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范文10篇

帝国范文篇1

本文拟探索一条理解世界传播的新思路。首先，本文引入帝国这一概念作为理解我们这个快速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分析框架。其次，本文提供对世界传播舞台中四个主要参与者，即超国家机构、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变化和运作逻辑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描述帝国时代世界传播的混杂建构状态。之后，本文简要讨论9•11之后世界传播领域中的新发展，尤其是美国国家对自己作为帝国的首要传播者的地位的强化以及国家与资本间更加紧密的关系。在最后的结论中，本文将简短归纳现行世界传播秩序中的矛盾与张力。

一、帝国和新型统治制度的建构

冷战结束、跨国公司与超国家机构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力量增长，以及市场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导致了民族国家统治权力的削弱，尽管这是一个极端不平衡的过程。今天，在确定的区域内管制经济和文化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然而，帝国主义“就是欧洲民族国家把主权扩展到自己的边界以外”2这一传统观念已经不再能够恰当描述世界现行秩序了。许多学者就此提出一系列的新的理论表述，从右翼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到左翼的哈维的（DavidHarvey）“后现代状况”和卡斯泰尔（ManuelCastells）的“网络社会”。最近，哈特（MichaelHardt）和内戈雷(AntonioNegri)关于帝国的理论在西方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他们合著的《帝国》一书中，作者用帝国这一概念来描述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操作的新的统治形式。就象他们所说：

我们最基本的假设是统治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在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下联合组成。这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我们称之为帝国……与帝国主义相反，帝国并不建立地域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边界和障碍。它是一个分权和去地域化的统治机器，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领域包括在其开放和扩展的前沿。帝国通过调整其命令网络控制着混合的身份，可变的等级制度，以及多元的交流系统。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地图上清晰可辨的代表不同国家的色彩条块已融化混合成为帝国时代的全球彩虹。3

因此，帝国是与世界市场的实现相对应的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就像哈特和内戈雷所定义，帝国的概念“假定一个有效地囊括了空间全部的制度，或者规则凌驾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现实”。4全球化，从这个观点看来，不是侵蚀了单个国家的主权，而是将其转化为一个由扩散的国家和超国家机构组成的新的系统。这产生了新的裁判机构和新的管制及社会控制形式，这些新的机制既依赖于国家又依赖于资本全球化。这种新的统治形式并不导致统治的终结，而是将其自身建构为全新的形式--“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5这一形式一方面凌驾于现有民族国家形式和国际体系之上，一方面又依存于现代国家与国际体系，并把这一体系与资本的全球扩张紧密联结起来.因此虽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这种竞争已被一种单一的权力秩序和权力观念所决定。6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帝国是一个“混杂的结构”--其组成不仅包括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还包括跨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具体地说，哈特和内戈雷将由不同组织和机构组成的新的全球权力形态描绘成包括三个层次的金字塔形式的轮廓，每个层次又包括几个层次的内容。帝国权力的第一层包括三方面内容。占据第一层，或者说是帝国权力等级最尖端的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在国际上单独行动,但作者认为它更偏好联合行动。这已经是冷战以后美国主要的海外军事干涉行动的例行做法。在第二层是一个有关民族国家，即世界七大工业国，的组合体.他们控制着全球主要货币工具，因此具有管制国际交换的能力。在第三层则是一系列成分复杂的超国家联合体，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北约等,它们有在全球范围内行使军事、金融以及其他方式的权力的能力。

帝国权力的第二层包括在第一层中心权力的庇护和保证下运作的跨国公司，这一层还包括一部分具有地方和区域组织功能的主权民族国家，其功能旨在与第一层的全球权力进行政治斡旋，与国际组织协作，并在其自身有限的地域范围内重新分配收入。这种民族国家往往在国际合作中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跨国公司的权力。

第三层，这是金字塔中最宽的底层，由在全球权力秩序中代表普遍利益的群体构成。这在理论上包括所有名义上代表了全球民众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强势的国家已经在第一层占据了位置，权力稍逊的国家也在第二层占据了位置，剩下的正是附属的、弱小的国家。他们在联大会议上数量巨大而权力微小。但是这些国家很重要，因为他们至少具备抑制世界强国并给予其在国际上的行为的合法性的象征功能。这个第三层也包括数量众多、成分复杂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迅速，宣称代表民众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在制度安排上，它们与正式国家机构分开，有些跟国家处于对立地位。

虽然帝国不把自己呈现为一种历史政体，而是自我表现为“一种有效地中断了历史而把现实固定为永恒的秩序”，7对哈特和内戈雷而言，帝国不仅是深奥的历史积淀体，还是满载冲突和危机的一种统治形式。冲突和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的终结，“而是其趋势和运作的自然状况”。8此外，在帝国内部包含着其自身的毁灭力量--有着巨大的建设性和生产性力量的芸芸众生，借用斯宾诺沙(BaruchSpinoza)的话，他们将之称为“大众”(Multitude,另译为“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尽管从一方面说帝国代表了对大众的统治，使之服从于其贯穿一切的权力，另一方面，大众是我们社会中真正的生产性力量，而帝国仅仅是一个依存于大众活力的捕获装置，作者借用马克思的话，把它描述为“一个只有依赖吸吮活劳动的鲜血才能生存的累积了死劳动的吸血鬼体制。”9正如他们所说：

我们所面对的帝国操纵着巨大的压迫性和破坏性力量，但这个事实不应该从任何角度唤起我们对于已往统治形式的怀旧情绪。通向帝国的过渡和全球化的过程为解放性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不只是一件事情。我们视为全球化的这个多元复杂的过程也并非是统一的和普遍的……支撑帝国的大众的创造能力同样能够自治地建构一个反帝国，即全球化潮流和交流中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体制。争夺和颠覆帝国的抗争，以及为建构真正的另类秩序所进行的奋斗，将因此发生在帝国的版图上。这种新的抗争已经开始出现了。通过这些奋斗以及更多的类似的行为，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权力安排,并以此带领我们穿过和超越帝国。10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对哈特和内戈雷的理论作更详细的描述和评价。虽然把帝国看成一种既成实现也许还为时过早，一些学者会就作者对”大众”的理想主义情怀与新的民主形式的必然性提出挑战,而民族国家力量削弱的程度是不是象作者所说的那么大也值得探讨，帝国这个概念依然为我们提出了一条思考快速变化中的全球秩序的新途径。首先，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全球视角，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分析单位的理论取向--当布莱尔说出赞同在别的主权国家搞“政权更迭”之时，他不仅作为另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导，而且是代表了显现中的帝国在发言。第二，帝国的概念超越了把权力局限在政治领域的狭窄范畴，而承认了经济权力，尤其是资本逻辑和跨国资本力量在全球权力秩序中的中心地位。11如果说，政治和经济曾经被认为是两个尽管相关，但相互分离的力量与结构体，全球化的过程使这两种力量相互融化，加速整合成在一个单一的框架中。从这一点看来，帝国的理论表述在社会分析时与最新的政治经济学表述是一致的。象莫斯可（VincentMosco）所言，虽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概念上的区分在分析上有令人明晰的一面，这种区别更多的时候起到了混淆和掩盖真相的作用。12第三，此概念突出变革的过程。尽管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性的生产和流通网络已经逐渐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国家功能并没有简单消失，而是被置换到别的层次和领域。第四，本概念把混杂性和多样性看成是帝国的内在本质和存在状态。在以往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中双方的许多作者均倾向于把同化与区别相对立，把全球化看成是要不就是同质化，要不就是异质化或杂交化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争论的一方进一步认为多元化受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与此相反，哈特与内戈雷认为，差异的生产正是帝国力量再生产的决定性机制。最后，这一理论在意识到帝国压倒性的力量的同时，强调了大众的创造力和他们从压迫性权力结构中取得自治的能力。

二、帝国传播的结构

世界传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革。从以上的理论框架的角度，这些相互关联的变革标志着从国际传播到帝国传播的转变。让我们首先粗略地回顾一下这些变革。

1、国际传播中的治理体制的变迁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世界传播的全球治理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从二战结束到80年代末，联合国是对国际传播问题展开辩论和讨价还价的主要国际论坛。尽管在具体运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世界强国，但联合国毕竟是一国一票的代表性组织。新独立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数量意义上的大多数，起来挑战西方强国在国际传播中的权威，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负责分配国际无线电波，包括国际卫星广播频道的国际电信联盟（ITU）要求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诚然，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有许多局限。其中重要一点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局限性与矛盾性，它们一方面垄断国内的传播秩序，一方面又抗议外部传播被西方强国所控制。13但这些局限并不会抵消这次运动对世界传播的双重批判：即世界传播处于西方权力和资本增殖逻辑的控制之中。正如阿芒•马特拉(ArmandMattelart)所指出的，围绕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所提出的论战“是对不平等的影像和信息交流所发出的第一声惊呼”，而这场争论还提出了关于“民主和发展之间、传播与公民直接参与其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问题。14隐含在这场对世界传播秩序的批评中的是一个比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更广义的民主概念，这个概念与作为社会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15这一特定的民主概念强调了平等的重要性和资本主义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基本矛盾。此外，这次运动不应该被理解为仅仅是一场第三世界的运动。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是世界贫困解决方案的说辞以及英国首相为使用武力改变外国政权而自豪的宣称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一位法国总统在这个年代说出了这样的话：“自由市场不容许跨国公司以外的实体有任何的增长，而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制造了财富的细流的同时也制造了贫困的海洋”。16

出于种种原因，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在80年代式微。无疑，美国政府和美国传媒集团在压制瓦解这一运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前者对这一运动进行系统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攻击，并于1985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对后者来说，任何代表世界其它利益的对世界传播秩序的重组都会损害到它们的既得利益。因此，它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介诋毁这场运动。17此后，国际传播的控制原则和结构已经更多地依据跨国公司的利益和商业规则进行重构。信息传播问题已经在很大部分上被认定为是贸易事宜,不折不扣地按照商业逻辑来操作。世贸组织和其他贸易组织取代了联合国成为管理世界传播的主要机制。在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的控制和组织结构进行了根本上的重建。除了民族国家外，私营部门成员，主要是跨国电信公司不仅加入了这一组织，还获得了一系列与民族国家成员相同的权利。毫不奇怪，国际电信联盟这个70年代曾使美国在诸如直播卫星广播等问题上十分孤立的国际组织（美国曾是一次有关直播卫星广播的议案的唯一投票支持者）已为促进跨国公司利益而被重新建构了。瑟苏（DayaThussu）对此评述道，今天，国际电信联盟“游说各国废除禁止交叉拥有广播、有线电视，以及电信公司的结构性条例……还跟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和电信企业依据自身的利益而设定的议程后面亦步亦趋。”18

诚然，在1997年世贸组织关于基础电信服务的协议中，在电信被明确定义为和其他商品一样对待的可交易的服务的同时，大众媒介和视听产品则依据“文化例外”原则被排除在世贸组织管理范围之外。这主要是由于其他有实力的西方国家，即北美的加拿大和通过欧盟组织起来的西欧国家，主要是法国在起作用。例如，加拿大在1989年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和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都获得了保护自己的文化工业的许可。然而，墨西哥就没有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寻求对文化的豁免，而且修改了宪法容许外资进入其媒介公司。从另一方面看，美国因为能够从开放了的传播产品贸易中获益最大，就希望确保“文化例外”条例不被用作一种普遍原则在世界是推广，尤其是在和其他国家的谈判中。事实上，美国有一系列破坏视听领域的“文化例外”原则的系统政策。这一政策旨在“阻止这一因被欧盟而决定的视听政策的扩散，更重要的是，阻止其成为被前苏联加盟国家在与之谈判时所采纳的模式，因为在这些国家里美国投资者在视听领域占统治优势”。19到最后，甚至加拿大的国家保护民族文化的能力在1999年也遭到痛击。在这一年的涉及美加杂志业的争议中，世贸组织作出了有利于美国的裁决，认为加拿大对本国杂志业的保护措施度违背了全球贸易规则。20

2、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原则的侵蚀

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作为既是传播提供者又是管理者的传统角色也被显著地削弱了。象席勒(DanSchiller)和莫斯柯讨论的那样，本国控制(也即以民族国家为轴心来组织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务(也即“在公共决策中公民权、平等、民主参与的原则等同或高于市场和私有财产权这种观点”)一向是国家传播政策制定中的两个决定性因素。21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是传播领域资本逻辑得以充分表达的政治障碍。在西方，它们曾是发展国家资助的公共广播系统的基石，甚至连市场关系最不受限制的美国都不例外。尽管美国媒介在国外积极扩展，美国本国还是建立了一个国内控制的传播系统。比如说，它曾长期不允许外资染指电信和广播领域。美国媒介系统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公共服务的原则。除公共广播之外，商业广播也被要求履行公共服务责任，如对公众关心的问题提供公平和平衡的报道以及提供地方节目等。虽然有不同的定义，公众利益概念意味着对资本增殖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非一致性的承认和社会目标优先于资本增殖目标的普遍政策定位。这一理念在美国传播领域的管理中扮演过历史性的重要角色。22

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私有化、商业化、自由化和大规模对国内传播体系放松政府管制的过程。23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导国家，美国理所当然地处在这一过程的前列。24一方面，经过私有化和各国对公共广播连续不断的削减补贴，国家作为国内媒介服务直接提供者的角色在缩小和削弱。另一方面，国家放松了对国内和国外资本对媒介所有权的限制，放宽了对广告的限制，减轻了广播电视公司的公共利益责任，使媒介的商业化更加剧烈。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本文中，“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管制自身的结束。就像管制学派（RegulationSchool）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某一社会领域受产业决定的程度大于国家干预的影响，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市场管制的形式，这和国家管制相反，因为后者意味着国家扮演更重要的管制角色。因此，莫斯可写到，关于解除管制的政策争论至少是不真诚的，因为解除管制本身并非一种选择。说穿了，这是一场对突出市场、国家，或者二者之外的利益的各种复合管制形式的选择。放宽政府管制并非就是解除管制，而最可能拓展市场管制。25类似地，商业化也不意味着对媒体补贴本身的终结。这是一个补贴形式的转换，即从国家补贴到通过广告的商业补贴。随之而来的是媒体的责任对象的转换。当然，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传播系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兜售一般消费品甚至政治候选人的商业销售机器，26并倾向于迎合富有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兴趣和利益，因为这是广告主们最青睐的受众群体。因此，一个广告支持的媒介系统，象美国学者贝克（EdwinBaker）已经清楚指出的那样，在根本上是与真正的有平等意义的民主的媒介系统不一致的。27

作为这个转变的一部分，传播法律和规则的角色也从根本上被重新定义了。在全球影响深远的1996年美国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Act）在市场化和偏护商业利益方面的倾向性已是众所周知。与此同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把自身角色进行了“从产业管理者到市场促进者”的调整，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市场的竞争。28公司利益超越公众利益成为传播政策制定中至关重要的考虑。里根时代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福勒(MarkFowler)曾把“公众利益”(publicinterest)一词当文字游戏玩，把它等同于公众所感兴趣的东西。而现任主席、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的儿子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Powell）更是有过之无不及，把“公众利益”的概念当成公开的嘲弄对象：“当我宣誓进入联邦通讯委员会(成为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的那天夜晚，我等待着代表公众利益的天使前来拜访。我等了整整一夜，但是她却没有降临。”29市场规则在较轻的程度上和通过更复杂的路径，同样也经由欧盟改变了整个欧洲的传播规则.30这种向资本统治的转向在最根本的宪法领域得到了巩固。在美国，如麦克切斯尼（RobertMcChesney）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商业化，其阐释也被特殊利益所左右。31当第一修正案在历史上首次颁布的时候，国家的确是自由表达的唯一敌人，而出版是个人编辑/印刷者和言论者的领地。今天，这些为第一修正案历史上所保护的主要以个人为单位的对象，已经演变成了跨国公司。这些公司主导着公共传播的渠道，拥有巨大的不仅对公众，而且对政府的力量。正如何伯特.席勒指出，在美国，虽然国家还没有放弃“控制个人表达的爱好”，“对自由表达的主要威胁已经从政府转变成私人公司”。32在这种背景下，麦克切斯尼指出,被美国主流势力所阐释的第一修正案正变成使资本控制之下的公共传播渠道免于成为政治讨论和公共政策管制对象的挡箭牌。

3、集团化，融合及跨国媒介集团的崛起

对媒介国家控制和公众利益束缚的解除释放了资本的力量，导致了一个世界性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介体系的形成。一浪又一浪的媒体合并冲击波促进了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母，贝塔斯曼这样的传媒巨无霸的产生。这些公司在超国家和国家力量的支持下，通过形式多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反过来飞快地扩张到世界其它区域。由此产生的传媒系统是真正全球化的——这不仅体现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销方面，也包括消费领域。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媒介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所有权结构已经趋向于多元化——在美国本土的媒介公司向国外扩张的同时，国外公司也进入了美国市场。比如，日本的索尼拥有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墨西哥媒介集团特莱维萨(Televisa)向美国出口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33通过合资，合作，和其他形式的组织和金融联合，以前从属于界限分明的国家传媒系统的媒介机构与主要的跨国集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类似地，媒介消费和生产也变得全球化，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劳动的国际分工”。34今天，北至加拿大南至墨西哥都有好莱坞电影制作。针对美国市场的电视节目先在国外市场拓展，随后返销回美国。花木兰被迪斯尼化，成龙的功夫片和施瓦辛格的动作片同时在世界观众面前争宠。美国的文化统治已经演变成“跨国公司文化的统治”。35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多元化不应被误认为是新的运作逻辑的兴起及新的民主化的选择和表达的时代的来临。相反，在帝国中，资本增殖逻辑成了全球媒介系统的一致性原则。全球媒介系统跨越空间的形成也是一个在媒介生产中“商品化深化”36和“超级商业主义”37发展的过程。这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一样。全球媒介系统的新行为准则几乎成为：一切都可以在任何地方用任何语言说出来，只要说得有利可图。在这种背景下，传播渠道的大量增生及窄播节目的繁荣仅仅标志着“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而不是削平文化差异——假如这样的差异带来牟利的希望。”38如哈特和内戈雷所指出，全盘文化同化并非帝国所热衷的优先策略。相反，针对重现的种族和文化国家之间的差异，帝国的“解决方案”不是否定或减弱这些差异，而是识别出已经存在或潜在的差异，赞许这些差异，继而通过一套有效的调控机制控制差异。39

英国社会学家斯克莱尔（LeslieSklair）的观点与以上分析有类似之处。他认为将全球化和本土化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是错误的。一些全球化论者预言本土文化将在全球化无情创造的同质文化中消亡。针对这一观点，另一些论者通过发现和证实本土企业家和文化的活力来反驳。但如斯克莱尔所言，这种有关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二分法与他的理论框架并不相容。如上所言，哈特和内戈雷的帝国概念也超越了这种二分法。正如斯克莱尔指出：

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是建立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私有财富这一前提下的。除去资本增殖这一驱动力之外，这一系统的主要博奕者们对摧毁或扶持地方文化并没什么特殊的兴趣。当地方性或国家性的机构威胁到它们牟利的目标时，国际资本必然会消灭它们。在殖民时代，每当地方企业与国际资本的扩张计划相抵触时，殖民强权势力就是这么做的。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全球性公司能比较容易地将当地合伙人融入其跨边界网络系统，利用当地合伙人和资源获利，并在此过程中与当地精英利益共享。那种总是把全球化与本土化当作对立面的看法是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看传统实践和文化的结果。40

以上讨论对我们加深对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有重要启发意义。一些试图否定“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并批驳“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学者往往简单地从传媒产品数量和流向的角度肤浅地理解这一理论的含义，仅仅把它看成是媒介产品从美国向世界其它地方“单向流动”和国外资本、媒介内容对地方媒介系统的支配与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本土商业传媒文化的活力和媒介产品的“反向流动”现象（如墨西哥的电视故事长片向世界其它国家的出口）和“区域流动”（如韩国出口电视节目到中国）的例子来证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已过时。以帝国的概念和斯克莱尔的分析观之，这种反批评有似是而非，”没抓住要点”之嫌。41正如萨斯曼(GeraldSussman)在分析墨西哥媒介集团特莱维萨(Televisa)作为跨国媒体公司的一员崛起的时候指出“……与电视节目的那种主要派生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广告价值与实践的商业印证相比，民族特色并不是那么至关重要。尽管在短期内墨西哥或其它地方资本表现出了弹性和相对独立性，从长远的角度，从墨西哥选择了媒介的商业而非公共价值取向这点来看，市场的驱动将肯定导致对美国商业节目提供商的青睐。”42

总之，这里的关键是视角问题。如果将商业逻辑和市场关系视为天经地义，并囿于简单的民族国家中心论分析框架，那么，墨西哥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电视产品这一事件的确意义重大。但是，如果不把市场关系，资本逻辑以及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展视为理所当然和历史的终点，那么墨西哥在制作有商业吸引力的电视节目方面的成功正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全球取得霸权地位的印证。更何况，本土化了的对资本主义价值的宣传比纯美国价值的宣传更有亲和力和接近性。而对世界的观众来说，只看有关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影视也未免单调。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将市场逻辑视为天经地义，是否承认一个社会的公共传播系统还可以有另类的、多元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形式。

这里也许有必要回忆一下“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何伯特.席勒对这一概念的最初定义。席勒用“文化帝国主义”来描述“一系列把一个社会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的总和”，它进一步描述“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如何受到引诱，压力，强迫，有时是贿赂，以至把这一社会制度塑造成与现代世界体系的统治中心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甚至宏扬这些价值观和社会结构。”43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十分抽象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定义。它是从比商业电视节目的出产国这类具体问题高得多的分析层次来看问题的。说白了，席勒是用“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来描述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如何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一问题。这一理论有一个隐含的立论前提，那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另类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信念。回到墨西哥的例子，从席勒的角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莱维萨(Televisa)是否能出口商业电视剧，而在于，作为一个与墨西哥政权当局有着长期的密切合作与依存关系的私营传媒集团，特莱维萨是否表达了墨西哥民众多方的呼声，是否向世界其它地区全面地真实地反映了墨西哥的社会现状。事实上，就象许多第三世界的商业媒介急于被整合到全球媒介系统一样，许多第三世界的执政者们，尽管时而发出有关保护和宏扬民族文化的机会主义呼声，还是更愿意让本国的民众从对他们的统治不造成直接意识形态威胁的进口娱乐片中取乐，而不愿意让本国的传媒成为公众表达政治异议的渠道。更何况，引入进口娱乐节目还能让本国的一些从事进口和播出的私营或国营资本有利可图。

而且，在帝国时代，在承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传媒业上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同时，我们还可以把好莱坞的大公司和象墨西哥的特莱维萨(Televisa)与巴西的环球(Globo)这样的全球化的传媒集团看成是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而并非仅仅是某一国家的传媒渠道。也就是说，这些传媒机构的意识形态角色至少有一部分是超越国界的。试想，在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都在加深的年代，哪一个政权不能在意识形态上得益于象影片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充满着人情味的诉求和对社会关系的神话般的处理（你虽然穷，但你可爱，并能从富人手中抢过爱人）？再说，正如一个由贫富最不均的国家之一的巴西出口，曾被俄罗斯进口播出过的电视剧名称所言,“连富人都哭”(EventheRichCry),贫民百姓还有什么可言？

4、世界传播中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崛起

过去的几十年见证了非政府组织在世界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显著的角色。非政府组织从1960至1970年代开始大规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介的驾驭，一直是如绿色和平组织等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成功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政府组织网络蔚为壮观地展示其能力和卓有成效的传播网络的重要标志则是在1995年至1998年之间它们通过因特网对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中进行的有关多边投资协定(MultilateralAgreementonInvestment)谈判过程的介入和干涉。虽然这个协定的最终流产有其内在的原因，但是，70个国家中600个以上的非政府组织的传播网络的干预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目前，传播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已大量涌现。尽管本文不能列举哪怕是最主要的非政府传媒组织的名单，我们可以从以下的简短分类中对这些极其多元和纷繁复杂的组织及其传播活动略有认识。一些媒介非政府组织立足于对主流媒介的监督和分析，旨在促进言论自由，保护记者的权益，因而成为媒介社会监督者的监督者。另外一些组织从事媒介扫盲和媒介教育，通过公共教育系统和成人教育，致力于培育媒介批评意识，以提高民众对媒介价值，规范，和影响的认识。还有一些组织投入到和全球传播有关的政策研究。44最后，不少另类媒介实体在国家和商业公司之外求生存，提供另类信息与思维。尽管大部分另类媒介规模极小，受地域限制，且技术含量不高，内容庞杂，观点有极端的一面，信息也不定都很可靠，有些因为通过网络传播，是全球性的，也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还有其他另类媒体在地下和非法状态中挣扎。这些非法和地下媒体并不仅仅只局限于那些对媒体进行严格管制的威权主义的国家里。例如在美国，微型广播（micro-broadcasting)，即无执照的低功率非商业广播，作为一些不满足于商业广播系统的城市社区听众的信息来源，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发展迅速。这些意识形态上多元化，在组织方式方面千差万别的非政府、非商业传媒组织对全球主流传播系统进行补充、调节并提出挑战。

在非政府传播者和主流传播结构之间的确切关系非常复杂。尽管非政府组织经常被视为“民众的组织”，并往往与国家和跨国资本的利益对立，实际上，许多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如美国的一些实力雄厚的私人基金，恰恰服务于跨国资本的长期利益。就像批评者指出的那样，许多新的非政府组织的议程设置已经“与国际资本相容并且服务于其新自由主义目标”。45作为帝国的“道义力量”，许多非政府组织在作为一个单一世界秩序的帝国框架中操作。而且，帝国已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非政府、非商业领域，把这些组织纳入自己的轨道，将其当作可变通的实现自己目标的途经。在国家削弱常规设置机构的职能的同时，它把一些市民社会组织转变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46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一方面将自己的部分权力变换转让给诸如世贸组织这样的超国家机构，另一方面又将部分功能分派转让源于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超国家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一些民族国家致力于资助培养特定的非政府组织从事原先由政府承担的工作。

在传播领域，这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例子也许是Internews，一个投身于支持“世界范围开放性媒介”的非盈利组织。这个组织1982年建立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都有分支机构，着重关注东欧、俄罗斯、中东和中亚地区的传媒发展。根据这个机构的网页（），该机构主要从美国政府若干机构、荷兰政府、欧洲委员会，以及一些美国大公司和基金会获得资助，在2001年有1，700万美元的预算。除了对国家和资本的财政资助的严重依赖之外，Internews与美国国家和主要传媒集团有紧密关系。其董事中有一位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高级副总裁和一位美国议员。这个机构活动范围甚广。从1992年起到2001年，该机构培训了超过18，000位专业媒介人员.它和2100个以上非政府电视台和广播台有工作关系，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支持了19个非政府独立电视网络的发展，创立和或资助了29个媒介协会.它在2001年制作了近730小时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其潜在受众达三亿六百万之多。此外，它还向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独立电视台提供了超过1，000小时的国际记录片节目。从其活动的范围和尺度以及区域重点来看，Internews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传媒组织之一，它所促进的正是美国向前社会主义地区和伊斯兰地区输出自己认同的民主观念和美国新闻价值和实践的议程。也就是说，Internews的目标不是挑战帝国的逻辑，而是扩展和巩固帝国的统治。有理由怀疑，一旦“独立的”电视台被扶持并培育成有商业前景的经营性企业，跨国媒介集团如时代华纳就能够将其接管过来，收编到全球商业媒介系统中。

然而，其他一些非政府非商业的传播组织所持的是向帝国传播逻辑进行挑战的操作原则。它们致力于建立超越帝国的新的全球生产和流通秩序。在西方国家，这些组织并不热衷于在其他国家传播推广西方式的媒介制度、价值和实践。相反，它们致力在本国和本地区尝试不同于主流商业媒介的新的传播理念和实践。在第三世界一些地区，这些组织中有一部分致力于发展非政府、非商业的社区传媒和对民主传播原则的培育。许多类似的传播机构，在一个协作的和非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上操作，并和反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与象Internews这样有良好经济支持和有效组织机构的非政府组织相比，这些真正的“民间的组织”的影响往往微不足道.有人或许会说，他们的堂吉珂德是式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比如，有位美国律师就试图以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新阐释为根据，控告美国现存寡头垄断的传媒体制有违宪之嫌，因为美国目前的传媒结构违背了美国宪法维护民主制度的真正意图。其他有些不那么富于幻想，但仍然是高度理想主义的。它们追求的是对现有传播秩序的根本变革。例如，在世界传播学颇有影响的学者格伯纳（GeorgeGerbner）于1991年建立的一个非盈利组织就以很少的经济资源，靠成员们的义务工作，致力于改变跨国公司控制和市场主导的媒介体系所创造的文化环境的宏大目标。在这些活动家们看来，既然现有制度不能为公众提供健康的文化环境，就必须义无返顾地为创造新的文化环境而努力，尽管前途渺茫。

上述四个部分描述的变化可以说预示了帝国传播系统的形成。就像哈特和内戈雷指出的那样，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47作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媒介”，传播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是下定义的权力——即规定好与坏、相关与不相关、对和错的权力。通过一个由日益增长并相互联系的传播终端组成的网络，这个系统的统治性逻辑是促进资本积累的必然要求，在世界范围中制造消费者，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将民众们塑造成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社会主体。这一所有权集中，纵横连结整合，控制着无所不包的融合了的技术手段的传媒系统可以说是“地球村的酋长:”

不管它们归谁所有，这些公司……已经成为重建以实现跨国资本的利益为目标的全球主体的至关重要的力量。它们的产品——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录像带——是最完美的全球商品.它们可即时广播，稍纵即逝，需要广泛的世界范围的受众来补偿其生产和投资风险费用。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地方，所有的时刻，都是“加德满都的影像之夜”，因为媒介旁观者的习惯已被培育起来并根植到全世界。48

就象上面分析所证实的那样，国家和资本越来越紧密合作，以促进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支配性地位。通过一些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将影响范围扩展到自己传统活动边界以外。与此同时，民众中不同的力量也正是通过传播将自己组织起来，以不同的形式对抗帝国，并拒绝简单地成为旁观者或消费者.他们在寻求各种社会生活的新的形式和各种新的权力秩序。最近几年，人们见证了在西雅图，华盛顿特区，热那亚，魁北克市街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对全球化的左翼社会运动。与此同时，世界也经受着各种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以及其它势力的攻击和威胁。

三、后9－11世界帝国传播的强化

9－11之后，作为帝国秩序中最强大力量的美国强化了对世界传播系统的控制，并加强了自己的对外宣传。作为帝国中的一个超级国家，美国旨在提高对帝国传播的接触率和有效性——即通过“公共外交”直接在全球民众中推广其政策。同时，美国政府也试图控制和影响那些敢于表达异见的外国广播电视媒体。最有说明性的例子是卡塔尔的卫星电视半岛电视台（AlJazeera）。这是遍及阿拉伯语世界的广播，它为表达与美国官方意见不同的看法提供了机会。2001年10月，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对卡塔尔的埃米尔施加压力，要求对这个电视网络进行新闻检查。当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以后，美国改变策略，使自己的官员在这一电视台和其它媒体通过接受采访频频出场，力图使这个媒体和其它媒体中立化。在2001年10月与2002年3月之间，美国官员，包括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丝，在半岛电视台以及其它中东地区的媒体露面的次数超过两千次。49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9－11以来，跨国媒介公司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日益增强，美国本土主流媒介系统中的话语空间有缩小之势。尽管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媒介有相独立于国家的传统，这种相对独立性在事关基本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危机的时候极易被侵蚀。在美国媒介中，自我审查使不同意见的公开表达变得相对困难了。布什的“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是支持恐怖主义”的二分逻辑使针对当前世界事务进行的任何批评性反思变得不那么容易，公开表达异见需要超常的勇气。美国传媒学者贝内特（LanceBennett）甚至夸张地说，9-11以来，审查和自我审查正在将美国非常危险地转变为“一个民族，一种思想”.50实际上，美国国家一直有利用娱乐工业为政府宣传服务的历史，美国传媒虽然有批评政府的传统，也有在关键时刻乐于为国家宣传出力的历史。在二战期间，好莱坞制片厂使用美国政府的基金制作支持战争的宣传片。冷战期间，沃特•迪斯尼个人将其公司制作的电影上交给联邦调查局主席埃德加•胡佛审查。目前，美国国家和私营媒介合作已有了新表现。在2001年10月中旬，在美国向恐怖主义宣战之后的极短时间内，来自CBS,HBO,华纳兄弟和电视艺术和科学院的一些好莱坞演员和上层管理人员，就和美国政府的官员聚集一堂以协调宣传。他们讨论的话题包括制作宣传性的记录片和短片，建立公共服务公告版，尽可能鼓励剧本作者生产更多的支持战争和支持美国的信息。51CBS制作了一档节目，叫做“Agency”，从正面角度刻画中央情报局，ABC的娱乐部门被许可制作一档13集的纪实电视系列片以推销阿富汗战争。52鉴于跨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军事和政治力量来打开世界市场，并靠这些力量提供一个稳定的海外市场环境和有利的国内政策，说这种行为后面存在着自私的商业动机也并不是无稽之谈。例如，好莱坞的制片公司过去若干年里一直在游说美国联邦政府为电影生产提供补贴，而主要的媒介集团和报纸正在游说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其取消最后几项限制媒介“完全垄断”的法规，包括关于禁止在同一市场上拥有一家日报和一个电视台，每家私营电视业主在全美国市场所拥有的电视台所能覆盖的美国家庭上限是35％等规定。2001年9月13日，联邦通讯委员会已投票决定“重新检视”这些规定。就象美国媒介学者米勒（MarkCrispinMiller）所观察的那样，这个步奏对美国传媒对布什当局的报道已毫无疑问地起到了“甜化的作用”。53跨国媒介已经和正在经受的经济和市场危机有可能更倾向于和政府合作.

尽管正在形成的帝国传播系统好像有主导一切的力量，在世界不断分化，贫富鸿沟加深，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矛盾不能根本解决的情况下，用某种价值体系征服人心，消除异端，维护和平的任务异常艰难。历史并未终结，而意识形态的对峙也变得更加紧张。如果说主要是以全球资本为主体的力量正在通过将部分职权转移给超国家组织的民族国家来实现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的话，那么形形色色的社会势力正在挪用资本创建的传播技术来从事“另一种全球化”或“自下而上的全球化”。54

四、结论

尽管世界传播的现代形式的兴起带来了世界大同的乌托邦，这个过程一直是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向全球扩散的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55事实上，一个曾统治澳大利亚的英国殖民总督就把电报叫做“伟大的帝国维系力量”，而当1932年BBC建立最早的海外广播时，这一机构就被称为“帝国服务”。现在，在经过了一段民族解放运动和后殖民国家崛起的中间过程以后，世界秩序正在有可能被归入一个新的帝国——一个没有限制、一个世界政治经济权力不能再象殖民时代那样把其纳入殖民目标的“外部”的存在。

当然，就象本文先前指出的那样，哈特和内戈雷所描述的帝国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可能的趋势而不是一种现实。一方面，被<<帝国>>一书的这二位作者在9-11前深信不移的、对他们的特定的帝国概念至关重要的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多边主义原则已经有所动摇。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有复活之势。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独立，建设，及维护和巩固依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民族国家依然是一个产生反对帝国力量的源泉。更何况，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生死攸关的。就象国家之间的竞争将继续成为当前全球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一样，民族主义将继续发挥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被称为“与国际接轨”的对全球化有深远意义的发展，就是以国家荣誉、民族利益的名义提出，并至少在某种特定的民族主义的话语中被庆贺的。56

但是，哈特和内戈雷认为，民族(thenation)自身携带着一整套压抑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因此，在他们眼里，“任何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怀旧或者复活以民族为中心的政治策略设计都是致命的错误。”57同样，如莫斯柯所说的那样，尽管民族主义已经成功地，并且能够成功地延缓全球化的进程，民族主义不足以承担对全球化自身的挑战，因为它忽略了市场化和资本在空间扩张的相互建构状态并倾向于接受本土控制，而不管这种控制是不是以市场化的深入为前提。58

事实上，就像帝国逻辑所演示的那样，市场化正是民族国家被纳入到全球秩序中的途径。因此，从人类解放的迫切性和必然逻辑来看，民族国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构体。正如后殖民主义学者查特吉(ParthaChatterjee)指出的那样，“如今民族国家致力于为民族在资本的全球秩序中寻找一个位置，同时力图使资本和民众之间的矛盾保持在一种长期悬而未决的状态。”59在帝国时代，国内和国际各层次上的传播问题和矛盾已经无法摆脱地和资本与民众之间的张力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了。

注释：

1、IamreferringherespecificallytoaspeechmadebyBritishPrimeMinisterTonyBlaironApril72002insupportingwaragainstIraq:“Ifnecessary,theactionshouldbemilitaryandagain,ifnecessaryandjustified,itshouldinvolveregimechange,”“IhavebeeninvolvedasBritishprimeministerinthreeconflictsinvolvingregimechanges–Yugoslavia’spresidentMilosevic,theTaliban,andSierraLeone.Britainisimmenselyproudofthepartofourforceshaveplayed.”AndyMcSmithandTobyHarnden,“BritishPMbacksUSpushtooustSaddam,”TheVancouverSun,April8,2002.

2、MichaelHardtandAntonioNegri,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xiii.

3、Empire,pp.vii-viii.

4、Empire,xiv.

5、Empire,p.xii.

6、Empire,p.9.

7、Empire,p.xiv.

8、Empire,p.222.

9、Empire,p.62.

10、Empire,xv.

11、Empire’sauthorsbasetheirnotionofpowerontheworkofMichelFoucault.Spacelimits,however,doesnotallowmetogetintotheconceptof“biopower”inthispaper.Toputitsimply,biopowerinvolvestheregulationofnotofthingsasexternalities,butofbodiesandthereproductionoflifeitself.Forthisreason,thisnotionofpowerismuchextensiveandintensivethanliberalnotionsofpoliticalandeconomicpower.

12、VincentMosco,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RethinkingandRenewal,London&NewYork:Sage,1996,p.200.

13、See,JohnTomlinson,CulturalImperialism: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Pinter,1991.

14、ArmandMe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1794-2000,translatedbyLizCarey-LibbrechtandJamesCohen,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00,p.68

15、Foradiscussionofdifferentnotionsofdemocracy,seeC.B.McPherson,TheRealWorldofDemocracy,Toronto:TheCanad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1965;C.DouglasLummis,RadicalDemocracy,Ithaca&Lon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6;seealso,RobertA.Dahl,OnDemocracy,NewHaven&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98.

16、CitedinArmand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p.70.

17、TherearemanyexcellentaccountsoftheriseandfalloftheNWICOmovement.Forarecentanalysis,seeRichardC.Vincent,KaarleNordenstreng,andMichaelTraber(eds.),TowardsEquityinGlobalCommunication:MacBrideUpdate,Cresskill,NJ:HamptonPress,1999.

18、DayaKishanThussu,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ontinuityandChange,London,Arnold,2000,pp.91-93;seealsoJillHill,“USRules.OK?TelecommunicationsSincethe1940s,”inRobertMcChesney,EllenMeiksinsWood,andJohnBellamyFoster(eds.),CapitalismandtheInformationAge:ThePoliticalEconomyoftheGlobalCommunicationRevolution,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8,pp.99-121.

19、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pp.86.

20、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pp.86.

21、DanSchillerandVincentMosco,ContinentalOrder?NewYork:Rowman&Littlefield,2001,p.6.

22、PatriciaAufderheid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andthePublicInterest,NewYork:GuilfordPress,1999.

23、EdwardHermanandRobertMcChesney,TheGlobalMedia:TheNewMissionariesofGlobalCapitalism,LondonandWashington:Cassell,1997.Seealso,赵月枝，“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5(2),25-44.

24、DanSchiller,DigitalCapitalism,Cambridge,Mass:TheMITPress,2002；EdwardHermanandRobertMcChesney,TheGlobalMedia,loccit.

25、VincentMosco,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loccit,p.201.

26、RobertMcChesney,RichMedia,PoorDemocracy:CommunicationPoliticsinDubiousTimes,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9,p.267.

27、EdwinBaker,AdvertisingandaDemocraticPres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

28、DayaThussu,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p.93

29、citedinMarkCrispinMiller,“What’sWrongwithThisPicture,”TheNation,January7/14,2002,p.20.

30、RobertMcChnesney,RichMedia,PoorDemocracy;Armand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

31、RobertMcChesney,RichMedia,PoorDemocracy,p.257.

32、HerbertSchiller,“InformationDeprivationintheInformationRichSociety,”inGeorgeGerbner,HamindMowlana,HerbertSchiller(eds.),InvisibleCrisis,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6,p.16

33、AndrewPaxmanandAlexM.Saragoza,“GlobalizationandLatinMediaPowers:TheCaseofMexico’sTelevisa,”inVincentMoscoandDanSchiller,ContinentalOrder?pp.64-85.

34、TobyMiller,“ConsumingCitizen:TheNewInternationalDivisionofCulturalLaborandtheTradeinScreenTexts,“inJosephChanandBryceMcIntyre(eds.),InSearchofBoundaries:Communication,Nation-States,andCulturalIdentities,Westport,Conn:,AblexPublishing,2002,pp.19-21.

35、HerbertSchiller,MassCommunicationsandAmericanEmpire,SecondEdition,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2,p.39.

36、VincentMosco,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pp.140-211.

37、RobertMcChesney,RichMedia,PoorDemocracy.

38、YuezhiZhaoandDanSchiller,“DanceswithWolves:China’sIntegrationwithDigitalCapitalism,”Info3:2(April2001),p.140.

39、Empire,pp.200-201

40、LeslieSklair,TheTransnationalCapitalistClass,Oxford:BlackwellPublishers,2001,p.256.

41、HerbertSchiller,“NotYetthePost-ImperialistEra,”inCollenRoach(ed.),CommunicationandCultureinWarandPeace,London:Sage,1993,pp.97-116.

42、GeraldGussman,“TelecommunicationsafterNAFTA:Mexico’sIntegrationStrategy,”inVincentMoscoandDanSchiller,ContinentalOrder?p.147.

43、HerbertSchiller,CommunicationandCultureDomination,NewYork:InternationalArtsandSciencesPress,1976,p.9.

44、Foramoredetailedanalysisofthisrangeofactivities,seeRobertHackettandYuezhiZhao,SustainingDemocracy?JournalismandthePoliticsofObjectivity,Toronto:GaramondPress,1998,pp.2153-222.

45、Empire,p.312-13.

46、KatharyneMitchell,“Transnationalism,Neo-liberalism,andtheRiseoftheShadowState,”EconomyandSociety,30:2(May2001),pp.165-189.Empire,p.346.

47、NickDyer-Witheford,Cyber-Marx:CyclesandCircuitsofStruggleinHigh-TechnologyCapitalism,Urbanaand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9,p.137.

48、FrankSmyth,“ThePriceofPropaganda,”,March21,2002.

49、LanceBennett,“OneNation,OneMind,”VanityFair,December2001,pp.176-182.

50、DougSaunders,“HollywoodGoestoBatforNation,”TheGlobeandMail,October19,2001,

51、FelicityBarringer,“’RealityTV’AboutG.I.’sonWarDuty,”TheNewYorkTimes,February21,2002.

52、MarkCrispinMiller,“What’sWrongwithThisPicture?”TheNation,January7/14,2002,p.19.

53、ForanelaborateanalysisandtheorizationoftheappropriationoftheInternetbyanti-globalizationmovementsthroughouttheworld,see,NickDyer-Witheford,Cyber-Marx.

54、Armand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

55、YuezhiZhao,“EntertheWorld:Neo-liberalGlobalization,theDreamforaStrongNation,andChinesePressDiscourseontheWTO,”inChin-ChuanLee(ed.),ChineseMedia,GlobalContexts,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pp.32-56.

57、Empire,p.336.

帝国范文篇2

[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外交史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进一步以“抚夷派”来指称琦善一类主和的官员，而以林则徐为“剿夷派”的代表。

二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研究上的贡献

从1923年留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伊始，蒋廷黻就立志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鉴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质，蒋廷黻认为，没有中国史料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是很难做到公平与真实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国方面的史料。故宫档案的开放使他如获至宝，往返于京、津两地加以阅读和抄写；1931年任教于清华后，更主持购买这些档案，并将范围扩大到坊间各种私人信件与档案，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化和科学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比。

蒋廷黻认为，在这些档案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无疑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与未出版的)，《始末》从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听途说；第二，就中国近代外交的特点来看，甲午以前的中国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中方的资料能带来学术上的新贡献；第三，《始末》不仅系统，而且所披露的谕令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同类书籍，如《东华录》、《圣训》等，也就是说，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却全文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批档案、没有《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蒋廷黻要进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马士书中对琦善的言行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国内对琦善的评价又一边倒：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相比于国内外对林则徐的巨大兴趣而言，琦善与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十分单薄。利用故宫档案，蒋廷黻首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对比了英国在大沽递交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认为，英国的文件书写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文译文还是与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将英国的动机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在有些学者那里，这种误差因为怕沾染上“文化战争论”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发生的具体原因及过程；有些仅仅只提到其结果，还有一些不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则徐时代以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的说法，即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则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蒋廷黻之前，国内说林则徐好话的多，说坏话的少。即便说了林则徐的坏话，也不会因此就说琦善的好话。而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不仅是说了琦善的好话，还同时说了些林则徐的坏话，用茅海建的说法就是“扬琦抑林”，拿今天的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破除林则徐的神话与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这一点上，蒋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却开风气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

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书写的标准。李恩涵认为，“这篇文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有断、有论、有史实的考证，也有是非的评定，而且时而从当事人设身处地的境况来论述，时而从传统的或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型态上来分析，我们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论断，但它确为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辟一新途径，也建立了研究与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但蒋廷黻所建立的标准还可以更具体一些。比如说，研究中国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来就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首先鉴别了时人议论的真伪。对战况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对比，从而揭示出鸦片战争史中急需重新认识的一个新领域。这种交叉对比、多档案、多视角的方法今天看来已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当时的中国用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却是前所未有的。

三对蒋廷黻的反驳及蒋的反应

《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在当时及后来都受到一定的批评，然针对史实的批评少，针对史论、史观的批评多。

其一，琦善配不上“远超时人的外交家”这个头衔。无论是支持蒋廷黻的还是反对蒋廷黻的人，基本上都持此论。反对的意见通常认为林则徐之努力了解西方情形，实堪“时人”的先进代表，而仅靠几个低级官员的情报的琦善无论如何也不能“远超”之。其实蒋廷黻本来就没有完全否认林则徐的这一点，他所否认的是持此论者所引申的一个观点，同样也是一定时期内林则徐及相信林则徐的人的观点：既然林则徐对西方的见识已经堪称中国第一，那么只要他继续主政中国就有可能不败。因此他说：“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后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加大了对林则徐学习洋务、主张洋务的论述，但依然不放弃他最初的最重要的论断，即：林则徐的错误在于不敢说真话，即便是在被革职后，依然不敢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心中对中外军事胜负已定的判断。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尽管已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官僚，但却败在俱咱清议的指摘、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惜牺牲国家前途这一点上。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尽管不再用“远超时人”来评价琦善的外交观念，但却沿用了“知己知彼”的说法，并且用较为温和简短的语言来表明他对琦善的肯定与同情：他“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由此看来，蒋廷黻只是放弃了要人们相信琦善有强过林则徐的地方，但并没有放弃他对琦善的肯定。至于他说琦善之“不足责”，说的是他“无自信，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这一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是早已有之的。《琦善与鸦片战争》的结尾就说：“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因此，说他对两人的评价换了位，是不够准确的。

其二，琦善应负军事失败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者已经做了非常细致详尽的研究，结论证明，即便不投降、不妥协，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也不可能取胜，更不用说琦善并没有撤防，林则徐的战果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辉煌。蒋廷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不错的，即琦善在军事上无功亦无过。

其三，《穿鼻草约》与《南京条约》相比，虽然中国的牺牲较少，但称不上是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陶元珍指出，《穿鼻草约》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禁止烟毒继续流害中国，这是有道理的。后来的研究证明，虽然有《穿鼻草约》这样一个内容，但实际上并没有签订生效；对一个没有签字的条约加以肯定或否定，显然没有什么意义。

其四，蒋廷黻为琦善说好话，是出于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目的。这是邓公玄对蒋廷黻作于1939年的《百年的外交》的批评。《百年的外交》中论琦善的部分与《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的论述没有两样。建国后这种观点并且有所发展。对邓公玄的质疑，蒋廷黻的回答是：“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

四蒋廷黻为琦善翻案的动机与目的及其评价

尽管蒋廷黻否认历史学除了史实之外还有投射于史实之上的史观这一条不大站得住脚，但是他这种不无愤懑的表述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自信在学术研究上的态度是完全真诚的。

蒋廷黻研究琦善，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琦善，是为了借此抒发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是“国际积势”导致的，要真正战胜帝国主义，方法不是除了抵抗，什么建设也不做，而是应该了解这种“积势”并利用它去寻找中国的出路。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近代世界的第一次严重冲突，由此下手，意义重大。蒋廷黻虽已对国外的观点十分熟悉，但并没有简单沿用之，他说：“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已见，然非全无理由。……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19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他还提出，外交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理，一个就是势。由此可见，他既不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也不从利害的角度来理论，至于道德原则他也是不考虑的。虽然他没有对“势”做出明确定义，但他选择这个词表明他注重的是策略的制定，而非学理或是非的探讨。正因为如此，反对蒋廷黻者往往从道德角度对其发起攻击，实际上意义很小，甚至有时还曲解了蒋廷黻的本意。更何况尽管蒋廷黻不注重道德，但依据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至今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他对林则徐之去职、琦善之失败的看法也有独辟蹊径之处：中国没有因受到鸦片战争的震动而奋起直追，而是在睡梦中又过了二十年。这可以说明蒋廷黻是多么强烈地盼望中国早日走上富强的道路。

当然，选择琦善来抒发他的这种看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琦善在主和派中具有代表性，自不待言；但在一些人看来，此琦善又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那个琦善，而是有现实参照物的。王幸均就说：“此时(一九三一年)日人已占领东北，步步紧逼，国人要求抗日之呼声，响彻云霄，学生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战争气氛，弥漫全国。但中日强弱悬殊，外援又不可恃，仓促作战，损失必巨。有识者难免怵然心忧。……故对琦善过高的评价，当系有所感而发，或是一种影射作用。”如果这个参照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依蒋廷黻自己的表述来看，在《琦善与鸦片战争》写作时，应当指的是。严重的国难、妥协的立场、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都让人想起1931年底及1932年年初的来。蒋廷黻在回顾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曾清楚地表明他赞赏的原因：“在二十年的冬天及二十一年的春天，他肯在严重国难之中出来任事：这一点颇能使人心服。后来对攻击政府者，他回答总是：如有人愿来负责，他就可以走开。这样一来，反对者还能有什么立场?最近这半年来，他的言词更能负责了。人家批评塘沽协定，他居然说，塘沽协议完全由他负责。人家批评妥协，他就说我们现在不配谈报复。在全政界皆‘聪明人’的时候，汪先生之不愿作‘聪明人’给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因此可以说，蒋廷黻由此认为1931年之，即为往日之琦善。或者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同一个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主战的根据是什么?主和的理由又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琦善的主张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如此。

帝国范文篇3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旷新年：《"泰坦尼克"的胜利》，《粤海风》1998年第3期。

（3）、《<泰坦尼克号>让我们颤栗》，《电影评价》，1998年4月。

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工业霸权角度分析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媒介与其他文化面向是不可分离的，人们与媒介的接触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带有文化的后果，必须揭露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与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更一般的帝国主义内在勾连的，因而谈论媒介帝国主义而回避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毫无意义的（1）；二是作为一种民族性（nationality）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该论述关心的是西方外来文化对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关注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逐步消亡。但是人们在何为"本土文化"（nativeculture）问题是常常莫衷一是。文化不可能属于某一地域（地理范畴）。本土的正宗性如何来保证？"本土"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村落？社区？国家？跨国组合（如拉美）？多数此类论述习惯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因而此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主旨实际上是谈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2）；第三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侧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成员多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它认为所谓"世界体系"事实上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真正的"帝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因而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与民族国家的支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论证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时，它提出的两个证据是：1、资本主义文化是造成同质文化的一种力量；2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展等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因而可以用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狂潮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凯旋。（3）

最后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是现代性批判。它试图探讨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容大致有资本主义、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进步、理性）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因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而批判现代性则要表明这个叙述远未穷尽人类叙述。此外，这一论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第三种论式，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言说。（4）

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

（1）、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译本，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第42-43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toReadDonnaldDuck：ImperialistIdeologyintheDisney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

随着西方传媒理论界对于阅听人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的不满。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对于大众文化文本之意识形态效果的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完全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与选择能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论域扩展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在这些批评中，伊安·昂（IanAng）的《收看豪门恩怨》（《WatchingDallas:SoapOperaandtheMelodramaticImagination》，London，1985）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分析显得慎密得多。关于这个肥皂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空前激烈的批判（认为它威胁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认同，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安指出，此类对于《豪门恩怨》的批判，把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简单等同于文本的实际文化效果，他们只揭露该剧的"险恶"用心，而不去分析观众的实际收看过程。安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巨大愉悦到底来自何处？与意识形?Ч形薰叵担克欠窭醋宰髌返慕峁贡旧淼某晒Γ慷琳呤欠褚馐兜较硎苷庖晃谋居虢邮茏时局饕逡馐缎翁涞慕粽牛克ㄋ┠芊褡约夯獠⒔饩稣庋慕粽牛克档降祝琳哂忻挥信械哪芰Γ课耍苍诤衫嫉囊患腋九又旧峡且辉蚬愀妫蠊壑诎炎约菏湛础逗烂哦髟埂返奶寤嵝葱鸥嫠咚＝峁⑾郑盒矶嗳耸湛唇谀渴钡幕犊煜硎苡胨囊馐缎翁Ч⑽薇厝还亓R涟病夯狗⑾郑?quot;（那些激烈批评《豪门恩怨》的）文化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外来文化价值与’文本的愉悦’之间产生矛盾以后，观众能够加以鉴别而取其精华。"

此外还可以提一下凯茨（E·Katz）与利比斯（T·Liebes）对于《豪门恩怨》的研究。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其中不乏反西方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这类反映不止是否认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强化了阅听人本身的文化价值，包括人际交往的道德、性道德以及对于金钱的看法。

总之，该研究表明，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至少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之于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想象的要高出许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1）这就使得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前提──观众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接受文本，因而其接受效果必然完全一致──不攻自破。看来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如欲进入真正的文化层次，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分析范式与文化分析范式的有机融合。

4、媒介与文化

上述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即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安以及凯茨、利比斯的研究足以表明，把媒介等同于文化是颇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对于它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的操纵性影响。固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媒介在全球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通常的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停留在政治经济或制度的层面，从经济支配的现象直接推导出文化支配的结论，无疑显得简单化；但是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媒介的文化支配效果并不存在？这看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人们接触媒介的经验现象几乎是无穷繁复，而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与所能运用的分析手段又是这样的有限，所以像安等人的研究最多只能证伪关于媒介的绝对而直接的文化效果之类的简单化说法，但却不能证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一定不存在。因为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穷尽所有的阅听经验，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已断然否定了经验性研究具有最终裁判权的假定。经验性研究的价值看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提醒与警语，昭示接受活动的复杂性、文化差异性以及大而化之的理论话语的误区。

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of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中介————————中介

———————╲————————╱

————————文化是再现（媒介）

帝国范文篇4

[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外交史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在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进一步以“抚夷派”来指称琦善一类主和的官员，而以林则徐为“剿夷派”的代表。

二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研究上的贡献

从1923年留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伊始，蒋廷黻就立志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奠基性地位毋庸置疑，但鉴于外交史的特殊性质，蒋廷黻认为，没有中国史料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是很难做到公平与真实的，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国方面的史料。故宫档案的开放使他如获至宝，往返于京、津两地加以阅读和抄写；1931年任教于清华后，更主持购买这些档案，并将范围扩大到坊间各种私人信件与档案，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化和科学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比。

蒋廷黻认为，在这些档案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无疑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与未出版的)，《始末》从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听途说；第二，就中国近代外交的特点来看，甲午以前的中国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中方的资料能带来学术上的新贡献；第三，《始末》不仅系统，而且所披露的谕令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同类书籍，如《东华录》、《圣训》等，也就是说，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却全文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批档案、没有《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蒋廷黻要进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马士书中对琦善的言行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国内对琦善的评价又一边倒：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相比于国内外对林则徐的巨大兴趣而言，琦善与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十分单薄。利用故宫档案，蒋廷黻首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对比了英国在大沽递交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认为，英国的文件书写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文译文还是与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将英国的动机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在有些学者那里，这种误差因为怕沾染上“文化战争论”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发生的具体原因及过程；有些仅仅只提到其结果，还有一些不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则徐时代以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的说法，即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则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蒋廷黻之前，国内说林则徐好话的多，说坏话的少。即便说了林则徐的坏话，也不会因此就说琦善的好话。而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不仅是说了琦善的好话，还同时说了些林则徐的坏话，用茅海建的说法就是“扬琦抑林”，拿今天的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破除林则徐的神话与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这一点上，蒋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却开风气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

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书写的标准。李恩涵认为，“这篇文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有断、有论、有史实的考证，也有是非的评定，而且时而从当事人设身处地的境况来论述，时而从传统的或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型态上来分析，我们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论断，但它确为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辟一新途径，也建立了研究与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但蒋廷黻所建立的标准还可以更具体一些。比如说，研究中国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来就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首先鉴别了时人议论的真伪。对战况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对比，从而揭示出鸦片战争史中急需重新认识的一个新领域。这种交叉对比、多档案、多视角的方法今天看来已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当时的中国用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却是前所未有的。

三对蒋廷黻的反驳及蒋的反应

《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在当时及后来都受到一定的批评，然针对史实的批评少，针对史论、史观的批评多。

其一，琦善配不上“远超时人的外交家”这个头衔。无论是支持蒋廷黻的还是反对蒋廷黻的人，基本上都持此论。反对的意见通常认为林则徐之努力了解西方情形，实堪“时人”的先进代表，而仅靠几个低级官员的情报的琦善无论如何也不能“远超”之。其实蒋廷黻本来就没有完全否认林则徐的这一点，他所否认的是持此论者所引申的一个观点，同样也是一定时期内林则徐及相信林则徐的人的观点：既然林则徐对西方的见识已经堪称中国第一，那么只要他继续主政中国就有可能不败。因此他说：“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后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加大了对林则徐学习洋务、主张洋务的论述，但依然不放弃他最初的最重要的论断，即：林则徐的错误在于不敢说真话，即便是在被革职后，依然不敢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心中对中外军事胜负已定的判断。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尽管已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官僚，但却败在俱咱清议的指摘、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惜牺牲国家前途这一点上。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尽管不再用“远超时人”来评价琦善的外交观念，但却沿用了“知己知彼”的说法，并且用较为温和简短的语言来表明他对琦善的肯定与同情：他“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由此看来，蒋廷黻只是放弃了要人们相信琦善有强过林则徐的地方，但并没有放弃他对琦善的肯定。至于他说琦善之“不足责”，说的是他“无自信，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这一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是早已有之的。《琦善与鸦片战争》的结尾就说：“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因此，说他对两人的评价换了位，是不够准确的。

其二，琦善应负军事失败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学者已经做了非常细致详尽的研究，结论证明，即便不投降、不妥协，在鸦片战争中中国也不可能取胜，更不用说琦善并没有撤防，林则徐的战果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辉煌。蒋廷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是不错的，即琦善在军事上无功亦无过。

其三，《穿鼻草约》与《南京条约》相比，虽然中国的牺牲较少，但称不上是外交上的一个大胜利。陶元珍指出，《穿鼻草约》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禁止烟毒继续流害中国，这是有道理的。后来的研究证明，虽然有《穿鼻草约》这样一个内容，但实际上并没有签订生效；对一个没有签字的条约加以肯定或否定，显然没有什么意义。

其四，蒋廷黻为琦善说好话，是出于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目的。这是邓公玄对蒋廷黻作于1939年的《百年的外交》的批评。《百年的外交》中论琦善的部分与《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的论述没有两样。建国后这种观点并且有所发展。对邓公玄的质疑，蒋廷黻的回答是：“历史是种科学，研究历史就是探求真理，与‘志’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探求史理还能于史实之外去求吗?离开事实而去发空泛议论，充其量，不过得一篇好八股文章。”

四蒋廷黻为琦善翻案的动机与目的及其评价

尽管蒋廷黻否认历史学除了史实之外还有投射于史实之上的史观这一条不大站得住脚，但是他这种不无愤懑的表述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自信在学术研究上的态度是完全真诚的。

蒋廷黻研究琦善，其目的是研究近代中国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肯定琦善，是为了借此抒发自己心中的一个信念：帝国主义这种现象是“国际积势”导致的，要真正战胜帝国主义，方法不是除了抵抗，什么建设也不做，而是应该了解这种“积势”并利用它去寻找中国的出路。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近代世界的第一次严重冲突，由此下手，意义重大。蒋廷黻虽已对国外的观点十分熟悉，但并没有简单沿用之，他说：“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已见，然非全无理由。……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19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他还提出，外交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理，一个就是势。由此可见，他既不从文化的角度来立论，也不从利害的角度来理论，至于道德原则他也是不考虑的。虽然他没有对“势”做出明确定义，但他选择这个词表明他注重的是策略的制定，而非学理或是非的探讨。正因为如此，反对蒋廷黻者往往从道德角度对其发起攻击，实际上意义很小，甚至有时还曲解了蒋廷黻的本意。更何况尽管蒋廷黻不注重道德，但依据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至今看来也还是站得住脚的。而他对林则徐之去职、琦善之失败的看法也有独辟蹊径之处：中国没有因受到鸦片战争的震动而奋起直追，而是在睡梦中又过了二十年。这可以说明蒋廷黻是多么强烈地盼望中国早日走上富强的道路。

当然，选择琦善来抒发他的这种看法，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琦善在主和派中具有代表性，自不待言；但在一些人看来，此琦善又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那个琦善，而是有现实参照物的。王幸均就说：“此时(一九三一年)日人已占领东北，步步紧逼，国人要求抗日之呼声，响彻云霄，学生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战争气氛，弥漫全国。但中日强弱悬殊，外援又不可恃，仓促作战，损失必巨。有识者难免怵然心忧。……故对琦善过高的评价，当系有所感而发，或是一种影射作用。”如果这个参照物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依蒋廷黻自己的表述来看，在《琦善与鸦片战争》写作时，应当指的是。严重的国难、妥协的立场、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都让人想起1931年底及1932年年初的来。蒋廷黻在回顾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曾清楚地表明他赞赏的原因：“在二十年的冬天及二十一年的春天，他肯在严重国难之中出来任事：这一点颇能使人心服。后来对攻击政府者，他回答总是：如有人愿来负责，他就可以走开。这样一来，反对者还能有什么立场?最近这半年来，他的言词更能负责了。人家批评塘沽协定，他居然说，塘沽协议完全由他负责。人家批评妥协，他就说我们现在不配谈报复。在全政界皆‘聪明人’的时候，汪先生之不愿作‘聪明人’给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因此可以说，蒋廷黻由此认为1931年之，即为往日之琦善。或者说，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将同一个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主战的根据是什么?主和的理由又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琦善的主张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是如此。

帝国范文篇5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旷新年：《"泰坦尼克"的胜利》，《粤海风》1998年第3期。

（3）、《<泰坦尼克号>让我们颤栗》，《电影评价》，1998年4月。

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工业霸权角度分析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媒介与其他文化面向是不可分离的，人们与媒介的接触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带有文化的后果，必须揭露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与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更一般的帝国主义内在勾连的，因而谈论媒介帝国主义而回避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毫无意义的（1）；二是作为一种民族性（nationality）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该论述关心的是西方外来文化对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关注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逐步消亡。但是人们在何为"本土文化"（nativeculture）问题是常常莫衷一是。文化不可能属于某一地域（地理范畴）。本土的正宗性如何来保证？"本土"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村落？社区？国家？跨国组合（如拉美）？多数此类论述习惯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因而此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主旨实际上是谈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2）；第三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侧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成员多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它认为所谓"世界体系"事实上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真正的"帝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因而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与民族国家的支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论证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时，它提出的两个证据是：1、资本主义文化是造成同质文化的一种力量；2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展等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因而可以用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狂潮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凯旋。（3）

最后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是现代性批判。它试图探讨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容大致有资本主义、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进步、理性）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因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而批判现代性则要表明这个叙述远未穷尽人类叙述。此外，这一论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第三种论式，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言说。（4）

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

（1）、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译本，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第42-43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toReadDonnaldDuck：ImperialistIdeologyintheDisney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

随着西方传媒理论界对于阅听人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的不满。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对于大众文化文本之意识形态效果的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完全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与选择能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论域扩展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在这些批评中，伊安·昂（IanAng）的《收看豪门恩怨》（《WatchingDallas:SoapOperaandtheMelodramaticImagination》，London，1985）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分析显得慎密得多。关于这个肥皂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空前激烈的批判（认为它威胁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认同，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安指出，此类对于《豪门恩怨》的批判，把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简单等同于文本的实际文化效果，他们只揭露该剧的"险恶"用心，而不去分析观众的实际收看过程。安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巨大愉悦到底来自何处？与意识形?Ч形薰叵担克欠窭醋宰髌返慕峁贡旧淼某晒Γ慷琳呤欠褚馐兜较硎苷庖晃谋居虢邮茏时局饕逡馐缎翁涞慕粽牛克ㄋ┠芊褡约夯獠⒔饩稣庋慕粽牛克档降祝琳哂忻挥信械哪芰Γ课耍苍诤衫嫉囊患腋九又旧峡且辉蚬愀妫蠊壑诎炎约菏湛础逗烂哦髟埂返奶寤嵝葱鸥嫠咚＝峁⑾郑盒矶嗳耸湛唇谀渴钡幕犊煜硎苡胨囊馐缎翁Ч⑽薇厝还亓R涟病ぐ夯狗⑾郑?quot;（那些激烈批评《豪门恩怨》的）文化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外来文化价值与’文本的愉悦’之间产生矛盾以后，观众能够加以鉴别而取其精华。"

此外还可以提一下凯茨（E·Katz）与利比斯（T·Liebes）对于《豪门恩怨》的研究。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其中不乏反西方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这类反映不止是否认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强化了阅听人本身的文化价值，包括人际交往的道德、性道德以及对于金钱的看法。

总之，该研究表明，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至少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之于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想象的要高出许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1）这就使得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前提──观众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接受文本，因而其接受效果必然完全一致──不攻自破。看来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如欲进入真正的文化层次，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分析范式与文化分析范式的有机融合。

4、媒介与文化

上述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即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安以及凯茨、利比斯的研究足以表明，把媒介等同于文化是颇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对于它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的操纵性影响。固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媒介在全球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通常的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停留在政治经济或制度的层面，从经济支配的现象直接推导出文化支配的结论，无疑显得简单化；但是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媒介的文化支配效果并不存在？这看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人们接触媒介的经验现象几乎是无穷繁复，而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与所能运用的分析手段又是这样的有限，所以像安等人的研究最多只能证伪关于媒介的绝对而直接的文化效果之类的简单化说法，但却不能证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一定不存在。因为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穷尽所有的阅听经验，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已断然否定了经验性研究具有最终裁判权的假定。经验性研究的价值看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提醒与警语，昭示接受活动的复杂性、文化差异性以及大而化之的理论话语的误区。

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of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中介————————中介

———————╲————————╱

————————文化是再现（媒介）“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帝国范文篇6

今天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所有民族，都有相当的历史，它们在历史潮流的推动和作用下，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界，将中华民族汇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是不同的。在1911年之前，这个共同体是传统的中华帝国体系；在1911年之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帝国体系的瓦解，这个共同体就是逐渐确立和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的实现，既需要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发展，也需要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更高程度的团结与统一。本文将通过对帝国体系与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考察，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一、帝国体系下的民族关系与少数民族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少数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费孝通先生描述了这个过程：“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聚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吕思勉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逻辑的描述都共同展现出一个基本现实，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以华夏为中心不断吸纳和融合周围少数民族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以前，主导这个历史过程的是以汉族为主体、以中原为腹地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发展出来的，以秦统一国家为起点形成的帝国体系则是汉族与其他民族实现互通、互融的直接主导力量。

中国传统社会的帝国体系，又称为中华帝国体系，是在秦建立统一的国家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汉承秦制之后，通过独尊儒术，实现了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有机统一，此后这套体系不断完善，直至存续至清末。这套帝国政治体系的政治基础是以皇权和官僚统治为主体的中央专制集权；经济基础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社会基础是以家族单位为主体的宗法社会；文化基础是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社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有朝代更替、分合循环，但是帝国体系的基本架构却持续存在，它与构成这个体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性保障了帝国体系的超稳定结构。这套帝国体系的创造主体是汉族与汉文化，但在帝国体系的存续的历史过程中，它并非都一直掌握在汉族统治为主体的王朝手中，如元、清两代就非汉族统治，但是，作为一种华夏文明的制度和价值的具体体现，这套帝国体系凭借其所蕴含的文明力量的优势，却自始至终保持着以汉文化为核心聚合多元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格局。在中国传统社会，各少数民族都有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存在形态和治理形态，但与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发生交往关系后，其生存与发展就不得不面临帝国体系的作用与影响。从传统中华帝国体系发展来看，帝国体系对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主体体现为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文化的同化。在艾森期塔得看来，在前现代社会所存在的帝国体系中，中华帝国体系属于文化性的，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作为帝国统治所必然追求的领土扩张、军事强盛和经济增长等等，“总是在文化方面被表达出来，并且是作为文化价值与取向的从属物而形成的。”中华帝国体系的这个特点决定了文化同化是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文明、与汉文化交往必然面临的问题。这种文化同化，首先源于中原地区文明对周边和文化的辐射作用以及汉族以“文化”内涵来确定族群“认同”的观念。从历史上看，中原王朝在区分属民时，常用的范畴是“化内”和“化外”。所谓“化”，指的是汉文化的“教化”，凡是接受“教化”的就被认同是“天子”的臣民。“化外之民”者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蛮夷之属”。因而，“化”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文化同化功能，而这种文化同化，不仅仅具有文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政治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帝国体系内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以及少数民族中个体的社会身份，因而其内在力量是很强的。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文明与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历史落差，使得少数民族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原地区的文明作为仿效的典范，学习汉文化，争取中央朝廷的赐封和爵位。由于有对汉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对中原地区文明的向往，这种文化同化，不是通过武力或其它强力实现的，而是通过政治和文化的交往实现的，其过程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

第二，中央的调控。中华帝国体系在制度上实行的是中央专制集权的制度体系。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来看，中央专制集权主要从两个纬度来讲：一是郡县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二是官僚体系中皇权与百官的关系。但事实上，中央专制集权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主导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帝国体系下，这种中央专制集权不仅是一种帝国治理上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一种以中厉卜一中央为地域和行政核心所形成的帝国的整体与局部、中心与边缘的秩序安排。这种中央专制集权，作为一种治国的制度安排，体现为权力的高度集中；作为一种秩序安排，则体现为中央权威的强大。基于中央集权所形成的帝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中心吸纳和带动边缘的开放性的共同体，维系这个共同体的最根本力量不是中央权力作用的强弱，而是局部和边缘力量对中央权威的认同。具体来讲，中华帝国体系基本上是以汉族为核心组成的多层次结构的中央帝国。汉族省份是这个帝国的腹地，有着严密的行政管理机构，直辖于皇帝。少数民族杂居地区的行政组织就松散一些，一些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被任命为地方官吏。在邻近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区域(如内蒙古、川西、青海、云贵、广西)，则是通过本民族的世袭王公贵族、土司头人来治理。再往外层，地方政府的权力就更大一些，如西藏即是由地方嘎夏政府治理。中央只派驻藏大臣来实施监督。最外一层是清王朝的藩属国，如当时的朝鲜、琉球、安南等，是独立的国家，向清朝纳贡并承认清朝为其宗主国。中央通过帝国体系所形成的中心与边缘、整体与局部的秩序安排，是一个中央调控层层淡化的结构。中央对少数民族调控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弱。李鸿宾博士以唐朝中央与北方区域的民族关系为对象，研究了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其研究结论表明：“中央王朝的权威及其集权体制的确立是中华民族国家整体之能维系的核心因素，离开了这个核心，其他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就不可能持久，全民族的统一局面也不能存在下去。”因此，中央王朝权力与权威的强盛与衰败，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内部的关系与结构。我们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论。即在帝国体系下，少数民族的实际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集权的强弱。

第三，经济的渗透。帝国体系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发达先进的农业，是中原地区对周边族群影响和凝聚的重要基础。“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贴贴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在这里，费孝通阐述了农业经济对民族关系可能产生的最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农业经济对中原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影响是多途径、多层次的，其中有通过贸易与物资交换所形成的影响，如中原农业区与北部西部牧区之间的“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一度是中央王朝控制游牧民族的手段；有的是通过阿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屯田、开垦来影响这些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使其转向农业社会，如大量汉族人进入蒙地与蒙族人共同开发农业以后，到清代，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放弃了游牧的生活方式，转而经营农业，进而改变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为开垦种地的定居生活。再有就是通过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来影响少数民族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民族的迁徙和人口的流动自然是双向的，有中原的汉族人向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迁徙和流动，也有周边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迁徙和流动。不论是朝哪一个方向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其最终的经济影响都是共同的，那就是农业经济深刻地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本身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

第四，族群的流动。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逻辑来看，帝国体系是通过王朝的更替和权力的扩张来保持其存续的内在平衡和稳定的外部环境，而王朝更替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化以及帝国权力扩张中的各种政策和制度安排，都往往会引发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个形式的族群的流动与迁徙，从而使得各个民族都或多或少出现多元的区域分布，从而出现了多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杂居的格局。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通过屯田拓边、驻防戍边、移民实边等方式，通过屯垦、商贸、出仕、反抗、追求耕地、征调服役、难民流亡、改朝换代、战争征讨、举族内附等许多途径，通过后汉匈奴内附、东晋‘五胡乱华’、隋唐北向扩张、晋宋数度南移、蒙满入主中原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及进程，不断反复地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规模及程度不等的民族迁移，游徙和流动分合，实现了各民族人口一次又一次的分布与再分布，最终促成了今日中国多民族之间的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性散居状态相并存的格局。”

应该看到，在帝国体系下，各民族也实现了整合，但是这种整合是以“华夷之辨”为基础，以中央王权为核心，以制度和文化为力量，以固国安邦为目的的整合，这种整合不是基于对权利的尊重，而是基于对各种权威的尊重：少数民族尊重中央王朝的权威，从而获得中央政府的册封；中央政府尊重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权威，从而获得他们的归顺和服从。因而，这种整合既可看作是中央王朝权威、权势作用的产物，也可看作是笼络与归附、同化与交融的产物。在这种整合中，除了能看到一些互惠与互助之外，看不到任何实质意义的平等，更没有权利可言。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帝国体系下，民族之间的关系既有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一面，也有相对自主、关系松散的一面。帝国体系虽然通过文化、制度以及经济的力量将周边的少数民族聚合在一起，但这种聚合与现代国家对国内各民族的聚合不同，它不是要通过聚合来建立一个各民族平等共处其中并对其有共同认同的共同体，它的前提和基础是建立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更不是高度有机性的聚合，其所构成的聚合整体自然就是一种自在性的存在体。在这种自在存在中，少数民族在整个帝国体系中难以获得主体性的地位，便多以边缘化的、依附性的方式存在。这种存在方式，使得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自身，往往取决于与中原文明以及与帝国中央政府的关系。

二、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建设的开启

帝国体系对中华民族整合所形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没有稳定的整体外形。借助“华夷秩序”，这种整合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伸展性，这种整合形态与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内部联系的松散性是相呼应的，就某种程度而言，正是内部联系的松散性创造了外部联系和吸纳的开放性。因此，一旦帝国体系崩溃，维系各民族的制度、文化和权威架构坍塌，民族之间的内在关系就必然松散开来。这正是为什么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过程，民族国家的建设必须时刻与统一相伴而行的重要原因。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发展的重要的变化，传统帝国体系被颠覆和重构，同时“在中国近代思想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思想层面上的这种变化运动，是基于现实历史运动展开的，具体就表现为从帝国体系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政治大变迁。

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推翻清王朝物质形态的同时，也结束了从秦汉发展而来的帝国的政治统治时代。从表面上看，这场革命终结的只是一种阶级统治，一种制度体系，但从本质上看，它终结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组织与构成的根本形态。在辛亥革命前，是帝国的“天下”将各个民族聚合在“天下”。这种聚合虽有轴心，但无边、无形，是边缘对中心依附的聚合，同时，也是中心辐射边缘的聚合。这种聚合，不是要形成一个有形的“天下”，而主要是巩固“天下”的统治，拓展“天下”的空间。由于中央王朝是实现这种“天下”聚合的轴心，所以，一旦中央王朝在结构上被摧毁，这种“天下”的聚合也就必然随之分崩离析。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正是从结构上摧毁了中央王朝。于是，辛亥革命之后，任何一个政治统治力量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将分崩离析的“天下”重新聚合起来。中国的近代民族国家建设正是因这个问题而起的，这是现实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

表面看来，传统的帝国体系是被辛亥革命摧毁的，但实际上是在帝国体系内部危机与西方列强的外部压力的双重挤压下而崩溃的。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历史使命。统一是独立的前提，而这种统一必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权的统一；二是国家的统一。中国社会要摆脱西方列强、获得独立，就必须将这两方面的统一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必然的，也是最直接的政治形态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是政权的统一与国家的统一的有机结合，前者体现为现代民族国家对主权至高无上性的内在要求；后者体现为现代民族国家在有形的政治共同体下将构成共同体的各个群体整合为具有共同国家认同意识的民族共同体。辛亥革命之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问题就历史地摆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面前。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的不同凡响之处，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提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但实际上，作为一种国家发展的历史性选择，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问题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全面提出来了，正如杜赞奇所言：“在1911年共和革命前的岁月中，现代国家主义为中国知识界所接受。”

从人类的历史发展逻辑来看，现代民族国家是随着现代社会出现而出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具体而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其使命就是通过有效的中央集权在一定的空间内将分散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集中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内部统一，外部独立的民族共同体。这样“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可见，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就是将一定地域个体与群体统一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形式。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所谓民族国家，就是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队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事实和理论定义可以看出，拥有至高主权的现代国家形式与一定区域的多元群体在一定的主权下凝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是相辅相承的：即多元群体是有机凝聚现代主权国家的前提；而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则要有效整合主权范围内的多元群体。对照近代中国社会，就会看到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提与基础就是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将中华各族凝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显然，人类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中华各族聚合的实际政治意蕴，决定了这种聚合与传统帝国体系下的民族聚合有本质不同，不是中央王朝集权和强烈控制的结果，而是民族自觉的产物。这种民族自觉的动因，一方面来自西方列强侵略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整体性的压力和危机；另一方面则来自帝国体系解体之后，各民族对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内在需求。正是这两个动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作为自觉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形成。因为是两个动因的作用，这个过程必然是“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现代国家的建立相生相伴、相互推动的过程。

相较而言，外部列强的欺压，是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外因；而用现代国家代替传统的帝国体系，则是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内因。这就决定了近代建立民族国家的观念与行动，基本上都是从抵御外部欺压出发，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并在共同对付外敌中，使“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发展为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个过程基本上都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在近代中国政治与思想发展中，梁启超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1903年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提出了“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两个概念，并阐释道：“吾中国民族者，常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民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本部属部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也”。他认为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压，中国要救亡自强，在世界上获得独立自主，就应该从大民族主义出发实现各族的大联合，所谓中国，实际上是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而组成的一个大民族，而这个“大民族”才是承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真正载体。要建立这样的大民族以反对外来的西方列强入侵，在现代政治条件下，就必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国家对抗国家”。他说：“今日欲救中国别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为此，他主张思想观念上应该放弃传统的“天下”思想，认为“天下”思想“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也，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这样的思想不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因而必须用“国家思想”来代替。“国家思想者何，一日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日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日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日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显然，在这种“国家思想”下，国家成为一个社会的最高存在形式，所有的东西都在国家中存在，同时，国家中存在的所有东西都应为国家而存在。所以，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

作为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梁启超是如此，作为政治家和革命家的孙中山更是如此。众所周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从“汉族的民主主义”向“中华民族主义”转变的过程，而决定这个过程变化的是他对革命目标的认识的变化。他的最初革命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可以说，其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从“驱除鞑虏”为逻辑起点的，革命的落脚点难以摆脱“反清复明”的影子；然而，随着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的深入，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逻辑起点就是“创立合众政府”，其实质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此，他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强调在“五族共和”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共和”是“合众”的基础，而实现“共和”的关键，就是各民族平等。他说：“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公，即皆取得国家参政权”。同时明确表示，“今日共和政体，人人自由，五族平等”。孙中山把这种民族主义，与其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起付诸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实践，从而在中国社会开始了真正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

国民党一大对“民族”的定义则为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基本的原则：一是中国民族自身的解放；二是中国境内的民族一律平等。金冲击认为国民党一大的这个定义所包含的原则，“与我们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也是相合的”。这也就意味着辛亥革命后开启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成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任何形式政治发展都必然要面临的问题，而且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内在的要求，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任何努力，都必须以作为自觉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的整合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都必须为“中华民族”有机整合和整体复兴服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以这样的“中华民族”为基础，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使命的。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以“中华民族”为其开篇的：“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是在文明危机、民族危亡和国家破碎中展开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孕育出了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并以此来整合各个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础、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这种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并没有在实际的国家建设中转化为对少数民族权利的肯定、尊重和维护，从而使现代民族国家建设面临这样的困境：一边在努力将各个民族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一边面临着因民族压迫所带来的民族冲突和民族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国家独立与统一的同时，基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性地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在统一的国家中，在现代的民主制度基础上，凝聚除了多民族平等共存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现实基础；而进一步发展、整合和巩固中华民族则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使命。

三、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

前面的分析表明，“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两个政治体系的整合：其一是古典的帝国体系；其二是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前一个体系聚合了中华民族，后一个体系整合了中华民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从而在整体上迈向现代化。

在国内目前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对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比较普遍地认同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根据这个理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这个理论把“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分为了两个阶段：一是自在存在与发展的历史阶段；二是自觉存在与发展的历史阶段。其中的界限在于中西文明碰撞之后开启的中国近代历史。前一个阶段存在于传统帝国体系下，后一个阶段是随着近代中国开始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而出现的。

“中华民族”成长的两个历史阶段，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存在形式的两种历史形态，即自在存在的历史形态和自觉存在的历史形态。在“自在”状态下，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出于各个民族的内在需要而进行，因而，有其自发性、随意性和松散性的一面；但在“自觉“状态下存在，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自然基于各民族为联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民族共同体而形成的共同认同展开的，因而，这种民族的联系与交往，不仅取决于民族的个体意志，而且取决于各民族所形成的联合体的共同意志。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民族关系从“自在”状态转向“自觉”状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这个过程比较漫长。然而，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这两种状态之间的替代，不是民族间关系交往自我有序发展的结果，相反，是“自在”状态下的“中华民族”面临整体生存与发展危机的结果，因而，它们之间的替代具有突进性。

“中华民族”从自在存在向自觉存在转变的历史过程，应该从三层历史逻辑来看：一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这个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社会在整体上从古代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重大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中华民族”存在状态的这种转变，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超流域方向。二是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这种转变之所以能够形成。与自在状态下的“中华民族”之间业已存在的深刻内聚力密切相关，正是基于在历史、文化、社会以及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内聚力，自在存在的“中华民族”才不会在面临整体性生存危机的时候，解体分散，相反，走向更高、更新形态的聚合，从而开启自觉形态的“中华民族”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三是从“中华民族”存在状态转变的历史逻辑来看，这种转变的运行逻辑是整体性的危机一共存，具体来说，促使“中华民族”存在状态发生转变的根本力量，不是外敌的入侵，而是外敌入侵之后“中华民族”所共同面临的文明的危机，因而，这种文明危机对中华民族来说，是整体性的危机。这种整体性的危机，直接威胁到各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共同的危机所带来的共同的生存问题，必然使“中华民族”在旧有的存在状态面临危机之后，自然而然地孕育出寻求共存发展的愿望，即整个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因而。这种共存发展的合理形式就是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孙中山先生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及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统一。”正因为有这种合中华大地民族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在自在状态下存在的“中华民族”才能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才能比较有力、有效地抵制了民族分裂势力的种种作用和影响，使“中华民族”迈上自为的民族建设和发展的道路。

从中华民族存在状态转变的历史逻辑来看，尽管其具体的历史过程和转变形式，具有突变性的特点，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转变具有深厚历史基础，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自在存在的“中华民族”是现实存在的中华民族，而危机触发“中华民族”从自在存在向自觉存在的转变，本质上仅仅将自在的“中华民族”建设成为自觉的“中华民族”开始，换句话说，自在的“中华民族”迈向自觉的“中华民族”的本质含义应该是：中华民族基于历史形成的多民族交往和融合的民族关系，将各民族凝聚成为一个多元统一的、有共同国家认同的现代民族共同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虽然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但是其形成和发展则始于近代。

显然，自觉的中华民族是在自在的中华民族基础上形成的。应该看到，中华民族在自在存在的状态下，并非分散的存在，而是具有十分普遍和深刻的交往与融合，而这种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正是中华民族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基础。对此，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成为“一体”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先有各地区的“初级的统一体”，又形成北牧、南农两大统一体，最后以汉族为核心汇成一个“大一统”的格局。到了近代，“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孝通在这里指出了中华民族走向一体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地域、生产形态以及民族关系都对中华民族走向“一体”起到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但是，从中华文明的特性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这些因素在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一体的过程中，都不是孤立起作用的，相反都借助了主体文化的力量，这个主体文化的载体就是汉民族。费孝通指出：“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任何一种主体文化要成为凝聚不同文化族群的力量。就必须在价值和制度上体现出其主体文化的优势。因此，我们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空间中所看到的多民族在统一的中央政权下的聚合，更多地体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帝国体制和价值对国家内的各少数民族的吸纳、统合和同化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自在存在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在传统中华帝国的政治空间和制度体系下存在的，而这种政治空间和制度体系在将各个民族凝聚成为一个自在存在的中华民族实体过程中起了关键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中国从建立统一国家之时起，就具备多民族国家的性质，秦汉为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开端，中间几度分裂，也是在一个国家中分裂，并且每次分裂之后都重归统一，终于在清代确立为稳定的、巩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显然，自在存在的中华民族是与传统的帝国体系相适应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帝国体系的产物。辛亥革命在结束中国传统帝制的同时，也把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放在了中国社会面前，即如何在帝国体系解体之后，把多元的民族在新的政治体系下，重新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回答这样问题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还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党人，都坚持这样的基本国家建设理念：将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共和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基于民族平等与共同发展而形成的统一的中华民族，是中国社会建立共和国的内在基础；而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一个基本使命，就是通过国家整合将中华民族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成为具有整体自觉的中华民族。这个国家建设理念的落实与实践，在推进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同时，也深刻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整合与自觉。

四、结语

不论是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存在的中华民族，还是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存在的中华民族，实际上都是整合的结果，前者由帝国体系达成，后者由现代民族国家引发。虽然帝国体系和现代民主国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但是从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帝国体系对中华民族的整合，还是为中国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基础。可以说，没有帝国体系对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整合，也就不可能在近代形成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存在的中华民族。

帝国范文篇7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历时一年，对美国农业和粮食市场进行了“田间考察”和调研，访问众多基层消费者、农业生产者以及NGO行动者和研究者。经过3个月的写作，他完成了题为《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的报告，对全球粮食产业链进行了相对完整的梳理，并提出中国粮食政策的方向性建议。

本报记者就当下全球粮食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农业是最容易被资本所抛弃的

如何看待去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粮价暴涨？已有的分析说，各国粮食储备下降、出口国干旱歉收、乙醇汽油开发、石油涨价，还有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工业用地挤占耕地、生活水平提高粮食需求量增大，这些原因共同构成了粮价上涨。请问，您认为这中间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缺乏资本青睐，常常成为投入不足的产业，这使得其稳定的供给常常是脆弱的。粮食储备下降、出口国干旱歉收、石油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涨价、工业化城市化占地等因素，在近两年集中释放，影响了粮食的稳定供给，打破了本来应该相对稳定的粮食供求平衡。

如果不能就农业经济的自身规律以及现代化系统对农业和农村的挤压，形成基础性的认识，粮食危机还会阶段性甚至周期性地出现。

而危机的受害者，几乎都是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占收入水平比例）较高的平民，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幸的是，贫困人口绝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为应对粮价上涨而提供食物补贴。

您认为忽视农业和农村是一种“全球现象”，这是粮食危机的根源？

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各种新兴产业，农业是最容易被资本所抛弃的。

原因十分明显：短时期内，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如其他产业一样，有爆炸性增长。农业满足的，又主要是人们的食物需求，在短时期内，人口数量是既定的，对食物的需求量，自然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农业是最不容易扩张的一个部门。因此，在资本面前，农业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农业高补贴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

同时，这却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出现悲剧性结果的根本原因，他们无力弥补这一市场失灵。一方面，他们的政府或者没有认识到农业的基本规律，或者无力支付高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在面临本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侵袭时，渐渐丧失粮食供给的自主性。因此，农业无利润、农民流离失所、农村凋敝，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必然现象，更是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

美国的垃圾桶与赤贫人口的胃

亚、非、拉一些国家已出现粮荒，并导致社会动荡。为什么粮食危机最早的受害者总是落后国家？这与他们国家的粮食政策有关吗？

实际上，粮食危机表面上常表现为总量问题，而背后的原因却是结构问题。

回顾全球农产品自由贸易之前的时代，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一个单独的食物生产和经销体系，能够至少保障其居民的基本生存。反而，在绿色革命发生，粮食单产大幅度提高的近几十年，许多居民却常常面临粮荒的生存危机。两相对比，我们不得不考虑农产品自由贸易之害了。

在现代技术要素注入农业后，粮食的总量，早已足够喂养全球人口了。不幸的是，粮食的生产地区和粮食的消费地区，却出现日益严重的脱节。生产地，越来越集中在几个粮食生产大国，而诸多主动或被动加入农产品自由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则失去了他们本来具有的本地化食品体系。只能仰赖粮食援助，或廉价粮食的供给。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在食物体系上仰人鼻息的，自然是那些无力维系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粮食供求一旦出现变数，受害的，自然也是这些国家的居民。

有一种说法，“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穷人买不起粮食”，这大概也属于“结构问题”吧？

美国是世界粮食出口第一大国，它能够维系一个廉价的粮食生产体系，与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国家利益、居民消费惯性以及巨型公司的“捕获”有关，也是美国国内粮食生产体系、食品消费体系、能源消费体系已经产生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伴随石油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资本化大机器农业，面临巨大的成本上涨压力。寻求将粮食转化为乙醇，以实现本国粮食生产体系、食物消费体系、能源消费体系的良性互动，是题中应有之义。

逻辑上说，造成国际粮价上涨就是这种结构矛盾的副产品。

不幸的是，仰赖美国等少数国家粮食援助或廉价粮食供应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灭顶之灾。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粮食政策有失误，那就是他们是弱国，没有认识到被单一食物体系同化后的危险，或无力抵挡被同化的命运。

*年我在美国时看到一则报道，美国有1／4的食物，是丢进垃圾桶里的。美国在*年10月17日，诞生了其第3亿个国民。简单计算，丢掉的食物，相当于近8000万人口的消费量。而当时报道的全球因饥饿濒临死亡威胁的人口，也正好是8000万。不幸的是，这些食物是在美国的垃圾桶里，而不是在这些赤贫人口的胃里。

我们暂时的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

中国也正在经历食品价格上涨的考验。但在小麦、稻米等主要粮食品种上，相比国际价格似乎还相对稳定。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原因？

相对于这些出现悲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还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在全球粮价上涨的时候，政府有能力调控粮价，能让其保持稳定，由此，也能保持社会稳定。

可是，中国农业的小部门化、农业产业化、粮食市场化，正在不断地推进之中。此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中国之所以比较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与农民们普遍还在进行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直接相关。

但是，我们知道，伴随10多年来农业产业化和粮食市场化的推进，农民为城市居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已经消失殆尽。为自己生产粮食的农民群体，也在大幅度地减少。在这一轮的“粮食战争”中，中国可能还能暂时保持中立。而在食物帝国下一轮的粮食洗牌过程中，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乐观。

许多分析称，粮价上涨将是个长期趋势，您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是否能维持粮价稳定？

粮食价格的长期高企，并不符合粮食主要输出国的长期利益，也不符合食物帝国主导者的长期经济利益。所以，未来三五年内，粮食价格必然还有一个下落的过程，在未来这一轮粮价洗牌过程中，中国、印度等国的小农和独立的食物体系，可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实际上，中国的主要粮食价格，早已既“踏破了地板”（成本价）、又“捅破了天花板”（国际价），中国的粮食价格调控，这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任何弹性空间。只是自从去年“天花板”价格大幅度上涨后，中国粮价才看起来具有竞争性。正因为这样，当这一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风潮结束后，中国粮食生产体系面临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小农经济”真的不堪一击？

在中国，人们通常把发达国家的“农业资本化、产业化、集约化”，看作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并认为当下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对抗国内外的大型粮食企业，甚至成为被剥夺的对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拉美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已经在食物帝国的诱使和迫使下，失去了传统的本地化食品，被拖出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其国民也被塑造成为食品帝国所需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也正在这一进程之中。

当一国的政府决策者和农业专家们，多已被“洗脑”，认同本地化食品体系不如全球化食品体系，小农经济模式不如农业产业化模式，低投入、低耗能农业不如高资本、高耗能农业有竞争力的时候，悲剧的大幕就真正拉开了。

美国大农场模式，是与美国耕地多、劳力少、资本充足、能源价格低廉等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同时，又是在殖民扩张和高额补贴两大基本政治背景下出现的。世界上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情和政治军事背景类似的国家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美国这样的发展大农场经济，实行产业化农业的条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先例，是靠和平手段（如市场交易）形成大农场模式。也没有一个先例，不依靠对产业化农场高补贴，就能击垮小农家庭农场的。

笃信“农业资本化、产业化、集约化”信条的人，是看到了农产品市场开放条件下，小农家庭农场无力和产业化食物帝国抗衡的表象，但没有看到背后那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

您在美国做过长期的农业调查，美国农民和农业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在1930年以来，破产了60％,这是政府只对产业化农场高额补贴的结果，并不是他们的竞争力不如产业化农场。如果我们认真看一下恰亚诺夫、斯科特和黄宗智基于苏联、东南亚和中国的实证资料研究，并亲自到田间地头去问问农民，为什么种粮不赚钱但大多数还坚持种粮，就会体会到小农家庭农场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表面看，小农家庭农场无力对抗产业化粮油企业，背后的事实是，中国政府不如美国政府那么有钱。

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凯文·霍金斯才会说：“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

如若说中国的小农经济没有竞争力，那是因为把他们一个个形单影只地拉到了和美国财政部同台竞争的擂台上。然而，美国的小农家庭农场破产后，美国政府会为他们买单，做出“金降落”（记者注：对被收购者的高额补偿费）的制度安排。诸多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小农家庭农场破产，却无法得到本国政府的财政支援和就业帮助。

诸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咨询者，会看到美国产业化农场模式的表面成功，却对墨西哥、阿根廷、非洲国家，甚至中国自己产业化农场失败的事实视而不见。这种咄咄怪事，一直发生在我们身边，人们却视而不见。

中国如何应对“食物帝国”挑战？

有很多分析认为，美国的“生物能源计划”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的“粮食武器”。乙醇汽油并不能根本改变美国的能源供应，却加剧了全球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芝加哥商品市场大宗粮食期货暴涨，则成为现货市场全球粮价上涨的背后推手。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这真是“粮食武器”，它要打击谁？为什么？

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制定了全球性粮食、能源战略，并有能力实施全球战略的国家。因此，美国的石油储备、粮食储备以及生物能源计划，都服从于整个全球战略。美国期货市场、现货市场的价格联动，是有意策划，还是因应全球粮价变动以及供求变化的市场行为？就我所知道的信息，还不足以做出判断。

但是，食物帝国的扩张，不在于一时、一地。而且，食物帝国的主导者，在全球粮食贸易体系中，涨也收益，落也收益，早已经做到了赢家通吃。不是帝国核心成员的经济体，自然而然，是一轮又一轮粮食价格波动的输家。

我曾做过中国大豆的调查，发现去年以来中国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源头是国际大豆价格暴涨，而中国的大豆和豆油恰恰对外依赖性很强。您认为在一个由“食物帝国”控制的时代，作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粮食政策和农业政策需把握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中国选择了让部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就选择了愿意让这部分农产品接受一个单一食品体系的控制。入世以来，中国的大豆，已基本上被食物帝国控制。玉米，可能也在这一过程之中。所以，豆油、豆粕以及饲料价格、生猪等肉禽价格的上涨，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了。

在食物帝国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形成和拓展其疆域的时候，想要逃脱被其控制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我们只能局部地、改良性地推出一些替代方案，让意图自救的小范围农业生产者、消费者和局部区域，能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能以一场消费革命的开展，进行一些改良性的努力。使得自己生产的、食用的食物，尽可能是健康的。使得乡村生活和传统文化，还有继续生存的空间。悲观一些说，使得人类利用食物自杀的历程，还可以延缓一些。

在这一点，我们需要向美国的实践者学习。为应对产业化农业及其食品体系负面效果的挑战，美国中北部的中小家庭农场、城市消费者以及地方政府，已经摸索了一整套替代体系，这一套体系，以消费文化革命为精神内涵，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为实际行动，意图实现三个替代：以消费天然食品替代消费人工（产业化）食品；以公平贸易方式替代自由贸易方式；以本地化食物体系替代全球化食物体系。

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都存在一种颇流行又很有影响力的意见，即在一个粮食供应充足的世界市场上，中国无需维持高成本的粮食自给自足，因为只要可以，就能从国际市场上买到足够多的粮食。您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能否对这种流行理论做出中肯的评价？

正是由于资本通常不愿意进入农业，才造成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将农业真正定位为产业化，农村定位为市场经济。提供居民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是任何时期、任何政权的首要之事。农业高度产业化的美国背后是政府高额补贴，农业上并无多少优势的日本和欧盟，更加以高补贴来保障本地区的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中国在1990年代，也将农业定位为产业化，却从未放弃过对粮食储备、粮食价格、食品质量的控制。“无农不稳”，是各届政府、各地政府的基本认识。各种类型的“米袋子”、“菜篮子”、“吃饺子”工程，总是不断在各地成为政治表达。

我想，只要愿意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农业实践者就会给出合适的答案。如果连最普通的农民都知道即便不赚钱，甚至赔钱都要种粮，以保障自己家庭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话，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也应该知道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食物帝国”推动下的粮食政治

在美国食物结构巨大变迁的背后，站着为数不多的食物巨人——食品集团。这些大型食品集团，控制了从种子培育、种植、收购、加工和销售整个“食物环节”。它们不断地游说政府，对消费者洗脑，对农业生产者施压，去推动食物的商品化，并从每个消费者的嘴里，聚敛着巨额财富。

在大型食品公司控制下，不仅农业生产者别无选择，消费者在消费品种、消费价格和数量上，也别无选择。只是消费者的钱包由于被食品公司视为“上帝”，所以，公司对待消费者，比对待农业生产者，要客气许多。粗暴的直接命令方式，被一系列的广告宣传、健康咨询、品位塑造等洗脑方式取而代之。

比如，孟山都一家公司，竟能控制世界主要谷物和蔬菜种子23％~41％的市场份额，销售额2004年达28亿元。实际上，若再计入杜邦（Dupont）公司，两家公司控制世界多种种子份额就达到一半以上。对种子和农产品收购、加工的垄断，使得他们的行为无异于系统的生物灭绝。当一种又一种的农作物种子，被他们收入博物馆，而市场上仅有几种他们推广的，不具有留种能力的人工种子时，不仅是农作物多样性丧失、居民餐桌和营养结构多样性的丧失，更是人类从食物上脱离自然，从而使得各个国家、民族、人民以及文化等，都进一步被食物王国掌控。

“食物帝国”推动了粮食政治。我们看几则粮食援助和禁运的实例，去理解粮食政治的一部分——粮食援助这个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连德领导下的大众联合政府，却是致力于农业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连德下台后，美国的粮食援助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秘密战略的组成部分。

1973年，美国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地上涨，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其中92％来自美国，因此而受害最大。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但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进行改革时，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之后是苏联解体。

最近一次明显的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粮食援助的另一侧面，则不仅仅限于这样的短期事件，而是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沦为美国附属国的奥秘。

所谓“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粮食贸易或援助时常作为大国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预别国内政。曾是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愿和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帝国范文篇8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旷新年：《"泰坦尼克"的胜利》，《粤海风》1998年第3期。

（3）、《<泰坦尼克号>让我们颤栗》，《电影评价》，1998年4月。

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工业霸权角度分析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媒介与其他文化面向是不可分离的，人们与媒介的接触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带有文化的后果，必须揭露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与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更一般的帝国主义内在勾连的，因而谈论媒介帝国主义而回避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毫无意义的（1）；二是作为一种民族性（nationality）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该论述关心的是西方外来文化对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关注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逐步消亡。但是人们在何为"本土文化"（nativeculture）问题是常常莫衷一是。文化不可能属于某一地域（地理范畴）。本土的正宗性如何来保证？"本土"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村落？社区？国家？跨国组合（如拉美）？多数此类论述习惯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因而此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主旨实际上是谈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2）；第三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侧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成员多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它认为所谓"世界体系"事实上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真正的"帝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因而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与民族国家的支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论证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时，它提出的两个证据是：1、资本主义文化是造成同质文化的一种力量；2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展等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因而可以用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狂潮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凯旋。（3）最后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是现代性批判。它试图探讨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容大致有资本主义、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进步、理性）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因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而批判现代性则要表明这个叙述远未穷尽人类叙述。此外，这一论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第三种论式，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言说。（4）

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

（1）、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译本，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第42-43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toReadDonnaldDuck：ImperialistIdeologyintheDisney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随着西方传媒理论界对于阅听人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的不满。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对于大众文化文本之意识形态效果的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完全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与选择能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论域扩展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在这些批评中，伊安·昂（IanAng）的《收看豪门恩怨》（《WatchingDallas:SoapOperaandtheMelodramaticImagination》，London，1985）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分析显得慎密得多。关于这个肥皂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空前激烈的批判（认为它威胁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认同，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安指出，此类对于《豪门恩怨》的批判，把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简单等同于文本的实际文化效果，他们只揭露该剧的"险恶"用心，而不去分析观众的实际收看过程。安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巨大愉悦到底来自何处？与意识形态效果有无关系？它是否来自作品的结构本身的成功？读者是否意识到享受这一文本与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他（她）能否自己化解并解决这样的紧张？说到底，读者有没有批判的能力？为此，安在荷兰的一家妇女杂志上刊登一则广告，要求观众把自己收看《豪门恩怨》的体会写信告诉她。结果发现：许多人收看节目时的欢快享受与它的意识形态效果并无必然关联。伊安·昂还发现，"（那些激烈批评《豪门恩怨》的）文化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外来文化价值与’文本的愉悦’之间产生矛盾以后，观众能够加以鉴别而取其精华。"

此外还可以提一下凯茨（E·Katz）与利比斯（T·Liebes）对于《豪门恩怨》的研究。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其中不乏反西方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这类反映不止是否认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强化了阅听人本身的文化价值，包括人际交往的道德、性道德以及对于金钱的看法。

总之，该研究表明，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至少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之于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想象的要高出许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1）这就使得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前提──观众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接受文本，因而其接受效果必然完全一致──不攻自破。看来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如欲进入真正的文化层次，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分析范式与文化分析范式的有机融合。

4、媒介与文化

上述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即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安以及凯茨、利比斯的研究足以表明，把媒介等同于文化是颇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对于它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的操纵性影响。固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媒介在全球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通常的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停留在政治经济或制度的层面，从经济支配的现象直接推导出文化支配的结论，无疑显得简单化；但是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媒介的文化支配效果并不存在？这看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人们接触媒介的经验现象几乎是无穷繁复，而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与所能运用的分析手段又是这样的有限，所以像安等人的研究最多只能证伪关于媒介的绝对而直接的文化效果之类的简单化说法，但却不能证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一定不存在。因为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穷尽所有的阅听经验，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已断然否定了经验性研究具有最终裁判权的假定。经验性研究的价值看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提醒与警语，昭示接受活动的复杂性、文化差异性以及大而化之的理论话语的误区。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of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中介————————中介

———————╲————————╱

————————文化是再现（媒介）

帝国范文篇9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旷新年：《"泰坦尼克"的胜利》，《粤海风》1998年第3期。

（3）、《<泰坦尼克号>让我们颤栗》，《电影评价》，1998年4月。

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一论述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媒介工业霸权角度分析文化帝国主义，认为媒介与其他文化面向是不可分离的，人们与媒介的接触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并带有文化的后果，必须揭露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与经济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与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更一般的帝国主义内在勾连的，因而谈论媒介帝国主义而回避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毫无意义的（1）；二是作为一种民族性（nationality）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该论述关心的是西方外来文化对于第三世界本土文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关注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逐步消亡。但是人们在何为"本土文化"（nativeculture）问题是常常莫衷一是。文化不可能属于某一地域（地理范畴）。本土的正宗性如何来保证？"本土"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村落？社区？国家？跨国组合（如拉美）？多数此类论述习惯上是以民族国家为划分单位。因而此类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主旨实际上是谈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2）；第三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侧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成员多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继承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它认为所谓"世界体系"事实上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真正的"帝国"是资本主义本身而不是特定的民族国家，因而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与民族国家的支配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在论证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胜利时，它提出的两个证据是：1、资本主义文化是造成同质文化的一种力量；2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展等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扩张，因而可以用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狂潮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性凯旋。（3）

最后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是现代性批判。它试图探讨文化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与现代性的扩张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在这里现代性的内容大致有资本主义、都市化、大众传媒的勃兴、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等。这一论述认为，现代性的叙述（如发展、进步、理性）已经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因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构件，而批判现代性则要表明这个叙述远未穷尽人类叙述。此外，这一论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第三种论式，因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言说。（4）

当然，上述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论述不是截然分离的，实际上它们分别突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面向中的一个，而实际上这四个面向是紧密关联的。比如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就认为，对于媒介权力的解释必须纳入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对于西方媒介霸权的分析可以是经济角度的（媒介产品的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的媒介帝国主义就是经济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文化角度的，侧重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价值面向，媒介产品在文化价值观上的效应。而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论述的媒介帝国主义则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着重揭示文化支配与经济支配、文化依附与经济依附、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这样它就与其他几种文化帝国主义论述连接起来了。

3、媒介帝国主义批判

媒介帝国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赫伯特·西勒（HerbertSchiller）,一般是在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框架中的谈论媒介帝国主义问题，因此政治经济的分析取向在其中占有明显的优先性。然而这一取向在为媒介帝国主义论述提供无庸置疑的理论高度的同时，也为它带来了明显的大而化之的倾向，即对于媒介对于观众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的经验分析。他们常常只是想当然地断言：由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媒介在文化上的操纵性效果是无庸置疑的，而不再进一步追问：这种效果是直接且没有

（1）、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译本，冯健三译，台北时报文化企业公司，1993，第42-43

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本文的观点与材料极大地得益于此书，特此致谢。

（2）、（3）、（4）、同上书，第46-48页，第51-54页，第54-57页。

中介的吗？文化支配与一般经济支配的区别何在？如何把文化支配这个过于笼统的说法坐实？人们到底是如何体验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那些中介是应该而且必须考虑的？我们甚至

可以认为，这种直接影响说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很类似洛克的"白板"说，其结论则与我们熟悉的机械反映论如出一辙。

我们不妨通过《唐老鸦》与《豪门恩怨》这两个著名的美国大众文化文本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多夫曼与马特拉（A·Dorfman，A·Mattelart）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鸦？迪斯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HowtoReadDonnaldDuck：ImperialistIdeologyintheDisneyComic，1971年出版于智利），从天真无邪的卡通故事背后解读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阴谋。该书认为：这部卡通片正是因为它的有趣而成功地实现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变得"自然而然"。他们对于那些沉溺于帝国主义消费品的乌合之众发出棒喝："可口可乐不是简单的事，在它背后顶着整个上层结构。"

然而，虽然他们对于"唐老鸦"的可怕的意识形态阴谋的分析显得振振有辞，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疑问：《唐老鸦》这一文本是否真的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形态效应？如果是，它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一般儿童乃至成人是如何阅读这个文本的？他们正的像这两位批评家所分析那样去解读吗？他们也那么在乎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么？也就是说，要想令人信服地论证《唐老鸦》的意识形态"洗脑"功能，就必须仔细深入地（而不是想当然地）说明人们阅读迪斯尼文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因为只是文本的存在不足以证明其实际的影响，否则就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解读进入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文化效果的论述。

随着西方传媒理论界对于阅听人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理论家的不满。在有些批评家看来，对于大众文化文本之意识形态效果的简单化理解，事实上完全忽视了观众的主动性与选择能力，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把论域扩展到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在这些批评中，伊安·昂（IanAng）的《收看豪门恩怨》（《WatchingDallas:SoapOperaandtheMelodramaticImagination》，London，1985）尤其值得注意。该书对于大众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的分析显得慎密得多。关于这个肥皂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空前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空前激烈的批判（认为它威胁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认同，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安指出，此类对于《豪门恩怨》的批判，把对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简单等同于文本的实际文化效果，他们只揭露该剧的"险恶"用心，而不去分析观众的实际收看过程。安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的巨大愉悦到底来自何处？与意识形?Ч形薰叵担克欠窭醋宰髌返慕峁贡旧淼某晒Γ慷琳呤欠褚馐兜较硎苷庖晃谋居虢邮茏时局饕逡馐缎翁涞慕粽牛克ㄋ┠芊褡约夯獠⒔饩稣庋慕粽牛克档降祝琳哂忻挥信械哪芰Γ课耍苍诤衫嫉囊患腋九又旧峡且辉蚬愀妫蠊壑诎炎约菏湛础逗烂哦髟埂返奶寤嵝葱鸥嫠咚＝峁⑾郑盒矶嗳耸湛唇谀渴钡幕犊煜硎苡胨囊馐缎翁Ч⑽薇厝还亓R涟病ぐ夯狗⑾郑?quot;（那些激烈批评《豪门恩怨》的）文化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外来文化价值与’文本的愉悦’之间产生矛盾以后，观众能够加以鉴别而取其精华。"

此外还可以提一下凯茨（E·Katz）与利比斯（T·Liebes）对于《豪门恩怨》的研究。他们把观众依据阶级背景、教育程度与种族分成50个组群，每个组群三对夫妇，这样做的理论假设是：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而不只是个人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穿越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文本的意义、内容与效果都必然产生极大的变化。不同种族的人在观看同一剧作的时候都把自己所属之种族的价值观带了进去，其中不乏反西方价值观的内容，比如有一个摩洛哥的犹太人看后的评论是："虽然他们有钱，但是我的生活方式比他们高明"。这类反映不止是否认了西方的价值观，而且还强化了阅听人本身的文化价值，包括人际交往的道德、性道德以及对于金钱的看法。

总之，该研究表明，观众是主动而积极的（至少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般被动、消极、无能且愚昧），他们建构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与文本进行的"协商"。这一协商的过程相当细腻复杂，观众的反省批判能力、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洗脑"功能的抵抗能力，比之于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想象的要高出许多。正如汤林森指出的："认为文本能够穿越各个文化疆界而仍然分毫无差的说法，并不可信。"（1）这就使得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前提──观众以一种相同的方式接受文本，因而其接受效果必然完全一致──不攻自破。看来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如欲进入真正的文化层次，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分析范式与文化分析范式的有机融合。

4、媒介与文化

上述研究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即媒介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安以及凯茨、利比斯的研究足以表明，把媒介等同于文化是颇成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媒介能够对于它所触及的文化产生直接的操纵性影响。固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媒介在全球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样的地位有什么样的文化意涵？通常的媒介帝国主义论述停留在政治经济或制度的层面，从经济支配的现象直接推导出文化支配的结论，无疑显得简单化；但是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足以说明媒介的文化支配效果并不存在？这看来也是颇成问题的。因为人们接触媒介的经验现象几乎是无穷繁复，而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与所能运用的分析手段又是这样的有限，所以像安等人的研究最多只能证伪关于媒介的绝对而直接的文化效果之类的简单化说法，但却不能证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一定不存在。因为若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穷尽所有的阅听经验，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已断然否定了经验性研究具有最终裁判权的假定。经验性研究的价值看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提醒与警语，昭示接受活动的复杂性、文化差异性以及大而化之的理论话语的误区。

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归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把媒介与文化的关系理解得太过简单。他们几乎认定媒介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媒介，因此文化支配的问题就是媒介支配的问题。由于媒介总是那么的爱出风头，所以我们易于陷入一种错觉：媒介霸权问题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问题。而实际上，正如汤林森所说的："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2）。也就是说，正是"媒介中心论"使得媒介的社会性质遮蔽不彰，因为"人们既然已经隐设电视的影响力强大无比，则电视也就不再是分析的对象，而倒变成了规划研究实务及理论推演的指引……以媒介作为论理中心的理论，无法解释电视何以逐渐变成了大多数西方社会的主流休闲活动，也不能掌握这个现象的社会意义。"（3）。依据汤林森，在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如布西亚、利奥塔、杰姆逊等，都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风气所向，群起模仿，其中的极端者竟至于认为"电视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在布西亚看来，当代文化在大众媒介的彻底渗透之下已经无法分辨独立的生存现实与媒介中介化的"现实"，也无法区分当下的真实文化经验与从电视中获得的经验，真实已经让位于媒介制造的"仿真"。这样，当下独立的"生存现实"是否存在已经极为可疑。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媒介传达意义或组织经验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不存在与媒介相对的经验或意义了。

在汤林森看来，这样的媒介中心论是颇为成问题的。因为媒介信息本身实际上是通过其他文化经验而被解读并产生作用，在上面谈到的"积极而主动的观众"这个概念中已经

（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95页。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3）、罗迪杰语。转引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114页。

包含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人们接触媒介的时候，他（她）必然调动其他的文化资源，因而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诸种中介化活动的交互作用"（interplayofmediations）

虽然我们可以同意说现代传媒在文化的再现中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但仍然无法否定文化的经验还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存在经验（吃喝、工作等）。作为媒介再现的文化与作为"亲身体验"的文化是互为中介的，用图表表示：

————————文化是"亲身经验"

———————╱————————╲

——————中介————————中介

———————╲————————╱

————————文化是再现（媒介）

帝国范文篇10

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冷战时的力量格局应被描绘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恐怖均衡。按照基辛格的理论，由于双方都担心对方会进行核报复，所以不轻易发动核攻击；又因为任何常规战争都可能升级为核战争，所以双方尽量避免冲突（1972）。美苏两国甚至自觉地利用核恐怖互相制衡。1972年，它们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其用意就是将双方暴露在对方导弹攻击的威胁之下，反而促使双方谨慎从事，进而减少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事实证明，核恐怖均衡是起作用的。自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近50年间，除了一些局部战争，世界基本上是和平的；尤其是，美苏之间没有打过仗。

显然，与无核世界相比，核恐怖均衡是一种不合作均衡。我曾提出，在存在着武器竞赛的情况下，不合作均衡也是不稳定的，因为会有一种"不合作升级"现象，或叫作"不合作非均衡"（盛洪，1999，第188页）。即当其中一方在武器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后，就打破了原有的军备均衡，获得不合作升级带来的好处（见图一）。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又类似于经济学描述的双寡头垄断。一般而言，当有两个竞争者时，竞争往往是恶性的，即一方要将另一方淘汰出局，才善罢甘休。尽管不合作升级对整个世界没有好处，由于会给其中一方带来暂时利益，所以变得似乎不可遏制。因此，核恐怖均衡是不稳定的。

说明：当美苏双方知道，一旦发生核战争，双方都会同归于尽（-∞比-∞），它们宁愿采取核恐怖均衡的策略（5比5）；但美国打破了武器（包括导弹、生化、基因和太空武器）水平的均衡，即采取了不合作升级的策略，获得了相对于俄罗斯的明显优势，它必然挖掘这一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成为新帝国（10比-20）。

事实上，虽然没有爆发核战争，双方都在"暗中较劲"。其目的是改变力量对比，在竞争中胜出。直接来看，尽管双方签署了一系列保持战略武器平衡的条约，但任何一方从来没有放弃过改进武器的努力，或者钻条约规定的空子，或者开发没有条约约束的、但更为"先进"即更为可怕的武器。而其战略，包括改变结盟关系（如从苏中结盟到美中结盟），也包括经济发展的竞赛，因为军事实力背后一定是经济实力。更长远地看，即使两大国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它国家的发展也会打破现有均衡。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在核俱乐部中达成一致也就越来越困难。苏联的解体证明了这种两国体系的不稳定性，而冷战后新的核国家的出现，使核恐怖均衡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了。

冷战的结束，实际上就是这场双寡头竞争的一个结局。尽管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是一个军事大国，但其经济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了。这意味着两大国体系将要终结。充分意识到自己优势的美国显然要面临选择：或者继续维系这种均衡；或者摆脱它，走向单极世界，即本文所说?quot;新帝国"。与一个其实力与自己相差甚多的国家维系一种均衡，意味着美国要压抑自己的发展潜力，同时要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放弃假如在单极世界中无需放弃的利益。而如果摆脱旧有均衡的束缚，走向新帝国，尽管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建立战略导弹防御体系有某种增大核战争的危险，由于对手俄罗斯的衰落，这种危险已经不如原先那样大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美国实力上升，俄国实力下降的阶段，把握时机扩大优势、拉开距离，则可以一举成为没有竞争对手的超超级大国。其对美国的好处自不必说。对世界而言，从短期看，一个新帝国支配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比双寡头的情形似乎更具稳定性。因此，不管是否小布什上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规则下，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短期内的理性选择，就是要成为一个新帝国。原来保证核恐怖均衡的条约体系，现在在美国看来都是要摆脱的"过时的"束缚。美国参院否决批准、继而小布什不再要求国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使美国实际上退出了该条约；为推出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美国公然退出《反弹道导致条约》；一直秘密研制生化武器，在被披露后又声称"为了防卫"，干脆把《禁止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视为一纸空文；我们更不惊讶，当美国宣布要研制太空轰炸机时，也不认为还存在《外空条约》了；更不用说美国还在加紧研制暂时没有条约束缚的基因武器。进行新的一轮武器升级和扩军备战，加上海湾战争，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就是美国走向新帝国的足迹。问题是，新帝国是可能的吗？它将给世界带来什么？

二、新帝国的经济逻辑

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一些大帝国，它们幅员辽阔、包容各族。尽管它们多是靠武力征服，但也带来了更大规模的公共服务，范围更大的市场空间和统一的法律制度，因而也曾有过短暂的繁荣，甚至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然而帝国也内在地包含着导致崩溃的因素。首先是帝国赖以控制和扩张的暴力机器，要靠不断扩张带来的利益激励。如罗马帝国军人的回报就是被征服的土地和奴隶。这需要把扩张当作常态。然而持续的扩张既会导致帝国规模过大，也会激起周边民族的仇恨。规模过大会增加统治的难度。帝国的办法或者是增加管理层次，或者是多君共治（如罗马和蒙古，参见吉本，1997；宋宜昌、倪建中主编，1997）。多君共治往往孕育着分裂，而增加管理层次就要增加组织成本。在起初，新增的统治成本通过进一步的征服来弥补，但当帝国的扩张超过一定规模，统治的边际成本逐渐增加，以至逼近扩张的边际收益时，帝国扩张就会放缓甚至停止。帝国的成本就会加到被统治人民的身上。扩张所引起的周边民族的反抗也会增加帝国成本。所以这样一种以扩张维持平衡，以帝国养帝国的方式不可能长期稳定。内部和外部的反抗带来统治成本的上升和扩张的中止，反过来又会减少甚至消除帝国赖以运转的帝国盈余。一旦帝国在财政上无法运转，就最终会导致帝国的崩溃。蒙古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是如此。大英帝国是第一个现代帝国。在运用暴力实现征服方面，它与传统帝国没有区别。不同的是，蒙古人或罗马人只是在军事组织上占有优势，而大英帝国则将现代技术用于对武器的改进，主要以坚船利炮征服世界。大英帝国对被征服人民的掠夺也有某?quot;现代"色彩。一方面，它把殖民政府的税收用作海外军队的开支，或者直接转用到英国本土；另一方面，它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贸易的控制，获得于已有利的贸易利益和工业优势，如在北美殖民地和印度所作的那样（斯塔夫里亚诺斯，1995，第241~256页）。当然还有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的利益。然而，尽管大英帝国也作了诸如公共服务、扩展市场和建立法治的努力，尽管它使用的是现代技术进行统治，被它盘剥的各国人民仍然起而反抗，最后瓦解了大英帝国。

十九世纪的殖民化运动，使得地球已经不再有"新大陆"了；二十世纪中叶的非殖民化运动，宣告直接统治的帝国形式也已过时。因而，新帝国对世界的主导主要采取非殖民统治的形式。替代直接统治的，是美国对海外的驻军和国际军事组织。在这表面形式变换的背后，是使新帝国能够形成和运转的新的财政逻辑。目前美国在世界上数十个国家驻军，人数达40万，每年耗费数百亿美元。美国通过北约以及与其它国家的军事协议，建立了国际军事体系，也支出巨大。就是在美国本土，美国军队的设置也是为了应付在世界上能同时打"两个战争"或"一个半战?quot;，而不仅仅是保卫本土。因而维持新帝国的费用是巨大的。有些时候，海外驻军的费用由较富裕的驻军国部分支付（如日本），美国也可能获得驻军国在经济和贸易上提供的优惠。但这只占较小的部分。美国只有支付维持一个帝国多于普通国家的军费的能力，才能作为一个新帝国运转。例如美国2000年的国防预算为2890亿美元，实际开支3400亿美元，如果按世界人均军费145美元计算，美国只需406亿美元军费，可以说，这额外花费的2994亿美元，就是美国作为新帝国的货币代价。

应该承认，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中，美国作为一种稳定的力量维持着国际秩序，从而相当于提供一些国际的"公共物品"。然而美国并不能向世界征税，更不能直接掠夺；尽管它经济实力很强，也不能对内增加赋税，因为这样做会削弱自由企业的动力。因此，新帝国的财政逻辑必是在直接掠夺世界和增加本国赋税之外存在着。应该指出，虽然没有直接的掠夺形式，在现代世界上，真正起支配作用的规则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即武器先进者或军事实力强者胜。只是这种规则采取了新形式，美国也通过新的形式获得了维持新帝国的回报。

军事优势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吗？我们想象一个具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国家。一旦它与别国发生军事冲突，获胜的概率非常高，最差也会打个平手。换句话说，它不会失败。首先要考虑，这种绝对的军事优势与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有关。作为新帝国，它的军费开支的一大部分是用于军事技术开发和军火订货的。由于政府的额外支持，军工企业可以进行按市场判断看来过于冒险的研发投资，从而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从武器角度看，"较先进"和"较落后"的市场价值之差要远远大于一般商品。因为在"较先进"的武器面前，"较落后"的武器就接近于一堆废铁。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就存在着对新帝国的武器的巨大需求。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商。2000年，美国军火出口额为186亿美元，占世界军火贸易的50.4%。在另一方面，美国的军火企业又多同时生产民品（如波音公司），领先的军事技术通常可以转变为民用技术，使这些企业在民用产品上拥有技术优势，间接地弥补额外的军事开支。

第二，绝对的军事优势还说明，拥有这种优势的政府是强有力的，从而它发行的货币是有保证的。自从人类社会接受纸币以来，纸币的信用和发行它的政府的信用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纸币不同于金属货币，也不同于以贵金属为本位的货币，是由贵金属本身的价值来保证的；纸币的唯一保证，就是政府本身的稳定性，经济实力，和成熟的货币政策。应该承认，美元的地位，除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美国成熟的货币政策外，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因而美元是一种最令人信赖的世界货币。它不仅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成分，而且可以作为向第三国支付的硬通货，不再流回美国。甚至有些国家以美元为本位，发行自己的货币，或者干脆就用美元作本国的货币，即美元化。因而，美国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国，受益于世界货币的铸币税收益。而所谓铸币税，就是发行货币的收入减去成本。对于纸币来说，成本是很低的。据说每100元美元钞票的成本是4美分（张宇燕，2001）。政府还需要支付的，是维护货币流通的制度成本。而在国外，美国无需承担这种制度费用。而美国向世界发行货币的主要渠道，就是贸易逆差。这一贸易差额，近似地就是美国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数额。尤其自1982年以来，除了极个别年份，美国一直存在着高额贸易逆差，到2000年，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696.89亿美元。如果扣掉广义的成本，如20%，约得2958亿美元，这很接近当年美国维持帝国的额外支出，即2994亿美元。

第三，绝对的军事优势还意味着，美国人的安全和在美国的资产的产权获得了强于其它国家的保护。从产权理论角度看，产权的安全程度具有市场价值。一个受到100%保护的产权要比一个受到80%保护的产权更有价值。而在一个易于受到侵犯的国家中，产权受到保护的程度显然不如在一个国防强大的国家中。将同一个资产放在黎巴嫩显然就不如放在美国更有价值。因此，这种产权的安全性一方面使得在具有同等物理性能的资产中，美国的这类资产更有价值，另一方面也对外国资产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它们流向美国。美国资产具有更高的市场价值，是对美国军费开支的又一种弥补方式，而外国资产，主要以可流动的资本为形式，向美国的流动，可以从几个方面给美国带来好处。一是资本向美国的流动显然增大了对美元的需求，从而使美元处于较高的汇率价位上，这意味着美国可以较少的美国资产交换较多的外国资产；一是美国可以以更好的条件，即更低的利率，更少的产权份额获得这些外国资产；一是在美国货币政策即定的情况下，流入的资本为美国提供更多的货币供给。于是作为外国贸易盈余的美元又大部分以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的形式回到美国，例如1998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为2200亿美元，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则为210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用本国的金融资产的产权交换外国的实物商品。这些金融资产的大部分，是美国政府债券和美元现金。也可以说，美国新帝国的财政资源几乎完全依赖于它发行世界货币的铸币税，而具体表现形式，则是外国对美国金融资产、尤其是美国政府的金融资产的投资。由于在金额上极为接近，我们可以近似认为，外国向美国政府债券的投资，又被用于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这虽然具有讽刺意味，但不过是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传统，?quot;以帝国养帝国"：帝国赖以统治世界的资源，是被它统治的世界提供的。而前述铸币税之外的种种好处，则可以被看作"帝国利润"。

三、新帝国的政治性质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帝国能给世界带来好处吗？它能像一个公正超脱的国际立法者和执法者为世界带来公共福利的增量吗？这取决于新帝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运作规则，以及它本身的政治文化性质。事实是，美国作为新帝国在世界上的行为，依赖于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政治决策机制。尽管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这个决策机制的基本规则仍是民主投票程序，因为总统究竟是选举产生的。问题在于，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制订出符合世界利益的对外政策来吗？答曰，不能。这是因为，民主之所以在政治上公正、在经济上有效率，是因为它符合一致同意原则。即任何一个被决策所影响的人都应参加这一决策；而所有相关人都同意的决策，才是一个最佳的决策。否则就存在公共决策中的外部性问题（布坎南，2000，第208~218页）。而一旦涉及对外政策，这一决策所影响的外国人并不会参预投票。这样的决策程序就缺少民主之所以有效的基本要素。因而我们不能保证，一国人民投票决定的对外政策，会符合世界的利益。由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投票合成的对外政策，往往反映了对该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这种追求有可能是以损害别国利益或世界福利为代价的。尤其当一个国家具有武力上的优势时，其国民更有可能倾向于用军事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解决与外国的冲突。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即一国的军事实力与他国势均力敌，理性的国民才会从长远考虑，选择其结果会对世界各国有利的对外政策。由于存在决策成本，少数服从多数退而求其次地成为实际的民主规则，这同时又成为民主制度的致命问题。具体到美国，由于实行代议制，由于院外压力集团的合法存在，又由于新帝国在根本上依赖于军事优势，军事工业集团会在对外政策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尽管这个利益集团人数较少，但正如曼瑟·奥尔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利益较大、而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恰恰更能形成集体行动，具有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能量（奥尔森，1995）。这一集团的利益决定了，它喜欢战争而不喜欢和平。因而通过院外活动，它会使民主程序决定的对外政策偏向于美国对外的军事干预，偏向于制造紧张局势，偏向于采取战争手段。除了通过游说直接影响议会外，它还通过对传媒的控制间接地影响民意。事实上，美国许多大的传媒系统都与军事工业集团存在着各种联系。这样的政治过程不仅可能作出不利于世界的决策，也有可能作出不利于美国、而只有利于这一利益集团的决策。因为根据奥尔森教授的理论，如果军事工业集团的利益只占美国利益的1%，根据理性计算，它就有可能为了自己的一份利益，不惜牺牲百倍于此的美国利益（Olson,1993）。

除了国内政治过程，美国的道义资源和经济理念也似乎不能保证美国作出有利于世界福利的决策。道义的第一个资源是民主。但是在国际政治中?quot;民主"似乎只是美国证明自己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招牌，而美国并不想在国际政治中实行民主。一方面，为了"国家利益"美国经常与反民主的政权站在一起；另一方面，打着民主的旗号对他国的干涉又经常会损害民主的道义形象。由于国际政治中的民主，无论是一人一票还是一国一票，都会贬抑美国军事优势的价值，因而从理性人的角度看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在现实中，美国新帝国的国际合法性，甚至还达不到中国春秋五霸的水平。春秋五霸第一要打着周天子和仁义的大旗，第二要通过诸侯会盟来获得称霸的地位，从而具有较高的合法性；而美国经常把联合国、甚至盟国抛在一边单独行动，则缺少民主保证的国际合法性。第二个道义资源是自由，它同时也是美国人的经济理念。在一国之内行之有效的经济自由，一旦进入国际领域，就有两个修正条件。第一是没有政府；第二是不能自由迁徙。由于处于无政府状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往往依赖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较难获得公正的裁决。即使假定自由贸易的规则是公平的，由于不同国家的自然禀赋、文化背景和技术水平的差异，有些国家可能会持续地承受贸易逆差和资本外流，从而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走向边缘。但由于没有人口在国际的自由迁徙作为补偿（像国内那样），国际自由贸易并不会导致全球皆大欢喜的结局。更何况，作为自由贸易的鼓吹者，美国人在现实中并非对之盲目崇拜。在立国以后的近二百年间，美国一直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走向自由贸易。因而美国本身也不能成为自由贸易的道德楷模。因此，即使我们考虑到WTO对国际贸易无政府状态的改进，对自由贸易的简单鼓吹和强力推进，在没有自由迁徙作为补充的情况下，仍不是符合世界利益的。

第三是基督教。尽管经新教改革和世俗化，基督教已经变得更为宽容，但它仍是世界上最具排他性的宗教之一。特定的圣子形象，与具体历史相关联的宗教故事，使得具有较高超越神圣性的基督教，却不具备超越种族、国家和文化的性质。在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成功，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在国际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优势，使得基督教的传教热情与殖民主义时期的扩张冲动相辅相成。火刑柱和十字军的历史提醒我们，它曾因为信仰而杀人。直到今天，它的宗教理想仍主要是世界的基督化，而不是与其它文明平等交流、相互融合。因而，基督教作为美国的一种道义资源，更缺少增进世界福利的含义，却会增大冲突的可能。与伊斯兰教上千年的宿怨，更有可能把较小的纷争变成危险的宗教战争。而不断改进杀人武器的努力，已经变成保卫神圣基督教的高尚事业。我们也应看到，在美国也有一些不适合用来标榜、却实际存在的文化意识，如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情结。我们可以在美国早期的文献中看到大量这类情结的表述（迈克尔·H·亨特，1999，第21~95页）。而在今天，这类情结或者借助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漂亮外衣而发泄出来，或者深深埋藏在心底，却仍然是美国文化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它们显然会推动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中扮演负面的角色。

当然，在美国多元而丰富的文化中，也有一些主张宗教宽容、种族平等、普世人权、反对战争的传统；在美国政府的外交传统中，也有追求道德理想的威尔逊主义（基辛格，1998）；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上述倾向。然而无论怎样，新帝国的政治性质，最终还要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基本规则，即军事力量强者胜的规则。为了维护新帝国的单极统治，美国必须不断地开发更为"先进"、从而更为可怕的武器。这一规则本身就违背了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即世界的和平。静态地看，这一规则将本可以和平利用的资源耗费在开发和制造武器上；动态地看，它鼓励所有的国家参加这场实则野蛮的竞争。为了维护新帝国的优势地位，美国也必然采取削弱它的潜在对手的国际战略。如果哪个国家在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下出现经济上的崛起，从而有可能在较大程度改变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甚至有朝一日会超过美国，维护新帝国地位的美国人就宁肯不遵循这一经济规则，进而会采取各种压抑潜在对手发展的措施，甚至可能动用武力。美国就有可能从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变为国际公共灾祸的提供者。

因此，尽管新帝国在中短期内能给世界带来相对的稳定，非殖民化的世界大势和美国的理想主义约束着美国比以往传统的帝国更为收敛，但由于缺少外在的制约力量和内在的自律精神，如同一个在双寡头竞争中战胜对手的垄断者，美国在更多的时候会以损害别国和世界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捞取好处。反过来又会引起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反感和抗拒，这又增大了美国作为新帝国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帝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可能越来越多，维系帝国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这可能成为新帝国没落的原因。而由于新帝国基本规则的支配，它主要依赖于对武器的技术改进来对付每一个新的危机。尽管从获取财富的形式上看，新帝国比以往直接掠夺的传统帝国更?quot;文明"，但从它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深层规则（即武器先进者胜）来看，它远比传统帝国更为危险。因而无论是它过于强大，还是它走向没落，都可能给世界带来阵阵伤痛。从长远看，这是将人类引向深渊的毁灭之路。

四、战略恐怖主义的国际政治含义

"911事件"与以往的恐怖主义事件不同的地方，是它具有战略意义。所谓有战略意义，就是说它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政治，都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而在此之前的某个劫机事件或爆炸事件，都难以产生如此影响。因此我们称进行此类活动的恐怖主义为战略恐怖主义。那么，对于国际政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战略恐怖主义的出现已经使核恐怖均衡的条件不复存在。核恐怖均衡战略是以能够进行核报复为基础的，而报复的对象是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在这时，一国人民是另一国人民的核人质。然而战略恐怖主义者并不代表任何民族国家，他们的行为多是在隐秘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总有些庇护他们的国家，但一来他们隐藏在哪个国家并不确定，二来庇护国家的人民究竟与恐怖分子没有直接关系，为恐怖事件对他们进行报复就缺少道义基础。更何况，在极端情况下，恐怖分子在策划和准备阶段，可以隐藏在他们想打击的国家本身而不露出破绽。因此，面对战略恐怖主义、尤其是核恐怖主义，报复将失去目标，核恐怖均衡战略也就不攻自破。

第二，完全制止和准确打击战略恐怖主义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由于战略恐怖主义会对一国或国际社会造成系统性的破坏，若要防止战略恐怖主义的发生，就必须进行系统性的防范。如全面地增加安全检查，显著地限制移民和外国人入境，以及建立城市防空系统，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与直接费用相比，对自由权利的限制将不仅与政治理念冲突，更因干涉了经济权利而损害整个社会的效率。一个社会无法长期承受这样的成本。在另一方面，由于恐怖分子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若要准确打击并且不伤及无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得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处于两难境地：或者不能惩罚恐怖分子，或者不可避免地伤及无辜。前一种情况将使恐怖分子有恃无恐；后一种情况则会创造出新的恐怖分子。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仍然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战略恐怖主义可能会颠覆"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这一规则支配了整个近现代史。按照这一规则，哪个民族国家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并把这些技术应用于武器制造，哪个国家就能在战争中获胜，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而"911事件"则说明，借用民用设施，采用低技术武器也可以造成战略性的破坏。这使恐怖分子有很宽的选择空间，并且能够不断"创新"。恐怖"创新"将使恐怖主义防不胜防。任何更准确、更具杀伤力和破坏力、使用者更为隐蔽的武器发展，不仅无法战胜这些恐怖分子，而且最终会为恐怖分子所用。因为无论技术多么先进，一旦武器被制造出来，就终究会扩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如果任何先进武器最终会对准武器发明人的话?quot;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就会被打破。

由于具有这几个基本特点，战略恐怖主义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较直接的，是增大了新帝国的成本。由新帝国的特点，它可能在国际冲突更少公正性，从而更可能会受到那些受新帝国压制的民族的仇恨；恐怖主义作为这些民族解决冲突的一种方式，更有可能将新帝国作为它的攻击目标。无论战略恐怖主义得手，还是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避免了战略恐怖主义，都将使新帝国受到削弱。在前一种情况中，由于丧失了安全感，新帝国的资产将会贬值，国外资产也会望而却步，外国资本的流入将会大幅减少；美国军事力量威信的下降，将影响美元的地位，使之大幅贬值；由于恐怖袭击更有可能发生在交通和通信领域，人们宁肯放弃较有效率、但更不安全的交易方式，这导致交易效率下降，进而影响生产效率。在后一种情况中，尽管美国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这种保障的直接成本（如安全设施的开支）和间接成本（如限制自由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也会通过削弱美国的经济实力、间接地削弱它的军事实力。这两种结果都将打破前述新帝国的经济逻辑，即靠贸易逆差发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同时通过外国向美国的投资将世界美元用作美国的帝国资源。因为一方面，外国将减少持有的美元，从而压低美元汇率，这又会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从而减少了世界货币的发行，即减少了美国的铸币税收入。另一方面，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同时就减少了美国可以支配的世界资源。这两个方面可能共同使贸易逆差和外国投资达到一个新的均衡；也有可能使新帝国出现恶性循环，即因为安全感丧失导致的铸币税收入的减少而被迫缩小了军费开支，又因为军费开支的缩小进一步降低了安全感。它也可能成为新帝国没落的先兆。然而在另一方面，尽管战略恐怖主义削弱了新帝国，但由于它采取的仍是暴力方式，因而它不过是使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更为复杂一些罢了。由于世界上还存在着其它强国，新帝国如果可能衰落的话，又会出现两个或多个强国对恃的局面。这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局面。并且由于战略恐怖主义的存在，它不仅可能作为民族国家之外的新的暴力力量加入到战国中来，而且由恐怖主义的隐蔽性和突发性，战略恐怖主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冲突。当然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提醒世界不要忘记较为弱小的民族群体。

五、天下主义的政治安排和道德约束

美国本来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它可以依赖于自己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在冷战后结束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禁止试验、并最终销毁所有核武器，终止所有对武器的改进，扭转人类走向毁灭深渊的可怕路程。但它没有这样做，它的优越感，它的政治制度，和它缺少解决战国问题的历史资源，使它身不由己地走向新帝国。但是，新帝国并非美国的最佳选择。它只是美国某一部分人在短期内的最佳选择。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美国越是走向新帝国，越是拥有军事上的优势，美国人越没有安全感。这和人们的初衷颇为相反。美国人对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的态度就能说明问题。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却似乎最担心它的安全。如果此逻辑成立，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了。问题在于，这个为外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恰恰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即通过政党政治、院外活动和传媒宣传，军工集团操纵了美国的政治。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走向新帝国显然符合它们的利益。然而为了获得持续的好处，军工集团必须不断地夸张美国所面对的危险，直到大多数美国人真的以为是危险的时候，它们才能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然而这样一来，美国人就越来越会为安全担忧。另一方面，美国的强大又使美国人民在就国际事务投票时，倾向于军事干涉。因为每一个美国公民在投票时，就是在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军事上越具有优势，和对手的差距越大，人们越认为战争的成本较低，而收益较大，越倾向于发动战争。所以可以推测，如果美国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果真能够奏效的话，美国的国会将会更加好战。然而，任何凭借技术力量就能从肉体上将敌人全部消灭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敌人是"仇恨"创造出来的。一个国家越具有军事优势，就越有可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缺乏公正，因为使用军事手段就可以不考虑对方的理由，而兼听往往能够纠正一方的偏见。因此成为新帝国的美国可能四面树敌，军事优势反而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敌人。他们将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报复"美国人。

最后，即使美国能够在短期内避免这些问题，美国毫无约束地改进和发明杀人技术，最终会和全人类一起灭亡。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是，其他民族是被迫接受这一悲惨命运的，而美国人有可能改变这一命运。美国人为了短期的技术上的领先，就率先破坏经过多年努力的核军控和核裁军进程，使和平希望毁于一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一国总是保持技术上的领先，美国的短视只会带来新的军备竞赛。在技术大大前进了的今天，就有可能创造出比核武器高一个数量级的武器。既然核武器已经可以毁灭人类，这种新的武器（如基因武器）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对于那些相对弱小的文明而言，战略恐怖主义显然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战略恐怖主义可能削弱新帝国，但它不能阻止新帝国沿着不公正的国际政策继续走下去。"911"以后，美国更为强硬地站在以色列一边就是明证。问题在于，恐怖主义的形式本身，就使它失去了道义力量，从而得不到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支持。而新帝国的政治性质决定了，它更看重对恐怖主义的眼前报复，和借口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强调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较少反省在战略恐怖主义背后所蕴含的国际政治因素。"911事件"并没有延缓、而是加速了美国从《反导条约》中退出；美国的鹰派力量空前强大。战略恐怖主义不是新帝国注定要衰落的主要原因，这个原因只能是新帝国自身，但战略恐怖主义及其所代表的民族却有可能成为新帝国的殉葬品。

因此，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世界，只有给全人类带来和平与福祉，一个民族才能持久繁荣。而走向持久和平，仍是人类至今没有解决的重大难题。在我看来，这大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建立一个公正的有权威的国际组织；第二是各国将裁军之后的军事力量交由这个公正的国际组织指挥；第三是通过平等交往实现各个文明的融合与整合。第一个方面涉及到对联合国的改造。尽管联合国要比美国的单边主义要好，但它仍然是以军事实力的大小进行权力的分配。五个常任理事国同时就是五个核大国的事实说明，联合国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合法形式而已。因此，只有改变分配权力的规则，按照人口和其文化对和平的贡献安排安理会的成员资格，增加譬如埃及、印度、秘鲁等国（而不是德国、日本）作为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才有可能是一个公正的机构。第二个方面，若要联合国成为一个具有权威的国际机构，就必须掌握相对于各国都具有优势的军事力量。这需要第一，各国进行裁军；第二，将裁军后的军事力量交由联合国掌管。当国与国出现冲突时，可由联合国安理会甚至联合国大会出面裁决，并由联合国的军事组织强制执行。

然而，实现上述两个方面不仅异常艰难，并且即使实现了，也并不能完全解决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我们应当看到，国际政治问题并不是"民主"能够完全解决的。在国际上，任何一个服从多数规则的决议都有可能损害很大一部分人口；因为许多迥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的存在，这种损害就会更为深重。因而如布坎南教授所说，民主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文化异质性太强的社会中（2000，第124~125页）。因此，天下主义的政治安排，实际上要以天下主义的文化为前提。即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在保留自己的特性的前提下，融合成一个全球文明。如果存在巨大的文化分歧，人们甚至连什么?quot;公正"都不可能达成一致，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公正的全球组织的宪法共识，改造联合国也将是一句空话。当不同文化通过融合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后，它们之间的冲突也会减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全球文明显然应是一种天下主义的文明，它不仅使不同民族的人不再按民族区分彼此，而且使他们以道德而不是以实力和睦相处。在这样的文化条件下，联合国的民主程序的弊端才能得到弥补，人们更多地不是通过投票，而是通过彼此的和平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

在已往形成的人类文化中，中国的儒家传统有着丰厚的天下主义文化资源。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出现了崇尚短期功利计算的纵横家及后来的法家，也出现了强调在国家间实行道德而不计一时功利的儒家。它对当?quot;国际政治"的基本主张，主要集中在《春秋公羊传》中。在该书中，被认为是真正作者的孔子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褒贬评论，道出儒家处理国际事务的道德准则。在评论一次楚军围宋城的战争中，双方两个大夫互通情报，最后劝使楚庄王退兵时，孔子肯定了为仁义目的而不计军事胜负的行为（蒋庆，1995，第241~243页）。后来当儒家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以后，一直强烈地影响着历代政府的对外政策。例如汉代拒绝乘匈奴国内大乱或句骊国王去世之机发兵（黎虎，1998，第22页，第36页），宋代则因"示人以仁义"而从对西夏收复的失地中撤军（李华瑞，1998，第85~90页）。这种主张虽然不符合短期的功利计算，却是一种超越世代的理性主义，即在民族或国家之间建立道德规范，从而减少互相之间的仇视，反而因获得长久和平而更有生命力。这是一种大智慧，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仁者无敌"。它的含义并不是"仁者"无敌于天下，而是说"仁者"因其仁慈而没有敌人。“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