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范文10篇

非均衡范文篇1

《中庸》是儒家重要经典，是古代许多儒家的方法论，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朱熹对中庸的定义：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适度性。理论力学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其中静力学则是研究物体受力分析、力系的简化、平衡条件。经济系统中也提到均衡，如：均衡价格、局部均衡、一般均衡论、非均衡的经济等。博弈论有纳什均衡、完美纳什均衡等等。总之在很多领域出现类似平衡的概念，平衡的状态，非平衡的现象。儒家之所以把中庸作为方法论，就在于它能维持社会稳定，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也是我们现代社会中，解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问题的方法论之一。

二、中庸的平衡或均衡思想

《中庸》中有两个基本概念“中和”和“时中”，从人的性情来说，一个人还没表现出喜怒哀乐时，心情平静，不偏不倚叫“中”，当表现出来又有节度，无过不及叫做“和”，这蕴含着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它的客观规律，满足类似于静力学平衡或经济领域的均衡状态。“时中”指“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中处于变动不居之中，随时处中。揭示了任何事物不断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也要达到动态平衡或动态均衡状态。

三、理论力学的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

以某个体或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以地球作为参照物，进行受力分析、力系简化、得到所有各力作用下满足的静力学平衡条件，反映的是所有作用通过研究对象这个载体发生相互作用，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用这套理论来解决大量的工程设计问题。动静法是利用静力学方法解决动力学问题，满足一定条件形成动态平衡。为求解复杂系统的动力学问题提供普遍解决方法。

四、市场经济体系中均衡与非均衡

均衡是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的概念，经济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变量满足一定条件，所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既各参与方的利益在相互妥协后达到均衡，形成相互制约。微观经济分析中，市场均衡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为单个或局部市场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达到均衡状态，一般均衡为整个经济系统所有市场供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到达均衡状态。市场上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的状态称为市场出清状态，目前国家进行供给侧改革，也就是商品严重过剩情况下，调整供给的过程，使非均衡经济转化为均衡经济。

五、证券市场的均衡与非均衡问题

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里，发展理念和政策设计，更多强调企业的融资功能，忽视了投资功能。正确认识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发展证券市场的前提。不管是传统金融还是现代金融都是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同样离不开供求关系，也必须保持均衡状态。证券市场IPO首次发行股票满足融资功能，股票的分红配送和价格波动满足投资功能，融资功能更好的满足资源配置，投资功能满足投资者的收益，两者的作用缺一不可。适度发行股票和更多关注培育市场投资功能，才能保证并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过渡IPO将使市场萎靡不振，一潭死水，反作用也就降低了融资功能，这也就是证券市场发展20多年来无数次暂停IPO的原因，不能过度强调融资功能而忽视或轻视投资功能的培育。股票发行数量和市值规模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怎么才处于平衡状态，不是想发行多少股票就发行多少，能不能从概率角度得到一个量化的结论，是值得长期研究的课题。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市场活跃度也有均衡和非均衡问题，适度的监管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适度活跃使市场充满生机，使投资者理性投资不致过度投机。过度监管使投资者望而生畏，缩手缩脚，市场失去活力。过度放松使投资者失去对市场的敬畏，投机流行，过度重视短期投资，2015上半年创业板股票过度投机平均市盈率很高，甚至个别股票上千倍的市盈率。频繁炒作概念，不顾企业真实价值，股价一飞冲天。频繁换手，有些股票一周换手率达到100%，甚至个别股票一个交易日达到30%左右，明显是庄家对倒，达到出货的目的。这些现象都是监管弱化和不到位的表现，非均衡危害之大不言而喻。证券市场制度创新开放与稳步发展之间也有均衡和非均衡问题。投资群体中非理性投资者占多数情况下，2016年初匆忙推出股票熔断机制，仅存活几个交易日以失败告终。使市场连续大幅下挫，财富损失是巨大的。在基础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注册制，引起投资者的恐慌，纷纷撤离资金，证券市场还怎么发展，更可怕的是，使投资者对管理层管理市场的能力产生怀疑，对证券市场信心遭受重创，这不是危言耸听，急速缩减的成交量就是例证，非均衡的危害要警钟长鸣。上市公司融资预期与给投资者提供的回报也有均衡与非均衡的问题。证券市场为企业融资提供了资金池，为调节资源配置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上市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和分红配送时应兼顾国家利益和投资回报，如果一味到证券市场融资或者说不负责任的圈钱，丝毫不顾及投资回报率，相当于非均衡现象的出现，投资者将失去投资股票的动力，其反作用将是市场每况愈下，投资者参与意愿降低，资金池里的资金严重减少，更多需要真正融资的企业融不到资金，形成恶性循环。

六、参与证券交易的个体投资者的非均衡行为

过度看盘和不及看盘的问题，当和个人投资者交流发现很多投资者交易时间一直盯盘，甚至中午吃饭都在看K线图研究技术指标，正是这种频繁的关注，使对股市的起伏涨跌过于敏感，只顾短时间的涨跌忽略了长周期运行规律，处在频繁交易状态，不能盈利甚至小亏一直大亏也就成为必然。举个例子，骑自行车者如果只盯着轮子下面坑坑洼洼，极容易出事故，一定精疲力尽极度疲劳，也走不远。股票市场上也有相反的情况，个别投资者一月二月看不一次盘，对于我们一般投资者而言将失去对盘的感觉，从而失去很多机会，除非做长线，但就中国股票市场而言恐怕做长线很难盈利。总之，看盘也有个适度，即均衡看盘问题，否则交易就出现偏差。出现非均衡看盘。

七、结束语

非均衡范文篇2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专门测度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方法，本文借鉴李敬等(2008)分析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具体做法，从不同纬度对中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李敬等，2008)［17］。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测度绝对差距的代表性指标主要有如全距和标准离差等，测度相对差距的指标主要有如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等;虽然绝对差距能够体现最高收入地区和最低收入地区的绝对差异，但它潜伏着巨大的基数差异;而对于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来说，基尼系数(GINI)一般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特别敏感，而对数离差均值(GEO)对底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泰尔指数(GE1)则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很显然，不同的测度方法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基于此，本文选用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这三个指标来度量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水平。(一)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测度方法介绍基尼系数(GINI)目前是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的相对量统计指标，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C.Gini)在1912年首次提出。基尼系数在［0，1］之间。当GINI=0时，表示收入分配是绝对平均的;当GINI=1时，表示收入分配是绝对不平均的，收入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一般来说，GINI在0.3以下为最佳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水平，0.6以上就属于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自1912年基尼系数(GINI)被提出以来，围绕着基尼系数(GINI)的计算公式，学者们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看法。比如，1912年基尼(C.Gini)本人就将基尼系数(GINI)计算公式确定为:Δ=∑nj=1∑ni=1(xj－xi)/n(n－1)，0≤Δ≤2u(1)上式中，Δ是基尼平均差，(xi－xj)是任何一堆收入样本差的绝对值，n为样本容量，u为收入均值。由于基尼的计算方法在不同人群组之间无法完全分解，Sundrum(1990)介绍了一种对一国或地区基尼系数(GINI)进行分解的方法，计算公式如下:G=P21u1uG1+P22u2uG2+P1P2u2－u1u(2)上式中，G表示总体的基尼系数，G1和G2分别表示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P1、P2分别表示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u1、u2、u分别表示农村、城镇和总体的人均收入。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考虑到中国城乡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上述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均难以有效度量我国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本文拟采用下述计算公式:GINI=－(n+1)n+2n2μy∑ni=1iyi(3)其中，n代表样本的数目，yi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到高排列后第i个体的金融发展水平，μy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平均值。(二)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测度方法介绍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最早由Theil和Henri于1967年首先提出来。在随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的计算公式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泰尔指数(GE1)为例，先后就产生了两个泰尔指数(GE1)指标，即是GE1指数T和GE1指数L;前者以GDP比重加权计算，后者以人口比重加权计算。比如，以GDP比重加权计算的GE1指数T计算公式可表示如下:T=∑Ni=1ytlogytpt(4)上式中，N为区域个数，yt为i区域GDP占全国的份额，pi为i地区的人口数占全国的份额。GE1指数T越大，就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反之，就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小。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可将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分解为组间和组内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变动差距。如果假定集合N被分成m个组Nk(k=1，2，…，m)，每组相应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向量为yk，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均值为μk，区域数量为nk，则其占总区域数量的份额为νk=nk/n。方便起见，令y珋k表示用μk替代yk中的每一个分量所得到的新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向量。则有:GEO=Ge(y1，y2，…，ym)=1n∑mk=1∑i∈Nklnμyi=∑mk=1nkn1nk∑i∈Nklnμkyi+1n∑mk=1∑i∈Nklnμμk=∑mk=1νkE0(yk)+∑mk=1νklnμμk=W+B(5)其中，W表示k组不平等值的加权平均，它是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组内差距部分;B表示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组间差距部分，它是通过将每个区域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换成其相应的组均值计算而得到的。如果假定集合N被分成m个组Nk(k=1，2，...，m)，每组相应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向量为yk，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均值为μk，区域数量为nk，则其占总区域数量的份额为νk=nk/n。方便起见，令y珋k表示用μk替代yk中的每一个分量所得到的新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向量。则有:GE1=T(y1，y2，…，ym)=1n∑mk=1∑i∈Nkyiμylnyiμy=∑mk=1nknμkμy1nk∑i∈Nkyiμklnyiμk+1n∑mk=1∑i∈Nkμkμylnμkμy=∑mk=1νkμkμyT(yk)+∑mk=1νkμkμylnμkμy=W+B(6)其中，W=∑mk=1νkμkμyT(yk)表示k组不平等值的加权平均，它代表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组内差距部分。B=∑mk=1νkμkμylnμkμy=T(y珋1，y珋2，…，y珋m)则表示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组间差距部分，它是通过将每区域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换成其相应的组均值计算而得到的。在这里，W和B的权数νkμkμy为第k组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占总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份额。

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测度

在确定了测度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方法的基础上，要科学地测度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还必须确定相应的研究视角。由于地级市及其以下层面的数据难以获取，国家层面的数据又过于笼统，因此，本文拟从省际、东中西部和八大经济区等三个视角入手来全面测度我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同时，考虑到我国城乡经济金融各项指标在改革开放前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因此，测度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时间段选择为1978－2010年，即主要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水平。由于西藏、海南1992年以前的数据资料不全，将其从样本中剔除;重庆在1997年后才成立，其数据合并到四川省;因此，省际视角下的样本数为28个，东中西部和八大经济区视角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仍按相应省级单位所处的地域来进行研究。(一)省际视角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对于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本文借鉴冉光和、鲁钊阳(2011)［18］的做法，从结构、规模和效率三个维度来衡量，即: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非农业类股票筹资额+非农业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农业类股票筹资额+农业类保费收入)/金融总资产］;城乡金融规模非均衡发展水平=［城镇贷款/城镇GDP］/［农村贷款/农村GDP］;城乡金融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城镇储蓄/城镇贷款］/［农村储蓄/农村贷款］。对于金融总资产、农村GDP、城镇GDP、农村贷款和城镇贷款等具体指标现有统计资料并没有直接提供，且受统计制度变化的影响，一些指标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对此类问题的处理亦借鉴冉光和、鲁钊阳(2011)的做法。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国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同人华塑，证劵代码为000509)1993年5月份才诞生，因此，分析区域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化发展水平从1993年开始算起，1978－1992年的不再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廖杉杉，2012)［19］。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金融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由于本文样本时间跨度较长，为使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文中指标所有涉及价格度量的原始数据本文均采用GDP平减指数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运用前文所介绍的方法，可以分别计算出1978－2010年我国28个省级单位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指标，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从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来看，1993－1995年间，这几组指标变动都较大，这与我国的实际是相吻合的。1993年5月份，我国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才正式诞生，短期内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心理带来了直接的冲击，也直接影响到城乡金融发展结构的变化;1996年以后，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形式的好转，特别是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逐步推进，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越来越高，相应指标的数值也越来越大，到2003年，上述指标的数值均达到最大;在国家对“三农”重视政策的影响下，2004年以来，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这种非均衡化水平仍然较高;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向实体经济的扩展，近两三年来，我国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重新出现波动。与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GINI)、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不同的是，1978－1992年间，受我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以及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成立、改革的影响，1986年，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的相关指标出现历史最低，其他变动原因则与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变动是一样的。(二)东中西部视角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由于基尼系数(GINI)无法在组内与组间进行分解，因此，在分析东中西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时，不采用基尼系数(GINI)，而采用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从实际分析结果来看，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度量出来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故本文只列出并分析泰尔指数(GE1)指标下的东中西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化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GE1)均值分别为0.157472、0.114806和0.141115，中部的均值分别为0.1353、0.0989和0.1124，西部的均值分别为0.002683、0.11131和0.13485，说明东部地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从时间点上来看，1986年，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泰尔指数(GE1)最小，这与现实是吻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泛推行后，农村经济体内潜在的活力被充分发挥出来，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强劲;与此同时，为更好地支持城镇经济发展，受过去长期以来一直推行的“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持工业”政策惯性的影响，国家组建了以四大专业银行为主体的新的金融体系，经济建设的重点仍在城镇，城乡经济失衡严重;受此影响，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也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试点的东部地区，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中西部地区次之。从东中西部区域内、区域间以及整体情况来看，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化发展水平是非常明显的，区域内非均衡发展水平比区域间的更为明显，在整个非均衡发展水平中，区域内的非均衡发展水平一直占主要的地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相吻合的。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发展思路，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国家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要服从这个大局。伴随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逐步扩大，东中西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东部沿海地区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越来越显著。同时，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东中西部不同区域内产业发展的态势是存在显著差异的，不同产业从金融机构所获得的融资量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受区域自身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区域间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也是非常显著的，其泰尔指数(GE1)差异也很明显。(三)八大经济区视角下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与前文的分析一样，对于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分析，不采用基尼系数(GINI)，而采用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来进行分析。考虑到对数离差均值(GEO)和泰尔指数(GE1)测度出来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故本文只列出并分析采用泰尔指数(GE1)测度出来的结果，结果如表3所示。同时，受篇幅限制，采用泰尔指数(GE1)分解的八大经济区具体的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未在文章中提供，备索，文中仅提供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总体差异及区域间差异占比情况。从表3中可以看出，八大经济区内城乡金融结构、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域间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而且从时间点上来看，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阶段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从城乡金融结构非均衡发展水平来看，无论是八大经济区内的差异，还是区域间的差异，1993－2010年间，除1993－1995年、2007年以来存在波动外，整体上是呈现出上升趋势的;从城乡金融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广前，波动情况明显;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农村经济开始活跃，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开始大量出现，农村融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城乡金融规模和效率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差异开始变小;1987年以后，随着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相继出现，比如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发展、福建兴业银行等等，区域之间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在表3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2004年以后，随着国家采取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特别是随着村镇银行的大量出现，有力地缓解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困境问题，八大经济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问题。

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水平的变动趋势分析

非均衡范文篇3

【摘要】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关非均衡发展思想，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了思想解放的进程，同时解决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些误区，为我国经济发展思想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层次思想和灵魂，是邓小平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的过程中，运用辩证思维思考中国问题，借鉴西方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特定思想，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大变革历史条件和经济非均衡发展实践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对该思想的渊源、意义进行深入的探讨，可为目前宏观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可行性、科学性提供理论依据，进而使人们全面深入地理解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内涵。

一、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渊源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主要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中有关“非均衡发展”思想和发展经济学中“不平衡增长”理论的优秀成分，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的论述为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借鉴

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非均衡思想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在经济学中，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关于市场机制不仅能够有效引导和操纵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而且可以使经济运行保持均衡的论述逐渐为西方学者所接受。一个世纪以后，瓦尔拉在1874年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创立了“一般均衡思想”，这种均衡也被称之为“瓦尔拉均衡”。根据这种理论，“西方经济学家们确信，只要市场是完善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市场就会自动出清，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董正平，2001）。“瓦尔拉均衡”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长期被承认，并影响着宏观经济学研究。可是现实经济生活和瓦尔拉的设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均衡目标很难达到，非均衡已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尤其是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清醒认识到瓦尔拉均衡是一个远离现实无法达到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非均衡思想逐步形成。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即“非瓦尔拉均衡”，非均衡是指不存在完

“善的市场，不存在灵敏的价格体系的条件下所达到的均衡”（厉以宁，1994）。由于人们对瓦尔拉的批判，二战后，凯恩斯的宏观非均衡分析开始为西方学者所接受。凯恩斯认为国家干预的有形之手与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共同成为市场经济调节的手段。此后关于凯恩斯的宏观非均衡的研究促进了非均衡思想的发展。凯恩斯以后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非均衡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帕廷金、克劳威尔、莱荣霍夫德、巴罗、格罗斯曼、马林沃德等人作出了突出贡献，进一步完善了“非瓦尔拉均衡”思想。客观地说，西方“非瓦尔拉均衡”思想对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中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不仅借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优秀成果，而且吸收了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不平衡增长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为邓小平相关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赫希曼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当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和雷格那、纳克斯等人的平衡增长理论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从发展战略方面分析了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产业关联、区域间联系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特殊形式。不平衡增长理论将经济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能动过程，并确认主导部门的存在。赫希曼认为增长应该是不平衡的。就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其增长过程也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增长率的产业部门之间，由于存在投入、产出的关系，某一部门的增长，常对其他部门产生一种压力，以诱导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过程通常是，由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向其他部门传导。这种不平衡前进的方式较之平衡增长的好处是，给引导投资的决定带来相当可观的机会，并由此经济地利用了不发达国家稀缺的资源。发展是一条不平衡的链条，平衡恢复是压力、诱导和强制的结果，走向经济发展的道路布满着技术、设备、劳务和产品的瓶颈与短缺，必然是无序的。

由此，我们可看出不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动因。我们的目的必须是保持而不是消除不平衡。从国外经济学界对于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研究，邓小平认识到，根据中国的实际，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经济波动，都必然受到经济的非均衡的制约。因此邓小平从中国落后的现状出发，制定出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非均衡思想为邓小平的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的确立提供了哲学基础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深入地研究这一思想内涵所依据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思想，是我们正确地贯彻和实施这一战略思想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辩证思想的需要。

平衡和不平衡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非均衡发展作为一个时期选择和运用的经济发展战略，则是邓小平在继承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的创造和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平衡和不平衡的角度对许多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马克思研究了不同的生产部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各个资本集团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正是在分析各个领域中大量存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概括。他说：“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平衡是以不平衡为前提的，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消除不平衡的结果。马克思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过程中从运动的角度对平衡与不平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指出，相对静止即平衡，一切平衡都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同时他认为不平衡是绝对的，静止、平衡是相对的。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极为重视，并对此作过许多深刻的论述，极大地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思想。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他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矛盾论》一文中，从哲学高度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作出了理论概括，系统地提出了矛盾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他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的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该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并领导了中国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应用于经济建设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他指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经济的发展总是有进有退，平衡和不平衡不断转化，波浪式前进，不平衡发展。的这些论述，揭示了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了经济的发展也是在平衡与不平衡中前进。（三）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的内涵

应该说，在《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的历次讲话中，以及党的重大方针中，并未出现“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字样。但深入研究，人们不难发现，诸多理论中

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却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中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精华思想，立足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现实，反思历史，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特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上存在非均衡性。从空间上看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实行了由东向西的“台阶式”发展；从时间上看，经济目标的实现有先有后，实行了“三步走”渐进式发展；从产业结构发展来看，基础产业重点发展；从财富增长与分配形式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先富带后富”。其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存在非均衡性，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制度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三，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面存在非均衡性，分配制度方面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最后，邓小平在1992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也渗透了非均衡思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的来看，要求通过一定时期的经济非均衡发展，达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意义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是针对我国原有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国情，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在诸多方面得以体现的。这一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作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华，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和的经济不平衡发展思想进入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并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精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二，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三步走”战略，基本实现现代化，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在搞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时，力争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第三，强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允许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先富帮助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四，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形式，即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原有设想，纠正了“一大二公”的观点，突破产权形式的单一性。第五，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即突破了单一的分配方式，打破了平均主义，确立了共同富裕原则。

（二）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推进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我国是一个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意识影响较深的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上世纪50~70年代，平均主义思想和当时“左”的思想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不但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成为人们的精神桎梏。由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不顾当时中国的国情，盲目地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在分配制度上，人们长期以来把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导致了共同贫穷；在区域经济发展上，不顾全国各地的不同情况而追求全国一盘棋，导致整体经济效益下降。这种思想还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能使人们摆脱了原有的思想桎梏，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有了合理的认识，对目前的经济政策有了全新的理解。这给目前仍在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思想解放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思想解放的领域也随之拓宽。

（三）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解决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些误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不能实现“同步富裕”，目前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必然导致分配制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一定时期内这种差距还会增大，并且这种差距还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这势必使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产生误解，进而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产生担忧。而用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来分析目前的问题可消除人们不必要的担忧。邓小平明确指出：“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平衡与不平衡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两个方面，一定范围内不平衡不会阻碍发展，而且是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我们在先富后富问题上，利用差距，加快发展，以先富带动后富，这种途径不会导致贫富分化，而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四）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为我国经济发展思想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邓小平的经济非均衡思想从宏观方面论述了如何在目前形势下发展中国经济，并总结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作为一位当代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站在时代的高度上，运用辩证的思维，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经济非均衡发展。对于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的研究不仅使我们掌握了该思想的具体内容，而且掌握了经济理论创新的方法，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五）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实践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大胆地贯彻实施了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均衡与非均衡的辩证关系，并灵活利用这种辩证关系，采取了积极的经济政策，以不均衡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进而向共同富裕、均衡的目标进步，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近二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从表面上看1979年到1997年的20年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这一速度不仅使我们引以为荣，也令全世界称奇。这一速度使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短缺经济悄然逝去，人民生活水平

明显提高。实践证明，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不仅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该思想还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该思想对党的第三代集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创造性地运用了邓小平的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制订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首先，运用非均衡的思

非均衡范文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凯恩斯主义

我国经济持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任何经济体系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都会发生不均衡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均衡应当能够自动得到调整，中长期会趋向均衡。但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非均衡形态，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影响范围极广，提高了发展成本，降低了增长效益，限制了未来的发展。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内部非均衡现象

我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现阶段面临的问题也比较复杂。一方面，有各国工业化、现代化都会遇到的困难，例如能源紧张、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另一方面，还有转轨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问题，例如企业行为不规范、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及银行不良资产率高、金融体系薄弱等。

（一）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1.需求波动剧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出现疲软，投资需求大起大落，存货增加过多，工业产销率经常低于96%的水平。对外贸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目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2.就业形势恶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日渐萎缩，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与日俱增。从1996年到2007年，非农就业在全部就业中的比重一直停留在50%左右。这意味着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作为总体，连续多年没有额外提供新的就业岗位。目前经济现状更加加剧了这种现象。

3.收入分配失衡。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呈现出愈来愈严重的贫富分化，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进一步拉大距离，城市特殊困难人群规模也出现增加的势头。

4.资本相对过剩。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出现了投资率低于储蓄率的现象，目前由于我国的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进展落后，使得老百姓不愿花钱消费，银行的储蓄不断攀升。

（二）远离常态的经济结构

目前我国的人均国内市场总值和按照现行汇率计算的人均值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范围。而如果观察一些综合性发展指标，例如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等，我国都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将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进行结构比较，可以看到许多重要的差异。

1.产出构成。在全部GDP中，我国的三次产业比例是15:52:33；低收入国家是23:32:45，中等收入国家是10:38:52，世界平均是5:31:64。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与国际上不完全可比，服务业产值的低估可能较为严重，但是即使考虑这个因素，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也显然过高。

2.就业构成。据统计，2005年我国的三次产业就业分布为49.1:21.6:29.3。其它国家的普遍规律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第二产业的2－3倍。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略高一些，但是第三产业比重也明显高于我国。因此，我国第二产业就业比例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例过低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3.支出结构。近些年来，我国GDP组成中，家庭消费支出占47%，政府消费占12%，资本形成将近40%，而世界平均为61:17:22。其中，低收入国家为70:11:20；中等收入国家为59:15:25。这说明，国内储蓄正对外转移。

4.资本结构。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和存货增加两个部分。我国的存货比重畸高，20世纪90年代经常持续在资本形成中约占10%左右，约相当于GDP的3%。

5.城乡结构。2003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0.5%。世界平均水平已将近50%。如果仅就人口聚集程度和非农就业比重两项指标来看，我国的城市化率估计早已超过50%，因为现在有数以万计的农村和集镇已经实现了非农产业化，且聚集人口超过2500人的规模。但是，其它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及生活条件依然没有实质性改变，生活方式与城市相比差别较大。

6.地区结构。尽管目前某些中西部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省市，但是从总体上看，并没有改变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GDP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近几年投资迅猛增长，又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目前沿海12省市的人口在全国人口的比例为41.3%，在GDP中所占比例为68.7%。一个国家高速增长20多年后仍然没有出现地区之间趋向平衡的调整，实在令人费解。

我国经济内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一）我国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

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过去，又不同于国外，但都有所继承和学习的新的增长方式。由于采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总政策，政府和市场共同导向，农村和城市一起推动，数量和质量目标并列，工业化、信息化都加快了步伐。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鼓励外贸外资和引进技术、管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从这里也能够看到过去我们倡导的一些发展方针的遗留，例如放权让利，调动地方积极性，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农村办工业等。

从1998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全面过剩的状态。特别是出现了工业结构雷同，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高附加值产业缺乏。除了有相当大比例的技术设备需要进口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制造业在开拓市场、引导需求、创造新产品方面能力十分薄弱。毫无疑问，资源配置是严重不均衡的。

（二）内在体制和政策因素是主要原因

我国经济增长偏离均衡状态，既有内部的原因又有外部的原因。从国际来看，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由于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制造业被迅速纳入世界产业链之中，中国经济以一种特殊的“加工厂”或“生产车间”的方式融入世界经济。工业的超高速增长及加工业比重畸高，沿海地区经济与内地联系相对减弱，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不断趋高等，都与此有直接关系。从国内来看，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必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影响到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非均衡发展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各方面人才、经验和知识的缺乏。但是，总的来说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国内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因素。

1.政府主导经济。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启，是以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标志。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投资和经营决策与市场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成本约束机制不健全；风险无人承担；持续地侵蚀和破坏市场。2.要素市场滞后。我国要素市场最近十年来的发展，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都远不如预期，许多方面停留在“双轨制”上。与国外相比已远远落后。要素市场的开放，无疑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此必须慎重考虑。但是过度担心资本市场出现混乱，那么就会不断加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在要素市场没有达到一定成熟程度时，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很难实现，而且行政低效率与部分官员腐败也与此有关系。

3.激励机制扭曲。地区发展的衡量和考核及相互之间的竞争，主要使用产值指标和财政收入指标。新的以分税制为主体的财政体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财政收入连年快速增长，但是中央对地方的一般转移支付能力提高十分缓慢，这进一步刺激了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企业的激励机制也存在许多不合理因素，造成对于产值、价格、销售额、增长率等指标较为重视，而对于产品创新、品牌意识及市场开拓能力兴趣不足。

4.城乡二元制度。发展经济学提出的所谓“二元结构”，是指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我国的情况是，不仅城乡经济存在差别，更特别的是，城乡社会结构、城乡居民的权利义务也被二元化，而且由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和政策固定下来。

5.涉外经济优先。对外开放不仅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体制改革也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除了公开的优惠之外，金融、外汇、外贸、外资方面的政策，事实上为沿海地区提供了巨大的隐性好处。涉外经济部门渐渐与国内经济部门相对分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了自我循环或与国外经济联系更紧密的格局。目前，外贸进出口中一半以上是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一半以上由外商投资企业创造。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和进出口绝大部分都只限于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经济中的其它企业关联很少。实际上又是另一种形态的“二元结构”。

非均衡范文篇5

【摘要】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关非均衡发展思想，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了思想解放的进程，同时解决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些误区，为我国经济发展思想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层次思想和灵魂，是邓小平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的过程中，运用辩证思维思考中国问题，借鉴西方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特定思想，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大变革历史条件和经济非均衡发展实践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对该思想的渊源、意义进行深入的探讨，可为目前宏观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可行性、科学性提供理论依据，进而使人们全面深入地理解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内涵。

一、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渊源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主要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中有关“非均衡发展”思想和发展经济学中“不平衡增长”理论的优秀成分，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的论述为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借鉴

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非均衡思想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在经济学中，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关于市场机制不仅能够有效引导和操纵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而且可以使经济运行保持均衡的论述逐渐为西方学者所接受。一个世纪以后，瓦尔拉在1874年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创立了“一般均衡思想”，这种均衡也被称之为“瓦尔拉均衡”。根据这种理论，“西方经济学家们确信，只要市场是完善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市场就会自动出清，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董正平，2001）。“瓦尔拉均衡”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长期被承认，并影响着宏观经济学研究。可是现实经济生活和瓦尔拉的设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均衡目标很难达到，非均衡已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尤其是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清醒认识到瓦尔拉均衡是一个远离现实无法达到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非均衡思想逐步形成。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即“非瓦尔拉均衡”，非均衡是指不存在完“善的市场，不存在灵敏的价格体系的条件下所达到的均衡”（厉以宁，1994）。由于人们对瓦尔拉的批判，二战后，凯恩斯的宏观非均衡分析开始为西方学者所接受。凯恩斯认为国家干预的有形之手与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共同成为市场经济调节的手段。此后关于凯恩斯的宏观非均衡的研究促进了非均衡思想的发展。凯恩斯以后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非均衡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帕廷金、克劳威尔、莱荣霍夫德、巴罗、格罗斯曼、马林沃德等人作出了突出贡献，进一步完善了“非瓦尔拉均衡”思想。客观地说，西方“非瓦尔拉均衡”思想对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中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不仅借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优秀成果，而且吸收了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不平衡增长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为邓小平相关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赫希曼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当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和雷格那、纳克斯等人的平衡增长理论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从发展战略方面分析了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产业关联、区域间联系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特殊形式。不平衡增长理论将经济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能动过程，并确认主导部门的存在。赫希曼认为增长应该是不平衡的。就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其增长过程也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增长率的产业部门之间，由于存在投入、产出的关系，某一部门的增长，常对其他部门产生一种压力，以诱导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过程通常是，由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向其他部门传导。这种不平衡前进的方式较之平衡增长的好处是，给引导投资的决定带来相当可观的机会，并由此经济地利用了不发达国家稀缺的资源。发展是一条不平衡的链条，平衡恢复是压力、诱导和强制的结果，走向经济发展的道路布满着技术、设备、劳务和产品的瓶颈与短缺，必然是无序的。

由此，我们可看出不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动因。我们的目的必须是保持而不是消除不平衡。从国外经济学界对于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研究，邓小平认识到，根据中国的实际，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经济波动，都必然受到经济的非均衡的制约。因此邓小平从中国落后的现状出发，制定出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非均衡思想为邓小平的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的确立提供了哲学基础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深入地研究这一思想内涵所依据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思想，是我们正确地贯彻和实施这一战略思想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辩证思想的需要。

平衡和不平衡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非均衡发展作为一个时期选择和运用的经济发展战略，则是邓小平在继承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的创造和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平衡和不平衡的角度对许多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马克思研究了不同的生产部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各个资本集团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正是在分析各个领域中大量存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概括。他说：“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平衡是以不平衡为前提的，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消除不平衡的结果。马克思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过程中从运动的角度对平衡与不平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指出，相对静止即平衡，一切平衡都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同时他认为不平衡是绝对的，静止、平衡是相对的。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极为重视，并对此作过许多深刻的论述，极大地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思想。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他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矛盾论》一文中，从哲学高度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作出了理论概括，系统地提出了矛盾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他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的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该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并领导了中国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应用于经济建设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他指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经济的发展总是有进有退，平衡和不平衡不断转化，波浪式前进，不平衡发展。的这些论述，揭示了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了经济的发展也是在平衡与不平衡中前进。

（三）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的内涵

应该说，在《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的历次讲话中，以及党的重大方针中，并未出现“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字样。但深入研究，人们不难发现，诸多理论中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却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中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精华思想，立足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现实，反思历史，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特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上存在非均衡性。从空间上看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实行了由东向西的“台阶式”发展；从时间上看，经济目标的实现有先有后，实行了“三步走”渐进式发展；从产业结构发展来看，基础产业重点发展；从财富增长与分配形式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行“先富带后富”。其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存在非均衡性，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制度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三，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面存在非均衡性，分配制度方面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最后，邓小平在1992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中也渗透了非均衡思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的来看，要求通过一定时期的经济非均衡发展，达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意义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是针对我国原有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国情，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在诸多方面得以体现的。这一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作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华，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和的经济不平衡发展思想进入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并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精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二，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三步走”战略，基本实现现代化，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在搞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时，力争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第三，强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允许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先富帮助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四，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形式，即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原有设想，纠正了“一大二公”的观点，突破产权形式的单一性。第五，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即突破了单一的分配方式，打破了平均主义，确立了共同富裕原则。公务员之家

（二）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推进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我国是一个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意识影响较深的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上世纪50~70年代，平均主义思想和当时“左”的思想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不但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成为人们的精神桎梏。由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不顾当时中国的国情，盲目地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在分配制度上，人们长期以来把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导致了共同贫穷；在区域经济发展上，不顾全国各地的不同情况而追求全国一盘棋，导致整体经济效益下降。这种思想还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能使人们摆脱了原有的思想桎梏，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有了合理的认识，对目前的经济政策有了全新的理解。这给目前仍在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思想解放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思想解放的领域也随之拓宽。

（三）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解决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些误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不能实现“同步富裕”，目前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必然导致分配制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一定时期内这种差距还会增大，并且这种差距还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这势必使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产生误解，进而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产生担忧。而用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来分析目前的问题可消除人们不必要的担忧。邓小平明确指出：“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平衡与不平衡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两个方面，一定范围内不平衡不会阻碍发展，而且是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我们在先富后富问题上，利用差距，加快发展，以先富带动后富，这种途径不会导致贫富分化，而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四）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为我国经济发展思想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邓小平的经济非均衡思想从宏观方面论述了如何在目前形势下发展中国经济，并总结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作为一位当代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站在时代的高度上，运用辩证的思维，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经济非均衡发展。对于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的研究不仅使我们掌握了该思想的具体内容，而且掌握了经济理论创新的方法，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五）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实践依据

非均衡范文篇6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师资均衡；教育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上层建筑的进步与完善。但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本质是农村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这就导致城乡二元结构成为独特的“中国现象”。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村和城市的经济水平、基础设施、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城乡教师师资水平的差距明显。而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息息相关，城乡教育资源失衡影响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针对城乡教育资源的失衡，在教育公平性思想指导下，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被提上议程。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的支持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乡村教育质量[2]。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通过对人力、财力和物力这三类教育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进行均衡配置，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3]。现阶段，城乡学校的硬件设施逐渐趋于均等，然而教师资源方面的差距仍然明显，并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教师教学水平是学校提升教学质量的基础，城乡教师师资均衡是实现教育公平的“中坚力量”。

一、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的基本现状

（一）城乡义务教育绝对数量生师比

义务教育阶段城乡生师比均为城市高于农村，意味着城市教师分配的学生数量更多。从生师比的基本概念来说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更好，但教育的质量并不简单由教师数量决定，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教育质量的高低，最终影响城乡义务教育水平。

（二）城乡义务教育师资质量配置分析

1.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学历配置分析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城市教师学历本科及以上比例远高于乡村地区，高中及以下学历中城市仅有0.1%，普遍情况下城市教师学历高于农村地区。同时，统计数据中为教师现有学历，部分农村教师为进修后学历，因此城乡教师学历配置实际情况可能更为突出。教师的学历与教学能力一定程度呈正相关，学历越高的教师教学质量可能越好，城乡地区教师学历的配置不均衡会扩大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2.城乡义务教育教师职称统计义务教育阶段中学一级、中学高级、小学高级教师比例，城市均高于乡村；中小学二级、三级和未评定职称教师比例，乡村大于城市。职称是教师教学能力的评定工具，大体可以体现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城市相对于农村来说一级和高级职称比例更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义务教育阶段城市的教学水平更高。教师职称的结构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反映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教学水平的差异。

（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师资调度情况

义务教育阶段乡村教师的流失情况较为严重。在非自然减员的情况下，每年以百分之十以上的比例流失，其中大部分是乡村教师考调到城区学校。考调到城区学校的乡村教师是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城区教育教学水平得到了提升，但是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

二、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不合理的原因

（一）城乡经济水平的差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会影响当地在教育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影响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4]。城乡学校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教育资源的投入存在差异，城市学校教育资源投入多，学校基础设施好、教师待遇好，大部分优秀师范毕业生首先会选择城区学校，同时受经济杠杆的作用，部分乡村地区优质骨干教师资源逐渐向城市学校流动，这一过程加剧了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的不均衡。

（二）教师流动流于形式

教师流动是指不同地区、学校之间进行教师交流、轮换执教，在教师流动的过程中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5]。师资流动是现阶段教育资源再均衡的方法之一，合理的师资流动可以减小城乡义务教育教师资源的差距，最终达到教育公平。但由于缺乏根本的制度保障，师资流动变成了一种单向的流动，在这一过程中普遍为农村骨干教师流向城市、普通中学教师流向重点中学、中小城市教师流向大城市，这种单向循环更加剧了教师资源在地区上的不均衡，导致教师资源的“马太效应”，即好的越好，差的越差。同时，各地区规定的城市教师向农村流动多为利益性师资流动，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种情况下的师资流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暂时提升农村学校教育师资水平，但会动摇教师行业的稳定性，对城市教师资源向农村流动带来不利影响。

（三）农村教师继续教育机制不完善

农村教师在职培训是提升农村教师教学水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有效办法。目前很多地区教育系统都规定了在职教师每年的培训课时，这对于缩小城乡师资差距具有意义。但教师继续教育也存在许多问题。乡村学校教师继续培训多流于形式，大部分为培训课、公开课，教师积极性弱，评价形式单表2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学历配置（%）一；而城市学校教师继续教育多为市外组织培训、高校深造学习、专业教授培训等，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度。城乡培训形式、培训内容、培训评价的差异导致了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质量的不同，最终影响城乡师资素质的差异。

（四）教师自身原因

一般情况下，城市相对于农村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城区教师拥有更多职称评定、在职培训的机会，因此大多数教师的第一意愿是选择在城区工作。乡村教师在城市聚集和子女教育的背景下也更加愿意前往城区工作，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人口分散、改革意识缓慢等因素，教师的积极性、竞争性和交流性弱，教师后期进步前景差，这无疑加剧了城乡师资的不均衡配置。

三、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合理化建议

（一）树立科学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理念

结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导致的城乡经济差距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种差距是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合理化，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支撑，在乡村振兴的基础上，应进一步促进农村学校改革，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教育水平，统筹配置城乡师资，并向乡村倾斜，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最终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配置的均衡化、合理化。

（二）深化义务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必须要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改革现阶段的教育体制机制，制定适合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统筹城乡学校建设与布局、创建学区共同体、建立综合的评价体系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城乡教育师资。学区的建立有利于各学校结合自身层次，通过分类施策的形式推动不同类别学校互动交流，提升自身办学水平。同时建立合理的学区内师资流动机制，按照地区实际情况向农村倾斜、向薄弱学科倾斜。学区内进行双向交流，积极动员、广泛宣传，实施积极的倾斜政策，提高交流教师待遇，增强教师的认同感和参与积极性，从而合理配置城乡教师资源。

（三）改革传统办学理念

在国家“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这一根本方针的指引下，建设高品质学校成为广大群众的殷切期盼。学校建设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坚持科学的办学理念，由传统教育观念中重知识轻能力、重知识记忆轻理念思考，转变为核心素养教育观念，坚持“五育并举”，改革学校的教育模式和教育评价指标。强化教育科研工作，注重教师专业能力的成长，教、研相互融合，加强教学反思，落实自主培养，提高师资水平。同时合理利用农村学校的优势资源与城区优质学校进行互助互换。农村学校可以广泛建设城区学校普遍缺乏的品牌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用优质的劳动教育资源与城区学校交换优质的文化课程资源，甚至撬动学生、教师的短期、经常流动。农村学校与城区学校通过网络建设同步课堂，通过一张张屏幕改变教育生态。

（四）促进教师多元培训

农村教师在职培训主要可以从教师教学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培训。成立专家培养小组，坚持专家引领，实施分批次、有重点的指导策略。把握教师培训的基本方向，保障教师培训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重点地培养部分学科的优秀教师，以点带面，最终实现农村地区教师教学水平的普遍提升。

参考文献：

[1]吕雪.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

[2]褚宏启.城乡教育一体化:体系重构与制度创新———中国教育二元结构及其破解[J].教育研究，2009，(11)：3-10+26.

[3]王善迈.教育经济学简明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22.

[4]李园.城乡义务教育师资均衡配置问题探究[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3，(04)：43-44+100.

非均衡范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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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保险；非均衡；宏观调控

1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非均衡的表现

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发展慢、过程跌宕起伏，仅1950—1959年间就经历了开办、暂停、恢复、停办的曲折过程。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险以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非均衡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总量上的非均衡

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总量的非均衡表现为潜在总需求大于有效需求，实际供给小于有效供给，即“需求不足”与“供给短缺”并存。

（1）农业保险需求不足。

农业保险需求在此指农民愿意并有支付能力购买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所需保险服务的总量，即对种、养两业保险保障的有效需求。农业保险需求水平取决于农业风险，农民的收入水平、保险意识、保险费率等因素。

对农业保险需求，一些学者利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来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如Serra（2003）。由于受收集数据的局限，本文用农业保险实际保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来说明我国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情况。从1990-2007年，农业保险费收入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最高为2.57%，最低为0.49%。除此之外，也可以利用保险密度、保险深度来说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情况。

（2）农业保险供给短缺。

农业保险供给是指保险人能够并且愿意提供的农业保险服务总量。农业保险的供给水平取决于保险人的承保能力和农业保险的经济效益等因素。

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率，再加上农业保险较高的经营管理费用，许多保险公司的农业保险经营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尽管国家1996年开始免征农业保险的营业税，但与高赔付率的风险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农业保险市场虽然巨大，但各商业保险公司都避而远之，不愿经营，使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举步维艰、停滞不前，处于日益萎缩的困境。

1.2结构上的非均衡

农业保险市场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系统，其中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其市场结构庞大而复杂。

农业保险市场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其组成通常包括政府、再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农户四个组成部分。政府向农户、保险公司分别提供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这主要是由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所决定的。再保险公司的功能主要在于帮助保险公司分散风险。通过再保险，可以将特定区域的累计风险责任，向区域外转嫁，扩大风险分散面，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

然而，在我国，一个完善的农业保险市场系体还未真正建立，一方面缺少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农业巨灾风险的分散机制——再保险机制并不存在。因而形成了一个“跛形”的农业保险市场体系。

2我国农业保险市场非均衡运行的调控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自1982年恢复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农业保险市场一直是在非均衡条件下运行的，市场还需不断完善和发展。既然非均衡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是任其自行发展，还是要进行必要的干预，这一直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存在着严重分歧。

2.1农业保险市场的调控手段

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目标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实现。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具有不同的运用范围、调控特点和作用。

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经济手段一般包括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投资等手段。用经济手段调控农业保险市场，就是国家政府利用补贴、税率等经济杠杆来直接或间接调节和控制农业保险市场。

法律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制建设对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就极为必要。对农业保险市场调控的法律手段是指政府依靠法权力量，运用各种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农业保险市场运行秩序，管理农业保险市场活动的一种方法。

行政手段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农业保险市场的方针、政策、计划和规划，采取行政命令和指令等形式，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管理农业保险市场活动的方法。例如上海安信在成立时，保监会就规定了其经营范围：除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外，还可以经营包括涉农财产保险、农村居民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健康保险等。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占公司全部保费收入地比例不得低于60％。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业保险的供给量。

2.2农业保险市场调控手段在我国的具体应用

根据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实际情况，目前应采用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法律手段并行的调控措施。

（1）经济手段的应用。

①财税手段的应用。

第一，财政收入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对农业保险机构实行税收优惠。为体现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和鼓励，减轻农业保险机构的负担，可以实行特别的税收优惠制度，如对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减免营业税；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在一定期间内适当减免所得税，以利于经营主体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保险费的支付能力；允许经营主体在税前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另一方面，从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量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业务发展所需资金。

第二，财政支出方面的措施。其一，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精简机构人员，控制行政经费支出的增长，削减“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低效支出，将其用于增加农业保险方面的开支。其二，改变以财政救灾、支农的主要传统方式，将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增强了农民对灾害风险的抵御能力，可以减少以往用于灾害救助的救灾款支出，将其转用于资助农业保险。

②金融手段的应用。

第一，加快农村金融深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首先，逐步放松对农村金融的严格管制，尤其是利率管制，扩大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允许农村金融机构依据市场需求程度在政策规定范围内调整利率。同时建立多样化经营主体，放宽国内民间资本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刺激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

第二，加大对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的信贷支持，以增加保险公司承保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和承保能力。如果此类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出现因经营农业保险所造成的亏损，应在政策上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银行无息或低息贷款，用于赔款之需。

第三，促进转移农业灾害风险的金融产品创新。最近，在国际保险市场上，由于金融和技术的创新，产生了许多新的转移农业灾害风险的金融工具，比如巨灾债券、气象指数、区域产量指数等。

（2）行政手段的应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这也就决定了农业保险与一般的商业保险不太一样。商业保险的运作一般依赖于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推动其发展，而农业保险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它的运作需要运用非市场化的手段来如行政手段等来推动其发展。

近年来，政府为了加快农业保险的发展步伐，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作用，也开始尝试着利用行政手段来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行政手段在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中还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法律手段的应用。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它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是相当强的。从农业保险市场调控手段应用的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调控手段之一的法律手段贯穿于调控的全过程。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一般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因此，在举办农业保险时，各国均先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确定其基本法律依据，规范其制度和行为，以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顺利建立和业务的协调运作，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非均衡范文篇8

[关键词]外贸结构，非均衡，要素密集度

均衡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政策矢志不渝地追求的目标。然而，发展了的非均衡思想以更加拟合现实经济的姿态，为人们诠释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更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工具。作为一种经济常态，非均衡现象越来越引起了理论界的兴趣，但是对外贸结构非均衡问题的探索尚显空白。因此，本文试图从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出发，厘清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等，建立一个关于外贸结构非均衡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一、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常态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谈及的通常是与价格信号联系在一起的市场(或总量)非均衡问题，主要从总量变动不稳定、不匀速的角度去考察。“我们还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假定一个经济体系处于一个时点上，或者以一个基期作为初始点，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不同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率，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一系列的速度差距，完全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结构性非均衡增长状态”。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这种结构性的非均衡现象是广泛存在的，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总量中，不同的产业部门或区域经济部门所占比例的不同；在资源配置上，不同部门或地区在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使用上也千差万别；在生产效率上，由于经济基础、比较优势等的差异，也导致了生产率从而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等等。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各产业部门在总产值和总资源中所占的比重从来都是变化的，并且在变动速度和幅度上都存在差异。同时，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结构上来看，也同样呈现“增长极”在各个区域之间“轮动”的特征。经济结构之所以呈现这种非均衡的基本常态，主要在于以下几个决定性因素：

第一，从技术变动的角度看，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结构非均衡循环的永恒持续。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在于，推动了创新部门的成本降低或新兴产业部门的兴起，从而打破了一度稳定的非均衡产业结构(这可能是一种偶然的瓦尔拉斯均衡结构)。特别是在新兴技术的催生下，新兴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技能都得到较快的积累，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将共同推动资源配置向这些部门的倾斜，从而新兴的产业部门总会以大大高于平均的经济增长率高速发展，进而引起整个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形成迥然区别于旧经济的、新兴部门突出的新非均衡经济结构。

第二，从市场的供求角度来看，供给和需求能力变动都是非均衡的，从而产业结构也是非均衡的。由于劳动力和资金的相对价格差异及其在各产业间分配比例的不同、各产业的技术和工艺水平差异及其变化，加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进一步影响了国内要素供给，形成了各产业之间静态非均衡的供给能力；由于各产业所用的生产资料不同，技术进步率也不一样，导致各产业供给能力的变动幅度也不一样，从而有了供给能力的动态非均衡。由于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比例、个人消费结构的变动、积累和消费比例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限制，需求结构从来都是非均衡的；而不同产业的产品其收入弹性也不一样，特别是弹性大于1的产品需求呈扩大趋势，从而推动非均衡的需求结构朝高弹性产品需求不断扩大的方向动态演进。

第三，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看，资源的相对稀缺差异导致不同部门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存在差异。按照“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比较优势原则，各国(地区)应当基于国际分工的视角发挥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参与国(地区)总体福利的增加和各国(地区)比较利益的增进。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国(地区)都必须选择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产业结构可能显现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或其中某几种组合的非均衡特征。动态地看，任何一国(地区)的既定结构特征都可能在外生变量变动的条件下，发生原有非均衡态势的打破而构建一种新的非均衡结构。

第四，各微观市场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非均衡状态将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形成多市场的非均衡结构。各个市场之间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效应相互传递：一是溢出效应，即几个相关的非均衡市场之间，其中某个市场未满足的需求或供给将影响和制约其它市场的活动。通过这种溢出效应，某个非均衡市场的初始干扰将通过价格信号或数量信号改变其他市场的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二是乘数效应，即由某一非均衡市场出发对其他市场发生的初始冲击，会带着同样的信号返回到原来的市场，从而使得这一非均衡信号的能量产生了倍增，后一轮的干扰强度大大超过了前一轮。三是预期效应，即在动态的非均衡市场中，由于市场的不完美、信心的不充分，合理预期是十分困难的，企业和居民不可避免地受到非均衡市场的配给限制，概念上的预期值同实际上获得值存在差异，从而在预期后修正其实际的需求或供给’。由于这三个效应的存在，一旦经济系统内的某一个市场出现非均衡，将导致多市场的结构性非均衡动态地存在。

二、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厘定

在理论界的讨论和现实经济的运行中，总量增长一直是理论推演或政策制定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不仅在于量的界定标准相对统一，也在于其对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非均衡世界里，人们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外贸总量的市场非均衡研究，而对外贸结构的非均衡问题探讨则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不见关于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准确定义。因此，我们就在前面对经济结构普遍的非均衡常态界定的前提下，从对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基本涵义的提炼和厘定入手，正式进入外贸结构非均衡分析框架的初步构建。

这里，我们遵循非均衡理论的一般假定，并且特别强调研究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几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不完全，即外贸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和与国际关联的国内市场)的不完全，从而在外贸市场上的竞争是不充分的；二是信息不充分，即价格信号、数量信号等促进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传递媒介，不可能在经济主体之间达到公平的享有，从而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只能在有限条件下实现；三是初始条件不统一，即任何一个部门或地区在发展对外贸易上所享有的资源禀赋、政策背景等外生条件总是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这决定了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速度。

一国之所以开展对外贸易，其依据在于国际分工可以促进参与国总体福利的增加，并且在国际交换条件下实现本国可得比较利益的增加。在理想条件下，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国际分工体系将形成均衡的世界贸易结构和均衡的世界供求市场，也就是说，最终产出的世界福利及其在参与国之间的分配都将在帕累托最优情形下实现。但是，由于受到前面指出的种种非理想的现实条件的约束，这种帕累托最优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那种“次优”的均衡——非均衡才是现实的，世界贸易或(一国的)对外贸易都将在非均衡的格局中运行。我们可以将一国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基本涵义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贸结构非均衡受到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外生条件不统一等一系列现实因素的约束；第二，外贸结构非均衡是一国在开放条件下，根据一定的分工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过程中形成的；第三，外贸结构非均衡是一种更加拟合现实经济的“次优”均衡，在这一结构条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于均衡世界里的帕累托最优效率；第四，外贸结构非均衡所赖以存在的外生条件不是固定的，可能在受到一定外在冲击或内生演进的条件下发生改变，从而改善或者恶化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赖以存在的外生条件，导致比较优势的重构和外贸结构非均衡的演变；第五，外贸结构的非均衡表现在进出口的商品结构、地域结构、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各个方面，具有在结构表现上的普遍形态。

鉴于外贸结构涉及的内容较为宽泛，我们在这里进一步区分狭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和广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狭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指的是一国(地区)各种进出口产品的比例关系，从而导致在技术结构上相互关联效应的大小，这是涉及一国(地区)产业机构升级及其在“中心一”模式中所处地位的核心方面。广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在包括外贸产品结构非均衡的基础上，囊括了贸易方式、贸易模式、贸易主体、贸易区域分布等诸多方面的结构非均衡，可以说涉及了有关外贸结构的方方面面。本文探讨的主要是狭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下文未加说明的地方均指狭义范围)，同时在必要的地方涉及广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以更全面地阐述本文的中心议题。

另外，对外贸易实际上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外贸结构或进出口结构的内容更是广泛而庞杂，试图对进出口，结构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绝非本文有限的篇幅所能完成的。不论是在增长理论、贸易理论的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经济的运行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出口结构问题。在我国现实的对外贸易中，近年来频频遭遇贸易摩擦、反倾销指控、出口利润率下降等问题更是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亟待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新突破。因此，本文将外贸结构非均衡的研究主要定位于出口结构的非均衡，并且工业品的出口问题又是更为核心的考察重点，以期更为深入地进行剖析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三、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基本特征

一国或地区的外贸结构反映了该国或地区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占有的比较优势、资源优势和规模优势。综观各国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据，一定程度的顺差或逆差总是存在的，瓦尔拉斯均衡不可能在外贸市场中实现；与外贸活动相关联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也没有在瓦尔拉斯均衡条件下维持，从而结构性的短缺或过剩现象始终不可避免，各国间种种结构性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利益争夺由此缘起。

一国或地区外贸结构非均衡特征最简洁、最明了的表现是，在该国的出口产品中某一种或几种产品(类别)的出口在一段时期里占据主要比重。譬如，农业国通过农产品的出口换取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级要素，工业国主要出口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并维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未来的后工业化国家则主要进行服务贸易的出口。当然，这是一种均衡世界里应当选择的分工和贸易模式，是实现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所必需经过的一个通道。但是，这种分工的结果是与垄断性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产生的效率损失决定了世界分工模式和参与国的外贸结构都处于一种偏离均衡的状态——非均衡结构。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和后工业化国家可能控制了主要工业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出口，从而成为落后国家经济利益的“剥夺者”，处在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外贸结构非均衡就形成了一种低级化的趋势。根据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可以把产品划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四大类。一国出口各种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多少，与该国的经济基础及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地位紧密相联，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情况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以及资源状况等。

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均衡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结构应当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人口众多和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从而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并成为世界经济的“排头兵”。然而，现实世界中不可忽视的交易费用、市场不完全等约束因素的存在，促使这种均衡的结构体系难以成立，一定的效率损失是必然的，从而各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总是在均衡点以下的某一个区域发挥，形成非均衡的世界贸易商品结构。对于参与国来说，将始终在帕累托改进状态形成外贸商品结构非均衡的几种可能形态：相对落后国家的低级要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禀赋被过度挖掘，持续出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形成低级的外贸出口结构而处于世界经济的“”；同时，任何一国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建立高级化工业体系的强烈要求，所以发达国家的高级要素优势(资本雄厚和技术先进)可能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无法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得到充分发挥，帕累托效率也难以实现；一些处于高速发展和转轨时期的新兴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国家，可能牺牲暂时的比较优势，在一种似乎背离促进世界利益的轨道上实现整体经济结构的爆发式升级，这一阶段外贸结构的非均衡特征就显得更为复杂和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当然，在由发达国和落后国构成的两国贸易交换模型中，发达国可能实现一种超帕累托最优的非均衡——譬如，在“中心一”格局中，先进国家可能使落后国家成为附庸而自身则愈趋强大。

广义地看，一国(地区)外贸结构的非均衡还有更为广泛的表现方式，包括贸易方式、贸易模式、贸易主体以及市场结构等表现出来的非均衡特征：

一是贸易方式结构的非均衡。不同的国家在进行对外贸易往来的时候采取的主要贸易方式是有所区别的，譬如在过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年代里，一般贸易一直是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主要方式，因此贸易的内涵实际上就是商品的进出口；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大大改变，加工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和技术极度稀缺的国家，往往在发展加工贸易方式上倾注更多的力量，这种结构性的政策选取和实践成为大部分“起飞”阶段国家贸易方式结构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一国贸易方式结构的特征往往是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商品结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譬如对于一个劳动力优势突出而其他要素明显处于比较劣势的国家来说，实行“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方式可以发挥优势又能兼容他国的利益，因而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政策选择。

二是贸易模式结构的非均衡。对外贸易模式是指以某种分工形式为基础进行的对外贸易活动。分工的基本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的垂直型分工模式，相应的参与国之间形成产业间贸易；还有一种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所形成的水平分工模式，相应的参与国之间形成产业内贸易模式。显然，发达国家希望实现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间分工与贸易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承认现实的产业间贸易的同时也无不努力去促进结构升级和挤入与发达国家之间更多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中去。二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的份额则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由于各国都具有加快发展经济的热情和冲动，所以在现实世界非均衡的贸易模式结构中，形成了持续不断的相互博弈以图构建对本国更为有利的非均衡结构。

三是贸易主体结构的非均衡。从贸易主体受国家调控或管理的程度上看，贸易主体包括计划主体和市场主体两个部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不同的背景下，贸易主体也就体现为受国家高度控制的计划主体和基于市场需求规律而形成的市场主体两种类型；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则体现为这两种贸易主体的复杂交织和替代。从贸易主体的所有制性质上看，贸易主体包括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更多地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又过多地受到行政层级命令及其不顺畅传递机制的影响，在外贸领域中通常更多地集中在垄断部门而在竞争性领域则呈下降的趋势；私有制企业的经济人特征比较突出，趋利性更为明显，国家调控对其影响更难以落到实处，所以更容易在趋利动机下形成对外贸商品结构非均衡特征的加剧和推动。从贸易主体的国别性质上看，贸易主体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两个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人们通常都积极地鼓励外资企业“走进来”，甚至把引资多少作为判断一个官员行政绩效的重要指标。在该国的比较优势与他国能够形成很好的互补时，外资将会大幅度涌入，其国际性特征又决定了其在外贸主体结构中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四是外贸区域结构的非均衡。外贸区域结构即对外贸易的地理结构，包括外部区域结构和内部区域结构两个方面。所谓外部结构，即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问题，反应了不同国家(地区)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受经济景气程度、相互关联性、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外部区域结构通常呈现与一国或几国的贸易比重较大的特征。所谓内部结构，即国内地区结构，指的是对外贸易在国内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通常，一国内的资源禀赋是不平均分布的，各地区的经济基础、经济政策、人文基础等也各不相同，区域经济也往往是梯度型发展的，对外贸易的内部区域结构也与之对应而形成非均衡的内部区域结构。

四、外贸结构非均衡的一般演进规律

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对成、就业不充分等非理想因素，从而现实经济(不论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是非均衡的，世界经济也同样是非均衡的，所以任何一国的外贸结构都不可能置身于非均衡世界之外。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决定外贸结构非均衡状态的另外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任何一国(地区)的要素供给市场都是非均衡的。非均衡的要素市场决定了产品市场结构的非均衡，而作为国内经济进一步延伸的对外经济及其结构也将表现出非均衡特征，即使是资源丰富而完整的大国也因区域经济条件的梯度差异而不可能建立均衡的经济结构。二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国(地区)总是在促进世界(或参与国)福利增加的前提下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并占据相应地位的。所以，几乎任何一国(地区)首先都必需承认各参与国比较优势的存在，从而有了初始的外贸结构非均衡；同时，开放经济带来的不仅是国内产品市场的变化，要素市场受到国际范围的资源配置影响也不断发生变化，产业市场则受到国际性产业转移的影响促进了外贸结构生产能力的演变。

不论是作理论上的推演，还是对经济发展史的纵向考察，经济运行的动态本质却是没有争议的。作为一国宏观经济重要支撑和组成部分的外贸经济，固然不会背离这一特性，其结构非均衡也内生地或外生地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不断演进。“简要地看，外贸结构是随着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而不断地变动的。这种变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能够带来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增加。也就是说，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初级产品出口的比例将不断降低，而制成品的比例则不断上升”。

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为背景考察，外贸结构的演进路径基本上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铺开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各国都处在农业社会和生产力比较落后的阶段，主要出口国家的外贸结构也以奴隶主、封建主或其他上层阶级所需求的奢侈品以及部分农产品和食品为主。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开始迈入了工业化进程，循着“轻工业——重工业——高科技产业”的路径趋向高级化；人类消费的变化也进入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表现为对“轻工业品——重工业品——高科技品”的层次性递进消费。当这些工业化“领先国”国内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相应产品的出口也就趋于上升并形成外贸结构的高级化趋势，即外贸结构基本上呈现“轻工业品出口为主——重工业品出口为主——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出口为主”这样的循序高级化趋势。

非均衡范文篇9

【关键词】幼儿教育;非均衡发展;现状;对策

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学前教育的均衡发展就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有的教育学家认为，确保幼儿教育均衡发展是消灭阶级差异的重要举措。近几年来，我国的幼儿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发展的教育质量不高，出现了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讨论了我国幼儿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状与应对措施。

一、我国幼儿教育非均衡发展现状

1.城乡幼儿受教育数量不均衡。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城市中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数量要远远多于农村。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村教学资源比较落后，教学场所有限，教学人员的素质较城市来说较低。而城市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各种教育场所层出不穷，相应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比较完善，师资力量壮大，两者之间的差异促使人们把儿童送到城市中接受教育。除此之外，国家在教学经费的投入方面，城市多，农村少，差异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之间幼儿教育的非均衡发展，两者接收的幼儿数量偏差较大。2.东西部区域幼儿受教育程度不均衡。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的经济发展呈线性结构，东部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快，为发达区域；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低，机会少，为欠发达区域；而中部地区处于两者中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样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的前提下，幼儿受教育程度也存在较大差距，东部经济发展程度高，各种教学资源比较先进，各类教学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可以充分满足幼儿的教育需要，由此，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其教育水平与能力也不同，其中幼儿的受教育成都也随之存在差距。

二、促进我国幼儿教育均衡发展的对策

要想切实保障我国幼儿教育的均衡发展，确保我国人民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应该不断创新教育管理理念，及时发现我国幼儿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我国实际的发展情况，并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缩小不同地区幼儿受教育的差距，以达到尽快实现我国幼儿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1.创新教育投资理念、幼儿教育义务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增高，人们的基本素养逐渐升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幼儿教育，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幼儿教育作为孩子的启蒙教育，对其以后一生的发展都有影响。但当前，我国的幼儿教育发展不均衡，这就严重影响了一部分幼儿的健康发展，造成社会不公。面对这种情况，相关单位、相关部门在教育投资方面需要充分认识到幼儿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创新教育投资理念，加大对农村等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以尽快的缩小城乡以及区域之间幼儿教育的差距。此外，逐渐引领幼儿教育朝着义务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目前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如果把幼儿教育也纳入到义务教育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的改善当前我国幼儿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2.建立健全投资激励机制、鼓励多元化教育投资。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幼儿教育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三种，政府、个人(组织)、政府和个人(组织)，由这三部分进行教育投资，以确保幼儿教育的健康发展。在我国，现有的幼儿教育大部分依靠个人(民间组织)投资，国家政府部分较少。但我国幅员辽阔，目前还有很多地区的幼儿教育欠缺资金支持，特别是在农村等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区域。为了有效的改善这种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健全教育投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多元化教育投资，首先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然后鼓励个人或者是民间组织加大资金投入，以改善区域之间幼儿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3.创新幼儿教育管理机制。我国幼儿教育发展不均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幼儿教育机制自身存在不足，因此，我们首先要创新幼儿教育管理机制。国家政府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主要领导部门，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建立健全相关制服建设、完善地区教育资源配置、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以促进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均衡发展。政府可以帮助落后地区幼儿场所的建设，扩大当地幼儿园规模，帮助其分担建设成本。其次，完善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补偿，完善低收入人群子女的入园问题，充分调动各项资源，以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公平的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最后，加强对幼儿教育均衡发展的监督管理，制定相应的制度条例，对幼儿入园收费、幼儿教师薪资待遇、幼儿教育经费的使用等做好监督管理工作，协调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的差距。

三、总结

幼儿教育，看似简单，但实则直接影响到国家未来人才的培养质量。我国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幼儿教育的不均衡发展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由此，国家相关部门要重视我国幼儿教育发展不均衡状况，不断创新，采取有效的措施缓解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均衡，以确保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作者:樊红香 单位: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幼儿园

参考文献：

[1]宋占美,张婷婷,丁骞.我国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研究的现状与反思[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7.

非均衡范文篇10

关键词：非均衡股票市场市场机制政府行为市场制度公司治理

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均衡是指市场两股相反的力量相互作用达到的、合力为零的一种状态。这种均衡是暂时的稳定、是由不稳定到稳定的动态过程，它是由市场内在的力量推动、自发实现的均衡。

均衡股票市场包含均衡状态以及实现这种均衡状态的途径。虽然，均衡状态也可以通过外力来实现，但是股票市场的均衡状态不是指通过外力来实现的均衡状态，而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实现的均衡状态。它有几方面的意义：一是指市场供求平衡。即股票市场供求双方在“理性人”和“经济人”的作用下，不断地买入或卖出股票，最终使股票的价格趋于价值，使股票市场处于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二是指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市场的有效性就是指市场的经营效率，是市场素质的综合反映。有效性强的市场，股票的价格与价值走势基本一致，资源可得到有效配置，虚拟经济反映实体经济；有效性差的市场，价格脱离价值，市场处于无序状态，即非均衡状态。三是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所确立的均衡状态。CAPM模型认为，在投资者有同质收益预期，并以相同的方式获取信息与解读信息的条件下，市场所有投资者将达到最优投资组合，它揭示了投资者不断通过价值发现的方法实现均衡市场的途径。均衡的股票市场本质在于市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的价值发现，即在于股票价格在不均衡时（脱离价值）逐步向均衡价格或价值靠近的动态过程。

均衡股票市场所揭示的意义是：在一个市场价格总是趋向均衡价格或价值的公开市场中，作为风险规避者的投资人来讲，他们总是按收益——风险原则来进行投资，一旦股票风险大于收益，价格高于价值，人们就会卖出股票；一旦股票收益大于风险，价格低于价值，人们就会买入股票。这就是说，在均衡市场条件下，股票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与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得以发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呈良好循环。而在非均衡的股票市场，股票价格脱离价值，股票价格的涨跌与实体经济失去联系，市场处于无序状态。我国的股票市场正是这种非均衡市场。

我国股票市场的非均衡表现

我国股票市场脱离宏观经济运行

在均衡的股票市场内，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一直被人们视为股票投资的依据。从股票市场与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上讲，股票市场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经济运行属于实体经济的范畴，虚拟经济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并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属于虚拟经济的股票市场同属于实体经济的经济运行必然是一致的。事实上，在股票市场发展的历史上，股票市场一直充当着经济运行的晴雨表。

一般来说，股票指数的波动先于经济运行周期：当经济从低谷开始复苏时，人们被压抑的需求开始释放，企业增加投资计划，投资者的预期好转、股票价格上涨、市场活跃；但当“投资乘数”以及“加速原理”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人们的预期又发生作用，在实体经济还没有明显收缩时，股票价格就开始下跌。在经济运行到达底谷之前，股票价格又会首先走出低谷，从而开始了下一个运行周期。但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运行周期的一致性并不存在。

从1991年以来我国股票市场走势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来看，除了股票市场开始几年与宏观经济保持一致以外，其余大部分运行周期大都与实体经济运行相背离。宏观经济方面，从1993年至2001年底，GDP增长率基本呈下降趋势或在底部徘徊，但上证指数自1996年以来屡创新高；同时宏观经济自2001年以来逐步走出低谷，GDP增长率逐步回升，但上证指数自2001年6月底以来反复走低，“熊市”特征明显；2005年第一季度开始，我国GDP增长有放缓趋势，但股票市场却走出低谷开始反弹。我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反常关系说明：股票市场脱离经济运行规律，呈非均衡状态。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CAPM模型列举了均衡股票市场的条件：所有资产都是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这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经济；所有的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资产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单独买卖，资产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所有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都有厌恶风险的特征，追求效用最大化；所有投资者都有相同的预期，投资水平是相同的，市场信息是充分的。可见，均衡股票市场的运动是在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投资人追求价值发现以及这种价值发现行为给市场带来的影响过程，即股票价格回归价值和优化资源配置过程。

均衡股票市场强调均衡的动力来源于市场自身，而不是外力。所以，在均衡股票市场中，股票市场往往与经济运行互动，股票的价格、投资回报及其波动性，主要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其运行呈现一定的规律性。而作为股票市场外力的管理者在市场中的有限作用表现在完善市场的基础设施，培育规范高效的中介机构，健全交易程序，强化市场监管方面。政府一般不直接干涉市场，而是以一个协调者的身份参与市场，并与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在市场出现过分狂热或股灾时，政府才会利用经济及政策手段加以调控。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处于经济转型之中，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远远大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股票市场制度设计、上市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走势同政府行为有直接的关系；公司发行股票的资格、募集资金的规模、股票发行价格以及上市公司退市机制、信息披露都受到政府的影响。一方面，政府行政手段有助于股市“为改革服务”的宗旨，有助于维持市场的稳定，有助于恢复投资者信心；另一方面，政府过多地干预股市，破坏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市场对政策的依赖以及对政策的过度反映。在市场波动、股票价格、投资回报主要受到政策驱动的时候，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弱化了，最终导致股票市场的非均衡性运动。

市场有效性差

市场有效性就是市场的经营效率和效果,是市场综合素质的整体反映，是判断资本市场体系的质量和效率的标准。均衡的股票市场是有效性强的市场，在强有效的市场中，资本的效益就大，股票市场在资本资源和产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就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反之，市场的有效性差，资本和产权资源就得不到优化配置，股票市场呈非均衡状况，以至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差的基本表现就是资源配置效率低，其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制度缺陷市场制度是保持市场效率，使股票市场功能得以发挥的制度规定。我国股票市场制度缺陷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股票市场功能扭曲。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制度效率。可我国设立股票市场的初衷是为国企募集资金，解决国家财政无法支撑的国企对资金的需求。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现行的、以募集资金为主的股票市场制度安排。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形成了巨大的资金需求。作为企业来讲，由于发行股票可行获得几乎无成本的大量资金，在缺乏制度约束及规范运行的条件下，巨额资金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操作空间，也为不同利益集团与个人实现经济利益创造了条件。可见，中国股票市场效率低，是因为现行的制度安排导致了无节制的资金需求，从而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妨碍了股票市场正常功能的发挥。其二，股权不能全流通。依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所给定的前提：所有的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即任何一部份都可以自由买卖。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才可以依据经济运行状况判断股票市场的走势，分析股票的价值，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但在一个股权不能完全流通的市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处于控股地位的非流通股利用自身优势侵占流通股的利益，从而弱化了股票市场正常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

上市公司产权约束不力上市公司是股票市场资源的配置者，是财富的生产者、价值的创造者，规范的上市公司是市场有效性的根本。尽管我国上市公司都实现了股份制改造，明确了国有股股权的归属主体，但权、责、利关系并没有理顺，缺乏激励、约束、监督机制。

一方面，国有股主体具有不确定性，国有股权代表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没有相应的责任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另一方面，由于国有股权代表拥有公司的控制权，在没有建立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产生“道德风险”。国有股比例过高，激发了国有股东行事权利的积极性，使得企业不得不服从行政命令，而难以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最终导致上市公司经济效益差。

股票市场价格不能反映价值

在股票投资中，不论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还是“套利定价理论”，其核心内容都是确定收益与风险的关系，即股票价格是在收益与风险的权衡中形成的。简单地说，风险越大的股票，其价格越低，这是股票市场一般投资模式。

在我国股票市场中长期存在风险——收益不对称现象，决定股票价格的不是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而是上市公司股本的大小。虽然小盘股的财务业绩整体较差，但是由于投资成本较低，炒作题材多，容易被控盘，所以特别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往往结果是投资行为演变为市场炒作的投机行为，无论是投资机构还是个人都想在股票市场获得超常规的收益，这样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庄家”。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庄家”利用内幕交易、关联交易、非法信用交易以及与上市公司联手等手段打压或者拉抬股价，牟取暴利。这样过度的投机炒作一方面扰乱了市场秩序，弱化了市场功能；另一方面导致了股票价格与其财务状况相背离，股票市场与经济运行相背离，同时也淡化了企业的经营业绩与实体经济运行在股票市场中的地位，最终酿成巨大的市场风险。2001年以来，虽然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但股票市场却深幅下跌，这是股票价格脱离价值、恶性投机炒作的结果。

解决非均衡股票市场的策略

股票市场是一个由企业、投资者以及市场制度组成的系统。在此，市场制度是保持系统秩序、维护系统稳定，使系统功能得以发挥的规定、规则的总和；企业是资源的配置者；投资者是资源的提供者。在均衡的股票市场内，市场制度是股票市场的基础设施，是企业与投资者有效联系的桥梁，是市场效率的保证；企业作为配置资源的工具，制造财富、创造价值，是股票市场价值增值的源泉；投资者在“理性人”、“经济人”条件下，探索股票的内在价值，求得股票价值与价格的一致，推动股票市场向均衡方向运动。在此，有效的市场制度是均衡股票市场的外部条件；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均衡股票市场的基础；规范的上市公司是均衡股票市场的内在要求。

如前所述，我国股票市场的非均衡性正是这种构成均衡股票市场条件不足造成的。因此，建立均衡的股票市场，必须从重建股票市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和提高企业素质入手。

从股权分置改革入手，重新定位证券市场

恢复股票市场的本来面目、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以全流通为目标的股权分置改革为我国股票市场重新定位打下了基础。股权分置使我国的股市成为畸形的市场，它扭曲了股票市场的基础功能，使之成为“圈钱”工具。股权分置是当前阻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它使上市公司变成了股东利益对抗体而不是利益共同体，损害了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功能，导致控股股东低成本控制上市公司并对社会资本进行滥用。

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人们对股份公司没有充分认识，以致于股权分置对股市还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的话，那么到了全面对外开放的今天，人们对股权分会置的危害有了充分的认识，股权分置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2005年4月29日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2005年5月，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正式启动，它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股权分置改革标志着我国即将告别产权界定不清、行政干预股市的时代，使在股票市场上市场本身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力量。

股权分置改革为证券市场的良性循环打下了基础：明确了非流通股定位预期，减少了非流通股在定价与流通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从制度上抑制了一股独大结构下的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以及大股东权力滥用现象；同股、同权、同价使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有利于建立有效的委托—经营机制、改进公司治理效率以及制度创新，有利于建立和完善管理层激励和约束机制；为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创造条件。

但是，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入，我国股票市场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转折，上证指数甚至还曾跌破1000点关口。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我国股经历了四年多下跌，“熊市”思维不会立刻改变；改革进程中对价水平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对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流通股价格；股权分置改革后，存在巨大全流通压力，人们担心会产生供求关系的不平衡；股权分置改革中仍然存在矛盾，尤其是人们对国营企业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心还存在不确定预期；经济周期的不明朗也是影响目前市场走势的原因之一；股权分置只是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其它矛盾仍然存在。

因此，尽管我国正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股票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转形态。但是，制约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根本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市场机制的作用正在加强，均衡股票市场条件正在形成之中。

从规范政府行为入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市场制度的基本内容。在计划经济中，由于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融合，政府需要深层次地全面介入社会经济活动。而市场经济恰恰是要求政府退出社会经济活动，因而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采取了市场经济的形式，这就决定了政府体制及其政府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必须要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我国股票市场之所以是非均衡的市场，其原因之一就是政府行为仍然是按照过去计划经济的情况下来处理政府与股票市场关系的，将政府置于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如果要建立均衡的股票市场，就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规范政府行为、调整政府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使政府行为能反映股票市场的内在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股权分置改革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

在此基础上，政府要及时调整政策的着力点。要废除政府选择上市企业的体制，废除股票发行计划额度管理体制，建立市场选择企业上市的机制；建立股票发行市场定价的机制，使股票发行价格与市场价格趋于一致，减少暗箱操作与投机炒作的机会；要遵循市场规律，减少行政干预股市的频率，走出“信息救市”、“政策求市”的误区；建立股票市场专家决策系统，减少股市决策的盲目性、主观性、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从公司治理入手，提高企业素质

股权分置的解决克服了我国证券市场原先存在的同股不同权的矛盾，解决了我国股票市场的制度缺陷，为提高我国股票市场的运行效率和市场活力创造了条件。但是，正如前面所讲，股权分置的解决只是为我国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不具备均衡股票市场的充分条件。股票市场的载体是上市公司，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融资以支持扩张，而投资者则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形成资本的保值增值，两者的有效结合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的运行效率和制度完善，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企业的公司治理是否规范。

股权分置的改革解决了市场制度与效率问题，但上市公司本身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的最直接问题就是经济效益低下，股票市场失去价值增值的源泉，投资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造成企业效益低下的原因是企业行为不规范。

现代经济理论将这种公司行为界定为一种制度安排，强调企业运作与股东的关系。柯林•梅耶将这一现象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钱颖一将此定义为“用以处理不同利益相关者即股东、贷款人、管理人员和职工之间的关系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林毅夫则定义为“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等。

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公司治理是保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以指导和控制公司运作的制度与规则，公司治理机制的任务在于通过促进利益各方（股东、管理层、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协作，实现利益各方的激励相容，以达到保护股东的利益和实现公司目标。

与规范上市公司相比，我国公司治理存在如下一些基本问题：产权约束不力；政府对企业管理层干预过多，企业目标政治化，无法实现企业运作机制的转换；内部人控制；董事会独立性不强、监事会的作用得不到切实发挥；缺乏规范的激励约束机制；小股东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等等。

因此，要解决我国股票市场的内在矛盾，提高上市公司的素质，就必须解决公司治理问题：

第一，深化上市公司经营体制改革，重建股票市场的微观基础。公司体制是公司治理的条件。我国的上市公司只是在形式上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并不具有股份公司的运行机制。只有对作为股票市场载体的上市公司进行彻底地改造，使上市公司的行为能够真正对市场机制做出反映，股票市场才具有均衡发展的条件。在此，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要建立有效的国有产权约束监督机制，解决国有产权约束不力的问题；二是要彻底解决行政干预企业的顽疾，建立企业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

第二，建立激励监督约束机制，使董事、监事与经理层人员能够确实履行职责，从机制入手，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之间相互制衡的权力运作体系。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防范“道德风险”。

第三，规范信息披露机制，增加上市公司经营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一是使股东、债权人、监管部门、社会公众等能及时、准确、完整获得信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防止利用内幕消息进行炒作；二是对关联交易等事项的披露制定更严格的标准，防止内部人和大股东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三是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特别是加重处罚对中介机构的管理，保证中介机构出具的信息资料的客观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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