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范文10篇

最近，我们对毗邻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沼气建设及综合利用情况进行了学习考察。所到之处，我们被恩施州沼气建设的浓厚氛围所感染，被小池催生出农村循环经济的实事所折服。一致认为，开发、利用、发展沼气，启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幕。

一、大山区兴起沼气热

恩施州地处武陵山脉腹地，辖六县二市，耕地面积379万亩，农业人口306万人。近年来，他们大力推进以农村沼气为中心的生态家园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全州已累计建设沼气池30万口，占适宜地区农户的42%，高于全国10.6%的平均水平，呈现出热潮趋势。

氛围浓。走进恩施农村，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沼气热，农民朋友谈起沼气池无不津津乐道，喜笑颜开。“一口沼气池，解放农家女；一盏沼气灯，照亮新农村；一台沼气淋浴器，洗掉农村旧习气”是恩施州农村广为流传的一首歌谣，也是该州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从州政府负责人的介绍中了解到，这里主要在三个方面形成了氛围。领导高度重视。州、县（市）两级成立了以州、县长挂帅，财政、计划、农业、扶贫、农行等有关部门组成的生态家园建设领导小组，将沼气池建设列入年度工作考核内容。2003年以来，州政府连续三年把沼气池建设纳入向社会承诺的10件实事之一；组织机构健全。根据工作需要，原创：恩施州政府将原州农村能源办公室升格为副处级的生态能源局，配备8名工作人员。各县、市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宣传发动到位。州农业局与州电视台常年联办《对话—沼气》节目，请专家座谈、典型户现身说法。今年8月，人民日报社等9大中央新闻媒体齐聚恩施采访，宣传推介恩施以沼气池为龙头的生态家园、文明新村建设成效和经验。

投入大。恩施把各级项目资金与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有机整合，形成了“政府引导投入、项目捆绑投入、群众自愿投入”的推动机制。一是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2000年以来，恩施争取农业部沼气池建设项目资金6000多万元。二是加大资金捆绑使用力度。从扶贫开发、以工代赈、农业综合开发、民族地区建设等渠道进行资金捆绑、集中投入。2003年以来，全州共捆绑资金7000多万元用于沼气池及其配套建设。三是积极争取国家开发银行和世行贷款。今年已落实国家开发银行贷款3650万元，2000万美元世行贷款项目列入2006年利用外资计划。四是动员社会结对帮扶。全州500多个州县（市）直单位、5000多名干部与农户结成对子，挤出资金帮助农户建沼气池。

质量高。恩施从四个方面确保建池质量。首先是加强技术攻关。安排专项经费，集中精干力量，对恩施州不同地区建池技术进行科研攻关，重点解决高山地区沼气池因温度低导致产气率低的技术问题。大力推广新技术，重点加强了沼气池新池型（旋流布料式、强回流式）、预制件建池、脚踏式沼液冲便器的示范和推广。狠抓分级培训，实行严格的考试考核制度，目前全州已有农业部颁发施工资格证书的技术人员2744人，确保了建池的技术力量。其次是建立健全服务网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州县乡村四级服务体系，特别是在村里设立服务网点，每个网点培养3-4个当地农民作为技术员，设置了维修专号电话，很好地解决了农民使用沼气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摘要:本文运用了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对拉丁舞与恩施土家文化融合后，对体育舞蹈的影响的研讨，通过参照大量的文献对本研究分析调查，整合专家访谈材料和前面研究的来源根基上，对体育舞蹈进行研究剖析。使体育舞蹈与土家文化更好的协调发展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体育舞蹈;恩施土家族;文化融合;拉丁舞

1前言

当今中国与世界联系密切，文化交流与融合也渗透到每个角落，同样外来文化与本土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后面临着的发展问题，比如就恩施州体育舞蹈与恩施土家文化交流融合后会有怎样的机遇和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有时怎样促进两者发展。体育舞蹈应该如何与地区民族文化结合推陈出新以拉丁舞来表达土家文化的特有体育舞蹈，彰显了土家文化风采，同时怎样促进体育舞蹈在恩施土家族地区的发展。扩大了体育舞蹈的传播途径，会对体育舞蹈有一个崭新的认识。取长补短为该民族文化输入新的文化元素，使土家文化更具朝气、创造力和生命力。同时对恩施地区思想开放也有一定助力作用。加深世界文化与土家文化交流融合，推进恩施土家地域体育舞蹈文化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更好为恩施地区所用，为艺术家们供给许多的舞蹈艺术创作灵感和空间。

2拉丁舞中融入恩施州土家文化元素的作用

2．1提升恩施土家族自豪感。恩施体育舞蹈者长久处于仿学阶段，不管是舞步还是衣饰，就连原始体育舞蹈启蒙阶段的音乐也全是外洋体育舞蹈音乐曲目，在体育舞蹈国际赛场能引发运动员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体育舞蹈中融入恩施土家元素后，在归纳体育舞蹈时具有土家族特色装饰、采用表现本民族卓越劳动智慧结晶的图腾，在颜色的选择上可选用带有土家族代表性的女儿红等。如在表演舞或行列舞的比赛中还可以增添恩施土家族情节的故事《哭嫁》作为编创的依据。在配乐的选择上，可融入恩施古典音乐，民乐等恩施土家著名音乐作品。比如《龙船调》的音乐能帮助体育舞蹈运动员展现出婉转的土家女儿的柔情。这样的试用与变动必定会在赛场上激励出拉丁舞运动员民族自豪感，也增长了拉丁舞运动员获胜的信念。2．2提高舞蹈动作编排的创新性。当前国内还未设立体育舞蹈编导专业，能突显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育舞蹈作品甚少。恩施土家族元素的融入增加了拉丁舞动作创新、套路编排上的可选择点。如恩施土家传统哭嫁、土家族摆手舞及吸取土家文化精髓的传统哭嫁。在队列舞的队形编排上，可以加入恩施传统“摆手舞”图形的队形，土家女儿红、土家族额西南卡普等。在符合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赛程法例的根础上融入土家特色文化符号上融入土家民歌龙船调，在舞蹈动作上加入土家舞蹈摆手舞，在服饰上采用土家女儿装等显性土家元素，并且用体育舞蹈的形式演绎出土家文化的隐性底蕴。湖北民族学院体育学院13级体育舞蹈专选班就把土家文化中显性的土家音乐民歌《龙船调》作为体育舞蹈改编音乐，具有土家特色的西南卡普服饰作为演出服，把土家舞蹈甩筷舞动作融入拉丁牛仔舞动作中使两种舞蹈动作穿插结合，而成功创编成的以土家民俗命名的《哭嫁》，这是一支带有土家特色文化的民族韵味体育舞蹈，从而提高了体育舞蹈动作编排的创新性。2．3促进恩施土家文化的传播及交流互动。艺术的发展承载着许多人的劳动与智慧，恩施土家族文化呈现了土家族数千年文明的积淀。当以拉丁舞形式演绎能承载文化内涵的时候，土家元素的融入就开始显现出民族风貌。体育舞蹈可以作为恩施土家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不管是从动作编排、舞台背景、人物衣饰、妆容、音乐、道具等都体现出浓浓的土家情节。拉丁舞中融入恩施土家文化元素，在恩施州生根发芽，文化视野WENHUASHIYE显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加强世界文化与土家文化交流融合，推进恩施土家地区体育舞蹈文明经济产业的迅速发展，更好为该地域所用，为艺术家们供给很多的舞蹈艺术创作灵感和空间。恩施州体育舞蹈的起步需根于土家族肥沃的土壤，接上地气，让体育舞蹈中的拉丁舞担负起传承和推陈出新恩施土家族悠远历史文明的重任，使体育舞蹈文化与恩施土家文化在当今大环境下更加密切交流，友好互动。

一、关于“三农”问题的本质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有人把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不是三个问题，三农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这不是本人的新发现，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语道破天机。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邓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民都富裕了，过上了小康生活，还有三农问题吗？

穷不是三农问题的本质，而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中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三农问题在农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集中反映。穷有穷的原因，穷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论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3]。讨论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找到三农问题的“穷根”。这样，才好问病开方，对症下药。不然，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既使不加重病情，也会延误治疗的时机。

笔者认为三农问题是因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安排造成的，是经过长期形成和演变的结果，是我国特有的。从最初的以土地问题为主到改革前的粮食问题为主，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农民负担问题，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包括农民就业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和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在内的综合性问题。三农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农村的发展、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党的执政基础，我们必须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认识、分析和研究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农业、农村和农民之外来进行，通过多予、少取、放活等多种途径来实现，要有城乡统筹观念、全局意识、长期眼光和战略思维，要坚持可持续的、统筹兼顾的、和谐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需要共同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总的来说，对于三农问题而言，广大农民是主体，土地制度是根本，增加收入是目的，扩大就业是途径，城市化是出路。

二、恩施自治州“三农”问题现状

恩施自治州是农业大州，位于湖北省西南边陲，是全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也是湖北唯一被列入国家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地区，所辖六县二市均被国务院定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州有88个乡、镇、办事处，2462个村，国土总面积2.4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20万亩（水田108万亩）；总人口380万，其中农业人口329.47万。州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海拔高低悬殊，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老、少、边、山、库、穷”地区。生产力十分低下，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农业和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农民人均收入仅1500元，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大。

一、关于“三农”问题的本质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有人把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不是三个问题，三农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这不是本人的新发现，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语道破天机。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邓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民都富裕了，过上了小康生活，还有三农问题吗？

穷不是三农问题的本质，而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中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三农问题在农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集中反映。穷有穷的原因，穷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论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3]。讨论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找到三农问题的“穷根”。这样，才好问病开方，对症下药。不然，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既使不加重病情，也会延误治疗的时机。

笔者认为三农问题是因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安排造成的，是经过长期形成和演变的结果，是我国特有的。从最初的以土地问题为主到改革前的粮食问题为主，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农民负担问题，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包括农民就业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农民负担问题和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在内的综合性问题。三农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农村的发展、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党的执政基础，我们必须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认识、分析和研究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农业、农村和农民之外来进行，通过多予、少取、放活等多种途径来实现，要有城乡统筹观念、全局意识、长期眼光和战略思维，要坚持可持续的、统筹兼顾的、和谐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需要共同推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总的来说，对于三农问题而言，广大农民是主体，土地制度是根本，增加收入是目的，扩大就业是途径，城市化是出路。

二、恩施自治州“三农”问题现状

恩施自治州是农业大州，位于湖北省西南边陲，是全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也是湖北唯一被列入国家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地区，所辖六县二市均被国务院定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州有88个乡、镇、办事处，2462个村，国土总面积2.4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420万亩（水田108万亩）；总人口380万，其中农业人口329.47万。州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海拔高低悬殊，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老、少、边、山、库、穷”地区。生产力十分低下，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农业和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农民人均收入仅1500元，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大。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恩施州业余文学创作如火如荼，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类体裁佳作叠出。除微型的与短篇的文学作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外，长篇小说（含长篇纪实文学）也时见高山耸立、大河奔泻。一脉清江，在文艺女神缪斯的灵光里，渐呈惊涛拍岸之态。1991年7月，龚光美再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西南风云变幻斗争场景的《美人赠我金错刀》，被《今古传奇》党建70周年专号头条推出，标志着我州本土作者的长篇小说正式登上文艺期刊的大雅之堂。后来，亦有孙文轩的《边镇》、赵春峰的《天残地缺》等，相继刊发于《今古传奇》。跨入21世纪迄今，更有《太阳从西边出来》（王月圣）、《中国神兵》（胡飞扬）、《沧海之恋》（龚光美）、《神农溪风云》（王成雄）、《军嫂》（宋福祥）、《荣与辱》（王月圣）、《苍天有眼》（陈步松）、《奇情商海》（陈步松）、《鹞子》（郑家隆）、《墓棚》（碧辉）、《棋侠》（郑江）、《魔土》（杨大忠）、《容美土司王田舜年》（周长国）、《紫玉兰》（郑家隆）、《蓝色争妍》（赵文学）等，相继以各种方式与广大读者见面。2009年12月13日，雨燕的长篇小说《这方凉水长青苔》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北京举行了规格较高的学术研讨会。这部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利川大水井古建筑群落之历史兴衰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被资深评论家认定为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原创味很浓的”、从“乡土文化”向“文化中国”转变的小说，是“在全国长篇小说现实的创作态势下令人眼前一亮”、“可以流传下去”的作品。

整整20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业余文学作者群，终于在外籍老一辈名家创作《枫香树》（王英先）、《清江壮歌》（马识途）的原生地，在李传锋、叶梅等同时代名家出生与成长的乡土地，培植出了一片蔚然而深秀的文学林苑，并开始凭其创作实绩以及作品的民族地域风格，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逐步在湖北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长廊里获取到一席之地。但也勿庸置疑，作为我们这一批本土文学作者，尽管成绩颇丰，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对于湖北省和我们周边地区突飞猛进的文学态势，却更加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创作，尤其是需要反映一定社会时期与社会范畴相当广阔的生活层面、塑造出特别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群雕的长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一不小心，就会将我们推入到令人尴尬与困惑的“围城”内。壁垒森严的城垛，险象环生的濠堑，一是来自外部因素，即周围的客观世界，二是来自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徘徊与迷惘。外部因素如：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所处的地域能够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创作原型与基本素材？那些渴望幸福、渴望尊严、渴望文化需求的人民大众又在期待着什么样的小说？当今琳琅满目的文学期刊以及诸多出版社，希望选择到什么样的小说？内心因素如：根据我们自身的生活阅历、思想见地和语言功底等现实条件，作为个体作者，究竟应该写作什么？能够写出什么？选取什么样的题材方能不落窠臼另辟蹊径？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会高人一筹独树一帜？其实，当我们立意要创作一部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之际，首先的感受，便是头脑发胀、思绪迷茫、举止失常、厌食厌睡、长吁短叹，往往免不了造成“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何往”的徘徊苦闷之中。这时，你就仿佛进入到一座“围城”之间，等待着你的命运选择就是两个字：突围！突围从何起步？路径又在哪里？我以为首要的问题还是题材选择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法的选择。长篇小说以及其他长篇文学作品，选材这一步至关重要。博览中国当代文坛那些引人瞩目的长篇小说名篇，无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民族地域特征。如《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秦腔》、《酒国》、《额尔古纳河右岸》、《故乡天下黄花》以及我省作家的长篇佳构《漩流》、《张居正》、《乌泥湖年谱》、《我是太阳》、《圣天门口》、《江河湖》等等。恩施州本土各民族的作者，长期身处中国巴文化的发祥地、大西南土司文化的繁盛地、以土家族为主的多民族文化聚居地，红色苏区文化与抗战省府文化的犬牙交错地，堪称地域性民族文化的内涵极其独特，极其丰富多彩。数千年来扑朔迷离、大起大落的人文发展史，老、少、边、山、穷等独特地理与生态条件下城乡各色人等的生存现实，神秘古朴的傩巫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及我们这一代作者耳濡目染与切身体验的从新中国诞生经“”到改革的剧烈动荡变迁的社会背景，其实已经决定了我们营构长篇文学作品的题材范畴。《道德经》上说：上善若水，天地间有大美而不自言，这就是发现，从事小说创作的人需要独具慧眼。文学的空间除生活的丰富积累与独到发现外，其余的就是个性。作家进行小说创作，总是在“像”与“不像”之中寻求自己挥洒意度与华彩的空间。一般来说，在表现形式上，小说是自由的，不应被传统的条条框框所紧锢，可以思，可以忧，可以令文字腾蛟起凤，可以令思想石破天惊，可以使音节敲出情感的飘逸与灵动，可以让心灵的嘴唇铺展生命的浪漫，可以用一滴露水摇绿灵魂的万种风情，可以让一组形象震撼人类的生命时空！

下面，我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谈一谈恩施州作者长篇小说选材及其表达方式的大致思路。

一．从历史进程中选材

上至神话传说时代的巴人文化发祥，下至改革开放前夜的恩施州人文历史，大约四到五千年的时间长河，恩施州本土民族在其生聚与发展过程中，积淀着非常丰厚的文化宝藏。三年前，我创作出版的那部长篇散文《巴人河》，只不过是对本土历史人事进行了一次粗线条的勾勒，可以说堆聚成了文学作者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的一大堆原生态材料。从巴务相、巴蔓子等传说人物，到土司时期的风云人杰（如容美中兴司主田世爵、覃鼎夫妇、田氏诗人群落等）；从近代史上陈连升、温朝钟、向燮堂、邓玉麟等民族英烈，到新中国诞生前后争取民族自由幸福的革命前躯（如张昌歧、黄大鹏、陈连振父子、范家五虎等）；从建国初期广大人民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无数次命运决战，到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新生事物……我认为，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条历史长河，将一串串蕴含着生命价值的故人往事作为叙事的文化背景和底蕴，不失为一条成功突围的有效途径。今年2月，我到广东虎门镇寻访沙角炮台，在陈连升的雕像前与节兵义坟前一度苦苦凝思，当殖民主义强盗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连皇帝、总督之类都吓得屁滚尿流，俯首投降，是什么内在的精神力量促使那些普通将士义无反顾地报国捐躯？当若干神话传说人物、历史人物以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在被无数地域展开故里之争，进行捕风捉影式的炒作之当下，而本来就有故乡的陈连升等人，为什么反被他的故乡束之高阁？作为恩施州的文学作家们，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欠下了那些历史人物一笔又一笔沉重的债务？

当然，历史小说不仅仅是去正面地讴歌英雄人物如何超凡拔俗，而是要通过史料从“英雄人物”转向写“普通人”直至写“人的生存状态”。恩施历史人物中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我认为是他们作为普通人面临着特定的生存状态，不得不用悲壮的生命轰毁来淋漓尽致地展示自己人性与人格的价值。譬如怒杀洋教士的向燮堂，本身就是一个居无定所、衣食难求的普通佃农，是茫茫人海中的一星纤尘，正是由于苦难与落魄的命运，蔑视权贵、同情弱者的心理特质将他一步步推向绝境，尔后才被我们所言的历史将之推向“英雄”的长廊。我们应学会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探讨人的命运、人类命运，纵是“英雄”，也应深入探索其“非英雄”的一面，既在“写实”、“求真”的前题下，学会展开生命的直觉描写和探幽发微式的心理刻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反抗旧历史主义、清理形式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其主要特点是对大体定型的“历史与人”命题进行颠覆与重新解构。新历史主义理论广泛吸收诸如人类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想以及解构主义理论、权利话语理论，结合历史学、文化诗学、政治学等对历史进行重新言说，力图揭示“历史与暴力”的盲点。与新历史主义理论相应出现的历史小说，试图从根本上解构旧历史小说千篇一律的所谓“宏大叙事”，主张书写被权利话语所忽略的边缘历史，去表现正统史册中从未出现的“秘史”、“秘闻”、“实录”等，开始运用自己的话语而非官方的正统话语叙述历史（即所谓颠覆“王者视野”），以主体化的多种视觉，或仅把历史作为一种假定来拂去历史尘埃，还其“人的生存状态”的本来面目。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红高粱系列》（莫言）、《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妻妾成群》（苏童）、《活着》（余华）、《夜泊秦淮》（叶兆言）等，都可视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如果我们采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手法，通过长篇小说来表述恩施乡土的人文历史，就得注重对群体命运与大我价值进行独到的思索与探究，解构诸如阶级斗争、人民解放、伟大胜利、历史必然、壮丽远景等“宏大叙事”，勇敢地突破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话语霸权，而表现历史的某些偶然性、荒诞性与静止观，学会用个人视野和民间视野来看历史，如小说《灵旗》（乔良）中的“青果老爹”，《苍河白日梦》（刘恒）中的“耳朵”，均是巧借民间视觉者的形象来剖析历史的原生态，揭示这世道总是“变过来，又变回去”（乔良语，他还说：“只有人变不回去，总朝着一个方向变，变老，变丑，变鬼。”）的某种静止态势（如放羊娃回答“放羊做什么”的生活逻辑）。

一、建筑结构与样式

武圣宫中采用传统古建筑的抬梁式的构架；如戏台、前殿和回廊，都是采用这种建筑手法，用来扩大室内空间。其中的抬梁式构造是在柱础上立柱，柱子中端开卯口，梁头做成榫头，把梁柱由上方插入柱子的卯口，柱子直接承托屋顶横木。当然，这也是湖北该地区在明、清时期对建筑抬梁式构架普遍采用的结构方式（见图1、图2）。图1回廊抬梁式构架图2前殿抬梁式构架武圣宫建筑中的戏台梁架为两层，下层为通道，上层为戏台采用的是抬梁式构架，高8.50米。由五柱、六檩撑托，前后檐采用高石础的落地柱。柱与柱之间用梁、枋连接。前檐砌有砖墙，后檐支出有挑檐檩。戏台底层地面为方石、条石铺置，第二层则是木楼板。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戏台的第二层是2003年维修时所作现代人字形构架，建筑格局上也还保留着历史遗风，高约为10米左右，共有四柱、十三檩，前后均有檐柱落地，高石础。柱间用梁、枋连接。戏台屋面为歇山顶，正脊、垂脊、戗脊均为灰色，正脊中间安有“寿”字装饰，两端则各有一条张开大嘴的石鱼。垂脊和戗脊则没有多余的装饰。回廊房顶为单檐的硬山顶，正脊石灰粉砖块砌成。据说戏楼下原有一对石马，现遗存有石马蹲放的柱形盘石，从其形式的大小来判断，不难想象当时的武圣宫建筑气势。前殿的梁架为抬梁式构架，前殿为五柱、七檩，前、后檐柱落地，高石础，前、后檐柱间用五架梁、三架梁连接。前、后檐有挑枋来承托檐檩。屋面为单檐硬山顶，小布瓦覆盖，砖砌脊，石灰粉脊。东、西山墙前檐有墀头为饰。后殿为十三柱和十四檩支撑，前后有五根柱落地，底部以石柱为础，房梁运用六架梁和五架梁及三架梁连接前、后金柱。大殿东面和西面配的房梁架同为抬梁式构架，共有七根木柱承八檩，有三柱落地以石柱为础。前檐柱与后金柱间用五架梁、三架梁连接。后金柱与后檐柱间用单步梁连接。前檐出挑枋，承托挑檐檩。屋面为单檐硬山顶，砖砌石灰粉脊。东、西配房与前殿共山墙。在后殿两侧的山墙上采用另一种建筑穿斗式构造形式。这是从汉代以来发展较为成熟的穿斗式构架，柱距较密，较细的落地柱直接撑托屋顶横木，在柱子和柱子间，沿房屋进深方向不设架空的梁，用枋木，把柱子组成排架，利用挑坊来托住挑檐。这种构架有两个特点，“第一为使用的木料较为细小所以相对比较节省材料；第二是柱与柱间距较密，所以作为山墙，抗风性较好。1”然而由于柱距较密，致使室内空间与抬梁式相比显得较为狭窄（见图3）。图3穿斗式百度网武圣宫建筑为了扩大每个房间的内部空间，在大殿和前殿的屋顶采用了勾连搭的做法，因而使其建筑结构十分紧凑。显然，武圣宫建筑集中反映出当时的恩施地区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建筑技术，而该建筑结构典型的例证。

二、建筑文化与雕刻艺术

武圣宫建筑所遗存的文化与雕刻艺术数量众多，内容信息量丰富；其中墙壁上多处镶嵌有清代乾隆皇帝开始至光绪皇帝年间的24块古老的石碑，是武圣宫建筑发展及历史的主要实物文献资料。同时，建筑的一些装饰物也是民间雕刻艺术的集中体现，共同丰富了该建筑的文化艺术价值。图4大殿墙壁石刻图5回廊墙壁石碑当时的武圣宫，主要是施南府军队用来进行祭祀以及举办其他军事活动的场地，所以石碑中对于施南协三营对军队中年老、衣食短缺等给予帮助章程的记载较多。施南府在清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建立了“协级”军事机构，称为施南协。从公元1814年到1888年期间，共有7块石碑对其进行了记载，石碑中详细陈列了章程的内容，随情况当时的变化，对其进行修订。在1839年的一块碑刻中记载了“经查明陈大恩昌充施南协右营病故守兵亲属认领义助而立碑饬警”。1885年的两块碑刻中还记载了有关与武圣宫置办的田地房产，招佃收租，这部分收入主要用于香火祭祀。公元1777年（清朝乾隆皇帝四十二年），道光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二年以及道光三十年间的五块碑刻，记载了当时武圣宫对于，军队中伤亡而没有人认领的兵卒进行安葬、祭扫的事件，并将这些兵卒遗留下来的钱财捐助于武圣宫。公元1842年的一石碑中有关于恩施当地于1841年有大批军队出征及后事安排的战事记载，公元1841年处于鸦片战争时期，石刻的内容是对恩施地区在鸦片战争中出兵抗英历史的记载。公元1871年的一块石碑中对武圣宫曾经的维修事件作了十分详细的记录，可见这此维修应是对武圣宫建筑的较大型规模的整修。这些石碑不仅成为了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也使武圣宫的建筑成为了历史文化价值的见证(见图4、图5)。武圣宫的木雕装饰中包括方格雀替、木花栏杆、木花窗等等。戏台的看楼前檐设置了木质花栏杆，栏板中间还有木雕“暗八仙”图案，房檐下也设置有花格雀替，在东回廊第二层南山墙安放了砖花窗。武圣宫木花栏杆主要集中在戏台的看楼上。其栏杆构造相对简单，主要是起保护作用，它可以把人拦在安全范围内，避免人们在高处时处于边缘位置，造成跌落所采取的一种建筑安全措施，因而省略了传统栏杆建筑中的望柱、地栿等构件。从“栏杆”起源来看主要是木质材料编织而成的遮拦物，所以栏杆原也称作“阑杆”。后来才演变出了石、砖等不同的材料，样式也越来越丰富，尤其到明清时期栏杆的雕刻装饰也越加繁复，精美多样。然而，武圣宫的栏杆上的镂空木雕呈简单多样的几何构造，简洁、素雅、大方，没有繁复的感觉；在正中的栏板上雕刻有“暗八仙”的装饰图案。所谓的“暗八仙”便是我国民间流传甚广的“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中八位神仙各持的八件神器。显然，人们不仅把故事人物及花草作为建筑装饰雕刻中的主要内容，而且还融入了传统的吉祥寓意和对神明的崇拜，反应出人们在装饰雕刻中所蕴含的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见图6、图7）。图6木花栏杆图7暗八仙武圣宫回廊的柱头上的雀替2雕刻手法相对比较简洁没有太多繁杂的雕刻内容，具有较强的装饰作用。雀替位于建筑的梁枋与立柱的相交处，其作用是为了缩短横梁的净跨度，增强横梁的载力；减少横梁与柱子连接处向下的剪力；避免梁枋与柱子相交的角度发生倾斜。外观轮廓由生硬的直线逐渐转变成柔和多变的曲线，由单一的方形转变成灵活、丰富的多边形。形状似双翼置于柱头的两侧，也成为解决柱头装饰部分一种很好的形式，雕刻内容丰富极具装饰趣味。武圣宫的雀替应该属于花牙子雀替样式。所谓花牙子，在建筑构造上没有前面所说的雀替在力学上所具备的使用价值，纯属装饰作用，镂空的几何形构造，符合了武圣宫整体简洁的建筑风格，灵活简单的线条带走了木头本身的沉闷呆板之气，增强了建筑的观赏性（见图8）。武圣宫中的花窗与我国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具有十分富有文化底蕴，而且在建筑中具有较强的装饰作用。其传统的建筑花窗图案样式多样，包括了各种变形和多种组合图形的形式。如简单的几何图案样式，其中包括四方、六方、三角等；另外还有多种几何样式组合而成的比较复杂的图案，如内圆外方的图形和冰裂纹等样式。除此，还有传统建筑花窗雕刻中常见的文字装饰图案的样式。其中草、隶、篆、楷等多种书法艺术作为装饰图案，如福禄寿等文字图案，其不同的内容代表了吉祥等多种不同的寓意。图8方格雀替图9花窗在武圣宫的建筑花窗中，其图案简洁，花窗分为六个方格，既似多种几何图形的组合，每格图案的中心又好似佛教中的万“卐”，寓意为大海云天之间的吉祥象征（见图9）。因此，简洁精美的花窗不仅具有强烈视觉冲击，而且还汇聚了文化中富贵与儒雅的特点，反映出人们在建筑装饰中的一种美好追求。综上所述，恩施武圣宫建筑保存相对完整的雕刻艺术，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还是该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建筑雕刻艺术缩影。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信息，不仅对于提高城镇文化发展的内涵，提升旅游的文化品味，发展旅游文化生态所不可缺少的一道人文景观。

作者:龚健单位:湖北民族学院艺术学院

根据省、州委组织部的安排，现将恩施市关心爱护基层干部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作法

（一）在政治上关心。一是注重从广大基层干部中发展新党员，成熟一个，纳新一个，每年都有240名以上的基层干部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二是对优秀基层干部进行大张旗鼓的表彰奖励，使他们的辛勤工作得到充分认可。在每年召开的庆祝“七一”大会上，都按照适当倾斜的原则，表彰一批党的优秀基层干部。2000年以来，全市共有200名基层干部获得优秀党员或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三是对优秀基层干部优先选拔任用，让他们有更大的施展才华的舞台。2000年以来，全市共有65名乡镇基层干部得到提拔重用。原恩施市饮食服务公司经理章言，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破格提拔为原市民贸局局长，现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二）在工作上支持。一是鼓励建言献策，树立基层干部主人翁意识。市委通过设立电子信箱、意见箱，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经常性地征求广大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对合理化建议及时采纳，并对建议人予以表扬。二是建立下派优秀干部挂职工作机制,帮助乡镇基层干部开创工作新局面。2005年，市委从市直单位遴选30名年轻优秀干部到部分村任两委班子主要负责人，帮助基层开展工作，加快小康建设步伐。三是切实加强教育培训，努力提高基层干部工作能力。2000年以来，市委共组织培训各级各类干部25000人次，其中乡镇基层干部12750人次，占51％。四是安排部署工作充分考虑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尽量给他们“减负”。坚决不安排可有可无的检查，必要的检查集中进行；尽量减少会议，非开不可的会议合并召开。

（三）在生活上关心。全市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改善基层干部的工作、生活条件，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全市16个乡镇办，有15个乡镇办先后建起了办公大楼，改善了干部职工的办公条件，10个乡镇办由政府牵头，为广大基层干部集中盖起了实惠、实用的宿舍楼，改善了他们的住房条件。近年来，在财政状况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市压缩其他开支，对基层干部实行工资打卡制度，确保基层干部的工资接月足额到位。在家属子女就业、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对广大基层干部都优先考虑，对家庭生活中遇到特殊困难的干部，给予特殊照顾和帮助，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

（四）在成长中爱护。一是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恩施市领导干部实绩考核办法》，始终把工作实绩作为选用干部最重要的依据，对基层干部实行跟踪考察，及时发现和选拔任用有能力、实绩突出的干部，调整不思进取、工作不力的干部。坚决遏制投机取巧的歪风邪气，促使广大基层干部凭实绩求进取。二是加强防腐免疫教育。各级党组织通过打招呼、进行诫勉谈话等形式，时刻提醒广大基层干部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市委组织部充分利用党员电化教育和远程教育手段，通过正反面典型对基层干部进行激励教育和警示教育，防患于未然。三是加强管理监督与惩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严格要求就是关心爱护”的原则，对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基层干部按照有关规定坚决予以严惩，一方面教育本人，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起到震慑警示作用。

【内容提要】伯恩斯坦是以存在与应当之间的分裂为特征，从伦理必要性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之同情马克思，在于其对伦理思考的本体论化，并最终走向消解“自我意识自主域的观念”及其道德理想主义。海德格尔意识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某种联系，但却不明白黑格尔将伦理学的思考转化为历史——社会哲学的思考，这种理论兴趣一脉相传于马克思并得到了革命性的体现。

【关键词】马克思/伯恩斯坦/黑格尔/海德格尔

【正文】

一

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一直因被视为批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居重要地位。凡这类研究均是在价值和事实之间各执一端：在第二国际，这种价值和事实各执一端的状况突出地表现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对立中。伯恩斯坦从道德的视角强调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非人化的意义，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理论。他在诉说“道德意识”在社会的斗争中的重要性时，认为马克思的论述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一些彼此非常矛盾的说法。

伯恩施坦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几乎和施蒂纳一样，屈从于非道德主义，只不过马克思是用“无产阶级或无产者的党”代替了施蒂纳的“我”。伯恩斯坦确信，如果不歪曲逻辑的话，人们是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不同段落里推出类似的“实际”结论，甚至在后期的著作里，马克思的论述也避免了“直接诉诸道德动机”。至此，魏尔纳·桑巴特教授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反伦理的倾向”称作是它的“特异的标记”。伯恩斯坦基本赞同桑巴特这个说法，并作了一个微小的修正，认为“反伦理的倾向”是一个选择得不大恰当的说法，因为，“反伦理的”一词首先引起人的这样的观念联想：“好象应该把伦理一概取消似的”，实际上，按桑巴特的意思来讲，“反伦理的倾向”只是“反对从伦理原则推出社会主义”这一说法的同义语[1]。伯恩斯坦的如上说法，把马克思的理论完全描绘成试图以科学原则取代“我”，进而与阶级意识联结，即马克思让自己的“个体言说”进入社会化推论和诉求以赢得社会法权时，把纯然个体性的价值关涉转换为超个体性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阶级的代言人。

【关键词】马克思/伯恩斯坦/黑格尔/海德格尔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917(2001)04-0020-04

一

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一直因被视为批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居重要地位。凡这类研究均是在价值和事实之间各执一端：在第二国际，这种价值和事实各执一端的状况突出地表现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对立中。伯恩斯坦从道德的视角强调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非人化的意义，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理论。他在诉说“道德意识”在社会的斗争中的重要性时，认为马克思的论述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一些彼此非常矛盾的说法。

伯恩施坦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几乎和施蒂纳一样，屈从于非道德主义，只不过马克思是用“无产阶级或无产者的党”代替了施蒂纳的“我”。伯恩斯坦确信，如果不歪曲逻辑的话，人们是可以从《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不同段落里推出类似的“实际”结论，甚至在后期的著作里，马克思的论述也避免了“直接诉诸道德动机”。至此，魏尔纳·桑巴特教授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反伦理的倾向”称作是它的“特异的标记”。伯恩斯坦基本赞同桑巴特这个说法，并作了一个微小的修正，认为“反伦理的倾向”是一个选择得不大恰当的说法，因为，“反伦理的”一词首先引起人的这样的观念联想：“好象应该把伦理一概取消似的”，实际上，按桑巴特的意思来讲，“反伦理的倾向”只是“反对从伦理原则推出社会主义”这一说法的同义语[1]。伯恩斯坦的如上说法，把马克思的理论完全描绘成试图以科学原则取代“我”，进而与阶级意识联结，即马克思让自己的“个体言说”进入社会化推论和诉求以赢得社会法权时，把纯然个体性的价值关涉转换为超个体性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阶级的代言人。

在××市航空市场开发推介会上的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在姹紫嫣红、百花争艳的阳春四月，我们高兴地迎来了全国民航界的领导和各位佳宾前来参加恩施航空运输市场开发推介会，这不仅是恩施机场公司的盛事，更是恩施州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在此，我代表恩施州委、州人民政府向推介会的召开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各位领导和各位佳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恩施州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延部分，位于湖北省的西南部，东连荆楚，南接潇湘，西邻渝黔，北靠神农架，是湖北省唯一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地区，还是我国中西部两个经济带的结合部。全州辖恩施、利川两市和巴东、建始、来凤、鹤峰、咸丰、宣恩六县，版土面积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万，年建州，是共和国最年轻的自治州。

恩施州是资源富集的自治州。原创：四大资源富集，一是矿产资源蕴藏丰富。已经探明的恩施州的金属矿产有种，有种金属或非金属的储量在湖北省居第一位，硒矿在全世界居第一位，享有“世界硒都”之美称。二是生物资源十分丰富。恩施有“华中药库、烟草王国、鄂西林海、中华植物基因库”的美称。莼菜、薇菜、蕨菜、山野菜等特色资源斐声海内外；全州有优质烟叶万亩，是全国最大的白肋烟基地；全州有优质茶园万亩，宣恩县伍家台贡茶在清朝就是钦定贡品，乾隆皇帝亲赐匾额“皇恩宠赐”；全州中药材的品种有种，比《本草纲目》多多种，恩施州在历史上是道地药材的故乡。中华药典中有很多中药被冠以“川”字，原产地都在恩施，如川黄连、川贝母、川木桐、川乌等等。三是水电资源十分丰富。恩施州的水电资源，理论蕴藏量是多万千瓦，可开发的在万千瓦左右，是仅次于宜昌三峡的水能基地。四是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恩施州号称中国的“三大后花园”之一，加上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良好的生态、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使恩施州成为名符其实的“绿色恩施州，土（家）苗风情园”，与张家界、长江三峡构成了中国黄金旅游线上的“金三角”，是世界级生态旅游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

恩施州是一块正在开发和极具开发前景的热土。年，恩施州被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加之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民族地区扶持政策等历史机遇，恩施已开始进入投入最多、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几代恩施人盼望的铁路梦、高速公路梦、绿色产业梦都将在近十年内成为现实。未来的十年，国家将有亿元的资金投向恩施，恩施州因此将成为投资相对集中的地区之一，成为湘鄂渝黔四省边区未来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