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家庭暴力范文10篇

反家庭暴力范文篇1

20*年初，全省唯一的反家庭暴力法庭在无锡崇安法院成立。昨天，这个成立刚满一周年的法庭称，去年共受理有家庭暴力的婚姻案件14件，最终法院认定有家庭暴力情节的2件。

虽然许多案件无法从法律上认定，但形形色色的家庭暴力导致的桩桩婚姻悲剧令人深思。

女子家中被捆10小时

20*年9月，锡城一小区内，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被“从天而降”的一对音箱砸中，车主立即拨打了“110”报警，民警和车主一起敲开了楼上居民陈某的家门，然而，眼前的一幕令两人都愣住了：一名中年妇女被捆绑在凳子上，全身上下有多处青紫淤伤。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10多个小时了，我被老公用绳子绑在这里，他用棍子打我，还骂我不要脸，说我在外面有人，还说我和外面的男人合伙骗了他300万。”陈某的妻子林某向民警哭诉，要不是碰巧被人发现，还不知道陈某还要打多久，说不定就被他活活打死了！

被民警解救后，林某一刻没有停留净身离开了家，躲到女朋友家中，连手机号码也更换了。第二天，林某就在朋友的陪同下，来到崇安法院起诉离婚。

在得知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林某当即向法院提出了申请。法院也随即向公安机关和当地居委会发函称，法院已经裁定禁止陈某殴打、威胁林某，希望公安机关保持警觉，一旦林某再次报警，必须马上出警，履行保护义务。同时，当地居委会也应密切关注。如果警方不能及时出警，造成后果的，林某可以行政不作为，提出行政赔偿。

陈某曾因吸毒二次被劳动教养，当他来到法院，竟然提出因为家里的钱都由妻子掌控，林某5天只给自己吃3袋方便面，而且逢人就说自己得了精神病，加上怀疑妻子有外遇，于是决定好好教训一下她。

承办法官在和陈某的接触中发现，他的心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尽管陈某提出拒绝出庭，要和妻子面对面调解，但法官生怕稍有不慎，双方面对面时，陈某的情绪会再度失控，于是决定采取“背对背”调解。最终，林某自愿拿出1.5万元，了结这段不堪回首的婚姻。

月入数千元只给零用50元

有着一头乌黑长发的吴小姐是一名钢琴家庭教师，结婚前，朋友都说她很懂得生活，经常召集大家吃饭、活动。然而，婚后不久，朋友们却发现她变了：非但不主动邀请朋友一起逛街喝茶，有时请她出来也常常被她找各种理由推辞。也许是生了孩子没时间吧！朋友们这么猜测。

直到去年年底，吴小姐一纸诉状向法院起诉离婚，大家才陆续明白了缘由。“我做家庭教师每个月有两三千元收入，我老公说我不会理财，让我把钱全部上交给他。他还说，我们跟我父母一起住，没什么生活开销，每个月只给我五十、一百元零用钱！我想要买衣服，他总会嫌这嫌那，不肯给我钱，有时候没办法，我只好向我父母伸手要。”

“这是典型的‘经济控制’！”法官说，或许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实行“经济控制”竟然以男方对女方居多。“在我们江南地区，传统的观念，模范丈夫都是把收入交给妻子保管。而事实上，现在有不少丈夫却掌控了妻子的经济命脉。有的以‘理财’为名，有的则索性不交钱就给脸色看，实行家庭‘冷暴力’。性格软弱的女方往往为了面子委曲求全。”

法官说：“经济控制”衡量的标准是，一方是否自愿将收入交给另一方管理？自己是否有支配权？支出是否受控制，是否要经过对方同意？如果一方对妻子共同财产和家庭收入严格控制，达到控制另一方的目的，摧毁了另一方的自尊、自信心和自我价值，那就应当认定是实行了“经济控制”。

“性暴力”取证很难

形形色色的“性暴力”也是导致不少婚姻终结的根本原因。不到30岁的小宁来到崇安法院起诉离婚，原因是丈夫小秦对她不管不问，甚至连家也不回了。然而，法庭上，小秦却语出惊人，“她以性生活来要挟我！要我帮她父母还房子贷款，我不答应她就坚决不让我碰。后来我也心灰意冷了，索性搬了出去。”

反家庭暴力范文篇2

一、在治理家庭暴力的过程中，提升人们的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能更有效地在源头上遏制家庭暴力，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略作分析。

（一）克服传统文化与传统法律的负面影响

在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法律中，不仅没有任何的反家庭暴力的概念，甚至对家庭暴力给予某些“鼓励”，许多国家法律给予丈夫殴打妻子的法定特权。例如，古老的英国普通法采用“拇指法则”，允许丈夫使用不超过拇指粗厚的棍子惩戒妻子。中国古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法律文化造就了女性为男性附属物的事实。“夫为妻纲”不仅是封建的伦理纲常，也等于公开宣布了丈夫对妻子实施家庭暴力的“合法性”。众所周知，前工业化时代女性卑微的社会地位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

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家庭模式从“男性专权”的传统家长制家庭向“两性平等”的现代民主制家庭转变。但是，制度的飞跃与变迁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观念的变革，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有利于男性家长制的消极因素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着家庭暴力问题，比如，在当代中国家庭暴力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家庭中男性的封建夫权、父权思想根深蒂固。此外，受“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习惯制约，人们往往不愿意通过公开的法律手段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当然，仅仅从传统文化负面影响角度考察，并不能够说明问题的实质，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法制观念的缺失。

（二）促进反家庭暴力的相关法律出台

许多情况下，家庭暴力更像社会学、论理学等领域的问题。家庭暴力事件发生后，人们往往试图通过“道德法庭”解决问题。然而，道德法庭对人及其行为举止的约束只能是“软”约束，不可能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同时证明，反家庭暴力既需要道德上的自觉，更需要强化法制、法律体系的“硬”约束。结合我们所探讨的主题，立法的疏空是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淡漠的重要外在原因。

时下，我国现行各项法律中，关于家庭暴力的相关条款规定不健全，对家庭暴力事件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宪法》、《民法》、《刑法》、《婚姻法》、《治安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太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例如，法律中缺乏“家庭暴力”的法律定义；刑法中没有“家庭暴力罪”的罪名，规定的虐待罪等具体罪定罪标准较高，并且不能完全涵括家庭暴力的犯罪态势，不能适应打击和预防家庭暴力的新情况；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均规定家庭成员间造成轻伤的案件“告诉才处理”，而实际上许多被害人出于种种原因而不去告诉，致使伤害程度为轻伤的犯罪行为不能得到法律的应有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家庭暴力犯罪行为的恶性循环。另外，诉讼过程中，法官大多缺乏对家庭暴力的性质和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和危害后果的了解，不明白家庭暴力行为本身是不可能通过调解来解决的。法律规定存在的“盲点”，造成了“有罪不罚”、“有罪难罚”等现象的存在，也使家庭暴力事件的施暴者逍遥法外，受害人有冤难伸。由于法律条文无具体指向性的清晰规定，绝大多数家庭暴力事件被视为“家庭纠纷”，致使很多家庭暴力案件游离于法律处罚之外，致使法律尤其是刑法在调控人们的行为、打击和预防家庭暴力犯罪方面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影响了法律导向和评价功能的发挥。不仅如此，由于法律惩治不力，不仅造成家庭暴力事件的恶性循环，而且可能导致家庭暴力事件升级为恶性刑事案件。因此，从法制观念视角关注反家庭暴力问题，立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后文专门涉及这一问题）。

（三）法制环境需要优化

法制环境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其中，既包括了我们前面论述的法律文化、社会文明程度等宏观环境，也包括家庭环境、个人修养等微观因素。所谓法制环境一定是由繁纷复杂的要素构成的。家庭暴力事件为现代文明所不齿，是落后陋俗文化的表现。对社会陋俗及陋俗文化的批判，有助于整个社会提升文明层次，但家庭暴力事件除了旧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外，还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法治相背离。由于法律规范上的缺位，通过法律手段打击家庭暴力困难重重的现实，已经说明了法制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之处，而且解决根治家庭暴力首先应侧重的是法制建设和法制观念的构建与普及。

就整个社会大的氛围而言，人们对家庭暴力事件无不口诛笔伐。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人们（包括各种媒体）对家庭暴力事件的关注、批判、抨击大多数还停留在道德、情感等感性层面，上升到法制观念理性层面的认知并不多，甚至包括许多家庭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也意识不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权益。卓有成效的几次“普法”，的确从整体上提升了公民懂法、用法的意识，但并没有降低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率。究其原委，不难发现，包括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在内，家庭暴力事件似乎是“家庭内部事务”，不发生流血冲突、命案，他人不能介入。这说明，社会的法制观念，尤其是涉及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依然比较淡薄，进而直接影响到了法制环境的优化。

二、（一）反家庭暴力立法的意义

家庭暴力事件虽然属于家庭内部纠纷，但其社会危害性绝不仅限于家庭内部。从社会危害性上看，理应出台专门法律予以制止。鉴于我国的社会实践、司法实践和家庭暴力存在的普遍性，尽快出台《反家庭暴力法》（有学者称之为《家庭暴力防治法》）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关于制定、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国外已有成型的经验可资借鉴。目前，世界上有四十多个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尚未出台，仅仅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法规，显然落后于其他国家。同时，我国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体系已经滞后于司法实践，落后于社会法律需求。美国的限制令或保护令的实行、丹麦庇护所的普遍设立（33家）[4]136、英国的多机构间合作以应对家庭暴力等成功的经验，均值得我们借鉴。各国司法实践和社会经验表明，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的提升，有利于反家庭暴力体系的构建，并促进反家庭暴力体系的成熟和完善。

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对立法的活动表现为：评价所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律是否体现了社会和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对法律规范是否具体、明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及对法律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可实现性进行评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我们应当根据家庭暴力的现状来制定相关的法律，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改革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的工作体制，以有利于对家庭暴力的治理。在立法过程中，法律议案的提出，要求反家庭暴力立法层面的法制观念，即立法者及全体公民要有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积极提出切合实际的立法建议，以完善立法。

（二）关于《反家庭暴力法》的若干构想

1．立法的目的、发表思想及原则

从根本上防治家庭暴力，引导人们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制止家庭暴力，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是法律。《反家庭暴力法》制订的目的在于，适用依法治家，以德治家，保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保障其人权，以维护家庭和谐、稳定。发表思想在于，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家庭暴力法的同时，以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界定家庭暴力罪；在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规范家庭暴力案件的程序法。以实行关涉家庭暴力法律的系统化；确立预防与制裁相结合的原则、保护与救助相结合的原则、立法、司法、社会救济相结合的原则。

2．基本内容

面对家庭暴力立法空白，取证难、处罚难的问题。笔者建议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明确家庭暴力概念的同时，注意家庭暴力范围的确定。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但是疏忽了经济暴力。而且家庭暴力的范围仅限于家庭成员间，忽视了曾有配偶关系的人之间、同居关系的人之间。因为，据马鞍山妇联的统计，有20％的妇女在离婚后继续遭到前夫的暴力。同时，注意区分犯罪性家庭暴力与非犯罪性家庭暴力。

第二，关于“婚内强奸”的认定。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强奸”，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罚根据。本法应明确“婚内强奸”的要件。将在特定的期间，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交的行为认定为“婚内强奸”。在界定婚内强奸罪时规定其未自诉案件，这更有利于保护受害者，同时，更有利于取证；规定婚内强奸罪的追诉时效不应过长，以6个月为宜。如在这一时期内，妻子不告诉，就可以推定丈夫无强奸妻子的行为，这样可以敦促妻子及时揭露婚内强奸行为；此外，不能忽视婚内强奸的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关于家庭暴力损害赔偿问题。在婚姻法中已经规定了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制度。从理论上说，它符合民事侵权行为法律责任的一般原则，从实践上讲，它将使婚姻侵权行为的受害人，主要是女性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全面保护。而且，这种损害赔偿与共同财产分割严格区别。公民应当对他的过错行为负责，其正当财产权益也应受到保护。但是，规定只有在离婚时，才能请求损害赔偿，是不科学的。如果不离婚，就要不停地忍受家庭暴力，而不能提起损害赔偿么？而且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不能因其已经受到刑事处罚就免于经济制裁。

第四，引进民事保护令制度。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制定了相关的救济途径，如《婚姻法》规定了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基层组织“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予以行政处罚”等。但除治安拘留或刑事拘留外，其他方式均不能使受害人尽速远离施暴者。而民事保护令却可以解决此问题。民事保护令分为暂时保护令和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由法院在受害人面临紧迫侵害危险时不经庭审尽速核发，事后据受害人或加害人举证判定是否驳回?鸦通常保护令法院经庭审后核发以较长时间地保护被害人。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对此作出了界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我国应引进民事保护令制度。

第五，实行司法别居制度。合法夫妻享有同居权。同居是法律规定的权利，也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包括共同寝食、相互扶助和进行性生活。司法别居制度。是指在婚内免除夫妻同居义务的制度。这种制度，能有效保护被害人人身安全，它既是一种独立的保护手段也可作为民事保护令的辅助手段，可以给被害人一个安全的生存空间，同时通过隔离和心理辅导缓冲直至消灭暴力。对于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民事保护令、庇护等救助措施来解决，而那些有条件分居的受害人则可依法得到安全保障。

第六，实行非常财产制。家庭暴力发生后，法院应当事人申请宣告实行分别财产制。这能够保护受害者的经济权利，同时，使得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害人损害赔偿的请求具有了现实意义。依现行法，发生家庭暴力时，只要最终没有得到离婚判决，损害赔偿的请求就不予支持，而不起诉离婚就不能起诉要求损害赔偿。引进非常财产制，在发生家庭暴力时改定为宣告为分别财产制，分割共同财产以保护受害方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使家庭暴力受害人能够依法得到相应损害赔偿。

三、反家庭暴力工作是多方面的，仅依靠反家庭暴力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制，更需要人们加强反家庭暴力法制观念，同时，综合救助体系发挥强大作用至关重要。具体构想如下：

（一）与反家庭暴力相关的执法问题

1．建立家庭暴力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反家庭暴力法》在操作过程中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家庭暴力事件往往与个人隐私联系在一起，甚至无法公开举证。证据不足、取证难、认证难等已经成为是司法部门公认的难点。

建立家庭暴力诉讼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势在必行。面对家庭暴力，不能实行一般民事责任“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家庭内部，受害人除了可以进行伤情的鉴定外，往往很难提出非常充足的证据。因此，要求原告负全部举证责任，将使受害人出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又没有现行法律可资依据，这势必造成处理相关问题的困难以及司法审判的尴尬。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家庭暴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也就是原告起诉后，被告人主张自己没有人身侵权行为的，应当举出证据加以证明。只有如此，才符合家庭暴力案件的实际。

另外，家庭暴力事件往往后果严重，给被害人造成重伤害时有发生。司法部门应对及时对受害人进行司法医学鉴定，尽快获得相关证据。成立家庭暴力鉴定中心，解决取证难的问题。

2．加大警察的警务改革力度

对家庭暴力案件的报警，警察不仅仅是应当赶赴现场，及时制止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或对已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现场运用传统的技侦手段去搜集证据，或从目击证人处得到证词等。最关键的是，家庭暴力会在警察离开后再度发生，因此，24小时之内回访行动和“重复到场”，以避免家庭暴力的重复与恶化。同时，警方还要考虑受害者是否还具有危险性，是否需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等。故警察的介入，是遏制家庭暴力的最直接的手段。

3．关于对家庭暴力犯罪的追诉权及法定刑问题

现行《刑法》对“虐待罪”公诉条件的规定相当苛刻，如果没有造成被害人重伤以上的极严重后果，国家不主动追究。这种规定的本意在于尊重受害人的意愿，自主处理自己的诉权，但实际上并不利于防止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特别是不利于切实保障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这种对国家追诉权的削弱，甚至会造成纵容某些加害人的不良后果。因此，应当对刑法的有关条款加以修正，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侦查，提起公诉。效仿韩国，任何发现家庭暴力的人都有权报案。另外，虐待罪的法定刑只有5年。而一般大陆法系的国家将其定为20年。显然，我国的这种侵害生命权的暴力犯罪处罚过轻。

（二）促进反家庭暴力执法与司法公正

要做到执法、司法公正，公安、司法人员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具有关键的作用。因为，公安、司法人员的法制观念的状况与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具有直接的联系。首先，法律适用者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直接影响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运用于法律推理的过程之中，对于贯彻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使我国的法律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要求，推动法律的正确实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公安、司法人员正确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能有效遏制司法和执法腐败现象，有利于实现执法、司法公正。法律工作者的法制观念往往能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即“补白功能”。法律适用者的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能在较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现行社会转型时期法律制度不健全，减少立法的缺陷和立法不公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

（三）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提高社会法律意识

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的树立可以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对公民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的培植，是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即法律信仰。而只有公民认识并切身感受到法律确实是维护、保障其权利的基本工具和手段，才会对法律产生信任感和依赖感，这样才能保证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反家庭暴力的法制观念的培植虽然是针对家庭暴力，但对于没有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来说，同样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此观念的培植涉及到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承担，相关的实体法、程序法，甚至涉及到法律的精神，这不但使公民了解了法律知识，还会激发人们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另外，在公民遇到法律事务、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出于对法律的信仰，人们就会积极的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四）构建完善反家庭暴力体系的思想基础

反家庭暴力范文篇3

【关键词】家庭暴力、干预/立法

家庭暴力，作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造成身体、精神、性或财产上损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其存在不仅严重侵害了受害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导致了婚姻家庭的不幸，而且还极易引发恶性犯罪案件，危及社会的稳定。因此，采取包括专门立法在内的各种措施以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既是保障家庭弱势群体人权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作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并不能使我们乐观，因为当前我国在防治家庭暴力方面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其中，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规范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也尤为突出。有关调查表明，很多人将处理家庭暴力不力的原因归咎于无法可依，而且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部较为完善的专门规范家庭暴力的单项法律。[1](P29)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对家庭暴力问题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现有的法律规定还有很多的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一)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二)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强奸”，由此，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理；(三)在民事法律方面，修改后的婚姻法虽然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但对家庭暴力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作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值得探讨；(四)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五)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等等。[2](P24)由于存在着上述立法上的不足，而遵从法律又是执法者、司法者的天职，这就必然导致在制裁家庭暴力方面存在执法上的不足。我们认为，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的适用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有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此外，一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也为制定全国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家庭暴力是个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适用的法律规范也十分广泛，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既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同时更需要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以宪法为根据，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主体，包括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刑法、(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我们国家参加的有关国际人权约法在内的法律体系。既然家庭暴力法是这一法律体系的主体，就应当具备相应的“纲领性”和“综合性”；纲领性就是这部法律应明确防治家庭暴力的指导思想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其他法律规定相关内容提供法律依据；综合性就是要在内容上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组织法的内容；既有民事责任的规定，又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既有关于政府组织的规定，又有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既有引述、重申性规定，又有协调性、独创性、保障性的规定；既有倡导性、宣言性的规定，又有义务性、强制性的规定。

(二)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法应当：1、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精神；2、以宪法为根据，整合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需要，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3、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的原则，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三)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人们的认识还是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在加拿大，家庭暴力被界定为：“由施暴者使用暴力、胁迫、懈怠或疏忽等方式对另外的人的行为，该行为对于被侵犯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完整性或她的权利、自由以及情感都有损害。”[3](P106)就其具体表现而言，昆士大学的凯瑟林教授列举了以下几种：1、身体上的攻击或强制，如残害、殴打、推搡、禁闭等；2、限制人身自由，如不让参加社会活动、不给提供交通工具等；3、情感上、心理上的伤害，如羞辱、任意贬低人格等；4、威胁、恐吓；5、以破坏家具、殴打宠物等方式伤害对方；6、婚内强奸；7、经济上的暴力，即以剥夺财产、剥夺工作机会使其生活受到威胁等等。在新西兰，1995年12月获得通过并于1996年7月施行的《家庭暴力法案》对家庭暴力作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在内容方面包括了身体、性和心理伤害，在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异性夫妻，而且包括了“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无论现在或过去能否合法地缔结婚姻关系)；[4](P83)在英国(1996年家庭法法案)虽然为配偶、前配偶、同居者和前同居者之间的家庭暴力提供了法律救济，但对家庭暴力的内涵却未作解释。对此，英国学者马力安•海思特认为，家庭暴力应包含个人为了控制和操纵与之存在或曾经存在人身关系的另一个人而采取的任何暴力或欺辱性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肉体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语言上的或经济上的等等)。在有关的国际文件中，家庭暴力是被这样定义的：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定义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或性行为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无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95世妇会《行动纲领》第113条则认为“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对于国外立法、学者的解释和国际社会的上述界定，我国很多的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和妇女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都持相同的观点，认为这一主张有利于全面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利，体现了对妇女人权的尊重。但也有人认为这一主张内容过于宽泛，对家庭暴力的理解有泛化的倾向，缺乏应有的针对性，因而认为，家庭暴力应限定在肉体伤害，以便认定。目前，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做出权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和认识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在未来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应当以概括的方式明确什么是家庭暴力，同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法律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而且在确定家庭暴力范围时应注意从以下几方面界定，1、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婚姻家庭、未婚同居家庭、同性恋家庭中；2、家庭暴力可发生在夫妻间、曾有配偶关系的人间、伴侣间、父母子女间、兄弟姐妹间、祖孙间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3、家庭暴力的手段既有作为的，也有不作为的；既有直接指向受害人的，也有间接指向受害人的；既有身体的，也有语言的；4、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有身体方面的、性方面的、精神和情感方面的、经济方面的；5、从程度上讲，对受害人造成任何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应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四)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

各级政府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各部门有责任结合自身的具体职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1、采取组织措施，明确义务(责任)主体。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在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采取组织措施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徒法不能自行，为了将有关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是必要的。同时明确相应的监督机构，加强对家庭暴力案件处理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2、司法行政部门应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密切配合，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有效控制家庭暴力；解决受害家庭成员的法律援助问题；对要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受害人，当他(她)们遇有经济上困难的时候，应有一些政府指定的法律机构，为其诉讼，并减免费用，使受害者得到切实的帮助。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还应与文化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积极宣传家庭暴力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中实现。3、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要求在有关的课程中增加社会性别意识方面的内容，培养青少年树立健康、平等的性别观念。4、计划、财政、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将防止家庭暴力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要拨付必要资金予以支持；并把救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加强受害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特别是女性家庭成员(尤其是农村女性家庭成员)的福利保障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5、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应要求各医疗单位建立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运行机制，积极与司法机关配合，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出具自己掌握的符合处理案件要求的证据材料，并提供系统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相关指导。6、统计部门应将家庭暴力的有关情况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家庭暴力统计数据系统，为了解、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对策提供数据支持。7、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和帮助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组织、社会团体做好维护妇女家庭权益方面的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专门的家庭保护中心，实施多方面、多层次的家庭保护计划，防止和处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各级行政机关要支持有关组织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专门研究，要对在反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当然，在加强对家庭暴力的行政干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是要加大公安机关的干预力度。公安机关作为治安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家庭暴力作为一种侵犯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基本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而且危害着社会的稳定，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等重要社会管理职能的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在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维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为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职责和措施，特别是要明确公安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具体方法、步骤、程序措施，为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刑事案件侦查权提供法律依据；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必须有效地保护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减少重伤、死亡、自杀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已然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在处理时，应做到及时制止、及时救治、消除隐患，减少损害。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稳定施暴者的情绪，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更大的损害，又要做好受害人的安抚工作，给予被害人以关怀、同情、鼓励，使之有勇气同家庭暴力作斗争，最终摆脱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中，而与每个家庭联系最密切是派出所，派出所作为最基层的公安派出机构，遍布在各个社区。社区民警对辖区内的居民情况比较了解，深入基层也比较方便；当家庭暴力发生后，受害者亦便于报案。因此，反家庭暴力法亦应明确要求社区民警作好以下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第一，利用下片走访之机，加强同管界居民的联系，广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树立在遭受家庭暴力侵害时应积极报警或寻求其他途径救助的新观念；第二，经常与社区的居委会取得联系，摸清管界内各家各户的情况，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家庭暴力的预防工作，把家庭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三，对于家庭暴力比较突出的家庭，进行重点户的走访，找到引发家庭暴力的原因，对施暴者讲清法律后果，使之充分认识到家庭暴力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及时化解矛盾；第四，配合其他社会支持系统，为受害人提供多方帮助。

(五)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

由于司法干预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司法权实施的，其干预措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强制性，是各种干预家庭暴力的措施体系中最有效和最后的手段，因此强化对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1、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2、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起诉、参加诉讼；3、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4、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在这方面我国已有成功的经验，如山西省大同市率先设立了专门审理侵害妇女儿童权利的维权法庭；在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也成立了“保护妇女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办案组”，由一名主诉检察官(女)和两名业务能力强、工作耐心细致的检察官组成，专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女被害人案件和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该组坚持“专案专办、优先审查”的处理原则，将切实担负起保护妇女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实践证明，如果在司法系统设立专门的反家暴机构(如家事法院或专门审理家庭案件的审判庭等)就可以大大提高现有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

(六)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在维护本社区居(村)民的合法权益、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解决婚姻家庭问题、对婚姻家庭权益受侵犯的人们进行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作用，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应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北京市的社区建设，使之成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赋予社区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能；要求社区设立相应的庇护机构，给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临时的避难场所；设立咨询服务机构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医学、法律等方面的咨询辅导，同时开展对施暴人的心理辅导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设立相应的投诉、导诉机构。

反家庭暴力法之所以将社会救助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单位不可能像从前一样对个人的事务包管一切，因此，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系统，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七)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

目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法律规定不完善外，证据不足也是很大的障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当事人证据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注意收集证据，但更重要的是现行的证据规则在证据的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因此，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有关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涉及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反证责任、司法鉴定的程序等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规定，适当减轻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责任。这些规定既符合家庭暴力案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又充分体现了反家庭暴力法关怀弱者、保障人权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八)明确规定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由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所以反家庭暴力法的重点内容之一应是完善相应的救济措施；特别是有关救济途径(程序)方面的规定；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施暴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以附属刑法的形式增加制裁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犯罪的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却不履行其职责的执法、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和社会救助机构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负的法律责任；明确家庭暴力案件鉴定机构的职责及其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明确对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以暴抗暴案件的从轻、减轻处理原则；从而使反家庭暴力法具备较强的“可诉性”，真正成为执法、司法的依据。

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虽然不能仅仅依靠法律，但离开了完善的法律却又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希望国家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并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创造的条件，充分利用立法资源，坚决同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作斗争，把家庭暴力降低减少到最低、最小的限度。

【参考文献】

[1]荣维毅，宋美娅.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夏吟兰，李明舜.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法律干预之实证研究[A].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Z]，北京：中国法学会，2002.

反家庭暴力范文篇4

关键词：家庭暴力；立法现状；反家庭暴力立法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这种现象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我国2001年4月实行的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制裁条款。从此，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而是一种法律予以制裁的行为。随着对家庭暴力问题认识的深入，中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力度不断加强，已实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和现行婚姻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条文，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规律。笔者认为应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制定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保护令及其执行制度，从而有效维护受暴人的权利并防止暴力行为再次发生。

一、家庭暴力的现状

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家庭暴力主要包括夫妻间的暴力、父母子女间的暴力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即家庭中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其中约90%为女性。

据国务院《中国妇女状况的白皮书》统计，我国每年解体的40万个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根据中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门统计，在目前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90%—95%是女性。在我国农村，家庭暴力可谓司空见惯，丈夫虐待、殴打妻子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人对其可谓近乎麻木。有关调查统计：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了遵循概率抽样原则，采取整体抽样方法的大型婚姻质量调查。样本范围界定在北京市内8个区，发放2400份问卷，回收合格问卷2118份，有效率达88.25%。资料显示：夫打过妻的占21.3%；妻打过夫的占15.2%；吵架现象占81.8%。值得说明的是男女动武的质量有着量级不同的很大差异。妻给夫一耳光（或一拳）和夫给妻一耳光（或一拳）有质的区别。对这项调查的双变量分析表明，男人自己承认被妻子打过的概率大于女人承认自己被夫打过的概率。这说明女性中有些人隐瞒了被丈夫打的事实。

二、我国制约家庭暴力的立法缺陷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不明确，过于狭窄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的知识程序还是法律的规定都不尽相同。目前，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内涵还没有做出全国性的权威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这一解释显然与国外的规定有所不同，我国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偏重于殴打这一类的显性暴力，对冷暴力一类隐性并未定义，而近几年来冷暴力一类的隐性暴力正不断地，大量地，迅速地增加，大有对殴打这一类的显性暴力取而代之之势。

（二）新婚姻法及最高院适用解释中存在的缺陷

新婚姻法第一次将有关家庭暴力的规定写入其中，其宗旨体现为维护广大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权利和利益。但是，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丈夫对妻子或者说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有相当一部分是性暴力。婚内强奸是一种严重的性暴力现象，一权威调查资料显示，被调查城市女性中，承认有被丈夫强迫过性生活的占被调查人数的2.8%；农村女性中，被实施过“夫妻内的强暴性行为”的占被调查人数的7.9%，专家认为，由于调查中的各种因素，婚内强奸的绝对比例要比上述数字大很多。然而，我国新婚姻法中却没有将性暴力明确地列出来加以确认，有悖于婚姻法保护妇女的立法和原则。

（三）刑法中关于规范、制裁家庭暴力问题存在的不足

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按刑法的规定，受害人的受伤程序只有达到轻伤和重伤时，加害人才触犯刑律；同时也只有达到重伤时，检察院才必须提起公诉。如果只是轻伤，那么检察院可以提起公诉，也可以不提起公诉。根据相关资料，在妇保机构受理的投诉家庭暴力事件中，轻微伤者占54%，轻伤者占38%，重伤者仅占8%。由此可以看出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暴力受害者达不到刑法规定的提起公诉的条件。

（四）民法中存在的不足

民法法规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主要是民事救济制度，但此救济手段较为单一，即损害赔偿。但是，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中的侵权行为，众所周知，家庭中的财产一般来说是共同共有的。发生暴力案件后，法院裁定加害一方给予受害一方经济补偿，表面上好像受害人得到了应有的补偿，但实质上，当婚姻关系依旧存在的情况下，一方赔偿另一方的钱物仍旧两人共同共有，补偿对受害人来说毫无意义。加害方也没有任何损失，可以更加无顾忌地加害对方。

（五）其他方面存在的不足行政法规对于受害人的保护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也缺乏具体的程序保障。刑法、民法、行政法、宪法等全国通用法律没有对家庭暴力行为做详细的规范。在程序法方面，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缺乏特定的程序，在举证方面也存在较大的缺陷，从而导致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使一些加害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等。

三、对完善反家庭暴力立法的建议

（一）明确反家庭暴力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反家庭暴力立法应当坚持依法治家、以德治家的方针，以建设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为宗旨，充分体现关怀弱者、保护人权的精神；以宪法为根据，整合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根据反家庭暴力的实际要求，将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系统化、具体化，使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特别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的衔接；确立预防和制裁相结合、制裁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对施暴者应坚持教育、矫治、制裁相结合；对受害者应坚持保护、补偿、帮助相结合。

（二）明确规定对施暴者的制裁

在对施暴者惩罚性规定的基础上，基于家庭暴力案件不同于一般暴力行为的反复性、隐蔽性的等特点，要对现行民事、刑事法律规定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以利于制裁施暴者。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家庭暴力不仅包括身体上的暴力，也包括精神上的暴力。因此可以考虑适当追究对妇女的精神暴力行为的刑事法律责任，对以加害受害人或其亲属朋友的生命、身体健康、人身自由、名誉或财产之事由相胁迫，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刑事追究。这类胁迫行为应当是足以引起胁迫对象（受暴妇女）的恐惧心理，进而达到压制其反抗的目的。基于家庭暴力手段的特殊性和时间的持续性，应当对家庭中男性对女性配偶的持续的非严重性伤害行为施以制裁。针对婚内伤害案件赔偿难的问题，应增加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强制中止制度。即在特定情况下，经当事人诉请，法院可以裁定终止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对共有财产加以分割，实行分别财产制。这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暴力的伤害赔偿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三）对受害人的法律保护和救助措施

现行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治安处罚，对保护受暴者仍显不够。因为并非所有的家庭暴力均会导致这些处罚的适用，即使达到了适用的标准，受暴妇女也可能对施暴者将会承担的法律责任顾虑重重。如何加强对受暴人的保护，保护受暴妇女在受暴过程中和受暴后及时得到救助，保证受暴妇女在家中不会再次受到侵犯，这是我国反对家庭暴力立法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

（四）明确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的措施

当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力度不够，这一方面有立法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司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反家庭暴力立法应当在完善司法干预措施、改革司法体制方面有所创新：规定人民法院对家庭暴力案件可以签发禁止令或保护令；对于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案件，允许受害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以此方便家庭暴力受害人起诉、参加起诉；增设保安处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实施家庭暴力的人或虽实施了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适用保安处分；设立专门机构以增强司法干预的力度。

（五）完善相应的诉讼机制

在诉讼机制上，建议设立专门的家事法庭，针对家庭暴力案件隐蔽性和反复性的特点，专门对家庭暴力案件进行审理，强调法官对证据调查介入的主动性，而且要加强对家事法官的培训，消除对家庭暴力错误的主观认识，以使家庭暴力案件得到及时和公正的处理。法院审理家庭暴力案件，亦应注重调解的适用，从这类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来看，调解结案或许更具积极意义。公务员之家

中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工作是一个长远而又艰巨的过程。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都对家庭暴力行为有禁止性规定。但随着社会发展，不足之处也逐步暴露出来。要想更有力、更全面地制约家庭暴力，只有结合国内外立法现状，不断地完善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

【注释】

[1]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学生常用手册》[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谭桂珍，张胜先《婚姻家庭法》[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学生常用手册》[M]，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反家庭暴力范文篇5

摘要: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癌症”。推动家庭暴力防治专门立法、发挥司法资源的功用、全面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务之急。文章根据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状况,指出我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现实路径。

一、“围城”难进：司法介入家庭暴力机制的掣肘

(一)我国反家庭暴力相关立法

现行法中涉及反家庭暴力的法律主要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处罚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例如，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自力救济的途径，明确了公安、司法部门在反家庭暴力中的职责，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依法治理家庭暴力。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也明确了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000年3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这是我国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此后，四川、宁夏等省市自治区人大先后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等专门性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市自治区颁布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规。最近，、公安部、全国妇联联合下发的《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将家庭暴力纳入“110”出警范围，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二)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律规制的缺陷

1．反家庭暴力的立法不完善。司法实践中，我国甚至没有反家庭暴力的立案案由，没有反家庭暴力的专门的统一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制止家庭暴力最有效的司法介入缺乏法律支持。表现在：第一，对“家庭”一词所涵盖的范围未作规定。第二，对于“暴力”一词未作明确阐释。第三，刑法没有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罪名。第四，对于达不到《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最低惩处标准的家庭暴力行为未作规定。第五，民事救济制度不完善，缺少相应的民事预防和救济措施。第六，虐待、遗弃等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被规定为“自诉案件”、“不告不理”使得司法机关很难介入，国家追诉难。第七，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造成受害者举证难。第八，预防性措施不够，多为伤害行为发生后的补救性措施。上述问题造成现实中司法机关难作为，使得家庭暴力的整体公力救济体系大打折扣。

2．家庭暴力的司法介入不充分。第一，民事救济制度不完备。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仍然把救济的对象界定为受到严重伤害的家庭成员。对发生家庭暴力但未导致离婚的受害人的救济缺位。因为司法解释规定要获得赔偿，必须要以离婚为条件。

由于我国实行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使得婚内赔偿很难找到依据，在实践中也很难实行。司法救济特别是法院的救济不得力，没有赋予法官实施民事保护令状的权利，法院的制裁措施只能是施后的补救，难以发挥预防作用。第二，警察干预防范不到位。法律依据不充分，没有对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干预家庭暴力提供依据，公安机关介入时只能是事后处罚。职责履行受限制，公安机关对发生在家庭中的纠纷，对民事责任的承担没有裁决权，只有通过法院才能决定。公安机关执法权限的约束使得在防治家庭暴力时处境尴尬。法律操作性不强，《婚姻法》规定公安人员可以对家庭暴力介入并予以制止，可采取的方法没有具体规定。第三，刑事惩治措施不得力。刑法没有专门的家庭暴力罪名，将家庭暴力行为分散地规定在故意伤害、虐待、遗弃、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罪名中，不承认婚内强奸等，这样的规定不利于打击家庭暴力行为。第四，诉讼程序规定不合理。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涉及家庭暴力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等案件适用自诉程序，即“告诉才处理”、“不告不理”。这样的规定常会使得施暴者有恃无恐，受害者求救无门。第五、举证责任分配不恰当。轻微家庭暴力案件中，自诉人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然而由于家庭暴力的隐蔽性，缺乏目击证人；家庭暴力的长期性，证据易于毁损、遗失。现行证据规则在证据采信、认定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家庭暴力的特点，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而难以成功地完成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诉讼的成功率大为降低，客观上使施暴者难以得到应有制裁。

二、冲出“藩篱”：“反暴”立法应强化司法的功能

1．完善民事司法救济制度。第一，合理引进民事保护令制度。我国现有的家庭暴力救济措施有公诉、自诉、治安处罚、离婚等救济途径，《婚姻法》也规定了相应救济措施。但除治安拘留或刑事拘留外其他方式均不能使受害人尽速远离施暴者，受害人始终处于家庭暴力的威胁之下。经英美法国家和台湾地区实践证明的保护令制度则能有效中断家庭暴力，具体操作是将民事保护令分为暂时保护令和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由法院在受害人面临紧迫侵害危险时不经庭审尽速核发，事后据受害人或加害人举证判定是否驳回；通常保护令由法院经庭审后核发以较长时间地保护被害人。民事保护令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能使受害人较早得到国家的公力保护，能够有力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我国有的法院已经进行了尝试，并取得较好效果。无锡崇安区法院于2008年8月6日作出裁定：“禁止刘刚殴打、威胁王贵芬”，“本裁定有效期三个月，送达后立即执行。”这是我国第一份反家暴领域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定，是国内首次适用民事裁定制止家庭暴力。10月7日，长沙岳麓区人民法院也发出了湖南省第一个人身保护裁定，将事后惩罚施暴者转变为事前保护受害者，开辟了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防治的新途径。第二，实行夫妻宣告分别财产制。在发生法定情形时，法院应当事人申请宣告实行分别财产制。依现行法发生家庭暴力时只要最终没有得到离婚判决，损害赔偿的请求就不予支持。而不起诉离婚就不能起诉要求损害赔偿，否则因当事人实行法定财产制使判决无意义。“因为在夫妻共同财产的状态下，赔偿只是从共同财产中拿出来，又放回共同财产中去”。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不只意味着对其物质利益的保护，还意味着对被害人精神的慰藉和基本权利的尊重。实行宣告分别财产制，可以在发生家庭暴力时，分割共同财产以保护受害方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使家庭暴力受害人能够依法得到相应损害赔偿。“由于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强、补救及时的特点，可以作为我们完善司法制度的参考”。

2．强化警察机关防范职能。立法应在“充分尊重被害人意愿的基础上”为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干预家庭暴力提供法律依据，做到及时介入，做好事前和事中防范；赋予公安机关处理家庭纠纷及民事责任承担一定的裁决权，增设保安处分，对实施了家庭暴力，情节轻微不需要进行刑罚处罚的进行制裁；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对公安机关接处警家庭暴力案件细化程序，做到有法可依。

3．加强刑事司法惩治力度。第一，增设家庭暴力罪罪名。“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犯罪，妇女不应忍受任何暴力、社会不能容忍暴力、男人没有权利施暴、每个人都不应遭受暴力”。刑法在根本上说与其说是一种特别的法律，还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在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基础上增设家庭暴力罪罪名，把“婚内强奸”纳入进去，充分发挥刑罚的制裁功能，以保障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实施。家庭暴力罪可以作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虐待罪、遗弃罪等的竞合犯，将其它类型的犯罪不能包括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刑法处罚的家庭暴力行为统一规定为家庭暴力罪。符合家庭暴力犯罪构成的行为，一律以该罪处罚，不再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遗弃罪等定罪处罚。第二，提高家庭暴力犯罪法定刑。我国家庭暴力犯罪存在明显轻刑化倾向，很多施暴者恶习不改，被害人的利益无法得到相应保护。同时应该提高虐待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遗弃罪的法定刑，进而带动相应的家庭暴力犯罪法定刑的提高。对背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轻刑化法律予以适当调整，增强刑罚的惩治功能。

反家庭暴力范文篇6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温馨的家庭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当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家庭暴力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家庭暴力的存在严重地侵扰着家庭的安宁，破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且使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一个及待解决的世界性课题。

本文试就从家庭暴力的概念、成因、危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以及对策等方面谈一些拙见，以期增强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给予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的保护，从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关健词：家庭暴力虐待

一.家庭暴力概述

就现阶段全国各媒体报道的情况看，家庭暴力日益凸显。作为严重侵扰家庭、社会安宁的刽子手——家庭暴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界定。但在国外的有关法律特别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中，大多对家庭暴力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造成其中一方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形式上可分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性暴力；受害者包括配偶、前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同居伴侣及前同居伴侣；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总之任何对家庭成员造成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可以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家庭暴力的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引入我国的。现行《婚姻法》所作出的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是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的层面上。目前，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对家庭暴力尚无界定。实践中所谓的家庭暴力采用的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对家庭成员身体上的暴力及因此而引起的精神伤害，如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及性虐待等，受害者为配偶、子女与父母，其中以妇女、儿童与老人居多。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将家庭暴力的概念在司法层面上明确限定为狭义的：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的行为。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1、家庭暴力的行为主体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其施暴者与受害者相互关系密切，多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其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是家庭暴力最常见的类型。而发生的在一定范围亲属以外的暴力行为，如被家人是家政服务员、家庭经营活动的雇员等，不能视为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主要表现在（1）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而非公共场所，地点隐蔽；（2）有些受害者基于自身的脸面和家庭的荣誉而往往对加之于己的家庭暴力粉饰隐瞒；（3）公众的漠视和习以为常使人们对家庭暴力现象往往视而不见。

3.家庭暴力的行为手段具有多样性、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手段多样，包括殴打、捆绑、禁闭、侮辱、威胁、精神折磨、甚至还有更为残酷的手段。手段的多样性，加之施暴者对后果的放任态度，使得对受害人的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可能较轻，更多时候却达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4.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主要表现在：（1）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家庭暴力；（2）家庭暴力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水平的人群中；（3）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家庭暴力从未间断过。

5．时间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一般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中，暴力不会只终止于一次、两次，往往是存在一定时间连续性6．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的复杂性。发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心理的、生活的、婚姻的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三）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关系

1.虐待的概念

虐待是指对家庭成员的歧视、折磨、摧残，使其在精神上、身体上遭受损害的违法行为，在表现形式上，有作为的行为如打骂、恐吓等；也有不作为的行为如不予衣食，令其冻饿、有病不予治疗等。

2.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异同

家庭暴力与虐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家庭成员间的施暴行为，表现形式也有重合的地方，如残害、捆绑、殴打强行等。其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对其他家庭成员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家庭暴力既可能是偶发的，也可能是经常性的，只要实施了打骂、残害等行为就可以构成家庭暴力。而虐待往往是较长时间的，需要一定的连续性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即构成虐待。此外，对于同样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伤害罪的刑罚远比虐待罪为重。

（四）家庭暴力的类型

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对家庭暴力作不同划分；

1.以施暴者与受害者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家庭暴力可分为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父母子女之间的家庭暴力以及其他亲戚间的家庭暴力。

2.以被侵犯的权益为依据，家庭暴力分为（1）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的溺、弃、残害。所谓溺、弃，是指采用溺死、闷死、掐死、饿死等手段杀害家庭成员的行为；所谓残害是指从肉体上进行摧残的行为，如冻饿、毒打、故意伤害肢体、器官等行为。另外，对施暴对象公然以施暴行为相威胁，表现为用语言对施暴对象威胁、恐吓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使对方产生恐惧的心理，造成受害者严重的精神损害。（2）侵害人身自由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弱者采取捆绑、非法拘禁、暴力威胁等手段限制家庭成员的人身自由。

（3）侵害人格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家庭成员采取罚跪、侮辱人格、强制超体力劳动等，更多地体现为精神上的损害或虐待。

（4）侵害婚姻自主权的家庭暴力。对具有婚姻行为能力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式对待家庭成员的结婚或离婚问题。诸如，父母或其他长辈以暴力强行包办、干涉子女的婚事；子女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干涉父母的婚事。

（5）侵害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性权利的家庭暴力。妻子以及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性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违背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意志，强行对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发生性行为或有性虐待行为，都是对女性性权利的暴力。

（6）侵害生育权和生育自由权的家庭暴力。暴力对象是已婚女性，施暴者一般为丈夫或夫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公婆、伯叔等。表现为有些人对不生育的或生育女孩的妇女百般难，施以暴力等。

3.依据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及限制行为，如：殴打、推搡、禁闭、使用工具攻击等，后果通常会在受害者身上形成外伤，易于发现。精神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经常性的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不法行为，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神折磨为精神暴力的常见形式。性暴力是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等，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强迫发生性关系是最常见的性暴力。目前，多数国家对家庭暴力的类型采用此种分法。

二.目前我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由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特殊性，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其他侵权或犯罪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有有效的救助措施和完善的法律责任。

（一）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

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包括：

1.各级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另外，妇联组织作为群众组织，也有义务在日常工作中救助妇女。

2.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所在单位。对于所在单位应理解为施暴者和受害者所在的单位。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44条的规定，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的实施条件相同，必须在受害者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否则有关组织不宜自行介入。

3.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机关。狭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为公安机关的救助。《婚姻法》第43条第2、3款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发生了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对于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应当及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以使暴力无法继续，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利益得到保护。公安机关为制止家庭暴力行为，可以对施暴者采取批评教育、严厉训斥、间隔距离、将受害者或施暴者带离现场等救助措施。“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教训。广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包括各种法律责任。

4.家庭成员的自我救助。家庭成员在受到家庭暴力行为伤害时，依法可以实施自我救助，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家庭其他成员也应该及时提供帮助，共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继续，避免发生严重后果。应该及时帮助受害者寻求外界帮助，如向有关基层社会组织提出帮助请求、报告当地派出所等警察机关、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

（二）法律责任

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施暴者规定了三种形式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

1.行政责任

对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第43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承担的行政责任包括警告、200元以下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

2.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过错赔偿责任属于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是一种对权利的救济，它通过对夫妻双方中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的救济，维护夫妻关系的平等、家庭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并且对过错方进行一定的惩戒。另外，施暴者承担的民事责任还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

3.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5条规定：“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施家庭暴力本身是一类非法行为，并不是一种罪名，但这种非法行为可以导致《刑法》规定的如下犯罪：

第一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剥夺家庭成员生命的，构成故意杀人罪。依照《刑法》第232条规定，犯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构成故意伤害罪。按《刑法》第234条规定，犯故意伤害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造成残疾或致人死亡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三种，实施家庭暴力，干涉家庭成员婚姻自由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应依照《刑法》第257条的规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承担的刑事责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还包括过失杀人罪、过失伤害罪、侮辱罪、诽谤罪等。

上述三种法律责任既可以单独适用，又可以同时适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我国防治家庭暴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有关家庭暴力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引入家庭暴力的概念较晚，禁止家庭暴力是婚姻法在修改后新增的内容。尽管现行婚姻法在态度和做法上有重大变化与改革，起到了改变公众意识，推动反家暴工作，保护受害人的作用。但是，将防治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整，实属权宜之计。一方面，婚姻法性质上是民事法律，它主要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对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干预、行政干预与司法干预等多方面，不仅仅是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法的诸多方面。另外，在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中，存在不少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

2、认识不足。首先，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尤其对精神暴力、性暴力，公众的认识更为模糊，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其次，司法人员在处理家庭暴力的问题上，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知程度很高，但对男女平等原则的认识存在肤浅性、表面化的问题。

（二）对策

从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考虑，目前防范和处置家庭暴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反家庭暴力行为的立法，依法预防家庭暴力。

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我国应当从整体上规划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1）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增加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和力度，将性别意识纳入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中；（2）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家庭暴力法》。该法从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出发，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必要的法律干预，加大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完善法律来预防家庭暴力危害的扩大，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尤其是要发挥警察在家庭暴力处置中特殊的作用。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已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机制，这些组织和机构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在处理家庭暴力中还存在一个协调配合的问题，尤其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为了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还有必要强化警察在处理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公安司法机关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依法打击；对那些已有杀人、重伤等犯罪威胁言行，但尚无杀人预备行为者，可先行治安拘留，再会同有关部门，边拘留边教育，直到被拘留人真心悔过，不至于铤而走险为止。

3.为受害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人身保护和法律帮助。

提高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使妇女知道“家丑”不外扬不利于自我保护，如果对家庭暴力一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样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助长了家庭暴力，使自己成为反复受害者。同时，社会也应当为受害成员提供多方面、便捷地反映情况，提供保护和帮助的渠道和途径。在目前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在遇到侵害时，可以通过“110报警电话”获得保护和帮助。

4.建立受害妇女庇护场所或救助中心，让受害的妇女有安身之处。

为了避免女性受害和实施犯罪，20世纪70年代英国首创了“妇女避难所”，之后，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让受害者有安身之处。我国许多妇女在遭受了家庭暴力后，无处可去，至多往娘家避难，或者求助于妇联，娘家往往爱莫能助，而妇联不可能对每一个受害妇女都给予帮助，也不是所有的受害妇女知道受害后主动找妇联求助的。所以，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借助民间的力量，设置“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等机构，让受害的妇女有一个临时的庇护场所，同时经予受害妇女必要的心理支持、情感慰藉和法律援助。

5.将人民调解与依法处理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家庭矛盾的激化，打击家庭暴力行为。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在消除家庭暴力中的特殊作用。各级居（村）委会要加强早期发现家庭矛盾纠纷，注意采用调解的方法，及时化解家庭矛盾纠纷；司法助理员和人民调解员应当主动出击，经常组织家庭矛盾的排查，特别是对那些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要重点予以排查，从中摸清底数，发现先兆，对于能够解决的则马上落实措施，尽快疏导，并调解处理；人民法院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也要加强司法调解，尽量挽救家庭，防止家庭解体；对那些家庭矛盾非常突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以防范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

6.加强教育，特别是要注意向家庭成员宣传和灌输处理家庭矛盾纠纷和自我防范的科学途径和方法。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一方面，社会要提高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家庭成员能够树立起互相尊重对方人身权的法律意识，并且了解和知晓采取家庭暴力的道德和法律后果；另一方面，要将防治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通过各种途径辐射到全社会、辐射到社会所有成员。无论是各级各类学校，还是政府机关和司法人员，在普法教育中，既要接受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也要承担起教育别人的重任。在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中，尤其是要灌输给家庭成员正确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和面对家庭暴力的如何处置的方法技巧。

四、国外关于防治家庭暴力立法的概述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的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目前，世界上已经有44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防治家庭暴力法，这些立法经验也是制定中国防治家庭暴力法很好的参照。

（一）挪威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及实践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挪威男女平等法》的颁布与实施，挪威议会和政府开展了同各种对妇女暴力现象的斗争，并着重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防治。

挪威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方面的法律改革陆续展开。第一,确立了家庭暴力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即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该原则加强了警察和公诉机关的职能，规定他们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诉讼，反映出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转变；第二，改善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地位，加强对其在司法程序上的保护；第三，挪威颁布的暴力赔偿法规定，对暴力被害人的最高赔偿额可达100万挪威克朗。在进行法律改革的同时，挪威政府开展“政府行动计划”，推动反对妇女暴力的宣传、社会服务、司法干预等工作。

（二）澳大利亚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

澳大利亚于1989年制订了《反家庭暴力法》。该法同样加强了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职能，赋予其一些特权，比如警察在没有提出刑事控告的情况下可羁押施暴者长达48小时，以及在怀疑家庭暴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时，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屋搜查等。此外，还有许多国家采取的措施都值得我国借鉴。1995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在大量判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多部成文法包括《1996年家庭法》、《1997年反骚扰保护法》等；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

结语

在防治家庭暴力问题上，国家必须实施法律改革战略，但是仅有法律改革还不够。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制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遏制家庭暴力现象，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从而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文明。

参考文献

1.杨大文著：《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加拿大反家庭暴力立法及社会干预机制的比较》，载于《中国妇女报》2001年7月9日

3.李明舜著：《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关注家庭暴力案件》，载于《扬子晚报》2001年11月25日

5.肖建国、姚建龙著：《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蒋月著：《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反家庭暴力范文篇7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温馨的家庭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当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家庭暴力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家庭暴力的存在严重地侵扰着家庭的安宁，破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且使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一个及待解决的世界性课题。

本文试就从家庭暴力的概念、成因、危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以及对策等方面谈一些拙见，以期增强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给予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的保护，从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健词：家庭暴力虐待

一.家庭暴力概述

就现阶段全国各媒体报道的情况看，家庭暴力日益凸显。作为严重侵扰家庭、社会安宁的刽子手——家庭暴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界定。但在国外的有关法律特别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中，大多对家庭暴力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造成其中一方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形式上可分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性暴力；受害者包括配偶、前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同居伴侣及前同居伴侣；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总之任何对家庭成员造成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可以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家庭暴力的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引入我国的。现行《婚姻法》所作出的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是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的层面上。目前，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对家庭暴力尚无界定。实践中所谓的家庭暴力采用的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对家庭成员身体上的暴力及因此而引起的精神伤害，如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及性虐待等，受害者为配偶、子女与父母，其中以妇女、儿童与老人居多。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将家庭暴力的概念在司法层面上明确限定为狭义的：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的行为。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1、家庭暴力的行为主体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其施暴者与受害者相互关系密切，多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其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是家庭暴力最常见的类型。而发生的在一定范围亲属以外的暴力行为，如被家人是家政服务员、家庭经营活动的雇员等，不能视为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主要表现在（1）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而非公共场所，地点隐蔽；（2）有些受害者基于自身的脸面和家庭的荣誉而往往对加之于己的家庭暴力粉饰隐瞒；（3）公众的漠视和习以为常使人们对家庭暴力现象往往视而不见。

3.家庭暴力的行为手段具有多样性、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手段多样，包括殴打、捆绑、禁闭、侮辱、威胁、精神折磨、甚至还有更为残酷的手段。手段的多样性，加之施暴者对后果的放任态度，使得对受害人的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可能较轻，更多时候却达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4.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主要表现在：（1）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家庭暴力；（2）家庭暴力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水平的人群中；（3）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家庭暴力从未间断过。

5．时间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一般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中，暴力不会只终止于一次、两次，往往是存在一定时间连续性6．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的复杂性。发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心理的、生活的、婚姻的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三）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关系

1.虐待的概念

虐待是指对家庭成员的歧视、折磨、摧残，使其在精神上、身体上遭受损害的违法行为，在表现形式上，有作为的行为如打骂、恐吓等；也有不作为的行为如不予衣食，令其冻饿、有病不予治疗等。

2.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异同

家庭暴力与虐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家庭成员间的施暴行为，表现形式也有重合的地方，如残害、捆绑、殴打强行等。其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对其他家庭成员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家庭暴力既可能是偶发的，也可能是经常性的，只要实施了打骂、残害等行为就可以构成家庭暴力。而虐待往往是较长时间的，需要一定的连续性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即构成虐待。此外，对于同样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伤害罪的刑罚远比虐待罪为重。

（四）家庭暴力的类型

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对家庭暴力作不同划分；

1.以施暴者与受害者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家庭暴力可分为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父母子女之间的家庭暴力以及其他亲戚间的家庭暴力。

2.以被侵犯的权益为依据，家庭暴力分为（1）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的溺、弃、残害。所谓溺、弃，是指采用溺死、闷死、掐死、饿死等手段杀害家庭成员的行为；所谓残害是指从肉体上进行摧残的行为，如冻饿、毒打、故意伤害肢体、器官等行为。另外，对施暴对象公然以施暴行为相威胁，表现为用语言对施暴对象威胁、恐吓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使对方产生恐惧的心理，造成受害者严重的精神损害。（2）侵害人身自由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弱者采取捆绑、非法拘禁、暴力威胁等手段限制家庭成员的人身自由。

（3）侵害人格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家庭成员采取罚跪、侮辱人格、强制超体力劳动等，更多地体现为精神上的损害或虐待。

（4）侵害婚姻自主权的家庭暴力。对具有婚姻行为能力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式对待家庭成员的结婚或离婚问题。诸如，父母或其他长辈以暴力强行包办、干涉子女的婚事；子女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干涉父母的婚事。

（5）侵害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性权利的家庭暴力。妻子以及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性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违背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意志，强行对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发生性行为或有性虐待行为，都是对女性性权利的暴力。

（6）侵害生育权和生育自由权的家庭暴力。暴力对象是已婚女性，施暴者一般为丈夫或夫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公婆、伯叔等。表现为有些人对不生育的或生育女孩的妇女百般难，施以暴力等。

3.依据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及限制行为，如：殴打、推搡、禁闭、使用工具攻击等，后果通常会在受害者身上形成外伤，易于发现。精神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经常性的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不法行为，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神折磨为精神暴力的常见形式。性暴力是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等，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强迫发生性关系是最常见的性暴力。目前，多数国家对家庭暴力的类型采用此种分法。

二.目前我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由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特殊性，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其他侵权或犯罪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有有效的救助措施和完善的法律责任。

（一）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

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包括：

1.各级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另外，妇联组织作为群众组织，也有义务在日常工作中救助妇女。

2.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所在单位。对于所在单位应理解为施暴者和受害者所在的单位。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44条的规定，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的实施条件相同，必须在受害者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否则有关组织不宜自行介入。

3.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机关。狭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为公安机关的救助。《婚姻法》第43条第2、3款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发生了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对于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应当及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以使暴力无法继续，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利益得到保护。公安机关为制止家庭暴力行为，可以对施暴者采取批评教育、严厉训斥、间隔距离、将受害者或施暴者带离现场等救助措施。“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教训。广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包括各种法律责任。

4.家庭成员的自我救助。家庭成员在受到家庭暴力行为伤害时，依法可以实施自我救助，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家庭其他成员也应该及时提供帮助，共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继续，避免发生严重后果。应该及时帮助受害者寻求外界帮助，如向有关基层社会组织提出帮助请求、报告当地派出所等警察机关、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

（二）法律责任

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施暴者规定了三种形式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

1.行政责任

对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第43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承担的行政责任包括警告、200元以下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

2.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过错赔偿责任属于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是一种对权利的救济，它通过对夫妻双方中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的救济，维护夫妻关系的平等、家庭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并且对过错方进行一定的惩戒。另外，施暴者承担的民事责任还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

3.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5条规定：“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施家庭暴力本身是一类非法行为，并不是一种罪名，但这种非法行为可以导致《刑法》规定的如下犯罪：

第一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剥夺家庭成员生命的，构成故意杀人罪。依照《刑法》第232条规定，犯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构成故意伤害罪。按《刑法》第234条规定，犯故意伤害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造成残疾或致人死亡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三种，实施家庭暴力，干涉家庭成员婚姻自由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应依照《刑法》第257条的规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承担的刑事责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还包括过失杀人罪、过失伤害罪、侮辱罪、诽谤罪等。

上述三种法律责任既可以单独适用，又可以同时适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我国防治家庭暴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有关家庭暴力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引入家庭暴力的概念较晚，禁止家庭暴力是婚姻法在修改后新增的内容。尽管现行婚姻法在态度和做法上有重大变化与改革，起到了改变公众意识，推动反家暴工作，保护受害人的作用。但是，将防治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整，实属权宜之计。一方面，婚姻法性质上是民事法律，它主要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对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干预、行政干预与司法干预等多方面，不仅仅是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法的诸多方面。另外，在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中，存在不少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

2、认识不足。首先，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尤其对精神暴力、性暴力，公众的认识更为模糊，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其次，司法人员在处理家庭暴力的问题上，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知程度很高，但对男女平等原则的认识存在肤浅性、表面化的问题。

（二）对策

从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考虑，目前防范和处置家庭暴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反家庭暴力行为的立法，依法预防家庭暴力。

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我国应当从整体上规划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1）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增加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和力度，将性别意识纳入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中；（2）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家庭暴力法》。该法从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出发，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必要的法律干预，加大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完善法律来预防家庭暴力危害的扩大，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尤其是要发挥警察在家庭暴力处置中特殊的作用。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已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机制，这些组织和机构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在处理家庭暴力中还存在一个协调配合的问题，尤其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为了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还有必要强化警察在处理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公安司法机关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依法打击；对那些已有杀人、重伤等犯罪威胁言行，但尚无杀人预备行为者，可先行治安拘留，再会同有关部门，边拘留边教育，直到被拘留人真心悔过，不至于铤而走险为止。

3.为受害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人身保护和法律帮助。

提高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使妇女知道“家丑”不外扬不利于自我保护，如果对家庭暴力一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样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助长了家庭暴力，使自己成为反复受害者。同时，社会也应当为受害成员提供多方面、便捷地反映情况，提供保护和帮助的渠道和途径。在目前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在遇到侵害时，可以通过“110报警电话”获得保护和帮助。

4.建立受害妇女庇护场所或救助中心，让受害的妇女有安身之处。

为了避免女性受害和实施犯罪，20世纪70年代英国首创了“妇女避难所”，之后，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让受害者有安身之处。我国许多妇女在遭受了家庭暴力后，无处可去，至多往娘家避难，或者求助于妇联，娘家往往爱莫能助，而妇联不可能对每一个受害妇女都给予帮助，也不是所有的受害妇女知道受害后主动找妇联求助的。所以，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借助民间的力量，设置“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等机构，让受害的妇女有一个临时的庇护场所，同时经予受害妇女必要的心理支持、情感慰藉和法律援助。

5.将人民调解与依法处理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家庭矛盾的激化，打击家庭暴力行为。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在消除家庭暴力中的特殊作用。各级居（村）委会要加强早期发现家庭矛盾纠纷，注意采用调解的方法，及时化解家庭矛盾纠纷；司法助理员和人民调解员应当主动出击，经常组织家庭矛盾的排查，特别是对那些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要重点予以排查，从中摸清底数，发现先兆，对于能够解决的则马上落实措施，尽快疏导，并调解处理；人民法院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也要加强司法调解，尽量挽救家庭，防止家庭解体；对那些家庭矛盾非常突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以防范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

6.加强教育，特别是要注意向家庭成员宣传和灌输处理家庭矛盾纠纷和自我防范的科学途径和方法。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一方面，社会要提高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家庭成员能够树立起互相尊重对方人身权的法律意识，并且了解和知晓采取家庭暴力的道德和法律后果；另一方面，要将防治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通过各种途径辐射到全社会、辐射到社会所有成员。无论是各级各类学校，还是政府机关和司法人员，在普法教育中，既要接受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也要承担起教育别人的重任。在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中，尤其是要灌输给家庭成员正确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和面对家庭暴力的如何处置的方法技巧。

四、国外关于防治家庭暴力立法的概述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的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目前，世界上已经有44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防治家庭暴力法，这些立法经验也是制定中国防治家庭暴力法很好的参照。

（一）挪威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及实践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挪威男女平等法》的颁布与实施，挪威议会和政府开展了同各种对妇女暴力现象的斗争，并着重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防治。

挪威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方面的法律改革陆续展开。第一,确立了家庭暴力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即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该原则加强了警察和公诉机关的职能，规定他们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诉讼，反映出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转变；第二，改善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地位，加强对其在司法程序上的保护；第三，挪威颁布的暴力赔偿法规定，对暴力被害人的最高赔偿额可达100万挪威克朗。在进行法律改革的同时，挪威政府开展“政府行动计划”，推动反对妇女暴力的宣传、社会服务、司法干预等工作。

（二）澳大利亚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

澳大利亚于1989年制订了《反家庭暴力法》。该法同样加强了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职能，赋予其一些特权，比如警察在没有提出刑事控告的情况下可羁押施暴者长达48小时，以及在怀疑家庭暴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时，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屋搜查等。此外，还有许多国家采取的措施都值得我国借鉴。1995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在大量判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多部成文法包括《1996年家庭法》、《1997年反骚扰保护法》等；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

结语

在防治家庭暴力问题上，国家必须实施法律改革战略，但是仅有法律改革还不够。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制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遏制家庭暴力现象，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从而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文明。

参考文献

1.杨大文著：《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加拿大反家庭暴力立法及社会干预机制的比较》，载于《中国妇女报》2001年7月9日

3.李明舜著：《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关注家庭暴力案件》，载于《扬子晚报》2001年11月25日

5.肖建国、姚建龙著：《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蒋月著：《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反家庭暴力范文篇8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安宁、温馨的家庭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当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家庭暴力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家庭暴力的存在严重地侵扰着家庭的安宁，破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且使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一个及待解决的世界性课题。

本文试就从家庭暴力的概念、成因、危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以及对策等方面谈一些拙见，以期增强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给予受害者更全面、更具体的保护，从而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关健词：家庭暴力虐待

一.家庭暴力概述

就现阶段全国各媒体报道的情况看，家庭暴力日益凸显。作为严重侵扰家庭、社会安宁的刽子手——家庭暴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目前还没有一致公认的界定。但在国外的有关法律特别是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中，大多对家庭暴力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造成其中一方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形式上可分为身体暴力、语言暴力、性暴力；受害者包括配偶、前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同居伴侣及前同居伴侣；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总之任何对家庭成员造成损害和伤害的行为都可以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家庭暴力的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引入我国的。现行《婚姻法》所作出的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是家庭暴力作为法律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的层面上。目前，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对家庭暴力尚无界定。实践中所谓的家庭暴力采用的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是指对家庭成员身体上的暴力及因此而引起的精神伤害，如殴打、捆绑、限制人身自由及性虐待等，受害者为配偶、子女与父母，其中以妇女、儿童与老人居多。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将家庭暴力的概念在司法层面上明确限定为狭义的：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的行为。

(二)家庭暴力的特点

1、家庭暴力的行为主体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其施暴者与受害者相互关系密切，多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其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是家庭暴力最常见的类型。而发生的在一定范围亲属以外的暴力行为，如被家人是家政服务员、家庭经营活动的雇员等，不能视为家庭暴力。

2.家庭暴力行为具有隐蔽性。主要表现在（1）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而非公共场所，地点隐蔽；（2）有些受害者基于自身的脸面和家庭的荣誉而往往对加之于己的家庭暴力粉饰隐瞒；（3）公众的漠视和习以为常使人们对家庭暴力现象往往视而不见。

3.家庭暴力的行为手段具有多样性、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手段多样，包括殴打、捆绑、禁闭、侮辱、威胁、精神折磨、甚至还有更为残酷的手段。手段的多样性，加之施暴者对后果的放任态度，使得对受害人的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可能较轻，更多时候却达到惨不忍睹的地步。

4.家庭暴力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主要表现在：（1）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家庭暴力；（2）家庭暴力广泛存在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水平的人群中；（3）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家庭暴力从未间断过。

5．时间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一般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中，暴力不会只终止于一次、两次，往往是存在一定时间连续性6．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的复杂性。发生家庭暴力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心理的、生活的、婚姻的等等各方面的原因。

（三）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关系

1.虐待的概念

虐待是指对家庭成员的歧视、折磨、摧残，使其在精神上、身体上遭受损害的违法行为，在表现形式上，有作为的行为如打骂、恐吓等；也有不作为的行为如不予衣食，令其冻饿、有病不予治疗等。

2.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异同

家庭暴力与虐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家庭成员间的施暴行为，表现形式也有重合的地方，如残害、捆绑、殴打强行等。其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对其他家庭成员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行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家庭暴力既可能是偶发的，也可能是经常性的，只要实施了打骂、残害等行为就可以构成家庭暴力。而虐待往往是较长时间的，需要一定的连续性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即构成虐待。此外，对于同样造成重伤或死亡的，伤害罪的刑罚远比虐待罪为重。

（四）家庭暴力的类型

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对家庭暴力作不同划分；

1.以施暴者与受害者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家庭暴力可分为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父母子女之间的家庭暴力以及其他亲戚间的家庭暴力。

2.以被侵犯的权益为依据，家庭暴力分为（1）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的溺、弃、残害。所谓溺、弃，是指采用溺死、闷死、掐死、饿死等手段杀害家庭成员的行为；所谓残害是指从肉体上进行摧残的行为，如冻饿、毒打、故意伤害肢体、器官等行为。另外，对施暴对象公然以施暴行为相威胁，表现为用语言对施暴对象威胁、恐吓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使对方产生恐惧的心理，造成受害者严重的精神损害。（2）侵害人身自由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弱者采取捆绑、非法拘禁、暴力威胁等手段限制家庭成员的人身自由。

（3）侵害人格权的家庭暴力。表现为对家庭成员采取罚跪、侮辱人格、强制超体力劳动等，更多地体现为精神上的损害或虐待。

（4）侵害婚姻自主权的家庭暴力。对具有婚姻行为能力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方式对待家庭成员的结婚或离婚问题。诸如，父母或其他长辈以暴力强行包办、干涉子女的婚事；子女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干涉父母的婚事。

（5）侵害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性权利的家庭暴力。妻子以及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性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违背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的意志，强行对妻子或其他女性家庭成员发生性行为或有性虐待行为，都是对女性性权利的暴力。

（6）侵害生育权和生育自由权的家庭暴力。暴力对象是已婚女性，施暴者一般为丈夫或夫家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公婆、伯叔等。表现为有些人对不生育的或生育女孩的妇女百般难，施以暴力等。

3.依据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可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身体暴力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及限制行为，如：殴打、推搡、禁闭、使用工具攻击等，后果通常会在受害者身上形成外伤，易于发现。精神暴力是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经常性的侵犯他人人格尊严的不法行为，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神折磨为精神暴力的常见形式。性暴力是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等，丈夫违背妻子意愿，强迫发生性关系是最常见的性暴力。目前，多数国家对家庭暴力的类型采用此种分法。

二.目前我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由于家庭暴力问题的特殊性，需要有一套不同于其他侵权或犯罪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有有效的救助措施和完善的法律责任。

（一）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

目前，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包括：

1.各级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另外，妇联组织作为群众组织，也有义务在日常工作中救助妇女。

2.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所在单位。对于所在单位应理解为施暴者和受害者所在的单位。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3条、第44条的规定，所在单位的救助措施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救助措施的实施条件相同，必须在受害者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否则有关组织不宜自行介入。

3.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此类救助措施的实施主体是国家机关。狭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为公安机关的救助。《婚姻法》第43条第2、3款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发生了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对于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应当及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以使暴力无法继续，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利益得到保护。公安机关为制止家庭暴力行为，可以对施暴者采取批评教育、严厉训斥、间隔距离、将受害者或施暴者带离现场等救助措施。“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让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教训。广义的国家机关的救助措施包括各种法律责任。

4.家庭成员的自我救助。家庭成员在受到家庭暴力行为伤害时，依法可以实施自我救助，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等，家庭其他成员也应该及时提供帮助，共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继续，避免发生严重后果。应该及时帮助受害者寻求外界帮助，如向有关基层社会组织提出帮助请求、报告当地派出所等警察机关、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

（二）法律责任

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施暴者规定了三种形式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

1.行政责任

对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第43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承担的行政责任包括警告、200元以下罚款和15日以下拘留。

2.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过错赔偿责任属于民事损害赔偿的一种，是一种对权利的救济，它通过对夫妻双方中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的救济，维护夫妻关系的平等、家庭关系的健康和稳定，并且对过错方进行一定的惩戒。另外，施暴者承担的民事责任还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

3.刑事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45条规定：“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施家庭暴力本身是一类非法行为，并不是一种罪名，但这种非法行为可以导致《刑法》规定的如下犯罪：

第一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剥夺家庭成员生命的，构成故意杀人罪。依照《刑法》第232条规定，犯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种，实施家庭暴力，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构成故意伤害罪。按《刑法》第234条规定，犯故意伤害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造成残疾或致人死亡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第三种，实施家庭暴力，干涉家庭成员婚姻自由的，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应依照《刑法》第257条的规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承担的刑事责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还包括过失杀人罪、过失伤害罪、侮辱罪、诽谤罪等。

上述三种法律责任既可以单独适用，又可以同时适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我国防治家庭暴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1.有关家庭暴力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引入家庭暴力的概念较晚，禁止家庭暴力是婚姻法在修改后新增的内容。尽管现行婚姻法在态度和做法上有重大变化与改革，起到了改变公众意识，推动反家暴工作，保护受害人的作用。但是，将防治家庭暴力纳入婚姻法调整，实属权宜之计。一方面，婚姻法性质上是民事法律，它主要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对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予以调整；另一方面，对家庭暴力的防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干预、行政干预与司法干预等多方面，不仅仅是民事法律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刑法等实体和程序法的诸多方面。另外，在我国家庭暴力有关的现行法规中，存在不少的漏洞与缺失，并未提供根本防治及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途径，极不利于司法操作及社会实践。

2、认识不足。首先，公众对家庭暴力的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尤其对精神暴力、性暴力，公众的认识更为模糊，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其次，司法人员在处理家庭暴力的问题上，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知程度很高，但对男女平等原则的认识存在肤浅性、表面化的问题。

（二）对策

从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考虑，目前防范和处置家庭暴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反家庭暴力行为的立法，依法预防家庭暴力。

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我国应当从整体上规划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1）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增加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和力度，将性别意识纳入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中；（2）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家庭暴力法》。该法从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出发，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必要的法律干预，加大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完善法律来预防家庭暴力危害的扩大，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2.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尤其是要发挥警察在家庭暴力处置中特殊的作用。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已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机制，这些组织和机构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在处理家庭暴力中还存在一个协调配合的问题，尤其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为了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还有必要强化警察在处理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公安司法机关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依法打击；对那些已有杀人、重伤等犯罪威胁言行，但尚无杀人预备行为者，可先行治安拘留，再会同有关部门，边拘留边教育，直到被拘留人真心悔过，不至于铤而走险为止。

3.为受害的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人身保护和法律帮助。

提高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对家庭暴力的防范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使妇女知道“家丑”不外扬不利于自我保护，如果对家庭暴力一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样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助长了家庭暴力，使自己成为反复受害者。同时，社会也应当为受害成员提供多方面、便捷地反映情况，提供保护和帮助的渠道和途径。在目前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在遇到侵害时，可以通过“110报警电话”获得保护和帮助。

4.建立受害妇女庇护场所或救助中心，让受害的妇女有安身之处。

为了避免女性受害和实施犯罪，20世纪70年代英国首创了“妇女避难所”，之后，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了类似的组织，让受害者有安身之处。我国许多妇女在遭受了家庭暴力后，无处可去，至多往娘家避难，或者求助于妇联，娘家往往爱莫能助，而妇联不可能对每一个受害妇女都给予帮助，也不是所有的受害妇女知道受害后主动找妇联求助的。所以，有必要由政府出面，借助民间的力量，设置“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等机构，让受害的妇女有一个临时的庇护场所，同时经予受害妇女必要的心理支持、情感慰藉和法律援助。

5.将人民调解与依法处理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家庭矛盾的激化，打击家庭暴力行为。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在消除家庭暴力中的特殊作用。各级居（村）委会要加强早期发现家庭矛盾纠纷，注意采用调解的方法，及时化解家庭矛盾纠纷；司法助理员和人民调解员应当主动出击，经常组织家庭矛盾的排查，特别是对那些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家庭，要重点予以排查，从中摸清底数，发现先兆，对于能够解决的则马上落实措施，尽快疏导，并调解处理；人民法院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也要加强司法调解，尽量挽救家庭，防止家庭解体；对那些家庭矛盾非常突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以防范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

6.加强教育，特别是要注意向家庭成员宣传和灌输处理家庭矛盾纠纷和自我防范的科学途径和方法。

为了消除家庭暴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一方面，社会要提高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家庭成员能够树立起互相尊重对方人身权的法律意识，并且了解和知晓采取家庭暴力的道德和法律后果；另一方面，要将防治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通过各种途径辐射到全社会、辐射到社会所有成员。无论是各级各类学校，还是政府机关和司法人员，在普法教育中，既要接受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也要承担起教育别人的重任。在反家庭暴力的教育中，尤其是要灌输给家庭成员正确化解婚姻家庭矛盾和面对家庭暴力的如何处置的方法技巧。

四、国外关于防治家庭暴力立法的概述

在国外，关于家庭暴力的研究及立法较我国进行的早，并经历了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目前，世界上已经有44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防治家庭暴力法，这些立法经验也是制定中国防治家庭暴力法很好的参照。

（一）挪威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及实践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挪威男女平等法》的颁布与实施，挪威议会和政府开展了同各种对妇女暴力现象的斗争，并着重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了防治。

挪威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方面的法律改革陆续展开。第一,确立了家庭暴力无条件司法干预原则，即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该原则加强了警察和公诉机关的职能，规定他们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诉讼，反映出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转变；第二，改善刑事诉讼中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地位，加强对其在司法程序上的保护；第三，挪威颁布的暴力赔偿法规定，对暴力被害人的最高赔偿额可达100万挪威克朗。在进行法律改革的同时，挪威政府开展“政府行动计划”，推动反对妇女暴力的宣传、社会服务、司法干预等工作。

（二）澳大利亚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

澳大利亚于1989年制订了《反家庭暴力法》。该法同样加强了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职能，赋予其一些特权，比如警察在没有提出刑事控告的情况下可羁押施暴者长达48小时，以及在怀疑家庭暴力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时，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屋搜查等。此外，还有许多国家采取的措施都值得我国借鉴。1995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家庭暴力法案》，全面调整家庭暴力问题；英国在大量判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多部成文法包括《1996年家庭法》、《1997年反骚扰保护法》等；新加坡对此也有专项立法，从刑事、民事、家事和防治服务多种角度治理家庭暴力问题。

结语

在防治家庭暴力问题上，国家必须实施法律改革战略，但是仅有法律改革还不够。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要有效遏制家庭暴力，必须在修改现有法律的同时，开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家庭暴力公众运动，通过培训、宣传等形式改变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转变人们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遏制家庭暴力现象，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从而增进两性在家庭内部乃至司法上的平等，维护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文明。

参考文献

1.杨大文著：《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国加拿大反家庭暴力立法及社会干预机制的比较》，载于《中国妇女报》2001年7月9日

3.李明舜著：《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关注家庭暴力案件》，载于《扬子晚报》2001年11月25日

5.肖建国、姚建龙著：《女性性犯罪与性受害》，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蒋月著：《夫妻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反家庭暴力范文篇9

一、基本情况

通过对我们辖区内的调查，从2008年的整体情况来看，全*妇女维权网络共接待婚姻家庭类咨询**件，其中家庭暴力类**件，占婚姻家庭类咨询件数的*%。从调查统计情况来看，在收回的**张调查问卷中承认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女性有*人。通过访谈分析，我们了解到，目前我区内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城镇女性受暴呈上升趋势。

二是暴力的手段较残忍。

三是暴力的持续时间较长。

四是暴力的隐蔽性强。

五是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施暴者的文化多在初中以下。

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是大男子主义和夫权思想严重。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封建社会思想“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妇纲”等夫权思想根深蒂固，有些男性始终认为在家庭中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对妻子有支配权，可以随意干涉和处理妻子的人身权利，因此稍不如意，就将妻子当成攻击的对象。发生在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家庭中的暴力不断增多，大多数就是受夫权思想的影响。

二是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在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由于有些女性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致使其过分依赖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丈夫，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内在地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实施。

三是社会原因。受“清官难断家务事”传统观念的影响，家庭暴力向来被视为家庭私事，邻居不劝，社区居委会不告不问，司法机关认为家庭纠纷无从插手，即使被打的鼻青脸肿，如不构成伤害罪，对施暴者也无法处罚，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暴力的默许，是对施暴者的宽容。

四是思想方面的原因。有些男性受腐朽思想的影响，迷恋金钱和美色，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在外面搞婚外恋、婚外性行为等。男方在外有了新欢之后，厌烦妻子，总是找借口离婚，而女方不愿意离婚，导致男方失去耐心采用暴力手段逼迫妻子离婚。使家庭暴力成为实施者达到离婚目的的手段。

五是法律方面的原因。一是法制宣传教育不够广泛和深入，许多公民并没有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二是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现行成文法典中也无配套完整的预防、制止和制裁家庭暴力的措施，有关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妇女人身权利的条款散见于《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中，而且有些规定比较抽象和原则，可操作性较差；三是有些执法部门对家庭暴力问题重视不够，认为家庭暴力是夫妻间的私事，不属于司法管辖的范围，对于一般的家庭暴力，更因为当事人的夫妻关系将轻伤害化为“家务事”，对受害妇女的投诉和求助处理得简单轻率，有的甚至根本不管，致使施暴者很少得到制裁，从而助长了暴力事件的增长；有的法官对于妇女因家庭暴力而起诉离婚的案件一味调解和好而不判决离婚，致使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

六是受害人自身的原因。一些受害人往往顾及面子，不愿求助于社会，即使希望有关部门干预，也只想通过教育来制止丈夫的施暴行为，不愿丈夫受法律制裁，这反而导致家庭暴力的逐步升级。许多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顾虑重重，屈尊忍让，遮掩，妥协，一味迁就，自身的软弱和无知、无疑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使得施暴者心理上更占优势，胆大妄为。

三、预防、制止和惩治家庭暴力的对策和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且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为此，应该怎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家庭暴力呢？

首先，要加大普法力度，提高妇女群众的法律意识和自身素质的教育工作。一是加强培训，强化维权意识。要举办县、乡、村、社区等多个层次的反家暴培训班，提高妇女法律意识与维权能力。举办有公检法司干警参加的“社会性别与反家暴培训班”，提高干警的社会性别与反家暴意识，增强介入的自觉性。二是加强正面引导，注重宣传教育。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单、广播、板报、知识竞赛等形式，宣传各类法律知识，宣传“平安文明家庭”典型事迹，宣传学法、用法、依法维权的先进事例，引导家庭走向和睦，走向文明。三是各级妇联组织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中，强化宣传、协调、综合、指导服务职能，推动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上形成合力。四是大力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妇女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低下，男女地位不平等是产生家庭暴力行为的根本原因，妇女只有在经济上独立了，才能摆脱在家庭中依附于男人的状况。

其次，要充分发挥维权网络在解决家庭暴力中的作用。一是公、检、法、司部门要分工合作，加大对家庭暴力案件的打击力度。公、检、法、司部门的执法人员，直接担负着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神圣职责，要转变把家庭暴力当作夫妻间的私事的观念，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二是充分发挥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和*妇女法律服务中心、社区妇女法律咨询站的作用，构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三道防线，做好普法宣传和干预家暴工作，做到预防和制止并重。三是充分发挥家庭暴力投诉站和伤残鉴定中心的作用，形成制止惩处家庭暴力的投诉与伤情鉴定机制。四是与法院紧密协作，发挥维权合议庭作用，在庭审中维护受暴妇女的合法权益。五是通过民政部门建立受虐妇女庇护所，使受暴妇女得到有效庇护。

反家庭暴力范文篇10

关键词：反家暴；人身保护令；司法实践；立法建议

家暴问题及反家暴工作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根据有关机构调查，在我国，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家庭存在过家庭暴力的现象，而选择报警处理的受害者寥寥。警情统计结果显示，以遭受家暴为由报警的受害人平均遭受的家暴次数超过了35次。家庭暴力挑战了道德和文明底线，让许多家庭坠入深渊。随着我国《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家暴也被纳入了法律制裁的范围。

一、反家暴相关立法现状

我国反家暴的相关立法由来已久。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原《婚姻法》修正案首次从基本法的层面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2006年12月19日修订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①再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2016年3月1日，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实施。该法的颁布标志着人身保护令制度的诞生，其明确规定：遇到家庭暴力或是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我国公民，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条文的颁布，是我国反家暴立法的一大里程碑，为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提供了一道强有力的保障。［1］此后，我国许多省份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专门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现象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相关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的责任和可行的救济措施作出了具体规定，将反家暴的工作机制落到了实处。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国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7918份。2021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②正式颁布并施行，于其中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文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即对于家暴行为要推行“零容忍”原则。这一条文的修订，向全社会宣告了家庭暴力在本质上是违法的，甚至可能涉嫌犯罪，国家为了杜绝家暴现象正在付出更大的努力。法律保护受害者，坚决打击施暴者，是全社会应当达成一致的共识。

二、司法实践现状及困境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对“家庭暴力”作出了如此定义：“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由此不难洞见，我国现行法律只将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这两类暴力行为纳入到了法律规制的范畴。而事实上，当前社会除了常见的“显性暴力”，生活中看不见的“家庭冷暴力”现象也逐渐多发，例如语言威胁、长期冷战等行为。笔者曾处理过一起离婚纠纷，在诉讼前双方分居已达1年多，据当事人女方描述，男方情绪不稳定，常常用含有暴力字眼的激进语言威胁女方，女方不堪其扰。出于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她只能辞掉工作，躲到外地等待开庭。而在另外一个案件中，受害者同样是女方，然而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选择容忍丈夫的家暴行为，直到男方变本加厉将她的半边脸打肿同时造成全身多处受伤后，她才鼓起勇气选择法律武器奋起反抗，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但在案件的承办过程中，笔者曾为该当事人申请人身保护令，却因为种种原因未通过法庭的审核，人身保护令没有得到签发。而在之后的诉讼过程中，男方多次在庭外电话骚扰、谩骂女方和女方的家人，并到女方的工作单位闹事，严重影响了女方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由此可见，在一些家暴案件中，受害者不仅受到施暴者的身体暴力，还同时陷入恐吓、威胁、骚扰等言语暴力所带来的恐惧之中。对于受害者而言，言语暴力带来的精神折磨也并不亚于身体所遭受的伤害。受到家暴侵害的并非只有正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还有许多是处于非婚同居或者离婚后同居关系中的。某江苏省人大代表曾经走访过南京各区的街道，她表示有基层妇联向她反映：有很多人虽然遭遇了家庭暴力，但迫于如果与对方提出分居就无处可住的窘境，而选择继续与对方共住，“离婚不离家”；而施暴的一方则往往会为了逼走受害人，更频繁地以暴力、胁迫、侮辱等手段使受害人产生恐惧或屈辱的心理，持续折磨受害人。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确有将《反家庭暴力法》中的“家庭成员”的内涵扩大至同居人员之间的情况。但同时也有一些法院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认为，不处于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自然人不应受到婚姻家庭法律规制，而应该由《治安处罚法》《刑法》这些惩罚手段更为严苛的法律对其进行调整；反之如果对其适用了婚姻家庭领域的民事法律，就削弱了保护力度，因此不赞成将离婚夫妻以及解除同居关系的当事人也纳入保护范围。《反家庭暴力法》虽然对人身保护令作出了详细规定，但人身保护令的适用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现实困境。首先，家暴行为往往是在激烈争吵的突发情形下发生的，受害者通常来不及或没有机会通过拍摄视频等录音录像方式取证留痕，这直接导致当事人极易陷入举证困难的境地。其次，家暴现象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关系中的，受“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影响，许多受害者不愿意让公权力直接介入家庭关系中，主要表现为对执法部门的工作配合率较低。当遇到警方调查时，有相当一部分受害者为了维系婚姻和家庭内部的稳定，不配合民警的调查；此外，还有部分受害者担心若检举配偶的施暴行为，对方会留下犯罪记录而影响共同子女的升学和就业，对子女的前途造成不良影响，因而选择隐忍不发声。与此同时，绝大多数法院对于人身保护令的签发十分慎重，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认定标准较为严格，且存在观念滞后的现象，如认为只有持续的、长期的、多次动手才能认定为家暴。此外，在公安部门的执法实践中，对屡次违反告诫行为而又达不到特定处罚标准的情形，尚无配套的法律规范和救济措施。在各地法院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地区差异过大的问题。例如，笔者办理的多起涉及人身保护令的纠纷中，无锡市各地区的签发标准并不一致。当然，也有部分基层法院在审查人身保护令的申请时，会比无锡其他地区宽松许多，甚至做到了“有求必应”，这是因为在该法院辖区内曾经发生过实施家暴致人死亡的恶性事件，导致此后该地区司法倾向性较为明显。但也正如笔者上文提到的曾为被施暴的女方向无锡另一个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但最终却没有通过审核，这也是无锡更多法院的普遍做法。这便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

三、基于反家暴司法实践现状的立法建议

首先，有必要重新审查“家庭暴力”的行为认定标准。若仍然沿用传统上对“家庭暴力”的内涵定义，仅将一些“有形暴力”纳入禁止范围，将会使得一些受害者求助无门。立足于当前的社会现实，将语言威胁、冷暴力等“无形暴力”也认定为“家庭暴力”的范围，才能更为全面地保护所有的家暴受害者，也更契合《反家庭暴力法》制定的初衷。其次，应扩大保护对象的适用范围。深究家庭暴力的目的，无外乎是施暴者利用家庭暴力行径达到包括但不限于对于受害者的精神控制，大多数经历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即使之后不再与施暴者共同生活，也不能从被施暴人控制的状态中解脱，施暴人的控制欲与充斥暴力的行为模式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反而极易因情绪失控而升级暴力。情侣分手、婚姻关系终止等姻亲关系如果不被反家暴工作干预，从而间接造成的人身伤害、谋杀甚至灭门等惨案也不能完全被杜绝。所以，不能仅以共同生活与否作为反家庭暴力法适用的必备条件，而应该将该法适用范围拓宽至包括不限于具有离异关系、前姻亲关系、前恋爱关系的所有人。综上所述，建议对《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进行完善：将家庭成员以外的具有前配偶、前姻亲、恋爱、同居等特定身份关系、亲密关系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也纳入该法规制之中。［2］鉴于家暴受害者举证困难是常态，应当以言辞证据即当事人陈述作为认定家庭暴力的依据。

（一）当事人可以通过陈述，将家庭暴力的发生原因、发展进程、施暴者所施暴力程度及最终造成的损害后果予以确认与重现，施暴者若认可所述，家庭暴力的存在的既定事实即可被确认。

（二）法院应当善用自由心证。可以通过对当事人陈述语速、语气、动作、表情及神态的观察，运用心理学知识和社会经验进行判断和推定。若在上述过程中，施暴者不存在不认可、提出反证等情况，受害者的举证责任可被免除，家庭暴力情况的事实存在也直接被认定。

（三）当事人进行完受害基础陈述后，或可以法律释明辅助受害者完成相关证明责任；或将证据规则与实际情况结合，灵活应用，将举证责任合理化分配；或通过法律赋予的职权，依法调查，使受害人举证能力的缺失得以补足。由于许多受害者基于各种顾虑往往不会主动报告，可以完善相关立法，规定强制报告制度，由相关部门提前介入。［3］如果将社会各教育、医疗机构、从事社会工作服务、救助管理等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民间调解组织等单位列入履行报告义务的主体，将有利于从源头上减少家暴现象的发生。此外，可规定各单位与个人需承担知情不报告等不作为行为的法律责任，这样才能有效达到对因受到胁迫或因其他阻挠情况而无法被及时救助受害者的保护。最重要的一个建议是，各地法院均应当将“申请即保护”作为工作的基本原则。按照《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对于人身安全司法保护令适用于受害人在遭受家庭暴力或存在家庭暴力危险两种情形下。［4］基于该法条的立法原意，“遭受家庭暴力之时”可以申请保护，目的是遏制家庭暴力的再次发生；而“存在家庭暴力危险”也可以申请保护，目的是避免家庭暴力的发生。［5］因此，有关部门必须在受害人提出人身安全保护申请后，且家庭暴力或存在家庭暴力危险的事实经法院查明确实存在，及时制作人身安全保护令对受害人予以司法保护。

四、实务经验补充

在其他责任部门的履行过程中，也摸索出了一些实务经验，值得相互借鉴，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对于公安部门来说，民警网格员若能提前介入在巡查、扫楼过程中发现住户有争论不休、语言激烈等情况，加以规劝，这必定能有效在家庭矛盾产生初期做到维护与警戒作用，提前将因家庭矛盾所产生的家暴可能性扼杀在萌芽状态，这是从源头降低家暴发生概率的有效措施。

（二）对于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社会工作服务、救助管理机构、公共福利机构、人民调解组织等相关单位来说，由公安机关出具证明，将“强制报告家暴”纳入个人或单位绩效考核项目，并完善奖惩机制，“强制报告家暴”全面化可以被进一步促进。

（三）有效使用大数据，有利于揭露“隐形的”家暴，使预防性介入得以实现。例如，去年江苏省常州市九个相关部门合作联合，基于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共同建立婚姻家庭智慧治理数据平台——“幸福e家”。［6］该平台致力于实现家暴案件的及时研判、分级处置、跟踪回访、精准干预。同期，江苏省妇联主席张彤也表示，全省反家暴工作将推进数字化升级，实现及时共享公安警情数据、法院纠纷数据、政法网格数据、离婚数据等多方信息，扫除防治盲区。

（四）为家暴受害者维权，实践证明多部门联动出手效果更佳。在绝大多数公民的认知里，公安的震慑效果是超过法官的。因此，法院与公安相互配合，共同到有矛盾的家庭中做工作，能够大大加强执行效果，同时也能扩大社会影响力。因此，加强法院部门与公安部门的联动，对于防治家暴十分有必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