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范文10篇

对抗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道德困境道德难题规范缺失规范冲突角色冲突

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困境，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一般而言，我们只要有了对特定的道德情境和与此相关的道德规范的理解和把握，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就可作出道德判断和选择。这里不存在道德困境。但如果我们在做出道德判断和选择时，对相关事实情境的理解有分歧，可依据的道德原则又相互冲突，或是道德范畴及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就会陷入难以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的困境。这时道德难题就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依据道德难题产生的原因，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三类：即相关事实不清而导致的事实性难题；道德规范缺失和冲突而导致的规范性难题；以及道德范畴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而导致的元伦理难题。规范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难题，主要表现为三类。

一、规范缺失性难题

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往往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似乎已无力引导我们走出困境。按忧那斯的说法，这是因为传统伦理学具有的如下几个特征。(1)在时间上具有当下性。它们都对活动的直接标准加以规定,并且活动的主体和对象是同时存在的。(2)在空间上具有相邻性。伦理地域被限定在这样一些范围内:伦理主体和对象作为邻居、朋友或敌人相处,或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弱者与强者以及所有人与人相互作用的角色相处。所有的德行对于这些相近的活动范围都适用。(3)伦理学知识注重此时此地,是一种适用于所有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知识。由于传统伦理学的上述特点，其确证和提供的道德规范适应的是传统社会的道德实践，但由于现代社会出现了处于传统伦理学视野之外的具有崭新性质的活动领域和利益关系，要调整这些活动和关系，必然面临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某种空白而出现道德难题，即所谓规范缺失性道德难题。

代际正义就属于这类难题。代际正义是调整人类社会世代之间的利益关系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把社会中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主要归纳为三种形式：家庭中的世代关系、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和跨越时间的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显然，就家庭中的世代关系而言，我们清楚对于长辈和后代应尽的道德义务。如父母子女之间的相互义务，对于未成年的子女来说，父母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对于成年的子女来说，对长辈有赡养尽孝的义务。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会受到道德或者法律的制裁，在这里没有规范缺失的问题。就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也清楚无论对于上代还是后代都有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如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都规定有代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处理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伦理关系时，也不存在规范缺失的问题。规范缺失性道德难题只出现在跨越时间的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个意义上的代际正义主要调整的是非同时存在的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后代人是指“和现在的世代没有重叠的那些世代”［1］，具体来说是“那些将生活在未来，但是直到现在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死亡以后还没有出生的未来世代”［2］。AvnerDe-Shalit准确地概括出了这种世代之间关系的五个方面的特征［3］。（1）对这个世代关系中的世代之间的传递问题，人们必须考虑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现在的资源更符合未来的生产潜力要求，因此，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的物品传递意味着后者将获得比前者因此遭受到的损失更多的价值。（2）在这种世代关系之中，预测后代人的需要和偏好是困难的，即使能够预测，在与当代人的需要和偏好进行比较的时候，也是极为复杂的。（3）我们与后代人在经济上的交流完全是单向的。我们为后代人进行储蓄、或对他们施加经济压力，他们都不可能进行回应，或者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对我们进行“惩罚”。（4）后代人的人口规模是未知的。在这种世代关系中，不同的人口规模将影响对各种物品的分配方式。反过来，不同的分配方式又对后代人口的数量和身份产生影响。（5）在这种世代关系中，许多当代人采取行动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例如，造成某种物种灭绝的行为。这种不可逆转性影响了我们对后代人义务的本质问题的思考。

可见，代际正义问题超出了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有效边界，使我们调整这种关系时，面临无规范可以应用的道德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代际正义才“使各种伦理学理论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很严厉的考验”［4］。除此之外，还有种际正义、基因伦理等问题，也都涉及规范缺失性的道德难题。

二、规范冲突性难题

规范冲突性难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冲突。道德冲突是人类道德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道德困境。麦金太尔正是从道德冲突出发，来反思近代道德理论的困境的。麦金太尔认为希腊悲剧之所以为悲剧，不是因为当事人的过失，而是因为道德原则存在内在冲突。在具体的伦理困境中，当事人的道德处境与安提戈涅相似。他们不想违背道德义务，但是道德规范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行动方向。道德冲突是道德难题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道德冲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对抗性的道德冲突，即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其二是非对抗性的道德冲突，即同一价值体系内诸要素在特定情境里产生的冲突。

第一，对抗性的规范冲突。恩格尔哈特曾提出道德朋友和道德异乡人的概念，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冲突，就是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恩格尔哈特认为后现代的生命伦理学面对的是一个道德多元化的世界，深刻的道德分歧充斥着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不同道德体系、拥有不同道德传统的人们，对于人体改造等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不能共享道德原则或道德观，他们之间的道德争端就难以解决。对于这些持有不同道德前提的人，恩格尔哈特称之为道德异乡人，反之则称为道德朋友。恩格尔哈特的论述具有普遍意义，道德朋友与道德异乡人之分，不只存在于生命伦理领域，也存在于其他伦理生活领域。换言之，在当代社会，人们常常要在两种层次上过自己的道德生活，即与道德朋友们共享的生活和与道德异乡人共处的生活。后者的生活必然要发生对抗性的道德冲突。

在生态伦理学领域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就是这种对抗性冲突的典型。这种对抗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系统整体的利益高于人类自身的利益，人的价值尺度低于并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尺度，人的利益实现应以不破坏或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限度。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则主张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的价值尺度是衡量一切存在的价值标准，只有当所有存在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时，才是“善”的。其二，非人类中心主义肯定自然存在物与人一样具有内在价值，人与自然存在物是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具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只有人才有内在价值，自然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而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与人之间才存在伦理关系，人和自然存在物之间不存在伦理关系。其三，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对待自然界的行为方式上，强调人类不仅要以自身的尺度行动，而且要以其他存在物的尺度行动。主张通过对自然界的肯定、顺应和服从来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与此相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人类对待自然界的行为方式上，强调无论是对自然界的否定或者肯定，都是以人的尺度为标准的。自然界整体的完善发展应以不损害人的内在价值和生存为度。显见，这种冲突是基于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具有根本性质的分歧和冲突，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决策的道德困境，就是所谓对抗性规范冲突导致的道德难题。

第二，在同一价值规范体系内，不同的道德原则规范在运用于同一情境时，彼此之间也会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的道德困境。套用上述恩格尔哈特的概念，这种冲突是可以发生在道德朋友之间的。

我们以不同的道德原则应用到安乐死的情境中所产生的冲突来予以说明。尽管关于安乐死的定义有了初步的共识，即安乐死是指使人生命感受上最小限度地承受痛苦和最大限度享受安详的一种死亡实施或死亡过程。但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论似乎仍未平息，主要在于各种道德原则间的冲突。自主原则是为安乐死的正当性辩护的主要原则。人格利益的核心是人格尊严，即个人的自由自主。这意味着要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独立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同样，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包括选择死亡。如果人们独立而理性地选择安乐死，那么，对人格的尊重将使得社会和他人有义务不干预甚至协助主动安乐死。正如德沃金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利作某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含义是，如果别人干预他做这件事，那么这种干预是错误的，或者至少表明，如果为了证明干涉的合理性，你必须提出一些特别的理由。”［5］但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自主原则却可能与其他的道德原则发生冲突。其一，它会与不伤害原则发生冲突。不伤害原则是由英国思想家米尔最早提出来的，并得到了许多人进一步发展的原则。他主张应当给予个人最广泛、最大可能的自由，但同时也承认，如果允许一个人随心所欲，自行其是，必将引起伤害。因此，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安乐死显然不只是私人的事，它涉及医生、病人、家属和社会等多重关系。患者可能与医护人员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也可能与家属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患者家属也可能与医护人员发生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而患者、患者家属、医护人员等又都可能与代表“社会公意”的“社会”这一抽象之关系主体发生某种意愿上或实际利益上的冲突。可见，安乐死的行为不是自我相关的，而是涉他的行为，都有可能因为伤害到了他人、家庭和社会的意愿和利益而不被允许。不伤害原则当然还包括不允许自我伤害。主动的安乐死也有可能是导致自我伤害的行为。因此，为了当事人自己的利益，可对其自主行为进行干涉，迫其促进自我利益或阻止其自我伤害。其二，除了具体的伤害，安乐死的行为也可能因为冒犯了他人而被限制。冒犯原则常常被用来作为反对安乐死的有力论证。因为安乐死确实有可能冒犯人们的职业使命感和宗教信仰。其三，它会和公正原则发生冲突。

需要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常常要花费巨大的医疗资源来维持低质量的生存，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去抢救本没有救治可能性的濒亡患者，这会加重患者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减少医疗机构对其他患者的医疗护理，甚至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公平的。可见，社会公正原则的适用，往往是与自主原则相违背的。正是因为这些原则的彼此冲突，导致了安乐死的道德困境。

第三，同一道德原则应用于同一情境，也可能发生冲突。以基因改造中的自主原则为例。以前所出现的身体改造行为，如美体美容等，都是当事人的自觉自愿的行动。但基因改造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他人个性的举动，这就必然产生不同主体间自主权的冲突。例如父母有改造基因生产后代的权利，但这同时会限制后代自主选择的权利。

三、角色冲突

如果说，前述的规范冲突是在社会层面上说的，角色冲突则是在个体层面上说的。麦金泰尔在《道德困境》一文中指出，有关道德困境的哲学讨论引人注目。他认为，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境遇似乎确实成了问题。他提供了需要考虑的三个例子，其中第一个例子就是角色冲突的例子。它讲的是:一个道德上严肃的人(此人已承担或被分派发挥一个以上的社会角色的责任，有人会问我们每个人不就是这样吗)发现，履行一个社会角色的责任将阻止自己去履行另一个社会角色的责任。在应用伦理学领域里，角色冲突主要表现为职业角色和其他角色伦理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来源于以下三点区别。其一，职业道德的落脚点是职业全体，而角色道德的落脚点是社会个体。职业道德尽管看起来是直接约束每一个从业个体的，但实际上的目的在于维护职业整体的信誉与尊严。只有通过维护整个职业的利益，才能使每一个从业人员最终获益。这是职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根本区别，否则人们只要根据社会的规范体系来调整职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就足够了，职业道德就无必要了。而角色伦理约束个体的角色行为，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这种约束，使个体能扮演好这个角色，从而维护角色个体的尊严和人格。其二，职业道德是以职业为存在前提的，是对职业本质的反映，它调整的是通过职业活动而产生的职业内部及外部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它调整的范围是相对有限的。相反，角色道德的调整范围就要广泛得多。它以社会个体的存在为前提，调整着社会个体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各种关系，而不仅仅是职业关系，如在医生的角色伦理里，除了与职业道德相联系的职业角色规范外，还包括了非职业角色，如先赋角色的公民角色，这是一生下来就具有的；还有身份角色，如某一宗教的信徒、某一俱乐部的成员等等。其三，职业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一旦形成则会在很长时期内存续下去。除了该职业的职业操作规范外，该职业世代相续的内在精神对职业的存续与发展发挥着根本的作用。这种内在精神是职业道德的本源。所以，职业道德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其他角色伦理就不具有这么大的稳定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对同一个角色也许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如同是医生，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对这个角色要求就不同，所以角色伦理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但同时更具时代性。例如，救死扶伤一直以来就是医生的职业道德，但现代社会的医生却往往被要求对病人实施安乐死。

我们以医生的角色冲突为例。医生作为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员，接受这种职业团体特殊的伦理规范的制约。忠诚于患者是医生职业伦理的核心。其一，忠诚包括了诚实的义务，但医患关系中的具体角色常常要求医生有善意的欺骗。因为有时如实地通知病情(特别是死亡预后的通知)会造成病患不安，破坏病患希望，减缓医疗效果和导致病人自杀等。况且某些病患(特别是重病且濒临死亡的病患)其实并不想知道关于自身状况的实情。其二，忠诚包括了为患者保密义务，但医患中的社会角色常常要求为了公共利益或其他利益而放弃保密。如果不相信医生会保密，病人就不愿意对医师提供资讯或让医师做完整的检验，而没有这些资讯，医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及建议。实际上，保密是忠诚的具体化。但保密有时会与他人、社会的利益相冲突，如患者携带了艾滋病毒，此时，医生一方面要考虑到病人的利益和要求，为之保密，免其遭到歧视和排挤；另一方面，医生的职业终究与一般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不同，它提供的服务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对于从事医生、律师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因此，他在履行对患者的忠诚义务的同时，还要忠于公共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医生就有可能放弃对患者的保密义务，这两者就发生了冲突。其三，忠诚包括了医生信守承诺的义务，但医师有时会面对冲突的情形。如父母带小孩就医，医疗人员应对病人(小孩)负忠实义务亦应对契约的相对人(父母)负忠实义务，此二义务间有可能发生冲突。

上述规范性难题所导致的道德困境既出现在传统伦理学领域，也出现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其中，规范缺失性难题和对抗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1］D.ClaytonHubin,JusticeandFutureGenerations，PhilosophyandAffairs,Vol.6,No.1,1976,p.70.

［2］SeeLawrenceB.Solum,ToOurChildren’sChildren’sChildren’s:theProblemsofIntergenerationalEthics,LoyolaofLosAngelesLawReview,Vol.35,2001,p.171.

［3］AvnerDe-Shalit,WhyPosterityMatter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5,pp.4-5.

对抗范文篇2

关键词：平等对抗；价值；现状；实现

控辩平等对抗是当事人主义诉讼的集中体现。我国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增强了诉讼的对抗性，但是并未真正实现平等对抗。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人权保障观念的加强，人们逐渐认识到应当实现真正的控辩平等对抗。本文拟对我国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相关作一探讨。

一、控辩平等对抗的涵义

控辩平等对抗，是指控诉方和辩护方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平等的地位，为此法律应当赋予双方相应的权利，规定相应的义务，以保证诉讼双方实力上的平等，从而形成平等对抗的情势。对控辩平等对抗应当从以下方面来理解：

（一）“控”和“辩”

“控”，是指控诉方，在公诉案件中，从广义上说，控诉方除了检察官之外，还包括侦查人员、被害人，因为侦查人员为检察官进行控诉提供条件，确定犯罪嫌疑人，收集证据；在我国被害人作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也行使一定的控诉职能。其中检察官是最主要的控诉方，也是狭义的控诉方。“辩”，是指辩护方，具体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主要是律师）。

（二）控辩平等对抗存在的诉讼阶段

控辩平等对抗集中体现在法庭审判阶段。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同时在场，通过举证、质证进行法庭辩论，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对抗。但是，由于法庭审判阶段控辩职能的行使都是在审前阶段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审判阶段是否能真正做到控辩平等对抗，还得看在审前阶段是否能真正实现平等对抗，否则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对抗。因此，控辩平等对抗不仅存在于审判阶段，而且存在于审前阶段（包括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

（三）控辩固有的不平等

控诉方是代表国家对被告进行追诉的，辩护方是针对控诉进行防御的，由于双方的角色和任务不同，决定了控辩双方注定存在一些固有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进攻与防御的地位不平等。这种进攻与防御的地位，就决定二者不是一种平等协商的关系。进攻掌握着诉讼的主动权，防御处于被动地位。

2双方可资利用的资源不平等。控诉方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为其调查、收集证据，检察机关自己也可以进行侦查，而且还可以使用强制性措施，如搜查、扣押、拘传、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而辩护方只能自行收集证据，而且手段有限，不能使用强制性措施。

（四）控辩平等对抗的

由于上述两点不平等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所以控辩的平等对抗只能是法律地位的平等、机会和手段的对等、竞赛（诉讼）规则的公平。在一定意义上说控辩平等是一种“均衡感”，即在打击与保护、在国家利益与被告人个体利益之间的一种取决于理性的“均衡性感觉”[1]（P41）。

法律地位的平等，是指从立法上规定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一方优于另一方的关系，二者与法官的关系是等距的，在法官面前是平等的。机会和手段的对等，是指审前双方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对证人、被害人以及有关单位进行调查，收集证据，都有权获知对方的诉讼信息；在法庭上双方都有机会和权利询问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反驳对方的意见；控诉方拥有进行控诉的手段，辩护方拥有相应的防御手段，如控诉方可以采取强制性措施进行侦查，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进行对抗等。竞赛（诉讼）规则包括诉讼进行的规则以及取胜的结果性规则。公平的规则不是双方拥有完全相同的权利、义务，而是根据双方的固有实力制定双方可以对抗的规则，使诉讼的整个过程保持一种均衡感，而不是一种一方以绝对优势压倒另一方的感觉。如要求控诉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确立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

二、控辩平等对抗的价值

（一）控辩平等对抗充分体现了程序正义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尊重，有利于被告人接受判决

在封建制的纠问式诉讼制度下，被告人不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审理中不允许在法庭上辩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辩论式的刑事诉讼程序，被告人享有广泛的权利，不再是诉讼的客体，而成为诉讼的主体，享有辩护权。辩论式诉讼又分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形式。在职权主义诉讼中，法官主导法庭审判，负责法庭调查，控辩双方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控辩对抗体现不明显。在当事人主义诉讼中，证据调查完全由控辩双方主导进行，法官只是消极居中裁判，双方完全进行平等对抗。相比较而言，当事人主义更注意发挥当事人的积极作用，更注意在程序中体现对当事人的尊重，控辩平等对抗体现得最为明显。因此，在人权保障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今社会，许多国家都积极从当事人主义诉讼中进行有益的借鉴。

实行平等对抗，赋予辩护方充分的诉讼权利，在控诉方与辩方经过了充分的质证、辩论之后，被告人感到自己已尽了最大努力进行防御，是在程序正义、受到充分平等尊重的情况下被定罪的，这有利于被告人接受判决、认真改造，减少对司法机关甚至社会的对抗和不满情绪，从而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美国学者杰里。马修的“尊严价值”认为，包括参与、平等、理性等在内的程序价值的正当性是完全可以得到理论上的证明的，那就是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维护了当事者的作为人的尊严，使他们真正成为积极参与裁决制作过程、主动裁决结果的程序主体，而不是消极等待官方处理、被动承受国家追究的程序客体，从而具有自主地决定个人命运的选择机会。……从人的直觉意义上看，坚持程序正义可以使被裁判者受到公平、人道的对待，并产生一种受尊重的感觉。这种感觉会有助于他们对裁判结论的自愿接受，从而在心理上承认裁判过程和裁判结论的公平性[2]（P150-151）。

（二）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实现公正，惩罚犯罪，保护无辜

由于控诉机关诉讼角色的要求，他不可能全面地收集证据材料，在心理上他会更多地关注有罪证据。辩护方从维护被指控人的利益出发，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材料。这有利于法官兼听，从而客观、全面地认定案件。因此，英美国家的一些学者认为：控辩双方的对抗是我们所能设计的发现真实的最好制度。因为真相能通过双方对同一问题的强有力的陈述而获得最好的发现。审判的目的在于揭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对抗制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式[3]（P116）。

从一个社会的案件总体来讲，就查明事实真相而言，当事人主义诉讼和职权主义诉讼并没有明显优劣之分，但是在具体到个案时，实行控辩平等对抗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比职权主义诉讼更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保护无辜。因为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中，辩护方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手段参与诉讼，影响裁判结果，错定有罪的概率要小。

（三）实行控辩平等对抗有利于诉讼的现代化

确立了平等对抗的原则意味着“流水作业式”的诉讼结构被打破，实行“等腰三角形”的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结构。审前控诉方调查收集的证据不再具有预决力，双方的证据都必须在法庭调查中提出，接受质证后由法官判定其效力。确立平等对抗的原则有利于对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进行准确定位，同时也有利于强化被告方的辩护权，维护被告人的尊严，从而使诉讼更加、合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

三、我国控辩平等对抗的现状

我国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形成了控辩式的审判方式。但是在立法上、观念上、实践上并未真正实现控辩平等对抗，表现如下：

（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不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对抗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原则通过对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从法律上确立了“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构造[4]（P231）。他们之间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经常被其“互相配合”所代替。按照这种结构，控诉方与审判方“互相配合”，那么将辩护方置于何种地位？这势必导致辩护方无法在审判中同控诉方保持平等的地位。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

1采纳证据上的不平等

一般情况下，法官更倾向于采信控诉方提交的证据，即使证据有瑕疵，如违反程序而获得的证据；而对辩方通过艰苦努力取得的证据在采信上难度要大得多，法官对控辩双方证据的采纳存在不平衡。笔者在一次调研中听法官反映，对于律师收集的有利被告的证据，法官要采纳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对于控诉方有一种本能的信任，而对于辩护律师往往不信任的因素多一些，从这一点来说很难做到真正的平等对抗。

2采纳意见上的不平衡

针对在法庭审判中控辩双方提出的意见，法官在采纳上存在不平衡。通常情况下，基于“互相配合”的关系，重起诉轻辩护，法官更愿意接受控诉方的意见，而对辩方的意见重视不够，“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情形还比较多见，判决中对律师的意见采纳与否说理不清，往往简单带过，如“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等还比较普遍。

3表达意见的机会不平等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控辩双方都可以在法庭审判时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对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发问，但实际上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法官对检察官的发言制止、打断较少，而对辩护方的发言制止、打断较多，双方发言的机会、充分表达的机会存在不平等。

（二）检察官具有控诉和诉讼监督的双重职能，使控辩双方不可能平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就使得履行公诉权和部分案件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同时担负着监督权，而这种监督权不仅指向刑事侦查，而且指向刑事审判。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是否符合刑事司法程序所进行的监督，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既包括法庭组成人员是否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也包括法庭审判过程中的各项活动是否符合审判程序的规定。此外，检察机关还进行实体性监督（对实体性问题的监督远远甚于对程序问题的监督），而且我国的检察机关所进行的这种监督在原则上不受任何限制。这种监督权足以与审判权抗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于审判权，以至于可以使这种监督权不受司法终局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审判方为了避免麻烦，尽量采纳控诉方的意见，与控诉方保持一致的立场。正是这种诉讼监督权带来的优越感使检察官常常在法庭上警告被告人态度要老实、要如实回答问题等。控辩怎么能平等对抗呢？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不足以对抗控诉方

1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只有到审判阶段才可能得到指定辩护律师，而在最需要帮助的侦查阶段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除法定必须指定辩护律师的情况外，对于法律规定“可以”指定辩护律师的，法院一般都不予指定。①（①据调研中有些法官解释其原因是提供法律援助，律师得报酬太低，律师缺乏积极性，而且在有些不发达地区律师的数量不足。）在这样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贫穷、文化水平低、缺少或根本不具有基本法律知识而且大多数处于羁押状态，无法收集有利的证据，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控诉方对抗。所以只好听任判决，如果不认罪则被认为是狡猾、认罪态度不好。所以在法庭上常常表现为控审双方共同审讯被告人。在这样的案件中控辩平等对抗无从谈起，即使是罪大恶极的被告人，此时此刻也不禁让人动恻隐之心。据统计，我国的刑事案件约有70%没有律师辩护，这样控辩双方是无法平等对抗的。

2律师辩护权有待加强

除得不到律师帮助外，即使委托或指定辩护律师的，律师的辩护权也受到了种种限制，无法与控诉方进行平等对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调查取证难

控辩双方在调查取证方面的权利也不平等：控诉方取证没有什么限制，而且可以使用强制性措施，而辩方取证却受到种种限制。主要表现为：第一，我国立法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未作明确规定，按照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只有在审查起诉阶段才有权调查取证，导致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行为于法无据。第二，立法限制了律师的调查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第三，个别公安、司法机关混淆了律师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正确履行职责与制造伪证的界限。一些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法官对律师的调查不加，一概斥之为制造伪证，还有个别侦查机关对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构成要件缺乏正确的理解，由于律师的调查，证人说了实话，犯罪嫌疑人翻了供，就给调查的律师戴上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帽子，加以逮捕或送上法庭[5]（P98-99）。

（2）会见难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且规定了安排会见的时间，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普遍感到“会见难”，主要表现为：一是制造种种借口无限拖延；二是非涉密案件还要经过层层审批；三是受委托的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必须经过侦查机关同意；四是律师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更难；五是以本案涉及到国家秘密为由，不准律师会见；六是在会见场所装设秘密录音、录像设备，对律师报以极不信任的态度，进行秘密监控；七是对律师同犯罪嫌疑人的会见限定时间，限制次数，控制问话内容，禁止记录等等，使会见流于形式；八是侦查人员未尽告知义务，使许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知道聘请律师[5]（P96-97）。

（3）阅卷权受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从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将上述条款与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相联系，只允许律师在审判阶段查阅、摘抄、复制检察机关移送到法院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且将阅卷的地点限制在法院。这大大限制了律师的阅卷权，再加上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限制，使得律师无法在开庭审判时与控诉方平等对抗。

（4）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对控辩双方也采取了一些不对等的做法

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这是不平等的。因为在诉讼中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控辩双方都可能发生，为什么要对律师单独加以规定？这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是少见的。在实践中，一些公安、司法机关，正是将这些规定加以片面的理解和错误的适用，才使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危险”，而不愿接受委托。

四、如何实现控辩平等对抗

（一）无罪推定是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前提

无罪推定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其含义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基本意思是相同的。《世界人权宣言》表述为：“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之前，有权视为无罪。”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原则，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程序方面的作用，即在经法院依法最终作出判决确定有罪之前解决如何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它要求法官进行审理时不带有罪的偏见，而是先把被告人作为无罪的人来看待；二是实体方面的作用，即在面对疑罪案件时可基于这一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6]（P522）。

我国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仅仅是吸收了无罪推定的精神，应当进一步转变观念，在立法上确定无罪推定的原则，取消第三种判决，切实实行取保候审，使其成为常规做法而不再是例外，增强被告的对抗性。

（二）确定相关证据规则，合理、明确分配证明责任是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有效保障

1证据规则与控辩平等对抗

由于控诉方相对于辩护方而言力量强大，享有很多司法资源。为了防止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实现平等对抗，必须通过制定有关的证据规则抑制过于强大的控诉权。主要规则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联性规则，传闻规则等。这些规则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中都有一定的体现，但是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禁止用非法的获得言词证据，“两高”的司法解释规定，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指控和定案的根据，但是，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的效力并没有规定。我国的刑事证据中虽然有证据关联性的要求，但都是从正面要求，而没有确立像品格证据、特定行为等这样的例外规定，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常常列举被告人以前的违法或犯罪行为以增强指控的效果。我国虽然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是面对证人不出庭的情况，大量书面证言被采纳；而且不禁止证人转述他人的陈述，没有彻底确立传闻规则。这些现状都不利于辩方与控诉方进行平等对抗，有必要从上进行明确规定。

此外，还应当取消如实陈述的规定，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增强被告方的对抗性。笔者认为，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享有沉默权，当然也不是绝对的，鉴于的刑事犯罪情况法律可以作出例外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重大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黑性质的犯罪等不适用沉默权原则。

2证明责任分配与平等对抗

证据法为了防止控辩双方在对抗方面出现不公平现象，也应当设计出一种确保双方公平分担诉讼风险的程序机制，即公平分配证明责任。我国传统的主流的证据理论认为，公、检、法机关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除外），①（①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人民法院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其调查证据的行为是一种审理上的义务，因为人民法院在诉讼中没有自己的诉讼主张，与案件的审判结果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没有诉讼风险可言。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是司法实践中，当被告人向法庭提出自己的有罪供述是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所为或自己是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主张时，法官往往要求被告出示证据，否则不予认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被告人的诉讼负担和风险，使得被告处于不利地位，无法与控诉方对抗。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理论上的模糊和立法上的欠缺。关于这一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这不是被告人在承担证明责任，而是反驳控诉进行辩解的权利[7]（P344-345）；也有人认为应当区分客观的证明责任与主观的证明责任（或说服责任与提出证据责任）、抽象的证明责任与具体的证明责任，进而认为在辩护理由———无论是正当防卫的抗辩、非法证据的抗辩或是其他类型的抗辩———的证明上，检控方始终负有最终的、客观的证明责任，而辩方负有最初的提证责任（即具体的主观证明责任）[8]（P383-384）。笔者认为，在理论上，证明责任的概念和证明责任的分配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的理论显得过于简单，新的理论还没有形成，这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司法实践的需要是迫切的，不妨先根据我国现在控辩双方的实际状况对一些具体的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作出规定。

（1）规定被告人在法庭上提出自己的供述是在刑讯逼供情况下取得时，控诉方应当证明该供述是在合法情况下取得，否则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因为，被告人大多处于被羁押状态，没有人身自由，无法收集证据，而且律师在审前的介入也是很受限制的，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是不公平的。控诉方应当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这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如看守官中立、全程录音录像，否则公安机关只出具一个没有进行刑讯逼供的书面证明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2）辩护方提出自己有精神障碍或者达不到刑事责任年龄时，辩方应当提供证据。因为这样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往往掌握在被告家属的手中，由辩方提供更容易一些，再者辩方也有积极性。但是，在我国的现阶段得不到律师帮助的被告人也很多，而且大多处在羁押中，由他们提供证据有时也存在困难，所以对是否有律师帮助应当区别对待。有律师帮助的，辩护方应当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并达到盖然性占优势的程度。如果没有律师帮助，被告或者家属可以提供证据线索由侦查机关进行调查，如果提不出任何线索，只是表达一种观点和愿望，则不能引起侦查机关的调查行为。

（3）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应当具体问题具体。通常在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被告方对己方提出的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应当提出证据，并证明到盖然性占优势的程度。如果虽然有律师的帮助，但是有些情况下，律师不能取证的（如勘验现场），可以申请司法机关进行。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被告人可以提供证据线索，由侦查机关进行调查。

此外，应当注意的是，虽然在一定情况下，被告方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但是控辩双方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控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应当达到最高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或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方的证明标准要求较低，一般只要达到盖然性占优势即可。这也是控辩平等对抗的一个体现和要求。

（三）检察机关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职能的定位是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关键

1加强对侦查和执行的监督目前，我国侦查机关的权力很少受到约束，除了逮捕需要经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强制性措施均有权自行决定，不接受司法审查，这与国际公约的规定是不符的，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因此，有必要进行司法审查。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设置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法官，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担这项工作比较合适。此外，为了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判决的权威性，还应当加强检察机关对执行的监督，防止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问题上发生徇私枉法的情况。

2加强公诉职能，弱化审判监督对犯罪进行控诉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对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加强是指从知识上、技巧上加强，增强检察官与辩方进行对抗的业务能力，而不是增加其本已强大的职权。同时，应当弱化对审判的监督。因为对审判进行过多的监督，会司法独立和平等对抗，而且检察机关对审判进行监督其公正性也易受到质疑。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中作为起诉的一方，既与被指控者相对立，提请法院就其所提出的指控进行审判，如果又对法院的审判进行与辩护方完全不同的监督，就变成了诉讼中的一方既是诉讼的参与者，又是诉讼的监督者，其作为监督者应有的公正性将因此而受到实际的损害和有理由的怀疑。

笔者认为应当着重对审判的程序性监督，弱化对审判的实体性监督。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控辩双方有平等的权利对审判中出现的程序问题提出意见，公诉机关并不比辩护律师享有更大或更多的监督权。例如对合议庭的组成不合法、证人旁听案件审判等控辩双方都有权及时提出，否则一旦审判结束，将难以补救或无法补救。针对检察机关对生效判决的抗诉应当进行必要的限制，抗诉可以区分为有利于被告的抗诉或不利于被告的抗诉。对于有利于被告的抗诉可以随时提出，不受限制；对于不利于被告的抗诉应当进行严格的限制。

（四）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加强律师辩护权是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重点

1扩展指定辩护的范围

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有关国际公约的精神和规定，将指定辩护延伸到侦查阶段，扩大接受指定辩护的范围，凡是没有聘请律师的，司法机关必须免费为其指定一名律师。首先从制度上、形式上能够保证控辩平等对抗。《公民权利和权利公约》第14条第3项规定：受刑事指控的人“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并与自行择定的律师联络”（乙目）：“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选择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必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丁目）。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还制定了《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指出：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如果他无力支付费用，可以免费。

2应当取消律师调查取证的限制

应当取消律师调查需经被调查人同意或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同意的规定。取消了这种限制性的规定，只规定律师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如果有关单位和个人不愿意说，律师也没强制权，也不能采取强制性措施，但这样总比直接规定要经过被调查者同意这样的限制性规定要好。

3实行证据展示保证辩护律师的阅卷权

控辩双方的天然对立性决定律师必须全面阅卷，否则平等对抗只能是形式。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1条规定：“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该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这种查阅的机会。”我们实行的证据展示应当是双向的、全面的展示，即控诉方应当向辩方展示证据，辩方也应当向控诉方展示证据；控诉方既应当展示不利被告的证据，也应当展示有利被告的证据。但应当有例外，例如可以规定有关国家重大机密的证据和有关卧底警察身份的证据，控诉方可以不展示。辩方仅应展示控诉方尚未掌握的下列证据：有关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被告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被告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等。这也是控辩平等对抗的要求和体现。

4充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律师的会见权

会见权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也是律师进行辩护的基础。我国派员在场的规定和会见需经司法机关批准的做法与国际准则是有距离的，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不利于控辩平等对抗。立法应当规定作出与国际公约一致的规定，保证受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地、充分地、没有顾虑地与律师会见和交流，使律师会见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辩护权的行使，保证控辩平等对抗。

5判决书对控辩双方的意见的采纳与否应进行充分的说明

通过调研，笔者发现大多数的判决书对证据、意见的采纳与否，并没有充分说明理由，只是简单地说“予以支持”、“予以采纳”、“不予支持”、“不予采纳”，而且有的判决书对律师的辩护意见只字未提。这种做法是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律师的意见重视不够的一种反映，是控辩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如果强制要求判决书对证据、意见采纳与否说出理由，可以促使法官重视律师的意见，有利于平等对抗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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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J]中国法学，2000，（3）

[3]熊秋红刑事辩护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樊崇义刑事诉讼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6]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7]卞建林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对抗范文篇3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7年6月～2017年12月我院住院应用抗生素治疗的患者90例，根据治疗方法分组。观察组男22例，女23例；年龄19～60岁，平均40.71±5.53岁。其中，内科患者有15例，外科患者有16例，妇科患者有10例，其他科室患者有4例。对照组男23例，女22例；年龄20～60岁，平均40.45±5.52岁。其中，内科患者有15例，外科患者有16例，妇科患者有11例，其他科室患者有3例。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1.2方法。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抗生素用药指导；观察组则给予临床药学干预：（1）邀请资深药师和专家对临床医生加强抗生素相关专业知识及使用规定的培训，提高临床医生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认知度，使其掌握抗生素使用权限管理、应用原则、不良反应处理流程，并掌握抗生素药理作用、适应证、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相互作用和注意事项等。（2）药师参与设计抗生素用药方案。要求临床药师深入至科室，协助医生在正确时机为患者处方提供正确的抗生素和正确的剂量，参加抗生素处方审核，对抗生素处方进行评价，对于不合理的处方进行干预，说明不合理之处，并指导医生修订处方。（3）奖惩制度的制定。各个应用抗生素的科室需严格制定抗生素使用适应症，每个月检查抗生素的应用情况，对于不合理用药情况给予通报，并及时整改。（4）抗生素管理方面。加强对抗生素的分级管理（非限制级、限制级、特殊级），加强抗生素指标要求专项整治和耐药监测，加强抗生素敏感试验的及时性、准确性，并从药品的性能、厂家、批次、存放、发放等方面入手，层层登记，严格把控抗生素各个环节的“质”、“量”关，保证抗生素的有效性和有量性。1.3观察指标。比较抗生素知识认知、抗生素用药依从性、抗生素使用时间、抗生素药物费用；抗生素使用的不良反应。1.4统计学方法。SPSS15.0统计，x±s为计量资料并作t检验，%表示计数资料作x2检验，P＜0.05显示差异显著。

2结果

2.1两组抗生素知识。认知、抗生素用药依从性、抗生素使用时间、抗生素药物费用相比较观察组抗生素知识认知、抗生素用药依从性、抗生素使用时间、抗生素药物费用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2.2两组副作用相比较。观察组抗生素使用的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目前抗生素使用不规范引起的问题日益受到临床重视，需通过采取有效的措施规范抗生素使用，减少抗生素用药带来的不良反应，减少医药费用[2]。而临床医生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难以掌握和运用全面的抗生素相关知识进行合理用药，临床药师的出现，无疑给他们充分运用药物，保证药物治疗的合理、安全、有效提供有力的保障，理所当然地受到临床医生的欢迎，临床药学服务的干预方式是临床用药不可缺少的一种干预措施，通过药学服务，可实现对抗生素用药的有效管理，提高用药的合理性，减少细菌耐药性、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确保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加速患者疾病康复，减轻其痛苦，减少医疗费用负担[3-4]。

本研究显示，临床药学干预对抗生素临床合理应用的影响较大，可有效提高患者对抗生素使用的正确认知，并提高患者依从性，有效控制病情，改善生活质量，减少药物费用和不良反应，从而体现了药师价值，值得医院药学部门推广。

参考文献

[1]刘地林.临床药学干预对抗生素临床合理应用的影响[J].临床合理用药杂志,2017,10(33):122-123.

[2]陈海林,孙浩,金海英,吴伦.临床药学干预对呼吸内科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影响分析[J].现代实用医学,2015,27(09):1234-1236.

[3]路俊华.药学干预对抗生素临床合理应用产生的影响探讨[J].中国医药指南,2017,15(28):145-146.

对抗范文篇4

从构成对抗的例证本身寻找反对的突破口

95国际大专辩论会半决赛第二场中有这么一节辩词：

正方：可是我们也知道香港“九七”就要回归祖国，我们听说要颁布《基本法》，可没有听说要颁布“基本道德”呀!

反方：……我深深记得对方三辩同学在前几天的辩论场上曾经说过：在我一张伶牙俐齿之下是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灵（笑声），那为什么不说是颗“法律心灵”呢？（掌声）

正方立场是“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依靠法律”，于是以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为立足点。举香港将颁布《基本法》为例向反方发难，反方立即就地取材反唇相讥，与之构成尖锐的对抗。赢得了观众的喝彩。

请看正方是怎样反对抗的：

对呀！我善良的心灵是要大家认识我才知道的，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首先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啊！（热烈掌声）……

正方咬定法律不放松，以敏锐的洞察力从反方构成对抗的例证中“窃取”与法律相关的事实，以先主后次的逻辑强调“首先的”就是“主要的”，从而压制对方的对抗。

还有一些对抗的例证，表面看来牢不可破。实际上如果稍作推敲还是可以反对抗的。

例如在“女性找男性更需要关怀”辩论中，正方为了论证中国文字反映的男尊女卑，举例说：

中文有两个字表示结婚的概念，一个是“娶”字，另一个是“嫁”子。男人是“娶”媳妇，女人是“嫁”给男人，那这个“娶”子它表示一种主动性，“嫁”子它表示一种被动性。（笑声，掌声）请回答！

反方马上以牙还牙：

像这个例子，我们也发现了中国字的“好”字和“妙”字。都是一个褒义词，那么请问“妙”字和“好”字是不是用“女”字旁开头呢？（掌声）

当反方举“好”和“妙”进行对抗时，正方居然束手无策。其实。正方完全可以在反方的例证上做文章，作出反对抗：“妙”可以拆为“女”和“少”，“好”可以拆为“女”和“子”，、从造字角度看，这都是两个会意字，也就是“女”性“少”方为“妙”“女”性得“子”才叫“好”。这岂不正表明了女性受压抑的社会地位了吗？

上面两个例子表明，从构成对抗的例证本身发掘于己方有利的观点或材料，可以有效地进行反对抗。

避实就虚，攻其不意

不是所有的对抗例证都存在着漏洞，更多的情况下，辩敌的对抗是严谨缜密、毫厘不爽的。这时候，避开对抗的冲击力，从侧面突发反问进行“强攻”，是行之有效的反对抗技法之一。但是有一点。这个反问必须直接攻向对方的立论点，不能有任何偏差，否则就会影响反对抗的力度。

我们来看关于“治愚比治贫更重要”的辩论中的一段辩调：

正方：中国作家写了这本书《愚昧比贫穷更可怕》，说明了治愚比治贫更重要，可见对方同学似乎是没有看这本书呀！

反方：中国政府也说：生存权、温饱权是人的第一权利。对方如何回答？

这一组对抗中，辩论双方都选取了权威言论作为例证。权威能制造不容置疑、无以反驳的特殊效应。正方在不可能正面向权威发起攻势的情况下，突然反问：

……如果治愚不比治贫更重要，为什么中国人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笑声，掌声）

对抗范文篇5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7年10月～2019年2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收治的患者130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药学干预组与常规干预组，各65例。其中，药学干预组男37例，女28例，年龄18～62岁，平均（38.5±2.7）岁；常规干预组男37例，女28例，年龄18～62岁，平均（38.5±2.7）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2一般方法。常规干预组患者不给与药学干预，药学干预组患者给与药学干预，具体方法是：①知识宣教：由临床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培训护理人员关于抗生素临床应用的有关知识，提升护理人员对抗生素的正确认知与了解，让护理人员知道在抗生素实际应用过程中还需要引导患者准确使用。②严格控制抗生素的应用：全面评估院内抗生素的使用状况，制定合理的审批制度来对抗生素的应用进行规范，使用抗生素前必须要医师签字确认。③规范细菌监测流程：部分患者在使用抗生素治疗时要先实施细菌药敏实验，必须规范细菌监测流程，再依据实验结果对治疗方法进行调整。④强化用药管理：安排专门的医师管理抗生素，按照患者病情与细菌药敏实验结果来制定临床药学标准，对患者的用药方案予以合理调整，以此保证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性。1.3观察指标。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的抗生素药物使用情况，包括抗生素处方比率、抗生素不合理应用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5.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n）、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药学干预组65例患者的抗生素处方比率是46.15%，抗生素不合理应用率是3.08%，不良反应发生率是4.62%；常规干预组65例患者的抗生素处方比率是69.23%，抗生素不合理应用率是15.38%，不良反应发生率是18.46%。对比两组患者的抗生素使用情况，药学干预组的抗生素使用率、不合理应用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均要显著比常规干预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讨论

抗生素指的是一种有着抗病原体或其他活性的药物，对其余生活细胞的发育功能可以造成干扰，现已被大范围应用于临床抗菌治疗中。抗生素虽具备较强的抗菌效果，但一旦出现滥用便会对治疗效果造成影响，患者的机体功能也会受到较大损伤，患者病情康复受到影响，因此必须重视抗生素在临床治疗中的合理应用[2]。药学干预是在保证药学实用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在临床上的使用情况进行优化，可以明显改善药物使用效果，减少或避免因药物不合理应用而出现的不良反应。通过在抗生素临床应用中进行药学干预，对抗生素使用原则进行优化，提高抗生素处方质量，同时提高医护人员对抗生素临床应用相关知识的准确认知，可以有效减少抗生素的不合理应用，更有利于患者病情康复[3]。

此次研究发现，药学干预组抗生素处方比率、抗生素不合理应用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是46.15%、3.08%、4.62%；常规干预组分别是69.23%、15.38%、18.46%，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表明，实施药学干预对抗生素临床合理应用效果良好。

参考文献

[1]刘丹.药学干预对抗生素临床合理应用产生的影响分析探讨[J].中国医药指南,2019,07(09):51-52.

[2]仲新岩.药学干预在抗生素临床合理应用中的作用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9,17(05):50.

对抗范文篇6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我中心2017年5月-2018年1月260例患者，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130例。纳入标准：自愿参与并知情同意；无药物过敏史；无精神疾病史或认知功能障碍；年龄≥18岁。排除标准：妊娠期或哺乳期患者；中途退出者。观察组男80例，女50例，年龄18-60岁，平均（42.12±2.36）岁；对照组男70例，女60例，年龄18-65岁，平均（42.27±2.88）岁,2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意义（P＞0.05）。1.2方法。对照组：遵医嘱服药，医护人员行常规宣讲，叮嘱注意事项。观察组：（1）抗生素知识宣讲：护理人员对抗生素使用知识进行讲解，同时告知患者药物使用期间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促使患者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确保治疗能够顺利开展。定时组织医护人员培训，强化其对抗生素知识认知，提升合理使用的意识。（2）药师干预：药师积极与患者沟通交流，判断其认知情况治疗期间，积极主动询问患者治疗感受，及时解答疑惑，提升治疗依从性，指导患者正确用药，告知用药禁忌。药师在日常工作中，对临床用药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同时制作不良反应观察表，对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记录。密切观察患者用药情况，定期询问，如出现异常情况，及时与临床医师联系，给予处理，避免延误病情。（3）处方单审核:药师对处方单进行审核，严格遵循用药指导，结合临床经验及相关文献支持，对不合理处方单与临床医师进行商讨，确保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性。（4）强化管理：成立监督小组，对抗生素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审核，对出现的不合理进行总结、探讨，制定合理改善措施。对出现多次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现象的医师，及时处罚；对未出现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医师给予奖励。促使医护人员能够不断进行学习，提升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从而减少滥用现象。1.3观察指标。统计两组患者抗生素使用费用、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情况及抗生素在药物治疗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对比。1.4统计学分析选用SPSS19.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抗生素使用费用比较。观察组抗生素费用为（157.65±2.34）元，对照组抗生素费用为（160.97±2.36）元，两组数据比较差异显著（t=11.390，P=0.000）。2.2两组临床用药情况比较。观察组抗生素使用比例及不合理使用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1。

3讨论

抗生素是由微生物或高等动植物在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抗病原体或其它活性的一类次级代谢产物，能干扰其他生活细胞发育功能的化学物质[3]。主要用于治疗各种细菌感染或致病微生物感染类疾病，一般情况下对其宿主不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报道显示，中国患者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是欧美国家的两倍，但真正需要使用的不到20%，其中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是典型的滥用抗生素。抗生素滥用对人们带来严重危害，如DNA污染、细菌抗药性、超级细菌的出现等，此外抗生素的主要不良反应是抑制骨髓造血机能，长期服用对患者机体会产生不可逆的损伤。由此可见，改善抗生素滥用在临床治疗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药学干预是指通过药师对处方单进行把关，确保用药情况的合理性，同时对患者进行抗生素相关知识讲解，提升认知度，能够了解抗生素合理使用的重要性。为提升抗生素的合理使用，中心给予观察组药学干预，结果显示，观察组抗生素使用情况及不合理使用现象均低于对照组，且治疗费用也显著较低（P<0.05）。由此可见药学干预能够可显著减少抗生素使用，减少不合理使用情况，同时降低患者治疗费用。临床药师通过参与到临床用药管理当中，严格把关，仔细分析处方单，确保用药的合理性。通过对患者进行抗生素使用相关知识讲解，促使其提升对抗生素使用的认识，同时对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进行提前告知，从而确保治疗的顺利进行。药师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严格观察不良反应，做好不良反应记录，及时进行处理，同时耐心解答患者疑问，提升用药依从性。

综上所述，药学干预对抗生素合理应用的临床影响显著，可降低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率，减少治疗费用，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夏宁.抗生素临床合理应用的药学干预方法研究[J].中国医药导刊,2016,18(5):494-495.

[2]王晓平,李晖,吉晓春,等.药学干预对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影响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17,20(S2):355-357.

对抗范文篇7

摘要:主体重合是我国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现状的最显著特征，两权都集中于政府一体行使，一体结合的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使得国家所有权的运转往往借助行政权力结构运行系统，引发出多重对抗关系，为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对抗竞争提供了媒介与载体。产权改革不应寻求和强化这种一体化的模式，而应当探索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分离的道路。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应当采取主体分离的方式，通过国家所有权主体形态的重新塑造实现行政权与所有权从权能结构到组织形式、法律资格的完全分离。主体分离后的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也需从作用原则、作用特征、作用理论等方面进行合理构建，以适应产权改革和建立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体系的要求。

关键词:行政权/国家所有权/产权改革

主体重合是我国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现状的最显著特征，两权都集中于政府一体行使。这就形成了政府既代表国家行使经济行政权，又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的双重权力主体格局。产权改革的步伐迈至今日，已触及到产权关系的实质与要害，即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一体状态下能否求得产权效益与行政效能的双重兼顾，本文拟从国家所有权与行政权在结构渊源上的本体关系探讨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与法律关系，以期找到两者之间的合理接触点。

一、行政结构化的国家所有权现状

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结合于政府一体，使得政府既要设计经济行政权的运行轨道，又要设计国家所有权的运行轨道，这两者很容易合二为一或者互相借用。从国家所有权的实践来分析，其流转方式与行政权限结构是紧密结合的，并且带有国家所有权运转行政结构化的特点。

（一）行政等级结构与国家所有权

行政等级结构是行政机关内部基于行政权的集中分散程度、大小程度而形成的具有隶属性质的行政等级结构关系。在行政等级结构关系中，各级政府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各个层次所享有的行政权限不相等、不一致。中央政府享有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最高行政权，地方政府享有管理本地区行政事务的地方行政权。在中央行政权与地方行政权相互关系方面，地方行政权无条件地受到中央行政权的约束。在经济行政职权关系方面，中央与地方之间也形成这种严格的等级结构关系，通过法律的直接规定与行政指令关系保持经济权力在政府之间的相互贯通。

由于政府同时行使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使得政府之间除经济行政权的流转关系外，还增加了国家所有权在政府之间的流转关系。并且，在我国产权实践中，国家所有权在政府之间的流转是借用行政结构系统来实现的，这种借用是否合适，可以作以下一些分析:

1.所有权的流转是不同财产所有权人之间平等的民事财产权利义务的让渡，它通过物权关系与债权关系来实现，而借助行政等级结构在政府之间所进行的所有权流转，并不采取民事权利移转所常用的诸如委托授权关系，合同关系等方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国家所有权的代表资格上，既不是所有权人与经营权人的关系，也不是两个对抗的所有权人的关系，而是利用名义上的统一国家所有权形态，通过行政等级结构关系，在两者之间所发生的带有强制性的经济行政性质的指令关系。

2.受行政权限等级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国家所有权也呈现出等级化的特征。虽然国家所有权在形式上是统一的，由政府代行国家所有权，但政府代行所有权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集中代表，还包括地方政府的一定代表权。现有的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隶属和管理权限关系的差异以及财政“分灶吃饭”等，都反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国家所有权上的不同代表资格。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均可以利用自己所享有的权力优势保护其所代表的企业形态。

（二）行政地域结构与国家所有权

行政地域结构是指根据历史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特点、资源分布状况、经济发展需要而由中央政府统一决定所形成的一定地域范围的政权结构形式。在地域结构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担负着本地区的行政管理职能，负责组织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国家所有权的运转受到行政地域结构关系影响和制约的情形如下:

1.国家所有权的法律形态虽然是统一的——全民所有，由国家代表行使，但是其具体操作者则是分散的，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受行政等级结构关系的制约而形成的国家所有权的内部对抗。这是因为行政权限的内容不一致而造成的。那么彼此平等的地方政府在国家所有权的代表关系方面是否也存在矛盾?笔者认为这种矛盾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因行政地域结构关系在实质上已经将国家所有权作了行政性的割裂，这种割裂表现为通过地方政府来保护其各自地域所有权。以本地区的小市场排斥商品经济的大市场，其原因在于国家已经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将国家所有权从客观上分割为不同的行政地域形态。

2.受行政地域结构关系制约的国家所有权是诱发地方经济割据的动因，由于资源分布状况的差异，各个地域形态上的资源量不可能是等同的，如果所有权按照民事财产权利的合理流转轨道运行，接受市场调节和国家有机调控，可以达到不同地区通过资源的交换与流通来实现经济利益的增值与扩大，但这必然使资源不占优势的地区在经济利益和经济力量的竞争与较量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形下，所有权人的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行政权将本地区的财产所有权孤立地保护起来，避免与外界的竞争，而对本地区经济利益的保护，必然阻碍依靠有机竞争而赖以存在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市场的发展。从而在国家所有权的流转中构筑座座“行政壁垒”。在地方行政权与地区所有权融合的趋势下“，块块分割”的经济格局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

（三）行政部门结构与国家所有权

行政部门结构是因行业性质、管理职能的不同在政府内部所设置的各个管理部门的总称。政府管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必然要求设置相适应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在这里，我们不对经济行政部门结构的合理性进行研究，只就行政部门结构与国家所有权的关系作些分析:

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一体结合，使得行政部门所执行的政府经济行为，既包含行政性质的经济职权行为，又包括民事权利性质的所有权行为。经济行政部门结构主要是为适应经济管理的需要而设置，但由于行政部门还担负着代行国家所有权的使命，因此行政部门结构必然与国家所有权联系在一起。

1.综合性的经济职能管理部门与行业性的经济职能管理部门，在代表国家所有权的资格方面，存在重复代表与交叉代表的情形。谁都可以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代表者，但谁都不可能是国家所有权的完整代表者。比如“两权分离”的实践中，在订立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时，发包方本应是国家所有权的集中与完整代表者———政府，但是法律规定的却是:“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国家授权企业所在地人民政府委托的部门”[1]来代表，如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

2.政府内部的每个经济职能部门都享有本行业的资源调拨与投资权，是本行业实质意义上的国有资产所有权人。这些所有权人存在的前提即是政府已经按照财产的不同属性而在经济职能部门之间分解了国家所有权。这种分解并不是民事财产权利权能的内部分解，而是因行政结构关系和行政意志而形成的国家所有权的内部分解。不同经济职能部门被分解的国家所有权形态，各自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的纵向轨道进行流动，排斥和隔断了商品经济规律所要求的横向财产权流动，从而形成“条条分割”的不合理经济格局。

二、主体分离: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改善的必由之路

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一体结合，使得国有产权管理职能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不分，国家所有权呈现权力化的趋向，并且借用行政权限结构系统来实现所有权的流转，导致所有权权能的畸变与异化;同时，两权的一体结合也使政府的经济行政行为受到所有权所代表的民事权利观念的干扰，致使政府经济职权行为走向合同化，不利于建立和形成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整体系，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从政府机体上的结合关系走向分离，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产权改革也必须顺应和促成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新一轮回的“两权分离”。

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是指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同时集中于一体的权能结构的分解，实现这种权能分解，只能采取主体分离的方式，通过塑造新的产权主体代表行使国家所有权，政府仍然作为当然的行政权主体，但不再担负代表行使国家所有权的使命，从而实现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由原来的一体化结构过渡到由两个权能不同的主体来分别实现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产权新格局。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必然是国家权力主体与民事财产权利主体在法律资格上的分离。分离不能停留于政府内部权能的分解，也不能停留于在政府内部建立两个职能不同的行政机关来分别实现两种权能，而必须是两种权力形态从权能结构到组织形式、法律资格的完全分离，由于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长期一体结合，权能的相互串借已极为平常，要避免这种相互串借，只有使行政权与所有权的运行系统分离开来，而要分离这两个系统，只有求助于两个相对分离的主体，这也就产生了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进行主体分离的必然要求。

怎样实现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认识与实践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但是都不是对行政权与所有权从法律资格上进行严格分离，因此存在着相应的局限性，下面我们分析其中的几种主要作法，同时也从另一侧面证明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应当进行主体分离的合理性。

⑴政府内部分权即通过在政府内部设立两个职能相异的主体分别行使行政权与所有权。这种分权方式也不能达到充分分权之目的“，虽然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但是，即使在行政系统内部，对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职能也没能从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和其他综合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2]因为不论行政机关所担负的职能差异多大，仍都以行政权为核心。在行政权既存的前提下，仍由行政机关担负所有权使命，只可能是在行政权与所有权一体化上绕圈子，只是通过行政机构内部职能的相对调整，使担负所有权使命的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权相对减弱一些而已，但这种减弱趋势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是可以反弹的。

⑵合同分权已经实践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通过合同方式明确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权利关系。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是否也能借用这种合同分权方式呢?我们认为是不适合的:首先，行政权作为国家主体的表现形式与组成部分，除依照法律规定和接受法定监督外，不能以其它方式限制行政权的行使和活动范围;其次，以合同方式所进行的两权分离，必须要以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相互协调和适度移转为内容，而这在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权力与民事权利之间是不可能进行相互权能转化的，由于权能转化的限制，这种合同本身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第三，以合同方式所进行的分权，所接受的是债权的一般保护，从而使行政权所应受到的宪法与行政法所赋予的特别保护受到相对弱化;第四，在政府继续行使国家所有权前提下，通过行政机关相互之间订立规范行政权与所有权关系的行政合同也不符合行政法之原则。因为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的规定来自法律的直接规定，并不因行政合同而产生。

⑶行政性公司分权行政性公司是行政权与所有权妥协的产物，公司既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又行使一定的财产所有与经营之权能。行政权与所有权在行政性公司的结合与两权在政府的一体结合情形是一样的，只是实现的主体变换而已，性质并未发生改变。政府与行政性公司的关系仍停留于行政关系，公司财产权来源于行政权，其财产权形态不完整。行政性公司与企业的关系也停留于行政关系，并非投资权关系，只是使企业经营权在受到政府所有权的调节外，又增加一个中间层次的调节。⑷现有国有企业股份化分权其方式是“将能够实行股份化的企业的财产，全部以股票形式出售”[3]这种方式是以企业所有权或企业经营权作为股份化之前提。企业所有权并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如实行股份制则缺乏合法的前提，是跨越国家所有权的分权。企业经营权是一种不完整的财产权利形态，受到行政权的诸多干扰。并且以企业经营权作为股份制之前提，本身就是一个尚值得研究的产权理论问题。

在失去以其他方式来分离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可能后，在行政权必须由政府行使的基础前提下，只有通过塑造新的产权主体来担负国家所有权使命，才能完成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

在行政权当然由政府所享有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分离，这是关系到分离能否完成与实现的重大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所要选择的是国家所有权主体形态的重新塑造，新塑造的国家所有权主体应当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才符合分权之目的，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所有权之使命，而不至于成为一个虚置的、人造的、没有生命力的和新增的官僚机构，笔者认为，新塑造的国家所有权主体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它必须是一个经济实体，既不是政府内部的新增机构，也不是行政权与所有权妥协的行政性公司，而是具有明确经济目的、能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经济实体;其二，它必须是统一的、明确的享有经营权能、收益权能和处分权能的完整所有权主体，它不再因全民所有的性质而在政府与所有权主体之间发生相互分享国家所有权的现象。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国家所有权主体形态的构造应走公司化的集中所有权主体形态的路子。实行公司形式的所有权主体形态，便于明确所有权主体的经济性，并且也因公司形式可以使财产所有权的流转进入一个较高形态的产权流转阶段，实现集中所有权主体形态，可以防止国家所有权在形式与内容上的解体，同时也不妨碍构建国家所有权主体形态基础上的法人财产权主体。

三、重建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的理论构想

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是相对的分离，并非绝对的分离，相对分离的含义是指并非通过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主体分离的方式切断行政权与所有权之间的任何联系，而是指行政权与所有权主体分离后，行政权向经济生活的贯通和作用不再借助国家所有权这一媒介与载体，而是通过法定化的关系和程序，有序地、有规则地向经济生活转化;同时国家所有权也不再利用行政权力因素的内涵和行政结构关系的外延来实现财产权利的流转，而是通过平等竞争关系实现所有权。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从一体结合走向由两个不同的主体分别实现各自权能，其间有一个从两权结合走向两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影响到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相互关系:⑴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使得两权之间的媒介与载体关系不复存在，失去了两权相互串借的前提，行政权对所有权的影响与作用需要寻求新的途径;⑵行政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行政权人与所有权人的经济意志从绝对同一走向相对矛盾，两权合一体制中，行政权主体意志一旦形成，也就意味着所有权主体意志也同时形成，两权主体的经济意志不会产生摩擦。行政权与所有权分离后，两权主体各自代表不同的经济意志，虽然由于国家所有权的全民所有性质而不至于在两权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方面产生根本对抗，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因为所有权人必然形成自己的经济利益追求，利用利益机制促发生产者与经营者的积极性，在这种利益动机支配下，所有权人利益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国家利益的相对减少，而国家经济意志行为对所有权的调节，也会引起两权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这就产生了重建行政权与所有权关系的要求。

（一）重建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的一般原则

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的建立，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虽然针对每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言，其行为的内容与特点各有不同，但是行为产生的前提与所依据的基本准则应当是一致的。我们认为，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分离后的相互关系的构建，应当遵循以下准则:

1.保护国家所有权原则

这一原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对宪法与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财产所有权形态应当进行一视同仁的保护;二是政府不应对合法财产所有权形态进行随意侵犯，由于行政权在许多情势下的优先，使得所有权不可能对抗行政权。因此，对行政权的约束不应主要依靠所有人，而应以规则形式固定两者关系并赋予规则以约束力，才能使所有权不致受到随时可能由行政权主体所发出的行政行为的干扰与侵袭。

2.保护竞争原则

保护竞争包括三层含义:⑴享有行政权的政府应当承认竞争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与刺激作用，承认竞争存在的合理性，不应以国家行政权方式否认和取代运用竞争手段配置经济资源的合理性。⑵在承认竞争的合理与有效前提下，行政权人的政府应当创制竞争规则，确保竞争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正当。保障竞争自由是指政府应当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反对价格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保障竞争公平是指政府应当保障竞争领域的任何竞争者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在规则适用上的平等，不允许存在特殊的竞争者。竞争的公平并不是指竞争者经济实力的等同，而是指竞争者所享有的权利能力与其他竞争者是平等的，利用平等的竞争规则和竞争地位，凭借经营管理水平、产品质量和信誉等开展竞争。保障竞争正当是指政府只保障合法、文明和诚实的竞争，反对和禁止不正当竞争。⑶与竞争的积极作用同时并存的是竞争的消极作用，包括垄断的形成、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出现以及竞争的相关盲目性，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竞争的副产品。怎样消除竞争的消极作用，这是无法依靠所有权人的力量来完成的，不可能通过所有权人之间的相互制约来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因为所有权人相互之间的行为都是没有权威，没有强制的行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充当这种角色，依靠权威与强制来完成保护竞争的使命。

3.合法干预、适度强制、宏观调控原则

合法干预是针对所有权的滥用而采取的政府行为。所有权的滥用一方面表现为对他人所有权的侵害，另一方面表现为触犯经济活动规则的犯规行为。在近、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史上，政府运用行政权对所有权所实施的干预，其最充分的体现是政府反垄断机构的成立以及控制和禁止垄断的一系列对策与行为。

适度强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对所有权行为的不当与滥用所实施的强制;二是在国家利益先导原则下，从国家利益出发，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由政府所采取的对所有权实施强制手段，包括没收财产、收归国有、暂时冻结财产等消灭和限制所有权的方式;三是指政府以行政权为后盾所实施的某些经济行政行为，要依靠强制手段来实现，如指令性计划行为，税收征收行为等。

宏观调控是现代商品经济发展对政府所提出的新要求。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增大，现代商品经济已不是个别经济(包括企业经济、公有经济)的代词，而是各种所有权形态的集结和多种财产力量的交会。纯粹依靠竞争等自发的市场调节手段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因为随着生产社会化、市场国际化的进程，各个经济实体所掌握的信息量极为有限，而这在政府来讲则又是一种优势，因此政府的这种优势必然为经济组织所利用。此外，依靠竞争配置资源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各个竞争者之间不必要的能量消耗，而在政府来讲，则有能力采取各种手段来抑制这种能量消耗。

4.责任原则

在行政权与所有权关系中，不仅存在所有权的滥用，还极容易形成行政权的滥用，在制约所有权滥用的同时，还必须制约行政权的滥用。责任原则是针对行政权的滥用与不当行使而设立的法律原则。其含义是指:政府对其以行政权于所有权所实施的不当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里的责任包括:⑴行政责任与经济责任并存。行政责任是指实施行政行为的政府部门及主管人，应当对不当行政行为与不法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经济责任是指政府部门与主管人并不因承担行政责任而免除其经济责任，而是经济责任与行政责任并存，经济责任的内容是指对政府部门与主管人财产上的惩罚。⑵侵权责任与赔偿责任并存。侵权责任是指政府以行政权对所有权构成不法侵害时，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并因此而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行政诉讼法》列举了行政机关可能对某些经济权能的侵害，为确立政府侵权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承担侵权责任的同时，还意味着对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所有权人的财产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由政府主管部门(侵权者)从经济上给予被侵权人以财产上的补偿，并且保护被侵权人对侵权人的赔偿追诉权。

（二）行政权对所有权的作用理论

行政权作用所有权的方式与途径，不仅是国家权力与民事财产权利关系的协调问题，而且是形成政府经济行为的基础参照系，在行政权如何作用所有权方面，笔者认为有三条思路可供选择:

1.强力论

强力论所指的是政府运用行政权中的强行权对所有权实施强行性的规范与控制，政府行政权表现为对所有权的一种强制的外压力，使所有权的自张力受到行政权的限制，强行性的政府经济行政权行为是与战时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经济体制以及资源短缺、经济混乱等联系在一起的，实施强行性的政府经济行政权行为，一方面要求强制手段的效力，另一方面要求强制手段不是政府的任意性行为，而是对经济生活有足够估量并且有科学权威的政府行为，强行性的政府行为特征在于其完全以国家意志为主导，排除了所有权人意志在自由竞争意识支配下的自发调节，而是完全的国家主动调节，政府在行政权与所有权关系中处于主动的、强制的地位，而所有权人则处于被动的、被强制的地位。

在强力论指导下，行政权对所有权的强行性控制与规范表现为:

⑴控制所有权的流转方向，所有权人没有选择相对民事主体的权利，而由政府所规定和控制。

⑵控制所有权人的处分权，所有权人不得任意处分所有权，必须符合政府意志与政府所设定的行为规则。

⑶控制所有权人的收益权，所有权人对其财产权利中的收益权行使受到政府的限制，甚至包括政府强行取得所有权人的一定收益。

⑷政府以行政强行权方式对所有权所实施的强行性控制还包括两种特别情况:一是政府在一定期限内暂时剥夺所有权人的所有权，由政府所代行;二是政府宣布无条件、无期限地消灭所有权人的所有权，转移为由政府享有所有权。

2.引力论

引力论是指政府经济行政权对所有权的作用不以直接的强行方式贯通，而是以政府的引导行为、调节行为来保持行政权对所有权的作用。在引力论指导下，由于政府经济行为的强制性不充分，因此要求政府经济行政行为必须是具有高度权威的经济行为，足以形成对各种形态的财产所有权在经济运转中的强大吸引力。国家对经济生活采取引导与调节的方式，不采取强行性的政府行为，是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基础相联系的，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旗帜下，国家政权失去了对私有财产权实施强制的基础，而竞争手段的运用也排斥了运用权力手段配置经济资源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时代跨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生产社会化与市场国际化的扩大趋势使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中心作用日益突出，随之而来的是政府运用其所能掌握的经济调节手段对经济生活实行有机调控，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由于政府不对所有权实行直接强制与约束，政府行为效应要通过一定的媒介和途径才能传递到各个财产所有权形态，这种传递方式可以是通过政府影响市场的方式来达到引导与调节所有权行为的目的，政府影响市场的方式可以是:

⑴采取计划指导、经济杠杆诱导、产业政策诱导方式，使国家的宏观政策成为各个财产权人生产经营活动的参照系列，国家与企业决策联结的基本途径是“宏观政策——市场——企业——反馈”[4]但是法律并不赋予行政权约束所有权的特别效力，“实行计划的手段主要属于非极权性和非强制性的手段，这是由于：一方面基本上已将经济的发展寄予私人企业的自由经济活动；另一方面还采取向一定目标(非权力性的)诱导的政策(所谓行政诱导)”[5]如日本关于计划的法律中所特别规定的劝告手段，即反映了计划向所有权的贯通，不直接借助强制力，而是依靠政府权威与其他协调性手段。

⑵政府通过国家直接投资手段，对市场产生稳定与填补作用，政府投资与私人资本相比较在数量关系上是悬殊的，但是能通过公有经济部门参与产品的供需买卖活动，对市场发挥示范、媒介和提供信息的作用;通过创办国有企业对长线、基础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填补风险投资的缺口;政府的购买力则进一步作为建立保护壁垒，稳定市场和促进科研等方面的工具。

⑶通过财政支援、税收减免和土地赋予等优惠政策，对某些产业、行业或某些企业进行重点扶植，以促进企业的平衡发展。

⑷通过发放营业许可证，实行价格控制，开展质量检查，厉行法律监督，对企业进行普遍性的管制，以影响企业的决策并约束其经济活动中的不当行为。

⑸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杠杆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以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

在引力论指导下，虽然排除了行政权直接约束所有权的普遍性，但是仍然存在行政权直接限制所有权的某些例外，如反垄断立法的制定以及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都反映了行政权对所有权仍有某些强行性的约束因素，但这种约束也常因行政权与所有权的妥协而被得到变通解释，弱化了行政权的强行性。如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规定禁止垄断的同时，又作一些容许垄断的规定，如豁免规定与运用合理原则，豁免规定是指不适用反垄断法的例外情况，如农业合作协会、保险业、公用事业以及相互合作以谋求出口的一些公司等;合理准则是指垄断行为对国家、对消费者是否有利，有利就谓之合理，合理就不违法，就不在禁止之列，即使“对托拉斯的诉讼，司法部在法院审判中往往败诉”，这些都反映出行政权对所有权的不充分的约束。

3.合力论

合力论是指政府运用强行性与引导性相结合的经济行政行为调控经济生活，以保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程度有紧有松、有张有驰。采取合力的方式处理行政权与所有权关系，一方面要保护政府经济行为以强制性为基点而唤起的权威，保障行为的效力;另一方面又不致于使行政权对所有权的流转限制较死，仍然可以利用市场竞争手段调节所有权行为。

在合力论指导下，政府既“认为依靠维持竞争即市场结构，经济运转就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效果”，又“认识到市场结构的不完整性，以寻求代替竞争的合理方案”[6]政府的这种矛盾选择反映在行为方式上即是既有限制竞争的强行性行为，又有引导竞争的导向性行为。

强制与引导之间的合力点的掌握，没有明确的界限与划分，也没有固定的规则可循，主要由政府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而采取，两者之间的联结点是游动的，不是固定的。基于此，对合力论的理解有二:⑴对某些经济资源实行强行性的国家配置，对某些经济资源实施引导性与协调性的国家配置;⑵对一种经济资源实行两次调节，既有强制性的控制，又有引导性的调节。如果再允许在这一资源上的调节，就会出现对一种资源的三次调节。并非对经济资源的调节手段越多越好，而是怎样调节才更规范、更有效率，对一种资源的两次调节容易形成权力之间、权力与市场之间的时间差与空间差，而对于资源配置者与财产经营者来说，则可以利用这种差别状态来达到物质利益上的某种目的，价格双轨制正映证了这种在同一资源上的几重调节关系的负效应。因此，掌握合力论的使用，主要在于差别状态的掌握。

在合力论指导下，行政权、市场、所有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包含三层含义：

⑴实施强行性政府行为，行政权跨越市场直接作用所有权，市场竞争不起作用并且受到限制，如国家对某些国有企业所给予的在生产经营领域的合法垄断、指令性计划指标的下达与执行。

⑵实施引导性政府行为，行政权通过影响市场从而间接地影响所有权，这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提出的建立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改革思路是一致的。

⑶行政权对所有权既没有直接约束效力，也没有间接影响作用，而是由市场完全地引导所有权行为，所有权主体行为受市场意识与竞争意识的支配而采取。

注释:

[1]参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第4条、第14条;《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条例》第3条、第6条。

[2]黄速建著:《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3]孙宇明著:《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载《改革》1990年第4期。

[4]赵全彬:《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194期。

对抗范文篇8

关键词：信息网络网络对抗网络攻击网络防御

引言

信息网络对抗作为信息作战的主要形式之一已获得了各国广泛地认同，一些西方国家甚至专门组建了网络作战部队，组织实施针对信息网络的对抗活动。从概念上讲，信息网络是广义的，一切能够实现信息传递与共享的软、硬件设施的集合都可以被称为信息网络。因此，信息网络并不完全等同于计算机网络，传感器网络、短波无线电台网络、电话网等都属于信息网络的范畴。本文所讨论的信息网络对抗主要涉及计算机网络，对其他类型的信息网络也有一定的普适性。

信息网络（以下简称为网络〕对抗包括攻击和防御两个方面，本文首先对网络对抗机制进行了归纳分，然后讨论了各种网络防御机制，重点分析了不同防御机制中所存在的脆弱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攻击机制。最后，对当前网络对抗机制间的攻防关系进行了总结。

1、网络对抗机制的分类

网络对抗机制泛指网络攻击、防御的方式及其各自实现的策略或过程。网络攻防双方对抗的焦点是信息资源的可用性、机密性和完整性。目前，网络攻击方式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并呈现出智能化、系统化、综合化的发展趋势。而针对不同的网络层次和不同的应用需求也存在着多种安全防御措施，其中，综合利用多种防御技术，以软、硬件相结合的方式对网络进行全方位的防御被看作是网络防御的最佳解决方案。通过分析和总结，本文提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网络对抗分类体系。我们认为，这一分类体系基本涵盖了当前各种类型的网络攻击机制和防御机制。

2、网络防御抵抗网络攻击

2.1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主要是防止未授权用户使用网络资源，避免网络入侵的发生。主要措施有：

（1）物理隔离：不接入公用网络（如因特网）或采用专用、封闭式的网络体系能够将外部攻击者拒之网外，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外部攻击发生的可能性。对于一些关键部门或重要的应用场合（如战场通信），物理隔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防御手段。

（2）信号控制接入：直扩、跳频或扩跳结合等信号传输方面的安全措施都是相当有效的网络接入控制手段。

（3）防火墙是网络间互联互通的一道安全屏障，它根据用户制定的安全策略对网络间的相互访问进行限制，从而达到保护网络的目的。同时，基于技术的应用网关防火墙还能够屏蔽网络内部的配置信息，从而抑制部分网络扫描活动。充当TCP连接中介的防火墙对SYNflood攻击也有一定的防御作用。

（4）身份认证用于鉴别参与通信的用户、主机或某种材料（如数字证书）的真实性。通过身份认证后，不同的用户会被赋予不同的网络访问权限。身份认证是防止欺骗攻击的有效手段。

2.2加密

加密是对信息进行某种形式的变换，使得只有拥有解密信息的用户才能阅读原始信息。对信息进行加密可以防御网络监听，保护信息的机密性。同时，高强度的信息加密技术极大地抑制了密码破译攻击的成攻实施，尤其是采取了算法保密等非技术措施后，企图采用技术手段破译加密系统是极其困难的。另外，加密既可以作为身份认证的一种实现方式，又可以为认证安全提供保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防止欺骗攻击的发生。

网络传输中一般采取链路层加密和网络层加密的保护措施。

链路层加密为相邻链路节点间的点对点通信提供传输安全保证。它首先对欲传输的链路帧进行加密处理，然后由每一中间节点对所接收的链路帧进行解密及相应的处理操作，如该帧需继续传输，则使用下一条链路的密钥对消息报文重新进行加密。链路层加密又分为链路加密和节点加密两种。二者的差异在于：链路加密对包括源/宿节点地址信息在内的所有传输信息都进行加密处理，中间节点必须对链路帧完全解密以对用户报文进行正确的处理，所以用户消息在中间节点以明文形式存在。而在节点加密中，源/宿节点的地址信息以明文形式传输，由一个与节点机相连的安全模块（被保护的设备）负责对密文进行解密及加密处理，不允许用户消息在中间节点以明文形式出现。网络层加密也称作端到端加密，它允许用户报文在从源点到终点的传输过程中始终以密文形式存在，中间节点只负责转发操作而不做任何解密处理，所以用户的信息内容在整个传输过程中都受到保护。同时，各报文均独立加密，单个报文的传输错误不会影响到后续报文。因此对网络层加密而言，只要保证源点和终点的安全即可。

2.3监控

网络防御中的监控可分为恶意代码扫描和入侵检测两部分。恶意扫描主要是病毒扫描和后门程序扫描，现有病毒扫描软件在查杀病毒方面的有效性已得到了公众的认可，是防御恶意代码攻击的有力武器。入侵检测系统主要通过搜集、分析网络或主机系统的信息来识别异常事件的发生，并会及时地报告、制止各种可能对网络或主机系统造成危害的入侵活动。入侵检测系统可以发现网络扫描活动，并对拒绝服务攻击的防御起着重要作用。

2.4审计

审计是一种事后措施，用以及早地发现攻击活动、获得入侵证据和入侵特征，从而实现对攻击的分析和追踪。建立系统日志是实现审计功能的重要手段，它可以记录系统中发生的所有活动，因此有利于发现非法扫描、拒绝服务攻击及其他可疑的入侵行为。

3、网络攻击对抗网络防御

3.1针对访问控制的攻击

首先，采取物理隔离措施的目标网络构成了一个信息“孤岛”，外界很难利用网络对其进行渗透，只能采用物理摧毁或通过间谍手段将病毒代码、逻辑炸弹等植入目标网络。

其次，就信号控制接入而言，信号截获、信号欺骗和信号干扰等都是可行的攻击方式。目前已具备截获慢速短波跳频信号、直扩信号和定频信号的能力。针对定频信号可实施欺骗攻击，如能获取目标网络的信号传输设备，则对扩频信号进行欺骗也具有实施的可能，WLAN中就常常使用这种方式进行网络嗅探。当然，实施有效的信号截获和信号欺骗必须对信号格式有所了解，这个条件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另外，电磁干扰手段是对付各种电子信号的普遍方式。

第三，对防火墙控制技术来说，由于其无法对以隧道方式传输的加密数据包进行分析，因此可利用伪装的含有恶意代码的隧道加密数据包绕过防火墙。另外，利用网络扫描技术可以寻找因用户配置疏忽或其他原因而敞开的网络端口，从而以此为突破口对系统进行入侵。

第四，对认证技术来说，基于主机的认证方式大多利用主机IP地址作为认证对象，因而可利用IP地址欺骗等方式对其进行攻击。基于用户的认证方式安全性更高，对其攻击主要以缓冲区溢出和报文截获分析为主。同时，密码破译也是一种可能的攻击手段。

3.2加密的脆弱性及其攻击

3.2.1链路层加密的脆弱性及攻击

（1）同步问题：链路层加密通常用在点对点的同步或异步链路中，因而在加密前需要先对链路两端的加密设备进行同步。如果链路质量较差，就需要频繁地对加密设备进行同步，从而造成数据的丢失或频繁重传。

（2）通信量分析：节点加密要求链路帧的地址信息以明文形式传输。以便中间节点能对其进行正确地转发处理。可以看出，这种处理方式对于通信量分析攻击是脆弱的。（3）节点的物理安全依赖性：链路加密要求消息报文在中间节点以明文形式存在，从而增加了传输安全对节点物理安全的依赖性。

（4）密钥的分配与管理问题：链路层加密大多采用对称加密技术，所有密钥必须安全保存，并按一定的规则进行更新。由于各节点必须存储与其连接的所有链路的加密密钥，密钥的分发和更新便需要通过物理传送或建立专用的网络设施来进行。对于节点地理分布广阔的网络而言，这种密钥分发与更新的过程非常复杂，而且密钥连续分配的代价也非常高。

（5）密码机是实现点对点链路传输加密的常用设备，它实现单点到多点传输的成本非常高，而且其加密强度的提高会对所采用的信道传输速率有所限制，或导致较高的传输误码率。

3.2.2网络层加密和用户消息加密的脆弱性

在网络层加密和用户信息加密的过程中存在着加密强度与处理速度、复杂度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加密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并不会真正实现其所宣称的安全性。

（1）一般来说，加密密钥越长，加密强度就越高，但长密钥会导致加/解密速度的减慢，增加了系统实现的复杂度，公钥加密尤为如此。因此，在一些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密码长度往往受限，这就为破译密码提供了可能。

（2）对称加密安全性强，执行速度快，但对大型网络来说，对称加密所带来的密钥管理问题却制约着其使用。事实上，公钥加密也存在密钥管理的问题。没有一个完善的密钥管理体系，就会为加密体制国有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用于密钥管理、数字证书等目的的公钥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因而实施身份欺骗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3）设备处理能力的增强不仅仅对加密处理有利，对提高破译密钥的速度同样有利。

（4）有些情况下，通信过程或通信设备中提供的强加密措施往往不被使用或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方式使用，这一点在因特网和WLAN中尤为突出。

（5）当两种网络的加密方式不兼容时，在网络衔接处可能会出现脱密现象，如通过WLAN接入因特网时会取消WEP加密。

3.2.3对加密的攻击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对加密可实施的攻击手段有：

（1）密码破译：它可用于各层加密，但在各国都十分重视加密技术的今天，企图对核心加密进行密码破译是非常困难的。对于因特网上的一些普通应用而言，密码破译还是相当有用的。

（2）通信量分析：主要用于链路层攻击，对未采用隧道方式的网络层加密攻击也很有效。

（3）电子干扰：主要针对链路层加密实施。通过降低通信链路的传输质量造成加密设备间频频进行同步处理，导致数据的丢失或频繁重传。

（4）欺骗攻击：利用密钥管理机制的不完善以及认证过程中单项认证的缺陷，实施身份欺骗。多用于因特网攻击。

（5）重放攻击：如无法对所截获的报文进行解密，可将其复制、延迟后直传。此攻击可能会造成接收方的处理错误，而且由于解密操作尤其是公钥体制下对系统资源的消耗较大，因而也可能会造成目标系统的拒绝服务。

3.3监控的脆弱性及其攻击

病毒扫描和入侵检测共同的脆弱性在于无法识别新的病毒或入侵操作，甚至无法识别已知病毒或入侵操作的变异形式。其他入侵检测系统的脆弱性有：

（1）实施流量识别与处理时受到处理速度的限制，如出现流量剧增的情况，其检测功能很容易就会崩溃。

（2）当遭受拒绝服务攻击时，部分入侵检测系统的失效开放机制会掩蔽攻击者其他的攻击行为。

（3）管理和维护困难，容易造成配置上的漏洞，形成安全隐患。

（4）漏报率和误报率较高。容易使用户忽视真正攻击的发生。

因此，对监控可实施以下方式的攻击：

（1）欺骗攻击：主要以代码伪装为主，包括代码替代、拆分、编码变换等。

（2）DoS和DDoS攻击。

（3）新的病毒代码或新的入侵方式。

3.4审计攻击

审计攻击的重点是处理目标系统的日志文件，可以利用以下两种方式实施：

（1）直接删除日志或有选择地修改日志，可由攻击者亲自实施或利用一些ROOTKITS程序实施。

（2）利用具有地址欺骗功能的DDoS攻击使系统日志文件的大小迅速膨胀，影响系统本身和审计功能的正常执行。

4、总结

综合本文前述，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网络对抗中攻防机制间的相互关系。

（1）欺骗与网络嗅探都受到了攻防双方的重视，围绕这两种攻击方式展开的对抗更为集中，攻防也较为均衡。

对抗范文篇9

关键词：高层建筑；抗震设计；基础刚度

为了确保高层建筑具有足够的抗震能力，减少地震对高层建筑的损害，在进行高层建筑选址与设计时，应确保选址地根基合适，并运用相关的地基处理方法，最大限度地加强高层建筑地基的承受能力[1]。此外，将建筑选址地地基基础刚度也划定到抗震设计范围内，可以有效提高高层建筑的质量。发生地震时，通常经由岩土传播，不同的地基密实度可以直接影响地震的内力分布以及对建筑的冲击。目前高层建筑抗震设计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高层建筑地基场地的选择和高层建筑基础形式的选择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住房数量远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情况。为了提高对有限用地空间的利用程度，给居民提供更多住房，高层建筑越来越多[2]。相比传统建筑，高层建筑的选址要求更高，应尽量选择地基土质较坚硬或者土质均匀的中硬土区域，确保地基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及荷载能力。不同的高层建筑所采用的基础形式种类不同，一般会根据所要建造的高层建筑特点以及所选择的场地合理调整基础型式，合适的高层建筑基础型式不仅能提升其抗震性能，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建造成本。

1基础刚度对高层建筑抗震能力的影响

基础刚度会对高层建筑的抗震能力产生较大的影响。当结构侧移刚度减小时，地震作用也会减小，如果同时增大侧移刚度，当发生地震时，会增大建筑结构位移。以某高层建筑为例，该建筑采用挖孔桩基础，通过排成排的方式形成抗震性防护，其基础刚度最小设计值和最大设计值分别为0.5K和2.0K，控制实际基础刚度值不超过该范围。对建筑框架结构自振周期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自振周期会随着基础刚度的减弱而增大，与基础嵌固增大值相比更为明显。通过计算可知，楼层剪力会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减小，倾覆力矩与建筑层高变化也呈负相关关系。当基础刚度值为最小设计值时，建筑结构将会呈现最大的水平位移。受基础刚度影响，框架结构在地震时会出现转动、平动位移现象，柱底层转动、边柱轴向变形转动都属于基础转动，排除柱底层转动的影响，边柱轴向变形所产生的数值变化除以结构宽度所得的商值便是地基转动角。将刚体平动、整体转动的影响排除在外，楼层越高，其竖向结构水平位移越大，三层以下层间位移随着层高的升高而增大，三层及以上层间位移随着层高的升高而减小。立足于基础刚度角度，在估算建筑底层框架上层弯矩时，如果估算值较小，则难以保证建筑结构抗震能力的良好性。

2基础刚度对高层建筑抗震设计中结构侧移刚度的影响

作为高层建筑物建筑结构的固有特性，建筑结构的侧移刚度主要是指建筑结构在遭受水平作用冲击时抵抗建筑物侧向位移的刚度。如果将高层建筑物的建筑结构看作是一根竖向悬臂梁，并且这根竖向悬臂梁的底部具有一定的刚度约束作用，那么在水平方向的作用力下，高层建筑结构顶部的侧移值主要由高层建筑结构顶点水平位移及结构顶部附加位移两部分组成，其中结构顶部附加位移是由结构基础平移和扭转变形造成的；但是有一点没有考虑在内—即使不受外力作用，高层建筑结构自身也有可能存在扭曲变形。若将基础刚度考虑在内，在进行抗震设计时，高层建筑的结构侧移刚度会降低，整个结构会发生平动侧移的情况，结构顶点的相对侧移也会变大。如果高层建筑结构的计算分析是通过嵌固端模型完成的，当发生地震时，受人为因素影响，结构下端的侧移刚度的层间位移角会超出实际值。由此可见，在抗震设计过程中，从建筑结构安全性角度分析，应适当增大底部结构的延性能力。同时，受基础刚度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建筑结构的实际钢比重小于嵌固端模型的情况，对此，应从P-Δ效应及结构稳定性方面分析，有效控制重力二阶效应带来的建筑结构位移，确保建筑具有良好的抗震性及安全性。

3基础刚度对高层建筑抗震稳定性的影响

对高层建筑抗震设计而言，在考虑基础刚度的影响时，还需从宏观角度入手，将基础刚度的剪力墙结构视作竖向悬臂梁，判断轴心受压杆件弯曲失稳时其所具备的最大承载能力，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竖向弯曲型悬臂杆是否有良好的稳定性，了解基础刚度对高层建筑抗震稳定性的具体影响。结构荷载呈倒三角分布，基础刚度弯曲结构在其作用下，会呈现受力情况，同时产生一定的位移，除了自身的重力荷载，基础刚度结构上分布有水平荷载，不仅会有力的作用，而且还会发生位移，这些都会对抗震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高层建筑的基础刚度值并不是一个无穷大的数值，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如果高层建筑的基础刚度值降低，会直接影响其整体结构的稳定性。不同的高层建筑在进行抗震设计时应选取不同的基础刚度值，确保高层建筑结构的稳定性满足抗震需求。

4结束语

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高层建筑基础刚度对抗震设计的影响，包括对高层建筑抗震能力的影响、对结构侧移刚度的影响以及对高层建筑抗震稳定性的影响。在进行高层建筑物抗震结构设计时，必须将建筑物的基础刚度作为重要的考虑指标，最大限度地提高高层建筑物的抗震性能，增强其稳定能力。

参考文献：

[1]武旭,王明明.浅析基础刚度对高层建筑抗震设计的影响[J].绿色环保建材,2019(4):88+90.

对抗范文篇10

对抗理念是从对专制统治的对抗到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对抗，对抗的本质也从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平等到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以权利对抗权力，追求人权的信念。宪政，是指一种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和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宪政意味着从对抗到妥协，是一种对抗制度下的状态，而这种制度的孕育并成熟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的，这个背景，就是我们所说的宪政文化。宪政文化植根于各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背景之下，受着不同因素的不同影响，使整个世界的宪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是这种文化的发展背景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宪政文化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共性，我们发现对抗性就是这样的一种共性。笔者试从西方宪政发达国家的宪政的发展历史人手，并通过对西方和我国对抗性理念差异的分析，提出提高我国公民对抗性宪政意识的解决方案。

二、西方宪政发展史中的对抗意识

(一)英美法系

英国宪政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多元主体对抗性的历史。对抗性理念从最开始只存在于贵族到后来普及到民众，随着对抗性理念的增强和统一，反抗压迫，制衡强权的宪政的意识逐步蔓延，使得英国宪政的建立。它最早源于“国务需协商决定”的悠久历史传统。1066年前夕，已形成这样一条公认的准则：“国王未征求意见和得到同意不得行动。”可见英国从很早开始就存在着与国王对抗的理念。1215年英国《大宪章》是世界第一部具有宪政意义的文件，就是当时英国贵族成功迫使国王妥协的产物。近代，对抗性理念不但在当时的贵族阶层得到了体现，随后爆发了苏格兰人民起义，在人民的压力下，议会和军队组成的最高法庭处决了查理一世，标志着对抗专制统治的一大胜利。

美国是世界上成功实现宪政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对抗性的宪政文化，体现了一种多元主体性和普适性，无论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还是适用范围最小的规章，都体现出了一种对抗后妥协；无论是上至掌管国家立法的议会，还是下至普通的老百姓，都不轻言妥协和放弃，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与对手抗衡，而这种对抗性的理念正是现代多元主义的立宪主义理论的思想根基。首先，美国宪法的诞生是一部从反抗殖民压迫到权力之间相互对抗的历史。其次，美国宪法基本原则与制度上，对抗性理念也得以体现。如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度。两种制度的精髓充分体现了对抗性的理念。再次，在美国宪法实施过程当中对抗性理念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使公民具有提起违宪审查的资格，任何受到法律损害的公民都有权提起违宪审查。正是由于防止政府权力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为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创造“良好”的理由，它赋予了公民对抗“恶法”的可能性，增强了公民对抗公权力侵害的反抗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公民的宪政意识，使宪法真正融人公民的生活，成为真正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限制公权力的法律。

(二)大陆法系的宪政对抗性理念

法国、德国等国家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过宪政对抗性理论，但是从其宪法文化的发展以及成文的宪法典中，如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德国《德国基本法》强调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并保护之，是“所有国家权力之责任义务”，明确了公民基本权利的最高价值定位，并明文规定了公民具有抵抗暴力的权利。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宪法文化体现了的特点，形式也各有不同，但是都以宪法条文的形式确保公民对抗性权利能够得以实现。

通过对以上几个国家宪法发展和宪政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抗国家公权力的权利被每个国家明示或者默认的方法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中。随着对抗性理念的逐步增强和统一推动了民众宪政意识的提高，促使民众积极的参与到宪政的建设之中，而正是有了这种大众的参与，宪政才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并成熟起来。

三、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堵何处

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推翻了满清统治之后，在1912年颁布了《中华民国I临时约法》。这是一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随后全国掀起了一轮新的立宪高潮，南方各省开始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湖北、江苏、浙江、江西、贵等各省纷纷自行制定宪法，并选送代表制定联省宪法。这一时期，省宪运动虽然开展的相当热烈，但是实施不力，仍然是有宪法无宪政。

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宪政发展史，虽然宪政文化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在宪政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宪政发展与民主、人权无关，统治者是为了宪法而制定宪法，是为了中国独立而实施宪法，宪法沦为一种工具。中国的宪政完全是照葫芦画瓢照搬西方的模式，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没有解决中国国情，了解民众真正的需要。这种缺乏大众基础的宪政是注定要失败的。

与西方宪政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并不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更是传统文化带来的差异。西方人普遍认为人性基础是“性恶论”，作为西方的宪政思想精髓的权力制约的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上，即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正是因为人性是“恶”的，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更不例外，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恶性膨胀，民众不仅需要从对抗性的制度上更会从行动上去加以限制和约束统治者。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基础则是“性善论”，它强调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并通过统治者自身的表率作用来影响人们。这是建立在对掌握权力的人充分信任的前提上的，它所注重的是掌握权力的人内在的道德自律，而不是外在法律的制约。民众也充分相信统治者，即使在受到侵害的时候，也坚信统治者总有一天能够改正错误。正如林语堂先生做过的一段精辟的分析：“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吾们又赋予此辈无限的政治权力，亦从不计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这样，何谈对抗呢?中国的宪政文化的发展呈曲线型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后和军阀混战的两个历史阶段，中国曾出现了两个宪政发展高潮，除了和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有关，不可忽略的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宪政意识，即一种对抗性的理念。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深受西方的先进思想影响，主张人们反抗封建压迫和专制统治，力求在乱世中争取自由和人权，实现西方式的宪政之路。可是他们高涨的立宪意识和民众普遍的宪政意识的缺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普通大众知识贫乏，根本不懂什么所谓的宪法宪政，更加不明白只有以权利和政府权力对抗才能争取自由和权利，加之长期受到权力的奴隶的封建思想影响，更加不敢反抗，即使零星的力量和思想在镇压后，也变的唯唯诺诺。正是由于民众宪政意识的缺乏，立宪运动缺少了大众的参与，民众如同看戏般的注视着一部又一部所谓的根本大法“宪法”的颁布，然后又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在历史中，民主也好，宪政也好，不仅无法阻止战乱，反而成了战火不熄的借口，在民不聊生的社会中，规定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只能是欺骗。对抗的本能被长期压抑，即使在宪政文化发展时也没有得到承认，在任何一部成文宪法中也没有肯定对抗这一基本权利。对抗理念的缺乏导致宪政意识的缺乏，而宪政意识的缺乏，也使民众没有对抗的理念。于是我国近代的宪政之路终是未能通畅，我们始终还是权力的奴隶。

四、对抗性的宪政意识培养

受历史和传统文化造成了公民以国家权力本位和公民义务本位的精神底蕴，权利意识淡漠，许多公民把那些公正、廉洁的干部奉为“青天”和“父母官”，习惯对权力的依赖和服从，而不知道对权力的对抗和制约。宪政的精髓在于对权力的控制和对权利的保护，权利对抗权力的对抗性宪政意识的缺乏将阻碍我国的宪政之路的进程，如何提高公民基本权利的对抗性的宪政意识，成为当前紧迫的任务，针对中西的对抗性宪政意识差异造成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提高我国公民的对抗性宪政意识：

1．创造一个良好的推行宪政的政治环境。“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逐渐唤醒了公民的法律意识，十七大报告肯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并同时提出要加强民主建设，这些政策都为宪政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由于民众长期以来对权力盲目信奉和崇拜，对政府官员的信赖，目前我国的宪政意识培养还需要政府在其中采取主导地位，但宪政的实施，对抗性宪政意识的培养始终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削弱，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中，政府需要保持开明的政治姿态，一以贯之的走宪政之路，坚持依法行政，坚持控权意识的培养，并引导和培育公民参与宪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的民主和自由。只有这种政治环境创造好了，宪政才能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

2．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宪政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它要求商品交换平等的进行，由此产生了自由、平等、财产权等权利观。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会形成社会成员强烈的权利意识，这不仅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尊重各自的权利，更要求国家承认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求国家的统治方式发生转变，因为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必然会践踏公民的权利，所以市场经济形成的权利意识会唤醒人们自觉地用公民权利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这样对抗性的宪政意识才有了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

3．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宪政发展初期对抗性意识影响宪法制度的制定，反过来，宪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培养公民对抗性宪政意识的作用。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我们不能忽视制度的重要作用。首先，应该在宪法中明确赋予公民对抗权。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可以说，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民对抗权的默认。但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宪政秩序的和谐与稳定，为行政法领域的抵抗权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为了公民能明确正当的行使对抗的权利，我们应该向西方各国学习，在宪法文本中肯定公民的对抗权。其次，对权利的保障始终离不开救济，一切有救济的权利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为了保障对抗性权利的实施，从而提高公民的宪政意识，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并结合我国的情况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赋予公民具有对抗不合理制度，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的诉权，让宪法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让宪法在维护基本权利上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束之高阁的法律。这是培养对抗性宪政意识的关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