形渗透

法官作为“官”的特性以及转型时期司法体制和目标追求，决定了中国司法过程中的治理思维。在治理手段的选择上，礼(道德)与法律是当权者的不二选择。从古至今，不同时代，二者只有主次之分，从未互相取代。礼(道德)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法官作为普通人也深受泛道德文化的影响。人们(包括法官)在面对案件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道德，然后才是法律。这种道德文化的前见经常进入司法视野，有时甚至超越法律，占领法官的思维高地。事实上，有时候法官也愿意服从道德，而不仅仅依靠法律做出裁判。因为道德相比法律具有更加广泛的“市场”，道德的认知群体是普通百姓，他们经常是用道德直觉评判事实，而不是靠更加晦涩抽象的法律。人们总是将当事人(犯罪嫌疑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并且努力地从道德逻辑论证自己的结论(如彭宇案、梁丽案、邓玉娇案等等)。通常情况下，由于普通大众都有着近似的道德理念，人们对于道德问题分歧并不是很大。相反，法律却经常给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答案。所以，法官的力量是分散的，而大众却是异口同声的。

然而，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法官经常会向大众示弱。大众代表的是人民的力量，“人民”本身也是我们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概念，“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以民为本的理念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政治文化，法官也肩负着“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重任。一个案件如果受到了大众的关注，法官就不得不吸取民意。尤其在转型时期，司法不但要追求法律效果还要实现社会效果，大众对于司法的满意度将成为衡量司法的重要指标。事实上，法官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群众的动态反映着社会秩序的好坏。在中国，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古往今来都是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国泰民安”一直是中国人的理想情景。经受了历代的战乱和社会动荡、近代的内忧外患，中国人民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压倒一切”，这是赋予所有的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的政治任务。“司法的目的在于维护一种不断展开的行动秩序。”虽然司法机关裁判的是个案，但个案的影响力可能是普遍的。法官需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否则因为个别案件的错误判决，破坏了安定的社会秩序，法官将受到国家的惩罚并为社会所唾弃。

这样，道德一人民一秩序，三者紧密相连，作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影响着大众与法官的判断。三者是层层深入的，并最终将法官的职责提到了政治责任的高度。身处体制内的法官，为了完成“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需要以社会稳定作为导向选择司法的立场。如果司法的克制可以维护社会稳定，法官就会趋于消极保守，严格依法裁判；如果司法能动主义可以回应大众的呼声，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官就会扮演“多面手”的角色，寻找各种资源，做出一个“让人民满意”的裁判(许霆案前后判决的变化就展示了法官司法克制主义与能动主义的变化)。HTtP//:

下面我们通过2009年秋天发生的“劫持人质救母案”，论证这三个文化基因对法官司法立场选择的影响。

材料二：2009年4月21日上午lO时许，张方述为了筹钱给因突发性脑溢血病危住院的母亲治病，准备了水果刀、纸牌等作案工具，与弟弟张方均一起到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古庙附近，由张方述持刀劫持途经该处的妇女邝某作为人质，张方均则在一旁展示写有“我只求有关部门能够贷款给我18000元”等字样的纸牌，要求贷款18000元救治母亲。公安人员经过劝解后设法将张方均带离，并说服他配合公安人员到现场劝说张方述释放人质。当天上午11时30分，因劝说无效，公安人员强行将人质解救，并当场抓获张方述，人质邝某没有受伤。2009年9月27日，“重庆兄弟劫人救母”案宣判，广州市白云区法院以绑架罪判处哥哥张方述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以同样罪名判处弟弟张方均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元。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张氏兄弟的行为无疑已经构成了绑架罪。而且无论从单一行为说(控制人质并限制其自由的行为就成立绑架罪既遂)，还是从复合行为说(控制人质和勒索财物后才成立既遂)，张氏兄弟的行为都已经是绑架罪的既遂。从判决来看，张氏兄弟获得的刑罚并不重。这样的判决得益于刑法修正案(七)，其增加了“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张氏兄弟是幸运的，如果他们的绑架行为发生在修正案(七)颁布前，绑架罪的起刑点就是十年有期徒刑。刑法修正案增加了“情节较轻”这个关键词，赋予了法官更多的解释与发挥的空间。法律没有规定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范围，估计是留给法官结合具体案件的解释空间。笔者以为法律规定的“情节”很容易被放大，将过多的“故事情节”囊括在内。案件发生后，叙述一个美妙的情节，将会撼动法官对法律的执着，而受道德的左右。

这个案件的审判结果出人意料，光天化日之下，在公众场所绑架人质的犯罪嫌疑人最后获得较轻的惩罚，最重要的是，张氏兄弟二人不但没有受到大众对其犯罪的痛斥，反而得到了大众的怜悯，人们纷纷捐款，其母亲获得了救助。该案件中的被害人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不管司法机关是否承认，该案件最后的裁判是深受道德以及大众主流话语的影响。孝文化传统是代代承继的“集体记忆”，它不会轻易通过政权更替甚至政权性质的改变而改变。孝顺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张氏兄弟恰好利用了这样一个优势，影响了大众对其犯罪行为的判断，大众的一片同情之声，也激起了法官强烈的同情。

犯罪嫌疑人立刻成为了弱势群体的代表，本来近年来弱势群体就是一个敏感的词汇，网络上对于弱势群体的讨论与关注此起彼伏。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平息事态的负面发展，法官必须回应大众的声音，做出令大众满意的判决，并对犯罪嫌疑人说服教育，细致照顾犯罪嫌疑人的母亲。这一些举动在一般的案件中是无法看到的。在该案件的裁判中，法官认识到了道德一^民—秩序的连锁反应。法官选择了一个表面克制实际能动的司法立场，成功地扮演了“人民法官”的角色。

四、结语

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抽象的、无背景的、普遍适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司法模式或者司法制度，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因而不同的国家需要应对的具体问题以及因此所需要的知识类型也是不同的。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法官司法的立场也就绝对不可能不假思索地笼统地变成某种西方理论的注脚。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官有自己的司法智慧，结合案件事实、法律规范、制度背景、政治生态以及道德良知等体制内外的因素，妥善处理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浮动范文篇5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失业

2002年以来，美国社会各界不断提出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和浮动，其主要借口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使中国商品在美国获得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增加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但事实和理论均证明无论是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增加还是其贸易逆差增加都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必然联系，并且美国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中得到的利大于弊。另外，即使人民币随美国所愿，可能会减少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但难以减少美国总体的贸易逆差，并且美国为从国外获得同样的产品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既然如此，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的动机何在？

一、美方希望中国分担美国经济的调整成本

当前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为6%左右、美国的净外债占GDP的比重为25%左右，其对美国经济的不利之处尚不明显。但其如果持续增加，美国则难以承受，因此美国希望减少其经常项目逆差和贸易逆差。

解决的思路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美国减少消费、扩大储蓄，以减少储蓄-投资缺口，具体而言就是要减少结构性财政赤字，并争取做到盈余；另外要采取激励措施，促使美国家庭增加储蓄。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金农（McKinnon，2006）和史宾斯（MichaelSpence，2007）等诸多经济学家的共同观点。另外一种就是美元贬值或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Bergsten，2004，2005a），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萨（MichaelMussa，2005）等经济学家认为要解决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美国仅仅减少支出是不行的，美元必须大幅贬值或者其他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大幅升值，他们认为全球应该共同承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另外伯南克（Bernanke，2005）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不是“美国制造”的，而是全球储蓄过剩的结果，是全球过剩的储蓄不断流入美国造成了美国储蓄率的下降，由此他也认为其他国家应该承担美国经济失衡的责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对比两种解决思路，第一种可能会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这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第二种通过美元贬值由全球共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肯定是美国政府所希望的。因为，在美元信用本位制下，美元在可控的情况下贬值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美国的出口，又可以减少美国的外债负担，甚至可以趁机打压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美国何乐而不为？历史上，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美国均曾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结果是美国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其它国家共担解决成本。如果其它国家处理不当，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其经济增长将长期陷于困境。

伯格斯坦（Bergsten，2005b）认为2002年以来，欧元、加拿大元等货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但东亚国家货币却没有承担升值的任务；东亚国家货币没有升值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没有升值，这导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不愿升值，因为其担心因先于人民币升值而丧失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力。因此伯格斯坦要求人民币升值。其真实的目的就是要求全球共同承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

简言之，美方希望全球共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中国没有按其所愿将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因此某些美国人士认为是中国阻碍了美国经济调整的步伐，故频频对人民币发难。美国的这种行为完全是霸权主义的表现。

二、美国相关利益集团存在各自的诉求

在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股主要势力是美国的制造业团体和代表其利益的政客，前者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劳联-产联等，后者包括纽约州参议员舒默（CharlesSehumer）以及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主席、伊利诺伊州共和党议员曼佐罗（Manzullo）等人。

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1960年美国制造业公司的利润额占所有公司利润总额的47%，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整个就业市场的31%。而到1998年，这两项指标分别降到了26%和15%，降幅分别为45%和52%。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也从1960年的27%下降到了1997年的17%。进入21世纪以来，制造业面临的危机更加严重，失业率不断上升。2003年，美国6.4%的失业率中，制造业占到90%。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美国当前的最大贸易顺差国，便成为了美国制造业失业增加的替罪羊。美国国内以制造业集团以及工会组织为主的利益集团逐渐将美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推到中国身上，认为主要是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包括人民币过度低估、各种出口补贴、出口退税政策）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的困境，中国应该为美国的制造业下滑以及失业问题负责。譬如2003年5月，全国制造商协会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总裁、健全美元联盟两主席之一的瓦格(FrankVargo)在《亚洲货币操纵监控报告》中称美国制造业正在衰退，自2001年3月以来已经流失了220万份工作，被低估40%的人民币是“罪魁祸首”；劳联-产联公共政策部助理主任TheaM.Lee（2003）于2003年9月25日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作证，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达40%以促进出口的做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并停止聚集美元外汇。她敦促美国政府采取包括向WTO提起诉讼在内的一切手段，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信号，不再忍受其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行为。PeterNavarro（2007a,b）也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包括汇率低估、出口补贴、进口歧视等）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工人大量失业。公务员之家

与上述指责遥相呼应，美国国会中提出了大量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譬如：2003年7月16日，参议员舒默第一次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认为中国有意保持人民币的低汇率，使其出口更便宜，让美国、特别是纽约州的制造业失去了众多工作机会。随后几年，舒默通过各种方式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浮动。2005年4月6日，舒默和格雷厄姆提出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中国自由贸易法案》，要求中国在6个月内提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否则将对出口到美国的所有中国内地产品征收27.5%的关税。该案终以67：33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众议员DuncanHunter和TimRyan紧接着在第二天提出《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H.R.1498)，得到了145名众议员的支持。法案认为中国政府“操纵货币”是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敦促布什政府以立法形式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改变人民币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改变美中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其2006年11月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称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直接依赖于政府对人民币价值的严格控制，操纵货币的后果是其巨大而不断增长的中国对其余世界的贸易顺差。2007年7月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同意共同支持对中国商品进行贸易报复，以敦促中国政府同意人民币升值的一项法案。

面对美国国会和制造业界的压力，布什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浮动的态度逐渐明确和强硬。以2003年9月初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访问北京为序幕，布什政府展开了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更加灵活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斯诺访华要求人民币升值后不久，他又借举行七国会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机会，串联各国游说中国重估人民币汇价。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10月，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委任一名全职的、永久的金融特派员，常驻北京以监督中国的汇率政策和金融改革。

在美国，制造业等利益集团通常只考虑本集团利益而不考虑整体国家利益。面对与日俱增的失业压力，其无视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是美国“去工业化”的产物，也无视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中获得的总体利益，而将矛头指向中国所谓的“不公平竞争”，指向人民币汇率。另外，美国的选举制度决定了议员必须要为选民负责，必须是选民所在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在国会提出法案的目的就是迎合选民需求，为利益集团服务。美国凯托研究所的GeraldP.O''''DriscollJr（2004）指出：本届政府的目的是从政治上使人民币升值，从而削弱中国出口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是回应国会的要求，货币保护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政治家在为制造业选区的选民考虑。美国政府顺水推舟，既可以迎合选民需求，又可以推卸自身应该减少失业的责任。

综上所述，通过压迫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美国制造业团体希望借此减少失业，政客希望借机获得选票，政府希望借此推卸责任因此。因此，今后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工具。

孙磊等：探析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的动机三、部分美国当权者企图遏制中国崛起中国经济的崛起，意味着原有经济格局下的利益分配将要发生变化。历史经验表明，每一个后起的经济强国在发展过程中都曾受到原有经济霸主国的敌视和遏制，19世纪末英国对德国和美国的态度，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态度都是证明。

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也是遭受美国打压的过程。为了减少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阻碍日本经济增长的步伐，美国对日本实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进口配额”、选择性征收附加关税等措施，其中最主要就是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否则，美国就要动用著名的“超级301条款”，向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实施全面严厉打压。广场协议后，日元遂美国所愿大幅升值，但此举并没有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由于升值预期彻底改变日本国民和企业的投资预期和投资方向，很快诱发日本房地产、金融、股市的巨大泡沫，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达十多年的衰退泥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年GDP曾达到美国的70%，大有赶超美国之势。但现在，日本的经济规模和美国愈拉愈远。

现在，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关于升值的幅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格德斯坦(Goldstein，2004)认为人民币低估15-25%，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2003）认为被低估的程度超过25%。弗兰科尔（JeffreyFranke1，2004）提出，由于中国内部经济过热同时外汇储备过高，经济处于失调状态，人民币被低估达35%。如果人民币如其所愿大幅升值和扩大浮动，尤其是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后果极其严重，譬如：中国的美元资产储备将大幅缩水；中国众多的出口厂商将面临倒闭；国内持有美元资产、未进行套期保值的个人和机构将面临损失；如果升值到一定程度出现贬值预期，将导致大量外资出逃，中国会面临同“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的后果，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

另外，即使人民币不随美方所愿升值，但其所制造的升值压力已经使人民币升值预期出现，致使大量热钱流入中国，这将加大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冲操作成本，削弱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给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有序进行带来更高的成本和风险，十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可以认为美国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浮动的目的旨在打乱中国快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步伐。

2002年至2005年先后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斯威格尔指出“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地公开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玩世不恭的人会确信，压中国升值并不是屈服于被误导了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得以使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这应该是部分美国当权者的真实目的。

不可否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需要尽一步完善，需要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相适应，但决不是在短期内大幅升值和浮动。美方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的动机很复杂，其中至少包括了美方希望中国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制造业团体希望减少失业、政客希望借机获得选票、政府希望借此推卸责任；部分美国当权者希望扰乱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以限制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等想法。美国政府和相关利益集团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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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范文篇6

【关键词】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正文】

近年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在各种场合敦促中国对人民币汇率重新估值。由于受中国出口产品冲击，一些欧美国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阵营。今年9月初，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并在泰国出席APEC财长会议，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辩论达到了高潮。

其实，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人民币是否应当重估，即它的短期升降与否，而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应采取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换言之，汇率水平只是最终的结果，形成汇率的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斯诺认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确保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最佳选择。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两种汇率制度利弊的比较

1.固定汇率制

固定汇率制的优点在于较为固定的汇率有利于投资者核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或者说，国外流入资金的风险贴水较低，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

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不能灵活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的市场性丧失或削弱；汇率市场性的丧失或削弱又使其不能反过来调节外汇的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功能大大降低，因而只能由政府调节。但政府确定汇率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受到主观影响，如果政府调控能力不强还会出现重大失误；二是受到客观因素的牵制，汇率的确定和变动涉及到各方面利益，政府不得不充分考虑；三是受不同政策目标的牵制，汇率目标可能和其他目标相冲突，若汇率水平脱节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蒙代尔三角”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三者不可能兼顾，只能牺牲其中之一而保证实现另外二者。因为假如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利率会上升，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利率的上升带来对本国投资收益的增加，大量的外国资本会流入，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为维持汇率的固定水平，政府要卖出本币买入外币进行干预，这样紧缩的货币又被扩张了，货币政策无效。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坚持固定汇率就要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固定汇率制都曾发挥过它的积极作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质就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对于战后各国经济复苏和建立稳定的经济贸易联系，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我国以前的情况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不存在，通过政府调整可使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固定汇率制的利大于弊。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90年代，固定汇率制对于稳定投资者预期也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经济泡沫膨胀，经济增长减慢，贸易赤字上升，投机资本冲击的情况出现，此时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就远远超出了它的有利方面。

2.浮动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能够克服固定汇率制的不足，一方面，它能够灵活的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更具有市场性，从而反过来自动调节外汇供求；另一方面，浮动汇率不存在“蒙代尔三角”的困扰，能够使货币政策更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但是，浮动汇率制不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从而不利于外资的引进；同时，浮动的汇率容易导致价格的波动，给抑制通货膨胀造成困难。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条件

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是国际金融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汇率制度的选择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同的汇率制度适合于不同的国家，这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外部环境、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从总体上看，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国家的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

这里的国家大小是指以GDP衡量的国家大小。大国、强国的经济实力强，防范和抗拒金融风险能力强，汇率波动在一般情况下不强，适宜实行浮动汇率制。例如美国，是最典型的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但是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经济基本面好，国际竞争力强，因此浮动汇率并未带来不利影响，相反，美国是全球外资引进最多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性较大。

小国、弱国经济实力弱，宏观调控能力弱，受外部影响大，抗风险能力低，国际竞争力不强，汇率波动性大，若实行浮动汇率，则其负面影响将超过有利影响，造成投资预期差、通货膨胀无法控制的局面。由于这类国家外部均衡实现难度更大，因此更需发挥汇率政策的调节作用，所以更适宜实行干预程度较大的汇率制度，如固定汇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2.经济基本面的健康情况，外汇储备充分与否，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经济基本面健康，外汇储备充分，国际竞争力强，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更宜实行浮动汇率制。相反，经济基本面不好，或外汇储备不充分，或国际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几者不能同时满足，则宜实行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我国为例，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外汇储备比较多；但是国际竞争力较弱，特别是金融体系不够健全，金融监督机制不完善，因此更宜实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

3.资本的流动性

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易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资本流动受到管制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不会发生大的危险，并且，由于资本流动受到管制，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间便不再矛盾，例如我国就是如此。

4.通货膨胀水平

通胀率高，汇率水平对物价总水平影响较大的国家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等以后通胀情况有所好转时，可调整汇制，以避免固定汇率的负面影响。相反，通胀率不高的国家可以实行浮动汇率制。

以上这些条件都不能单独决定采取何种汇率制度，而应看一定时期的条件组合。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是固定不变的，汇制的选择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定。

三、中国目前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监管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重包袱，资本市场不完善，中小金融机构规模小、竞争能力弱，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不完备，市场不规范，监管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旦汇率完全放开，国际游资的冲击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将可能重演。

2.从自由化的次序看，从一个完全管制型的经济向完全自由化的经济过渡时，其合理的过渡路径应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化之后，才能实行浮动汇率制（李杨、殷剑锋，2000）。因为只有在金融市场是有效的且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情况下，无抵补的利率平价的假设才可能成立。这时汇市才可能具有有效性，能实现汇率的均衡。一国经济才能在经历真实、金融冲击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利率是汇率变动的平衡器、缓冲器，其变动方向和汇率是相反的，因此可以减小利率浮动造成的冲击。目前虽然人民银行已明确表示要在3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也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但毕竟还受许多关键问题制约，短期难以实现。至于有效的金融市场，也因人们投资理念的培育、熟练专业人才的培养、金融法规的健全、金融产品的丰富等都需要在进一步开放中完善，难以一步到位。所以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汇率更易于波动。这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就等于是本末倒置。印尼就是一个实例。

3.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实行浮动汇率的前提条件，否则，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必要性不大，且可行性也有置疑。虽然加入WTO以来，我国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加速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放松外汇管制，但是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还未得到加强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都必须谨慎为之。

4.无论是在影响汇率波动的预期方面，还是在汇率的调节机制方面，我国当前都存在诱发汇率不稳定的因素。一是我国还处于转轨阶段，结构调整尚未完成，各项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来的经济状况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的银行业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同时又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很多人对中国的金融业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对汇率波动的预期始终未能消除。二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价格调整具有严重的不均衡性。我国商品市场分割程度较高、信息流动不充分，商品的异质性导致商品流动速度较慢，商品价格调整具有粘性。相反，我国金融市场的生成和发育较为规范，资本的单一性和同质性使资本能够低成本地快速流动，市场价格调整具有弹性，更易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商品、金融市场价格调整的差异性造成金融市场的均衡实现快于商品市场，根据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这会加剧我国汇率的过度波动。

总之，我国目前乃至一定时期内不宜采取完全浮动汇率制，央行难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样从逻辑上讲，中国汇率制度的设计应当考虑介于固定制与浮动制之间的有管理的浮动制。

四、汇率制度的长期选择

虽然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将不利于实现国家内外部均衡的目标。

1.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将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实际上有着维持币值稳定的双重目标，对内维持物价的稳定，对外维持汇率的稳定。我国内外均衡的目标常常发生冲突，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就常常顾此失彼。为维系固定平价，央行有义务按市场要求被动地买入和卖出外汇，这使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大为削弱了，同时外汇储备也被动地受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具体到我国实际，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连年顺差，1994年到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94年的516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2174亿美元(数据来源，中经网)，增长了3倍，外汇储备总额仅次于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强制结汇制下，央行相当于在购买外汇的同时，被迫投入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加之我国目前缺少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便于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国债市场，无法通过在公开市场上的反向操作，来实现冲销的目的，即卖出国债，买入人民币，以此来抵消大量收购外汇而多投放的人民币，稳定货币供应量，所以给货币调控带来很大影响。

而且，外汇占款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本身也存在很大限制：（1）央行的行为受制与外汇的供求状况，不能自主决定基础货币投放和回笼规模。（2）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具有结构偏差，在地区上流向外汇供求顺差地区，在行业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改变，这给货币政策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

2．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我国财政政策较为有限。为了面对世界市场日益严峻和国内市场内需不足的局面，同时也为了弥补货币政策效应的不足，我国连续多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外贸中大范围地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以增强出口商品竞争力，对内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启动内需。然而，目前财政政策的可延续性令人怀疑：（1）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制下的国内财政政策对外国经济有正的溢出效应。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大，国内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将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的参与，大批的原材料和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很大的一部分财政支出转化为了进口需求，对国内经济的刺激效应逐渐减弱。（2）在我国，国债主要是由社会公众和企业或金融机构购买的，大举借债，其结果直接减少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随着国有资本的大量进入，中国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有数据表明，2001年，民间投资再次减速，集体和个人投资分别增长8.1％和12.7％，仍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民间富余的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统计表明中国民间储蓄已逾7万多亿，却大部分没有进入投资领域。即使民间投资相对活跃的浙江，目前仍有3500亿元民间资金闲置。（3）目前，我国已出现了财政赤字，再大规模举债，将导致财政负担越来越大。经过连续数年的增发国债，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已逼近国际公认的20％的警戒线。正是基于已上，中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在今后逐步淡出。

浮动范文篇7

关键词：ARCH模型；GARCH模型；沪市波动性

引言

博弈股市，投资者要想获利就必须研判大势，即大盘的涨跌。如果交易过于频繁，天天买进卖出或卖出买进，一方面要耗费投资者大量精力、财力（佣金，税金），另一方面也将冒很大风险（并非天天有行情），所以应选择一定时间段进行集中交易，这样研究大盘指数波动的规律就成为必然，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和经济价值。

本文将利用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即ARCH类模型对上海股市大盘指数的波动进行实证分析，为投资者进行大盘收盘指数的预测并规避风险提供决策依据。

一、理论模型

经典的最小二乘回归假定误差序列无关，误差的方差为一常数，然而研究金融市场时却发现大多数时间序列的误差序列无关，但误差的平方序列相关，即误差的方差或波动随时间变化。为了模拟这种波动，提高预测精度，1982年Engle构造了方差随时间变化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此后随着实践的深入，ARCH模型的一些扩展模型也被相继提出，如GARCH模型等，并在解释货币和金融时间序列的行为中得到广泛应用。

（一）ARCH（q）模型

εt/Ψt-1N（0，σ2t）（1）

εt=Ztσt，Zt为i.i.d.，且E（Zt）=0,Var（Zt）=1（2）

σ2t=α0+αiε2t-i（3）

其中，εt序列无关，Ψt-1为t-1期获得的信息集，σ2t为εt的条件方差，α0＞0，αi≥0（i=1，2，……q）。

ARCH（q）模型有以下特点：

1.式（3）表明过去的波动扰动ε2t-i对市场未来波动有着正向而减缓的影响，因此波动会持续一段时间，从而模拟了市场波动的集群性现象，但没有说明波动的方向。

2.利用ARCH模型可以更精确地估计参数，提高预测精度。当存在ARCH效应时，若仍使用方差为常数的普通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参数，就会产生偏差，掩盖预测的不确定性。

若使用ARCH模型，则不仅可以提高预测值的精度，还可以知道预测值的可靠性。

3.ARCH模型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了经济时间序列中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可以预测的，并且说明了这种变化是来自某一特定类型的非线性依赖性，而不是方差的外生结构变化。

（二）GARCH（p，q）模型

1986年，Bollerslev在ARCH（q）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扩展模型：GARCH（p，q）模型，由（1）式、（2）式和下式构成：

σ2t=α0+αiε2t-i+βjσ2t-j

其中，p≥0，q＞0，α0＞0，αi≥0（i=1，2，……q），βj≥0（j=1，2，……q）。

当p=0时，GARCH（p，q）模型即为ARCH（q）模型，因此ARCH（q）模型是GARCH（p，q）模型的特例，同样具有ARCH（q）模型的特点，能模拟价格波动的集群性现象。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GARCH模型的条件方差不仅是滞后残差平方的线性函数，而且是滞后条件方差的线性函数。因此，利用GARCH模型，能在计算量不大时，更合适更方便地描述高阶的ARCH过程，因而具有更大的适用性。

二、实证分析

我们选取了上证综合指数每日收盘价SPt，数据时间跨度为2008年8月11日至2010年8月11日，共731个数据，数据来源于中信建投通达信，主要通过Eviews3.0实现。

为了减少舍入误差，在估计时对｛spt｝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即将序列｛lnspt｝作为因变量进行估计。

（一）ADF单位根检验

为了防止非平稳序列造成虚假回归的出现，我们先对序列lnspt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ADF值为-8.316697，而在1%显著水平下的MacKinnon值为-3.4419，因此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序列lnspt是平稳的。

（二）OLS自回归和统计特征

1.先用OLS做自回归。lnspt=c+βlnspt（-1）+ε（*），估计结果如下：

LNSPT=0.03354036123+0.9957420251*LNSPT(-1)

R2=0.991603，Loglikelihood=1953.254，AIC=-5.34590，

SC=-5.33331。可以看出该方程统计量很显著，拟合度也很好。

再看序列lnspt的OLS回归方程残差图：

显然可观察到该回归方程的残差图（见上图，可以发现波动表现出时变性、突变性和集簇性的特点。显著表现为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初、2009年9—10月波动非常大；在2009年上半年到2009年8月、2009年10月—2010年4月波动非常小，即波动的“成群”现象。这说明误差项可能具有条件异方差性。

2.序列lnspt统计特征：该序列的偏度值K为-0.484720，偏左，再由JB值判断该序列不符合正态分布。

（三）ARCH效应检验

由以上可知，序列lnspt具有时变方差性，且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有必要进行ARCH效应检验。本文采取两种方法分别检验：ARCHLM检验和残差平方相关图检验。

1.ARCHLM检验。对式LNSPT=0.03354036123+0.9957420251*LNSPT（-1）进行条件异方差的ARCHLM检验，得到了在滞后阶数p＝3时的ARCHLM检验结果：由于P值为0，因此拒绝原假设，该序列残差含有ARCH效应。

2.残差平方相关图检验。由残差平方相关图可知，滞后3阶的AC和PC都显著不为0，存在ARCH效应。

（四）建立ARCH类模型

1.ARCH（q）模型。利用ARCH（q）模型重新估计lnspt

=c+βlnspt（-1）+ε，方差方程为：

σ2t=0.000219+0.031372ε2t-1+0.049506ε2t-2+0.111990ε2t-3

Z=（22.31903）（1.659776）（3.069349）（4.810901）

R2=0.991601，Loglikelihood=1972.084，AIC=-5.31650，SC=-5.13233

方差方程中ARCH项的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并且对数似然值有所增加，同时，AIC值和SC值都变小了，这表明ARCH（3）能够更好地拟合数据。

再对序列lnspt进行ARCHLM检验：由p值等于0.820564可判断，接受原假设，表明该残差序列不再存在ARCH效应。

2.GARCH（p，q）模型。方差方程为：

σ2t=3.10E-0.5+0.073843ε2t-1+0.804456σ2t-1

Z=（4.585697）（5.371772）（25.33833）

R2=0.991543，Loglikelihood=1978.385，AIC=-5.30653，

SC=-5.17507

方差方程中ARCH项与GARCH项的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并且对数似然值有所增加，同时，AIC值和SC值也都变小了，这表明GARCH（1，1）能够更好地拟合数据。方差方程中ARCH项与GARCH项系数之和0.07384+0.804456=0.878296小于1，满足参数的约束条件，具有可预测性。

再对序列lnspt进行ARCHLM检验：由p值等于0.300984可以断定，消除了该残差序列的条件异方差性。

结论

通过对上海股市综合指数波动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GARCH（1，1）模型模型能很好地拟合上海股指波动的时间序列，上海股市综合指数存在明显的ARCH效应。同时，我们发现在沪市中信息作用是非对称的，故可认为上海股市综合指数的波动存在“杠杆效应”。“坏消息”冲击所引起的波动均大于同等程度的“好消息”所引起的波动，即利空消息比同样大小的利好消息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更大，负向波动十分剧烈，短期内很难得以消除，这也可从上海股市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得以验证。

上海股市的发展尚属初级阶段，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规范的地方，投资者的投资理念还不强，其投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消息的影响。认识到上海股市波动的这些特点，可以为投资者规避风险以及管理部门对股市实施监管提供决策依据。另外，中国股市大的波动主要是由管理部门的政策干预造成的，所谓冲击大多属于政策冲击。管理部门在出台政策时应更加稳妥，真正作到“消息对称”，应把握好政策的调整力度，对市场的调控也更应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使政策更具合理性、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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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范文篇8

在对本文展开分析之前，笔者先把几个为与本文密切的相关的证券市场、股票市场与浮动佣金制度等几个概念做简要概述。1.1证券市场。证券就是指数种不同的经济权凭的总称，所以，从广义上来说，证券市场就是指一切证券发行与交易的地方就被称作证券市场，从狭义上来说，证券市场简言就是资本市场，即发行股票、债券、期货与期权利等证券产品的发行、流通与买卖的地方。本文所论述的证券市场就是狭义上证券市场。1.2股票市场。股票市场简言之就是对股票进行发行与交易的地方。主要包含交易市场与场外交易市场两大类。1.3浮动佣金制度。浮动佣金制度就是证券公司(相关金融机构)为投资者提供相关金融方面服务而收取相关方面的费用，或者是以投者需要为中心提供的一种比较特殊的金融方面服务而收取相应的报酬，俗称为佣金，而建立起来的管理制度就被称作浮动佣金管理制度。通过以上概念分析可知，其实股票市场所只是证券市场的其中一种，证券市场包含其中股票市场，无论在证券市场，还是股票市场均会使用浮动佣金制度。

2.实施浮动佣金制度证券公司的影响

2.1对股票市场中投资大户与机构的影响。股票市场不少投资机构和大户在好几年前，就享受到很大佣金折扣优惠，比如投资金额到一程度就可以享受五折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投资金金额较大公司甚至可以享受2－3折的的状况。很多学者认为，经过改革之后的一段时间的调整与淘汰，整个股票市场上的佣金几乎差不多。不管最后各证券公司调低后的佣金水平怎么样，但它至少会高于部分已经享受较大佣金折扣的投资者的佣金成本。尽管很多投资者会从佣金下降中获取利益，不过，投资较大者获得的有利条件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少。所以，佣金改革只不过把暗折公开化，对于大户与机构当前还难以获得更多的实惠。不过，从长远发展情况来分析，因为市场多方面进行简化，比如手续与规范的简化，那么大户未来获利还是不少的。2.2对于股票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的影响。传统的固定佣金制度对股票市场竞争机制培养非常不利，而暗折又出现屡禁不止的局面，早在十多年前2000年的佣金激烈竞争中，虽然相关部门对暗折进行严格控制，可是返佣的现象还越来越激烈，一直以来支付着较高的佣金的中小投资者，他们非常强烈地渴望得到证券公司的公平对待，期望证券公司收取的佣金费用与其它投资大用户一样。除此之外，由于较高的费率而使得股票交易成本提升了，同时还在一程度上对股票投资者参与评判市场的积极性产生了影响。所以，股票交易佣金费用标准调整是使得投资者投资股票成本降低的一项非常重要措施，这其中也包含了小投资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取得更加公平的地位，并从佣金调整中获利。2.3对于经济类证券公司的影响。经济类证券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以收取佣金费用为主，在浮动佣金制度中，由于竞争激烈，有可能使得佣金降到很低，那些既不能做投资，又不能做证券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或者咨询等业务的单纯的经纪类公司，由于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佣金，一旦佣金费用降低，这部分公司将面临淘汰或者被并购。而那些主要依靠大户进行交易进行运行的营业部就有可能因为佣金浮动之后，营业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对用户进行优惠，即使佣金调整也它将其造成的损失也不会很大。2.4对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影响。佣金下降，就意味着营业部单笔交易收入降低，倘若佣金下降0.2%，综合类券商就会降低了15%，经济类证券商就会下降43%，所以佣金下调，综合类的证券公司的收入也将下降，不过由于综合类证券公司经济实力雄厚，能够承受一定时间内的经济损失，同时另一方面该类公司也会做其它投资业务、咨询服务、管理业务，总之收入并不仅仅依靠佣金，还有其它方面经济收入来源，同时这类公司通常还捅有大客户，在浮动佣金制度正式实施之前，就给予了客户一定折扣，所以对于它们蒙受的损失并不是很大。相反，综合类证券公司还可以利用自身的资金的优势，以及佣金的下降，来抢占市场，从而增自身的实力。2.5能够促进证券公司兼并与重组，提高了核心竞争能力。一种是被迫式，比如一些经营不善的经纪类公司的股东会被逼退出、转让股权;还有一种是主动式，一部分营业部数量很多，但布局又很不合理论的证券公司通常会主动提出转让营业部。当前我国很多大小证券公司，由于经营规模、实力与国外证券公司相比，存在很大差距，随着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内一部分证券公司受到国外证券公司严重的冲击，所以在浮动佣金制度影响下，就会使得股票市场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市场进行重新分割。导致我国证券公司会进行一场大规模重组。一些经营能力强、资金雄厚的证券公司在浮动佣金制度下，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3.浮动佣金制度对股票本身市场的影响

下调的佣金制度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购买股票入市，从而提高了股市的成交量。不过也存在一些弊端，浮动佣制度也将加大了股票市场调整时期的波动性。除此之外，降低了成本也可以滋生出线上证券公司。随着线上交易出现，电子结算系统、ECN无仲介电子交易商等一系列创新服务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折扣或下调佣金制度就会使得进行股票个人投资者成本大大降低，再加现在线上交易的出现与普及，使得每个投资者只要懂上网就可以坐在家里或者办公室，甚至拿着手机坐在公交车上就可以进行股票交易。这样一来，公众便需要更多更快有关股票资讯来源。为了满足广大股民这方面需求，一部分有线电视台就会推出很多与股票市场相关信息内容，就会导致很多良莠不齐的财经频道与网站争相为股民提供各种各样股票信息。

4.加强股票市场管理策

针对浮动佣金制度实施，无论给证券公司、还是股票投资都均会产较大影响，如果不正确认识、科学执行浮动佣金制度，必定会给股票市带来灾难性的打比，比如证券公司一味地降价，而股票投资总想选择佣金较低的证券的公司进行投资，而忽略科学炒股实际含义，势必会引股票市场的混乱，不但给证券公司带来毁灭性打击，也会给投资者带来很大损失。因此笔者建议证券公司应该核定本公司的经营成本的基础上，科学地制订具有可操作性的佣金标准，真正让投资者得到实惠，另一方面还要管理、服务与成本等方面进行加强，为我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还有是股票投资者们也理智、科学地看待浮动佣金制度，不要一味地跟风，不能看着那家证券公司的佣金低就去那家公司进行股票交易，如果这样就容易把股市搅乱，投资者也不一定真能正能获利。4.1证券公司应该要遵纪守法，做好诚信经营。证券公司应该要意识到浮动佣金制度的重要性，不能把浮动佣金制度简地看作只是减少收取佣金，要认识到该制度在我国股票市场所重要意义与深远的影响。加强股票市场的规范化，当然还考虑到广大股民的利益。证券公司要进一步具有遵纪守法与规范运作、以及诚信服务的大局意识。要认真执行我国浮动佣金相关管理制度与相法法律，不能盲目竞争，把股票市场秩序搞乱，同时还不能一心想扩大交易量而不顾股民的利益，从而使得公司或营业部的金融风险增大。4.2证券公司制订适合本公司的佣金标准。证券公司要认真核算本公司经营成本，科学地计算盈亏平衡点，再确定好合理的收费标准，不能认为制订价格越低越好，更不能盲地打价格战，扰乱股票市场的秩序，而导致恶性竞争。当然制订公司佣金标准时还要能体现价格的差别性、灵活性、营性与盈利性。4.3证券公司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随着证券交市场竞争越来激烈，在浮动佣金制度大背景下，证券公司相互面对重新洗牌这将是无法避免的。证券公司要改变之前高投资、高回报与高风险的经营思想观念，向资源合理配置、风险有效管控、人才创新与服务创新等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竞争市场中不被淘汰，从而得到发展强大。4.4股民应该理智地看待浮动佣金制度，不要盲目跟风。浮动佣金制度在股票市场上受其影响最大的投资者，即股名。浮动佣金制度，特别是调低或折扣后的佣金制度会给股民投资带来一定利益，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股市。但是如果投资者不理智，不科学地看待浮动佣制度，盲目跟风，或者一直持观望态度，等待证券公司对佣金制进行下调，这样不但会把股票市场扰乱，而且将会股民损失更大经济利益。因此股民对于浮动佣金制度一定要理智看待，绝记不能盲目跟风。

参考文献:

［1］蒋健蓉.国证券市场佣金制度的发展思路［J］.上海金融，2000(10):.

［2］赵琰.浮动佣金制度下证券经纪业竞争策略研究［D］.东华大学，2004.

浮动范文篇9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势和制度安排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民币一直都面临着''''贬值压力''''，中国政府对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不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不再恶化的''''防波堤''''，而且成为考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能力的''''试金石''''。在我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有关金融业开放、汇率体制安排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是IMF的职能），加之通货紧缩形势依然严峻，为此，有关人士认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应具有时效性，一些人提出可以通过货币贬值的办法遏制通货紧缩（主要是造成通货膨胀预期，理由是1994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汇率并轨造成的）。

时至今日，虽然国家仍没有采取这一措施--人民币贬值。但近期有报道称，''''今年我国将继续对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仍不进行政策性贬值，但是央行将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浮动范围''''。理由主要是：（1）亚洲地区金融市场已趋于稳定，人民币扩大浮动范围将不会导致其它亚洲货币，尤其是港币的连锁反应。（2）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不是固定汇率制。（3）在目前的汇率体制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走势主要是由国际收支状况所决定，而近几年来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和2000年的国际收支预期足以支持这种政策的实施。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及面临的问题

90年代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是1994年汇率并轨，和1997年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两次改革无疑大大加速了我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步伐，所构筑的汇率机制安排使得外汇储备与汇率制度和汇率预期关系密切。具体看，这种安排对交易主体（包括居民和企业）的外汇交易行为进行了限制，同时对金融机构外汇交易市场实施了一定的组织安排，如确立指定外汇经营机构，规定金融机构持有周转外汇资金的比例等等。

在这一体制安排下，汇率变动直接与基础货币的投放相联系，汇率形成是以企业结售汇、银行外汇结算头寸限额和中央银行市场干预为基础。因此，中央银行在稳定汇率方面发挥着决定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对外汇储备的运用和外汇买卖影响外汇市场供求总量实现的。

目前的基准汇率基本可以说是以换汇成本为汇率基础，以调剂市场价格为参照系的产物，这与目前国际收支已经不仅仅是由贸易收支决定，而是由贸易项目、非贸易项目和资本项目共同决定不适宜。强制结售汇使企业和商业银行都不可能根据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而对持有的外汇水平进行调整，所以汇率水平不是完全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的均衡汇率，而是平均汇率，汇率变动缺乏灵活性。中央银行承担稳定汇率的结果是外汇占款在中央银行资产比例逐步提高，中央银行可进行对冲的余地很小，使中央银行无法对其他金融机构过多的流动性进行调整。

国际汇率体制及其趋势

从战后到1971年，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各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是固定的，各种货币的汇率只能在平价的上下0.75%范围内变动。各国维护这种变动的政策手段包括贴现、动用国际储备、调节国际收支，调整国内利息、价格和经济增长等手段。尼克松冲击后，西方各主要国家都对美元实行了单独或共同的浮动汇率制。

70年代做出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是希望以此弱化各国经济变动的互动，防止游资冲击，以使各国能够独立进行经济运营。在国际资本流动不太显著的那个时代，自由浮动汇率体制的采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保证了各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即由于各国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导致经常收支产生很大不平衡的解决方案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得到顺利解决，而不必在改变汇率和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做出选择。

进入80年代，由于美国实施"硬美元"政策，利率趋高，结果导致汇率与其购买力平价基础发生偏差，汇率波动频繁，投机加剧。1985年的西方五国财长会议确立了汇率不能由市场任意决定，而应该通过国家间的对话谋求汇率稳定的协商机制。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受危机影响国家基本放弃了钉住汇率制度，转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一些国家则采取了外汇管制的办法，虽然最终效果还有待时间去验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金融危机再次将汇率问题摆到突出位置。

实行浮动汇率体制看起来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就这一问题仍有不同看法。持浮动汇率观点者认为，汇率的不定性可以抑制投机，国际收支平衡可以通过市场汇率机制自动调节，而且永远不会发生货币危机（弗里德曼），实行固定汇率防碍了国际经济合作（勒纳）。浮动汇率制度更有助于市场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在资本流动条件下，浮动汇率有利于保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固定汇率不但削弱了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性，而且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增大，短期资本流动会对汇率稳定造成很大冲击。

固定汇率的坚持者认为，浮动汇率的不确定性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而固定汇率制度则有利于减少不确定性和汇率风险，节约市场交易成本，有利于抑制通货膨用，并且可避免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在资本帐户充分开放的条件下，汇率的变化很难有效真实反映经济基本因素，往往由于短期的市场预期影响而过度波动。

其实，简单而万能的汇率机制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对体制改革的坚定承诺，任何形式的汇率机制都很难促进经济的稳定。浮动汇率机制只有在市场有相当规模，市场要素具有良好的流动性，投资者具备有效的避险工具的情况下才能起到较好的作用。采用并保持浮动汇率制度的能力主要取决于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微观主体。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充分开放的经济，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良好的国际收支和债务比率，尤其是具有发育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监控体系是实现资本项下本币可自由兑换的前提。

浮动汇率体制为何能够成为国际汇率体制安排的终极目标，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原因，即它适应了九十年代以来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表现就是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而推动虚拟经济发展的正是经济诸要素的不确定性变化，浮动汇率等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各种衍生工具的出现，而操作的工具变成炒作的对象已经使汇率制度的演变走上一条不归路。

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干预，基本保证了名义汇率的稳定和阻止汇率大幅波动，但影响不了实际汇率的稳定，汇率机制的薄弱环节也较易于受到投机者的攻击（资本市场开放，货币可自由兑换情况下）。如果本国与所钉住货币国家的经济周期不一致，会导致汇率与利率水平的矛盾。至于浮动程度的大小，则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优劣之分。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一些争论

综观近年来对人民币汇率的争论，可以发现，这些争论主要把人民币汇率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进行讨论的。

持人民币汇率应该贬值的观点认为，（1）我国目前实行的是资本项目管制的外汇管理制度，严格控制资本的国际流动割断了国际外汇市场与国内外汇市场之间的联系，而强迫结售汇制度、银行外汇头寸的严格管理和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干预过多下所维持的汇率必然是高估的。（2）汇率高估和利率企低一方面导致外资进入下降，另一方面导致资本外逃，在这种情况下利率贬值是唯一选择。（3）宏观政策启动需求效果不显著，通货紧缩的形势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货币贬值有利于改变国内经济预期，进而达到启动经济的目的。

持人民币汇率应继续保持稳定甚至升值的观点认为，（1）目前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债务关系良好足以支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如在我国3千亿美元外债中，长期负债占88%，短期负债占11%，外汇储备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国际警戒线为80%，而我国目前为600%；外汇储备支持进口时间，国际通行标准是3~4个月，我国目前为9个月；外债与GDP的比例，国际警戒线是50%，我国是15％。即使从进出口贸易看，虽然我国外贸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但一般贸易仅占50%左右，另外一半是加工贸易，贬值对外贸出口和总需求增加的作用有限，反而造成还债成本提高。东南亚、韩国的货币贬值对出口增加的促进作用一般，贸易顺差主要是国内需求下降所致。（2）在市场基本开放的情况下，汇率贬值实际意味着本国财富的等值流失。货币贬值提高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理论，是在金融不开放的经济中，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贸易没有实行自由化的情况下，在外汇实行管制的情况下，可以短期适用，在现代已经不完全适用了。非国际货币国家货币贬值（准确说是波动），如果不是与发达国家或轴心货币存在竞争，将无法从贬值中受益。而且根据90年代以来的经验，货币贬值达到20％将产生货币危机，中国在这个时候不可能会这样做。（3）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讲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收入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出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引起的通货紧缩时将失去效用。因为，只有在国民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大致相等，社会总需求或总供给只要发生一、两个百分点的变化，供需的平衡就会从天平的一侧倾斜到另一侧时，使用这些政策才会发生显著作用。（4）汇率稳定是避免汇率风险的首要运行条件，也是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和利益分配预期稳定的重要条件，对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改善经营和管理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否则，汇率不稳定，企业行为不确定，企业注意力会过分注重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不是竞争力提高。（5）吸引外资似乎是要保持资本项目顺差，但是无论你顺差多大，并不一定增加外汇储备，因此，不应该把外资与汇率问题联系起来看。

其实，对人民币汇率的决定问题不应局限在政策手段上，我国汇率问题的关键应在解决短期政策目标的同时，更应着眼于一种汇率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即汇率政策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设计应从适应总体体制安排角度出发。

加入WTO与汇率体制安排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将按照《金融服务协议》对金融业的要求和内容来运作。WTO是规范世界贸易行为的贸易组织，严格意义上说，直接涉及金融安排尤其是外汇安排是货币基金组织的事，但由于外汇是构成影响贸易的要件之一，而外汇管制历来被认为是非关税壁垒之一，因此金融开放的结果必然是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

有关外汇问题主要体现在WTO的一般准则和WTO-GATS关于对贸易中的汇兑和流动便利，金融开放中资本流动的便利等上面。由于我国金融业的开放会呈现一种渐进特征，体现在汇率制度的安排上也不能在未来某个时候一蹴而就，扩大浮动幅度无疑是向这个方向过渡的有意尝试。

汇率体制的过渡模式及目标

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已经明确成为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发展的长远目标，因此，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和人民币的对外可兑换程度，有序地放松管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

浮动范文篇10

浮动佣金制的初步实施，对于保护证券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推进证券市场规范化、促使佣金制度逐步全面市场化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对于不同类型的券商，由于各自对降佣反应敏感程度有较大差异，那么，到底谁会受到更大的冲击，谁得到更大实惠呢？各种不同投资规模的投资者能否都如愿以偿地从降佣中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呢？最终这一切对中国未来证券市场的发展有何影响呢？

一、实行浮动佣金制度对我国证券市场主要参与主体的近期影响

1、投资大户和机构。

不少投资机构与大户几年前就开始享受到了较大佣金打折的优惠，佣金五折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些资金量非常大的机构甚至出现了二三折的情况，折让后的佣金水平一般已低于2‰。不少学者估计，经过改革后一段时间的调整与淘汰之后，佣金水平将与此大体相当。无论最终各证券公司调低后的佣金水平到底如何，它至少会高于部分已享受较大拥金折扣的投资者的佣金成本。虽然大部分投资者会从佣金下调中获益，但是，资金规模较大的投资者获得的实惠则会相对较少。因此，佣金改革只不过将暗折公开化，对大户与机构目前还难以有太多实惠。但是，从长远看来，由于市场的规范化、完善化和手续的进一步简化，大户将来自然会从中受益匪浅。

2、中、小型投资者。

一方面固定佣金制度不利于证券市场竞争机制的培育，暗折早已是禁而不止，在2000年的佣金大战中，尽管有关部门严禁佣金暗折，但是返佣之战仍然愈演愈烈。长期支付着相对较高佣金成本的中小投资者，无疑渴望获得公平待遇，希望证券公司公布的佣金水平是对所有投资者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较高的费率标准提高了证券交易成本，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参与评判市场的积极性。因此，此次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的调整是降低投资者证券交易成本的一项重大举措，其中、小型投资者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加公正的地位，并且也会从降佣中获取较大利益。

3、经纪类证券公司

经纪类证券公司的收入来源主要依赖交易佣金。据统计，去年证券公司的利润构成里面，9%以上的证券公司的佣金收入超过了其业务总收入的5%以上，在浮动佣金制中，强烈的竞争有可能使佣金降得很低。那些既不能做投行业务、也不能做证券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或咨询服务等业务的一般纯经纪类公司，由于收入结构单一，将可能面临被淘汰或被收购兼并的命运；而一些主要依靠大户交易运作的营业部则因为明确佣金浮动后，营业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客户优惠，佣金调整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不会很大。统计分析显示，戴至2001年上半年，全国共有101家证券公司，其中注册资本在1亿元以下（包括1亿元）的证券公司共46家。他们都是经纪类券商，约占证券公司总数的46%.这46家证券公司的营业部共350家左右。假设这些券商的收入来源基本上都是佣金收入，且实行浮动佣金制后为争取客户均收取最低限佣金（交给交易所的费用），根据它们目前的运营成本——平均每家营业部成本约为每年500万元，则350个证券公司营业部的营运成本约为每年17.5亿元，他们的总注册资本约为27.6亿元——估计不到两年注册资本将全部赔掉。

4、综合类证券公司

佣金下调意味着营业部减少单笔交易的收入。佣金下调千分之二，综合类券商收入会下调15%，经纪类券商的收入就会下调43%，因此佣金下降，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下降。但综合类证券公司一来实力雄厚，可以承受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下的损失，另一方面它们一般也做投行业务、证券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或资询服务等业务，并且同时它们往往拥有大中型客户——在浮动佣金实施前就已经给予了较大佣金折扣，因此受到的损失不会太大，相反，综合类证券公司还可以利用资金优势，下调佣金，抢占市场，增强实力。

二、佣金改革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

1、近期价格大战的预测。

实施佣金浮动后，在短期内通过价格战抢地盘的竞争战术将很难避免。在降佣政策公布之后，成都的“川财证券”便打出了“零佣金”的招牌，上海的江南证券推出了佣金“年费制”，无锡、兰州等地个别证券营业部也提出了“零佣金”、“年费制”等佣金方案，其它券商也推波助澜。但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各证券公司应在充分认清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制定自己能够承受的佣金标准。理论上，边际成本是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决定的主要依据，长期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是厂商长期均衡的条件。根据全国证券公司上报的经纪业务成本数据，可以测算出证券公司1998年至2000年连续三年达到经纪业务盈亏平衡的平均佣金率大约是2‰，2001年度可能更高一点。而我国证券公司目前佣金收入在全部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超过50%，2001年度有约三分之一的证券公司亏损。如果个别证券公司一味强行压低佣金收取标准，不仅不利于证券公司自身发展，而且可能损害整个证券业长远发展的利益，还可能违反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等）。中国证券会和证券行业协会也反对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但是短时间内压低佣金的竞争似乎还是很难避免，博弈的结果将是券商竞争格局的重大变化。

2、远期策略。

浮动佣金制的实行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调整浮动佣金制将引起券商竞争格局的变化，经营模式也会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同时还将推动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业务的变革，甚至促使整个市场投资理念发生转变。

A、产品策略方面：从通道服务向理财服务转变

券商经纪业务的产品是为投资者提供证券交易服务，国外券商在佣金自由化后产品品种日趋多样化，主要呈现以下三种类型：一是价格低廉的交易服务，即为客户提供自动交易手段，其目标消费者是不需要咨询服务的投资者；二是为客户提供交易通道的同时增加了咨询服务，开展此类服务的券商一般没有自己的研究力量，而是通过第三方的研究资源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三类产品是经纪业务的最高层次，它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投资咨询服务，有的甚至客户买卖股票，这实际上已经发展为一种委托理财业务。实际上外国券商目前已经分化成全职经纪商、折扣经纪商和高折扣经纪商等三种类型，分别提供从“通道服务”直到“委托理财”的多层次服务，极大地提高了证券市场的运作效率。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券商的经纪业务主要是通道服务。交易佣金降低后，券商会在提供通道服务的同时，力争为投资者提供财务顾问、现金管理、财务计划等多样化、综合性的服务，尽快实现商业模式由通道服务向理财服务的转变。

B、价格策略方面：从单一定价向多元化佣金结构转变

尽管改佣前国内多数券商针对不同资金量的客户提供不同的返佣比例，但从国外经验看，佣金费率的结构远不如国外券商丰富和灵活。长期来看，我国券商可能会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推出多样化佣金结构以供投资者选择，具体可能从两个方面入手：（1）根据客户不同的资金量和交易金额制定不同的佣金费率，这里的佣金费率可以是与交易金额挂钩的固定比率佣金，也可以是与资金量挂钩的年费佣金制；（2）与客户收益挂钩的浮动佣金制度。所谓收益挂钩的浮动佣金制就是对投资者的每笔交易只收取少量的基本佣金，只有当投资收益达到一定水平时才收取增值佣金。与收益挂钩的浮动佣金制度实际是为客户提供了风险管理的增值服务。

C、销售渠道方面：由现场交易向非现场交易发展

以网上交易为主的非现场交易是全球证券经纪业务发展的趋势，具有下单方便、资金回流快、资讯获取灵活和咨询服务便利等特点，股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电话等多种通道进行下单和获取信息，摆脱了以往下单必到营业部的束缚，缩小了中小散户与大户及机构之间的信息差距。目前国内券商营业部现场交易的成本过高，总量调整在短期内难以完成，因此应该采取“变有形为无形”的策略，通过大力开展非现场交易来扩大客户群体，分摊和降低成本，逐步实现营业部现场交易和各种非现场交易并存的新型服务模式。因此同时在这场变革中，有一个很大可能从这次竞争中突围出来的群体，就是与网络技术结合比较紧密的新型券商。

D、促销策略方面：从分散促销向统一营销发展

从国外经验来看，当经纪业务的竞争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券商必须从产品、价格、区位、促销、流程以及形象演示等多视角来全方位地进行形象推介，以提升经纪业务市场份额。我国券商以往在营销过程中各营业部孤军奋战的特点比较明显，不利于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未来的趋势可能走向全面的客户营销体系，要求以公司为整体来面对所有的客户，通过建立由多部门人员组成的营销小组，来充分利用公司所掌握的资源，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树立客户营销的竞争优势。

3、目前浮动佣金制的实施措施还是单一的，既没有补充说明，也没有配套制度，缺少相关配套的改革措施。我国证券公司之间的竞争还属于“低水平重复竞争”，如果浮动佣金制实施成功，市场将形成以大规模券商、专业特色券商和新型券商并存的局面。而这一切离开了相关的持续的制度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证券行业准入、营一网点设置、业务创新等方面和其它方面，将会有更多的有关核准制下的市场化方向的政策予以颁布。

佣金浮动制是我国证券市场适应加入WTO的必然选择，也是作为证券市场规范化、国际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步骤。目前的佣金制度改革只是刚刚起步，从监管部门到证券公司、投资者，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佣金市场化后，证券公司必须转变传统的经纪业务运作模式，加大成本控制和业务创新力度，提高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可以预料一些经营管理不善的证券公司终将被兼并或退出证券行业，而那些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证券公司将不断发展和壮大。最终佣金改革将促进证券公司优胜劣汰并进而全面提升证券业的整体实力，各投资者也会从中受益非浅。

「参考文献」

（1）刘秀兰：《关于中国发展网上证券交易思考》，《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3期。

（2）蒋健蓉：《国证券市场佣金制度的发展思路》，《上海金融》2000年第10期。

（3）符斌，李继红：《我国证券交易佣金制度探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