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范文10篇

帝国主义范文篇1

[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外交史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进一步以“抚夷派”来指称琦善一类主和的官员，而以林则徐为“剿夷派”的代表。

二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研究上的贡献

从1923年留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伊始，蒋廷黻就立志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鉴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质，蒋廷黻认为，没有中国史料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是很难做到公平与真实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国方面的史料。故宫档案的开放使他如获至宝，往返于京、津两地加以阅读和抄写；1931年任教于清华后，更主持购买这些档案，并将范围扩大到坊间各种私人信件与档案，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化和科学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比。

蒋廷黻认为，在这些档案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无疑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与未出版的)，《始末》从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听途说；第二，就中国近代外交的特点来看，甲午以前的中国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中方的资料能带来学术上的新贡献；第三，《始末》不仅系统，而且所披露的谕令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同类书籍，如《东华录》、《圣训》等，也就是说，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却全文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批档案、没有《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蒋廷黻要进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马士书中对琦善的言行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国内对琦善的评价又一边倒：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相比于国内外对林则徐的巨大兴趣而言，琦善与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十分单薄。利用故宫档案，蒋廷黻首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对比了英国在大沽递交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认为，英国的文件书写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文译文还是与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将英国的动机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在有些学者那里，这种误差因为怕沾染上“文化战争论”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发生的具体原因及过程；有些仅仅只提到其结果，还有一些不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则徐时代以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的说法，即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则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蒋廷黻之前，国内说林则徐好话的多，说坏话的少。即便说了林则徐的坏话，也不会因此就说琦善的好话。而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不仅是说了琦善的好话，还同时说了些林则徐的坏话，用茅海建的说法就是“扬琦抑林”，拿今天的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破除林则徐的神话与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这一点上，蒋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却开风气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

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书写的标准。李恩涵认为，“这篇文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有断、有论、有史实的考证，也有是非的评定，而且时而从当事人设身处地的境况来论述，时而从传统的或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型态上来分析，我们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论断，但它确为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辟一新途径，也建立了研究与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但蒋廷黻所建立的标准还可以更具体一些。比如说，研究中国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来就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首先鉴别了时人议论的真伪。对战况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对比，从而揭示出鸦片战争史中急需重新认识的一个新领域。这种交叉对比、多档案、多视角的方法今天看来已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当时的中国用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却是前所未有的。

三对蒋廷黻的反驳及蒋的反应

《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在当时及后来都受到一定的批评，然针对史实的批评少，针对史论、史观的批评多。

其一，琦善配不上“远超时人的外交家”这个头衔。无论是支持蒋廷黻的还是反对蒋廷黻的人，基本上都持此论。反对的意见通常认为林则徐之努力了解西方情形，实堪“时人”的先进代表，而仅靠几个低级官员的情报的琦善无论如何也不能“远超”之。其实蒋廷黻本来就没有完全否认林则徐的这一点，他所否认的是持此论者所引申的一个观点，同样也是一定时期内林则徐及相信林则徐的人的观点：既然林则徐对西方的见识已经堪称中国第一，那么只要他继续主政中国就有可能不败。因此他说：“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后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加大了对林则徐学习洋务、主张洋务的论述，但依然不放弃他最初的最重要的论断，即：林则徐的错误在于不敢说真话，即便是在被革职后，依然不敢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心中对中外军事胜负已定的判断。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尽管已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官僚，但却败在俱咱清议的指摘、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惜牺牲国家前途这一点上。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尽管不再用“远超时人”来评价琦善的外交观念，但却沿用了“知己知彼”的说法，并且用较为温和简短的语言来表明他对琦善的肯定与同情：他“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由此看来，蒋廷黻只是放弃了要人们相信琦善有强过林则徐的地方，但并没有放弃他对琦善的肯定。至于他说琦善之“不足责”，说的是他“无自信，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这一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是早已有之的。《琦善与鸦片战争》的结尾就说：“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因此，说他对两人的评价换了位，是不够准确的。

其二，琦善应负军事失败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者已经做了非常细致详尽的研究，结论证明，即便不投降、不妥协，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也不可能取胜，更不用说琦善并没有撤防，林则徐的战果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辉煌。蒋廷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不错的，即琦善在军事上无功亦无过。

其三，《穿鼻草约》与《南京条约》相比，虽然中国的牺牲较少，但称不上是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陶元珍指出，《穿鼻草约》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禁止烟毒继续流害中国，这是有道理的。后来的研究证明，虽然有《穿鼻草约》这样一个内容，但实际上并没有签订生效；对一个没有签字的条约加以肯定或否定，显然没有什么意义。

其四，蒋廷黻为琦善说好话，是出于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目的。这是邓公玄对蒋廷黻作于1939年的《百年的外交》的批评。《百年的外交》中论琦善的部分与《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的论述没有两样。建国后这种观点并且有所发展。对邓公玄的质疑，蒋廷黻的回答是：“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

四蒋廷黻为琦善翻案的动机与目的及其评价

尽管蒋廷黻否认历史学除了史实之外还有投射于史实之上的史观这一条不大站得住脚，但是他这种不无愤懑的表述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自信在学术研究上的态度是完全真诚的。

蒋廷黻研究琦善，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琦善，是为了借此抒发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是“国际积势”导致的，要真正战胜帝国主义，方法不是除了抵抗，什么建设也不做，而是应该了解这种“积势”并利用它去寻找中国的出路。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近代世界的第一次严重冲突，由此下手，意义重大。蒋廷黻虽已对国外的观点十分熟悉，但并没有简单沿用之，他说：“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已见，然非全无理由。……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19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他还提出，外交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理，一个就是势。由此可见，他既不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也不从利害的角度来理论，至于道德原则他也是不考虑的。虽然他没有对“势”做出明确定义，但他选择这个词表明他注重的是策略的制定，而非学理或是非的探讨。正因为如此，反对蒋廷黻者往往从道德角度对其发起攻击，实际上意义很小，甚至有时还曲解了蒋廷黻的本意。更何况尽管蒋廷黻不注重道德，但依据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至今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他对林则徐之去职、琦善之失败的看法也有独辟蹊径之处：中国没有因受到鸦片战争的震动而奋起直追，而是在睡梦中又过了二十年。这可以说明蒋廷黻是多么强烈地盼望中国早日走上富强的道路。

当然，选择琦善来抒发他的这种看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琦善在主和派中具有代表性，自不待言；但在一些人看来，此琦善又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那个琦善，而是有现实参照物的。王幸均就说：“此时(一九三一年)日人已占领东北，步步紧逼，国人要求抗日之呼声，响彻云霄，学生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战争气氛，弥漫全国。但中日强弱悬殊，外援又不可恃，仓促作战，损失必巨。有识者难免怵然心忧。……故对琦善过高的评价，当系有所感而发，或是一种影射作用。”如果这个参照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依蒋廷黻自己的表述来看，在《琦善与鸦片战争》写作时，应当指的是。严重的国难、妥协的立场、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都让人想起1931年底及1932年年初的来。蒋廷黻在回顾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曾清楚地表明他赞赏的原因：“在二十年的冬天及二十一年的春天，他肯在严重国难之中出来任事：这一点颇能使人心服。后来对攻击政府者，他回答总是：如有人愿来负责，他就可以走开。这样一来，反对者还能有什么立场?最近这半年来，他的言词更能负责了。人家批评塘沽协定，他居然说，塘沽协议完全由他负责。人家批评妥协，他就说我们现在不配谈报复。在全政界皆‘聪明人’的时候，汪先生之不愿作‘聪明人’给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因此可以说，蒋廷黻由此认为1931年之，即为往日之琦善。或者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同一个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主战的根据是什么?主和的理由又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琦善的主张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如此。

帝国主义范文篇2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旷新年：《"泰坦尼克"的胜利》，《粤海风》1998年第3期。

（3）、《<泰坦尼克号>让我们颤栗》，《电影评价》，1998年4月。

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工业霸权角度分析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媒介与其他文化面向是不可分离的，人们与媒介的接触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带有文化的后果，必须揭露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与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更一般的帝国主义内在勾连的，因而谈论媒介帝国主义而回避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毫无意义的（1）；二是作为一种民族性（nationality）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该论述关心的是西方外来文化对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关注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逐步消亡。但是人们在何为"本土文化"（nativeculture）问题是常常莫衷一是。文化不可能属于某一地域（地理范畴）。本土的正宗性如何来保证？"本土"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村落？社区？国家？跨国组合（如拉美）？多数此类论述习惯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因而此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主旨实际上是谈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2）；第三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侧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成员多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它认为所谓"世界体系"事实上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真正的"帝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因而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与民族国家的支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论证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时，它提出的两个证据是：1、资本主义文化是造成同质文化的一种力量；2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展等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因而可以用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狂潮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凯旋。（3）

最后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是现代性批判。它试图探讨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容大致有资本主义、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进步、理性）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因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而批判现代性则要表明这个叙述远未穷尽人类叙述。此外，这一论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第三种论式，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言说。（4）

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

（1）、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译本，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第42-43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toReadDonnaldDuck：ImperialistIdeologyintheDisney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

随着西方传媒理论界对于阅听人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的不满。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对于大众文化文本之意识形态效果的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完全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与选择能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论域扩展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在这些批评中，伊安·昂（IanAng）的《收看豪门恩怨》（《WatchingDallas:SoapOperaandtheMelodramaticImagination》，London，1985）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分析显得慎密得多。关于这个肥皂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空前激烈的批判（认为它威胁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认同，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安指出，此类对于《豪门恩怨》的批判，把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简单等同于文本的实际文化效果，他们只揭露该剧的"险恶"用心，而不去分析观众的实际收看过程。安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巨大愉悦到底来自何处？与意识形?Ч形薰叵担克欠窭醋宰髌返慕峁贡旧淼某晒Γ慷琳呤欠褚馐兜较硎苷庖晃谋居虢邮茏时局饕逡馐缎翁涞慕粽牛克ㄋ┠芊褡约夯獠⒔饩稣庋慕粽牛克档降祝琳哂忻挥信械哪芰Γ课耍苍诤衫嫉囊患腋九又旧峡且辉蚬愀妫蠊壑诎炎约菏湛础逗烂哦髟埂返奶寤嵝葱鸥嫠咚＝峁⑾郑盒矶嗳耸湛唇谀渴钡幕犊煜硎苡胨囊馐缎翁Ч⑽薇厝还亓R涟病ぐ夯狗⑾郑?quot;（那些激烈批评《豪门恩怨》的）文化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外来文化价值与’文本的愉悦’之间产生矛盾以后，观众能够加以鉴别而取其精华。"

此外还可以提一下凯茨（E·Katz）与利比斯（T·Liebes）对于《豪门恩怨》的研究。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其中不乏反西方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这类反映不止是否认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强化了阅听人本身的文化价值，包括人际交往的道德、性道德以及对于金钱的看法。

总之，该研究表明，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至少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之于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想象的要高出许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1）这就使得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前提──观众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接受文本，因而其接受效果必然完全一致──不攻自破。看来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如欲进入真正的文化层次，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分析范式与文化分析范式的有机融合。

4、媒介与文化

上述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即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安以及凯茨、利比斯的研究足以表明，把媒介等同于文化是颇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对于它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的操纵性影响。固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媒介在全球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通常的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停留在政治经济或制度的层面，从经济支配的现象直接推导出文化支配的结论，无疑显得简单化；但是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媒介的文化支配效果并不存在？这看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人们接触媒介的经验现象几乎是无穷繁复，而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与所能运用的分析手段又是这样的有限，所以像安等人的研究最多只能证伪关于媒介的绝对而直接的文化效果之类的简单化说法，但却不能证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一定不存在。因为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穷尽所有的阅听经验，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已断然否定了经验性研究具有最终裁判权的假定。经验性研究的价值看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提醒与警语，昭示接受活动的复杂性、文化差异性以及大而化之的理论话语的误区。

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of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中介————————中介

———————╲————————╱

————————文化是再现（媒介）“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帝国主义范文篇3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旷新年：《"泰坦尼克"的胜利》，《粤海风》1998年第3期。

（3）、《<泰坦尼克号>让我们颤栗》，《电影评价》，1998年4月。

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工业霸权角度分析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媒介与其他文化面向是不可分离的，人们与媒介的接触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带有文化的后果，必须揭露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与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更一般的帝国主义内在勾连的，因而谈论媒介帝国主义而回避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毫无意义的（1）；二是作为一种民族性（nationality）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该论述关心的是西方外来文化对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关注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逐步消亡。但是人们在何为"本土文化"（nativeculture）问题是常常莫衷一是。文化不可能属于某一地域（地理范畴）。本土的正宗性如何来保证？"本土"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村落？社区？国家？跨国组合（如拉美）？多数此类论述习惯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因而此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主旨实际上是谈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2）；第三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侧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成员多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它认为所谓"世界体系"事实上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真正的"帝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因而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与民族国家的支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论证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时，它提出的两个证据是：1、资本主义文化是造成同质文化的一种力量；2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展等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因而可以用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狂潮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凯旋。（3）

最后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是现代性批判。它试图探讨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容大致有资本主义、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进步、理性）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因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而批判现代性则要表明这个叙述远未穷尽人类叙述。此外，这一论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第三种论式，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言说。（4）

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

（1）、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译本，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第42-43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toReadDonnaldDuck：ImperialistIdeologyintheDisney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

随着西方传媒理论界对于阅听人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的不满。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对于大众文化文本之意识形态效果的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完全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与选择能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论域扩展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在这些批评中，伊安·昂（IanAng）的《收看豪门恩怨》（《WatchingDallas:SoapOperaandtheMelodramaticImagination》，London，1985）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分析显得慎密得多。关于这个肥皂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空前激烈的批判（认为它威胁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认同，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安指出，此类对于《豪门恩怨》的批判，把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简单等同于文本的实际文化效果，他们只揭露该剧的"险恶"用心，而不去分析观众的实际收看过程。安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巨大愉悦到底来自何处？与意识形?Ч形薰叵担克欠窭醋宰髌返慕峁贡旧淼某晒Γ慷琳呤欠褚馐兜较硎苷庖晃谋居虢邮茏时局饕逡馐缎翁涞慕粽牛克ㄋ┠芊褡约夯獠⒔饩稣庋慕粽牛克档降祝琳哂忻挥信械哪芰Γ课耍苍诤衫嫉囊患腋九又旧峡且辉蚬愀妫蠊壑诎炎约菏湛础逗烂哦髟埂返奶寤嵝葱鸥嫠咚＝峁⑾郑盒矶嗳耸湛唇谀渴钡幕犊煜硎苡胨囊馐缎翁Ч⑽薇厝还亓R涟病夯狗⑾郑?quot;（那些激烈批评《豪门恩怨》的）文化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外来文化价值与’文本的愉悦’之间产生矛盾以后，观众能够加以鉴别而取其精华。"

此外还可以提一下凯茨（E·Katz）与利比斯（T·Liebes）对于《豪门恩怨》的研究。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其中不乏反西方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这类反映不止是否认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强化了阅听人本身的文化价值，包括人际交往的道德、性道德以及对于金钱的看法。

总之，该研究表明，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至少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之于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想象的要高出许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1）这就使得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前提──观众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接受文本，因而其接受效果必然完全一致──不攻自破。看来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如欲进入真正的文化层次，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分析范式与文化分析范式的有机融合。

4、媒介与文化

上述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即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安以及凯茨、利比斯的研究足以表明，把媒介等同于文化是颇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对于它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的操纵性影响。固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媒介在全球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通常的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停留在政治经济或制度的层面，从经济支配的现象直接推导出文化支配的结论，无疑显得简单化；但是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媒介的文化支配效果并不存在？这看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人们接触媒介的经验现象几乎是无穷繁复，而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与所能运用的分析手段又是这样的有限，所以像安等人的研究最多只能证伪关于媒介的绝对而直接的文化效果之类的简单化说法，但却不能证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一定不存在。因为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穷尽所有的阅听经验，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已断然否定了经验性研究具有最终裁判权的假定。经验性研究的价值看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提醒与警语，昭示接受活动的复杂性、文化差异性以及大而化之的理论话语的误区。

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of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中介————————中介

———————╲————————╱

————————文化是再现（媒介）

帝国主义范文篇4

[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外交史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进一步以“抚夷派”来指称琦善一类主和的官员，而以林则徐为“剿夷派”的代表。

二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研究上的贡献

从1923年留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伊始，蒋廷黻就立志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鉴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质，蒋廷黻认为，没有中国史料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是很难做到公平与真实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国方面的史料。故宫档案的开放使他如获至宝，往返于京、津两地加以阅读和抄写；1931年任教于清华后，更主持购买这些档案，并将范围扩大到坊间各种私人信件与档案，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化和科学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比。

蒋廷黻认为，在这些档案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无疑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与未出版的)，《始末》从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听途说；第二，就中国近代外交的特点来看，甲午以前的中国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中方的资料能带来学术上的新贡献；第三，《始末》不仅系统，而且所披露的谕令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同类书籍，如《东华录》、《圣训》等，也就是说，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却全文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批档案、没有《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蒋廷黻要进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马士书中对琦善的言行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国内对琦善的评价又一边倒：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相比于国内外对林则徐的巨大兴趣而言，琦善与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十分单薄。利用故宫档案，蒋廷黻首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对比了英国在大沽递交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认为，英国的文件书写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文译文还是与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将英国的动机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在有些学者那里，这种误差因为怕沾染上“文化战争论”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发生的具体原因及过程；有些仅仅只提到其结果，还有一些不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则徐时代以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的说法，即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则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蒋廷黻之前，国内说林则徐好话的多，说坏话的少。即便说了林则徐的坏话，也不会因此就说琦善的好话。而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不仅是说了琦善的好话，还同时说了些林则徐的坏话，用茅海建的说法就是“扬琦抑林”，拿今天的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破除林则徐的神话与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这一点上，蒋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却开风气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

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书写的标准。李恩涵认为，“这篇文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有断、有论、有史实的考证，也有是非的评定，而且时而从当事人设身处地的境况来论述，时而从传统的或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型态上来分析，我们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论断，但它确为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辟一新途径，也建立了研究与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但蒋廷黻所建立的标准还可以更具体一些。比如说，研究中国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来就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首先鉴别了时人议论的真伪。对战况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对比，从而揭示出鸦片战争史中急需重新认识的一个新领域。这种交叉对比、多档案、多视角的方法今天看来已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当时的中国用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却是前所未有的。

三对蒋廷黻的反驳及蒋的反应

《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在当时及后来都受到一定的批评，然针对史实的批评少，针对史论、史观的批评多。

其一，琦善配不上“远超时人的外交家”这个头衔。无论是支持蒋廷黻的还是反对蒋廷黻的人，基本上都持此论。反对的意见通常认为林则徐之努力了解西方情形，实堪“时人”的先进代表，而仅靠几个低级官员的情报的琦善无论如何也不能“远超”之。其实蒋廷黻本来就没有完全否认林则徐的这一点，他所否认的是持此论者所引申的一个观点，同样也是一定时期内林则徐及相信林则徐的人的观点：既然林则徐对西方的见识已经堪称中国第一，那么只要他继续主政中国就有可能不败。因此他说：“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后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加大了对林则徐学习洋务、主张洋务的论述，但依然不放弃他最初的最重要的论断，即：林则徐的错误在于不敢说真话，即便是在被革职后，依然不敢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心中对中外军事胜负已定的判断。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尽管已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官僚，但却败在俱咱清议的指摘、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惜牺牲国家前途这一点上。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尽管不再用“远超时人”来评价琦善的外交观念，但却沿用了“知己知彼”的说法，并且用较为温和简短的语言来表明他对琦善的肯定与同情：他“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由此看来，蒋廷黻只是放弃了要人们相信琦善有强过林则徐的地方，但并没有放弃他对琦善的肯定。至于他说琦善之“不足责”，说的是他“无自信，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这一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是早已有之的。《琦善与鸦片战争》的结尾就说：“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因此，说他对两人的评价换了位，是不够准确的。

其二，琦善应负军事失败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者已经做了非常细致详尽的研究，结论证明，即便不投降、不妥协，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也不可能取胜，更不用说琦善并没有撤防，林则徐的战果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辉煌。蒋廷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不错的，即琦善在军事上无功亦无过。

其三，《穿鼻草约》与《南京条约》相比，虽然中国的牺牲较少，但称不上是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陶元珍指出，《穿鼻草约》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禁止烟毒继续流害中国，这是有道理的。后来的研究证明，虽然有《穿鼻草约》这样一个内容，但实际上并没有签订生效；对一个没有签字的条约加以肯定或否定，显然没有什么意义。

其四，蒋廷黻为琦善说好话，是出于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目的。这是邓公玄对蒋廷黻作于1939年的《百年的外交》的批评。《百年的外交》中论琦善的部分与《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的论述没有两样。建国后这种观点并且有所发展。对邓公玄的质疑，蒋廷黻的回答是：“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

四蒋廷黻为琦善翻案的动机与目的及其评价

尽管蒋廷黻否认历史学除了史实之外还有投射于史实之上的史观这一条不大站得住脚，但是他这种不无愤懑的表述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自信在学术研究上的态度是完全真诚的。

蒋廷黻研究琦善，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琦善，是为了借此抒发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是“国际积势”导致的，要真正战胜帝国主义，方法不是除了抵抗，什么建设也不做，而是应该了解这种“积势”并利用它去寻找中国的出路。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近代世界的第一次严重冲突，由此下手，意义重大。蒋廷黻虽已对国外的观点十分熟悉，但并没有简单沿用之，他说：“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已见，然非全无理由。……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19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他还提出，外交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理，一个就是势。由此可见，他既不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也不从利害的角度来理论，至于道德原则他也是不考虑的。虽然他没有对“势”做出明确定义，但他选择这个词表明他注重的是策略的制定，而非学理或是非的探讨。正因为如此，反对蒋廷黻者往往从道德角度对其发起攻击，实际上意义很小，甚至有时还曲解了蒋廷黻的本意。更何况尽管蒋廷黻不注重道德，但依据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至今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他对林则徐之去职、琦善之失败的看法也有独辟蹊径之处：中国没有因受到鸦片战争的震动而奋起直追，而是在睡梦中又过了二十年。这可以说明蒋廷黻是多么强烈地盼望中国早日走上富强的道路。

当然，选择琦善来抒发他的这种看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琦善在主和派中具有代表性，自不待言；但在一些人看来，此琦善又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那个琦善，而是有现实参照物的。王幸均就说：“此时(一九三一年)日人已占领东北，步步紧逼，国人要求抗日之呼声，响彻云霄，学生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战争气氛，弥漫全国。但中日强弱悬殊，外援又不可恃，仓促作战，损失必巨。有识者难免怵然心忧。……故对琦善过高的评价，当系有所感而发，或是一种影射作用。”如果这个参照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依蒋廷黻自己的表述来看，在《琦善与鸦片战争》写作时，应当指的是。严重的国难、妥协的立场、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都让人想起1931年底及1932年年初的来。蒋廷黻在回顾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曾清楚地表明他赞赏的原因：“在二十年的冬天及二十一年的春天，他肯在严重国难之中出来任事：这一点颇能使人心服。后来对攻击政府者，他回答总是：如有人愿来负责，他就可以走开。这样一来，反对者还能有什么立场?最近这半年来，他的言词更能负责了。人家批评塘沽协定，他居然说，塘沽协议完全由他负责。人家批评妥协，他就说我们现在不配谈报复。在全政界皆‘聪明人’的时候，汪先生之不愿作‘聪明人’给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因此可以说，蒋廷黻由此认为1931年之，即为往日之琦善。或者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同一个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主战的根据是什么?主和的理由又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琦善的主张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如此。

帝国主义范文篇5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旷新年：《"泰坦尼克"的胜利》，《粤海风》1998年第3期。

（3）、《<泰坦尼克号>让我们颤栗》，《电影评价》，1998年4月。

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工业霸权角度分析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媒介与其他文化面向是不可分离的，人们与媒介的接触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带有文化的后果，必须揭露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与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更一般的帝国主义内在勾连的，因而谈论媒介帝国主义而回避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毫无意义的（1）；二是作为一种民族性（nationality）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该论述关心的是西方外来文化对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关注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逐步消亡。但是人们在何为"本土文化"（nativeculture）问题是常常莫衷一是。文化不可能属于某一地域（地理范畴）。本土的正宗性如何来保证？"本土"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村落？社区？国家？跨国组合（如拉美）？多数此类论述习惯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因而此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主旨实际上是谈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2）；第三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侧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成员多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它认为所谓"世界体系"事实上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真正的"帝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因而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与民族国家的支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论证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时，它提出的两个证据是：1、资本主义文化是造成同质文化的一种力量；2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展等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因而可以用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狂潮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凯旋。（3）最后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是现代性批判。它试图探讨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容大致有资本主义、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进步、理性）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因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而批判现代性则要表明这个叙述远未穷尽人类叙述。此外，这一论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第三种论式，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言说。（4）

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

（1）、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译本，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第42-43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toReadDonnaldDuck：ImperialistIdeologyintheDisney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随着西方传媒理论界对于阅听人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的不满。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对于大众文化文本之意识形态效果的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完全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与选择能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论域扩展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在这些批评中，伊安·昂（IanAng）的《收看豪门恩怨》（《WatchingDallas:SoapOperaandtheMelodramaticImagination》，London，1985）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分析显得慎密得多。关于这个肥皂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空前激烈的批判（认为它威胁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认同，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安指出，此类对于《豪门恩怨》的批判，把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简单等同于文本的实际文化效果，他们只揭露该剧的"险恶"用心，而不去分析观众的实际收看过程。安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巨大愉悦到底来自何处？与意识形态效果有无关系？它是否来自作品的结构本身的成功？读者是否意识到享受这一文本与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他（她）能否自己化解并解决这样的紧张？说到底，读者有没有批判的能力？为此，安在荷兰的一家妇女杂志上刊登一则广告，要求观众把自己收看《豪门恩怨》的体会写信告诉她。结果发现：许多人收看节目时的欢快享受与它的意识形态效果并无必然关联。伊安·昂还发现，"（那些激烈批评《豪门恩怨》的）文化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外来文化价值与’文本的愉悦’之间产生矛盾以后，观众能够加以鉴别而取其精华。"

此外还可以提一下凯茨（E·Katz）与利比斯（T·Liebes）对于《豪门恩怨》的研究。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其中不乏反西方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这类反映不止是否认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强化了阅听人本身的文化价值，包括人际交往的道德、性道德以及对于金钱的看法。

总之，该研究表明，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至少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之于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想象的要高出许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1）这就使得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前提──观众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接受文本，因而其接受效果必然完全一致──不攻自破。看来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如欲进入真正的文化层次，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分析范式与文化分析范式的有机融合。

4、媒介与文化

上述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即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安以及凯茨、利比斯的研究足以表明，把媒介等同于文化是颇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对于它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的操纵性影响。固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媒介在全球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通常的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停留在政治经济或制度的层面，从经济支配的现象直接推导出文化支配的结论，无疑显得简单化；但是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媒介的文化支配效果并不存在？这看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人们接触媒介的经验现象几乎是无穷繁复，而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与所能运用的分析手段又是这样的有限，所以像安等人的研究最多只能证伪关于媒介的绝对而直接的文化效果之类的简单化说法，但却不能证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一定不存在。因为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穷尽所有的阅听经验，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已断然否定了经验性研究具有最终裁判权的假定。经验性研究的价值看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提醒与警语，昭示接受活动的复杂性、文化差异性以及大而化之的理论话语的误区。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of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中介————————中介

———————╲————————╱

————————文化是再现（媒介）

帝国主义范文篇6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旷新年：《"泰坦尼克"的胜利》，《粤海风》1998年第3期。

（3）、《<泰坦尼克号>让我们颤栗》，《电影评价》，1998年4月。

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工业霸权角度分析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媒介与其他文化面向是不可分离的，人们与媒介的接触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带有文化的后果，必须揭露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与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更一般的帝国主义内在勾连的，因而谈论媒介帝国主义而回避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毫无意义的（1）；二是作为一种民族性（nationality）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该论述关心的是西方外来文化对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关注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逐步消亡。但是人们在何为"本土文化"（nativeculture）问题是常常莫衷一是。文化不可能属于某一地域（地理范畴）。本土的正宗性如何来保证？"本土"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村落？社区？国家？跨国组合（如拉美）？多数此类论述习惯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因而此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主旨实际上是谈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2）；第三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侧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成员多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它认为所谓"世界体系"事实上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真正的"帝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因而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与民族国家的支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论证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时，它提出的两个证据是：1、资本主义文化是造成同质文化的一种力量；2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展等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因而可以用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狂潮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凯旋。（3）

最后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是现代性批判。它试图探讨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容大致有资本主义、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进步、理性）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因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而批判现代性则要表明这个叙述远未穷尽人类叙述。此外，这一论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第三种论式，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言说。（4）

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

（1）、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译本，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第42-43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toReadDonnaldDuck：ImperialistIdeologyintheDisney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

随着西方传媒理论界对于阅听人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的不满。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对于大众文化文本之意识形态效果的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完全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与选择能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论域扩展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在这些批评中，伊安·昂（IanAng）的《收看豪门恩怨》（《WatchingDallas:SoapOperaandtheMelodramaticImagination》，London，1985）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分析显得慎密得多。关于这个肥皂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空前激烈的批判（认为它威胁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认同，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安指出，此类对于《豪门恩怨》的批判，把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简单等同于文本的实际文化效果，他们只揭露该剧的"险恶"用心，而不去分析观众的实际收看过程。安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巨大愉悦到底来自何处？与意识形?Ч形薰叵担克欠窭醋宰髌返慕峁贡旧淼某晒Γ慷琳呤欠褚馐兜较硎苷庖晃谋居虢邮茏时局饕逡馐缎翁涞慕粽牛克ㄋ┠芊褡约夯獠⒔饩稣庋慕粽牛克档降祝琳哂忻挥信械哪芰Γ课耍苍诤衫嫉囊患腋九又旧峡且辉蚬愀妫蠊壑诎炎约菏湛础逗烂哦髟埂返奶寤嵝葱鸥嫠咚＝峁⑾郑盒矶嗳耸湛唇谀渴钡幕犊煜硎苡胨囊馐缎翁Ч⑽薇厝还亓R涟病ぐ夯狗⑾郑?quot;（那些激烈批评《豪门恩怨》的）文化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外来文化价值与’文本的愉悦’之间产生矛盾以后，观众能够加以鉴别而取其精华。"

此外还可以提一下凯茨（E·Katz）与利比斯（T·Liebes）对于《豪门恩怨》的研究。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其中不乏反西方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这类反映不止是否认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强化了阅听人本身的文化价值，包括人际交往的道德、性道德以及对于金钱的看法。

总之，该研究表明，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至少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之于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想象的要高出许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1）这就使得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前提──观众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接受文本，因而其接受效果必然完全一致──不攻自破。看来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如欲进入真正的文化层次，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分析范式与文化分析范式的有机融合。

4、媒介与文化

上述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即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安以及凯茨、利比斯的研究足以表明，把媒介等同于文化是颇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对于它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的操纵性影响。固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媒介在全球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通常的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停留在政治经济或制度的层面，从经济支配的现象直接推导出文化支配的结论，无疑显得简单化；但是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媒介的文化支配效果并不存在？这看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人们接触媒介的经验现象几乎是无穷繁复，而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与所能运用的分析手段又是这样的有限，所以像安等人的研究最多只能证伪关于媒介的绝对而直接的文化效果之类的简单化说法，但却不能证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一定不存在。因为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穷尽所有的阅听经验，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已断然否定了经验性研究具有最终裁判权的假定。经验性研究的价值看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提醒与警语，昭示接受活动的复杂性、文化差异性以及大而化之的理论话语的误区。

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of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中介————————中介

———————╲————————╱

————————文化是再现（媒介）

帝国主义范文篇7

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冷战时的力量格局应被描绘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恐怖均衡。按照基辛格的理论，由于双方都担心对方会进行核报复，所以不轻易发动核攻击；又因为任何常规战争都可能升级为核战争，所以双方尽量避免冲突（1972）。美苏两国甚至自觉地利用核恐怖互相制衡。1972年，它们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其用意就是将双方暴露在对方导弹攻击的威胁之下，反而促使双方谨慎从事，进而减少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事实证明，核恐怖均衡是起作用的。自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近50年间，除了一些局部战争，世界基本上是和平的；尤其是，美苏之间没有打过仗。

显然，与无核世界相比，核恐怖均衡是一种不合作均衡。我曾提出，在存在着武器竞赛的情况下，不合作均衡也是不稳定的，因为会有一种"不合作升级"现象，或叫作"不合作非均衡"（盛洪，1999，第188页）。即当其中一方在武器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后，就打破了原有的军备均衡，获得不合作升级带来的好处（见图一）。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又类似于经济学描述的双寡头垄断。一般而言，当有两个竞争者时，竞争往往是恶性的，即一方要将另一方淘汰出局，才善罢甘休。尽管不合作升级对整个世界没有好处，由于会给其中一方带来暂时利益，所以变得似乎不可遏制。因此，核恐怖均衡是不稳定的。

说明：当美苏双方知道，一旦发生核战争，双方都会同归于尽（-∞比-∞），它们宁愿采取核恐怖均衡的策略（5比5）；但美国打破了武器（包括导弹、生化、基因和太空武器）水平的均衡，即采取了不合作升级的策略，获得了相对于俄罗斯的明显优势，它必然挖掘这一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成为新帝国（10比-20）。

事实上，虽然没有爆发核战争，双方都在"暗中较劲"。其目的是改变力量对比，在竞争中胜出。直接来看，尽管双方签署了一系列保持战略武器平衡的条约，但任何一方从来没有放弃过改进武器的努力，或者钻条约规定的空子，或者开发没有条约约束的、但更为"先进"即更为可怕的武器。而其战略，包括改变结盟关系（如从苏中结盟到美中结盟），也包括经济发展的竞赛，因为军事实力背后一定是经济实力。更长远地看，即使两大国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它国家的发展也会打破现有均衡。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在核俱乐部中达成一致也就越来越困难。苏联的解体证明了这种两国体系的不稳定性，而冷战后新的核国家的出现，使核恐怖均衡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了。

冷战的结束，实际上就是这场双寡头竞争的一个结局。尽管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是一个军事大国，但其经济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了。这意味着两大国体系将要终结。充分意识到自己优势的美国显然要面临选择：或者继续维系这种均衡；或者摆脱它，走向单极世界，即本文所说?quot;新帝国"。与一个其实力与自己相差甚多的国家维系一种均衡，意味着美国要压抑自己的发展潜力，同时要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放弃假如在单极世界中无需放弃的利益。而如果摆脱旧有均衡的束缚，走向新帝国，尽管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建立战略导弹防御体系有某种增大核战争的危险，由于对手俄罗斯的衰落，这种危险已经不如原先那样大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美国实力上升，俄国实力下降的阶段，把握时机扩大优势、拉开距离，则可以一举成为没有竞争对手的超超级大国。其对美国的好处自不必说。对世界而言，从短期看，一个新帝国支配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比双寡头的情形似乎更具稳定性。因此，不管是否小布什上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规则下，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短期内的理性选择，就是要成为一个新帝国。原来保证核恐怖均衡的条约体系，现在在美国看来都是要摆脱的"过时的"束缚。美国参院否决批准、继而小布什不再要求国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使美国实际上退出了该条约；为推出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美国公然退出《反弹道导致条约》；一直秘密研制生化武器，在被披露后又声称"为了防卫"，干脆把《禁止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视为一纸空文；我们更不惊讶，当美国宣布要研制太空轰炸机时，也不认为还存在《外空条约》了；更不用说美国还在加紧研制暂时没有条约束缚的基因武器。进行新的一轮武器升级和扩军备战，加上海湾战争，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就是美国走向新帝国的足迹。问题是，新帝国是可能的吗？它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二、新帝国的经济逻辑

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一些大帝国，它们幅员辽阔、包容各族。尽管它们多是靠武力征服，但也带来了更大规模的公共服务，范围更大的市场空间和统一的法律制度，因而也曾有过短暂的繁荣，甚至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然而帝国也内在地包含着导致崩溃的因素。首先是帝国赖以控制和扩张的暴力机器，要靠不断扩张带来的利益激励。如罗马帝国军人的回报就是被征服的土地和奴隶。这需要把扩张当作常态。然而持续的扩张既会导致帝国规模过大，也会激起周边民族的仇恨。规模过大会增加统治的难度。帝国的办法或者是增加管理层次，或者是多君共治（如罗马和蒙古，参见吉本，1997；宋宜昌、倪建中主编，1997）。多君共治往往孕育着分裂，而增加管理层次就要增加组织成本。在起初，新增的统治成本通过进一步的征服来弥补，但当帝国的扩张超过一定规模，统治的边际成本逐渐增加，以至逼近扩张的边际收益时，帝国扩张就会放缓甚至停止。帝国的成本就会加到被统治人民的身上。扩张所引起的周边民族的反抗也会增加帝国成本。所以这样一种以扩张维持平衡，以帝国养帝国的方式不可能长期稳定。内部和外部的反抗带来统治成本的上升和扩张的中止，反过来又会减少甚至消除帝国赖以运转的帝国盈余。一旦帝国在财政上无法运转，就最终会导致帝国的崩溃。蒙古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是如此。大英帝国是第一个现代帝国。在运用暴力实现征服方面，它与传统帝国没有区别。不同的是，蒙古人或罗马人只是在军事组织上占有优势，而大英帝国则将现代技术用于对武器的改进，主要以坚船利炮征服世界。大英帝国对被征服人民的掠夺也有某?quot;现代"色彩。一方面，它把殖民政府的税收用作海外军队的开支，或者直接转用到英国本土；另一方面，它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贸易的控制，获得于已有利的贸易利益和工业优势，如在北美殖民地和印度所作的那样（斯塔夫里亚诺斯，1995，第241~256页）。当然还有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的利益。然而，尽管大英帝国也作了诸如公共服务、扩展市场和建立法治的努力，尽管它使用的是现代技术进行统治，被它盘剥的各国人民仍然起而反抗，最后瓦解了大英帝国。

十九世纪的殖民化运动，使得地球已经不再有"新大陆"了；二十世纪中叶的非殖民化运动，宣告直接统治的帝国形式也已过时。因而，新帝国对世界的主导主要采取非殖民统治的形式。替代直接统治的，是美国对海外的驻军和国际军事组织。在这表面形式变换的背后，是使新帝国能够形成和运转的新的财政逻辑。目前美国在世界上数十个国家驻军，人数达40万，每年耗费数百亿美元。美国通过北约以及与其它国家的军事协议，建立了国际军事体系，也支出巨大。就是在美国本土，美国军队的设置也是为了应付在世界上能同时打"两个战争"或"一个半战?quot;，而不仅仅是保卫本土。因而维持新帝国的费用是巨大的。有些时候，海外驻军的费用由较富裕的驻军国部分支付（如日本），美国也可能获得驻军国在经济和贸易上提供的优惠。但这只占较小的部分。美国只有支付维持一个帝国多于普通国家的军费的能力，才能作为一个新帝国运转。例如美国2000年的国防预算为2890亿美元，实际开支3400亿美元，如果按世界人均军费145美元计算，美国只需406亿美元军费，可以说，这额外花费的2994亿美元，就是美国作为新帝国的货币代价。

应该承认，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中，美国作为一种稳定的力量维持着国际秩序，从而相当于提供一些国际的"公共物品"。然而美国并不能向世界征税，更不能直接掠夺；尽管它经济实力很强，也不能对内增加赋税，因为这样做会削弱自由企业的动力。因此，新帝国的财政逻辑必是在直接掠夺世界和增加本国赋税之外存在着。应该指出，虽然没有直接的掠夺形式，在现代世界上，真正起支配作用的规则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即武器先进者或军事实力强者胜。只是这种规则采取了新形式，美国也通过新的形式获得了维持新帝国的回报。

军事优势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吗？我们想象一个具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国家。一旦它与别国发生军事冲突，获胜的概率非常高，最差也会打个平手。换句话说，它不会失败。首先要考虑，这种绝对的军事优势与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有关。作为新帝国，它的军费开支的一大部分是用于军事技术开发和军火订货的。由于政府的额外支持，军工企业可以进行按市场判断看来过于冒险的研发投资，从而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从武器角度看，"较先进"和"较落后"的市场价值之差要远远大于一般商品。因为在"较先进"的武器面前，"较落后"的武器就接近于一堆废铁。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就存在着对新帝国的武器的巨大需求。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商。2000年，美国军火出口额为186亿美元，占世界军火贸易的50.4%。在另一方面，美国的军火企业又多同时生产民品（如波音公司），领先的军事技术通常可以转变为民用技术，使这些企业在民用产品上拥有技术优势，间接地弥补额外的军事开支。

第二，绝对的军事优势还说明，拥有这种优势的政府是强有力的，从而它发行的货币是有保证的。自从人类社会接受纸币以来，纸币的信用和发行它的政府的信用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纸币不同于金属货币，也不同于以贵金属为本位的货币，是由贵金属本身的价值来保证的；纸币的唯一保证，就是政府本身的稳定性，经济实力，和成熟的货币政策。应该承认，美元的地位，除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国成熟的货币政策外，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而美元是一种最令人信赖的世界货币。它不仅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成分，而且可以作为向第三国支付的硬通货，不再流回美国。甚至有些国家以美元为本位，发行自己的货币，或者干脆就用美元作本国的货币，即美元化。因而，美国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国，受益于世界货币的铸币税收益。而所谓铸币税，就是发行货币的收入减去成本。对于纸币来说，成本是很低的。据说每100元美元钞票的成本是4美分（张宇燕，2001）。政府还需要支付的，是维护货币流通的制度成本。而在国外，美国无需承担这种制度费用。而美国向世界发行货币的主要渠道，就是贸易逆差。这一贸易差额，近似地就是美国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数额。尤其自1982年以来，除了极个别年份，美国一直存在着高额贸易逆差，到2000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696.89亿美元。如果扣掉广义的成本，如20%，约得2958亿美元，这很接近当年美国维持帝国的额外支出，即2994亿美元。

第三，绝对的军事优势还意味着，美国人的安全和在美国的资产的产权获得了强于其它国家的保护。从产权理论角度看，产权的安全程度具有市场价值。一个受到100%保护的产权要比一个受到80%保护的产权更有价值。而在一个易于受到侵犯的国家中，产权受到保护的程度显然不如在一个国防强大的国家中。将同一个资产放在黎巴嫩显然就不如放在美国更有价值。因此，这种产权的安全性一方面使得在具有同等物理性能的资产中，美国的这类资产更有价值，另一方面也对外国资产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它们流向美国。美国资产具有更高的市场价值，是对美国军费开支的又一种弥补方式，而外国资产，主要以可流动的资本为形式，向美国的流动，可以从几个方面给美国带来好处。一是资本向美国的流动显然增大了对美元的需求，从而使美元处于较高的汇率价位上，这意味着美国可以较少的美国资产交换较多的外国资产；一是美国可以以更好的条件，即更低的利率，更少的产权份额获得这些外国资产；一是在美国货币政策即定的情况下，流入的资本为美国提供更多的货币供给。于是作为外国贸易盈余的美元又大部分以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形式回到美国，例如1998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为2200亿美元，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则为210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用本国的金融资产的产权交换外国的实物商品。这些金融资产的大部分，是美国政府债券和美元现金。也可以说，美国新帝国的财政资源几乎完全依赖于它发行世界货币的铸币税，而具体表现形式，则是外国对美国金融资产、尤其是美国政府的金融资产的投资。由于在金额上极为接近，我们可以近似认为，外国向美国政府债券的投资，又被用于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这虽然具有讽刺意味，但不过是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传统，?quot;以帝国养帝国"：帝国赖以统治世界的资源，是被它统治的世界提供的。而前述铸币税之外的种种好处，则可以被看作"帝国利润"。

三、新帝国的政治性质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帝国能给世界带来好处吗？它能像一个公正超脱的国际立法者和执法者为世界带来公共福利的增量吗？这取决于新帝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运作规则，以及它本身的政治文化性质。事实是，美国作为新帝国在世界上的行为，依赖于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政治决策机制。尽管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这个决策机制的基本规则仍是民主投票程序，因为总统究竟是选举产生的。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制订出符合世界利益的对外政策来吗？答曰，不能。这是因为，民主之所以在政治上公正、在经济上有效率，是因为它符合一致同意原则。即任何一个被决策所影响的人都应参加这一决策；而所有相关人都同意的决策，才是一个最佳的决策。否则就存在公共决策中的外部性问题（布坎南，2000，第208~218页）。而一旦涉及对外政策，这一决策所影响的外国人并不会参预投票。这样的决策程序就缺少民主之所以有效的基本要素。因而我们不能保证，一国人民投票决定的对外政策，会符合世界的利益。由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投票合成的对外政策，往往反映了对该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种追求有可能是以损害别国利益或世界福利为代价的。尤其当一个国家具有武力上的优势时，其国民更有可能倾向于用军事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解决与外国的冲突。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即一国的军事实力与他国势均力敌，理性的国民才会从长远考虑，选择其结果会对世界各国有利的对外政策。由于存在决策成本，少数服从多数退而求其次地成为实际的民主规则，这同时又成为民主制度的致命问题。具体到美国，由于实行代议制，由于院外压力集团的合法存在，又由于新帝国在根本上依赖于军事优势，军事工业集团会在对外政策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尽管这个利益集团人数较少，但正如曼瑟·奥尔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利益较大、而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恰恰更能形成集体行动，具有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能量（奥尔森，1995）。这一集团的利益决定了，它喜欢战争而不喜欢和平。因而通过院外活动，它会使民主程序决定的对外政策偏向于美国对外的军事干预，偏向于制造紧张局势，偏向于采取战争手段。除了通过游说直接影响议会外，它还通过对传媒的控制间接地影响民意。事实上，美国许多大的传媒系统都与军事工业集团存在着各种联系。这样的政治过程不仅可能作出不利于世界的决策，也有可能作出不利于美国、而只有利于这一利益集团的决策。因为根据奥尔森教授的理论，如果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只占美国利益的1%，根据理性计算，它就有可能为了自己的一份利益，不惜牺牲百倍于此的美国利益（Olson,1993）。

除了国内政治过程，美国的道义资源和经济理念也似乎不能保证美国作出有利于世界福利的决策。道义的第一个资源是民主。但是在国际政治中?quot;民主"似乎只是美国证明自己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招牌，而美国并不想在国际政治中实行民主。一方面，为了"国家利益"美国经常与反民主的政权站在一起；另一方面，打着民主的旗号对他国的干涉又经常会损害民主的道义形象。由于国际政治中的民主，无论是一人一票还是一国一票，都会贬抑美国军事优势的价值，因而从理性人的角度看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现实中，美国新帝国的国际合法性，甚至还达不到中国春秋五霸的水平。春秋五霸第一要打着周天子和仁义的大旗，第二要通过诸侯会盟来获得称霸的地位，从而具有较高的合法性；而美国经常把联合国、甚至盟国抛在一边单独行动，则缺少民主保证的国际合法性。第二个道义资源是自由，它同时也是美国人的经济理念。在一国之内行之有效的经济自由，一旦进入国际领域，就有两个修正条件。第一是没有政府；第二是不能自由迁徙。由于处于无政府状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往往依赖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较难获得公正的裁决。即使假定自由贸易的规则是公平的，由于不同国家的自然禀赋、文化背景和技术水平的差异，有些国家可能会持续地承受贸易逆差和资本外流，从而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走向边缘。但由于没有人口在国际的自由迁徙作为补偿（像国内那样），国际自由贸易并不会导致全球皆大欢喜的结局。更何况，作为自由贸易的鼓吹者，美国人在现实中并非对之盲目崇拜。在立国以后的近二百年间，美国一直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走向自由贸易。因而美国本身也不能成为自由贸易的道德楷模。因此，即使我们考虑到WTO对国际贸易无政府状态的改进，对自由贸易的简单鼓吹和强力推进，在没有自由迁徙作为补充的情况下，仍不是符合世界利益的。

第三是基督教。尽管经新教改革和世俗化，基督教已经变得更为宽容，但它仍是世界上最具排他性的宗教之一。特定的圣子形象，与具体历史相关联的宗教故事，使得具有较高超越神圣性的基督教，却不具备超越种族、国家和文化的性质。在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成功，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在国际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优势，使得基督教的传教热情与殖民主义时期的扩张冲动相辅相成。火刑柱和十字军的历史提醒我们，它曾因为信仰而杀人。直到今天，它的宗教理想仍主要是世界的基督化，而不是与其它文明平等交流、相互融合。因而，基督教作为美国的一种道义资源，更缺少增进世界福利的含义，却会增大冲突的可能。与伊斯兰教上千年的宿怨，更有可能把较小的纷争变成危险的宗教战争。而不断改进杀人武器的努力，已经变成保卫神圣基督教的高尚事业。我们也应看到，在美国也有一些不适合用来标榜、却实际存在的文化意识，如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情结。我们可以在美国早期的文献中看到大量这类情结的表述（迈克尔·H·亨特，1999，第21~95页）。而在今天，这类情结或者借助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漂亮外衣而发泄出来，或者深深埋藏在心底，却仍然是美国文化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它们显然会推动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扮演负面的角色。

当然，在美国多元而丰富的文化中，也有一些主张宗教宽容、种族平等、普世人权、反对战争的传统；在美国政府的外交传统中，也有追求道德理想的威尔逊主义（基辛格，1998）；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上述倾向。然而无论怎样，新帝国的政治性质，最终还要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基本规则，即军事力量强者胜的规则。为了维护新帝国的单极统治，美国必须不断地开发更为"先进"、从而更为可怕的武器。这一规则本身就违背了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即世界的和平。静态地看，这一规则将本可以和平利用的资源耗费在开发和制造武器上；动态地看，它鼓励所有的国家参加这场实则野蛮的竞争。为了维护新帝国的优势地位，美国也必然采取削弱它的潜在对手的国际战略。如果哪个国家在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下出现经济上的崛起，从而有可能在较大程度改变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甚至有朝一日会超过美国，维护新帝国地位的美国人就宁肯不遵循这一经济规则，进而会采取各种压抑潜在对手发展的措施，甚至可能动用武力。美国就有可能从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变为国际公共灾祸的提供者。

因此，尽管新帝国在中短期内能给世界带来相对的稳定，非殖民化的世界大势和美国的理想主义约束着美国比以往传统的帝国更为收敛，但由于缺少外在的制约力量和内在的自律精神，如同一个在双寡头竞争中战胜对手的垄断者，美国在更多的时候会以损害别国和世界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捞取好处。反过来又会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反感和抗拒，这又增大了美国作为新帝国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帝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可能越来越多，维系帝国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这可能成为新帝国没落的原因。而由于新帝国基本规则的支配，它主要依赖于对武器的技术改进来对付每一个新的危机。尽管从获取财富的形式上看，新帝国比以往直接掠夺的传统帝国更?quot;文明"，但从它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深层规则（即武器先进者胜）来看，它远比传统帝国更为危险。因而无论是它过于强大，还是它走向没落，都可能给世界带来阵阵伤痛。从长远看，这是将人类引向深渊的毁灭之路。

四、战略恐怖主义的国际政治含义

"911事件"与以往的恐怖主义事件不同的地方，是它具有战略意义。所谓有战略意义，就是说它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政治，都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而在此之前的某个劫机事件或爆炸事件，都难以产生如此影响。因此我们称进行此类活动的恐怖主义为战略恐怖主义。那么，对于国际政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战略恐怖主义的出现已经使核恐怖均衡的条件不复存在。核恐怖均衡战略是以能够进行核报复为基础的，而报复的对象是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在这时，一国人民是另一国人民的核人质。然而战略恐怖主义者并不代表任何民族国家，他们的行为多是在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总有些庇护他们的国家，但一来他们隐藏在哪个国家并不确定，二来庇护国家的人民究竟与恐怖分子没有直接关系，为恐怖事件对他们进行报复就缺少道义基础。更何况，在极端情况下，恐怖分子在策划和准备阶段，可以隐藏在他们想打击的国家本身而不露出破绽。因此，面对战略恐怖主义、尤其是核恐怖主义，报复将失去目标，核恐怖均衡战略也就不攻自破。

第二，完全制止和准确打击战略恐怖主义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由于战略恐怖主义会对一国或国际社会造成系统性的破坏，若要防止战略恐怖主义的发生，就必须进行系统性的防范。如全面地增加安全检查，显著地限制移民和外国人入境，以及建立城市防空系统，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与直接费用相比，对自由权利的限制将不仅与政治理念冲突，更因干涉了经济权利而损害整个社会的效率。一个社会无法长期承受这样的成本。在另一方面，由于恐怖分子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若要准确打击并且不伤及无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得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处于两难境地：或者不能惩罚恐怖分子，或者不可避免地伤及无辜。前一种情况将使恐怖分子有恃无恐；后一种情况则会创造出新的恐怖分子。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仍然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战略恐怖主义可能会颠覆"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这一规则支配了整个近现代史。按照这一规则，哪个民族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并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武器制造，哪个国家就能在战争中获胜，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而"911事件"则说明，借用民用设施，采用低技术武器也可以造成战略性的破坏。这使恐怖分子有很宽的选择空间，并且能够不断"创新"。恐怖"创新"将使恐怖主义防不胜防。任何更准确、更具杀伤力和破坏力、使用者更为隐蔽的武器发展，不仅无法战胜这些恐怖分子，而且最终会为恐怖分子所用。因为无论技术多么先进，一旦武器被制造出来，就终究会扩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如果任何先进武器最终会对准武器发明人的话?quot;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就会被打破。

由于具有这几个基本特点，战略恐怖主义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较直接的，是增大了新帝国的成本。由新帝国的特点，它可能在国际冲突更少公正性，从而更可能会受到那些受新帝国压制的民族的仇恨；恐怖主义作为这些民族解决冲突的一种方式，更有可能将新帝国作为它的攻击目标。无论战略恐怖主义得手，还是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避免了战略恐怖主义，都将使新帝国受到削弱。在前一种情况中，由于丧失了安全感，新帝国的资产将会贬值，国外资产也会望而却步，外国资本的流入将会大幅减少；美国军事力量威信的下降，将影响美元的地位，使之大幅贬值；由于恐怖袭击更有可能发生在交通和通信领域，人们宁肯放弃较有效率、但更不安全的交易方式，这导致交易效率下降，进而影响生产效率。在后一种情况中，尽管美国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这种保障的直接成本（如安全设施的开支）和间接成本（如限制自由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也会通过削弱美国的经济实力、间接地削弱它的军事实力。这两种结果都将打破前述新帝国的经济逻辑，即靠贸易逆差发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同时通过外国向美国的投资将世界美元用作美国的帝国资源。因为一方面，外国将减少持有的美元，从而压低美元汇率，这又会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从而减少了世界货币的发行，即减少了美国的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同时就减少了美国可以支配的世界资源。这两个方面可能共同使贸易逆差和外国投资达到一个新的均衡；也有可能使新帝国出现恶性循环，即因为安全感丧失导致的铸币税收入的减少而被迫缩小了军费开支，又因为军费开支的缩小进一步降低了安全感。它也可能成为新帝国没落的先兆。然而在另一方面，尽管战略恐怖主义削弱了新帝国，但由于它采取的仍是暴力方式，因而它不过是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更为复杂一些罢了。由于世界上还存在着其它强国，新帝国如果可能衰落的话，又会出现两个或多个强国对恃的局面。这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局面。并且由于战略恐怖主义的存在，它不仅可能作为民族国家之外的新的暴力力量加入到战国中来，而且由恐怖主义的隐蔽性和突发性，战略恐怖主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冲突。当然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提醒世界不要忘记较为弱小的民族群体。

五、天下主义的政治安排和道德约束

美国本来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它可以依赖于自己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在冷战后结束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禁止试验、并最终销毁所有核武器，终止所有对武器的改进，扭转人类走向毁灭深渊的可怕路程。但它没有这样做，它的优越感，它的政治制度，和它缺少解决战国问题的历史资源，使它身不由己地走向新帝国。但是，新帝国并非美国的最佳选择。它只是美国某一部分人在短期内的最佳选择。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美国越是走向新帝国，越是拥有军事上的优势，美国人越没有安全感。这和人们的初衷颇为相反。美国人对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的态度就能说明问题。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却似乎最担心它的安全。如果此逻辑成立，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了。问题在于，这个为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恰恰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即通过政党政治、院外活动和传媒宣传，军工集团操纵了美国的政治。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走向新帝国显然符合它们的利益。然而为了获得持续的好处，军工集团必须不断地夸张美国所面对的危险，直到大多数美国人真的以为是危险的时候，它们才能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然而这样一来，美国人就越来越会为安全担忧。另一方面，美国的强大又使美国人民在就国际事务投票时，倾向于军事干涉。因为每一个美国公民在投票时，就是在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军事上越具有优势，和对手的差距越大，人们越认为战争的成本较低，而收益较大，越倾向于发动战争。所以可以推测，如果美国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果真能够奏效的话，美国的国会将会更加好战。然而，任何凭借技术力量就能从肉体上将敌人全部消灭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敌人是"仇恨"创造出来的。一个国家越具有军事优势，就越有可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缺乏公正，因为使用军事手段就可以不考虑对方的理由，而兼听往往能够纠正一方的偏见。因此成为新帝国的美国可能四面树敌，军事优势反而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敌人。他们将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报复"美国人。

最后，即使美国能够在短期内避免这些问题，美国毫无约束地改进和发明杀人技术，最终会和全人类一起灭亡。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是，其他民族是被迫接受这一悲惨命运的，而美国人有可能改变这一命运。美国人为了短期的技术上的领先，就率先破坏经过多年努力的核军控和核裁军进程，使和平希望毁于一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一国总是保持技术上的领先，美国的短视只会带来新的军备竞赛。在技术大大前进了的今天，就有可能创造出比核武器高一个数量级的武器。既然核武器已经可以毁灭人类，这种新的武器（如基因武器）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对于那些相对弱小的文明而言，战略恐怖主义显然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战略恐怖主义可能削弱新帝国，但它不能阻止新帝国沿着不公正的国际政策继续走下去。"911"以后，美国更为强硬地站在以色列一边就是明证。问题在于，恐怖主义的形式本身，就使它失去了道义力量，从而得不到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支持。而新帝国的政治性质决定了，它更看重对恐怖主义的眼前报复，和借口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强调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较少反省在战略恐怖主义背后所蕴含的国际政治因素。"911事件"并没有延缓、而是加速了美国从《反导条约》中退出；美国的鹰派力量空前强大。战略恐怖主义不是新帝国注定要衰落的主要原因，这个原因只能是新帝国自身，但战略恐怖主义及其所代表的民族却有可能成为新帝国的殉葬品。

因此，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只有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与福祉，一个民族才能持久繁荣。而走向持久和平，仍是人类至今没有解决的重大难题。在我看来，这大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建立一个公正的有权威的国际组织；第二是各国将裁军之后的军事力量交由这个公正的国际组织指挥；第三是通过平等交往实现各个文明的融合与整合。第一个方面涉及到对联合国的改造。尽管联合国要比美国的单边主义要好，但它仍然是以军事实力的大小进行权力的分配。五个常任理事国同时就是五个核大国的事实说明，联合国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合法形式而已。因此，只有改变分配权力的规则，按照人口和其文化对和平的贡献安排安理会的成员资格，增加譬如埃及、印度、秘鲁等国（而不是德国、日本）作为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才有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机构。第二个方面，若要联合国成为一个具有权威的国际机构，就必须掌握相对于各国都具有优势的军事力量。这需要第一，各国进行裁军；第二，将裁军后的军事力量交由联合国掌管。当国与国出现冲突时，可由联合国安理会甚至联合国大会出面裁决，并由联合国的军事组织强制执行。

然而，实现上述两个方面不仅异常艰难，并且即使实现了，也并不能完全解决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我们应当看到，国际政治问题并不是"民主"能够完全解决的。在国际上，任何一个服从多数规则的决议都有可能损害很大一部分人口；因为许多迥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的存在，这种损害就会更为深重。因而如布坎南教授所说，民主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文化异质性太强的社会中（2000，第124~125页）。因此，天下主义的政治安排，实际上要以天下主义的文化为前提。即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在保留自己的特性的前提下，融合成一个全球文明。如果存在巨大的文化分歧，人们甚至连什么?quot;公正"都不可能达成一致，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公正的全球组织的宪法共识，改造联合国也将是一句空话。当不同文化通过融合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后，它们之间的冲突也会减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文明显然应是一种天下主义的文明，它不仅使不同民族的人不再按民族区分彼此，而且使他们以道德而不是以实力和睦相处。在这样的文化条件下，联合国的民主程序的弊端才能得到弥补，人们更多地不是通过投票，而是通过彼此的和平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

在已往形成的人类文化中，中国的儒家传统有着丰厚的天下主义文化资源。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出现了崇尚短期功利计算的纵横家及后来的法家，也出现了强调在国家间实行道德而不计一时功利的儒家。它对当?quot;国际政治"的基本主张，主要集中在《春秋公羊传》中。在该书中，被认为是真正作者的孔子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褒贬评论，道出儒家处理国际事务的道德准则。在评论一次楚军围宋城的战争中，双方两个大夫互通情报，最后劝使楚庄王退兵时，孔子肯定了为仁义目的而不计军事胜负的行为（蒋庆，1995，第241~243页）。后来当儒家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以后，一直强烈地影响着历代政府的对外政策。例如汉代拒绝乘匈奴国内大乱或句骊国王去世之机发兵（黎虎，1998，第22页，第36页），宋代则因"示人以仁义"而从对西夏收复的失地中撤军（李华瑞，1998，第85~90页）。这种主张虽然不符合短期的功利计算，却是一种超越世代的理性主义，即在民族或国家之间建立道德规范，从而减少互相之间的仇视，反而因获得长久和平而更有生命力。这是一种大智慧，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仁者无敌"。它的含义并不是"仁者"无敌于天下，而是说"仁者"因其仁慈而没有敌人。“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帝国主义范文篇8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旷新年：《"泰坦尼克"的胜利》，《粤海风》1998年第3期。

（3）、《<泰坦尼克号>让我们颤栗》，《电影评价》，1998年4月。

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工业霸权角度分析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媒介与其他文化面向是不可分离的，人们与媒介的接触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带有文化的后果，必须揭露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与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更一般的帝国主义内在勾连的，因而谈论媒介帝国主义而回避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毫无意义的（1）；二是作为一种民族性（nationality）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该论述关心的是西方外来文化对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关注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逐步消亡。但是人们在何为"本土文化"（nativeculture）问题是常常莫衷一是。文化不可能属于某一地域（地理范畴）。本土的正宗性如何来保证？"本土"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村落？社区？国家？跨国组合（如拉美）？多数此类论述习惯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因而此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主旨实际上是谈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2）；第三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侧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成员多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它认为所谓"世界体系"事实上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真正的"帝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因而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与民族国家的支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论证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时，它提出的两个证据是：1、资本主义文化是造成同质文化的一种力量；2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展等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因而可以用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狂潮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凯旋。（3）

最后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是现代性批判。它试图探讨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容大致有资本主义、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进步、理性）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因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而批判现代性则要表明这个叙述远未穷尽人类叙述。此外，这一论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第三种论式，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言说。（4）

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

（1）、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译本，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第42-43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toReadDonnaldDuck：ImperialistIdeologyintheDisney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

随着西方传媒理论界对于阅听人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的不满。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对于大众文化文本之意识形态效果的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完全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与选择能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论域扩展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在这些批评中，伊安·昂（IanAng）的《收看豪门恩怨》（《WatchingDallas:SoapOperaandtheMelodramaticImagination》，London，1985）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分析显得慎密得多。关于这个肥皂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空前激烈的批判（认为它威胁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认同，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安指出，此类对于《豪门恩怨》的批判，把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简单等同于文本的实际文化效果，他们只揭露该剧的"险恶"用心，而不去分析观众的实际收看过程。安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巨大愉悦到底来自何处？与意识形?Ч形薰叵担克欠窭醋宰髌返慕峁贡旧淼某晒Γ慷琳呤欠褚馐兜较硎苷庖晃谋居虢邮茏时局饕逡馐缎翁涞慕粽牛克ㄋ┠芊褡约夯獠⒔饩稣庋慕粽牛克档降祝琳哂忻挥信械哪芰Γ课耍苍诤衫嫉囊患腋九又旧峡且辉蚬愀妫蠊壑诎炎约菏湛础逗烂哦髟埂返奶寤嵝葱鸥嫠咚＝峁⑾郑盒矶嗳耸湛唇谀渴钡幕犊煜硎苡胨囊馐缎翁Ч⑽薇厝还亓R涟病夯狗⑾郑?quot;（那些激烈批评《豪门恩怨》的）文化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外来文化价值与’文本的愉悦’之间产生矛盾以后，观众能够加以鉴别而取其精华。"

此外还可以提一下凯茨（E·Katz）与利比斯（T·Liebes）对于《豪门恩怨》的研究。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其中不乏反西方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这类反映不止是否认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强化了阅听人本身的文化价值，包括人际交往的道德、性道德以及对于金钱的看法。

总之，该研究表明，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至少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之于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想象的要高出许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1）这就使得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前提──观众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接受文本，因而其接受效果必然完全一致──不攻自破。看来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如欲进入真正的文化层次，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分析范式与文化分析范式的有机融合。

4、媒介与文化

上述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即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安以及凯茨、利比斯的研究足以表明，把媒介等同于文化是颇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对于它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的操纵性影响。固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媒介在全球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通常的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停留在政治经济或制度的层面，从经济支配的现象直接推导出文化支配的结论，无疑显得简单化；但是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媒介的文化支配效果并不存在？这看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人们接触媒介的经验现象几乎是无穷繁复，而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与所能运用的分析手段又是这样的有限，所以像安等人的研究最多只能证伪关于媒介的绝对而直接的文化效果之类的简单化说法，但却不能证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一定不存在。因为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穷尽所有的阅听经验，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已断然否定了经验性研究具有最终裁判权的假定。经验性研究的价值看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提醒与警语，昭示接受活动的复杂性、文化差异性以及大而化之的理论话语的误区。

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of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中介————————中介

———————╲————————╱

————————文化是再现（媒介）

帝国主义范文篇9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旷新年：《"泰坦尼克"的胜利》，《粤海风》1998年第3期。

（3）、《<泰坦尼克号>让我们颤栗》，《电影评价》，1998年4月。

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工业霸权角度分析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媒介与其他文化面向是不可分离的，人们与媒介的接触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带有文化的后果，必须揭露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与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更一般的帝国主义内在勾连的，因而谈论媒介帝国主义而回避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毫无意义的（1）；二是作为一种民族性（nationality）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该论述关心的是西方外来文化对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关注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逐步消亡。但是人们在何为"本土文化"（nativeculture）问题是常常莫衷一是。文化不可能属于某一地域（地理范畴）。本土的正宗性如何来保证？"本土"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村落？社区？国家？跨国组合（如拉美）？多数此类论述习惯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因而此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主旨实际上是谈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2）；第三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侧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成员多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它认为所谓"世界体系"事实上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真正的"帝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因而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与民族国家的支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论证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时，它提出的两个证据是：1、资本主义文化是造成同质文化的一种力量；2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展等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因而可以用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狂潮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凯旋。（3）

最后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是现代性批判。它试图探讨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容大致有资本主义、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进步、理性）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因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而批判现代性则要表明这个叙述远未穷尽人类叙述。此外，这一论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第三种论式，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言说。（4）

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

（1）、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译本，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第42-43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toReadDonnaldDuck：ImperialistIdeologyintheDisney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

随着西方传媒理论界对于阅听人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的不满。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对于大众文化文本之意识形态效果的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完全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与选择能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论域扩展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在这些批评中，伊安·昂（IanAng）的《收看豪门恩怨》（《WatchingDallas:SoapOperaandtheMelodramaticImagination》，London，1985）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分析显得慎密得多。关于这个肥皂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空前激烈的批判（认为它威胁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认同，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安指出，此类对于《豪门恩怨》的批判，把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简单等同于文本的实际文化效果，他们只揭露该剧的"险恶"用心，而不去分析观众的实际收看过程。安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巨大愉悦到底来自何处？与意识形?Ч形薰叵担克欠窭醋宰髌返慕峁贡旧淼某晒Γ慷琳呤欠褚馐兜较硎苷庖晃谋居虢邮茏时局饕逡馐缎翁涞慕粽牛克ㄋ┠芊褡约夯獠⒔饩稣庋慕粽牛克档降祝琳哂忻挥信械哪芰Γ课耍苍诤衫嫉囊患腋九又旧峡且辉蚬愀妫蠊壑诎炎约菏湛础逗烂哦髟埂返奶寤嵝葱鸥嫠咚＝峁⑾郑盒矶嗳耸湛唇谀渴钡幕犊煜硎苡胨囊馐缎翁Ч⑽薇厝还亓R涟病ぐ夯狗⑾郑?quot;（那些激烈批评《豪门恩怨》的）文化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外来文化价值与’文本的愉悦’之间产生矛盾以后，观众能够加以鉴别而取其精华。"

此外还可以提一下凯茨（E·Katz）与利比斯（T·Liebes）对于《豪门恩怨》的研究。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其中不乏反西方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这类反映不止是否认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强化了阅听人本身的文化价值，包括人际交往的道德、性道德以及对于金钱的看法。

总之，该研究表明，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至少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之于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想象的要高出许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1）这就使得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前提──观众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接受文本，因而其接受效果必然完全一致──不攻自破。看来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如欲进入真正的文化层次，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分析范式与文化分析范式的有机融合。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媒介与文化

上述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即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安以及凯茨、利比斯的研究足以表明，把媒介等同于文化是颇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对于它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的操纵性影响。固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媒介在全球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通常的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停留在政治经济或制度的层面，从经济支配的现象直接推导出文化支配的结论，无疑显得简单化；但是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媒介的文化支配效果并不存在？这看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人们接触媒介的经验现象几乎是无穷繁复，而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与所能运用的分析手段又是这样的有限，所以像安等人的研究最多只能证伪关于媒介的绝对而直接的文化效果之类的简单化说法，但却不能证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一定不存在。因为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穷尽所有的阅听经验，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已断然否定了经验性研究具有最终裁判权的假定。经验性研究的价值看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提醒与警语，昭示接受活动的复杂性、文化差异性以及大而化之的理论话语的误区。

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of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中介————————中介

———————╲————————╱

————————文化是再现（媒介）

帝国主义范文篇10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旷新年：《"泰坦尼克"的胜利》，《粤海风》1998年第3期。

（3）、《<泰坦尼克号>让我们颤栗》，《电影评价》，1998年4月。

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工业霸权角度分析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媒介与其他文化面向是不可分离的，人们与媒介的接触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带有文化的后果，必须揭露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与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更一般的帝国主义内在勾连的，因而谈论媒介帝国主义而回避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毫无意义的（1）；二是作为一种民族性（nationality）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该论述关心的是西方外来文化对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关注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逐步消亡。但是人们在何为"本土文化"（nativeculture）问题是常常莫衷一是。文化不可能属于某一地域（地理范畴）。本土的正宗性如何来保证？"本土"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村落？社区？国家？跨国组合（如拉美）？多数此类论述习惯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因而此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主旨实际上是谈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2）；第三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侧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成员多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它认为所谓"世界体系"事实上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真正的"帝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因而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与民族国家的支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论证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时，它提出的两个证据是：1、资本主义文化是造成同质文化的一种力量；2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展等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因而可以用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狂潮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凯旋。（3）

最后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是现代性批判。它试图探讨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容大致有资本主义、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进步、理性）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因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而批判现代性则要表明这个叙述远未穷尽人类叙述。此外，这一论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第三种论式，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言说。（4）

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

（1）、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译本，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第42-43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toReadDonnaldDuck：ImperialistIdeologyintheDisney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

随着西方传媒理论界对于阅听人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的不满。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对于大众文化文本之意识形态效果的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完全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与选择能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论域扩展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在这些批评中，伊安·昂（IanAng）的《收看豪门恩怨》（《WatchingDallas:SoapOperaandtheMelodramaticImagination》，London，1985）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分析显得慎密得多。关于这个肥皂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空前激烈的批判（认为它威胁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认同，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安指出，此类对于《豪门恩怨》的批判，把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简单等同于文本的实际文化效果，他们只揭露该剧的"险恶"用心，而不去分析观众的实际收看过程。安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巨大愉悦到底来自何处？与意识形?Ч形薰叵担克欠窭醋宰髌返慕峁贡旧淼某晒Γ慷琳呤欠褚馐兜较硎苷庖晃谋居虢邮茏时局饕逡馐缎翁涞慕粽牛克ㄋ┠芊褡约夯獠⒔饩稣庋慕粽牛克档降祝琳哂忻挥信械哪芰Γ课耍苍诤衫嫉囊患腋九又旧峡且辉蚬愀妫蠊壑诎炎约菏湛础逗烂哦髟埂返奶寤嵝葱鸥嫠咚＝峁⑾郑盒矶嗳耸湛唇谀渴钡幕犊煜硎苡胨囊馐缎翁Ч⑽薇厝还亓R涟病夯狗⑾郑?quot;（那些激烈批评《豪门恩怨》的）文化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外来文化价值与’文本的愉悦’之间产生矛盾以后，观众能够加以鉴别而取其精华。"

此外还可以提一下凯茨（E·Katz）与利比斯（T·Liebes）对于《豪门恩怨》的研究。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其中不乏反西方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这类反映不止是否认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强化了阅听人本身的文化价值，包括人际交往的道德、性道德以及对于金钱的看法。

总之，该研究表明，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至少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之于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想象的要高出许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1）这就使得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前提──观众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接受文本，因而其接受效果必然完全一致──不攻自破。看来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如欲进入真正的文化层次，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分析范式与文化分析范式的有机融合。

4、媒介与文化

上述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即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安以及凯茨、利比斯的研究足以表明，把媒介等同于文化是颇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对于它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的操纵性影响。固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媒介在全球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通常的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停留在政治经济或制度的层面，从经济支配的现象直接推导出文化支配的结论，无疑显得简单化；但是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媒介的文化支配效果并不存在？这看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人们接触媒介的经验现象几乎是无穷繁复，而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与所能运用的分析手段又是这样的有限，所以像安等人的研究最多只能证伪关于媒介的绝对而直接的文化效果之类的简单化说法，但却不能证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一定不存在。因为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穷尽所有的阅听经验，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已断然否定了经验性研究具有最终裁判权的假定。经验性研究的价值看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提醒与警语，昭示接受活动的复杂性、文化差异性以及大而化之的理论话语的误区。

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of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中介————————中介

———————╲————————╱

————————文化是再现（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