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化范文10篇

泛化范文篇1

【关键词】职业教育/泛化/职业教育延伸/培训/学徒制

随着素质教育这一时髦的词汇被引入教育以来，在各种教育研究的论述中如果没有素质一词的使用似乎成了一种落后的观念。职业教育也不例外，在近几年的职业教育的研究中，素质一词的使用频率也在不断地攀高，刚引入且得到推广的“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和CBE等教学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为了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无不对学生开出了庞大的、系列化的教育内容清单，一种我们自己都无法描述、解释不清的理想化的教育目标追求在教育界快速地膨胀起来。职业教育似乎对这一问题更为显著，无论中职还是高职，所提出的教育目标所涉及的知识范畴和能力要求，可能是一个人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与境界。然而无论是高职还是中职教育，学生的学习时间毕竟只有短短的三年，这既有时间的约束，还有正规学校教育成本的约束，在三年之中我们要培养一个理论知识上似乎可以赶上专科或普高，在实践能力上可以达到高级工或中级工所需要的能力在现实中却是天方夜谭，通识教育已走到了职业教育的前列。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实际上把职业教育进到了泛化，之所以称为泛化，是因为任何专业教育实质上都是职业教育，好像这样的教学目标追求可以使学生能够得到更强的能力，能够更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更高要求。而现实的实际却是学生就业难，企业更不满意。职业教育追求教育内容远离具体的岗位知识和能力的这种泛化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呢？这不仅涉及到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涉及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问题。

一、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我们之所以提出职业教育的类型，或者说职业教育的概念，是因为职业教育应与职业紧密相关，职业教育应培养学生具有相应的职业能力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目标，而且职业能力中的职业是具有某特定范围的，它应直接对应于社会生产（广义的生产）相关的岗位或某类岗位。因为不存在没有岗位的职业，培养职业能力是职业教育的本质所在。职业能力不仅存在于我们目前所认为的职业教育之中，也存在于任何的专业教育之中，包括我们所说的普通高等教育。关于职业教育的本质问题，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作了探讨，并提出了职业教育的标志：完成初始职业化，在这里不再过多地赘述。

既然是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过程中，就必须参与特定的职业活动或至少是在模拟的职业情境中使学生对已有的知识、技能、态度等进行整合并内化为某职业的具体岗位能力。但是职业教育的泛化，使职业教育本应追求的教育过程受到了更多的批判，以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未来学习能力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职业教育观念似乎已占了主流，通识教育的泛职业化理念已得到不少人的认可。通识教育最早是由纽曼提出的，通识教育就其是各种学科都要具备的、公民的、广泛的知识讲，它是通识教育；就其是所有公民都应具备的理智能力和一般知识讲，它是普通教育；就其基于人性，以人性为目的教育而言，它是人文教育。是不是在这种广泛知识的教育中，可以使人得到一种基本的技术实践能力呢，徐国庆在其《试论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展开顺序》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否定。反过来讲，即使我们把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在针对某岗位群，而不是某具体的岗位，职业教育应追求的是什么，知识在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中才能内化为个体的职业能力，因为在职业教育不断泛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走向了知识化，而非职业能力的养成上。我们说转岗能力也好，进一步学习能力也好，适应能力也好，这些能力的培养是否在狭窄的职业教育过程中，即以某岗位的岗位职业能力为具体培养目标，或者说是教育方式下，学生就难以具备这些发展能力呢？其实，即使从一种狭义的职业教育作为出发点，或课程的组织方式，其转岗适应能力也未必就差。如机械维修工，如果某个体精通于维修机床，当他转岗到汽车、纺织、食品等行业来做维修工是极其容易的，因为机械维修的故障判断、修理过程所涉及的思维方式与操作过程是极其相似的。再比如一个精通车床操作的车工，他若转为一个铣床操作工，或一个磨床操作工等其它机床操作工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是在对设备的具体熟悉过程中，就基本可以胜任。如果说当个体不能进行转换，可能是所涉及到的其它基础能力太弱，如计算能力、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应用能力等，如果是这样，那只能说明我们所设计的职业教育的文化基础太低，它不能达到这类岗位的基本要求，这时就应当提升这类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由于不同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同，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也应当有所区别，在职业教育期间不断地强化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也是职业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职业教育基础层次设置得很高，我们也不可能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能完成个体一生所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它更需要个体在今后的一生中不断学习。我们不能一方面高喊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终身学习者，而另一方面总是在试图努力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把一个人一生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都培养出来，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需要更高的成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学生职业岗位能力的养成过程中，把这种学习过程内化为学生学习的一种学习方法、一种思维过程，在今后的转岗等过程中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应用的、可迁移的学习能力，这是职业教育应当追求的目标之一。

二、职业教育泛化的原因分析

职业教育既然是针对某岗位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教育。为什么职业教育的泛化在各种教育理念的支持下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呢？其实，这是目前我们所说的职业教育一种无奈的选择。首先，我们可以从职业学校的现状进行分析。目前，我国的职业学校主要是由高职学院、普通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所组成。高职学院大多是过去的普通中专所改建，与普通中专的教学模式有着无法分割的历史渊源；而过去的普通中专的培养目标是技术员，它的教学内容与培养模式与普通高等教育又具有极其相似之处，而且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设施，尤其是涉及工业企业生产的教学设施，离能真正地开展职业教育相距甚远。职业高中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由方式形成的，其教学设施的落后程度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学校就不具备职业教育的基本条件。最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是技工学校，但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技工学校）由于企业转制等各种原因造成严重的经费短缺，设备更新缓慢。同时，近十年之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直不强，就业弹性就全国而言在某些年还是负数，学生就业难的客观现实使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技工学校不得不放弃这种传统的领域，向第三产业拓展。在这种情况下，技工学校的职业教育特征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削弱了。其次，从职业学校的师资看，进行以岗位能力为基本目标的培养也难以达到要求，对“双师型”教师的大力呼唤就是师资状况的一个确切的反映。第三是职业学校的运行机制的影响。收费上学，学生分摊教育成本后，学生规模的扩大无疑成为职业学校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有了规模，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但问题是，对学生的收费标准是由政府规定的，学生规模的扩张所得到的收费难以弥补真正开展职业教育所需要的经费缺额。在这种背景下，以基础能力为培养目标的思潮无疑为职业学校摆脱困境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出路，得到许多人的认可成了必然。

职业学校的泛化虽然给职业教育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如不具备基本的上岗能力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教育适龄人口是一个基本的国情。在学适龄人口庞大而教育经费不可能无限增长，要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说哪怕是一种基础的专业教育，或是一种职业引导教育，也是对我国人力资源进行开发的重要渠道。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但也必须做出一种选择：大力发展真正的职业教育，教育成本高，在现有的经济支撑能力下，只有少数人得到专业教育。或者大力开展基础专业教育，在经济支撑能力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到基础的专业教育。这种选择是不依我们的规划，我们的设想为转移的。这是社会经济对教育制约的一种表现形式。市场规律无时不在影响着企业、个人和学校的决策。

目前，虽然职业教育泛化的问题是广泛的，但在不同地区，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学校自主办学面临社会经济状况而做出的一种选择，而正是这种多样化的选择，才满足了社会和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强，就业岗位相对充足，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就不是那么严重；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脆弱，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职业教育的泛化就相对具有市场。我们无法判断这两种教育理念孰是孰非，哪一种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即使是人力资本理论代表人物舒尔茨和韦尔奈的实证检验也只是局限于教育在培养个体农场主的适应不平衡能力中的作用，也并未涉及教育如何提高流水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一问题。关于学校教育是否可提高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至今尚未有严格的证明，目前只有证据显示，更多的学校教育与较高的收入相关联。这说明，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对职业教育的这种泛化，我们无须更多的担心。

三、学校职业教育的延伸

虽然我们无须担心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学校教育与企业的具体岗位职业能力协调起来，或者说衔接起来。因为，只有在对口就业时，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工作中得以应用，才能显著提高生产率，在对口就业不畅的情况下，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在非对口岗位如何才能快速地成长为岗位合格人员，这一问题仅靠教育系统是不能解决的，最好的一种途径是广泛地开展企业的岗前或在岗培训。然而对企业来说它们更注重追求利润，只有当他们觉得培训投资有利可图时，或者当他们的培训投资不需太多的投资成本时他们才愿意投资于员工培训。因为，企业投资培训也面临着风险，对员工过多地提供培训，当受培训人员培训后未对其很好工作就离开企业时，企业就会损失投资。关于受培训员工跳槽所引起的劳动关系纠纷问题在各种媒体屡见不鲜。即使法律健全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从目前看，实力较强的企业，由于其实力对员工吸引力强，对员工的职前和在岗培训已引起广泛重视，但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实力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弱，对员工的培训还微不足道。但是，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会增加就业人员的快速流动性，人员流动得过快，延长了就业人员成为岗位熟练者的时间，降低了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对职业学校学生的出口问题也影响极大。我们应当通过职业教育的延伸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应强制所有的学校都面向更具体的工作岗位进行教育，也不应对企业采取严厉的培训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至少可以有两种途径。

第一，大力发展独立的培训机构。从目前看，需要技能培训的不仅是刚从校门出来的学生，我国存在的大量失业、下岗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急需转岗和再就业培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可能更为严峻。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定区域的技能培训中心，这一技能培训中心以区域的产业结构为依据来确定具体的培训项目，通过短期培训来缩短学生从学校到企业的适应过程。引入培训机构这一中间环节，有以下几点好处：(1)独立培训机构的专业化和针对性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为企业提供适需的劳动者。(2)学校主要从事专业基础教育更易发挥其规模效益。(3)可以减少学校设备投资的浪费，因为，学校设备往往只能用于在校的少数学生，中间培训机构可以更广泛地用于社会失业、转岗的人员再培训。(4)有利于缓解企业与就业人员在培训问题上的纠纷，尽管在培训中，个体负担了更多的成本，但这种成本能够在进入企业后，由于其熟练程度高而增加收益来得到弥补，这实际上也是企业最易接受的雇佣形式。(5)由于独立培训机构的培训可以给从业人员工作能力一个明显标识，比企业培训更有利于劳动者的流动，这样的流动对企业没有损失，但是企业所能支付的较高工资实际上也是对职业教育的投资。这种中间独立培训发展的经验，在我国的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都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二，发展规范的学徒制。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是在我们高喊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经验之时，却把德国职业教育的本质——学徒制扔在了一边，基本上废除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的学徒制。当然，我国那时的学徒制是存在缺陷的，它的主要缺陷，一是没有明确的进入标准，学徒制主要是工人子弟接班和计划安排的新增就业人员的岗前培训，由于没有明确的进入标准，过低的文化基础，如有的小学不毕业就当上了学徒，使学徒制培养的工人适应能力差。实际上，在那时学徒制只是社会用人制度的一部分，而非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二是没有明确的学习内容和标准，尤其是专业基础理论。三是对于指导学徒的师傅没有筛选机制，师傅本身的操作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对学徒工的学习成效影响甚大。但这并不是学徒制本身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不规范问题。学徒制的取消对我国产业工人的培养，损失是巨大的。目前，这一问题已经显现，上海已实施了庞大的职业见习计划，在其它经济发达地区也正在发展，这说明学徒制有其自身的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发展学徒制更易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在学徒期间无论是否得到工资，它都远比学校教育成本低。在社会的现实中，多数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就是通过学徒制来完成的。由于我们没有学徒制度，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即使有学徒的需要，但学徒在企业的存在可能将会被认为是一种非法用工，尤其是在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更为无职业技能的人员进入企业带来了困难，企业接受愿意学徒的人员对企业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这是大多数企业不愿做的。如果把它进行规范，使之合法化，也是对职业教育的多元化投资。我们不能只强调企业把大量的资金给学校，学徒制可能是企业更容易接受的投资职业教育方式。这对解决我国庞大的贫困人口就业问题和满足企业需要大量的熟练工都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1]申家龙.社会学视野下的职业教育——内涵与特征.职业技术教育，2003(16).

[2]申家龙.社会学视野下的职业教育——层次与体系.职业技术教育，2003(9).

[3]申家龙.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初始职业化.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3(6).

[4]张岂之，谢阳举.西方近代现代大学理念评析.高等教育研究，2003(4).

泛化范文篇2

关键词：农村教师；责任泛化；破解策略

在农村地区，由于教师编制相对紧缺、寄宿制学校需要教师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家庭教育责任和社会教育责任向学校转移等原因，教师责任的边界和范畴不断延伸，产生了农村中小学教师责任泛化现象。目前国内学界对教师责任泛化内涵的讨论主要散见于一些硕士论文。林发艳（2019）认为教师责任泛化是指教师的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及专业责任内涵无限外延，教师被迫承担与教师责任相关性较小（已经泛化），甚至是与教师责任无关联（完全泛化）的责任，使得教师本身应承担的责任被弱化[1]。另外，牛草蓁（2019）将教师专业责任泛化定义为：在学校范围内的教育活动过程中，在外在压力（社会环境、学校、家长等）影响下，教师被迫从事超出理应承担的义务性专业责任以外的工作的现象[2]。可见，教师责任泛化一般是由外在压力造成，具有强迫性与非自愿性的特征。综合各学者的研究，本文将“农村教师责任泛化”理解为农村教师所承担的责任数量和责任内容都延伸至教师岗位职责的合理边界范围外。俨然，教师责任泛化使得教师与其育人的本体价值相脱离，教育的本位价值亦得不到彰显[3]。那么，农村教师责任泛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导致责任泛化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破解农村教师责任泛化这一难题？本文尝试探讨这些问题。

一、农村教师责任泛化的现实表征

如前所述，农村教师责任泛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教师承担了超出合理数量阈值的工作责任；二是教师承揽了众多与教师角色无涉的责任内容。为更具体地阐明农村教师责任泛化的现实表征，从责任主体、责任内容、责任时空三个维度展开论述。1.责任主体迁移：教师角色过度泛化“角色是对一个群体内和社会中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所期待的行为”[4]。角色的社会性和内在属性直接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因此，“角色”总是和责任并存。依据角色责任原理，农村教师所应承揽的教育责任必须与教师身份角色相匹配。然而，当前农村教师角色过度泛化，衍生出许多教师职责范围外的责任。随着教师专业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农村教师不仅承担知识传授者、班级管理者和家校沟通联络员等基本角色，还要以课程开发者、教学研究者投入学校课程研发、培训等教研活动中。同时，在农村文化建设当中，农村教师常常被视为道德示范者、文化传播者、核心价值观践行者等“文化人”，甚至还赋予农村教师新乡贤角色，如乡村振兴人才的培育者、生态文明的教育者、乡风文明的引领者、乡村治理的协助者、乡民生活的改造者[5]。除此之外，在偏远高寒地区的农村小规模寄宿制学校里，农村教师不仅是低龄寄宿学生的“家长”和“保姆”，甚至是学校的“内务管家”（因工勤人员紧缺）。概言之，责任主体转移导致当下农村教师角色过度延伸，进而致使农村教师承担了远超出教师角色所要求的职业责任。2.责任内容扩大：教师工作内容繁杂当前，广大农村教师所担负的责任内容过于繁杂，某些工作任务与教师职业的岗位属性之间的匹配性较低，甚至与教育教学的本职工作相去甚远。总体而言，农村教师的责任内容可划分为三方面：教务工作、教师专业发展、事务性工作。首先，农村教师承受着繁重的教务工作，包括撰写教学计划、备课、上课、早晚自习、批改作业、课后辅导、出卷和批卷、学生考试情况分析等。其次，农村教师还须参加校本教研（含听评课、准备公开课、集体备课等）、线上线下培训学习、教师技能比赛等关乎教师专业成长的系列活动。此外，事务性工作是农村教师责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事务性工作包括课间安全监督、校园文明卫生管理、就餐管理、夜间休息管理、宿舍安全文明查检等与学生监管相关的工作任务。另一方面，随着“任务进校园泛滥”现象的出现，农村教师还须挤出大量时间去完成各项与学校日常教育教学联系甚微的带有行政性质的社会性事务，如检查视察、扶贫攻坚、创建文明城市、扫黑除恶、禁毒、防艾、反诈防骗宣传等。而令农村教师疲于应对的是，其需要对照每项工作的检查评价标准来准备各项材料，填写各类档案和表格，如通知、方案、总结、文档照片视频等。概言之，农村教师被困在过多过滥的行政性事务中，致使其所承担的责任内容过于杂乱，已超出合理的边界范围。3.责任时空模糊：教师工作时空无限特定的时空界限是教师责任的一大应然特征，这意味着教师承担的教育责任应发生在法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空间边界内。然而事实上，农村教师工作空间职域模糊不清，已扩散到村镇农户、农村社区公共场域、村镇政府等学校责任空间之外的地方。另外，农村教师工作时间边界亦存在泛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工作时间过长。加班加点完成各种教育工作和非教育工作已成为农村教师工作常态。根据一项对2615名小学教师周工作时间的调查研究，农村和县城的小学教师的周工作时间分别为53.35小时和48.71小时；农村小学教师的周工作时间与学校规模成负相关：乡镇中心小学、村级完全小学、教学点的教师的周工作时间为52.92小时、54.25小时、55.27小时[6]。二是工作时间分配不合理。研究发现，农村教师用于处理非教育性事务的工作时间远超过其用于处理教育性事务的工作时间，而教师专业发展时间的占比更少。新教育研究院于201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中小学教师真正用于备课及教学的时间在总工作时间中的占比不足1/4，剩下的3/4主要用于完成各种考核、检查、验收、评估、比赛、填表、家访、扶贫等非教学任务[7]。另外张小菊等人基于对某小学教师40天工作时间的实地调查，发现近2/3的教师工作时间都花费在处理校内校外与教学没有直接关系的各种事务，而教学活动时间只占工作总时长的1/3，自由阅读时间和教学研究时间更是普遍缺少[8]。可见，工作时间过长且分配不合理是农村教师普遍面临的困境。

二、农村教师责任泛化的成因分析

1.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功能退化催生了农村教师责任泛化在承担对学生的教育责任方面，家长、社会、学校都须凝聚共识、共担其责，并通过加强沟通与合作，发挥教育合力的作用。可事实是在社会发展及家庭变革的背景下，家庭和社会把许多本应由其肩负的教育责任转移到学校，使学校教育在无形中承揽超出本职范围的更多义务和责任，出现了家庭、社会和学校的教育责任“此消彼长”的不合理分化现象[9]。现今，农村普遍存在家庭教育责任向学校转移的现象。究其原因，首先，因忙于生计，许多农村家长“想管却没时间精力管”。其次，由于自身文化素质较低且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再加上农村校外教育资源相对匮乏，部分家长无法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性支持，因而只能求助于学校。最后，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现象，而这种家庭结构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家庭教育功能的有效发挥，甚至进一步导致家庭教育功能的逐步丧失[10]。总之，由于农村家庭教育存在教育责任意识缺失、教育态度偏差、教育行为缺失、教育方法错误等问题，农村家庭教育责任中的智力才能教育责任、思想道德教育责任、安全教育责任、生活健康教育责任都不同程度地向学校过度转移[11]。此外，农村地区同样普遍存在社会教育责任向学校转移的现象。究其原因，第一，少年宫、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和场所紧缺，难以承担新的社会职能需要。第二，看大戏、听说书、祭祖等有组织的农村传统文化生活方式逐渐消失，新农村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第三，大量人员的持续外迁造成农村“空心化”严重，农村多项社会功能严重衰弱。可见，现代教育资本的匮乏和传统教育资本的失落，二者共同使得农村社会教育尤其是农村社区教育缺位，引致人们漠视社会生活的教育意义，进而使得诸如文化宣传、文化传承、社会风气净化等很多社会教育责任自然地从农村邻里向学校转移。由于对教育本质和学校职能定位的认识存在偏差，“人们总是习惯将‘教育’作为学校专属事务，认为现代学校是开展教育的最佳场所，并默认其对个体教育全权负责”[12]，并形成了“学校应该且必须为学生的一切负责”的观念。由此，家庭和社会惯于将由其负责和履行的部分教育责任归入到学校教育框架之中。可见，学校教育功能的扩展也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观念错位的成分。2.社会期望的不断叠加扩大了农村教师职责范围“社会本位”是我国教育的内在属性。“公众性”是我国教师职业的本质特性。教师的言行、形象受制于社会期待。自古代，教师就被冠以“圣贤”，承担着伦理教化、社会整合等多重功能，是“道”的人格化，是终极价值（大道）的代言人、阐释者和传播者[13]。而到了近现代，诸如“园丁”“春蚕”“蜡烛”“人梯”“工程师”等对理想教师的比喻更是广为流传。“师道尊严”文化一直以内隐的方式过度神化教师形象，异化了社会大众对教师职业的期望，导致“圣人人格”社会期待泛滥，即人们期待教师成为无私、忘我的“模范人格”和无所不能的“完人”。这背后体现了“蜡烛式”的、社会工具取向的教师价值观。在“红烛”文化的影响下，长期以来，我国都在将道德理想看作是道德规范来宣传。诸如报纸、小说、电影等媒体中的乡村教师大多都是道德上的巨人，拥有甘愿为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无私奉献、倾其所有的崇高品格。同时，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政策与建构制度时，亦往往视道德理想为教师责任来规范、引导教师的言行，表现出对教师道德人格的过高期待，教师责任出现泛道德化倾向。这导致社会大众对教师的期望不断叠加，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教师应该先人后己”等观念，甚至认为教师应为学生的发展承担全部责任。这就是为何家长、社会倾向把培育下一代的绝大部分责任推给教师的重要原因。另外，社会对教师群体崇高性的定位与认同给教师造成了一种其他职业无法体会的文化压力，其会常常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不断强化教师的责任意识和内疚感，促使教师不得不承担一些超出教师角色职责的教育责任。综上，社会期望的不断叠加扩大了乡村教师职责范围。3.政策法规的宽泛导致了农村教师责任泛化我国多部法律法规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教师责任。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4）提出了六大教师义务；中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2）规定了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系列基本规范。但是，这些关于教师责任的政策规定和要求仅仅是阐述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教学工作时应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性规范，不能很好地发挥清晰定义教师责任、具体指导教师行为的作用。因为在实际操作中，这一类含义宽泛的倾向性指导意见难以转换成切实的标准、具体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合理的运作程序，结果导致教师责任虚化而无边界。具体而言，政策法规的宽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关于教师责任的界定比较笼统、范围过大。现行法律法规既没有明确规定教师、学校、家庭和社会在促进学生发展方面分别须承担的具体责任，亦没有科学地精细区分教师责任的类别，导致教师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过度扩张。第二，教师责任的内涵相对片面。现有教师责任条款着重关注教师对学生应承担的责任，忽视了教师对学校、上级部门、社会公众应肩负的责任范围和程度。因此，在教育问责制的压力下，中小学教师只好默默地负担不合理的工作。第三，政策法规的表述相对模糊，难以精准衡量教师责任应履行的程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例如，《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指出精简各类报表填写的内容和次数[14]。但《意见》没有解释报表填写的内容和次数精简到何种程度才算比较合理。实际上，政策文本的表述模糊恰好将最终解释权留给了政府部门。可见，由于法律的精确性相对欠缺，农村教师较为普遍且不同程度地存在岗位职责被扩大的问题。4.学校管理制度不健全助长了农村教师责任泛化当前，农村教师承担了许多来自上级部门的不合理的行政性事务。在垂直的权力等级结构中，相关政府部门不仅拥有规则和程序的制定权和解释权，而且在人事管理和资源分配方面拥有绝对话语权。学校行政人员则掌握着任务选择、绩效考核、评奖评优、福利待遇、进修机会等方面的利益分配权。然而，教师处于最基层，成为被管理支配的对象。教育场域中主体间权力的不对称滋生了行政化效应。上级部门在任命学校党政领导、评估学校办学质量、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组织学校荣誉评选等方面处于优势主导地位，拥有绝对的决定权。因而，上级部门可以轻易地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无关的行政事务。学校管理方式的行政化使教师群体更多是处于一种组织层次严谨分明的、教师赋权氛围较为淡薄的工作环境。许多教师因害怕在职称晋升、评奖评优、工作调动等方面被上级领导为难，只能在制度的压力下落实各种指标任务。概言之，在纵向垂直型的权力结构下，上级部门凭借行政权威和借助行政手段下达各类行政性事务到学校，而作为制度的受雇者和学校工作的主体，中小学教师在制度的约束和规限下被迫成为各类指令的最终执行者。

三、农村教师责任泛化的破解策略

泛化范文篇3

【摘要题】理论经纬

【关键词】职业教育/泛化/职业教育延伸/培训/学徒制

随着素质教育这一时髦的词汇被引入教育以来，在各种教育研究的论述中如果没有素质一词的使用似乎成了一种落后的观念。职业教育也不例外，在近几年的职业教育的研究中，素质一词的使用频率也在不断地攀高，刚引入且得到推广的“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和CBE等教学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为了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无不对学生开出了庞大的、系列化的教育内容清单，一种我们自己都无法描述、解释不清的理想化的教育目标追求在教育界快速地膨胀起来。职业教育似乎对这一问题更为显著，无论中职还是高职，所提出的教育目标所涉及的知识范畴和能力要求，可能是一个人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与境界。然而无论是高职还是中职教育，学生的学习时间毕竟只有短短的三年，这既有时间的约束，还有正规学校教育成本的约束，在三年之中我们要培养一个理论知识上似乎可以赶上专科或普高，在实践能力上可以达到高级工或中级工所需要的能力在现实中却是天方夜谭，通识教育已走到了职业教育的前列。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实际上把职业教育进到了泛化，之所以称为泛化，是因为任何专业教育实质上都是职业教育，好像这样的教学目标追求可以使学生能够得到更强的能力，能够更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更高要求。而现实的实际却是学生就业难，企业更不满意。职业教育追求教育内容远离具体的岗位知识和能力的这种泛化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呢？这不仅涉及到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涉及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问题。

一、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我们之所以提出职业教育的类型，或者说职业教育的概念，是因为职业教育应与职业紧密相关，职业教育应培养学生具有相应的职业能力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目标，而且职业能力中的职业是具有某特定范围的，它应直接对应于社会生产（广义的生产）相关的岗位或某类岗位。因为不存在没有岗位的职业，培养职业能力是职业教育的本质所在。职业能力不仅存在于我们目前所认为的职业教育之中，也存在于任何的专业教育之中，包括我们所说的普通高等教育。关于职业教育的本质问题，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作了探讨，并提出了职业教育的标志：完成初始职业化，在这里不再过多地赘述。

既然是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过程中，就必须参与特定的职业活动或至少是在模拟的职业情境中使学生对已有的知识、技能、态度等进行整合并内化为某职业的具体岗位能力。但是职业教育的泛化，使职业教育本应追求的教育过程受到了更多的批判，以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未来学习能力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职业教育观念似乎已占了主流，通识教育的泛职业化理念已得到不少人的认可。通识教育最早是由纽曼提出的，通识教育就其是各种学科都要具备的、公民的、广泛的知识讲，它是通识教育；就其是所有公民都应具备的理智能力和一般知识讲，它是普通教育；就其基于人性，以人性为目的教育而言，它是人文教育。是不是在这种广泛知识的教育中，可以使人得到一种基本的技术实践能力呢，徐国庆在其《试论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展开顺序》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否定。反过来讲，即使我们把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在针对某岗位群，而不是某具体的岗位，职业教育应追求的是什么，知识在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中才能内化为个体的职业能力，因为在职业教育不断泛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走向了知识化，而非职业能力的养成上。我们说转岗能力也好，进一步学习能力也好，适应能力也好，这些能力的培养是否在狭窄的职业教育过程中，即以某岗位的岗位职业能力为具体培养目标，或者说是教育方式下，学生就难以具备这些发展能力呢？其实，即使从一种狭义的职业教育作为出发点，或课程的组织方式，其转岗适应能力也未必就差。如机械维修工，如果某个体精通于维修机床，当他转岗到汽车、纺织、食品等行业来做维修工是极其容易的，因为机械维修的故障判断、修理过程所涉及的思维方式与操作过程是极其相似的。再比如一个精通车床操作的车工，他若转为一个铣床操作工，或一个磨床操作工等其它机床操作工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是在对设备的具体熟悉过程中，就基本可以胜任。如果说当个体不能进行转换，可能是所涉及到的其它基础能力太弱，如计算能力、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应用能力等，如果是这样，那只能说明我们所设计的职业教育的文化基础太低，它不能达到这类岗位的基本要求，这时就应当提升这类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由于不同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同，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也应当有所区别，在职业教育期间不断地强化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也是职业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职业教育基础层次设置得很高，我们也不可能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能完成个体一生所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它更需要个体在今后的一生中不断学习。我们不能一方面高喊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终身学习者，而另一方面总是在试图努力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把一个人一生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都培养出来，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需要更高的成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学生职业岗位能力的养成过程中，把这种学习过程内化为学生学习的一种学习方法、一种思维过程，在今后的转岗等过程中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应用的、可迁移的学习能力，这是职业教育应当追求的目标之一。

二、职业教育泛化的原因分析

职业教育既然是针对某岗位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教育。为什么职业教育的泛化在各种教育理念的支持下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呢？其实，这是目前我们所说的职业教育一种无奈的选择。首先，我们可以从职业学校的现状进行分析。目前，我国的职业学校主要是由高职学院、普通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所组成。高职学院大多是过去的普通中专所改建，与普通中专的教学模式有着无法分割的历史渊源；而过去的普通中专的培养目标是技术员，它的教学内容与培养模式与普通高等教育又具有极其相似之处，而且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设施，尤其是涉及工业企业生产的教学设施，离能真正地开展职业教育相距甚远。职业高中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由方式形成的，其教学设施的落后程度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学校就不具备职业教育的基本条件。最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是技工学校，但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技工学校）由于企业转制等各种原因造成严重的经费短缺，设备更新缓慢。同时，近十年之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直不强，就业弹性就全国而言在某些年还是负数，学生就业难的客观现实使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技工学校不得不放弃这种传统的领域，向第三产业拓展。在这种情况下，技工学校的职业教育特征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削弱了。其次，从职业学校的师资看，进行以岗位能力为基本目标的培养也难以达到要求，对“双师型”教师的大力呼唤就是师资状况的一个确切的反映。第三是职业学校的运行机制的影响。收费上学，学生分摊教育成本后，学生规模的扩大无疑成为职业学校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有了规模，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但问题是，对学生的收费标准是由政府规定的，学生规模的扩张所得到的收费难以弥补真正开展职业教育所需要的经费缺额。在这种背景下，以基础能力为培养目标的思潮无疑为职业学校摆脱困境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出路，得到许多人的认可成了必然。

职业学校的泛化虽然给职业教育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如不具备基本的上岗能力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教育适龄人口是一个基本的国情。在学适龄人口庞大而教育经费不可能无限增长，要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说哪怕是一种基础的专业教育，或是一种职业引导教育，也是对我国人力资源进行开发的重要渠道。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但也必须做出一种选择：大力发展真正的职业教育，教育成本高，在现有的经济支撑能力下，只有少数人得到专业教育。或者大力开展基础专业教育，在经济支撑能力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到基础的专业教育。这种选择是不依我们的规划，我们的设想为转移的。这是社会经济对教育制约的一种表现形式。市场规律无时不在影响着企业、个人和学校的决策。

目前，虽然职业教育泛化的问题是广泛的，但在不同地区，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学校自主办学面临社会经济状况而做出的一种选择，而正是这种多样化的选择，才满足了社会和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强，就业岗位相对充足，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就不是那么严重；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脆弱，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职业教育的泛化就相对具有市场。我们无法判断这两种教育理念孰是孰非，哪一种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即使是人力资本理论代表人物舒尔茨和韦尔奈的实证检验也只是局限于教育在培养个体农场主的适应不平衡能力中的作用，也并未涉及教育如何提高流水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一问题。关于学校教育是否可提高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至今尚未有严格的证明，目前只有证据显示，更多的学校教育与较高的收入相关联。这说明，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对职业教育的这种泛化，我们无须更多的担心。

三、学校职业教育的延伸

虽然我们无须担心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学校教育与企业的具体岗位职业能力协调起来，或者说衔接起来。因为，只有在对口就业时，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工作中得以应用，才能显著提高生产率，在对口就业不畅的情况下，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在非对口岗位如何才能快速地成长为岗位合格人员，这一问题仅靠教育系统是不能解决的，最好的一种途径是广泛地开展企业的岗前或在岗培训。然而对企业来说它们更注重追求利润，只有当他们觉得培训投资有利可图时，或者当他们的培训投资不需太多的投资成本时他们才愿意投资于员工培训。因为，企业投资培训也面临着风险，对员工过多地提供培训，当受培训人员培训后未对其很好工作就离开企业时，企业就会损失投资。关于受培训员工跳槽所引起的劳动关系纠纷问题在各种媒体屡见不鲜。即使法律健全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从目前看，实力较强的企业，由于其实力对员工吸引力强，对员工的职前和在岗培训已引起广泛重视，但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实力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弱，对员工的培训还微不足道。但是，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会增加就业人员的快速流动性，人员流动得过快，延长了就业人员成为岗位熟练者的时间，降低了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对职业学校学生的出口问题也影响极大。我们应当通过职业教育的延伸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应强制所有的学校都面向更具体的工作岗位进行教育，也不应对企业采取严厉的培训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至少可以有两种途径。

第一，大力发展独立的培训机构。从目前看，需要技能培训的不仅是刚从校门出来的学生，我国存在的大量失业、下岗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急需转岗和再就业培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可能更为严峻。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定区域的技能培训中心，这一技能培训中心以区域的产业结构为依据来确定具体的培训项目，通过短期培训来缩短学生从学校到企业的适应过程。引入培训机构这一中间环节，有以下几点好处：(1)独立培训机构的专业化和针对性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为企业提供适需的劳动者。(2)学校主要从事专业基础教育更易发挥其规模效益。(3)可以减少学校设备投资的浪费，因为，学校设备往往只能用于在校的少数学生，中间培训机构可以更广泛地用于社会失业、转岗的人员再培训。(4)有利于缓解企业与就业人员在培训问题上的纠纷，尽管在培训中，个体负担了更多的成本，但这种成本能够在进入企业后，由于其熟练程度高而增加收益来得到弥补，这实际上也是企业最易接受的雇佣形式。(5)由于独立培训机构的培训可以给从业人员工作能力一个明显标识，比企业培训更有利于劳动者的流动，这样的流动对企业没有损失，但是企业所能支付的较高工资实际上也是对职业教育的投资。这种中间独立培训发展的经验，在我国的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都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二，发展规范的学徒制。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是在我们高喊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经验之时，却把德国职业教育的本质——学徒制扔在了一边，基本上废除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的学徒制。当然，我国那时的学徒制是存在缺陷的，它的主要缺陷，一是没有明确的进入标准，学徒制主要是工人子弟接班和计划安排的新增就业人员的岗前培训，由于没有明确的进入标准，过低的文化基础，如有的小学不毕业就当上了学徒，使学徒制培养的工人适应能力差。实际上，在那时学徒制只是社会用人制度的一部分，而非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二是没有明确的学习内容和标准，尤其是专业基础理论。三是对于指导学徒的师傅没有筛选机制，师傅本身的操作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对学徒工的学习成效影响甚大。但这并不是学徒制本身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不规范问题。学徒制的取消对我国产业工人的培养，损失是巨大的。目前，这一问题已经显现，上海已实施了庞大的职业见习计划，在其它经济发达地区也正在发展，这说明学徒制有其自身的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发展学徒制更易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在学徒期间无论是否得到工资，它都远比学校教育成本低。在社会的现实中，多数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就是通过学徒制来完成的。由于我们没有学徒制度，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即使有学徒的需要，但学徒在企业的存在可能将会被认为是一种非法用工，尤其是在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更为无职业技能的人员进入企业带来了困难，企业接受愿意学徒的人员对企业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这是大多数企业不愿做的。如果把它进行规范，使之合法化，也是对职业教育的多元化投资。我们不能只强调企业把大量的资金给学校，学徒制可能是企业更容易接受的投资职业教育方式。这对解决我国庞大的贫困人口就业问题和满足企业需要大量的熟练工都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1]申家龙.社会学视野下的职业教育——内涵与特征.职业技术教育，2003(16).

[2]申家龙.社会学视野下的职业教育——层次与体系.职业技术教育，2003(9).

[3]申家龙.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初始职业化.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3(6).

[4]张岂之，谢阳举.西方近代现代大学理念评析.高等教育研究，2003(4).

泛化范文篇4

【摘要题】理论经纬

【关键词】职业教育/泛化/职业教育延伸/培训/学徒制

随着素质教育这一时髦的词汇被引入教育以来，在各种教育研究的论述中如果没有素质一词的使用似乎成了一种落后的观念。职业教育也不例外，在近几年的职业教育的研究中，素质一词的使用频率也在不断地攀高，刚引入且得到推广的“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和CBE等教学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为了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无不对学生开出了庞大的、系列化的教育内容清单，一种我们自己都无法描述、解释不清的理想化的教育目标追求在教育界快速地膨胀起来。职业教育似乎对这一问题更为显著，无论中职还是高职，所提出的教育目标所涉及的知识范畴和能力要求，可能是一个人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与境界。然而无论是高职还是中职教育，学生的学习时间毕竟只有短短的三年，这既有时间的约束，还有正规学校教育成本的约束，在三年之中我们要培养一个理论知识上似乎可以赶上专科或普高，在实践能力上可以达到高级工或中级工所需要的能力在现实中却是天方夜谭，通识教育已走到了职业教育的前列。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实际上把职业教育进到了泛化，之所以称为泛化，是因为任何专业教育实质上都是职业教育，好像这样的教学目标追求可以使学生能够得到更强的能力，能够更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更高要求。而现实的实际却是学生就业难，企业更不满意。职业教育追求教育内容远离具体的岗位知识和能力的这种泛化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呢？这不仅涉及到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涉及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问题。

一、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我们之所以提出职业教育的类型，或者说职业教育的概念，是因为职业教育应与职业紧密相关，职业教育应培养学生具有相应的职业能力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目标，而且职业能力中的职业是具有某特定范围的，它应直接对应于社会生产（广义的生产）相关的岗位或某类岗位。因为不存在没有岗位的职业，培养职业能力是职业教育的本质所在。职业能力不仅存在于我们目前所认为的职业教育之中，也存在于任何的专业教育之中，包括我们所说的普通高等教育。关于职业教育的本质问题，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作了探讨，并提出了职业教育的标志：完成初始职业化，在这里不再过多地赘述。

既然是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过程中，就必须参与特定的职业活动或至少是在模拟的职业情境中使学生对已有的知识、技能、态度等进行整合并内化为某职业的具体岗位能力。但是职业教育的泛化，使职业教育本应追求的教育过程受到了更多的批判，以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未来学习能力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职业教育观念似乎已占了主流，通识教育的泛职业化理念已得到不少人的认可。通识教育最早是由纽曼提出的，通识教育就其是各种学科都要具备的、公民的、广泛的知识讲，它是通识教育；就其是所有公民都应具备的理智能力和一般知识讲，它是普通教育；就其基于人性，以人性为目的教育而言，它是人文教育。是不是在这种广泛知识的教育中，可以使人得到一种基本的技术实践能力呢，徐国庆在其《试论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展开顺序》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否定。反过来讲，即使我们把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在针对某岗位群，而不是某具体的岗位，职业教育应追求的是什么，知识在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中才能内化为个体的职业能力，因为在职业教育不断泛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走向了知识化，而非职业能力的养成上。我们说转岗能力也好，进一步学习能力也好，适应能力也好，这些能力的培养是否在狭窄的职业教育过程中，即以某岗位的岗位职业能力为具体培养目标，或者说是教育方式下，学生就难以具备这些发展能力呢？其实，即使从一种狭义的职业教育作为出发点，或课程的组织方式，其转岗适应能力也未必就差。如机械维修工，如果某个体精通于维修机床，当他转岗到汽车、纺织、食品等行业来做维修工是极其容易的，因为机械维修的故障判断、修理过程所涉及的思维方式与操作过程是极其相似的。再比如一个精通车床操作的车工，他若转为一个铣床操作工，或一个磨床操作工等其它机床操作工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是在对设备的具体熟悉过程中，就基本可以胜任。如果说当个体不能进行转换，可能是所涉及到的其它基础能力太弱，如计算能力、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应用能力等，如果是这样，那只能说明我们所设计的职业教育的文化基础太低，它不能达到这类岗位的基本要求，这时就应当提升这类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由于不同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同，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也应当有所区别，在职业教育期间不断地强化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也是职业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职业教育基础层次设置得很高，我们也不可能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能完成个体一生所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它更需要个体在今后的一生中不断学习。我们不能一方面高喊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终身学习者，而另一方面总是在试图努力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把一个人一生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都培养出来，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需要更高的成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学生职业岗位能力的养成过程中，把这种学习过程内化为学生学习的一种学习方法、一种思维过程，在今后的转岗等过程中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应用的、可迁移的学习能力，这是职业教育应当追求的目标之一。

二、职业教育泛化的原因分析

职业教育既然是针对某岗位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教育。为什么职业教育的泛化在各种教育理念的支持下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呢？其实，这是目前我们所说的职业教育一种无奈的选择。首先，我们可以从职业学校的现状进行分析。目前，我国的职业学校主要是由高职学院、普通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所组成。高职学院大多是过去的普通中专所改建，与普通中专的教学模式有着无法分割的历史渊源；而过去的普通中专的培养目标是技术员，它的教学内容与培养模式与普通高等教育又具有极其相似之处，而且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设施，尤其是涉及工业企业生产的教学设施，离能真正地开展职业教育相距甚远。职业高中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由方式形成的，其教学设施的落后程度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学校就不具备职业教育的基本条件。最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是技工学校，但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技工学校）由于企业转制等各种原因造成严重的经费短缺，设备更新缓慢。同时，近十年之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直不强，就业弹性就全国而言在某些年还是负数，学生就业难的客观现实使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技工学校不得不放弃这种传统的领域，向第三产业拓展。在这种情况下，技工学校的职业教育特征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削弱了。其次，从职业学校的师资看，进行以岗位能力为基本目标的培养也难以达到要求，对“双师型”教师的大力呼唤就是师资状况的一个确切的反映。第三是职业学校的运行机制的影响。收费上学，学生分摊教育成本后，学生规模的扩大无疑成为职业学校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有了规模，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但问题是，对学生的收费标准是由政府规定的，学生规模的扩张所得到的收费难以弥补真正开展职业教育所需要的经费缺额。在这种背景下，以基础能力为培养目标的思潮无疑为职业学校摆脱困境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出路，得到许多人的认可成了必然。

职业学校的泛化虽然给职业教育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如不具备基本的上岗能力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教育适龄人口是一个基本的国情。在学适龄人口庞大而教育经费不可能无限增长，要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说哪怕是一种基础的专业教育，或是一种职业引导教育，也是对我国人力资源进行开发的重要渠道。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但也必须做出一种选择：大力发展真正的职业教育，教育成本高，在现有的经济支撑能力下，只有少数人得到专业教育。或者大力开展基础专业教育，在经济支撑能力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到基础的专业教育。这种选择是不依我们的规划，我们的设想为转移的。这是社会经济对教育制约的一种表现形式。市场规律无时不在影响着企业、个人和学校的决策。

目前，虽然职业教育泛化的问题是广泛的，但在不同地区，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学校自主办学面临社会经济状况而做出的一种选择，而正是这种多样化的选择，才满足了社会和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强，就业岗位相对充足，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就不是那么严重；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脆弱，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职业教育的泛化就相对具有市场。我们无法判断这两种教育理念孰是孰非，哪一种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即使是人力资本理论代表人物舒尔茨和韦尔奈的实证检验也只是局限于教育在培养个体农场主的适应不平衡能力中的作用，也并未涉及教育如何提高流水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一问题。关于学校教育是否可提高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至今尚未有严格的证明，目前只有证据显示，更多的学校教育与较高的收入相关联。这说明，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对职业教育的这种泛化，我们无须更多的担心。

三、学校职业教育的延伸

虽然我们无须担心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学校教育与企业的具体岗位职业能力协调起来，或者说衔接起来。因为，只有在对口就业时，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工作中得以应用，才能显著提高生产率，在对口就业不畅的情况下，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在非对口岗位如何才能快速地成长为岗位合格人员，这一问题仅靠教育系统是不能解决的，最好的一种途径是广泛地开展企业的岗前或在岗培训。然而对企业来说它们更注重追求利润，只有当他们觉得培训投资有利可图时，或者当他们的培训投资不需太多的投资成本时他们才愿意投资于员工培训。因为，企业投资培训也面临着风险，对员工过多地提供培训，当受培训人员培训后未对其很好工作就离开企业时，企业就会损失投资。关于受培训员工跳槽所引起的劳动关系纠纷问题在各种媒体屡见不鲜。即使法律健全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从目前看，实力较强的企业，由于其实力对员工吸引力强，对员工的职前和在岗培训已引起广泛重视，但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实力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弱，对员工的培训还微不足道。但是，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会增加就业人员的快速流动性，人员流动得过快，延长了就业人员成为岗位熟练者的时间，降低了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对职业学校学生的出口问题也影响极大。我们应当通过职业教育的延伸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应强制所有的学校都面向更具体的工作岗位进行教育，也不应对企业采取严厉的培训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至少可以有两种途径。

第一，大力发展独立的培训机构。从目前看，需要技能培训的不仅是刚从校门出来的学生，我国存在的大量失业、下岗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急需转岗和再就业培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可能更为严峻。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定区域的技能培训中心，这一技能培训中心以区域的产业结构为依据来确定具体的培训项目，通过短期培训来缩短学生从学校到企业的适应过程。引入培训机构这一中间环节，有以下几点好处：(1)独立培训机构的专业化和针对性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为企业提供适需的劳动者。(2)学校主要从事专业基础教育更易发挥其规模效益。(3)可以减少学校设备投资的浪费，因为，学校设备往往只能用于在校的少数学生，中间培训机构可以更广泛地用于社会失业、转岗的人员再培训。(4)有利于缓解企业与就业人员在培训问题上的纠纷，尽管在培训中，个体负担了更多的成本，但这种成本能够在进入企业后，由于其熟练程度高而增加收益来得到弥补，这实际上也是企业最易接受的雇佣形式。(5)由于独立培训机构的培训可以给从业人员工作能力一个明显标识，比企业培训更有利于劳动者的流动，这样的流动对企业没有损失，但是企业所能支付的较高工资实际上也是对职业教育的投资。这种中间独立培训发展的经验，在我国的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都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二，发展规范的学徒制。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是在我们高喊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经验之时，却把德国职业教育的本质——学徒制扔在了一边，基本上废除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的学徒制。当然，我国那时的学徒制是存在缺陷的，它的主要缺陷，一是没有明确的进入标准，学徒制主要是工人子弟接班和计划安排的新增就业人员的岗前培训，由于没有明确的进入标准，过低的文化基础，如有的小学不毕业就当上了学徒，使学徒制培养的工人适应能力差。实际上，在那时学徒制只是社会用人制度的一部分，而非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二是没有明确的学习内容和标准，尤其是专业基础理论。三是对于指导学徒的师傅没有筛选机制，师傅本身的操作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对学徒工的学习成效影响甚大。但这并不是学徒制本身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不规范问题。学徒制的取消对我国产业工人的培养，损失是巨大的。目前，这一问题已经显现，上海已实施了庞大的职业见习计划，在其它经济发达地区也正在发展，这说明学徒制有其自身的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发展学徒制更易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在学徒期间无论是否得到工资，它都远比学校教育成本低。在社会的现实中，多数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就是通过学徒制来完成的。由于我们没有学徒制度，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即使有学徒的需要，但学徒在企业的存在可能将会被认为是一种非法用工，尤其是在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更为无职业技能的人员进入企业带来了困难，企业接受愿意学徒的人员对企业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这是大多数企业不愿做的。如果把它进行规范，使之合法化，也是对职业教育的多元化投资。我们不能只强调企业把大量的资金给学校，学徒制可能是企业更容易接受的投资职业教育方式。这对解决我国庞大的贫困人口就业问题和满足企业需要大量的熟练工都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1]申家龙.社会学视野下的职业教育——内涵与特征.职业技术教育，2003(16).

[2]申家龙.社会学视野下的职业教育——层次与体系.职业技术教育，2003(9).

[3]申家龙.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初始职业化.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3(6).

[4]张岂之，谢阳举.西方近代现代大学理念评析.高等教育研究，2003(4).

泛化范文篇5

【摘要题】理论经纬

【关键词】职业教育/泛化/职业教育延伸/培训/学徒制

随着素质教育这一时髦的词汇被引入教育以来，在各种教育研究的论述中如果没有素质一词的使用似乎成了一种落后的观念。职业教育也不例外，在近几年的职业教育的研究中，素质一词的使用频率也在不断地攀高，刚引入且得到推广的“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和CBE等教学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为了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无不对学生开出了庞大的、系列化的教育内容清单，一种我们自己都无法描述、解释不清的理想化的教育目标追求在教育界快速地膨胀起来。职业教育似乎对这一问题更为显著，无论中职还是高职，所提出的教育目标所涉及的知识范畴和能力要求，可能是一个人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与境界。然而无论是高职还是中职教育，学生的学习时间毕竟只有短短的三年，这既有时间的约束，还有正规学校教育成本的约束，在三年之中我们要培养一个理论知识上似乎可以赶上专科或普高，在实践能力上可以达到高级工或中级工所需要的能力在现实中却是天方夜谭，通识教育已走到了职业教育的前列。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实际上把职业教育进到了泛化，之所以称为泛化，是因为任何专业教育实质上都是职业教育，好像这样的教学目标追求可以使学生能够得到更强的能力，能够更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更高要求。而现实的实际却是学生就业难，企业更不满意。职业教育追求教育内容远离具体的岗位知识和能力的这种泛化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呢？这不仅涉及到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涉及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问题。

一、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我们之所以提出职业教育的类型，或者说职业教育的概念，是因为职业教育应与职业紧密相关，职业教育应培养学生具有相应的职业能力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目标，而且职业能力中的职业是具有某特定范围的，它应直接对应于社会生产（广义的生产）相关的岗位或某类岗位。因为不存在没有岗位的职业，培养职业能力是职业教育的本质所在。职业能力不仅存在于我们目前所认为的职业教育之中，也存在于任何的专业教育之中，包括我们所说的普通高等教育。关于职业教育的本质问题，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作了探讨，并提出了职业教育的标志：完成初始职业化，在这里不再过多地赘述。

既然是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过程中，就必须参与特定的职业活动或至少是在模拟的职业情境中使学生对已有的知识、技能、态度等进行整合并内化为某职业的具体岗位能力。但是职业教育的泛化，使职业教育本应追求的教育过程受到了更多的批判，以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未来学习能力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职业教育观念似乎已占了主流，通识教育的泛职业化理念已得到不少人的认可。通识教育最早是由纽曼提出的，通识教育就其是各种学科都要具备的、公民的、广泛的知识讲，它是通识教育；就其是所有公民都应具备的理智能力和一般知识讲，它是普通教育；就其基于人性，以人性为目的教育而言，它是人文教育。是不是在这种广泛知识的教育中，可以使人得到一种基本的技术实践能力呢，徐国庆在其《试论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展开顺序》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否定。反过来讲，即使我们把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在针对某岗位群，而不是某具体的岗位，职业教育应追求的是什么，知识在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中才能内化为个体的职业能力，因为在职业教育不断泛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走向了知识化，而非职业能力的养成上。我们说转岗能力也好，进一步学习能力也好，适应能力也好，这些能力的培养是否在狭窄的职业教育过程中，即以某岗位的岗位职业能力为具体培养目标，或者说是教育方式下，学生就难以具备这些发展能力呢？其实，即使从一种狭义的职业教育作为出发点，或课程的组织方式，其转岗适应能力也未必就差。如机械维修工，如果某个体精通于维修机床，当他转岗到汽车、纺织、食品等行业来做维修工是极其容易的，因为机械维修的故障判断、修理过程所涉及的思维方式与操作过程是极其相似的。再比如一个精通车床操作的车工，他若转为一个铣床操作工，或一个磨床操作工等其它机床操作工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是在对设备的具体熟悉过程中，就基本可以胜任。如果说当个体不能进行转换，可能是所涉及到的其它基础能力太弱，如计算能力、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应用能力等，如果是这样，那只能说明我们所设计的职业教育的文化基础太低，它不能达到这类岗位的基本要求，这时就应当提升这类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由于不同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同，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也应当有所区别，在职业教育期间不断地强化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也是职业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职业教育基础层次设置得很高，我们也不可能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能完成个体一生所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它更需要个体在今后的一生中不断学习。我们不能一方面高喊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终身学习者，而另一方面总是在试图努力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把一个人一生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都培养出来，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需要更高的成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学生职业岗位能力的养成过程中，把这种学习过程内化为学生学习的一种学习方法、一种思维过程，在今后的转岗等过程中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应用的、可迁移的学习能力，这是职业教育应当追求的目标之一。

二、职业教育泛化的原因分析

职业教育既然是针对某岗位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教育。为什么职业教育的泛化在各种教育理念的支持下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呢？其实，这是目前我们所说的职业教育一种无奈的选择。首先，我们可以从职业学校的现状进行分析。目前，我国的职业学校主要是由高职学院、普通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所组成。高职学院大多是过去的普通中专所改建，与普通中专的教学模式有着无法分割的历史渊源；而过去的普通中专的培养目标是技术员，它的教学内容与培养模式与普通高等教育又具有极其相似之处，而且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设施，尤其是涉及工业企业生产的教学设施，离能真正地开展职业教育相距甚远。职业高中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由方式形成的，其教学设施的落后程度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学校就不具备职业教育的基本条件。最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是技工学校，但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技工学校）由于企业转制等各种原因造成严重的经费短缺，设备更新缓慢。同时，近十年之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直不强，就业弹性就全国而言在某些年还是负数，学生就业难的客观现实使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技工学校不得不放弃这种传统的领域，向第三产业拓展。在这种情况下，技工学校的职业教育特征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削弱了。其次，从职业学校的师资看，进行以岗位能力为基本目标的培养也难以达到要求，对“双师型”教师的大力呼唤就是师资状况的一个确切的反映。第三是职业学校的运行机制的影响。收费上学，学生分摊教育成本后，学生规模的扩大无疑成为职业学校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有了规模，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但问题是，对学生的收费标准是由政府规定的，学生规模的扩张所得到的收费难以弥补真正开展职业教育所需要的经费缺额。在这种背景下，以基础能力为培养目标的思潮无疑为职业学校摆脱困境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出路，得到许多人的认可成了必然。

职业学校的泛化虽然给职业教育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如不具备基本的上岗能力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教育适龄人口是一个基本的国情。在学适龄人口庞大而教育经费不可能无限增长，要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说哪怕是一种基础的专业教育，或是一种职业引导教育，也是对我国人力资源进行开发的重要渠道。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但也必须做出一种选择：大力发展真正的职业教育，教育成本高，在现有的经济支撑能力下，只有少数人得到专业教育。或者大力开展基础专业教育，在经济支撑能力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到基础的专业教育。这种选择是不依我们的规划，我们的设想为转移的。这是社会经济对教育制约的一种表现形式。市场规律无时不在影响着企业、个人和学校的决策。

目前，虽然职业教育泛化的问题是广泛的，但在不同地区，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学校自主办学面临社会经济状况而做出的一种选择，而正是这种多样化的选择，才满足了社会和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强，就业岗位相对充足，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就不是那么严重；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脆弱，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职业教育的泛化就相对具有市场。我们无法判断这两种教育理念孰是孰非，哪一种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即使是人力资本理论代表人物舒尔茨和韦尔奈的实证检验也只是局限于教育在培养个体农场主的适应不平衡能力中的作用，也并未涉及教育如何提高流水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一问题。关于学校教育是否可提高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至今尚未有严格的证明，目前只有证据显示，更多的学校教育与较高的收入相关联。这说明，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对职业教育的这种泛化，我们无须更多的担心。

三、学校职业教育的延伸

虽然我们无须担心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学校教育与企业的具体岗位职业能力协调起来，或者说衔接起来。因为，只有在对口就业时，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工作中得以应用，才能显著提高生产率，在对口就业不畅的情况下，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在非对口岗位如何才能快速地成长为岗位合格人员，这一问题仅靠教育系统是不能解决的，最好的一种途径是广泛地开展企业的岗前或在岗培训。然而对企业来说它们更注重追求利润，只有当他们觉得培训投资有利可图时，或者当他们的培训投资不需太多的投资成本时他们才愿意投资于员工培训。因为，企业投资培训也面临着风险，对员工过多地提供培训，当受培训人员培训后未对其很好工作就离开企业时，企业就会损失投资。关于受培训员工跳槽所引起的劳动关系纠纷问题在各种媒体屡见不鲜。即使法律健全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从目前看，实力较强的企业，由于其实力对员工吸引力强，对员工的职前和在岗培训已引起广泛重视，但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实力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弱，对员工的培训还微不足道。但是，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会增加就业人员的快速流动性，人员流动得过快，延长了就业人员成为岗位熟练者的时间，降低了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对职业学校学生的出口问题也影响极大。我们应当通过职业教育的延伸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应强制所有的学校都面向更具体的工作岗位进行教育，也不应对企业采取严厉的培训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至少可以有两种途径。

第一，大力发展独立的培训机构。从目前看，需要技能培训的不仅是刚从校门出来的学生，我国存在的大量失业、下岗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急需转岗和再就业培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可能更为严峻。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定区域的技能培训中心，这一技能培训中心以区域的产业结构为依据来确定具体的培训项目，通过短期培训来缩短学生从学校到企业的适应过程。引入培训机构这一中间环节，有以下几点好处：(1)独立培训机构的专业化和针对性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为企业提供适需的劳动者。(2)学校主要从事专业基础教育更易发挥其规模效益。(3)可以减少学校设备投资的浪费，因为，学校设备往往只能用于在校的少数学生，中间培训机构可以更广泛地用于社会失业、转岗的人员再培训。(4)有利于缓解企业与就业人员在培训问题上的纠纷，尽管在培训中，个体负担了更多的成本，但这种成本能够在进入企业后，由于其熟练程度高而增加收益来得到弥补，这实际上也是企业最易接受的雇佣形式。(5)由于独立培训机构的培训可以给从业人员工作能力一个明显标识，比企业培训更有利于劳动者的流动，这样的流动对企业没有损失，但是企业所能支付的较高工资实际上也是对职业教育的投资。这种中间独立培训发展的经验，在我国的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都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二，发展规范的学徒制。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是在我们高喊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经验之时，却把德国职业教育的本质——学徒制扔在了一边，基本上废除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的学徒制。当然，我国那时的学徒制是存在缺陷的，它的主要缺陷，一是没有明确的进入标准，学徒制主要是工人子弟接班和计划安排的新增就业人员的岗前培训，由于没有明确的进入标准，过低的文化基础，如有的小学不毕业就当上了学徒，使学徒制培养的工人适应能力差。实际上，在那时学徒制只是社会用人制度的一部分，而非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二是没有明确的学习内容和标准，尤其是专业基础理论。三是对于指导学徒的师傅没有筛选机制，师傅本身的操作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对学徒工的学习成效影响甚大。但这并不是学徒制本身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不规范问题。学徒制的取消对我国产业工人的培养，损失是巨大的。目前，这一问题已经显现，上海已实施了庞大的职业见习计划，在其它经济发达地区也正在发展，这说明学徒制有其自身的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发展学徒制更易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在学徒期间无论是否得到工资，它都远比学校教育成本低。在社会的现实中，多数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就是通过学徒制来完成的。由于我们没有学徒制度，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即使有学徒的需要，但学徒在企业的存在可能将会被认为是一种非法用工，尤其是在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更为无职业技能的人员进入企业带来了困难，企业接受愿意学徒的人员对企业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这是大多数企业不愿做的。如果把它进行规范，使之合法化，也是对职业教育的多元化投资。我们不能只强调企业把大量的资金给学校，学徒制可能是企业更容易接受的投资职业教育方式。这对解决我国庞大的贫困人口就业问题和满足企业需要大量的熟练工都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1]申家龙.社会学视野下的职业教育——内涵与特征.职业技术教育，2003(16).

[2]申家龙.社会学视野下的职业教育——层次与体系.职业技术教育，2003(9).

[3]申家龙.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初始职业化.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3(6).

[4]张岂之，谢阳举.西方近代现代大学理念评析.高等教育研究，2003(4).

泛化范文篇6

「关键词」公务员，泛化，批判

法治之道在于“治权”，“治权”之道在于“治吏”。因此，制的昌明反映着一个国家宪政建设和法治完善的程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2005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的颁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导向性，至少从立法目的上讲是这样。其中，交流与回避制度的精细化、申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聘任制的确立以及下级对上级说“不”的制度安排，都成为人们赞许和圈点的理由。但仔细研读《公务员法》不难发现，其间也乏逻辑矛、价值冲突和规则难调之处，而这一切又无不滥觞于法的调整范围的拓展与泛化。本文试图针对公务员范围的扩大展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批判，以求教方家。

一比较法意义上的批判

纵观世界各国，公务员立法过程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就是公务员的范围。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方面，世界各国（地区）迄今没有形成统一的公务员的公认定义，各国对公务员内涵的揭示，普遍采用的是范围描述法；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地区）对公务员范围的界定亦存在很大差异，概言之，西方诸国对公务员范围的划分大致有三种类型[1]：（一）小范围。公务员仅指中央行政系统中非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业务类工作人员。英国和许多英联邦国家即属此种类型。（二）中范围。公务员是指在国家行政机关、国家文化、艺术、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公共事业部门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如行政官员、教师、医生、护士、火车司机等。不包括立法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文职人员以及军事人员，且政务官只是称谓公务员而不归公务员法规调整。德国是该种类型的典型代表。（三）大范围。把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公职人员统称为公务员。该种类型的公务员除了上述第二种类型的所有人员外，还包括了立法机关、审判机关文职人员甚或军事人员。法、日等国的公务员基本属于这种类型。

根据我国新出台的《公务员法》第2条、第3条和第106条等有关条款之规定，我们可以梳理出未来我国公务员范围的大概轮廓[2]：（一）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中工作人员；（二）司法、检察机关中工作人员；（三）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四）派机关和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五）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工作人员；（六）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工作人员。[3]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目前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远未彻底的情况下，根据《公务员法》的现有制度安排，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公务员范围最广的国家，并且，能够预见，我国也极可能是公务员数量最庞大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将党委机关、派机关、政协机关以及社会团体机关工作人员一揽子统统纳入公务员行列是不科学，也是不可取的。这至少会带来以下弊害：

首先，尽管上述人员实际上一直占用着国家的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现在“不过是将原来潜在的财政负担人口显性化了”[4]但是，该作法除了能说明目前既得利益集团化、冲突化的激烈程度以及立法者“面对现实”的无奈外，亦乏善可陈，更何况立法者也极有可能在有意的推动这样的立法模式。因为，“隐性”的财政负担是改革的对象，也蕴含着无数的潜在改革愿景，并且也总能被负担者因受之无据而无法心安理得。而“显性”化后，由于有法律的依仗而使“负担”合法化了，纳税人也就“负担”得理所当然了，否则就是“违法”。这样就使其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成了改革的阻力和真正“负担”了。

其次，根据近代自然法学派的国家学说，国家是人民契约的结果，人民以捐税换取保护和服务组建了国家机关，国家这一公共产品的法定供给者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取得捐税的对价，并且该种供给行为既是职权又是不可推卸的职责，国家未经人民同意，即宪法的确认不可随意地放弃、懈怠甚或有偿让渡这种职责，否则就是违宪和失职。可见，捐税的征收与支出是针对国家及其机关而言的，是国家的“专利”。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借“历史原因”和“实际上行使着公共管理职能”之名，合法地分配税收资源，否则就是对纳税人财产的“抢劫”和剥夺，也是对宪政的亵渎与践踏。“政党和社会团体不是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监督的机关，也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工作人员不能直接行使国家公职，自然而然地成为公务员。”[5]显然，根据公共财政理论，上述人员不宜纳入公务员行列。任何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存续和发展都应以这种“统一管理”理念指引下公务员泛化弊端的有力佐证。

另外，公务员的非专业化和泛化，在一定程度也是对我们“官本位”社会的回应，它必然助长“官僚主义”的公众意识和社会心态。一方面，公务员是国家的垄断资源，也是我国目前社会上最稳定的职业，在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势下，公务员职位的扩充必定会唤起人们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时代里希冀确保自身未来的普遍心理诉求。而大量优秀人才竞争公务员岗位，不但引导人们把“官”、“权”、“利”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生更加浓厚的官僚习性氛围，从而视法律为获利的工具和手段，并最终扼杀法治建设的些许成就。而且，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分配”部门保稳妥，相比之下，社会“生产”部门就无法吸纳更多的富有创业精神的人才，富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社会文化氛围长时间也难以生成。而一个缺少竞争和创业精神的社会必然失去活力与生机，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又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培育与发展。问题是，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管理“人才”吗？申言之，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由纳税人供养的公共管理“人才”吗？这样的公共管理人才的大量存在是有利“公共精神”的生成呢，还是扼杀“公共精神”生成的元凶？另一方面，各个社会团体、甚至各个派，就其实质来讲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之一种，它们的机关领导和干部本应由内部成员民主选举产生，它们的领导干部与机关之间、不同区域团体与中央团体机关之间也是另外一种关系和运作模式，而现在都统一行政化和科层化了。这不但不利于各团体、各派在民主气氛下的发展和成长，而且这种“衙门化”和“衙门作风化”，也是滋生官僚主义的沃土。现实生活中“消协”和“律协”的行政化与机关化不就是明证吗？

三行政法上的批判

通过上述域外公务员范围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公务员的范围多么的宽泛或狭窄，也无论公务员法制如何的发展变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一直是各国公务员法调整的核心对象。该项制度的母国英国也正是基于规范和管理行政人员的考虑才逐步构建起公务员法制的。公务员法也是各国行政组织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研究内容。因为，无论任何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数量在整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无一例外地占有绝对优势。并且，与司法权和立法权相比，行政权又具有主动性、多元性、强制性、自由裁量性和单方意志性等特点，极易造成相对人权益的直接损害。就世界范围而言，行政权因应自由市场经济的品质缺陷日益扩张，并最终导致了传统宪制危机的发生。[6]所有这一切，都使行政权及行政权的行使者成为现代法治关照和规制的重心。

然而，我国《公务员法》将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属性和不同系统的机关工作人员统一纳入公务员范围进行调整，淡化了《公务员法》的特征，模糊了《公务员法》的行政法属性，增加了《公务员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如此庞杂的公务员序列，消释和泯灭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特点，阻却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素质的提升和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不但有悖于依法行政的宪政方向和改革预期，而且给行政法理论的研究引入了混乱的因子，使行政法理论研究因受制因素过多而无法深入，而理论上的混乱也必然引发现实操作上的更加无序。

四宪政意义上的批判

“统一管理”立法理论指引下的公务员泛化，不但有违“权力多中心主义”或日“权力中心多元化”的宪政精神，而且由于立法技术上的种种困难，也使新出台的《公务员法》多处违宪或有违宪之嫌，主要表现在：

第一，就世界范围而论，各国公务员法概属行政法的范畴，而我国《公务员法》既然规定了人大、司法等各个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党派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地位，根据宪法理论和法律位阶的规范要求，应属宪法的范畴，实质上应是宪法性法律文件或“基本法”。而按照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应属全国人大的职权范围。而《公务员法》的通过机关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试问人大常委们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法律地位？

第二，在代议民主制下，“为了使议员或人民代表能够畅所欲言、充分表达民意，各国宪法和法律都规定了他们在议会发言的免责权。”[7]而我国《公务员法》第53条又要求所有公务员“不得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显然，这与我国现行《宪法》第75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因此，也是违宪的。问题是，在目前我国违宪审查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立法法》第88条仅仅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却对具体的操作性程序语焉不详。为法制统一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的问题。

第三，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法确认的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必须依法对其负责。人大代表和常委只对选民或选区负责，而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干涉与管理。而我国《公务员法》第10条规定，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第54条有公务员执行或保留意见地执行上级决定或命令的规定；第56条有对公务员开除等6种处分的规定。试问人大常委的上级是谁？他们能适用开除的处分和被“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吗？这有悖宪法和组织法的具体规定，不正是公务员泛化后难以“统一管理”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第四，为了遏制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官员的社会网络关系，我国《公务员法》第69条将县乡两级主要领导职务类公务员的地域回避制度化了。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又与我国现行组织法和选举法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与矛盾，也与民主选举的价值理念不相协调，“必将造成本地选发通过选举程序对其不熟悉的外籍官员进行任免的情况发生”[8]，这不仅使地方的直接民主选举流于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堵绝了地方自治的发生机理。

最后，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保障，而司法独立又是司法公正的基石与前提。但要实现司法独立，必须确保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的自主权，唯有如此，才会尽可能地避免来自其他机关和个人的干涉，这也正是当下司法改革的努力方向。然而，根据《公务员法》，至少法官、检察官的编制由行政部门核定，工资福利也纳入了统一管理，同时还要遵循同样退休制度。这种规定是对司法本质的背离，必将阻碍甚或中断刚刚起步的司法改革进程。另外，法官、检察官后备人员通过司法资格考试后，还要和报考行政类公务员的人员一样参加统一的公务员录用考试，适用统一的标准和试题――这好象还是各地成功实践经验的总结。但细加推敲，该种作法实质是对司法官员与行政官员特性的漠视与混淆。司法的“判断”本质要求法官必须是理性的、持重的和冷静的，而行政工作的性质却要求行政官员必须是机敏的、快捷的、擅于沟通和协调能强的。他们之间的考核方法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讲都有着重大的差异而无法“统一”。

结语

《公务员法》调整范围的拓展，即公务员的泛化与非专业化，不但有违分类管理的发展趋势和时代要求，而且也必将引发理论上的无谓纷争和

现实执法中的混乱。因此，也必然会给宪政的架构和法治建设带来许多不利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制度配置的未来运作和无法预测的发展走向，给我国行进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诸多变数与不确定因素。制度安排事小，制度安排后所生成的政治文化与价值取向会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心态和政治生态的构造。散文时代远去，我们走进了诗的时代。

「注释」

[1]参见张正钊、韩大元主编：《比较行政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37页。姜海如著：《中外公务员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3年2月版，第7-8页。

[2]以下各系统公务员都将工勤人员排除在外――笔者注。

[3]《公务员法》第106条实际上确认了所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潜在的公务员的地位。尽管该类人员要成为公务员或曰纳入公务员管理行列需同时具备：（1）是具有公共管理职能；（2）行使这种管理还必须有法律、法规的授权；（3）经批准三个条件。但是，根据行政法原理，事业单位一经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共事务，即成为法律、法规授权类的行政主体，从服务行政的理念来看，该类行政主体在对外部相对人行使“管理”职权时，其实也是在履行“服务”的职责，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见，试图用“管理”一词来限定该事业单位的范围是行不通的。更何况，目前我们几乎所有的事业单位都多多少少的经过了法律、法规的授权具有了这样的“管理”或“服务”职能。另外，“经批准”的限定也仅具理论意义，因此谁批准，按照怎样的程序批准《公务员法》却语焉不详，在实际中只能会给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务员化留足漏洞和空间。

[4]潘维：《公务员范围扩大不可取》，载《中国改革》，2005年第1期，第78页。

[5]姜明安：《重视制度设计，保障＜公务员法＞立法目的实现》，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6]参见拙作：《行政案卷制度论纲》，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102页。

[7]秦前红：《未可乐观的预期――我看＜国家公务员法草案＞》源自北大法律信息网，/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9157

[8]周佑勇、余睿：《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制度初探》，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6期，第59－61页。

党费或会费来维系，而不能应然地由纳税人“埋单”，政党和社会团体机关人员的管理也只能由《政党法》和《社团法》来加以规范。

最后，将上述人员纳入公务员范畴进行调整，淡化和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应有界限，确认并加剧了党政不分、政社不分的非常局面，大有国家压挤和吞噬社会之趋势，这与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宪政国家的理念是相悖的。另外，有论者说“这种作法有利不同部门之间的干部的交流使用”。事实恰恰相反，交流的动力源于差异与竞争，而时下各党派和社会团体机关的工作人员都统称公务员了，他们适用同样的职务与级别管理模式，有着同样的录用、考核标准以及奖惩条件，并且更重要的是，享有一样的工资福利保险待遇。试问交流的动力何在？利益的一致性消释了分歧与冲突，也就没有了活力与竞争，剩下的只有团结和联合了，而这又与现代分权制衡的宪政理念相悖。

二立法目的上的批判

泛化范文篇7

关键词：学校德育道德生活泛化主体性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加速期。尤其是思想观念，伴随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带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以及由社会全面改革开放带来的西方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念的源源不断地输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人们领略到了这场伟大变革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彻底解放和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人们也为社会生活尤其是道德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现象所困惑，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代价”，还是为社会机制运行本身所固有，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所有这些，就学校德育而言，都意味着德育环境的变迁。而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学校德育一方面必须完成社会所交付的道德教化的任务，并在此过程中获得自身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学校德育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社会对其自身的制约。如此，人们对当前社会道德状况的忧思乃至困惑，反映在学校德育的诸多方面也就近乎必然了。

一、错综复杂——学校德育面临的环境

1．喜忧参半——社会道德现状的归类描述一个社会其道德发展的层次及水平，不仅微观地构成了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社会人）的活动的精神氛围（如社会道德风气对家长、教师、学生的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该社会中的各种家庭、群体、组织和机构等（如社会道德风气、精神面貌对家庭、学校、机关的影响）。而任何一个社会，若以“好”“坏”论之，其道德的发展则必然地带有正负两面性，尽管有些时候是正面的占主流，而在另一些时候则恰恰相反。

纵观当前的社会道德现状，亦可大致将其归结为积极与消极两面。从积极的一面看，首先，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群体或个体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对弱者群体的社会支持、社会援助日益多样化。社会支持和社会援助，从主体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群体、集体或组织为形式的主体，例如，机关、企业、厂矿、学校等，另一类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主体，例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工人、军人等等。从社会支持、援助的内容上看，主要有物质性支持（如扶贫、捐款、捐物、义诊、义卖、建立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等）和非物质性支持，非物质性支持则又包括文化支持（如送戏下乡、科技下乡、教育下乡、义演、建立希望小学等）和舆论支持（主要表现为对丑恶现象的舆论抨击和对正义行为的舆论褒奖，此类支持多通过新闻媒体得以实现）。

从社会支持、援助的形式上看，支持方式多种多样，如建立基金会（如扶贫基金、残疾人基金、特困生基金、见义勇为基金等等）、组织义务劳动（义演、义诊、义卖等）以及志愿者服务协会等等，不一而足。受支持、援助的对象日趋广泛。参与者之众，形式之多，内容之丰，受助面之广，莫不表明：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作为一种维系力量，仍在促进社会整合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方面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其次，作为反映一个社会的道德文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尺，公益性行为不断增加，公益性行为的结构不断变化。综观当前我国现实，公益性行为不断涌现成为当前道德面貌的一个重要特征。

目前，我国社会的公益性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组织强令性公益行为，它以集体和组织作为主体。组织强令性公益行为对其组织内部的个体而言带有一定的组织性、强令性，但作为主体自身的群体或组织在实施道德互助行为时却更多地表现为自觉自愿，如募集抗洪赈灾基金、市政建设费用等与组织强令性公益行为不同，群众自发性公益行为则更多地体现了公益性行为主体的完全自发性和高度自觉性，如实施舆论监督、声援正义力量、援助弱小群体等，它以主体本身的道德感和良知为主要动力源。随着公益性行为的不断涌现，公益性行为的内部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一方面以企业、组织为主体的组织强令性公益行为数量仍保持稳中有长，另一方面，以个体自觉为其特征的群众自发性公益行为有增无减。不论是群众自发的，还是组织强令的，公益性行为作为支援弱者、伸张正义的社会支持的主要力量，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它的强大力量。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道德生活也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首先，利润驱动的原则在社会道德生活中泛化。“利润驱动”作为一种市场原则，在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一则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润驱动”原则所形成的精神氛围，二则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的人很难将“利润驱动”这一价值原则囿定于经济生活，而在道德生活、精神生活抑或其它方面启用另一套相应的价值准则，故而，带来了“利润驱动”准则在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中的“泛化”。

“泛化”的表现之一为，见利忘义，见死不救甚至善价而沽，这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频频报道中可得到印证。

“泛化”的表现之二为，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五花八门，反防伪技术与防伪技术同步发展，致使人们真假难辨。“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的同时，出现了一支以“知假买假”然后获取利益的特殊队伍。

“泛化”的表现之三，由于道德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像人们预先想象的那样走“共同富裕”之路。

“泛化”侵蚀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人伦关系的方方面面。

其次，道德评价标准混乱，人们的道德判断陷入迷惘。近些年来，教育界流行着很多“说法”，诸如：“良心值几个钱”，“大学生挣小钱，小学生赚大钱”，“当老师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拿白不拿、不要白不要”等，学校招生漫天要价，校园腐败有所抬头，道德标准混乱，道德判断陷入迷惘。第三，作为一种道德净化机制，学校因摆脱不了整个环境影响，它们的功能释放受阻。从某种角度说，学校首先就是“新环境”的受害者，学校德育的开放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不受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机制本身能否有效、高产运作仍待研究。一方面，代表社会正义、社会公正的力量不断壮大，社会道德发展的主流呈现积极的趋势；另一方面，价值标准的模糊，道德判断的迷惘，净化机制的松驰，又着实令人担忧。所有这些构成了我国现阶段所特有的“喜忧参半”的道德现状。

2．道德坡论——社会道德发展走向的理论

把握伴随经济体制的转型和西方社会价值观念的源源不断地输入，传统的一元化的价值观念体系趋于崩溃，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尚未有效重构，价值的多元化和价值冲突趋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的道德判断的迷惘与困惑，致使个体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失调，行为抉择陷入两难。倘若完全依从道德现实来把握道德发展的走向，则难免失之片面，难脱“盲人摸象”的窠臼。理论界试图掠去种种社会表象进而对当前道德发展的内在的趋向作规律性的把握。总起说来，理论界对当前社会道德发展走向大致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借助于形象化的说法即“爬坡论”和“滑坡论”（在经济领域中流行一种“代价论”，其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高速的增长是以牺牲社会道德的进步为其代价的。就社会道德而言，“代价论”本质上是“滑坡论”的一种）。“爬坡论”主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道德的“生长点”以及新道德所具有的特点作为出发点。

论者认为，今天的社会道德从现象上看似乎是“退步了”，但实际上却蕴育了新进步。因为，市场经济社会中个人利益得到了充分关注，而道德的发展亦从社会本位主义走向关注个人切身的利益。忽视个体利益的道德毕竟是抽象的，作用是不能持久的，而新道德的生长点恰恰就在于个体的主体性，因而，目前正在建构的道德教育目标体系是从神圣的“天堂”回到了现实的人间。在关注人性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道德观念体系才是实在的、现实的和进步的，至于现阶段所出现的一些现象上的“退步”，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滞后”的必然结果，是不足为奇的。道德应当是人的道德，而不是神的道德；是现实的道德，而不是空洞的道德；是具体的道德，而不是抽象的道德；是关注主体利益的道德，而不是无视主体利益的道德。所以，从理论上分析，整个社会道德的发展由于找到了它现实的生长点和坚实的基础，因而呈现出“爬坡”的趋势。

与此相反，“滑坡论”者认为当前社会道德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走下坡路”。他们并不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振兴我国经济，改变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对当前出现的一些“道德沦丧”表示不解甚至不能容忍，认为是利益（主要是金钱）主宰与支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结果，社会道德的发展由重义轻利走向重利轻义，经由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而走向极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拜金主义思想”有所抬头，社会道德生活中的种种功利行为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染上了利用和被利用的色彩。过去随处可见的道德互助行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销声匿迹了，过去被视为不耻的行为在今天却穿上了“合法的外衣”。“滑坡论”者每每谈起道德现实禁不住流露出种种悲观、失望、焦虑和对五六十年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的深深眷恋。

两种观点，一种或多或少以传统的道德观来评析现代社会的道德现实，另一种则有意无意以开放的道德观比较过去，各据其理，而道德现象又的确兼有历史继承性和强烈时代性。那么，社会道德的变迁究竟预示着进步，还是退步？置于如此错综复杂、纷争迭起的社会环境中的学校德育，面临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纷纷扰扰的社会道德环境对提高儿童的道德认识能力、发展儿童道德判断能力、锻炼儿童的道德价值的选择能力以及道德行为的实践能力有着积极的一面，因为，对待道德环境的不利的方面，学校德育不能采取简单的回避，不能因噎废食，而应当利用它来作为训练和发展学生的道德行为能力的素材，唯如此，学校德育方能实现预期的目的。另一方面，当前扑朔迷离的道德环境又不可避免地给学校德育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学生身心发展的不成熟性，导致他们在社会生活、学校生活、家庭生活中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一些负面影响，从而与学校道德教育的要求分庭抗礼，甚至大相径庭，互为抵触。如何发扬正面效应，抑制负面影响，这需要对处于上述环境中的学校德育的特点作准确把握。

二、孰真孰伪——现代学校德育的认识

1．超越乎，现实乎？——理论认识的模糊性与伦理学界对社会道德发展趋势的理论把握的模糊性（即“爬坡论”和“滑坡论”之争）不同，这里所谓的“理论认识的模糊性”主要是指人们对德育的多重属性的认识存在着模糊性。现阶段对德育本质的认识的模糊性，大体体现在三种有代表性的德育本质论的争论之中，即“现实说”、“超越说”和“统一说”。由于三种学说各自立论和出发点不同，从而，各从自己的侧面对德育的本质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超越论”大多从德育理想的价值追求，德育的预期功能出发，认为“道德教育不是对现实行为，现实关系的肯定，复制和重现，而是从可能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出发，对现实行为、现实关系的否定、提升和启蒙”。德育只能用“美好的东西”去陶冶人，塑造人。道德教育具有现实性，但现实中的道德价值取向是多元化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以现实中的价值观念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等于是对现实行为，现实关系的“简单复制”，从而，人们最多只能顺应而永远不能改造现实。学校作为社会的主要道德净化机制之一，必将失却其内在规定性，培养出的人亦将成为在纷繁复杂的客观现实面前失却主观能动性的人。超越论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人们对于转型加速期的现实社会中出现的诸多不适应的一种忧虑，尤其是对追逐个人利益的肯定。超越论并不否认德育的现实性，但其所隐含的一个基本价值判断是认为当前的学校德育“过于现实”了，致使孩子们缺乏远大的理想和科学的人生观。假如德育的功能仅仅在于对现实行为、现实关系的肯定，复制和重现，社会的发展就会驻足不前了。

与此观点正好相反，“适应论”从当前的学校德育的实践并未能够像预期的那样富有成效出发，对学校德育的历史及现状作了回顾和反思，对“超越本质”论的论点和论据作种种发难，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学校德育实践中，学校道德教育“不是不超越、不否定现实，而是太超越、太否定现实了，致使理想的生活不是提升了现实生活，而是根本遗忘、摈弃和歪曲了现实生活。”现实论认为道德教育在“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是具有超越性，但将超越性上升为道德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欠科学的。无论是德育的目标，还是德育的方法、内容和手段都是在现实的基础上提炼产生的，就连道德的实施者——经过专业训练的教师——都是现实中的人。

所谓的道德教育，无非是这些人根据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中所形成的德育目标，通过各种可能的，现实的手段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从而形成一定社会所预期的道德品质的过程。简要地讲，道德教育，使受教育者成功地内化现实社会的合理的道德规范。可见，道德教育必须立足现实，必须适应社会，必须要培养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人，必须要从好高鹜远不切实际的道德理想主义回到现实中来，而不能错把“目标当成基础，把目的地当成出发点。”第三种观点认为，“超越论”和“现实论”之间并不矛盾，更不互斥，两者分别从“应然”和“实然”的角度，对学校德育的本质的不同侧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揭示。学校德育要讲理想，讲超越，但绝不是空谈理想，而是立足现实谈理想，对现实中的不合理的道德规范进行否定和超越；同样，学校德育也要讲现实，但不是对现实中的各种现有道德价值观念的被动的复制或翻版，从而致使道德教育庸俗化，而是从现实出发，利用现实的社会生活所提供的各种素材，进行提炼、筛选和超越，朝着在现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理想迈进。德育的超越性与现实性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是以现实性为基础的，“超越”是对“现实”的超越，离开现实性，超越性就无从谈起，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道德教育的超越性又制约影响着现实性，仅仅停留于现实，而没有道德理想的指引和导向，社会是难以取得发展的，德育也将“失去成为引导社会及人们在道德方面前进的动力的功能。”三种观点之间的论争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德育本质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德育本质认识尚存一定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会对德育目标的制定乃至德育的改革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2．从空玄走向真实——实践取向的相对确定性

尽管在德育本质的理论认识上存在着分歧，道德教育的实践似乎仍在依照自身的惯性和逻辑向前发展着。在实际操作方面，学校德育的实践却呈现出明显的大体轮廓和发展趋向。在德育目标方面，过去提的德育目标既大且空，不适度，难以操作。随着近些年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实践中的不断修正，在德育目标体系化和德育内容的序列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学校德育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政治意识教育、思想观点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之间的结构得到了重新调整。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政治意识教育和思想观点教育要以道德品质教育为基础，道德品质教育又要以政治教育和思想观点教育为导向。在小学阶段，政治教育和基本思想观点的教育应渗透在道德品质教育中进行，重点是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

在上述理论认识形成的背景下，学校德育“异化”的程度不断消减，“道德教育政治化”的倾向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扭转，德育内容序列化的科学性本身也得到加强，过去那种“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大学讲怎样做人”的违反规律的做法已被否定，代之而起的是德育从神圣宫殿回到现实人间；从极端的社会本位主义过渡到以个人本位主义为主、兼顾社会利益并朝着高度自觉的社会本位主义螺旋上升；从无视人本身的多重需要，“存天理，灭人欲”到关注主体的自觉的自身利益和内在价值追求，从“乌托邦”走上“太阳岛”，从“玄空”走向“实真”，学校德育第一次真正找到了它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矗当然，实践中的种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发展方向的相对确定性，但完全摆脱理论认识上的模糊性的影响则是不可能的。

3．一致性与矛盾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学生生活在错缩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其接受影响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按德育的影响源来划分，可区别为学校的影响、家庭的影响以及社会的影响三类。三类影响在性质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学校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机构，承负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就德育而言，从目标到内容、方法、手段，都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全面性，它负责贯彻以政府命令形式出现的社会意志，对学生进行政治教化、观点培养和习惯养成。就其控制手段而言，学校德育具有非常强的制度性，其对学生的影响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强令性，即学生必须按照他被学校所期望的方式去内化社会的道德规范系统，表现出道德行为，否则，他就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制裁而感受到强劲的压力。因而，学校德育对学生的影响的结构性较强。

与此不同，家庭对学生的德育影响的结构性稍弱。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除具有与社会相一致的地方外，还是一个有着特殊的利益需求的群体。因而，家庭对孩子的德育方面的影响，从内容上说，较之学校的全面德育影响而言，多侧重于道德品质方面的影响，诸如劳动的习惯、文明礼仪，一般不强调对孩子的政治观点教育和思想观点教育。从控制手段上看，多靠家庭生活中的说服和感染，父母大多成为孩子学习的榜样，所以，控制手段的结构性稍弱。与前两类的影响又有所区别，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风气、社会的道德面貌、精神氛围对学生的德育影响，其结构松散，控制手段最弱。如果说家庭、学校所传递给学生的价值观念是经过较严格的过滤和筛选的，那么，社会则将形形色色、异彩纷呈的价值观几乎是赤裸裸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并且影响方式是现实的、生动的、鲜活的，尽管其控制手段最弱，影响结构松散，影响情境具随机性，但它的影响过程却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却具有深刻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社会形象化地比喻为“大染缸”。

由于家庭、学校的结构性较强，再加上种种因素的限制（在学校方面表现为功能的缺陷、“教育过度”等；在家庭方面则表现为家长制的作风、“代沟”等），学生在学校的“异化”感较强，主体性受到抑制。学校、家庭之外的学生，其身心状态可以从紧张的结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的自主性得到解放。之所以会出现“5＋2＝0”的德育现象，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上述原因，当然，“2”所蕴含的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如果“5”和“2”的方向协调一致起来，就会出现“5＋2＞7”的德育效应。学校、家庭、社会对学生的德育影响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且影响方向也不完全一致，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社会提供的价值取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校、家庭的取向，并进而通过它们，将这种影响扩散、传递给学生。

学校一方面竭尽全力地抑制社会不良风气对孩子的影响，一方面将正面的影响纳入自身的结构之中。学校可能利用自身在学生德育影响方面的权威地位，迫使家庭德育影响方面与自己保持同步；家庭也会对社会、学校施加给孩子的德育影响进行加工和调整。由此可见，学校、家庭、社会出于各自的利益需求，在对学生的德育影响方面并不保持绝对一致性，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大体如下表所列：不同德育影响源对学生的德育影响的比较影响源控制手段结构性影响方式影响内容学校严控最强道德教化规范筛选家庭宽控较强教化熏陶经过加工社会弱控最弱耳濡目染略加筛选当社会整合程度较高时，学校、家庭、社会三种影响源在影响的方向上呈现出较多的一致性；当社会整合程度较低时，三者之间更多地在方向上表现为矛盾性。当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学校德育就会遭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否定和批判。反过来，学校、家庭、社会三种德育影响源如果能充分发挥功能，保持方向上的一致性，社会的整合程度就会提高。学校德育作为主要的社会道德净化机制之一，也才能释放出其强大的功能。当前，“一元化”的价值观念体系行将崩溃，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道德观念体系尚未有效重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趋于频繁，学校、家庭、社会之间在德育影响的方向上并未能够实现和谐统一，相反，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就学校而言，如何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协调来自于其它方面的德育影响，优化德育效果，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是个非常紧迫、非常重要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三、主体性——现代学校德育的生长点

“主体性”问题在80年代受到了教育理论界的重视，它最初是以探讨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的形式出现的。当时出现了“单主体论”和“双主体论”，“单主体论”又可分为“教师主体论”和“学生主体论”。仔细分析起来，即便是教师主体论，也从不否认学生是教学过程中学习的主体。这样，关于“孰为主体”的三种观点都不否认下面的基本命题：即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只有通过受教育者自觉、主动、积极的学习活动才能实现或接近预期的效果。而这里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大概也就是当初的“主体性”的涵指。尽管后来又有人将主体性界说为“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或者“自立性、自为性、自主性、能动性”或者其它，实则大同小异。

主体性，是一种整体的特性，即主体本身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单个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主体的，只有当他在物质活动或者精神活动中自主地、自觉地、能动地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意识对象化、客体化时，才能称之为主体。也就是说，所谓的主体性，就是指人在物质活动或精神活动中所建构起来的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道德教育的主体性，是学生在运用自身早期活动中业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态度体系、道德观念体系自觉地同化现有道德规范时表现出来的。

主体性的形成，一要以学生一定的身心发展水平为基础，二要靠实践的锻炼。也就是说，主体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不是“自然而能”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培育的过程。既然主体性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一定的身心发展水平为基础，那么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毕竟有限，这就决定了学生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也必定有限。这是否意味着对德育影响的效果预期不能完全实现成为必然？

我们认为，对学生主体性的提法应有所保留。事实上，在我国学校教育中，学生大多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学校和教师期待学生的只是服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实中的学生的主体性的发展水平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在价值取向多元化、道德意识模糊、道德判断含混不清的情况下，培育学生的主体性更是当务之急。培育学生的主体性，要求学校必须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摆脱应试教育的“指挥棒”的干扰，让学生从学业负担过重而导致的灰暗阴影中走出来，不仅使道德学习，还使各项学习活动成为主体性活动。在自觉的主体活动中，学会思考，学会自主，学会学习，学会关心。培育学生的主体性，要求学校德育很好地对自身作出反思和改革。从接受心理的角度看，强控制、强结构的情境不利于学生接受德育的影响，结构性较弱的情境有助于学生消除紧张感、“异化”感乃至对立情绪，从而在身心愉悦的情境中接受影响，学生活动的主体性才能加强。因此，学校德育在为培育学生的主体性而作出改革时，必须注重开放性，认真研究家庭、社会在德育影响方面的特点，并以此作为必要的参照。培育学生的主体性，还必须加强实践，锻炼道德行为的实践力。

泛化范文篇8

关键词：服装设计风格;表现方法;现状

服装设计一直在艺术领域的重要范畴内，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人们对于服装时尚的追求，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艺术价值。从后现代服装设计风格泛化的概念来看，其具有一定的游离性，并且其层次较浅。简单地说，风格比较多变，形式不一。由于后现代艺术在各个方面都没有明确的结构，使得服装设计的风格比较游离。另外，后现代艺术是开放的，无论是哪个时代或者哪个民族的艺术都没有地位之分，都可以出现在一件作品当中。这样的设计风格使服装设计呈现出多元化及多样性的特点，将传统与未来进行了完美结合和搭配。

一、服装设计风格泛化的表现方法

（一）作品风格形式变化较多

从后现代注意风格的角度来看，各种风格都能在服装设计中得到体现，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形式。一件服装不仅可以渗透出传统文化韵味，而且可以融合一些异国风情，更包括一些展望未来的元素。这样的设计方式使得服装设计风格难以被准确界定。

1.创意的模糊性

现代服装的设计和创作主要围绕一个主题，但是主题具有一定的深度。站在后现代服装设计师的角度来看，其服装设计创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一件服装作品中，不同的欣赏者能感受到不同的风格，比如有的人感受到设计师的热情，有的人感受到设计师通过作品表达的冷漠之情等。从这样主题模糊的作品中，感受到人们对文化理解的差异性及设计师在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性，甚至能触碰到人们内心中所追求的精神或者物质。

2.创作素材的偶然性

从很多后现代服装设计作品都能发现，决定这些服装设计风格的都是一些比较偶然的因素。设计师们并没有可以追求哪一种设计理念和设计元素，而是在偶然的条件下会产生一丝灵感，便将其运用在服装设计当中。从这样的情况来看，很多优秀的服装设计作品都来源于一些比较偶然的素材和灵感。这也是后现代服装设计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是哪种创作素材，只要其能符合当时年代大众的审美观念，适合设计师的创作灵感，就能体现在服装作品当中，并不局限于地域或者文化之间的差异。在偶然中产生的设计灵感并不具有深层含义，更加难以从主流的功能性角度得以展现，只能从感受作品的过程中捕捉设计师那来自一刹那的设计灵感和更深层面的内涵。

（二）消解艺术风格

1.过去和未来

在趋于普遍化的后现代服装中，过去、现代及未来的界限并不清晰。后现代服装并不是一味否定过去，也有借鉴过去的成分，体现出两面性的特点。后现代主义服装设计师们从传统元素中进行选择，将其与现代元素进行折中，体现出折中性的特点。在后现代风格服装作品中，融入过去的元素主的主要原因是在未来风格中留下一些过去的印记，体现出多重性的特点。

2.激进和传统

后现代服装作品的设计目标并不是完全为了作为传承民族文化，也不是使理性精神得到充分的展现，而是尝试将各种元素进行综合之后能对普遍化的大众服饰表达一些抵触。主张后现代主义的服装设计师们并没有真正承认古典文化及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深刻宗教与伦理内涵，没有真正认为具有较强功能性的现代服饰就优于民族服饰。设计师们逐渐取消深度模式，而是逐渐向多元化元素的方向发展。

3.中心和边缘

后现代时代背景下，文化逐渐趋于大众化，在文化方面，高雅与通俗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当代艺术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并不真正赞同主流艺术的中心地位，也不崇尚经典艺术所蕴含的深刻意义，而是更加看重利用艺术表达情感和思想。当代服装设计师们并不想迎合模式化的设计风格，虽然很多设计师曾经自豪于自己风格的形成。所以，在传统服装设计理念当中，设计师形成自己的风格会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但是在当前社会，这样的设计风格会使其失去更多的机会。艺术风格正在不断发生变化，只要是适合消费者的服装就会流行。

4.理性和感性

后现代的服装设计师正在尽量跳脱出传统理念对其设计风格的限制，并不否定和肯定任何设计概念，这样的情况使得作品、设计师及欣赏者之间的距离感正在逐渐消失。欣赏者从服装作品中感受到的情感或者思想或许并不是设计师想要真正展现的，设计师并不一定通过服装表面的元素将内心中的情感表达出来。这就使得服装设计的风格逐渐失去了明确的方向。这些感性的特点都使得多元化的思想逐渐生长出来。

（三）风格元素的多元化和统一化

1.将不同地域及不同民族的文化进行有机结合

后现代主义的服装设计逐渐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格，这样的设计风格会对大众产生较强的吸引力，人们可以通过购买自己心仪的服饰表达自己的想法。从后现代主义的服装作品风格来看，其融合了不同地域的风俗、不同的理念及不同的审美观念等元素，形成了适合不同人群的服装风格。在服装的材料和生产工艺方面，无论是哪个地域的设计师，都从不同的领域和空间吸收着不同的文化，将不同的艺术特点融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同民族文化逐渐成了服装设计师设计灵感的源泉，从而表达出对普遍功能性服饰的抵触情绪。

2.将不同历史时代的特点进行有机结合

从后现代服装作品中可以找到不同时代的特点，一件服装中可能包含过去、现代和未来等不同时代的元素。不同的时代其服装风格也不一样，所流行的元素更是丰富多彩。很多设计师在进行服装设计的过程中，会对不同时代的文化特点及服饰风格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从中选择一些符合自己设计理念的元素，对其进行融合，实现通过一件服装作品反映不同时代特点的设计目标。

二、服装设计风格泛化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一）中国服装设计风格泛化的现状

首先，从我国当前的服装设计风格来看，借鉴的成分比较大。国内很多服装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依靠一些设计方面的书籍、网络素材等方式进行设计和生产。一些服装设计师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也对不同元素进行了一定的融合，并逐渐形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泛化风格。但是，与外国的设计师相比，这样的方式仍然属于借鉴的范畴，并没有建立真正的中国服装设计风格泛化。其次，外国很多服装品牌企业在设计服装之前会进行大量详细的市场调研，对消费者的心理和生理需求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服装成本中有三成的费用都花费在这里。无论是哪个阶段的外国设计师都会将消费者分析结果融入其设计的服装作品当中。但是，很多中国服装企业重视设计理念都是表面特征，实际上仍然会将购买样衣作为设计风格的来源。在很多中国服装设计师的观念里，这样的做法才能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二）中国服装设计风格泛化的发展趋势

外国的服装设计师其设计服装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引导社会时尚的方向，通过不断尝试新鲜的设计元素使消费者感觉到新奇，从而使自己的设计风格流行起来。在中国，消费结构主要以“金字塔”的形式呈现，这样的客观情况决定了中国服装设计风格应该尽量满足大多数群众的审美观念与功能需求。如何才能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如何使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满足，从而得到最大化的效益汇报成了中国服装设计泛化的主要发展趋势。中国的服装设计师具有较为丰富的想象力，但是在对消费者及文化的认知方面却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所以，在后现代主义时代，中国在建立服装风格泛化的过程中，应该从文化特色的角度构建服装风格泛化，形成能吸引消费者的独特风格，这需要设计师从深层的角度对各种元素进行融合。服装设计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对促进艺术及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一味借鉴外国的设计风格是无法形成中国化的服装设计风格泛化。

因此，在对三种不同的服装设计风格泛化表现方法进行详细研究后，应该重点分析当前中国服装设计风格泛化的现状，并将其作为主要依据对其发展趋势展开分析。通过本文对服装设计风格泛化的表现方法及其现状展开的一系列分析，希望能为促进我国服装设计风格泛化的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陈之瑜.服装设计艺术风格与品牌文化内涵的相关探讨［J］.艺术科技，2017，30（09）：139.

［2］潘璠.极简主义风格在生态皮革服装设计中的应用［J］.皮革科学与工程，2016，26（01）：59-64.

泛化范文篇9

一、影响式微：社会发展对学校教育的巨大冲击

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进、多元文化的发展对学校教育和学生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学校与社会文化之间的高墙不复存在，学校与社会的鸿沟也变得越来越小，信息时代的学校教育已经不能保持自身的“封闭性”继续充当人类的“桃花源”。与以往相比，学生在成长道路上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大大增强。一方面是学生参与社会的主动性增强。现代社会生活的绚丽多彩带给学生更多的新鲜、刺激，这种新鲜、刺激的生活，其吸引力远远大于学习内容。相较于枯燥乏味的书本，学生更愿意投入其中。另一方面，学生与社会接触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以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为载体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学生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大众传媒，学生能够迅速了解周围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能够很快捕捉到自己在知、情、意、行方面的需要，能够很快了解与掌握书本上没有的或通过学校学习难以达到的某些知识、技能，这一点是学校教育所不能比拟的。非学校教育的教育形态对人的影响，从表面上看是零碎的、偶然的甚至是无序的,但从根本上看,这些影响中都隐含着价值取向、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深层的文化底蕴。社会就是“大课堂”，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处于身心发展中的学生的品性走向。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这种“身临其境”的教育对学生影响更广泛、更深刻，也更持久。如现在学校都在极力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可残酷的现实却是青少年道德的普遍滑坡和犯罪率不断上升，且呈现出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手段成人化趋势。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虽然与当前学校教育的教育方式不当、教育内容与现实脱节有关，但更多的是受到了社会因素的影响所致。可以说，在当今社会，外部环境对学生的影响日深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社会发展变化对教育冲击的直接结果就是学校教育对学生成长影响式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趋势必将更加明显。毋容置疑，学校教育在塑造学生素质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由于学校教育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因此，无法满足如此数量众多、年龄各异和需求不同的教育对象的需求，使得学校教育对学生成长所发挥的功能极其有限。这些年来，学校教育一直在教育思想、教育管理、课程、教学等环节努力改进，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在知识、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成长与课程愿景的差距很大，映衬出学校教育在育人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状态。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把责任全部推给学校，推给教师，将目光过于集中在学校教育上，对其他因素就会缺乏关注，令学校教育背负很多额外负担，承受不可承受之重。

二、功能泛化：学校教育承受不可承受之重

学校教育以其自身所特有的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系统性等特点来达到育人的目的，但现实生活中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很多。正如加拿大著名教育学家马克斯·范梅南所言：“孩子的发展，不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不止是我们教育学行为的结果。……还有许多因素影响着孩子走向成熟。”[2]在影响学生发展的教育系统中，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都各自发挥着重要功能。可在现实生活中，学校教育的功能却被“神化”了，人们往往对学校教育寄予无限的期望。“人们企图用教育去解决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几乎所有领域的问题，并深信教育起到的作用总是正向的、积极的、促进的。”[3]于是，学校教育被视为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造就人才的责任主体，学校教育在无形中承揽了超出本职范围的更多义务和责任，而担负着重要教育职责的家庭与社会将自己的责任都转嫁给学校，在不知不觉中沦为教育世界中的“看客”。如主张“教育和生活相联系”，有些家庭就将家务活动中的洗衣、做饭、叠被子等这些本该是家庭教育的内容都弄到学校里来，而学校也“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不仅如此，学校教育功能的泛化也促使学校主动出击，越俎代庖揽来属于家庭教育或社会教育的教育内容，导致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世界中主体退场，功能退化。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家庭教育主要是教孩子做学校所布置的作业，而社会教育则热衷于办各种培训班、补习班等。同时社会众多领域开始染指学校教育，将众多社会问题或矛盾移植到学校，并将其转换成教育问题来解决，如民族问题、学生入学、考试加分等。角色泛化使学校承担的社会功能日益膨胀，加重了学校教育的负担，削弱了学校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人们将社会和人发展的良好愿望全部寄托在学校教育上，就会基于自身对学校教育良好的期望为依据去评价学校教育活动。而一旦出现某些教育现象与人们所期望的愿望不相符时，人们便会很自然地将责任全部推到学校教育身上，从学校教育上找原因。于是，种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最后几乎都归咎于学校教育，随后的防治措施也往往体现在学校教育的加强与改进上，似乎人和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与学校教育密切相关，教育要对此一切负责，于是学校教育成了备受诟病的祸根之源。的确，学校教育有所要承担的责任，但如此宽泛、如此重大的责任是学校教育单独承受不起的，而需要社会的整体应对。教育角色的泛化使得教育成为任人钳制的公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对其加以指责和评判。而问题的解决单单从学校教育下手，结果又往往难以奏效。学校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环，其教育背负是与整个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宜的，如果背负不负之重，就会严重影响其肌体的健康和功效

三、功能反思：学校教育功能现实维度的理性思考

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只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特定阶段的影响要素之一，学校教育对人发展的影响力从时空上讲是有限的。学生的发展不单单是学校的事，学校教育也没有为学生的一生发展负全责的义务。社会发展的现实境况需要我们对教育策略进行调整，减轻学校负担，使学校的教育功能得以有效发挥。

（一）加强社会教育，为学校教育减负

社会教育是指社会生活中对人的身心发展起积极促进作用的各种教育性因素的总和，既指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外的一切社会机构、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也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方式在不经意间所获得知识、技能和道德启示[4]。社会教育作用的隐形性、长效性，使得人们对社会教育重视不够，但社会文化中的非主流文化、亚文化对学生的发展影响却是难以低估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系统和教育政策几乎是围绕学校教育设置的，社会教育边缘化问题非常严重。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调整教育策略，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均衡发展。社会教育建设是个大工程，政府必须承担建设和维护的责任。一是必须把建立和完善公共社会教育系统纳入国家的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并适时进行社会教育的立法。二要以政府主导，建立社会教育的公共服务平台，把社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政府建立的社会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应包括非商业性大众传媒、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宫（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社区文化和教育中心以及其他各类非营利性教育机构、设施等。政府对地方大众传媒应加强监督和引导。三要在观念、民俗、道德、礼仪、行为等方面对社会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进行梳理，注入新的时代要求，通过社会教育机构以及其他教育机构大力传播。四要改变学校教育为中心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在建立终身教育体系的大系统下，实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和谐、均衡发展，并依此确立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五是必须加大对社会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设施建设，保障资金投入，推进社会教育机构公益化。

（二）调整教育策略，发挥学校教育的引领作用

客观分析当前境况下学校教育所面临的处境，并非要推脱学校教育者的责任，相反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学校教育的引领作用，促进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社会因素对学生成长之影响日趋加强的境况下，学校教育的功能不能局限于人类已有文化知识的继承与传递，而要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自我教育与自我超越能力，使学生能够主动学习、学会思考、理性选择，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为学生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奠定基础。

泛化范文篇10

[关键词]市场细分新思考市场泛化

市场细分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地选择企业的目标市场。在具体细分的过程中，细分变量的选择十分重要，变量选择失误往往会导致整个市场细分的失败。

一、市场细分过于单一的表现

在市场细分时，有的企业由于盲目自信、过于乐观而对市场不加细分，或者为了图方便、省事而选择单一的细分变量。

1、没有界定细分市场范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高论：“全国各地都是我们企业的市场，所有人都是我们的潜在用户。”咋听起来很有大企业家的气魄，但这恰恰是企业进行市场选择时常犯的错误:将全部市场看成是自己的市场，不进行市场细分。因为消费者需求客观上存在着差异性，不进行市场细分将使我们很难确定明确的营销对象，企业也将面临浪费资源、丧失顾客的风险。

2、仅以产品作为市场细分的基础。以产品为基础进行市场细分是企业根据产品的不同种类来寻找自认为适合的目标市场，这是明显的以生产为导向的做法。举个简单的例子，以产品为基础进行市场细分会认为所有奶粉的目标市场都是相同的。事实上，由于消费者年龄的差异，他们在购买奶粉时往往具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奶粉一般根据年龄作为主变量来细分市场，如婴儿奶粉、成人奶粉和老年人奶粉。通过这样的细分，每个市场需求的差异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3、仅以地理因素为标准。处在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消费者，对于同一类产品往往有不同的需求偏好。如在美国，东部人对咖啡的味道要求清淡，西部人则喜欢浓郁一些的。因此，地理因素一直是一种传统的市场细分标准。实际上，在早期，由于产量有限及交通运输条件的制约，许多企业只需要也只能以其所在地区的消费者作为目标顾客。现在，交通运输网络四通八达，产品同质现象日趋明显，因此仅以地理因素来进行市场细分是远远不够的。

4、仅以人口统计因素为标准。人口统计变量比较稳定，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家庭人数、家庭生命周期、收入、职业、教育、宗教等多个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取得这些资料比较容易，所以常常它成为企业进行市场细分的重要标准。但是，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并不单纯取决于人口统计因素，而是往往要受到其他因素特别是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单以人口统计因素细分市场并不十分可靠。

二、市场细分过于复杂的表现

和第一种情况刚好相反，有的企业为了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目标市场，在市场细分时，一味强调要采用多种细分变量，殊不知，“物极必反”也会给企业带来很多风险。

1、错失一些有利的市场机会。在市场细分的过程中，市场如果分割得过细，一方面会造成市场支离破碎，会给企业将来的市场管理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细分后的子市场过多，也会给企业目标市场的选择带来很大的困难，一旦选择失误，企业很容易错失一些很好的营销机会。

2、会造成营销资源的浪费。对于一个同时针对几个相关细分市场的企业，往往会因为市场的过分细分而影响了其资源共享，从而导致营销资源的浪费。曾经出现过一家企业的三支销售队伍在同一天上午拜访了同一个客户的事例。因此企业如果把几个细分市场分别作为服务对象，还必须密切注意细分市场在成本、经营和技术上的联系。

3、会导致营销成本的增加。在市场细分时，如果细分过细，随着财务、定价、促销、人力资源等方面决策的差异化会引起多项额外的成本。

（1）会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企业为了满足不同细分市场消费者的需求，而对原有产品进行外观、功能上的一些修改，通常需要额外的研究开发费用，这必然会导致一定的产品修改成本。进行过分市场细分之后，企业必将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推出不同类型的产品，于是生产成本比原先就会有所提高。

（2）会引起存货成本的增加。差异产品的存货管理成本一般要比单一产品的存货成本高一些，因为企业必须为之做更多的记录和审核工作。而且为了避免缺货的风险，多种产品的安全库存量之和也将大于单一产品所需的安全库存量。因此过分的市场细分，必然也会使产品的存货成本有所提升。

（3）会引起分销成本和促销成本的上升。由于销售渠道的多样化，企业将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分销商，这必然会导致渠道费用的提升；实施过分细分策略后，企业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通常会采用不同的促销策略，这会降低个别媒体的使用频率，同时失去媒体费用的数量折扣优惠。此外，对原有产品进行修改或推出新产品等行为也必将引起促销费用的相对提高。

（4）会引起其他成本的增加。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增设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这样也会额外地增加人工成本。企业在制定不同的营销计划时，也需要额外的市场调研、预测、销售分析、促销、计划工作和销售渠道管理。此外，还必须依据各细分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财务、定价决策等等，这些决策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也会增加行政管理费用。

由于采用多种变量细分市场会给企业带来较多的风险，所以企业在采用多种变量细分市场时应考虑配合运用市场泛化策略。

三、市场细分新观念——实行市场泛化策略

市场细分理论产生之后经过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最初，人们认为把市场细分得越细越能适应客户的需求。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营销管理者看到过分细分市场必然导致企业总经营成本上升，因而导致总收益下降。因此，在市场细分理论之后，又出现了一种“市场泛化”的理论。

1、“市场泛化”的理论。市场泛化是指企业将客户在消费上具有某种相关性的不同需求综合起来，或者说将不同的市场综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新市场，并通过推出具有多种功能的产品，来满足这个新市场的需要。在当今市场上，市场泛化的例子随处可见。例如，组合音响是CD、VCD、卡拉OK等功能的综合，它针对的是那些有多种娱乐需求的细分市场。

2、“市场泛化”与市场细分的关系。“市场泛化”的理论不是对市场细分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对过度细分的反思和矫正，它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市场细分。市场细分是对客户的细分，是在一个大市场上辨别具有不同需求的消费群体，并加以分类的过程；而市场泛化则是将客户不同的需求综合起来，形成一个特定消费群体。由此可见，市场泛化也需要一个辨别具有不同需求的消费群体、并加以分类的过程，只是它进一步看到了不同客户在消费上具有某种相关性并加以综合而已。因此，没有市场细分就没有市场泛化，不懂市场细分就无法进行市场泛化。

市场细分是从“分”的角度认识、分析和开发市场，而市场泛化则是从“合”的角度去认识、分析和开发市场。企业的经营者不仅要认识到市场是可分的，而且要认识到市场是可合的。同市场细分一样，市场泛化也是一种发掘机会、开发市场、应对竞争、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

3、“市场泛化”与市场细分的结合运用。在结束初步市场细分时，所细分出的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部分都对企业具有同等的吸引力。虽然那些缺乏吸引力的子市场只在整个市场上占有很小的一部分市场容量，但是，这类市场却往往在一个企业的营销策略中处于非常微妙的位置。如果一个企业轻易将这些市场抛掉，不仅会使其所面对的市场变得支离破碎，而且还会破坏整个企业市场营销策略的连续性。对于这种情况，市场泛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虽然某个市场的市场容量小、吸引力不足，但是如果我们找出这些市场的相似性，将其进行合并，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容量可观的市场了。无论我们采取局部泛化——只合并众多细分市场中的某几个，还是采取完全泛化——合并所有的细分市场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关键就是要找出细分市场间的需求相似性。

此外，还需要注意泛化后所形成的新市场不能与其他保留的市场重复，否则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各细分市场。

[参考文献]

[1]张勇：《非传统营销》，广东省出版集团，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