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救济范文10篇

[内容概要]：票据丧失是指票据权利人在违反自己意思之状态下丧失票据之占有，它是以违反票据权利人意思的状态和票据占有丧失的状态二者为要件的。票据丧失是票据在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非正常的状态，它严重损害了原票据权利人的权利，影响了票据的流通性这一最为重要的根本属性。当前我国票据法所规定的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主要有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提起诉讼三种方法。本文在研究票据丧失及其救济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指明我国目前票据丧失救济的规定存在的缺陷，结合国外有关票据丧失救济的立法经验提出笔者的一些见解，以期阐明票据丧失救济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在有价证券这个庞大的体系中，票据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学者多称之为完全的有价证券。之所以称票据为完全有价证券，是说票据权利与体现该权利的票据密不可分，权利的产生以作成票据为必要，权利的转移以交付票据为必要，权利的行使以提示票据为必要。票据是所载权利的物质载体，票据权利则表现了票据的实质内容。如果持票人不慎丧失所持票据，则行使票据权利就失去了载体和依据。为了补救失票人的权利，同时也为了保障票据的正常流通，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规定来完善票据丧失之救济。

一、何谓票据丧失

票据之丧失，指票据权利人在违反自己意思之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这一概念包含这样两个构成要素：票据的丧失是违反票据权利人本身意思的，票据权利人已丧失票据之占有。对这两个构成要件分述如下：

（1）违反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指票据权利人本身没有丧失票据权利的意思而票据事实上丧失。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票据权利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如遗失，被盗：票据权利人有意识但无力抗拒情形下丧失票据之占有，如强夺，抢劫。

（2）丧失占有：占有，指事实上占有、控制票据之状态。事实上占有、控制票据的状态，包括票据权利人自己支配票据以及排除他人支配票据，同时时间上必须具有连续性。丧失占有，即票据权利人丧失对票据的占有和控制，包括丧失对票据的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两种情形。

一、排除侵害

（一）我国排除侵害法律规定的不足

目前我国的法律尚缺乏对排除侵害这一要件的进一步界定，而且没有规定“部分排除侵害”（包括限制作业时间）和“代替性赔偿”等救济方式。在我国的现实案例中，作为加害人的企业一旦被判决排除侵害，企业往往会面临减产、停业治理，甚至关闭，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基于这种考虑，法院不得不回避了受害人的排除侵害请求，其结果是令受害人完全承受污染危害，显失公平。

（二）排除侵害与利益衡量原则

在环境侵害的排除方面，利益衡量原则是其最基本的思考方法。所谓利益衡量原则，是指在环境侵害的排除上，综合考虑权利不可侵原则和原因行为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有用性、价值性等。其所追求的目标在于维护产业活动、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安宁、生命健康乃至优适环境之间的平衡。利益衡量原则是否可以适用以及适用的程度，可以根据不同的权利类型分别加以考察。

（三）环境侵害排除方式的完善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立法现状，指出生态损害侵权救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立法设想。

关键词:生态损害;侵权救济;问题;对策

一、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概述

(一)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概念

笔者认为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概念即由于产业活动或人为原因，对生态系统、生态安全以及人类的安全造成现实的或者将有的威胁时，通过国家公法强制和私法协调能力结合从而实现侵害的排除或损害的填补措施等。

(二)生态损害侵权救济的特征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深化，高校逐年扩大招生。高校多年来传统管理模式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教育行政纠纷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对等，权益受到侵害的学生即使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维权，然而因为多方面原因结果并不理想。无论从理论或者实践的角度，我国现行的教育行政纠纷解决制度都需要改革与创新。

一、教育行政纠纷法理分析

由于社会竞争日趋激烈，高校大学生面临社会人才市场的选择竞争十分激烈，学生因此更加注重学校教育的结果是否优秀，尤其是否按时获得学校颁发的“两证”——毕业证和学位证。一旦学校决定开除该学生学籍或不予颁发证书，纠纷便由此产生。

1.教育行政纠纷主要来源

教育行政纠纷主要来源包括学位管理、违纪处分。前者由于学生舞弊、打架斗殴等被学校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而起，如余波诉南昌大学案、王纯明诉南方冶金学院案；后者由于学生未通过英语四级考试或学术未达相应标准，学校不予发放学位证书等引起，如陈兆彬诉华南农业大学案。我国1980年颁布的《学位条例》中虽然未对英语四级考试做出规定，但却允许高校对其附加条件。该规定的合法性值得商榷。由学位管理引起的纠纷由于其特殊性，要求高度的专业与技术评判，司法介入不适当时，会对高校的管理产生负面作用。司法对待该问题时，应尊重和保护学术的自由。

2.教育行政纠纷可诉性

内容摘要：房屋权属登记制度是房地产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房屋权属登记行为，本质上是行政行为，而非民事行为。因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造成错误登记而产生的赔偿责任是民事侵权责任，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因房屋权属登记机构的过失等原因造成登记错误而产生的赔偿责任是国家赔偿责任，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当二者发生竞合时，登记机关应履行先行赔付义务，而后再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

关键词：登记错误；行政行为；民事侵权责任；国家赔偿责任

一、引言

不动产登记，是指将土地及其定着物之所有权和他项权利的取得、丧失和变更，依法定程序记载于有关专职机关掌管的专门簿册上。[1]不动产登记制度，是我国物权法领域的重要制度，是公示公信原则的法律基础，起着维护交易安全和保障交易秩序的作用，因此，各国都把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作为加强不动产管理的重要举措。房屋，作为典型的不动产，其权属登记，是房地产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房屋权属登记是房屋他项权利产生和变动的前提，关系到公民切身财产权益的实现。特别是登记错误，其不利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有必要把加强对房屋权属登记错误的法律救济提升到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的高度。现行物权法和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更正登记、异议登记和损害赔偿三种法律救济途径，作为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的手段，损害赔偿较之于其他两种途径无疑具有更好的补偿受害人损失的效果，因此本文专门论述之。

二、房屋权属登记错误的法律分析

房屋权属登记，是国家加强不动产管理，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手段。探讨房屋权属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显而易见必须首先明晰房屋权属登记的性质。厘清房屋权属登记的法律关系，确定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那么希冀相关主体承担登记错误的赔偿责任才有可能。鉴于房屋权属登记是公权力介入私权利的产物，故学界一直有房屋权属登记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的争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实现，所以有必要明确房屋权属登记行为的性质。

一、美国行政指导的法律救济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一直以来对日本的行政指导制度嗤之以鼻，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家，美国将日本的经济模式称为“异质性经济”。但上世纪7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造成经济大萧条，失业率上升，人们不得不对那种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干预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这种强制性政府管理经济模式在当前的世界看来是不符合发展趋势的。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衰落，日本的经济在这个空隙中变得日益强大，国际贸易比重逐年上升，看起来丝毫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上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也越演越烈，从不屑一顾转变为迫切希望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美国也加大了和日本的联系，行政学专业的学者也开始走访日本，学习日本的制度。在对日本通产省的产业政策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行政指导制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正如美国著名学者C·约翰逊所言，美国要想在世界竞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要学会日本的行政指导制度，现实生活中美国也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现在在美国经济生活中到处都能看见行政指导的影子，对小企业的行政指导，制定产业技术政策，通过行政指导扶持农业等。这种温和性，协商性的指导方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一定的角度来看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美国，克林顿总统上台后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念，力图在保守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发展成为一种“新经济”，这种经济要求政府认识到自己角色的有限性，将更多的经历专注于个人不能涉足的领域。这和行政指导的理念不谋而和，在美国的近几年的立法文件中涉及行政指导不下数百件，尤其在环境保护，教育等领域最为突出。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不只是注重判例方面的行政指导，也非常注重立法的完善，但是与日本不同的是美国的程序法中并没有对行政指导作出明确的规定，可以说行政指导的法律规制和救济变得很复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3条规定:“因行政行为而导致权益受损的相对人，或受到有关法定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的人，均有权诉诸司法审查”。这是“有损害必有救济’原则在行政法领域最明显的运用。在最近的司法实践中，也逐渐出现了几个行政指导引起的典型案例，例如，“新闻稿纠纷案”、“内部信函纠纷案”，等。从这几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此类案件基本上都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同的是该法院关注更多的是行政指导造成的损害，而不是行政指导本身，这就说明了一点，不能盲目的将一旦有相对人不接受的行政指导就进行撤销，要关注是否造成损害，以及损害的程度。

二、德国行政指导的法律救济制度

作为典型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德国作为行政法学的母国，其不论是理论还是实务都是走在世界的前沿。学界对非正式行政活动的研究更加的细致和精确。目前在德国采用较多的行政指导方式主要是非拘束性行政计划，像提醒和警告等，他们都是行政机关出于期待和帮助之意，向不特定的或特定的公民作出的。德国的行政法学理论可以说是最宽泛的，几乎所有的行政行为都能受到行政法院的审查，与一般国家对事实行为的调整不同，在德国事实行为也是法院规制的对象。从这点来说行政指导毫无疑问可以提起诉讼以谋求救济。这也是基本权利保护原则的宗旨要求，相对人只要对行政指导不服的，就有权提起确认之诉或者在受到损害的时候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三、瑞典行政指导的法律救济制度

瑞典行政指导侵权法律救济制度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监察专员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由议会专职监督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制度。监察专员制度是指由代议机关任命的行政监察专员对行政机关等特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之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宽泛的监督并对有关行政相对方予以救济的制度，它发端于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公署制度。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具有监察专员地位的权威性，监察专员资质的特定性，监察专员职权的独立性，职责范围的广泛性，工作方式灵活等特点。它不失为行政指导侵权法律救济的一种有效手段，也大大弥补了行政指导法律救济方面的不足。是值得我们去推敲的一种新的行政指导救济方法。

【摘要】当下,高等学校在行使管理权的过程中,常与大学生的权利发生冲突,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与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立和谐校园的要求不相符,因而研究这种冲突的救济,特别是法律救济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能为完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提供理论依据,改变目前高等教育法律不完备、可诉性弱等现状,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使高等学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冲突得到妥善处理。

【关键词】高校学生法律救济制度大学生权利

1现行高校学生法律救济制度

学校对学生的处分行为对学生而言显然是一种不利益(固然学生违反了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但对此应当审慎地对待,设计合理的程序以保障处分程序的公正。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5条规定: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除此以外,鉴于学校违纪处分与行政处罚的相似性,学校作出针对在校学生的处分程序时,还可以适当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若干规定。另外,学生权利救济手段可分为校内救济和校外救济两部分。校内救济主要是指已被《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确定的校内申诉制度,校外救济则为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行政复议与司法保障。

2学生权利的救济途径

从教与学的关系区分,学生与学校是一种从属的活动关系,即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过去,人们常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绝对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高校作为管理者在学生的入学到毕业具有绝对的管理权,学生必须服从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学生只能遵守学校的校纪校规,一旦违反,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责任与义务的角度看,学校与学生的责任、义务应当是对等的,学生在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义务的同时,也具有相应的权利。相对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而言,学生是弱者,学生的权益更需要予以保护。目前学生的权利救济手段主要有申诉、申请教育主管部门行政复议以及提起行政诉讼等;另一方面,又可分为校内救济手段和校外救济手段两种。

尽管各国法律对于合同的定义表述不一，但对合同的基本内涵也即合同成立的核心要件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合同是当事人的合意即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依法达成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根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当事人有订约能力，这通常涉及到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授权或对合同标的的合法处分权等事项；第二，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当事人通过对要约的承诺，或其他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诸如拍卖、投标等事项而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第三，合同的内容与形式合法，不违背社会公益。如果合同成立要件未能得到或未能全部得到满足，则意味着合同的成立过程存在瑕疵。由此导致合同的履行缺乏正当基础，最初订约时当事人所合理期待的合同目的也就无法实现或无法全部实现。但考虑到当事人的订约能力、合同内容或行使的合法性以及社会公益这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的国内法对此类问题的处理方式迥然不同的现实情况，在此本文的论述将只涉及到合同成立过程中存在的“合意瑕疵”的救济问题。

而就国际商事合同的调整规则而言，目前国际上一个最为重要的法律文件就是1994年国际统一司法协会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UNIDROITPrinciplesforInternationalCommercialContracts,1994.以下简称《守则》）[1]。该法律文件对国际商事合同的实践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合同的作用，为各国商人所广泛采用以作为其合同条款的补充或解释依据。虽然《通则》基本上属于商人法（lexmerctoria）的范畴，而不是一个国际性公约，不具有强制性，完全由合同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但是，由于它尽可能的兼容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法律体系的一些通用的法律原则，同时还总结和吸收了国际商事合同中所广泛适用的惯例和规则，并在本质上充分灵活的考虑到由于国际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情势对国际商务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对于指导和规范国际商事合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本文的论述将以《通则》的规定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和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所谓合意瑕疵（DefectiveMeetingoftheMinds），即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存在诸如重大误解、欺诈、胁迫、重大失衡等情形。依据《通则》的有关规定，针对合意瑕疵的救济措施主要有宣告合同无效和损害赔偿两种。鉴于篇幅所限本文拟仅对宣告合同无效加以阐述。

在此必须首先明确“宣告合同无效”（AvoidanceoftheContract）一词的确切涵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0）》（UNConventiononInternationalSalesofGoods,1980）中也有“宣告合同无效”这一表述，但《公约》是将之作为一种合同履行中的违约救济方式，与《通则》中作为违约救济方式之一的“终止合同”（TerminationoftheContract）这一术语,以及我国《合同法》中的“解除合同”一词属于同一范畴。而《通则》则是将该表述作为针对合同成立过程中存在的合意瑕疵的救济方式之一，其行使需要当事人的主张，这与《合同法》中的“撤销合同”一词属同一范畴。另外，我国《合同法》中的“无效合同”一词则是指由于合同的内容或目的不合法或有违社会公益或国家利益而当然无效，无需当事人的主张，有关机关在处理此类合同时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直接“宣告”其为“无效合同”。而本文的“宣告合同无效”则是指当事人的一种救济权利，必须通过向法院或仲裁机关主张来行使。

依据《通则》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情形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错误（Mistake）。一方当事人可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所谓错误，依据《通则》第3.4条的规定，是指在合同订立时对已经存在的事实或法律所作的不正确的假设（erroneousassumption）。根据第3.4条的注释规定，错误可分为事实错误（mistakeoffact）和法律错误（mistakeoflaw）两种。但并非所有的错误都能导致宣告合同无效，依据《通则》第3.5条第（1）款的规定，只有此错误在订立合同时如此之重大，以至于一个通情达理的人（areasonableperson）处在与犯错误方的相同情况下，如果知道事实真相，就会按实质不同的条款（onmateriallydifferentterms）订立合同，或根本不会订立合同。

一、提单欺诈的基本问题

（一）提单欺诈的概念

提单欺诈是指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活动中，承运人（包括船东、承租人）和托运人及他们的人等利害关系人在海运提单问题上故意变造某些事项，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并基于这些错误的认识在支付相应的对价后合法的持有了海运提单从而致损。

（二）提单欺诈的表现形式

利用提单进行欺诈的不法行为种类较多且正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有人形容提单是“一把打开浮动仓库的钥匙”。我们对目前的提单欺诈现象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可以有多种分类结果，若从主要参与者的角度进行分类，可以有贸易商自谋的、贸易商和船东共谋的、船东自谋的三种。若从提单自身的角度进行分类可以得出下面的类别：倒签和预谋提单、空单、用保函换取清洁提单、无单放货和货量差异等五种。这种分类也是较为常见的。

（三）提单欺诈的成因

摘要“包二奶”现象日益普遍，因这一现象引起的离婚案件也日渐攀高，为保护受侵害的配偶关系，必须通过法律进行规制，保护婚姻关系中无过错妇女的权益。从侵权损害赔偿的角度，辨析阐明解决“包二奶”现象并不意味着通过刑法规制，而应当秉持适当补偿兼顾公平的原则，对过错当事人及第三者的侵权行为予以民事上的调解与赔偿，辅之以其它救济方式，在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前提下，更为有效的维护受害方妇女的合法权益，就此提出几点立法建议。

关键词“包二奶”配偶权公平赔偿

2009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我国婚姻法的议案，“建议家庭破裂可向第三者索赔”，①一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争议，其中能否追究“第三者”责任成为备受争议的焦点之一，这是继2001年婚姻法修订后又一次对“包二奶”现象的立法方向重视。

本文所谓的“包二奶”是指已婚男性配偶通过物质、金钱等方式供养婚外异性并不以夫妻名义与之持续、稳定非法同居的行为，即狭义的“包二奶”。

一、包二奶法律规制的立法缺失

(一)现行立法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