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滥范文10篇

泛滥范文篇1

一、假个贷的分类与表现形式

目前个人住房信贷的“假个贷”，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没有统一的定义。为引起有关方面重视，笔者根据自己的感受将假个贷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假个贷一般仅指一手房按揭过程中不以真实购买住房为目的，通过虚构住房买卖交易或以虚假的借款主体或违背借款人的真实意识表示向银行提出住房板揭中请，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行为。其表现形式包括：

1)从借款(购房)人看，一般为开发商的关联人、关系人，如股东、亲属、雇员及其与之关联的建筑商、材料供应商、老乡、朋友等，一般无借款记录或资信状况良好。借款人可能知晓，也可能根本不知晓，或被开发商诱惑，或被开发商胁迫，或与开发商串通，或是开发商杜撰。电话核实往往对所购房产的价格、结构、户型、房屋质量、交房日期、物业管理、配套设施、周边环境、交通、房价之外的费用等情况了解不清，不同客户有的电话竟然相同，实为开发商预留的电话。

2)从购房合同看，标的房屋有的是没有卖出的，有的是已卖出的重复按揭，合同内容可能填写不全，缺乏要素，交易价格大多高于市场价格，有的购房合同因为不能备案而直接将已备案的合同进行涂改。

3)从首付款情况看，与个人用现金或POS划款不同，一般采取从公司账户转账，不同借款人付款公司账户可能相同。

4)从收入证明看，收入证明普遍高于实际水平或市场水平，表面看，收入负债比较低，偿债能力很强。

5)从借款金额看，金额高，动辄几十万，有的上百万，但一般不会达到银行会议审批的额度。

6)从抵押看，都是期房抵押，以前有见收件单放款的情况，银行个贷专营中心成立前开发商代办抵押现象较多，可能存在抵押悬空的恶劣情况。

7)从还款情况看，在还款时间和拖欠时间上往往一致，开发商定期集中将资金划转到若干个指定还款账户，有的甚至利用银行的代收代付系统功能，当开发商资金断裂时就会造成批量逾期。广义假个贷除此之外还包括个贷业务发展过程中其他可能给银行贷款带来风险损失的假的因素或成分，包括：1)假商业用房按揭。开发商有存量商业用房，或不想卖，或卖不出，但需要资金，于是找关联人、关系人购房，期房抵押，不过户。2)假收人证明。为了达到规定的收入负债比，杜撰假的工作单位、职务，虚开高额的收入证明。3)假单身、未婚证明。为隐瞒配偶、规避个人住房差别化信贷政策的制约，杜撰假单身、未婚证明。4)假收入负债比。一人多笔贷款或关联人多笔贷款，综合起来收入负债比高，还款能力不足，于是化整为零，降低收入负债比，逃避会议审批。5)假用途。以贷款购房掩盖其他经营用途…。

二、假个贷的危害

在住房金融的发展过程中，很多银行都经历过“假个贷”之痛。假个贷和真个贷混在一起，以假乱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开发商资金周转过来，贷款及时归还，假的就变成真的；开发商资金断裂，贷款归还出现问题，真的才裸为假的。虽然假个贷要经过近十个环节的“严格审查”，但开发商、银行、房交所等各个环节都在各自的“原则”和容忍度下心照不宣的操作，不大影响假个贷业务的顺利办理。假个贷对银行信贷业务的开展有着致命的危害，表现在：

1)加剧了房地产业泡沫。假个贷使银行信贷资金以开发贷款之外的形式注入房地产业，一定程度上造成房地产业虚假繁荣，从而进一步诱导社会上大量住房建设、住房消费和住房投资资金涌人房地产市场，形成恶性膨胀，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发生剧烈振荡，泡沫破灭。

2)蚕食了银行优质资产质量。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居民购房消费需求的增强，个人住房信贷业务正逐步成为商业银行大力发展的战略支柱业务，不符合大数定律的群发性假个贷犹如一颗“老鼠屎”，搅坏了银行这块低风险、高成长性和厚利性的“一锅粥”。

3)冲击了银行信贷风险防范的“底线”。真实性是银行“三铁”的基本要素，也是信贷业务的基石，假个贷的泛滥蒙蔽了银行人的双眼，影响了银行内各部门对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市场风险的准确把握和判断。

4)贻害了银行信贷人员。房地产业的泡沫和开发商的虚张声势，往往造成少数银行客户经理的短视和错觉，侥幸的心理促使他们接受开发商的“安排”而滑落到不能自拔的深渊，“叛徒”的出现极大地稀释了银行队伍的纯洁性。

三、假个贷泛滥的成因

与任何事物一样，“假个贷”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笔者认为，房地产泡沫是诱发假个贷大量泛滥的经济社会原因，开发商、中介机构、银行等经济主体为追逐各自利益，为假4"-贷大开方便之门，各方面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业，制造了房地产业的虚假繁荣，也必然增加各自的博弈风险。当房地产泡沫挤压或破灭时，假个贷也必然暴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假个贷的出现一方面的原因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投机钻营，另一方面主要的原因来自于银行内部。下面仅从银行内部方面进行一些剖析。

1)放松警惕，个贷业务有抵押、风险低的麻痹态度是假个贷泛滥的思想根源。由于目前个贷业务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远低于银行平均水平，绝大部分贷款都有前阶段市场价值不断上升的房屋作抵押，因此很多银行经营管理人员，没有把个贷业务的风险防范提上议事日程，使个贷业务难以逃脱“粗放发展——不良或案件上升——整治规范一一再有序发展”的怪圈。假个贷早已出现，但是屡禁不止。

2)个贷业务超常规发展，某些单位、部门、个人的短期利益驱动是假个贷滋生泛滥的土壤。个贷业务近几年来呈加速发展之势，可谓声势浩大，一年一个台阶，由于储备的楼盘不是很多，指标又压人，基层人员为了完成指标，追求绩效，只得使出浑身解数，恶性竞争，放松条件，包装过关，唯开发商事从，钻政策制度空子，做假成风，遇假不怪，做假未出事的侥幸心理更是助长了继续做假，在做假人理直气壮，打假人底气不足的生态环境里，假个贷不可能不肆虐泛滥。

3)个贷业务风险管理制度滞后，重业务发展轻风险防范是假个贷泛滥的重要原因。在超常规发展的环境下，业务部门出台的管理制度带上了浓重的重业务轻管理的烙印，差异化服务、绿色通道、免准人免担保减手续减材料等各种措施层出不穷，与此相反却是管理的弱化和退让，风险管理部门还没有真正把个贷纳人全面风险管理，重对公管理轻对私管理，缺少有针对性的个贷风险控制制度。审批作为风险控制的关键环节，囿于发展的氛围，只能是材料合规审批，即使是发现疑似假个贷，由于理屈词穷，无据无理无武器，在不对真实性负责、各管一段的“警察”心理安慰下只能无能为力。

4)个贷业务管理体制不顺是假个贷泛滥的内在原因。个贷业务管理体制经历了支行分散管理和个贷中心集中管理阶段。在分散管理阶段，由于存在开发商代客户经理办理抵押的违规现象，为开发商制造假个贷大开了方便之门，滋生了大部分假个贷，甚至出现了重复抵押、抵押悬空等极端假个贷现象。为促进个贷业务集约化管理，很多银行开始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过渡，实行个贷中心管理体制。应该说，个贷中心在遏制假个贷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至少在抵押环节能有效防止极端假个贷的发生，但由于初期阶段在厘清个贷中心与支行的职责和关系、同步提高效率和质量等方面有一定难度，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个贷中心与支行之间、个贷中心内部岗位之间尚需磨合，许多细节尚需规范，管理职能尚需进一步调整，防范假个贷的措施不多，致使假个贷依然难以根除。

5)个贷客户经理素质参差不齐是假个贷泛滥的必然结果。由于个贷业务的快速发展，客户经理数量和业务能力跟不上业务发展要求，大部分未经系统专业培训，大多边干边学，素质参差不齐，客观上给假个贷的侵入创造了条件，不排除极少数客户经理串通客户套取银行资金的案件，加上问责机制不健全、不长效，客户经理防范风险的“前沿阵地”作用、“对真实性负责”的关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四、治理假个贷的对策

我国房地产行业受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自身经济周期影响已步人调整阶段，不少开发商资金周转困难，以套取资金转嫁风险为目的而继续制造假个贷的动力十分强劲，对此作为银行个贷工作人员来说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对假个贷而言，如果说以前繁荣阶段还有一些侥幸的话，现在则到了坚决打假、拒假于行门之外的时候了，否则带来的将不再是潜在风险而是损失了。

1)全面清理假个贷，深入开展打假和整风活动，强化细化假个贷问责制度，加大对新发现假个贷的惩处力度，切实整顿片面追求业绩而恶意竞争放弃职业操守的浮躁作风，对指导做假、协同做假、遇假不问、见假不否的“变节”份子严肃处理，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坚决清除出个贷队伍，长正气，树新风，打假归真，为个贷业务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泛滥范文篇2

关键词：现代社会迷信现象科学反思

近年来，在一些乡村或城市迷信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些迷信活动中，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是一些借弘扬民族文化的幌子，制造并宣扬新的有神论，借科学的旗号把伪科学和新鬼神说结合在一起的现代迷信现象。这种现象与我国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危害。

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是人的思想的现代化。现代迷信，是人的思想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莠子，是一种消极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看似偶然，但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根据，都可以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找到其产生的渊源。

一、现代迷信思想源于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这些在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现象，在当代仍以信仰形式普遍存在。

氏族社会解体以后，中国形成了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它不仅有效利用了氏族社会原有的氏族血缘关系，而且天然地利用了其原始宗教的思想资源，来巩固宗法等级社会，并与君主专制制度相结合，形成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性信仰，并使其成为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在学习西方科学的过程中，注重功利性，多从技术层面入手，因而使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偏颇。

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对西方科学的考察，始终离不开中国如何求生存的目的，所谓“师夷之技以制夷”，这当然不是其个人的过错，而是时代使然。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功利的需求，他们在探索西方科学精神的真谛时，往往又忽视科学寻求智慧、追求真理的层面。比如西方实证的科学方法，原本属于科学的精神传统，是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一，可是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最终使其变异为与枪炮车船一样的技术手段。作为现代科学的基础，科学的精神传统与技术传统本应是两条平行的轨道，可是铺设这两条轨道的思想家们最终却将它们合而为一。科学一旦失去精神传统，就只能沿着技术传统这条轨迹滑向它的极端。

三、当人们对某种力量捉摸不透，在某种力量面前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时候，这种力量就会在人们头脑中幻化为支配自己命运的神秘力量。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利益分配原则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人们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低层次的形式上的平等，让位于目前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有差距的平等。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市场犹如一只“无形的手”，它使人们面临着种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它可以使人一夜暴富，也可使人瞬间一贫如洗。尽管这种差距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对眼前暂时的困难和问题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理，并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在市场力量的面前，人们感到它是那么捉摸不定，难以预料，于是就要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幻想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是现代迷信产生的社会现实原因。

迷信的实质是迷信精神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迷信现象表现为追求一种以超自然的力量实现对现实事物的预测和控制的思想和活动。生活中人们总会有许多的愿望和设想，这些愿望和设想本是自然的、感性的生活状态，需要经过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但迷信活动使它们仿佛受制于一种超自然、超感性的对象。一般来说，现代迷信的目的是现实的利益和现世的安乐，这和宗教追求终极的人生价值和人生关怀不同。因此，现代迷信的态度是功利的和非理性的，总是把有限的、相对的东西(人或物)无限化、绝对化，并对之顶礼膜拜，痴迷盲信。

人们常说，科学是迷信的天敌。和迷信相反，科学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形成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系统知识体系。科学对所认定的事实和规律是通过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等实践活动获得的，它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科学检验能够被许多相互无关的人所重复。在检验的过程中，错误的认识被排除。科学正是通过反复检验不断修正错误而一步一步发展的。

科学和迷信即是相互对立又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把握不好两者的界限，而从科学走向迷信。一般情况下，科学代表人类在面对自然时的强势的精神状态，而迷信则代表了人类面对自然时的弱势精神状态。譬如当人们对自然界或整体社会力量感到困惑或压力巨大时，就容易产生弱势心态或恐惧心理，迷信精神就容易趁虚而入。就一般社会现象来看，弱势原因表现为:文化知识相对不足、性格柔弱、年老体衰、遭受重大灾害或伤害、心灵出现空虚无以依托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代迷信的人群中文化低的多于文化高的，女性多于男性；体衰的、家中发生重大事故的、或心灵空虚的人更容易迷信。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在正常社会下，迷信是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于社会尚无大碍。但是一旦由于某种文化、精神或物质的需求缺失，不能协调跟进，出现了真空地带，就会导致迷信在某一点上大面积泛滥。现阶段现代迷信的泛滥现象也表明当代人群精神文化的匮乏，在物质文明相对发展的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尽如人意，这是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一个艰巨任务。

泛滥范文篇3

关键词：娱乐场所；新型；泛滥；控制

当前，在广西诸多娱乐场所中滥用新型问题日益严重。所谓新型是相对海洛因、大麻和可卡因等传统而言，主要指人工合成的精神类，“新型”的滥用多发生在娱乐场所，所以又被称为“俱乐部”等。如何去打击控制娱乐场所新型泛滥现象，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我国娱乐场所新型泛滥现象

（一）娱乐场所滥用新型现状

1、娱乐场所新型的历史性

新型最早滥用于20世纪6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主要在酒吧、夜总会、迪厅中使用。90年代后期在全球范围形成流行性滥用势头，滥用群体主要是早期的摇滚乐队、流行歌手群体，但是目前，吸食新型的群体已由过去以社会无业青年为主，逐步向以青少年群体为主，并向其他社会各阶层如公司职员、演员和国家公务员等扩散。在我国许多大城市的歌舞娱乐场所，吸食“冰毒”、“摇头丸”的现象相当普遍，蔓延、传播速度之快令人吃惊。[1]

2、娱乐场所经营者对新型的错误认识

诸多娱乐场所经营者为了招揽生意、刺激消费和凝聚人气，对交易和消费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甚至包庇、纵容贩卖和吸食行为。在某些娱乐场所，购买摇头丸、就像买啤酒一样容易，一些迪厅、夜总会还会出现从事着“陪嗨”（陪客人吸食摇头丸、）职业的女孩，在“钱”和“毒”的双重诱惑下，她们给所谓的客人“助兴”，客人给什么药就吃什么药，并且保证服务到位。[2]甚至有些经营者安排保安人员对公安部门排查工作进行阻碍、通风报信等，例如笔者在崇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实习期间，随支队领导到凭祥市对某家娱乐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时，有一名保安人员见民警立刻转身背着民警通过对讲机把民警来意通知老板，当民警冲入包厢时，现场只有零碎的残留物，而吸食者逃之夭夭了。使公安机关不能及时打击非法吸食违法行为，这进一步导致了吸食新型现象的泛滥。

（二）新型违法犯罪呈上升的态势

根据“中国国家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和“国家药物滥用测中心”发表的2001年监测和研究数据，我国“摇头丸”的滥用人群主要集中在16—25岁之间，占总数的73%，初次服吸的平均年龄是22.5岁，比阿片类初吸者年龄低4岁。[3]从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青少年吸毒的人数急剧增加。我国1988年首次公布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为5万人，1989年增至7万人，1991年上升到14.8万人，1992年为25万人，1994年为37万人，1995年为52万人，1997年为54万人。据广东省公安部门统计，1980年至1990年，全省共查获吸毒人员3000多名。1991年后大幅度增长，每年呈成倍递增趋势。1991年为5000余名，1992年为8000余名，1993年为16,000余名，1994年为28,000余名，1995年为60,000余名，1996年约为10万余名，1997年估计高达20万人之多。在上述吸毒人员中，80%以上是青少年。如果根据惯例按"每发现1例显性吸毒者，实际上就有10例隐性吸毒者"计算，数量更加惊人。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青少年吸毒人数急剧增长的趋势已波及几乎全国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尤以西南、东南、西北地区最多。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有吸毒问题的县、市已占全国县、市的70%。[4]由于现在吸食新型以青少年为主，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使得很多意志不坚定的青少年效仿，其社会经验等欠缺，往往会由于某些情绪的波动等因素导致本不该发生而事实存在的违法犯罪现象，这些人群的增加无形中引发很多因而违法犯罪的事件。

二、我国娱乐场所新型泛滥现象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期引发新型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物质上的满足触发了精神的空洞，在加上如今网络的发达，给很多人提供了崇拜西方资本主义遗留的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很多人不能正确的判断好差，现在许多人爱慕虚荣、赶潮流、奔时尚等思想，蒙蔽了很多人的双眼，给年轻人提供了寻找人间幸福与满足的虚幻感觉，不知不觉中使人们掉入新型的深渊之中。

（二）社会对新型宣传、认识不够

由于我们广西地处边疆，地方财力在禁毒方面的支持不是很大，综合治理问题的长效机制尚未有效形成，禁毒宣传的覆盖面还不广、深度也不够，导致一些地方对吸毒高危人群缺乏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帮助，戒毒出所人员回到社会后因就业、生活等问题无法得到安排解决又重新吸毒甚至犯罪，从而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很多人认为新型的毒性比传统弱，道听途说其能使人找到幸福的归宿，这样很多人都以身试毒，以为吸食新型只是使人快乐，忘去烦恼、时尚等错误认识，导致很多人不惜一切陷入毒潭。

（三）新型易合成且价格便宜

该类作用大而快，合成简单，原料价格便宜而极易获取，是造成该类快速蔓延的主要原因。新型可以再传统的基础上再提炼则成，也可以运用易制毒化学品，再通过化学反应也能合成。由于我国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条例方面存在许多漏洞，因此为很多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新型在合成的过程中所消耗的成本不大，因此在贩卖时价格自然不是很高，这样的价格在市场上，让一些吸食者提供购买新型的平台。

（四）打击新型违法犯罪法律法规滞后

2004年11月，我国将氯胺酮列为一类管制精神药品，加大了管制力度，氯胺酮流入非法渠道明显减少。但是受暴利和消费市场的刺激，犯罪分子不惜铤而走险，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制造、走私、贩卖。相对于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型，国内相关打击处理新型的法律法规明显滞后。对于近年来流行的氯胺酮问题，目前的司法实践还存在着一定真空。如对吸食氯胺酮行为的处理，目前的规定认为鉴于氯胺酮等精神药物与阿片类在成瘾机理、诊断和治疗原则方面不同，有关部门还尚未对其制定出明确的成瘾标准，因此，对滥用氯胺酮等精神药物的违法人员，只能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不宜参照阿片类成瘾标准强制戒毒；对贩卖、走私氯胺酮的犯罪行为，量刑标准无法可依，审判定罪也明显偏轻，这样间接导致了新型问题的泛滥。[5]

三、打击娱乐场所新型违法犯罪的对策

（一）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堵源截流，强化查缉吸、贩毒工作力度

当前我们广西新型犯罪形势十分严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诱发各种违法犯罪，而且严重威胁广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制止新型泛滥，减少犯罪已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打击犯罪就成了公安机关面临的严峻任务。只有加强对新型流通的路线进行查缉，堵截流向我们广西的毒源，并结合群众的力量宣传禁毒人民战争的理念，为控制毒情打下基础。做好禁毒情报工作，强化吸、贩的工作力度。

（二）各级部门应协作配合，落实具体措施

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禁毒主力军作用，禁毒、治安等相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各级公安、文化、工商等部门要加强协作，认真宣传、贯彻、执行好国务院2006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重点学习《条例》及《广西禁毒条例》等禁毒法律法规，不定期对娱乐休闲场所营业主及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由党委、政府牵头，公安、工商、经营业主等多方层层签订防范责任书，让各方都清醒认识到自己责任，这样才能为责任倒查制度提供依据，也为把禁毒工作和地区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禁毒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保障，不断推进地区禁毒工作的新发展。

（三）强化管理，加大对娱乐场所的整治力度

1、加大对娱乐场所的检查、暗访工作力度

禁毒部门应主动会同工商、文化、治安部门、行业管理部门等，对各种娱乐场所进行突击检查和定期检查，对容易滋生问题的歌舞娱乐休闲场所开展的公开检查行动，对群众反映存在问题的娱乐场所要及时通过暗访、清查等手段进行查处，收集线索和资料，既不被一些娱乐场所的假象所迷惑，也可防止阵地控制实施不当而加大工作的难度。例如笔者在崇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实习期间，随支队领导到宁明、大新等县城进行检查娱乐场所时，大部分都是通过暗访等方式，对宁明县“壹百度”、“美音美KTV”等娱乐场所清查中，虽然我们发现很多娱乐场所在包厢构造方面的不合理，给我们清查制造很多假象，但是我们的工作做到位，暗访力度加强，识别这些假象，最后还是对违法者给予相应的法律惩罚。

2、坚决整治涉毒娱乐休闲场所

公安机关应严厉打击寄生在娱乐休闲场所的吸、贩毒分子，挖出一批隐藏在幕后的毒贩，破获一批案件，摧毁一批贩毒网络，捣毁一批贩毒、吸毒窝点。对组织、强迫、教唆、引诱、欺骗、容留吸贩毒活动的不法经营业主要严厉处罚，对涉毒问题严重的娱乐休闲场所，要坚决停业整顿或依法取缔，深挖和打击涉毒娱乐休闲场所的后台老板和保护伞。

3、加大娱乐场所特情力量建设

禁毒部门对娱乐场所安排特情，尤其让特情对娱乐场所内发现的禁毒情况进行布置行动计划，在外的特情实施阵地控制等方面任务，但在选择特情人员方面要考虑周密，在任务分工方面合理，对特情定期进行教育。尽量做到信息的准确性、安全性等，这样做法让我们民警掌握违法犯罪证据方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这对打击娱乐场所新型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也对整治其他涉毒娱乐场所起到震慑作用。

4、建立娱乐场所涉毒问题举报奖励制度

在公共娱乐场所广为张贴禁绝新型的宣传画，公布举报电话，公开悬赏征集涉毒线索，发动群众检举吸、贩新型线索，广泛开展新型违法犯罪举报奖励活动。鼓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娱乐场所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努力形成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共同抵制新型的良好氛围。对举报线索，各地要及时调查、严格保密，对查证属实的要予以奖励。

（四）加强社会面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新型危害的认知度

加强社会面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新型危害的认知度，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如媒体传播、讲座、开办禁毒课程等；要科学地开展宣传教育，以新型极易严重危害健康乃至生命，极易产生暴力行凶行为而殃及他人和社会，也会形成强烈心理依赖的科学道理和典型事例开展以理服人的宣传教育，使公众充分认知新型的严重危害及成瘾机理；要重点针对青少年开展相关的法制教育，学校要经常组织学生进行教育与宣传，让青少年领会到“要做好首先要从自己做起”的良好思想。加强青少年对新型危害的认知教育，防毒拒毒的技能教育，切实提高并不断强化他们的禁毒意识。[6]

（五）加强学习培训，提高禁毒业务执法水平

各级公安禁毒部门要贯彻落实“三基”工程，开展岗位大练兵，组织全体缉毒执法民警学习禁毒法律法规、基本业务知识，加强对民警的识别查缉、警务技能、信息化应用等培训，通过业务培训和实战锻炼，不断提高全体民警的办案能力和执法水平。同时，要抓住禁毒人民战争的有利契机，发动刑侦、治安、基层派出所民警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将他们纳入禁毒民警的培训计划之中，使其了解掌握新型的基本知识及办理案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以形成合力，重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还广西一片净土。

（六）完善禁毒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目前我国《刑法》对氯胺酮等新型犯罪的定罪量刑没有明确规定，公、检、法三个部门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氯胺酮等新型犯罪存在着不同意见，造成犯罪分子被抓获到案后,往往量刑偏轻。犯罪分子正是看到了这个法律上的漏洞，转而以从事氯胺酮等新型的贩卖、走私活动来替代原来的贩卖海洛因犯罪活动，一旦“东窗事发”被抓，定罪量刑明显要轻，而获取的利润不比贩卖海洛因少。法制的滞后，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犯罪活动的泛滥。因此，应尽快制定关于氯胺酮、摇头丸等新型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应对当前禁毒斗争的需要。[7]这样才能对违法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以至于净化我们的社会,让我们早日步入法治社会.

（七）建立现代化的缉毒体系

尽快完善和加强我国的缉毒体系，建立专业化的缉毒队伍，用现代化的手段和工具打击犯罪尤为重要。为了有效的禁毒，我国政府专门成立了由政府25个部委组成的国家禁毒委员会，实行委员会制管理。这样的禁毒体制要求禁毒体制要求禁毒工作由各级政府领导、公安缉毒、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加快缉毒工作信息化、网络化和一体化的建设，加强情报、侦查和控制工作以及网上的缉毒斗争，并逐步建立我国的禁毒评估体系，对禁毒工作进行监督并作出正确的评价。[8]这样建立现代化缉毒体系能更好的完善大禁毒系统，也为广西缉毒体系进一步完善提供宝贵的经验，为广西的发展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

参考文献：

[1]、[2]林丹,娱乐场所常见及危害分析[J],新余高专学报,2010年2月第15卷第1期

[3]周振想,当前中国青少年吸毒问题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4]阮惠风,云南新型违法犯罪形势与对策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总第62期

[5]徐云春、段玉湘，德宏州打击新型违法犯罪对策探讨[OL]，/255/2007/06/08/32@7580.htm，2007年6月8日

[6]蒋庆明,新型问题形势分析与对策探讨[J],《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报,2004年第3期

[7]徐云春、段玉湘，我州打击新型违法犯罪对策探讨[OL],

泛滥范文篇4

【关键词】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人民民主与人民当家作主民主与代议制治官与治民

变民风易，变士风难；

变士风易，变仕风难；

仕风变，天下治矣。

————（明）吕坤《呻吟语·治道》[1]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这段论述高屋建瓴地揭示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内涵：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依法治国的依据，是宪法和法律，以及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依法治国的方式，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治理国家；依法治国的目的，是保证国家各项活动都依法进行，即立法机关依法立法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的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各行各业和公民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是新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是共产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治国方略的的重大进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自从97年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以来，全国人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政府依法办事的增多了，这都是值得我们心喜的，但“依法治×”几成泛滥之态，依法治水、依法治电、依法治地等荒唐可笑的口号到处是，也说明我们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当政者至今还未理解法治的本义，把“依法治×”只当成了一种时尚口号而并不知其真正的理念与价值，把“依法治×”当成了挡箭牌而没看到其中沉甸甸的责任。

一．党的领导并不就等于党的执政

政党作为现代政治的产物，其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控制政治过程，实现自己的纲领，体现一定阶级、集团或阶层的利益。政党领导是现代国家政治过程的基本特征，在现代国家的政治过程中，政党是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主体。就执政党而言，党的领导包括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其中，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即对国家权力的掌握、控制和行使则称为执政。执政是一个政党进入国家的政权机构并以该政党为主体、以国家权力的名义从事对整个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党依法执政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权力能否严格依法运作。在这个意义上，实行依法治国，首先是共产党依法执政，只有坚持党依法执政，才能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但作为两个概念，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是紧密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

党的领导是指，在以自己提出、实际上体现着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念、路线、政策吸引党外人民群众、甚至其他党派及其成员的支持和追随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事务中从事引导、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和其他追随者为实现党所提出的价值观念、路线、政策而共同奋斗的活动。党的领导作为党和人民群众的一种关系状态，不是党强迫的，而是人民群众自愿地与党形成的。领导主要靠人民的信赖和认可，主要靠党的榜样示范、宣传、维护人民利益的奋斗实践。党的领导，主要靠它所倡导的科学的政治思想和主义的吸引力，它的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正确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的政治引导力，它的组织与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奋斗的精神感召力，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戴。

而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前提下，一般意义上的执政都是指一个政党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国家的权力机构，并以该党的代表为主掌握国家权力机构、从事对整个国家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或者说，执政是一个政党通过合法的途径在国家权力中占主导地位，并通过国家权力将自己的治国主张贯彻于国家的政务管理过程中的活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合法地进入和掌握国家权力机构的前提下，以国家代表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贯彻党的治国主张、处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谋求和实现全国人民的利益的活动。党的执政是党的代表们执掌和控制国家权力机构、行使国家权力处理国家事务的活动和行为。

从广义上说，党的领导包括着党的执政，但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毕竟有差别：党的执政是通过法律程序获得的法定地位，党的领导是党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无私的工作同人民群众形成的一种事实性关系状态；执政必然要运用国家政权机构的带有强制性的权力、推行以国家名义制定的法律和政令，领导却主要只能依赖说服、宣传、引导、示范、领先实践、组织行动等手段；党的执政的直接主体是党组织的代表们，党的领导的直接主体就是党组织自身。

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我们党具有双重身份的合一：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既要行使国家权力；又要从事社会工作。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对执政和领导的区分，将执政视同为领导，也将领导泛化为执政。由于我们对党的领导地位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取得方式不作分析，所以，我们不自觉地将人民群众应当服从我们的执政行为的义务，扩大、泛化为应当服从我们领导的义务。我们党一身二任，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如果我们只看到或强调这一方面，而忽略它们相区别的一面，就容易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导致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的错误都会全归于整个共产党领导的错误（如司法腐败都归于党的腐败）。人之忠于职守的最好保证，在于使其利益与其责任一致起来。[3]依法治国定义中我们用的是党的领导，我们那一些提出荒唐可笑口号的人恐怕是还没看清，他们还在以为当政过程中出的责任是由整个党来负，因此他们才敢那么不负责任随便的乱提口号。要依法治国必须分的领导与党的执政的区别，也必须分清领导责任与执政责任，真正做到权责一致起来，执政的党组织和党员的责任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负。

二．人民民主不等于人民当家作主，现代民主采用的是代议制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权参与国家事务和其他方面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但是，我们不能想象所有的公民都一窝蜂地去管理国家，不可能由所有的公民都直接从事对国家和其他方面的事务的决策和管理。而且所有的公民都直接从事对国家和其他方面的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的话，我们的政府还有存在的依据吗？实践中，人民民主只能表现为由从人民中产生的代表或官员来直接从事国家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也就是现代民主采用代议制而不是直接民主。代议制顾名思义就是指一国统治阶级从各阶级、阶层、集团中选举一定数量能够反映其基本利益、意志的成员，组成代议机关，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重大事务。因此，现实生活中，人民没有也不可能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民主并不等于人民都当家而作主，人民民主的“民主”主要是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拥有国家的主权并且人人都有参与国家事务和其他方面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的权利或资格来说的，但你有参与国家事务和其他方面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的权利或资格并不必然就一定都有直接从事对国家和其他方面的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的实践，人民作主体现的是人民主权，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是一种权力状态或形式，而人民当家是一种活动，是直接民主，是人民人人都直接从事国家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因此人民民主和人民当家作主是有区别的，人民民主并不必然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只是实现人民民主的一种形式，是直接民主而现代社会的人民民主采用的是代议制。

“关于民主制度的功能，《联邦党人文集》的理解与我们有些距离。许多段落显示，当书中要用民主语言说明政府与人民关系时，最常用的字眼是政府“依赖”于人民，依赖人民的什么呢？简言之，依赖人民给政府提供正当性。民主的功能，主要是用人民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以人民的同意作为要求人民服从统治者的口实。此之所以民主的最重要制度表现，竟然是选举统治者！相比之下，中文读者通常对于民主有更浪漫、更高调的期许，相信民主制度能够让具体的人民取得权力，参与决策。这两种理解方式何者较为恰当，不容易有定论。不过在前一种理解之下，藉制衡限制权力的必要比较明显，而在后一种理解之下，由于人民对于自己的政治角色与效能幻觉较多，限权的需要比较会遭忽略，却也是不争的事实。”[4]这段论述的意思对于我们的依法治国来说也同样是适用的，人民在依法治国过程中所涉及的还主要应该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四大民权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法律权、复决法律权，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只是说的是一种法律状态或形式，并不是说人民人人都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五大治权是有政府掌握的，真正在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还是我们的政府。在民主政体或代议政体中，对于管理不善的自然纠正办法就是变动人事。[5]说的是代议制民主中的责任问题，同样治国的过程中并不因加了“依法”两字就必然不会产生责任问题，这里的责任也不能因为我们把依法治国的主体定义为了人民就由人民来买单，我们的一些当政者出了事还是要有他们自己来承担责任。

三．法治不是治民之道而是治政府之道

依法治国具体就是要保证国家各项活动都依法进行，即立法机关依法立法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的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各行各业和公民都遵纪守法、依法办事，而且主要的还是侧重于政府依法办事，使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高于政府领导人的权威也就是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说过去的十七、十八世纪是刑法的时代，十九、二十世纪是民商法的时代，二十一世纪是行政法和宪法的时代其实也正说明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而我们现在要建立的法治是治政府而非治民之道，当然所谓的治政府主要还是指政府应该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来办事，所有的官员包括领导人其权威都必须在法律之下而不能在法律之上。

现在我们的一些人包括提出那些荒唐可笑口号的一些当政者其实就还是在把法治理解为治民之道，以为法制定来就是为了管理人民的，就是要人民遵纪守法而自己是存在于法之外的。有此观念，所以他们才“依法治×到处飞，以“法治”的名义来折腾老百姓，法是什么，有他们随便讲，任意解释，殊不知他们这正是拿着“法”来大行人治。在他们那里“法”只是他们手中治人民的工具。

真正的法治，“法”不是某些人手中的工具，她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法则，而且真正的法治不只是人民守法更重要的是政府和官员守法。我们的一些当政者不认识到此的话，以“法治”的名义来折腾人民的事就不会灭绝。因此“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才是依法治国定义中法治的本义。

泛滥范文篇5

关键词：虚假会计信息；违法成本；内部审计；外部审计；会计诚信

虚假会计信息问题自会计的产生而产生，随会计的发展而发展，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其中不乏法规、制度本身的不完善而使会计信息难以保证完全真实、公允（制度性失真）；会计规则执行人由于未能对会计规则透彻理解而做出了错误判断（行为性失真）；以及为使自身利益膨胀而损害他人利益而编造的虚假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其中历史悠久，普遍认同的当属违规性失真。

虚假会计信息的泛滥触目惊心，近年来一桩桩涉及国内外知名公司、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造假案件使人们不仅对企业自身，甚至对证监会、注册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产生了重重置疑。是什么原因使“泛假主义”如此猖獗、有恃无恐？造假者的趋利动机难以根除，但动机转化为结果是需要条件的，如何防范虚假信息已不仅仅是会计界的问题，它已经演变成了政治界、经济界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

1加大违法成本，健全制约机制

1.1对违法者的相关处罚

有人曾把上市公司比作足球，证监会是守门员，地方政府、会计师及证券商都是射手，射手们齐心协力、一定要把上市公司这个球踢进大门！这么多人齐心协力，也难怪造假猖獗，难于治理了。

如今，公司上市的数量越来越多，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更是数不胜数，其中，虚假会计信息占很高的比重。由于查处力度不够，某一公司的虚假信息被查出的可能性很是微小，这本足以另造假者欣慰，即使被查出，处罚又很轻微，一般的处罚主要有公开谴责、通报批评、警告、罚款、市场禁入、禁业、吊销执业证书等。除非达到红光实业、琼民源、大庆联谊之流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才见有所举措———追究刑事责任。刑事处罚最重一般也不会超过5年的有期徒刑。针对民事赔偿问题，更是无依据可循。

再说对涉案的注册会计师及其事务所的处理，“重单位处罚，轻个人处罚”，仍以行政处罚为主。即便如此，对于投资者来说，过高的诉讼成本和过低的诉讼收益使其将注册会计师推上被告席的几率也是很低，这就更加助长了注册会计师充当“射手”的风气。

1.2通过法律手段治理会计信息失真

在这里，我们要很好地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加大“泛假者”的违法成本———通过法律手段治理会计信息失真。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时期法律环境的具体情况。目前，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治理虚假会计信息最有效的途径也恐怕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来得最快。如果法律条文对会计违法行为规定明确（包括有关的民事赔偿问题），可操作性强，便于执法部门对虚假会计信息认定和管理；同时严格执法程序，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使其违法所获收益难于弥补其违法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其造假行为自会加以收敛。诚然，即使对于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的再完善，但是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处罚不到位，或者疏于对违法行为的检查，客观上就会形成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导致虚假会计信息的有增无减。

2发挥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作用，严格控制虚假会计信息的发生

只有可参照的法律条文还不够，要想加大对虚假会计行为的处罚力度，首先必须将违法者从众多的企业中查找出来，这是前提。我们不能总是指望造假企业如滚雪球般将造假规模越滚越大，最后实在包不住了，才被披露出来。这时，无论采取怎样严厉的惩治手段，投资者的损失都已难以得到弥补，只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而已。在这之前，我们应该想到的是审计———必须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与评价功能，将虚假会计信息制造者扼杀于其壮大之前。

政府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内部审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审计监督体系。在国际上，作为注册会计师审计载体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有独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公司制、有限责任合伙制四种组织形式。我国目前主要有普通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公司制二种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两种形式：独资会计师事务所和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独资会计师事务所由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的个人独立开业，承担无限责任。虽然承担无限责任，但实际发生风险的程度相对较低，非常适合于小型企业记账、纳税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最明显的特征是合伙人只需承担有限责任。无过错的合伙人对于其他合伙人的过失或不当执业行为不承担责任。除非该合伙人参与了过失或不当执业行为。这种组织形式是为顺应经济发展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要求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兴起，到1995年底，原“六大”国际会计公司在美国的执业机构已完成了向有限责任合伙制的转型，在它们的主导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也陆续开始转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降低审计风险，从而有利于注册会计师对企业财务报告的监督。

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在“企业内部控制与预算管理”专题研讨会上说：财政部会计司正加快研究，制定一批新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以推动我国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建设。过去，我们多注重外部审计监督作用而忽视内部审计评价职能，一手硬，一手软。企业管理者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内部审计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业尊重，无法发挥其在虚假会计信息治理中的监管作用。为“内部人控制”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3全面实施道德素质教育，呼唤会计诚信

人的趋利动机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的，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靠这种动机的催化作用，它的存在本身是具有积极向上一面的，但趋利动机的实现并非建立在虚假泛滥基础上。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强硬的监管体制总是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后发制人。中国自古以来主张以“德”治天下，再完善的法律法规也只能给企业提供一个框架，绝无可能堵塞所有虚假漏洞，尤其是人的主观上有意为之。这时，就要从思想认识，道德水平和综合素质上对信息提供者、注册会计师乃至投资者实施全方位诚信教育，强化道德自律意识，保持职业良知，从根本上消除虚假泛滥。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但绝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刘玉廷。深化会计改革全面提高会计管理工作水平。财务与会计导刊，2004，（5）：4～6.

泛滥范文篇6

关键词：虚假会计信息；违法成本；内部审计；外部审计；会计诚信

虚假会计信息问题自会计的产生而产生，随会计的发展而发展，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其中不乏法规、制度本身的不完善而使会计信息难以保证完全真实、公允（制度性失真）；会计规则执行人由于未能对会计规则透彻理解而做出了错误判断（行为性失真）；以及为使自身利益膨胀而损害他人利益而编造的虚假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其中历史悠久，普遍认同的当属违规性失真。

虚假会计信息的泛滥触目惊心，近年来一桩桩涉及国内外知名公司、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造假案件使人们不仅对企业自身，甚至对证监会、注册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产生了重重置疑。是什么原因使“泛假主义”如此猖獗、有恃无恐？造假者的趋利动机难以根除，但动机转化为结果是需要条件的，如何防范虚假信息已不仅仅是会计界的问题，它已经演变成了政治界、经济界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

1加大违法成本，健全制约机制

1.1对违法者的相关处罚

有人曾把上市公司比作足球，证监会是守门员，地方政府、会计师及证券商都是射手，射手们齐心协力、一定要把上市公司这个球踢进大门！这么多人齐心协力，也难怪造假猖獗，难于治理了。

如今，公司上市的数量越来越多，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更是数不胜数，其中，虚假会计信息占很高的比重。由于查处力度不够，某一公司的虚假信息被查出的可能性很是微小，这本足以另造假者欣慰，即使被查出，处罚又很轻微，一般的处罚主要有公开谴责、通报批评、警告、罚款、市场禁入、禁业、吊销执业证书等。除非达到红光实业、琼民源、大庆联谊之流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才见有所举措———追究刑事责任。刑事处罚最重一般也不会超过5年的有期徒刑。针对民事赔偿问题，更是无依据可循。

再说对涉案的注册会计师及其事务所的处理，“重单位处罚，轻个人处罚”，仍以行政处罚为主。即便如此，对于投资者来说，过高的诉讼成本和过低的诉讼收益使其将注册会计师推上被告席的几率也是很低，这就更加助长了注册会计师充当“射手”的风气。

1.2通过法律手段治理会计信息失真

在这里，我们要很好地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加大“泛假者”的违法成本———通过法律手段治理会计信息失真。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时期法律环境的具体情况。目前，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治理虚假会计信息最有效的途径也恐怕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来得最快。如果法律条文对会计违法行为规定明确（包括有关的民事赔偿问题），可操作性强，便于执法部门对虚假会计信息认定和管理；同时严格执法程序，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使其违法所获收益难于弥补其违法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其造假行为自会加以收敛。诚然，即使对于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的再完善，但是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处罚不到位，或者疏于对违法行为的检查，客观上就会形成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导致虚假会计信息的有增无减。

2发挥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作用，严格控制虚假会计信息的发生

只有可参照的法律条文还不够，要想加大对虚假会计行为的处罚力度，首先必须将违法者从众多的企业中查找出来，这是前提。我们不能总是指望造假企业如滚雪球般将造假规模越滚越大，最后实在包不住了，才被披露出来。这时，无论采取怎样严厉的惩治手段，投资者的损失都已难以得到弥补，只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而已。在这之前，我们应该想到的是审计———必须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与评价功能，将虚假会计信息制造者扼杀于其壮大之前。政府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内部审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审计监督体系。在国际上，作为注册会计师审计载体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有独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公司制、有限责任合伙制四种组织形式。我国目前主要有普通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公司制二种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两种形式：独资会计师事务所和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独资会计师事务所由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的个人独立开业，承担无限责任。虽然承担无限责任，但实际发生风险的程度相对较低，非常适合于小型企业记账、纳税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最明显的特征是合伙人只需承担有限责任。无过错的合伙人对于其他合伙人的过失或不当执业行为不承担责任。除非该合伙人参与了过失或不当执业行为。这种组织形式是为顺应经济发展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要求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兴起，到1995年底，原“六大”国际会计公司在美国的执业机构已完成了向有限责任合伙制的转型，在它们的主导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也陆续开始转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降低审计风险，从而有利于注册会计师对企业财务报告的监督。

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在“企业内部控制与预算管理”专题研讨会上说：财政部会计司正加快研究，制定一批新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以推动我国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建设。过去，我们多注重外部审计监督作用而忽视内部审计评价职能，一手硬，一手软。企业管理者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内部审计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业尊重，无法发挥其在虚假会计信息治理中的监管作用。为“内部人控制”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泛滥范文篇7

一、成因

1、政府部门监管不力、食品市场长效监管机制没有完全建立是造成假冒伪劣商品在农村市场泛滥的主要原因。因为农村市场点多面广，相关部门受人力财力所限制，要真正实施有效监管是相当困难的。久而久之，形成了农村食品市场安全的“失管”，农村消费者生命健康得不到保证。因此，加强农村食品市场的监管，保证农村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应当是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

2、一些不法商贩利用政府部门监管的失控，采取了所谓的“送货下乡”、“厂家直销”、“厂价直销”等名义，向农村消费者销售所谓“价廉物美”的商品，同时利用农村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淡薄、识别能力不高的现状，采取广告、虚假信息或者其他手段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诱使农村消费者上当受骗。

3、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农村消费者多数经济较拮据，“知假买假”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省钱，贪图便宜，自愿购买质差价廉的食品食用，因为他们不了解假冒伪劣食品会给自身生命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当得知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只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同时，边远山区的消费者因投诉成本高、维权意识淡薄等因素，不愿和不知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加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是付款→收货→走人，经营者利用农民消费者购货时不知索取有效凭证，发现问题后即使向有关部门反映因缺乏有力证据，导致有关部门无法处理。

4、农村食品市场长效监管机制未健全，已建立的制度未完全得到落实，经营者利用监管部门制度上的空当，只顾牟取利润，不顾人民群众安危，铤而走险，经营假冒伪劣、过期变质食品，这也是假冒伪劣食品充斥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对策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制度滞后、政出多门等是造成农村市场“失管”的主要因素。出现了多头管理先利益，市场混乱互相推诿的现状。要解决好这一根本部门，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农村消费者教育。一是提高消费者的整体素质，使其对商品和服务具有一定的认识能力;二是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文明、健康、适度消费;三是帮助消费者掌握生活、生产消费所必需的常识;四是不断增强消费者维权和识假辨劣的能力;五是帮助消费者树立科学消费的观念;六是帮助消费者了解假冒伪劣商品对生活和生产带来的严重危害。

2、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市场监管，维护“三农”利益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职能。农村市场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监管，必然会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所以，政府各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形成合力，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严把市场主体准入关，对涉及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消费领域制定和落实“首问责任制”，以之杜绝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泛滥范文篇8

一、民事诉讼伪证现状

1、频发率高。自去年来，该院民事庭共审结有证人出庭的案件379件，其中有伪证行为的案件162件，约占案件总数的40%以上。而在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七种证据形式中，又数证人证言的伪证频发率最高，占“伪证案件”的70%.

2、制裁率低。要创建诚信社会，就必须对违背诚信的行为及时进行制裁。要维护正常有序、真实高效的诉讼秩序，提高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赖值，就必须对伪证行为进行制裁。然而，在当前民事诉讼中，法院对伪证的制裁力度不容乐观。据2005年来的数据统计显示，该院民事庭对伪证进行制裁的案件仅为3件。

3、威慑力弱。由于法律漏洞、制裁率低等原因使得众多民众对伪证行为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再加上人们向法院提供虚假的证据材料，往往与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有着密切关系，受利益驱动，人们越发对“伪证”的后果弃之不顾，从而愈发减弱了伪证制裁的威慑力。

二、伪证泛滥的主要原因

1、法律规范疏漏，约束不力。《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贿买、威胁他人作伪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条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伪造、毁灭证据提供假证据，阻止证人作证，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通观民诉法和民事证据的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伪证行为的制裁规定仅限于此。由此可见，我国的立法对伪证的形式的列举过于简单，并未针对具体的情形作出相应的规定，使某些伪证行为被排除在法律制裁之外。而且对伪证制裁的形式也过于简单，轻重幅度把握不到位，仅有的罚款和拘留两种形式操作性不强，警示力不大。

2、法庭认证困难，“打假举步维艰”，造假容易识假难。推翻一个虚假的证据，需要另一组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就无疑给法官的认定设置了另一道高墙。法官虽然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排除疑点证据，但是，如果要将疑点证据拿来作为伪证制裁，就必须搜集其它证据来证明其认证的正确性，由于对伪证认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巨大的工程，导致了很多法官不愿投入更多精力对本诉外的事实进行调查，笔者曾为此采访过几位法官，发现这在民事案件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约占整个民事证人出庭作证案件的63%.其中一个法官就碰到过这样一个离婚案例。一方人指使其他人将婚后债权“1万元”说成“2万元”，而这一过程恰被该院一名干警听到，明知证人做伪证，但通过何种手段去认定证人作伪证，成了困扰该案承办法官进行伪证制裁的一大难题。

3、社会根源。当国际政治欺骗、各种经济骗局、日常说谎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时，诉讼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然会受到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结合我国历史原因及社会背景，具体而言，伪证的社会根源主要有：①全民法律观念未真正树立，国民文化素质高低不均，由此而引起的证据意识不强，对伪证现象缺乏应有的抵制和斗争。②社会风气无根本好转，虽然经过普法活动，进行过法制宣传教育，但许多地方普法流于形式，因而在整个普法过程中，真正自觉学法、守法的不多。③中国的传统家族观念、义气主义严重。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在法庭上“有难”，一般人通常都会越过法律义无反顾地冒险“帮忙”。④对证人的保护制度不健全，证人的社会压力大。证人作证具有很大程度的公益性质，往往只是出于社会正义或他人利益的要求，而与本身无利害关系，在这种既没有强制作证制度，证人安全又缺乏保护的前提下，证人一般不可能顶着过大的压力（对方当事人往往会动用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等各种手段），冒着身家性命去维护与自己无关的个人和集体利益。

4、制裁制度的漏洞。就现存整个庭审流程来讲，伪证制裁看似裁判行为的旁枝末节，不去制裁似乎也无关大碍，反倒是对伪证制裁错误，会导致被制裁方迁怒于法官个人，从而使得法官倾向于对伪证采取置之不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一则明哲保身，再则省时省力。

三、伪证案件引发的思考

从笔者所调查法院今年发生的几起典型伪证案例来看，当事人制造假证的主要目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为了对付案外第三人，借助诉讼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这种伪证的特点是原被告双方串通一气，伪造债务，制造官司，除非案外人提出异议，否则整个诉讼活动很难查出漏洞。另外一种制造假证的目的是一方当事人为了从官司中获得更为有利的结果（如更多的经济补偿），而故意与案外第三方串通，欲瞒天过海，骗取法庭的信任，这一类伪证绝大数的受害方当事人会有强烈的反击，但多数会苦于没有证据推翻对方事先准备得几近无懈可击的证据而让法庭左右为难。笔者拟从一起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2003年，曹某的妻子周某、母亲赵某向法院起诉李某、吴某财产损害赔偿（毁林），曹某以其妻、母的人身份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曹某为骗取法院判决李某等人多赔付青苗补偿费，指使他人绘制虚假的毁林示意图，并在伪造的毁林示意图上见证签字、加盖村小组的公章，将其妻周某的毁林面积1亩虚构成7.8亩，造成法院采用原告方伪造的证据错误判决被告多赔付14280元青苗补偿费给原告。今年2月，该县人民检察院指控曹某犯妨害作证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从上述伪证案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民事伪证案的如下危害：

1、妨害了诉讼秩序，影响了法律尊严。当事人随意伪造证据、制造假象，蒙骗法官，并使之做出错误的判断，这已经是对法律的亵渎和对法官的戏弄，而案中的原告曹某不仅自身随意漠视法律，而且还指使十余人为其造假，更是对法律的集体践踏，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尊严。

2、浪费了诉讼资源，造成当事人讼累。上述伪造毁林示意图引发了两个案件，历时三年多，启动了民事诉讼、执行、公安侦查、检察指控、刑事诉讼等五个程序，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且因受害方远在新加坡，庭审期间，先后多次托人或亲自往返于法院和各部门之间，为各个证据的论证和质证耗费了大量和人力和物力，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3、动摇了法制信心，污染了社会风气。曹某的伪证案不仅让十余名为其造假的证人戏弄了一回法律，也让当地的一片知情村民亲自感受到了法律的软弱可欺。虽然曹某最终因妨害作证罪被绳之以法，但在当地的社会上仍产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的恶果，动摇了包括证人、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对法制的信心和期望。

四、防治民事伪证行为的措施对策

伪证现象的大量存在，严重干扰了司法正常活动，影响了法制社会的进程，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针对当前民事诉讼中伪证行为严重破坏民事诉讼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的现象，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对策：

（一）建立民事伪证预防制度。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对当事人负有真实义务的直接体现。因此，当事人不提供伪证和证人如实作证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预防伪证行为，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很多人出具伪证带有盲目性，或者私心杂念，根本不知道其危害性及违法性。因此，有必要将提供伪证的法律后果在诉讼时明确告知当事人。

（二）推广宣誓制度。“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同样宣誓也必须被信仰，否则也就被形同虚设。在诉讼程序中，对证人作证前采用宣誓制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已经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证明。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3条规定，证人作证前要通过宣誓或虽不宣誓但以某种旨在唤醒证人良知和加深证人责任感的方式进行；日本民事诉讼法要求在宣誓书中必须说明证人是本着良心作真实陈述的。在我国历史上也有宣誓的习俗，现实生活中有关党团组织、公务人员仍保留了宣誓仪式，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法院也作了多年的探索。所以实行这项制度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虽然中国式宣誓的约束力还远不及西方国家，且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律至上”的国度，誓言能否约束心灵还是一个争论较大的话题，但证人作证前，向法庭宣誓保证至少可以引起证人本身的重视，强化证人作证的严肃性和法律制裁的警戒性，增强证人的责任感。而且，规范而庄严的庭宣誓形式能够使证人意识到作伪证的严重后果，加深其作伪证的心里恐惧感，从而唤醒良知和潜在的正义感，预防伪证的发生。针对目前我国证人作证的责任心、义务感不强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在立法上制定出相类似的规范措施，将当事人的举证行为和随意供证行为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强制”推广宣誓制度。

（三）完善有关立法。在强调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也要对证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的保障。一是进一步完善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保护等权益保障方面的立法。要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作出相关立法。为了使证人有彻底的决心作出真实的证言，就必须在作证期间由国家的强制力作保障，使证人在感到外在威胁的来临时，能够据此及时请求有关机关的保护，确保证人及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解决出庭证人的后顾之忧。二是完善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得扣发证人工资、奖金等，以解决证人作证的经济顾虑。其次，应明确证人作证费用的补偿办法。由当事人承担该方证人的费用，可由当事人向法院交纳，然后由法院转交证人。三是确保证人因为作证所产生的其他损失应得到足额的赔偿。这里的其他损失主要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其他经济损失。从证人及其近亲属所受到的冲击的形式来看，他们有可能在同时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受到损失，而只要这种伤害和损失是与作证相关联的原因引起的，就应当获得赔偿，以提高证人出庭作出真实证言的积极性。四是明确证人保护的责任机关，在诉讼前、诉讼终结后和侦察阶段，证人保护机关分别为就近公安机关和正在着手侦察的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起诉阶段，证人保护机关为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在诉讼开始至诉讼终结阶段为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通过以上措施提高证人出庭率，确保直接言辞原则落到实处，减少书面证言，从而减少证人伪证现象。

（四）健全伪证制裁制度。一是健全对伪证当事人的制裁制度。首先，在适用制裁措施时，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情形适用：①民事责任。伪证行为是一种较严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故可对行为人施以罚款、拘留。北京市法院早在2003年就为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开出了第一张伪证罚单。另对判决前的伪证一般可从轻处理，重在教育，可采用训戒，具结悔过等民事强制措施。②行政责任。对伪证行为人，人民法院可根据其弄虚作假的具体情况，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建议其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③刑事责任。如上述曹某伪造毁林证据一案，其因提供伪证而造成了较严重的后果，触犯了刑律，构成了犯罪，就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次，对伪证证人也要适用保护措施。作伪证固然为法律所不容，但问题是在诉讼还没有开始或正在诉讼中，所有的证据还没有通过法庭的认证时，即证人还未被判定作了伪证之前，他同样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一则防止关键证据的流失，使钡有责任的保护机关不能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

泛滥范文篇9

一、民事诉讼伪证现状

1、频发率高。自去年来，该院民事庭共审结有证人出庭的案件379件，其中有伪证行为的案件162件，约占案件总数的40%以上。而在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七种证据形式中，又数证人证言的伪证频发率最高，占“伪证案件”的70%.

2、制裁率低。要创建诚信社会，就必须对违背诚信的行为及时进行制裁。要维护正常有序、真实高效的诉讼秩序，提高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赖值，就必须对伪证行为进行制裁。然而，在当前民事诉讼中，法院对伪证的制裁力度不容乐观。据2005年来的数据统计显示，该院民事庭对伪证进行制裁的案件仅为3件。

3、威慑力弱。由于法律漏洞、制裁率低等原因使得众多民众对伪证行为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再加上人们向法院提供虚假的证据材料，往往与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有着密切关系，受利益驱动，人们越发对“伪证”的后果弃之不顾，从而愈发减弱了伪证制裁的威慑力。

二、伪证泛滥的主要原因

1、法律规范疏漏，约束不力。《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贿买、威胁他人作伪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条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伪造、毁灭证据提供假证据，阻止证人作证，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通观民诉法和民事证据的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伪证行为的制裁规定仅限于此。由此可见，我国的立法对伪证的形式的列举过于简单，并未针对具体的情形作出相应的规定，使某些伪证行为被排除在法律制裁之外。而且对伪证制裁的形式也过于简单，轻重幅度把握不到位，仅有的罚款和拘留两种形式操作性不强，警示力不大。

2、法庭认证困难，“打假举步维艰”，造假容易识假难。推翻一个虚假的证据，需要另一组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就无疑给法官的认定设置了另一道高墙。法官虽然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排除疑点证据，但是，如果要将疑点证据拿来作为伪证制裁，就必须搜集其它证据来证明其认证的正确性，由于对伪证认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巨大的工程，导致了很多法官不愿投入更多精力对本诉外的事实进行调查，笔者曾为此采访过几位法官，发现这在民事案件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约占整个民事证人出庭作证案件的63%.其中一个法官就碰到过这样一个离婚案例。一方人指使其他人将婚后债权“1万元”说成“2万元”，而这一过程恰被该院一名干警听到，明知证人做伪证，但通过何种手段去认定证人作伪证，成了困扰该案承办法官进行伪证制裁的一大难题。

3、社会根源。当国际政治欺骗、各种经济骗局、日常说谎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时，诉讼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必然会受到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结合我国历史原因及社会背景，具体而言，伪证的社会根源主要有：①全民法律观念未真正树立，国民文化素质高低不均，由此而引起的证据意识不强，对伪证现象缺乏应有的抵制和斗争。②社会风气无根本好转，虽然经过普法活动，进行过法制宣传教育，但许多地方普法流于形式，因而在整个普法过程中，真正自觉学法、守法的不多。③中国的传统家族观念、义气主义严重。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在法庭上“有难”，一般人通常都会越过法律义无反顾地冒险“帮忙”。④对证人的保护制度不健全，证人的社会压力大。证人作证具有很大程度的公益性质，往往只是出于社会正义或他人利益的要求，而与本身无利害关系，在这种既没有强制作证制度，证人安全又缺乏保护的前提下，证人一般不可能顶着过大的压力（对方当事人往往会动用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等各种手段），冒着身家性命去维护与自己无关的个人和集体利益。

4、制裁制度的漏洞。就现存整个庭审流程来讲，伪证制裁看似裁判行为的旁枝末节，不去制裁似乎也无关大碍，反倒是对伪证制裁错误，会导致被制裁方迁怒于法官个人，从而使得法官倾向于对伪证采取置之不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一则明哲保身，再则省时省力。

三、伪证案件引发的思考

从笔者所调查法院今年发生的几起典型伪证案例来看，当事人制造假证的主要目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为了对付案外第三人，借助诉讼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这种伪证的特点是原被告双方串通一气，伪造债务，制造官司，除非案外人提出异议，否则整个诉讼活动很难查出漏洞。另外一种制造假证的目的是一方当事人为了从官司中获得更为有利的结果（如更多的经济补偿），而故意与案外第三方串通，欲瞒天过海，骗取法庭的信任，这一类伪证绝大数的受害方当事人会有强烈的反击，但多数会苦于没有证据推翻对方事先准备得几近无懈可击的证据而让法庭左右为难。笔者拟从一起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2003年，曹某的妻子周某、母亲赵某向法院起诉李某、吴某财产损害赔偿（毁林），曹某以其妻、母的人身份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曹某为骗取法院判决李某等人多赔付青苗补偿费，指使他人绘制虚假的毁林示意图，并在伪造的毁林示意图上见证签字、加盖村小组的公章，将其妻周某的毁林面积1亩虚构成7.8亩，造成法院采用原告方伪造的证据错误判决被告多赔付14280元青苗补偿费给原告。今年2月，该县人民检察院指控曹某犯妨害作证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从上述伪证案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民事伪证案的如下危害：

1、妨害了诉讼秩序，影响了法律尊严。当事人随意伪造证据、制造假象，蒙骗法官，并使之做出错误的判断，这已经是对法律的亵渎和对法官的戏弄，而案中的原告曹某不仅自身随意漠视法律，而且还指使十余人为其造假，更是对法律的集体践踏，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尊严。

2、浪费了诉讼资源，造成当事人讼累。上述伪造毁林示意图引发了两个案件，历时三年多，启动了民事诉讼、执行、公安侦查、检察指控、刑事诉讼等五个程序，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且因受害方远在新加坡，庭审期间，先后多次托人或亲自往返于法院和各部门之间，为各个证据的论证和质证耗费了大量和人力和物力，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3、动摇了法制信心，污染了社会风气。曹某的伪证案不仅让十余名为其造假的证人戏弄了一回法律，也让当地的一片知情村民亲自感受到了法律的软弱可欺。虽然曹某最终因妨害作证罪被绳之以法，但在当地的社会上仍产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的恶果，动摇了包括证人、当事人在内的社会公众对法制的信心和期望。

四、防治民事伪证行为的措施对策

伪证现象的大量存在，严重干扰了司法正常活动，影响了法制社会的进程，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针对当前民事诉讼中伪证行为严重破坏民事诉讼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的现象，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对策：

（一）建立民事伪证预防制度。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对当事人负有真实义务的直接体现。因此，当事人不提供伪证和证人如实作证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预防伪证行为，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很多人出具伪证带有盲目性，或者私心杂念，根本不知道其危害性及违法性。因此，有必要将提供伪证的法律后果在诉讼时明确告知当事人。

（二）推广宣誓制度。“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同样宣誓也必须被信仰，否则也就被形同虚设。在诉讼程序中，对证人作证前采用宣誓制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已经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证明。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3条规定，证人作证前要通过宣誓或虽不宣誓但以某种旨在唤醒证人良知和加深证人责任感的方式进行；日本民事诉讼法要求在宣誓书中必须说明证人是本着良心作真实陈述的。在我国历史上也有宣誓的习俗，现实生活中有关党团组织、公务人员仍保留了宣誓仪式，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法院也作了多年的探索。所以实行这项制度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虽然中国式宣誓的约束力还远不及西方国家，且在我国这样一个“法律至上”的国度，誓言能否约束心灵还是一个争论较大的话题，但证人作证前，向法庭宣誓保证至少可以引起证人本身的重视，强化证人作证的严肃性和法律制裁的警戒性，增强证人的责任感。而且，规范而庄严的庭宣誓形式能够使证人意识到作伪证的严重后果，加深其作伪证的心里恐惧感，从而唤醒良知和潜在的正义感，预防伪证的发生。针对目前我国证人作证的责任心、义务感不强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在立法上制定出相类似的规范措施，将当事人的举证行为和随意供证行为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强制”推广宣誓制度。

（三）完善有关立法。在强调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也要对证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的保障。一是进一步完善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保护等权益保障方面的立法。要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作出相关立法。为了使证人有彻底的决心作出真实的证言，就必须在作证期间由国家的强制力作保障，使证人在感到外在威胁的来临时，能够据此及时请求有关机关的保护，确保证人及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解决出庭证人的后顾之忧。二是完善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的规定，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不得扣发证人工资、奖金等，以解决证人作证的经济顾虑。其次，应明确证人作证费用的补偿办法。由当事人承担该方证人的费用，可由当事人向法院交纳，然后由法院转交证人。三是确保证人因为作证所产生的其他损失应得到足额的赔偿。这里的其他损失主要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其他经济损失。从证人及其近亲属所受到的冲击的形式来看，他们有可能在同时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受到损失，而只要这种伤害和损失是与作证相关联的原因引起的，就应当获得赔偿，以提高证人出庭作出真实证言的积极性。四是明确证人保护的责任机关，在诉讼前、诉讼终结后和侦察阶段，证人保护机关分别为就近公安机关和正在着手侦察的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起诉阶段，证人保护机关为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在诉讼开始至诉讼终结阶段为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通过以上措施提高证人出庭率，确保直接言辞原则落到实处，减少书面证言，从而减少证人伪证现象。

（四）健全伪证制裁制度。一是健全对伪证当事人的制裁制度。首先，在适用制裁措施时，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情形适用：①民事责任。伪证行为是一种较严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故可对行为人施以罚款、拘留。北京市法院早在2003年就为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开出了第一张伪证罚单。另对判决前的伪证一般可从轻处理，重在教育，可采用训戒，具结悔过等民事强制措施。②行政责任。对伪证行为人，人民法院可根据其弄虚作假的具体情况，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建议其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③刑事责任。如上述曹某伪造毁林证据一案，其因提供伪证而造成了较严重的后果，触犯了刑律，构成了犯罪，就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次，对伪证证人也要适用保护措施。作伪证固然为法律所不容，但问题是在诉讼还没有开始或正在诉讼中，所有的证据还没有通过法庭的认证时，即证人还未被判定作了伪证之前，他同样应得到法律的保护，一则防止关键证据的流失，使钡有责任的保护机关不能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

泛滥范文篇10

关键词：娱乐场所；新型；泛滥；控制

当前，在广西诸多娱乐场所中滥用新型问题日益严重。所谓新型是相对海洛因、大麻和可卡因等传统而言，主要指人工合成的精神类，“新型”的滥用多发生在娱乐场所，所以又被称为“俱乐部”等。如何去打击控制娱乐场所新型泛滥现象，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我国娱乐场所新型泛滥现象

（一）娱乐场所滥用新型现状

1、娱乐场所新型的历史性

新型最早滥用于20世纪6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主要在酒吧、夜总会、迪厅中使用。90年代后期在全球范围形成流行性滥用势头，滥用群体主要是早期的摇滚乐队、流行歌手群体，但是目前，吸食新型的群体已由过去以社会无业青年为主，逐步向以青少年群体为主，并向其他社会各阶层如公司职员、演员和国家公务员等扩散。在我国许多大城市的歌舞娱乐场所，吸食“冰毒”、“摇头丸”的现象相当普遍，蔓延、传播速度之快令人吃惊。[1]

2、娱乐场所经营者对新型的错误认识

诸多娱乐场所经营者为了招揽生意、刺激消费和凝聚人气，对交易和消费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甚至包庇、纵容贩卖和吸食行为。在某些娱乐场所，购买摇头丸、就像买啤酒一样容易，一些迪厅、夜总会还会出现从事着“陪嗨”（陪客人吸食摇头丸、）职业的女孩，在“钱”和“毒”的双重诱惑下，她们给所谓的客人“助兴”，客人给什么药就吃什么药，并且保证服务到位。[2]甚至有些经营者安排保安人员对公安部门排查工作进行阻碍、通风报信等，例如笔者在崇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实习期间，随支队领导到凭祥市对某家娱乐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时，有一名保安人员见民警立刻转身背着民警通过对讲机把民警来意通知老板，当民警冲入包厢时，现场只有零碎的残留物，而吸食者逃之夭夭了。使公安机关不能及时打击非法吸食违法行为，这进一步导致了吸食新型现象的泛滥。

（二）新型违法犯罪呈上升的态势

根据“中国国家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和“国家药物滥用测中心”发表的2001年监测和研究数据，我国“摇头丸”的滥用人群主要集中在16—25岁之间，占总数的73%，初次服吸的平均年龄是22.5岁，比阿片类初吸者年龄低4岁。[3]从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青少年吸毒的人数急剧增加。我国1988年首次公布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为5万人，1989年增至7万人，1991年上升到14.8万人，1992年为25万人，1994年为37万人，1995年为52万人，1997年为54万人。据广东省公安部门统计，1980年至1990年，全省共查获吸毒人员3000多名。1991年后大幅度增长，每年呈成倍递增趋势。1991年为5000余名，1992年为8000余名，1993年为16,000余名，1994年为28,000余名，1995年为60,000余名，1996年约为10万余名，1997年估计高达20万人之多。在上述吸毒人员中，80%以上是青少年。如果根据惯例按"每发现1例显性吸毒者，实际上就有10例隐性吸毒者"计算，数量更加惊人。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青少年吸毒人数急剧增长的趋势已波及几乎全国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尤以西南、东南、西北地区最多。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有吸毒问题的县、市已占全国县、市的70%。[4]由于现在吸食新型以青少年为主，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使得很多意志不坚定的青少年效仿，其社会经验等欠缺，往往会由于某些情绪的波动等因素导致本不该发生而事实存在的违法犯罪现象，这些人群的增加无形中引发很多因而违法犯罪的事件。

二、我国娱乐场所新型泛滥现象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期引发新型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物质上的满足触发了精神的空洞，在加上如今网络的发达，给很多人提供了崇拜西方资本主义遗留的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很多人不能正确的判断好差，现在许多人爱慕虚荣、赶潮流、奔时尚等思想，蒙蔽了很多人的双眼，给年轻人提供了寻找人间幸福与满足的虚幻感觉，不知不觉中使人们掉入新型的深渊之中。

（二）社会对新型宣传、认识不够

由于我们广西地处边疆，地方财力在禁毒方面的支持不是很大，综合治理问题的长效机制尚未有效形成，禁毒宣传的覆盖面还不广、深度也不够，导致一些地方对吸毒高危人群缺乏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帮助，戒毒出所人员回到社会后因就业、生活等问题无法得到安排解决又重新吸毒甚至犯罪，从而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很多人认为新型的毒性比传统弱，道听途说其能使人找到幸福的归宿，这样很多人都以身试毒，以为吸食新型只是使人快乐，忘去烦恼、时尚等错误认识，导致很多人不惜一切陷入毒潭。

（三）新型易合成且价格便宜

该类作用大而快，合成简单，原料价格便宜而极易获取，是造成该类快速蔓延的主要原因。新型可以再传统的基础上再提炼则成，也可以运用易制毒化学品，再通过化学反应也能合成。由于我国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条例方面存在许多漏洞，因此为很多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新型在合成的过程中所消耗的成本不大，因此在贩卖时价格自然不是很高，这样的价格在市场上，让一些吸食者提供购买新型的平台。

（四）打击新型违法犯罪法律法规滞后

2004年11月，我国将氯胺酮列为一类管制精神药品，加大了管制力度，氯胺酮流入非法渠道明显减少。但是受暴利和消费市场的刺激，犯罪分子不惜铤而走险，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制造、走私、贩卖。相对于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型，国内相关打击处理新型的法律法规明显滞后。对于近年来流行的氯胺酮问题，目前的司法实践还存在着一定真空。如对吸食氯胺酮行为的处理，目前的规定认为鉴于氯胺酮等精神药物与阿片类在成瘾机理、诊断和治疗原则方面不同，有关部门还尚未对其制定出明确的成瘾标准，因此，对滥用氯胺酮等精神药物的违法人员，只能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不宜参照阿片类成瘾标准强制戒毒；对贩卖、走私氯胺酮的犯罪行为，量刑标准无法可依，审判定罪也明显偏轻，这样间接导致了新型问题的泛滥。[5]

三、打击娱乐场所新型违法犯罪的对策

（一）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堵源截流，强化查缉吸、贩毒工作力度

当前我们广西新型犯罪形势十分严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诱发各种违法犯罪，而且严重威胁广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制止新型泛滥，减少犯罪已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打击犯罪就成了公安机关面临的严峻任务。只有加强对新型流通的路线进行查缉，堵截流向我们广西的毒源，并结合群众的力量宣传禁毒人民战争的理念，为控制毒情打下基础。做好禁毒情报工作，强化吸、贩的工作力度。

（二）各级部门应协作配合，落实具体措施

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禁毒主力军作用，禁毒、治安等相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各级公安、文化、工商等部门要加强协作，认真宣传、贯彻、执行好国务院2006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重点学习《条例》及《广西禁毒条例》等禁毒法律法规，不定期对娱乐休闲场所营业主及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由党委、政府牵头，公安、工商、经营业主等多方层层签订防范责任书，让各方都清醒认识到自己责任，这样才能为责任倒查制度提供依据，也为把禁毒工作和地区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禁毒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保障，不断推进地区禁毒工作的新发展。

（三）强化管理，加大对娱乐场所的整治力度

1、加大对娱乐场所的检查、暗访工作力度

禁毒部门应主动会同工商、文化、治安部门、行业管理部门等，对各种娱乐场所进行突击检查和定期检查，对容易滋生问题的歌舞娱乐休闲场所开展的公开检查行动，对群众反映存在问题的娱乐场所要及时通过暗访、清查等手段进行查处，收集线索和资料，既不被一些娱乐场所的假象所迷惑，也可防止阵地控制实施不当而加大工作的难度。例如笔者在崇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实习期间，随支队领导到宁明、大新等县城进行检查娱乐场所时，大部分都是通过暗访等方式，对宁明县“壹百度”、“美音美KTV”等娱乐场所清查中，虽然我们发现很多娱乐场所在包厢构造方面的不合理，给我们清查制造很多假象，但是我们的工作做到位，暗访力度加强，识别这些假象，最后还是对违法者给予相应的法律惩罚。

2、坚决整治涉毒娱乐休闲场所

公安机关应严厉打击寄生在娱乐休闲场所的吸、贩毒分子，挖出一批隐藏在幕后的毒贩，破获一批案件，摧毁一批贩毒网络，捣毁一批贩毒、吸毒窝点。对组织、强迫、教唆、引诱、欺骗、容留吸贩毒活动的不法经营业主要严厉处罚，对涉毒问题严重的娱乐休闲场所，要坚决停业整顿或依法取缔，深挖和打击涉毒娱乐休闲场所的后台老板和保护伞。

3、加大娱乐场所特情力量建设

禁毒部门对娱乐场所安排特情，尤其让特情对娱乐场所内发现的禁毒情况进行布置行动计划，在外的特情实施阵地控制等方面任务，但在选择特情人员方面要考虑周密，在任务分工方面合理，对特情定期进行教育。尽量做到信息的准确性、安全性等，这样做法让我们民警掌握违法犯罪证据方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这对打击娱乐场所新型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也对整治其他涉毒娱乐场所起到震慑作用。

4、建立娱乐场所涉毒问题举报奖励制度

在公共娱乐场所广为张贴禁绝新型的宣传画，公布举报电话，公开悬赏征集涉毒线索，发动群众检举吸、贩新型线索，广泛开展新型违法犯罪举报奖励活动。鼓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娱乐场所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努力形成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共同抵制新型的良好氛围。对举报线索，各地要及时调查、严格保密，对查证属实的要予以奖励。

（四）加强社会面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新型危害的认知度

加强社会面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新型危害的认知度，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如媒体传播、讲座、开办禁毒课程等；要科学地开展宣传教育，以新型极易严重危害健康乃至生命，极易产生暴力行凶行为而殃及他人和社会，也会形成强烈心理依赖的科学道理和典型事例开展以理服人的宣传教育，使公众充分认知新型的严重危害及成瘾机理；要重点针对青少年开展相关的法制教育，学校要经常组织学生进行教育与宣传，让青少年领会到“要做好首先要从自己做起”的良好思想。加强青少年对新型危害的认知教育，防毒拒毒的技能教育，切实提高并不断强化他们的禁毒意识。[6]

（五）加强学习培训，提高禁毒业务执法水平

各级公安禁毒部门要贯彻落实“三基”工程，开展岗位大练兵，组织全体缉毒执法民警学习禁毒法律法规、基本业务知识，加强对民警的识别查缉、警务技能、信息化应用等培训，通过业务培训和实战锻炼，不断提高全体民警的办案能力和执法水平。同时，要抓住禁毒人民战争的有利契机，发动刑侦、治安、基层派出所民警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将他们纳入禁毒民警的培训计划之中，使其了解掌握新型的基本知识及办理案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以形成合力，重拳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还广西一片净土。

（六）完善禁毒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目前我国《刑法》对氯胺酮等新型犯罪的定罪量刑没有明确规定，公、检、法三个部门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氯胺酮等新型犯罪存在着不同意见，造成犯罪分子被抓获到案后,往往量刑偏轻。犯罪分子正是看到了这个法律上的漏洞，转而以从事氯胺酮等新型的贩卖、走私活动来替代原来的贩卖海洛因犯罪活动，一旦“东窗事发”被抓，定罪量刑明显要轻，而获取的利润不比贩卖海洛因少。法制的滞后，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犯罪活动的泛滥。因此，应尽快制定关于氯胺酮、摇头丸等新型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应对当前禁毒斗争的需要。[7]这样才能对违法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以至于净化我们的社会,让我们早日步入法治社会。

（七）建立现代化的缉毒体系

尽快完善和加强我国的缉毒体系，建立专业化的缉毒队伍，用现代化的手段和工具打击犯罪尤为重要。为了有效的禁毒，我国政府专门成立了由政府25个部委组成的国家禁毒委员会，实行委员会制管理。这样的禁毒体制要求禁毒体制要求禁毒工作由各级政府领导、公安缉毒、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加快缉毒工作信息化、网络化和一体化的建设，加强情报、侦查和控制工作以及网上的缉毒斗争，并逐步建立我国的禁毒评估体系，对禁毒工作进行监督并作出正确的评价。[8]这样建立现代化缉毒体系能更好的完善大禁毒系统，也为广西缉毒体系进一步完善提供宝贵的经验，为广西的发展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

参考文献：

[1]、[2]林丹,娱乐场所常见及危害分析[J],新余高专学报,2010年2月第15卷第1期

[3]周振想,当前中国青少年吸毒问题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4]阮惠风,云南新型违法犯罪形势与对策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总第62期

[5]徐云春、段玉湘，德宏州打击新型违法犯罪对策探讨[OL]，/255/2007/06/08/32@7580.htm，2007年6月8日

[6]蒋庆明,新型问题形势分析与对策探讨[J],《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报,2004年第3期

[7]徐云春、段玉湘，我州打击新型违法犯罪对策探讨[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