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因素范文10篇

非理性因素范文篇1

企业管理的中心，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对管理要素的分析，核心也是对人的因素的分析，也最终表现为对人的因素的分析。因为只有人才能实现管理的各项目标。人的因素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欲望、意志、信念等因素，这几方面的因素构成了人的非理性因素。人的非理性因素渗透在人的整个活动过程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制约着人的实践和管理活动。

就我国企业管理和研究的状况看，目前还主要局限于“理性模式”，即片面注重于理性因素，而忽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企业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以及奖惩办法等，都着重于对物或事的管理以及定量研究分析。当然，这种管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必要的。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却经常被人们忽视，即忽视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在企业管理以及企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既不利于激发企业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道德观，难以充分发挥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又不利于管理人才的培养和管理者素质的提高。尤其是不能使职工的企业主人翁地位得到真正的体现。

企业管理的对象并不是纯生物人，而是外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是具有情感、意志的活生生的“高等动物”。在企业管理活动中，企业职工既是企业的主体又是企业的客体，企业的一切发展目标(包括管理目标)的实现，最终要靠广大职工的行为去完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相互反馈、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广大职工的反馈及作用不可避免地渗透着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又往往影响着职工对各项管理措施的认识、影响着管理者在职工心目中的形象，进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职工的行为。所以，企业管理过程始终渗透着各种情感和意志的非理性因素，这种因素对人的各种行为的支配和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也是必然的。

二、现代企业管理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一）有利于提高管理者的综合素质，有利于优秀管理人才的培养。企业管理水平较低，是我国当前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而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企业管理者的素质。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者，除了必须具备优秀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精通本行业业务及理论知识与科技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较为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这些正是管理者所缺乏的。目前许多企业的管理，主要还是用经验和权力去硬性贯彻落实既定的各项目标。实践中，他们只看到权力的作用和规章制度的硬性约束力，而忽视或看不到人的非理性因素及其在企业运行中的作用。

（二）有利于管理者改善组织结构，提高管理水平。根据理性模式培养的管理人才往往缺乏开阔的眼界，缺乏对整体的直接感受和总体管理能力，从而也成为一架推行各项既定管理措施的“机器”。因此，在企业管理中注重非理性因素的研究和运用，可以促使管理者改善组织结构，加强文化修养，树立良好的形象，培养优秀的工作作风，潜心研究管理艺术，提高管理水平。

（三）能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增强企业的活力。作为管理者来说，要真正从政治、思想、生活、家庭、婚姻等方面去关心职工，加强同职工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彼此视为知己。同时，尊重、理解和信任广大职工，承认他们合理的个人价值并创造条件鼓励其去实现。切实实行民主管理，积极采纳职工的合理化建议，自觉接受广大职工的监督。使全体员工树立起共同的价值观，进而转化成一种合力，推动企业的发展。对被管理者来说，通过强化情感、意志等，将广大企业职工的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力量，转化为实践活动的动机和动力，激发其工作热情，使他们潜在的和现实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激发起整个企业的活力。

三、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优化非理性因素的对策

（一）加强情感管理。领导者在管理制度约束人的行为，达到组织规范化的基础上，要加强情感投资，创造宽松、温馨的工作环境，培育亲密的人际关系，以情感为纽带，加强正面激励，注重双向沟通和交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知人善任，使员工得到自尊的满足，减少挫败感，增加工作热情，从而激发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凝聚力，满足员工的自我实现等高级的需求，真正实现符合人性的管理。目前，我国组织尤其是企业中的情感管理还处在较低的层次，仅停留在以激励为主的感情投资阶段，并没有深刻理解管理的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发挥的作用，并没有真正从情感管理入手，达到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发挥，来提高管理效能。

（二）加强沟通协调。沟通是管理的重要环节，加强沟通要求组织减少官僚作风，形成平等、民主的文化氛围，寻找信息的最佳流动方式，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组织的使命及其理念通过各种有效的沟通途径形成组织成员的趋同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培养组织员工共同的理想信念，最后内化为信仰和组织的文化无意识。

（三）满足人性需要。人本管理不仅要求尊重人，也要发挥人的能力和价值，满足人性的需要。人本管理要求正确对待员工，树立管理者、员工和企业是有机地统一体的观念，增强组织员工的归属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工作生活质量运动”就是将组织发展和个人发展、工作需要和尊重人性结合起来，并寓于每日实践之中。强调组织放弃一味追求效率的做法，重视组织成员个人价值在工作中的体现，通过个人价值的实现，反过来促进组织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吴宁,冷桥勋.管理中的非理性及其扬弃[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2]高文武,张西林.管理思想的演进与对理性和非理性认识的深化[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6

[3]祁雪瑞.科学决策与非理性因素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2000届研究生学位论文

[4]何颖.非理性及其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非理性因素范文篇2

在人的精神属性中，包含着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理性因素是人类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一种基本特征，人类的理性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人们能够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取得相应的成果。理性充分显示了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展示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总体来讲，“人类”的理性具有绝对性。然而，人虽然是有意识的理性存在物，但是思维和理性绝非是人的全部，人是社会关系中的知情意相统一的现实个体。非理性因素与人相伴相随，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非理性特征，因此，“个体”的非理性又具有相对性。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只有在社会集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社会个体依赖于社会群体这一事实不容怀疑。社会群体的生活是一个以合作和向善为基础的有序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离不开各种准则和制度的规范作用，从这层意义上讲，个人依赖社会就在于维护并遵守这些准则和制度。社会只有在价值准则和规范制度的约束下才能进步和发展，这就需要个人能够认同、接受和内化、遵循这些准则、规范。当个体相对的非理性因素与社会绝对的理性价值体系产生冲突时，决定了我们必须凭借某种力量去调整这种人性的冲突。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得以实现的方式之一，也是能够调节人性冲突并使之升华的工具和力量。从这层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解决社会集体理性同个体非理性之间矛盾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据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采用科学的手段提高和培养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道德等各方面素质的系统活动过程，其目的在于培养社会需要的具有较高道德素养的人才。传统观念认为，社会是一个理性设计的社会，理性设计的目标借助人的理性可以变为现实，并且还可以实现个人的社会化和道德化，其实这是一厢情愿。这种单一的借助理性通道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往往效果不佳，不仅无法实现人的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目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导致人性的危机和畸形。基于人的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客观矛盾，借助非理性通道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非理性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如果说人的理性源于人类大脑的思维能力，那么，人的非理性却更多地源于人的身体、心理等因素，非理性因素是社会文化本质的反映，是人的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理性因素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力量直接渗透到个体的价值选择中，在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中，欲望、情感、意志三种非理性因素复杂多变，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影响尤为明显。

首先，欲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价值引导作用。

欲望是社会个体基于主体需要而对外在事物的渴求和索取心理，体现了人类基本的原始动力和价值追求。人的欲望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如物欲、情欲、功名欲、创造欲等，这种对外部事物的占有、征服以及自身潜能的表现和张扬，既有先天本能性的低级欲望和需求，也有后天发展起来的更高级的欲望和需要，如发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等。人的欲望是现实性和超越性、有限性和无限性、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伴随人的低级欲望和需求的满足，高级欲望和需求就会产生，人类在产生欲望和满足欲望的过程中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就个体而言，对欲望的过分抑制无疑不利于个体的发展，但是过度沉湎于满足欲望，同样会蜕变成欲望的奴隶。欲望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源泉，欲望的满足和激发，促使人类不断进步和追求。合理的欲望追求作为正当的刺激和追求，能促使人们保持旺盛的热情和干劲，产生对外界事物的强烈渴求和直接动机，并最终凝聚成为个体价值选择的行为态势。人们一般认为，欲望是丑陋的、同社会道德格格不入的，因此，中西方大多希冀通过扼杀人的欲望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这种教育方式虽然维护了道德，但是却扼杀了人性，因为这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非理性存在这一事实。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的物质利益的欲望，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需求，这也是道德发展的基础。人的欲望尤其是生活中的物质欲望可能是向善的障碍，然而，人类不能无视这一障碍，障碍的跨越恰恰是道德的平川，但是同样也给道德建设带来了契机和空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个人由物质性的欲望向精神性的欲望层次过度，由此推动社会规范的践行和个体德性的完善。正如没有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望追求就不会推动市场机制的健全一样，同样，欲望的扼杀无论如何也难以产生积极的道德追求，也就不会促成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

其次，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规范选择作用。

情感是构成人类生活世界的基本元素，渗透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情感是个体心理结构的重要环节，是个体对周围现实以及自己的一种态度体验。马克思曾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P169)“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2](P117)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仅有对社会规范系统的认知是不够的，如果缺乏对道德规范的情感体验，那么就不能将社会倡导的价值准则融化于内心之中。情感对人的行为具有激发、催化作用，可以保证人们形成强烈的动机，影响人们对价值信息的选择、评价和判断。

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接受社会规范系统和人性升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借助于个人丰富而健康的情感体验，主体对社会信赖的价值准则作出积极和肯定评价时，就会产生自尊、自信等积极的情感体验，激发出对道德规范的信赖和追求。而对社会价值准则作出否定和不满的评价时，就会产生相应的自卑、羞耻、甚至内疚等消极的情感体验。不难看出，情感具有调整人们行为的激励效应，它促使主体以体验的方式表达对事物意义的态度，通过强列的情绪表达出来，它既受理性制约，同时又表现为一种强烈的非理性冲动。一般说来，自尊感越强的人就越具有羞耻感，而道德品质越高尚的人就越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内疚感。

再次，意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行为保障作用。

意志是指人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调节和支配自己行动的心理过程。意志可以调节和支配人的行为活动的目的性，具体表现在激励人们去从事有助于达到预期目标的肯定性

行为和抑制不利于达到某种预定目标的否定性行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意志对个体行为发挥约束和监督作用。

意志的功能主要表现在自我对社会价值目标接受过程中对自我的自觉控制上面，具体表现为自我鼓励、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和自我监督。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否及时反馈信息，适当调节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意志能力的调控。意志能控制个人活动同社会规范的吻合程度，通过检查和修正因内外各种因素而引起的偏差，保证预定价值目标的实现。一个人的成败得失与他的意志有着密切关系，坚强的意志力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同时能够控制和约束外界的各种诱惑，不被欲望俘虏，不被情感左右，而意志薄弱的人则很难达到这一境界。保证社会价值体系发挥作用，应当依赖于那些具有顽强意志能力的人，意志薄弱是人性的可怕弱点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的最大障碍。

三、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优化非理性因素

人的非理性因素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层次不同的非理性因素在人的价值选择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人的理性发展和非理性发展都具有历史局限性，不能抽象地谈论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发展。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发展是社会一定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内化结果，这种内化结果又作为一种稳定的精神力量影响着个体对社会价值体系的选择取向，从这层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不仅仅是目的，而且也是优化个人非理性因素的手段。社会不能无限制地任凭非理性因素恣意生长，否则就会陷入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泥潭，直接导致人们对社会理性生活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冷漠和轻视。优化非理性因素，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人的欲望的科学疏导。

市场经济强化了个人的欲望，单纯对欲望加以节制和约束并非易事。但是人毕竟是理性的人，总是能通过社会价值规范的引导来提升自己的生活获得社会的认可，否则，人也就没有必要或没有可能加以教育。人的欲望需要是一个不断产生和不断满足的过程，在一个欲望需求满足之后，新的欲望需求随之产生。不能否认有少部分人在某一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之前也会产生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但是，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大多数人都能够跨越物质的需要而去追求精神需要。

结合人的非理性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充分把握人的各种欲望层次，了解其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基本状况。要对欲望和需求加以正确区分，对正当、合理的欲望要适当地加以满足，对不正当、不合理的欲望要加以引导和限制。在一定度的范围内，合理欲望的满足是可取的，不能一味地抑制和消除。同时，由于我国现在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分地强调需求的满足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通过社会规范的科学引导去改变人们的精神需求，通过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把人们的行为控制在社会规范的范围之中。

其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对人的情感的实践刺激。

人是情感的动物，这种情感源于个体与社会的动态矛盾和相互影响之中。人的情感丰富而多变，情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不能抽象地讨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个体始终与社会环境处于互动过程之中，外界因素直接刺激和影响着人的情感或情绪发生变化，积极情感能够促动人们选择或接受社会价值规范，而消极情感则诱导人们背离社会价值规范。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来保证个体情感接收系统处于刺激状态，保证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良性发展，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当前面临的实践课题。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常态化、持久性的系统工程，对社会成员有着广泛性的价值要求。长期以来，由于过分重视个人道德认知能力的获得和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以至于造成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严重脱节。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这项系统工程，应当结合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进行，要构建具体的与个人生活学习相关的场景和情势，避免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枯燥、僵化的形式主义做法。

再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化对人的意志的氛围监督。

氛围其实就是一种环境，更多地发挥价值导向和善恶判断的熏染作用，这种氛围有助于保证人们道德意志能力的锤炼并保障个体一旦融入就会产生强烈的约束感而促使自己的行为自觉符合社会规范的需求。

社会总是渴望其成员不断提升自己的是非分辨和善恶选择能力，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其实如若多花些力气铲除污泥或铲除相关的不利环境条件，倒是更有利于人的成长和发展。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好的土壤，能够使道德行为得到发扬，使不道德行为得到遏制，尤其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员，思想政治教育氛围的舆论作用更为明显。培育社会道德氛围，应当建立一个科学公正的评价机制。当一个集体形成良好的扬善抑恶机制时，善行就容易被接受，而恶行就容易被制止。不少人之所以偏离社会道德规范而由开始的惶惶不安到后来心安理得，原因就是缺乏局部环境条件下的评价和监督措施。而一旦有了动态的、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对人们的思想的产生以及可能的行为效果进行监督，那么放任自流的行为就会得到遏制。当然，道德氛围离不开公正的道德奖惩，它能借助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等方式对人的行为加以衡量和评估，促使人们反省和检查自己。这种奖惩更多的是表现在精神性的层次上，利用人们的羞耻心和自尊心，通过对善与恶、是与非的区分，实现人们心理和行为对社会规范的遵守。

【参考文献】

非理性因素范文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理性因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精神生活现代社会价值选择人格特性基础工程

现代社会的发展促使个人的精神生活随之发生变化，同时促使与人相关的本能、欲望、情感、意志、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全面激发和活跃起来，非理性因素的客观存在直接影响着人的人格特性以及相应的价值选择。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它发挥着提升人们精神生活和道德品质的重要作用。社会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从人性这一人学的视野中去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除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规律和方法之外，还应重视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变化和发展。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思想政治教育成本过高而效益低下的现象，无不与忽视非理性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有关。

一、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

在人的精神属性中，包含着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理性因素是人类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一种基本特征，人类的理性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人们能够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取得相应的成果。理性充分显示了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展示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总体来讲，“人类”的理性具有绝对性。然而，人虽然是有意识的理性存在物，但是思维和理性绝非是人的全部，人是社会关系中的知情意相统一的现实个体。非理性因素与人相伴相随，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非理性特征，因此，“个体”的非理性又具有相对性。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只有在社会集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社会个体依赖于社会群体这一事实不容怀疑。社会群体的生活是一个以合作和向善为基础的有序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离不开各种准则和制度的规范作用，从这层意义上讲，个人依赖社会就在于维护并遵守这些准则和制度。社会只有在价值准则和规范制度的约束下才能进步和发展，这就需要个人能够认同、接受和内化、遵循这些准则、规范。当个体相对的非理性因素与社会绝对的理性价值体系产生冲突时，决定了我们必须凭借某种力量去调整这种人性的冲突。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得以实现的方式之一，也是能够调节人性冲突并使之升华的工具和力量。从这层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解决社会集体理性同个体非理性之间矛盾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据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采用科学的手段提高和培养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道德等各方面素质的系统活动过程，其目的在于培养社会需要的具有较高道德素养的人才。传统观念认为，社会是一个理性设计的社会，理性设计的目标借助人的理性可以变为现实，并且还可以实现个人的社会化和道德化，其实这是一厢情愿。这种单一的借助理性通道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往往效果不佳，不仅无法实现人的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目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导致人性的危机和畸形。基于人的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客观矛盾，借助非理性通道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非理性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如果说人的理性源于人类大脑的思维能力，那么，人的非理性却更多地源于人的身体、心理等因素，非理性因素是社会文化本质的反映，是人的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理性因素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力量直接渗透到个体的价值选择中，在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中，欲望、情感、意志三种非理性因素复杂多变，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影响尤为明显。

首先，欲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价值引导作用。

欲望是社会个体基于主体需要而对外在事物的渴求和索取心理，体现了人类基本的原始动力和价值追求。人的欲望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如物欲、情欲、功名欲、创造欲等，这种对外部事物的占有、征服以及自身潜能的表现和张扬，既有先天本能性的低级欲望和需求，也有后天发展起来的更高级的欲望和需要，如发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等。人的欲望是现实性和超越性、有限性和无限性、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伴随人的低级欲望和需求的满足，高级欲望和需求就会产生，人类在产生欲望和满足欲望的过程中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就个体而言，对欲望的过分抑制无疑不利于个体的发展，但是过度沉湎于满足欲望，同样会蜕变成欲望的奴隶。欲望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源泉，欲望的满足和激发，促使人类不断进步和追求。合理的欲望追求作为正当的刺激和追求，能促使人们保持旺盛的热情和干劲，产生对外界事物的强烈渴求和直接动机，并最终凝聚成为个体价值选择的行为态势。人们一般认为，欲望是丑陋的、同社会道德格格不入的，因此，中西方大多希冀通过扼杀人的欲望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这种教育方式虽然维护了道德，但是却扼杀了人性，因为这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非理性存在这一事实。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的物质利益的欲望，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需求，这也是道德发展的基础。人的欲望尤其是生活中的物质欲望可能是向善的障碍，然而，人类不能无视这一障碍，障碍的跨越恰恰是道德的平川，但是同样也给道德建设带来了契机和空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个人由物质性的欲望向精神性的欲望层次过度，由此推动社会规范的践行和个体德性的完善。正如没有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望追求就不会推动市场机制的健全一样，同样，欲望的扼杀无论如何也难以产生积极的道德追求，也就不会促成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

其次，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规范选择作用。

情感是构成人类生活世界的基本元素，渗透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情感是个体心理结构的重要环节，是个体对周围现实以及自己的一种态度体验。马克思曾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P169)“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2](P117)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仅有对社会规范系统的认知是不够的，如果缺乏对道德规范的情感体验，那么就不能将社会倡导的价值准则融化于内心之中。情感对人的行为具有激发、催化作用，可以保证人们形成强烈的动机，影响人们对价值信息的选择、评价和判断。

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接受社会规范系统和人性升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借助于个人丰富而健康的情感体验，主体对社会信赖的价值准则作出积极和肯定评价时，就会产生自尊、自信等积极的情感体验，激发出对道德规范的信赖和追求。而对社会价值准则作出否定和不满的评价时，就会产生相应的自卑、羞耻、甚至内疚等消极的情感体验。不难看出，情感具有调整人们行为的激励效应，它促使主体以体验的方式表达对事物意义的态度，通过强列的情绪表达出来，它既受理性制约，同时又表现为一种强烈的非理性冲动。一般说来，自尊感越强的人就越具有羞耻感，而道德品质越高尚的人就越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内疚感。

再次，意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行为保障作用。

意志是指人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调节和支配自己行动的心理过程。意志可以调节和支配人的行为活动的目的性，具体表现在激励人们去从事有助于达到预期目标的肯定性

行为和抑制不利于达到某种预定目标的否定性行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意志对个体行为发挥约束和监督作用。

意志的功能主要表现在自我对社会价值目标接受过程中对自我的自觉控制上面，具体表现为自我鼓励、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和自我监督。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否及时反馈信息，适当调节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意志能力的调控。意志能控制个人活动同社会规范的吻合程度，通过检查和修正因内外各种因素而引起的偏差，保证预定价值目标的实现。一个人的成败得失与他的意志有着密切关系，坚强的意志力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同时能够控制和约束外界的各种诱惑，不被欲望俘虏，不被情感左右，而意志薄弱的人则很难达到这一境界。保证社会价值体系发挥作用，应当依赖于那些具有顽强意志能力的人，意志薄弱是人性的可怕弱点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的最大障碍。

三、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优化非理性因素

人的非理性因素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层次不同的非理性因素在人的价值选择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人的理性发展和非理性发展都具有历史局限性，不能抽象地谈论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发展。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发展是社会一定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内化结果，这种内化结果又作为一种稳定的精神力量影响着个体对社会价值体系的选择取向，从这层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不仅仅是目的，而且也是优化个人非理性因素的手段。社会不能无限制地任凭非理性因素恣意生长，否则就会陷入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泥潭，直接导致人们对社会理性生活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冷漠和轻视。优化非理性因素，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人的欲望的科学疏导。

市场经济强化了个人的欲望，单纯对欲望加以节制和约束并非易事。但是人毕竟是理性的人，总是能通过社会价值规范的引导来提升自己的生活获得社会的认可，否则，人也就没有必要或没有可能加以教育。人的欲望需要是一个不断产生和不断满足的过程，在一个欲望需求满足之后，新的欲望需求随之产生。不能否认有少部分人在某一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之前也会产生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但是，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大多数人都能够跨越物质的需要而去追求精神需要。

结合人的非理性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充分把握人的各种欲望层次，了解其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基本状况。要对欲望和需求加以正确区分，对正当、合理的欲望要适当地加以满足，对不正当、不合理的欲望要加以引导和限制。在一定度的范围内，合理欲望的满足是可取的，不能一味地抑制和消除。同时，由于我国现在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分地强调需求的满足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通过社会规范的科学引导去改变人们的精神需求，通过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把人们的行为控制在社会规范的范围之中。

其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对人的情感的实践刺激。

人是情感的动物，这种情感源于个体与社会的动态矛盾和相互影响之中。人的情感丰富而多变，情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不能抽象地讨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个体始终与社会环境处于互动过程之中，外界因素直接刺激和影响着人的情感或情绪发生变化，积极情感能够促动人们选择或接受社会价值规范，而消极情感则诱导人们背离社会价值规范。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来保证个体情感接收系统处于刺激状态，保证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良性发展，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当前面临的实践课题。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常态化、持久性的系统工程，对社会成员有着广泛性的价值要求。长期以来，由于过分重视个人道德认知能力的获得和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以至于造成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严重脱节。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这项系统工程，应当结合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进行，要构建具体的与个人生活学习相关的场景和情势，避免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枯燥、僵化的形式主义做法。

再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化对人的意志的氛围监督。

氛围其实就是一种环境，更多地发挥价值导向和善恶判断的熏染作用，这种氛围有助于保证人们道德意志能力的锤炼并保障个体一旦融入就会产生强烈的约束感而促使自己的行为自觉符合社会规范的需求。

社会总是渴望其成员不断提升自己的是非分辨和善恶选择能力，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其实如若多花些力气铲除污泥或铲除相关的不利环境条件，倒是更有利于人的成长和发展。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好的土壤，能够使道德行为得到发扬，使不道德行为得到遏制，尤其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员，思想政治教育氛围的舆论作用更为明显。培育社会道德氛围，应当建立一个科学公正的评价机制。当一个集体形成良好的扬善抑恶机制时，善行就容易被接受，而恶行就容易被制止。不少人之所以偏离社会道德规范而由开始的惶惶不安到后来心安理得，原因就是缺乏局部环境条件下的评价和监督措施。而一旦有了动态的、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对人们的思想的产生以及可能的行为效果进行监督，那么放任自流的行为就会得到遏制。当然，道德氛围离不开公正的道德奖惩，它能借助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等方式对人的行为加以衡量和评估，促使人们反省和检查自己。这种奖惩更多的是表现在精神性的层次上，利用人们的羞耻心和自尊心，通过对善与恶、是与非的区分，实现人们心理和行为对社会规范的遵守。

【参考文献】

非理性因素范文篇4

一、培养洞察秋毫的判断能力，防止主观臆断

在考察干部工作中，从不同渠道获得的关于考察对象的信息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如果组工干部凭主观臆断，真假混淆，就会导致考察失真，影响选人用人的客观公正。因此，组工干部要保持公道正派，必须下大力气培养洞察秋毫的判断能力，坚决防止选人用人的随意性。要见微知著，善于从言谈举止等小事中看出干部的精神风貌，善于在对具体事件特别是突发性事件的考察中把握干部的主流和本质。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念考察干部，既要看干部的优点和成绩，也要了解干部的缺点和不足。要学会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考察和评价干部。在考察干部时要拓宽考察范围，既要考察干部的工作圈，也要考察干部的生活圈、社交圈；既要听单位领导的意见，也要听一般干部和群众代表的意见，做到兼听则明。要坚持全面考察干部作风上的说与做、政绩上的实与虚、发展上的远与近、时空上的内与外、交友上的亲与疏，做到既要以实绩、民意取人，又要坚决克服简单的以数字衡量政绩、以选票定干部的倾向。对干部的评价，既要看干部表现出来的实绩和能力，还要注意考虑干部潜在的能力和水平；要综合分析干部的成长轨迹和发展潜力，不能只看一时一事。

二、培养海纳百川的容忍能力，防止感情用事

组工干部在人际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个人的好恶和亲疏。但如果组工干部没有海纳百川的容忍能力，把个人好恶掺进组织人事工作中，就会感情用事，出现识人选人上的偏差。因此，组工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努力培养容人、容事、容言的能力。容人，就是以宽大的胸怀正确面对与自己有个人恩怨的干部，以宽容之心对待有缺点的干部，多看他人的长处，多理解他人的难处，多记他人的好处，少看他人的短处。对那些有专业、专长，基础牢、后劲足、有培养前途，且做出一定贡献的优秀人才，组工干部一定要摒弃个人好恶，以举贤不避仇的精神大力向组织推荐，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机会，提供舞台，决不能妒贤嫉能，因个人成见压制、埋没甚至打击报复人才。对有缺点的干部要满腔热情地关心爱护，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的优点和长处，抱着良好的愿望指出存在的不足和缺点，真诚地教育帮助他们改正缺点，纠正失误。容事，就是要容得下难堪之事和难办之事。在干部人事工作中，组工干部有时虽然自己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体谅，甚至要承受一些同志的误解，受了气还不能讲。遇到这种情况，组工干部要有忍辱负重的精神，竭力承受住委屈和压力，切不可赌气、泄气。同时，组工干部还会经常遇到一些老领导、老同事以及亲戚朋友找上门来的难办之事，这些事不办有伤感情，办了则有可能影响公正，这就需要组工干部以“大义灭亲”的勇气，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首位，秉公办事，不拿感情换原则，坚持做到不该帮的忙坚决不帮，不该办的事坚决不办。容言，就是容逆耳之言。组工干部经常与各种各样性格的干部打交道，有的干部提意见直来直去，不留情面；有的干部发牢骚，讲怪话，讽刺挖苦，令人难受。这些逆耳之言，有的不乏真知灼见，对工作大有裨益；有的虽是不明事理之言，也总有其可谅之情。作为组工干部一定要听得进逆耳之言，容得下批评意见，忍得住埋怨、指责，以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难容之言、难容之事。

三、培养循循善诱的说服能力，防止简单粗暴

“对外平等”是组织部门十六字部风的重要内容。如果组工干部对待党员干部不是循循善诱，耐心教育，而是简单粗暴，强迫命令，就会背离“对外平等”的要求，削弱“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知识分子之家”的亲和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更重、难度更大了，这就要求组工干部努力培养循循善诱的说服教育能力，充分保护、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要认真做好接访工作，仔细分析上访党员干部的陈述和解释，即使是听到不合口味的话也要保持冷静，不随便反驳或批评，避免造成情感隔阂，矛盾激化。要“察言观色”，让自己的思想“跟踪”发言者，注意从谈话对象的神态、语气变化中捕捉信息，发现问题，不仅要听懂谈话对象的正常表述，而且要听清弦外之音，听懂言外之意，从中掌握真实情况，及时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主动为他们释疑解惑。要根据党员干部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异，对症下药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如，在与年轻党员干部谈话中，应针对其进取心强的心理，明确指出其存在的缺点，应注意的事项以及应具备的水平，促其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对犯有错误、担心被免职或降职的党员干部，则要针对其恐惧和不满心理，肯定优点，指明努力的方向，帮助寻找改正错误的途径和方法。对即将或已经退休的干部，要多鼓励，多肯定，多安慰，并认真对待他们提出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能办则办，能帮则帮，对一些无法解决的，也必须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工作。要多贴近党员干部，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正确的思想和意见，要加以采纳和支持；对于不正确的思想和意见要给予解释、教育以至必要的批评；对于那些复杂、各有说法的意见和言论，要综合分析，不急于下结论，真正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非理性因素范文篇5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性行为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性行为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性行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性行为。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性行为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从个体决策者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无法脱离理性而存在。但是，当把理性狂热地抬高到“唯我独尊”和“无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抛弃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当作客观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类历史时，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腊哲学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如果可能的话，理性应该完全压制情感，以达到心灵上的宁静。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的灵魂最高的属性和力量，它应该统治着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显，两者都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和力量，认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们是人的理性的障碍，而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贬斥。不可否认，人应该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却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维在发挥着作用，情感、意志、灵感、信仰、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义张扬盛行之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的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着必须的作用。相对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任何人，无论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决策行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富于情感的高等动物，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情感、深层心理动机、宗教激情、价值信仰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经验、直觉、灵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作为间接决策者的公众来看，存在群体非理性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个人的决策，各种利益集团、公众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大力倡导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为落实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政治权利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体的利益关注制约个体的利益动机，以群体的理性弥补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以群体的理性制约个体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群体失智等都是对这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刻画。这种群体非理性一旦被激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约它。这种现象不仅为现代心理学所揭示，也被现实中大量的实例所印证。回忆一下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的群体性狂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体非理性所具有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出现群体非理性的现象，但是，一旦出现，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的政策方案与通过经验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让决策者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方案的选择往往是很艰难的。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产生也不会纯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为无论个体决策者或是群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都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复杂过程，即便从行为结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证了政策在客观世界的精准性，而非理性保证了政策在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断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过来不断改进理性的政策方案。

综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离的，也不仅仅只有相冲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这样过于简化了政策所要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更不能完全靠决策者拍脑袋来进行抉择，这样会导致盲目的经验主义错误。这已经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留下很多惨痛的教训。同时，我们要正视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兼具科学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达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四卷，阿马蒂亚·森：“有限理论性”辞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

[3][美]赫伯特·西蒙：《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理性》，赫伯特·西蒙著，黄涛译：《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五期，廉正军：《论理性与非理性之争》，2007.5

[5][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非理性因素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性行为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性行为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性行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性行为。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性行为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从个体决策者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无法脱离理性而存在。但是，当把理性狂热地抬高到“唯我独尊”和“无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抛弃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当作客观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类历史时，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腊哲学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如果可能的话，理性应该完全压制情感，以达到心灵上的宁静。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的灵魂最高的属性和力量，它应该统治着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显，两者都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和力量，认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们是人的理性的障碍，而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贬斥。不可否认，人应该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却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维在发挥着作用，情感、意志、灵感、信仰、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义张扬盛行之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的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着必须的作用。相对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任何人，无论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决策行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富于情感的高等动物，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情感、深层心理动机、宗教激情、价值信仰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经验、直觉、灵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作为间接决策者的公众来看，存在群体非理性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个人的决策，各种利益集团、公众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大力倡导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为落实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政治权利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体的利益关注制约个体的利益动机，以群体的理性弥补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以群体的理性制约个体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群体失智等都是对这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刻画。这种群体非理性一旦被激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约它。这种现象不仅为现代心理学所揭示，也被现实中大量的实例所印证。回忆一下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的群体性狂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体非理性所具有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出现群体非理性的现象，但是，一旦出现，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的政策方案与通过经验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让决策者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方案的选择往往是很艰难的。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产生也不会纯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为无论个体决策者或是群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都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复杂过程，即便从行为结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证了政策在客观世界的精准性，而非理性保证了政策在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断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过来不断改进理性的政策方案。

综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离的，也不仅仅只有相冲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这样过于简化了政策所要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更不能完全靠决策者拍脑袋来进行抉择，这样会导致盲目的经验主义错误。这已经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留下很多惨痛的教训。同时，我们要正视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兼具科学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达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四卷，阿马蒂亚·森：“有限理论性”辞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

[3][美]赫伯特·西蒙：《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理性》，赫伯特·西蒙著，黄涛译：《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五期，廉正军：《论理性与非理性之争》，2007.5

[5][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非理性因素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性行为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性行为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性行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性行为。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性行为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从个体决策者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无法脱离理性而存在。但是，当把理性狂热地抬高到“唯我独尊”和“无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抛弃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当作客观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类历史时，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腊哲学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如果可能的话，理性应该完全压制情感，以达到心灵上的宁静。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的灵魂最高的属性和力量，它应该统治着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显，两者都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和力量，认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们是人的理性的障碍，而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贬斥。不可否认，人应该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却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维在发挥着作用，情感、意志、灵感、信仰、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义张扬盛行之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的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着必须的作用。相对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任何人，无论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决策行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富于情感的高等动物，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情感、深层心理动机、宗教激情、价值信仰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经验、直觉、灵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作为间接决策者的公众来看，存在群体非理性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个人的决策，各种利益集团、公众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大力倡导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为落实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政治权利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体的利益关注制约个体的利益动机，以群体的理性弥补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以群体的理性制约个体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群体失智等都是对这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刻画。这种群体非理性一旦被激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约它。这种现象不仅为现代心理学所揭示，也被现实中大量的实例所印证。回忆一下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的群体性狂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体非理性所具有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出现群体非理性的现象，但是，一旦出现，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的政策方案与通过经验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让决策者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方案的选择往往是很艰难的。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产生也不会纯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为无论个体决策者或是群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都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复杂过程，即便从行为结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证了政策在客观世界的精准性，而非理性保证了政策在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断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过来不断改进理性的政策方案。

综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离的，也不仅仅只有相冲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这样过于简化了政策所要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更不能完全靠决策者拍脑袋来进行抉择，这样会导致盲目的经验主义错误。这已经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留下很多惨痛的教训。同时，我们要正视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兼具科学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达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四卷，阿马蒂亚·森：“有限理论性”辞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

[3][美]赫伯特·西蒙：《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理性》，赫伯特·西蒙著，黄涛译：《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五期，廉正军：《论理性与非理性之争》，2007.5

[5][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非理性因素范文篇8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性行为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性行为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性行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性行为。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性行为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从个体决策者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无法脱离理性而存在。但是,当把理性狂热地抬高到“唯我独尊”和“无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抛弃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当作客观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类历史时,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腊哲学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如果可能的话,理性应该完全压制情感,以达到心灵上的宁静。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的灵魂最高的属性和力量,它应该统治着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显,两者都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和力量,认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们是人的理性的障碍,而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贬斥。不可否认,人应该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却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维在发挥着作用,情感、意志、灵感、信仰、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义张扬盛行之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的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着必须的作用。相对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任何人,无论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决策行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富于情感的高等动物,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情感、深层心理动机、宗教激情、价值信仰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经验、直觉、灵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作为间接决策者的公众来看,存在群体非理性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个人的决策,各种利益集团、公众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大力倡导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为落实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政治权利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体的利益关注制约个体的利益动机,以群体的理性弥补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以群体的理性制约个体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群体失智等都是对这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刻画。这种群体非理性一旦被激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约它。这种现象不仅为现代心理学所揭示,也被现实中大量的实例所印证。回忆一下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的群体性狂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体非理性所具有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出现群体非理性的现象,但是,一旦出现,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公务员之家。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的政策方案与通过经验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让决策者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方案的选择往往是很艰难的。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产生也不会纯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为无论个体决策者或是群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都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复杂过程,即便从行为结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证了政策在客观世界的精准性,而非理性保证了政策在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断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过来不断改进理性的政策方案。

综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离的,也不仅仅只有相冲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这样过于简化了政策所要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更不能完全靠决策者拍脑袋来进行抉择,这样会导致盲目的经验主义错误。这已经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留下很多惨痛的教训。同时,我们要正视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兼具科学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达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英]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四卷,阿马蒂亚·森:“有限理论性”辞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

[3][美]赫伯特·西蒙:《心理学与经济学中的理性》,赫伯特·西蒙着,黄涛译:《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五期,廉正军:《论理性与非理性之争》,2007.5

[5][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非理性因素范文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理性因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精神生活现代社会价值选择人格特性基础工程

现代社会的发展促使个人的精神生活随之发生变化，同时促使与人相关的本能、欲望、情感、意志、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全面激发和活跃起来，非理性因素的客观存在直接影响着人的人格特性以及相应的价值选择。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它发挥着提升人们精神生活和道德品质的重要作用。社会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从人性这一人学的视野中去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除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规律和方法之外，还应重视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变化和发展。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思想政治教育成本过高而效益低下的现象，无不与忽视非理性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有关。

一、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

在人的精神属性中，包含着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理性因素是人类特有的区别于动物的一种基本特征，人类的理性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人们能够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取得相应的成果。理性充分显示了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展示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总体来讲，“人类”的理性具有绝对性。然而，人虽然是有意识的理性存在物，但是思维和理性绝非是人的全部，人是社会关系中的知情意相统一的现实个体。非理性因素与人相伴相随，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非理性特征，因此，“个体”的非理性又具有相对性。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只有在社会集体中才能生存和发展，社会个体依赖于社会群体这一事实不容怀疑。社会群体的生活是一个以合作和向善为基础的有序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离不开各种准则和制度的规范作用，从这层意义上讲，个人依赖社会就在于维护并遵守这些准则和制度。社会只有在价值准则和规范制度的约束下才能进步和发展，这就需要个人能够认同、接受和内化、遵循这些准则、规范。当个体相对的非理性因素与社会绝对的理性价值体系产生冲突时，决定了我们必须凭借某种力量去调整这种人性的冲突。

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得以实现的方式之一，也是能够调节人性冲突并使之升华的工具和力量。从这层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解决社会集体理性同个体非理性之间矛盾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据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采用科学的手段提高和培养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道德等各方面素质的系统活动过程，其目的在于培养社会需要的具有较高道德素养的人才。传统观念认为，社会是一个理性设计的社会，理性设计的目标借助人的理性可以变为现实，并且还可以实现个人的社会化和道德化，其实这是一厢情愿。这种单一的借助理性通道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往往效果不佳，不仅无法实现人的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目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导致人性的危机和畸形。基于人的非理性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客观矛盾，借助非理性通道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非理性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如果说人的理性源于人类大脑的思维能力，那么，人的非理性却更多地源于人的身体、心理等因素，非理性因素是社会文化本质的反映，是人的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理性因素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力量直接渗透到个体的价值选择中，在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中，欲望、情感、意志三种非理性因素复杂多变，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影响尤为明显。

首先，欲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价值引导作用。

欲望是社会个体基于主体需要而对外在事物的渴求和索取心理，体现了人类基本的原始动力和价值追求。人的欲望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如物欲、情欲、功名欲、创造欲等，这种对外部事物的占有、征服以及自身潜能的表现和张扬，既有先天本能性的低级欲望和需求，也有后天发展起来的更高级的欲望和需要，如发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等。人的欲望是现实性和超越性、有限性和无限性、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伴随人的低级欲望和需求的满足，高级欲望和需求就会产生，人类在产生欲望和满足欲望的过程中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就个体而言，对欲望的过分抑制无疑不利于个体的发展，但是过度沉湎于满足欲望，同样会蜕变成欲望的奴隶。欲望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源泉，欲望的满足和激发，促使人类不断进步和追求。合理的欲望追求作为正当的刺激和追求，能促使人们保持旺盛的热情和干劲，产生对外界事物的强烈渴求和直接动机，并最终凝聚成为个体价值选择的行为态势。人们一般认为，欲望是丑陋的、同社会道德格格不入的，因此，中西方大多希冀通过扼杀人的欲望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这种教育方式虽然维护了道德，但是却扼杀了人性，因为这从根本上忽视了人的非理性存在这一事实。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的物质利益的欲望，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需求，这也是道德发展的基础。人的欲望尤其是生活中的物质欲望可能是向善的障碍，然而，人类不能无视这一障碍，障碍的跨越恰恰是道德的平川，但是同样也给道德建设带来了契机和空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个人由物质性的欲望向精神性的欲望层次过度，由此推动社会规范的践行和个体德性的完善。正如没有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望追求就不会推动市场机制的健全一样，同样，欲望的扼杀无论如何也难以产生积极的道德追求，也就不会促成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

其次，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规范选择作用。

情感是构成人类生活世界的基本元素，渗透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情感是个体心理结构的重要环节，是个体对周围现实以及自己的一种态度体验。马克思曾说：“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P169)“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2](P117)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仅有对社会规范系统的认知是不够的，如果缺乏对道德规范的情感体验，那么就不能将社会倡导的价值准则融化于内心之中。情感对人的行为具有激发、催化作用，可以保证人们形成强烈的动机，影响人们对价值信息的选择、评价和判断。

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接受社会规范系统和人性升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借助于个人丰富而健康的情感体验，主体对社会信赖的价值准则作出积极和肯定评价时，就会产生自尊、自信等积极的情感体验，激发出对道德规范的信赖和追求。而对社会价值准则作出否定和不满的评价时，就会产生相应的自卑、羞耻、甚至内疚等消极的情感体验。不难看出，情感具有调整人们行为的激励效应，它促使主体以体验的方式表达对事物意义的态度，通过强列的情绪表达出来，它既受理性制约，同时又表现为一种强烈的非理性冲动。一般说来，自尊感越强的人就越具有羞耻感，而道德品质越高尚的人就越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内疚感。

再次，意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行为保障作用。

意志是指人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调节和支配自己行动的心理过程。意志可以调节和支配人的行为活动的目的性，具体表现在激励人们去从事有助于达到预期目标的肯定性

行为和抑制不利于达到某种预定目标的否定性行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意志对个体行为发挥约束和监督作用。

意志的功能主要表现在自我对社会价值目标接受过程中对自我的自觉控制上面，具体表现为自我鼓励、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和自我监督。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否及时反馈信息，适当调节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意志能力的调控。意志能控制个人活动同社会规范的吻合程度，通过检查和修正因内外各种因素而引起的偏差，保证预定价值目标的实现。一个人的成败得失与他的意志有着密切关系，坚强的意志力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同时能够控制和约束外界的各种诱惑，不被欲望俘虏，不被情感左右，而意志薄弱的人则很难达到这一境界。保证社会价值体系发挥作用，应当依赖于那些具有顽强意志能力的人，意志薄弱是人性的可怕弱点和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的最大障碍。

三、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优化非理性因素

人的非理性因素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层次不同的非理性因素在人的价值选择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人的理性发展和非理性发展都具有历史局限性，不能抽象地谈论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发展。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发展是社会一定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内化结果，这种内化结果又作为一种稳定的精神力量影响着个体对社会价值体系的选择取向，从这层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不仅仅是目的，而且也是优化个人非理性因素的手段。社会不能无限制地任凭非理性因素恣意生长，否则就会陷入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泥潭，直接导致人们对社会理性生活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冷漠和轻视。优化非理性因素，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对人的欲望的科学疏导。

市场经济强化了个人的欲望，单纯对欲望加以节制和约束并非易事。但是人毕竟是理性的人，总是能通过社会价值规范的引导来提升自己的生活获得社会的认可，否则，人也就没有必要或没有可能加以教育。人的欲望需要是一个不断产生和不断满足的过程，在一个欲望需求满足之后，新的欲望需求随之产生。不能否认有少部分人在某一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之前也会产生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但是，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大多数人都能够跨越物质的需要而去追求精神需要。

结合人的非理性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充分把握人的各种欲望层次，了解其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基本状况。要对欲望和需求加以正确区分，对正当、合理的欲望要适当地加以满足，对不正当、不合理的欲望要加以引导和限制。在一定度的范围内，合理欲望的满足是可取的，不能一味地抑制和消除。同时，由于我国现在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分地强调需求的满足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通过社会规范的科学引导去改变人们的精神需求，通过提升人的精神生活把人们的行为控制在社会规范的范围之中。

其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对人的情感的实践刺激。

人是情感的动物，这种情感源于个体与社会的动态矛盾和相互影响之中。人的情感丰富而多变，情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不能抽象地讨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个体始终与社会环境处于互动过程之中，外界因素直接刺激和影响着人的情感或情绪发生变化，积极情感能够促动人们选择或接受社会价值规范，而消极情感则诱导人们背离社会价值规范。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来保证个体情感接收系统处于刺激状态，保证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良性发展，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当前面临的实践课题。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常态化、持久性的系统工程，对社会成员有着广泛性的价值要求。长期以来，由于过分重视个人道德认知能力的获得和道德判断能力的提高，以至于造成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严重脱节。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这项系统工程，应当结合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进行，要构建具体的与个人生活学习相关的场景和情势，避免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枯燥、僵化的形式主义做法。

再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化对人的意志的氛围监督。

氛围其实就是一种环境，更多地发挥价值导向和善恶判断的熏染作用，这种氛围有助于保证人们道德意志能力的锤炼并保障个体一旦融入就会产生强烈的约束感而促使自己的行为自觉符合社会规范的需求。

社会总是渴望其成员不断提升自己的是非分辨和善恶选择能力，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其实如若多花些力气铲除污泥或铲除相关的不利环境条件，倒是更有利于人的成长和发展。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好的土壤，能够使道德行为得到发扬，使不道德行为得到遏制，尤其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员，思想政治教育氛围的舆论作用更为明显。培育社会道德氛围，应当建立一个科学公正的评价机制。当一个集体形成良好的扬善抑恶机制时，善行就容易被接受，而恶行就容易被制止。不少人之所以偏离社会道德规范而由开始的惶惶不安到后来心安理得，原因就是缺乏局部环境条件下的评价和监督措施。而一旦有了动态的、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对人们的思想的产生以及可能的行为效果进行监督，那么放任自流的行为就会得到遏制。当然，道德氛围离不开公正的道德奖惩，它能借助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等方式对人的行为加以衡量和评估，促使人们反省和检查自己。这种奖惩更多的是表现在精神性的层次上，利用人们的羞耻心和自尊心，通过对善与恶、是与非的区分，实现人们心理和行为对社会规范的遵守。

【参考文献】

非理性因素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理性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英语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地理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性行为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性行为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性行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性行为。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性行为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从个体决策者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无法脱离理性而存在。但是，当把理性狂热地抬高到“唯我独尊”和“无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抛弃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当作客观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类历史时，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腊哲学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如果可能的话，理性应该完全压制情感，以达到心灵上的宁静。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的灵魂最高的属性和力量，它应该统治着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显，两者都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和力量，认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们是人的理性的障碍，而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贬斥。不可否认，人应该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却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维在发挥着作用，情感、意志、灵感、信仰、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义张扬盛行之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的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着必须的作用。相对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任何人，无论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决策行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富于情感的高等动物，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情感、深层心理动机、宗教激情、价值信仰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经验、直觉、灵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作为间接决策者的公众来看，存在群体非理性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个人的决策，各种利益集团、公众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大力倡导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为落实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政治权利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体的利益关注制约个体的利益动机，以群体的理性弥补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以群体的理性制约个体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群体失智等都是对这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刻画。这种群体非理性一旦被激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约它。这种现象不仅为现代心理学所揭示，也被现实中大量的实例所印证。回忆一下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的群体性狂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体非理性所具有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出现群体非理性的现象，但是，一旦出现，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的政策方案与通过经验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让决策者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方案的选择往往是很艰难的。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产生也不会纯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为无论个体决策者或是群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都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复杂过程，即便从行为结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证了政策在客观世界的精准性，而非理性保证了政策在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断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过来不断改进理性的政策方案。

综上所述，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不是分离的，也不仅仅只有相冲突的一面。所以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不能片面的追求理性，否定非理性作用，这样过于简化了政策所要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更不能完全靠决策者拍脑袋来进行抉择，这样会导致盲目的经验主义错误。这已经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留下很多惨痛的教训。同时，我们要正视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更要看到理性和非理性想融合的一面。在政策制定中利用好理性和非理性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制定出来的政策兼具科学行和人性化，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达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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