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格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性来源于成员国的法律人格性，并受国际组织本身职能、任务的制约。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

因为国际组织根据其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行使职能并具备必要的机关，它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进行独立的活动，这说明它具有独立意志，是独立的法律人格者。此外，国际组织不一定需要在该组织构成条约中明白地被赋予权力；

该组织同样具有为了最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暗含的权力。亦即在签订条约时不论有无关于法人资格的明文规定，国际组织都是具有法律人格的。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组织法律人格国家主权

国际组织是在国家之间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人类社会在进入19世纪以后，特别是进入19世纪的后半期，随着国际关系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明显地变得密切起来，国际组织便不断地以所谓国际行政联盟的形式出现了。它们是以非政治的、专门的、行政的和技术性的国际合作为目的的组织，作为国际组织，它们尚不完善，它们是以国际事务局为中心负责日常业务和沟通情报的。根据其规章，条约当事国的全权代表会议，则每若干年讨论一次条约上规定的国际合作，但不考虑该组织的机关的具体事务。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组织形成了以在政治上维护和平和防止战争为中心目的的政治性组织，并出现了综合性的以各种国际合作作为任务的国际组织。1920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便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政治性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性组织──“联合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的发展更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国际和平组织自不待言，就连国际合作中许多领域的专门性国际组织，也发展成为高度健全的组织，在常务秘书处之上，设置了大会、理事会这类具有实质性职权的机关。特别是，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同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国际合作方面同专门性国际组织，都建立了密切的和职能性的组织关系。总之，各种国际组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发挥着各自的职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国际组织在参与国际关系时具有哪些权利义务，即具有什么样的法律人格。

内容提要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性来源于成员国的法律人格性，并受国际组织本身职能、任务的制约。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

因为国际组织根据其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行使职能并具备必要的机关，它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进行独立的活动，这说明它具有独立意志，是独立的法律人格者。此外，国际组织不一定需要在该组织构成条约中明白地被赋予权力；

该组织同样具有为了最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暗含的权力。亦即在签订条约时不论有无关于法人资格的明文规定，国际组织都是具有法律人格的。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组织法律人格国家主权

国际组织是在国家之间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人类社会在进入19世纪以后，特别是进入19世纪的后半期，随着国际关系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明显地变得密切起来，国际组织便不断地以所谓国际行政联盟的形式出现了。它们是以非政治的、专门的、行政的和技术性的国际合作为目的的组织，作为国际组织，它们尚不完善，它们是以国际事务局为中心负责日常业务和沟通情报的。根据其规章，条约当事国的全权代表会议，则每若干年讨论一次条约上规定的国际合作，但不考虑该组织的机关的具体事务。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组织形成了以在政治上维护和平和防止战争为中心目的的政治性组织，并出现了综合性的以各种国际合作作为任务的国际组织。1920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便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政治性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性组织──“联合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的发展更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国际和平组织自不待言，就连国际合作中许多领域的专门性国际组织，也发展成为高度健全的组织，在常务秘书处之上，设置了大会、理事会这类具有实质性职权的机关。特别是，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同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国际合作方面同专门性国际组织，都建立了密切的和职能性的组织关系。总之，各种国际组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发挥着各自的职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国际组织在参与国际关系时具有哪些权利义务，即具有什么样的法律人格。

引言

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家间多边合作的法律形式，是广泛活跃于国际社会并有着重大影响的非国家行为体。从法律角度考察政府间国际组织（以下简称国际组织），最基本的问题是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问题，也就是国际组织在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法律人格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国际组织能否独立、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实现其宗旨，关系到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及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其重要意义早为人们所共知。事实上，国际组织是否应该并已实际具有法律人格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种客观现实了。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国际法院关于赔偿案的里程碑式的咨询意见起，到60年代末苏联东欧学者的基本认同，有关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理论争论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了，[1]但是，实际上围绕这一问题的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始终没有停止。随着国际组织数目的日益增多，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日益增强，同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相关的问题表现得更加复杂深入，更加具体现实，以至于一些基本的问题屡屡被重新提起，一些新问题又脱颖而出。比较集中的至少有下列三个问题：一。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法律根据和法理基础；二。该人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三。该人格属性的法律后果。国外学者关于这三个问题的论著已连篇累牍，经久不衰，而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讨论仍寥若晨星，浅尝辄止。本文不避浅陋试图对上述三个问题作一深层次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鉴于国际组织的活动跨越于国际、国内两类法律秩序，本文关于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讨论也将分别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展开。

一、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根据

1.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

国际法律人格，也称国际人格，通常是指能独立参与国际法律关系并直接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的能力和资格。只有具备国际人格的实体才能成为国际法主体，国际人格和国际法主体这两个概念因而也常交替使用。[2]转统国际法认为，主权国家是唯一的国际法人格者，也就是唯一的国际法主体，而国际组织，至少在它的早期，不被承认为国际法人格者或国际法主体。然而，现代国际法倾向于认为，在国际人格和国家主权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3]意味着不排除非主权国家的实体，也可能拥有某种国际人格。国际法院在其1949年赔偿案咨询意见中，明确否定了只有国家才是国际法主体的观点，指出各国集体活动的逐渐增加已经产生某些并非国家的团体（按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引者）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情况，这种新的国际法主体不一定是国家或具有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在任何法律体系中，各法律主体在其性质或权利范围上不一定相同，它们的性质取决于社会需要”。[4]国际法院不但在该咨询意见中，根据暗含权力理论推论出联合国具有国际人格，从而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也都在实际上在不同范围内被承认为国际人格者，而且在它于1980年解释世界卫生组织与埃及1951年协定的咨询意见中，明确断言“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主体，受国际法一般规则、这些组织的组织法或它们作为缔约方的国际协定对它们所设任何义务的拘束”。[5]看来，国际组织具有不同于其成员国的单独的国际法律人格这一点，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6]

摘要:人格物是指与人格利益紧密相连，体现人的深厚情感与意志，其毁损、灭失所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特定物。人格物概念的确立彰显了民法上对特定物上的物质利益和人格利益的双重保护，其特有的法律属性展示了其与普通物的明显差异。人格物具有一个动态的生成与转化过程，这个结论既客观描述了这类物的存在状态，也揭示了其中可能的各种演化形态，并更多地为这一理论研究奠定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特征的研究基础。

关键词:人格物界定发展

法律中的概念根植于社会现实，而社会的发展对于法律概念的内涵又有着深刻的影响。笔者一直关注着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的立法、司法及理论研究，并对此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于2007年首次正式提出了“人格物”的概念，以较为凝练和妥贴地命名和规范那些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并于2009年撰文，以详尽地论证人格物与普通物不同，其不适用《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可以说，人格物的概念是生长于社会现实或者说是常识中，只是没有将其凸显或抽象出来，而且这一由内在意义而最终形成的法律术语也绝不是生造出来，它即尊重了民法中人与物基本的分类，又反映了这类物独特的属性，但绝不是简单反映人与物的联系。

一、人格物的内涵及界定

(一)人格物充分地展现了民法上人与物的区分与融合。人格物概念的确立可以从人与物关系的民法哲学理论中得到支持。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凸显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事实上，民法体系的架构就是建立于人的主体性和物的客体性的二元论基础上的，于是民法之中就严格地区分了人作为主体对物作为客体的权利，民法的体系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人作为主体地位所必须的人格权及人对物所支配产生的物权、债权及其他派生权利。至今为止，人与物的二元划分理论依然保有强势的地位。而人与物之间的二元区分和融合为人格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不过，这种绝对的人与物的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较为久远的年代里，尤其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并未有财产的观念，所有制未产生，人对自己价值的认识和对物的价值的认识处于混沌状态。随着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促使了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人对物的利用和控制关系才逐步建立起来。在奴隶社会时期，人是有等级差别的，人与物虽有区分，但也有融合。比如生物体上作为“人”的奴隶而言，不论在中国古代的奴隶制法律框架之下还是在罗马法的万民法中，都只不过是能被触觉到的与土地、衣服、金钱地位相同的“有体物”，某些人本身就被视为是客体的物的存在。这一状况一直到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直接推动才使其有了明显的改观，至此才在西方法律制度中将自然人赋予了法律上的人格，而作为财产存在的物被明确地作为权利客体对待，这样的思路在法国民法典及德国民法典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在中国，基于传统皇权政治和封建文化的深远影响，人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不太完整的，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的人身依附地位到近代才有明显改观。

内容提要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性来源于成员国的法律人格性，并受国际组织本身职能、任务的制约。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

因为国际组织根据其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行使职能并具备必要的机关，它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进行独立的活动，这说明它具有独立意志，是独立的法律人格者。此外，国际组织不一定需要在该组织构成条约中明白地被赋予权力；

该组织同样具有为了最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暗含的权力。亦即在签订条约时不论有无关于法人资格的明文规定，国际组织都是具有法律人格的。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组织法律人格国家主权

国际组织是在国家之间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人类社会在进入19世纪以后，特别是进入19世纪的后半期，随着国际关系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明显地变得密切起来，国际组织便不断地以所谓国际行政联盟的形式出现了。它们是以非政治的、专门的、行政的和技术性的国际合作为目的的组织，作为国际组织，它们尚不完善，它们是以国际事务局为中心负责日常业务和沟通情报的。根据其规章，条约当事国的全权代表会议，则每若干年讨论一次条约上规定的国际合作，但不考虑该组织的机关的具体事务。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组织形成了以在政治上维护和平和防止战争为中心目的的政治性组织，并出现了综合性的以各种国际合作作为任务的国际组织。1920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便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政治性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性组织──“联合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的发展更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国际和平组织自不待言，就连国际合作中许多领域的专门性国际组织，也发展成为高度健全的组织，在常务秘书处之上，设置了大会、理事会这类具有实质性职权的机关。特别是，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同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国际合作方面同专门性国际组织，都建立了密切的和职能性的组织关系。总之，各种国际组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发挥着各自的职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国际组织在参与国际关系时具有哪些权利义务，即具有什么样的法律人格。

摘要：人权是宪法和民法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共同价值基础，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民法的制定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宪法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只能是间接的。宪法中有关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规定只能通过其体现的人权价值间接影响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它只能为民法上人格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民法上人格权仍应由民法来确认。

关键词：人权视野；宪法权利；人格权

前言

人格权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利。现代世界各国宪法均将人格权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民法中也有特别人格权或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同时，根据各种人权国际公约和人权法学理论，人格权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重要性，但对其性质仍有争论，即人格权究竟是人权、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本文拟通过对人权、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三者关系的分析，探讨不同法领域中的人格权性质有无差异。

一、何谓人权

在现代社会“人权”概念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用语，也是一个理解上非常混乱的概念。有学者通过考察，指出人们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用来表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例如，有的在道德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联系起来；有的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公民权利甚至国家意志等同；有的强调人权中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以致仅在此意义上使用；有的则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正如国外学者赫里曼（Holleman）所言：“人权的神圣名义，不论其可能意味着什么，都能被人们用来维护或反对任何一个事物”，“人权似乎就是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这句话既道出了人权概念之所以纷繁复杂的原因，也表明了理解人权概念的不易。确实，各个国家、民族、阶级、派别、个人，由于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也过于宽泛和复杂，对人权及其历史的解释，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伦理诸问题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

关键词:有限责任/法人人格独立/法人人格否认

内容提要: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人格独立是法人制度的价值所在，然而有限责任在促进经济发展、吸收股东投资的同时也不可回避其致命的弱点。文中从有限责任固有的缺陷着手，结合我国公司人格滥用之现实和国外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分析，提出构建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建议

有限责任[①]是公司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这种有限责任使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发生分离，减少投资风险，激励出资者投资、节约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②]正如美国学者巴特尔（N.M.Butter）所言，“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蒸汽和电的发明。”[③][1]然而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如同一把双刃剑，有限责任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股东滥用法人人格、假借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提供了可能。在特定情形下刺穿公司面纱，追究股东无限责任成为一种必要。

然而我国公司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人格独立的障碍[④]与滥用人格相伴而生。本文试图从有限责任固有的缺陷着手，结合我国公司人格滥用之现实和国外人格否认制度的产生和运用，构建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一、有限责任的产生和利弊分析

纵观国外有限责任制度发展史可以看出，股东有限责任在企业制度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漫长的时期。[⑤]在该制度产生以前，合股公司的成员对公司承担无限责任，这种无限责任对于保护债权人利益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公司人格和股东人格的混同，使股东对公司责任深重，一旦投资失误，不仅影响其投进公司的财产，而且也可能波及到投资者所有的其他财产。这种担心和忧虑影响了人们将闲散资金投于经营的积极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出现。有限责任制度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甚至在法律中就有关于有限责任的清晰的概念[⑥]。但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式一般认为最早起源于英国。[⑦]早在15世纪的非贸易性公司中，就存在公司成员不对公司债务负责的组织形式。[2]然而这种组织形式没有能够迅速发展和繁荣，随着股份有限公司[⑧]和有限责任公司[⑨]的出现，直到18世纪才逐渐繁荣，并占有主流地位。有限责任的产生，弥补了无限责任对投资者责任过重的缺陷，使公司人格与出资者的人格进行了分离，最终确立了独立的法人人格。从一定意义上讲，有限责任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⑩][3]

从经济学角度，有限责任具有极大的优势。首先，有限责任作为一种新型的责任制度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无论是从企业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11][4]还是从“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点”来看[5]，企业的产生无疑节约了交易成本。但在不同责任机制下对交易成本的节约是有差异的。在无限责任形式的企业中，交易相对人为确保交易安全需要投入许多时间和精力去调查无限公司股东的资金状况，以此防止交易风险。有限责任的产生，企业的人格与股东人格的分离，使公司具有法定的人格。这种人格与自然人的人格不同，必须符合法定条件，经过诸如登记审批等法定程序，才能够产生。而这种登记的公示效力使债权人信息大致对称，从而减少大量的交易成本。其次，有限责任降低或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在有限责任的公司中“股东权益被分散在价值相对小的股票[12]，使它能在公司较大的情况下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公司组织形式使投资者能进行小股本的投资，通过投资多样化而减少风险和迅速廉价地转移其投资。”[6]因此，有限责任的股东仅以自己的出资对公司或者企业承担风险。风险较小和股份或出资的可转让性，又将风险降低到更小。最后，有限责任激励投资。基于交易成本节约和降低投资者风险的优势，许多人乐于将闲置资金投入到企业中来，这样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融资渠道的畅通，使资本的运用更加有效。对公司的发展、甚至是整个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

本文首先对罗马法上的“人格”概念进行了解析，重点是以民法的视角分析该概念的先验歧视色彩。随后从历史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分析了“权利能力”一词产生的根源，并得出以下结论：《德国民法典》制定者处于资产阶级兴起的世界中，他们需要继承罗马法，但他们不要其中的公法因素；他们也需要继承罗马法中的主体资格制度，但他们不要那个“排除了部分生物人加入正常社会生活的机会”的“人格”一词。最后，本文以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精神为主线，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意义上的“人格”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罗马法人格权利能力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现代意义上的人格

壹

人格与权利能力探源

一、罗马法“人格”的含义

【摘要】人权是宪法和民法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共同价值基础，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民法的制定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宪法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只能是间接的。宪法中有关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规定只能通过其体现的人权价值间接影响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它只能为民法上人格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民法上人格权仍应由民法来确认。

【关键词】人权宪法权利人格权

人格权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利。现代世界各国宪法均将人格权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民法中也有特别人格权或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同时，根据各种人权国际公约和人权法学理论，人格权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重要性，但对其性质仍有争论，即人格权究竟是人权、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本文拟通过对人权、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三者关系的分析，探讨不同法领域中的人格权性质有无差异。

一、何谓人权

在现代社会“人权”概念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用语，也是一个理解上非常混乱的概念。有学者通过考察，指出人们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用来表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例如，有的在道德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联系起来；有的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公民权利甚至国家意志等同；有的强调人权中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以致仅在此意义上使用；有的则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1正如国外学者赫里曼（Holleman）所言：“人权的神圣名义，不论其可能意味着什么，都能被人们用来维护或反对任何一个事物”，“人权似乎就是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2这句话既道出了人权概念之所以纷繁复杂的原因，也表明了理解人权概念的不易。确实，各个国家、民族、阶级、派别、个人，由于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也过于宽泛和复杂，对人权及其历史的解释，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伦理诸问题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3

但是，人权作为一个被人们接受的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应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有学者通过对西方人权历史和学说的考察，认为二战以前西方的人权学说主要以自然法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想为基础，战后的人权学说除了继承和改造战前的自然法学说和功利主义思想之外，还增加了从自然法思想演变而来的抽象的正义论和人本主义思想；通过西方学者对人权定义的分析，认为其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一、他们大多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也即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二、他们大多主张人权是一种道德或伦理权利，只有当它由实在法加以规定时，才同时具有法定权利的性质。4在对人权概念的认识上，对人权哲学有深入研究的英国法学家米尔恩（A·J·M·Milne）认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对人权的认识主要是以西方的背景为基础，其所提出的人权的理想标准主要是由体现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的权利构成的，但基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其他国家并不一定采取西方社会的模式，其所确定的人权标准也不一定适合这些国家，它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确定自己的人权制度；但毕竟所有的国家都是人类社会，每一个国家的成员都应享有仅仅因为是人而享有的权利，这就是米尔恩所说的“最低限度标准的概念”，“它是这样一种观念：有某些权利，尊重它们，是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的要求”，而这样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以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它的普遍适用需要它所要求的予以尊重的权利获得普遍承认，但同时它所要求的普遍权利也必须根据特定场合来解释。5由此可见，米尔恩所主张的人权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同时它也是要求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变通吸收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虽然这种人权并不对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有直接的效力，但它是促使各国采纳人权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基础。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德（JackDonald）通过对权利行使的分析，认为人权是个人仅仅因为它是人而拥有的权利，但它是一种“最终诉求”，即只有在法律方法或者其他方法看来不能发挥作用或者已经失效的地方，才能求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人权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其要求在本质上是超法律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向现存的制度、实际活动或者规范，尤其是法律制度挑战，或者改变它们。6因此，他所讲的人权也不是一种法律权利，而是一种与法律权利并列的并对法律权利起补充作用的道德权利。

题记：生命权、自由权等人格权利，涉及自然人全面社会生存之根本，岂可由仅仅规范私人生活关系的民法赋予？！

--作者

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1将"人格权"在分则中单列一编（第四编）做出了规定。支持者认为这一做法为极富中国特色的创新，*2反对者则认为其混淆了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破坏了民法典内部的逻辑关系。*3争议不可谓不大。但现有争议多集中于法典内容体系安排之逻辑性方面。笔者认为，人格权应否在我国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表面看来仅仅是一个立法体系安排问题，但其实质上首先涉及人格权的性质认定，而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既有观念和理论存在诸多谬误。为求我国未来民法典之科学性，本文特对此发表意见，以资参考。

一、"人格"：私法上的概念抑或公法上的概念？

人格权与人格的联系如何？此为有关人格权问题论争的第一个焦点。反对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观点强调二者的联系，指出"人格权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资格的题中应有之义"，*4故无须单独规定；相反的观点则试图疏远这一联系，指出主体意义上的人格与人格权所谓之人格非属同一范畴，*5并由此而将人格权视为一种与物权、债权以及亲属权得相提并论的民事权利，成立其支持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基本理由。

事实上，尽管财产与人格的关系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遥远，*6但人格权与人格之更为紧密的联系却不容置疑。为此，论证人格权的本质，须从论证人格的本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