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性范文10篇

对抗性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道德困境道德难题规范缺失规范冲突角色冲突

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困境，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一般而言，我们只要有了对特定的道德情境和与此相关的道德规范的理解和把握，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就可作出道德判断和选择。这里不存在道德困境。但如果我们在做出道德判断和选择时，对相关事实情境的理解有分歧，可依据的道德原则又相互冲突，或是道德范畴及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就会陷入难以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的困境。这时道德难题就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依据道德难题产生的原因，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三类：即相关事实不清而导致的事实性难题；道德规范缺失和冲突而导致的规范性难题；以及道德范畴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而导致的元伦理难题。规范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难题，主要表现为三类。

一、规范缺失性难题

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往往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似乎已无力引导我们走出困境。按忧那斯的说法，这是因为传统伦理学具有的如下几个特征。(1)在时间上具有当下性。它们都对活动的直接标准加以规定,并且活动的主体和对象是同时存在的。(2)在空间上具有相邻性。伦理地域被限定在这样一些范围内:伦理主体和对象作为邻居、朋友或敌人相处,或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弱者与强者以及所有人与人相互作用的角色相处。所有的德行对于这些相近的活动范围都适用。(3)伦理学知识注重此时此地,是一种适用于所有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知识。由于传统伦理学的上述特点，其确证和提供的道德规范适应的是传统社会的道德实践，但由于现代社会出现了处于传统伦理学视野之外的具有崭新性质的活动领域和利益关系，要调整这些活动和关系，必然面临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某种空白而出现道德难题，即所谓规范缺失性道德难题。

代际正义就属于这类难题。代际正义是调整人类社会世代之间的利益关系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把社会中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主要归纳为三种形式：家庭中的世代关系、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和跨越时间的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显然，就家庭中的世代关系而言，我们清楚对于长辈和后代应尽的道德义务。如父母子女之间的相互义务，对于未成年的子女来说，父母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对于成年的子女来说，对长辈有赡养尽孝的义务。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会受到道德或者法律的制裁，在这里没有规范缺失的问题。就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也清楚无论对于上代还是后代都有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如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都规定有代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处理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伦理关系时，也不存在规范缺失的问题。规范缺失性道德难题只出现在跨越时间的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个意义上的代际正义主要调整的是非同时存在的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后代人是指“和现在的世代没有重叠的那些世代”［1］，具体来说是“那些将生活在未来，但是直到现在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死亡以后还没有出生的未来世代”［2］。AvnerDe-Shalit准确地概括出了这种世代之间关系的五个方面的特征［3］。（1）对这个世代关系中的世代之间的传递问题，人们必须考虑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现在的资源更符合未来的生产潜力要求，因此，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的物品传递意味着后者将获得比前者因此遭受到的损失更多的价值。（2）在这种世代关系之中，预测后代人的需要和偏好是困难的，即使能够预测，在与当代人的需要和偏好进行比较的时候，也是极为复杂的。（3）我们与后代人在经济上的交流完全是单向的。我们为后代人进行储蓄、或对他们施加经济压力，他们都不可能进行回应，或者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对我们进行“惩罚”。（4）后代人的人口规模是未知的。在这种世代关系中，不同的人口规模将影响对各种物品的分配方式。反过来，不同的分配方式又对后代人口的数量和身份产生影响。（5）在这种世代关系中，许多当代人采取行动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例如，造成某种物种灭绝的行为。这种不可逆转性影响了我们对后代人义务的本质问题的思考。

可见，代际正义问题超出了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有效边界，使我们调整这种关系时，面临无规范可以应用的道德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代际正义才“使各种伦理学理论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很严厉的考验”［4］。除此之外，还有种际正义、基因伦理等问题，也都涉及规范缺失性的道德难题。

二、规范冲突性难题

规范冲突性难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冲突。道德冲突是人类道德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道德困境。麦金太尔正是从道德冲突出发，来反思近代道德理论的困境的。麦金太尔认为希腊悲剧之所以为悲剧，不是因为当事人的过失，而是因为道德原则存在内在冲突。在具体的伦理困境中，当事人的道德处境与安提戈涅相似。他们不想违背道德义务，但是道德规范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行动方向。道德冲突是道德难题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道德冲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对抗性的道德冲突，即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其二是非对抗性的道德冲突，即同一价值体系内诸要素在特定情境里产生的冲突。

第一，对抗性的规范冲突。恩格尔哈特曾提出道德朋友和道德异乡人的概念，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冲突，就是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恩格尔哈特认为后现代的生命伦理学面对的是一个道德多元化的世界，深刻的道德分歧充斥着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不同道德体系、拥有不同道德传统的人们，对于人体改造等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不能共享道德原则或道德观，他们之间的道德争端就难以解决。对于这些持有不同道德前提的人，恩格尔哈特称之为道德异乡人，反之则称为道德朋友。恩格尔哈特的论述具有普遍意义，道德朋友与道德异乡人之分，不只存在于生命伦理领域，也存在于其他伦理生活领域。换言之，在当代社会，人们常常要在两种层次上过自己的道德生活，即与道德朋友们共享的生活和与道德异乡人共处的生活。后者的生活必然要发生对抗性的道德冲突。

在生态伦理学领域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就是这种对抗性冲突的典型。这种对抗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系统整体的利益高于人类自身的利益，人的价值尺度低于并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尺度，人的利益实现应以不破坏或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限度。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则主张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的价值尺度是衡量一切存在的价值标准，只有当所有存在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时，才是“善”的。其二，非人类中心主义肯定自然存在物与人一样具有内在价值，人与自然存在物是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具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自然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与人之间才存在伦理关系，人和自然存在物之间不存在伦理关系。其三，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对待自然界的行为方式上，强调人类不仅要以自身的尺度行动，而且要以其他存在物的尺度行动。主张通过对自然界的肯定、顺应和服从来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人类对待自然界的行为方式上，强调无论是对自然界的否定或者肯定，都是以人的尺度为标准的。自然界整体的完善发展应以不损害人的内在价值和生存为度。显见，这种冲突是基于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分歧和冲突，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决策的道德困境，就是所谓对抗性规范冲突导致的道德难题。

第二，在同一价值规范体系内，不同的道德原则规范在运用于同一情境时，彼此之间也会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的道德困境。套用上述恩格尔哈特的概念，这种冲突是可以发生在道德朋友之间的。

我们以不同的道德原则应用到安乐死的情境中所产生的冲突来予以说明。尽管关于安乐死的定义有了初步的共识，即安乐死是指使人生命感受上最小限度地承受痛苦和最大限度享受安详的一种死亡实施或死亡过程。但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论似乎仍未平息，主要在于各种道德原则间的冲突。自主原则是为安乐死的正当性辩护的主要原则。人格利益的核心是人格尊严，即个人的自由自主。这意味着要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独立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同样，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包括选择死亡。如果人们独立而理性地选择安乐死，那么，对人格的尊重将使得社会和他人有义务不干预甚至协助主动安乐死。正如德沃金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利作某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含义是，如果别人干预他做这件事，那么这种干预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表明，如果为了证明干涉的合理性，你必须提出一些特别的理由。”［5］但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自主原则却可能与其他的道德原则发生冲突。其一，它会与不伤害原则发生冲突。不伤害原则是由英国思想家米尔最早提出来的，并得到了许多人进一步发展的原则。他主张应当给予个人最广泛、最大可能的自由，但同时也承认，如果允许一个人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必将引起伤害。因此，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安乐死显然不只是私人的事，它涉及医生、病人、家属和社会等多重关系。患者可能与医护人员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也可能与家属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患者家属也可能与医护人员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而患者、患者家属、医护人员等又都可能与代表“社会公意”的“社会”这一抽象之关系主体发生某种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可见，安乐死的行为不是自我相关的，而是涉他的行为，都有可能因为伤害到了他人、家庭和社会的意愿和利益而不被允许。不伤害原则当然还包括不允许自我伤害。主动的安乐死也有可能是导致自我伤害的行为。因此，为了当事人自己的利益，可对其自主行为进行干涉，迫其促进自我利益或阻止其自我伤害。其二，除了具体的伤害，安乐死的行为也可能因为冒犯了他人而被限制。冒犯原则常常被用来作为反对安乐死的有力论证。因为安乐死确实有可能冒犯人们的职业使命感和宗教信仰。其三，它会和公正原则发生冲突。

需要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常常要花费巨大的医疗资源来维持低质量的生存，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抢救本没有救治可能性的濒亡患者，这会加重患者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减少医疗机构对其他患者的医疗护理，甚至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公平的。可见，社会公正原则的适用，往往是与自主原则相违背的。正是因为这些原则的彼此冲突，导致了安乐死的道德困境。

第三，同一道德原则应用于同一情境，也可能发生冲突。以基因改造中的自主原则为例。以前所出现的身体改造行为，如美体美容等，都是当事人的自觉自愿的行动。但基因改造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他人个性的举动，这就必然产生不同主体间自主权的冲突。例如父母有改造基因生产后代的权利，但这同时会限制后代自主选择的权利。

三、角色冲突

如果说，前述的规范冲突是在社会层面上说的，角色冲突则是在个体层面上说的。麦金泰尔在《道德困境》一文中指出，有关道德困境的哲学讨论引人注目。他认为，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境遇似乎确实成了问题。他提供了需要考虑的三个例子，其中第一个例子就是角色冲突的例子。它讲的是:一个道德上严肃的人(此人已承担或被分派发挥一个以上的社会角色的责任，有人会问我们每个人不就是这样吗)发现，履行一个社会角色的责任将阻止自己去履行另一个社会角色的责任。在应用伦理学领域里，角色冲突主要表现为职业角色和其他角色伦理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来源于以下三点区别。其一，职业道德的落脚点是职业全体，而角色道德的落脚点是社会个体。职业道德尽管看起来是直接约束每一个从业个体的，但实际上的目的在于维护职业整体的信誉与尊严。只有通过维护整个职业的利益，才能使每一个从业人员最终获益。这是职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根本区别，否则人们只要根据社会的规范体系来调整职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就足够了，职业道德就无必要了。而角色伦理约束个体的角色行为，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这种约束，使个体能扮演好这个角色，从而维护角色个体的尊严和人格。其二，职业道德是以职业为存在前提的，是对职业本质的反映，它调整的是通过职业活动而产生的职业内部及外部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它调整的范围是相对有限的。相反，角色道德的调整范围就要广泛得多。它以社会个体的存在为前提，调整着社会个体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各种关系，而不仅仅是职业关系，如在医生的角色伦理里，除了与职业道德相联系的职业角色规范外，还包括了非职业角色，如先赋角色的公民角色，这是一生下来就具有的；还有身份角色，如某一宗教的信徒、某一俱乐部的成员等等。其三，职业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一旦形成则会在很长时期内存续下去。除了该职业的职业操作规范外，该职业世代相续的内在精神对职业的存续与发展发挥着根本的作用。这种内在精神是职业道德的本源。所以，职业道德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其他角色伦理就不具有这么大的稳定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对同一个角色也许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如同是医生，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对这个角色要求就不同，所以角色伦理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但同时更具时代性。例如，救死扶伤一直以来就是医生的职业道德，但现代社会的医生却往往被要求对病人实施安乐死。

我们以医生的角色冲突为例。医生作为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员，接受这种职业团体特殊的伦理规范的制约。忠诚于患者是医生职业伦理的核心。其一，忠诚包括了诚实的义务，但医患关系中的具体角色常常要求医生有善意的欺骗。因为有时如实地通知病情(特别是死亡预后的通知)会造成病患不安，破坏病患希望，减缓医疗效果和导致病人自杀等。况且某些病患(特别是重病且濒临死亡的病患)其实并不想知道关于自身状况的实情。其二，忠诚包括了为患者保密义务，但医患中的社会角色常常要求为了公共利益或其他利益而放弃保密。如果不相信医生会保密，病人就不愿意对医师提供资讯或让医师做完整的检验，而没有这些资讯，医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及建议。实际上，保密是忠诚的具体化。但保密有时会与他人、社会的利益相冲突，如患者携带了艾滋病毒，此时，医生一方面要考虑到病人的利益和要求，为之保密，免其遭到歧视和排挤；另一方面，医生的职业终究与一般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不同，它提供的服务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对于从事医生、律师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因此，他在履行对患者的忠诚义务的同时，还要忠于公共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医生就有可能放弃对患者的保密义务，这两者就发生了冲突。其三，忠诚包括了医生信守承诺的义务，但医师有时会面对冲突的情形。如父母带小孩就医，医疗人员应对病人(小孩)负忠实义务亦应对契约的相对人(父母)负忠实义务，此二义务间有可能发生冲突。

上述规范性难题所导致的道德困境既出现在传统伦理学领域，也出现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其中，规范缺失性难题和对抗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1］D.ClaytonHubin,JusticeandFutureGenerations，PhilosophyandAffairs,Vol.6,No.1,1976,p.70.

［2］SeeLawrenceB.Solum,ToOurChildren’sChildren’sChildren’s:theProblemsofIntergenerationalEthics,LoyolaofLosAngelesLawReview,Vol.35,2001,p.171.

［3］AvnerDe-Shalit,WhyPosterityMatter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5,pp.4-5.

对抗性范文篇2

对抗理念是从对专制统治的对抗到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对抗，对抗的本质也从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平等到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以权利对抗权力，追求人权的信念。宪政，是指一种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和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意味着从对抗到妥协，是一种对抗制度下的状态，而这种制度的孕育并成熟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的，这个背景，就是我们所说的宪政文化。宪政文化植根于各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受着不同因素的不同影响，使整个世界的宪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是这种文化的发展背景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宪政文化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共性，我们发现对抗性就是这样的一种共性。笔者试从西方宪政发达国家的宪政的发展历史人手，并通过对西方和我国对抗性理念差异的分析，提出提高我国公民对抗性宪政意识的解决方案。

二、西方宪政发展史中的对抗意识

(一)英美法系

英国宪政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多元主体对抗性的历史。对抗性理念从最开始只存在于贵族到后来普及到民众，随着对抗性理念的增强和统一，反抗压迫，制衡强权的宪政的意识逐步蔓延，使得英国宪政的建立。它最早源于“国务需协商决定”的悠久历史传统。1066年前夕，已形成这样一条公认的准则：“国王未征求意见和得到同意不得行动。”可见英国从很早开始就存在着与国王对抗的理念。1215年英国《大宪章》是世界第一部具有宪政意义的文件，就是当时英国贵族成功迫使国王妥协的产物。近代，对抗性理念不但在当时的贵族阶层得到了体现，随后爆发了苏格兰人民起义，在人民的压力下，议会和军队组成的最高法庭处决了查理一世，标志着对抗专制统治的一大胜利。

美国是世界上成功实现宪政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对抗性的宪政文化，体现了一种多元主体性和普适性，无论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还是适用范围最小的规章，都体现出了一种对抗后妥协；无论是上至掌管国家立法的议会，还是下至普通的老百姓，都不轻言妥协和放弃，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与对手抗衡，而这种对抗性的理念正是现代多元主义的立宪主义理论的思想根基。首先，美国宪法的诞生是一部从反抗殖民压迫到权力之间相互对抗的历史。其次，美国宪法基本原则与制度上，对抗性理念也得以体现。如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度。两种制度的精髓充分体现了对抗性的理念。再次，在美国宪法实施过程当中对抗性理念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使公民具有提起违宪审查的资格，任何受到法律损害的公民都有权提起违宪审查。正是由于防止政府权力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为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创造“良好”的理由，它赋予了公民对抗“恶法”的可能性，增强了公民对抗公权力侵害的反抗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宪政意识，使宪法真正融人公民的生活，成为真正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法律。

(二)大陆法系的宪政对抗性理念

法国、德国等国家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宪政对抗性理论，但是从其宪法文化的发展以及成文的宪法典中，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德国《德国基本法》强调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并保护之，是“所有国家权力之责任义务”，明确了公民基本权利的最高价值定位，并明文规定了公民具有抵抗暴力的权利。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宪法文化体现了的特点，形式也各有不同，但是都以宪法条文的形式确保公民对抗性权利能够得以实现。

通过对以上几个国家宪法发展和宪政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抗国家公权力的权利被每个国家明示或者默认的方法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中。随着对抗性理念的逐步增强和统一推动了民众宪政意识的提高，促使民众积极的参与到宪政的建设之中，而正是有了这种大众的参与，宪政才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并成熟起来。

三、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堵何处

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推翻了满清统治之后，在1912年颁布了《中华民国I临时约法》。这是一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随后全国掀起了一轮新的立宪高潮，南方各省开始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湖北、江苏、浙江、江西、贵等各省纷纷自行制定宪法，并选送代表制定联省宪法。这一时期，省宪运动虽然开展的相当热烈，但是实施不力，仍然是有宪法无宪政。

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宪政发展史，虽然宪政文化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宪政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宪政发展与民主、人权无关，统治者是为了宪法而制定宪法，是为了中国独立而实施宪法，宪法沦为一种工具。中国的宪政完全是照葫芦画瓢照搬西方的模式，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没有解决中国国情，了解民众真正的需要。这种缺乏大众基础的宪政是注定要失败的。

与西方宪政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并不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更是传统文化带来的差异。西方人普遍认为人性基础是“性恶论”，作为西方的宪政思想精髓的权力制约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上，即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正是因为人性是“恶”的，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更不例外，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恶性膨胀，民众不仅需要从对抗性的制度上更会从行动上去加以限制和约束统治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基础则是“性善论”，它强调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并通过统治者自身的表率作用来影响人们。这是建立在对掌握权力的人充分信任的前提上的，它所注重的是掌握权力的人内在的道德自律，而不是外在法律的制约。民众也充分相信统治者，即使在受到侵害的时候，也坚信统治者总有一天能够改正错误。正如林语堂先生做过的一段精辟的分析：“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吾们又赋予此辈无限的政治权力，亦从不计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这样，何谈对抗呢?中国的宪政文化的发展呈曲线型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后和军阀混战的两个历史阶段，中国曾出现了两个宪政发展高潮，除了和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有关，不可忽略的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宪政意识，即一种对抗性的理念。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深受西方的先进思想影响，主张人们反抗封建压迫和专制统治，力求在乱世中争取自由和人权，实现西方式的宪政之路。可是他们高涨的立宪意识和民众普遍的宪政意识的缺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普通大众知识贫乏，根本不懂什么所谓的宪法宪政，更加不明白只有以权利和政府权力对抗才能争取自由和权利，加之长期受到权力的奴隶的封建思想影响，更加不敢反抗，即使零星的力量和思想在镇压后，也变的唯唯诺诺。正是由于民众宪政意识的缺乏，立宪运动缺少了大众的参与，民众如同看戏般的注视着一部又一部所谓的根本大法“宪法”的颁布，然后又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在历史中，民主也好，宪政也好，不仅无法阻止战乱，反而成了战火不熄的借口，在民不聊生的社会中，规定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只能是欺骗。对抗的本能被长期压抑，即使在宪政文化发展时也没有得到承认，在任何一部成文宪法中也没有肯定对抗这一基本权利。对抗理念的缺乏导致宪政意识的缺乏，而宪政意识的缺乏，也使民众没有对抗的理念。于是我国近代的宪政之路终是未能通畅，我们始终还是权力的奴隶。

四、对抗性的宪政意识培养

受历史和传统文化造成了公民以国家权力本位和公民义务本位的精神底蕴，权利意识淡漠，许多公民把那些公正、廉洁的干部奉为“青天”和“父母官”，习惯对权力的依赖和服从，而不知道对权力的对抗和制约。宪政的精髓在于对权力的控制和对权利的保护，权利对抗权力的对抗性宪政意识的缺乏将阻碍我国的宪政之路的进程，如何提高公民基本权利的对抗性的宪政意识，成为当前紧迫的任务，针对中西的对抗性宪政意识差异造成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提高我国公民的对抗性宪政意识：

1．创造一个良好的推行宪政的政治环境。“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逐渐唤醒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十七大报告肯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并同时提出要加强民主建设，这些政策都为宪政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由于民众长期以来对权力盲目信奉和崇拜，对政府官员的信赖，目前我国的宪政意识培养还需要政府在其中采取主导地位，但宪政的实施，对抗性宪政意识的培养始终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削弱，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政府需要保持开明的政治姿态，一以贯之的走宪政之路，坚持依法行政，坚持控权意识的培养，并引导和培育公民参与宪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的民主和自由。只有这种政治环境创造好了，宪政才能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

2．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宪政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要求商品交换平等的进行，由此产生了自由、平等、财产权等权利观。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会形成社会成员强烈的权利意识，这不仅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各自的权利，更要求国家承认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求国家的统治方式发生转变，因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必然会践踏公民的权利，所以市场经济形成的权利意识会唤醒人们自觉地用公民权利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这样对抗性的宪政意识才有了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

3．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宪政发展初期对抗性意识影响宪法制度的制定，反过来，宪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培养公民对抗性宪政意识的作用。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我们不能忽视制度的重要作用。首先，应该在宪法中明确赋予公民对抗权。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可以说，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民对抗权的默认。但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宪政秩序的和谐与稳定，为行政法领域的抵抗权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为了公民能明确正当的行使对抗的权利，我们应该向西方各国学习，在宪法文本中肯定公民的对抗权。其次，对权利的保障始终离不开救济，一切有救济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为了保障对抗性权利的实施，从而提高公民的宪政意识，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并结合我国的情况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赋予公民具有对抗不合理制度，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的诉权，让宪法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让宪法在维护基本权利上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束之高阁的法律。这是培养对抗性宪政意识的关键之处。

对抗性范文篇3

何谓对抗性体育运动?目前体育运动界及体育运动理论界对此尚无明确界定。我们以为，所谓对抗性体育运动是指由运动员组成对峙的双方，从事着存在近间隔身体接触、较为剧烈的竞技性比赛活动。把握对抗性体育运动应当留意三点。首先，对抗性体育运动参与者一般分为“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在整个活动始终处于“对立”的、竞争的地位。参加这些运动的对立双方之目的在于从体能、气力或技能方面击败对方。因此，对抗性体育运动经常属于体能、气力与技能相结合的竞技性运动，某些对抗性体育运动比赛往往更突出运动员的气力能力，如摔跤、拳击等；其次，对抗性体育运动存在身体近间隔的接触，这是运动性质本身决定的；最后，对抗性体育运动具有高风险性。对抗性体育运动多为运动比较剧烈，双方对峙较激烈的活动，因此，对运动员双方来说风险比较高，比起其它运动更轻易造成伤害，而运动员的伤害又多来自于另一方的过错行为。常见的对抗性体育运动包括篮球、足球、摔跤、相扑、拳击比赛活动等。正由于这些运动具有激烈性、开放性、近间隔身体接触性、高风险性、对抗性、竞技性等特征，所以，在比赛或练习过程中必然存在人身安全危险，轻易造成人身伤害。然而，学生在从事上述运动过程中，对是否造成对方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往往难以猜测，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为因从事对抗性体育运动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的法律责任的界定带来难点。基于题目范围的限制性，本文仅仅对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法律责任题目略作探讨。

2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法律责任分析

2．1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法律责任构成要件

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发生后，产生法律责任与否取决于其是否具备必要的主客观要件。由于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法律责任是基于人身伤亡产生的法律责任，因此，应属侵权性法律责任，而不涉及到违约责任，行为人因此应当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从民法学的视角看，校园对抗性体育伤害事故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如下：

2．1．1具有伤害事故的产生

伤害行为的发生是损害赔偿责任产生的条件条件。但是，在激烈对抗性体育运动项目中发生的伤害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也应作具体分析。假如致人伤亡动作本身为该项运动项目的规则所答应，这种伤害则不能以为具有民法上的非法性。如在足球比赛时，依据“公道冲撞规则”所实施而引起伤害的动作，一般不以为是侵权性伤害行为。然而，假如比赛中动作粗鲁，明显违反规则要求，具有伤害他人身体故意的或过失，基于此产生的伤害后果，则应当以为是侵权行为，视伤害程度，甚至可以按故意伤害罪论处，追究行为的刑事责任。

2．1．2伤害故事发生在对抗性体育运动中

本文所涉及的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不限于发生在学校校园内的体育运动，还包括由学校组织在校外进行的体育活动，因此，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一般会涉及三方面的主体，即运动双方当事人以及作为运动组织者或运动场地提供者的校方。基于此类运动发生的伤害事故的责任者也可能涉及三方当事人。

2．1．3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借体育运动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假如致人轻伤以上，则可构成故意伤害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故意伤害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学校或其他组织不能成为故意伤害罪的犯罪主体，但是可以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实践中，体育运动伤害行为以意外事件和过失为多。意外事件是行为人主观上不可预见、客观上无法避免的事情，也即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事情，超出了行为人主观意志。另外作为受损一方事先也应当明白，作为对抗性体育运动本身既是没有违规操纵也存在着风险，因此应当免除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2．1．4伤害事故的产生与运动双方或学校的过失行为具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之行为与行为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是决定体育伤害事故责任承担的条件条件。值得留意的是，将哲学上的因果关系运用到法律关系中来，也应当考虑直接因果关系和间接因果关系。在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原则方面，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与行为结果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也即行为的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才是认定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而间接偶然的联系只能作为行为人加重责任的判定依据。从民事责任的承担上不存在从重或加重处理的题目，因此，间接偶然的联系缺乏民事责任的基础。

2．2校园对抗性体育伤害事故责任主体的认定

分清责任主体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条件。前已叙及，校园对抗性体育伤害事故区别于其他体育伤害事故的关键之一是，该事故一般涉及三方当事人，即对抗性体育运动双方及学校或相关教师。换言之，学校对抗性竞技体育运动可能发生在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其他组织或个人之间。据此，承担校园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主体可能作为组织治理这些运动的学校、参加某项对抗性体育运动的双方运动员，如学生、教师或其他人。

首先，明确学校承担对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承担责任的条件条件是首先必须厘清学生来到学校后同学校所处的关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下称为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治理和保护工作。”该规定昭示，学校非未成年的任何形式的监护人。“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不是法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也不是监护职责的转移关系，更不是委托教育治理关系”。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题目的意见》第23条“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的规定，学校可以接受监护人的委托，在委托期限内，承担部分或全部监护责任。然而，根据学校的性质，学校只能接受部分委托，而无法承担全部委托的责任，“无法按照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原则来要求学校。”学校作为受委托部分监护职责的组织，只能适用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对已成年的大学生则另当别论。《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了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12种情形，学校应当承担责任。该规定的第1项、第2项、第4项、第6项、第7项、第8项以及第10项与体育运动有关。也就是说，学校开展体育运动时，假如具备上述7种情形之一而使学生受到人身伤害，学校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否则，可以排除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义务。

其次，在排除了学校对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承担法律责任的条件下，具体组织或领导体育活动的教师个人是否对其失职行为单独承担民事责任，还是与学校作为共同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就此题目实践中存在争议。有人以为教师不应与学校成为共同被告，理由是教师是履行职务行为，责任应完全由学校承担；也有人以为可以将教师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笔者以为，教师能否作为共同被告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应当视具体情况确定。假如教师以个人名义参加成为对抗性体育运动中学生的相对人，在造成学生伤害时教师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错，则教师应当单独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假如为了举行对抗性体育运动所必要的设备存在安全隐患，而组织领导该次体育运动的教师无法知道体育器材存在安全隐患，则可免除教师的民事责任；反之，假如教师明知或应当知道该体育运动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因疏忽大意没有遇见或过于自信能够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则该教师应当与学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最后，相对应的运动员双方在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责任题目。运动员双方对运动伤害的事故的免责条件在于其对伤亡者的有无过错，这是一般性运动伤害事故之使然。

2．3对抗性体育运动伤害事故的回责原则

对抗性体育运动假如发生伤害事故则涉及到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题目，显而易见，同其他体育伤害事故一样，该民事责任应属于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及我国民法理论概述，民事法律责任的回责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即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是我国民法关于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则不以行为人的过错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由法律规定而承担民事责任，是一种特殊的回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仅仅适用于法律规定的几种特殊侵权行为。公平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对造成的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有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下的基础上，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简言之，即双方对造成损害都无过错，而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作为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其回责原则应适用我国民法关于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规定。但是在回责原则的取舍方面，学理界和司法界均存在争议。一般以为，校园体育伤害事故应当使用过错责任原则，而不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时，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很多情况下属于意外事故，双方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按照民法的公平原理，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简言之，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责任认定，应当以过错责任为主要回责原则，同时辅以公平责任原则。也有学者以为三种回责原则均有适用的余地，还有人以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仅仅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笔者以为，三种原则都适用则对学校、对校园体育活动的运动者均过于严厉，不利于校园体育运动的开展。学校体育活动开展的目的在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一代人，是学校教育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校体育活动一般是通过体育课、学校内部体育运动会或校际体育运动会等形式来进行的。无论何种方式开展体育活动，其宗旨都是为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校园体育运动中造成伤害事故时，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则不应当过于严格。换言之，假如一味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则会束缚学校的手脚，从而，学校在体育课中会尽可能选择风险程度小的体育活动，使得学生在校运动强度和时间大大减少，无法满足青少年儿童成长过程所需要的运动量，其结果还是不利于学生自己的身心发展。当然，法律原则确定的本身也应当兼顾各个法律关系主体利益，尤其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存在冲突时，法律则应当在各立意主体间寻找一个均衡点，而不能以牺牲一方的利益来左袒另一方的利益。因此，在校园对抗性体育伤害事故中，假如仅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则不利于维护受害者的利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兼顾公平责任原则即可切实维护受害者的利益，也可以增强学校和另一方运动员的责任心。

值得留意的是，民法理论上的过错责任通常是指故意或过失。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学校作为教育教学组织，尤其是为了实施教学行为而组织学生从事某种活动如体育活动，其本身目的不可能存在故意伤害学生的行为。因此，确切地说，在校园体育伤害事故中，学校的过错责任实际上仅仅是因过失行为(包括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引起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对抗性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对抗性理念；宪政；宪政意识

一、对抗性理念与宪政文化

对抗理念是从对专制统治的对抗到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对抗，对抗的本质也从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平等到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以权利对抗权力，追求人权的信念。宪政，是指一种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和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意味着从对抗到妥协，是一种对抗制度下的状态，而这种制度的孕育并成熟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的，这个背景，就是我们所说的宪政文化。宪政文化植根于各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受着不同因素的不同影响，使整个世界的宪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是这种文化的发展背景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宪政文化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共性，我们发现对抗性就是这样的一种共性。笔者试从西方宪政发达国家的宪政的发展历史人手，并通过对西方和我国对抗性理念差异的分析，提出提高我国公民对抗性宪政意识的解决方案。

二、西方宪政发展史中的对抗意识

(一)英美法系

英国宪政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多元主体对抗性的历史。对抗性理念从最开始只存在于贵族到后来普及到民众，随着对抗性理念的增强和统一，反抗压迫，制衡强权的宪政的意识逐步蔓延，使得英国宪政的建立。它最早源于“国务需协商决定”的悠久历史传统。1066年前夕，已形成这样一条公认的准则：“国王未征求意见和得到同意不得行动。”可见英国从很早开始就存在着与国王对抗的理念。1215年英国《大宪章》是世界第一部具有宪政意义的文件，就是当时英国贵族成功迫使国王妥协的产物。近代，对抗性理念不但在当时的贵族阶层得到了体现，随后爆发了苏格兰人民起义，在人民的压力下，议会和军队组成的最高法庭处决了查理一世，标志着对抗专制统治的一大胜利。

美国是世界上成功实现宪政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对抗性的宪政文化，体现了一种多元主体性和普适性，无论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还是适用范围最小的规章，都体现出了一种对抗后妥协；无论是上至掌管国家立法的议会，还是下至普通的老百姓，都不轻言妥协和放弃，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与对手抗衡，而这种对抗性的理念正是现代多元主义的立宪主义理论的思想根基。首先，美国宪法的诞生是一部从反抗殖民压迫到权力之间相互对抗的历史。其次，美国宪法基本原则与制度上，对抗性理念也得以体现。如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度。两种制度的精髓充分体现了对抗性的理念。再次，在美国宪法实施过程中对抗性理念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使公民具有提起违宪审查的资格，任何受到法律损害的公民都有权提起违宪审查。正是由于防止政府权力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为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创造“良好”的理由，它赋予了公民对抗“恶法”的可能性，增强了公民对抗公权力侵害的反抗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宪政意识，使宪法真正融人公民的生活，成为真正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法律。

(二)大陆法系的宪政对抗性理念

法国、德国等国家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宪政对抗性理论，但是从其宪法文化的发展以及成文的宪法典中，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德国《德国基本法》强调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并保护之，是“所有国家权力之责任义务”，明确了公民基本权利的最高价值定位，并明文规定了公民具有抵抗暴力的权利。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宪法文化体现了的特点，形式也各有不同，但是都以宪法条文的形式确保公民对抗性权利能够得以实现。

通过对以上几个国家宪法发展和宪政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抗国家公权力的权利被每个国家明示或者默认的方法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中。随着对抗性理念的逐步增强和统一推动了民众宪政意识的提高，促使民众积极的参与到宪政的建设之中，而正是有了这种大众的参与，宪政才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并成熟起来。

三、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堵何处

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推翻了满清统治之后，在1912年颁布了《中华民国I临时约法》。这是一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随后全国掀起了一轮新的立宪高潮，南方各省开始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湖北、江苏、浙江、江西、贵等各省纷纷自行制定宪法，并选送代表制定联省宪法。这一时期，省宪运动虽然开展的相当热烈，但是实施不力，仍然是有宪法无宪政。

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宪政发展史，虽然宪政文化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宪政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宪政发展与民主、人权无关，统治者是为了宪法而制定宪法，是为了中国独立而实施宪法，宪法沦为一种工具。中国的宪政完全是照葫芦画瓢照搬西方的模式，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没有解决中国国情，了解民众真正的需要。这种缺乏大众基础的宪政是注定要失败的。

与西方宪政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并不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更是传统文化带来的差异。西方人普遍认为人性基础是“性恶论”，作为西方的宪政思想精髓的权力制约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上，即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正是因为人性是“恶”的，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更不例外，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恶性膨胀，民众不仅需要从对抗性的制度上更会从行动上去加以限制和约束统治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基础则是“性善论”，它强调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并通过统治者自身的表率作用来影响人们。这是建立在对掌握权力的人充分信任的前提上的，它所注重的是掌握权力的人内在的道德自律，而不是外在法律的制约。民众也充分相信统治者，即使在受到侵害的时候，也坚信统治者总有一天能够改正错误。正如林语堂先生做过的一段精辟的分析：“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吾们又赋予此辈无限的政治权力，亦从不计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这样，何谈对抗呢?中国的宪政文化的发展呈曲线型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后和军阀混战的两个历史阶段，中国曾出现了两个宪政发展高潮，除了和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有关，不可忽略的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宪政意识，即一种对抗性的理念。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深受西方的先进思想影响，主张人们反抗封建压迫和专制统治，力求在乱世中争取自由和人权，实现西方式的宪政之路。可是他们高涨的立宪意识和民众普遍的宪政意识的缺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普通大众知识贫乏，根本不懂什么所谓的宪法宪政，更加不明白只有以权利和政府权力对抗才能争取自由和权利，加之长期受到权力的奴隶的封建思想影响，更加不敢反抗，即使零星的力量和思想在镇压后，也变的唯唯诺诺。正是由于民众宪政意识的缺乏，立宪运动缺少了大众的参与，民众如同看戏般的注视着一部又一部所谓的根本大法“宪法”的颁布，然后又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在历史中，民主也好，宪政也好，不仅无法阻止战乱，反而成了战火不熄的借口，在民不聊生的社会中，规定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只能是欺骗。对抗的本能被长期压抑，即使在宪政文化发展时也没有得到承认，在任何一部成文宪法中也没有肯定对抗这一基本权利。对抗理念的缺乏导致宪政意识的缺乏，而宪政意识的缺乏，也使民众没有对抗的理念。于是我国近代的宪政之路终是未能通畅，我们始终还是权力的奴隶。公务员之家

四、对抗性的宪政意识培养

受历史和传统文化造成了公民以国家权力本位和公民义务本位的精神底蕴，权利意识淡漠，许多公民把那些公正、廉洁的干部奉为“青天”和“父母官”，习惯对权力的依赖和服从，而不知道对权力的对抗和制约。宪政的精髓在于对权力的控制和对权利的保护，权利对抗权力的对抗性宪政意识的缺乏将阻碍我国的宪政之路的进程，如何提高公民基本权利的对抗性的宪政意识，成为当前紧迫的任务，针对中西的对抗性宪政意识差异造成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提高我国公民的对抗性宪政意识：

1．创造一个良好的推行宪政的政治环境。“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逐渐唤醒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十七大报告肯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并同时提出要加强民主建设，这些政策都为宪政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由于民众长期以来对权力盲目信奉和崇拜，对政府官员的信赖，目前我国的宪政意识培养还需要政府在其中采取主导地位，但宪政的实施，对抗性宪政意识的培养始终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削弱，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政府需要保持开明的政治姿态，一以贯之的走宪政之路，坚持依法行政，坚持控权意识的培养，并引导和培育公民参与宪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的民主和自由。只有这种政治环境创造好了，宪政才能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

2．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宪政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要求商品交换平等的进行，由此产生了自由、平等、财产权等权利观。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会形成社会成员强烈的权利意识，这不仅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各自的权利，更要求国家承认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求国家的统治方式发生转变，因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必然会践踏公民的权利，所以市场经济形成的权利意识会唤醒人们自觉地用公民权利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这样对抗性的宪政意识才有了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公务员之家

3．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宪政发展初期对抗性意识影响宪法制度的制定，反过来，宪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培养公民对抗性宪政意识的作用。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我们不能忽视制度的重要作用。首先，应该在宪法中明确赋予公民对抗权。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可以说，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民对抗权的默认。但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宪政秩序的和谐与稳定，为行政法领域的抵抗权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为了公民能明确正当的行使对抗的权利，我们应该向西方各国学习，在宪法文本中肯定公民的对抗权。其次，对权利的保障始终离不开救济，一切有救济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为了保障对抗性权利的实施，从而提高公民的宪政意识，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并结合我国的情况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赋予公民具有对抗不合理制度，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的诉权，让宪法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让宪法在维护基本权利上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束之高阁的法律。这是培养对抗性宪政意识的关键之处。

对抗性范文篇5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激进民主”这一术语是一个多义词。一般看，激进是乌托邦政治规划的特征之一，它是一种超越任何现有制度安排的姿态。这种姿态的合理性在于，它坚持这样的立场，任何以权力为取向的现存制度安排都因为权力的压迫性而不可救药地堕落在谎言之中。而民主既是一种现实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安排，又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的普遍的理想。而这正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之一。因此，“激进民主”英文radicaldemocracy恰恰是一个包含着重迭含义的多义词，它既可以理解为把现有民主制度彻底化和普遍化的政治主张——在这一含义上可译为“彻底民主”，又可以理解为替代现有民主制度的乌托邦政治规划。而这正是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特征。

拉克劳和墨菲迎合了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呼声，提出了如下观点：左派的任务不是放弃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相反，而是要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他们试图以此来打破马克思主义的僵局。当然，作为一种通过文化霸权斗争来扩大民主空间的政治战略，激进民主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也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斗争和改良运动。正是这一原因，拉克劳和墨菲把这种斗争策略追溯到第二国际时代的政治改良主义，虽然他们理论并不能直接用后者来概括。

二、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新策略”，激进民主的核心可以用回到霸权的斗争这个口号来概括。而它又是围绕对抗性、社会和政治、霸权、普遍性和特殊性等术语及其关系的重新定义展开的。

拉克劳和墨菲强调激进民主是一种政治。一般而言，政治是源自对抗性。但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基本的价值问题，即如何理解对抗性本身。如果把对抗性视为一种不以个体意志而转移的客观事实，这种客观事实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那么我们就得出这个结论：只要对抗性的历史条件不发生根本改变，个体之间的对抗便是不可避免的。与此相反，如果把对抗性本身理解为个体之多元事实所导致的人为现象，那么一方面政治现象便是一种永恒的现象，而它的实质则是个体之间相互承认的斗争。这两种不同的理解路径直接导致两种不同的政治含义：前者是狭义的，后者是广义的。在狭义政治语境中，对抗性即是敌我关系；在广义语境中，对抗性则是我与他者之间的多元关系。而实现从狭义向广义的逻辑过渡，则必须把对抗性重新理解为一系列非本质性的差异。

在事实层面上，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派别都按照狭义来理解政治的，并把它贯彻到现实的斗争之中。马克思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

上述背景为我们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提供了基础。我们将因此能够理解作为社会主义新策略的霸权斗争的对抗性逻辑，这个逻辑事实上正是重新恢复马克思所批评的“个体的对抗”。当然，这意味着必须同时取消马克思强调的那种作为物质生活条件的客观性对抗（后马克思主义者把它作为“基本对抗”或“本质主义的对抗”给取消了）。然而，这种对抗是马克思的核心问题，只要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只要把这一文本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我们就必须承认，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谈论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因此，当我们听到拉克劳和墨菲反复强调反本质主义哲学基调时，我们难道不理解，他们反对的正是马克思把上述客观结构视为“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主张吗？他们不正是通过否定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的客观性而取消了阶级斗争吗？不正是通过否定个人对抗的客观条件而把政治引向语言学游戏的吗？

不管怎样，正是在这种反本质主义的逻辑上，墨菲认为，“政治不能被局限于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也即说，后马克思主义把政治(thepolitical)不再理解为“既定制度安排的术语，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维度”。而“对抗不是客观关系，而是在其中显示了所有客观性限度的关系。社会围绕着它的限度构成，而且这些限度是对抗性的”。

从上面的分析看，拉克劳和墨菲通过复杂但是能够理解的逻辑转换到后现代立场，试图通过迎合身份政治之时尚来重塑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类解放的话语。在其中，政治斗争变成了一种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和协商行动，变成了不同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竞争普遍话语的努力。在其中非本质的社会只是个体之间交往的边界，而交往本身则是与经济这种“本质主义的”活动没有干系的纯粹的活动。我们看到，这也正是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旨趣。

三、当墨菲强调“我们必须为文化多元主义、群体性生活方式、各种政体，以及主体多元主义、个人选择和各种善的观念留下空间”，事实上，这个断言，要么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有关剥削、压迫和奴役正是在这个基本的多元事实中发生的，这一点同样适用对罗尔斯的评论；要么就仅仅是那种经常发生的以理性来批评理性的自由主义论调。

因此，我们看到虽然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瞬间闪现了惊人的光芒，但是它也并没有达到他们批评的施米特那样的深刻，更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这种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只是在后现代话语异常增殖背景下衍生出来的一种知识独白。当它自觉地在把“模棱两可”（或“暧昧”）作自身的立场，把“不可能性”作为理论的目标，它所反映的仍然是“资本与自由皆我所欲也”这种两难困境，它正是阶级政治全面退却背景下西方某些左派迫不及待转向后现代寻求理论支援的后果之一。

对抗性范文篇6

《酉阳杂俎·诺皋记上》载有著名的“妒妇津”的故事：相传刘伯玉妻断氏有嫉妒心。刘伯玉曾经称赞曹植在《洛神赋》中所写洛神的美丽，断氏听到后，气氛地说：“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我死，何愁不为水神？”后果真投水自杀。于是后人将她投水的地方称为“妒妇津”，相传凡女子渡此津时均不敢盛妆，否则就会风波大作。这个著名故事反映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嫉妒心理。那么，到底什么是嫉妒心理？它有哪些基本特征和不同的层次呢？我们怎样认识和对待嫉妒心理的危害性？下面我想从这几个方面作出简单的论述。什么是嫉妒心理？由于嫉妒这种社会心理和行为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心理的产物，给嫉妒心理下一个简洁明了的定义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在如何界定嫉妒心理的含义时多有争论。日本《广辞苑》为嫉妒下的定义是：“嫉妒是在看到他人的卓越之处以后产生的羡慕、烦恼和痛苦。”该定义的特色引进了嫉妒之中，认为羡慕心理是嫉妒心理的产生基础之一。《牛津英语词典》为嫉妒所作的定义是：“由于怀疑、忧虑、或知道有竞争者而产生的心理状态，表现在爱情等方面：惧怕在感情上被别人替代，或者对心上人的忠诚的不信任，尤其是对妻子、丈夫和恋人。”很显然，这一定义是从竞争出发，从爱情方面所作的一个嫉妒定义，其局限性显然是很大的。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典》中对嫉妒的定义是：“与他人比较，发现自己在才能、名誉、地位或境遇等方面不如别人而产生的一种由羞愧、愤怒、怨恨等组成的复杂情绪状态。”这个定义的特点是综合了嫉妒被广泛认同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嫉妒心理的基本特点有哪些？综合看来，嫉妒心理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一、嫉妒的产生是基于相对主体的差别。这个相对主体即嫉妒主体指向的对象既可以是具体人，也可以是人和某一现象，亦可以是某一集体或群体，例如单位与单位、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嫉妒。那种相对主体的差别即可以是现实的客观差距，比如财富和相貌的差距；也可以是非物质性的差距，如才能、地位的差别；亦可以是不真实的幻想出来的差距，例如总感觉室友之间特别亲热；还可以是对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威胁和伤害的假设，例如上级对于下级才能的妒忌。二、嫉妒具有明显的对抗性，由此可能引发巨大的消极性。嫉妒心理是一种憎恨心理，具有明显的与人对抗的特征。嫉妒心理的对抗性来源于比较过程中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而且，这种对抗性常常带来对社会的巨大危害性。1991年原北京大学物理系高才生卢刚在美国爱菏华大学枪杀四名导师和一名同学后自杀身亡。其原因即在于此。三、嫉妒心理具有普遍性。嫉妒是一种完全自然产生的情感，古今中外，没有哪个社会和国家的居民完全没有嫉妒心。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一旦看到别人比自己幸运，心里就“别有一番滋味”。这“滋味”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心理的情绪体验。我们每个人都会这种经历。四、嫉妒心理具有不断发展的发泄性，且无法轻易摆脱。发泄性是指嫉妒者向被嫉妒者发泄内心的抱怨、憎恨。一般来说，除了轻微的嫉妒仅表现为内心的怨恨而不付诸行为完，极大多数的嫉妒心理都伴随着发泄行为。并且，这种发泄的欲望具有无法轻易摆脱的顽固性。培根曾经幽默地引用古人的话说：“嫉妒心是不知休息的。”嫉妒是伴随着私心相伴而生，相伴而亡的，只要私心存在一天，嫉妒心理也就要存在一天。此外，嫉妒心理另外几点值得注意：嫉妒虽系从比较中产生，其必涉及第三者的态度；地位相等、年龄相仿、程度相同的人之间最可能发生嫉妒；是否出现嫉妒心理还与思想品质、道德情操修养有关等等。嫉妒心理的有哪几个不同层次？弗洛伊德在其1892年的著名论文《嫉妒、妄想狂和同行恋中的某些精神机制》把嫉妒心理划分了三种层次，即正常型、投射型和妄想型。弗洛伊德的嫉妒心理层次的划分主要是针对来分析的，有其局限性。我们可以借助于它所涉及的一些心理机制和因素，进行相对来说可能更为合理的层次分析。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任何对嫉妒心理层次划分，都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从人类进入私有制社开始，嫉妒心理也就随着私有制的不断发展一步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经过几千年的漫长历程，终于成为人际交往中的一个危害颇深的恶魔。如果将漫长的历史加以浓缩，那么嫉妒心理的形成发展层次基本可以分为如下三层次：

难以为人所察觉的潜意识嫉妒心理。广泛的存在于人类心灵中的嫉妒心理，是嫉妒心理的第一层次，也可称为原初层次。这一层次的嫉妒心理往往深深地埋藏在人的潜意识中，很难为人有意识的觉察到，即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意识。这种嫉妒心理对人的心理激活作用很微弱，一般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但这种心理因素存在非常普遍，因而应当特别引起注意。处于潜意识嫉妒心理层次的人，其嫉妒心理是羡慕、竞争、嫉妒等心理因素的自然积淀的混合体。有时我们面对同学或朋友的不断取得的成功会“隐隐”觉得不对，这种“隐隐”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潜意识嫉妒心理。

需要及时控制的显意识嫉妒心理。显意识嫉妒心理是指嫉妒心理由潜意识进入显意识，由无意识（或下意识）到有意识。其主要标志是嫉妒心理的指向性和发泄性明显化，不再把嫉妒心理深埋在潜意识中，而是自觉地显露出来。其具体方式是对被嫉妒者进行挑剔，或散布对其不利的言论。严重者则是对被嫉妒者进行人身攻击或诬陷、诽谤，使被嫉妒者感到压力或痛苦，而嫉妒者则以此求得心理平衡和满足，或达到一定的目的。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某个人一旦成名或取得了某项成果，接下去就会有很多闲言碎语或直接人身攻击出现。这可能就是人为什么会有“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的担心的原因所在吧。

危险的变态嫉妒心理。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江城接连发生时髦女青年臀部被刀划伤流氓伤害案。作案者是一位嫉妒心理变态者，他的童年、少年时代是灰色调的，成年后几次谈恋爱都告吹。所谓“变态心理”，一般认为是指人格畸形发展，离开正常范围，以致不能适应正常社会生活的心理和异常行为表现。当嫉妒心理超出心理层次，在向前发展时，即进入变态嫉妒心理层次中。进入这一层次的嫉妒心理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嫉妒者更加猖狂地向被嫉妒者进行攻击，表现出种种损人利己的卑劣行为。另一种嫉妒者则是变成一种无事不嫉妒的人，甚至于本不该嫉妒的事也要嫉妒。嫉妒是一种有害的情感，在特定的条件下便以各种消极的情绪、情感和有害的行为表现出来，并外化为种种邪恶的力量，造成一些无可挽回和令人痛心的危害。因而，我们要自觉的从根本上防止和化解嫉妒心理。嫉妒心理的彻底根除，并不仅仅是思想道德修养如何的问题，也同时应当看到嫉妒心理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方面的一些原因，因此，我们必修从主观修养的提高和社会意识环境、社会经济基础条件三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努力。同时，还应看到，嫉妒尤其是变态型嫉妒是一种心理疾病，具有心理疾病的特点，我们在防止和化解嫉妒心理的过程中，还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心理预防和治疗的方法，才能取得有效的根治。

对抗性范文篇7

一、非均衡发展是实现社会总体和谐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总是由局部突破再到整体变革，在整体平衡的基础上再实现新的突破，如此循环往复。按照这一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均衡发展是绝对的，而均衡发展则是相对的，是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然后到新的非均衡，再达到新的均衡的循环动态过程。正确认识和坚持非均衡发展战略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社会，也不是各方面绝对均衡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并不等于平均主义，也不等于“大锅饭”，更不等于均贫富。和谐社会允许差别的存在，并不断调节差别，使差别控制在社会各阶层能够容许的限度内，达到社会的真正和谐。

我国是一个自然禀赋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中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着眼于社会的总体均衡以达到理想的和谐，更要理解地区间差异的客观性导致的非均衡的不可跨越性。既然差距是一种客观存在，就应当承认这种差距，并利用这种差距释放生产力和创造力，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动力和基础。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摒弃非均衡发展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要着眼于缩小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统筹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但在实施以区域协调为目标的均衡战略中，仍然要运用非均衡发展思想，重点推进、分步实施、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既要避免片面强调均衡而导致的低效率，又要避免过分非均衡而导致的两极分化，使区域经济在“适度差别”区间运行，实现从局部非均衡发展到整体均衡发展的转变，从而促进社会的总体和谐。

二、非对抗性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存在的普遍规律和根本法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和动力。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没有矛盾的社会。同志曾经指出，矛盾分为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个方面，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也并不意味着一切矛盾的消除，和谐社会同样存在矛盾。我们要通过社会平衡和协调机制，不断解决和消除对抗性矛盾，促进非对抗性矛盾的运动发展，最终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

协调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因为有矛盾，才需要和谐；因为社会呼唤和谐，才需要协调矛盾。我们既要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又要充分认识到非对抗性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主体。中外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不能够自动地消除社会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主要矛盾得到缓解，但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地区发展差距过分扩大、价值道德观念扭曲等新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这些矛盾的共性是，都属于根本利益一致的人民内部矛盾，尽管在矛盾的表现方式上可能出现局部的群体化、激烈化、复杂化的态势，究其性质仍不属于对抗性矛盾的范畴。但是，构建和谐社会矛盾主体的非对抗性并不意味着其对社会结构不存在潜在的破坏性。如果协调不当非对抗性矛盾，也可能产生一些对抗性因素，其能量逐步积蓄起来，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甚至向对抗性矛盾转变，从而对社会结构形成巨大的冲击，导致整个社会的不和谐。

和谐社会是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形态。之所以称之为“良性”，是因为在和谐社会中存在有效的矛盾协调机制。这个机制能够积极地将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使社会冲突与社会对抗通过妥协转化为合作与互助，并协调非对抗性矛盾，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重视建立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运用制度、机制的力量将矛盾钝化、缓和，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调动人们“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积极性，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注入强大活力。

三、用非线性思维促进社会和谐的构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之间的联系的普遍性决定了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可割裂性。协同认识论认为，人类经济、政治、生态、社会和精神问题日益成为全球的、复杂的和非线性的问题，在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现实中，局限于线性思维是极其危险的。复杂系统的探究方式需要有新的认识论作为理论支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单极因果性可能会导致教条主义、偏执主义和空想主义。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领导干部应具有非线性思维能力。

非线性与线性是两个相对的概念。线性强调原因与结果的对称关系，是将整体视为局部的比例放大，将未来视为近期变化趋势的自然延伸。非线性则强调原因与结果的不对称关系，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复杂多变的，整体不再简单地等于局部之和。非线性思维与线性思维作为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其根本区别在于，线性思维是一元化的、单极因果的思维方式，而非线性思维则是多元化的、发散的思维方式。在自然经济时代和某些特定的时期，由于社会结构单一、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路径选择狭窄、意识形态绝对化，以线性思维思考和判断并处理社会问题，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应用空间。

对抗性范文篇8

现实世界是充满矛盾的，是充满辩证法的，矛盾和辩证法是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的本来客观面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本来面貌。列宁说：“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观点，即矛盾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世界，是科学的世界观；运用对立统一观点解决矛盾，是科学的方法论。面对今天错综复杂的矛盾局面，一定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诸多社会矛盾。一定要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极端重要性。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现阶段人际关系上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政治生活的主题。正反经验表明，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就和谐，事业就发展；否则，社会就动荡，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受挫折。

一、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利益和利益矛盾是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利益分析是观察、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人民内部矛盾，说到底，就是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键是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

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有五个特点：第一是根源性。利益矛盾也是一切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总根源。第二是主导性。利益矛盾制约、影响着人民内部其他各类矛盾，是起主导作用的矛盾。第三是群体性。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往往是以群体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第四是非对抗性。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第五是转化性。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人民内部非对抗性利益矛盾可能转化成对抗性。

在我国今天的人民内部，在个体利益、群体利益之间，在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在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在暂时利益与根本利益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人民内部的这些利益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这些矛盾，只能在改革即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过程中，用利益协调、统筹兼顾的办法来解决。

二、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始终保持领导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

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所在。刘少奇认为：“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中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出现问题和工作失误或多或少都同领导的工作和责任有一定的关系。

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主导方面在于领导。在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中，如果领导方面是错误的，群众方面是正确的，那么矛盾的主导方面毫无疑问在于领导，如领导中间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领导应当改正自己的错误，坚决开展反对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斗争，赢得群众的拥护。如果领导方面是正确的，群众方面是错误的，矛盾的主导方面也在于领导，因为领导应对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领导应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当然，也不能把一切错误和问题都归咎于领导，说领导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是指领导的责任、领导的工作，不是就领导的是非而言。当前，领导与群众的矛盾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上。

三、积极预防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和激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对抗是矛盾双方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矛盾的方式。要把矛盾的对抗性质与矛盾的对抗形式区别开来。矛盾的对抗性质，是指矛盾由于其双方在本质上根本对立所具有的对抗性质。矛盾的对抗形式，是指由矛盾的对抗性质或者其所处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矛盾双方采取的外部冲突的解决形式。对抗性矛盾，即矛盾双方具有本质上根本对立的对抗关系的矛盾，往往在最后不得不采取外部冲突的对抗形式。但即使是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不采取对抗形式。而非对抗性质的矛盾，虽然矛盾双方在本质上并不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对抗的解决形式。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并不等于就不可能出现对抗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也可能会出现外部对抗的解决形式，即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和激化。

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和激化表现为社会冲突，我国发生的社会冲突绝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人民内部矛盾冲突往往发端于经济领域，又有可能由经济利益冲突发展为思想政治冲突，由个别冲突发展为局部性、地区性冲突，乃至全国性冲突。如果人民内部矛盾冲突同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纠缠在一起，处理失误，就有可能进一步转化，酿成社会动乱。

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抗和激化的具体表现，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严重影响、干扰乃至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社会冲突事件。既然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对群体性事件首先要给予严格的界定，要严格区别多数参与群众和少数坏人，多数参与者是群众，只有极少数是坏人。

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一定要采取正确的处理原则和办法。要分清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问青红皂白把一切错误归咎于群众，助长领导的官僚主义；二是看不到群众中的错误倾向，对少数坏人失去警惕。要做好工作，依法办事，满足群众提出的可以解决的合理的要求，恰当地处理好各种问题。要把参与的群众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对少数触犯刑律的给予必要的制裁。要以事件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特殊手段，采取各种措施消除不安定因素。从长远看，要从体制上建立健全切实接纳群众诉求并及时给予解决或回应的畅通有效的机制。

四、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目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任务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贫富差距的问题，90年代初，就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初步小康水平的时候，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差距过大的问题。

就我国的实际来说，改革之初，首要问题是发展经济，提高效率，解决温饱。把蛋糕做大，当然也不能忽视收入分配的公平，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平问题突出了，就要集中解决一下公平问题。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公平，差距过大也是一种不公平，当前平均主义与差距过大同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突出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需要效率，但为了保持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在实现效率，推进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承认一定差距的相对公平。当然，实现和维护公平，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等经济问题，也是个全方位的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涉及到公民权利、社会地位、民主施政、自由平等、公共服务、司法公正等政治和社会内容。这些意义上的公平要求，与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当前，应当把维护和实现这样的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从社会全方位出发长远地考虑这样的公平问题，从体制、法律、政策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不断促进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的公正和公平。但除此之外，讲公平也必然涉及收入分配的结果，这就要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注重解决收入分配上差距过大等问题。

五、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效机制

和谐社会要有两个层次合理的社会结构：一是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有两种利益格局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一种是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一种是贫富悬殊的利益格局。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首先，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竞争的条件和机会平等。既要关注公平的结果，也要关注公平的起点、条件、环境和过程。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分配秩序，保证竞争机会均等，彻底实施义务教育，实施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员免费技能培训，为一切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竞争起跑线和公正的竞争环境。其次，保证社会成员利益分配相对均衡。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激励性、效率性、保障性收入分配有机结合，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利益分配格局，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相对均衡。

二是形成与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相一致的，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两极分化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穷人很多，富人很少，中间收入的人少，社会不稳定，容易出问题。与此相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中等收入层为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把社会分化、社会差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尽可能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对抗性范文篇9

关键词害虫，抗药性，进化，起源，遗传，机制

害虫对化学农药的抗性进化历史不到100年，就已经有500多种害虫对一种或多种杀虫剂产生了抗性。害虫抗药性的进化导致化学防治的失效，给农业产量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例如据Palumbi估计，在美国每年由于害虫产生抗性导致的损失至少有30多亿美元，这其中包括由于抗性加大农药使用的额外消费以及抗性害虫对农产品的直接损失。

早在1951年Dobzhansky就认为，杀虫剂抗性是一种进化现象。遗传分析可以有助于研究抗性机制和制订抗性治理策略，是研究抗性的一个主要工具。本文从遗传角度对抗性进化的本质进行探讨，并归纳分析抗性基因突变的主要类型，以期对害虫抗药性的进化的有更好的理解。

1、害虫抗药性进化的遗传起源

1.1遗传变异是害虫抗药性进化的基础

由于害虫对杀虫剂的抗性是生物进化的一个特例，可以从生物进化角度对害虫抗药性进化进行分析。生物进化的基础是生物遗传结构的不稳定性即遗传的相对保守性和变异的绝对性，这种变异的绝对性结合环境的复杂性造成了生物的多样性，给生物进化带来可能。诱导变异大致分2种情况，一种是生物在自身的遗传体系中发生的变异，这种变异具有普遍性；另一种是由外在的多样化的环境条件诱导的(包含辐射诱导、化学和物理诱导等)。

在药剂选择前，害虫种群内存在着大量的变异，这其中就包括在历史进化过程中由于自身的繁殖发育而产生的遗传变异和由于外在的环境诱导的变异。这些变异是抗性进化选择的原料，故药剂首先作为抗性基因型的选择剂存在，这符合“前适应假说”的解释。最近一个研究报道很好地证明了这个假说，Hartley等研究表明在采自于杀虫剂应用前的澳大利亚羊绿蝇Luciliacuprina品系中检测到对马拉硫磷的抗性。但这不是说药剂不会诱导抗性发生，若药剂长期作用，害虫种群肯定会慢慢适应进化出对应的变异，但这类变异的进化过程很漫长，远远不及药剂的选择作用快，故药剂普遍作为选择剂。药剂除了可能对遗传变异有诱导作用的可能之外，还有可能存在对抗性变异的促进作用，如杀虫剂可以促进基因扩增，从而促进抗性进化。

通常变异是不利性，因为其干扰了在历史长河中进化而成的正常稳定的遗传结构。若无外在的定向选择作用，此变异会因随机性而以极低频率存在，甚至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也就是说，只有当外在的选择对某种变异有定向的筛选作用时，此变异才呈定向性。所以说害虫抗药性的进化是定向选择，而不是定向变异的结果。

遗传变异是害虫抗药性进化的基础，原始野生害虫种群中存在大量频率极低的变异等位基因，这些基因都是杀虫剂选择的原材料。杀虫剂选择是抗性进化的主要动力，即人类是进化的最大驱动力。因此被杀虫剂选择的变异基因的频率上升就是害虫抗药性进化的本质。

1.2基因重复为遗传变异提供了原材料。是抗性进化的主要根源

突变是所有遗传变异最本质的起源，但是从短期来看，普遍认为基因重复是新基因功能的主要原材料。理论认为基因重复在初期阶段导致功能过剩，基因重复后，早期存在对保留原始功能的基因拷贝具有正向选择(positiveselection)作用，即其它重复基因有可能会简单地通过退化突变(degenerativemutations)而成为沉默基因或无功能基因，因随机漂变而生存下来。又因为大部分突变对适合度是有害的，故所有模型预测这种无功能化(non－functionalization)是最常见的情况。极少数情况下，在一个基因拷贝保留原有的功能的基础上另一个拷贝可能接受了一个新的有益的功能，通过自然选择而被保持下来也即是新功能化(neofunctionalization)过程。虽然基因重复被进化成新功能的几率很罕见，但这些重复基因的随机沉默对新物种的被动起源进化起了明显作用。

由于抗性进化是一种进化现象，基于以上理论，抗性基因变异的主要原料是基因重复，其进化实质是由原来的基因进化成具有新功能(表现为抗性相关)的基因。进一步推论，与抗性相关的变异基因在药剂选择前有2种存在可能，一种是抗性变异基因以沉默基因形式存在于害虫基因组中，即基因重复后这些无功能基因因随机漂变而生存下来。现研究证明了抗性基因家族中存在沉默基因，如冈比亚按蚊Anophelesgambiae的P450家族下的5个成员是假基因，GST家族的一个基因(GSTd6)也可能是无功能基因。又如研究证明无效等位基因met调控met基因的转录水平引起保幼激素(JH)受体基因met的产物完全消失导致保幼激素类似物(JHAs)抗性产生。另一种可能是抗性变异基因以功能基因形式寄存在害虫个体内随机存在，因变异基因大部分伴随着适合度的下降，其存在几率极低，也就是抗性等位基因初始频率很低。

因此，药剂对抗性基因的选择作用也可以分成2种，一是在基因组中对抗性基因的选择作用，即有利于在药剂选择压力下生存的变异的无功能等位基因渐渐取代基因组中原始基因拷贝的主导地位的过程。另一种是对抗性基因型的选择作用，即对抗性基因的寄主——表现为抗性的害虫个体的筛选。由于害虫种群中随机存在着抗性个体，而且沉默基因取代原始基因的过程很慢，故一般情况下药剂直接对抗性基因型进行筛选。但是若从田间采集昆虫在室内进行抗性筛选时采集的试虫基数很小，很可能该昆虫群体中没有抗性变异的害虫个体来配合药剂的筛选，这种情况下对抗性基因的选择作用就有可能出现，但抗性上升速度很慢。

2、害虫抗药性进化的分子机制

由于基因重复后导致的功能过剩，重复基因由于不受功能上的限制，很可能会出现丰富多样的变异类型，所以说抗性基因变异机制很丰富。但在多样化的基因变异中，又有一定的规律性，如靶标位点的点突变导致抗性的机制是靶标抗性机制的主要形式，基因扩增或基因过表达导致的代谢酶上调是代谢抗性的重要机制。这种规律性是由在自然选择下对基因变异的随机选择作用和在药剂选择压下对更适应此环境的变异的定向选择作用共同导致的。这也说明抗性基因的变异机制的存在受到其本身所伴随的适合度代价(fitnesscost)和对药剂选择压的适应能力的影响。

从现有的害虫抗药性事例来归纳，抗性基因变异主要有以下3种机制。

2.1结构基因的变化(genestructurechange)

现有的害虫抗药性研究表明基因结构的变化机制主要是点突变(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单个点突变)。

2.1.1点突变点突变有2种机制，一种是无义突变(nonsensemutation)，即某个核苷酸的突变导致了终止密码子(如ATT)的出现，使转录提前终止。例如昆虫对生物农药Bacillussphaericus(球形芽孢杆菌)的抗性机制就是无义突变。其抗性机制为编码毒素结合蛋白Cpm1蛋白的Cpm1基因发生点突变，导致翻译的提早终止，使Cpm1的疏水末端被切除，阻止了Cpm1蛋白与胞质膜的结合，使毒素的杀虫作用消失，但对毒素与Cpm1蛋白的结合没有影响。另外一个事例是Xu等报道由于一个提早终止密码子的出现导致一个钙粘素基因Ha-BtR的分裂与棉铃虫Helicorverpaarmigera对Bt抗性紧密联系。

另一种突变机制是错义突变(missensemutation)，即基因的编码区中的一个核苷酸被另一个不同的核苷酸取代，导致产生不同的氨基酸，使基因产物的三维结构发生变化而产生抗性。由于三维结构的改变而导致与其作用部位结合能力的降低或增加(靶标抗性机制)，或降低基因产物对杀虫剂的代谢能力(代谢抗性机制)。这种结构的改变并不改变产物的量，而是改变产物的质。大多数杀虫剂都是以一个关键蛋白作为靶标，现研究表明Ace.Nla.Rdl.para.met基因的点突变就可相应地导致杀虫剂靶标受体——昆虫体内的乙酰胆碱酯酶(AChE)、乙酰胆碱烟碱受体(nAChR)、γ－氨基丁酸(GABA)受体、钠通道、保幼激素(JH)受体的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昆虫个体对相应的杀虫剂的靶标抗性产生。另外，也有研究表明代谢酶如酯酶的基因结构的改变，可导致基因产物代谢酶的质的变化，从而导致昆虫个体对相应的杀虫剂的代谢抗性产生或变化。

靶标位点的点突变所造成的变异程度相对于其他变异机制而言是较弱的，这样的基因相对保守性既保证了虫体内在机能的正常运作足以使其存活下来，又使杀虫剂结合能力下降，从而表现出对杀虫剂的抗性。因此在以靶标机制作用的杀虫剂的选择压下，靶标位点的点突变更具有生存的优势。

2.1.2基因重组一个品种中可能同时存在几个突变的组合，这样可导致更高水平的抗性产生。如Mutero等将在黑腹果蝇Drosophilamelanogaster的不同抗性品系的Ace基因中发现的不同点突变的组织进行表达后发现，高水平的抗性可能是由不同点突变的组合所引起，这些点突变单独存在时只表达很低的抗性；Kozaki等也证明了Ace内的多点突变和基因内重组能使害虫的抗性明显增加。

基因重组增加了异常等位基因的数量和频率，因此对抗性基因进化有重要的影响。Mmem等认为自然种群中存在的抗性等位基因之间的重组是害虫迅速适应新的选择压的一个机制。几个点突变的重组可产生较高的抗性水平，但同时也造成了较大的适适合度代价。当有杀虫剂选择压时，单个突变可以通过重组形成产生较高的抗性杂合子的种群而生存下来，当无选择压时，有多个点突变的个体可以和敏感个体杂交而保存抗性突变，具有这种杂合子的种群也具有一定水平的抗性，最初表现出一定的杂种优势。但随着杀虫剂选择压消退，这种杂种优势也渐渐退化。

2.1.3移码突变——基因缺失与插入染色体的缺失具有很大的致死性，这对生物个体的生存非常不利。目前在抗药性基因的研究中也发现抗性基因或基因片段的缺失机制。如Morin等报道抗Bt棉红铃虫Pectinophoragossypiella品系的3个钙粘素突变等位基因都发生了氨基酸的片段缺失；苏建亚报道棉铃虫抗性品系对Bt棉高水平抗性是由于钙粘素基因发生了大片段缺失突变所至。Gahan等报道的因反转座子介导的序列插入导致钙粘素基因家族的一个基因的突变是一种基因序列的插入机制。

由于移码突变相对于错义突变而言，其变异程度较大，并伴随较大的适合度代价，故在药剂选择前这些突变的存在几率就相对较低，而且药剂选择后对生物个体的生存也不利，因此发现移码突变的抗性机制的事例不是很多。

2.2基因扩增

基因扩增是生物对环境有害化学物质产生抗性的一种基本而普遍的机制。一个基因扩增的结果是在DNA中呈现该基因的许多拷贝。基因扩增和基因表达的改变导致基因产物的过表达是代谢抗性的主要机制。

对于酯酶介导的抗性，基因扩增是酯酶过表达引起抗性的主要机制。例如这些酶的产物过量在桃蚜Myzuspersieae，库蚊Culicinemosquitoes以及褐飞虱等昆虫体内被证实。

然而，大部分抗性品系P450s过表达的事例不是由基因扩增引起，但Nikou等报道通过southern印迹分析法，发现基因扩增是菊酯抗性按蚊A.gambiae品系的CYP621基因过表达的一个原因。

另外，目前尚未发现GST酶系的基因扩增与杀虫剂抗性有关。这表明在GSTs引起的抗性中，若不是全部但至少是大部分事例似乎与基因扩增无关。

基因扩增的机制可能有转座子(transposableelement)或可移动因子(mobileelement)的作用、跳远式重复(saltatoryreplication)、无插入序列的头尾连接式(hcad-to-tailtandemfashion)排列方式、姐妹染色体间的随机不平等交换(randomunequalcross-over)以及基因重复后误排导致串联重复(tandemrepeat)等机制。

在代谢抗性中，解毒酶的量变更有利于害虫在维持虫体的生存的基础上对毒物的不利作用的抵抗。由于中等水平的基因扩增的变异速率较高且其多效性适合度下降(Dleiotropiefitnesscost)较弱，基因扩增机制在代谢酶的上调节中很普遍。

2.3基因表达的改变

这类机制在与抗性相关的GSTs和P450单加氧酶系中已被证实，但是虽然基因调节可以解释酯酶A1的产物过量，可尚未在酯酶介导的代谢抗性中发现。

基于GSTs的抗性的分子基础已在家蝇Muscadomestica及蚊类昆虫A.gambiae和Aedesaegypti中很好地被研究。在所有的事例中，抗性昆虫的GS％上调节是由于反式上调作用引起；而在P450s的转录调节中，顺式或反式作用都有可能。

目前，许多事例研究发现了抗性品系的P450s过量表达，例如，抗DDT果蝇D.melanogaster品系的CYP6A2和CYP6G1基因的过表达、抗二嗪磷家蝇肘，domestica品系的CYP6A1基因过表达、抗菊酯棉铃虫(H.armigera)的CYP687基因过表达、抗菊酯库蚊品系的CYP6E1基因过表达、抗菊酯按蚊A.gambiae品系的CYP621基因过表达，以及抗溴氰菊酯库蚊C.PiPienspallens品系的CYP6F1基因过表达等。

当药剂直接以毒物形式作用于虫体时，解毒酶的上调节导致抗性增加；而当药剂作为前体杀虫剂应用即须先被代谢成毒物，代谢酶的下调节将增加抗性。这种机制有许多事例，但分子机制尚不祥。例如，在Bt抗性中，就可以通过蛋白酶下调引起Cry毒素的活性下降从而导致抗性。

在靶标抗性中也有关于基因表达的改变导致的抗性机制的报道，如钠离子通道的para基因的反式下调作用(trans-down-regulation)机制。

另外，Wilson和Ashok试验证明JH受体基因met的产物完全消失(也就是基因沉默现象)导致抗性产生，并证明了是由无效等位基因met调控met基因的转录水平引起的。JH受体蛋白不是个体生存所必需的，也就是说编码JH受体蛋白的基因是无效基因(nullgene)，分子分析已证明JH抗性基因met是无效基因。因这些无效基因的缺失或沉默导致受体蛋白的消失或其功能消失从而能使抗性产生，而且适合度下降的程度也不会很大。假如这种推测被验证是正确的，那么无效基因的变异就拓宽了抗性基因变异范围，使害虫对杀虫剂选择压的适应范围加大。

另外，小幅度的缺失、插入和调控元件的转座可能会扰乱基因表达的空间和时间形态，从而导致抗性。

虽然基因表达的调控方式多样，但是代谢酶的上调机制在代谢抗性中很普遍。

对抗性范文篇10

本文第一章对文章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详细介绍比如网络的发展形势、对网络的攻击、路由器的保护以及数据包传输的恢复等等。

第二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灵活的被动链接探测协议，这个协议可以侦查并定位出现在无线Adhoc网络的企图欺骗本地化程序以逃避侦查的对抗性节点和链接的转传封包故障。拟定的协定书是在目的和认证的基础上，停止通信路径的来源和中间路由器，否定来自中间路由器的认证，并建立了密码保护机制，这样，数据包传输的来源不是保证接受相应目的文件的传输，就是在网络连接的粒度种检测和定位到一个错误。该议定书的目的是以不依赖于一个监督实体或拜占庭协商一致协议的有效方式来对付最坏情况对抗性条件的，如拜占庭对抗行为，甚至更有针对性的攻击。协议书的两种情况，其中包括不同的密码保护机制，在轨道试验中实施并比较了其加密系统。这种比较通过最近发展的更为完善的鉴定性结构来证实了在高端密码上的大量节余。

本章主要提出了一种可以探测和定位推进信息包位置的弹性的被动连接的探测协议。这种协议是建立在终端确认，关于原路由器和中介路由器连接途径的时间设置和合适的密码保护机制的基础上的。这样可以确保信息包传送的来源在第三章中，我们提出的选入和放出拜占庭检测协议。该议定书中提出一种渐进的方式，从一个端到端的安全路径故障检测机制到当一个通道被视为是一个单一的虚拟链接时减少选入和放出。我们接着从上一章一项结合源认证标记的RPL-1议定书和在提出的故障反馈机制来考虑故障定位问题。本议定书逐步完善了使用机制，促进了更换源认证标记散列链要素，造成了重大的效率收益。我们把协议的业绩和其他协议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第四章所研究的是拜占庭式的应用检测。在本章中，我们涉及了拜占庭检测的两个应用，目的是提高网络的能力以从拜占庭故障中恢复。在第一个应用中，我们的目标是估计对抗性在网络上渗透的程度以及由于路由器和连接而造成的数字上的小误差。为了平衡其抵御拜占庭故障的性能，有一个回收程序可以按需要使用这个估计激活（或停用）安全机制。在研究第二个应用时，我们在故障指示共享中提出了消极的结果，这是有启发性的论点。在第二个应用中，我们提出了组织对抗者流通的协议，这种协议可用于实行程序回收，在分散的网络中，阻断路由器的交通被视作遵守转发封包协议的奖励。

我们在第五章中提出了SBF和TBF协议以确保无线Adhoc网络的流通，SBF是建立在数字信号基础上的密码保护机制的拜占庭大流量协议。数字信号是昂贵的计算加密操作，它能够被对抗者利用来以数字信号的形式出现来提供假数据包从而拒绝攻击受害者路由器的服务。SBF利用杂乱信号链的方式提高了数字信号保护机制，减轻了对抗者攻击拒绝服务的能力TBF是基于特斯拉广播认证的协议。特斯拉的优势是它的计算效率，斯拉达依靠拖延关键披露来获得这个效率，这个过程很容易受到上述拒绝服务攻击。利用杂乱信号链，TBF减轻了攻击特斯拉可能造成的影响。此外，TBF议定书通过拓展和增加成为实现拜占庭丰富财富的一个必要的步骤。

最后，第六章对本文的主要贡献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归纳：

主要贡献：

1.我们要在简单的对称性密码的基础上提供有效的密码机制来确保建立在被动的网络连接探测基础上的基本信息包的错误推进定位步骤。密码安全故障定位步骤子集的原型已经出来了，并在评估之中。评估表明我们所提出的密码机制与以往类似的密码机制相比可以节省相当一部分的密码方面的资金投入。

2.我们提出一种运算法则，通过这种运算法则可以运用由推进信息包故障定位步骤所提供的故障信息来评估网络中对手的渗入程度。通过这些法则，可以来接受由一些错误的连结组成而输入的故障的知识和输出由对手所控制的低限制的网络因素（路由器和连接点）。这样的低限度可以被用来激活（或搁置）所需要的安全机制，并以此来平衡阴谋故障与反应的关系。

3.我们计划建立一系列协议，通过这种协议可以逐渐的阻断对手路由器之间的通讯。这些协议还可以被用来完成恢复工作。比如，在分散的（或者是无监督的）网络中，阻断非法路由器的运行可以看作是对推进信息包协议的一种实践。

4.最终，我们提出两个相对安全的协议来确保纠正从由非故障原路由器到其他通过非故障途径连接到原路由器的非故障路由器的传递。第一个条款下的密码保护机制是以数字信号为基础的。数字信号机制是一项很昂贵的操作机制，对手会利用此机制通过带有类似数字署名信息包的非故障路由器来实施拒绝服务的攻击。我们提出了运用计算机的高效杂乱信息链可以组织拒绝服务攻击的机制。

未来研究方向：

这一章里主要介绍了关于未来路线安全方面研究的一些建议。

1.本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意识到在网络攻击中对手的动态是不可琢磨的，在攻击中，为了能够破坏信息传递服务系统，他会从路由器到连接点之间下手。这种关于不定的网络对抗行为的威胁模式不仅仅在理论角度上来说很有趣，从本篇文章中我们所假设的网络实践的角度来看也是很有趣的，因为无线路由器的路线功能相对来说可以很容易的被修改来实施没有限度的攻击。但是，并不是在所有的网络技术里这都是正确的。例如，在固定的网络内部结构中，路线功能可以加在固件和硬件中。在一个固定的网络内部结构中，一个可以成功控制路由器的对手并不一定能够很随意的篡改这个路由器的路线功能。范围更为小的威胁模式可能更适合于这样的网络技术中。这样的威胁模式同时更适合于描绘由突发事故和人类的错误（比如：软件漏洞和错误的配置）所激发的错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