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秩序范文10篇

摘要：法律对秩序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往往没注意到法的社会评价对法律秩序的建立也起着关键作用。我国法律秩序建构的模式是自上而下的,上面推进,下面执行,完全是权威推进型,殊不知人们对法的评价会影响法律秩序的建构。本文从影响法的社会评价的诸因素入手,分析人们对法的评价对法律秩序构建的作用,力图转变人们认为法律秩序的建构主要是依靠权威作用的观点,使人们更加关注法的社会评价对法律秩序的建构作用。

关键词：社会制度社会评价法律秩序

评价,是人把握客体对人的意义、价值的一种观念的活动。“可以说,评价渗透于人类活动的各个细胞,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悠长。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评价着——对自然、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被评价着——被他人,被自己。”评价对人们的生活的影响是无形的,但它又是无时无刻不发挥着作用。虽然我们看不见它,但是对人们的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影响使我们都能感受得到它那巨大的作用。评价对于社会制度的确立、稳固、变革有着推动作用。本文就是力图用人们对法律的外部形式和实际效果的评价,来分析它对法律秩序的建立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一、法的社会评价

评价,指评论货物的价格,还价。今泛指衡量人或事物的价值。由此,法的评价应该是由法作为一个评价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好坏、优劣、善恶、美丑。“法作为一种行为标准或尺度,具有判断、衡量人们行为的作用。”“法通过这种评价,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从而达到指引人们行为的效果。”以往的学者都将注意力放在法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只是简单的论述了法对人们行为的积极评价会鼓励人们,使其继续行善;法对人们行为的消极评价会告诫人们,使其不敢为恶。但是,他们都忽略了这一点,法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了评价之后,人们往往又会对法进行一番评价,而这一番评价,涉及人们对法律制度的形式、实际效果是否合理的看法,涉及人们对法律制度的信仰,最终涉及法律秩序的稳固与否。人们对法的评价与法的评价不同,在法的评价中,法是主体,是评价人们的行为的;而法的社会评价是人们对法进行评价,法是客体,是人们把法作为评价对象。

二、影响法的社会评价的因素

本文作者：高飞工作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

一、引言

改革开放已历经三十余年，我国经济总体上已处于工业化的末期。建国后所建立的固步自封的经济体制已经被充满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正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秩序。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崭新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渐缓慢的形成。在我国改革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对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探索。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性又是不得不让人担忧的，根据西方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越发达越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合。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局面下，政府必须善于运用各种法律手段保障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然而，仅就目前而言我国在社会秩序结构上以及法律制度规制上都存在着问题。

二、现行社会秩序的结构性缺陷与法律规制的缺失

1．我国社会结构的缺陷性目前，我国社会从总体上看已经由建国时僵化禁锢的时代逐步的转变为流动自由的时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长时间不符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改善，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开始了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通过对外开放，变革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中的有机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人治的政治认同正在丧失而法治的治国理念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承认，我国也将完成从卡里斯马型政治向民主主义政治的转变。改革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伴随改革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西方社会学家在评述中国的发展时总会提到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百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需要用三十年的时间去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百年时间才得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无形的给予了我国社会以巨大的压力，也使安定的社会秩序时刻存在着受到冲击的风险。（1）社会开放性与流动性不足。人为设置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并且时刻阻挠着社会群体间的自由流动。该种制度严重侵害着诸多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改革开放前的工人、农民、干部的身份壁垒虽然在消逝但是这种禁锢的观念以及原有秩序下既得利益群体的反抗使这种壁垒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通过权力的庇护以各种各样新的方式呈现。比如国有垄断行业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着身份继承的现象。这些行业利用国家和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和资源，不断积累自身的财富并形成环形封闭的利益集团阻碍社会成员自由的流动，坚决维护本集团的自身利益，造成许多社会群体的强烈不满。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处于下层的群体很难流动到上层的封闭式的群体中，或者说现阶段的我国社会中缺乏足够多的渠道来保障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之间的流动。（2）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曾经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动荡混乱的方面。”［1］国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后，我国的分配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按劳分配为主，同时也按生产力要素分配的模式初步形成。这种新的分配方式注重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优先原则得到了彻底贯彻。然而我们应注意到每个社会成员个体在个人能力、知识水平以及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值上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的。效率优先原则固然可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但是也必然导致社会群体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同过去相比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了三千美元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然而从整个社会目前财富的分配状况来看又是让人十分忧虑的，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下层弱势群体财富匮乏且财富增值手段匮乏。我国原先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被改革的大潮所颠覆，与此同时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建立之中。各种税制与财产调整制度不健全会进一步凸显社会财富分配上巨大差异化的问题。伴随此种差距的扩大，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也会持续的深化。社会秩序中底层群体同精英群体的紧张态势会持续地加深，严重破坏社会的稳定性。（3）社会分层结构的不合理。西方近代百年的发展史让我们认识到了社会分层结构不合理的阶段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19世纪时期古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功利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使社会的财富只集中于社会的上层之中。亚当斯密的观点让社会的政治精英们认为社会的财富会伴随着总体经济的进步与发展逐步渗透到下层的群众中，然而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社会性群体冲突一次又一次冲击着社会的秩序。面对分层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社会巨大压力，历史经验提供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对外扩张，汲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财富；而另一条是建设福利国家，构筑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当然，第一条道路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完全行不通的，我国能够践行的只有第二条道路。变金子塔的社会结构为椭圆形的社会结构。2．现行法律规制的缺失根据对于社会秩序内涵所做的解析，可以发现社会秩序对于既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巨大作用。如果社会秩序出现混乱甚至是出现无序的状况必将会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目前，国家调控社会的方式中最为倚重的手段则是法律调控。把社会的各种纠纷纳入到法律的规制中进行和平的调整，同时依靠法律制度赋予现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合法性。通过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最初的人类社会正是因为个体想要摆脱无序性和无保障性从而愿望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组成社会，进行社会生产和生活。“离群所居的人们被连续的战争状态弄得筋疲力尽，也无力享受那种由于朝不保夕而变得空有其名的自由，法律就是把这些人联合成社会的条件。人们牺牲一部分自由是为了平安无忧的享受剩下的那份自由。”［2］人类正是因为伊始状态下生活的无秩序性才迫使人们渴望结成一个具有稳定秩序的社会来维系整个社会的生产与自我的利益。为此，人们宁愿牺牲个人的部分自由权利给予社会秩序的保卫者以保卫社会的安全。处于转轨期的中国如何运用好法律的手段，建立起一种可以有效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与发展的社会秩序成为了我国最为重大的历史性课题。然而，我国法律制度的现状却又是不能让人满意的。（1）立法程序中社会参与的缺失。“在我国，立法如同生产产品，法律由有关政府部门组织起草，绝大多数未经社会酝酿和民众的参与，而是按部门的模型“浇铸”出胚件，然后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检验合格”，最后由全国人大“批发出厂。”［3］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立法应该是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不同利益团体之间激烈斗争且逐渐相互妥协的基础上，最终达成一种相互都可以认同的方案而产生的，但是中国所有的立法几乎都是根据政府的立法计划发展的需要而来的，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是社会的自发的发展历程而是一种政府计划下的法治发展规划。这种立法的方式根本是无法兼顾各个团体的利益，因为它不是从社会中来而是从政府的规划案上来。而这些所有的立法规划案只是社会中的政治精英与产业精英所决定的，民众根本没有机会实质性的影响该法案的制定。所立之法早在其草拟阶段就已经决定了其命运但是这一阶段完全是由社会精英参与的。因此，这些法案的公正性与平等性必然会受这些精英团体本身自我利益考量的影响。如此立法秩序之下，一部完全符合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需要，基本可以保护各个群体效益尤其是弱势群体效益的法律是很难制定出的。（2）政府主导、经济当先的立法理念。我国是一个长时间处于迷信个人权威的国家，国民普遍缺乏民主意识和法治传统。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下法治化社会的建设是缺乏历史传统的。于是以政府主导，政府创制，政府监督的自上而下的法治化运动开始了它的征程。当然由于中国的特殊的国情，在一段时期内由政府发挥这种主导作用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政府作用忽视社会参与的话这种法治化建设一定会出现偏差。我国现实的法治状况就是一种佐证，在法治的精神层面和价值层面我国的缺失是十分巨大的。经历了建国后艰难发展阶段的政府意识到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长久的稳固国家统治。而市场经济模式被所有政府精英给予了深厚的期望，政府认识到必须要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心，激发经济体制的活力才能逐步挽救国民经济。在这种认识下，我国所有的政治运行的中心也就产生了，当然法治的核心任务也就产生了———必须要时刻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可以说我国所有的立法有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要为市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体系。在效率经济面前我国所立之法可以牺牲法所应有的公平性、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立法数量是十分巨大的并且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一套体系，但是我国有关民主与人权保障的立法同其相比是十分稀缺的。“据人大统计，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的两百四十多个法律及有关问题的决定中，经济类占21．25％；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当中，经济类立法占45．3％，有关基层民主政治的仅有2个，占0．05％；在各类部门规章级别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经济类的所占比例更是高达55．6％，而关于社会保障类的立法仅占1．1％。”［4］完全以政府为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立法和法治模式能够处理社会所有的问题吗？笔者认为一味重视经济要求效率的立法和法治模式必将会由于公平价值的缺失而逐步的受到社会主体的质疑。

三、弥补法律制度调节作用的缺失，实现良好的社会控制功能

一、构建农村法律秩序面临的问题

（一）村民自治体制不合理，自治受阻

改革开放以来，体制被否定，中国农村基本上实行了政社分设的“乡政村治”体制。农村政治事务、行政事务由乡级政府进行管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则实行村民自治。

然而，这种体制存在三个最基本的矛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权）与村委会（村治权）相互冲突；乡镇行政权力干涉村民的自治权；村委会权力冲击集体经济权。这严重阻止了村民自治。据调查，在村务管理中，村民会议很少召开，甚至有的村从未召开过；由于村务公开栏的内容基本上是计划生育方案和村干部人事变动情况，而村财务及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较少，极少有人去看[1]。

（二）集体所有权实现机制不健全，村民的经济权利受到威胁

宪法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只能承包经营。但承包经营并不顺利：一是村委会凭借对土地的控制权，为了获取土地收益，制造种种借口，单方撕毁承包合同，随意“调整”已发包的土地，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收益权。《人民法院报》就曾刊载一个案例：黑龙江省村民杨文彬所承包的400亩荒山熟化后被无偿收回，并被罚款[2]。二是在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过程中，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权益被侵害。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甚至为了“提高”财政收益，凭借手中的权力，对集体土地强征滥占，并给予农民过低标准的补偿[3]。

一、构建农村法律秩序面临的问题

（一）村民自治体制不合理，自治受阻

改革开放以来，体制被否定，中国农村基本上实行了政社分设的“乡政村治”体制。农村政治事务、行政事务由乡级政府进行管理，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则实行村民自治。

然而，这种体制存在三个最基本的矛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权）与村委会（村治权）相互冲突；乡镇行政权力干涉村民的自治权；村委会权力冲击集体经济权。这严重阻止了村民自治。据调查，在村务管理中，村民会议很少召开，甚至有的村从未召开过；由于村务公开栏的内容基本上是计划生育方案和村干部人事变动情况，而村财务及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较少，极少有人去看[1]。

（二）集体所有权实现机制不健全，村民的经济权利受到威胁

宪法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只能承包经营。但承包经营并不顺利：一是村委会凭借对土地的控制权，为了获取土地收益，制造种种借口，单方撕毁承包合同，随意“调整”已发包的土地，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收益权。《人民法院报》就曾刊载一个案例：黑龙江省村民杨文彬所承包的400亩荒山熟化后被无偿收回，并被罚款[2]。二是在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过程中，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权益被侵害。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甚至为了“提高”财政收益，凭借手中的权力，对集体土地强征滥占，并给予农民过低标准的补偿[3]。

一，公共秩序保留

1，公共秩序保留的定义

所谓“公共秩序保留”，是指一国法院依据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公共秩序保留”（reservationofpublicorder）是我国法律上的称谓，在法国习惯称为“公共秩序”(publicorder),在德国称为“保留条款”（vorbehaltsklausel）,而英美法国家则惯用“公共政策”（publicpolicy）。“公共秩序保留”作为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种手段或制度，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法则区别说时代,经胡伯、孟西尼等国际私法学者的发展渐趋完善。1904年的《法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该项制度。公共秩序保留已成为国际私法中一个公认的普遍原则。

2，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作用：

（1）、当外国法的适用与本国公共秩序相抵触时，排除或否定外国法的作用。

（2）、由于涉及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利益，道德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对特定的问题必须直接适用内国法的某些强制性规定，从而排除了外国法的适用，即肯定适用内国法的作用。

本文作者：高飞工作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

一、引言

改革开放已历经十余年，我国经济总体上已处于工业化的末期。建国后所建立的固步自封的经济体制已经被充满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正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秩序。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崭新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渐缓慢的形成。在我国改革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对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探索。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性又是不得不让人担忧的，根据西方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越发达越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合。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局面下，政府必须善于运用各种法律手段保障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然而，仅就目前而言我国在社会秩序结构上以及法律制度规制上都存在着问题。

二、现行社会秩序的结构性缺陷与法律规制的缺失

1．我国社会结构的缺陷性目前，我国社会从总体上看已经由建国时僵化禁锢的时代逐步的转变为流动自由的时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长时间不符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改善，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开始了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通过对外开放，变革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中的有机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人治的政治认同正在丧失而法治的治国理念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承认，我国也将完成从卡里斯马型政治向民主主义政治的转变。改革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伴随改革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西方社会学家在评述中国的发展时总会提到中国用了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百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需要用三十年的时间去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百年时间才得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无形的给予了我国社会以巨大的压力，也使安定的社会秩序时刻存在着受到冲击的风险。

（1）社会开放性与流动性不足。人为设置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并且时刻阻挠着社会群体间的自由流动。该种制度严重侵害着诸多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改革开放前的工人、农民、干部的身份壁垒虽然在消逝但是这种禁锢的观念以及原有秩序下既得利益群体的反抗使这种壁垒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通过权力的庇护以各种各样新的方式呈现。比如国有垄断行业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着身份继承的现象。这些行业利用国家和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和资源，不断积累自身的财富并形成环形封闭的利益集团阻碍社会成员自由的流动，坚决维护本集团的自身利益，造成许多社会群体的强烈不满。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处于下层的群体很难流动到上层的封闭式的群体中，或者说现阶段的我国社会中缺乏足够多的渠道来保障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之间的流动。

──栖村一桩诉讼案件的解读

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分野和冲突是法学界关注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苏力，2000；田成有，2002）。在村治研究当中，考察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冲突、效力、整合是建立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化话语之上的。显然，由于这样的特殊背景，使得这些研究带有强烈的政治言说倾向：即政权建设和政治力量是实证法学研究的不可忽视的维度。但是由于学科和分析话语的选择关系，这些研究又偏偏放弃了对于政权建设和政治力量的正面解剖，使得案例描述滞宥于特定的法律关系。本文考虑将法律关系上产生的政治影响和道德影响放在政治制度设计──特别是立宪选择的角度──考察，试图揭示村庄治理的困境产生的原因和法律制度设定的理论资源。通过对于一个村庄微观视角分析，我们试图建立地方自治在政治制度演进和法律制度构建中的初始和渊源的地位。

表面上看，栖村的一桩村干部之间、村干部和村委会之间的诉讼案，集中体现了民主的政治模式引入村庄社区后的制度困境──对于「民主」生存状态的迷惑和对于民主力量的迷恋构成的复合体。与此同时，诉讼引起的村治危机和社会成本的最后承担者就是栖村社区，法律作为力量锲入后就产生一个非均衡的格局，然后这个格局的均衡的力量又重新在社区内酝酿。不过，我们对栖村诉讼事件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初步启发：一是法律作为国家力量的一种在对村庄作用时和行政权力大为不同，法律的刚性使得政治权威在村庄范围得到全面、毫无余地的调整，但是正是这样的调整使得村庄社区道德化气氛被破坏，而重塑这一氛围需要村民承担较多的学习成本；二是村庄约定的个体交易方式和法人交易方式大为不同，实际上，大宗村庄资产引发的内部冲突就是对于交易规则的不认同，对于交易争端解决的过程，可以认为是达致交易规则认同的过程。三是政治组织通过国家认定的程序集中了大部分人的政治愿望，但是这种程序解决了权利授予的合法性问题，却难以培育村民自发的政治忠诚。此时，村委会可能被政治精英当作政治竞争和玩弄权术的工具。这些初步的印象引导出一列问题，法律忠诚和政治忠诚在村庄政治中是如何设定的，法律调整政治组织设定的立法意图和表达的正义观念是甚么，村委会的法律主体资格是甚么或者法律调整的限度是甚么，精英政治的动员有效性和法律程序自治的外围支持是如何改变村庄政治秩序的，村庄治理的法律边界和政治边界如何划分──甚么制度可以导致这样的划分和维护真正的村民权利。这些问题是我们面对栖村案例的思考方向。

本文的展开，就是随着诉讼事件的发展而进行铺陈的。

一诉讼事件的文本解读

诉讼的起因是对于村里一桩场地出租协议的争议。前任村委会将村里的一块场地以租赁的形式交由邻县一M姓老板MYT搞建材市场开发经营，栖村的场地约5,500平方，合同期限为11年，由MYT出资建设，合同规定：前7年MYT建市场的投入作为租金，后4年每年交租金25万元1。合同生效时间为2001年12月。同年底，村民委员会进行改选，PXY不再担任村委会主任，继任村委会主任PSM上台。由于涂镇城市化进程加快，位于镇区中心地带的栖村的地价上升奇快。原先签订的合约显示出利益上的反差，投资方获利巨大，而村委会财务状况不佳又加剧了对原来决策的怀疑。这些怀疑，在起诉书的文本上得到最为完整的表现。

公证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证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实现社会所期望的诚信，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风险，防止非法行为的发生，保障社会的公正、公平和效率，从而促进我国的市场经济步入信用经济的轨道。我国公证工作重建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公证人员素质逐步提高，业务稳步增长，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公证的职能优势日益凸显，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预防矛盾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公证队伍已经成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力量。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证工作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不正当竞争扰乱正常的公证法律服务秩序，损害了行业整体利益。规范公证法律服务秩序，增强公证工作的公信力，是加强公证工作建设的长期任务。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既需要外部的动力，更需要内部的努力，本文试图就如何规范公证法律服务秩序、制止公证业不正当竞争作一些思考，以抛砖引玉。

一、公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及危害

公证行业不正当竞争是指公证处或公证人员为了使自己在与他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而采取的违反规定、职业道德并有损公证行业全体利益、扰乱公证行业法律服务秩序的行为。目前公证处不正当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第一，在证源的取得手段上，往往采用支付“回扣”“联络费”或隐性支付“介绍费”或给予其他好处的方式来承揽业务；

第二，为了吸引业务，随意降低收费标准，打价格战；而一旦通过不正当手段垄断业务项目后，又随意抬高价格；

摘要：公共秩序保留作为限制和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项国际私法中的重要制度，在对外国法的适用问题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粗浅分析我国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现状并提出浅显完善建议。

关键词：公共秩序保留立法概况完善

一、公共秩序保留的概念

公共秩序，笼统得说，是指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问题，是指关系到一国的国内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公共秩序保留是指当一国法院在处理某国际民商事案件时，根据国内冲突规范的援引，本应适用被援引的外国法，但以被援引的外国法违背了法院地国家（内国）的公共秩序，因而该国法院排除或拒绝适用被援引的外国法。

法院在考察援引外国法是否违反国内公共秩序时，如适用外国法会损害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可予以排除适用。

1、共同利益。一般在国际条约和习惯法中有所体现，也会规定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的法”里，即国际法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环境、公共卫生、外交、军事等等，既包容了私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也含有公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只有私法意义上的社会公共利益才是法院在适用国际私法时所要考虑的内容，因其作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内容，为各国国家所接受或认可，从而也能够被各国法院接受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

摘要：公共秩序保留作为限制和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项国际私法中的重要制度，在对外国法的适用问题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粗浅分析我国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现状并提出浅显完善建议。

关键词：公共秩序保留立法概况完善

一、公共秩序保留的概念

公共秩序，笼统得说，是指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问题，是指关系到一国的国内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公共秩序保留是指当一国法院在处理某国际民商事案件时，根据国内冲突规范的援引，本应适用被援引的外国法，但以被援引的外国法违背了法院地国家（内国）的公共秩序，因而该国法院排除或拒绝适用被援引的外国法。

法院在考察援引外国法是否违反国内公共秩序时，如适用外国法会损害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可予以排除适用。

1、共同利益。一般在国际条约和习惯法中有所体现，也会规定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的法”里，即国际法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包括环境、公共卫生、外交、军事等等，既包容了私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也含有公法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只有私法意义上的社会公共利益才是法院在适用国际私法时所要考虑的内容，因其作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内容，为各国国家所接受或认可，从而也能够被各国法院接受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