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转变范文10篇

方式转变范文篇1

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重大任务来说，尤其是这样。

十七大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长期以来的要求修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引人注目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增长不等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争取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区别在于，增长一般是数量、规模上的扩张，而发展则突出表现为在增长中不断实现的结构变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强调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方式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和企业家创新活动的集约方式，这便是着眼于发展的，因为由此将带来成本结构、生产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同样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相互作用，便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促成整个经济结构的变革。这个过程，就是经济作为一个有机体而成长、发展的过程。

从转变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包含这样的内容，但不止于这个意义。它立足于基本国情和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并着眼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来谋划又好又快的发展，是以更高的立意和更开阔的视野，更加突出地强调从方式上解决增长与发展乃至全面发展相统一的问题。如上所述，发展的概念是关于结构变革的概念，而所谓全面，也正是就整体的结构状况而言的。这样来看，转变发展方式所要解决的问题，在需求结构上，要通过扩大内需来调整出口、投资与消费需求的结构，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收入结构（居民、企业、政府的收入份额）的调整，其中一个重点是财税收支结构的调整；在成本结构上，通过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通过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降低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代价；在产业结构上，以比较优势与技术进步为基础，实现三次产业的结构合理化，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地区经济结构上，也要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既要注重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更要着眼于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来达成区域经济的合理布局；在城乡结构上，遵循工业化发展规律，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按照有利于在规模经济意义上充分发挥城市功能的要求推进城市化或城镇化。

方式转变范文篇2

改革开放30年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贸易总量相当于1978年的105倍，世界排名从第29位上升到第3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1738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增长25.7％；进口9558亿美元，增长20.8％。这是自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规模翻了两番。与货物贸易出口的绝对量迅猛增长相伴的是，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和位次也在逐年提高，从1980年的0.89％提高到2005年的7.3％。在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978年的9.8%迅速攀升到2006年的66.2%，显著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46.75%)，已经成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

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但总体上看，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还不够高，主要表现为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数量扩张型的，导致在海外市场特别是我国出口比较集中的市场上，出口商品数量增长迅速，引发大量的贸易摩擦。1978年～1989年，我国外贸总体上处于逆差，扩大出口、增加创汇是当时外贸发展的主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产业向我国加速转移，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从1990年起，我国外贸持续保持顺差（1993年除外），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47%左右。保持适度的外贸顺差一方面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提高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保持汇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但另一方面，从2005年起，中国顺差每年以7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增加，令中国宏观经济承受了巨大压力，也引起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

从另一角度来看，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人均只有1513美元，而据WTO的统计，美国是8427美元，日本是7136美元，韩国是7920美元。可见，从贸易数量与贸易金额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从外贸增长方式上看，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粗放投入实现的，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不高，增长的基础也比较脆弱，我国要成为贸易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我国外贸增长方式带来的影响

1.外贸出口重数量轻质量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是“重在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过于注重出口数量的快速发展，忽视了出口效率问题，导致我国的产品出口效率低，出口的数量优势远远大于出口的质量优势，产品的价值增值与规模的增长不相称，而且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粗加工产品占了较大比重，而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偏低，使得出口增长质量不高成为制约我国外贸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矛盾。

以数量扩展为主的增长方式给我国外贸造成了诸多软肋：尽管我国商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比较大，但核心竞争力不强；尽管我国企业加工能力较强，但是研发和营销的能力较弱；尽管我国货物贸易发展比较快，但是服务贸易发展较慢；尽管我国企业运行成本比较低，但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较高；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左右国际市场价格的能力比较差、因而贸易风险比较大。

2.出口产品处于产业链低端

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很大程度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世界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也决定了该国的外贸效益。改革开放30年来，在国际分工中，中国依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这对我国工业水平的提高及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高。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在核心技术、品牌、国际渠道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缺乏，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处于被动地位。我国出口总量的5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靠加工贸易来完成，不少高科技企业实际上是加工组装企业。虽然从当前看，加工贸易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但是如果长期形成依赖，与国内产业关联不紧密，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必然会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的后劲。

3.外贸出口竞争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

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的核心竞争力是低价格，长期以来，“数量扩张，低价竞争”是我国不少出口商品赢得市场的重要“法宝”。随着竞争日趋白热化，以及国家一系列外贸政策的调整，靠打价格战占有市场的出口模式已难以为继。单纯依赖低成本进行价格竞争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成效，但从长远看，不计成本追求出口规模增长的模式显然不利于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效益的提高。由于企业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来支持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必然影响其发展后劲。另一方面，以低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出口模式，很容易招致反倾销等多种贸易摩擦，恶化外贸条件，不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4.外贸快速增长与资源约束矛盾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大进大出”，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企业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内外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推动了我国外贸快速发展。从我对外贸易发展的实践看，我国贸易扩张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日渐凸显。我国人均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而且由于我国经济和贸易长期实行粗放型增长，使得产出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重要资源及能源国内供给严重不足。此外，经济活动往往具有外部性，一些地方和企业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外贸增长，使得我国的外贸发展不仅没有完全反映生产要素的真实成本，而且几乎完全忽略了资源和环境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长越快，资源消耗就越多，环境压力就越大。可见，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利用与配置资源，将是我国对外贸易长期的艰巨任务，要实现这一任务目标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使出口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以实现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5.长期以来重视出口忽视进口

我国在长期的出口创汇思路下形成的战略思维，使得进口问题长期被忽视。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长期的重出口轻进口的贸易战略也带来了不容回避的问题：出口扩张难度增大、保护国内市场的余地缩小、持续的贸易顺差、粗放型的出口增长、国内产业结构失调、地区间的差距拉大、频繁的贸易摩擦等等。而进口规模的扩大将在资源、技术、市场、机制、体制等多个方面拓展我国的发展空间，重视进口有助于提高国民福利、发挥后发优势，可以为出口提供重要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还能改善贸易条件，扩大出口市场，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如何更好地发挥进口对国内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增加消费者福利的作用，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此外，随着我国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我们还面临很多新的问题，例如，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问题、对外部资源能源的依赖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决定了我国外贸主要靠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尽快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规模型向效益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对策

1.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增长质量

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由低效益、低附加值的数量型增长，向高效益、高附加值的出口战略转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贸风险，减少外贸的依附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的产品，实现了外贸的长足发展，但现在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受阻、竞争激烈，资源密集产品出口也受到我国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而且我国主要出口产品为劳动和资源密集产品，出口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下，必须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国内配套能力，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尽可能更多地出口加工度高、附加值大、经济效益好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我国应该运用比较优势，实施有计划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一方面要稳定和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还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扩大其产品出口，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2.进入世界产业链高端、提高加工度、增加附加值

我国外贸出口产品长期停留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主要进行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加工度、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呈现出“三低”的特征。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尽一切可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环保产业，向上下两端延伸制造业的产业链，力争进入世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提高加工度、增长附加值，扩大生产和出口高新技术产业产品、高附加值服务产品、技术密集产品、绿色产品、环保产品，自主进行研究、开发、设计，加强专业化协作和产学研结合。

3.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自主自识产权，增强国际竞争力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长期看，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打“价格战”无法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国家能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持长久优势，取决于其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自主创新的能力。只有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才能跻身国际产业分工的中高端，实现出口效益最大化。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建设相当薄弱。因此，要增强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重点是要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重点企业、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基地、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才能有效地发挥科技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促进作用，促进我国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根据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和竞争力情况，可考虑将电子信息技术、电子通信设备、船舶制造、航天器材、大型机电一体化工程机械、纺织机械、电动工具、新型材料、中药、生物工程等行业作为重点扶持的出口行业。可考虑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技术改造投入、鼓励创新，为自主创新提供有利的技术、资本、资源条件；形成合理资源价格，加大成本压力，推动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取胜；加大科研体制改革力度，增大研发投入，完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机制等。

4.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

要实现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不断扩大出口，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进口发挥了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以后要在以下三方面加以强化：一是调整和优化进口商品结构和地区结构，做好战略性资源商品和关键技术的进口调控，增加从主要出口市场的进口，促进贸易平衡，推动重要资源进口方式和来源的多元化，确保进口安全；二是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简化和放宽部分进口管理措施；三是建立和完善进口促进体系，建立和完善进口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宣传介绍国家有关进口法律法规，提高政策透明度，设立进口商品供求信息平台。国家有关部门应通过及时进口信息、提供培训服务、加强对进口企业的行政指导等措施，引导企业更多地进口符合国家产业导向和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商品，并引导企业做好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

参考文献：

[1]陈文玲.加快转对外贸易增长方式[J].宏观经济研究，2007（7）：11～15

[2]隆国强: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从何着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1～24（2）

方式转变范文篇3

可以说，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转变充分反映了中国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过程，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恢复性发展、创业性发展、模仿性发展、曲折性发展、快速发展和又好又快发展这样一个长期、艰难和顺序的发展过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为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和成本。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了明显的“三高一低”特征，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即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些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消耗而实现的，正是由于“三高”才导致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低效率。所以，在当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选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一定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应该说，这些要求为探索途径的转变提供了可操作性理论指导。

第一，通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完善产业之间的合理配置，以实现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当前必须着力提高投资效益，努力稳定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促进经济增长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推动，逐步形成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要积极促进产业由高消耗向高效率转变，由粗加工向深加工转变，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转变，促进产业做大做强。要巩固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进第一产业由薄弱转为稳固。要着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调整原材料工业结构，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保护，加强能源、交通、水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第二产业由大变强。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与城镇化结合全面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更快更好发展，在经济增长和推进就业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主要包括：通过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优化城乡结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鼓励自主创新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工业化进程；通过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以及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形成多区域增长极的共同协调发展；通过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推进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的结构优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通过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参与经济全球化下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推进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结构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知识经济已成为一个不同于工业经济的独立经济形态，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这是当今经济结构诸多变化中最具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变化，它的发展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二元经济的发展方式。具体表现在：一是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农民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并不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培训，而在三元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农民转向新经济部门都需要经过教育和培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被突出出来，人力资本和教育投资都需要给予重新认识，这正是需要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原因所在。二是资本的流动机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资本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待工业部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流向农业，而在三元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着工业化和发展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这就需要资本在两个部门间实施合理配置，即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重点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互动。三是市场实现机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业化的发展依赖于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的扩张，而在三元经济条件下，由于知识经济部门的产品主要是技术和知识，它的应用将主要取决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需求，这就需要在知识经济部门与传统经济部门之间构建起共生共荣的相互关系。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把推进自主创新作为中心环节。自主创新主要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是着重对自然界的研究并获得新发现，具有基础性特点，主要以大学和科研院所为主体；技术创新则是着重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技术服务人类，强调成果的应用性，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有效衔接就在于两个创新主体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主动向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投入或者提出所需要的带有产业化的科研方向，以获取原创性成果，实现原始创新。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主动参与技术创新过程，用知识创新成果解决其技术创新的难题，主动将知识创新成果在企业转化。

方式转变范文篇4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全面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执政的历史经验，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所提出的战略性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到十六大提出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再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这既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治国执政思路一以贯之的理论探索，更反映了我们党对治国执政方式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

一、党依法执政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党的十六大深刻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一论断揭示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依法执政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从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到领导人民执掌政权，是党依法执政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废除了旧法统，确立了自己在全国的执政地位，开始了执掌政权的历史新时期。党如何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迅速转变为执政党，把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建立在规范、稳定、有序的基础之上，需要进行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党曾有过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导致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遭受破坏，直至最终发生十年动乱。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段历史，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同上，第333页）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辟论断，把法治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辟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时期，从而使党依法执政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性选择。

从在封闭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党依法执政的时代要求。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必然要求民主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要求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过程。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关键，是党必须依法执政。当前，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都正处在攻坚阶段，迫切需要我们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制建设规律的要求，坚持和实行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依法领导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从党对国家和社会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领导，是党依法执政的体制呼唤。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我们党实行的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方式，对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和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继续实行这种领导方式，就很容易使党包办一切、领导一切、决定一切、管理一切，直接导致各级政权组织的功能难以发挥，社会成员处于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进行了党政分开的探索，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开始朝着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方向转变。依法执政方式的提出和确立，适应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方式创新的需要。这一执政方式要求在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执政载体的前提下，依法明确界定党与国家机关的不同职能、权限和责任，以及规定它们之间不同的活动范围、活动原则和活动方式，在此基础上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它有助于通过宪法和法律确认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表明我们党既不能置身于国家权力之外，也不是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而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掌国家政权，在依法执政中更集中、更有力地实现党的领导。

二、党依法执政的三大核心要素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重大法治创新。在法治领域，主体、行为和责任是三大核心要素，是任何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视角来厘清依法执政的执政主体、执政行为和执政责任这三大核心要素。

依法执政需要明确执政主体。谁是依法执政的主体？我们认为，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党的最高执政权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由其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行使，闭会期间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行使；地方各级党委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行使所在区域的执政权，以保证党对地方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并明确地方各级党委的执政责任。

依法执政需要规范执政行为。当前，依法规范党的执政行为十分重要和紧迫。首先，要依法规范党的执政权的行使范围。党的执政权主要是指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领导权、思想领导权和组织领导权。其次，要依法规范党的执政权的行使方式。党的执政权作为一种核心的公权力，既要依法保障，也要从实体和程序上依法进行监督和制约。第三，要依法规范党与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既要发挥党委（党组）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要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以从体制、机制及制度上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权力。

依法执政需要落实执政责任。依法执政作为一个重大的法治问题，必须落实执政责任。落实党的执政责任是个新课题，在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方面都显现出复杂性和特殊性，既涉及各级党组织，也涉及党员领导干部；既涉及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也涉及党纪责任和法律责任。我们既要重视落实地方党委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宪法和法律，以及重大决策、任用干部、廉政建设等方面的执政责任，更要重视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执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一次把党的工作人员纳入了公务员的范围，这将有利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法律责任的统一，有利于党的执政责任的落实。我们要以宪法和党章为根本依据，以贯彻《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和《公务员法》为契机和突破口，通过对违法执政行为的追究并使相关责任人承担党纪和法律责任，来达到监督执政权力和规范执政行为的目的，这既是执政党内部的一项重要制度保障，也是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重要法律保障。

三、党依法执政要实现执政方式的深刻转变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和复杂性。要从制度上真正落实依法执政，要求我们党在执政方式上实现三大转变。

从主要依靠政策执政向主要依靠法律执政转变。党的政策是党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和领导人民的重要法宝，是党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有力武器。但是，政策与法律相比，在规范性、稳定性、公开性、民主性、程序性以及国家强制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在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依法治国成为基本治国方略之后，党就需要及时果断地实现从主要依靠政策执政向主要依靠法律执政的转变。当然，法律与政策在指导思想及其服务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根本任务等方面的高度一致，决定了两者都是执政党执政的重要依据，两者之间经常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关系。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看，党治国执政的主要依据和主要方式应该是法律而不应当是政策，这是党依法执政的内在要求。因此，在党从主要依靠政策执政向主要依靠法律执政的转变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既要正确处理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与不同层次的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要正确处理不同级别的执政主体依据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与不同层次的政策之间的关系，做到既积极、主动，又平稳、有效地实现这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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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贸易总量相当于1978年的105倍，世界排名从第29位上升到第3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1738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增长25.7％；进口9558亿美元，增长20.8％。这是自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规模翻了两番。与货物贸易出口的绝对量迅猛增长相伴的是，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和位次也在逐年提高，从1980年的0.89％提高到2005年的7.3％。在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978年的9.8%迅速攀升到2006年的66.2%，显著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46.75%)，已经成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

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但总体上看，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还不够高，主要表现为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数量扩张型的，导致在海外市场特别是我国出口比较集中的市场上，出口商品数量增长迅速，引发大量的贸易摩擦。1978年～1989年，我国外贸总体上处于逆差，扩大出口、增加创汇是当时外贸发展的主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产业向我国加速转移，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从1990年起，我国外贸持续保持顺差（1993年除外），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47%左右。保持适度的外贸顺差一方面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提高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保持汇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但另一方面，从2005年起，中国顺差每年以7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增加，令中国宏观经济承受了巨大压力，也引起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

从另一角度来看，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人均只有1513美元，而据WTO的统计，美国是8427美元，日本是7136美元，韩国是7920美元。可见，从贸易数量与贸易金额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从外贸增长方式上看，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粗放投入实现的，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不高，增长的基础也比较脆弱，我国要成为贸易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我国外贸增长方式带来的影响

1.外贸出口重数量轻质量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是“重在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过于注重出口数量的快速发展，忽视了出口效率问题，导致我国的产品出口效率低，出口的数量优势远远大于出口的质量优势，产品的价值增值与规模的增长不相称，而且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粗加工产品占了较大比重，而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偏低，使得出口增长质量不高成为制约我国外贸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矛盾。

以数量扩展为主的增长方式给我国外贸造成了诸多软肋：尽管我国商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比较大，但核心竞争力不强；尽管我国企业加工能力较强，但是研发和营销的能力较弱；尽管我国货物贸易发展比较快，但是服务贸易发展较慢；尽管我国企业运行成本比较低，但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较高；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左右国际市场价格的能力比较差、因而贸易风险比较大。

2.出口产品处于产业链低端

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很大程度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世界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也决定了该国的外贸效益。改革开放30年来，在国际分工中，中国依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这对我国工业水平的提高及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高。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在核心技术、品牌、国际渠道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缺乏，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处于被动地位。我国出口总量的5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靠加工贸易来完成，不少高科技企业实际上是加工组装企业。虽然从当前看，加工贸易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但是如果长期形成依赖，与国内产业关联不紧密，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必然会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的后劲。

3.外贸出口竞争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

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的核心竞争力是低价格，长期以来，“数量扩张，低价竞争”是我国不少出口商品赢得市场的重要“法宝”。随着竞争日趋白热化，以及国家一系列外贸政策的调整，靠打价格战占有市场的出口模式已难以为继。单纯依赖低成本进行价格竞争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成效，但从长远看，不计成本追求出口规模增长的模式显然不利于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效益的提高。由于企业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来支持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必然影响其发展后劲。另一方面，以低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出口模式，很容易招致反倾销等多种贸易摩擦，恶化外贸条件，不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4.外贸快速增长与资源约束矛盾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大进大出”，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企业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内外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推动了我国外贸快速发展。从我对外贸易发展的实践看，我国贸易扩张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日渐凸显。我国人均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而且由于我国经济和贸易长期实行粗放型增长，使得产出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重要资源及能源国内供给严重不足。此外，经济活动往往具有外部性，一些地方和企业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外贸增长，使得我国的外贸发展不仅没有完全反映生产要素的真实成本，而且几乎完全忽略了资源和环境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长越快，资源消耗就越多，环境压力就越大。可见，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利用与配置资源，将是我国对外贸易长期的艰巨任务，要实现这一任务目标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使出口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以实现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5.长期以来重视出口忽视进口

我国在长期的出口创汇思路下形成的战略思维，使得进口问题长期被忽视。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长期的重出口轻进口的贸易战略也带来了不容回避的问题：出口扩张难度增大、保护国内市场的余地缩小、持续的贸易顺差、粗放型的出口增长、国内产业结构失调、地区间的差距拉大、频繁的贸易摩擦等等。而进口规模的扩大将在资源、技术、市场、机制、体制等多个方面拓展我国的发展空间，重视进口有助于提高国民福利、发挥后发优势，可以为出口提供重要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还能改善贸易条件，扩大出口市场，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如何更好地发挥进口对国内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增加消费者福利的作用，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此外，随着我国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我们还面临很多新的问题，例如，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问题、对外部资源能源的依赖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决定了我国外贸主要靠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尽快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规模型向效益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对策

1.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增长质量

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由低效益、低附加值的数量型增长，向高效益、高附加值的出口战略转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贸风险，减少外贸的依附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的产品，实现了外贸的长足发展，但现在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受阻、竞争激烈，资源密集产品出口也受到我国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而且我国主要出口产品为劳动和资源密集产品，出口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下，必须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国内配套能力，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尽可能更多地出口加工度高、附加值大、经济效益好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我国应该运用比较优势，实施有计划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一方面要稳定和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还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扩大其产品出口，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2.进入世界产业链高端、提高加工度、增加附加值

我国外贸出口产品长期停留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主要进行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加工度、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呈现出“三低”的特征。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尽一切可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环保产业，向上下两端延伸制造业的产业链，力争进入世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提高加工度、增长附加值，扩大生产和出口高新技术产业产品、高附加值服务产品、技术密集产品、绿色产品、环保产品，自主进行研究、开发、设计，加强专业化协作和产学研结合。

3.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自主自识产权，增强国际竞争力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长期看，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打“价格战”无法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国家能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持长久优势，取决于其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自主创新的能力。只有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才能跻身国际产业分工的中高端，实现出口效益最大化。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建设相当薄弱。因此，要增强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重点是要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重点企业、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基地、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才能有效地发挥科技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促进作用，促进我国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根据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和竞争力情况，可考虑将电子信息技术、电子通信设备、船舶制造、航天器材、大型机电一体化工程机械、纺织机械、电动工具、新型材料、中药、生物工程等行业作为重点扶持的出口行业。可考虑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技术改造投入、鼓励创新，为自主创新提供有利的技术、资本、资源条件；形成合理资源价格，加大成本压力，推动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取胜；加大科研体制改革力度，增大研发投入，完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机制等。

4.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

要实现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不断扩大出口，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进口发挥了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以后要在以下三方面加以强化：一是调整和优化进口商品结构和地区结构，做好战略性资源商品和关键技术的进口调控，增加从主要出口市场的进口，促进贸易平衡，推动重要资源进口方式和来源的多元化，确保进口安全；二是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简化和放宽部分进口管理措施；三是建立和完善进口促进体系，建立和完善进口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宣传介绍国家有关进口法律法规，提高政策透明度，设立进口商品供求信息平台。国家有关部门应通过及时进口信息、提供培训服务、加强对进口企业的行政指导等措施，引导企业更多地进口符合国家产业导向和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商品，并引导企业做好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

参考文献：

[1]陈文玲.加快转对外贸易增长方式[J].宏观经济研究，2007（7）：11～15

[2]隆国强: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从何着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1～24（2）

方式转变范文篇6

我国农业发展今后将继续面临日趋明显的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克服这一制约，必须加快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促进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实现产品优质化、布局区域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产业化，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一）加快调整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不断提高农产品优质化水平。紧紧围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目标和要求，优化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一是从源头抓起，继续实施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提高农业生产良种化水平。二是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建立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全面开展农产品和食品质量认证，推行农业生产标准化。三是搞好动物疫病防治，加强畜禽粪便污染的治理和无害化利用，推广畜禽养殖清洁生产工艺，提高畜禽产品质量。

（二）加快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布局区域化水平。立足自然资源优势和现有生产基础，因地制宜，适应市场，依靠科技，尽快做大做强一批农产品优势产区。品种上要突出区域特色、品质特色、功能特色，满足市场多样化和优质化的需求。布局上要尽快向最适宜区域集中，避免地区间结构雷同，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资源，充分挖掘资源潜力，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优势农产品的档次和水平。经营上要注重完善营销体系，培育龙头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建立特色产业体系。

（三）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化水平。一是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二是加快发展旱作节水农业。三是努力提高农业投入品利用效率。四是重点研发高强度、可降解地膜，以及高光合作用生态棚膜，推进农膜向高功能、低成本、无污染方向发展。五是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推广机械化秸秆还田技术以及秸秆气化、固化成型、发电、养畜技术。

（四）加快完善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一是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在科技、信息、财政、税收、金融等多方面对龙头企业给予支持，增强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和带动力。二是努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鼓励和引导农民、农技推广机构、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以及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创办或领办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专业化、系列化服务，提高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能力。三是健全企业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采取订单农业、向农户提供各种服务、最低保证价收购等形式，与农户形成相对稳定的购销关系。

方式转变范文篇7

在现代水利档案管理中互相不可替代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一样，都已成为现代水利档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利事业发展中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相辅相成，优势互补，是并驾齐驱的“两驾马车”，互相不可替代。①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的原始凭证性。原始性是档案最主要的特性，纸质档案的原始性体现了纸质档案的真实、唯一性。纸质档案中最原始的当属经过上级领导亲自审改、签署的文件、会议正式通过并生效的纪要，及人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亲笔手稿、印鉴原稿，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原始记录形成的思路与脉络。纸质档案难以伪造和篡改，决定了其记录历史情况的客观真实性，成为令人信服的历史凭证。更因其具有唯一性而具有独特的保存价值。电子档案的格式和内容是可更改的。档案利用者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通过计算机网络对电子档案进行不同形式的信息处理；计算机网络本身存在的不稳定性也会影响电子信息的准确性、信息的完整性，由此而引起人们对电子档案的原始、凭证性的质疑。②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的安全性。纸质档案相对于电子档案来说，安全性能更为稳定。纸质档案形成后，原件中的内容和形式不会发生变化。而这种真实性和原始性在电子档案中就不能得到保证。在电子文件归档时，要保证其内容完整、版本为最终，电子档案载体的物理状态良好，没有病毒，信息输出准确。电子档案需要备份，以确保文件的原始性，特别是防止网络或计算机出现病毒后造成电子文件丢失。纸质档案较电子档案更易于保密，保存时间更长。③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的共享性。大部分的纸质档案保存的都是孤本，其共享利用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传统的纸质档案是一种“有形的信息资源”，汇集在一定的场所、在固定的时间范围内被需求者利用。电子档案在虚拟的计算机环境下是一种“无形的信息资源”，同一份档案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不同需求者利用、共享。④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的经济环保性。电子档案的应用相对于纸质档案的应用更为经济环保。利用者可以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通过计算机网络，而不需在特定地点、指定时间通过纸质载体阅读电子档案，这样既节省了纸张，又减少了档案管理者对纸质档案进行拆钉、装订、搬运所需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使电子档案被无纸张消耗的重复利用，达到了经济环保的效果。纸质档案的应用则需要使用大量的纸张。⑤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的保护原件性。随着对纸质档案阅览次数的增加，作为信息载体的纸张会逐渐老化和破损，字迹也会变得模糊不清，大大缩短了纸质档案的使用和保存寿命；而电子档案的利用则不同，即使被多次复制、打印，其内容也不会遭到破坏，电子档案的正常利用不会对其寿命造成任何影响。需要强调的一点，由于技术和载体的材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电子档案的寿命也不是没有尽头的，对其原件也需要进行很好的保护。⑥电子档案对纸质档案还有一定的管理与使用上的便利性。

水利档案管理实现从传统向现代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水利行业的普遍应用，水利档案管理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计算机应用的直接产品的电子档案应运而生，水利档案管理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传统的水利档案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水利档案管理模式正在被现代水利档案管理理念所取代。水利档案管理在从传统向现代模式转变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有：①主观认识不到位。一些基层的水利档案管理者没有充分认识水利档案管理在整个水利建设管理中的地位，把水利档案管理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管理工作。认为水利档案管理处于整个水利建设管理环节的最末端，它的运行不会对水利建设管理产生太多的影响。造成档案管理与水利建设管理不同步，档案资料收集滞后，档案信息传递不及时，造成档案信息资源的浪费。②客观因素的制约。水利项目建设周期一般都比较长，而且档案内容繁杂。从项目论证、设计、实施到竣工验收，周期短的需要1～2年时间，周期长的则需要5～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实施过程中建设内容还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变化。项目信息固化为纸质和电子档案的过程复杂。③管理方法落后。传统水利档案管理的重点是纸质档案，一些基层水利档案管理者习惯于手工收集、整理、编目、存档、查阅的陈旧管理方式，不适应利用计算机网络将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同时，由于电子档案在管理技术上还存在一些缺陷，其原始记录性和法律凭证性存在一些质疑，也是制约基层水利档案管理者不能主动研究和探讨现代水利档案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在水利档案管理手段和方法上不能取得突破的重要因素。

水利档案管理实现从传统向现代方式转变的途径

确立现代水利档案管理新理念,由对单一纸质档案管理转向对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管理并重转变的唯一途径是实现水利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水利档案管理信息化就是把分散于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水利信息资源以数字化的方式存储，以网络化的方式互相连接，从而实现水利信息资源共享。①实现水利档案管理的信息化，降低水利档案管理成本，提高水利档案管理效率。计算机技术在水利建设管理工作中的普遍应用为水利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奠定了基础。随着电子档案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实现水利档案管理信息化可以大大降低水利档案管理成本，既节约了费用，又节省了时间，对提高水利档案管理效率和水利档案管理水平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②实现水利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减少水利档案管理者的工作量，提高水利档案管理质量。随着水利档案管理的重点和方式转变，水利档案管理者可以把工作精力由原来集中在迎来送往的档案查询上，转移到档案数据的收集整理上，使水利档案的鉴定、整理、编目工作的焦点不再是文件实体，而是文件形成及运转的过程，从而更好地把握相关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为形成更加清晰的水利档案管理思路提供保障。③实现水利档案管理信息化，提高水利档案使用效率，实现水利档案资源共享。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是将整理立卷的水利档案置于档案柜中，只能满足本单位工作的查询使用。将水利档案信息存储在网络计算机上，完成纸质档案向电子档案的转化，取得授权的不同地域的任何人，凭借信息网络技术可以随时随地查阅到自己所需的水利档案信息。这样，水利档案资料使用范围扩大了，受众人数增加了，水利信息传递速度加快了，水利档案的使用效率提高了，档案资源也共享了。

水利档案管理实现从传统向现代方式转变的基础条件

方式转变范文篇8

一、适应时代主题的大转换，由极性思维向和合思维转变

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同民族、国家以至人类历史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转变，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受时代精神的制约。反过来，顺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会促使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劫难，战后世界人民期盼和平。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与此相适应的极性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从初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都占据着优势地位。所谓极性思维，是指用两极分裂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对抗的方法解决矛盾双方冲突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着革命形势完全成熟，为了人民的利益与社会的进步，用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争取革命胜利，是正确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但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时代主题转换之后，沿着思维的惯性继续坚持这种极性思维方式就不对了，就会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当代史上，美苏争霸世界，导致国际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由此产生了冷战思维方式。冷战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国际间的极性思维方式。它不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对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起阻碍作用的，这就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代替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合思维方式，恰恰就是当今世界应该占据优势地位的思维方式。

所谓和合思维，就是用对立面双方有机统一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和谐共存与相互交合而尽量避免冲突的方法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世界大背景的影响，加之我们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的滞后作用，我国有近20年时间没有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直到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才由极性思维转变为合思维。这一转变，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了持续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使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

和合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就要实事求是。在高科技兴起与蓬勃发展，改革(Reform)代替了革命、成为世界性浪潮的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思维方式必然要表现出新的形式，这就是和合思维方式。如同“实事求是”一样，“和合”是一个既古老又富于新意的概念。中国传统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整体有机的思维方式，强调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注重综合。如何综合呢?这就是异质的有机结合，矛盾不断地转化，如同《易经》上说的“生生之谓易”。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又成了时代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就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和合思维方式。

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合思维方式越来越渗透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它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在政治方面，我们党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经济方面，我们党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文化方面，我们党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如此等等。和合思维方式是我们党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共性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个性规律的现代辩证综合思维方式的中国化表现形式。

二、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转变

“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注：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20世纪70年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信息经济为基础，全球化表现出国际劳动分工日益深化和世界市场体系不断迅速扩大，资本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使各国经济更加密切、融为一体，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的浪潮已冲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只有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这一历史潮流，才能使经济在新世纪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它所包含的风险更是不容忽视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其在资本和技术上的控制力，在全球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他们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控制发展中国家。

在融入全球化历史潮流的进程中，我国不但要制定自己独立的发展战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制度创新，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的格局与策略，而且要进一步推进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的转变。当然，这两方面是融为一体的。

邓小平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邓小平的话告诉我们，闭关自守和相应的封闭思维方式，从我们的“老祖宗”起——只少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就有了。所以，不挖出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就无法彻底克服它和牢固树立开放思维方式。笔者认为，国人的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有三：其一，“中央之邦”的思想。由于地域特点和地理环境的作用，国人把周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而本身在长期发展的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样一种封建帝国走向后期之后，形成的僵化观点难以像汉、唐时期那样“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善于经碰撞而融合外邦文化。西学东渐以后，中学为体的思想在几段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二，中国古代历史上缺少创造现代开放式的文明所必需的制度资源。开放的思维方式是同工商业文明与海外开拓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是以契约关系与契约精神的普遍化为基础的。而中国古代恰恰缺少这个东西。中国古代维系其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资源发掘得越完善，利用得越充分，越类似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效能，那么，它对现代文明的阻滞作用越大。其三，近代以来中国的开放是在屈辱与痛苦的过程中被迫实行的，加之革命的艰难曲折，我国人民对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西方列强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情绪。按照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的分析方法，我们应从宏观史学的视角来研究影响当前改革与发展进程的深层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因果链。在简述了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后，我们来谈谈当前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党和人民在邓小平的反复教诲下，在不断收到开放政策结出的硕果的实际教育下，逐步地由封闭思维转向了开放思维。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旧思维定势的作用，我们的开放思维仍然是不充分的和跟不上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这具体反映在我们的具体工作方式中缺少深入、全面开放的底蕴：第一，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尽管党中央在1995年就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许多地方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还是不断，由此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政府行政规则和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中存在某种弊端，我们的过渡态的体制与制度还不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的，我们党过去是“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相应地，我们的政府是全能的政府。党和政府长期形成的封闭的思维方式，不是短时期相对的开放格局所能完全扭转的。这样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适应入世以后经济社会进一步开放的需要的。第二，制度创新的紧迫感不强。把上述第一个问题背后涉及的各地方掌权者思维方式和工作运作方式上的弊端再深追一步，就是对于我们的制度错位和缺失状况的扭转缺少紧迫感。世贸组织的规则是针对政府的，政府应该为我国的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化搞好制度供给，并在释放民间力量、整合民间资本与人力资源上下功夫。但现实的状况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与管不好的事，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却很不够。这里存在着认识上的滞后，也存在着已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对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阻滞作用。不管有多大的阻碍，都得加快政府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问题的紧迫性在于：入世以后，世贸组织规则在我国的实施是有时限的，由不得我们渐进式地、由易到难地推进。当今的改革，是以外在动力为第一推动力，是以全方位开放来推动的。第三，越是落后地区越封闭。近些年来，盲目上项目，以破坏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来求得所谓发展与一时致富的事情，多发生在落后地区。

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树立开放思维方式呢?其一，要树立新发展观。单纯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必须摒弃。在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已经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今天，不讲求质量的经济增长是无法导致吸引外资和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是硬道理，也应包括整个社会发展在内。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演进，不断减少贫富差距，不断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必须使发展成为惠及子孙后代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环境、生态、人口、物质资源等多方面良性循环的发展。这样才能同全球的进步观念达成共识与同人类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形成共同的行动。其二，要树立全球意识。当今世界，人的解放与发展已进入全球性的物的依赖性阶段，科技发展、管理发展都有人类共同规律可循，经济运行的总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总的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这些规律的运用，当然要同各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各有特色的多样化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特色而延缓这样或那样一些方面的进步。人类共性总的说还是大于各国特色。拿人类政治生活来讲，实行选举制，建立制衡机制与文官制度，树立法律至上观念等等，是人类文明相互交融，长期演化、选择的结果。我们这方面之所以不足，既有现实的国际、国内既定格局的根源，也有前述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我们应该像鲁迅先生讲的，要有汉、唐时期那样“雄大魄力”。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我党历史上已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全国各地已逐步形成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行政民主推动政治民主、基层民主促进中上层民主的思路。树立全球意识，有利于我们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加快我国进步的步伐。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全球化毕竟是西方主导的，国家的主权、安全，国家利益必须列为首位。融入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过程。进一步树立全球意识与开放思维方式，从国内来讲，将逐步消解民族心理中多重积淀的农耕社会、人治社会、官本位社会的痕迹；从国际来讲，将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的异质和合当中大放异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具有蓬勃生机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要树立环境意识。这方面中国人本有优势，我国传统哲学是强调尊重自然的。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有了“三个文明”的提法，将来，随着我国更好地实现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还应有第四个文明——生态文明的提法。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强调生态现代化，即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它要求多生产绿色产品，生产过程要降低资源消耗和克服污染在生物环境里的转移，强调环境责任制度和预防环境灾害等。党的十六大报告则提出我国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环境管理是跨国的，甚致是全球性的。树立环境意识，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克服落后的封闭思维，确立开放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由惯性思维向创新思维转变

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是什么?它对思维方式的转变有什么要求?在时代主题转换和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当代我国最大的变化就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讲的，我国已“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在竞争中，谁能率先、谁能独占鳌头，就看其是否具有创新的自觉性和是否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了。选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之后，我国的现代化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而且，我国不是重复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在高科技时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当代世界的新经济与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在知识的创新性上要求高。所以，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思维方式的要求比任何一个以往时代都强烈。并且，创新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因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冲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要求后者与之相适应。创新思维方式的反面，是惯性思维方式。要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实现由惯性思维向创新思维的转变。

方式转变范文篇9

一、网络多对多讨论方式

网络多对多讨论的形式，即网络讨论及对信息的转摘要：基于不同的网络技术、平台，网络政治参与中网络信息的处理、转化方式表现出多种形式这些形式中的信息处理、转化也影响到网络政治参与系统的运作，对它们的深入探讨有利于更好地推进网络政治参与系统的良性运作。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信息传播网络平台化、传输是在同一平台、同一时间内多人之间发生的，讨论对象无特定指向的信息处理和转化形式。这种形式主要集中于各种网络公共论坛。这种形式的网络政治参与是目前公开影响最大，并且能在某个特定时间和网络空间中进行集中性讨论从而形成集中效应的方式。国内比较著名的大型专业论坛、一系列具有学术和专业背景的网站、大型门户网站等都是非常典型的进行开放式讨论的网络空间。首先，多对多讨论形式的讨论议题具有广泛性及包容性。公共论坛的开放性和影响力正成为不少公共事务和社会事件引起关注的源头。公众尤其关注的民生疾苦、弱势群体、腐败不公等问题及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外交政策等问题，都是公共论坛讨论的热点。讨论过程是一种对网络政治参与系统的发展方向的自我矫正和信息筛选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网民的回帖行为实质上成为一种投票行为。其次，具体议题讨论过程是利用群体力量寻求真相、表达强烈情绪的过程。在社区的网络政治参与信息输入和转化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着情绪化的参与和不满情绪的发泄，这种感性的表达往往无需基于某种真实之上，只需要提供一种假设就能够自我成立。因此也会出现以惹人“眼球”开始但盖起了“高楼”最终发现主帖叙述内容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但在网络社区引起关注和热议的帖子，一般都经历了质疑、求证、确认、表达情感或立场的过程。说明在公共论坛这种环境中，判断政治信息输入的真伪是政治参与系统运作的基本要求。第三，讨论本质是网络政治参与中对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网络公共论坛中政治信息的处理、转化，实质上是社区内版主、普通网友共同参与的过程。在公共论坛内网络政治参与系统的运作是一种群体的协作，所依托的是每一条回帖所表达的意见与意志所产生的舆论影响，而这种影响随着网络社区的不断发展和社区用户自身数量、质量的提高不断增强。这一转化过程主要表现为所有参与的网民的一场信息过滤、处理和转化的表演，而从中网络政治参与获得了输出和反馈的可能性。

二、网络一对多传播方式

一对多传播指某特定个体利用各种媒介工具，传递信息、表达意见、影响他人的方式。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与成熟的应用，各种类似博客的个人信息和讨论平台日益增多。首先，意见领袖]成为利用一对多传播形式实现政治信息处理、转化的核心群体。[2与以往具有言论影响力和行动力的人群相比，他们最大的特色便是“民间”。这些意见领袖主要由网友自发认可，由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公众人物、知识分子、各行业专家等组成。中国网民普遍比较年轻，网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均低于传统媒体受众，因此在网络信息转化过程中，更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政府在对网络的管理中，应该注重与这些“意见领袖”的沟通，尊重他们为民代言、批评现实、监督政府的权利，引导他们成为和谐网络环境中的建设性力量。同时，要从宣传队伍中积极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形成正面引导力量。意见领袖的个人网络交往平台如博客、微博等，实质上已成为具有辐射力的小型自有媒体，其每日访问量比很多正式出版的刊物报纸印数都要高。意见领袖以点对面的方式，将自己对公共事务的观点、自己的立场、价值观、自己关注的事件传达给每一个浏览博客的普通网民。作为意见领袖的人群自身对政治问题事件的敏感度较高，公共参与热情也较高，看待问题的深度和角度总体上高于一般网民，并能以较为通俗、具有感染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意见领袖在相当一部分网民，尤其是青年网民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其次，在具体一对多传播信息传送、转化途径多样。既有意见领袖对于现实社会信息的搜集整理提炼的过程，也存在从普通网民那里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过程；既有把提炼过的信息和观点通过博客公开输出，普通网民对其进行接收、内化和转为继续传输的过程；更有意见领袖的观点伴随着网民而转化为更具影响力和现实意义的舆论环境，从而形成网络政治参与系统各要素的相应运作，从而形成现实政治参与行动。最后，微博客类的社交网站的出现推动一对多、多对多方式交错与融合的新趋势。目前国内各大互联网企业都推出了这种短信式的博客平台，积聚了大批用户。这些社会交往类网络平台，以一对多方式展开初始传播并立即进入多对多方式的讨论。

三、网络点对点交流方式

网络政治参与中点对点交流方式是指主要借助即时通讯软件工具来实现特定个体之间信息的处理和转化的传播方式。即时通讯软件的发展历史贯穿了网络在中国诞生、发展、兴盛的全部过程，它的发展与中国网络发展相伴相生，在信息传播中起到了最基础的作用。首先，网络点对点交流方式实现政治信息传播，要求一定现实人际基础。在这些软件中交流时，主要的信息传输产生于彼此之间熟悉、现实中有一定信任关系的人际关系间，使信息传输更易于被接受、吸收和继续传播，从而加速了信息转化的进程。在牵涉到网络政治参与时，其行动力更强。但由于一对一的方式更具私密性和隐蔽性，因此信息的转化不易衡量，政治信息转化的效果仍需要通过公开的论坛或者博客中的讨论来表达实现。其次，点对点交流方式具备极大社会动员潜力。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在几乎每个MSNmessage使用者的好友页面框内，都会看到一系列的红心标志。这场找不到最初发起人，却被微软公司官方迅速进行推广的活动，在MSN用户中传播的速度令人吃惊。2008年4月16日突破300万，而到4月20日则已经突破700万。这次以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为主旨的“我爱奥运红心运动”的扩散中，点对点的信息传播方式表现出其能量，表明即便是一对一的信息传播，也能产生强大的转化效应，这种效应也许是MSN上的图标，未来也可能是其他更有力、更有组织性的政治表达形式。第三，即时通信软件作为网民交流和维系人际关系的工具，已内化为年轻网民的生存方式。在不少80后、90后青少年中，很多言论表达都已经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日常生活中不会交流和无法交流的内容，都通过QQ聊天实现，这种依赖将会伴随他们的整个成长历程和生活体验，在未来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与建设的主要力量之时，仍将产生影响。这种可以预见的未来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即时通讯的影响的广度及深度，这种影响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将会显现，因此应当未雨绸缪，在对未来中国社会、政治事务发展的研究中为它们留下必要的空间，而这也是对网络政治参与中即时通讯软件的作用影响进行研究的意义所在。

四、新旧媒体合作下的议程设置方式

方式转变范文篇10

一、成立领导小组

为更好地开展该项工作，拟成立以局长为组长、局领导班子各成员为副组长、办公室、计财科、林政科、林改办、林场站、监测规划站负责人为成员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局办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该项监督检查工作的统一部署安排。

二、监督检查主要内容

根据（厅发[]81号）文件精神，赋予我局在监督检查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配合牵头部门落实棚户区改造工程建设政策落实情况、林业生态建设资金到位情况、林地保护和节约用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等

三、监督检查任务分工

我们将围绕重点任务的落实，重点对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一）棚户区改造工程建设政策落实情况

1、是否按上级要求落实地块、如期开工建设。（牵头单位：林场站，配合单位：办公室）

2、建设项目是否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是否落实了项目法人责任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是否办理了土地、规划、招投标、施工许可等项目手续。（牵头单位：林场站，配合单位：办公室）

3、落实改造对象时，是否公平、公正、合理，项目建设资金是否全部到位。（牵头单位：林场站，配合单位：办公室）

（二）林业生态建设资金到位情况

检查京津风沙源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专项资金到位情况，管理使用是否合法合规、公开透明，坚决防止滞留、挪用、挤占、截留等行为的发生。（牵头单位：计财科，配合单位：造林站、绿化站、林改办）

（三）林地保护和节约用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1、是否严格按照《国家林业局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审核项目占地，是否严格落实节约集约林地政策。（牵头单位：林政科，配合单位：森林公安、林业监测规划站）

2、是否严格落实征占用林地植被恢复制度，是否及时完成“占一补二”任务。（牵头单位：林政科，配合单位：森林公安、林业监测规划站）

3、有无未批先占、不批强占现象，对林地管理混乱、违法用地、侵害农牧民权益问题严重地区的有关人员是否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牵头单位：森林公安，配合单位：林政科、林业监测规划站）

（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1、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展情况，本年度能否完成集体林确权任务。（牵头单位：林改办，配合单位：办公室）

2、林改过程中有无侵害农牧民权益现象发生，林改纠纷是否得到及时处理。（牵头单位：林改办，配合单位：办公室）

四、监督检查计划安排

本次监督检查为期两年，主要采取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旗县市区开展自查的基础上，选取重点地区进行抽查。

初步计划今年下半年组织1次集中检查，明年组织2次集中检查（上、下半年各安排一次），每次集中检查由局分管领导带队。在检查方式方法上，综合运用全面检查、重点检查、联合检查等措施，灵活运用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察看现场、召开座谈会、督促自查等方式，以提高检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另外，每个季度末结束后的10天内，要求各旗县市区林业局将几个方面的落实情况和监督检查的工作情况，书面上报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