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殖力范文10篇

繁殖力范文篇1

作为纳粹分子反犹太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观念形成的来源之一，种族主义一直占相当重要的地位。追溯它的近论源头，不禁发现法国政治家戈比诺在他的四卷本《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鼓吹雅利安人的种族优先论。在他的眼中白种雅利安人比东方的黄种人具有更强的领导力，而黄种人则在繁殖力上占有优势。显然，戈比诺把繁殖力看作一个负面性的能力，在自然界只有那些个体生存能力弱的物种，比如蚂蚁、老鼠和病菌才会在种群上显示出超强的繁殖能力。

表面上看，这类种族主义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亚洲的中国，日本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繁殖力的强大似乎十分明显。但是，种族主义却无法解释，日本在进入1990年代后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3.0/1000，进入2000年代后则低于2.0/1000，以此趋势日本在一定年数之后必然成为人口小国。我国的计划生育，这种有组织对人口进行限制的方法，事实上和历史上的性禁忌和溺婴具有相同效果，都是群体人数爆炸后的策略反应，如果把它计算在内，那么可以预见我国也将形成符合生态和资源容量的人口数，过强繁殖力的印象将不再存在。

事实上，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东方民族并没有显示出更强的繁殖力，在18世纪的后50年中国和西欧的人口同样都接近翻了一番，也就是说欧洲也会发生人口大爆炸。欧洲白种人如果不是因为不断遭遇鼠疫或其它瘟疫，人口同样会非常庞大。有学者曾经用中国女性的早婚以及童养媳现象主张，中国人的生殖可能性被最大化，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婚和童养媳造成的生殖可能性被圆房推迟现象抵消了。在1550到1850期间，欧洲的婚姻和生育率一直高于中国。一些资料也同样显示同时期的日本的生育率也非常低，和罗马帝国时期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溺婴现象并不仅仅是为了抵御生活的困难，而且是为了积累财富和方便迁移。一个较为有意思的现象是，温州人没有生育更多子女的欲望，因为那里很多人都在不断的进行商业活动，较适合的子女数量有利于迁徙。

如果要回到更久远的过去，当人类处于游牧和采摘时期而未进入农业文明的时候，人口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没有哪个种族因为繁殖力的超强而使人口发生大的增长。倒是农作物的扩展从此使农业民族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游牧民族，因为农业产生了食物积累以及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而游牧民族没有这些需要，并且为了适应迁徙，只能四年间距的生育孩子，所以溺婴便存在了。

一系列的证据说明，繁殖力和种族是很难挂上钩的，但种族主义者为了显示特定民族的优越性，从而片面的剪取他们需要的素材，而忘记了人口数量的大小是和经济形态、经济增长模式、家庭结构和财富观念紧密结合的。此涨彼消的人口数量是人类适应特定地理和经济环境的不太精确的甚显粗糙的调解器。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模式

人口增长既然与种族主义意义上的繁殖力没有关系，却与能够提供何种程度上的繁殖的经济条件紧密相关。作为描述经济条件的简便方法，经济形态可以作为最基本的着脚点。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再向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当中人口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跳跃式增长。

用经济条件框架来解释人口增长，在我看来意义不大，原因在于这样的道理是很明显的，无需过多的解释。人口在适应自然生态和经济条件的动态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现象，比如灾荒、饥荒、战争、瘟疫、帝国的扩张、帝国的衰落和文明的灭亡。这些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素材被不断的重复利用。二战后全球人口迅速增长同样可以被纳入进这个简单的解释框架，工业肥料、农作物品种改进，杀虫剂等因素为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实现可能，医疗水平的提高最大幅度的延长了人口预期寿命和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国家状态处于稳定，战争被抑制，这使原有平衡状态下的新生儿出生率成为人口爆炸的直接成因。

这使人们看到了生育激情的惯性，这种惯性的源头很远，可以直接探触至农业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人们对工业社会下的，以及现有生态环境下的危机反应是迟钝的，生育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笼罩在农业文明的气氛下。这种惯性，隐藏在其背后的是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说调控人口极限总量（无饿死状态下的人口数）是经济形态，而控制人口增长状态的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农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怎么样的呢？农田的食物产量是相同条件下的牧场土地的10倍～100倍，可以这么说农业文明下的大都市人口数最多可达游牧文明下的都市人口的100倍，这或许可以作为我国历史上大都市异常庞大的原因。当单位土地的产值基本固定后，必须依靠技术改进和增加劳动力投入，才能提高食物总产量（单位土地的产量也可以获得提高）。但是由于人口增长是自然趋势，不可阻挡，而技术改进则属社会发展趋势，前者的动力远远高于后者。两者的关系非常微妙，初始时的社会技术总量和人口总量都是微弱的，按各自的增量增长，人口劳动力在初期无法形成压倒技术革新的力量，但随着历史的前行（人口增长加速度高于技术增长加速度），压制性力量形成了。其机理是，需要供养更多的人口，而技术这种提高效率的“奇淫怪巧”则相反是减少劳动力的投入。静态的看，技术改进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农业社会的简单分工使供养更多人口的实际需求非常之弱，多余人口将处于失业状态。动态的看，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使单位劳动力价值降低，依靠简单的自然生育要比技术改进的成本更低，从而失去改进的激励机制。状况粗劣的劳动技术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就业。简单的说，低工资会减慢技术的创新速度。所以，在中国的博物馆可以看到西汉以后的技术物品与前代的变化和区别非常微弱。

只要农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变（内卷型，单位劳动力价值下降），引进工业社会下的先进技术同样只能为供养更多的人口而努力，并且进入更大的人口灾难，以及对机械工业化的排斥。1949年后，工业肥料和新型水稻技术的“空降”使人口飞速增长，生育激情使技术进步的步伐一下子就落后了，劳动力被不断的再生产，为了充分就业，劳动密集型农业和工业被不断创造。比如红旗渠，学大寨等运动不断挑战生态极限，而南方普遍存在的“河泥”施肥法，甚至在排斥工业肥料了。知识分子回农村改造运动甚至说明技术改造人才也不再需要了，或许投入到劳动力当中更为合适。

同样处于计划经济下的前苏联国家，只要其不陷入农业文明下的增长模式，生育状况和瑞典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是一样的，生育率低。日本实现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转变后，人口生育欲望也非常的低。苏联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借款给青年夫妇买房和家具，苏联甚至给婚后三年内生孩子的夫妇分单元房，东德实行各种带薪长时间产假政策来鼓励生育。

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出现过“技术空降”呢？有一个相似的现象，这一现象被历史学家炒来炒去，认为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是纯属偶然。那就是从美洲引进土豆，这一新物种使北欧的土地有了高产出，单位土地产出的提高，人口飞速增长，但是并没有使欧洲人口束缚于土地，蒸气机和纺织机的发明改进，反而使从事农业的人变少了，单位劳动力价值处于上升状态，这就是发展型模式（和内卷型相对）。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早婚率和生育率不断的攀高，这次主体不是农民而是纺织工人们，他们很自信，拥有三个纺锭就义无反顾的组成家庭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晚婚了，并且有了新爱情观，陌生男女们为了“真爱”走到一起，人口爆炸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失业诸种问题，溺婴，“溺婴护理”（KillingNurse）被用来限制人口了。那些依靠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们的工资降低了，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低工资和长时间劳动被用来进行资本积累，并促使资本家改进技术使工资降得更低，但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得到了提高。但是这种模式的高工资，并不会阻碍技术创新，因为较之最终的市场回报，这类的工资成本并不高。工业社会下的发展模式使人口不再成最大限量的增长趋势，而是优化人口质量，使单位劳动力的价值上升了。

回到中国的问题，1949年解放后，由于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处于农业社会下的类型，均分土地，接着合作化，支撑饥荒状态下的人口增长高达6/1000。原因很简单，均分土地使农民只有增加劳动力才能使土地的总产值增加，而是按人口平均分配收入，使个体理性计算出的依靠增加人口增加收入的方案最终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灾难，事实上，所有的个体都变穷了，其单位劳动力价值已经非常廉价。

计划生育强迫人口出生率成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说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下的混合体，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信息产业化有利于单位劳动力的增值，另一方面，农业低机械化、低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又促使农村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力的数量来增加土地总产值。即使在较富裕的农村，虽然集体或个人合伙购买了收割机，但其使用率不高，而收割机收割的田地率就更不高了，因为劳动力成本很低，使用收割机的成本高于人力收割。那么，排斥机械运用，也就更难促进机械化改进。

两种增长模式的混合与竞争，其结果决定了中国未来人口增长的状态。但根据现有的土地产权法律安排方式来看，似乎更容易滑落进农业文明下的模式。公有制下的所有权模式，根据出生平均分配农地用权，每隔30年会有一次平均分配，这就促使人口数浮动于人均土地产值不低于农民工收益的规模。而我们知道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是非常低的，而且现实中还存在无法实得的风险。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人口总数处于高位，单位劳动价值的提高受到限制，这样的结果固然可以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但却是以技术停滞和大规模不富裕人口为代价的。

当然出路仍是存在的，保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平均受教育率和受教育层次，理性的主动的推进技术革新，虽然可能会带来暂时的高失业率，然而却可以使人口再生产和经济发展进入良性的循环。

人口数量与家庭结构

这里的家庭结构并非仅是静态的人口组成结构，而是包括形成家庭的婚姻制度和承受家庭自然死亡的继承制度。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家庭结构有独立影响人口数量的力量，而是受到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模式和财富观念的严厉约束。可以这么说，家庭结构是人口繁殖的社会结构性质的“杠杆”，调整人口数量的各种力量通过它发生作用。

曾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西欧的前工业时代的家庭结构为“大家庭”结构，也即习惯所言的多代同堂，工业化之后由于工作地点远离“老家”，“单核家庭”成为主流，即家庭中只有一对夫妻。但是法国的历史资料表明，至少在法国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相反而言，在前工业时代“单核家庭”结构就是主流，并且成为1750年之前法国人晚婚晚育的原因。因为要组成新的家庭，必须先赚钱购置房产和家具财物，晚婚晚育减缓了人口增长。

那么是否意味着“大家庭”易于推进人口增长呢？因为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下，早婚早育是正常的，但资料显示大家庭有时更易于控制人口，因为家主会根据家庭情况，运用共有资源去控制人口。河南是我国北方贫穷的地方，但是人口一直以来都是最高的，有学者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河南大家庭在分家的时候较之其他地方更为彻底，家主无法控制家庭里的生育情况，如果不过于彻底，情况可能要好得多。河南地区的家庭结构吸收了“大家庭”和“单核家庭”两者有利于生育的弊端，人口增长失控，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大家庭和单核家庭就其控制人口，或反面意义上的人口失控可能性上是几乎相等的。

由于继承制度和财产的距离更为接近，所以其对人口繁殖的影响非常之巨。历史资料一再说明溺婴和节育不只是应对生存危机，而是经常用来保护家族财产安全。中国古代的官员、商贾甚至皇亲国戚都有溺婴和节育的记载，比如扔进酒缸或淹入水盆等，因为过多的子女将分散家族优势。在罗马帝国时期，继承按姓氏进行，哪怕存在血缘关系，只要没有与家父同姓，继承关系是不存在的。一般而言，较富裕的家庭也只有2~3个儿子，如果继续增多的话，就会溺婴或“过继”。由于不以血缘关系为继承的必要条件，那么私生子的继承权可能为零，这无疑会促使私生子泛滥，形成社会问题。

在制定《法国民法典》时，私生子也即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女的1/3，但《法国民法典》在继承权的另一个方面的规定使法国人口下降了，使法国在1870年军事上输给人口众多的德国，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英国的外交大臣说：“用不着摧毁法国，它的《民法典》会做的！”因为《法国民法典》限制遗嘱继承和生前赠与，婚生子女平等分配死者遗产，这促使法国家庭为了集中家族优势只生一两个子女，人口下降了。

限制遗嘱继承和生前赠与是不明智的，因为死者无法选择把大部分财产给他认为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人，只好运用这种降低生育的次优方案了。

回到首段的中心意思，家庭结构只是杠杆，比如在劳动力比有限的财产积累更有价值的情况下，会刺激多生子女，因为子女间的互相提供的帮助会比父母留下的少得可怜的遗产有价值得多。这往往容易发生在农业文明下的恶性循环的内卷型经济增长模式下。

生育欲望与财富观念

最初的印象是，中国人似乎特别重视食物的精美程度，对于服装也是特别的考究，收藏的财富很多都是字画玉器。如果这些事物是财富的最重要部分，那么将会对人口数量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因为要获得更多的食物、纺织品以及人工艺术品，增加人口就成为较好的策略，劳动力能够较快的创造这些财富。

对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往来，我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长途跋涉的商业必然是进行最为珍贵或稀缺物品的交易，否则收益无法抵消那巨大的成本。而这些最为珍贵的物品，也就可以当然折射中国人的财富观。可是我们发现，从西域运来的香料与从中原运出的丝绸（丝绸有很大部分到达欧洲），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的和西方人需要的无非都同一类型的东西，即劳动力密集性产品。同样，欧洲人对香料和黄金的欲望促成了航海旅行，麦哲伦和哥伦布之类的冒险家们只要运回一船香料，那么航运旅途中的损失便会得到弥补，可见香料的价值对西方人的重要性。

可见，财富观念在工业革命正式扫荡欧洲之前，在“前技术时代”多是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性产品上，也就说明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大家都会通过生育子女来增加家族的财富。这也就解释了农业社会中，人口不断增长的现象。

因为财富观念是和经济制度和继承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此种财富必须能够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中流动，还必须可以通过继承制度累积给下一代。农业社会时期，东西方的财富观念都是一样的，劳动密集型奢侈品是首选，但是进入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财富观念则发生了巨大变化。

技术和资本（股份）成为最重要的财富，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人进入富有阶层的几率是最大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原有的社会财富观念，多生子女由于无法受到最佳的教育，那么其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也就无法最大化，子女越多常常会使家庭的财富越少。资本如果被多个子女继承，同样也会被分散，如果考虑到资本和知识技术的密切联系，那些获得资本的继承人由于没有得到较好的知识可能使其继承的财产很快丧失。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强调生育素质重要性的原因。

选择优育

通过对人口繁殖力的解释与说明，论证人口数量是由多项社会经济制度所影响形成的。对于生物种族主义者来说，人口越多则其基因突变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产生优秀人物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不要忘记，产生平庸人物的可能性也同样在扩大，况且如果因为优秀人物无法获得高素质的教育，那么自然变异的效果不可能被社会所接受和得益。

繁殖力范文篇2

作为纳粹分子反犹太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观念形成的来源之一，种族主义一直占相当重要的地位。追溯它的近论源头，不禁发现法国政治家戈比诺在他的四卷本《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鼓吹雅利安人的种族优先论。在他的眼中白种雅利安人比东方的黄种人具有更强的领导力，而黄种人则在繁殖力上占有优势。显然，戈比诺把繁殖力看作一个负面性的能力，在自然界只有那些个体生存能力弱的物种，比如蚂蚁、老鼠和病菌才会在种群上显示出超强的繁殖能力。

表面上看，这类种族主义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亚洲的中国，日本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繁殖力的强大似乎十分明显。但是，种族主义却无法解释，日本在进入1990年代后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3.0/1000，进入2000年代后则低于2.0/1000，以此趋势日本在一定年数之后必然成为人口小国。我国的计划生育，这种有组织对人口进行限制的方法，事实上和历史上的性禁忌和溺婴具有相同效果，都是群体人数爆炸后的策略反应，如果把它计算在内，那么可以预见我国也将形成符合生态和资源容量的人口数，过强繁殖力的印象将不再存在。

事实上，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东方民族并没有显示出更强的繁殖力，在18世纪的后50年中国和西欧的人口同样都接近翻了一番，也就是说欧洲也会发生人口大爆炸。欧洲白种人如果不是因为不断遭遇鼠疫或其它瘟疫，人口同样会非常庞大。有学者曾经用中国女性的早婚以及童养媳现象主张，中国人的生殖可能性被最大化，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婚和童养媳造成的生殖可能性被圆房推迟现象抵消了。在1550到1850期间，欧洲的婚姻和生育率一直高于中国。一些资料也同样显示同时期的日本的生育率也非常低，和罗马帝国时期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溺婴现象并不仅仅是为了抵御生活的困难，而且是为了积累财富和方便迁移。一个较为有意思的现象是，温州人没有生育更多子女的欲望，因为那里很多人都在不断的进行商业活动，较适合的子女数量有利于迁徙。

如果要回到更久远的过去，当人类处于游牧和采摘时期而未进入农业文明的时候，人口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没有哪个种族因为繁殖力的超强而使人口发生大的增长。倒是农作物的扩展从此使农业民族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游牧民族，因为农业产生了食物积累以及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而游牧民族没有这些需要，并且为了适应迁徙，只能四年间距的生育孩子，所以溺婴便存在了。

一系列的证据说明，繁殖力和种族是很难挂上钩的，但种族主义者为了显示特定民族的优越性，从而片面的剪取他们需要的素材，而忘记了人口数量的大小是和经济形态、经济增长模式、家庭结构和财富观念紧密结合的。此涨彼消的人口数量是人类适应特定地理和经济环境的不太精确的甚显粗糙的调解器。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模式

人口增长既然与种族主义意义上的繁殖力没有关系，却与能够提供何种程度上的繁殖的经济条件紧密相关。作为描述经济条件的简便方法，经济形态可以作为最基本的着脚点。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再向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当中人口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跳跃式增长。

用经济条件框架来解释人口增长，在我看来意义不大，原因在于这样的道理是很明显的，无需过多的解释。人口在适应自然生态和经济条件的动态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现象，比如灾荒、饥荒、战争、瘟疫、帝国的扩张、帝国的衰落和文明的灭亡。这些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素材被不断的重复利用。二战后全球人口迅速增长同样可以被纳入进这个简单的解释框架，工业肥料、农作物品种改进，杀虫剂等因素为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实现可能，医疗水平的提高最大幅度的延长了人口预期寿命和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国家状态处于稳定，战争被抑制，这使原有平衡状态下的新生儿出生率成为人口爆炸的直接成因。

这使人们看到了生育激情的惯性，这种惯性的源头很远，可以直接探触至农业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人们对工业社会下的，以及现有生态环境下的危机反应是迟钝的，生育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笼罩在农业文明的气氛下。这种惯性，隐藏在其背后的是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说调控人口极限总量（无饿死状态下的人口数）是经济形态，而控制人口增长状态的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农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怎么样的呢？农田的食物产量是相同条件下的牧场土地的10倍～100倍，可以这么说农业文明下的大都市人口数最多可达游牧文明下的都市人口的100倍，这或许可以作为我国历史上大都市异常庞大的原因。当单位土地的产值基本固定后，必须依靠技术改进和增加劳动力投入，才能提高食物总产量（单位土地的产量也可以获得提高）。但是由于人口增长是自然趋势，不可阻挡，而技术改进则属社会发展趋势，前者的动力远远高于后者。两者的关系非常微妙，初始时的社会技术总量和人口总量都是微弱的，按各自的增量增长，人口劳动力在初期无法形成压倒技术革新的力量，但随着历史的前行（人口增长加速度高于技术增长加速度），压制性力量形成了。其机理是，需要供养更多的人口，而技术这种提高效率的“奇淫怪巧”则相反是减少劳动力的投入。静态的看，技术改进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农业社会的简单分工使供养更多人口的实际需求非常之弱，多余人口将处于失业状态。动态的看，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使单位劳动力价值降低，依靠简单的自然生育要比技术改进的成本更低，从而失去改进的激励机制。状况粗劣的劳动技术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就业。简单的说，低工资会减慢技术的创新速度。所以，在中国的博物馆可以看到西汉以后的技术物品与前代的变化和区别非常微弱。

只要农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变（内卷型，单位劳动力价值下降），引进工业社会下的先进技术同样只能为供养更多的人口而努力，并且进入更大的人口灾难，以及对机械工业化的排斥。1949年后，工业肥料和新型水稻技术的“空降”使人口飞速增长，生育激情使技术进步的步伐一下子就落后了，劳动力被不断的再生产，为了充分就业，劳动密集型农业和工业被不断创造。比如红旗渠，学大寨等运动不断挑战生态极限，而南方普遍存在的“河泥”施肥法，甚至在排斥工业肥料了。知识分子回农村改造运动甚至说明技术改造人才也不再需要了，或许投入到劳动力当中更为合适。

同样处于计划经济下的前苏联国家，只要其不陷入农业文明下的增长模式，生育状况和瑞典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是一样的，生育率低。日本实现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转变后，人口生育欲望也非常的低。苏联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借款给青年夫妇买房和家具，苏联甚至给婚后三年内生孩子的夫妇分单元房，东德实行各种带薪长时间产假政策来鼓励生育。

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出现过“技术空降”呢？有一个相似的现象，这一现象被历史学家炒来炒去，认为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是纯属偶然。那就是从美洲引进土豆，这一新物种使北欧的土地有了高产出，单位土地产出的提高，人口飞速增长，但是并没有使欧洲人口束缚于土地，蒸气机和纺织机的发明改进，反而使从事农业的人变少了，单位劳动力价值处于上升状态，这就是发展型模式（和内卷型相对）。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早婚率和生育率不断的攀高，这次主体不是农民而是纺织工人们，他们很自信，拥有三个纺锭就义无反顾的组成家庭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晚婚了，并且有了新爱情观，陌生男女们为了“真爱”走到一起，人口爆炸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失业诸种问题，溺婴，“溺婴护理”（KillingNurse）被用来限制人口了。那些依靠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们的工资降低了，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低工资和长时间劳动被用来进行资本积累，并促使资本家改进技术使工资降得更低，但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得到了提高。但是这种模式的高工资，并不会阻碍技术创新，因为较之最终的市场回报，这类的工资成本并不高。工业社会下的发展模式使人口不再成最大限量的增长趋势，而是优化人口质量，使单位劳动力的价值上升了。

回到中国的问题，1949年解放后，由于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处于农业社会下的类型，均分土地，接着合作化，支撑饥荒状态下的人口增长高达6/1000。原因很简单，均分土地使农民只有增加劳动力才能使土地的总产值增加，而是按人口平均分配收入，使个体理性计算出的依靠增加人口增加收入的方案最终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灾难，事实上，所有的个体都变穷了，其单位劳动力价值已经非常廉价。

计划生育强迫人口出生率成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说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下的混合体，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信息产业化有利于单位劳动力的增值，另一方面，农业低机械化、低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又促使农村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力的数量来增加土地总产值。即使在较富裕的农村，虽然集体或个人合伙购买了收割机，但其使用率不高，而收割机收割的田地率就更不高了，因为劳动力成本很低，使用收割机的成本高于人力收割。那么，排斥机械运用，也就更难促进机械化改进。

两种增长模式的混合与竞争，其结果决定了中国未来人口增长的状态。但根据现有的土地产权法律安排方式来看，似乎更容易滑落进农业文明下的模式。公有制下的所有权模式，根据出生平均分配农地用权，每隔30年会有一次平均分配，这就促使人口数浮动于人均土地产值不低于农民工收益的规模。而我们知道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是非常低的，而且现实中还存在无法实得的风险。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人口总数处于高位，单位劳动价值的提高受到限制，这样的结果固然可以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但却是以技术停滞和大规模不富裕人口为代价的。

当然出路仍是存在的，保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平均受教育率和受教育层次，理性的主动的推进技术革新，虽然可能会带来暂时的高失业率，然而却可以使人口再生产和经济发展进入良性的循环。

人口数量与家庭结构

这里的家庭结构并非仅是静态的人口组成结构，而是包括形成家庭的婚姻制度和承受家庭自然死亡的继承制度。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家庭结构有独立影响人口数量的力量，而是受到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模式和财富观念的严厉约束。可以这么说，家庭结构是人口繁殖的社会结构性质的“杠杆”，调整人口数量的各种力量通过它发生作用。

曾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西欧的前工业时代的家庭结构为“大家庭”结构，也即习惯所言的多代同堂，工业化之后由于工作地点远离“老家”，“单核家庭”成为主流，即家庭中只有一对夫妻。但是法国的历史资料表明，至少在法国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相反而言，在前工业时代“单核家庭”结构就是主流，并且成为1750年之前法国人晚婚晚育的原因。因为要组成新的家庭，必须先赚钱购置房产和家具财物，晚婚晚育减缓了人口增长。

那么是否意味着“大家庭”易于推进人口增长呢？因为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下，早婚早育是正常的，但资料显示大家庭有时更易于控制人口，因为家主会根据家庭情况，运用共有资源去控制人口。河南是我国北方贫穷的地方，但是人口一直以来都是最高的，有学者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河南大家庭在分家的时候较之其他地方更为彻底，家主无法控制家庭里的生育情况，如果不过于彻底，情况可能要好得多。河南地区的家庭结构吸收了“大家庭”和“单核家庭”两者有利于生育的弊端，人口增长失控，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大家庭和单核家庭就其控制人口，或反面意义上的人口失控可能性上是几乎相等的。

由于继承制度和财产的距离更为接近，所以其对人口繁殖的影响非常之巨。历史资料一再说明溺婴和节育不只是应对生存危机，而是经常用来保护家族财产安全。中国古代的官员、商贾甚至皇亲国戚都有溺婴和节育的记载，比如扔进酒缸或淹入水盆等，因为过多的子女将分散家族优势。在罗马帝国时期，继承按姓氏进行，哪怕存在血缘关系，只要没有与家父同姓，继承关系是不存在的。一般而言，较富裕的家庭也只有2~3个儿子，如果继续增多的话，就会溺婴或“过继”。由于不以血缘关系为继承的必要条件，那么私生子的继承权可能为零，这无疑会促使私生子泛滥，形成社会问题。

在制定《法国民法典》时，私生子也即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女的1/3，但《法国民法典》在继承权的另一个方面的规定使法国人口下降了，使法国在1870年军事上输给人口众多的德国，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英国的外交大臣说：“用不着摧毁法国，它的《民法典》会做的！”因为《法国民法典》限制遗嘱继承和生前赠与，婚生子女平等分配死者遗产，这促使法国家庭为了集中家族优势只生一两个子女，人口下降了。

限制遗嘱继承和生前赠与是不明智的，因为死者无法选择把大部分财产给他认为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人，只好运用这种降低生育的次优方案了。

回到首段的中心意思，家庭结构只是杠杆，比如在劳动力比有限的财产积累更有价值的情况下，会刺激多生子女，因为子女间的互相提供的帮助会比父母留下的少得可怜的遗产有价值得多。这往往容易发生在农业文明下的恶性循环的内卷型经济增长模式下。

生育欲望与财富观念

最初的印象是，中国人似乎特别重视食物的精美程度，对于服装也是特别的考究，收藏的财富很多都是字画玉器。如果这些事物是财富的最重要部分，那么将会对人口数量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因为要获得更多的食物、纺织品以及人工艺术品，增加人口就成为较好的策略，劳动力能够较快的创造这些财富。

对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往来，我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长途跋涉的商业必然是进行最为珍贵或稀缺物品的交易，否则收益无法抵消那巨大的成本。而这些最为珍贵的物品，也就可以当然折射中国人的财富观。可是我们发现，从西域运来的香料与从中原运出的丝绸（丝绸有很大部分到达欧洲），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的和西方人需要的无非都同一类型的东西，即劳动力密集性产品。同样，欧洲人对香料和黄金的欲望促成了航海旅行，麦哲伦和哥伦布之类的冒险家们只要运回一船香料，那么航运旅途中的损失便会得到弥补，可见香料的价值对西方人的重要性。

可见，财富观念在工业革命正式扫荡欧洲之前，在“前技术时代”多是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性产品上，也就说明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大家都会通过生育子女来增加家族的财富。这也就解释了农业社会中，人口不断增长的现象。

因为财富观念是和经济制度和继承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此种财富必须能够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中流动，还必须可以通过继承制度累积给下一代。农业社会时期，东西方的财富观念都是一样的，劳动密集型奢侈品是首选，但是进入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财富观念则发生了巨大变化。

技术和资本（股份）成为最重要的财富，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人进入富有阶层的几率是最大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原有的社会财富观念，多生子女由于无法受到最佳的教育，那么其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也就无法最大化，子女越多常常会使家庭的财富越少。资本如果被多个子女继承，同样也会被分散，如果考虑到资本和知识技术的密切联系，那些获得资本的继承人由于没有得到较好的知识可能使其继承的财产很快丧失。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强调生育素质重要性的原因。

选择优育

通过对人口繁殖力的解释与说明，论证人口数量是由多项社会经济制度所影响形成的。对于生物种族主义者来说，人口越多则其基因突变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产生优秀人物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不要忘记，产生平庸人物的可能性也同样在扩大，况且如果因为优秀人物无法获得高素质的教育，那么自然变异的效果不可能被社会所接受和得益。

繁殖力范文篇3

作为纳粹分子反犹太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观念形成的来源之一，种族主义一直占相当重要的地位。追溯它的近论源头，不禁发现法国政治家戈比诺在他的四卷本《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鼓吹雅利安人的种族优先论。在他的眼中白种雅利安人比东方的黄种人具有更强的领导力，而黄种人则在繁殖力上占有优势。显然，戈比诺把繁殖力看作一个负面性的能力，在自然界只有那些个体生存能力弱的物种，比如蚂蚁、老鼠和病菌才会在种群上显示出超强的繁殖能力。

表面上看，这类种族主义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亚洲的中国，日本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繁殖力的强大似乎十分明显。但是，种族主义却无法解释，日本在进入1990年代后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3.0/1000，进入2000年代后则低于2.0/1000，以此趋势日本在一定年数之后必然成为人口小国。我国的计划生育，这种有组织对人口进行限制的方法，事实上和历史上的性禁忌和溺婴具有相同效果，都是群体人数爆炸后的策略反应，如果把它计算在内，那么可以预见我国也将形成符合生态和资源容量的人口数，过强繁殖力的印象将不再存在。

事实上，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东方民族并没有显示出更强的繁殖力，在18世纪的后50年中国和西欧的人口同样都接近翻了一番，也就是说欧洲也会发生人口大爆炸。欧洲白种人如果不是因为不断遭遇鼠疫或其它瘟疫，人口同样会非常庞大。有学者曾经用中国女性的早婚以及童养媳现象主张，中国人的生殖可能性被最大化，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婚和童养媳造成的生殖可能性被圆房推迟现象抵消了。在1550到1850期间，欧洲的婚姻和生育率一直高于中国。一些资料也同样显示同时期的日本的生育率也非常低，和罗马帝国时期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溺婴现象并不仅仅是为了抵御生活的困难，而且是为了积累财富和方便迁移。一个较为有意思的现象是，温州人没有生育更多子女的欲望，因为那里很多人都在不断的进行商业活动，较适合的子女数量有利于迁徙。

如果要回到更久远的过去，当人类处于游牧和采摘时期而未进入农业文明的时候，人口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没有哪个种族因为繁殖力的超强而使人口发生大的增长。倒是农作物的扩展从此使农业民族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游牧民族，因为农业产生了食物积累以及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而游牧民族没有这些需要，并且为了适应迁徙，只能四年间距的生育孩子，所以溺婴便存在了。

一系列的证据说明，繁殖力和种族是很难挂上钩的，但种族主义者为了显示特定民族的优越性，从而片面的剪取他们需要的素材，而忘记了人口数量的大小是和经济形态、经济增长模式、家庭结构和财富观念紧密结合的。此涨彼消的人口数量是人类适应特定地理和经济环境的不太精确的甚显粗糙的调解器。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模式

人口增长既然与种族主义意义上的繁殖力没有关系，却与能够提供何种程度上的繁殖的经济条件紧密相关。作为描述经济条件的简便方法，经济形态可以作为最基本的着脚点。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再向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当中人口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跳跃式增长。

用经济条件框架来解释人口增长，在我看来意义不大，原因在于这样的道理是很明显的，无需过多的解释。人口在适应自然生态和经济条件的动态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现象，比如灾荒、饥荒、战争、瘟疫、帝国的扩张、帝国的衰落和文明的灭亡。这些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素材被不断的重复利用。二战后全球人口迅速增长同样可以被纳入进这个简单的解释框架，工业肥料、农作物品种改进，杀虫剂等因素为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实现可能，医疗水平的提高最大幅度的延长了人口预期寿命和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国家状态处于稳定，战争被抑制，这使原有平衡状态下的新生儿出生率成为人口爆炸的直接成因。

这使人们看到了生育激情的惯性，这种惯性的源头很远，可以直接探触至农业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人们对工业社会下的，以及现有生态环境下的危机反应是迟钝的，生育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笼罩在农业文明的气氛下。这种惯性，隐藏在其背后的是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说调控人口极限总量（无饿死状态下的人口数）是经济形态，而控制人口增长状态的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农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怎么样的呢？农田的食物产量是相同条件下的牧场土地的10倍～100倍，可以这么说农业文明下的大都市人口数最多可达游牧文明下的都市人口的100倍，这或许可以作为我国历史上大都市异常庞大的原因。当单位土地的产值基本固定后，必须依靠技术改进和增加劳动力投入，才能提高食物总产量（单位土地的产量也可以获得提高）。但是由于人口增长是自然趋势，不可阻挡，而技术改进则属社会发展趋势，前者的动力远远高于后者。两者的关系非常微妙，初始时的社会技术总量和人口总量都是微弱的，按各自的增量增长，人口劳动力在初期无法形成压倒技术革新的力量，但随着历史的前行（人口增长加速度高于技术增长加速度），压制性力量形成了。其机理是，需要供养更多的人口，而技术这种提高效率的“奇淫怪巧”则相反是减少劳动力的投入。静态的看，技术改进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农业社会的简单分工使供养更多人口的实际需求非常之弱，多余人口将处于失业状态。动态的看，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使单位劳动力价值降低，依靠简单的自然生育要比技术改进的成本更低，从而失去改进的激励机制。状况粗劣的劳动技术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就业。简单的说，低工资会减慢技术的创新速度。所以，在中国的博物馆可以看到西汉以后的技术物品与前代的变化和区别非常微弱。

只要农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变（内卷型，单位劳动力价值下降），引进工业社会下的先进技术同样只能为供养更多的人口而努力，并且进入更大的人口灾难，以及对机械工业化的排斥。1949年后，工业肥料和新型水稻技术的“空降”使人口飞速增长，生育激情使技术进步的步伐一下子就落后了，劳动力被不断的再生产，为了充分就业，劳动密集型农业和工业被不断创造。比如红旗渠，学大寨等运动不断挑战生态极限，而南方普遍存在的“河泥”施肥法，甚至在排斥工业肥料了。知识分子回农村改造运动甚至说明技术改造人才也不再需要了，或许投入到劳动力当中更为合适。

同样处于计划经济下的前苏联国家，只要其不陷入农业文明下的增长模式，生育状况和瑞典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是一样的，生育率低。日本实现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转变后，人口生育欲望也非常的低。苏联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借款给青年夫妇买房和家具，苏联甚至给婚后三年内生孩子的夫妇分单元房，东德实行各种带薪长时间产假政策来鼓励生育。

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出现过“技术空降”呢？有一个相似的现象，这一现象被历史学家炒来炒去，认为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是纯属偶然。那就是从美洲引进土豆，这一新物种使北欧的土地有了高产出，单位土地产出的提高，人口飞速增长，但是并没有使欧洲人口束缚于土地，蒸气机和纺织机的发明改进，反而使从事农业的人变少了，单位劳动力价值处于上升状态，这就是发展型模式（和内卷型相对）。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早婚率和生育率不断的攀高，这次主体不是农民而是纺织工人们，他们很自信，拥有三个纺锭就义无反顾的组成家庭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晚婚了，并且有了新爱情观，陌生男女们为了“真爱”走到一起，人口爆炸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失业诸种问题，溺婴，“溺婴护理”（KillingNurse）被用来限制人口了。那些依靠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们的工资降低了，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低工资和长时间劳动被用来进行资本积累，并促使资本家改进技术使工资降得更低，但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得到了提高。但是这种模式的高工资，并不会阻碍技术创新，因为较之最终的市场回报，这类的工资成本并不高。工业社会下的发展模式使人口不再成最大限量的增长趋势，而是优化人口质量，使单位劳动力的价值上升了。

回到中国的问题，1949年解放后，由于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处于农业社会下的类型，均分土地，接着合作化，支撑饥荒状态下的人口增长高达6/1000。原因很简单，均分土地使农民只有增加劳动力才能使土地的总产值增加，而是按人口平均分配收入，使个体理性计算出的依靠增加人口增加收入的方案最终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灾难，事实上，所有的个体都变穷了，其单位劳动力价值已经非常廉价。

计划生育强迫人口出生率成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说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下的混合体，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信息产业化有利于单位劳动力的增值，另一方面，农业低机械化、低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又促使农村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力的数量来增加土地总产值。即使在较富裕的农村，虽然集体或个人合伙购买了收割机，但其使用率不高，而收割机收割的田地率就更不高了，因为劳动力成本很低，使用收割机的成本高于人力收割。那么，排斥机械运用，也就更难促进机械化改进。

两种增长模式的混合与竞争，其结果决定了中国未来人口增长的状态。但根据现有的土地产权法律安排方式来看，似乎更容易滑落进农业文明下的模式。公有制下的所有权模式，根据出生平均分配农地用权，每隔30年会有一次平均分配，这就促使人口数浮动于人均土地产值不低于农民工收益的规模。而我们知道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是非常低的，而且现实中还存在无法实得的风险。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人口总数处于高位，单位劳动价值的提高受到限制，这样的结果固然可以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但却是以技术停滞和大规模不富裕人口为代价的。

当然出路仍是存在的，保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平均受教育率和受教育层次，理性的主动的推进技术革新，虽然可能会带来暂时的高失业率，然而却可以使人口再生产和经济发展进入良性的循环。

人口数量与家庭结构

这里的家庭结构并非仅是静态的人口组成结构，而是包括形成家庭的婚姻制度和承受家庭自然死亡的继承制度。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家庭结构有独立影响人口数量的力量，而是受到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模式和财富观念的严厉约束。可以这么说，家庭结构是人口繁殖的社会结构性质的“杠杆”，调整人口数量的各种力量通过它发生作用。

曾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西欧的前工业时代的家庭结构为“大家庭”结构，也即习惯所言的多代同堂，工业化之后由于工作地点远离“老家”，“单核家庭”成为主流，即家庭中只有一对夫妻。但是法国的历史资料表明，至少在法国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相反而言，在前工业时代“单核家庭”结构就是主流，并且成为1750年之前法国人晚婚晚育的原因。因为要组成新的家庭，必须先赚钱购置房产和家具财物，晚婚晚育减缓了人口增长。

那么是否意味着“大家庭”易于推进人口增长呢？因为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下，早婚早育是正常的，但资料显示大家庭有时更易于控制人口，因为家主会根据家庭情况，运用共有资源去控制人口。河南是我国北方贫穷的地方，但是人口一直以来都是最高的，有学者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河南大家庭在分家的时候较之其他地方更为彻底，家主无法控制家庭里的生育情况，如果不过于彻底，情况可能要好得多。河南地区的家庭结构吸收了“大家庭”和“单核家庭”两者有利于生育的弊端，人口增长失控，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大家庭和单核家庭就其控制人口，或反面意义上的人口失控可能性上是几乎相等的。

由于继承制度和财产的距离更为接近，所以其对人口繁殖的影响非常之巨。历史资料一再说明溺婴和节育不只是应对生存危机，而是经常用来保护家族财产安全。中国古代的官员、商贾甚至皇亲国戚都有溺婴和节育的记载，比如扔进酒缸或淹入水盆等，因为过多的子女将分散家族优势。在罗马帝国时期，继承按姓氏进行，哪怕存在血缘关系，只要没有与家父同姓，继承关系是不存在的。一般而言，较富裕的家庭也只有2~3个儿子，如果继续增多的话，就会溺婴或“过继”。由于不以血缘关系为继承的必要条件，那么私生子的继承权可能为零，这无疑会促使私生子泛滥，形成社会问题。

在制定《法国民法典》时，私生子也即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女的1/3，但《法国民法典》在继承权的另一个方面的规定使法国人口下降了，使法国在1870年军事上输给人口众多的德国，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英国的外交大臣说：“用不着摧毁法国，它的《民法典》会做的！”因为《法国民法典》限制遗嘱继承和生前赠与，婚生子女平等分配死者遗产，这促使法国家庭为了集中家族优势只生一两个子女，人口下降了。

限制遗嘱继承和生前赠与是不明智的，因为死者无法选择把大部分财产给他认为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人，只好运用这种降低生育的次优方案了。

回到首段的中心意思，家庭结构只是杠杆，比如在劳动力比有限的财产积累更有价值的情况下，会刺激多生子女，因为子女间的互相提供的帮助会比父母留下的少得可怜的遗产有价值得多。这往往容易发生在农业文明下的恶性循环的内卷型经济增长模式下。

生育欲望与财富观念

最初的印象是，中国人似乎特别重视食物的精美程度，对于服装也是特别的考究，收藏的财富很多都是字画玉器。如果这些事物是财富的最重要部分，那么将会对人口数量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因为要获得更多的食物、纺织品以及人工艺术品，增加人口就成为较好的策略，劳动力能够较快的创造这些财富。

对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往来，我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长途跋涉的商业必然是进行最为珍贵或稀缺物品的交易，否则收益无法抵消那巨大的成本。而这些最为珍贵的物品，也就可以当然折射中国人的财富观。可是我们发现，从西域运来的香料与从中原运出的丝绸（丝绸有很大部分到达欧洲），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的和西方人需要的无非都同一类型的东西，即劳动力密集性产品。同样，欧洲人对香料和黄金的欲望促成了航海旅行，麦哲伦和哥伦布之类的冒险家们只要运回一船香料，那么航运旅途中的损失便会得到弥补，可见香料的价值对西方人的重要性。

可见，财富观念在工业革命正式扫荡欧洲之前，在“前技术时代”多是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性产品上，也就说明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大家都会通过生育子女来增加家族的财富。这也就解释了农业社会中，人口不断增长的现象。

因为财富观念是和经济制度和继承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此种财富必须能够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中流动，还必须可以通过继承制度累积给下一代。农业社会时期，东西方的财富观念都是一样的，劳动密集型奢侈品是首选，但是进入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财富观念则发生了巨大变化。

技术和资本（股份）成为最重要的财富，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人进入富有阶层的几率是最大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原有的社会财富观念，多生子女由于无法受到最佳的教育，那么其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也就无法最大化，子女越多常常会使家庭的财富越少。资本如果被多个子女继承，同样也会被分散，如果考虑到资本和知识技术的密切联系，那些获得资本的继承人由于没有得到较好的知识可能使其继承的财产很快丧失。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强调生育素质重要性的原因。

选择优育

通过对人口繁殖力的解释与说明，论证人口数量是由多项社会经济制度所影响形成的。对于生物种族主义者来说，人口越多则其基因突变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产生优秀人物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不要忘记，产生平庸人物的可能性也同样在扩大，况且如果因为优秀人物无法获得高素质的教育，那么自然变异的效果不可能被社会所接受和得益。

繁殖力范文篇4

表面上看，这类种族主义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亚洲的中国，日本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繁殖力的强大似乎十分明显。但是，种族主义却无法解释，日本在进入1990年代后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3.0/1000，进入2000年代后则低于2.0/1000，以此趋势日本在一定年数之后必然成为人口小国。我国的计划生育，这种有组织对人口进行限制的方法，事实上和历史上的性禁忌和溺婴具有相同效果，都是群体人数爆炸后的策略反应，如果把它计算在内，那么可以预见我国也将形成符合生态和资源容量的人口数，过强繁殖力的印象将不再存在。

事实上，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东方民族并没有显示出更强的繁殖力，在18世纪的后50年中国和西欧的人口同样都接近翻了一番，也就是说欧洲也会发生人口大爆炸。欧洲白种人如果不是因为不断遭遇鼠疫或其它瘟疫，人口同样会非常庞大。有学者曾经用中国女性的早婚以及童养媳现象主张，中国人的生殖可能性被最大化，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婚和童养媳造成的生殖可能性被圆房推迟现象抵消了。在1550到1850期间，欧洲的婚姻和生育率一直高于中国。一些资料也同样显示同时期的日本的生育率也非常低，和罗马帝国时期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溺婴现象并不仅仅是为了抵御生活的困难，而且是为了积累财富和方便迁移。一个较为有意思的现象是，温州人没有生育更多子女的欲望，因为那里很多人都在不断的进行商业活动，较适合的子女数量有利于迁徙。

如果要回到更久远的过去，当人类处于游牧和采摘时期而未进入农业文明的时候，人口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没有哪个种族因为繁殖力的超强而使人口发生大的增长。倒是农作物的扩展从此使农业民族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游牧民族，因为农业产生了食物积累以及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而游牧民族没有这些需要，并且为了适应迁徙，只能四年间距的生育孩子，所以溺婴便存在了。

一系列的证据说明，繁殖力和种族是很难挂上钩的，但种族主义者为了显示特定民族的优越性，从而片面的剪取他们需要的素材，而忘记了人口数量的大小是和经济形态、经济增长模式、家庭结构和财富观念紧密结合的。此涨彼消的人口数量是人类适应特定地理和经济环境的不太精确的甚显粗糙的调解器。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模式

人口增长既然与种族主义意义上的繁殖力没有关系，却与能够提供何种程度上的繁殖的经济条件紧密相关。作为描述经济条件的简便方法，经济形态可以作为最基本的着脚点。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再向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当中人口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跳跃式增长。

用经济条件框架来解释人口增长，在我看来意义不大，原因在于这样的道理是很明显的，无需过多的解释。人口在适应自然生态和经济条件的动态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现象，比如灾荒、饥荒、战争、瘟疫、帝国的扩张、帝国的衰落和文明的灭亡。这些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素材被不断的重复利用。二战后全球人口迅速增长同样可以被纳入进这个简单的解释框架，工业肥料、农作物品种改进，杀虫剂等因素为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提供了实现可能，医疗水平的提高最大幅度的延长了人口预期寿命和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国家状态处于稳定，战争被抑制，这使原有平衡状态下的新生儿出生率成为人口爆炸的直接成因。

这使人们看到了生育激情的惯性，这种惯性的源头很远，可以直接探触至农业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人们对工业社会下的，以及现有生态环境下的危机反应是迟钝的，生育观念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笼罩在农业文明的气氛下。这种惯性，隐藏在其背后的是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说调控人口极限总量（无饿死状态下的人口数）是经济形态，而控制人口增长状态的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农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怎么样的呢？农田的食物产量是相同条件下的牧场土地的10倍～100倍，可以这么说农业文明下的大都市人口数最多可达游牧文明下的都市人口的100倍，这或许可以作为我国历史上大都市异常庞大的原因。当单位土地的产值基本固定后，必须依靠技术改进和增加劳动力投入，才能提高食物总产量（单位土地的产量也可以获得提高）。但是由于人口增长是自然趋势，不可阻挡，而技术改进则属社会发展趋势，前者的动力远远高于后者。两者的关系非常微妙，初始时的社会技术总量和人口总量都是微弱的，按各自的增量增长，人口劳动力在初期无法形成压倒技术革新的力量，但随着历史的前行（人口增长加速度高于技术增长加速度），压制性力量形成了。其机理是，需要供养更多的人口，而技术这种提高效率的“奇淫怪巧”则相反是减少劳动力的投入。静态的看，技术改进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但是农业社会的简单分工使供养更多人口的实际需求非常之弱，多余人口将处于失业状态。动态的看，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使单位劳动力价值降低，依靠简单的自然生育要比技术改进的成本更低，从而失去改进的激励机制。状况粗劣的劳动技术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就业。简单的说，低工资会减慢技术的创新速度。所以，在中国的博物馆可以看到西汉以后的技术物品与前代的变化和区别非常微弱。

只要农业文明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变（内卷型，单位劳动力价值下降），引进工业社会下的先进技术同样只能为供养更多的人口而努力，并且进入更大的人口灾难，以及对机械工业化的排斥。1949年后，工业肥料和新型水稻技术的“空降”使人口飞速增长，生育激情使技术进步的步伐一下子就落后了，劳动力被不断的再生产，为了充分就业，劳动密集型农业和工业被不断创造。比如红旗渠，学大寨等运动不断挑战生态极限，而南方普遍存在的“河泥”施肥法，甚至在排斥工业肥料了。知识分子回农村改造运动甚至说明技术改造人才也不再需要了，或许投入到劳动力当中更为合适。

同样处于计划经济下的前苏联国家，只要其不陷入农业文明下的增长模式，生育状况和瑞典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是一样的，生育率低。日本实现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转变后，人口生育欲望也非常的低。苏联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借款给青年夫妇买房和家具，苏联甚至给婚后三年内生孩子的夫妇分单元房，东德实行各种带薪长时间产假政策来鼓励生育。

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出现过“技术空降”呢？有一个相似的现象，这一现象被历史学家炒来炒去，认为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是纯属偶然。那就是从美洲引进土豆，这一新物种使北欧的土地有了高产出，单位土地产出的提高，人口飞速增长，但是并没有使欧洲人口束缚于土地，蒸气机和纺织机的发明改进，反而使从事农业的人变少了，单位劳动力价值处于上升状态，这就是发展型模式（和内卷型相对）。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早婚率和生育率不断的攀高，这次主体不是农民而是纺织工人们，他们很自信，拥有三个纺锭就义无反顾的组成家庭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晚婚了，并且有了新爱情观，陌生男女们为了“真爱”走到一起，人口爆炸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失业诸种问题，溺婴，“溺婴护理”（KillingNurse）被用来限制人口了。那些依靠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们的工资降低了，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低工资和长时间劳动被用来进行资本积累，并促使资本家改进技术使工资降得更低，但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得到了提高。但是这种模式的高工资，并不会阻碍技术创新，因为较之最终的市场回报，这类的工资成本并不高。工业社会下的发展模式使人口不再成最大限量的增长趋势，而是优化人口质量，使单位劳动力的价值上升了。

回到中国的问题，1949年解放后，由于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处于农业社会下的类型，均分土地，接着合作化，支撑饥荒状态下的人口增长高达6/1000。原因很简单，均分土地使农民只有增加劳动力才能使土地的总产值增加，而是按人口平均分配收入，使个体理性计算出的依靠增加人口增加收入的方案最终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灾难，事实上，所有的个体都变穷了，其单位劳动力价值已经非常廉价。

计划生育强迫人口出生率成下降趋势，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说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下的混合体，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信息产业化有利于单位劳动力的增值，另一方面，农业低机械化、低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又促使农村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力的数量来增加土地总产值。即使在较富裕的农村，虽然集体或个人合伙购买了收割机，但其使用率不高，而收割机收割的田地率就更不高了，因为劳动力成本很低，使用收割机的成本高于人力收割。那么，排斥机械运用，也就更难促进机械化改进。

两种增长模式的混合与竞争，其结果决定了中国未来人口增长的状态。但根据现有的土地产权法律安排方式来看，似乎更容易滑落进农业文明下的模式。公有制下的所有权模式，根据出生平均分配农地用权，每隔30年会有一次平均分配，这就促使人口数浮动于人均土地产值不低于农民工收益的规模。而我们知道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是非常低的，而且现实中还存在无法实得的风险。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人口总数处于高位，单位劳动价值的提高受到限制，这样的结果固然可以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但却是以技术停滞和大规模不富裕人口为代价的。

当然出路仍是存在的，保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平均受教育率和受教育层次，理性的主动的推进技术革新，虽然可能会带来暂时的高失业率，然而却可以使人口再生产和经济发展进入良性的循环。

人口数量与家庭结构

这里的家庭结构并非仅是静态的人口组成结构，而是包括形成家庭的婚姻制度和承受家庭自然死亡的继承制度。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家庭结构有独立影响人口数量的力量，而是受到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模式和财富观念的严厉约束。可以这么说，家庭结构是人口繁殖的社会结构性质的“杠杆”，调整人口数量的各种力量通过它发生作用。

曾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西欧的前工业时代的家庭结构为“大家庭”结构，也即习惯所言的多代同堂，工业化之后由于工作地点远离“老家”，“单核家庭”成为主流，即家庭中只有一对夫妻。但是法国的历史资料表明，至少在法国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相反而言，在前工业时代“单核家庭”结构就是主流，并且成为1750年之前法国人晚婚晚育的原因。因为要组成新的家庭，必须先赚钱购置房产和家具财物，晚婚晚育减缓了人口增长。

那么是否意味着“大家庭”易于推进人口增长呢？因为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下，早婚早育是正常的，但资料显示大家庭有时更易于控制人口，因为家主会根据家庭情况，运用共有资源去控制人口。河南是我国北方贫穷的地方，但是人口一直以来都是最高的，有学者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河南大家庭在分家的时候较之其他地方更为彻底，家主无法控制家庭里的生育情况，如果不过于彻底，情况可能要好得多。河南地区的家庭结构吸收了“大家庭”和“单核家庭”两者有利于生育的弊端，人口增长失控，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大家庭和单核家庭就其控制人口，或反面意义上的人口失控可能性上是几乎相等的。

由于继承制度和财产的距离更为接近，所以其对人口繁殖的影响非常之巨。历史资料一再说明溺婴和节育不只是应对生存危机，而是经常用来保护家族财产安全。中国古代的官员、商贾甚至皇亲国戚都有溺婴和节育的记载，比如扔进酒缸或淹入水盆等，因为过多的子女将分散家族优势。在罗马帝国时期，继承按姓氏进行，哪怕存在血缘关系，只要没有与家父同姓，继承关系是不存在的。一般而言，较富裕的家庭也只有2~3个儿子，如果继续增多的话，就会溺婴或“过继”。由于不以血缘关系为继承的必要条件，那么私生子的继承权可能为零，这无疑会促使私生子泛滥，形成社会问题。

在制定《法国民法典》时，私生子也即非婚生子女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女的1/3，但《法国民法典》在继承权的另一个方面的规定使法国人口下降了，使法国在1870年军事上输给人口众多的德国，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英国的外交大臣说：“用不着摧毁法国，它的《民法典》会做的！”因为《法国民法典》限制遗嘱继承和生前赠与，婚生子女平等分配死者遗产，这促使法国家庭为了集中家族优势只生一两个子女，人口下降了。

限制遗嘱继承和生前赠与是不明智的，因为死者无法选择把大部分财产给他认为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人，只好运用这种降低生育的次优方案了。

回到首段的中心意思，家庭结构只是杠杆，比如在劳动力比有限的财产积累更有价值的情况下，会刺激多生子女，因为子女间的互相提供的帮助会比父母留下的少得可怜的遗产有价值得多。这往往容易发生在农业文明下的恶性循环的内卷型经济增长模式下。

生育欲望与财富观念

最初的印象是，中国人似乎特别重视食物的精美程度，对于服装也是特别的考究，收藏的财富很多都是字画玉器。如果这些事物是财富的最重要部分，那么将会对人口数量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因为要获得更多的食物、纺织品以及人工艺术品，增加人口就成为较好的策略，劳动力能够较快的创造这些财富。

对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往来，我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长途跋涉的商业必然是进行最为珍贵或稀缺物品的交易，否则收益无法抵消那巨大的成本。而这些最为珍贵的物品，也就可以当然折射中国人的财富观。可是我们发现，从西域运来的香料与从中原运出的丝绸（丝绸有很大部分到达欧洲），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的和西方人需要的无非都同一类型的东西，即劳动力密集性产品。同样，欧洲人对香料和黄金的欲望促成了航海旅行，麦哲伦和哥伦布之类的冒险家们只要运回一船香料，那么航运旅途中的损失便会得到弥补，可见香料的价值对西方人的重要性。

可见，财富观念在工业革命正式扫荡欧洲之前，在“前技术时代”多是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性产品上，也就说明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大家都会通过生育子女来增加家族的财富。这也就解释了农业社会中，人口不断增长的现象。

因为财富观念是和经济制度和继承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此种财富必须能够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中流动，还必须可以通过继承制度累积给下一代。农业社会时期，东西方的财富观念都是一样的，劳动密集型奢侈品是首选，但是进入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财富观念则发生了巨大变化。

技术和资本（股份）成为最重要的财富，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人进入富有阶层的几率是最大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原有的社会财富观念，多生子女由于无法受到最佳的教育，那么其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也就无法最大化，子女越多常常会使家庭的财富越少。资本如果被多个子女继承，同样也会被分散，如果考虑到资本和知识技术的密切联系，那些获得资本的继承人由于没有得到较好的知识可能使其继承的财产很快丧失。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强调生育素质重要性的原因。

选择优育

通过对人口繁殖力的解释与说明，论证人口数量是由多项社会经济制度所影响形成的。对于生物种族主义者来说，人口越多则其基因突变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产生优秀人物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不要忘记，产生平庸人物的可能性也同样在扩大，况且如果因为优秀人物无法获得高素质的教育，那么自然变异的效果不可能被社会所接受和得益。

繁殖力范文篇5

1造成母牛受配率、受胎率和犊牛成活率不高的原因

1．1营养不平衡。营养状况是否良好对母牛的发情、配种、受胎以及犊牛成活起着决定性作用。营养不足时，对于青年牛会造成生长缓慢，生殖器官发育受阻，性成熟延迟，性周期无规律。对成年牛，会引起发情不正常，发情期紊乱，排卵不正常而难配难怀。

1．2管理不当。在生产中我们要做好发情记录，及时观察牛的生理表现，准确地判断，对于发情不明显的可以通过直肠把握法来确诊，这样就可以避免误配、漏配，同时也可以减少流产等现象的发生。

1．3配种技术不过关。主要是在人工授精过程中，由于配种器械消毒不彻底、操作不科学、配种时机掌握不好、直肠检查技术不熟练、配种技术不佳等，导致繁殖率不高。此外，冷冻精液制作质量较差，精液解冻方法不正确。

1．4疾病引起不孕。引起不孕的疾病有布氏杆菌病、滴虫病阴道炎、卵巢炎、输卵管炎、子宫内膜炎、卵巢囊肿等。、在牛群中布氏杆菌病每2年要进行检测一次，对于检出的病牛要及时淘汰。

2提高母牛繁殖力的方法

2．1改善饲料水平。牛的不孕在很大程度上与营养有关，因此在饲养上必须满足与繁殖有关的主要营养物质，特别是能量、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的需要。针对不同阶段的牛群要制定不同的饲料配方，合理饲喂，掌握好喂量，要避免营养水平过高使母牛过肥造成卵巢脂肪变性。

2．2加强管理。在管理上要保证繁殖母牛得到充足的运动和合理的日粮安排，加强妊娠母牛的管理，防止流产。运动场要保持平整无碎石无坑洼地，牛舍内部要保持空气流通，同时还要增加牛舍的消毒，定期对母牛进行修蹄。

2．3提高配种技术。要提高母牛的受胎率就要提高配种技术‘，因此在管理上就要做好每头母牛的发情记录，每天早晨与晚问都要巡查一次，对那些发情症状不明显或不发情的母牛，应及时治疗，保证母牛正常发情。人工授精是目前提高母牛受胎率的重要方法之一，对母牛实行人工授精时，应选用品质好、符合标准的冷冻精液，每次购进的精液都要进行抽样镜检，对于不合格的成批精液应及时调换，同时配种技术人员还要掌握一定的解冻方法，控制好解冻温度并保持在38～4O℃，解冻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在1O～15s为佳，配种前要对配种的器械进行消毒，技术员要戴好长臂乳胶手套，并根据母牛的不同年龄掌握适时的配种时间，并问隔8～10h重新输精一次，输精枪要缓慢进人且不可生硬进人，以免损伤阴道及子宫粘膜。母牛在配种后两个月要及时通过直肠把握法来检测母牛是否受孕，对于没有受孕的要及时检查，找出原因采取措施。

2．4做好初生犊牛的护理工作。产犊时及时消毒、擦净犊牛嘴端粘液、合理断脐，断脐后一般不要进行结扎以免形成积液发生脐带感染，有些犊牛出生后由于体质较弱不能及时吃到初乳，这样就不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母体的免疫抗体，容易生病而死，因此在犊牛出生后2h内要让小牛及时吃到初乳，补充其体力，同时要对新生犊牛加强护理，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受凉拉稀。犊牛2周龄时可以训练吃食。发生疾病的要及时治疗，以免延误病情。

繁殖力范文篇6

摘要：本文对影响奶牛繁殖率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要正确了解影响奶牛繁殖率的因素，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来提高奶牛的繁殖率，不仅能增加奶产量，提高奶牛养殖户的经济效益，而且，对于奶牛的品种改良，加快育种进度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奶牛；繁殖率；原因

1影响奶牛繁殖率的因素

1.1遗传因素

由于近亲繁殖易造成死胎、弱胎、畸型胎儿，生长发育缓慢，抗病力差，使繁殖率降低。

1.2环境因素

母牛在严寒的冬季和酷热的夏季受孕率最低；突然改变地理环境或气候条件都可影响奶牛生殖机能而出现暂时性发情不孕。就是在同一地区，各年间气候的不同变化也能降低奶牛的繁殖能力。

1.3饲养管理

营养不良或营养水平过高，均会对奶牛发情、受胎率、胚胎质量、生殖系统功能、内分泌平衡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牛在幼龄时期给予标准的50％饲料进行限制性饲养，体成熟受到抑制，初情期会推迟，长期在不良饲养条件下，母牛的生长受到影响，生殖系统出现如子宫细小、卵巢很小，长期不发情。另一方面，奶牛日粮中精饲料比例过高，将导致物质代谢障碍，乳脂率降低，当精料比例超过50％时，奶牛瘤胃中醋酸发酵被抑制，蛋白质和矿物质代谢紊乱，繁殖率下降；维生素A、E不足，微量元素缺乏，母牛可长期不发情或发情无规律、不排卵、受精卵着床困难，胚胎早期死亡等；粗纤维不足，除可导致代谢病以外，还可造成胎衣不下与产科疾病。

管理不善、运动不足会引起奶牛不发情，母牛因干奶期管理不善引起的机体状况不良使产后乏情期延长。北方冬春季寒冷，奶牛饮水温度过低、饲喂冰冻的饲料等，可引起流产、胎衣滞留等疾病。怀孕奶牛由于管理不善受到外力的冲撞，有时可使胎儿死亡、流产或干尸化。奶牛产后护理不当、产房卫生差易患产科疾病，使产后发情延迟；不合理用药对妊娠牛造成流产、死胎等，降低繁殖率；初生犊牛护理不当，造成犊牛繁殖成活率下降。

1.4疾病

1.4.1卵巢疾病

如卵巢发育不全、卵巢静止、卵巢萎缩、持久黄体、卵巢囊肿等卵巢疾病都可影响奶牛繁殖率。

1.4.2子宫颈管炎

奶牛子宫颈管发生慢性炎症时，临床检查可发现子宫颈管阴道部粘膜松软，粘膜褶肥厚、水肿、充血和溢血，体积增大，常伴发溃疡，病程较长的可发生结缔组织增生。发情配种由于精子不能顺利通过子宫颈管或由于炎症渗出物或毒性物质的影响，可造成精子死亡，致使奶牛不孕。

1.4.3子宫疾患

如子宫内膜炎、子宫肌瘤、子宫积水、干尸化等，使子宫内膜不能释放雌性激素，体内溶解黄体的机制遭到破坏所致。引起子宫疾病的主要原因是产后子宫感染、助产、输精、剥离胎衣消毒不严或操作不当均可将病原微生物、细菌带入子宫。

1.4.4传染性疾病

布氏杆菌病、牛钩端螺旋体病、滴虫病等传染性疾病可致怀孕母牛流产或产出弱胎、死胎。

1.4.5奶牛产后败血症和脓毒血症

通常是由难产、胎儿腐败或助产不当、软产道受到创伤和感染而发生；也可由严重的子宫炎、子宫颈炎及阴道阴门炎引起；胎衣不下、子宫脱出、子宫复旧延迟以及严重的脓性坏死性乳房炎有时也可继发此病。病原菌通常有溶血性链球菌、葡萄球菌、化脓性棒状杆菌等，并可形成混合感染。奶牛的败血症和脓毒血症即使治愈，也会后遗泌乳下降和不孕。

1.5激素水平

由于病理、饲养管理不当、年龄等原因使母畜激素水平分泌不均衡，对繁殖率产生影响。雌性动物第一次发情时，由于卵巢没有黄体，血液中孕激素水平较低，常常发生安静发情，即只能排卵而不表现发情征状；促性腺激素和雌激素分泌异常，使牛分娩后初次只排卵而无发情征状；垂体促性腺激素和促黄体生成素分泌不足或比例不平衡，使牛发情时断时续，发情时间延长，卵巢上的卵泡交替发育；促黄体素分泌不足，导致卵泡不破裂，而大量的雌激素反馈作用于大脑皮层，使中枢神经系统强烈的性兴奋，使牛发情持续时间显著延长；妊娠黄体分泌孕酮不足，而胎盘或卵巢上较大的卵泡分泌的雌激素过多，造成奶牛孕后发情或假发情，容易造成误配引起怀孕牛的流产。

1.6初配年龄和产犊间隔

奶牛的初配年龄是生长18个月，性成熟经过两个发情周期后，此时配种受孕率高。产犊间隔为12～13个月，奶牛繁殖机能停止的年龄为15～22岁，所以正常情况下，奶牛一生可繁殖15头左右小牛，但由于养殖户在具体饲养管理和授精时，由于种种原因，经常导致奶牛屡配不孕。一头奶牛一生仅繁殖7～8头小牛，损失巨大。

1.7繁殖技术不当

发情鉴定不及时，检查不适当，精液品质低，会造成受胎率低下；输精技术不规范，输精时间、输精部位不合适都影响受胎，部分牛发情时子宫颈开张不全，输精枪较难通过，强行插入，易出血感染难以受孕。

1.8其它因素

异性孪生母牛犊，虽有外生殖器官，但成年后绝大部分为内生殖器官发育不全，有的无子宫颈口，有的无子宫和卵巢，无生殖能力。

2提高奶牛繁殖率的对策措施

选购奶牛时要做好鉴定，防止购入遗传缺陷奶牛，同时避免近亲繁殖。要从正规渠道购进冻精，引进冻精后应定期进行精液品质检查，保证配种所用冻精的安全性和优质性。

加强奶牛饲养管理，做好母牛的发情观察。为奶牛创造适宜生长、繁殖的环境条件，分娩时严格消毒产房和牛体后躯，以自然分娩为主。要加强饲养管理和检查发情。每天不少于4次发情观察，每次观察时间不少于30分钟，冬季牛群在牛舍时间较长，可以通过观察牛床上母牛生殖道所排出的黏液情况来判断奶牛是否发情。

严格人工授精操作技术。采用优质冻精，直肠把握，适时（奶牛发情后0～6h）而准确地把一定量的精液输到发情母牛子宫内的适当部位（子宫颈深部5～8cm处偏排卵一侧），避免生殖道损伤，实行两次输精，间隔8～12h输第二次。

积极防治牛的不孕症，提高牛繁殖力。根据牛的不孕症的类型，分门别类，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对于先天性和生理性的不孕应注意选择淘汰。老龄母牛繁殖力减退，也应及时淘汰更新。对患传染性疾病牛，应严格执行传染病的防疫和检疫规定，按规定及时处理。对疑因传染病引起的难孕牛或流产牛，应尽快查明原因，采取相应措施，以减少传染病的蔓延。对于子宫或卵巢炎症等非传染性疾病，应根据发病的原因，从管理、激素治疗等方面着手，做好综合防治工作。

采用现代繁殖技术，提高奶牛繁殖率。包括同期发情、超数排卵、胚胎移植、胚胎分割、体外受精、性控技术、早孕诊断等技术。

繁殖力范文篇7

1造成母牛受配率、受胎率和犊牛成活率不高的原因

1．1营养不平衡。营养状况是否良好对母牛的发情、配种、受胎以及犊牛成活起着决定性作用。营养不足时，对于青年牛会造成生长缓慢，生殖器官发育受阻，性成熟延迟，性周期无规律。对成年牛，会引起发情不正常，发情期紊乱，排卵不正常而难配难怀。

1．2管理不当。在生产中我们要做好发情记录，及时观察牛的生理表现，准确地判断，对于发情不明显的可以通过直肠把握法来确诊，这样就可以避免误配、漏配，同时也可以减少流产等现象的发生。

1．3配种技术不过关。主要是在人工授精过程中，由于配种器械消毒不彻底、操作不科学、配种时机掌握不好、直肠检查技术不熟练、配种技术不佳等，导致繁殖率不高。此外，冷冻精液制作质量较差，精液解冻方法不正确。

1．4疾病引起不孕。引起不孕的疾病有布氏杆菌病、滴虫病阴道炎、卵巢炎、输卵管炎、子宫内膜炎、卵巢囊肿等。、在牛群中布氏杆菌病每2年要进行检测一次，对于检出的病牛要及时淘汰。

2提高母牛繁殖力的方法

2．1改善饲料水平。牛的不孕在很大程度上与营养有关，因此在饲养上必须满足与繁殖有关的主要营养物质，特别是能量、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的需要。针对不同阶段的牛群要制定不同的饲料配方，合理饲喂，掌握好喂量，要避免营养水平过高使母牛过肥造成卵巢脂肪变性。

2．2加强管理。在管理上要保证繁殖母牛得到充足的运动和合理的日粮安排，加强妊娠母牛的管理，防止流产。运动场要保持平整无碎石无坑洼地，牛舍内部要保持空气流通，同时还要增加牛舍的消毒，定期对母牛进行修蹄。

2．3提高配种技术。要提高母牛的受胎率就要提高配种技术‘，因此在管理上就要做好每头母牛的发情记录，每天早晨与晚问都要巡查一次，对那些发情症状不明显或不发情的母牛，应及时治疗，保证母牛正常发情。人工授精是目前提高母牛受胎率的重要方法之一，对母牛实行人工授精时，应选用品质好、符合标准的冷冻精液，每次购进的精液都要进行抽样镜检，对于不合格的成批精液应及时调换，同时配种技术人员还要掌握一定的解冻方法，控制好解冻温度并保持在38～4O℃，解冻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在1O～15s为佳，配种前要对配种的器械进行消毒，技术员要戴好长臂乳胶手套，并根据母牛的不同年龄掌握适时的配种时间，并问隔8～10h重新输精一次，输精枪要缓慢进人且不可生硬进人，以免损伤阴道及子宫粘膜。母牛在配种后两个月要及时通过直肠把握法来检测母牛是否受孕，对于没有受孕的要及时检查，找出原因采取措施。

2．4做好初生犊牛的护理工作。产犊时及时消毒、擦净犊牛嘴端粘液、合理断脐，断脐后一般不要进行结扎以免形成积液发生脐带感染，有些犊牛出生后由于体质较弱不能及时吃到初乳，这样就不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母体的免疫抗体，容易生病而死，因此在犊牛出生后2h内要让小牛及时吃到初乳，补充其体力，同时要对新生犊牛加强护理，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受凉拉稀。犊牛2周龄时可以训练吃食。发生疾病的要及时治疗，以免延误病情。

繁殖力范文篇8

关键词：肉羊杂交技术；哈萨克羊；萨福克羊；二元杂交；三元杂交；新疆

新疆域内肉羊品种繁多，如哈萨克羊、萨福克羊、阿勒泰羊、巴尔楚克羊、多浪羊、柯尔克孜羊等。其中存栏量最大的本地品种为哈萨克羊，该品种羊不仅是我国粗毛羊品种之一，也是新疆原始羊系之一，哈萨克羊的肉脂生产性能高，对牧区生态条件的适应性较强，具有耐粗饲、增膘快、膻味小、产肉多等特点，但哈萨克羊繁殖力较低，需要通过杂交改良来提升繁殖力。萨福克羊原产于英国，新疆引种后通过纯种和杂交繁育提高了萨福克羊的数量，该品种羊产肉性能好，但抗逆性较差，与蒙古羊杂交后代具有生长发育快、性早熟的优点，与湖羊杂交后具有多胎优点。除了两两品种二元杂交外，三元杂交也可以改善后代生产性能，为新疆肉羊生产系统的科学建立提供技术指导，以此促进新疆域内肉羊杂交改良和商品化肉羊生产发展。

1新疆域内肉羊杂交技术推广的意义

1.1提高肉羊繁殖性能

肉羊生长周期相对较长，且饲料价格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提高肉羊产羔数量，缩短生产周期才能提高肉羊养殖效益。新疆域内肉羊品种繁多，不同品种肉羊繁殖性能有所差异，通过有目的的杂交繁育可以提高肉羊产双羔或多羔率，尤其是和小尾寒羊、湖羊等全年发情母羊杂交，获得的后代具有性早熟和繁殖性能好的优势。

1.2改善肉羊生产性能

肉羊杂交繁育可以有针对性地改善羊肉品质，尤其是能有效改善杂交后代的体高、体斜长、胸围、管围、胴体重、屠宰率、眼肌面积等指标，使其获得较为明显的杂种优势。部分杂交后代的肌肉脂肪含量也会明显提高。

1.3促进肉羊产业化发展

肉羊杂交生产技术的推广有利于新疆域内肉羊品种科学繁育体系的建立，促进肉羊生产工作更加规范化。通过科学的杂交繁育可以提高肉羊的耐粗饲和抗逆性能力，使其对不同饲养环境的适应性增强，从而减少抗生素或其他激素的使用。同时各地区根据肉羊品种特点实施有针对性的杂交繁育，对不佳的肉羊性状进行改良，实现生长和育种高效结合，生产出适合不同市场需求的肉羊品种，有利于促进肉羊产业化发展，切实提高肉羊养殖效益。

2新疆域内肉羊杂交利用的现状

2.1哈萨克羊的二元杂交利用

湖羊原产于我国太湖和嘉兴地区，母羊全年可发情，一般为2年3胎，是一种繁殖力较高的多胎绵羊品种。新疆于1975年从浙江余杭县引进，引进后与哈萨克羊进行杂交繁育，培养出多胎型的卡拉库尔羊。湖羊与哈萨克羊杂交培育后代的繁殖力明显高于哈萨克羊，且后代抗病性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在提高，后代的脂臀率明显降低，改善了哈萨克羊体脂过高的问题，使得肉羊的屠宰性能显著提高，但不足之处为肉羊毛色不一，自然交配的受胎率较低。杜泊绵羊原产于南非，具有生长发育快、抗逆性强的优点，母羊全年发情，且受胎率高。伊吾县北牧合作社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将哈萨克羊和杜泊绵羊杂交，采用常温子宫颈口输精法、腹腔输精法均可完成授精，受胎率分别为65%和82%[1]。新疆博乐市将无角陶赛特种公羊与哈萨克羊杂交后发现杂交后代羔羊平均初生重高于哈萨克羔羊，平均初生重增加0.69kg，和同期的哈萨克羔羊相比，杂交后代的2月龄平均体重增加4.2kg，4月龄增加3.71kg[2]。哈萨克羊（母本）伊萨福克（父本）杂交后代在自然放牧条件下，8月龄杂交后代体重比纯种哈萨克羊显著增长5.95kg（约0.05），日增重增长14.9%（约0.05）；从屠宰性能来看，哈萨克羊伊萨福克杂交后代比哈萨克羊宰前活重、胴体重、净肉重分别显著增加8.32、5.29、4.54kg[3]。

2.2萨福克羊的二元杂交利用

萨福克羊是世界上公认的优秀肉羊品种，新疆石河子引进黑头萨福克羊后与当地的湖羊进行杂交，发现黑头萨福克羊（父本）伊湖羊（母本）后代的日增重显著高于纯种的湖羊，目前在我国新疆、内蒙古、山西等多地均有养殖，新疆萨福克羊数量较多，杂交改良效果较好。多胎萨福克羊和哈萨克羊F2代杂交后代相比，屠宰率增长2.28%，多胎萨福克羊的胴体净肉率和眼肌面积指标均显著高于哈萨克羊F2代杂交后代，且肉质品质的镁、锌、钙和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明显高于哈萨克羊F2代杂交后代，表明多胎萨福克羊是一种胴体品质优良且营养丰富的肉羊品系，可以作为新疆及其他地区绵羊杂交改良的亲本[4]。与湖羊伊伊犁哈萨克羊F1杂交后代相比，萨福克伊伊犁哈萨克羊F1杂交后代的6月龄体重显著提高，且后代的体长、胸围和胴体重指标也明显增大，表明萨福克与伊犁哈萨克羊的杂交后代具有更高的生产性能[5]。将萨福克羊（父本）伊青海藏羊（母本）杂交后发现杂交后代环境适应性强，且羔羊生长发育快，在自然放牧情况下，杂交后代的日增重大于同期纯种藏羊，且杂交后代的体高、体长、管围和胸围等指标极显著高于纯种藏羊（约0.01），8月龄时萨福克羊伊青海藏羊杂交后代比纯种藏羊的胴体重增加3.89kg。由于我国高寒地区青草期时间短，越冬季节羊群容易因牧草资源不足出现损亡，而萨福克羊伊青海藏羊杂交后代的环境适应性强，产肉性能高，适合在高寒牧区进行繁育，对我国高寒地区肉羊养殖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6]。黑头萨福克羊与山西本地母羊进行杂交，杂交后代的被毛颜色为花色，背宽而直，杂交后代的初生重、1月龄、3月龄和6月龄体重分别高于本地羊1.98、4.02、6.95和13.75kg（约0.01），杂交后代的屠宰性能也提高3.87%耀4.77%，根据当地肉羊饲养成本，杂交后代的净利润提高196.40元（约0.01）[7]。

2.3三元杂交的利用

三元杂交是在两元杂交的基础上为改善肉羊生产性能和其他不足的杂交技术，对提高本地肉羊品种的繁殖性能和屠宰性能具有重要意义。湖羊（父本）伊哈萨克羊（母本）获得的母羊F1代与萨福克（父本）进行三元杂交获得F2代，研究发现F2代的胴体重（提高5.17kg）、净肉重（提高4.5kg）、屠宰率（提高5.95%）、净肉率（提高4.91%）、胴体产肉率（提高8.84%）和肉骨比（提高17.42%）均较纯种哈萨克羊有了明显改善，表明三元杂交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哈萨克羊的屠宰性能[8]。黑头杜泊（母本）伊小尾寒羊（父本）获得的母羊F1代与萨福克公羊进行三元杂交，其后代产单羔初生重和双羔初生重分别为（3.8依0.02）kg和（3.2依0.47）kg，三元杂交后代具有早期生长快，生产性能高的优点[9]。

3新疆域内肉羊杂交生产技术发展的思路

3.1杂交体系的发展

1）建立纯繁场。可以根据二元杂交和三元杂交需要建立特色纯繁场，如哈萨克羊纯繁场、萨福克羊纯繁场，如玛纳斯县建立了萨福克羊纯繁场，特克斯县建立了哈萨克羊纯繁场，伊犁建立了湖羊纯繁场，沙雅县建立了10000只湖羊核心种羊场。若新疆域内纯种品种数量不足，可以到疆外引种，保障纯种数量，纯种品种越纯，杂交后代的杂种优势越明显。2）建立杂交繁育场。新疆域内肉羊杂交繁育场可以根据肉羊品种数量进行合理杂交，如哈萨克羊存栏量高，而萨福克羊数量少，可以开展哈萨克羊（母本）伊萨福克羊（父本）二元杂交，若萨福克羊存栏量明显高于哈萨克羊，可以开展萨福克羊（母本）伊哈萨克羊（父本）二元杂交。若当地肉羊品种较多，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三元杂交，通过长期选育提升肉羊繁殖性能和屠宰性能。如农四师七十八团牧区库什台草原打造萨福克肉羊杂交基地，玛纳斯县科萨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建立三元杂交基地。

3.2胚胎移植技术

胚胎移植技术可以缩短肉羊改良周期，加速品种改良，同时能提高肉羊双羔和多羔率。一般母羊正常排卵数在2耀3个，使用促排卵药物可以增加排卵数，最多可排出18耀20个。移胚的母羊年龄一般为2耀4周岁，此时母羊各项生理机能好，抗病力强，在同期发情的基础上使用促排卵药物可以显著增加排卵数。一般在配种后（70依2）h对母羊采取冲胚手术，术前做好器械消毒，用无菌导管将冲配液注入子宫，另一头导出一根导管冲出胚胎。

3.3人工授精技术

人工授精避免自然交配的交叉污染，大大提高种公羊的利用率，不仅降低了个体差异较大造成的伤害，还降低了饲养成本和种羊运输成本。种公羊采精一般选用假阴道采集法，采精前对所有器械进行规范消毒。1）采精操作。将发情母羊牵到采精室，再牵入种公羊，刺激公羊性兴奋，当公羊阴茎勃起时允许爬跨，公羊做出插入动作时准备好假阴道和集精杯，迅速导入公羊阴茎，射精完毕后向后移动取下假阴道，对集精杯的精液进行检查。2）精液品质检测。检查项目有精液气味、颜色、射精总量、精子活力、精子密度等指标，若满足输精条件可以将新鲜原精液稀释2耀3倍后进行人工输精。

4结语

综上所述，肉羊杂交改良可以改善肉羊体型外貌和繁殖性能，提高屠宰性能。不同区域应根据当地独特的自然条件进行有计划性的杂交改良，同时做好改良记录，以免发生重复繁育或使用血缘相近的肉羊。胚胎移植技术和人工授精技术有利于提高多羔率和受胎率。在今后的杂交改良中，除了注重生长性能和繁殖性能指标外，还需要关注血液生化指标和免疫指标，保障杂交后代的免疫力和环境适应力。

参考文献

[1]罗生金.采用人工授精技术进行杜泊绵羊与哈萨克羊杂交改良[J].黑龙江动物繁殖，2015，23（3）：10-12.

[2]席凤琴.哈萨克羊杂交改良试验及其经济效益分析[J].科学种养，2012（8）：38.

[3]喻时，石国界，鲁雪亮，等.放牧条件下萨福克羊杂交哈萨克羊一代育肥效果测定[J].现代畜牧兽医，2015（12）：28-31.

[4]杨华，闫云峰，杨永林.多胎萨福克羊及其与哈萨克羊F2代的肉品质特性研究[J].草食家畜，2016（5）：27-34.

[5]甫拉提江·艾力皮别克，努尔木江·叶里哈力，王骁，等.萨福克羊和湖羊与伊犁哈萨克羊杂交后代生产性能研究[J].中国畜牧杂志，2020，56（6）：66-68.

[6]艾德强.高寒牧区放牧条件下萨福克羊杂交藏羊一代产肉效果屠宰试验[J].山东畜牧兽医，2010，31（7）：16-18.

[7]王志武.萨福克羊与本地羊杂交效果研究[J].中国草食动物科学，2017，37（1）：61-63.

[8]姚守秀，吴挺，吴镜，等.湖羊、哈萨克羊、萨福克羊三元杂交后代屠宰性能分析[J].草食家畜，2018（2）：5-8.

繁殖力范文篇9

各街镇乡人民政府（办事处），县府有关部门：

福寿螺属外来引进物种，具有很强繁殖力，对农作物危害性极大。它主要嗜食水稻等水生植物，咬剪水稻主蘖及有效分蘖，导致有效穗减少而造成减产，甚至绝收，主要受害期为水稻插秧后至晒田前。目前正是福寿螺繁殖高峰时期，为有效遏制其蔓延势头，防止和减少对农作物的危害，县政府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抓住当前福寿螺产卵繁殖的有利时期，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抓好福寿螺的防治工作。现就防治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街镇乡特别是福寿螺危害严重的雍溪、万古等地，要迅速组织发动群众，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及时清除稻田边各种杂草，对分布田边地头的福寿螺卵块（粉红色、块状）进行集中踩杀；采用人工捕捞方法，将捕捞到的福寿螺进行集中填埋处理；运用药物防治，采用百螺敌、“密达”等杀螺药进行诱杀。要通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采取群防群治、统防统治的办法，干净、彻底地清除福寿螺危害。

二、县农业主管部门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切实加强技术指导。大足有线电视台、大足新闻社等新闻单位要通过专题报道，搞好福寿螺防治技术宣传，动员广大干部群众，迅速投入到福寿螺防治工作中去，确保防治工作取得实效。

繁殖力范文篇10

1.1危害症状

草莓灰霉病是草莓的主要病害，主要危害花和果实。病菌于落花后先侵害幼果，与湿土接触处的果先发病，然后沿果梗蔓延到花序，使整个花序干枯死亡。当侵害成熟果实时，果面呈水浸状淡褐色暗斑，然后变成暗褐色，并逐渐扩大，密生的灰霉使果实软化、腐败、香气和风味消失，直接影响果实的产量和品质。露地栽培在多雨或有雾和露水的潮湿天气，排水不良，或施氮肥过多，都会加快发病。

1.2防治方法

合理密植，控制草莓株数，保持通风透光。地膜覆盖，可防止果实与土壤接触，既减少发病机会，又可保持果实清洁，增强商品性。选用抗病品种，及时摘除感病花序，剔除病果。于现蕾到开花期进行防治，从花序显露开始，每隔7～10d喷1次药，共喷3～4次。药剂可用敌菌丹可湿性粉剂700～1000倍液，或用25％多菌灵可湿性粉剂300倍液，或50％克菌丹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50％扑海因500～700倍液，或抑菌灵可湿性粉剂500～800倍液，或敌菌灵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25%瑞毒素1500～2000倍液等喷雾，均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如在大棚或温室里发生灰霉病时，可用抑菌灵熏蒸，用药0.1g/m3。或用粉尘法喷粉防治。

2草莓白粉病

2.1危害症状

草莓白粉病也是主要病害之一。保护地栽培，因温度条件适合发病要求，空气湿度又高，故比露地栽培发生更严重。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侵害叶柄、花、果梗及果实。被害叶片发生大小不等的暗色污斑，随后叶背斑块上产生白色粉状物，后期呈红褐色病斑，叶缘萎缩、焦枯。果实早期受害时，幼果停止发育、失去光泽、硬化、干枯；后期受害，果实覆盖1层白粉，严重影响浆果质量。近熟期草莓受到危害会失去商品价值。此病在整个生长季节都可发病。

2.2防治方法

冬、春季节注意清扫园地，烧毁腐烂枝叶。加强田间管理，使园内无杂草，及时摘除老叶、病叶。初期发现发病，将病叶剪除烧毁，并在发病周围喷0.3°Bé石硫合剂或1%的硫磺粉。采收后全园割叶，然后喷药。可喷50%退菌特800倍液，或70%甲基托布津800～1000倍液。

3草莓叶斑病

3.1危害症状

草莓叶斑病也叫蛇眼病，该病主要危害叶片，也侵害叶柄、匍匐茎、花萼、果实和果梗。开花结果前开始轻度发病，果实采收后才危害严重。叶片病后，在叶片上形成暗紫色小斑点，扩大后形成近圆形或椭圆形病斑，边缘紫红褐色，中央灰白色，略有细轮，使整个病斑呈蛇眼状，病斑上不形成小黑粒。病斑过多会引起叶片褐枯。严重流行时，影响叶片光合作用，削弱植株抗寒力和抗病能力。

3.2防治方法

加强草莓园后期田间管理，保护地控制好温、湿度。在春季撤除防寒物时，要将老叶、病枯叶清理干净。发病初每隔7～10d喷1次70%甲基托布津1000～1500倍液，连喷3次。或用70％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700倍液，或用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3kg/hm2，对水1125kg进行喷雾。

4草莓红蜘蛛

4.1危害特点

红蜘蛛体型小，肉眼只能看到一个小红点。红蜘蛛危害温室草莓，也危害田间草莓，喜欢在未展开的幼叶上刺吸叶汁，使叶组织和叶绿素受破坏、叶片发育迟缓、叶片伸出后皱缩。在叶背吸食汁液，受害严重时成锈色，抑制植株生长，严重影响产量。红蜘蛛靠风、雨或通过调运秧苗、用具的传带进行传播。1年繁殖多代，繁殖力强，且世代重叠，增强了防治难度。4.2防治方法

果实采收和解除防寒后应及时清扫果园，去除老叶、病虫叶。花序初显时喷0.3°Bé石硫合剂，隔6～7d再喷1次。采果前用残毒低的20％增效杀灭菊酯5000～8000倍液，间隔5d，连喷2次。果实采收后，气温升高，喷20%三氯杀螨砜800～1000倍液加0.2°Bé石硫合剂，第1次喷药后6～7d再喷1次。采收前15d不能喷药。

5草莓蚜虫

5.1危害特点

蚜虫俗称腻虫，一般体长1～2mm，头小肚大，淡绿色或黑色。用刺吸式口器吸取草莓的汁液形成褪绿斑点，使叶片弯曲、变形，全株生长不良，吸取草莓的汁液可使果实的生育受阻；同时，蚜虫排出的甘露可使叶片、果实受到污染，更严重的还能传播病毒。蚜虫繁殖力很强，1年繁殖10～24代，在低温干旱的条件下繁殖更快。露地草莓在开花后发生蚜虫，保护地草莓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尤其是氮肥使用过多、叶片鲜嫩徒长时更易发生。它对草莓为害是因吸取汁液使果实生育受阻，同时也因蚜虫排出甘露而让叶、果受到污染。另外，蚜虫也是传播病毒的媒介。

5.2防治方法

合理密植，加强水肥管理。保护地栽培特别要加强温度管理。白天温度控制在25℃以上，可抑制蚜虫发生。一旦发现蚜虫时，开花前喷布50％辟蚜雾2000倍液，共喷施1～2次。每次药液量不能少于750kg/hm2，喷药要周到细致。喷药后7d内不能采收果实，以免药物危害人体健康。

论文关键词：草莓主要病虫害；发生；防治；北方寒冷地区

论文摘要：针对北方寒冷地区草莓主要病虫害发生情况，介绍其防治技术，以期为草莓种植户提供技术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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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京华.大棚草莓主要病虫害的防治[J].江西农业科技，1998（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