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市场范文10篇

菲律宾市场范文篇1

外资银行最早进入菲律宾可追溯到19世纪后半期，1872年，渣打银行（StandardCharteredBank）就设立了菲律宾分行。菲律宾现有的18家外资银行，主要在两个阶段进入的：一是1948年《银行法》通过之前，二是1994《银行自由化法》通过之后。第一阶段进入的老牌外资银行分别是渣打银行（StandardCharteredBank），汇丰银行（TheHongkongandShanghaiBankingCorporation,Ltd.，1875年进入），花旗银行（Citibank,1902年进入），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1947年进入）。1948年《银行业法》标志着菲律宾银行业对外开放大门的关闭，这一状况持续到1994年。1994年5月菲律宾通过的《银行自由化法》重启了银行业对外开放大门，这一阶段是外资银行大量进入的时期。1995年以来，有14家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市场，约占外资银行总数的77.8%。

二、外资银行在菲律宾市场的发展特征

1.数量增加迅速，总资产增长较快。1994年《银行自由化法》的通过掀起了外资银行进入热潮。1995年～2002年期间，新增外资银行14家，占目前的42.9%。同时，外资银行总资产增加较快，由1994年末的864亿比索提高到2005年末的5805.54亿比索，增长5.7倍。

2.进入时间相对集中。新增的14家外资银行集中在1995年～2002年期间进入，且自2002年以来不再有新的外资银行进入。这是因为：一方面，1994年的《外资银行自由法》只允许新增10家外资银行进入，而央行在1995年就颁发7张牌照。另一方面，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对内资银行负面影响逐步减弱，通过收购内资银行来设立子行形式进入菲律宾市场的机会也大为减少。

3.进入形式主要以分行形式为主。外资银行进入一国市场，采取的最主要组织形式是分行、子行。就进入形式而言，东道国通常更欢迎子行形式，因为：子行具备更多自有资本，增强经营管理和防范经营风险的能力；子行行为具有更大独立性，更专注于东道国市场，经营活动与资金流动更稳定；子行经营管理团队更趋于本土化，有利于东道国银行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

三、外资银行在菲律宾银行业中的地位

1.市场份额。1995年前仅有四家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市场，1995年末外资银行市场份额升至10%，随着外资银行参与程度持续增加，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对内资银行的负面冲击，外资银行市场份额逐步上升，在2001年末达到最高值19%。此后新增外资银行的步伐逐步停止以及内资银行走出困境，外资银行市场份额明显下降，2002年末跌至为14%。目前外资银行市场份额保持稳定，2003年～2005年期间各年末依次为13.7%、13.8%、13.5%。

2.存款占有率。截至2006年3月末，菲律宾商业银行吸收的总存款为26214.84亿比索，其中，外资银行吸收的总存款为3505.06亿比索，占全部商业银行总存款的13.4%，考虑到外资银行普遍分支网点大大少于内资银行,显示储户对外资银行有较高的认可度。

3.贷款占有率。截至2006年3月末，菲律宾商业银行发放的总贷款为17334.64亿比索，其中，外资银行总贷款为2950.87亿比索，占全部商业银行总贷款的17%。外资银行相比较于内资银行更愿意向市场提供资金，弥补了菲律宾经济增长的资金缺口，实现了《银行自由化法》的重要立法目标，即吸收外资以促进经济增长。

4.净资产回报率（ROE）。外资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分布不均衡，总体上优于内资银行。截至2006年3月末，在全部42家商业银行净资产回报率排行榜中，前五位商业银行有四家外资银行。但部分外资银行也出现净资产回报率为负排名靠后的情况，有意退出菲律宾市场的美国银行、JP摩根大通银行、新加坡大华银行。

5.不良贷款率。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普遍低于内资银行。截至2006年3月末，18家外资银行中，不良贷款率低于4%的有14家（其中5家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为零），剩余四家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是：中国国际商业银行4.34%，渣打银行6.45%，大众银行11.17%及大华银行59.25%。而同期，资产规模最大的前六家内资银行不良贷款率均超过5%。

6.发展不均衡。1995年前进入的四家外资银行，除美国银行逐步撤离菲律宾市场外，花旗、汇丰和渣打银行已成为菲律宾最大三家外资银行。在资产、贷款额和存款额三个指标上，花旗、汇丰、渣打三家总和都分别占到全部外资银行的比重超过60%。截至2006年3月底，花旗、汇丰、渣打三家银行资产总和占菲律宾全部外资银行资产的62.46%，而这三家银行发放的贷款额占全部外资银行发放贷款总额的65.80%。

四、外资银行对菲律宾银行体系的影响

1.提高了商业银行效率。Claessens（2001）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提升了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并且这种效率的提高在外资银行刚进入就会产生，与外资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没有太大关系。1995年以来，外资银行集中涌入菲律宾，明显给内资银行带来竞争压力，激发内资银行树立竞争意识。近几年，内资银行迫于压力已采取多项应对措施：加速并购活动、增加新技术投资、提高银行广告宣传、引入新产品和服务、拓展客户范围等。Unite和Sulliva（2001）对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的实证检验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导致内资银行营运效率得到改善，内资银行的营运费用在下降。

2.治理结构得到改善。AbgeloUnite和MichaelSullivan（2001）研究发现：内资银行内部持股集中度在下降，平均内部持股比率由1992年55.34%下降到1998年的43.25%，其中，家族企业持股比例下降明显。一是菲律宾近几届政府致力于推行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以及银行业自由化减少了企业寻租的机会，尤其是家族企业，导致内资银行内部持股比率不断下降。二是过去在市场封闭环境下，家族企业在银行内部持股比率较高，形成关系型银行，在家族式公司治理模式下，这些银行的利差高且盈利状况好。然而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市场不断开放、竞争加剧，这些银行受到的冲击最大。外资银行的进入推动了内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

3.完善菲律宾金融市场。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培育菲律宾金融衍生市场和其他发达国家特有的市场类型。这些市场在美国和欧洲有很长的发展历史，而在菲律宾仍处于起步或萌芽阶段。在这些领域，本地专家很少，外资银行进来后，这些专业知识可以一手获得，或者通过互惠安排从外资银行母国获得。

4.外资银行进入初期人才争夺激烈。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初期，导致内资银行人才流失严重。人才流失不仅包括中高级管理人才，而且包括基层管理人才。在部分外资银行与内资银行之间甚至出现纯粹本地人才之间的对抗局面。长期来看，外资银行是有利于银行人才培养，例如内资银行的许多高级管理人员都曾受过花旗银行菲律宾分行的培训。

5.内外资银行初步竞争领域集中在银行批发业务部门。受营业网点少及央行的管制，外资银行总体上集中发展批发业务，在公司存、贷款、投资银行及外汇交易等业务上与内资银行竞争激烈。外资银行往往采取“摘樱桃”战略，争夺高端客户。基于外资银行普遍回报率高于内资银行的事实，说明了外资银行这一战略较为成功，这也导致内资银行迫于竞争而选择非优质客户，部分内资银行甚至出现了贷款损失拨备金增加的势头。

五、结束语

菲律宾市场范文篇2

外资银行最早进入菲律宾可追溯到19世纪后半期，1872年，渣打银行（StandardCharteredBank）就设立了菲律宾分行。菲律宾现有的18家外资银行，主要在两个阶段进入的：一是1948年《银行法》通过之前，二是1994《银行自由化法》通过之后。第一阶段进入的老牌外资银行分别是渣打银行（StandardCharteredBank），汇丰银行（TheHongkongandShanghaiBankingCorporation,Ltd.，1875年进入），花旗银行（Citibank,1902年进入），美国银行（BankofAmerica，1947年进入）。1948年《银行业法》标志着菲律宾银行业对外开放大门的关闭，这一状况持续到1994年。1994年5月菲律宾通过的《银行自由化法》重启了银行业对外开放大门，这一阶段是外资银行大量进入的时期。1995年以来，有14家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市场，约占外资银行总数的77.8%。

二、外资银行在菲律宾市场的发展特征

1.数量增加迅速，总资产增长较快。1994年《银行自由化法》的通过掀起了外资银行进入热潮。1995年～2002年期间，新增外资银行14家，占目前的42.9%。同时，外资银行总资产增加较快，由1994年末的864亿比索提高到2005年末的5805.54亿比索，增长5.7倍。

2.进入时间相对集中。新增的14家外资银行集中在1995年～2002年期间进入，且自2002年以来不再有新的外资银行进入。这是因为：一方面，1994年的《外资银行自由法》只允许新增10家外资银行进入，而央行在1995年就颁发7张牌照。另一方面，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对内资银行负面影响逐步减弱，通过收购内资银行来设立子行形式进入菲律宾市场的机会也大为减少。

3.进入形式主要以分行形式为主。外资银行进入一国市场，采取的最主要组织形式是分行、子行。就进入形式而言，东道国通常更欢迎子行形式，因为：子行具备更多自有资本，增强经营管理和防范经营风险的能力；子行行为具有更大独立性，更专注于东道国市场，经营活动与资金流动更稳定；子行经营管理团队更趋于本土化，有利于东道国银行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

三、外资银行在菲律宾银行业中的地位

1.市场份额。1995年前仅有四家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市场，1995年末外资银行市场份额升至10%，随着外资银行参与程度持续增加，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对内资银行的负面冲击，外资银行市场份额逐步上升，在2001年末达到最高值19%。此后新增外资银行的步伐逐步停止以及内资银行走出困境，外资银行市场份额明显下降，2002年末跌至为14%。目前外资银行市场份额保持稳定，2003年～2005年期间各年末依次为13.7%、13.8%、13.5%。

2.存款占有率。截至2006年3月末，菲律宾商业银行吸收的总存款为26214.84亿比索，其中，外资银行吸收的总存款为3505.06亿比索，占全部商业银行总存款的13.4%，考虑到外资银行普遍分支网点大大少于内资银行,显示储户对外资银行有较高的认可度。

3.贷款占有率。截至2006年3月末，菲律宾商业银行发放的总贷款为17334.64亿比索，其中，外资银行总贷款为2950.87亿比索，占全部商业银行总贷款的17%。外资银行相比较于内资银行更愿意向市场提供资金，弥补了菲律宾经济增长的资金缺口，实现了《银行自由化法》的重要立法目标，即吸收外资以促进经济增长。

4.净资产回报率（ROE）。外资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分布不均衡，总体上优于内资银行。截至2006年3月末，在全部42家商业银行净资产回报率排行榜中，前五位商业银行有四家外资银行。但部分外资银行也出现净资产回报率为负排名靠后的情况，有意退出菲律宾市场的美国银行、JP摩根大通银行、新加坡大华银行。

5.不良贷款率。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普遍低于内资银行。截至2006年3月末，18家外资银行中，不良贷款率低于4%的有14家（其中5家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为零），剩余四家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是：中国国际商业银行4.34%，渣打银行6.45%，大众银行11.17%及大华银行59.25%。而同期，资产规模最大的前六家内资银行不良贷款率均超过5%。

6.发展不均衡。1995年前进入的四家外资银行，除美国银行逐步撤离菲律宾市场外，花旗、汇丰和渣打银行已成为菲律宾最大三家外资银行。在资产、贷款额和存款额三个指标上，花旗、汇丰、渣打三家总和都分别占到全部外资银行的比重超过60%。截至2006年3月底，花旗、汇丰、渣打三家银行资产总和占菲律宾全部外资银行资产的62.46%，而这三家银行发放的贷款额占全部外资银行发放贷款总额的65.80%。

四、外资银行对菲律宾银行体系的影响

1.提高了商业银行效率。Claessens（2001）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提升了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并且这种效率的提高在外资银行刚进入就会产生，与外资银行所占的市场份额没有太大关系。1995年以来，外资银行集中涌入菲律宾，明显给内资银行带来竞争压力，激发内资银行树立竞争意识。近几年，内资银行迫于压力已采取多项应对措施：加速并购活动、增加新技术投资、提高银行广告宣传、引入新产品和服务、拓展客户范围等。Unite和Sulliva（2001）对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的实证检验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导致内资银行营运效率得到改善，内资银行的营运费用在下降。

2.治理结构得到改善。AbgeloUnite和MichaelSullivan（2001）研究发现：内资银行内部持股集中度在下降，平均内部持股比率由1992年55.34%下降到1998年的43.25%，其中，家族企业持股比例下降明显。一是菲律宾近几届政府致力于推行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以及银行业自由化减少了企业寻租的机会，尤其是家族企业，导致内资银行内部持股比率不断下降。二是过去在市场封闭环境下，家族企业在银行内部持股比率较高，形成关系型银行，在家族式公司治理模式下，这些银行的利差高且盈利状况好。然而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市场不断开放、竞争加剧，这些银行受到的冲击最大。外资银行的进入推动了内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

3.完善菲律宾金融市场。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培育菲律宾金融衍生市场和其他发达国家特有的市场类型。这些市场在美国和欧洲有很长的发展历史，而在菲律宾仍处于起步或萌芽阶段。在这些领域，本地专家很少，外资银行进来后，这些专业知识可以一手获得，或者通过互惠安排从外资银行母国获得。

4.外资银行进入初期人才争夺激烈。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初期，导致内资银行人才流失严重。人才流失不仅包括中高级管理人才，而且包括基层管理人才。在部分外资银行与内资银行之间甚至出现纯粹本地人才之间的对抗局面。长期来看，外资银行是有利于银行人才培养，例如内资银行的许多高级管理人员都曾受过花旗银行菲律宾分行的培训。

5.内外资银行初步竞争领域集中在银行批发业务部门。受营业网点少及央行的管制，外资银行总体上集中发展批发业务，在公司存、贷款、投资银行及外汇交易等业务上与内资银行竞争激烈。外资银行往往采取“摘樱桃”战略，争夺高端客户。基于外资银行普遍回报率高于内资银行的事实，说明了外资银行这一战略较为成功，这也导致内资银行迫于竞争而选择非优质客户，部分内资银行甚至出现了贷款损失拨备金增加的势头。

五、结束语

1994年菲律宾的《银行自由化法》重启外资银行进入的大门。随着菲律宾政府进一步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开放政策，以及履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相关规定，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将会有更大的提高。目前，菲律宾政府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措施主要有：（1）停止向外资银行颁发新的营业执照，外资银行只能通过收购菲律宾现有银行方能进入；（2）1995年后以分行形式进入的外资银行，最多只能开设6个营业网点；（3）外资银行收购当地注册商业银行100%股权的有效期限为7年（2000年至2007年），此后，外资银行在当地注册商业银行的股权必须降至60%以下；（4）外资所控制的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必须低于30%。在现有的监管条件下，外资银行不可能控制整个银行体系。可见，适当的监管措施，东道国可避免外资控制本国银行体系。

菲律宾市场范文篇3

摘要: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政府“菲化”的教育制度、多元化的语言环境、模糊的教育理念,是造成华文教育现状主要因素。华文教育发展的前景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华文人才的市场需求以及华文教师素质的提高。以事物发展的结果来评价事物发展的过程,并由此推想它的发展前景,是人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如何评价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以及如何展望她的前景,自然也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在菲律宾,中学毕业以后还不能开口说华语的学生绝对不在少数,父母子女之间,祖孙之间,坚持用华语交际的人越来越少,华人子孙中连一句闽南语也不能讲的越来越多,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在菲律宾华人社会,谈起华文教育的现状与前景,莫不忧心忡忡。《易传1蹇卦》曰:“蹇,难也,险在前也。”①这是我的学员在学习中国文化时用《周易》预测法为菲律宾华文教育前途所卜的卦,虽然不足为凭,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心中深深的隐忧。的确,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人们面临着诸如学生厌学,师资匮乏,教材不统一,教学方法不统一,教学效果不佳等等一系列共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摸清它的来龙去脉,才可以有一个冷静的清醒的认识,最终推动我们为之奋斗的华文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归纳起来,造成华文教育现状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教育制度的问题当然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菲律宾政府对全国各侨校开始正式执行菲化政策,中学学制由过去的六年改为四年,华文课时不能超过两小时,从而使华文教育失去了时间上的保障;其次是考试制度,上大学不必考华文,从而使学生失去了学习华文的基本动力。事实证明,菲律宾的教育制度对华文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极大地限制了华文教育的发展。语言环境的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菲律宾土生土长的年轻一代的华人已经基本失去或正在失去华语环境,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老一代华人的父辈祖辈由于多处于艰难创业阶段,出于经济的原因而不得不亲自抚养子女。另一方面也由于业务规模较小而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子女相处,从而不自觉营造了一个大菲语环境中的小华语环境。随着业务规模的逐渐扩大,华人的经济实力也逐渐雄厚,多数华人已少有时间与家人子女团聚交流,小孩由于交给菲人保姆抚养而使菲语成为小孩的第一语言。父母为了迁就子女的语言习惯也被迫使用菲语与子女交流,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菲语的母语地位,给华文教育带来先天的不足。在以上两个问题的大背景条件下,华文教育就产生了是第一语言教学还是第二语言教学的问题。对以何种语言教学的定位牵涉到培养目标,教材编写,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这是一个教育理念的问题。这个教育理论到现在也还不能有一个被大家共同接受的定位。随之而来的各行其是给华文教育带来一定程度的困惑和阻碍。师资问题也是比较严峻的。菲律宾的华文教师绝大多数为女性,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

老一辈教师国学功底较好,却是年龄偏大。近几年来菲的新侨加入华教队伍,部分缓解了华文师资的紧缺状态,却又多数缺少正规完整的师范教育的熏陶。总体来看,师资队伍可选择性少,青黄不接,学识素养都不很理想。菲律宾华文教育的出路何在?前景如何?这是许多人都迫切关心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教育制度的问题,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教育制度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制度只是一种形式,只是一种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还得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所以,决定教育成败的主要因素还是市场。也就是说,市场的需求才是华文教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还是适应社会的需求,为社会的发展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黄端铭先生曾经提出:“要把华裔学生培养成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菲律宾公民。”②这个“中华文化气质”自然就是基于市场的需求、基于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而提出来的,决不是简单的“中华情结”,或是文化上的“反同化”的问题。那么,决定华文教育发展的市场前景如何呢?笔者认为这又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地区或世界经济的走向,也取决于菲律宾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和前景。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已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发展,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六大确立了建立小康社会的务实的目标。有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在2020年将达到目前日本的经济发达水平。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是一片光明。朱基总理在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在十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十国涵盖十七亿人口,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场,势必带动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届时将需要大量的中英文人才。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需求不是区区一个菲化制度可以限制和阻碍的。随着世界性的学习华文热潮的兴起,菲律宾华文教育也终将走出低迷的谷底,走上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语言环境是社会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形成的,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不是朝夕之间用人力可以改变的。

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我们可以“守”,即守住现有华语教学课的阵地,利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尽量营造一个纯粹的华语环境,尽量减少英语或是菲语的侵入,尽快丢掉英语或闽南语的“拐杖”,过河要“拆桥”。如果连这块阵地都不能坚守,在课堂上放任学生使用英语或菲语回答问题,此消彼长,那就真的是很危殆了。一个正确的教育理念的形成,应该是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充分认识、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菲律宾的语言环境是一个多元化的环境,社会环境以菲语为主导,学校教育则以英语为主导,华语闽南语流行于侨社和部分家庭的交际之中,处于从属地位。把华文教育等同于母语教育,融语言教学、文学熏陶于一炉的方法显然是不妥当的,一个连语言交际尚且存在困难的学生,又怎能谈得上文学素养的提升?但是,如果把华文教育定位于第二语言教育,完全等同于“教外国人学汉语”的模式,是否就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方法呢?笔者认为,这种定位也并不是完全合乎客观实际的。因为汉语在菲律宾的地位,并不就等同于英语之在中国,或是汉语之在韩国日本。汉语在菲律宾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由于历史的积淀,菲华社会相对独立的交际场合,华语新闻媒体的长期浸染,加上大量来自中国的新侨民的加入,华语还是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一定空间的。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如果简单执行第二语言的教学模式,大量的听说读写之外,完全忽略教材的文学文化色彩,忽略非理性的语感的培养,忽略艺术感染力,是不是也会造成教学的枯燥乏味,从而影响到教学的效果,从而最终也难以达到“把华裔学生培养成具有中华文化气质的菲律宾公民”的目标呢?

在第一语言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之外,还可不可以有一个既非第一也非第二的语言教学模式呢?师资自然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但师资也主要是取决于市场。目前菲华社会已经为师资格训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举办长期教师进修班,选送有志于从事华教工作的中学毕业生到中国长期培训,举办各种类型的讲习会等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不懈的努力,自然总会有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些依然不是一个“治本”方法。解决师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笔者认为,一是要在现有的教师队伍中引进竞争机制,奖勤罚懒,奖优罚劣,优胜劣汰,宁缺勿滥。二是引进人才,中国大陆已积聚了相当数量的师范教育人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刚毕业的青年学生,花费不是太大,为什么不可以到内地引进一批这样的人才呢?当然引进也还是取决于市场,菲律宾的教育产业收入并不低于中国,只要有决心,培训和引进相结合,双管齐下,师资问题不难解决。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能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能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能为天下谷。”③探索菲律宾华文教育的现状,就是要“知”,要深入了解,要准确把握,了解和把握华文教育的优势和弱势所在;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展望华文教育的前景,就是要“守”,守住弱势的地位,守住自己的阵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努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最终“万物将自化”,④相信菲律宾华文教育的春天终将到来。

参考文献:

①《易传1蹇卦》,选于《四书五经》,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4.----1222页

②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主编《华文教育》第11卷第11期地2版

菲律宾市场范文篇4

[关键词]菲律宾;高等教育；经济；不协调

Abstract:Thebestrelationshipbetweenhighereducationandeconomyisthattheyarewellcoordinatedandhelpeachotherforward.Inthisrespect,wecanlearnlessonsfromPhilippines.Onlybycooperativeefforts,cantheconsistentdevelopmentofthetwoberealized,becausetherearemanyfactorswithinandoutofhighereducation.

Keywords:Philippines;highereducation;economy;inconsistency

在经受300多年殖民统治后，菲律宾战后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令人瞩目。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菲律宾每10万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如此快速的发展在为其做出一定贡献的同时，由于固有的原因，也导致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本文旨在论述其不协调的一面。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状况

菲律宾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私立高等教育的贡献，无论是私立高等教育学校数还是就读学生数都占整个高等教育的绝大部分。由于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采取放任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使得私立高校数量在战后激增，50年代初，就有350所之多，将近战前的四倍。1962～196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菲律宾学院和大学数量占东南亚高等教育机构的一半还多。直到2003～2004年度，菲律宾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都高于WEI和OECD国家的平均值，在2005～2006学年，共有高校1647所，其中公立高校182所，私立高校1465所[1]。

然而在其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即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与经济发展之间产生了不协调。在1967年，Harbison和Charles做了一项有关75个国家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建立教育发展与经济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模型。他按照经济发展状况选取了四个不同层次的国家：不发达国家、部分程度发达国家、半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但这项研究却将菲律宾排除在外，原因是在菲律宾这二者之间并不成正相关，表现在高等教育在规模发展上排名很高，而经济发展状况却排名很低。如表一所示，菲律宾高等教育入学比例比发达国家还高，而国民生产总值却仅仅稍高于不发达国家。这种状况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到1990年菲、泰、马三国的大学生毛入学率分别为28.2%、16.7%和7.3%，而同年人均GDP分别为713.4美元、1401.6美元和2372.5美元[2]。在三个国家中菲律宾大学入学比例最高，而人均GDP却最低。二、不协调的原因分析

导致二者发展不协调的原因众多，当然有历史的影响也有现实的限制。本文仅选取两点加以介绍：

1价值取向影响

西班牙和美国殖民主义关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思想和政策对菲律宾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西班牙统治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菲律宾普通民众来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西班牙殖民者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的政策，也使菲律宾人感觉到“上层”和“下层”的不同，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争取向上流动机会的想法增加了菲律宾人对高等教育的追求。到美国统治时期，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政策给了菲律宾人民释放需求以及满足对白领、上层向往的契机。正是出于这样的经历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此种认识，使得高等教育注册学生数量众多，且这些学生大都是为了追求一纸文凭而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向往“白领”轻视“蓝领”，他们大多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实际需求。再加上高校尤其是私立高校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运作，这样一来，个人对高等教育的追求在带来“数量上的繁荣”的同时导致高等教育脱离经济发展也就不难想象了。正如菲律宾前任教育部部长OnofreCorpuz所说：“菲律宾人民将教育看成一种消费品而不是一项投资；把获得文凭看作是进入高等教育的目标。他们认为菲律宾高等教育与作为国家发展的工具相比，更多的是一种符合宪法的权利，重点在于社会消费而不是有目的的投资。”[3]

2结构脱节

20世纪60年代之前，菲律宾是亚太地区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其工业实力远远超过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韩国，仅次于日本。作为新兴工业部门的制造业一直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其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日本为34%，菲律宾为20%，高于新加坡的12%，泰国的13%[4]。显然菲律宾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技术熟练工人和中高级技术人才。然而，从表二我们可以看出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相关专业的注册比例却很低。学生主要集中在师范、社会科学、工程（大多都不选择国家所需的技术专业，而更多地选择工程师）和医学。

同时，我们还可看到菲律宾高校自然科学的注册学生比例也很低，这种状况长期不曾改变，自1999～2000学年至2004～2005学年都在1%～12%之间徘徊，这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一个国家能离开科学技术而真正得到发展。在菲律宾，学校管理者和学生家长也都抱怨高等教育过多强调社会科学而忽略了自然科学。然而，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不足以及本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所需，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事实上，二者不仅在结构上产生不协调而且菲律宾高校人才培养数量也超过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力需求总量，结果是毕业生就业难、文凭贬值、失业情况严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商业/企业管理学科的毕业生数量大大超过社会、经济部门的吸收能力。

三、为改善不协调所做出的努力

为更好地调查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1969年成立了菲律宾教育调查总统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其1970年的报告中对加强高等教育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之一便是“协调高等教育的专业课程计划”。1972年9月，菲律宾政府颁布的《教育发展法令》制定了1973～1983年10年发展规划，规定这一时期的教育目标是广泛开展普通教育，为国家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中级技术和高级专业人才。1974年，菲律宾政府又在《新劳动法令》中明确指出，必须通过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根据上述目标，在高等教育中把重点从文理各科逐渐转向工程技术等应用学科。

到阿基诺执政时期，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将提高教育质量、增强教育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提供更均等的教育机会和改善管理效益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而且为了准确地反映社会及各级部门的人力需求，阿基诺政府还成立了“机构总统委员会”，协调有关政府机构合作调查全国各地区的人力供求状况；教育文化体育部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也组织专门小组研究中、高级人力供求状况。教育文化体育部在“国家经济发展署”的协作下，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所需专业（简称“优先专业”），以提供助学金的方式鼓励公、私立高校学生攻读优先专业[5]。就此，我们可以看出，菲律宾在改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状况时，已经注意到了管理层面各机构的协调合作，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合的管理系统，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

而且，为适应社会对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菲律宾许多高校还开设了相关的学位课程和非学位课程。还有不少大学与工业企业合作培训专门的技术人才，开展企业内教学科研[6]，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减少了人才培养和社会所需的脱节。另外，政府还采取了其他的一些措施，如通过设立“大学后沟通计划”，加强工业界与学术界的联系等。

四、改革效果评价与反思

尽管自从意识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不协调后，菲律宾就一直在努力改变这一情况，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从表四所显示1999～2005年就读各专业的学生数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学生对专业的选择还延续着菲律宾一直以来的情形，排名前三位的基本上都是工商管理、师范和教育以及工程技术专业，只是在2004～2005学年医学一跃成为第二位，而这也是出于市场尤其是国外市场、学生市场的需求，满足了学生国外就业的需要，而且也部分程度地导致了国家人才的流失，甚至相关行业人才的缺乏。尤其不可忽略的一个背景是在菲律宾高等教育中，私立高校所占比重基本都在80%以上，而私立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学费，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其专业设置便一味迎合学生需求，而忽略了社会经济实际发展所需。

导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国家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原因众多，其间情况复杂，这也是菲律宾政府和高校虽一直努力却效果不甚显著的原因所在。就菲律宾而言，除上述原因外，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等教育管理不善使有限的资源重复浪费导致高等教育的低质量，以及菲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也有着不可逃脱的责任。因此，要更好地改善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针对菲律宾现状，笔者认为不能将高等教育完全交由市场，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适当的以国家发展为导向的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在专业设置、选择观念上予以引导之外，一并重要的是管理上的改革，即应形成一个整合的、系统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从而可以在全面收集信息、对市场实际需求作出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对整个高等教育有一个合理的国家层面的宏观规划。另外，菲律宾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值得我们深思。菲律宾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其私立高等教育功不可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菲律宾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主要是私立高等教育发展不善所致。如今，在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日益减少以及各方需求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已成为世界性趋势。那么，在私立高等教育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因私立高等教育的盲目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不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现阶段民办高等教育也在轰轰烈烈地发展中，如何对其进行合理规划，使其健康成长，为国家发展尽其所能，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菲律宾的前车之鉴在于，政府应在国家层面上对所有高等院校有一个宏观的整体规划，使各类高校在一个整合的体系中找准定位、各自发展，避免由于管理不当造成的资源浪费。同时，应该加强对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科学预测，引导高等教育相应发展，尽可能减少由于脱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而导致的毕业生失业现象。当然，科学的预测需要一定的人力、技术与设备的配套进行，而且由于经济发展的快速变化给预测带来不少阻碍，这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这至少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方向。

总之，高等教育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大系统中，影响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因素众多。因此，二者的协调发展就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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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pifaniaRCastroResposo.TheRoleofUniversitiesintheDevelopingPhilippines[M]．AsiaPublishingHouse,INC,1969.115．

[4]沈红芳.菲律宾拉莫斯政府的经济改革及其成效[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2．

菲律宾市场范文篇5

菲律宾进口商品排名前十的分别是:电子产品、矿物燃料及润滑油和有关材料、交通运输设备、工业机械和设备、其他食物和活畜、钢铁、谷物和谷物制品、杂项制成品、电信设备、塑料。其中，电子产品是最主要的进口商品，2015年进口205.59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28.9%，同比增长34.4%。矿物燃料及润滑油和有关材料进口额为92.49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13%，同比下降29.9%。排名第三的交通运输设备进口额为61.59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8.7%。工业机械和设备进口额为41.44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5.8%。其他食物和活畜进口额为26.96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3.8%。值得注意的是，排名第六的钢铁，2015年进口额同比增长了47%。

二、中国与菲律宾贸易的主要情况

2015年菲律宾与前十大贸易伙伴的总贸易额为1019.28亿美元，占菲律宾对外贸易总额的78.5%。菲律宾的三大出口目的地为日本、美国、中国香港。三大进口来源地为中国、美国、日本。2015年，中国是菲律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为176.5亿美元，占菲律宾贸易总额的13.6%。2015年菲律宾出口到中国61.75亿美元，进口114.71亿美元，贸易逆差为52.96亿美元。菲律宾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电子产品和矿产。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电子产品和钢铁，中国是菲最大进口来源地。根据菲律宾国家统计局2006—2015年外贸数据，10年来，中菲双边贸易整体趋势呈上升状态。2015年，中菲贸易额为176.5亿美元，相比2006年的82.3亿美元翻了一倍多。十年里，除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2009年贸易额直降约30亿美元外，双边贸易额基本逐年上升。另外，2015年由于菲律宾对中国出口额下降，整体贸易额有所下滑。中国是菲律宾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国，也是菲律宾的最大进口国。近十年里，中国基本稳定在菲律宾主要出口国的第三和第四名。2006—2011年菲律宾出口中国的前五大商品中还包括香蕉、椰子油等农产品，但2012—2015年，菲律宾对中国的前五大出口商品中就不再有香蕉等农产品。菲律宾对中国主要出口电子产品、矿产、化学制品等，菲律宾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电子产品、钢铁、工业机械及设备等。菲律宾的制造业是贸易核心，主要对中国出口电子产品。同时菲律宾的很多零部件和机械制品需要进口，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与菲律宾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互补性。但是，电子产品在中菲贸易中的比重在下降，2015年菲律宾对中国出口的电子产品占出口总额的54.9%，相比2006年的82.4%明显下降，中菲贸易内容的多元化趋势明显。

三、中菲贸易发展前景展望

中菲在南海发生冲突后，经贸往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主要集中在投资领域，贸易领域则仍然在不断向前发展。在投资领域，与日本、美国、韩国、荷兰等国相比，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一直较低。中菲政治关系的恶化，无疑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菲律宾的投资热情。菲律宾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尽管2008—2011年间来自中国的投资份额稳步增加，但在2012—2013年期间，来自中国的投资份额又开始急剧下降，而这无疑与中菲关系的紧张有关。在贸易领域，中菲贸易额仍在快速增长。近年来，菲律宾经济较为健康，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有发展潜力的贸易伙伴。从经济发展来看，菲律宾近年来经济增长迅速。2010—2015年菲律宾经济年增长率分别为7.6%、3.7%、6.8%、7.2%、6.2%、5.8%，虽然2015年5.8%的增幅未能实现菲律宾政府年初设定的7%—8%的增长目标，且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值，但鉴于2015年世界经济低迷、金融市场动荡、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下滑，菲经济取得的成绩实属不易。横向比较亚洲主要经济体，菲经济增速仅低于印度、中国和越南，在亚洲范围内仍属第一方阵，和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老东盟国家相比更是独占鳌头。从产业结构来看，2015年菲一、二、三产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5%、33.5%和57%，服务业带动、工业为辅、农业疲软，与我国的经济有一定的互补性。菲律宾2014年超过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外包接包国。2015年菲国内上千家服务外包(BPO)公司产值达220亿美元，同比增长16.4%。预计菲BPO行业收入不久将超过外劳汇款，成为菲第一大创汇来源。2015年菲工业产值为901.9亿美元，同比增长6%。其中，制造业、建筑业、能源和矿业产值占比分别为65%、22.3%、10.2%和2.5%。菲制成品主要是电子、食品等轻工产品，占制造业产出的比重接近60%。2015年，菲平均生产指数为－4.42%，制造业同比仅增长2.5%，增幅较2014年的10.5%下滑较大，显示出国际经济不景气对菲本土制造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菲农业生产仍未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行业产值为299.7亿美元，同比仅增长0.2%，远低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3%的平均增速。从财政状况来看，菲总体发展不乏亮点。鉴于菲近年经济持续增长、财政状况不断改善，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普、穆迪都把菲律宾的主权信用评级上调至BBB－的投资级别。总体来说，2015年，菲律宾国际收支由亏转盈、债务逐步下滑、货币较为稳定。2015年菲国际收支盈余26.16亿美元，扭转了2014年28.58亿美元的赤字。年底外汇储备达806.7亿美元，同比增长1.4%，是短期外债的6倍，可支付近10.5个月的进口。2015年末，菲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36.8%，较2010年下降6个百分点。外债总额为77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6.5%，较2005年的59.7%大幅下降，比2014年下降0.3%，延续了2009年以来逐年下降的势头。内外债比为65:35，外债比例较2010年的42.4%有所下降，抵抗外部风险能力稳步上升。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比索对美元汇率跌至2010年来最低水平，从年初的44.6比索:1美元跌至年底的47.2比索:1美元，但贬值幅度较泰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等相对较小。南海冲突给中菲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中菲经贸持续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在中国“一路一带”倡议下，菲律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必将更上一层楼。2016年10月20日，主席在北京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会谈，实现了中菲关系的和解，中菲贸易将迎来一个新的机遇。由于菲律宾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电力、铁路、桥梁等供给严重不足，而菲律宾的矿石、海洋渔业和热带农产品丰富，中菲贸易将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个巨大的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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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冬．中菲经济关系与政治安全关系的差异性分析［D］．暨南大学，2013．

菲律宾市场范文篇6

菲律宾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首都马尼拉（Manila），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城市。菲律宾有“太平洋的果盘”、“亚洲的椰王”等美称。菲律宾是一个农业国，椰子和蕉麻（马尼拉麻）的产量居世界首位。

菲律宾的政府机关、商业界和学校都使用英语。日常见面，无论男女都握手，男人之间有时也拍肩膀。在菲律宾，拜访商界或政府办公厅，宜穿保守式样西装，须事先须约时间，由秘书安排。菲律宾人的时间观念不很严格，但客人最好准时赴约。菲律宾人天性和蔼可亲，善于交际，作风大方，所以，工作后的应酬也很多。稍为正式一点的宴请，请帖上就会注明“必须穿着无尾礼服等正装”。这时，假如没有无尾礼服，便可以穿上当地的正装——香蕉纤维织成的“巴隆塔卡乐库”衬衣，任何宴请都适用。据说，出席宴会时，尤其是家庭宴请，要尽量学着菲律宾人，放得轻松自在些，否则，若是显得很严肃，或者老是一本正经的话，反而会使女主人担心，因而，就失礼了。菲律宾人的家庭观念很强，他们喜欢别人谈论他们的家庭。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菲律宾人不那么喜欢美国那一套。有一些菲律宾家庭，进屋要脱鞋，客人要看主人怎么做。如果你带了礼物，到主人家时再送，过后最好寄上一封简短的感谢信。

菲律宾市场基本上仍在美国控制之下。许多大工业产销公司为美国人所设。菲商人多在美国受过教育。近年来，菲律宾的公司多采合资合作方式，公司管理人员的组织形式采用美国式，拥有所有权的董事会与实际经营公司业务的公司管理人员要严加区别，权力集中在董事长身上。没有附加Director(董事)之头衔的公司管理人员，即使是总经理、副总经理，也几乎没有诀定权，他们比较量头衔。华侨有60～70万，华侨商人势力较大。菲律宾商人喜欢依照美国方式邀请你到家中进晚餐。而华商则较喜欢邀你外出进餐夜游。菲律宾属基督教国家，生活极为西方化，相处时勿提二次世界大战。许多人会说中国话。马尼拉治安较差，警察往往不管事，除了银行饭店之外，在市内还有中央银行核可外汇兑换处所，但常会欺骗外来客。除非必要，晚上不要单独行走，并避免搭计程车。万一遇到强盗，最好百依百顺，否则对自己不利。不要轻易服用成药（在欧美、日本等地贩卖的药品，此地市场均有售）。所准备的药物，常会被认为吗啡之类，所以应随身携带医师的处方证。

菲律宾人，一般较随和。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显得偷快乐观，好像从不如到忧愁为何物。跟这些人打交道，你就不能“面无表情”，或是“三缄其口”。你若是面无表情或一声不发，他们会认为你不怀好意，或是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

菲律宾由于受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他们饮食习惯上，大多数人（约占人口的70％）以大米为主食，少部分人以玉米为主食。许多地方的人用手抓饭进食，食前先要把手洗净。副食有肉类、海鲜、蔬菜等。他们的胄口一般偏于清淡，味鲜。早餐爱吃西餐，午、晚餐爱吃中餐，但中上层人士爱吃西餐，就餐时，他们一般喜欢用香辣调味品，但不宜太辣在菲律宾，深受欢迎的名莱有咖喱鸡肉、虾子煮汤、肉类炖蒜、用炭火烤的整只小猪和抹上新鲜白干酪的米饼等。他们在饮食上还有一个特点，即男女都特别喜欢喝啤酒。菲律宾的内库利特人，索有黥刺的习俗。无论男女，内库利特人的小孩长到十二、三岁时，都要举行黥刺仪式。他们认为。黥刺花纹，男子就会更加勇敢，女子就会更加美丽。

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菲律宾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因此，菲律宾文化具有明显的西班牙化的特色；菲律宾的音乐，即使是民族音乐家的优秀作品，其曲调、节奏、旋律及感情色彩，也往往与西班牙音乐有许多相似之处。

商务洽谈中，对于对方所提出的无理要求，要明确地予以回答，不能暖味不明。选举期间，禁止喝酒，商店里禁止售酒。

菲律宾市场范文篇7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深化，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重新的优化配置和组合。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张，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作为六大生产要素和国际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劳动力国际流动，对于促进中国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拓宽信息来源渠道，为国民经济创造外汇收入，促进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菲律宾是世界上劳动力国际流动比较频繁的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对于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的现状与问题

（一）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的现状与特点

我国的对外劳务输出是建立在20世纪50、60年代向亚非等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后则是在对外经济合作框架之下，主要通过对外承包工程以及和国外雇主签订劳务合同，并直接派出劳务人员（包括对外设计咨询人员）这两个渠道进行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劳务合作渠道的不断拓展，我国的对外劳务合作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年均派出人数增长迅速，地区市场分布日趋多元化，行业领域越来越广，已经扩展到工业、农业、建筑、服务等多个领域。目前，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业务总量保持增长。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达559亿美元，合同额达599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62万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年营业额增长近80倍，年末在外总人数（包括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翻了几番。对外劳务合作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高增长时期后，营业额增长率基本上保持在年均10%－15%的增速。年派出人数、年末在外人数等都保持了稳步增长。2002－2003年受某些国家暂停引进中国劳务政策和“非典”疫情的影响，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受到了一定影响，但2004年后恢复了良好的增长态势。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海啸虽使外部宏观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但我国劳务输出各项指标依然呈现增长趋势。

第二，传统行业增加较快，部分省市高级劳务派遣有所突破。目前，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行业领域已日趋多样化，由最初的援外工程施工扩展到工业、农业、建筑、服务、环保和高科技等广阔领域，但我国外派劳务人员仍以非技术工人为主。统计数字显示，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农林牧渔业的外派劳务人员仍然占据劳工大军的绝大多数，约为75%，其中以制造业工人最多，占外派劳务总数的40%左右。与上述行业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从事科教文卫、设计咨询和IT服务业的高级外派劳务人员所占比重均不足1%。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收入和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海外普通劳务工资吸引力降低，加之国外对高级劳务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国外派劳务的构成将会发生变化，高层次劳务输出会逐渐增加。近几年，高级劳务极少的外派格局在某些发达省市已经有所突破，上海、江苏等地的外派高级劳务业务发展较快，软件工程师、高级厨师、医师等“三师”在海外劳务市场十分走俏，高级劳务外派量已经超过上海市每年外派劳务总量的30%。

第三，亚洲市场份额最大，其他市场比重有所提高。在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不断扩大和发展过程中，我国外派劳务人员在世界各大洲的分布情况随着输入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不断变化，总体来说，亚洲市场份额最大的格局会长期保持。据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商会的2006－2007年发展报告显示：亚洲市场的地位不可撼动，占据55%左右的份额，欧洲市场的比重保持近两年的上升势头。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主要分布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经过了30年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业务总量与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国是很不相称的，与亚洲很多劳务输出大国，比如菲律宾、印度也有相当大的差距。行业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前，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发展主要面临以下瓶颈问题：

一是对外劳务输出面临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和障碍。目前，劳务输入国出于保护国民就业和社会秩序等多方面考虑，均对普通劳务人员的引进在数量或行业上施加严格的限制，此种限制对以非技术工人为主体的我国劳务人员跨国流动形成了巨大障碍。同时，虽然劳务进口国都鼓励大量引进中高级技术人员，但是对引进人员的专业技术资质、学历文凭等认证方面的要求也甚为苛刻。此外，一些国家引进外国劳动力的政策也对我国劳务输出形成了隐性壁垒，比如美国法律规定，必须依次从本州、全美国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范围内证明无法满足职位空缺，才能雇用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欧美的部分国家至今尚未向我国开放劳务市场。

二是劳工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对外劳务输出立法滞后，多头管理体制极易引起混乱。目前，我国对外劳务输出还没有统一的立法。立法的严重滞后导致政府主管部门管理和调整对外劳务输出关系的法律依据不足，处理外派劳务法律纠纷时适用法律困难。对外劳务输出法律的缺位，还导致了政府各部门依据部门规章管理外派劳务业务，使多头管理问题日趋严重。一直以来，由商务部来负责对外劳务输出业务的管理，形成了以《对外劳务输出经营资格管理办法》为中心的管理体系。但近几年来，其他部委也开始进行外派劳务企业资格审批和市场管理工作，还有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及其挂靠机构办理外派劳务工作。这种多头行政许可，多头对外的格局，造成了部门之间的矛盾，妨碍了政策贯彻的一致性和对海外劳务市场的统一管理，影响了市场秩序，浪费了资源，不利于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统筹规划，制约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

三是我国外派劳务结构不合理，高级劳务人才储备不足。从结构上看，在我国潜在劳务输出人员中，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工人，技术含量低，外语水平低，对外交往能力差，绝大多数人只能从事非技术性工作，而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很低。从国际比较来看，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比如在计算机软件服务领域，我国所占市场份额仅为世界市场的1%。此外，我国的设计监理、经营管理、高级海员等行业的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对外劳务输出基地的建设亟待完善和提高。

四是对外劳务输出支持体系不完善。虽然我国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都积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支持对外劳务输出，积极推动与有关国家签署劳务合作协议、简化出国审批程序、建立劳务人员履约保险制度，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优惠政策，比如提供优惠贷款、减免费用等。但总体来看，支持对外劳务输出行业发展的力度仍然不够，支持体系不完善。企业管理人员和外派劳务出入境手续可以进一步简化，周期仍然可以缩短。政府有关部门在维护市场经营秩序、维护经营公司合法利益方面缺乏有效的支持手段，对外交涉力度不够。至今，我国尚未建立起一个能够搜集并及时传递国际劳务市场信息的专业化网络，经营公司和劳务人员得到的劳务信息极为匮乏，对国别市场政策法律环境不够熟悉。我国对对外劳务输出的法律支持也不足，对在国外发生的各种法律纠纷，也缺少相应的法律援助和支持。

二、菲律宾对外劳务输出的现状与经验

拥有8000万人口的菲律宾，是亚洲最大的劳务输出国，是仅次于墨西哥的世界第二大劳务输出国。从最初的因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外出务工，到今天“菲佣”品牌的建立，菲律宾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根据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公布的数字，2008年菲海外就业人数达到137.68万，超过2007年的107.76万，创历史新高。作为国家的主要外汇来源之一的对外劳务输出，极大地推动了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尽管对外劳务输出可能会给劳务输出国带来一些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政策风险，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积极促进对外劳务输出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能够有效地解决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菲律宾对外劳务输出中的许多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是政府积极的支持与参与。菲律宾将对外劳务合作定位为一个产业，在劳务输出的组织和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完备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统一协调，体系相对完善。同时，菲律宾政府还积极主动地进行劳务市场开发、与对应输入国进行多边与双边劳务合作谈判，有效地消除了他国对本国劳务输出的限制及显性和隐性的壁垒，此举极大地增加和扩大了菲律宾劳务输出的海外市场份额。

二是信息供给相对充分，服务保障体系较为健全。菲律宾有专门提供对外劳务输出信息的网站和合法规范的公司，政府在对外劳务输出较为集中的国家的大使馆专门设立了劳工事务参赞和秘书，及时提供所在国的劳务合作信息，同时帮助劳工处理纠纷、解决难题。此外，政府在财政方面也予以适度倾斜。比如，设立了紧急返遣基金、海外移民工人贷款担保基金、法律援助基金等海外劳工基金。

三是对外输出的劳务人员素质具有比较优势。对外劳务输出从劳务性质上看分为技术劳务输出和普通劳务输出，而菲律宾的劳务输出人员以前者居多。在菲律宾，90%的居民可以熟练使用英语，这为其居民进行海外劳务提供了天然的优势条件。同时，菲劳务输出人员在受教育程度上也存在比较优势。据调查统计，在菲律宾海外劳务人员中，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占19.2%、中等教育的占29.3%、高等教育的占19%；取得学士学位的占12.28%，学士以上学位的占0.88%。菲律宾女佣受教育的程度更高。在菲律宾女佣中，具有初级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占近95%，很多是大学毕业生，有的甚至是教师。良好的教育，进一步增加了菲律宾海外劳务人员的竞争力。此外，菲律宾劳务人员素质也与其高水平、严格的海外劳务人员培训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人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性格也增加了其劳务输出人员的对外适应能力。随着外出劳务人员素质的进一步提升，菲佣正逐步从“佣家型”向“智家型”转变，这为其赢得了更广阔的市场。目前，“菲佣”几乎占据了我国香港地区家政服务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人数超过20万。

三、进一步加快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的政策建议

结合现阶段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劳务输出大国菲律宾的发展经验，我们提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快我国的对外劳务输出。

（一）加强双边及多边经济合作，进一步发挥政府涉外职能

菲律宾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对劳务输出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国家劳务输出事业的发展，在劳务输出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菲律宾之所以能够在海外劳务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是同政府的组织、管理、协调以及对海外劳工实施种种鼓励政策分不开的。因此，政府应加强与劳务输入国政府的多边、双边劳务合作协议的签署工作，建立长期的劳务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订，加强同劳务输入国政府的协调，督促发达国家逐步放开对劳务输入的限制，消除劳务壁垒，为我国争取劳务输出自由化的利益，进一步开拓海外劳务市场。

（二）完善劳务输出立法体系，改革劳务输出管理体系

当前，我国缺乏统一完整的对外劳务输出立法，存在劳务输出“多头管理”的问题。为避免此类问题，菲律宾早于1985年即颁布了《海外就业规则与条例》。借鉴其经验，在立法和管理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政策制度：第一，由国家专门立法机构根据我国国情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规章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地方各级部门只能依据国家统一的法律法规来建立自己的规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我国劳务输出行业的统一和规范管理，才能消除各级部门的“多头管理”现象。第二，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协调机构来专门负责中央与地方在劳务输出方面的监督、管理和协调等工作。这样，可以防止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政令不一”等现象的发生。第三，弱化政府的行政职能，强化管理职能。我国政府在劳务输出方面对劳务输出经营主体干预过多，承担了较多不合理的负担。政府各主管部门应转换职能，把握其宏观管理，弱化其微观管理，给经营主体自主经营权，使劳务公司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宏观方面对劳务输出主体进行监管，加强劳务输出行业自律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规范我国劳务输出行业有序发展。

（三）提高对外劳务人员素质，加强对外劳务人员培训

如前所述，菲律宾对外劳务输出人员比较优势的获得离不开系统、严格的培训。菲政府规定每个出国人员，无论是第一次，还是再次出国，都要参加由招募机构或劳务人员所在实体单位举办的免费出国前定向学习班，基本做到输出劳务的全员培训，使受过培训的劳工在国外基本上都能找到工作并很快适应环境。针对我国外派劳务人员结构不合理，高级劳务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应当采取以下措施来加以改善：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个统一的培训机构，对培训机构进行统一管理，扎扎实实做好劳动力培训工作，提高务工人员素质。将每一个劳务人员都当成一个“产品”来经营，多形式、多层次地开展引导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务工者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促使劳务输出向技能型转变是形成劳务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只有经过严格的培训，才能实现劳务品牌所要求的劳动力质量优质化、数量规模化、组织有序化和竞争特色化。另一方面，加强对劳务人员培训的管理，使劳务培训不再流于形式。设置一个专门机构对劳务培训的内容、时间、效果等进行严格考核，对合格者才给予派遣。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国劳务培训流于形式的现状，才能真正提高我国劳务人员的素质。

菲律宾市场范文篇8

菲律宾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首都马尼拉（Manila），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城市。菲律宾有“太平洋的果盘”、“亚洲的椰王”等美称。菲律宾是一个农业国，椰子和蕉麻（马尼拉麻）的产量居世界首位。

菲律宾的政府机关、商业界和学校都使用英语。日常见面，无论男女都握手，男人之间有时也拍肩膀。在菲律宾，拜访商界或政府办公厅，宜穿保守式样西装，须事先须约时间，由秘书安排。菲律宾人的时间观念不很严格，但客人最好准时赴约。菲律宾人天性和蔼可亲，善于交际，作风大方，所以，工作后的应酬也很多。稍为正式一点的宴请，请帖上就会注明“必须穿着无尾礼服等正装”。这时，假如没有无尾礼服，便可以穿上当地的正装——香蕉纤维织成的“巴隆塔卡乐库”衬衣，任何宴请都适用。据说，出席宴会时，尤其是家庭宴请，要尽量学着菲律宾人，放得轻松自在些，否则，若是显得很严肃，或者老是一本正经的话，反而会使女主人担心，因而，就失礼了。菲律宾人的家庭观念很强，他们喜欢别人谈论他们的家庭。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菲律宾人不那么喜欢美国那一套。有一些菲律宾家庭，进屋要脱鞋，客人要看主人怎么做。如果你带了礼物，到主人家时再送，过后最好寄上一封简短的感谢信。

菲律宾市场基本上仍在美国控制之下。许多大工业产销公司为美国人所设。菲商人多在美国受过教育。近年来，菲律宾的公司多采合资合作方式，公司管理人员的组织形式采用美国式，拥有所有权的董事会与实际经营公司业务的公司管理人员要严加区别，权力集中在董事长身上。没有附加Director(董事)之头衔的公司管理人员，即使是总经理、副总经理，也几乎没有诀定权，他们比较量头衔。华侨有60～70万，华侨商人势力较大。菲律宾商人喜欢依照美国方式邀请你到家中进晚餐。而华商则较喜欢邀你外出进餐夜游。菲律宾属基督教国家，生活极为西方化，相处时勿提二次世界大战。许多人会说中国话。马尼拉治安较差，警察往往不管事，除了银行饭店之外，在市内还有中央银行核可外汇兑换处所，但常会欺骗外来客。除非必要，晚上不要单独行走，并避免搭计程车。万一遇到强盗，最好百依百顺，否则对自己不利。不要轻易服用成药（在欧美、日本等地贩卖的药品，此地市场均有售）。所准备的药物，常会被认为吗啡之类，所以应随身携带医师的处方证。

菲律宾人，一般较随和。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显得偷快乐观，好像从不如到忧愁为何物。跟这些人打交道，你就不能“面无表情”，或是“三缄其口”。你若是面无表情或一声不发，他们会认为你不怀好意，或是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

菲律宾由于受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他们饮食习惯上，大多数人（约占人口的70％）以大米为主食，少部分人以玉米为主食。许多地方的人用手抓饭进食，食前先要把手洗净。副食有肉类、海鲜、蔬菜等。他们的胄口一般偏于清淡，味鲜。早餐爱吃西餐，午、晚餐爱吃中餐，但中上层人士爱吃西餐，就餐时，他们一般喜欢用香辣调味品，但不宜太辣在菲律宾，深受欢迎的名莱有咖喱鸡肉、虾子煮汤、肉类炖蒜、用炭火烤的整只小猪和抹上新鲜白干酪的米饼等。他们在饮食上还有一个特点，即男女都特别喜欢喝啤酒。菲律宾的内库利特人，索有黥刺的习俗。无论男女，内库利特人的小孩长到十二、三岁时，都要举行黥刺仪式。他们认为。黥刺花纹，男子就会更加勇敢，女子就会更加美丽。

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菲律宾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因此，菲律宾文化具有明显的西班牙化的特色；菲律宾的音乐，即使是民族音乐家的优秀作品，其曲调、节奏、旋律及感情色彩，也往往与西班牙音乐有许多相似之处。

商务洽谈中，对于对方所提出的无理要求，要明确地予以回答，不能暖味不明。选举期间，禁止喝酒，商店里禁止售酒。

菲律宾市场范文篇9

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东盟五国近几年来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1989年和1990年甚至超过了著名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这种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系列内部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来说，198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经历的经济周期高峰造成了对东盟出口制成品的强烈需求。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日本和亚洲四个新兴工业经济体货币的相对升值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的大量外流，为的是寻求能提供为生产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所需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地点。从内部来说，东盟各国，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其目标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它们不再继续依赖农业、初级商品和进口替代工业，不再把这些方面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鼓励在很大程度上由外国直接投资提供资金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结果，东盟国家有能力利用世界经济的有有利环境，使198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10%。

过去几年里人们时常把东南亚各国实际经济取得的迅速发展，归功于这的它们的实际经济改革计划。然而，金融改革和不断金融革新几乎总是与实际经济的改革齐头并进地完成的。由此而导致的金融业的成长。使得东盟各国能够有效地把日益增多的本国储蓄和外国流入的资金引向为这些国家有生气的实际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并起到了中间媒介的作用。

从80年代早期以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所进行的金融改革导致了这两个国家金融的大大深化，使得随后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能够有效地得到筹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原先是英国的殖民地，那里流行自由放任的统治哲学。一开始它们的经济就比较开放，金融体系在60年代和70年代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不过，曾经对整个经济增长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金融系统，在80年代也发生了不断的自由化和日趋成熟。菲律宾在许多方面都大不相同。由于政治方面变化无常，所以尽管进行了广泛的金融改革，无论是金融的深化过程或者是经济发展都处于停顿状态。

东南亚各国的金融改革

在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较小程度上的菲律宾，在80年代曾进行了金融改革，其目的在于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以便为这些国家实际经济的发展筹措资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在传统上一直是比较开放的，因而继续执行鼓励金融发展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以便为两国的外向型工业化筹措资金。

印尼和泰国的金融改革

由于受到形势的压力，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80年代初期都执行了全面的产业结构调整计划。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造成了泰国国际收支方面的困难；而1982－83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的下降使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制定者对该国当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战略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审查。它们不再继续依赖农业、初级商品和进口替代工业，不再把这些方面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转而把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作为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它们鼓励制成品的出口，在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进行了急剧的变革，以便刺激本国的储蓄和更有效地调动资金。第一、放松对外汇的管制，允许汇率浮动，结果使泰国铢和印尼盾的币值贬值到比较实际的水平。第二、伴随着新货币制度一起实施的是目的在于促进金融发展的金融改革。利率的上限规定大多被取消；对于过去为了鼓励以资源为基础的部门和进口替代部门而采取的有选择的信贷措施进行了合理化。这就促使两国在利率方面形成了有利的环境，结果导致银行存款和市场导向的银行贷款猛增。两国政府都引入了可转让的市场票据，以鼓励货币市场的发展和促进短期借款的有效形式。这一发展同时刺激了短期流动资金的使用和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时对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用。第三、采取各种财政鼓励措施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使当地厂商能通过公司股本和债务的证券化来获得长期资金。因为金融的发展而导致的本国储蓄额的增长，反过来又减少了金融机构对受控制的购买和贮存政府证券的需要，并使它们可以集中力量于从事市场贷款活动。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继续不断的金融发展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金融的自由化在较早阶段便已发生，因为这两个国家（尤其是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战略是比较外向型的。1973年马来西亚进行了货币改革和金融改革，取消了外汇管制条例并建立了可变汇率制度。1978年来取“自由利率制度”，允许由市场力量来决定存款利率和放款利率。l978年引进了可转让的市场票据，以推动货币市场的发展，因而到70年代末公司证券市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请参见Abidin，1986年）。然而，对未来金融的发展来说，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障碍。政府继续通过有选择的信贷政策，表现出对农业优先发展部门、初级商品和Bumiputra（土生土长）借款者的偏爱。然而，这种有选择的信贷看来并没有严重地阻碍金融部门的发展，因为放款的上限规定并没有显示出严重地限制市场的运转。

新加坡，甚至从1819年建立时起，便是这一地区的贸易和金融中心。新加坡对于外国商品和资本一直实施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即使在今天也继续在执行。所有与外汇管制以及行政性的、在数量上有选择的信贷政策有关的残留做法在1975年最终地得到消除。在同一年份，制定利率的银行卡特尔也放弃了。但是1968年建立的境外货币市场——“亚洲美元市场”——激起了新加坡金融部门迅速发展的高潮。在80年代，鼓励金融事业深化的努力包括：在财政上鼓励境外的放款财团、基金管理和包销证券的财团，以及保销和管理国际证券的发行。1984年从事金融方面期货交易的“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SIMEX）的建立是金融发展中的另一里程碑。第二家证券交易所，即“新加坡经销和自动报价系统证券交易所”（SES—DAQ）是1987年开办的，它使建立时间较短的本地公司得以为扩大本身的业务而随时得到长期资金。

菲律宾的金融改革

尽管对于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作出了努力，菲律宾在实际经济和金融两个方面所取得的发展业绩在80年代东盟五个国家中是给人印象最浅的。与泰国不同，第二次石油冲击所带来的经济困难并没有导致执行修正的货市金融措施，以增加80年代本国资金的筹措。菲律宾反而继续严重地依赖外国的储蓄。从战后年代到80年代，一直不断地采取有利于进口替代工业而不利于出口的财政刺激措施。此外，还执行有选择的信贷政策，以有补贴的利率对入优先的部门，集团和地区发放贷款。从1973年起，由政府控制浮动的菲律宾比索经常被固定在不切实际的水平上，频繁地进行大幅度的贬值是常见的事。1981年取消了外汇管制，可是1983年又重新加紧管制，因为当时由于通货膨胀加剧、硬性规定利率的上限和政治的不稳定而发生了资金外逃的现象。虽然官方的利率上限规定在1984年取消，很大比重的国内贷款仍然是由政府控制和金融机构按照非市场的优惠条件进行分配的，并且由寡头控制的银行系统不允许市场力量左右利率。所以，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不同，菲律宾的经历是：连续不断的各种限制阻碍了金融部门的发展，正如内向型政策曾经限制了实际经济部门的发展一样。当然，根本的政治基础薄弱也使有效的政策难以制和贯彻执行。

东南亚金融体制的发展

货币化与金融的深化

衡量金融深化速度的最常用的尺度是货币流通总量M1．M2和M3对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因为所有东盟国家的都没有M3的数字，货币流通总量范围比M1/GDP宽的M2／GDP。其中可观察到许多有趣的现象。第一、用M2／GDP的增长来衡量，80年代在所有5个东盟国家的经济中都发生了金融深化现象。第二、在进行上过重大金融改革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中，正是大致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即泰国的1982年和印度尼西亚的l983年，M1／GDP有了迅速增长，而且泰国的比率超过了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比率。

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

调动本国储蓄来为经济增长筹资，涉及到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所起的中间媒介作用。金融中介作用扩大的一种表现是以下几种金融机构资产的增加：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NBPIs）。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又一次在变化的格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这两个国家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者的资产增长率要比中央银行高得多，结果银行资产的相对份额有了显著的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相对份额稍有提高，而中央银行资产的相对份额理所当然地下降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加可以归功于由于取消利率的上限规定和减少对政府证券的受控制的购买而造成的私人存款和放款的急剧增长。中央银行的资产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政府、国营企业和优先的部门的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活动急剧减少。在马来西亚，三种类型金融机构的增长分布得比较均匀。马来西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增长势力较强，在很大程度上是若干有远见的基金计划迅速扩大的结果。在新加坡，“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MAS）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相比，在资产方面有了较大增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储备金形式的资产的迅速积累，而并不意味着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存在任何阻碍。另一方面，菲律宾中央银行的资产有了急剧增长，其在金融系统的资产中的份额急剧上升，从23．8％提高到35．8％。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连续不断的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活动。另一方面，增加对本国公共债务的受控制的购买。高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导致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缓慢增长。

商业银行的私营部门存款和贷款

金融系统所起的中介作用扩大的第三个指数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和放款的增加，商业银行对私营部门来说是短期和中期可贷放资金的传统来源。

在资产额、私营部门的存款和放款增长率方面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不仅如此，私人存改款的增加还超过了资产总额的增长，这意味着向私营部门和向更为市场导向的银行业提供更多资金的一种转变。然而在菲律宾，放款的增长小于资产的增长，这表明商业银行受控制地购买了更多的政府证券。因为早在8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的银行系统已经十分发达，资产的基数十分巨大，所以这两个国家商业银行系统相对来说增长较慢是意料之中的。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增长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就产生了组织证券市场，即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要。

在货币市场方面，东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货币市场根基不深，而且不太活跃。市场所使用的票据继续由银行同业的资金和短期政府证券占统治地位。然而，采用可买卖的短期政府货币票据，使得东盟各国的政府能够通过象公开市场业务这样一些货币方面的措施来实施货币政策，而不是通过行政措施或数量方面的措施来实施。

在资本市场方面，资本市场包括债务票据和股本票据两个方面。1980年以前，东盟只存在两个活跃的资本市场，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由于东盟各国政府宁愿通过财政预算的分配来获得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的资金，所以没有鼓励二次交易的迫切要求。虽然在东盟地区长期政府证券的二次交易仍处于待开发状态，有关私人股本和借款票据的证券化已经取得惊人进展。

1988年10月和12月以来，印度尼西亚采取的金融措施已经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些金融措施包括：1、取消有关养老金、投资基金和持股公司的所得税；2、取消支付给公司投资者和有组织的集体投资者的债券最终股息和利息付款的所得税以及3、把初级市场、列入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和场外交易中外国人的股票拥有权提高到49％。

泰国资本市场进行改革的目的是要为本国厂商获得更多的长期资金来源。自从1980年改革以来所采取的措施包括：①减少公司所得税和股息税，取消证券交易税；②对于为公众购买股票筹资的证券公司提供财政方面的刺激；③放松对外国投资者的外汇管制，允许他们不必事先得到泰国银行的许可，便可从证券销售的收益中汇出不超过50万美元的金额。

到70年代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股票市场的体制结构已经处于很好的状态。到80年代后半期，由于更加出口导向的经济为马来西亚的股票市提供了动力，外国的直接投资日益增加。新加坡连续不断的金融革新，如建立SESDAQ、“CLOB国际”和与NASDAQ的联系为股票市场提供了进一步的刺激。两国政府决定对本国某些国营企业和公用事业逐步实行私有化，看来导致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深化。

从1985年到1990年期间印度尼西亚的市场资本总额增长了9倍；而泰国在同一时期的扩大额几乎达到21倍。在平均交易额方面，印度尼西亚上升157倍，而泰国上升40倍以上。事实上部份地因为国家的规模较大，泰国同新加坡相比现在有着较大的周转额。

储蓄和投资的比率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金融发展的相对成就能从其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中看到。例如，泰国国内储蓄总额（GDS）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5年的21％提高到1989年的31％。然而，这一比率仍然低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许是因为泰国的人均收入较低以及不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那样存在着例如退休储蓄基金计划那样的强制性储蓄的缘故。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投资比率也在1989年提高到30％以上，这一比率对于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的开始阶段来说是很典型的。菲律宾又是个例外，它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低于20％。

金融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

金融深化的另一个指数是银行、保险和不动产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这一部门的相对地位在80年代有了提高，尤其是泰国和新加坡。

总之，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的金融政策经过重大变革以后，金融业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不是结论性的，两国金融的迅速发展是全面的，既影响到各种金融机构，也影响到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断地实施市场导向的金融政策的做法，保证了两国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能达到比较合乎标准，但又是持久的发展。然而由于前面所谈过的原因，菲律宾在80年代没有能设法实现同样的金融发展。

东南亚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

一般来说，储蓄有两个来源一一本国的和外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援助、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形式的外国储蓄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外国援助与公共外债

对于新加坡来说，外国援助的流人并不重要，因为在任何年份中它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重从没有超过0．5％。从1988年起，马来西亚和泰国由于本国的高储蓄率和出口的迅速增长，外援的重要性消失了。从1987年起流入印度尼西亚的外国援助稍有增加，而在80年代后期菲律对外援的依赖有了明显的增加。

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政府在刚发生第二次石油冲击以后（1980－1983年）增加了对外的借款。印度尼西亚也在1982年石油价格下跌以后增加了对外借款。1985－1986年的经济衰退也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增加了它们对外公共债务的依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1985年的未偿还对外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还本付息率都要比198l年高得多。然而，马来西亚和泰国金融的发展导致了本国储蓄更为有效的动用，与此同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又使出口收益大大地增加。结果，对外债的需要减少了。从1988年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始清偿对外公共债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对外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还本付息率也大大地降低了。然而，印度尼西亚的外债负担在80年代后半期有所增加，这是由于印尼盾的急剧贬值。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及较小程度上的印度尼西亚，在减少对外国公共债务依赖方面的成就，是这些国家能够增加本国的储蓄以便为加速的资本形成率提供资金的直接结果。

外国直接投资(FDI)

外国直接投资爆发式的增长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在80年代后期的共同经历。这些国家向需要外资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意外的时刻。1985年广场协议的结论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日元的高市值反过来使海外设资对日本人很有吸引力。东盟五国是这种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资受益者（菲律宾受益较小）。在80年代后期，当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成为净资本出口国时，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得到了第二次推动。在印度尼西亚，从1986年到1990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5倍以上（从2．58亿美元增加到13．59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相应地从1986年的1．46提高到1990年的3．74。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的增加甚至比印度尼西亚更为显著。前者的外国直接投资扩大了11倍以上（从1986年的2．62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29．31亿美元）。马来西亚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它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近6倍（从5．28亿美元增加到30．08亿美元）。随着这些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急速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也急剧上升。新加坡继续是一个坚决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然而，菲律宾并不那么幸运。直到1988年外国直接投资才真正有了增加，但随后由于政治上一直不稳定并且衰观经济持续发生困难，因而流入额减少了。

总之，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增加，加上在调动本国储蓄方面取得的成功，使得对于公共外债的需求减少了。

金融发展带来的结果

新加坡成为地区金融中心

近几年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银行增加了它们对邻国，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联合放款活动。这种增加要归因于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在本国发生清偿问题后逐步从地区的放款市场撤走。

新加坡的“亚洲美元银行”已经存在了差不多25年。位于本区域内的境外货币市场究竟对它的经济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有关这一专题的资料很少。有一个实际数据，就是东盟在新加坡的“亚洲货币单位”（ACUs）放款和存款额中的份额。然而，我们确实知道ACU资产／负债的规模在1980－1990年间增长很非常迅速——达到4倍以上，其中大多数的资金是同新加坡以外的银行之间的交易。新加坡的银行，一般来说已经成为ACU资金的纯存款户。我们可以假设（但没有具体数据证明）：“亚洲美元市场”一直在东盟地区的经济增长中起着日益提高的中间媒介作用。

金融的日益相互依存

东南亚金融体系的日益开放和尖端化（在工具和专业知识两个方面），也意味着在金融方面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市场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增长。这一趋势会由于贸易和投资方面（尤其同经合组织国家）的相互依赖而进一步加强。它的后果是：来自国际间的金融冲击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国内体系传播。一个恰切的案例是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场行情大跌。续约股票市场的指数下降23％，而新加坡下降了32％；吉隆坡24％；曼谷11％；马尼拉7％。在1990年9－10月的海湾危机头一个月里，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下降了22％，马尼拉和曼谷分别下降了40％和54％，而新加坡、吉隆坡和雅加达降低了大约28％。

日益发展的地区一体化

另一趋势是由于各种原因，东南亚的经济日益一体化。第一，目前在以制成品出口和外资为基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方面有着共同的相似之外。东盟国家随后发生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格局中的趋同现象。第二，象“柔佛一新加坡一廖内经济增长三角区”和建议中的包括马来西亚的摈榔屿和半岛北部几个州、泰国南邻和印度尼西亚西北部的“北方经济增长三角区”这样一些小区域经济区的开发，也许将是90年代越来越常见的典型发展格局。第三，1月下旬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东盟高级会议上最新签订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域协定”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跨国境产品市场的一体化总是会带来要求协调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条例以及要求资本流动能更自由地跨越东盟各国边境的各种压力。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要求将新加坡元在地区内使用。但这一压力一直受到“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的抵制，为的是要避免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很可能引起的汇率管理问题。对于未来由于产品市场一体化日益发展而引起的这类性质的压力，也许要由地区的货币主管当局来处理。

总之，近几年来东南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由许许多多外部和内部的有利因素促成的。从内部来说，东南亚各国进行了实际经济和金融的欢革。目标在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经济改革得到了大力贯彻，用牺牲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和进口替代工业为代价，促进了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和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广泛的金融改革和不断的金融革新，一方面提高了本国储蓄额，另一方面在本国和外国的资源之间更有效地起了中间媒介作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所推行的广泛的金融改革，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金融的不断发展，通过银行系统鼓励了私人储蓄和用市场放款活动取代有选择的信贷。这些国家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其资本市场的扩大甚至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的是短期和长期市场放款活动的有力增长。它为本国经济的扩大提供了资金，最终导致了所有四个国家实际经济的迅速增长和金融的深化。

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最近发生影响韩国和泰国银行系统的危机之后，预言亚洲其他地区的银行系统也将遭遇类似情况已成时髦之举。在遥远的欧洲或美国的董事会会议室和风险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一些亚洲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一个国家的经济发生的任何混乱，都将给它的邻国造成问题。但是这种看法是短视的。为了评估银行的风险，应当着重研究每个国家（地区）银行系统的长处和短处。

的确，在货币游戏中显然存在着多米诺骨牌效应。尽管泰国有决心、有储备，它的货币铢还是被击败了，而这个地区的一些中央银行之间签署的大肆宣传的条约却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菲律宾的比索也被击败，这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基本因素发生了变化，而主要是因为人们认为已经设法成功地支持比索了。其他货币也受到同样的压力，预料还会有惊人的事发生。

但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不适应银行系统。当然，同样的问题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而且这个地区的一些银行系统实际上也遇到类似的头疼问题。然而，多米诺骨牌效应意味着，使得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垮掉的问题，接着也会影响到邻近地区的下一个可能的受害者。

在银行系统的运气过分依赖货币稳定和外币资金供应时，这种效应很可能会发生。在最近这次危机发生时，泰国的银行系统极其脆弱，国内借款人的外币债务额很高，可是避免或减轻经济损失的自然的保值手段有限，而且还处于银行清偿能力低下和资产质量下降的情况之下。但是，毫无疑问，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银行比泰国的银行更能经受得住货币冲击。

银行系统大不相同

亚洲以外的观察家常常认为亚洲国家（地区）都是一样的，可实际上这个地区的银行系统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比一般说来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别还大。它们表现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稍稍花点时间对它们仔细加以研究可能是明智的。

要指出的第一点是，主权风险与银行风险常常是不一致的，而且这个现象在亚洲或许比别的地方更严重。在韩国和日本等低风险国家，银行疲弱无力，而在菲律宾或斯里兰卡等较高风险的国家，一些私营部门的银行却很强劲有力。

另一个不同的情况是，许多国家拥有若干国有银行和在政府密切监督下营业的银行。这些银行通常显示出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资产质量极其糟糕。它们被用来当作政府推行开发和金融政策的渠道。贷款分类和提供贷款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完善。这些银行不在我们的评论之列。

在纯私有部门，只有在香港和新加坡能找到相当好的资产质量，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与它们还差着很大一段距离。这或许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因为它们的管理当局在不同程度上享有最佳声誉。香港、新加坡和菲律宾的银行还有很高的资本比率，而在另一个极端，韩国、日本、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印度次大陆的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却很糟。

不动产贷款

不动产问题以不同方式使银行蒙受打击。不动产借款人承受的直接风险在这个地区大不相同，香港排在风险名单的首位，接下来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大多数种类的贷款中，不动产被当作抵押品，从而使问题复杂化。指导许多银行系统的依然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当铺心态。提供贷款所依据的是抵押品所值数额的大小，而不大考虑借贷者靠他主要的经营活动偿还本息的能力。

不动产影响银行的方式各不相同。泰国房地产的全面供应过剩并未影响价格，因为供应过剩的很大部分掌握在那些并不是以房地产作为抵押获得贷款的房地产主手中，而且他们并不是迫切需要出售这些不动产。在香港，或许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动产）市场是靠越来越富裕的居民对更大空间的真正需要支撑着的。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有一些不动产部门是兴旺的，而另一些部门，例如商用房地产和豪华的公寓住宅，则接近于陷入困境。

效率评判与风险分析

清偿能力低下历来是造成银行破产的原因。在这个方面，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极其虚弱无力，而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印度次大陆却比较强。清偿能力是银行生存的关键。一家银行可以破产，不盈利，排在资产质量表的比较偏下的一端，但是，如果当局给它足够的清偿能力和某种修改帐目的余地，它还是能渡过难关存活下去的。

衡量银行营运费用的尺度是效率。影响效率的因素有薪金、劳动法、勤奋程度、租金的高低、经营管理是否得当、营业额的多少和分支机构的数量。在这个方面，看来只有香港、新加坡和台湾依然保持高效率，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效率极其低下。

净利差幅度依然是这个地区银行收入的最大来源，而利差的大小主要是由利率结构、是否存在竞争和一些既定的作法决定的。香港、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净利差幅度很大，而台湾、中国、新加坡和日本的净利差幅度却很小。

要用利润率来估量真正的营业盈利率很难是准确的，这主要是因为银行往往用非经常投资收益来支持它们并不充分的收入，例如在台湾和韩国就是这样，也是因为不现实的提供贷款的方针，而这些方针是造成它们帐目上长年累月存在着不盈利的资产的原因。这种情况影响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次大陆。

菲律宾市场范文篇10

中国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指出，东南亚最近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只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波动现象，影响不大。东亚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增长势头，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发展前景看好，亚太经济目前以经济改革、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合作同政治安全对话相结合等三个方面的表现最为引人注目。在经济改革方面，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成效，经济结构调整逐渐深化，竞争能力不断提高，正形成多个经济增长点，亚太区域内与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日趋活跃，亚细安自由贸易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湄公河盆地发展等次区域合作步伐加快；而亚太经合论坛和亚欧峰会也正将经贸、投资、技术合作的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亚细安区域论坛、亚细安与对话伙伴国外长扩大会议等机制，使亚太区域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同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相辅相成，促进了本区域的稳定与发展。不过，亚太地区的发展仍然面对许多不容忽视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地区内发展仍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市场准入、贸易条件、技术转移等方面仍然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外部条件制约等因素。

货币危机不完全是件坏事中国外经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认为，这次货币危机是一次很好的演习，从中可以看到在环球经济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交往越来越多。中国看到了东南亚国家体现出来的团结和唇齿相依的关系，这也将推动中国通过亚太经合论坛等途径，进一步加强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没有理由因为最近东南亚货币动荡，而对东亚以及亚洲国家的经济前景产生怀疑。因为市场在这里，单以中国来看，就有12亿人口的市场，只要有市场在，经济坏不到哪里去。龙永图也以“隔岸观火”、“落井下石”和“幸灾乐祸”来批评西方国家在东南亚货币危机中所采取的“不正常”的态度。他以美元兑马克汇率为例说，近年马克兑美元贬值了多少，但就没有听到欧盟说要采取什么行动，有时是“人言可畏”而导致人心惶惶。他也说，“我是相信‘风水轮流转’的，现在世界经济的重点就是在亚太市场，西方不应当一直将这个趋势，当作是它们的危机，准确的讲，应该是它们的商机，”因为亚洲国家合理的劳动力成本和庞大的市场，提供了它们技术转移和再发展的机会，还可以帮助它们“减少转型和调整的阵痛”。龙永图说，一位西方外交官曾向他用一个非常生动例子来表达某些国家的心态，这位外交官说，西方现在象是一个年华已逝，红极一时的女主，由于做惯了主角，现在还是喜欢站在舞台最瞩目的位置，面对许多年轻漂亮的新秀，虽然知道她们迟早会代替她，但心里总是酸酸苦苦的。

东南亚货币动荡将是短暂的

一些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专家们说，为其经济而自豪的东南亚国家可能只需度过一个短暂的痛苦时期。东南亚各国自从让其货币随行就市以来，这些国家遭受了货币动荡的沉重打击。对于把货币稳定视为经济长期增长基础的各国政府来说，刚刚过去的是恶梦般的二个月。分析们家说，这一波动和几个股票市场所出现的相应动荡可能将是短暂的，只要各国政府和各公司都迅速适应浮动货币汇率而非受管制货币汇率的新时代。

所罗门公司（新加坡）首席地区战略专家卡波尔说：“如今经济理性主义的复兴占了上风。坦率他说，我并不悲观失望。”

另一位专家苏波尔说，浮动货币汇率举措是“正视现实的一服良药”。

货币危机不会阻碍东南亚经济正常发展

保罗·克鲁格曼具有一种未卜先知的预见能力。两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位经济学家认为亚洲的经济奇迹与其说是由于良好的计划和生产率提高，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充足的劳工和资本。他的这种看法使他闻名遐迩，但却遭到亚洲的鄙视。他写道，如果不在技能和教育方面更多投资，亚洲的增长曲线最终必然下跌。

但是克鲁格曼现在并不洋洋得意。他说：“这种情况来得如此突然和如此具有戏剧性，这就表明，这不是他所预测的长期（增长）下降，而是一种暂时下降，因而亚洲能恢复过来”。他又说，目前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是，过多的投资者、借债者、企业和官员认为：过去的快速增长率会永远继续下去。现在看来很清楚，事情不会这样。举例来说，资本日益稀少。货币混乱使亚洲许多公司的筹资计划落空。

银行家们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救援的同时，会迫使泰国做当选政府可能认为不合自己口味的事情，例如坚持让数以百计的金融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破产；坚持增税和加速出售国有资产以弥补政府自己的损失；坚持更加开放市场和从长远考虑更加放宽对货币的控制。这对于东南亚国家是有益的。

荷兰一家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说，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基本因素仍然有效。他认为这是短暂的喘息而不是崩溃。他承认：“9％和10％的增长已结束东南亚不得不回到4％、5％或6％的水平”。

新加坡的一位企业领袖在再次观察了东南亚的经济情况后说：“长期的基本因素：相当稳定的政府、出口势头强劲、人口年轻，仍然存在，即使出下降仍是高速增长”。

金融危机不会导致东南亚经济进入衰退期

部份经济学家认为，已持续两个月的东南亚货币市场危机，虽导致区域内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及资金外流，但东南亚经济不会因此进入衰退期，反而会在电子业复苏下，带动出口增长。

由于本身货币大幅度贬值，东南亚各个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相继对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实施更严厉的管制措施，导致投资者纷纷把资金撤走，各地股市也因此狂泻。另外，东南亚货币兑美元的币值疲弱，虽令它们的出口更便宜，但为了防止币值进一步滑落而调高利率，却使它们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偿还外债，包括巨型发展项目的推延。分析家们认为，这一切都可能令东南亚经济陷入衰退，但所幸的是全球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就将强劲复苏，令它们的出口受惠。

瑞士联合银行负责区域经济的研究主管巴苏认为，现在根本谈不上经济衰退，因为在过去15个月表现欠佳的全球电脑市场，刚开始强劲复苏，整个区域将因此得益。电子产品是东南亚出口中的重要成分，只有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后才算是步入衰退。但这是不会在马来西亚或印尼发生的。新加坡在7月份连续两个月取得出口增长，证明电子产品的需求正回复成长；泰国的出口在6月份取得96年4月以来的最大幅度增长9.3％，在一定程度上给泰国心理上的支持，也是本区域经济的一线曙光。

唯高达拉士的区域经济分析员认为，经济成长会放慢但不会出现不景气，因为东南亚的出口业向来都有很好的表现。实际上，它是区域货币目前唯一的依靠，建筑业和银行业的表现则会较弱。最坏的情形是区域房地产市场崩溃，引发坏帐问题，令整个金融业动摇，就象泰国曾经经历过的。但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一切就看政府如何处理。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新加坡开设的博讯国际（MMSInternational）总经理认为，东南亚的出口竞争力可能因为这次的货币危机而加强，成为个“超级具竞争力的区域”。但外国投资者可能也因此对它失去信心。如果它们持续性地无法恢复信心，流入本区域的外资将减少，经济复苏的步伐也会放缓。东南亚在过去20年大量地吸收外资。所以能取得近年来的快速经济成长。

东南亚金融危机还会持续

一些市场分析员发出警告，自今年7月初以来本区域货币虽已由泰铢自由浮动掀开大幅下跌的浪潮，但这场风波仍未有平息的迹象。他们认为，以目前的走势来看，这场风波还会延续一段时日，而且市场还须经历更多类似的震荡，而最值得担心的是，这场风波对整体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有人认为，本区域暗淡的经济前景，再加上不稳定的对应策略，使得商业信心大减，接下来许多外国资金便会陆续抽离本地区市场。

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的一份预言，东南亚区域的货币危机不会在1999年之前结束。新元、零吉和印尼盾最早会在1998下半年恢复某个程度的稳定，菲律宾比索和泰铢则要等到1999年中或1999年底才会稳定下来。

亚洲问题专家尼尔·萨克尔说，泰国铢的贬值还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且这种贬值尚未结束；它将阻止银行向外贷款，将会重新引起通货膨胀并使经常项目赤字扩大。

BZW的货币研究室主任德蒙?苏普勒说，货币危机一个接一个地蔓延到东南亚所有的国家，结果是，“今天在这个地区的投资风险增加了，原因是它们的经济增长不稳定”。

亨达国际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邓予立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未告一段落，各国货币仍要经受考验。邓予立指出，国际狙击手近日仍然持续不断地狙击东南亚货币，而区内的货币开始呈现强弱悬殊的局面。泰国铢及印尼盾还是处於下挫的轨道。投机者趁泰国与印尼等地经济基础不稳与外汇储备有限，而推低当地币值和股市。东南亚货币现时无疑处於超卖，却未有迹象回稳。金融危机暂时未算平息下来。马来西亚与印尼等国先後推出若干金融措施应变，但估计这在短期是不容易收效，要在中长线才会有良性的效果。东南亚国家要积极地花相当多时间去重新改善经济基础和金融货币结构，才有可能击退外来的狙击。

美国可能会使这个进程恶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要提防艾伦·格林斯潘。

从部分程度上讲，墨西哥的问题是在联邦储备委员会1994年2月开始提高利率一一以便把资金从新兴市场收回到美国去一一时开始出现的。迄今为止，没有通贷膨胀这种令人震惊的现象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提高利率的借口。如果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利用他交给国会的半年度报告提醒每个人他仍担心通货膨胀的压力，人们对美国利率的满意心情到明天就可能消失。格林斯潘先生的几句话就可能停止美国股票和证券市场的乐观情绪，并迫使世界范围内的利率上升，给大多数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特别沉重的负担。

当然，美国的短期利率在1994年曾经格外低，而今天却不那么低了。但是，欧洲大陆，特别是日本的利率现在很低，因此肯定会上升几个点。泰国不是墨西哥，但是这场戏还没有完。泰国的危机将使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资金逐渐减少，而不管从基本原则上说是否完全合理，结果是提高了利率。美国可能使这个进程恶化，因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是刚刚开始提高利率。

后果不一

BAAsia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弗雷里斯说，这些国家的情况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泰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差别：泰国的银行系统陷入危机，因为不动产部门纷纷破产（银行对不动产部门的贷款过多），银行自己欠了一身以坚挺外汇偿还的债务；而在菲律宾，银行系统健康得多，它在不动产方面的介入也很有限。

里昂信贷银行亚洲证券公司的吕塞尔·纳皮那也重复了这一区别，他指出：泰国银行是被迫将泰国铢贬值的，而菲律宾中央银行则是抓住时机使其比索贬值，因为它知道比索使其工业付出的成本太高；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状况迥然不同，但“感染”是难以抗拒的，泰国铢和菲律宾比索的贬值迫使其他国家流出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今天，几乎可以说该地区的中央银行在自愿地调整方向。但是，无论是被迫的贬值还是想要增强竞争力的贬值，经济都会产生许多严重的后果。纳皮那说：“泰国将会陷入严重的衰退，因为目前15％的实际利率将会导致一系列的企业破产。

对于菲律宾，人们的预测分歧比较大。亚洲问题专家尼尔·萨克尔预测，菲律宾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地区，因为银行出于减少外币债务的考虑维持高利率和限制贷款。吕塞尔·纳皮那则认为，“出于增强竞争力而进行的贬值”将会带来有益的结果。马来西亚可能也会从完全改变汇率政策中获益，萨克尔说：“由于缺少劳动力而使工资过高，马来西亚的增长速度将会大大放慢”。纳皮那认为：“在维持经济增长和保护货币之间，货币当局更愿意让林吉特下跌，以便能够降低利率并支持经济活动”。

东南亚经济圈将同美国分离

里昂信贷银行亚洲证券公司的吕塞尔·纳皮那吕塞尔·纳皮那指出：“这些货币的浮动是该地区长期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从亚洲奇迹开始到现在，东南亚的中央银行第一次要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这将导致东南亚地区经济圈同美国的分离，同时将导致一个新的地区经济集团的诞生。也许恢复了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在痛苦中获得的。

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傅诒辉博士认为：

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能够引导有关国家的当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在一起，制定一些更能经得住中长期考验的宏观经济政策，并由此而使得这些政策更加可靠。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的特点，根据不同国情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采取那些一般性的做法。目前的困难也可以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它可以促使人们对规章条例的使用范围，对信贷机构、保险公司、资本市场的监督管理机构加以改进。与国际惯例接轨，这很好，而且这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能够注意使那些与各机构的偿付能力、与风险分担相关的规章制度得到具体实施，那就更好了。

目前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这种混乱，也会促使该地区各国在货币与金融方面进一步合作。当时对墨西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曾不得不依靠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日本银行，作为与这一地区有关系的“参照性”中央银行，它也将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进行干预。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亚洲国家的货币合作没有给自己订出要实现的目标，而欧洲进行的货币作在不久以后将要实现的目标是统一使用欧元。亚洲（或者说亚洲的一部分地区）；需要的显然是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尽管这种合作还达到该地区国家间在贸易上相互依赖的地步，但这种货币合作最终是能够具体实现的。

目前的事态还显示出亚洲国家有一个强烈的要求，那就是希望在货币和金融方面实现多样化。现在，美元已压倒日元成为亚洲的货币。但美元的升值，鉴于它对竞争力造成的许多限制，使得它作为挂钩货币的吸引力不如以前了，而且它的反复无常仍会使各类投资者感到不安。

一扇“窗户”打开了，但窗户的打开并不是为了要取代美元的地位，而是为了支持这种希望实现多样化和稳定的要求，并使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日元在短期内可以利用这扇窗户从中得到好处，但由于各种原因，它的这种抱负能否实现还要看日本的态度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坏事可以转变成好事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傅诒辉博士认为：

被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的各东南亚国家，不仅货币、证券市场遭到重创，其经济发展亦受到相当深远的负面影响。泰国，现在舆论最乐观的预测都预言其经济恢复将是很缓慢的，从现在起还将持续漫长的艰难岁月；菲律宾，人们已纷纷猜测她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泰国？无容置疑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一些东南亚国家而言是灾难性的，但是人们对这次金融风暴的处理过程以及痛定思痛后的反思，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第一，国际金融联手扶危，将成为对付局部地区金融危机的自发行动，也是稳往突发性的金融动荡局面的最有效的重大举措。亚洲国家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有货币合作计划，但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关系日益密切，多米诺骨牌效应十分显著。因此，在泰国政府未发出救援呼声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及有关国际组织8月11日在东京举行援泰会议，承诺为泰国提供总共160亿美元的救援贷款。此举对稳定东南亚金融动荡局面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历史已证明，国际金融界联手扶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1995年墨西哥发生了比泰国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国际社会联合援助下，不仅未使金融危机大面积蔓延，而且使墨西哥经济迅速复苏。因此，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次联手扶泰会成功。第二，这次金融风暴应该能够引导东南亚有关各国的当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在一起，制定一些更能经得住中长期考验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宏观经济政策（泰国已经开始做了），并由此使得这些政策更加可靠。目前的困难也可以说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它已经促使东南亚有关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制止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严肃金融纪律，改进金融管理，争取与国际惯例尽快接轨。第三，目前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混乱，也会促使这地区各国在货币与金融方面进一步合作。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亚洲国家的货币合作没有给自己订出要实现的目标，但是至少显然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尽管这种合作近期内还达不到该地区国家间在贸易上要相互依赖的地步，然而这种货币合作最终是能够具体实现的。第四，目前的事态还显示出东南亚国家已认识到要在货币和金融方面实现多样化，要遵循市场规律。现在，美元已压倒日元成为亚洲的货币，但目前美元的升值对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力造成许多限制，因此，东南亚各国已逐步认识到美元作为挂钩货币的吸引力远没有想像的那么好，逐步实行独立浮动汇率才是长久之计。第五，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尽管有些是出于无奈，但毕竞增强了它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因此，可以预期今年这些国家的出口形势普遍看好。

亚洲经济很快能从货币危机中复原

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亚洲经济的基础稳固，预料很快就能从今次的货币危机中复原。最近东南亚金融市场和股市出现的动荡不安，对本区域经济来说是个严重打击，但这也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开放经济和市场不只带来好处，也会引进外来压力，而且是那些会暴露本身弱点的压力。香港这回也不能幸免于难，不过香港在10年前发生的股灾中便已意识到，要做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必须采取适当的管理方式；做为一个开放经济体，它必须尽力维持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确保公共部门遵守金融纪律，金融机构也妥当地管理它们的投资及风险。我们虽然能够对付货币投机者，但那些需要资金应付其他市场资金需求的投资者，还是转到本区域流动量较高的市场套现；此外，海外基金经理在不考虑本区域经济表现下，便调整他们在这里的持股量，这是根本错误的。

货币贬值会使东南亚因祸得福

菲律宾总统拉莫斯认为，菲律宾比索虽然在国际投机袭击下贬值了，也许菲律宾会“因祸得福”。菲律宾货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打击，但是，由于我们经济的基本情况是好的和强有力的，所以比索与美元的汇率现在已经稳定了。比索贬值将使我们有机会提高比索的竞争力，有可能减少贸易赤字，进而改善比索的汇率。菲律宾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政策是不会逆转的。目前菲律宾面临的机会与危险很多，但经济开放政策已经使菲律宾进入了全球商业主流。

东南亚货币危机给亚洲敲响警钟

美国《商业周刊》驻东南亚各国记者认为：

在7月2日促使泰珠被迫贬值18％后，货币投机商们又把矛头对准了其汇率与美元挂钩的邻近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相继下跌，并可能会进一步贬值。下一个有可能轮到新加坡元，特别是因为该国经济尚未从去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新加坡股市今年已经下跌了16％。香港贝斯腾亚洲公司经济师约翰·西尔警告说：“人人都有危险。”

亚洲的灾难是5年来震撼了全球货币市场的竞争性贬值当中最新的一场。

东南亚的情况比其它地区要严重。该地区的确有一大长处：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世界最高的。但是，像拉美人一样，亚洲人曾经花钱大手大脚。现在，像欧洲人、墨西哥人甚至日本人一样，亚洲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麦克格劳一希尔公司亚洲经济学家奥罗拉说，亚洲人还被迫“对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健康持较为现实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只有恢复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才能重新获得信誉。各国必须对从资金市场到产业规划的一切都进行改革，才能避免殃及邻国的进一步货币贬值。

然而目前，明确的对策是依靠贬值的货币来实现出口增长。亚洲的货币灾难对取得了多年惊人增长的一个由出口带动的经济模式的根基是一个考验。但是，由于十多年来大量出口半导体等货物，决策者们和货币市场被冲昏了头脑，没有认识到东南亚人用来经济增长的体系的缺陷。这包括倒闭的银行、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拉大的贸易逆差、工厂过多和中国的激烈竞争。”

实际上，中国制造商在其比价被人为压低的人民币帮助下，正在把东南亚的服装、电器和电信设备生产者挤走。与此同时，在钢铁和石油化工等重工业中，小虎们与韩国和前苏联国家遇到困难。

在全东南亚，经济回升和将被银行系统的薄弱所掣肘。除非决策者们迅速制订方法来实现银行呆帐的证券化并摆脱这种负担，否则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到头来不得不把不多的财力用于紧急财政援助。银行向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新创建企业贷款的能力将会减弱。

这场危机还迫使各国政府对经济增长采取现实态度。它们将必须开发金融市场，以便于银行将房地产贷款证券化，并使各公司实现外汇储备多国此。麦希公司的奥罗拉说，更重要的是，领导人们必须“找到新途径来到给其经注入活力，鉴于劳动力和资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廉价”。

吉隆坡国际招商银行执行董事甘朋说：“吃一堑长一智，今后要量入为出。否则金融市场就会强迫你这样做。”经过本月的风风雨雨，这是东南亚人将很难忘的一次教训。

经济增长率将降低

美林证券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东南亚地区货币危机爆发后，预计受影响地区的货币兑美元平均贬值达两成。该行亦因此调低对区内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约2.5至3个百分点，估计平均仅有5%的增长。

摩根银行的地区经济学家伯恩哈德·埃施魏勒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明年的增长率将大大降低，而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将大大高于投资银行6月底的预测。泰国的经济调整将是最严厉的，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预料也会比早先的预测低一到两个百分点。为保护脆弱货币不让它们继续大幅度下跌，东南亚国家普遍提高的利率已降低了他们的进口、投资和消费，也使股市受到影响，这种情况还可能引起经济进一步减速。虽然货值下跌可能为这个地区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强劲回升奠定基础，但从短期看，这种情况会破坏投资商和企业的信心。

设在香港的亚洲戈德曼·萨克斯经济研究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说，预料亚洲货币市场的动荡至少会再持续三个月，会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减慢。

另一家公司的估计更可怕，并预料这个地区的货币动荡要至1999年才能结束。

英国威斯敏斯特银行下属的投资银行说，到1998年下半年新加坡元、马来西亚零吉特和印尼盾就可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稳定”，但是菲律宾的比索和泰铢则必须分别等到1999年6、7月和1999年年底。

伦敦独立战略研究所所长戴维·罗奇说：亚州的经济增长是投资带动的，因而会因投资额下降而受到影响。最令人担心的方面是利率的前景如何。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认为货币会使利率降低，但是外国的钱不会流回去，因而亚洲在货币不进一步贬值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大幅度降低利率的余地。

所罗门兄弟公司预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尼五国今年的平均增长率将从1996年的7%下降到5.1%；预计明年这五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只有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