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范文10篇

定性范文篇1

旅游，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随着其在国民经济中愈加厚重的比例及贡献率而被国内外诸多学者竞争研究，成为一门历久不衰的经典学科领域。然而，最为一门传统的文科类学科，其极富语言逻辑的背后必然同样被赋予文科领域一贯的缺失和不足，即定性研究有余，定量研究不足。因此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即是理论强大而实践不足，颇有些纸上谈兵的意味。纵观近年来的部级课题申报表，可以看出旅游研究的大致导向，即定性研究之下的量化导向，将不同的学科知识引入旅游研究，如生态知识，社区和谐知识等等，以定性研究掌握大致的研究导向结构，在此指导下，以定量细化研究内容，强化实际指导性，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富于指导意义和价值。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刘晓欣、胡晓等人对中国旅游产业关联度的测算及宏观经济的效应分析，文章利用2002年和2007年的中国投入产业表资料对中国旅游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宏观经济效应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出：旅游业有较高的后向产业关联度，对国民经济有较大的拉动作用，且拉动作用正在日益增强。但旅游业内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缘于旅游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其产品主要用于消费，因而具有较强的就业效应和较高的消费效应，与此同时，主要由一次性消费构成又使得这一经济链极具泡沫效应，因而对如何强化刺激作用，规避负面风险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1]。又如朱沁夫、李昭以游客集中指数取代地理集中指数，弥补了前者在衡量游客集中度方面受样本数量多少且没有衡量标准及无法对不同的样本数量进行比较而引发的不足，另辟蹊径，引入完全均匀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并且计算与地理集中指数之差，与此同时，利用此差值与地理集中指数进行比较而得出一个较为科学与中庸的结果，弥补了国内于此方面的空白[2]。白凯于2011年对无应答式李克特量表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做出相关检验，其在文章中以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为研究内容，在研究设计中增加了“无应答”选项，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支持，对包含此选项与未包含此选项的选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增加此选项的三点优势。因为得出应在日后将“无应答”选项引入李克特样表，从而弥补了传统的选项卡无法反映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由于受访者缺失关键知识或相关经验而无法做出应答的判断失误[3]。

黄秀娟等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利用2003～2008年的数据，对我国森林公园发展的效率进行研究，为我国森林公园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运行效率的提高提供参考依据，并测算了31个省区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森林公园的技术效率较高；从个体来看，不同省区森林公园的技术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上海、浙江、广西、广东等省区的技术效率较高；宁夏、内蒙古、安徽等省区的技术效率较低。通过优化投入规模与结构、人员培训等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森林公园整体的技术效率[4]。罗盛锋、黄燕玲等运用结构方程,从情感与认知两个视角构建游客满意度测评模型,运用LISREL及SPSS统计软件进行检验,以桂林山水市井演出“印象?刘三姐”为例,对情感因素对游客体验与满意度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消费前期望与消费后情感及感知价值并无必然联系。同时发现,游客对审美体验与教育体验的感受更强烈地影响他们对产品的体验评价，其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顾客满意度及购后行为的形成过程[5]。王玉梅等应用巴顾兹(Bagozzi)的态度模型，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构建并验证了基于饭店业一线员工感知视角的服务补救绩效预测模型并得出二者间关系的一系列结论[6]。李晓琴,银元参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提出的驱动力—状态—响应(Driving-Status-Response,DSR)模型,构建低碳景区概念模型。文章指出，低碳旅游景区不能简单等同于节能减排，而应贯彻到涵盖景区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减排技术、消费经营和政策理念这五大层面上，选取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以期为低碳景区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7]。

国外方面，FaizalYahya以印度和新加坡为研究区域，重点通过描述印度自2001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及自由化热潮之后旅游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增长与繁荣及其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在基于互惠合作基础之上的竞合关系，在这个自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创收较为稳定的旅游业微妙关系的框架中，着重研究一个国家的政策体系对旅游业发展乃至于国民经济的影响[8]。JenniferBriedenhann于2004年立足于南非地区，在各个国家经过1995年的民主政治改革的基础变化的前提下，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其在乡村旅游发展方面的优势，如深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生态环境及村镇旅游的另类不同体不足，诸如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融资环境尚未成熟，政府监管不利等同样制约着南非各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9]。ConstantiaAnastasiadou则是立足于欧洲各国间的基于欧盟共同体相关互惠原则之下的超越国家实体的无国界旅游，阐述出各国之间的政策之于旅游业的影响[10]。

综上所述，在旅游研究领域，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之于国外学者，其研究重点很少放在量化的实际分析上，相反，更注重于社会大环境基础之下的种群关系、社区关系，大至国家政策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导向对于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更具人文价值，人际关系理念浓厚；与此相反，国内学者在此方面则是比较注重于量化的分析导向与模式构建，力求其研究的形象化、标准化，这点纵观近年来的部级项目申请结果即可窥探一二。本文作者认为，定性分析规范着研究的基本方向，而定量分析则将变量因素加以量化，使研究结果更加便于推广，二者缺一不可，各司其职。缺失定量分析的定性研究颇有纸上谈兵的味道，而缺失定性分析的定量研究同样是一盘散沙，毫无目的性可言。在旅游研究中，还是应该恰当地将两者结合起来，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定性范文篇2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不确定性确定性

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1990）认为，“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Matrix）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示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的、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但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而现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关键在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存量。由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因而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是不可确定的，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不可确定的。诺斯在此表达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确定的同时，阐述了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怎样过渡到长期的确定性，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如果根据质量互变运动规律来理解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转变为长期的确定性，的确让人费解或面临困惑。关于人类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与历史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总的合力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社会历史变迁路径以及制度变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与需要的理论考察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制度的起源

关于制度起源，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制度的形成最初源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在这第一层次的制度的基础上导出第二层次以后的制度的产生。所以现实中的制度、规则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的衍生物。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揭示制度的起源，认为所有制度、规则的起源最终源于建立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当然，制度、规则形成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制度、规则的形成偏离这一主旋律，制度、规则就变得无效率，或者不可能发生。由此，制度、规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和更替，则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里，诺斯（1990）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所以制度、规则是经济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其特征和功能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经济行为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绩效。由此可见，在制度起源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前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后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个体对潜在利益的追求。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

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逻辑为：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的影响→决定行为人主观构念的模型→行为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的存在→驱使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的现实→行为人通过成本小于收益原则的权衡之后→引致制度变迁。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如果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获取默会知识是不确定性的，因而导致其后一系列过程的不确定性，由此引致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结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制度变迁总是按着一定的轨迹在前行。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诺斯解释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缺乏有力的佐证，由此他便借助技术变迁的概念辅助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终究得出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总的方向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然而，在他的理论中技术变迁是从属于制度变迁，归根结底从属于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这就使得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陷入两难境地。其实，只要稍微引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内涵，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会摆脱困境，并且得以科学的系统的诠释。

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与差异性

现实中行为人获取的信息和知识，一方面确实来自于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传承科学知识的影响，并且后者对行为人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行为人站在前人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并受到现有制度因素的影响，驱使他改变现有生产方式满足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得他发现这一改变能够创造获利的机会，进而通过其成本小于收益的度量之后引致制度变迁，推动行为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行为人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引致制度的变迁，而制度的变迁又实现了行为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行为人以生产力发展需要为引致制度变迁的起点，又以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作为引致制度变迁的终点。这样，行为人的生产力的需要和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始终，使得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确定的，在长期也是确定的。

诚然，生产力的发展与需要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同样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性，其表现为：

首先，各地区或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决定它们引致制度变迁的速率不尽相同，因而各国家或地区现有制度安排的路径在呈现中就有所不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迫使各国家与地区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纷纷打破现有生产方式的束缚，进而有强烈的制度需求，但各国家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存在着差异，因而给它们制度供给的量也带来差异。有些国家或地区能够承担制度供给的成本，满足了制度需求的需要而引致制度变迁的现实；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制度需求的成本远远超于制度供给所承受的成本，制度变迁的行进与速度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对制度变迁的速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现有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多样化。

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各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或强弱，对制度变迁路径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各阶级，由于各自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决定它们的综合力量存在着差异，进而决定它们的制度需求—为了使自己更加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样，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利益既定的条件下，各个阶级之间凭借自己的综合力量，企图通过谈判、契约甚至战争的形式满足各自的制度需求，实现自己的预期的潜在利益，引致该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进而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所以具有优势力量以及支配地位的阶级，依据强大的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主导着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使得他们的潜在收益在制度变迁之后大体上甚至全部实现。与此同时，具有弱势力量的阶级由于缺少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代表着制度变迁的次要方向，并从属于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他们的潜在利益在制度变迁之后或多或少的或者根本没有实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的综合力量的强弱，一方面决定着自己潜在利益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决定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这就更好的说明了一个制度安排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客观事实。

再次，一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各个阶层的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往往通过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实现他们的根本利益。但各个阶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储存以及开化程度的差异，使得他们诉求潜在收益的方向不尽相同，导致他们需求制度改革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阶级政府只有从实际出发，统筹各阶层的需要与诉求，兼顾各阶层的根本利益，协调各阶层的生产发展，最终以一股合力的形态决定着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达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由此，一个阶级中各阶层的协调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变迁方向终究以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确定，并且以各国家或地区诸多要素的需要、意志与力量的相互交错、相互制约，而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形态存在。当各国家或地区之间、该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以及该阶级的各阶层之间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呈现不平衡，如果它们共同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使得制度变迁的路径变得错综复杂，难以辨别。但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和差异性，由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所决定，而并非由行为人的默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主观构念模型所决定。当然，行为人的默会知识以及主观构念模型对制度变迁方向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其偶然性因素不能改变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美）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定性范文篇3

内容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理论，揭示制度变迁的起源及其动力，导出制度变迁方向的确定性，以期为我国现有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确定的，而在长期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

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1990）认为，“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Matrix）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示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的、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但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而现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关键在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存量。由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因而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是不可确定的，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不可确定的。诺斯在此表达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确定的同时，阐述了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怎样过渡到长期的确定性，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如果根据质量互变运动规律来理解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转变为长期的确定性，的确让人费解或面临困惑。关于人类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与历史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总的合力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社会历史变迁路径以及制度变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与需要的理论考察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制度的起源

关于制度起源，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制度的形成最初源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在这第一层次的制度的基础上导出第二层次以后的制度的产生。所以现实中的制度、规则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的衍生物。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揭示制度的起源，认为所有制度、规则的起源最终源于建立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当然，制度、规则形成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制度、规则的形成偏离这一主旋律，制度、规则就变得无效率，或者不可能发生。由此，制度、规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和更替，则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里，诺斯（1990）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所以制度、规则是经济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其特征和功能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经济行为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绩效。由此可见，在制度起源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前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后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个体对潜在利益的追求。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

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逻辑为：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的影响→决定行为人主观构念的模型→行为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的存在→驱使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的现实→行为人通过成本小于收益原则的权衡之后→引致制度变迁。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如果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获取默会知识是不确定性的，因而导致其后一系列过程的不确定性，由此引致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结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制度变迁总是按着一定的轨迹在前行。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诺斯解释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缺乏有力的佐证，由此他便借助技术变迁的概念辅助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终究得出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总的方向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然而，在他的理论中技术变迁是从属于制度变迁，归根结底从属于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这就使得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陷入两难境地。其实，只要稍微引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内涵，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会摆脱困境，并且得以科学的系统的诠释。

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与差异性

现实中行为人获取的信息和知识，一方面确实来自于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传承科学知识的影响，并且后者对行为人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行为人站在前人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并受到现有制度因素的影响，驱使他改变现有生产方式满足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得他发现这一改变能够创造获利的机会，进而通过其成本小于收益的度量之后引致制度变迁，推动行为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行为人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引致制度的变迁，而制度的变迁又实现了行为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行为人以生产力发展需要为引致制度变迁的起点，又以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作为引致制度变迁的终点。这样，行为人的生产力的需要和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始终，使得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确定的，在长期也是确定的。

诚然，生产力的发展与需要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同样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性，其表现为：

首先，各地区或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决定它们引致制度变迁的速率不尽相同，因而各国家或地区现有制度安排的路径在呈现中就有所不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迫使各国家与地区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纷纷打破现有生产方式的束缚，进而有强烈的制度需求，但各国家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存在着差异，因而给它们制度供给的量也带来差异。有些国家或地区能够承担制度供给的成本，满足了制度需求的需要而引致制度变迁的现实；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制度需求的成本远远超于制度供给所承受的成本，制度变迁的行进与速度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对制度变迁的速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现有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多样化。

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各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或强弱，对制度变迁路径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各阶级，由于各自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决定它们的综合力量存在着差异，进而决定它们的制度需求—为了使自己更加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样，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利益既定的条件下，各个阶级之间凭借自己的综合力量，企图通过谈判、契约甚至战争的形式满足各自的制度需求，实现自己的预期的潜在利益，引致该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进而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所以具有优势力量以及支配地位的阶级，依据强大的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主导着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使得他们的潜在收益在制度变迁之后大体上甚至全部实现。与此同时，具有弱势力量的阶级由于缺少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代表着制度变迁的次要方向，并从属于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他们的潜在利益在制度变迁之后或多或少的或者根本没有实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的综合力量的强弱，一方面决定着自己潜在利益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决定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这就更好的说明了一个制度安排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客观事实。

再次，一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各个阶层的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往往通过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实现他们的根本利益。但各个阶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储存以及开化程度的差异，使得他们诉求潜在收益的方向不尽相同，导致他们需求制度改革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阶级政府只有从实际出发，统筹各阶层的需要与诉求，兼顾各阶层的根本利益，协调各阶层的生产发展，最终以一股合力的形态决定着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达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由此，一个阶级中各阶层的协调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变迁方向终究以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确定，并且以各国家或地区诸多要素的需要、意志与力量的相互交错、相互制约，而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形态存在。当各国家或地区之间、该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以及该阶级的各阶层之间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呈现不平衡，如果它们共同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使得制度变迁的路径变得错综复杂，难以辨别。但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和差异性，由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所决定，而并非由行为人的默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主观构念模型所决定。当然，行为人的默会知识以及主观构念模型对制度变迁方向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其偶然性因素不能改变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美）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定性范文篇4

一部稳定的宪法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法律秩序和宪政建设等等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因此,除非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引起了国家根本制度的改变、导致宪法规范从实质上已经不再适用;或者由于宪法规范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无法调整社会现实。否则就应该尽量地保持不变,特别是不宜轻易地改变宪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规则等决定宪法稳定性的因素,也不宜频繁地修改宪法条文。那么,什么样的应变方式能使宪法在适应变动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仍然保持其稳定性?本文就此谈点个人浅见。

一、宪法应变方式的选择

宪法的变动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前者主要有宪法修改和颁布宪法性法律的方式,后者主要是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各种宪法变迁方式。以下我们逐一分析各种变动形式对宪法的稳定性可能产生的影响,宪法应当怎样合理和有效地利用某些变动方式来应变社会变化,达到既能应对社会变化的需要,又能保持宪法的稳定性的目的。1.宪法修改的方式宪法修改是一国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的或惯例的修宪程序,对宪法结构和规范进行调整、更改、增添、删减的活动。具体有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两种做法。全面修改是在国家政权性质及制宪权根源未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依法律有关修改问题的规定,由法定的修宪机关按照具体的修宪程序改写宪法的大部分内容或调整、变动宪法的结构,通过或批准整部宪法并重新予以颁布,同时废止原宪法的活动。宪法的部分修改只是对宪法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增补、删节、更改和调整,并不涉及全部规范内容,并且它通常只针对具体条文进行,而不涉及宪法的形式和结构。具体说来,宪法的部分修改又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决议的方式直接废除宪法条文中的某些规定或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然后将整部宪法予以重新公布;二是以修正案的方式增补、删减或更改宪法内容,只需将修正案加以公布后附在宪法典之后,作为宪法典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而无须对整部宪法予以重新公布。对于有益于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宪法修正案方式,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所采取的增加、删除或更改等具体修改方法对宪法稳定性的影响是否是一致的。¹表现为增加的修改。增加就是在原文规定中增加一些条,或在原文某些条下增加一些款,或在原文某些款下增加一些项,或在某些项下增加一些目(当然,对于原则性抽象性较强的宪法而言,其规定一般是很少具体到“项”和“目”这种层次的),通过所增加的条款项目来补充宪法原文规定的不足之处。通常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且有必要存在的有益的事实的抽象归纳,增加后完善了原文的内容,加强了宪法的适应性,是一种“锦上添花”性的修改。º表现为删除的修改。删除就是删去宪法原文某些条款项目的规定。需要删除的一般应该是对现实社会生活完全没有意义、没有存在价值的规定。»表现为更改的修改。更改就是用新的语言表达取代原来的表达,从而改变宪法规定的内容或含义。所作的更改既可能是改变宪法实质内容的,也可能是使原来的规定更完善的,还可能只是使某些用语更准确的技术性修改。简而言之,“增加”的结果是原来没有某些规定,现在有了;“删除”的结果是原来有某些规定,现在没有了;“更改”的结果是原来那样规定,现在这样规定。因此,三者相比,“更改”对宪法稳定性的负作用最大,“删除”次之,“增补”不影响宪法的稳定性。在对必须修改宪法时,最好全面考虑,斟酌选用。2、颁行宪法性法律的方式除了不成文宪法国家有宪法性法律之外,在一些成文宪法国家也存在宪法性法律这一法律形式。所不同的是,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往往是直接反映该国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则及宪政制度的主要载体,如英国的《人身保护法》、《议会法》、《人民代表法》等;而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则多是将由宪法典所规定的一些制度加以具体化的形式,如我国的《选举法》、《立法法》、《国家赔偿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各种国家机关组织法。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主要用于因时代的变化需要而对既有的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则及宪政制度加以补充完善的情况。从逻辑上说,补充和完善不但不会损害稳定性,反而会巩固和加强稳定性。就现有相关国家的情况看,后来制定通过的宪法性法律一般都没有否定以前相关法律的精神,而是强化了相关法律中蕴涵的精神,从而以连续性来保持了稳定性。因此,宪法性法律作为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规范主要载体,同时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应变方式。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是对宪法典规定的一些宪政制度的具体化规范,因此,只要正确把握了宪法典的精神实质,并严格贯彻到宪法性法律的制定中,就可以通过统一性来保障宪法典与宪法性法律之间的一贯性,进而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只是由于在成文宪法国家,这种形式是为了落实宪法典中的概括性内容,使宪法的概括性抽象性的规定具体化,在概括性的抽象的宪法典规定与实际生活之间搭起桥梁,使概括性的抽象的宪法规范变得可操作,可实际实施,所以这种宪法性法律一般是作为宪法典的配套法律而存在的,不是在宪法应对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产物。也就是说,在成文宪法国家,它不是一种理想的应变方式。3、宪法变迁的方式宪法变迁是由前联邦德国宪法学者耶林令克首先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在与宪法修改的比较中,他认为,宪法修改是通过有意识的行为而形成的宪法条文的一种变更,而宪法变迁是指宪法的结构和条文表达在直观表现上保持不变,而其中一些宪法规范原来的含义在没有意图、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基于事态变化而发生实质性变更,产生出新的含义的事实和过程。宪法变迁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变迁,指将宪法规范内容与现实的宪法状态之间发生的矛盾认定为客观事实,并以社会意义赋予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种是宪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变迁,指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某种宪法规范因失去原来存在的意义而产生新的含义,遂成为一项新的宪法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变迁是一种无形的宪法修改。本文讨论的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宪法变迁。这一意义上的宪法变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发展变化不相适应的矛盾,一些国家也通过宪政实践肯定了其存在价值。如德国宪法法院在1971年的一项判决中认为:当宪法规范相对应的社会领域中出现无法预料的新的状况,或因人所共知的事实已经渗透社会发展整体过程中而具有新的关系和意义时,宪法规范的含义便已发生变迁。[1]宪法变迁不可能自动发生。从一些国家的宪政实践看,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等具体方式实现的,[2]也有少数其它特殊方式。[3]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这各种具体方式对于宪法稳定性的影响。¹宪法解释国内外学者对于宪法解释有不同的认识。西方国家学者比较普遍地把宪法解释看作是违宪审查与阐明宪法的含义两者的统一,我国学者则一般认为它是对宪法条文的含义、内容和界限的说明。[4]笔者认为,宪法解释是在不改变作为宪法规范载体的宪法条文的字面语词的前提下,由有权机关基于一定目的、按照一定原则、依照一定程序对宪法规范的含义所进行的适当的说明。宪法解释由于宪法规范的许多特性而显得十分必要:由于宪法规范具有概括性和原则性,宪法解释便成为宪法实施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行为,只有通过到位的宪法解释,才能将一般性的宪法规范适用于具体特定的宪法关系;由于宪法内容具有根本性和最高性,宪法解释便成为宪法监督保障工作中必不可少的行为,只有通过合理的宪法解释,才能判断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为是否违宪;由于宪法关系具有稳定性,而社会生活又是永远变化着的,宪法解释便成为既保持宪法稳定性又保证宪法适应性的必不可少的行为,只有通过灵活的宪法解释,才能使既定的宪法规范有效地适应政治力量实际对比的变化。可见,宪法解释并不是唯一地作为宪法变迁的一种方式而存在的,但它却是宪法变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为了使宪法规范具有比较恰当的适应性,宪法解释对宪法规范字面语词的解释往往是与时俱进的,一些宪法规范的含义由此也灵活地发生着变化。事实上,宪法规范的含义并非凝固不变,而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就象一个词语放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下便有不同的含义一样。英国赖特勋爵也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宪法文字是概括性的,其全部和真实含义常常只有考虑随时间变化的全部事实才能确定。这并不是文字的全部含义变了,而是不断变化的环境证实和阐明了它的全部含义。”[5]由于宪法解释既能避免频繁地修改宪法条文,又可以使宪法有效地付诸实施、富有灵活适应性、保持生机和活力,因此,它对于保持和维护宪法的稳定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正因为它的灵活性,所以,又很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些限制,使所作的解释不至于前后矛盾,通过保持宪法精神的一贯性来实现宪法的稳定性。º宪法惯例我国有学者认为,“如果成文宪法典是一部‘死’的宪法的话,而宪法惯例则可称为是‘活’的宪法、‘行动中的宪法’、‘潜在宪法’。正是由于这种‘活’的宪法,才能使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得以解决,从而才使得宪法条文规范得以实施。”[6]国外也有学者深刻地阐述过两者的关系:“宪法已经有了,接着就产生了使他们逐渐适应于不断改变着的形势的问题。但是解释的逻辑并不是宪法起源的逻辑。宪法在革命精神中诞生,却在惯例的裁决影响下实施;宪法的观点是预言性的,却按照惯例来应用。”[7]宪法惯例之于宪法的关系之紧密,由此可见一斑。由此推之,它对于宪法稳定性也一定有深刻影响。对此,可以从宪法惯例的特征得到说明。国内外学者关于宪法惯例的解释众说纷纭。[8]笔者认为,不管怎样下定义,宪法惯例有几点确定无疑的特征:宪法惯例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宪法惯例没有有形的明确的表现形式;宪法惯例既可以在宪法典之外创设新的宪法制度(如著名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制度的创立),也可以在不变动宪法原文的情况下或补充和完善宪法因原则性和概括性所导致的不足和局限,或更改已有的宪法规范的含义,或使某些宪法规定实际上丧失效力。[9]这最后一点便属于宪法变迁。与宪法解释一样,无论是补充和完善宪法规定,还是更改宪法规范的含义,还是事实上废弃宪法中的某些规定,宪法惯例都没有直接从形式上触动宪法原文,这对于保持和维护宪法的稳定性是十分有益的。但是,与宪法解释不一样的是,宪法惯例是通过政治家的言行、或著名法学家的总结、或政治斗争以及政治生活实践等途径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宪法惯例的约束力是伴随着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长期性而产生的,形成过程的长期性是宪法惯例的特点之一。由此可见,与需要长时期的多次的普遍的实践才能形成的宪法惯例比起来,宪法解释的产生简捷得多,在宪法应变方面,宪法解释灵活得多,因而也更有优势。»宪法判例是宪法文本无明文规定而由司法机关通过对诉讼案件所作的判决而宣示的宪法原则或规则;或者是宪法文本虽有规定,但有权机关根据时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对其含义作出新的解释,并依此解释作出裁判(包含宪法解释的宪法判例,或以宪法判例表达的宪法解释);所宣示的宪法规则或所解释的新含义与宪法中的条文规定具有相同法律地位,所宣示的有些宪法原则甚至高于宪法的某些具体规定;[10]这些对以后相同或类似案件的判决都具有范例性的约束力,所以称为判例。宪法判例不仅是不成文宪法国家的重要宪法渊源,在20世纪以来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得到学者的普遍承认,并逐渐占据了一席之地。[11]对于成文宪法“以有限之法条,不能适应无穷的人事”,因而“缺乏规定、规定不明、及其规定不能适应当前情势的现象”,宪法判例能通过“法官于判决的时候,将成文法缺乏规定者补充之,规定不明者阐发之,规定不适当于当前情势者,则将其推陈出新。”[12]由此使成文宪法得到充实和完善,并有效地增加其适应性。这种方式不触动宪法文本,而是通过个案来宣示一项新的宪法规范,或通过适当的解释揭示宪法文本中某项规范的含义(这种情况也就是美国式的在司法中进行宪法解释,并将这种解释通过判例固定下来),对于保持宪法的稳定性显然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在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国家英国,除了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之外,宪法判例也是其宪法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它补充着宪法性法律的不足;在严格适用“遵循先例”原则的司法制度下,宪法判例使其宪法表现出突出的历史延续性,从而保持了宪法稳定性。在开成文宪法之先河的美国,宪法判例与宪法解释一起,对其宪法文本虽二百年不变而仍然有良好的适应性起着充分有效的保障作用。对宪法变迁的以上三种具体方式进行归纳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点,也是宪法变迁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宪法变迁形式上没有触动宪法原文,而实质上却使宪法规范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变迁的结果是宪法的稳定性得到保持和维护,同时,宪法也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因此,宪法变迁是有利于宪法稳定性的一种应变方式。

二、宪法变动内容的限制

在采用以上原则选取应变方式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在采用部分修改和宪法解释及宪法判例的做法变动宪法时,应该在变动内容和变动次数上有所限制,随意修改或解释以及频繁修改和解释,都会损害宪法的稳定性。就随意修改宪法而言,如果所修改的对象每次都是相同的,这一次这样改,下一次又那样改,必然给人以该项内容变幻不定之感;如果每次都不同,这一次改这里,下一次改那里,再下一次又改别处,将会使人对宪法内容的确定性和科学性产生怀疑,最终都将严重地挫伤人们对宪法的信任和信仰,损害宪法的权威性。就随意地进行宪法解释而言,如果对同一规范的解释前后不一,甚至有矛盾之处,那么,该规范本身及其解释都会由于缺乏确定性、没有稳定性而丧失应有权威。就随意作出宪法判例而言,如果在数量或内容上无节制地作出创立新原则或新规则的判例,必然喧宾夺主,对成文宪法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如果是阐发宪法规范新含义的宪法判例,其随意的缺乏一贯性的阐释会产生与随意进行宪法解释一样的后果。至于对宪法加以频繁修改和解释,其危害性更是显而易见:频繁修改使人感到宪法内容动荡不定,而频繁解释,特别是对同一项内容多次的和不同的解释,则使人无所适从。为避免因随意变动宪法而导致不良后果,各国宪法都规定了一些限制,主要是对宪法修改的限制。另外,一些国家也通过宪法判例(如美国和德国)规定了宪法解释的原则和规则。对于宪法修改来说,从理论上讲,学术界存在着修改有限制说和修改无限制说之分歧,[13]从实践中看,一些国家在宪法文本中明文或隐含着规定了修改宪法的禁区。归纳起来看,大致有四种内容是禁止被修改的,一是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根本原则、宪法基本精神。如挪威宪法第112条:宪法“修正案决不能同本宪法所包含的原则相抵触,只能在不改变宪法精神的前提下对某些具体条款进行修改。”其实,即使其他国家宪法没有如此作明文规定,其在政权性质未变的前提下实际作出的宪法变动也没有触及这类内容。因为,从最基本的宪法原理上讲,宪法所规定的根本制度和原则是一国的立国之本,必须绝对保持不变。二是宪法中规定的一些特定原则。如德国基本法第79条规定:“对本基本法的修正案,不得影响联邦按州划分之原则,各州参与立法的原则或第1条和第20条规定的基本原则。”科威特宪法第175条规定:“除有关埃米尔统治的称号或者增加自由和平等的保证外,关于本宪法规定的有关科威特埃米尔制度及自由和平等原则的条款,不得建议加以修改。”巴林国宪法第104条规定:“巴林君主世袭制原则、本宪法所规定的自由和平等的各项原则、以及本宪法第2条均不得成为修改的对象。”其第2条规定是“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律为立法之主要源泉,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葡萄牙宪法对于修宪有着更为详细的规定,其第290条具体列举了14项修改宪法时必须尊重的内容。三是国家领土范围。如法国1958年宪法规定:“如果有损于领土完整,任何修改程序均不开始或继续进行。”四是共和政体。如意大利宪法第139条规定:“共和政体不得成为宪法修改之对象。”对于宪法解释来说,一些国家除了通过宪法对有权进行宪法解释的主体作出明确规定之外,也从宪法解释的实践中发展出有关解释的方法和限度的一些准则或规则。按照美国一位学者的研究,各国宪法解释中常用的准则大约有50条之多。[14]我国也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认为,比较普遍的解释原则有这样几条:不能背离宪法的根本精神与基本原则,符合制宪目的,系统整体地解释,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历史性地追究制宪者意图,符合字面可能的含义等。[15]另有学者认为,宪法解释既不可能绝对客观,也不能由着解释者的主观“恣意”而为;应该通过制宪者的意图约束、宪法基本精神约束、客观的历史进步方向约束、解释规则约束以及解释者人格的自我约束等方面来约束解释者的主观性,从而获得一种相对客观的解释。[16]可见,这些准则或规则只存在枝节上的差异,其出发点是一致的,实质意图是一致的,即宪法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对宪法解释应当加以限制。来自这些准则或规则的限制将宪法解释限定在既能赋予宪法规范以新的含义,使相对稳定的宪法规范能灵活适应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需要,又不至于完全脱离宪法既定原则和宪政制度的范围内,对于维护宪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十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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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宪法修正案已施行近两年的时间，然而其留给我们的思考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去，一系列新条款的出现和改动在顺应了我国发展需要、带给人民更多效益的同时，宪法修改的举动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可“一笑置之”。

一、宪法修改与宪法稳定性的涵义

1.宪法修改所谓的宪法修改，是指在保持宪法主要制度的基本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对宪法的内容进行增补、修订、变更等，以增加宪法的完整性、适应性的国家立法活动。社会变迁的恒常性使宪法文本难以具有不变的时空穿透力，特别是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较大的情事变更，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修改宪法能作出有效的回应。新产生的社会关系需要宪法增设新的制度来加以规范，过时的制度则通过必要的废止来清除，因此宪法修改显得在所难免。我国1954年制定宪法以来，先后经历了1975年、1978年、1982年三次整体修改和1979年、1980年、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6次部分修改。2.宪法的稳定性所谓宪法的稳定性，是指宪法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由于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定和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在一定时间内不被修改，包括变动、订正、增加和删除等。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稳定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权威性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宪法的稳定性。当然，宪法的稳定性是建立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否则，片面或不恰当追求宪法稳定性，而不适时对其进行必要变动和发展，必然会反过来妨碍乃至破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发展。

二、美国宪法的稳定性

作为近现代成文宪法之开篇的美国宪法，其稳定性为学界所公认，自1787年问世以来，虽历经200余年的社会变迁，但其文字和结构没有变动，其所置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依然如故。形成美国宪法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是：首先，美国宪法所依据的宪法理论较为成熟，古典宪法理论是美国宪法得以制定的成熟的指导思想并得以立足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典的分权理论，在西方人眼里，人人都享有天赋的权利，但缺乏保障；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并一部分权力交给国家，以保证个人不受侵犯；国家权力应该实行分立，设立不同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因为国家权力很容易被滥用，所以要实行法治。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华盛顿、杰弗逊和潘恩等人将古典宪法理论发展到了极致。其次，美国宪法如同其他一切法律规范一样，作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基本上也是以其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为制宪依据的，因此才会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以确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美国宪法所涉及的两院制立法机关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就是对各州利益兼顾与平衡的产物。第三，美国的宪法规定得相当的精简，所以在具体实施中，其基本原则即使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也往往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加以更改，而不必对宪法进行大规模的改动。第四，美国最高法院富有弹性的宪法解释，美国宪法资1787年制定以来，虽然只是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作过部分修改或补充，从形式上看违背全文推翻，从字面上看也是修改无多，但联邦最高法院基于行使违宪审查权所作出的弹性十足的宪法解释却极尽所能地用社会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现实内容与需求来诠释宪法的文字含义，从而在不改变宪法文字的前提下实现了宪法的灵活适应性，为美国宪法所表现出的超常稳定性特点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笔者觉得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美国人对于宪法所普遍怀有的宪法信仰、宪法崇拜心理和宪法诉讼习惯，美国人的法律意识是维护其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永远处于国家的最高地位的原因，这是别的国家包括中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的东西。

三、我国宪法的稳定性状况及成因

我国从建国第一部宪法出台以来，大改不断小改常有，就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我国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1954年宪法出台以后，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多，十年等动荡，使得宪法稳定依赖的社会环境成为泡影，政治上的不稳定足以打破宪法的稳定性，再加上经济制度的不断改变，宪法就更具有不稳定因素。第二，从宪法本身的内容来看，我国的宪法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美国宪法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保护公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而我国从我国的发展史，到各项基本制度，规定很全面很细致，党通过人大把自己的政策都转化为宪法条文，而政策是不断改变的，所以为了宪法与社会实际不至于脱离太远，必须加以不断修改。第三，宪法解释功能的欠缺是造成我国宪法不断修改的原因，美国的宪法之所以在内容未进行大的修改，很大程度归结于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的宪法解释功能。我国宪法虽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的宪法解释的职权，但这个功能并没发挥多大作用，我国宪法的改动不管大小，都需要全国人大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进行。在美国是由法院行使宪法修改权，我国的独特政体不能照搬美国模式，因此加大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届时职能是势在必行的。我国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法治国家，然而，宪法的频繁修改影响了法律体系的稳定，也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修宪需要谨慎，否则连母法都不稳定，据宪法制定的其他法律何有稳定性呢，整个法律体系也就不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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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社会分层是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社会分层的定性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方向性，而且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对社会分层现象的制度选择。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分层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今天的人们都深信，要寻求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出现的原因，只能立足于这个世界本身，所以，所有关于人的事情的原因同样也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而且，归根结底要在人身上寻找。”[1]对于社会分层的正确认识同样也只有从人身上去探求。“人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因为其他各种疑问（关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甚至社会分层）只有在指向人自己的存在时才具有意义。社会分层是社会学里的一个基本概念。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地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一、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

人类源于自然，却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在人出生之时，自然只给予人最基本的生存前提，而将塑造人的任务交给了人自己。不同于其他完全由自然所引起和决定的生物，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创造者，人正是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促使自然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来满足自己需要。这样，“人类在与自然母体分离之后，凭借着自己所获得的能力，创建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文化的、日益文明的‘人的世界’，从此之后，人便开始成为一种追求理想、创造价值的属人世界的理性存在。”[2]也就是说，社会分层是人在塑造自己、塑造社会、塑造世界的过程中的自身能力的发挥和表达的客观结果。

从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社会分层的活动或形成显然最终有赖于人类共同体的成员所具有的能力。在人类共同体里，每一个人都具有某种使其成员适应其职责的独特的能力，而且这个共同体实质上存在于能力相互关联的活动之中，这种联系既是他们能力发挥的基础，也是他们形成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客观必然。因此，社会分层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好像是人们的资源占有量的描述。我们不应在此停止不前，而应继续探究这种概念的内涵。这样我们就会立刻看出其含义，即社会分层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充分表现自己的能力特性，以适应——实际上是促进——形成这个共同体的各种关系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分层都是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对整个社会的反映。一个健全的国家组织会通过某种必要的联系使个人的能力特性得到健全的平衡与调节。

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取决于他的能力、性格和行为，我们并不知道也不关心他是靠当矿工还是当教师表现自己能力。社会分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它是我们个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在社会分层中是无需重视社会分工的，除非你愿意这样做。所以，承认个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层不再是一种有关社会分工的制度，在实践活动中，它实际上作为一种描述人的能力的发展的结果而存在，表明的是人们的能力和行为。任何正常的社会分层也无法使层级的差别依附于社会分工的差别。但是，虽然在由正常的社会分层所规定的层级差别的意义上，社会分工已不再决定社会层级，但是从较狭窄的意义上说却依然是并必然始终是测量正常的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按我们探询的思路来说，以个人能力为一方和以社会分工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是与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词有关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工这两个概念有很大的区别。从个人的自由开始，我们会发现社会分层是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的结果，个人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具有自主性；而社会分工则是社会生产对个人的一种要求，个人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缺乏自由性。因此，一个人的社会层级，从表明他的职业涉及什么样的能力发挥的意义上说，非常接近于他的个性能力的核心。但从原则上说，社会分层是依据人的能力的分工，社会分工则是依据社会生产需要的分工。

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这是人类对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职业差别越发凸显。由于特定的职业（包括政府部门职业）要求在职者具备特定的能力，这样具有特定能力的个人与相应的职业自然地形成“门当户对”的配对。这样配对的结果是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形成职业、收入、声望、权力等资源分配不等的具有层次差别的阶层。社会上不同职业由于在重要程度、能力要求等方面存在不同，客观上需要各方面能力差别不等的人来做相应的工作。即所谓各就其位，各尽所能。这样社会才能协调运转。只有当劳动分工基于一种服务于人的能力发展的实践，在一个共同体中变得很明显时，才会进一步了解个人能力的独特地位，给个人的能力打上标记并塑造它。有组织的社会总是从职业中看出能力的一一合理的职业分工从独特的能力中心得到较深刻的反应，或在其中采取比较具体的形式。在个人被号召使他自己适应于为共同利益作出特殊贡献时，他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能力特性。这样，他就成为了“重要人物”，成为社会分层中的某一个阶层的因子。

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一点：在这种社会分层形成过程中，一个人除非能够承认他所在的共同体，否则他就不能在其中随意地发现并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这样社会分层会从社会分工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特别能适应为维持社会或国家的一般需要。当社会分层发展的结果是它“有意识地”采取社会整体的逻辑所要求的形式时，它的发展在原则上就是社会分工精神。如果社会分层脱离了社会分工的原则，自认为重于一切——要独立存在，或者说要为它本身而纯粹的存在——便会失去赋予它价值的那种社会联系，而成为纯粹的概念。

二、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化

我们一直认为，社会和国家在作为手段发挥人类的能力方面是有价值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社会和国家的一面是不可避免的条件（因为人的能力发展在与外界隔绝时是不完整的），但是，它们是由众多的人群形成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当数目众多的人的自由参与，即由许多自我的要求和关系直接影响人类的能力的情况消失时，社会分层并不会遭到破坏。人的能力在得到它们的支持而增强后，会沿着排除各种矛盾，形成自己的世界，使自己的能力沿着全面发展道路继续前进。社会或国家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分层的促进力量，但它们的形成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直接为了发展每一个个体的能力的需要，它们的目的也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社会的”。相反地，应当把它们看作为了实现某些人的利益而在国家范围内并以国家名义而进行的一种能力资源分配；看作“公共意志”以比较不确定的形式显示的部分阶层超级发展，而部分阶层受到限制的更充分的表达；并从全体的意识所固有的这个意义上把它们看作只要他们能够占有就会占有本不应属于他们的“他人能力”。这样，在社会或国家的干预下，人的能力发展或发挥程度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再加上一些人占有了本不应属于他们的“他人能力”，社会分层就不再是其原本的发展状态了，而是表现为他的异化形态——社会分化了。

这样，我们已可大致概括地描绘出社会分化的内容，它蕴含于现实的社会分层中，但并不完全，而且是以异化的方式实现的。正是由于这种内涵，我们才会意识到社会分层——自由才能的发挥不受阻碍——在不给自我加上重担并“迫使我们自由”的一种制度中才能找到。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一些人的个性能力被缩减到了最低限度。不同的社会时期，政治、经济这两种力量以社会制度的方式安排着社会的分化，而这两种力量的互动又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政治方面，集权社会的政治权力可谓是社会分化的主导力量。任何社会阶层的沉浮都是由这种权力决定的，并且也主要以权力为标准划分社会等级。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分化主要都是建立在各种政治权力的条件之上，并以等级制的形式出现；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近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完善，经济对社会分化的影响逐渐上升，甚至成为主导力量，杜会分化则是以职业、收人和社会声望等“公平“的经济事实不平等的形式出现的。

“阶级”或“等级”是社会分化的最常见的形式。在这里，社会分层的异化被国家以一种强制力赋予了“合法”的外衣。“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3]“阶级”或“等级”在失去或未获得能使其本身适应功能并使功能适应社会逻辑的能力时，会显得重于一切，好像是关于优先权和特权的一种绝对而不可动摇的准则。这种社会分层的异化，是对人的能力自由发展的否定，表现为混淆社会分层原则，甚至会与私有财产的原则相混淆，对其成员或社会，或者对二者都是一种压迫。但这种弊病的实质，是使社会分层的功能失去它在社会制度内自由地合乎逻辑地适应变化的特点。社会分化已经把社会分层僵化了，不是像一个活的有机体那样使自己适应客观存在的事实和需要，而是固守着一个异己的原则，从而变成了社会逻辑中的一个异化或社会机体中的一个毒瘤。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分化表现为不同等级资源占有的差异。这种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不是基于个人能力的结果，去有效维持社会激励机制，而是差异的形成过程的不公平，破坏了公民的和谐正义感，加强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所以，要在社会或国家的制度层面上尽可能完善并符合正义的要求，排除由于制度缺位造成的社会分化。在我国，政府依靠行政权力调控经济资源、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问题还很严重，“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政府几乎成为了各种资源交换的中介，不但滋生官员的腐败行为，而且强化了社会分化的冲突。

现实的生活中，社会分化程度会由于社会流动的加速而得到缓解。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紧密相关的概念，指个人关系空间的变动，可能是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也可能是在同一阶层内的不同层次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往往伴随着人的能力的发挥和能力资源的再分配。社会流动打破了等级的凝固状态，抵消了社会分化引起的区隔化认同，给底层带来跻身中上阶层的希望，对于缓解由于社会分化引起的矛盾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提高社会流动的速率，通过不同等级之间的加速循环，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虚幻的期望心理，从而缓和等级间蓄积的冲突能量，让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避免在社会中发生较大的冲突。这是因为，底层群体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向更高等级的迈进上，降低主观心理压力，与此同时也会在客观上积极促成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壮大。[4]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非法占有“他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当作向更高等级的迈进的捷径，社会腐败现象将会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三、社会分层与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分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联系与区别在现实生活中总是通过一种含混的表达法表现出来。这一事实会使人误解：觉得这三者只不过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层进而带来社会分化——其本质的内涵是一样的。然而，正如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很明显，社会分层作为个体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一种模式或一个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事实。它意味着某些特性，这些特性既是由我们所认为的正常的社会分层所表现出来的，又包含着对社会和国家本身提出的各种的要求。对社会和国家的要求在社会分层特征的表现中是重要的。所以，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尊重实质上毕竟是维持一种生活方式的责任——不是一般的生活，而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生活，我们把这种生活称之为最人道的生活，并根据它来辨认和处理异己的个人和共同体所拥有的权利。这一概念是反对把所有的人都视为同一共同体中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和职业的成员的。这是遵循我们的这个一般信念：决定社会分层的价值的不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而是人的发展。当然，如果个人的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和国家的合理需求，它们也会变得自相矛盾的。

这样，我们又回到社会分层的功能方面提出的一些想法。每个人通常似乎都能从自己的生活模式中得到满足。在我们看来，这和我们必须有社会分层来促进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看法不会发生矛盾。但是，这种情况会使我们审慎地对待关于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并乐于承认社会分层的某种模式不可能普遍适用于人类本性的种种可能性。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分层应当受我们所能理解的人类社会需要的指导，而这最终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生产力的全面释放。不过，我们是从纯理论的逻辑推演出发，认为我们的社会分层本身代表着进步的目标，这与承认必须有一种可普遍适用于人类本性的社会分层，是有区别的。而在普遍适用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可能会走其他社会和国家已经走过的路，不会听任社会分层自然发展。此外，如果说社会和国家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不可批评的，那么，任何一种关于社会分层的观念亦复如此。而提到“人的全面发展”也只是提出了问题，即根据要加以实现的人类的全面发展来了解社会分层的本质是什么。

显然，这种美好的社会分层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社会实践是达到一切满足的手段，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方式。人类所产生的一切社会分层就每一特定的方面来说都依附于社会实践，并排斥依附于其“身体”上的强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没有哪一种社会分层带有强权的性质或实际上成为它的一部分。因此，正如我们已经充分理解的，很容易有这样的看法：社会和国家干预的基本危险在于使独特的个人能力发展受到来自“他者”的某种强力干扰，从而损害了这种能力发展的显著特点一一它的自由。那是否意味着要完全排除社会和国家的约束呢？应当消除这种偏见，这对我们的观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暴力还是自动的恶俗或强权的制度或文化思想与一个人的能力发展相对立，并非因为它们是来自“他者”，而是因为其干扰的性质与这种高度自我突出的能力发展的性质相对立，因为它们的“非法性”与后者的“合法性”可以说是势不两立的，它们经常从自己的强力立场出发，成为我们所说的“异己力量”，与高度自我突出的社会分层完全对立。问题在于它们的“性质”和倾向，个人发展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和隔离，而不是它们对社会分层的约束和调控。但是，在许多时候，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作用并不在于他们的“异己”，而在于使社会分层能够对社会和国家的共性作出独特贡献的调控行为或服务。

因此，只有当社会和国家行为有利于发挥个人能力的作用的一面毫无疑问地超过侵犯的一面时，它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如果把这样做看成社会侵犯了个人，那就是把社会分层绝对化、理想化了，是不正确的。严重之处是，认为只要社会和国家在其中起作用，就是一种非法强权在干预社会分层健康的发展逻辑；也可以说是强迫作用在干扰自由的发展。社会分层健康的发展逻辑，即合乎逻辑发展的、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分层体现，决不仅仅是与社会行动相对立的个人行动，而是据以要求任何个人在争取自己生产力最大化时效忠于社会的总目标和总意志。每一次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调控，只要不是意味着个体生产力发展的退化和社会分化，而是能给个体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就必然会被认为是正当的。社会或国家对社会分层的调控，不应意味着去维护一种堕落的情况，而应意味着一种必须使弱者变强的具有普遍持久意义的要求；不应当把对处于最弱状态的人的关心和对处于最强状态的人种种可能性的关心一一不论是现存的可能性还是在那些不起作用的穷人的最不幸状况中至少成为象征的可能性一一分开；而应当使社会分层的目标和精神与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真正意义联系起来。

总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具有容观性和必要性。正如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社会分层并不在于使阶层差别缩小到不能再分的最小程度，而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体生产力扩大到最大程度，大到能够包括在一个不容侵犯的统一体内可能有的最大的存在。过去我们抵制社会分层（社会分化），提倡平均主义。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拒绝的并不是社会分层，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异化。合理的社会分层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果说没有合理的社会分层，那就等于说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在我们的微妙而又复杂的社会中，对一种社会分层的承认是可以支持的，调整并重新唤醒社会分层的作用，保持这种作用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如果我们的理智自身不能保持它来抵制即使是我们自己所愿意接受的社会异化的话，那就是社会调控的根源，而真实可靠的社会就是对一切异化的限制和消除。

[参考文献]

(1)(意)巴蒂斯塔·莫迪恩.哲学人类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36.

(2)李燕.文化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4)孙健,丁建定.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5):41.

定性范文篇7

摘要：研究保证保险的性质对于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具有重要意义。保证保险本质上只具有保险属性，属于保险。保险一般应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可保风险的存在是保险的前提要素；风险分摊是保险的基本要素，费率的不确定是保险的可能性要素。

关键词：保证保险；可保风险；风险分摊；费率

一、概述

保证保险究竟是保险还是保证，在国外争论不一。因此。保证保险的概念目前也未统一。在此，笔者将不讨论其概念，而是从其特征人手进行研究。英美的法学者一般认为，保证保险是保险公司开办的保证业务。按美国学者的说法是：“当一家机构经注册批准成为一家保险公司并从事以货币为对价的保证业务时，这就成为了保证保险。受各州保险法的管辖。”爱尔兰1936年保险法更直接将保证保险定义为“签发保函或保证合同”。但是，国外保险界学者多主张保证保险是一种保险，而司法界则更倾向于保证保险是担保的一种。

目前，在中国关于保证保险性质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保证说．保证保险的实质是一种保证担保。一般的保证保险合同均约定，投保人未能按借款合同或者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欠款的，视为保险事故发生，其实这与保证合同中主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约定没有区别。第二，保险说，保证保险的实质是以转嫁被保险人(即债权人)所面临的投保人(即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风险为目的的一种保险。合同的主体、责任方式、合同的性质以及保证的范围均存在很大的不同。第三，二元说，保证保险是保证与保险两种制度的结合。尽管保证与保险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并不完全排斥，尤其是双方在对特定人保障与补偿方面的一致功能，使保险与担保这两种制度就有可能相互连接与配合，从而发挥保障与补偿方面的整合功能。分别支持这三种观点的论据都非常的充分和详细，各自形成理论，由于篇幅限制，此不多述。

笔者认为，保证保险从其本质特征上只具有保险属性，属于保险。我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因此，保险一般应具备以下三个基本要素，即可保风险的存在是保险的前提要素；风险分摊是保险的基础要素；费率可以确定是保险的可能性要素。保证保险是否符合这几个要素直接关系到能否把保证保险定性为保险。

二、保证保险中存在可保风险

根据保险法的基本原理，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保险只能承保尚未发生的、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保险不予承保。因此，保险事故必须是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发生的：且在将来是否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更准确地说，保险事故发生应是一种可能性，即不确定性。因此，可保风险须具备纯粹性、偶然性和非普遍性三要件。

在保证保险中，对被保险人来说，保险风险是其自身对债务的不能履行，这一风险符合可保风险要件。

第一，风险的纯粹性指这种风险是一种只会给当事人带来灾害和损失的危险，完全无利可图，没有任何投机性。表面上看，债务人履行不能时其没有完成对债权人的给付，从利益上说不但没有损失还会因为债权人合同的履行而有所收益，不符合纯粹性的特征。其实，当债务人履行不能时将面临债权人的责任追究，这一责任风险正是保证保险被保险人所面临的风险，显然这一风险对被保险人来说是一种损失而无利可图，符合纯粹风险的特征。

第二，风险的偶然性是指该风险是一种偶发的随机现象，具有难以准确预测的偶然性。人们既不知道风险是否一定发生，也不知道一旦风险发生，它是否会造成损失以及损失到底有多大。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具体到保证保险合同．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事故，是投保人不履行债务，而该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主要是由投保人主观方面决定的，不符合关于保险事故必须是客观的、不确定事故的保险法原理。其实，在保证保险中，导致债务人履行不能的原因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客观原因所致，即有投保人经济状况恶化、或遭受意外而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显然，这种原因导致的风险不管是被保险人自己还是保险公司都是无法在投保前准确预测的；第二类是主观原因所致，正如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一小部分人从借贷或投保之初，就没有打算还款或履行义务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投保人似乎在投保之时对于保险风险是否发生就早有预见，不符合风险偶然性的特征。在笔者看来，这种情况其实可以看做是被保险人主观上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况，对于保险人来说，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仍具有难以预测的偶然性特征，普通财产保险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如有些投保人为取得保险金在投保时已决定投保后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第三，风险的非普遍性主要是指所保风险不能使大多数的保险对象同时遭受损失。这一条件要求损失的发生具有分散性，从而实现集合多数人力量互助共济的保险功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履行不能责任风险的情况虽然不是个别情况，但并不表明众多被保险人的履行不能会同时发生，保证保险把履行不能风险作为其承保风险，符合保险风险的非普遍性特征。

因此，在保证保险中所存在的风险中，虽有一部分是投保人的主观风险，但并不影响其可保风险的存在。

三、保证保险体现了风险分摊的特征

保险理论认为，保险的过程，既是风险的集合过程，又是风险的分散过程。众多投保人将其所面临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又将少数人发生的风险损失分摊给全部投保人，也就是通过保险的补偿行为分摊损失，将结合的风险予以分散转移。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在保证保险巾，保险人对债权人赔付后，有权向投保人即债务人进行追偿。这样，投保人的投保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好处，尽管保险人代为其履行债务，但由于保险人仍可以向投保人追偿，所以保险人的损失并没有任何减免。由此看来，保证保险如果作为一种保险产品来说，其缺乏合理性，也缺乏社会意义。

对此，笔者认为，保证保险其保险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交易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信贷消费保证保险中，如果没有保险人所提供的保险，银行一般不会对贷款人发放贷款，贷款人也就无法进行消费活动，因而往往由于保险这一环节的缺失会导致整个交易过程的终止，可见保证保险的社会经济作用不可低估。

保证保险作为保险的一个险种．与其他财产保险一样，其功能在于采用大数法则及概率学说，通过收取保险费的方式。集众多投保人之力来分散风险，化解风险。保险费中包含了保险人的经营成本及合理的利润．更重要的是理论上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应能够满足保险金的支出，所以，保险人在保险活动中本身并没有承担实际的风险，只不过是把不确定的风险收集以后再分散给投保人，其实，是投保人在给自己保险。保证担保则与此不同。作为债的担保的方式，其目的是为保障主债权的顺利实现，保证人并没有把大量债务人所存在的风险进行集中和分散，而只是利用自己的实力和信誉凭一己之力为债权人提供保障。

四、保证保险的费率可以确定

保险是建立在众人协力、互助共济基础之上的，保险人之所以能够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是因为众多投保人预先缴纳保险费，集腋成裘地形成了庞大的保险基金。可见，从保险技术上来说，合理分摊风险是保险的基础要素，而保险费的合理计算又成了合理分摊风险的前提。

保证保险否定论者认为，保证保险中的损失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因而费率是建立在经验判断基础之上的。实践中，保证保险的保险费是通过保证人收集和研究单个被保证人的相关信息．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接受的判断。正是在此意义上，保证保险的保险费的实质，是被保证人因使用保险人的信誉而支付的一种手续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一方面，经验判断并非不可以作为拟定保险费的依据。一般来说．一项新的保险业务开展之初，往往会出现保险费拟定不合理的情况。但随着该保险业务的成熟，保险公司根据往年保险费的收支情况对保险费率作出调整，使保险费率逐步趋于合理，这一点是与保险公司的经验判断离不开的。另一方面，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承保的判断也并不违反保险的特征，相反正是保险业务具体环节的体现。就是在普通财产保险或人身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也是对保险业务一个一个地作出是否承保的判断，而对符合条件的收取保险费，并非手续费。例如．在企业财产保险承保之前，保险公司会对该企业的财产风险状况派专业的核保人员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该宗业务是否承保和承保的具体费率。

定性范文篇8

[论文摘要]社会分层是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社会分层的定性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方向性，而且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对社会分层现象的制度选择。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分层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今天的人们都深信，要寻求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出现的原因，只能立足于这个世界本身，所以，所有关于人的事情的原因同样也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而且，归根结底要在人身上寻找。”[1]对于社会分层的正确认识同样也只有从人身上去探求。“人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因为其他各种疑问（关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甚至社会分层）只有在指向人自己的存在时才具有意义。社会分层是社会学里的一个基本概念。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地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一、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

人类源于自然，却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在人出生之时，自然只给予人最基本的生存前提，而将塑造人的任务交给了人自己。不同于其他完全由自然所引起和决定的生物，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创造者，人正是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促使自然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来满足自己需要。这样，“人类在与自然母体分离之后，凭借着自己所获得的能力，创建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文化的、日益文明的‘人的世界’，从此之后，人便开始成为一种追求理想、创造价值的属人世界的理性存在。”[2]也就是说，社会分层是人在塑造自己、塑造社会、塑造世界的过程中的自身能力的发挥和表达的客观结果。

从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社会分层的活动或形成显然最终有赖于人类共同体的成员所具有的能力。在人类共同体里，每一个人都具有某种使其成员适应其职责的独特的能力，而且这个共同体实质上存在于能力相互关联的活动之中，这种联系既是他们能力发挥的基础，也是他们形成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客观必然。因此，社会分层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好像是人们的资源占有量的描述。我们不应在此停止不前，而应继续探究这种概念的内涵。这样我们就会立刻看出其含义，即社会分层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充分表现自己的能力特性，以适应——实际上是促进——形成这个共同体的各种关系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分层都是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对整个社会的反映。一个健全的国家组织会通过某种必要的联系使个人的能力特性得到健全的平衡与调节。

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取决于他的能力、性格和行为，我们并不知道也不关心他是靠当矿工还是当教师表现自己能力。社会分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它是我们个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在社会分层中是无需重视社会分工的，除非你愿意这样做。所以，承认个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层不再是一种有关社会分工的制度，在实践活动中，它实际上作为一种描述人的能力的发展的结果而存在，表明的是人们的能力和行为。任何正常的社会分层也无法使层级的差别依附于社会分工的差别。但是，虽然在由正常的社会分层所规定的层级差别的意义上，社会分工已不再决定社会层级，但是从较狭窄的意义上说却依然是并必然始终是测量正常的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按我们探询的思路来说，以个人能力为一方和以社会分工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是与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词有关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工这两个概念有很大的区别。从个人的自由开始，我们会发现社会分层是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的结果，个人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具有自主性；而社会分工则是社会生产对个人的一种要求，个人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缺乏自由性。因此，一个人的社会层级，从表明他的职业涉及什么样的能力发挥的意义上说，非常接近于他的个性能力的核心。但从原则上说，社会分层是依据人的能力的分工，社会分工则是依据社会生产需要的分工。

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这是人类对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职业差别越发凸显。由于特定的职业（包括政府部门职业）要求在职者具备特定的能力，这样具有特定能力的个人与相应的职业自然地形成“门当户对”的配对。这样配对的结果是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形成职业、收入、声望、权力等资源分配不等的具有层次差别的阶层。社会上不同职业由于在重要程度、能力要求等方面存在不同，客观上需要各方面能力差别不等的人来做相应的工作。即所谓各就其位，各尽所能。这样社会才能协调运转。只有当劳动分工基于一种服务于人的能力发展的实践，在一个共同体中变得很明显时，才会进一步了解个人能力的独特地位，给个人的能力打上标记并塑造它。有组织的社会总是从职业中看出能力的一一合理的职业分工从独特的能力中心得到较深刻的反应，或在其中采取比较具体的形式。在个人被号召使他自己适应于为共同利益作出特殊贡献时，他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能力特性。这样，他就成为了“重要人物”，成为社会分层中的某一个阶层的因子。

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一点：在这种社会分层形成过程中，一个人除非能够承认他所在的共同体，否则他就不能在其中随意地发现并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这样社会分层会从社会分工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特别能适应为维持社会或国家的一般需要。当社会分层发展的结果是它“有意识地”采取社会整体的逻辑所要求的形式时，它的发展在原则上就是社会分工精神。如果社会分层脱离了社会分工的原则，自认为重于一切——要独立存在，或者说要为它本身而纯粹的存在——便会失去赋予它价值的那种社会联系，而成为纯粹的概念。

二、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化

我们一直认为，社会和国家在作为手段发挥人类的能力方面是有价值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社会和国家的一面是不可避免的条件（因为人的能力发展在与外界隔绝时是不完整的），但是，它们是由众多的人群形成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当数目众多的人的自由参与，即由许多自我的要求和关系直接影响人类的能力的情况消失时，社会分层并不会遭到破坏。人的能力在得到它们的支持而增强后，会沿着排除各种矛盾，形成自己的世界，使自己的能力沿着全面发展道路继续前进。社会或国家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分层的促进力量，但它们的形成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直接为了发展每一个个体的能力的需要，它们的目的也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社会的”。相反地，应当把它们看作为了实现某些人的利益而在国家范围内并以国家名义而进行的一种能力资源分配；看作“公共意志”以比较不确定的形式显示的部分阶层超级发展，而部分阶层受到限制的更充分的表达；并从全体的意识所固有的这个意义上把它们看作只要他们能够占有就会占有本不应属于他们的“他人能力”。这样，在社会或国家的干预下，人的能力发展或发挥程度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再加上一些人占有了本不应属于他们的“他人能力”，社会分层就不再是其原本的发展状态了，而是表现为他的异化形态——社会分化了。

这样，我们已可大致概括地描绘出社会分化的内容，它蕴含于现实的社会分层中，但并不完全，而且是以异化的方式实现的。正是由于这种内涵，我们才会意识到社会分层——自由才能的发挥不受阻碍——在不给自我加上重担并“迫使我们自由”的一种制度中才能找到。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一些人的个性能力被缩减到了最低限度。不同的社会时期，政治、经济这两种力量以社会制度的方式安排着社会的分化，而这两种力量的互动又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政治方面，集权社会的政治权力可谓是社会分化的主导力量。任何社会阶层的沉浮都是由这种权力决定的，并且也主要以权力为标准划分社会等级。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分化主要都是建立在各种政治权力的条件之上，并以等级制的形式出现；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近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完善，经济对社会分化的影响逐渐上升，甚至成为主导力量，杜会分化则是以职业、收人和社会声望等“公平“的经济事实不平等的形式出现的。

“阶级”或“等级”是社会分化的最常见的形式。在这里，社会分层的异化被国家以一种强制力赋予了“合法”的外衣。“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3]“阶级”或“等级”在失去或未获得能使其本身适应功能并使功能适应社会逻辑的能力时，会显得重于一切，好像是关于优先权和特权的一种绝对而不可动摇的准则。这种社会分层的异化，是对人的能力自由发展的否定，表现为混淆社会分层原则，甚至会与私有财产的原则相混淆，对其成员或社会，或者对二者都是一种压迫。但这种弊病的实质，是使社会分层的功能失去它在社会制度内自由地合乎逻辑地适应变化的特点。社会分化已经把社会分层僵化了，不是像一个活的有机体那样使自己适应客观存在的事实和需要，而是固守着一个异己的原则，从而变成了社会逻辑中的一个异化或社会机体中的一个毒瘤。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分化表现为不同等级资源占有的差异。这种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不是基于个人能力的结果，去有效维持社会激励机制，而是差异的形成过程的不公平，破坏了公民的和谐正义感，加强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所以，要在社会或国家的制度层面上尽可能完善并符合正义的要求，排除由于制度缺位造成的社会分化。在我国，政府依靠行政权力调控经济资源、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问题还很严重，“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政府几乎成为了各种资源交换的中介，不但滋生官员的腐败行为，而且强化了社会分化的冲突。

现实的生活中，社会分化程度会由于社会流动的加速而得到缓解。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紧密相关的概念，指个人关系空间的变动，可能是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也可能是在同一阶层内的不同层次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往往伴随着人的能力的发挥和能力资源的再分配。社会流动打破了等级的凝固状态，抵消了社会分化引起的区隔化认同，给底层带来跻身中上阶层的希望，对于缓解由于社会分化引起的矛盾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提高社会流动的速率，通过不同等级之间的加速循环，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虚幻的期望心理，从而缓和等级间蓄积的冲突能量，让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避免在社会中发生较大的冲突。这是因为，底层群体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向更高等级的迈进上，降低主观心理压力，与此同时也会在客观上积极促成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壮大。[4]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非法占有“他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当作向更高等级的迈进的捷径，社会腐败现象将会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三、社会分层与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分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联系与区别在现实生活中总是通过一种含混的表达法表现出来。这一事实会使人误解：觉得这三者只不过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层进而带来社会分化——其本质的内涵是一样的。然而，正如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很明显，社会分层作为个体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一种模式或一个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事实。它意味着某些特性，这些特性既是由我们所认为的正常的社会分层所表现出来的，又包含着对社会和国家本身提出的各种的要求。对社会和国家的要求在社会分层特征的表现中是重要的。所以，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尊重实质上毕竟是维持一种生活方式的责任——不是一般的生活，而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生活，我们把这种生活称之为最人道的生活，并根据它来辨认和处理异己的个人和共同体所拥有的权利。这一概念是反对把所有的人都视为同一共同体中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和职业的成员的。这是遵循我们的这个一般信念：决定社会分层的价值的不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而是人的发展。当然，如果个人的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和国家的合理需求，它们也会变得自相矛盾的。

这样，我们又回到社会分层的功能方面提出的一些想法。每个人通常似乎都能从自己的生活模式中得到满足。在我们看来，这和我们必须有社会分层来促进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看法不会发生矛盾。但是，这种情况会使我们审慎地对待关于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并乐于承认社会分层的某种模式不可能普遍适用于人类本性的种种可能性。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分层应当受我们所能理解的人类社会需要的指导，而这最终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生产力的全面释放。不过，我们是从纯理论的逻辑推演出发，认为我们的社会分层本身代表着进步的目标，这与承认必须有一种可普遍适用于人类本性的社会分层，是有区别的。而在普遍适用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可能会走其他社会和国家已经走过的路，不会听任社会分层自然发展。此外，如果说社会和国家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不可批评的，那么，任何一种关于社会分层的观念亦复如此。而提到“人的全面发展”也只是提出了问题，即根据要加以实现的人类的全面发展来了解社会分层的本质是什么。

显然，这种美好的社会分层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社会实践是达到一切满足的手段，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方式。人类所产生的一切社会分层就每一特定的方面来说都依附于社会实践，并排斥依附于其“身体”上的强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没有哪一种社会分层带有强权的性质或实际上成为它的一部分。因此，正如我们已经充分理解的，很容易有这样的看法：社会和国家干预的基本危险在于使独特的个人能力发展受到来自“他者”的某种强力干扰，从而损害了这种能力发展的显著特点一一它的自由。那是否意味着要完全排除社会和国家的约束呢？应当消除这种偏见，这对我们的观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暴力还是自动的恶俗或强权的制度或文化思想与一个人的能力发展相对立，并非因为它们是来自“他者”，而是因为其干扰的性质与这种高度自我突出的能力发展的性质相对立，因为它们的“非法性”与后者的“合法性”可以说是势不两立的，它们经常从自己的强力立场出发，成为我们所说的“异己力量”，与高度自我突出的社会分层完全对立。问题在于它们的“性质”和倾向，个人发展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和隔离，而不是它们对社会分层的约束和调控。但是，在许多时候，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作用并不在于他们的“异己”，而在于使社会分层能够对社会和国家的共性作出独特贡献的调控行为或服务。

因此，只有当社会和国家行为有利于发挥个人能力的作用的一面毫无疑问地超过侵犯的一面时，它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如果把这样做看成社会侵犯了个人，那就是把社会分层绝对化、理想化了，是不正确的。严重之处是，认为只要社会和国家在其中起作用，就是一种非法强权在干预社会分层健康的发展逻辑；也可以说是强迫作用在干扰自由的发展。社会分层健康的发展逻辑，即合乎逻辑发展的、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分层体现，决不仅仅是与社会行动相对立的个人行动，而是据以要求任何个人在争取自己生产力最大化时效忠于社会的总目标和总意志。每一次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调控，只要不是意味着个体生产力发展的退化和社会分化，而是能给个体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就必然会被认为是正当的。社会或国家对社会分层的调控，不应意味着去维护一种堕落的情况，而应意味着一种必须使弱者变强的具有普遍持久意义的要求；不应当把对处于最弱状态的人的关心和对处于最强状态的人种种可能性的关心一一不论是现存的可能性还是在那些不起作用的穷人的最不幸状况中至少成为象征的可能性一一分开；而应当使社会分层的目标和精神与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真正意义联系起来。

总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具有容观性和必要性。正如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社会分层并不在于使阶层差别缩小到不能再分的最小程度，而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体生产力扩大到最大程度，大到能够包括在一个不容侵犯的统一体内可能有的最大的存在。过去我们抵制社会分层（社会分化），提倡平均主义。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拒绝的并不是社会分层，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异化。合理的社会分层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果说没有合理的社会分层，那就等于说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在我们的微妙而又复杂的社会中，对一种社会分层的承认是可以支持的，调整并重新唤醒社会分层的作用，保持这种作用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如果我们的理智自身不能保持它来抵制即使是我们自己所愿意接受的社会异化的话，那就是社会调控的根源，而真实可靠的社会就是对一切异化的限制和消除。

[参考文献]

(1)(意)巴蒂斯塔·莫迪恩.哲学人类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36.

(2)李燕.文化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4)孙健,丁建定.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5):41.

定性范文篇9

1.1材料3M树脂加强型玻璃离子水门汀（3MESPERelyXTMLutingCement），登士柏玻璃离子水门汀（DENSPLYDETREYChemFlexTMGlassionomercement），松风聚羧酸锌水门汀（ShofuPOLYCARBOXYLATECement），有机玻板，人工唾液，调拌刀，玻板，游标卡尺，电子天平，扫描电镜，冷热循环仪，可控电热干燥箱，低温冰柜.

1.2方法取一35mm×20mm×4mm的有机玻璃板，在一侧用机钻制备一直径10mm，高4mm的圆孔,边缘打磨光滑.分别按三种水门汀说明书要求，严格按粉液比调拌，充填入圆孔中，两侧用光滑玻璃板压平.待其固化后，轻轻推出圆孔，用蜡刀去除飞边.相同方法三种水门汀各制备20个样本.将样本放入烘干箱中24h，温度设为70℃然后用电子天平称质量，标记（采用牵线法标记每个样本）.3M树脂加强型水门汀标为A组，编号A1到A20；登士柏玻璃离子水门汀标为B组，编号B1到B20；松风的聚羧酸锌水门汀标为C组，编号C1到C20.将样本放入网兜中，置于人工唾液中室温浸泡30d（人工唾液采用的是第四军医大学制备的500mL瓶装），其间每天在5℃和55℃的人工唾液中自动冷热循环100次，循环间隔60s.计算出每个样本的溶解率，采用方差分析和OneWayANOVA统计分析，比较各水门汀溶解率的差别.扫描电镜观察样本，比较实验前后变化，及各组间区别.

2结果

溶解率的计算公式M=(m1-m2)/m1（M：溶解率，m1：实验前样本的质量，m2：实验后样本的质量）.三种水门汀的溶解率(n=20，x±s)分别为A组0.03986±0.03361；B组0.25230±0.10307；C组0.92864±0.19786.通过SPSS10统计检验（P<0.05），三种水门汀的溶解率任意两组间均有显著性差别.由低到高依次是3M树脂加强型玻璃离子水门汀，登士柏玻璃离子水门汀，松风聚羧酸锌水门汀.

3M树脂加强型水门汀实验前后表明变化不大（图1A,B）；登士柏玻璃离子水门汀表有基质溶解，填料暴露（图1C,D）；松风聚羧酸锌水门汀则表面有大块填料的脱落（图1E,F）.溶解率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各水门汀的组成成分不同，粘固机理有差别.

3讨论

本实验所测试三种水门汀在模拟口腔环境下都有轻微溶解，但溶解量不大，基本都能满足临床粘接对溶解率的要求.三种材料溶解度由低到高分别是3M的树脂加强型玻璃离子水门汀，登士柏的玻璃离子水门汀，松风的聚羧酸水门汀，三者间有明显统计学差异.松风聚羧酸水门汀添加了独有的HyAgent活性成分，具备了强的抗菌能力，同时具有封闭牙本质小管的功能.与牙体组织和金属具有化学粘接性，粘接强度高，溶解性低，可用于新鲜牙本质上，无刺激，容易调拌和操作.玻璃离子水门汀满足了理想牙科修复材料的要求，对硬组织包括釉质和牙本质产生真正的化学性粘结，在多数应用中表现出优良的生物相容性.修复后的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向邻近牙齿硬组织和口腔环境中释放氟离子，表现出良好的抗龋性.现在，树脂加强型玻璃离子或复合玻璃离子已经成为美国应用最多的义齿粘固材料.复合玻璃离子水门汀由于溶解性小，负荷能力强，能释放氟化物以及使用简便等特点，这些材料对于老年患者的牙科修复也很有用.此外，对于牙本质龋洞修复以及其它的修复，也是一种可选的材料.这些材料正逐渐作为牙髓的盖髓剂使用.此外，这些材料也逐渐应用于龋洞垫底用，使用玻璃离子作垫底后进行修复，治疗之后过敏的机会就大大减少.

但也有学者认为氟释放对于减少龋患可能没有作用或作用极小.Moor等［1］对几种玻璃离子水门汀的氟释放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时间延长，氟释放减少.Matis等的研究表明，玻璃离子水门汀适用于需制备窝洞的牙体充填.树脂改性玻璃离子水门汀的反应和结构尚未完全阐明，充填材料或牙体基质中含有足够的水分是保证酸基反应发生的关键.应用玻璃离子水门汀修复牙体缺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继发龋形成.将近50%的充填体因继发龋而被更换，这对氟释放的价值提出了疑问.

图1三种水门汀实验前后扫描电镜照片×2000（略）

水门汀的早期溶解性是研究的热点.Deniz等［2］采用重量分析法，结果发现3~6min期间粘结剂降解显著，而凝固9min后遇水，材料降解则大大减少.Um等［3］则认为玻璃离子在混合4~8min内遇水降解显著.Mojon等［4］：为使玻璃离子粘结剂降解发生最低，应尽量做到15min内免受唾液污染.1977年，Wilson等［5］就指出：玻璃离子粘结剂的粉液比对溶解性有影响，粉液比值小的玻璃离子，早期溶解之偏高.Mojon等［4］认为，早期水接触及唾液污染，大大降低玻璃离子粘结剂的粘接强度及固位效果.Carcia等［6］发现使用保护剂后，玻璃离子溶解性降低.Hunter等［7］学者认为预备体在使用凹形龈缘时边缘暴露的粘结剂最少，其边缘封闭性优于肩台龈缘.

由此可见，要达到优良的修复效果，粘固剂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抗溶解性，不碎裂崩解，可有效的防止继发龋的发生.每一步操作都要做到细致，准确.三种水门汀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树脂加强型玻璃离子水门汀的稳定性出色，理化性质好，是优良的充填粘固材料，相信会成为未来粘固修复的主流.

【参考文献】

［1］MoorRJ,VerbeeckRM,MaeyerEA.Fluoridereleaseprofilesofrestorativeglassionomerformulations［J］.DentMater,1996,2:88-95.

［2］GaoW,SmaleRJ,YipHK.Demineralisationandremineralisationofdentinecariesandtheroleofglassionomercements［J］.IntDentJ,2000,50(1):51-56.

［3］UmCM,OiloG.Theeffectofearlywatercontactonglassionomercements［J］.QuintessenceInt1992,209-214.

［4］MojonP,KaltioR,FeduikD,etal.Shorttermcontaminationoflutingcementsbywaterandsalvia［J］.DentMater,1996,12:83-87.

［5］WilsonAD,CrispS,LewisBG,etal.Experimentallutingagentsbasedontheglassionoments［J］.BrDentJ,1977,142:117-122.

定性范文篇10

一、预算绩效评价是促进政府财务行为规范的重要保障

预算绩效评价作为财政领域的一项重要的管理创新，是指制定一系列科学、合理、多层次的绩效指标体系，通过定量定性的对比分析，来考察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从而对预算绩效进行的间接评价。这种多层次的绩效指标体系设置为：关键绩效指标系列，用以确定项目计划的优先配置顺序；业绩表现衡量指标系列，用以控制项目计划的有效执行；绩效测评指标系列，用以综合衡量项目计划的完成效果。

预算绩效指标是规范政府财务行为的重要保障：一方面，预算绩效评价大大拓展了财政管理的空间。绩效指标是对政府行为效果的具体化，它通过层层分解、细化、落实到财政收支安排和执行的各个环节、要素和个人，全面真实地反映一段时期政府活动的范围、规模和方向，政府财政将由只管下达预算指标和决算审批，拓展到对资金的具体运行和效果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全方位控制。这样，政府理财活动越来越向深度管理的方向延伸，政府每一项收支活动的开展、每一系列工作计划的实施都会受到来自于绩效评价层层深入的控制，从而有效地消除了财政管理的真空地带，有利于促进政府财务行政行为的规范有序合理。另一方面，预算绩效评价硬化了预算的约束效力。财政监督不再局限于对预算额度的被动控制，而是利用一系列绩效指标，及时获得政府行为效果的反馈信息，进行政府各部门预算绩效的综合评价比较，并进一步探寻问题，提出改善建议，明确相关责任，从而实现对政府财务行政主动的、硬性的监督控制。在预算绩效评价所形成的硬约束下，政府各部门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运行，任何偏离规则的行为都将引发执行结果与指标的偏差，而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二、预算绩效评价是推动政府财务行政运转协调的有利因素

政府部门财务行政运转滞阻的原因有很多，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出发，其原因包括：在预算安排中，事先没有设定明确的整体目标、价值秩序及理性的择优机制，各部门和单位往往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讨价还价、推销游说，容易使预算安排陷入混沌复杂的利益角逐；在预算执行中，其自我优化和调整缺少有效的信息支持，而低效信息形成的“噪音”干扰将导致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行为冲突；在决算中，缺少对政府部门绩效水平衡量比较、综合评价的机制，不能衡量政府部门的绩效结果，就无法展示其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这无疑在追究责任时助长了各部门、单位之间的推诿行为；在整个预算管理系统中，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未能在整个政府内部形成促进财政资金高效协调运行的管理系统，影响政府财务行政运转过程的有序、连贯和统一。要从根本上解除以上影响政府财务行政运转协调的消极因素，就必须在政府财政管理系统中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政府财政管理系统中的预算绩效评价主要集中于政府财务行政活动中的三个领域，即政策和方案的制定、方案的贯彻实施、方案完成后的影响，它是将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综合评价。具体包括预算编制中的决策评价、预算执行中的过程评价、决算中的结果评价，分别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调整、决算审查提供信息支持和操作平台。

预算绩效评价是推动政府财务行政运转协调的有利因素。其一，决策评价的实质是以绩效评价为导向，对预算决策情况进行的最优化模拟；评价的目的是通过绩效评价，科学掌握各项目计划的轻重缓急和优先次序；评价的结果将成为项目计划成立和预算确定的重要依据。由于决策评价事先确定了明确的目标、价值和秩序，有利于防止各种利益集团对预算安排施加压力，各部门和单位也无须将精力消耗在对财政收支的讨价还价上，保证了预算决策的科学性。其二，过程评价的实质是通过一系列业绩指标，来跟踪监控支出过程中的项目计划实施进程、具体业务行为表现及资金匹配情况；评价的目的是保证预算严格按规定程序运行，及时发现预算执行中的问题，并加以改正；评价的结果将成为优化执行和预算调整的重要依据。过程评价有效地减少了各部门、单位的信息抵触，以及随之引起的行为偏差和盲目冲突，也避免了频繁、被动的预算调整，以及引起各部门单位的震荡，从而保证了预算执行的稳定性。其三，结果评价的实质是通过一系列综合绩效测评指标，对预算执行最终结果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行分析、评价；评价的目的是探寻影响预算活动效益、效能、效果的因素，并对相关责任进行追究；评价的结果将成为决算总结、行政问责及下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结果评价为准确衡量各部门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提供了科学尺度和标准，保证了实施奖惩措施的公平性，有利于减少各部门和单位之间的相互摩擦和抵触，并在政府内部形成一种良性竞争的气氛。其四，预算绩效评价将贯穿到整个预算周期始终，使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有机地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富有弹性的预算管理程序，为财政部门和其它行政部门的沟通、协调、互动提供了正式和有效的渠道。预算的关系理顺了，整个政府财政管理将动态地保持上下互动、左右协调，有利于最终形成协同合作、合理制衡、良性循环的政府财务行政运行体系。

三、预算绩效评价是增强财务行政公正透明的有效途径

目前政府财务行政过程不公正、不透明的原因在于：政府财政管理系统中缺少对绩效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反馈、公示的环节设置。社会公众通过有限的渠道，仅仅了解到财政资金投入总量，而无法得到全面、详细、可比的绩效信息；仅仅了解到一些政府行政的抽象化的程序和模式，而无法明了实际运作过程。造成公众对财政管理过程参与度不高，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也不能充分反映公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公共决策和执行的公正性。

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绩效信息（公众需求、政府工作规划、产出成本和效益、政府业务表现等）交流、整合与各方（社会公众、立法机构、行政部门）持续沟通、广泛参与的过程，绩效评价的大部分结果也要以绩效报告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布。

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为增强政府行政公正透明提供了有效途径。其一，预算绩效评价必须在满足绩效信息的充分性、准确性、时效性的基础上，做出科学权衡，才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结果，这对绩效信息的采集、处理、整合工作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由此推动政府内部行政管理系统的一系列变革，催生了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政务公开制、听证制、咨询制、互联网信息制等，促使政府自觉提高财务行政活动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其二，预算绩效评价的结果真实有效地反映了政府的决策水平、工作效率以及未来持续发展能力，有助于政府各部门形成自我评价—自我优化和外部评价—外部监督相结合的机制，增强为民理财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并最终建立起公正、公开、透明的财务行政运行和管理体系。其三，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为立法机构、监督机构、社会公众提供了较为全面、真实的政府绩效信息，有利于增进社会公众参与政府财务行政管理的深度与广度，形成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使政府财务行政的公正透明建立在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民主价值之上。

四、预算绩效评价是提高政府财务行政效率的坚实基础

目前政府财务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从决策方面来看：绩效因素并未成为政府执政理财的基本目标取向，其突出表现就是预算决策与总体战略规划、公众偏好存在脱节，绩效和投入之间缺少理性的因果关系，方案计划的优先顺序也不合理。这将造成财政决策的某些失误，使财政资源的配置格局越来越僵化，政府财务行政的决策效率不高。从执行方面来看，财政只管按规定下达预算指标、拨付资金，很少过问资金的运行质量、管理效益和社会效果，而部门和单位只管按既定程序征收、使用，很少过问工作的效率性、积极性。这些都将导致财政运行中的扭曲和偏差，使财政资源在政府部门内部低效循环，政府财务行政的运行效率不高。有必要在财政管理系统中做出某些制度安排，以从根本上提高政府财务行政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