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性范文10篇

二重性范文篇1

道德资本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也具有其特殊性状。研读王教授的道德资本，并结合道德实践，笔者提出道德资本的二重性特征:“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寄生性”与“独立性”、“有形增值”与“无形增值”、“正外部效应”与“负外部效应”、“丰富性”与“稀缺性”等特征，下面笔者一一来论述。道德资本具有“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相统一的特征道德资本的研究“以一个耀眼的新话题不仅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最终走出‘二律背反’的困扰指出了一个有益的思维路向。……‘道德资本’研究问题的提出，对帮助当代中国人破解经济与道德‘二元对立’的时代难题，无疑具有方法论的启迪意义。”［5］王教授在《五论道德资本》中指出，道德对于人来说应当是“目的性功能”与“工具性功能”的统一。从资本视角来讲，说道德是一种资本，并不是要从道德上去美化资本，甚或使道德沦为资本增殖的伪善工具，而是强调道德可以而且应该为获得更多利润和效益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而且，事实上，道德一方面充当资本的盈利手段，另一方面却是对资本作“内在批判”。因为，一方面，资本总是试图把一切作为实现其价值增殖的工具，但另一方面，“资本虽然在以独特的方式控制着资源、知识、文化和道德，但也在客观上塑造着人本身。这些被提升了的人类理性水平和精神力量反过来又会内在地成为约束资本负面效应的力量，也即对资本作‘内在批判’。在这方面，道德资本的价值目的性较他类资本形态更为突出。道德不仅能够以自身的工具理性为资本服务，也可以在资本内部以自身的价值理性约束资本本身，以避免资本本性的非理性膨胀和‘资本逻辑’的无度扩张。”［6］道德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在道德资本中达到了统一。从企业层面来讲，实际上，不难想象，一个重视用道德资本营利的企业，它在为社会提供人性化商品的物质消费过程中，不也同时为本企业职工和消费者提供良好道德的精神消费吗?在经营者那里道德资本主要表现为工具性价值，在消费者那里则主要表现为目的性价值，这是道德资本“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最常见的统一方式。“道德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类创造的———人类创造道德是为了运用道德、让道德为自己服务———这种运用和服务既有目的意义上的，也有手段意义上的———目的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多反映在精神活动和精神生活方面，手段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多活跃在生产和经营活动(包括精神生产和精神传播活动)之中。”［7］只不过，经济学家和企业主更注重于道德资本的工具性价值，而伦理学家和消费者则更注重于道德资本的目的性价值。企业道德资本的生成是通过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博弈”，即“义”与“利”的“博弈”［8］，最终达成的“义”与“利”的统一［9］。毫无疑问，道德资本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两大功能，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道德资本的目的性功能固然重要，但道德资本的工具性功能也显得日益迫切。

道德资本具有“寄生性”与“独立性”的二重关系资本包括“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有形资本”包括“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本”包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及道德资本等［10］。道德资本属于“无形资本”，但它与“有形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德资本和“有形资本”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寄生性”与“独立性”的二重关系。道德资本的“寄生性”主要表现为道德资本的存在有赖于“有形资本”首先，道德资本的投入有赖于“有形资本”的投入。道德资本的投入伴随着“有形资本”的投入而投入，如物力、财力和人力的消耗。对人的道德教育必然要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即需要一定的物质教育资源的消耗;企业员工道德的实践也需要一定的物质作为中介，仅仅停留于思想上的道德行为，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实践;道德环境的营造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投入，如道德硬环境、软环境建设，人性化公共设施建立，寓含道德意蕴的企业文化的建设等。可见，道德资本的投入依赖于有形资本的投入，道德资本投入的特殊性反映出其具有的“寄生性”。其次，道德资本的运作依赖于“有形资本”的运作。道德资本在企业中的运作也不能离开“有形资本”而独立运作，一定要参与到以“有形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运作中去，道德资本离开了人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存在的;道德资本离开了企业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道德资本离开社会大环境的支持，道德受到社会冷落，道德资本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道德资本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其作用的独立性企业的存在不仅仅其有经济价值，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更应该具有精神价值，扮演一定的道德角色，承担一定的道德义务。道德资本在企业的发展中起着优化作用，主要表现为:首先，道德资本能够激活“有形资本”。资本要增殖就要不停地运动，一是道德资本能够提高员工“同心同德”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从而促进企业“有形资本”的高效运营，“以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二是一个道德资本运营良好的企业，一定能凭借企业良好的形象和人性化的产品，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引导消费，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其次，道德资本在资本市场上起着规范和引导作用。道德资本在资本市场上起着规范并使其理性化，忽视道德资本的投入和运作，或否认道德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则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美国金融海啸以及日本福岛核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一个企业游离于道德之外，缺乏‘道德资本’，势必会畸变为一只‘迷途的羔羊’，掉入了越是赚钱心切却越发不能的‘怪圈’。”［11］因此，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合法经营与道德结合的企业，才是社会需要的企业。企业的运作需要道德来规范和引导其行为，消弭其成为“迷途的羔羊”。

道德资本促进“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双增值道德资本通过参与整个资本的运作过程，发挥其具有的独特作用，在资本循环过程中不断地促进“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的增殖，并获得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双重价值。首先，从道德资本本身来讲。一方面，寄生于“有形资本”的道德资本只有通过自身的运作，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在最终意义上转化为“有形资本”，促进“有形资本”的保殖、增殖，并得到社会和企业主的重视和认可，才会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道德资本得以科学的运营，完整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就能够实现在‘有形资本’意义上的保值和增值，包括实业资产的增进、金融资本的增值和产权资本的优化和增进等。这是道德资本存在和参与运作的根本原动力。”［12］另一方面，道德资本的科学运作也能使“无形资本”的价值增值。道德资本促使企业“无形资本”保殖、增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在企业外部，它将优化企业形象，营造良好企业文化，提高企业声誉，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在企业内部，主要表现为增强员工“同心同德”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塑造良好的职业风尚，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协调员工人际关系，提高员工的责任感，促进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员工的创新精神等。其次，从道德产品方面来讲。道德资本最终落脚于道德的物化形态即道德产品上，道德产品是道德资本的实物性载体，是道德资本最终实现价值的依托，也是实现道德资本积累和增值的“关键的一跳”。道德产品具有和普通产品不一样的特征，即具有“物质性”与“符号性”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道德产品表现出物质性的特征，道德产品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加速资本流转过程，加速资金流转过程，从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符号性的特征，“符号性的一面决定了道德资本能够多次重复使用，它不仅丝毫无损其价值，而且使得其价值无限增值……道德产品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性的需求，发挥着它的效益。反过来，为人所用，又能够产生新的效益。”［13］

二重性范文篇2

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根源是传统法理支配的国家职能二重性

所谓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是指国有资产产权主体和产权客体都具有虚拟性和实在性的双重属性。从其外延来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包括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和国有资产产权主体国家职能二重性。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就是这三者形成的一个统一整体：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决定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而传统法理支配的国家职能二重性决定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是主体（“全民”）虚拟性、客体（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实在性；劳动者资产产权二重性是主体（劳动者）实在性、客体（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虚拟性；国家职能二重性是主体（国家）双重身份（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客体（职能）是国家行政权力和企业民事权利合一。所谓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拟性和劳动者产权客体虚拟性，而国家身份及其职能二重性便是虚拟性产生的直接根源。

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形成有其经济和法律的二重原因。首先，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是传统国家理论和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的产物。所谓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是指国家作为全民的代表对资产的所有权，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的统一，而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虚拟性和国家职能二重性两者结合的体现，也就是国家行政权力以劳动者产权客体虚拟性为基础，构建成政资合一、政企合一的国有国营企业。全民所有制资产产权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权和劳动力国家所有权的统一，在我国它是以国家所有制形式实现的。这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必然性，前者反映在马、恩的国家学说及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列宁的计划经济理论上。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是以国家与社会二元一体化为前提，或者说，国家与社会二元一体化是全民所有制及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从马、恩的国家学说看：“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个人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0页。）从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原理看，它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据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指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国家的经济职能看，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强化和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的财产，国家自然就成为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社会生产的未来社会的代表。马、恩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一个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因而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马克思说，在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里，“产品总是社会的产品”，“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并且“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0页。），也就是按劳分配。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列宁实现了马、恩的理想，第一次提出并在前苏联建立了第一个“计划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注：《列宁全集》第10卷，第407页。）全民所有制产生的实践必然性反映在旧中国的生产关系、斯大林模式的示范和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落后的生产关系基础为公有制提供了土壤。正如H.德姆塞茨所指出的：“可以假定，这些革命（指俄国和中国革命——引者）的成功，是由于这些国家先前的制度化刚性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的私人进步途径很少……”（注：德姆塞茨：《一个研究所有制的框架图》，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97页。）所谓“私人进步途径很少”正是指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私有制相比较的个体私有制而言，这种情况是与旧中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而且，马克思晚年认为俄国的公社制度最适应向公有制过渡，因为消灭私有制以后，只能由国家代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而公社制类似这种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个人占有消费品的公有制形式。中国“以俄为师”，把这种形式经过简单的改造沿用下来。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斯大林模式”成了最初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样板。它实行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斯大林1936年宣布：前苏联的经济基础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注：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419—423页。）。经济模式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和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纯计划的经济模式，它不仅规定了宏观经济结构，而且规定了企业的微观生产结构，国家既是宏观直接调控的主体，又是微观企业的主体，国家集行政权力和企业民事权利于一身，没有市场，没有价格机制，没有合理的资源配置，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核算，也就必然地陷于低效率的陷阱。我国的全民所有制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建立起来的，并采取了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国家所有制形式。1954年指出，“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同时指出“全民所有制是原则”（注：《选集》第5卷，第127—128页。）。

其次，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的折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所谓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即主体劳动者具有实在性，客体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具有虚拟性。虚拟性是指：在国有制条件下，对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名义上传统理论并未否认乃至强调劳动者的“所有权”，实际上两者均被国家支配，否认劳动者的独立人格、劳动者的人权以及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这证明国有资产产权客体的实在性依存于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而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正是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的折射，两者是互为条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劳动者资产所有权客体的虚拟性是计划经济的产权基础。计划经济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国家公有为基础，社会被视为一座大工厂，“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计划”（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国家公有以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为基础，因此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给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第一，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直接结合的产权基础。两者直接结合是以国有资产产权客体的实在性为根据，而它的实在性是以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为条件的。正是这种虚拟性决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性质的劳动关系：后者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劳动力归劳动者所有，两者不可能实行直接结合，而必须以资本为中介才能结合，这一结合形式使资本主义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形式，劳动力成为商品；前者由于劳动力产权客体的虚拟性，不仅使劳动力失去商品性质，而且与之结合的生产资料也只有“商品的外壳”，这样，两者便在公有的基础上实现了直接的结合。虚拟性否定商品性，这是两者直接结合的前提；没有虚拟性否定商品性，两者直接结合是绝不可能的。第二，劳动力劳动者所有的虚拟性是我国传统劳动管理体制的产权基础。我国传统的劳动管理体制是以劳动力国家所有为准则，而劳动力国家所有的实在性是以劳动力劳动者所有的虚拟性为支撑的，正是在这个虚拟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国家统包统配、高度集中的劳动管理体制及其固定用工制度与平均主义工资制度。总之，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权的虚拟性，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受传统法理支配的国家职能二重性是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根源。所谓国家职能的二重性，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看，其主体和客体都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属性：从前者看，作为主体的国家，既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又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作为客体的职能，既调控宏观经济又经营国有企业，从而垄断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从后者看，或者说从公法和私法的角度看，作为主体，国家既是公权力的主体又是企业民事权利的主体，作为客体，国家职能既是公权力又是民事权利。国家职能二重性以国家和社会合二为一为前提，是政治和经济、公法和私法、行政权力和民事权利的统一体。在经济实践中，一方面，国家通过计划的制订和指导，以及为了保证计划的实现，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和调控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把资产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融为一体，使政府主管部门通过隶属关系以所有者身份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家职能二重性支配下，宏观的直接调控和微观的政企合一，国家行政机关企业法人组织，这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它由行政权力筑成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自上而下逐级下达上司偏好的行政指令和自下而上逐级对上司负责，来推动整个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混为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列宁的公法一元论使马、恩的国家与社会一体化法制化，是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形成的传统法理依据。列宁否认私法，他说：“我们不承认任何‘私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注：《列宁全集》第3卷，第258页。）列宁的公法一元论成为否认社会主义存在公法、私法划分的依据，对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和法学体系的形成起了支配的作用，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起着制约的作用。

转型时期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表现形态是国有资本非人格化

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国有资产产权的二重性演化为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的虚拟性和客体的实在性、劳动者资产产权主体的实在性和客体的虚拟性和国家的公权力者与私权利者两种身份仍然划分不清。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近现代以来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不仅决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而且决定着社会政治、经济运行的成本和效率，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是转型时期的根本问题，也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要害所在。劳动力所有权与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经济对立的两极；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作为“全民”代表的国家，是计划经济对立的两极；劳动力所有权与生产资料所有权，是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对立的两极，具体表现为劳动者主体的实在性与生产资料客体的虚拟性，其原因则在于国家既是公权力的主体，又是民事权利的主体。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拟性，就是“所有者缺位”；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虚拟性，就是“所有者不到位”；“所有者缺位”和“所有者不到位”，就是国有资本非人格化的表现，换言之，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拟性和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虚拟性，就是国有资本的非人格化。这使国有企业改革仍在困境中徘徊不前。

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拟性，就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因而不能形成责、权、利对称的约束激励机制，没有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任的实体，从而不能摆脱低效益的陷阱，也不能避免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的虚拟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国有资产多重委托主体的模糊性。“全民”作为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委托国家作为“全民财产”的者，国家又委托国有资产管理局作为“国有资产”的者，名义上负有保值增值的责任，但是实际上并无向国家缴纳利润的任务；国有资产管理局再委托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名义上是扩大再生产领域保值增值目标责任的具体承担者，但是实际上对其投资决策正确与否并无约束机制；国有企业及其股份制企业的厂长、经理或董事长、总经理是国有企业保值增值任务的实际执行者，但是实际上对其盈亏责任并无约束激励机制，事实上只对其上级负责。委托主体的多重性表明国有资产所有者主体的模糊性，“委托—”链的不断延伸，只是徒增成本，对于提高国有企业效益显然并未发挥任何作用。主体游移不定，无论是由政府直接投资还是由国有企业投资都建立不起责、权、利对称的约束激励机制，因而不是反映长官意志就是体现内部人控制，或者是两者共谋，结果总免不了软预算约束投资决策的失误，也克服不了权力寻租因而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弊端，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位——模糊性正是虚位的具体表现。

二、企业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必然导致现行特殊的“委托—”制，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或者说，内部人控制事实上是现行“委托—”链延伸的结果。这就是说，内部人控制的产生和形成有它的必然性，或者说它是内生的。表现在：（1）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代表的委托人，其本身也是作为企业终极所有者“全民”的人，也是“理性经济人”，同其他人一样地存在机会主义动机；（2）行政任命的董事长或董事长兼总经理成为内部人，他们同任命者存在激励不能兼容的利益冲突，这就提供了内部人控制的前提；（3）政府的政绩并不受企业经营成效的影响，缺乏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的动力，这就给企业内部人控制以可乘之机；（4）政府和企业对企业经营决策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性，加之滞后的市场发育不能提供有效的外部治理手段，企业内部人控制势必成为现实。“内部人”实质上是“国家所有者”异化的产物，在既无内部激励和外部约束的条件下，作为“理性经济人”往往只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不仅不能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甚至在权力寻租的巨大诱惑下事实上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启动器”。

三、股份制国有资本的非人格化。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的模糊性和内部人控制，其原因则在于国有资本的非人格化。所谓国有资本的非人格化，实质上就是国有资产产权的二重性，确切地说，是国有资产产权主体（“全民”）和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生产资料）的虚拟性。虚拟性是国家意志即行政权力的投影，这种投影笼罩着现行公司制，使之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始终处于无序运作状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选择，但是现行公司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国有股或者说国有资本由谁无法确定，终极所有者“全民”的抽象性使对国有资本承担保值增值任务的责任主体纯属子虚乌有。二是法人财产权没有形成。法人财产权是构成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企业要有法人财产权才能行使对其财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以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由于终极所有者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不能形成规范的法人产权，因此不能实现出资人与企业分离而形成法人实体，不能实现出资者财产与企业资产分离而形成有限责任制度，不能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而克服经营者与风险承担不对称的矛盾。正是由于法人产权制度不规范，国家控股，由国家行政权力支配的国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动，上市公司往往以“圈钱”为能事，不仅资源不能优化配置，而且往往造成资产的大量流失。三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和核心的分权制衡机制，是围绕法人产权的运用和落实而设置的。确立了法人财产权，也就明确了治理结构设置的目的及其职责，从而合理建立企业内部组织管理体制，为资产的保值增值提供组织保证。由于公司法人财产权没有形成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善，“三会”不能制衡：股东大会基本上不起作用，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上级行政任命，只对上司负责；董事会没有剩余控制权，董事长不能履行对股东负责的承诺，总经理不对公司效益承担责任；监事会形同虚设，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既无有效监督，也无有效激励；因此不能形成内部治理结构责、权、利对称的制衡机制。四是资产结构不合理，公司资本和债务不分，产权和债权不分，由于国有资产产权主体的同一性，实际上国家承担无限责任，负债率过高，债转股对所有者到位和提高经济效益并无实际意义，只是徒增制度运行成本。五是上市公司由行政审批，为偏袒国有企业而包装劣质企业上市，财务报表不实，信息披露失真，庄家炒作，权力寻租，短期行为，在职高消费，等等，严重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六是资本市场、人才市场尤其是经理市场尚待开发，因此融资渠道不规范，“用足投票”同“用手投票”一样，都不能发挥有效作用。诸多问题的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国有资本的非人格化，或者说在于国有资本人格化问题没有解决。所谓国有资本人格化，就是劳动者产权主体的实在性和国有资产产权客体的实在性两者的结合，也就是以剩余索取权为纽带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真正的结合。这就是产权明晰化，这是决定公司制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责、权、利对称的根本前提，也是规范法人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前提。国有资本非人格化从根本上制约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而制约了市场主体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制约了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经理市场的发育，从而制约了国有企业资产组合的优化、企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总之，制约了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这就从根本上窒息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使国有企业挣扎不出低效率的陷阱。

所谓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的虚拟性，是指劳动者由国家的虚拟“主人翁”变成为国家的实际雇佣者，他们虽然以付出优惠福利的代价换得了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但是对于作为产权的物质客体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仍然是虚拟的。因此，他们尽管拥有了劳动力所有权同企业自由签订合同从而获得相应的劳动收入的权利，却并没有对于国有资产收益的剩余索取权或利润分享权，也就是实际上有就业的市场风险而尚无完善的生存的制度保障。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的虚拟性就是国有资产所有者不到位，这是国有资本非人格化的关键所在。当然，国有企业从统分统管的固定用工制度到合同用工制度是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果，消除了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所有权的虚拟性，使劳动者的人身依附性变成了独立性，是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现代社会是市民社会、商业社会、契约社会。从近代到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深层次上都表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转型运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质就是这样一种社会转型运动。契约是私法之精华，契约制度是民法制度体系的核心，契约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法的发展。由此可见，劳动力由国家支配转而由劳动者自己支配，由固定用工制度转变为契约关系，显示了市民社会“小荷才露尖尖角”，显示了劳动者的人格从依附到独立的转化初露端倪。

规范公法和私法主体是消除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根本途径

国家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的主体，正是公法和私法主体一元化的国家界定了国有资产产权的二重性，在转轨时期又使之转化为国有资本的非人格化。“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换的前提”，必须重构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国家职能和产权制度，消除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规范公法主体和私法主体，把它们由合二为一分离为一分为二，是消除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根本途径。

一、制订民法典，完善宪法，重构公法和私法体系，是消除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前提条件。

公法的本质是权力制约，私法的本质是民事权利。公法和私法的对立是国家和社会对立的法律表现形式。私法以私利为基点，通过肯定和鼓励个体追求利益行为而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公法以公共利益为基点，为了实现整体利益而保障个体利益不受损害；私法以“意志自治”、“契约自由”为内核，以鼓励和激发私法主体创造性为特点，以建立权利运行机制为使命；公法以贯彻“人民意志”和维护“公共秩序”为宗旨，以限制和约束公法主体行为为特点，以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为使命。私法是关于市民社会的法，其基础是商品经济，公法是关于政治国家的法，其根基是民主政治。民法是典型的私法，而宪法、行政法和刑法是典型的公法。转型时期的国家，依然既是公权力所有者，又是私权利的所有者，同一公权力主体即国家职能具有二重性，实际上是潜在地蕴含着公法与私法的矛盾。公法排斥私法是我国传统法律体系及法律理念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建立民法典完善民事责任主体及其行为规则以建立权利运行机制并完善宪法以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消除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前提条件。

二、界定公权力主体与民事权利主体，实现政企分开，是消除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必要条件。

国有企业是政资合一、政企合一、政府机关和企业法人组织合一、权力载体和权利载体合一的企业。界定公权力主体与民事权利主体，就是把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政府机关和企业法人组织分开、权力载体和权利载体分开。问题的症结是权力载体与权利载体合二为一，政府既是国家权力的载体，又是企业民事权利的载体，这是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政府机关和企业法人组织不分的根本原因所在。什么是政企分开？政企分开就是界定权力载体，把权力归于国家，界定权利载体，把权利归于企业，关键是权力载体不能越位代替权利载体，也就是把权力载体与权利载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合二为一”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分为二”。从实践上来说，就是国家最终放弃国有企业特别是竞争性国有企业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即使垄断行业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也就是放弃民事权利主体的身份，还权于企业，还权于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廓清旧法理及旧法制公法与私法合一的影响，划清公权力主体与民事权利主体及其行为的界限，建立起公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相互之间的制衡机制及司法监督机制，既明确公权力行使的范围、防范其对民事权利领域的侵犯，又给民事权利主体即企业确立其市场主体地位，从而为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创造前提。另一方面要使企业成为民事权利主体，就是使企业成为在市场中追求自己利益的经济人，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主体，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参与市场的意志应当是自由的，商品交换过程就是主体意志表示共同一致的过程，契约则是交换主体意志自由的载体。市场活动的参加者是彼此互相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个人或企业，国家公权力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人或企业。市场活动不仅要有主体独立的意志参与，而且须有财产等受法律保障的权利才能正常运行。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财产权，才能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保证正当竞争者的权利不受侵犯。与此同时，还必须在构建并完善民法的基础上对政府公权力的领域给予明确的界定，具体地划分出公权力所及的“公共领域”和民事权利所在的“私人领域”。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政府只提供非盈利性的公共产品，而由企业提供盈利性的私人产品。这就使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权力有了合理的界限：既能保障政府干预与调控经济权力的存在与高效运行，又能防止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保障民事权利主体经济自由免受公权力的过分干预与侵犯。这样，在规范公法和私法的基础上，从而在规范公权力主体和民事权利主体即市场主体的基础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由原来的行政隶属关系变成提供公共产品的征税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企业对国家只尽依法纳税的义务，并且纳税人有监督征税人的权利，这既使企业的独立的民事权利得到保障，又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和对宏观经济间接调控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获得了客观的基础。

二重性范文篇3

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一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精神行为准则以及在规章制度、行为方式和物质设施中外在表现出来的企业文化。必然要围绕着企业相应的目标组织企业内部员工之间和企业与外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以协调企业各种关系。在实践中，按照传播范围的不同，企业文化的传播可分为企业内部传播和企业对外传播。传播学认为，传播活动实质上是一个由传播主体（传播者）运用共同享有的符号、系统、媒体（统称媒介），将信息传递给传播受众（传播客体、传播对象），并接受其反馈的过程。但在企业文化的传播活动中，存在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传播主客体的二重性。

一、企业文化的内外传播

1、企业文化的外传播

根据组织传播理论，组织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土壤，与组织产生与发展有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各种联系。它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帮助组织发展壮大，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另一方面，也会阻碍组织目标的完成，成为制约组织扩展的主要力量。环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没有适当的环境支持，组织便不复存在，更无所谓发展。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约束和适应利用的辩证关系中，传播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传播行为把组织与组织之间联系起来，通过组织边界把环境资源输入组织之中，又把组织信息与产品传递给消费对象，从而对环境发挥作用。因而，对外传播是组织的本性和必需。

企业这一特殊组织，需要进行对外传播活动，其中企业文化传播是其重要的内容。全面、准确地对外展示、传播本企业的文化，最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留下一个美好印象，塑造兼具文明度、知名度和美誉度于一体的企业形象，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根据格鲁尼哥和亨特于1984年推出的新的环境划分模式：按组织面对的“公众”类型，把组织环境分为四大部分即职能部门、功能部门、规范部门和扩散部门。而一个企业的文化的对外传播对象就是这些部门，如作为职能部门工商、税务、公安等的各级政府部门；作为功能部门的供应商、顾客、人才中心、银行等；规范部门的贸易协会、专业协会、竞争者等；扩散部门的社区和一般公众。企业将自己的企业文化向这些部门传播，让最具评价力的社会公众来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塑造良好的公共形象，推进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出于自身的发展目的而主动保持并推进与外部环境的种种联系，其中企业文化的全方位对外传播是促使企业与其他组织间关系及行为的协调，从而保证企业具有良好的运作环境。

2、企业文化的内传播

如果我们把企业中所有的管理要素都笼统地视为文化信息的话，企业文化传播普遍存在于企业活动的各个方面，它既是企业活动的具体形式，也是企业行为实在的内容。企业的决策、计划、执行、监督等所有管理活动，都离不开文化信息传播，文化信息的传播内容、传播模式、传播手段、传播速度、传播频率的选择，影响企业管理活动的直接结果，也决定了企业生存及发展的状况。因此，企业文化传播活动功能发挥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企业生命力之所在。作为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综合体的企业文化必须通过在全企业范围内进行传播来发挥它的振兴、导向、协调、凝聚、美化和育人功能。

首先，任何一个企业的职工、管理者和股东，都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本企业文化活动的主体，其自身的言论与行动，会对企业文化的客观形象作出贡献或产生损害；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像局外人那样，对本企业文化加以反映、认识和评价，并得出本企业的形象究竟如何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他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本企业文化的主观印象。这种印象首先是由企业文化的客观形象所决定的，但却不是由它唯一决定的，人的认识水平、价值观念和特殊需求也参与决定。一般说来，企业内部的每一个职工、管理者和股东，对于本企业都有一个理想的企业形象要求，在进行对本企业文化的评价时，他们会将认识到的企业文化的客观形象同自己的理想企业形象进行对比，并做出本单位的企业形象是好或是坏的判断。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全方位的传播让他们去更精确的了解、认识客观企业形象甚至按照他们的理想企业形象进一步改善本企业形象。因为，作为企业文化系统所有要素综合表现的企业形象的评价，尽管最主要是由企业之外的社会公众来作出，但是企业形象归根到底是由企业之内的全体职工塑造出来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企业职工手里，他们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而创造出来的客观企业形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评价的客观基础。所以，我们在探讨企业文化的主要传播对象时，应首先以企业中的全体员工为一级传播客体。

其次，人们往往通过企业文化的外显部分，即一切能表现企业文化的某种特质的物质形态或动作方式来理解企业文化的内涵。外显部分是企业文化的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它容易观察，但有时其代表的意义却不易确切定义，即某种现象究竟代表哪种文化内容和意义，观察者的理解是不会完全相同的，描述和解说上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得出相反的意义。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念、精神境界和理想追求是企业文化系统中的种子要素或称为中心要素。企业本身并无价值观，而是企业成员的价值观。人人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它通过个体行为及态度意向表现出来。当绝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呈现大致趋同化状态时，便使企业行为方式带有了共同特质，企业文化在价值观层面上达成了共识。多数情况下，企业员工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这使企业形成了许多“次文化”。按照帕特纳姆和普勒1987年对冲突的解释，目标的不一致或人们观念不同造成的理解认识的偏异，总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因此，企业文化内部传播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在企业全体员工中加强、深化交流和沟通，形成对企业物质文化、制度及行为方式、企业精神和价值观的共识，以减少甚至消除企业内部冲突和分歧，从而便于以整合和一体化的风貌对外展示企业形象。

二、企业文化内传播中的主客体二重性。

传播者本身即使首先应该是接受者，然后才是传播者。只有当传播者接受了企业文化的实质性内容，对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应的体系又全面的认同和准确的把握时，才能够在企业内部像普通的员工进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的内传播者，主要指创业者、管理层人员、负责企业文化的宣传部门等必须首先自己接受本企业的文化，成为本企业价值观的忠实信徒，是本企业精神的践行者，然后才有资格去向普通员工传播本企业的文化，向下灌输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才能够准确地传播本企业文化。

其次，企业的普通职工在企业文化的传播中同样要充当两种角色，企业文化是体现在企业人活动的方方面面的一种看不见而又具有强大影响的力量，即使普通员工，他们能否正确理解本企业文化的实质性内容，作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接受者，全面而有较为深刻地认识本企业的文化，并在自己日常的生产或工作实践中去不断地强化传播，直接关系到企业文化的传播效果，职工与职工之间的互动认同和相互传播过程中，一方面作为企业文化的接受者，另一方面又作为反复传播强化的基层实践者，具有双重身份，体现内传播的主客体二重性。

另外，企业文化传播中尤其要注意意见领袖的作用。传播学认为，在信息传播中，信息输出不是全部直达普通受传者，往往是通过意见领袖来传播的，意见领袖（opinionleader）又叫舆论领袖，是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既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这些人是大众传播中的评介员、转达者，是组织传播中的闸门、滤网，是人际沟通中的“小广播”或“大喇叭”。企业文化在内传播中一定要重视意见领袖作为传播者与普通员工之间中介人的特殊力量。企业文化的内传播要求创业者、管理层人员、负责企业文化的宣传部门等就必须首先向意见领袖正确传递本企业的以价值观、企业精神、理想追求为核心、包括企业制度、习俗及体现企业理念的一切物质要素在内的综合企业文化，并将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个人利益统一、同化到整个企业中来。这样，才能使得意见领袖在摄入信息时，消除错误、歪曲式的理解；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传播和扩散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的可能性，切实发挥好其积极进步的网络纽带作用。意见领袖作为传播客体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们在接受到信息后，会对这部分信息予以加工，进行再传播和再扩散。这时，意见领袖们就成为了企业文化传播的主体，发挥着传播主体的作用。

三、企业文化外传播中的主客体二重性。

传播理论认为，传播可分为四大类，即个人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企业文化在对外传播时尤其要善于借助以大众媒体为依托的大众传播的巨大力量来取得更好的效果。

人们按照传播媒介方式的不同，把大众媒体的发展划分为4个不同的阶段--纸媒介的传统报纸、电波为媒介的广播、基于电视图像传输的电视分别被称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媒体，而伴随INTERNET的迅速发展，新兴的基于互联网传输的媒体称为网络媒体即第四媒体（俗称电子报纸）正在蓬勃兴起。

统计显示，因特网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它以前的所有其他技术。前三类媒体尽管受到新兴媒体的巨大冲击，但仍保持有一定的长处。如印刷媒体除信息容量大外，还可长期保存、随时取阅；广播媒体适应了不同文化程度的听众，易于沟通；影视媒体传播范围广阔，尤其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我们之所以强调互动媒体的作用，是因为以电脑、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为主体的信息“生力军”，有着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优点于一身的高度综合性。专家说，任何信息一旦进入互联网，几乎就可以同时被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网民在自己的电脑屏幕上看到和随机音箱中听到。互联网是唯一全球性媒体，而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在内则由于种种局限（包括运营成本、意识形态等）而不能轻易跨越地域的限制。所以，企业文化在对外传播中，除了要继续利用传统媒体的既有优势外，更要注意跟上时代步伐，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里借助网络的无穷力量实现传播目的。

大众媒体中的职业传播者主要进行采、写、编、传等活动，其中“采”是第一位的，如果企业经营活动中没有很好的素材资料，编写出来的东西必然缺乏生命力，索然无味，也就无所谓传于不传了，因为效果已可想而知。同理，依靠四大媒体的专职传播者来传播企业文化，必须先向他们进行一次传播，使其头脑中对本企业的文化有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位，这样他们才能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手段、技巧、谋略来和企业配合搞好企业形象的充分展示。企业文化最常用的外传播手段主要是广告。企业支付一定的费用，利用电视、电影、广播等媒体、图书杂志的封面或插页、或通过影星、歌星的表演、精美的画面、艺术的语言、生动的文字等来宣传企业文化，只有先使广告商真正理解本企业文化的精髓，才能把这种对提高企业知名度作用最为显著的广告活动，做得有声有色。

另外，世界上众多企业运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已经从CorporateIdentitySystem发展到了CorporateImageSystem)来传播企业文化和形象，其中精髓应该是企业的理念识别，这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实质。那么，在委托设计师进行设计时，必须首先让设计咨询机构，充分领会本企业的文化实质后，才能够在设计中体现其内在本质性的理念，设计成果才有文化底蕴，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设计咨询机构充当了企业文化的接受者角色。当他将这一文化融入到了设计中去的时候，他又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

网络时代，企业可以开办一个企业自己的网站或宣传企业的主页，便于受众的全面查阅和了解。根据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在大众传媒中，存在着能决定什么性质的信息可以被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的人或机构的把关者，即守门人。而守门人实际上是一个集选择性接受者和传播者于一身的二重角色。首先，他应是一位接受者。这时，他完全以普通受众的心态和眼光来看待和审视这些未正式进入传播渠道的消息资料，然后，他将选择企业文化中的内容，向外传播，担任传播者的角色。

普通社会大众，在接受某企业文化的以后，也会充当传播者，向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广泛的大众进行传播，他们不仅仅是企业文化外传播的受众，从某种程度上讲，普通社会大众的口碑，最具有传播性。企业人或与企业具有商务合作关系的媒体为企业所作的企业文化外传播，始终摆脱不了令人置疑的低可信度，只有第三方的普通社会大众的话反而具有可信性。不仅如此，他具有传播面广，传播时间持久的特性。企业必须正确对待普通大众的传播力量，正确引导，及时纠偏不正确的传播内容，极力维护企业文化在公众中的正面形象。

四、企业文化内外传播中主客体的转化。

企业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关于企业整体状况的综合信息，它表现为企业独特的行为方式。作为企业成员不仅要知晓角色信息，也要熟悉企业文化，只有达到文化层面的认同，个体才能融入群体之中，成为企业的“真正”一员。应该说，这一群体同化过程无时无刻不存在信息传播活动，没有传播，同化是难以实现的。企业中也存在着群体同化过程，具体表现为通过企业文化的传播，使全体员工共享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精神、经营理念，共同遵循企业规章制度，共创企业独特的物质、精神风貌。因而，企业员工首先是以企业文化内传播客体的身份而存在的。

同时，企业员工也是企业文化外传播的主体之一。这是因为，企业文化外传播的第一类社会公众对象可以说是顾客，而顾客与企业发生关系，是通过两种形式来实现的，一是使用该企业的产品或享受该企业提供的服务，二是与该企业的职工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简而言之，一是借助于企业的物，二是借助于企业的人。顾客评价企业的依据，一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二是职工对待顾客的态度。质量越高，态度越好，顾客头脑中所留下的企业形象就越好。由于一个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都是由企业中的“人”创造和提供的，因而，企业员工理所当然成为本企业文化向外传播的一个窗口，只是他们中有的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这种角色。实际上，除了在直接与外界打交道的岗位上工作的职工、英雄模范人物、企业知名人士以外，其他普通职工的一言一行也同样会参与企业文化的传播。企业职工身上普遍存在的文明、道德等素养，和牢固树立的服务、质量、顾客、竞争和创新等意识，构成了企业文化系统中的品质化要素。由于品质化要素被喻为企业文化的血肉，因此，企业全体职工即人的因素在展现和传播企业文化时显得至关重要。每个职工的素质及其外观，实际上都会影响到公众对其所在企业的评价。所以，企业中的每一位员工都应强化自己也是“企业文化传播主体”的意识，并在日常工作和行为表现上注意要符合企业规范，不至于给企业形象抹黑。

系统理论告诉我们，企业是开放的系统，它与环境处于经常的输入――输出关系中。边界延伸者便是这种关系的中介者，直接承担了企业与环境的传播活动。边界延伸者主要是指企业中那些在与环境联系中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某种形象并发挥连接或扩大企业影响的部门及其组成人员。他们具体负责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和能量，又把企业产品推向环境，使企业获取利益。边界延伸者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便是代表企业向环境输出信息以影响公众舆论和行为。这些延伸者如公关人员、接待人员、服务人员等实际充当了企业某一方面的形象代表，而企业领导者则是企业整体形象的全权代表，其言谈举止、行为态度都会引起公众对该企业本身的理解。这种公众形象又使人们直接联系到企业的产品、工作和策略，从而在文化层面建立起对企业的全面认识。好的企业文化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收益并抑制竞争对手的活力，而不良的企业文化将阻碍公众对企业的认同，从而使企业的发展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重性范文篇4

一、企业文化的内外传播

1、企业文化的外传播

根据组织传播理论，组织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土壤，与组织产生与发展有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各种联系。它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帮助组织发展壮大，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另一方面，也会阻碍组织目标的完成，成为制约组织扩展的主要力量。环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没有适当的环境支持，组织便不复存在，更无所谓发展。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约束和适应利用的辩证关系中，传播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传播行为把组织与组织之间联系起来，通过组织边界把环境资源输入组织之中，又把组织信息与产品传递给消费对象，从而对环境发挥作用。因而，对外传播是组织的本性和必需。

企业这一特殊组织，需要进行对外传播活动，其中企业文化传播是其重要的内容。全面、准确地对外展示、传播本企业的文化，最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留下一个美好印象，塑造兼具文明度、知名度和美誉度于一体的企业形象，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根据格鲁尼哥和亨特于1984年推出的新的环境划分模式：按组织面对的“公众”类型，把组织环境分为四大部分即职能部门、功能部门、规范部门和扩散部门。而一个企业的文化的对外传播对象就是这些部门，如作为职能部门工商、税务、公安等的各级政府部门；作为功能部门的供应商、顾客、人才中心、银行等；规范部门的贸易协会、专业协会、竞争者等；扩散部门的社区和一般公众。企业将自己的企业文化向这些部门传播，让最具评价力的社会公众来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塑造良好的公共形象，推进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出于自身的发展目的而主动保持并推进与外部环境的种种联系，其中企业文化的全方位对外传播是促使企业与其他组织间关系及行为的协调，从而保证企业具有良好的运作环境。

2、企业文化的内传播

如果我们把企业中所有的管理要素都笼统地视为文化信息的话，企业文化传播普遍存在于企业活动的各个方面，它既是企业活动的具体形式，也是企业行为实在的内容。企业的决策、计划、执行、监督等所有管理活动，都离不开文化信息传播，文化信息的传播内容、传播模式、传播手段、传播速度、传播频率的选择，影响企业管理活动的直接结果，也决定了企业生存及发展的状况。因此，企业文化传播活动功能发挥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企业生命力之所在。作为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综合体的企业文化必须通过在全企业范围内进行传播来发挥它的振兴、导向、协调、凝聚、美化和育人功能。

首先，任何一个企业的职工、管理者和股东，都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本企业文化活动的主体，其自身的言论与行动，会对企业文化的客观形象作出贡献或产生损害；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像局外人那样，对本企业文化加以反映、认识和评价，并得出本企业的形象究竟如何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他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本企业文化的主观印象。这种印象首先是由企业文化的客观形象所决定的，但却不是由它唯一决定的，人的认识水平、价值观念和特殊需求也参与决定。一般说来，企业内部的每一个职工、管理者和股东，对于本企业都有一个理想的企业形象要求，在进行对本企业文化的评价时，他们会将认识到的企业文化的客观形象同自己的理想企业形象进行对比，并做出本单位的企业形象是好或是坏的判断。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全方位的传播让他们去更精确的了解、认识客观企业形象甚至按照他们的理想企业形象进一步改善本企业形象。因为，作为企业文化系统所有要素综合表现的企业形象的评价，尽管最主要是由企业之外的社会公众来作出，但是企业形象归根到底是由企业之内的全体职工塑造出来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企业职工手里，他们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而创造出来的客观企业形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评价的客观基础。所以，我们在探讨企业文化的主要传播对象时，应首先以企业中的全体员工为一级传播客体。

其次，人们往往通过企业文化的外显部分，即一切能表现企业文化的某种特质的物质形态或动作方式来理解企业文化的内涵。外显部分是企业文化的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它容易观察，但有时其代表的意义却不易确切定义，即某种现象究竟代表哪种文化内容和意义，观察者的理解是不会完全相同的，描述和解说上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得出相反的意义。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念、精神境界和理想追求是企业文化系统中的种子要素或称为中心要素。企业本身并无价值观，而是企业成员的价值观。人人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它通过个体行为及态度意向表现出来。当绝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呈现大致趋同化状态时，便使企业行为方式带有了共同特质，企业文化在价值观层面上达成了共识。多数情况下，企业员工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这使企业形成了许多“次文化”。按照帕特纳姆和普勒1987年对冲突的解释，目标的不一致或人们观念不同造成的理解认识的偏异，总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因此，企业文化内部传播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在企业全体员工中加强、深化交流和沟通，形成对企业物质文化、制度及行为方式、企业精神和价值观的共识，以减少甚至消除企业内部冲突和分歧，从而便于以整合和一体化的风貌对外展示企业形象。

二、企业文化内传播中的主客体二重性。

传播者本身即使首先应该是接受者，然后才是传播者。只有当传播者接受了企业文化的实质性内容，对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应的体系又全面的认同和准确的把握时，才能够在企业内部像普通的员工进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的内传播者，主要指创业者、管理层人员、负责企业文化的宣传部门等必须首先自己接受本企业的文化，成为本企业价值观的忠实信徒，是本企业精神的践行者，然后才有资格去向普通员工传播本企业的文化，向下灌输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才能够准确地传播本企业文化。

其次，企业的普通职工在企业文化的传播中同样要充当两种角色，企业文化是体现在企业人活动的方方面面的一种看不见而又具有强大影响的力量，即使普通员工，他们能否正确理解本企业文化的实质性内容，作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接受者，全面而有较为深刻地认识本企业的文化，并在自己日常的生产或工作实践中去不断地强化传播，直接关系到企业文化的传播效果，职工与职工之间的互动认同和相互传播过程中，一方面作为企业文化的接受者，另一方面又作为反复传播强化的基层实践者，具有双重身份，体现内传播的主客体二重性。

另外，企业文化传播中尤其要注意意见领袖的作用。传播学认为，在信息传播中，信息输出不是全部直达普通受传者，往往是通过意见领袖来传播的，意见领袖（opinionleader）又叫舆论领袖，是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既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这些人是大众传播中的评介员、转达者，是组织传播中的闸门、滤网，是人际沟通中的“小广播”或“大喇叭”。企业文化在内传播中一定要重视意见领袖作为传播者与普通员工之间中介人的特殊力量。企业文化的内传播要求创业者、管理层人员、负责企业文化的宣传部门等就必须首先向意见领袖正确传递本企业的以价值观、企业精神、理想追求为核心、包括企业制度、习俗及体现企业理念的一切物质要素在内的综合企业文化，并将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个人利益统一、同化到整个企业中来。这样，才能使得意见领袖在摄入信息时，消除错误、歪曲式的理解；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传播和扩散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的可能性，切实发挥好其积极进步的网络纽带作用。意见领袖作为传播客体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们在接受到信息后，会对这部分信息予以加工，进行再传播和再扩散。这时，意见领袖们就成为了企业文化传播的主体，发挥着传播主体的作用。

三、企业文化外传播中的主客体二重性。

传播理论认为，传播可分为四大类，即个人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企业文化在对外传播时尤其要善于借助以大众媒体为依托的大众传播的巨大力量来取得更好的效果。

人们按照传播媒介方式的不同，把大众媒体的发展划分为4个不同的阶段--纸媒介的传统报纸、电波为媒介的广播、基于电视图像传输的电视分别被称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媒体，而伴随INTERNET的迅速发展，新兴的基于互联网传输的媒体称为网络媒体即第四媒体（俗称电子报纸）正在蓬勃兴起。

统计显示，因特网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它以前的所有其他技术。前三类媒体尽管受到新兴媒体的巨大冲击，但仍保持有一定的长处。如印刷媒体除信息容量大外，还可长期保存、随时取阅；广播媒体适应了不同文化程度的听众，易于沟通；影视媒体传播范围广阔，尤其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我们之所以强调互动媒体的作用，是因为以电脑、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为主体的信息“生力军”，有着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优点于一身的高度综合性。专家说，任何信息一旦进入互联网，几乎就可以同时被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网民在自己的电脑屏幕上看到和随机音箱中听到。互联网是唯一全球性媒体，而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在内则由于种种局限（包括运营成本、意识形态等）而不能轻易跨越地域的限制。所以，企业文化在对外传播中，除了要继续利用传统媒体的既有优势外，更要注意跟上时代步伐，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里借助网络的无穷力量实现传播目的。

大众媒体中的职业传播者主要进行采、写、编、传等活动，其中“采”是第一位的，如果企业经营活动中没有很好的素材资料，编写出来的东西必然缺乏生命力，索然无味，也就无所谓传于不传了，因为效果已可想而知。同理，依靠四大媒体的专职传播者来传播企业文化，必须先向他们进行一次传播，使其头脑中对本企业的文化有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位，这样他们才能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手段、技巧、谋略来和企业配合搞好企业形象的充分展示。企业文化最常用的外传播手段主要是广告。企业支付一定的费用，利用电视、电影、广播等媒体、图书杂志的封面或插页、或通过影星、歌星的表演、精美的画面、艺术的语言、生动的文字等来宣传企业文化，只有先使广告商真正理解本企业文化的精髓，才能把这种对提高企业知名度作用最为显著的广告活动，做得有声有色。

另外，世界上众多企业运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已经从CorporateIdentitySystem发展到了CorporateImageSystem)来传播企业文化和形象，其中精髓应该是企业的理念识别，这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实质。那么，在委托设计师进行设计时，必须首先让设计咨询机构，充分领会本企业的文化实质后，才能够在设计中体现其内在本质性的理念，设计成果才有文化底蕴，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设计咨询机构充当了企业文化的接受者角色。当他将这一文化融入到了设计中去的时候，他又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

网络时代，企业可以开办一个企业自己的网站或宣传企业的主页，便于受众的全面查阅和了解。根据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在大众传媒中，存在着能决定什么性质的信息可以被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的人或机构的把关者，即守门人。而守门人实际上是一个集选择性接受者和传播者于一身的二重角色。首先，他应是一位接受者。这时，他完全以普通受众的心态和眼光来看待和审视这些未正式进入传播渠道的消息资料，然后，他将选择企业文化中的内容，向外传播，担任传播者的角色。

普通社会大众，在接受某企业文化的以后，也会充当传播者，向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广泛的大众进行传播，他们不仅仅是企业文化外传播的受众，从某种程度上讲，普通社会大众的口碑，最具有传播性。企业人或与企业具有商务合作关系的媒体为企业所作的企业文化外传播，始终摆脱不了令人置疑的低可信度，只有第三方的普通社会大众的话反而具有可信性。不仅如此，他具有传播面广，传播时间持久的特性。企业必须正确对待普通大众的传播力量，正确引导，及时纠偏不正确的传播内容，极力维护企业文化在公众中的正面形象。

四、企业文化内外传播中主客体的转化。

企业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关于企业整体状况的综合信息，它表现为企业独特的行为方式。作为企业成员不仅要知晓角色信息，也要熟悉企业文化，只有达到文化层面的认同，个体才能融入群体之中，成为企业的“真正”一员。应该说，这一群体同化过程无时无刻不存在信息传播活动，没有传播，同化是难以实现的。企业中也存在着群体同化过程，具体表现为通过企业文化的传播，使全体员工共享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精神、经营理念，共同遵循企业规章制度，共创企业独特的物质、精神风貌。因而，企业员工首先是以企业文化内传播客体的身份而存在的。

同时，企业员工也是企业文化外传播的主体之一。这是因为，企业文化外传播的第一类社会公众对象可以说是顾客，而顾客与企业发生关系，是通过两种形式来实现的，一是使用该企业的产品或享受该企业提供的服务，二是与该企业的职工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简而言之，一是借助于企业的物，二是借助于企业的人。顾客评价企业的依据，一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二是职工对待顾客的态度。质量越高，态度越好，顾客头脑中所留下的企业形象就越好。由于一个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都是由企业中的“人”创造和提供的，因而，企业员工理所当然成为本企业文化向外传播的一个窗口，只是他们中有的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这种角色。实际上，除了在直接与外界打交道的岗位上工作的职工、英雄模范人物、企业知名人士以外，其他普通职工的一言一行也同样会参与企业文化的传播。企业职工身上普遍存在的文明、道德等素养，和牢固树立的服务、质量、顾客、竞争和创新等意识，构成了企业文化系统中的品质化要素。由于品质化要素被喻为企业文化的血肉，因此，企业全体职工即人的因素在展现和传播企业文化时显得至关重要。每个职工的素质及其外观，实际上都会影响到公众对其所在企业的评价。所以，企业中的每一位员工都应强化自己也是“企业文化传播主体”的意识，并在日常工作和行为表现上注意要符合企业规范，不至于给企业形象抹黑。

系统理论告诉我们，企业是开放的系统，它与环境处于经常的输入——输出关系中。边界延伸者便是这种关系的中介者，直接承担了企业与环境的传播活动。边界延伸者主要是指企业中那些在与环境联系中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某种形象并发挥连接或扩大企业影响的部门及其组成人员。他们具体负责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和能量，又把企业产品推向环境，使企业获取利益。边界延伸者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便是代表企业向环境输出信息以影响公众舆论和行为。这些延伸者如公关人员、接待人员、服务人员等实际充当了企业某一方面的形象代表，而企业领导者则是企业整体形象的全权代表，其言谈举止、行为态度都会引起公众对该企业本身的理解。这种公众形象又使人们直接联系到企业的产品、工作和策略，从而在文化层面建立起对企业的全面认识。好的企业文化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收益并抑制竞争对手的活力，而不良的企业文化将阻碍公众对企业的认同，从而使企业的发展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很显然，企业组织中的很多部门和成员都不同程度地扮演着延伸者的角色，这样才能使企业与环境的联系得以保持并处于经常状态。如营销和采购、市场部门和广告部门、公关部门、招聘部门、传播顾问和解说者、接待部门等，他们通过接受环境的反馈了解企业行为缺陷，为企业调整提供政策咨询。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中设立的所有部门及全体成员都具有边界延伸者的意义，而且延伸者的作用发挥也并非只通过业务行为加以表现，它实际上集中在几乎所有的企业组织行为之中。

从以上分析来看，其文化传播不单纯是传播与接受的关系，而是具有交替互换的多种主客体的传播与接受的关系，主客体二重性是十分明显的企业文化传播属性。

参考资料：“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1）《企业文化学》罗长海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传播学导论》邵培仁著，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二重性范文篇5

本文试图以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为个案，用“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分析当代中国民间社团组织的“官民二重性”的缘起及其实作逻辑。

一般公认的是，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中国政府正经历着一个从市场中逐渐撤出的过程，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空间。而各种社会团体作为新的组织实体正在进入这一空间。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新生的民间社会团体不可避免地需要现有体制的权威认可，因而与原有的组织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而具有特定的官方性；同时它们又是新兴群体的利益代表，是民间自发的群众性组织，因此又必然具有民间性。这种官民二重性实际上是国家、社团以及个人三者博弈的结果，其中的“官方”性降低了个人之间组成社会团体的成本，与此同时“民间性”又使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节约了大量的行政管理成本；同时，社会团体一旦形成以后，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这种官民二重性给社会团体自身的存在以及有效运转提供了便利。

立基于交易成本概念及其相关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社团的官民二重性源自社团成员自组织成本与官方组织成本之比，而这恰恰又是这种官民二重性赋予中国社团组织以极大的活力，并有助于在政府、社团以及社团成员三方之间达致一种可欲的正和博弈状态。

本文旨在通过对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实证分析，对其“半官半民”性质的缘起与实作逻辑做出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因此，在框架安排上，本文将首先对已有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回溯，然后说明在研究实证个案时所经历的操作过程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而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对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官民二重性进行分析和讨论，最后还将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

2.文献回顾与方法论说明

2.1文献回顾

积二十年改革之功，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并行深入、经济发展持续高速增长而社会开始大规模变迁为特征的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带有非政府组织特征的各种团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从学理角度观之，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s）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际舞台上行为主体日趋增多的局面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与非政府组织相近的概念还有很多，如第三部门、非营利性组织、志愿组织、公益组织、公民社会等，但是他们共同分享的基本特征是非强制性和非营利性。[2]确切地说，“‘非政府组织’是由抱持相同或相近志向的志愿者组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和固定的成员－领导结构的、超出于政府机构和私人企业之外而独立运作且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关注于特定的或普遍的公众公益事业的民间团体”，是有别于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社会组织。[3]

在中国，改革开放使国家从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中部分撤退出来，政府与市场之间留下了管理的空隙，因而各种非政府组织得以迅速发展。然而，较之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而言，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产生方式到活动空间的诸多方面独具特色，它既与原有的体制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而带有官方性，同时又是新兴群体的利益代表并因此具有民间自主性。这种双重性主要表现在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团体-的中介作用上。因此，社团的二重性是当代中国社团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就相关的研究成果而论，当代中国社团组织的研究文献可以区分为个案描述和研究以及立基于个案研究之上的一般意义的社团研究。这些文献为我们理解社团的形成及运作机制提供了有益的知识积累。

从个案研究成果来看，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以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成功主持“希望工程”的巨大成就而成为当代中国非政府组织中的典范，因而围绕着青基会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例如以“第三部门研究”为主题对青基会在“希望工程”中的募捐机制、资助方式、激励机制、监督机制、法律环境、文化功能、效益评估、发展模式、发展历史和国际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有益的探讨。[4]同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亦以青基会对外交往活动为个案，探讨了中国社会团体的发育状况。他用“同形异质”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社会团体的发育，考察了现有社团对原有体制的“体制依赖”途径，强调当代中国社团的“官方性”，进而认为社团的国际交往将可以增加社团的自主性从而完成“官方性”向“民间性”的转化。[5]以上有关青基会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社团及其发展环境与机制，为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材料与理论知识。但是，由于青基会的成功是当代中国社团的典范，青基会作为个案也因此有着很大的特殊性。青基会作为全国性社团组织，同时有团中央的支持，因而有着贯穿全国的强大的社会动员网络和与国际社会发生较强的互动的可能，而其他社团往往没有此种优势，因此，沈原教授所谓“通过对外交往向组织输入自主性因素”的条件对中国大多数社团而言是难以企及的。

有关社团个案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是朱英教授对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透过丰富的商会档案的历史资料，朱英重现了20世纪初中国新式商人社团产生与发展的过程，肯定了商人社团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商人社团通过其特有的凝聚作用，将分散、孤立的个人与群体联合结成为统一的整体，为资产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6]在其后的研究中，他又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探讨了商会的出现对中国20世纪初市民社会形成的意义。他认为，商会的软弱性使得它没有能承担市民社会在推动国家现代化中应该发挥的作用。[7]但这种研究结论所赖以为基础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法，在适用于中国场景时却有着特殊的困难：商会理应活动于市场经济的“私人领域”，但却经常性地进入了理应由政府管理的“公共领域”。正是为了缓解国家与社会两分法带来的困境，黄宗智创用了“第三领域”的概念来分析新兴商会；他认为，虽然商会由商人组成，但却是在国家政策的倡导下成立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在行政、半行政和非行政事务方面确立起制度化的权威。[8]

英国学者格登。怀特（GordonWhite）怀着同样的市民社会的问题意识对当代中国的社团现状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浙江萧山市的各种社团的实证研究，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充分导致国家在经济领域中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使得当代中国的新兴社团呈现出“半官半民性”‘这种半官半民性是市民社会仍处于萌芽状态的软弱表现，随着经济改革的加快，非国家部门的扩张将逐渐削弱国家的主导地位，一个较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将会出现。[9]

与此相关的是王颖、折晓叶和孙炳耀在同一地区（浙江萧山）所做的社团调研。通过大量个案的调查，他们再次提出了当代中国社团的官民二重性问题。在他们看来，社团的民办性来自成员自助、互益和自我管理的需要，而官办性则来自政府间接管理的需要。[10]与格登。怀特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将半官半民性看成是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性分离下的市民社会的萌芽，而是社团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下所呈现的一种状态。[11]进而他们又认为目前的半官半民的组织特性是双轨经济体制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社团的民间性特征将逐步加强，“官办”将转成“官助”，即社团和政府共同管理社会的状况。

上述对中国社团的研究大都强调社团对政府的依赖性。正如景跃进在《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一书的书评中所提出的问题：这种半官半民性是作为中国转型期所特有的现象存在还是一种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持久的现象？孙炳耀在《中国社会团体官民二重性问题》一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社团的官民二重性的存在的合理性做出解释。他认为，政府需求与社团需求可以通过机械和有机两种方式结合起来，这种半官半民性对社团发展和政府都有积极的作用。[12]

孙炳耀对社团的官民二重性的合理性的解释无疑有助于我们对社团性质的理解，但是这种社会学的解释取向强调的是社会团体的功能，其前提是这种社团业已存在。而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这种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社团为什么会存在？也就是说，作为这种社团构成成分的新型主体为什么会组织成一个社团组织？究竟是什么样的思考逻辑或激励动机促使他们这样做？这种官民二重性对他们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认为，在对社团二重性的这种发生学解释中，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概念有着独到的适用性。如果说交易现象存在于一般的社会进程之中，那么，在中国目前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中，交易现象则更加明显和突出。就我们所讨论的社团问题而论，一方面，社团的出现可以看作是社团加入者与社团资格认可者之间的交易的结果；另一方面，社团的持续存在亦可以看作是上述双方已有交易条件维持不变的结果。也就是说，社团的出现和生存是上述双方是在抱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之下的理性选择，是相互交易的结果。我们的个案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交易成本”理论的有效性。因此，本文试图用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来分析社团的官民二重性。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上所有研究的起点-社团的官民二重性-成为我们此次研究最终所要解释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个协的官民二重性的存在及其实际运作是源自资源配置最优的考虑，在自组织成本低于官方组织成本之前，这种官民二重性将持续获致合法性且良性有效地运行下去。

2.2概念分析：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

交易成本概念源于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Institution）的构成和运行，并力图发现制度在经济体系中运行的地位和作用。1937年，科斯（R.H.Coase）所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他在文中所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引发了一场经济学革命，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与应用领域。

企业的起源及决定其规模的因素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所探讨的主题。科斯指出，假如正常的经济体制如阿瑟。索尔特爵士所描述的那样，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则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完全能够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作为一种对价格机制的替代性机制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传统经济学中，一体化与专业化之间存在着张力。在此，科斯提出了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即交易成本这一概念。科斯指出，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例如订约成本、预期成本等，因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够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我们通常所称之为“企业”的关系从而确立。而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在于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内部组织成本之比：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科斯在其后“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又进一步推演了交易成本概念，并提出“科斯定理”：假设交易费用为零，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从中又推导出“科斯第二定理”，亦即，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13]沿着同样的思考逻辑，张五常则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RobinsonCrusoe）经济中的成本。由此，交易成本概念可以被泛化为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等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14]

我们认为，沿着科斯的研究路径更进一步地推演，将“交易成本”概念运用于“中国社团”的官民二重性的解释，是必要而且可能的。利用这一概念工具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当代中国社团组织官民二重性的缘起及其实作逻辑。在本文对海淀个协的制度分析中，所使用的就是泛化处理后的“交易成本”概念。本文的“交易”概念指的是个协成员之间为着利益目的而展开的各种相互关系，而“交易成本”概念在本文的语境中，则特指个协成员在获取信息、交往、谈判、订约等各种交易活动中所支出的费用。此外，鉴于中国社团、尤其是本文所考察的个体劳动者协会在成员构成、制度环境等要素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本文进一步地将科斯的“组织成本”概念划分为“自组织成本”和“官方组织成本”，同时还强调市场交易成本的高昂导致分散的个人生成联合结社意愿；然则在中国特殊场景之下，分散的个人、尤其是个体工商户阶层仍然无力负担高昂的自组织成本。由此，官方组织成本与自组织成本之比便成为当代中国社团“官民二重性”的渊源，并为官民二重性的进一步演化设定了边界。当然，在使用交易成本概念进行制度分析时，无法回避交易成本（尤其是泛化后的交易成本）的不可测性。就此，本文遵循了张五常的建议：剖析这些成本是怎样在不同的可见环境中变化的，从而避开测量问题。[15]

2.3研究的理论与实证意义

从前文所述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社团组织研究主要以理论探讨为主，实证分析相对薄弱。从理论研究上讲，本文将交易成本概念应用于中国的社团分析，突破了原有的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功能分析的界限，是将制度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有机结合的有益尝试。就对个体工商户这一特定阶层的研究而论，目前的研究则更加薄弱。尽管时宪民博士在《体制的突破》一书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探讨了个体工商户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行为模式以及由此引发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的状况；[16]但更多的研究是从社会形态学的角度对个体工商户进行考察，主要分析这一阶层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前景和空间，以及他们的命运，意在揭示了他们的内心生活和日常行为，展示这一新的社会阶层正在经历的丰富多彩的生活。[17]相对而言，目前尚缺乏对个体劳动者所组成的个体协会的系统研究，尤其是未曾涉及个体工商户的社会行为和政治行为。因此，本次研究为个体工商户这一社会群体之间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做出一个静态的描述与动态的分析，将有助于对个体工商户这一社会群体的理解。

就实证研究而言，目前主要有王颖、折晓叶和孙炳耀等在《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和由中国基青会组织和资助的“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项目”。前者试图通过对一个社区中社团的调查探讨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涉及到原有的和新兴的社团组织。这种对众多不同性质的社团做一个全景式归纳的学术努力因其讨论对象的多样性而使得任何概述与归纳都显得不尽全面，这也构成了该项研究报告中有关社团的理论定义与实际作用描述相互矛盾的困境：作者一方面将社团定义为民间自发组织，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现实又社团又严重依赖和依附于政府。因此他们不得不用用“半官半民性”对这一矛盾进行折衷处理。[18]就此而论，本文将对这一不足之处进行补救，以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单独个案探讨其“半官半民”性存在的原因。

对于中国基青会组织和资助的“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项目”而言，中国青基会与其他社团组织相比有着很多的特殊性。由于其特定的组织性质和活动范围，青基会与国际组织的交往活动较多，同时它又属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体制内”变迁的范例：它与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者协会、行业协会等原体制中根本没有的社团即“体制外”的社团有着极大的差异。而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变迁现实中，后一种类型的社团组织占有更大的比重。因此本文对个体劳动者协会所做的个案调查将丰富现有实证研究。

2.4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以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为个案。从组织层次上讲，海淀区个体协会处于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组织网络的中间层次：其上有中国个体协会和北京市个体协会，其下有15个街道个体劳动者分会和大小分组。我们认为，以此为个案，既可以考察这一中间层次的组织与其上级之间的互动，又可以利用其与具体的个体劳动者联系较为密切的便利条件，考察个体协会的个人会员。

在对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所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查中，我们主要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通常用的文献法、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我们广泛接触与个体劳动者协会有关的各种人员，主要涉及政府部门、个协常设机构和个协成员三个方面。其中，政府部门包括工商局的相关管理人员；个协工作人员包括海淀区个体协会及其下属街道分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和聘用人员；个协成员方面包括个协理事、组长和个体工商户，其中个体工商户又包括在海淀区从事图书销售、服装业和电子业务的人员。通过与各方面人员的深度访谈，我们对个协的基本设置、主要功能、经费来源及存在的问题具有了实际的了解。同时，我们还参与旁听了一次个协分会的月度例会，同与会理事们进行了接触。

我们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涉及两类：第一类是文献材料，我们查阅了1982－2001年的《工商管理杂志》，收集了其中有关个体协会的文章、文件、法规和条例；还查阅了有关个体私营企业的学术著作和其他出版物。此外，我们还收集了有关调查点的文献、文件、档案、工作报告和通讯等资料，从中获取了有关社团的文字材料，包括社团名单、理事名单、社团章程、会员证等。

第二类是访谈材料。选取调查点后，我们设计了访谈提纲作为访谈的主要提示，然后逐一走访了上述的众多访谈对象。在面对面的访谈过程中，我们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分别采用了事后回忆记录、现场笔录、录音记录整理等技术手段，从而收集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访谈材料提供了大量生动的个人性描述，成为研究中重要的材料来源。尽管不同层次的访谈者对个体协会的作用和功能有着不同的认识，但经过处理，可以总成为一幅立体式的图景，有助于对个协组织的真实了解。

由于个体协会的人员编制变动较大，同时个协没有对以往有关材料进行保存，致使有关个协的文件档案和历史纪录难以得到，这增加了材料收集的难度并影响了文献的准确度和全面性。与此同时，我们进行实地调查之时恰逢海淀街道进行大规模拆迁；拆迁工程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个体工商户群体的急剧缩减，海淀街道个协分会由原来的几百户缩少到几十户，有的个协分会甚至面临着成员散失，工作无法开展，组织几近瘫痪的局面。这些事先未曾料到的问题构成了调查的困难，但是也为我们理解个协提供了一些更加特殊的生动知识。

3.海淀个协“官民二重性”的制度分析

3.1海淀区个体协会简介

海淀区个体协会全称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于1978年。现有个体成员近两万人。1999年海淀区私营企业协会与个体劳动者协会合并成一个协会-海淀区个体私营协会。虽然个体协会和私营企业协会实现了合并，但具体工作仍然是分开进行的；因此虽然名义上合并了但事实上却仍然是分离的。

海淀区个体协会理事会是个协的常设机构。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常务理事组成。理事会下设办事机构，有9名工作人员。区协会下设23个街道分会，分会由会长、秘书和理事组成。其中有的会长由街道工商所所长担任，有的由工商所的退休人员担任，秘书则大多聘用退休人员担任。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分会以下又设有大小小组协组分会的工作职能。海淀区个协挂靠在海淀区工商管理局，海淀区民政局是协会的社团管理机构，同时，海淀区个协又是北京市个协在海淀区的分会，接受其领导。

作为一个民间社团组织，海淀区个体协会基本上围绕着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三自”方针展开工作。所谓自我教育是指组织个体会员学习政府的政策文件，对个体劳动者进行思想教育、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开展文明经营、优质服务活动。自我管理是指按照个协章程规定的民主管理原则，自我主持会员大会和每月的理事例会，对个协活动做出决策。自我服务指的是为个体工商户精神生活和业务经营方面提供帮助，前者如设立图书馆、阅览室，成立幼儿园、医疗所等，后者如组织信息交流会，组织国外商务考察等。通过这些活动，个体协会将政府政令与会员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使会员感到协会是他们的“娘家人”，另一方面则力图配合工商部门展开工作。

3.2官民二重性的表现

就历史发展而论，个协的成立经历了民间推动-政府肯定-全国范围推广的过程。在组建初期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个体劳动者协会是以个体劳动委员会命名的纯民间的群众组织。当时的委员会从主任到委员均由个体劳动者担任，只有一名秘书是当时区政府领导指派的工商局干部。但由于个体劳动者委员会开展工作困难重重，于是各级个委向政府提议要求将个委的性质由纯民间改为半官半民，置于工商局的领导之下。1986年全国个协成立时这一条件被列入个协的章程之中，由此形成了个协的半官半民性。[19]

3.2.1民间性及其表现

海淀区个协的民间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从静态的角度来看，个协的章程和宗旨表明了它是一个民间组织；从动态来看，其民间性表现在它的服务功能上。《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中明确规定，中国个体劳动者则协会是由全国城乡个体工商者及其它个体劳动者组成的群众团体。[20]其宗旨是服务于个体户，促进个体户的健康发展，维护个体户的合法权益。在采访中，无论是个协工作人员、政府官员还是个体工商户，他们都一致认为个协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是属于个体户自己的组织。它的民间性从章程中得到确认。

如果说个协的章程规定了它的民间性的合理性的基础的话，那么个协民间性的合法性则建立在它的实际运作之中，体现在他为个协会源所提供的服务性工作当中。对个协来说，它的成员不是自愿组成，而是一种法定成员。个体劳动者《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规定，凡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的城乡个体劳动者，均为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员：每一个个体劳动者在领取营业执照后，即成为本会会员，个体工商户歇业或被吊销营业执照，自然停止（第五条）。[21]由于个协的成员不是自发而是法定的，因此个协走向民办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个协的服务职能。[22]对个体成员而言，个协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个协的为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当中。个协的作用从三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为协调个体户之间的关系而提供的服务工作，二是为解决的是个体户与社会之间交往中出现的问题而提供的服务，三是处理个体户与政府互动而提供的利益传递服务功能。

第一类活动在个协的工作中占很大比例。个体户作为新兴的社会要素，在原有的体制内没有对应的所属机关，他们分散的状态不利他们之间信息的沟通，另外，部分原来由单位的人退休后从事个体经营，他们虽然从工作上已经退休，但是在心理上仍然渴望交流，对此，个协为他们提供了集体的家园。海淀区个协会定期组织个体户参加运动会，开展文明经营、优质服务活动评比，开展普法知识竞赛，表彰好人好事、学习先进，评比文明经营户等。同时还举办个体劳动者的福利事业，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如为会员进行全面体检，建立个人健康档案等，还参组织个体成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

第二类活动是解决的是个体户与社会互动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大部分个体协会没有单位归属，而他们他们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不可避免的要与社会其他组织发生关联，这时个协作为个体户的组织承担者单位一样的功能，出面为个体户证明身份，使他们得到社会的承认。比如个体户出国时办理证件的过程中就需要个体协会的帮助。这类功能使个体户对个协的认同感增加，个协从中也建立了自身的权威。

第三类活动是为沟通体户与政府，为个体户表达意见的职能。海淀个协在政府与个体户之间充当了中介体的作用，一方面传达政府文件精神，如配合申奥运动、批判法论功、组合学习有关文件等，另一方面当政府的行为损害了个体户时，个协可以将个体户的意见向政府反映，在相关部门的协商下为个体户解决困难。例如北京市为了整顿市容决定取消沿街的摊商小店，虽然街头摊商经营规模很小，但对于有的个体户而言，摆摊设担就是他们的唯一生活来源，取消以后他们的基本生活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海淀区个协向海淀区政府里汇报情况，区政府召开会议商讨解决的方法。经过各方面的协调，区政府决定放宽政策，对摊点有限制地保留。这样个协在帮助个体户反映情况、解决困难中发挥了实际的作用。

3、2、2官方性及其表现

尽管个协的服务试图在个体户之间获得了合法性，但个协为其成员提供的服务在实际当中也离不开对政府的依赖，具体表现在海淀区个协在人事安排、经费来源、法律地位、组织方式等方面与政府的关联。

从人事安排来看，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办事机构九名工作人员中，有七名为海淀区工商局正式干部，只有两名为临时聘用人员，同时个协会长由海淀区工商局局担任。他们作为工商局的正式工作人员，工资从工商局领取，可以在工商所不同的科室之间流动，因此，在他们看来，工商局与个协是没有分开的，有人甚至把个协看成是工商所下属的一个科室。海淀以下各分会的会长也大多由工商所的所长担任。同时，从个协的理事成员来看，1996年个协理事中7名政府正式工作人员，占个协理事人数的23%，其中包括税务、工商、物价等方面的人员。[23]由此，个体协会实际上被纳入到工商管理局的管理范围之内。

丛经费来源上看，海淀区个体协会的经费来源主要由两项：会费和工商行政管理费的提成。个协承担着分会的工作人员和聘任人员的的工资、办公费用、有的还为个体户聘请了法律顾问，同时各种宣传教育，技术培训、误工补助、奖励等等也需要财政开支。而而海淀区个协会费仅为每人每月仅6元，这远远不能满足社团组织活动的需要，因此个协不得不寻求工商管理局的帮助。国家工商局《关于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收支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市地级以上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取的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提成，除应当上缴的提成外，按70%以上的比例拨给同级个体劳动者协会。[24]对个协经费难以解决的问题，工商行政管理局下文通知“各级个体劳动者协会正常活动经费由同级工商行政管理局从收取的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提成中拨付”。[25]工商管理费用的提成意味着个协对工商局的经济依赖关系的加强，同时个协也必须承担一部分是市场管理的行政功能。

从法律地位上看，从中国个协成立伊始，就规定个体劳动者协会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指导，地方各级个体劳动者协会，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接受同级工商管理机关的指导。[26]在个体经济逐渐加强的情况下，1998年6月国务院批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职责为指导个体、私营企业协会的工作，再一次明确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个协之间的工作关系。[27]因此，个体协会在组织上对政府的依赖性是有增无减。

从个协的组织方式来看，个协除了成立协会分会和小组将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个体户组织起来以外，还利用党团组织形成网络状管理模式。根据共青团、中国个协印发的《关于加强青年个体劳动者中共青团组织建设的暂行办法》，海淀区个协也成立了个体团组织。[28]同时，海淀区个协还发展党建工作，一方面将个协党员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以党员的模范作用激励非党员个协会员。1997年海淀区个体协会成立党支部，分配一名副秘书长担任党支部书记，同时在个协分会中成立党支部。2000年海淀区还启用了个协党总支活动中心，为个协的党员活动提供了固定的场所。海淀区个协党支部在海淀工商局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同时新启动的个协党总支活动中心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得到海淀区工商局的支持和援助。这样，通过党组织的建立，个协在组织上与工商局保持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个协的官民二重性就是这样在个体会员和政府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以上只是对官民二重性的一种静态的描述，下文将从交易成本的角度从动态的角度对个协的“半官半民性”做出分析，对个协如何在官民二重性中保持平衡做出解释。

3.3官民二重性的制度分析

3.3.1官民二重性的缘起

“个体劳动者”是指以自有生产资料、自己或家庭成员劳动为基础，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者。[29]改革二十余年间，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日渐提高，从对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随着个体工商户地位的提高，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城镇个体工商户从1978年底的14万户发展到1994年底的2187万户。[30]截止到2000年底，仅海淀区就有个体工商户36850户，私营企业21000余户，从业人员6万余人[31]，所涉行业分布广泛：个体户已经成长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独立阶层，并在日常事务中与政府发生密切联系。在个体户与政府的关系处理模式中，存在着两种行为选择，不组织（处于松散状态）和组织，而后者又分两种，即自组织（创办完全民间性群众组织，承担利益聚合利益表达等功能）和接受官方组织。在“不组织”的行为选择中，个体工商户面临市场交易成本；而在“组织”这一行为选择中，个体工商户面临自组织成本以及作为“自组织成本”替代性概念的“官方组织成本”。下文将在比较个体工商户在不同的行为选择中所面临的三种成本的基础上揭示个协官民二重性的缘起。

市场交易成本与个体工商户。

个体户在处理与政府关系过程中要承担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首先，在与政府交往过程中，个体户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相对于孤立无援的个体户而言，政府拥有无上的权威性与强制力。当遭遇拆迁、乱收费等现象时，个体户若非忍气吞声，就只能前往政府机关反映情况，而此时必然要支付时间、交通费、讨价还价甚至礼品等等交易费用。

在我们的访谈中，A先生描述了当年申请执照的经过：

A先生（原海淀某公社成员，86年加入个体工商户行列，历任分会组长、理事、区会副会长等职务。）

85年在报纸上看到某些个体户开办旅馆的事例，我也想尝试一下，从85年5月开始在公社申请了停薪留职，着手办理营业执照。由于没有经验，因此托人去办。来来回回出入派出所、工商所、卫生防疫站等地。后来在填表时出了岔子，从业人员少填了一个经理，结果派出所不给签字，整耗了我一年，我跟他泡上了，不行就天天去。后来就房子产权、甚至我儿子是否同意问题再三纠缠，全公社的人出面为我作证，这样到86年7月终于办好执照可以开张了。这当中整整一年时间，我们全家没有收入，而且还丝毫不敢懈怠，忙着规整卫生，以应付突然的卫生检查、或者治安科的抽查什么的。[32]

而B先生谈到处理与工商局、税务城管等政府部门的关系时认为：

B先生（服装业，从业5年，非个协成员）

我是外地人，办照特别麻烦，凡事得拿钱顶着，要是有个组织会好得多。我们外地人不敢得罪工商部门或城管部门，有苦难言，你一旦得罪他们，凡事都会找你麻烦，专门针对你。多数时候图个安稳，小事就算了。[33]

其次，个体工商户具有分散化和流动性大的特点。个体户多从事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如服装、鲜花礼品、修车等，从而散布在海淀各居民区内；而随着海淀区建设“中国硅谷”规划的提出并付诸实施，海淀区个体户面临着强大的拆迁压力，这使得个体户的经营地点变动不拘。海淀某分会秘书G先生说，去年还有300余户个体户来工商所验证，今年还不足100户。连分会理事都已经失去联系。[34]在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个体户之间相互沟通传递信息或获悉有关政府精神的信息成本高昂。

最后，不组织状态为个体工商户的其他活动设置了障碍。例如个体工商户办理出国手续、申请银行贷款等事务，按规定需主管单位盖章作保，而工商管理部门不承担这项义务。只能由本人商请在银行有账户的个体户或在银行有存款的私人盖章作保。[35]在不组织的行为选择中，个体户所要支付的市场交易成本高昂，理性的经济人必然会放弃不组织这一选择，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如果组织成本小于市场交易成本，此时组织便会形成。

自组织成本与个体工商户。

自组织成本是指由个体户相互联合组成自律组织过程中所需支付的成本。主要包括自组织过程中的信息成本、契约（即讨价还价）成本等。囿于个体工商户的基本特性及其所面临的制度约束，个体工商户所面临的自组织成本仍然过高，远超其承受能力。首先，个体工商户是以自己或家庭成员劳动为基础从事经营的劳动者，且多为小本经营，对个体户而言，付出时间精力参加社会活动就意味着相应减少其赖以生存的收入。在高边际成本的情况下，理性的个体户会吝于付出时间精力参加社会活动、相互联络、交换信息，更惶论彼此讨价还价订立章程了。海淀某分会理事R先生在理事会例会上谈到找小组长很困难时说，“个体户就是靠时间赚钱的，许多人嫌做个协工作浪费时间”。[36]而在我们所采访的多位个体户成员中，谈到自组织协会的可能性大都表示否定，认为自己即没有时间又缺乏能力进行组织。

其次，个体户还面临着制度约束：政府通过相关法规规定了社团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以及申请设立的四大要件，这些规定抬高了组织社团的门槛，从而提升了个体户自组织成本。早在1950年9月，政务院就制定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989年10月，国务院公布实施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又颁布实施了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以上诸条例中规定了中国政府对社会团体的双重管理体制，即对社会团体的登记注册管理及日常性管理实行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体制。1996年，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正式确认了该体制并明确了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并在1998年社团条例中明确了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法律责任。就海淀个协而言，同级民政部门是其登记管理部门，负责其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或备案，并实施年度检查，对执行条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条例的行为依法给以处罚。而海淀工商局则是海淀个协的业务主管部门，按照条例规定，工商局应当负责个协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监督、指导民间组织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负责民间组织年度检查的初审；协助登记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查处民间组织的违法行为；会同有关部门指导民间组织的清算事宜。

同时在现行的法规条件下，社会团体要申请登记注册，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第一：业务主管单位审批。没有业务主管单位或没经批准，登记管理部门不予受理。第二：满足注册登记的基本条件。如：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机构；有固定的住所；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等等。第三：符合分级登记规定。民间组织实行分级登记、分级管理制度：全国性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由民政部进行登记；地方性的民间组织向所在地相应的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第四：合乎非竞争性原则。按照98年条例，在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得成立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民间组织。[37]以上法规所作的规定构成了对个体户自组织行为的制度约束，提升了个体户在组织选择中所面临的自组织成本。

由于个体工商户本身所特有的属性及其所面临的制度束缚，个体工商户群体仍然无法承担高昂的自组织成本，此时“官方组织成本”便作为一个替代型概念进入我们的分析模式。

官方组织成本与个体工商户。

本文所提出的“官方组织成本”概念是指，在由官方介入组织个体劳动者协会从而使协会带有明显的官方性这一过程中，个体工商户群体所需承担的费用。由工商局出面组织个体劳动者协会，基本解决了个体工商户在自组织行为选择中所面临的自组织成本问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多次下文指示，“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强对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的指导，积极创造条件，切实解决人员、经费、办公场所等问题”。[38]就人员编制而言，海淀个体协会的九名工作人员中有七名是工商局正式干部；个体协会的经费除会员所交纳的会费外，很大部分来自工商管理费的酌量提成；而个协办公室，无论是区个协还是各分会，都在工商局/所的办公大楼内，协会成员无需为房租、办公设备等支付费用。

在基本免除了自组织成本之余，协会成员同时也负担了一定的官方组织成本：自主性的让渡与合法性的丧失。首先，由官方介入组织协会，协会头面人物由工商局干部担任，的确使协会成员的自主性受到影响。在访谈中，A先生谈起理事与会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原先是老C担任会长，特别支持协会工作，经常组织学习；现在不行，不如以前支持工作了。前段时间，咱们理事提出“半年办一次学习班，学习劳动法、民事诉讼法什么的”，跟所里领导一说，所里挺重视，就办了。但如果协会不主动提，（上头）当然就不会管（这事）。因此，组织活动跟会长的关系很大，如果所长不支持，协会工作就开展不起来，人家给你钱你才能活动，不给你就吹了。97年工商局减人，调走了老何，辞退了小丁等工作人员，又不给钱，没人办板报办通讯，协会一下就弱了。[39]

可见，在官方介入组织个体协会从而使协会成员得以免除自组织成本的同时，协会工作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商局/所对协会工作的支持程度：协会的自主权部分的让渡给了其所隶属的工商局/所。

其次，官方组织成本还包括协会合法性的丧失，这主要源于对成员身份的强制性规定。如前所述，个协会员是法定成员，每位个体劳动者在领取营业执照后即成为协会会员。而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个体成员的“同意”，而在本案中，由于个协会员资格的取得是强制的，并没有得到会员“同意”，协会丧失了来自会员认可的合法性，而只能依靠工商局/所的行政权威性来弥补这一民间合法性的缺失。在访谈中我们接触了大量的协会工作人员，当谈到协会是否可能脱离工商局成为一个完全民间性组织时，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异口同声的加以否认。

G先生认为，如果将个协从工商所里分离出去，这样将会对个协的工作开展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个协的权威要是建立在工商所的行政职能上，如果从工商所里分离出去，个协工作将难以开展，如对违章经营的检查，美容美发厅的整顿等都将难以进行制止。[40]

综上，由官方出面组织协会将大大节约个体工商户的自组织成本，但同时也会带来官方组织成本。然而尽管如此，在现有的个体工商户发展水平和制度约束之下，由于自组织成本的过分高昂，官方组织成本仍不失为一种对自组织成本的有效替代方式，个协也因此必然具有官民二重性。官民二重性的边界在于官方组织成本与自组织成本之比，而在前述诸因素变动过程中，两者之比可能发生变化并导致个体协会官方力量的收缩和民间性的增长。由于调查中这一变更正处于进行过程，本文囿于时间的有限和变更的不确定性，没有涉及这一边界变更的分析，而只是对官民二重性的缘起及其实作逻辑做出一个说明。

3.3.2官民二重性的实作逻辑

个体协会的官民二重性源于自组织成本与官方组织成本之比，而在官民二重性的制度框架内，三方行为者：官方（工商局/所）、社团本身（海淀个协及各分会）以及社团会员（个体工商业者）之间达致了一种正和博奕状态，而这种正和状态的可欲性又为官民二重性的存在提供了进一步的合法性，并构成官民二重性的实作逻辑。

第一，对官方而言。个协所具有的官民二重性为其节省了行政管理成本，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个协所承担的职能是对工商局行政监管功能的补充。个体协会创立伊始，便在章程中明文规定，个协的任务之一是“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对个体工商户的管理工作”。[41]个协在工商局日常运作当中承担了大量信息搜集传递工作：在我们所参加的海淀个协某分会的理事例会上，与会理事纷纷向会长、秘书汇报本管区无照经营的状况，情况详细到具体门牌号码，从而为工商局日后进行检查提供方面，大大节省了工商局的行政管理成本。[42]

其次，个协还在工商局所发起的某些特殊“运动”中承担动员组织功能。个协自成立以来，承担了监督管理个体工商户计划生育工作[43]、保险工作[44]以及新形势下的安置下岗职工工作等特殊任务。在1996年国家工商行政局发起的“户户讲道德，店店无假货”活动中，工商局在下文进行组织动员时明确规定了个协将承担的任务：“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在活动中要充分发挥”三自“作用，通过搞好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制定‘个体劳动者文明公约’、‘个体劳动者职业道德规范’等形式，做好政府管理的助手。在工作中还要注意总结市场中介组织自律的特点和规律，搞好行业小组和基层协会的建设，采取成立自查自纠小组，建立以协会理事、行业组长和党团员为主的监督网络，制订抵制制售假货的制度，丰富协会的管理内容。协会还要发挥党员和先进模范的示范作用，通过党员挂牌服务、表彰先进等形式，引导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向模范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道德水准，为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做出努力。”[45].海淀某分会会长Z先生回顾了五年来“户户讲道德，店店无假货”活动的实施情况：我们年初做动员布置，年终总结工作，平日“自查互查理事抽查”相结合，并将落实情况作为评选先进的依据。一旦查出问题，将交由工商干部执法处理。这些特殊任务的承担节省了工商局/所组织分散的个体户的成本。

第二，对个体工商业者而言，个体协会的确能够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反映其合理意见和要求，而这对于缺乏其他救济方式的个体工商户阶层而言，尤为重要。个体工商户阶层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缺乏其他救济方式。李宝梁在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过程的分析中指出，私营企业主之所以参与政治渠道的热情、愿望和主动性未能与其经济实力同步增长，是由于他们能够获得其他政治安排并从中得到救济，如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46]而个体工商户阶层多半时间精力都投诸于经济活动，较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囿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各种要素的制约，个体工商户通常无法进入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行列。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协会成为个体工商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反映其意见要求的唯一途径。A先生在访谈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93年，工商管理费暴涨，街头卖冰棍的老太太原本一年要交160元，突然间涨至1300元，老太太无可奈何找到我，由我去跟区领导反映，并在当时崔会长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减免。”[47]

而D女士（原工商局个体科副科长，现任海淀区个协秘书长）则认为，协会与工商局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协会功能的行使。D女士认为协会不愿完全脱离工商局，如今个协担任工商局与个体之间的协商工作，并希望能与工商局保持密切关系。D女士说道，“要有什么事，我直接找W（海淀工商局局长，兼海淀区个协会长），你得想办法给我解决。”[48]无疑，丁女士个人与工商局局长的密切关系对个体协会维护个体工商户利益功能的实现有莫大推动作用。

个协所具有的官民二重性对表达个体户利益的推动还表现在“退路进厅”问题上。“退路进厅”是个体工商户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指撤销路边摊位，一律搬入市场经营。由于无法负担进入市场后的高额租金，很多个体工商户面临失业。面对这种情况，海淀个体协会主动进行调查，写成“个体工商户呼唤经营空间”一文向区领导反映，该调查报告得到区政府的重视，立即组织了“24个街乡10个职能部门联席会议”，并提出“关于解决海淀区失业个体户就业问题的意见”试图解决这一问题。[49]此外，海淀区个协目前正在筹建一个担保中心，为申请贷款困难的个体工商户承担担保责任，力求为会员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对于缺乏其他救济方式的个体工商户阶层而言，具有“官民二重性”的个体协会是他们表达利益、提出意见建议的唯一渠道，他们从中获益良多。

第三，社团工作人员也同样从协会的“官民二重性”中获益。本文所谓的社团工作人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工商局编制的正式工作人员，另一类则是充任个协理事的个体工商业者。通过在海淀个协中工作，这两类工作人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获益。首先，就工商局编制的正式工作人员而言，他们虽然编入协会工作，但在工资、待遇、福利保障等方面仍然属于工商局编制；同时由于个协在行政级别上高出海淀工商局/所半级，他们转入个体协会工作在行政级别上有所提升。对于海淀区协会秘书长D女士而言，担任秘书长一职还给她带来意外之喜：“区政府对我们特重视，开什么会让我坐在主席台上，开始我还不好意思，后来想一下，我代表了海淀区3万余户个体私营者，坐就坐了。”[50]对于工商局编制的正式工作人员来讲，正是官民二重性的存在才使他们能够在保有既得利益（工资待遇福利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其在行政等级序列中的地位：对他们而言，在个协的工作反而转化为一种良好的政治资本。

其次，对于充任理事的个体工商户而言，担任理事虽然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相反有时还会在时间等方面给他们带来损失。但在官民二重性这种制度安排当中，个协理事扮演了个协成员与官方之间的润滑剂，从而得以与工商局干部建立亲密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使他们在年检等活动中受到份外照顾，与政府其他部门打交道时也更受尊敬。A先生说，后来曾经阻挠他办照的派出所工作人员曾经专程前来道歉。此外，个协理事可以被吸纳加入中国工商联，这增加了他们的替代性救济方式。

综上所述，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实际运作中具有鲜明的官民二重性。而本文通过交易费用理论的考察认为，官民二重性制度的缘起在于个体工商户的自组织成本高于官方组织成本这一现实，两种成本之比划定了官民二重性这一制度安排动态变动的边界。在官民二重性这一制度安排中，实现了政府、社团本身和社团成员之间的三方正和博弈状态，而这种状态的可欲性又构成了该种制度安排的实作逻辑。

4.值得讨论的其他问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许多颇值研究然则囿于选题却难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此作一简单回顾，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

首先，个体工商户阶层本身的发展趋势。王少明在调查中指出，个体经济在自身经营规模扩大后有四种发展方向，一是合作化，二是直接依附于公有制经济，三是在社会分工体系下仍旧个体经营，四是向私营企业发展。统计表明，个体走向私营的趋势最为明显。[51]而我们在调查中也察觉到了这一趋势，尤其是在规范市场管理，推行“退路进厅”举措之后，个体工商户阶层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重组阶段，目前这一过程只是初露端倪，个体工商户阶层的演进趋势究竟如何尚待考察。

其次，“退路进厅”举措是否意味着“市场管理模式”的变动？朱总理在最近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在政府机构改革的过程中，还要加强一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部门，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首当其冲。[52]无独有偶，在1983年的机构改革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作为不弱反强的部门单独提出。笔者推测，工商管理部门的这种特殊地位大约来源于目前市场管理不力的现实。笔者在访谈期间走访了数间市场，发现目前为止市场管理十分混乱，无照着有之，不交税者也有之。我们在采访中也着实遇到许多无照个体户，这些个体户侵犯了有照个体工商户的利益，然则由于工商部门人力有限，使无照个体户有空可钻。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正在进行的“退路进厅”活动远非美化市容、区域规划那样简单，更可能演进成为一种新的市场管理模式：由市场经营者承担部分监管职能，个协活动以市场为基地等等？这一问题有待研究。

此外，海淀区个协目前正在经历一个改制过程：1999年北京市工商局对个体劳动者管理方式作了大幅调整。首先做出了撤销个体科的决策。个体科是80年代初作为加强对个体工商业者的管理措施提出的。[53]根据北京市工商局W先生的解释，做出这种决定主要是出于精简机构的考虑，裁撤综合部门，并入业务部门从而使部门设置更趋合理，不再以身份为界限划分科室，平等看待个体工商户。个体科撤销后，原有的管理个体工商户的登记与监督的职能分别下放到企业登记处与企业监督管理处，登记处负责企业的登记、管理处负责企业的监督管理；其中部分发展和指导个体企业的职能则交给了个体协会。[54]这是否意味着官方加强了对协会的倚重？其次，北京市工商局发文规定，公务员不再兼任个体协会工作人员职务，据W先生解释，这是因为公务员无法同时兼任监管者和利益代表者的身份，而且会给人“两家通吃”的感觉。但区工商局的C先生却认为以上改革措施都是暂时的，随着朱总理对工商职能的强调以及个体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进一步扩大，再改回来也决非不可能[55].究竟这一改制过程怎样发展，将如何影响个协的工作能力和权威性，以及个协与工商之间的定位上不可知。有待进一步关注。

总之，本文运用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对海淀区个体协会的官民二重性的存在做了一个制度经济学的注解，这只是对社团研究所做的一个新的尝试，其中仍然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尤其对文中提出的“半官半民性是作为中国转型期所特有的现象存在还是一种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持久的现象”这一问题，本文作为个案研究仍无法对这一中国社团发展趋势问题做出全面的回答，但这无疑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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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的创建为例，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第73-80页。

周雪光：“西方社会学中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状况述评”，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4期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载《人民日报》1998年11月4日第三版

期刊

《工商行政管理》1982-2001年

内部文稿和网上资源

奥斯特罗姆，埃莉诺，和罗伊。加德纳：灌溉系统自主治理与不对称问题的解决，网上资源

胡祥苏：交易成本与农民合作化：内部合作成本与农民合作化供给，网上资源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中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干部培训研讨班资料汇编，内部文稿

沈原、孙五三：“制度的形同质异”与社会团体的发育-以中国青基会及其对外交往活动为例，网上资源

王名等：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内部文稿

张五常：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网上资源

张小劲：非政府组织问题研究综述，内部文稿

张小劲：市民社会与国家知识治理制度的重构——非官方传播机制的生长及其作用，内部文稿

内部文件

《海淀私企通讯》2001年第1、2期

北京市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第四届会长理事登记表

青龙桥个协分会第七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个体工商户呼唤经营空间

关于落实区领导对《个体工商户呼唤经营空间》一文批示的有关情况汇报

迈向新世纪的海淀民营经济

海淀区个私协会2000年度工作总结

甘家口个人私协分会2000年工作总结

青龙桥工商所2000年工作总结

关于批转失业个体户就业问题意见的通知，海政发（2000）132号

关于解决海淀区失业个体户就业问题的意见

参考文献：

[1]本次调查以海淀区个体协会为个案进行，但是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与私营企业者协会于1999年合并，合称为海淀区个私协会。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个协与私协的工作仍然是分开的，因此目前的合并只具有名义上的做文章，并不影响本次调查的对象设定。本文以下论述均沿用个体协会这一名称，有时也简称个协。

[2]参见徐永光主编第三部门（TheThirdSection）研究从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孙力平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郭于华等，《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探索》；周志忍等，《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构个案研究》；中国科技促进会，《捐款是怎样花的：希望工程效益评估报告》；苏力等，《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

[3]张小劲，“非政府组织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内部文稿。另可见王名，《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2000.8（内部文稿）。

[4]同注释2.

[5]沈原，“‘制度的形同质异’与社会团体的发育──以中国青基会及其对外交往活动为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网上资源。

[6]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7]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8]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中的第三领域”，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9]GordonWhite：Prospectsforcivilsocietyinchina：acasestudyofXiaoshanCity，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1993.No.1

[10]王颖、折晓叶和孙炳耀等，《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1]景跃进执笔，“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中国社团”，载《中国书评》1996年2月总第9期。

[12]孙炳耀，“中国社会团体官民二重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总第6期），第17-23页。

[13]关于科斯理论综述参见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安排》，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3月版；丹尼尔·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以及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利和公共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中的相关论述。

[14]张五常：经济组织与交易成本，网上资源URL：

[15]

[16]时宪民：《体制的突破——北京西城区个体户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17]《中国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国务院研究室个体、私营经济调查组，改革出版社，1990年11月；程澍，《草莽英雄-个体户阶层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6月；秦少相，《社会新群体探秘-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1月。

[18]关于这方面的评论可见景跃进执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中国社团”和李路路的“评《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会组织》，载《中国书评》1996年2月总第9期。

[19]王颖、折晓叶和孙炳耀等，《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9页。

[20]中国个体协会，“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载《工商管理杂志》1987年1月，第12页。

[21]见“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载《工商管理杂志》1987年1月，第12页

[22]孙炳耀，“中国社会团体官民二重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总第6期），第17-23页。

[23]海淀区个体协会1996年1月会长与理事名单，内部资料。

[24]见“关于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收支的暂行规定”（工商字[1983]第91号）和（工商字[1984]第137号）对“关于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收支的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个体工商户指南》，姜建清编著，企业管理出版社，1986.11，第295页、301页。

[25]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对个体劳动者协会工作的若干意见”（工商个字[1996]第294号），《工商行政管理》1999第20期，第7页。

[26]中国个体协会，“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载《工商管理杂志》1987年1月，第12页。

[27]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工作指导的同志”（工商个字[1999]第191号），《工商行政管理》1999第16期，第6页。

[28]共青团、中国个协印发的“关于加强青年个体劳动者中共青团组织建设的暂行办法”，《工商行政管理》1988第6期，第7页。

[29]“个体劳动者”词条解释，载《工商行政管理》1983年10月，第7页。

[30]“我国个体经济发展的初步考察”，载《工商行政管理》199年月，第47页：“王众孚局长在私营企业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1995年11月16日），载《工商行政管理》1995年24期，第6页。

[31]“迈向新世纪的海淀民营经济”，海淀个私协会内部文件

[32]于晓虹、李姿姿：《当代中国社团官民二重性的制度分析》谈访录，20010327A，北京。

[33]同上：20010317I，北京。

[34]同上：20010228B，北京。

[35]“个体工商业问答”，载《工商行政管理》1983年21期，第28页。

[36]谈访录，20010306C，北京。

[37]“中国NGO概况”，载《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内部文稿，第16-17页

[38]参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促进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1993年4月28日），载《工商行政管理》1993年期，第三页。另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工作指导的通知”（工商个字[1999]第191号），载《工商行政管理》1999年16期，第6-7页。“甘国屏在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4月6日），载《工商行政管理》，199年期，第13-20页。

[39]谈访录，20010327A，北京。

[40]谈访录，20010228B，北京。

[41]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章程，载《工商行政管理》1987年1期，12页

[42]谈访录：20010306A，北京。

[43]参见“关于个体工商户计划生育管理的意见”，载于《工商行政管理》第5页

[44]参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大力开展个体工商业户和合作经营组织保险业务的通知[85]保发字105号，载《工商行政管理》1985年7月第9，40页。

[45]甘国屏同志在深入开展“户户讲道德，店店无假货”活动座谈会上的讲话（1996年7月11日），载《工商行政管理》1996年16期，14-15页

[46]参见李宝梁：从超经济强制到关系性合意，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63-75页。

[47]谈访录，20010327A，北京。

[48]谈访录，20010316A，北京。

[49]参见“个体工商户呼唤经营空间”，“关于落实区领导对《个体工商户呼唤经营空间》一文批示的有关情况汇报”，“关于批转失业个体户就业问题意见的通知，海政发（2000）132号”，以及“关于解决海淀区失业个体户就业问题的意见”等内部文件。

[50]谈访录，20010316A，北京。

[51]王少明，“我国个体经济发展的初步考察”，《工商行政管理》1991.2，第48页。

[52]参见“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今天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应大会新闻发言人曾建徽邀请到会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网上资源，URL：

[53]“如何解决管理（个体劳动者）机构和管理人员问题。现在一部分省市自治区解决的比较好，在各级工商局设立了专管个体工商业的处、科、股。”引自费开龙：在全国个体工商业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工商行政管理》1983年14期，3-7页。

二重性范文篇6

关键词：释义矛盾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需求二重性

问题是从使用价值概念开始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对使用价值概念进行分解，所以，《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的逻辑结构是不对称的。笔者在本文中要分析的，是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的、学术界始终没有注意到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问题。

关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无意中留下了重要的线索。马克思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他又说：使用价值只在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马恩全集》第23卷第48页)。使用价值既然是商品体本身，它已经是现实的了，为什么使用价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呢?’这是形式逻辑矛盾。我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人们研究《资本论》曾经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有人说研究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是在“咬文嚼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既然生物学家需要对生命细胞中的数以万计的基因分别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对使用价值这样重要的概念进行剖析呢?所以，我们准备做的正是对经济学的“基因”研究。剖析“释义矛盾”恰恰是显微科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一种是具体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具体有用的性质。．具体使用价值是以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说，具体使用价值以生产和供给为前提，是待实现的、可能的使用价值。具体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来代表。

另一种是抽象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抽象的同质的有用性质。“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樊刚：《比较与综合)P184)。在实际中，抽象使用价值是以消费过程为基础的。在经济学中，它等于需求者建立在已往消费经验基础上的效用评估。所以那些符合社会需求的使用价值就是经济学中的现实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来代替。

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把握住两个有差异的使用价值的内容。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概念应该兼有这两个内容。这种方法是从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出发的。这种方法孕育着概念自身的矛盾性。作为经济现实，具体的使用价值不同于抽象的使用价值，可能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现实的使用价值，供给不是需求，有用性不是效用。它们是联系的，又是矛盾的。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每一方的存在又以对方的消失为转移。这正是社会经济运动本身的辩证特性。因而，把握经济运动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辩证矛盾性。辩证逻辑允许这种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我们在现实中使用的使用价值概念也含混着这样的两种内涵。这是释义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详见拙文《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与经济学的微观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所以，不仅劳动和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的概念也存在二重性。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了这一矛盾，却与之擦肩而过。我们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完成对使用价值矛盾体的分解。在《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决定了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现在，使用价值已经分解为有用性与效用。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具体劳动可以生产有用品，有用品又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因而具体劳动是有用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具体劳动不是有用性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有用性还依赖于消费者的评价。具体劳动也不能产生效用，因为效用是消费者的抽象满足。因而，当使用价值被分解后，必须扬弃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我们只能说：具体劳动形成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需求决定有用性与效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就这样把需求与效用合理而自然地引入了《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至于劳动与需求的关系，它们显然是互相对立统一的。另外，我们还要延伸马克思的方法。既然《资本论》中有劳动二重性，我们也假设存在与之对称的需求二重性(具体需求与抽象需求。参见拙文《劳动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然后将上述新的概念和假说构成对称的逻辑图形如下：

图1的左侧是《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使用价值已扬弃)。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图一的右侧是新增加的。需求与劳动、需求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均采取对称设置e．有用性与有用品不可分离，必然相邻于Y轴两侧。效用填补了唯一的空位。我们来研究图1中的需求二重性。需求一方面表现为对各式各样的有用品的具体需求。具体需求与有用品结合产生有用性。另一方面，任何需求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同质的性质——生理和心理的一般满足。这种抽象需求形成效用。因此，需求二重性在图1的逻辑结构中合理存在，它决定着使用价值的矛盾性(有用性与效用)。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图1的对称性。初看起来，图1是全对称的逻辑结构。仔细分析却发现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劳动的概念非常含混。“劳动”究竟代表“劳动力”还是“劳动过程”?劳动力只是单一要素，而劳动过程则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参与，劳动力只是诸要素之一。其二是即使“劳动”的概念定位在“劳动过程”上，“劳动”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仍无法与“需求”取得对称。因为劳动过程并没有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全部物品。至少，劳动过程以外的各种自然物(无论有无垄断)也是需求索取的对象。因而“资源”(实为“可支配资源”)比“劳动”更有资格与“需求”相对称。

为了取得逻辑上与需求的完全对称，我们必须用“资源”来代替“劳动”。与之相应，劳动二重性也就转化为“资源二重性”。这种逻辑上的进一步调整可由图2表示。

图2表示，资源也具有二重性。任何一种资源，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资源来使用，生产某种有用品。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资源都可能用于其它经济用途，都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一个部分，从而又具有一般的抽象资源的性质，并由此形成资源价值(简称价值)。任何一种有用品，在它的有用性转变为效用的同时，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体资源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抽象资源，它的资源价值就获得相同程度的承认。

图2的分析表明，劳动二重性仍然是有效的，但它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一个特殊形态。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这样的特殊形态代替了资源二重性的一般形态，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价值理论中出现偏差。

从劳动出发，自然寻找到劳动二重性；从具体劳动出发，自然把有用性规定为使用价值而忽略效用和需求(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从抽象劳动出发，自然把价值全部归属于劳动。当我们用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时，价值归属于抽象资源，而不仅仅归属于抽象劳动。劳动资源的特殊性是有效的，但其它资源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也是有效的。只有抽象资源这样的一般性质，才能代表全部价值的来源。

图2还表明：从整体看，没有资源的供给，需求无从满足；而没有需求的评估，资源也无从配置。所以，效用与价值也是互相决定的。也就是说，资源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共同决定了价值。从这种辩证的逻辑结构看，劳动价值论的出现虽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却是狭窄的、片面的理论。对这样的一种理论至今仍然简单地接受，其基本原因是辩证法的运用不彻底，没有认识到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公务员之家

很明显，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在商品元素矛盾结构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导致了效用与需求的引入；需求的引入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的逻辑结构的设置；对称结构的规则又迫使我们用“资源”代替“劳动”，用“资源二重性”代替“劳动二重性”。所以，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价值来源于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来源于劳动资源；价值的分配与实现同时又受制于效用。于是，严格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却证实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片面性。读者可以认真验证一下，笔者在分析过程中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基本方法?违背了《资本论》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忽视了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历史限制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并不为过。相反，他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和它所遗留下的“释义矛盾”，为后人认识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重新复活《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重性范文篇7

【论文摘要】：文章在对斯密和马克思二重性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济学中的人与物的二重性理论，并利用这个理论，重新认识各类社会经济概念与经济现象，试图启发人们建立新的经济学体系。

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出现许多“二重性”概念，比如：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管理二重性等等。这种种二重性现象归根结底是源于人与物的二重性。文章试图通过对人与物的二重性研究，总结出经济学中的二重性理论。

一、人的二重性---所有性与劳动性

这里所指人的二重性是专指政治经济学中人对物的性质。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物关系的科学。人对物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人对物的所有性，二是人对物的劳动性，当人与属于自己的物结合起来进行劳动时，表现为人对物的两重性。尽管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对物在占有和劳动方面表现出来的量与度有很大差别。然而，单就人本身来说，这两种性质是永存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的两重性，就象生理学中所研究的人的精神与肉体的两重性一样，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不管外界条件如何变化，人的这两种性质总是客观地存在于有生命的人体之中的。当世界上出现第一个原始人的时候，他就具有对世间万物的所有性与劳动性。尽管在当时没有公共约定的法律，每个人也都不了解世界有多大，然而人自降生之时起，客观世界就已经属于他所有。在原始社会，每个人必须与物结合起来，进行最原始的采摘和狩猎式的劳动，才能维持生存。当世界上出现许多原始人的时候，世界万物则属于这许多人所有。在这种由许多人组成而且没有公共法律的社会中，人治就是法制，任何一个人都对世间万物，包括对其它人的身体，拥有绝对的权利，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从这点上来说，是无法将他们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原始社会，人类为了自身生存所表现出来的私有程度，比其后任何社会都高。原始人自降生之日起，视万物归己所有。有时为了生存，互相残杀，以食人为生。公共法律的出现是人类的一大进化，即便是奴隶社会也是如此，奴隶社会的最大进化是人们规定了，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这样一条最基本、最原始的准则。在当时，即使奴隶也被当作物，分属于不同的奴隶主，但是，人的所有权已经开始用法律制度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比较原始野蛮社会，人的权利无限大，奴隶社会的产生无愧是一种进步。

二、物的二重性---所属性与被劳动性

物对人也具有两种属性，即物对人的所属性和被劳动性。世间一切物无不具有对人的所属性，即使是未被发现的新大陆也是如此。正是由于物具有所属性，所以在人们发现它、利用它的时候，立即体现出它的所属性来。物对人的另一种性质，是物被人结合起来进行劳动的性质。人不仅为了占有物，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物，使之为人类的生存服务。即使是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矿物，还没有生产出来的农作物，都是如此。当人们将矿物挖掘出来，将农作物生产出来，变为一种对人类有用的物的时候，它们的被劳动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当物被物的主人结合起来进行劳动时，物表现为对该人的所属性和被劳动性的两重性，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物对人的两种性质是物自身所具有的性质，就象汽车可作为劳动工具，但也一定会有所归属。当司机就是汽车主人的时候，该汽车则表现为对该人的两重性。物具有的所属性和被劳动性，与这些物是否被占有、被谁占有，是否被劳动、被谁劳动也完全是两回事。物的这两种性质总是客观地依附于可利用的物之中的，当世间上的物被人类利用的时候，它们的这两种性质就充分表现出来了。任何对人类有用的物均可被人类结合起来进行劳动，但也必须有所归属。新大陆的发现往往因为归属问题而爆发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最终确定了新大陆的主人。宇宙、月球、南极、公海和自然空气等“共有”物，除人类社会已经共同约定归属者外，每个人都是“共有”物的所有者。

人也是一种“物”，一种特殊“物”。人对自身这种特殊“物”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人出卖劳动力，是经营着自身劳动力资本的过程，就象一个个体生产者，从外界取得的工资收入是他在劳动力市场出卖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收入中用于弥补他在出卖劳动力时的损失部分，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必须的基本生活费，高于部分是他经营自身劳动力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工资收入不能弥补出卖劳动力时的损失，劳动力资本将出现“亏损”，劳动能力将下降。工资收入除弥补损失外，还有节余，即劳动力资本的“利润”。他可以用这部分“利润”对劳动力资本追加投资，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比如参加进修，学习专业知识，参加健身培训，增加饮食结构中的营养成分等等，以提高劳动能力和就业能力。人对自身这种特殊“物”具有所有性与劳动性的二重性；“物”对于他本人，具有所属性和被劳动性的二重性。

三、斯密和马克思的二重性思想

在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也都提到过两重性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性质，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他还指出:“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61、54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当时已经发现商品具有两重性。尽管他没有进一步引伸到物的两重性上来，实际是已经体现着物的两重性。他所指出的商品的自然形式和使用价值，实质上就是指物的被劳动性；他所指出的商品的价值形式和交换价值，实质上就是指物的所属性。

斯密也曾说过:“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它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作使用价值，后者可叫作交换价值。”从斯密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物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物的被劳动性，物的交换价值表现了物的所属性；即使物的劳动者与所有者是同一个人，或者是不同的人，都是如此。

马克思的两重性思想来源于斯密的两重性思想，对同一物的所有者与劳动者是同一个人情况下的个体生产者，马克思对斯密的分析是继承的。马克思在论述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时指出:“生产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资本论》第一卷第90页）前一方面显然是指人对物的劳动性，而后一方面是指人对物的所有性。因为能够参加“交换”的人，必定是被交换物的所有者，交换是针对人的所有性而言的。实际上马克思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被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资本论》第一卷第105页）在这里，马克思更进一步说明了人对物的所有性，正是由于人的所有性，才使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不过在这里他指出的人，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这种个体生产者对他生产的商品来说，他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体现着人对物的所有性与劳动性的两重性。在这种物的劳动者与所有者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下，马克思承认劳动者是物的主人。当物的劳动者与所有者是不同的人时，即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大生产时，马克思就与斯密分道扬镳，不再涉及人的两重性问题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状态下，一方面是物的所有者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物的劳动者无产阶级；把同一物的所有者与劳动者对立起来。如果就整个社会的物而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属于所有者的范畴，有的所有者拥有的物多成为社会上的有产阶级，有的所有者拥有的物少成为社会上的无产阶级，由于贫富悬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工人罢工、甚至战争，这发生在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这是对的。但不能把同一物的所有者与劳动者对立起来，不能把一个企业的股东与雇员对立起来。从现代社会的情况看，劳动者不一定不拥有物，哪怕是一点点股票；所有者也不一定不劳动，即便是当经理、总统也只是不同的社会分工而已。四、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

经济社会中普遍的二重性现象，不是马克思而是斯密首先发现的。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马恩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142页）亚当?斯密的二重性思想，对于马克思创立劳动二重性学说，是有启发意义的。

马克思认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60页）在这里，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和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二者无法区别开来。它们都只反映了人的劳动性，而忽略了人的所有性。

人是具有二种性质的，一是人对物的所有性，二是人对物的劳动性，人对物的两种性质体现在同一物时，则表现为人对物的两重性。马克思在分析劳动二重性时是建立在对简单商品生产的劳动分析中的，而这个劳动者也是劳动产品的所有者。由人对其物的劳动性所表现出来的耗费，无论怎样描述都是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是这个个体生产者的体力与脑力的耗费，因此，它是具体劳动的耗费；而人对其物的所有性所表现出来的耗费，是个体生产者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投资风险所导致的物的耗费。斯密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始终把人的劳动性和所有性区别开来。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他所说的使用价值，表现人的劳动性，是人作为生产要素与物结合起来所进行的具体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他所说的交换价值表现人的所有性，是人作为物的所有者所进行的投资活动，这种投资活动创造商品的交换价值。斯密的所谓劳动价值论是在列举原始社会人的狩猎劳动时提出的，这种劳动的特点是劳动者与所有者合一，表面看他仅仅是一个劳动者，实际上他还是土地、森林和猎物的所有者，他的全部劳动生产物中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当原始社会发展到进步社会时，其所谓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已经分解为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即体力与脑力劳动，和所有者的投资活动。所有者的投资活动取得利润，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取得工资。在《国富论》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一章里，斯密还论述了三种收入属于同一个人时的情况。他说：“这三种不同的收入，当它们属于个别的个人时，容易区别；但在属于同一个人时，往往互相混淆，至少按通常说法是如此。”他指出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其收入中不仅仅是工资，还包括地租；个人用自己的资本生产，收入中包括工资和利润；个人在自己土地上用自己的资本劳动，收入中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成分。由此来看，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中的所谓“劳动”是指包括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在内总之是所有者的“劳动”概念。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斯密在价值理论上自相矛盾，开始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后来就变成工资、利润和地租三要素决定论了。实际并非如此。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明确指出：“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成为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斯密自始至终坚持三要素决定论，只是在三种因素都属于同一人时表现是隐含的，而三种因素分属于不同人时表现是明显的而已。

五、经济社会普遍的二重性现象

利用人与物的两重性理论，我们可以把整个经济社会划分为两重性的社会。一重性表现为由体现所有性的人和体现所属性的物组成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由所有者创造商品的交换价值，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表现为一种贫与富、参与市场投资并按资分配的竞争关系。另一重性表现为由体现劳动性的人和体现被劳动性的物组成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由劳动者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表现为一种按计划分工协作的工作关系。

利用人与物的两重性理论，我们可以把企业视作两重性的企业。无论是个体小企业，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它们都表现为两重性，一重性表现为企业中物的劳动者创造商品使用价值，另一重性表现为企业中物的所有者创造商品的交换价值。个体手工业者对其物的所有权与劳动权两权合一，即利润与工资合一都归他自己。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权与劳动权两权分离，所有者取得利润，劳动者得到工资。

二重性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共性/个性

【正文】

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从西方企业管理中分离出它所蕴含的同社会主义管理具有共同属性、应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内容；才能真正地处理好批判与继承、学习与独创、引进与吸收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国管理学界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存在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成为我们引进先进管理的理论障碍。

在我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一般把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概括为“一方面具有与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1］即“任何社会的企业管理都具有二重属性：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管理二重性分别表现为合理组织生产力（指挥劳动）以及维护和生产关系（监督劳动）两种管理职能。‘指挥劳动’……表现了管理的自然属性。监督劳动’……表现了管理的社会属性。”［2］这种管理理论简单地把自然属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属性，是我们可以向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部分；把社会属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管理的特殊性或阶级性，是我们应批判和抛弃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的观点，离开了马克思的本意，是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的误解。它阻碍了我们充分地学习和借鉴西方企业管理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尤其是社会属性中的先进经验，从而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

其实，“管理的自然属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管理二重性的论述中并没有出现过，它只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加进去的。在马克思看来，管理本质上是对共同劳动的指挥和协调，是对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还是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对管理的二重性是这样论述的：“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3］马克思还指出：不能“把从共同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他认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质，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它是一般劳动过程本身所必要的条件，是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的制约，受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制约。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列宁认为，无论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看，还是从企业的局部来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较大规模的共同劳动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同时，它又是维护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条件，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成果，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实行最完善的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4］

至于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马克思和列宁也有过论述。人所共知，列宁不止一次地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监督的重要性。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质量检验、操作程序的控制，都需要监督。这些方面同资本主义管理无疑存在着共性。对于“指挥劳动”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资本指挥劳动”、经理和监工“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3］（23.367～369）。而且认为，指挥和监督劳动既可以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职能”，也可以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3］（25.433）。由此可见，指挥劳动的职能不是什么“管理的自然属性”，同样可以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而“监督劳动”即“管理的社会属性”中也有其共性。

因此，本文认为，对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应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所谓的“属性”或叫组织技术属性更为确切，是解决经营过程中的组织与分工协作关系，主要是生产力。不同制度下的企业管理在组织技术属性方面没有区别。与生产力相联系的决不限于其自然属性或其技术方面，合理组织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职能。

第二，管理的社会属性除了包括有与社会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相联系的阶级性之外，也包含着共同性。其共同性表现在：（1）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属于市场，而且都是市场经济，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必然有其共性。（2）企业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而人的本质则是社会性的，其社会性包括两部分：一是对抗的阶级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二是反映着人的一般社会性，如社会交往、友谊、自我价值观、归属感等。这正是近年来西方企业管理的重点，我们应加以借鉴、吸收。如果把管理的共同性仅仅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认为这才是可以借鉴和吸取的东西，那就会阻碍我们从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总之，如果我们把企业管理的共同性等同于管理的自然属性，把生产劳动过程看成是单纯的技术过程而忽略其社会性方面。这样一来，就不仅否认了生产力的组织与调整方面的共性，也同时否定了生产关系与企业文化、上层建筑的调整方面的共性。而正是在这三个方面，现代西方企业界都在不断地进行着重大的调整与改革，甚至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吸取许多重要经验而在管理现代化方面走在我们前面。如果我们不能引进现代管理，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在彻底抛弃那种认为只有管理的自然属性中才具有共性的观念的时候，更应该在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去管理的共性。现在我们管理落后，主要还表现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而且，只有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把握现代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才会在管理技术方面达到先进的水平。

【】

［1］社会大词典．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633．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上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700．

［2］中国企业管理大百科全书，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0．156．

二重性范文篇9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学说从产生的时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管理理论，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韦泊的组织理论等；第二类是行为管理理论，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人际关系学说，而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第三类是当代的各种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这三类理论只是产生的时期有先后，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它们相互影响，继承演变，形成各种流派。根据不同的逻辑起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两个范式，一个是以组织的效率为起点，另一个是以人的需要为起点。前者被称为科学主义范式，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范式。科学主义范式是以组织的存在为根本，把人纳入组织，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提高组织效率；人本主义范式把人的存在和需要作为根本，通过满足人的需要来实现组织目标。

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以美国古典管理学家泰罗为代表，通常把科学主义范式称为泰罗范式。该范式的核心是如何使工作更加多产和高效，“科学管理”注重的是如何改进职工的工作表现，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辩识性和可重复性，泰罗坚信通过确定出工人完成某项作业的最佳时间，管理者就可能判断工人是否干得出色。通过这种管理方式带来了组织效率的提高。随着管理学的发展，在泰罗范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范式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人的经验所及的领域，其方法论范式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的强烈影响。这种范式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规律。管理学的任务就是要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观察经验事实出发，研究和发展组织及其管理领域内的一般性普遍规律。

科学主义范式体现在具有理性约束的个体追求服从技术规律和组织纪律带来的高效率。从人的行为特征来看，“经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因此，假定每个行为主体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管理原理、原则和制度必须以管理主体的个人行为为基础并且可以从社会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单个行为主体都服从于技术规律，通过时间动作的分析，实现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工作条件的标准化和工作时间的标准化。适应这样的行为主体的组织是一个高度结构化、形式化、不受个人支配的集权组织。

三、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管理学范式的第一次变革是由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说完成的，人本主义者指责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是不道德的，是将工作“非人性化”，并把极具人性色彩的管理变成了简单的效率衡量。他们对科学主义范式提出批评，认为管理的对象不仅是物的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管理问题，人是每一个组织中的核心，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应当重视人的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从人本主义范式的理论主张可以发现，行为管理是为解决效率与人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对人性进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准则，使得管理活动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和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时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更加符合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典管理学的原罪促成了人本主义范式的兴起。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理论基础，强调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关系现象的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严格来说，行为科学学派来自于社会学，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在任何社会组织中群体总是由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

人本主义范式强调应把人放在管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组织中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原材料、资本、机器、土地或能源，而是人。这里所说的“人”，是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他们是不断地被密如蛛网的人际关系网所包围，而他们自身也是这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人本主义范式中，整个人类的本性是由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他们反对科学主义范式把人看成仅仅是一味索取的自利主义的“经济人”，强调利他主义与给予的品质也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同时该范式强调人的潜质的生长与发展，而且这种潜质的生长始终处于动态过程当中，是不断成长和进化的，是随着时间和社会文化场景的变化而变化的。早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初期，培根（F.Bacon）就觉察到了对一切认识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束缚，并同时觉察到了摆脱这些束缚的必要性。他在对认识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进行诊断时指出，认识的使命在于把认识从社会文化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使认识成为科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已经获得的合理性会随着促使它形成的那个过程的延续而削弱，合理性的操作特征会被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截取和利用。组织理论学家布赖尔和摩根在《社会学范式与组织分析》一书中隐含地指出，社会科学理论主要有两条轴线，一条代表科学本质属性的连续体，另一条代表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的连续体。科学的本质属性强调稳定性、可证实性和规定性，而社会的本质属性体现为永恒的变革。

四、结论

二重性范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共性/个性

【正文】

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从西方企业管理中分离出它所蕴含的同社会主义管理具有共同属性、应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内容；才能真正地处理好批判与继承、学习与独创、引进与吸收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国管理学界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存在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成为我们引进先进管理的理论障碍。

在我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一般把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概括为“一方面具有与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1］即“任何社会的企业管理都具有二重属性：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管理二重性分别表现为合理组织生产力（指挥劳动）以及维护和发展生产关系（监督劳动）两种管理职能。‘指挥劳动’……表现了管理的自然属性。监督劳动’……表现了管理的社会属性。”［2］这种管理理论简单地把自然属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属性，是我们可以向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部分；把社会属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管理的特殊性或阶级性，是我们应批判和抛弃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的观点，离开了马克思的本意，是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的误解。它阻碍了我们充分地学习和借鉴西方企业管理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尤其是社会属性中的先进经验，从而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

其实，“管理的自然属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管理二重性的论述中并没有出现过，它只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加进去的。在马克思看来，管理本质上是对共同劳动的指挥和协调，是对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还是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对管理的二重性是这样论述的：“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3］马克思还指出：不能“把从共同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他认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质，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它是一般劳动过程本身所必要的条件，是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的制约，受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制约。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列宁认为，无论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看，还是从企业的局部来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较大规模的共同劳动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同时，它又是维护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条件，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科学成果，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4］

至于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马克思和列宁也有过论述。人所共知，列宁不止一次地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监督的重要性。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质量检验、操作程序的控制，都需要监督。这些方面同资本主义管理无疑存在着共性。对于“指挥劳动”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资本指挥劳动”、经理和监工“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3］（23.367～369）。而且认为，指挥和监督劳动既可以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职能”，也可以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3］（25.433）。由此可见，指挥劳动的职能不是什么“管理的自然属性”，同样可以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而“监督劳动”即“管理的社会属性”中也有其共性。

因此，本文认为，对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应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所谓的“自然属性”或叫组织技术属性更为确切，是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组织与分工协作关系，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在组织技术属性方面没有区别。与生产力相联系的决不限于其自然属性或其技术方面，合理组织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职能。

第二，管理的社会属性除了包括有与社会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相联系的阶级性之外，也包含着共同性。其共同性表现在：（1）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属于市场经济，而且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必然有其共性。（2）企业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而人的本质则是社会性的，其社会性包括两部分：一是对抗的阶级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二是反映着人的一般社会性，如社会交往、友谊、自我价值观、归属感等。这正是近年来西方企业管理的重点，我们应加以借鉴、吸收。如果把管理的共同性仅仅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认为这才是可以借鉴和吸取的东西，那就会阻碍我们从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总之，如果我们把企业管理的共同性等同于管理的自然属性，把生产劳动过程看成是单纯的技术过程而忽略其社会性方面。这样一来，就不仅否认了生产力的组织与调整方面的共性，也同时否定了生产关系与企业文化、上层建筑的调整方面的共性。而正是在这三个方面，现代西方企业界都在不断地进行着重大的调整与改革，甚至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吸取许多重要经验而在管理现代化方面走在我们前面。如果我们不能引进现代管理，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在彻底抛弃那种认为只有管理的自然属性中才具有共性的观念的时候，更应该在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去研究管理的共性。现在我们管理落后，主要还表现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而且，只有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把握现代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才会在管理技术方面达到先进的水平。

【参考文献】

［1］社会科学大词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633．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上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700．

［2］中国企业管理大百科全书，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