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度审视范文10篇

多维度审视范文篇1

谁都不能熟视无睹：电视，在20世纪人类文化舞台上的醒目到场和隆重出演。所以长期以来，舆论界和学术界对电视这一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文化身份给予了种种感性或理性的界定：“电视文化是通俗文化”，“电视文化是消遣文化”，“电视文化是娱乐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文化”，云云。于是，有些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煞有介事地指责、质问和呼吁：“弱智的中国电视”、“电视你还要糟蹋什么”？“文学千万别嫁给电视”等等。所有这些议论，必然会导致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及其本质特征、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

在文化学视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构成现象，它标识着相关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话语的成立方式与作用力度。对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断，意味着在其所属领域文化本体论推导的结束和对其社会历史成因多元化的认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给予文化观察者的实验条件，主要在于多维度的视角和对其所在系统生命性联系的提示。因此，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执一端的说法，并非区分理论是非的简单依据，表象的混乱状态往往更能见出电视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维度的合理性及其关联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从俯视、后视、外视、侧视、内视、前视几个角度，对电视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观照和审视，进而尝试让观照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推导的方法，以期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在纷呈的现实表象中渐渐浮出。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第三，电视文化不能像相异文化形态那样具备相对稳定的某一种属性。断定电视文化是大众文化，显然过于笼统。大众文化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是随一系列大众传媒的崛起而登场的。大众文化以“文化大众”为旨归，宣告了文化消费时代的垂临。“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锦华著《隐性书写》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阶级性、阶层性和垄断性，是一切现代文化形态均有的属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计地搭乘大众文化快车，才有可能传播到位。大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对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态的气象，所谓文化的终极必然趋向大众。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

后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见证，又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1-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体特征，既标识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到达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广度，同时又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积淀，以“神来之手”，不可遏止地参与到了我们对现代文化灵魂的塑捏中。

从这个视角把握电视文化身份，其理论眼光必然充盈着殷殷的怀古忧思，所展开的文化研究则更多地罗织着批评的维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体地位的心理诉求，促使其素朴地以自身的特点来限定电视文化身份，如，从文化集权观念出发设定电视文化机构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为电视文化增设划一的评判标准，对电视作为大众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级、展开文化自由竞争的冲动予以约束；另一方面，则以自身为比照基准，止于对电视文化中传统文化特质的缺失或变异的指指点点，从而推断出电视文化身份缺席的结论。这种批评，徘徊于对电视文化功能的客观解析与主观期望两相矛盾的游离地带，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内部研究上，就有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传统文化鸿沟置换为电视屏幕上“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争执不休；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则出现了“电视文化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工具”的呼声，从而强调对电视文化身份的“介质”性理解与使用，而忽视了其文化本体的存在与特质。

在这个视角观照电视文化身份，难能可贵之处应在于对传统文化中既有的历史发展眼光的择取。传统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过去时段，其存在本身蕴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纵向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

就传统文化而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形态，就像岩画——戏剧——诗——小说出现的秩序那样，明摆着石器——青铜器——甲骨、竹简、羊皮纸——造纸术——印刷术的文化生产链条；机械时代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信息时代必然酿造大众文化的甘醇。如果从这种发展的路线上延展开去，也许走不了很远，就会有人将电视文化视为传统文化来审度。“人类文化总是处于创造与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质总是受到挑战”（注：参见1999年3月11日《文艺报〈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建设〉》），因此，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电视文化身份必将是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现在时段主体形态的显现者，它在完成“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注：CCTV-1频道形象广告词）的使命中凸现自我，更多的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纵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文化时间的不同维度得以自由流淌，极大地体现出了文化时间来龙去脉的连贯与不可分割，亦即电视文化对文化时间的自由把握与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传统文化已有的多种形态与特征，亦即电视文化的出现不是空中楼阁的出现，它必然在其技术构成的基座上，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予以现代性的重构与诠释，在电视文化的每一种构成上总是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泽，同时也衍射着未来文化的辉光。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身份表现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态。

外视：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社会生活，意指人类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是以“群”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系统，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围的“群”中，人们会在调适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中结成形态相对稳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党派、社团）群落、经济（企业、财团）群落、“文化”群落（狭义的文化艺术性组织、机构）、宗教群落，个人自组织群落（个体的人对属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说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那么，任何一个“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

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电视”是各个“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间”、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现代化武库，电视的文化身份无疑被塑造成了一个“千面人”，具有很强的可易性和复杂的多面性。亦即电视文化身份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性存在所能影响和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系统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使得电视文化身份由“实物决定论”走向“关系决定论”。存在于社会生活巨系统中的电视文化，各个“同文化群落”的力量会让它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动或转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释政策、传播政见的“喉舌”；经济群落则希望它姓“商”、成为塑造企业形象、营销商品的“自由市场”；文化群落则希望它属于纯文化，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自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是千里眼、顺风耳，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因此，电视文化身份在社会系统中由整合力最强的要素（群落）来决定，但同时，会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预下，以合力运动的方式合规律性的变化与发展。亦即，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其身份具有很强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从长远看，则与社会的进步力量同向度、共属性。

用系统解构的方法，可以将各“同文化群落”对电视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为三种：1)投入者；2)媒介自组织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权力投入（政府行为的支持、含政策与财政投入）、纯财力投入（企业、财团的经济行为）以及纯文化投入（文化界学术界的智性投入）组合而成。这部分作用力，对电视文化身份的影响最直接、最具干预性，它支配着另外两种作用力。媒介自组织者，包括媒介经营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从业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利益及价值观念，以及创作者（编、导、摄、主持人等）的价值观念。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体形式存在的，是对投入者与接受者两种力量的贯通与遇合；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机构文化色彩，会以隐在的方式，借投入者与接受者的力量阐发机构意志。接受者，则层面多而人数众，其力量的体现是通过投入者与媒介自组织力量的实现与否来表达的。从表象看，它具有被动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实质上它是前两种力产生的原动力，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结点。前两种力的发生以到达它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馈的方式成为衡量前两种作用力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而成为三种力中无形的最大作用力。这三种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各种力的向度与强弱会发生相应的游移、遇合与分解。如在意识形态垄断社会一切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会变得强而有力，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使电视文化成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纯财资投入则会对电视文化发挥强势干预，会使其属性倾向于商业文化色彩，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取舍；同样，在讲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条件下，纯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组织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会影响权力投入者、财资投入者以及媒介经营者的价值观念，接受者也不会被当作商品信息与精神产品的简单“货仓”，而会焕发出参与媒介活动的自觉力量，从而形成三种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运动，使电视文化的身份在各种关系的运动中突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兼容，其身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

侧视：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电视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首先，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注：参见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学者与电视〉》）。长期以来，电视文化就是这样被相邻的姊妹文化侧目而视。这种视角下发生的理论成见不言自明。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成熟与发达抑或所表现的文化素质的高低，都不能简单地以其形成时间的长短来测定。在文化形态的生成速度上，时代愈演进，其生成与发展速度则越快。从前文字时代到文字时代，人类走过了千万年，而从报刊文化出现到影视文化的出现不过百年而已，报刊文化的真正成熟与发达几乎是与影视文化同步的；其次，“因为报刊有文化，从而电视无文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且类比失当，就像指责玫瑰为什么不具备洋葱的辛辣那样；再次；报刊文化传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脉，而电视文化是电子时代视听文化的创新。电视人掌握的是另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否定者只能明证其对电视文化的视觉盲点：报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而电视文化在大众传播方式之外还创造出了新的语言体系，比方小说、诗歌，被报刊登载依旧是小说、依旧是诗歌本身；而进入电视则小说非小说、诗歌非诗歌，是具有诗性或小说性的电视艺术。

因此，这个视角的占踞者应该是拥有独特语言方式、堪与电视相并列的文化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这几种文化形态的语言方式是艺术的语言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度电视作为艺术文化形态的特征。艺术，文化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大量的文物、遗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

人类文化成果，那么艺术则以鲜活的生命方式滚动着人类文化的成果，使人类的文化之树果实常新。占踞这个视角的各类艺术，在审视电视时目光多少有些不安。这种不安，长期以来一方面被归结为电视作为艺术，其语言、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被归结为电视艺术对其他艺术的技术性掠夺。但这两种归结前者止于冷静的技术分析，后者则止于激情的笼统印象。任何一种艺术，都因拥有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传播方式才得以确立而且被认同。就像文字不对绘画的线条造成威胁，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诗歌的表现，音乐的时间联想并不会冲击戏剧的空间再现那样，电视声光色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法规则，并不能动摇任何艺术形态固有的“树形结构”。而电视对各类艺术的技术性掠夺，毋宁说是各类艺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电视弥合了其他艺术传播方式中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的堑濠，改变了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之间的两相分立，成为“间接传播中的直接传播”。这种来自技术的魅力，终成各类艺术突破既有风范的谷口。这似不应给各类艺术带来不安，而应该额手称庆。

不安，实则来自电视对既有艺术理念根本的摇动。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对世界的四种掌握方式：科学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艺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电视出乎意料地横空出世，使这几种把握方式面临重写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种掌握方式的边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维度把握。其次，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发展规律也有以下的结论：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压倒物质、内容不断冲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显露的过程，并把艺术归纳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其中物质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诗歌。但电视却使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线路出现了波折。电视艺术中，物质的成分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内容不仅无法冲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理念不是愈益显露而是愈益隐蔽。再次，电视以外的各种艺术，其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作品的独一无二和审美意识对作品产生环境的先天依赖。亦即它追求艺术作品个体的“惟一”价值和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特殊语境。如宫廷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宫廷的“语境”；宗教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语境”；所谓“红楼十二钗”也只有在大观园的语境下才得以生气灌注，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艺术的个体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电视不然，它技术性地使艺术作品的复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与膺品的差异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艺术美感赖以产生的语境获得了重构。它将其他艺术所依赖的纯粹审美空间推至纷扰迭起的世界：开放的意义即为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封闭的意义则指电视机“机体”空间，即相互间并无多少关联的各类节目所连缀的假定性空间。对此，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发出了“阿乌拉”(AURA)（注：本雅明把传统艺术称为有韵味的艺术，认为有韵味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独一无二性。对它无法进行复制，即使勉强复制，复制品也不能与原作相媲美，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认为复制艺术的出现让有韵味的艺术崩溃了。）不复存在的叹息。

因此，这个视角审视下的电视文化，是又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多维度把握；同时，它在逃逸出传统美学范式的前提下，以复制的合法性，将传统美学加以现代美学意义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现出重构文化的姿态。

内视：从电视文化本体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从内部解析开来，电视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机构文化、成员文化、节目文化。机构文化，在经历了微波传输时代行政式逐级到达观众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卫星时代，通过制、播分离，由“生产文化型”向“消费文化型”转轨的阶段。电视机构由政府和纳税人供养的生存机制也正在向机构产业化的自造血机制转换。这个转换，必然带动电视文化向“产经”文化和“商经”文化发展，电视文化身份本位也开始发生易位，从单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经营式生存，成员文化，往往因为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过多的依赖其他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名称：如：编辑、编剧、导演、剪辑、录音、作曲等，在身份称谓上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包括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如此；加之电视从业人员对自身以及电视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为上的自觉，要么把自己装扮为“政府发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知先觉者；要么从高处弯下腰来俯视芸芸众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视姿态（骨子里在说我是贵族）；要么就是为不知其内里的商品做了营销员；并且由于规约电视文化行为的法规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违背电视文化建设的个体操作和群体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隐藏的是机构或个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潜藏着对文化大众作为市场的利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对电视成员各种不满与指责，导致了电视与文化无关的言论。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心目中的电视人和电视机构因为是一种技术的掌握者与垄断者，所以变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这也助长了电视人对扭曲电视文化身份的现象视而不见。但是，电视成员在这种驳杂的表象背后，还是在走一条有序而必由的发展之路：从编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划人中心制，大致勾画出了其由创作型向生产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体意志型演绎的总向度。

关于节目文化，理论的热情较多地止于电视文化的语言学分析，对其语言的构成元素、构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语法规则和技巧以及解读方法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尝试将之与其他文化语言区分开来，特别是电影文化语言。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斐然。但是，这个层面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使电视节目文化倾向于技术性的构成，而忽略了对其文化特质的整体性把握。诚然，电视本体首先是一种技术的存在。在这个层面，技术大于人，是技术赋予人相对的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同时又限定了其思维与行为的绝对不自由：在电视文化中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与行为。首先，技术让电视文化拥有了时空上的相对自由、电视文化突破了通约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与传播规则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时空；但电视文化因技术的限定，又都是“拍出来”、“编出来”、“做出来”的，在技术的客观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态及内容都是假定性或虚拟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们可以生活于其中而电视文化只给我们以氛围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电视文化的氛围中。前不久，CCTV-1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世界第一位由网络制造推出的电视虚拟主持人已经诞生。这意味着“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上帝”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技术使电视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实感的肌体。其实，技术给予电视重构文化的可能，但同时限定了其文化属性的非独立品格。人，“是从事构造化活动的动物”（注：参见刘xīn＠①著《电视重构论》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于其不断地向理想的构造渐近。任何文化终究都是对人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同质异构”。电视的技术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无衰减无变异地通过电视而抵达受众，即电视不是一个无机通道，而是一个有机通道。在电视的“场”中，所有的文化形

态获得重构成为电视文化的本体组织。

因此，从这个视角解析，电视文化体现出来的本质是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与边缘特征：一方面，电视因技术而获得的文化重构“场”，具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将文化艺术的时间流和空间场综合起来，也可以将各种文化艺术综合为一体，从而体现出时空的综合和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另一方面，综合意味着取舍而非杂凑，如果从文化艺术的时间特征来审视，电视则是以空间来表现时间，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边缘特征；如果从文化艺术的空间角度来审视，电视又不单纯是空间文化，而是通过时间的流动实现空间的扩展与建构，从而体现的是空间与时间交错的边缘特征。用艺术做譬：电视可以表达戏剧，但从戏剧的角度来审视，它只体现了戏剧的边缘特征而非本质特征；电视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使用与表达都是如此，它不可能体现各种艺术的本体特征而只能体现其边缘特征。到此为止，所有言说电视在糟蹋各种文化艺术的误会应该结束了，其怨言来自用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取代电视文化本质特征而必然发生的失落感。试想，如果文学电视表现出的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让“文学”满足的话，那么电视的身份就彻底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视角的审度下，电视文化身份所体现的是综合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形态。

前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网络”，以毋庸商量的霸气从未来世界幻影迷离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与此同时，“传统电视”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许电视自己也未曾料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论的慌乱，从对“网络时代电视的身份将会如何”等等的预测中略见一斑。这也是文化理论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论不再意味着“过去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进行时”和“将来时”。

1999年岁末，在地球的西方发生于一件关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国在线以18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华纳兄弟影视集团。这似乎是一则预言：人类的“全媒体”时代即将莅临。

有理论将20世纪出现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但网络是否可以被称作“第四媒体”目前还争执不下，难见端倪。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其作为文化是否已经成熟，实则是双方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简单排列。问题并不在于媒体的序号性存在，而在于媒体文化本体性状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较之其他文化形态都有空间上的组合关系，较之本文化脉系则都存在着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就像电视文化曾对（我们对电视开始使用过去时态）横向的其他文化进行组合，创造出杂志性电视栏目、报纸性电视新闻等等；在纵向度上，今天的电视已非20世纪30年代贝尔德实验室里的电视，但它却纵向聚合了电视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优秀环节：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显示的状况也是如此，并非各种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队出行、轮番坐庄，而是纷纷抢滩网络。网络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从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这犹似当年的电视。今年4月，在中国电视文化转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方时空”栏目，在7周年庆典之际，举行了中国电视的首次网上直播。如果说美国在线与华纳兄弟公司正在以“机构”方式走向“全媒体”时代，那么中国电视则正在以“节目”方式轻轻地点击“全媒体”的门环。

在“全媒体”化的过程中，究竟谁能占上风，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胜者将是整合力最强的一方。站在“全媒体”时代的角度分析电视肌体整合力的强弱，则很可能推导出它在未来文化中的身份与地位。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宽泛层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战世界的同一性、解体及冲突的范式”，他所指认的范式即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将被文化的冲突所取代。撇开其文化冲突所隐含的经济与政治冲突的“祸心”不论，就文化冲突本身而言，文化冲突的趋势终究会走向技术的整合与化解。这意味着文化空间与文化内涵的全球性共享。从网络的角度审视，网络所追求的是个人化的文化言说与个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对电视文化播迁向度的增设和对电视文化人格“趋同”、个性丧失的补救。但是，从人类既有的发展轨迹预见：文化趋同是必然的，文化个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许下的特殊生存。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字，不论是机械还是电子，任何一种媒介的诞生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沟通。沟通，则为了趋同；趋同，则为了合力运动的可行。《圣经》中有人类在语言同一的情况下建造“巴贝尔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达上帝的传说。其实，人类自诞生以来，共同建造巴贝尔塔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也正是技术的一次次飞越，使得人类共同的巴贝尔塔渐渐增高。支撑着文化学理论的“单线进化论”、“普遍进化论”和“特殊进化论”虽然存在探讨文化进化过程的视角差异，但无不首肯技术是文化进化的动因。所有文化冲突的解决最后都取决于技术的调和，技术让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沟通、易于互解，从而化干戈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文化所具备的群体参与方式、时空共享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必需的方式与手段。就目前网络运行的特征看，网络显然难以承担电视所能承载的人类对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并难以取代电视所能带给人们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电视直播对场效应的全方位公开、对各种场元素间生命联系的集约式发送。也许，我们对电视拥有过多的“怀旧”情感，所以网络的出现并不让我们理解为电视技术的停滞不前。技术的多元并进，可能会导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彼电视”定然不是今天的“此电视”，但电视的文化身份不会退场，在这个视角下，它必定要显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态。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审视了电视文化在特定语境下所呈现出来的身份特征。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机拍摄”的效果。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所倚重的并非哪一个“机位”，而是各“机位”间存在的关系及其共同“摄制”完成的主旨。对不同视角的逐一观照。链接成了对电视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观照的一个有机过程，其中包含了我们对电视文化理论研究的动态眼光和理论推导的有机趋向：从我们审视电视文化身份的动态眼光则不难发现，以往诸多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界说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是相对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层面而具有一定正确意义的静态界定。各种界说，之所以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难以相互谅解、纷争不休的场面，即因为各种界说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确的而在相异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种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论纷争，根本上反映出对电视文化身份长期缺乏理论认识的清醒与辩证，并缘此而走向创作实践与文化接受两个环节上的静态化片面化扭曲，诸如“是快餐”则必定粗制滥造；“是通俗”则必定媚俗无度；“是娱乐”则必定游戏人生；反之，“是引导”则必定充斥宣教；“是艺术”则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则必定远离大众等等，进而导致了对观众接受心理的迎合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间不该有的分歧与冲突。另外，我们将论述的方式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必然使我们理论的推导最终走向“全视”，即不是用某一个视角来涵盖或取代对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认识，而是以发展的变化的有机的系统论观点，让我们的视角愈益开阔、愈益全面，进而趋近对电视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虽然在整个观照过程中，我们的理论视角多次发生易位，但其中，一以贯之的解析态度与方法，已使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较全面的认识渐渐浮现：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电视是以全能文化形态、在实现对传统文化纵向聚合和对现代其他文化横向综合的过程中，多维度地体现出其所具有的边缘性文化本质和全球性文化趋向的一种文化类型。但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态度所要表达的并不止于此，我们所希望表述的是对其本质认识的渐渐逼近而远远不是终结。

多维度审视范文篇2

谁都不能熟视无睹：电视，在20世纪人类文化舞台上的醒目到场和隆重出演。所以长期以来，舆论界和学术界对电视这一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文化身份给予了种种感性或理性的界定：“电视文化是通俗文化”，“电视文化是消遣文化”，“电视文化是娱乐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文化”，云云。于是，有些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煞有介事地指责、质问和呼吁：“弱智的中国电视”、“电视你还要糟蹋什么”？“文学千万别嫁给电视”等等。所有这些议论，必然会导致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及其本质特征、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

在文化学视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构成现象，它标识着相关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话语的成立方式与作用力度。对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断，意味着在其所属领域文化本体论推导的结束和对其社会历史成因多元化的认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给予文化观察者的实验条件，主要在于多维度的视角和对其所在系统生命性联系的提示。因此，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执一端的说法，并非区分理论是非的简单依据，表象的混乱状态往往更能见出电视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维度的合理性及其关联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从俯视、后视、外视、侧视、内视、前视几个角度，对电视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观照和审视，进而尝试让观照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推导的方法，以期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在纷呈的现实表象中渐渐浮出。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第三，电视文化不能像相异文化形态那样具备相对稳定的某一种属性。断定电视文化是大众文化，显然过于笼统。大众文化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是随一系列大众传媒的崛起而登场的。大众文化以“文化大众”为旨归，宣告了文化消费时代的垂临。“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锦华著《隐性书写》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阶级性、阶层性和垄断性，是一切现代文化形态均有的属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计地搭乘大众文化快车，才有可能传播到位。大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对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态的气象，所谓文化的终极必然趋向大众。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

后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见证，又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1-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体特征，既标识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到达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广度，同时又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积淀，以“神来之手”，不可遏止地参与到了我们对现代文化灵魂的塑捏中。

从这个视角把握电视文化身份，其理论眼光必然充盈着殷殷的怀古忧思，所展开的文化研究则更多地罗织着批评的维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体地位的心理诉求，促使其素朴地以自身的特点来限定电视文化身份，如，从文化集权观念出发设定电视文化机构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为电视文化增设划一的评判标准，对电视作为大众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级、展开文化自由竞争的冲动予以约束；另一方面，则以自身为比照基准，止于对电视文化中传统文化特质的缺失或变异的指指点点，从而推断出电视文化身份缺席的结论。这种批评，徘徊于对电视文化功能的客观解析与主观期望两相矛盾的游离地带，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内部研究上，就有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传统文化鸿沟置换为电视屏幕上“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争执不休；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则出现了“电视文化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工具”的呼声，从而强调对电视文化身份的“介质”性理解与使用，而忽视了其文化本体的存在与特质。

在这个视角观照电视文化身份，难能可贵之处应在于对传统文化中既有的历史发展眼光的择取。传统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过去时段，其存在本身蕴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纵向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就传统文化而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形态，就像岩画——戏剧——诗——小说出现的秩序那样，明摆着石器——青铜器——甲骨、竹简、羊皮纸——造纸术——印刷术的文化生产链条；机械时代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信息时代必然酿造大众文化的甘醇。如果从这种发展的路线上延展开去，也许走不了很远，就会有人将电视文化视为传统文化来审度。“人类文化总是处于创造与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质总是受到挑战”（注：参见1999年3月11日《文艺报〈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建设〉》），因此，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电视文化身份必将是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现在时段主体形态的显现者，它在完成“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注：CCTV-1频道形象广告词）的使命中凸现自我，更多的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纵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文化时间的不同维度得以自由流淌，极大地体现出了文化时间来龙去脉的连贯与不可分割，亦即电视文化对文化时间的自由把握与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传统文化已有的多种形态与特征，亦即电视文化的出现不是空中楼阁的出现，它必然在其技术构成的基座上，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予以现代性的重构与诠释，在电视文化的每一种构成上总是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泽，同时也衍射着未来文化的辉光。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身份表现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态。

外视：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社会生活，意指人类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是以“群”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系统，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围的“群”中，人们会在调适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中结成形态相对稳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党派、社团）群落、经济（企业、财团）群落、“文化”群落（狭义的文化艺术性组织、机构）、宗教群落，个人自组织群落（个体的人对属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说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那么，任何一个“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

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电视”是各个“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间”、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现代化武库，电视的文化身份无疑被塑造成了一个“千面人”，具有很强的可易性和复杂的多面性。亦即电视文化身份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性存在所能影响和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系统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使得电视文化身份由“实物决定论”走向“关系决定论”。存在于社会生活巨系统中的电视文化，各个“同文化群落”的力量会让它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动或转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释政策、传播政见的“喉舌”；经济群落则希望它姓“商”、成为塑造企业形象、营销商品的“自由市场”；文化群落则希望它属于纯文化，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自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是千里眼、顺风耳，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因此，电视文化身份在社会系统中由整合力最强的要素（群落）来决定，但同时，会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预下，以合力运动的方式合规律性的变化与发展。亦即，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其身份具有很强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从长远看，则与社会的进步力量同向度、共属性。

用系统解构的方法，可以将各“同文化群落”对电视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为三种：1)投入者；2)媒介自组织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权力投入（政府行为的支持、含政策与财政投入）、纯财力投入（企业、财团的经济行为）以及纯文化投入（文化界学术界的智性投入）组合而成。这部分作用力，对电视文化身份的影响最直接、最具干预性，它支配着另外两种作用力。媒介自组织者，包括媒介经营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从业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利益及价值观念，以及创作者（编、导、摄、主持人等）的价值观念。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体形式存在的，是对投入者与接受者两种力量的贯通与遇合；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机构文化色彩，会以隐在的方式，借投入者与接受者的力量阐发机构意志。接受者，则层面多而人数众，其力量的体现是通过投入者与媒介自组织力量的实现与否来表达的。从表象看，它具有被动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实质上它是前两种力产生的原动力，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结点。前两种力的发生以到达它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馈的方式成为衡量前两种作用力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而成为三种力中无形的最大作用力。这三种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各种力的向度与强弱会发生相应的游移、遇合与分解。如在意识形态垄断社会一切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会变得强而有力，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使电视文化成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纯财资投入则会对电视文化发挥强势干预，会使其属性倾向于商业文化色彩，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取舍；同样，在讲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条件下，纯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组织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会影响权力投入者、财资投入者以及媒介经营者的价值观念，接受者也不会被当作商品信息与精神产品的简单“货仓”，而会焕发出参与媒介活动的自觉力量，从而形成三种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运动，使电视文化的身份在各种关系的运动中突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兼容，其身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

侧视：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电视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首先，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注：参见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学者与电视〉》）。长期以来，电视文化就是这样被相邻的姊妹文化侧目而视。这种视角下发生的理论成见不言自明。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成熟与发达抑或所表现的文化素质的高低，都不能简单地以其形成时间的长短来测定。在文化形态的生成速度上，时代愈演进，其生成与发展速度则越快。从前文字时代到文字时代，人类走过了千万年，而从报刊文化出现到影视文化的出现不过百年而已，报刊文化的真正成熟与发达几乎是与影视文化同步的；其次，“因为报刊有文化，从而电视无文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且类比失当，就像指责玫瑰为什么不具备洋葱的辛辣那样；再次；报刊文化传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脉，而电视文化是电子时代视听文化的创新。电视人掌握的是另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否定者只能明证其对电视文化的视觉盲点：报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而电视文化在大众传播方式之外还创造出了新的语言体系，比方小说、诗歌，被报刊登载依旧是小说、依旧是诗歌本身；而进入电视则小说非小说、诗歌非诗歌，是具有诗性或小说性的电视艺术。

因此，这个视角的占踞者应该是拥有独特语言方式、堪与电视相并列的文化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这几种文化形态的语言方式是艺术的语言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度电视作为艺术文化形态的特征。艺术，文化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大量的文物、遗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类文化成果，那么艺术则以鲜活的生命方式滚动着人类文化的成果，使人类的文化之树果实常新。占踞这个视角的各类艺术，在审视电视时目光多少有些不安。这种不安，长期以来一方面被归结为电视作为艺术，其语言、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被归结为电视艺术对其他艺术的技术性掠夺。但这两种归结前者止于冷静的技术分析，后者则止于激情的笼统印象。任何一种艺术，都因拥有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传播方式才得以确立而且被认同。就像文字不对绘画的线条造成威胁，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诗歌的表现，音乐的时间联想并不会冲击戏剧的空间再现那样，电视声光色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法规则，并不能动摇任何艺术形态固有的“树形结构”。而电视对各类艺术的技术性掠夺，毋宁说是各类艺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电视弥合了其他艺术传播方式中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的堑濠，改变了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之间的两相分立，成为“间接传播中的直接传播”。这种来自技术的魅力，终成各类艺术突破既有风范的谷口。这似不应给各类艺术带来不安，而应该额手称庆。

不安，实则来自电视对既有艺术理念根本的摇动。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对世界的四种掌握方式：科学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艺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电视出乎意料地横空出世，使这几种把握方式面临重写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种掌握方式的边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维度把握。其次，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发展规律也有以下的结论：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压倒物质、内容不断冲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显露的过程，并把艺术归纳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其中物质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诗歌。但电视却使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线路出现了波折。电视艺术中，物质的成分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内容不仅无法冲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理念不是愈益显露而是愈益隐蔽。再次，电视以外的各种艺术，其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作品的独一无二和审美意识对作品产生环境的先天依赖。亦即它追求艺术作品个体的“惟一”价值和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特殊语境。如宫廷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宫廷的“语境”；宗教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语境”；所谓“红楼十二钗”也只有在大观园的语境下才得以生气灌注，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艺术的个体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电视不然，它技术性地使艺术作品的复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与膺品的差异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艺术美感赖以产生的语境获得了重构。它将其他艺术所依赖的纯粹审美空间推至纷扰迭起的世界：开放的意义即为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封闭的意义则指电视机“机体”空间，即相互间并无多少关联的各类节目所连缀的假定性空间。对此，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发出了“阿乌拉”(AURA)（注：本雅明把传统艺术称为有韵味的艺术，认为有韵味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独一无二性。对它无法进行复制，即使勉强复制，复制品也不能与原作相媲美，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认为复制艺术的出现让有韵味的艺术崩溃了。）不复存在的叹息。

因此，这个视角审视下的电视文化，是又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多维度把握；同时，它在逃逸出传统美学范式的前提下，以复制的合法性，将传统美学加以现代美学意义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现出重构文化的姿态。

内视：从电视文化本体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从内部解析开来，电视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机构文化、成员文化、节目文化。机构文化，在经历了微波传输时代行政式逐级到达观众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卫星时代，通过制、播分离，由“生产文化型”向“消费文化型”转轨的阶段。电视机构由政府和纳税人供养的生存机制也正在向机构产业化的自造血机制转换。这个转换，必然带动电视文化向“产经”文化和“商经”文化发展，电视文化身份本位也开始发生易位，从单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经营式生存，成员文化，往往因为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过多的依赖其他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名称：如：编辑、编剧、导演、剪辑、录音、作曲等，在身份称谓上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包括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如此；加之电视从业人员对自身以及电视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为上的自觉，要么把自己装扮为“政府发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知先觉者；要么从高处弯下腰来俯视芸芸众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视姿态（骨子里在说我是贵族）；要么就是为不知其内里的商品做了营销员；并且由于规约电视文化行为的法规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违背电视文化建设的个体操作和群体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隐藏的是机构或个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潜藏着对文化大众作为市场的利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对电视成员各种不满与指责，导致了电视与文化无关的言论。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心目中的电视人和电视机构因为是一种技术的掌握者与垄断者，所以变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这也助长了电视人对扭曲电视文化身份的现象视而不见。但是，电视成员在这种驳杂的表象背后，还是在走一条有序而必由的发展之路：从编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划人中心制，大致勾画出了其由创作型向生产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体意志型演绎的总向度。

关于节目文化，理论的热情较多地止于电视文化的语言学分析，对其语言的构成元素、构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语法规则和技巧以及解读方法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尝试将之与其他文化语言区分开来，特别是电影文化语言。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斐然。但是，这个层面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使电视节目文化倾向于技术性的构成，而忽略了对其文化特质的整体性把握。诚然，电视本体首先是一种技术的存在。在这个层面，技术大于人，是技术赋予人相对的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同时又限定了其思维与行为的绝对不自由：在电视文化中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与行为。首先，技术让电视文化拥有了时空上的相对自由、电视文化突破了通约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与传播规则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时空；但电视文化因技术的限定，又都是“拍出来”、“编出来”、“做出来”的，在技术的客观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态及内容都是假定性或虚拟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们可以生活于其中而电视文化只给我们以氛围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电视文化的氛围中。前不久，CCTV-1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世界第一位由网络制造推出的电视虚拟主持人已经诞生。这意味着“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上帝”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技术使电视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实感的肌体。其实，技术给予电视重构文化的可能，但同时限定了其文化属性的非独立品格。人，“是从事构造化活动的动物”（注：参见刘xīn＠①著《电视重构论》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于其不断地向理想的构造渐近。任何文化终究都是对人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同质异构”。电视的技术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无衰减无变异地通过电视而抵达受众，即电视不是一个无机通道，而是一个有机通道。在电视的“场”中，所有的文化形态获得重构成为电视文化的本体组织。

因此，从这个视角解析，电视文化体现出来的本质是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与边缘特征：一方面，电视因技术而获得的文化重构“场”，具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将文化艺术的时间流和空间场综合起来，也可以将各种文化艺术综合为一体，从而体现出时空的综合和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另一方面，综合意味着取舍而非杂凑，如果从文化艺术的时间特征来审视，电视则是以空间来表现时间，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边缘特征；如果从文化艺术的空间角度来审视，电视又不单纯是空间文化，而是通过时间的流动实现空间的扩展与建构，从而体现的是空间与时间交错的边缘特征。用艺术做譬：电视可以表达戏剧，但从戏剧的角度来审视，它只体现了戏剧的边缘特征而非本质特征；电视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使用与表达都是如此，它不可能体现各种艺术的本体特征而只能体现其边缘特征。到此为止，所有言说电视在糟蹋各种文化艺术的误会应该结束了，其怨言来自用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取代电视文化本质特征而必然发生的失落感。试想，如果文学电视表现出的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让“文学”满足的话，那么电视的身份就彻底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视角的审度下，电视文化身份所体现的是综合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形态。

前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网络”，以毋庸商量的霸气从未来世界幻影迷离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与此同时，“传统电视”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许电视自己也未曾料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论的慌乱，从对“网络时代电视的身份将会如何”等等的预测中略见一斑。这也是文化理论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论不再意味着“过去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进行时”和“将来时”。

1999年岁末，在地球的西方发生于一件关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国在线以18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华纳兄弟影视集团。这似乎是一则预言：人类的“全媒体”时代即将莅临。

有理论将20世纪出现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但网络是否可以被称作“第四媒体”目前还争执不下，难见端倪。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其作为文化是否已经成熟，实则是双方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简单排列。问题并不在于媒体的序号性存在，而在于媒体文化本体性状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较之其他文化形态都有空间上的组合关系，较之本文化脉系则都存在着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就像电视文化曾对（我们对电视开始使用过去时态）横向的其他文化进行组合，创造出杂志性电视栏目、报纸性电视新闻等等；在纵向度上，今天的电视已非20世纪30年代贝尔德实验室里的电视，但它却纵向聚合了电视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优秀环节：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显示的状况也是如此，并非各种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队出行、轮番坐庄，而是纷纷抢滩网络。网络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从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这犹似当年的电视。今年4月，在中国电视文化转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方时空”栏目，在7周年庆典之际，举行了中国电视的首次网上直播。如果说美国在线与华纳兄弟公司正在以“机构”方式走向“全媒体”时代，那么中国电视则正在以“节目”方式轻轻地点击“全媒体”的门环。

在“全媒体”化的过程中，究竟谁能占上风，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胜者将是整合力最强的一方。站在“全媒体”时代的角度分析电视肌体整合力的强弱，则很可能推导出它在未来文化中的身份与地位。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宽泛层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战世界的同一性、解体及冲突的范式”，他所指认的范式即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将被文化的冲突所取代。撇开其文化冲突所隐含的经济与政治冲突的“祸心”不论，就文化冲突本身而言，文化冲突的趋势终究会走向技术的整合与化解。这意味着文化空间与文化内涵的全球性共享。从网络的角度审视，网络所追求的是个人化的文化言说与个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对电视文化播迁向度的增设和对电视文化人格“趋同”、个性丧失的补救。但是，从人类既有的发展轨迹预见：文化趋同是必然的，文化个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许下的特殊生存。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字，不论是机械还是电子，任何一种媒介的诞生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沟通。沟通，则为了趋同；趋同，则为了合力运动的可行。《圣经》中有人类在语言同一的情况下建造“巴贝尔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达上帝的传说。其实，人类自诞生以来，共同建造巴贝尔塔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也正是技术的一次次飞越，使得人类共同的巴贝尔塔渐渐增高。支撑着文化学理论的“单线进化论”、“普遍进化论”和“特殊进化论”虽然存在探讨文化进化过程的视角差异，但无不首肯技术是文化进化的动因。所有文化冲突的解决最后都取决于技术的调和，技术让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沟通、易于互解，从而化干戈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文化所具备的群体参与方式、时空共享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必需的方式与手段。就目前网络运行的特征看，网络显然难以承担电视所能承载的人类对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并难以取代电视所能带给人们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电视直播对场效应的全方位公开、对各种场元素间生命联系的集约式发送。也许，我们对电视拥有过多的“怀旧”情感，所以网络的出现并不让我们理解为电视技术的停滞不前。技术的多元并进，可能会导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彼电视”定然不是今天的“此电视”，但电视的文化身份不会退场，在这个视角下，它必定要显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态。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审视了电视文化在特定语境下所呈现出来的身份特征。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机拍摄”的效果。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所倚重的并非哪一个“机位”，而是各“机位”间存在的关系及其共同“摄制”完成的主旨。对不同视角的逐一观照。链接成了对电视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观照的一个有机过程，其中包含了我们对电视文化理论研究的动态眼光和理论推导的有机趋向：从我们审视电视文化身份的动态眼光则不难发现，以往诸多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界说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是相对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层面而具有一定正确意义的静态界定。各种界说，之所以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难以相互谅解、纷争不休的场面，即因为各种界说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确的而在相异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种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论纷争，根本上反映出对电视文化身份长期缺乏理论认识的清醒与辩证，并缘此而走向创作实践与文化接受两个环节上的静态化片面化扭曲，诸如“是快餐”则必定粗制滥造；“是通俗”则必定媚俗无度；“是娱乐”则必定游戏人生；反之，“是引导”则必定充斥宣教；“是艺术”则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则必定远离大众等等，进而导致了对观众接受心理的迎合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间不该有的分歧与冲突。另外，我们将论述的方式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必然使我们理论的推导最终走向“全视”，即不是用某一个视角来涵盖或取代对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认识，而是以发展的变化的有机的系统论观点，让我们的视角愈益开阔、愈益全面，进而趋近对电视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虽然在整个观照过程中，我们的理论视角多次发生易位，但其中，一以贯之的解析态度与方法，已使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较全面的认识渐渐浮现：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电视是以全能文化形态、在实现对传统文化纵向聚合和对现代其他文化横向综合的过程中，多维度地体现出其所具有的边缘性文化本质和全球性文化趋向的一种文化类型。但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态度所要表达的并不止于此，我们所希望表述的是对其本质认识的渐渐逼近而远远不是终结。

多维度审视范文篇3

谁都不能熟视无睹：电视，在20世纪人类文化舞台上的醒目到场和隆重出演。所以长期以来，舆论界和学术界对电视这一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文化身份给予了种种感性或理性的界定：“电视文化是通俗文化”，“电视文化是消遣文化”，“电视文化是娱乐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文化”，云云。于是，有些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煞有介事地指责、质问和呼吁：“弱智的中国电视”、“电视你还要糟蹋什么”？“文学千万别嫁给电视”等等。所有这些议论，必然会导致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及其本质特征、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

在文化学视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构成现象，它标识着相关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话语的成立方式与作用力度。对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断，意味着在其所属领域文化本体论推导的结束和对其社会历史成因多元化的认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给予文化观察者的实验条件，主要在于多维度的视角和对其所在系统生命性联系的提示。因此，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执一端的说法，并非区分理论是非的简单依据，表象的混乱状态往往更能见出电视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维度的合理性及其关联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从俯视、后视、外视、侧视、内视、前视几个角度，对电视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观照和审视，进而尝试让观照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推导的方法，以期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在纷呈的现实表象中渐渐浮出。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第三，电视文化不能像相异文化形态那样具备相对稳定的某一种属性。断定电视文化是大众文化，显然过于笼统。大众文化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是随一系列大众传媒的崛起而登场的。大众文化以“文化大众”为旨归，宣告了文化消费时代的垂临。“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锦华著《隐性书写》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阶级性、阶层性和垄断性，是一切现代文化形态均有的属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计地搭乘大众文化快车，才有可能传播到位。大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对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态的气象，所谓文化的终极必然趋向大众。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

后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见证，又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1-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体特征，既标识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到达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广度，同时又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积淀，以“神来之手”，不可遏止地参与到了我们对现代文化灵魂的塑捏中。

从这个视角把握电视文化身份，其理论眼光必然充盈着殷殷的怀古忧思，所展开的文化研究则更多地罗织着批评的维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体地位的心理诉求，促使其素朴地以自身的特点来限定电视文化身份，如，从文化集权观念出发设定电视文化机构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为电视文化增设划一的评判标准，对电视作为大众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级、展开文化自由竞争的冲动予以约束；另一方面，则以自身为比照基准，止于对电视文化中传统文化特质的缺失或变异的指指点点，从而推断出电视文化身份缺席的结论。这种批评，徘徊于对电视文化功能的客观解析与主观期望两相矛盾的游离地带，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内部研究上，就有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传统文化鸿沟置换为电视屏幕上“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争执不休；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则出现了“电视文化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工具”的呼声，从而强调对电视文化身份的“介质”性理解与使用，而忽视了其文化本体的存在

与特质。

在这个视角观照电视文化身份，难能可贵之处应在于对传统文化中既有的历史发展眼光的择取。传统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过去时段，其存在本身蕴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纵向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就传统文化而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形态，就像岩画——戏剧——诗——小说出现的秩序那样，明摆着石器——青铜器——甲骨、竹简、羊皮纸——造纸术——印刷术的文化生产链条；机械时代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信息时代必然酿造大众文化的甘醇。如果从这种发展的路线上延展开去，也许走不了很远，就会有人将电视文化视为传统文化来审度。“人类文化总是处于创造与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质总是受到挑战”（注：参见1999年3月11日《文艺报〈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建设〉》），因此，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电视文化身份必将是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现在时段主体形态的显现者，它在完成“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注：CCTV-1频道形象广告词）的使命中凸现自我，更多的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纵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文化时间的不同维度得以自由流淌，极大地体现出了文化时间来龙去脉的连贯与不可分割，亦即电视文化对文化时间的自由把握与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传统文化已有的多种形态与特征，亦即电视文化的出现不是空中楼阁的出现，它必然在其技术构成的基座上，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予以现代性的重构与诠释，在电视文化的每一种构成上总是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泽，同时也衍射着未来文化的辉光。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身份表现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态。

外视：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社会生活，意指人类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是以“群”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系统，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围的“群”中，人们会在调适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中结成形态相对稳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党派、社团）群落、经济（企业、财团）群落、“文化”群落（狭义的文化艺术性组织、机构）、宗教群落，个人自组织群落（个体的人对属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说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那么，任何一个“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

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电视”是各个“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间”、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现代化武库，电视的文化身份无疑被塑造成了一个“千面人”，具有很强的可易性和复杂的多面性。亦即电视文化身份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性存在所能影响和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系统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使得电视文化身份由“实物决定论”走向“关系决定论”。存在于社会生活巨系统中的电视文化，各个“同文化群落”的力量会让它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动或转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释政策、传播政见的“喉舌”；经济群落则希望它姓“商”、成为塑造企业形象、营销商品的“自由市场”；文化群落则希望它属于纯文化，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自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是千里眼、顺风耳，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因此，电视文化身份在社会系统中由整合力最强的要素（群落）来决定，但同时，会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预下，以合力运动的方式合规律性的变化与发展。亦即，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其身份具有很强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从长远看，则与社会的进步力量同向度、共属性。

用系统解构的方法，可以将各“同文化群落”对电视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为三种：1)投入者；2)媒介自组织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权力投入（政府行为的支持、含政策与财政投入）、纯财力投入（企业、财团的经济行为）以及纯文化投入（文化界学术界的智性投入）组合而成。这部分作用力，对电视文化身份的影响最直接、最具干预性，它支配着另外两种作用力。媒介自组织者，包括媒介经营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从业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利益及价值观念，以及创作者（编、导、摄、主持人等）的价值观念。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体形式存在的，是对投入者与接受者两种力量的贯通与遇合；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机构文化色彩，会以隐在的方式，借投入者与接受者的力量阐发机构意志。接受者，则层面多而人数众，其力量的体现是通过投入者与媒介自组织力量的实现与否来表达的。从表象看，它具有被动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实质上它是前两种力产生的原动力，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结点。前两种力的发生以到达它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馈的方式成为衡量前两种作用力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而成为三种力中无形的最大作用力。这三种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各种力的向度与强弱会发生相应的游移、遇合与分解。如在意识形态垄断社会一切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会变得强而有力，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使电视文化成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纯财资投入则会对电视文化发挥强势干预，会使其属性倾向于商业文化色彩，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取舍；同样，在讲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条件下，纯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组织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会影响权力投入者、财资投入者以及媒介经营者的价值观念，接受者也不会被当作商品信息与精神产品的简单“货仓”，而会焕发出参与媒介活动的自觉力量，从而形成三种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运动，使电视文化的身份在各种关系的运动中突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兼容，其身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

侧视：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电视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首先，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注：参见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学者与电视〉》）。长期以来，电视文化就是这样被相邻的姊妹文化侧目而视。这种视角下发生的理论成见不言自明。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成熟与发达抑或所表现的文化素质的高低，都不能简单地以其形成时间的长短来测定。在文化形态的生成速度上，时代愈演进，其生成与发展速度则越快。从前文字时代到文字时代，人类走过了千万年，而从报刊文化出现到影视文化的出现不过百年而已，报刊文化的真正成熟与发达几乎是与影视文化同步的；其次，“因为报刊有文化，从而电视无文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且类比失当，就像指责玫瑰为什么不具备洋葱的辛辣那样；再次；报刊文化传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脉，而电视文化是电子时代视听文化的创新。电视人掌握的是另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否定者只能明证其对电视文化的视觉盲点：报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而电视文化在大众传播方式之外还创造出了新的语言体系，比方小说、诗歌，被报刊登载依旧是小说、依旧是诗歌本身；而进入电视踞者应该是拥有独特语言方式、堪与电视相并列的文化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这几种文化形态的语言方式是艺术的语言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度电视作为艺术文化形态的特征。艺术，文化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大量的文物、遗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类文化成果，那么艺术则以鲜活的生命方式滚动着人类文化的成果，使人类的文化之树果实常新。占踞这个视角的各类艺术，在审视电视时目光多少有些不安。这种不安，长期以来一方面被归结为电视作为艺术，其语言、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被归结为电视艺术对其他艺术的技术性掠夺。但这两种归结前者止于冷静的技术分析，后者则止于激情的笼统印象。任何一种艺术，都因拥有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传播方式才得以确立而且被认同。就像文字不对绘画的线条造成威胁，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诗歌的表现，音乐的时间联想并不会冲击戏剧的空间再现那样，电视声光色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法规则，并不能动摇任何艺术形态固有的“树形结构”。而电视对各类艺术的技术性掠夺，毋宁说是各类艺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电视弥合了其他艺术传播方式中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的堑濠，改变了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之间的两相分立，成为“间接传播中的直接传播”。这种来自技术的魅力，终成各类艺术突破既有风范的谷口。这似不应给各类艺术带来不安，而应该额手称庆。

不安，实则来自电视对既有艺术理念根本的摇动。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对世界的四种掌握方式：科学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艺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电视出乎意料地横空出世，使这几种把握方式面临重写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种掌握方式的边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维度把握。其次，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发展规律也有以下的结论：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压倒物质、内容不断冲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显露的过程，并把艺术归纳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其中物质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诗歌。但电视却使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线路出现了波折。电视艺术中，物质的成分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内容不仅无法冲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理念不是愈益显露而是愈益隐蔽。再次，电视以外的各种艺术，其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作品的独一无二和审美意识对作品产生环境的先天依赖。亦即它追求艺术作品个体的“惟一”价值和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特殊语境。如宫廷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宫廷的“语境”；宗教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语境”；所谓“红楼十二钗”也只有在大观园的语境下才得以生气灌注，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艺术的个体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电视不然，它技术性地使艺术作品的复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与膺品的差异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艺术美感赖以产生的语境获得了重构。它将其他艺术所依赖的纯粹审美空间推至纷扰迭起的世界：开放的意义即为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封闭的意义则指电视机“机体”空间，即相互间并无多少关联的各类节目所连缀的假定性空间。对此，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发出了“阿乌拉”(AURA)（注：本雅明把传统艺术称为有韵味的艺术，认为有韵味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独一无二性。对它无法进行复制，即使勉强复制，复制品也不能与原作相媲美，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认为复制艺术的出现让有韵味的艺术崩溃了。）不复存在的叹息。

因此，这个视角审视下的电视文化，是又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多维度把握；同时，它在逃逸出传统美学范式的前提下，以复制的合法性，将传统美学加以现代美学意义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现出重构文化的姿态。

内视：从电视文化本体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从内部解析开来，电视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机构文化、成员文化、节目文化。机构文化，在经历了微波传输时代行政式逐级到达观众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卫星时代，通过制、播分离，由“生产文化型”向“消费文化型”转轨的阶段。电视机构由政府和纳税人供养的生存机制也正在向机构产业化的自造血机制转换。这个转换，必然带动电视文化向“产经”文化和“商经”文化发展，电视文化身份本位也开始发生易位，从单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经营式生存，成员文化，往往因为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过多的依赖其他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名称：如：编辑、编剧、导演、剪辑、录音、作曲等，在身份称谓上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包括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如此；加之电视从业人员对自身以及电视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为上的自觉，要么把自己装扮为“政府发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知先觉者；要么从高处弯下腰来俯视芸芸众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视姿态（骨子里在说我是贵族）；要么就是为不知其内里的商品做了营销员；并且由于规约电视文化行为的法规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违背电视文化建设的个体操作和群体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隐藏的是机构或个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潜藏着对文化大众作为市场的利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对电视成员各种不满与指责，导致了电视与文化无关的言论。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心目中的电视人和电视机构因为是一种技术的掌握者与垄断者，所以变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这也助长了电视人对扭曲电视文化身份的现象视而不见。但是，电视成员在这种驳杂的表象背后，还是在走一条有序而必由的发展之路：从编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划人中心制，大致勾画出了其由创作型向生产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体意志型演绎的总向度。

关于节目文化，理论的热情较多地止于电视文化的语言学分析，对其语言的构成元素、构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语法规则和技巧以及解读方法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尝试将之与其他文化语言区分开来，特别是电影文化语言。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斐然。但是，这个层面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使电视节目文化倾向于技术性的构成，而忽略了对其文化特质的整体性把握。诚然，电视本体首先是一种技术的存在。在这个层面，技术大于人，是技术赋予人相对的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同时又限定了其思维与行为的绝对不自由：在电视文化中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与行为。首先，技术让电视文化拥有了时空上的相对自由、电视文化突破了通约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与传播规则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时空；但电视文化因技术的限定，又都是“拍出来”、“编出来”、“做出来”的，在技术的客观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态及内容都是假定性或虚拟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们可以生活于其中而电视文化只给我们以氛围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电视文化的氛围中。前不久，CCTV-1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世界第一位由网络制造推出的电视虚拟主持人已经诞生。这意味着“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上帝”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技术使电视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实感的肌体。其实，技术给予电视重构文化的可能，但同时限定了其文化属性的非独立品格。人，“是从事构造化活动的动物”（注：参见刘xīn＠①著《电视重构论》第3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于其不断地向理想的构造渐近。任何文化终究都是对人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同质异构”。电视的技术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无衰减无变异地通过电视而抵达受众，即电视不是一个无机通道，而是一个有机通道。在电视的“场”中，所有的文化形态获得重构成为电视文化的本体组织。

因此，从这个视角解析，电视文化体现出来的本质是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与边缘特征：一方面，电视因技术而获得的文化重构“场”，具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将文化艺术的时间流和空间场综合起来，也可以将各种文化艺术综合为一体，从而体现出时空的综合和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另一方面，综合意味着取舍而非杂凑，如果从文化艺术的时间特征来审视，电视则是以空间来表现时间，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边缘特征；如果从文化艺术的空间角度来审视，电视又不单纯是空间文化，而是通过时间的流动实现空间的扩展与建构，从而体现的是空间与时间交错的边缘特征。用艺术做譬：电视可以表达戏剧，但从戏剧的角度来审视，它只体现了戏剧的边缘特征而非本质特征；电视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使用与表达都是如此，它不可能体现各种艺术的本体特征而只能体现其边缘特征。到此为止，所有言说电视在糟蹋各种文化艺术的误会应该结束了，其怨言来自用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取代电视文化本质特征而必然发生的失落感。试想，如果文学电视表现出的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让“文学”满足的话，那么电视的身份就彻底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视角的审度下，电视文化身份所体现的是综合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形态。

前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网络”，以毋庸商量的霸气从未来世界幻影迷离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与此同时，“传统电视”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许电视自己也未曾料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论的慌乱，从对“网络时代电视的身份将会如何”等等的预测中略见一斑。这也是文化理论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论不再意味着“过去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进行时”和“将来时”。

1999年岁末，在地球的西方发生于一件关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国在线以18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华纳兄弟影视集团。这似乎是一则预言：人类的“全媒体”时代即将莅临。

有理论将20世纪出现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但网络是否可以被称作“第四媒体”目前还争执不下，难见端倪。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其作为文化是否已经成熟，实则是双方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简单排列。问题并不在于媒体的序号性存在，而在于媒体文化本体性状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较之其他文化形态都有空间上的组合关系，较之本文化脉系则都存在着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就像电视文化曾对（我们对电视开始使用过去时态）横向的其他文化进行组合，创造出杂志性电视栏目、报纸性电视新闻等等；在纵向度上，今天的电视已非20世纪30年代贝尔德实验室里的电视，但它却纵向聚合了电视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优秀环节：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显示的状况也是如此，并非各种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队出行、轮番坐庄，而是纷纷抢滩网络。网络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从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这犹似当年的电视。今年4月，在中国电视文化转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方时空”栏目，在7周年庆典之际，举行了中国电视的首次网上直播。如果说美国在线与华纳兄弟公司正在以“机构”方式走向“全媒体”时代，那么中国电视则正在以“节目”方式轻轻地点击“全媒体”的门环。

在“全媒体”化的过程中，究竟谁能占上风，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胜者将是整合力最强的一方。站在“全媒体”时代的角度分析电视肌体整合力的强弱，则很可能推导出它在未来文化中的身份与地位。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宽泛层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战世界的同一性、解体及冲突的范式”，他所指认的范式即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将被文化的冲突所取代。撇开其文化冲突所隐含的经济与政治冲突的“祸心”不论，就文化冲突本身而言，文化冲突的趋势终究会走向技术的整合与化解。这意味着文化空间与文化内涵的全球性共享。从网络的角度审视，网络所追求的是个人化的文化言说与个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对电视文化播迁向度的增设和对电视文化人格“趋同”、个性丧失的补救。但是，从人类既有的发展轨迹预见：文化趋同是必然的，文化个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许下的特殊生存。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字，不论是机械还是电子，任何一种媒介的诞生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沟通。沟通，则为了趋同；趋同，则为了合力运动的可行。《圣经》中有人类在语言同一的情况下建造“巴贝尔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达上帝的传说。其实，人类自诞生以来，共同建造巴贝尔塔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也正是技术的一次次飞越，使得人类共同的巴贝尔塔渐渐增高。支撑着文化学理论的“单线进化论”、“普遍进化论”和“特殊进化论”虽然存在探讨文化进化过程的视角差异，但无不首肯技术是文化进化的动因。所有文化冲突的解决最后都取决于技术的调和，技术让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沟通、易于互解，从而化干戈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文化所具备的群体参与方式、时空共享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必需的方式与手段。就目前网络运行的特征看，网络显然难以承担电视所能承载的人类对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并难以取代电视所能带给人们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电视直播对场效应的全方位公开、对各种场元素间生命联系的集约式发送。也许，我们对电视拥有过多的“怀旧”情感，所以网络的出现并不让我们理解为电视技术的停滞不前。技术的多元并进，可能会导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彼电视”定然不是今天的“此电视”，但电视的文化身份不会退场，在这个视角下，它必定要显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态。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审视了电视文化在特定语境下所呈现出来的身份特征。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机拍摄”的效果。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所倚重的并非哪一个“机位”，而是各“机位”间存在的关系及其共同“摄制”完成的主旨。对不同视角的逐一观照。链接成了对电视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观照的一个有机过程，其中包含了我们对电视文化理论研究的动态眼光和理论推导的有机趋向：从我们审视电视文化身份的动态眼光则不难发现，以往诸多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界说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是相对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层面而具有一定正确意义的静态界定。各种界说，之所以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难以相互谅解、纷争不休的场面，即因为各种界说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确的而在相异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种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论纷争，根本上反映出对电视文化身份长期缺乏理论认识的清醒与辩证，并缘此而走向创作实践与文化接受两个环节上的静态化片面化扭曲，诸如“是快餐”则必定粗制滥造；“是通俗”则必定媚俗无度；“是娱乐”则必定游戏人生；反之，“是引导”则必定充斥宣教；“是艺术”则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则必定远离大

众等等，进而导致了对观众接受心理的迎合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间不该有的分歧与冲突。另外，我们将论述的方式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必然使我们理论的推导最终走向“全视”，即不是用某一个视角来涵盖或取代对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认识，而是以发展的变化的有机的系统论观点，让我们的视角愈益开阔、愈益全面，进而趋近对电视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虽然在整个观照过程中，我们的理论视角多次发生易位，但其中，一以贯之的解析态度与方法，已使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较全面的认识渐渐浮现：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电视是以全能文化形态、在实现对传统文化纵向聚合和对现代其他文化横向综合的过程中，多维度地体现出其所具有的边缘性文化本质和全球性文化趋向的一种文化类型。但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态度所要表达的并不止于此，我们所希望表述的是对其本质认识的渐渐逼近而远远不是终结。

多维度审视范文篇4

【关键词】全媒体出版；整合营销；关系营销；数据营销

一、全媒体出版整合营销的时代背景

随着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在传统行业的深入应用，传统行业的营销模式正在向精准化、互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变。行业大数据平台通过终端入口对用户个体进行全方位无缝数据搜集，逐步建立成规模性的受众行为与需求资源库，进而为企业提供系统全面的数据分析与价值挖掘，实现可视化动态的数据分析模型，为制定精准有效的营销策略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同时，网络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以个体为中心的自媒体逐步从边缘走向主流。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化媒体，以其突出的互动体验与受众高参与度等特点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在以互联网媒体为基础的新型媒介生态环境下，全新的媒介关系与传播方式正在形成，进而也给出版业的传播与营销模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全媒体出版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以大数据技术为前提，以媒体矩阵为保障，以“内容+服务”为核心竞争力，以模块化功能整合的出版平台为依托的动态及时出版模式。全媒体出版模式，能够客观认识自身在互联网时代中的优势和目标，围绕着以用户为中心，深入挖掘用户群体价值和全媒体出版平台功能整合；能够全面审视全媒体语境下用户群体的社交方式、消费预期以及新的媒介互动方式等，为全媒体出版整合营销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客观依据。

二、全媒体出版整合营销的目标转向

1．注重用户群体的价值挖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进步，网络用户的规模也在不断地被刷新。在这个“得用户者得天下”的互联网浪潮中，众多企业巨头都将用户价值的挖掘与实现视为其发展方向与商业决策的基础依据。尤其对于正在历经变革与转型中的传统企业而言，企业营销的目标也从产品价值转向用户价值。全媒体出版是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衍生出的媒体与出版跨界融合的新型出版模式。如何有效地聚合成规模的用户群体，深入挖掘用户群体的兴趣、习惯、消费等数据价值，满足其个性化、多样化的出版消费乃至跨界的延伸消费需求，成为全媒体出版整合营销的基础目标。全媒体出版平台则以用户个性化、多维化的需求为依据，搭建用户的出版服务交互部落，建构不同维度的文化社交消费圈，连接各类出版服务品牌与用户群体，通过用户群体间的深度交互，以社区营销、口碑营销等多种方式，改变现有的营销格局，如音悦网的粉丝价值营销。2．提升创作主体的影响力。对于传统出版业而言，创作主体的品牌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创作领域的权威性上，其价值实现的路径相对有限。在泛娱乐化的众媒体时代，受众群体通过各类媒介接触到海量信息。具有社会角色特质的创作主体，可以通过全媒体跨界延伸的营销与推广，多维度展示创作主体的专业优势与角色特质，满足用户群体的多维情感诉求和消费预期，提升用户群体的品牌忠诚度，拓展创作主体的品牌价值延伸。3．提升全媒体出版的媒介矩阵传播价值。媒体行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崛起、APP的广泛应用，使得媒体的模块化功能整合越来越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全媒体出版平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功能模块的整合，将全媒体出版的生产流程与产品链聚合成一个有机的媒介矩阵。全媒体出版的媒介矩阵在用户群体的聚合、用户数据搜集、内容的生产与测试、出版品的多样化流通、出版延伸价值的实现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全媒体出版整合营销的目标之一就是建构全媒体出版的媒介矩阵。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不仅解放了社会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与感观束缚，还在网络世界中形成新的单向维度的群体部落。全媒体出版的媒介矩阵可以更好地为垂直目标群体提供全方位的出版服务，满足部落群体的多维需求与消费。全媒体出版平台可通过话题引导、媒介互动、口碑营销、体验式营销等营销方式，为用户群体建立相应的模块化媒介矩阵。4．拓展全媒体出版平台的营销渠道。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电子商务的渠道功能日趋丰富与成熟。对于视频、游戏、数字阅读物等全媒体出版品而言，移动端入口与支付平台的成熟发展为拓展全媒体出版的营销渠道注入了新的理念与活力。不论是服务出版品的会员渠道，还是内容出版品的精确推送与定制渠道等，有媒介入口的地方就有渠道，例如微信的小程序模式。全媒体出版的营销渠道建构是用户体验与适应的过程，也是全媒体出版整合营销的目标之一。5．提高全媒体出版品牌整体价值。全媒体出版的品牌主要包括特质化的出版主体品牌、多样化的内容出版品牌和多维度的服务出版品牌。相较于传统出版而言，全媒体出版品牌更具有系统性和关联性。然而，全媒体出版的品牌价值营销应是长期化、体系化的，包括针对创作主体品牌与品牌联盟的口碑营销、事件营销、媒体互动营销等，针对内容出版品的话题营销、病毒式营销、体验式营销等，以及针对出版服务品牌的多维品牌价值的整合营销。全媒体出版品牌的整合营销应建立在构建统一的出版品牌体系下，围绕各子品牌之间的关联性与独特性，建立体系化的整合营销策略，以实现各子品牌与统一品牌的价值最大化。

三、全媒体出版的整合营销策略分析

1．全媒体出版的数据整合营销。全媒体出版的整合营销是基于全媒体出版多维度出版活动的营销体系。随着大数据技术在出版行业的深入运用，数据整合营销将成为全媒体出版整合营销的基础策略。全媒体出版的数据整合营销是在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描绘、预测、分析、引导用户群体参与体验、再生产和消费互动，同时也为全媒体出版平台制定有针对性的生产与营销策略提供依据。全媒体出版的数据整合营销依托全媒体出版平台内外的数据采集，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分析与预测能力，为用户群体消费倾向、出版品的全媒体形式与发行策略、出版服务的功能模块整合、出版的跨界延伸策略等提供精确有效的技术支持，并为全媒体出版的品牌体系带来更高的效益。服务于全媒体出版的大数据出版运营平台（可视化动态的数据分析模型）可多维度采集用户群体的综合数据和全媒体出版市场的动态数据，为精确营销、互动营销、体验式营销和跨界营销等策略提供依据。2．全媒体出版的关系整合营销。关系整合营销是网络媒介生态体系下全媒体出版的重要营销手段，主要通过聚合的全媒体出版平台和多维的社交媒体网络来实现营销目标。关系整合营销是一种以用户群体为主体，以消费预期与行为为导向，强调用户期望与满足的个性化整合营销模式。关系整合营销注重用户的参与度与体验感，具有可定制化和关联化等特点，其通过多维度的出版媒体平台极大地简化了用户的消费程序、降低了营销成本、提高了用户的消费频次。通过媒介矩阵的舆论导向、意见领袖的话题互动、服务出版品的媒介互动、口碑营销等方式，全媒体出版可实现亲缘关系营销、地缘关系营销、业缘关系营销、文化习俗关系营销、随机性关系营销等关系整合营销，并借助全媒体出版平台的大数据支持，持续渐进地增强平台中的各类关系，提高用户的关注度和黏合度，为实现全媒体出版的整合营销提供支持。3．全媒体出版的媒体整合营销。全媒体出版平台提供了多种类型的媒体平台，包括以创作主体、意见领袖等的社会角色为主的自媒体；多媒介呈现的内容出版品媒体，如游戏、视频、数字阅读等；综合出版服务的媒体平台，如豆瓣网等。全媒体出版平台的媒介整合营销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全媒体出版平台的多维化媒介形式进行自主有效地营销推广，而且出版品（尤其是微出版品本身）就是媒介营销，特别是涉及社会化媒体营销内容与话题的出版品。以“筷子兄弟”先后创作发行的《小苹果》和《老男孩之猛龙过江》为例，《小苹果》作为筷子兄弟的电影作品《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的主题曲，是电影作品营销推广的关注环节。2014年5月29日，《小苹果》在网络上线之后，网站陆续推出了40余款提前拍摄的“病毒式”引导视频，包括分解舞蹈动作的教学版、广场舞大妈版、小清新版等。电影上映之前，优酷网发起的站内投票显示，85%的《小苹果》视频点击观众选择“一定购票支持电影”。来自国家电影专项资金办的数据显示，电影《老男孩猛龙过江》的首周末票房达到1.02亿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全媒体出版平台内外的媒体互通与整合营销，以有效地话题引导目标受众进行病毒式传播，是全媒体出版的整合营销重要手段。

4．全媒体出版的品牌整合营销

全媒体出版的品牌体系主要包括创作主体品牌、内容类出版品牌、服务类出版品牌等三种类型。全媒体出版由单一出版功能转向与媒介功能与服务功能的融合，其出版品牌也形成了多维度综合品牌体系。在实现用户群体的出版服务消费过程中，全媒体出版的品牌整合营销也成为用户群体表达个人价值、审美品位、满足用户的认知需求、娱乐需求、社交需求与自我实现等需求的载体和媒介。全媒体出版的品牌整合营销通过品牌延伸策略、多品牌策略、合作品牌策略以及角色媒体品牌联盟策略等多种营销手段建立用户群体对品牌体系的忠诚度。综上所述，全媒体出版的整合营销策略是以注重用户群体的价值挖掘与实现、提升创作主体的影响力、提升全媒体出版的媒介矩阵传播价值、拓展全媒体出版平台的营销渠道、提高全媒体出版品牌整体价值为新目标的营销体系。只有全面了解全媒体出版业务平台，有序构建全媒体出版的整合营销策略，才能实现全媒体出版整体价值的稳步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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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志林.全媒体出版的概念理解与前瞻［J］.今日印刷，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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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冬娟.全媒体出版浪潮来袭［J］.今日印刷，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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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崔恒勇.互联网思维下全媒体出版的内涵［J］.现代出版，2014（6）.

多维度审视范文篇5

[关键词]OLAP多维分析审计数据仓库

一、OLAP多维分析技术介绍

联机分析处理(OLAP)的概念最早是由关系数据库之父E.F.Codd于1993年提出的，他同时提出了关于OLAP的12条准则。

联机分析处理的用户是专业分析人员及管理决策人员，他们在分析业务经营的数据时，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业务的衡量指标是一种很自然的思考模式。例如在流通行业分析销售数据，可能会综合时间周期、产品类别、分销渠道、地理分布、客户群类等多种因素来考量。

联机分析处理的主要特点，是直接仿照用户的多角度思考模式，预先为用户组建多维的数据模型，在这里，维指的是用户的分析角度。例如对销售数据的分析，时间周期是一个维度，产品类别、分销渠道、地理分布、客户群类也分别是一个维度。一旦多维数据模型建立完成，用户可以快速地从各个分析角度获取数据，也能动态的在各个角度之间切换或者进行多角度综合分析，具有极大的分析灵活性。这也是联机分析处理在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它从设计理念和真正实现上都与旧有的管理信息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

数据仓库与OLAP的关系是互补的，现代OLAP系统一般以数据仓库作为基础，即从数据仓库中抽取详细数据的一个子集并经过必要的聚集存储到OLAP存储器中供前端分析工具读取。

随着数据仓库的发展，OLAP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数据仓库侧重于存储和管理面向决策主题的数据:而OLAP则侧重于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分析，并将其转换成辅助决策信息。OLAP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维数据分析，这与数据仓库的多维数据组织正好形成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关系。

OLAP技术使数据仓库能够快速响应重复而复杂的分析查询，从而使数据仓库能有效地用于联机分析。OLAP的多维数据模型和数据聚合技术可以组织并汇总大量的数据，以便能够利用联机分析和图形工具迅速对数据进行评估。当分析人员搜寻答案或试探可能性时，在得到对历史数据查询的回答后，经常需要进行进一步查询。OLAP系统可以快速灵活地为分析人员提供实时支持。

我们利用SQLServer2000下的AnalysisServices来进行数据仓库应用下的OLAP实现,帮助我们进行审计的决策支持。模式如图1所示。

图1OLAP实现模式

二、利用OLAP进行审计多维分析的过程

1.我们需要获取流通行业审计数据源

本文案例中我们从某市烟草销售公司获得烟草销售财务数据。当我们从该单位直接采集过来的时候数据可能是凌乱的，无法被我们直接应用的。如图2所示。

图2烟草销售公司销售财务数据

原始的数据源数据难免有各种错误、可能不完整或不一致。数据预处理技术可以大大提高数据的质量，从而有助于提高其后的挖掘过程的精度和性能。

2.构建用于多维分析的数据仓库

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提供的数据字典，了解基础数据中各表中存储数据的内容、各字段的含义以及各表之间的关联关系，然后从与某业务类别相关的基础数据表中选择反映该业务类别主要信息的字段，组织这些字段，来构建我们的数据仓库模型。

构建数据仓库的过程中，首先确定数据分析所包含的主题域，即审计风险的统计量（销售数量、销售金额、销售税额）。然后对主题域内容进行较明确的描述，包括时间、公司部门、产品、客户等维度的属性组。

根据概念模型确定的主题域，结合项目背景，设计数据仓库的维表和事实表的逻辑模式。维表设计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维粒度的层次划分。粒度指的是数据仓库中数据单元的细节程度或综合程度的级别。细节程度越高，粒度级就越低;相反，细节程度越低，粒度级就越高。例如，时间维按照粒度层次由高到低可划分为年、月、日三个等级。粒度层次划分适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数据仓库重要存储的数据量、查询方法和数据仓库整个体系结构。事实表描述用户关心的主题信息，比如销售金额的大小、销售需要上缴税金的多少等。维表和事实表通过公共码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主题域。事实表依靠外键和维表建立联系。例如，销售收入事实表与时间维表的联系就是依靠外键联系实现的。最终我们确定的数据仓库模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根据我们设计好的数据仓库模型建立数据仓库的事实表和维度表，然后导入相应的数据，并且做一定程度的数据清洗。根据我们设计的数据仓库模型，我们要建立1个事实表，4个维度表。按照关键字段建立关系。到此,我们的小型数据仓库已经完成了。

3.创建多维数据集

现在我们打开AnalysisManager,连接分析服务器以后,创建一个多维数据集。

多维数据集是联机分析处理(OLAP)中的主要对象，是一项可对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进行快速访问的技术。多维数据集是一个数据集合，通常从数据仓库的子集构造，并组织和汇总成一个由一组维度和度量值定义的多维结构。

多维数据集由其所包含的度量值和维度定义。例如，一个用于销售分析的多维数据集内包括度量值销售金额、销售数量和销售税额以及维度time、company、customer和product。该多维数据集使最终用户得以按time、company、customer和product将销售金额、销售数量和销售税额分成各种类别。

4.利用Excel数据透视表进行OLAP外部数据展示和分析

建立Excel数据透视表，并对数据透视表进行外部烟草公司销售数据分析多维数据连接。如图4所示。

图4透视表销售数据连接

完成后，我们首先获得一张空白的数据透视表，在空白透视表的一侧我们看到销售分析的一些字段列表，在这些字段列表中既有我们需要的度量值字段，也有全部的维度地段，通过对相应字段的拖拉至相应位置，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销售数据多维展示。如图5所示，我们获得2003年各个月份的销售和交税情况。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12月份销售金额特别大，那么这个月份的销售就是审计的高风险区域了，需要详细审计，而且同时我们也发现12月份的税金却少了，这个不正常的现象需要审计人员的高度重视，必须采取详细审计的审计措施。

既然我们已经发现12月份的销售金额和税金出现异常情况，我们就想看看12月份到底哪个分拨公司的销售金额和税额出现异常。可以如图6的维度直观观察。

图612月份各个分拨公司销售情况

不难发现，其中G县烟草公司出现了比较大的异常现象，属于高风险，应该对这个分拨公司的12月份业务进行详细审计，采取相应的审计措施。

既然已经发现12月份G县烟草公司出现了比较大的异常，我们也想看看12月份G县烟草公司的各个品种卷烟的销售情况，我们就可以如图7直观查询。

从图中我们就很直观地发现G县烟草公司在12月份销售的卷烟中932905卷烟销售量特别大，进行针对性的票据检查和核对。

以上这些就是利用excel透视表透视图来进行的外部数据展示。帮助我们的审计人员快速而针对地找到了审计业务中的高风险区域，审计人员针对这些高风险区域采取有效而谨慎的审计措施，即可以确保审计实施的有效性，又能够节省我们的审计成本。帮助我们的审计人员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

在Excel中，在没有连接任何OLAP服务器的情况下，也支持旋转透视表，这算是一种非常简易的OLAP前端。不过，因为有些过于简易，也为其他厂家留下空间，纷纷开发Excel插件，增强其OLAP访问能力。微软将在下一版本的Office大大增强决策支持系统功能，可以想见，其分析能力也将变得更加丰富。

三、结论

利用OLAP对流通行业进行审计数据分析从理论到技术包括很多方面，全面的实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时间。本文结合烟草销售公司审计数据分析案例探讨流通行业下审计数据多维分析的过程和审计决策方式，力求为审计电算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方红萍陈和平顾晋广李晓卉:基于数据仓库的OLAP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01

[2]康玲玲：论会计决策支持系统[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10:71-72

[3]刘汝焯著：计算机审计技术和方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多维度审视范文篇6

关键词：泛在电力物联网;智慧管理;价值创造

一、构建泛在电力物联网背景下的智慧管理价值创造体系的目的与意义

(一)挖掘技术与数据价值，提高工作效率。当今科技发展迅猛，经济环境复杂变化，国网公司在经济社会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其核心大数据分析与结果应用越来越重要。目前财务工作面临管理效率低下、触角难以下沉、宏观要求不断更新等课题，只有构建新型的智慧管理价值创造体系，才能推动公司精益管理和创新发展。(二)优化多维精益管理，服务公司新战略。国网公司“三型两网世界一流”战略，要求基于多维精益的管理优化，实质上是财务管理的转型，财务人员的管理理念必须提升到现代智慧管理层面、管理能力必须提升到价值创造层面，才能实现业财深度融合、全价值链管理精益，才能真正实现建设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的目标。

二、泛在电力物联网背景下的智慧管理价值创造体系的内涵

(一)实现预算、资金与资产的三维立体联动管理。利用ERP系统和大数据技术，从多维精益视角重新审视公司各项业务及管理，设置管理用体系指标，通过自定义方式管理，建立常态化分析平台，加强系统间集成深度和广度，多维度展示分析结果，依托数据处理平台和专业组件，实现薄弱环节预警、关键指标跟踪、价值导向建议、管理动作分析、管理效果反馈的立体效果。(二)形成主动服务、导向服务、精准。服务的智慧型价值管理服务体系通过细化管理维度和指标，强化价值链管理，提升坚强智能电网价值，探索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同时通过细化管理分析和建议，突出管理用分析平台和预警中心作用，强化地市层面探索基于产业属性的枢纽型、基于网络属性的平台型、基于社会属性的共享型企业建设路径，以智慧型价值管理理念推动和保障公司发展新战略的全面实施。

三、构建泛在电力物联网背景下的智慧管理价值创造体系的主要做法

(一)搭建数据分析平台。以相关费用管理指标为标准，结合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以控制台的形式，通过直观、可操作、友好交互性的多种图表形象展示、监测预算和资金执行分析，发挥预算与资金管理在进行资源配置、体现公司治理效果、实现业财融合协同、精细规划和实时展示公司管理目标等方面的特有功效。(二)重点领域与拓展价值管理。将财务管理与战略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安排重点费用与公司管控重点等工作的匹配。进一步完成预算、资金、资产三个重点维度体系构建，以端到端业务场景为基础，以业务全流程贯通为主线，提高横向对标、纵向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明确重点费用财务管理模式，以定额目标管理为手段，恰当地建立重点费用全级次责任担当体系。根据预算入账与资金流向情况，对关键供应商到重点用户的价值链形成有效渗透，分析全周期的预算、资金和资产的各项指标，从而有效提升现金流合理性和价值创造的现实性，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发展，汇聚各类资源参与能源互联网建设和价值挖掘，推动具有枢纽型、平台型、共享型特征的现代企业和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三)建立预警管理体系。以核心竞争力理论为基础，按照客观性原则，尽可能全面完整的包含可能对价值管理造成重大影响的所有因素指标，同时结合行业的特殊性，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根据国际主流经济预警理论，结合比较先进的预警分析法、预警准则法等，从多个层次和视角分析，按照明确警源、分析警兆及预报警度三个阶段构建预警模型。

四、泛在电力物联网背景下的智慧

多维度审视范文篇7

关键词:大学生安全教育；考核系统；B/S；MVC模式

1引言

当前，大学校园安全事故频发[1]。安全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大学生接受安全教育的渠道不多，教育效果也不够理想。高校应该借助于计算机信息技术，发挥出“互联网+”时代安全教育的潜力[2]，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进而提升安全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为创建平安校园打下基础。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B/S架构设计开发了一款大学生安全教育智能学习考核系统，系统区分了系统管理员、辅导员、学生、教师等不同用户角色，实现了诸如基础信息维护、试题维护、学生信息维护、标签管理、考核计划管理、智能组卷、在线考试、成绩查询等功能模块。通过将安全教育试题和多维度学生信息之间的智能匹配功能融入到传统的考试平台中，优化精准教育方案[3]，达到精准教育的目的，提升教育实效。与此同时，为保证系统能够顺利推广应用，解决学生主动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结合学校相关政策支持，适当增加安全教育学习考核频度，将安全教育学习考核成绩纳入到学生综合测评、评优评先、课外学分等诸多评价体系内，保证学生使用考核系统接受安全教育的时长与频度，真正使学生能够学有所获。

2需求分析

通过对常见的大学校园安全事故的梳理[4]，以及对当代大学生关于安全教育知识了解和掌握情况的调研，将通识性的安全教育内容划分为消防、交通、卫生、网络、校园贷、诈骗、传销、防艾、心理等类别，将学校个性化的教育内容划分为规章制度、安防设施、实验安全、应急预案等类别，针对不同类别构建安全教育知识题库。为了实现各类安全教育试题与不同学生之间智能对接匹配，系统需要实现安全教育试题设置标签的功能，同时也能够对学生多维度信息进行管理。这些信息包括学生所在系别、专业、实验室、宿舍位置等信息，也包括辅导员针对不同学生设置的动态标签信息，例如烟民、心理问题等。为保护学生隐私，这些动态标签信息对学生不可见，在系统组卷时可以根据上述多维信息与设置相应标签的试题进行关联，从而实现智能匹配。考虑到学校也需要对广大教职员工进行安全教育，系统也可以将教职员工作为接受安全教育的对象纳入到系统管理使用范围。基于同样的设计思路，增加教职员工用户及相应的功能模块，实现对教职员工的精准教育。

3需求分析系统功能及实现

3.1系统总体功能划分。系统共划分了系统管理员、学生、教师和辅导员四类用户角色，分别具有不同的的操作权限和操作内容。按照不同类别用户的功能来划分，总体功能模块划分如下。（1）系统管理员用户：包括试卷与成绩管理（含试卷在线打印、成绩单管理、教师成绩查询与学生成绩查询功能）、试题类别管理、试题信息管理、考核计划管理功能，还包括教职员工、学生信息、部门信息、专业信息、场所信息等基础信息管理功能，并可以对这些基础信息动态设置标签。（2）辅导员用户：包括学生成绩查询、学生标签维护和学生密码清零重置等功能。（3）大学生用户和教职员工用户：包括考核计划查询、个人试卷查询、试卷抽取模块、在线考试模块以及成绩查询打印模块。（4）各类用户都具备登录和退出系统、查询个人信息、查询账号登录的历史信息、修改个人密码等功能。3.2系统创新特色介绍。（1）安全教育内容具备多样性和实用性。既包含各类普适的安全知识，也包含校园内实际安全设施、规章制度、应急预案等与学生切身相关的个性化安全内容。（2）安全教育的精准特性，考核内容与学生自身安全知识需求的智能匹配。系统可以依据学生的多维信息（专业、宿舍位置、辅导员给学生设置的标签等）智能匹配其自身安全关联度高的学习考核内容。例如，系统会自动给学生关联其所在宿舍楼的安全教育内容进行考核，给自动化工程系学生分配强电实验室的安全教育内容进行考核等。（3）可以针对不同用户群体定期各类安全教育考核方案。例如消防、校园贷、电信诈骗、传销、防艾等安全专题教育考核。（4）具备考试和练习等多种模式。通过在考核方案中设置开（闭）卷等规则，可以在考题中设置与考题相关的学习内容链接等方式，保证学生学有所获。3.3数据库设计。系统涉及的数据库表主要有admin（管理员表）、tea（教职员工表）、stu（学生表）、place（场所表）、dept（部门表）、major（专业表）、classify（题目类别表）、plan（考核方案表）、scq（单选题表）、paper（试卷表）等。本文仅列出plan（考核方案表）和paper（试卷表），分别如表1、表2所示。3.4系统实现。系统使用JavaWeb技术开发，具体实现则采用基于MVC模式的smartframework框架[5]。MVC（ModelViewController）设计模式就是模型—视图—控制器模式[6]，常应用于复杂程度日益增加、功能逐渐庞大的Web应用开发，其中模型用于表示数据信息和业务规则，视图是用户看到并与之交互的界面，控制器负责从视图读取数据、控制用户输入、向模型发送数据等操作。系统逻辑结构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系统具有良好的架构，更加便于功能的扩展与维护，其中Web服务器采用Tomcat7.0及以上版本，数据库使用mysql5.0及以上版本，前端页面采用html5、css3.0、jquery1.10版本编写，并使用了基于Bootstrap的AdminLTE框架，提高了系统的可维护性和重用性。

4结语

本文构建的大学生安全教育智能学习考核系统特色鲜明，用户角色设置与功能区分合理，不仅给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带来了便利，更重要的是能够切实提升大学生安全教育实效。

参考文献

[1]王开,何铮.高校校园安全管理体系构建研究.大众科技,2019(1):97-99

[2]郑恒毅,王伟,刘瑜.“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安全教育探索.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212-218

[3]李波,王磊,王超.大数据环境下精准教育的数学模型与若干问题.数学建模及其应用,2017(6):32-40

[4]颜文,李慧,岳鹏,蒋李.新时代背景下大学校园安全危机的重新审视与思考.高教学刊,2018(17):55-57

[5]黄勇.架构探险——从零开始写JavaWeb框架.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多维度审视范文篇8

关键词：大学物理教学；学科改革；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部在“十五”规划中指出，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建设过程应精准定位人才目标与培养模式，关注课程设置指向、教学改革价值及专业实践等维度。大学物理学科作为理工科学生个体建设的重要支撑，亟待进一步明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现实诉求与发展机制，建设适用于大学物理课程教学的改革方案并对实践效益进行理性分析。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概述

参照学术界对社会人才界定的统一标准，大体可将社会流动人才划分成两大类别：一类是探索研究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人才，称为“学术型人才”；另一类是可为社会创造直接效益、直接服务于社会工程事业建设的人才，称为“应用型人才”，其中，后类人才群体的主要任务是将已有的科学原理或知识直接运用到社会生产与实践的过程中[1]。一般来说，与学术型人才群体相比，应用型人才在专业知识、实践范围、工作重点等层面存在明显区分，主要分为工程类人才、技术类人才及技能类人才等，这些应用型人才通过项目划分与任务对接，分批次、分周期、有序地融入工程设计、项目运行、技术操作及效益检测等过程中，将学术型人才设计出来的项目任务书、方案图纸、要素细目等转化成具体产品，切实完成与社会发展的多维度对接[2]。根据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机制与发展属性，应用型人才应注重团队组织、探究分析、自主学习及专业管理等层面的贯彻落实。大学物理作为高等学校工科类专业受教群体的一门重要基础必修课程，侧重于深层次培养受教群体的科学观察、问题分析、知识要素筛选及创新求实等方面的能力。实际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大多选取传统考核模式与内容体系，随着扩招制度所引发的生源素质下降等现实弊端的日益凸显，物理课程在学时量、大众化水平及社会转化效益等层面均存在一定的现实缺口，受教个体的基本能力素养、创新思维难以得到精准定位与效益保障。亟待从教学内容、管理制度及考评方法等维度出发，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新的发展指向，持续为大学物理学科教学注入新的理念。

二、大学物理课程特征及建设不足的原因

（一）大学物理课程的特征。现代教育观注重从教学活动种类、学科建设目标、知识传播过程及学生智能开发等层面出发，关注受教个体的社会科学观、道德品质与专业学科素养等维度的多向建设，主张将学生个体充分融入课题项目能动性的学习过程中，强调学生个体在常规学科学习活动过程中对学科方法、模块体系等方面的选择性、自主性、联结性及自控性，以新时期背景下现代化教育教学观念来切实引导与检验教学质量成果，将学科人才充分融入我国社会体系各项事业的建设过程中。相比于传统物理学科教材体系，以新课改标准为参照，大学物理在教材编排内容与实践项目运作指向等层面均进行了时代性引导与划分。对比物理专业与非物理专业在学科体系建设中的设置特征，两类公共基础教材均注重从物理学历史发展脉络与学科社会地位等层面入手，不断将近代物理学科内容引入到现代工程技术实践过程中，选取更新型、更现代的发展理念来强化学科教学的应用实践性、双边继承性及模式统筹性。（二）大学物理课程建设不足。查阅相关学科教学资料可知，当前大学物理学科教学大体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学科指标“固定化”。受到传统办学理念与学科教学机制的影响，当前部分教学领域在学科文本内容选择、核心要点定位及项目测评模式等方面凸显出间断性、片面性的特征，违背现代化教学理念的发展指向；第二，受教群体范围受限。大学物理作为理工科学生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背景下，其重要性、覆盖范围尚未得到精准界定与实效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受教个体的思维认知与能力素养建设；第三，社会效益转化度低[3-5]。根据应用型人才建设的发展指向与实践效益，物理学科部分前沿研究成果未能切实转化成社会应用效益，学科应用潜能有待深层次开发。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大学物理教学改革

（一）社会层面：强调“学科建设机制重组”。大学物理作为理工科学生群体培养方案中的公共基础课，根据不同专业的规划特点与研究对象的差异性，不同专业对物理学科的教学内容、授课流程及测评机制的要求不同，为达到更加均衡化、科学理性化的专业学科教学效果，各专业应统筹考虑后续专业课程建设中学生个体对物理知2019年4月识的应用效益诉求。从学科内容编排层面上看，区域相关教育部门应在对专业发展指向进行充分调研后，对公共物理教材内容进行大胆重组，切实强调专业特色，如工程机械类专业侧重讲解力学、热学及电磁学等内容，信息技术类专业学科侧重讲解光学、近代物理学等板块内容。根据实际专业发展指向对物理教材内容进行后期适度调整，并适当添加应用实例以期实现更为优质的教学效果。与此同时，物理科学技术的深层次推进应牢牢把握学生创新型思维的根本效益建设，根据不同专业学时情况，在实际教材的制定与学生培养方案确立的过程中，将典型物理技术体系以“科技快餐”的形式传授给受教群体，根据专业科研项目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类型的选题，不断增加近代物理理论的内容比重，力争在保证学科内容精细化、减少“无效课时”的同时，适当引入物理学的前沿动态或研究成果，以此来推进整体科学的多指向性发展。（二）企业层面：定位学科联结模块。根据不同专业在文本内容及运行机制等层面的差异性，相关参与主体应在大范围查阅物理专业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寻求本专业与大学物理学科相关联的板块内容，适当将物理知识与专业范例相结合，以科学素养的实效性建设来为后期项目建设奠定坚实的效益基础。重新审视社会实践技术的操作特征与应用范围，物理学科与实际生产生活的对接度逐步增强，如将激光技术、等离子体技术、信息光学技术、核磁共振技术等运用到医学、计算机学、工程设计学等领域，由此衍生出的配套专题项目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受教个体科学素养与现代化技术应用能力的多维度提升。（三）教师层面：强调项目演示，注重考核机制革新。参照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指向，我国教育教学改革逐步进入到高联结、全视角的发展领域，相关教学管理人员应灵活使用先进科学技术或学科教具，不断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效性发展。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借助多媒体资源来为受教个体播放实验视频或学科前沿动态，弥补物理实验设备在现实应用过程中功能属性的欠缺点，以此来推进学生主体物理学科逻辑思维的强化及社会课题实践项目的运作技术革新[6]。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除讲解必要的课内教学内容外，教师应适当穿插课外学习任务来巩固学习效果，同时，切实提升学生主体的思维辨析能力、问题拆解能力、文本阅读能力等。在当前教学管理背景下，大多数高校物理学科结课以闭卷考试为主，这种固定化、单向化的审评机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受教个体的自主学习性及应用能力的多维建设。参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理念，可逐步推行集单元测验、课堂表现、阅读笔记及小论文编写为一体的新型学科考核模式，根据各个环节的测评效果来不断革新已有的学科建设方案，积极引导受教个体以课外科技活动的形式参与到课题研究与问题解决的过程中，精准定位应用型人才的机制定位、价值指向与培养特点。（四）学生层面：聚焦实验的基础性与工程性。大学物理实验作为一门兼具基本技术特征与常规测量方法的基础学科，对受教主体的理论衍生能力、实践项目拓展能力、思维逻辑强化能力与社会应用效益鉴别能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以此为建构背景，相关学生群体应深层次贯穿现代误差理论、工程技术意识、仪器设备使用技术及课程体系模型等新型知识要素，推进自身对理工科常规专业实验基本方法的多维度掌握，促使其在有效搭建物理实验与其余平行专业课题项目之间桥梁的基础上，将所学物理学科知识运用到“专业实践效益检验”上。与此同时，学生应积极有效地将各类实验项目当成实际工程项目来进行方案策划与成效验收，按照社会课题项目实际运行模式来全视角评估实验过程、项目报告书及后期个体反馈等，杜绝敷衍了事、数据造假、结论抄袭及报告不全等负面现象，关注物理学科核心内容转变成社会实践效益的机制转型过程。（五）学校层面：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为切实提升大学物理学科建设实效，学校应深层次推进对物理学科教师个体的培训与指导，持续灌输新型教学理念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战略，关注新课程标准的新思想、新内容与新价值导向，关注特定教学周期所衍生出的培训指导路径，以期对现有文本教材中的理论内容与实践成果进行多维度解读。为精准实现高级应用型人才建设的培养目标，相关高校教学领域应重新审视“双师型”教师队伍在能力培养与专业实践教学等维度的联结效益，在实际师资管控与运行过程中，可建立健全“学院独立式”的物理教师培训机制，根据不同学院部门下设专业在发展指向等层面的差异性，选取物理教材中关联度高、专业特征突出的文本内容进行深层次教学，积极引入校外专业人才力量来辅助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应用型运作模式，设置高级技术人员、兼职人员、实验设备管控人员等多类群体，积极推进物理学科教师群体在社会实践项目组织经营与科技推广方面的能力建设与实效检验。

总之，大学物理是现代化工程技术的基础，为了向社会培养更多的应用型人才，加强学科建设成为高校的重要任务。高等院校要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作为教学目标，从社会、教师、学生及自身考虑大学物理学科建设的重点内容，优化细节，这样才能让大学物理学科建设走向正轨，满足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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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审视范文篇9

河南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郑州少林寺、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等举世闻名。近年来，河南推出了十条生态旅游线路，其中黄河风情、探寻伏牛、梦醉花都、神游太行等线路深受中外游客的青睐。河南省政府在2009年提出了“旅游立省”的发展战略，确立了河南省旅游景区到2015年达到年均接待海內外游客四亿人次的目标。然而河南省的旅游翻译却并没有提出相匹配的目标和要求，依然存在着如译文“过信”、“人本”不足、缺乏协作与监管等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

二、生态翻译学视角审视下的河南旅游翻译

就全球化语境下的旅游翻译而言，译者应充分发挥其能动作用，对旅游经营者的意图、源语的文化专属、语言特征、的语游客的文化背景、认知水平、游览期待等进行多维度的考量整合。旅游翻译存在的问题不是翻译本体系统单方面所能够解决的，旅游翻译目标的总体实现需要翻译教育系统、翻译市场系统、翻译管理系统的协作与配合。依据“人本、中庸、尚和”以及“多维适应”［1］的生态翻译学思想，笔者分别对河南省的旅游翻译进行语言学、文化学以及生态学视角的审视。

（一）语言学视角审视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有真正做到‘多维’地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至少‘三维’（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选择转换，才有可能产生恰当的译文。”［2］针对旅游文本翻译，译者应特别关注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善于把握、分析中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及其各自特点，时刻不忘译文应体现的语语言特征。然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旅游翻译而言，这做起来可比说起来难多了。比如，河南尧山旅游区内的一处景点有一块大石板，大石板上以中英文对照的格式刻着尧山核心景区游览线路图（Yaoshancorescenicareatourcircuitdia－gram），其中“现在位置”一词，对应的英文为“Nowlocation”，这是典型的用英文单词排列的汉语意合结构。译者按照汉语语序，逐字对应，却完全不顾英语语言的生态语境，致使英语形合的语言特征荡然无存。线路图中的“现在位置”即“游客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译者应依据源语的情景语境，以的语读者为本，构建翻译文本，并根据英语语言表达习惯转换为：You’rehere（近看不像，远观传神）。旅游翻译的特殊性要求译者注重游客的认知水平及游览期待，尽量选择游客容易理解的语言表现源文内容，必要时还要做相应的信息增删，使译文契合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譬如河南博物院二楼展厅中关于“帝乡南阳”的中英文文本。南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龙兴之地，刘秀定都洛阳后，将南阳设为南郡，地位仅次于京城洛阳，世称帝乡。南阳以“大郡之都，连城数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而成为当时中国六大都会之一。LiuXiu，FoundingEmperorGuangwuoftheEasternHanDynasty，startedhisascenttothethroneatNanyang．AfterheestablishedhiscapitalinLuoyang，LiuXiumadeNanyangthesoutherncapital，secondonlytoLuoyangandknownastheEmperor’shometown．AsoneofthesixleadingmetropolisesinChinaatthattime，Nanyangadministereddozensoftowns，boastingprosperingbusinessinalldi－rectionsandunparalleledwealth．汉语表达常把情感体验与客体描述合而为一，易于滥用主观性修饰语。英语民族注重客体思维，造句成章服从逻辑规则［3］34－35。上述源文中的四字短语“大郡之都，连城数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词语对仗工整、声韵和谐悦耳，读起来韵味十足。译文则平铺直叙，突出主语主题，注重形合，信息安排采用“突显”语序，完全达到了与源文功能对等的目的。

（二）文化学视角审视

“文化是翻译生态的主要规范环境，翻译要在文化中发展，就会受到文化环境中多种生态因素的影响”［4］，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我们不妨以中国旅游网关于洛阳关林的英文介绍为例，LordGuan’sForest（Guanlin）TheLordGuan’sForestislocated7kilometerssouthtoLuoyangCityinHenanProvince……Theforestconsistsofhundredsofancientpineandplumtrees；thisisafamousviewofLuoyang。［5］关林是埋葬三国蜀将关羽首级的地方。“关”指关羽，那么“林”是何意？在我国封建社会，百姓墓称坟，圣人墓称林。中国旅游网不顾历史文化背景，望文生义将“关林”对应为“LordGuan’sForest”，实乃谬以千里，使的语游客如坠雾中。翻译中真正的对等应该是词语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都是相当的［3］2。如果将“关林”译为“GuanYu’sMausoleum”，似可较好传递源语的文化信息，以及千百年来国人对关羽的深厚感情，从而体现出“尚和”的生态翻译学思想。由于历史原因，中原文化在同西方文化碰撞时，常常采取超然态度，致使中原文化很难对外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而这与翻译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再以河南博物院二楼展厅中洛阳龙门奉先寺的中英文为例。龙门石窟奉先寺始建于唐高宗初年，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完工，历时近20年，武则天曾为此捐助脂粉钱两万贯。FengxianTempleatLongmenGrottoeswasfirststartedinthefirstyearofEmperorGaozong’sreignintheTangDynasty，whichlastednearly20yearstillitscompletioninthesecondyearofShangyuanperiod（675AD）．EmperorWuZetianmadeacontributionoftwentythousandguan（amonetaryunit）totheproject．如果从语言层面上加以考量，上述译文可谓上乘，但如果以生态文化视角加以审视的话，上述译文则仍有许多不足之处。“twentythousandguan（amone－taryunit）”，仅向的语读者传递出“贯”是一种货币单位，而源语“两万贯”的文化内涵信息，即武则天省脂粉巨资捐献修建奉先寺，则在译文中没有体现。据查，我国唐代一贯铜钱相当于现在413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6］，那么两万贯折合人民币超过8千万元。所以，上述译文应增补这些信息就显得非常必要，即“twentythousandguan（amonetaryunit），roughlyequalstoRMB80，000，000atpresent”。

（三）生态学视角审视

依据生态翻译学，翻译本体生态系统是整体翻译生态体系得以维持或发展的核心，围绕核心的翻译教育生态系统是翻译生态体系得以维持或发展的基础，翻译市场生态系统是翻译生态体系得以维持或发展的平台，翻译管理生态系统是翻译生态体系得以维持或发展的保障［7］。这种整体论的生态翻译观对旅游翻译具有整体的指导意义。旅游翻译管理生态系统是旅游翻译生态体系维持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笔者认为，省市各级政府的外事办公室、旅游局、旅游公司、旅行社等单位，应该与翻译公司、翻译协会之间沟通协作，从全局出发共同商量旅游翻译的总体规划与目标，监督翻译过程、评估翻译产品。然而依据笔者所做的实地考察，以及对相关职能部门、旅游从业人员的问卷调查，河南旅游翻译管理生态系统目前尚未健全，翻译在旅游中的重要性还有待政府职能部门和全社会的认同。全省多数旅游景点翻译、公示语翻译缺乏统一的监督管理。从对翻译公司、旅行社以及旅游景点的调查问卷来看，河南旅游翻译的市场准入制度有待规范，从事旅游翻译的工作人员比较混乱，缺乏有效的资质审查与监督管理。多数地市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旅游门户网站缺少相关的英文文本，一些著名景点如少林寺、龙门石窟的英文网页尚不完整，部分专栏点击后没有内容。以上这些因素的存在严重地制约着河南旅游业的发展。翻译市场生态系统的功能在于跨文化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具有跨文化存在的意义。但目前河南旅游翻译市场生态体系还处在形成阶段，翻译的跨文化产品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河南的翻译教育生态体系建设已经起步，河南省可招收翻译硕士（MTI）的高校目前已有五所，另有三所高校获批开设本科翻译专业的课程。这些高校的翻译课程设置应注重中原文化的译介，以培养专业的本土中译英人士。

多维度审视范文篇10

可视化教学机制作为一种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教学模式，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可知，此种“参与式对接式”教育技术能够为未来课堂的多维度建设提供必要的实证研究方法。从教育学与科学学科的技术工具与思维观点等层面上看，知识可视化是指在学科数据计算、信息整合以及成果表征过程中衍生出的知识传播与革新的新模式，信息技术的传播发展与载体定位已经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课程教育的体系模式，如何将互联网信息技术转化成直接的图片、视频等知识体系，成为当代教学领域的重点研究问题。信息网络平台为受教群体的思维共享、知识存储以及资源获取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支撑，参与主体的成果测评形式能够以“信息源”的形式进行归档与保留。以Clicker为代表的教学工具兼具成本低廉、性能稳定的交互教学特征，是一种典型的、由信息技术催生的“通用型”无线局域网系统，教师可根据课堂教学内容提出学科问题，学生个体可借助手持式样的Clicker应答设备进行感应交流，所有的应答状态及对应内容会及时全面地传递到教师端，生成各种类型的数据信息统计表，这种以“非纸质、非线性”的教学资源与管理模式有助于教学体系由“分立”向“共享”等方面的深度转变。在信息化教学支撑状态下，教学管理人员的资源利用观已经逐步实现从“要素论”向“技术生态论”的转变，信息技术从简单的学科教具转变为支撑环境，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大多数改革者的思维观念还停留在“技术贯彻”上，现有的“教与学”机制尚缺乏必要的革新措施。基于此，应重新审视个性化网络信息平台的建构模式与教学资源“大数据”的导向关系，努力从“21世纪竞争力”的教学总目标出发，从科学发展的视野上出发，关注信息技术在课程教学以及道德引导等层面的教学流程与评价模式问题。

2.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新型教育实践指向

2.1重审“信息人”的教学定位。由信息技术所建构的知识传递系统强调现有教学资源与教师个体专业此发展的整体与部分关系，构成了新型“教育生态统一体”。在当前计算机网络普及与新课程改革机制下，“教育信息生态系统”应努力向“技术人”、“自组织人”以及“进化人”的视角进行渗透与转化，以教育实践活动为实体支撑，努力实现受教个体与技术化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成果反馈以及要素循环等过程。社会综合信息系统作为集学生个体、教育信息以及价值环境的统一体，以“价值平衡”理念为现实参照，需要借助方法论与新型教学理念来对着力解决信息环境变化同“信息人”建设之间的矛盾。2.2建立健全信息教育支撑实体。教育教学信息化的发展为实践程序交互化、程序化以及网络化提供了建构根基，平板电脑作为信息化教学“智能终端”的代表形态，逐步借助其技术优势推进“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有效阅读，“iBooks”作为一种学科支撑软件，能够通过打造一对一辅导系统来更好地服务于专业素养的现实要求，同时，由此衍生出的“在线教育系统”则能够以“交互辅助系统”的形式，实施跟踪受教个体的学习轨迹与实践方式。教育信息化应切实带动教育现代化的全视角发展。此外，与传统的教学机制相对比，计算机虚拟系统中所打造的“教育云端”从数据联通、横向对比等层面为受教个体的“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划清了界线，有助于“信息学习型”教学机制的多维度建构。以此为着眼点，相关信息技术开发人员应统筹考量区域本土文化精髓与信息化教育机制的特殊性，关注信息技术核心概念、基本命题模式以及思维逻辑方法，对中国教育体系信息化的发展路径与战略思维创造发展条件。教学领域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应充分考虑理论拓展同教育实践融合之间的内部对接关系，根据实际教学检测成果编制并定期“信息指导报告”，努力将教育过程信息化建设融入到理论与实践的前瞻性研究中，以此来推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与实效化发展。2.3贯彻落实“信息主权”理念。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互联网教育信息系统中所建构的知识网络体系与特定的地理空间有密切关系，虚拟信息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在线教育管控平台与地理空间“相疏离”，对“主权概念”形成了现实冲击。因互联网具有“强渗透性”、“去中心化”与“世界性”的综合特征，能够允许大范围的社会公众参与到信息上传与要素交流过程中，相关教学管理群体难以切实有效地管理“信息流”，其具有的信息分类能力允许所有参与主体能够进行个人信息的传输与传导，在进行个体自由意愿规制以及信息联动机制建设的过程中，应重新审视个体信息保护、知识要素“跨维度流动”以及信息管理等层面的内在契合关系，以期更深层次地推进“信息主权”的行使环境建构与科学理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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