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翻译范文10篇

典籍翻译范文篇1

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国的学术前辈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在向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友人会更容易理解，有益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典籍翻译范文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典籍

经久不衰，蕴含着民族的文化精髓，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少数民族文化典籍作为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成果的记录，其中蕴含着少数民族人民的经验与智慧。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交流日益频繁，将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向国际传播，已成为翻译领域研究者的重点研究课题。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对我国译者而言，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因此，有效翻译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对其向世界传播与传承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的价值

我国少数民族典籍古老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成为我国的奇珍异宝。可以说，若想全面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那么，了解该民族的文化典籍是其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而民族文化典籍的内容主要包括：神话、预言、歌谣、谚语等。传统的民族典籍形态多样，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其涵盖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知识。如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即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和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都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一个精神文化高峰，其价值也是其他文学作品所不能替代的[1]。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是我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因此，借助翻译少数民族典籍更好地向世界展现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精髓，使世界真正感受到我国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特殊意义，是我国译者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以下两点：首先，对提升民族认同感和国际文化地位起着关键作用。目前，世界的通用语为英语，那么，若想有效地对民族文化实现广泛传播，就一定需要英语作为语言工具实现中译外这项工作。因此，将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成英语并使其传播中国文化，可以使我国的软实力得到更高的国际文化地位[2]。其次，有利于向国际展示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和深厚底蕴。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多种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可使我国文化多姿多彩。

二、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现状

2013年，在河北举行了第10届少数民族文化作品翻译大会。会上有关学者重点对少数民族典籍翻译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例如，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现状、交叉学科翻译、翻译高级人才、翻译方式方法培育等。根据会议资料可得知，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数量已超过100余部。已翻译完成的少数民族典籍著作对少数民族文化在世界领域的传播至关重要。然而，我国少数民族典籍数以万计，仍面临着绝大多数作品均未得到翻译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理论、译者、作品数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1.已翻译完成的少数民族典籍作品数量少。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要想完成全部典籍的翻译工作必然困难重重[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对少数民族典籍就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保护意识，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保护，然而，这些民族典籍却未能得到全面翻译。目前，已翻译的少数民族文学典籍仅100多部，远不及我国少数民族作品的数量，对我国文化传输产生了一定影响。2.译者人数还不够充足。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数量巨大，因此，若将我国少数民族典籍作品全部进行翻译，必然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参与其中。目前，确实有一些高校在此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组建专门的翻译团队专门对民族典籍作品进行翻译是一些高校对此项重任作出的贡献。但我国典籍数量巨大，仅有几所高校进行此项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仍有一些外界因素，直接影响了翻译人员数量的增加。如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工作特别辛苦，且还需要具备较高的语言功底及文学素养，要求翻译人员具备该民族文化知识，对该民族的文化背景等了如指掌，这对翻译人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4]。特别是当翻译具有浓重民族色彩时，对翻译人员的文学素养和专业水平就会有更高的要求。但在这样的高标准、高要求下，译者的付出与给予的回报不成正比。因此，翻译人员数量不充足，导致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数量稀少。3.少数民族典籍翻译质量有待提高。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碰撞，因此，在进行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时，难免会对少数民族文化所独有的特点造成一定的影响，使其本身所固有的文化内涵在翻译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偏差。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大大增加了译者翻译的难度。因此，这些原因使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质量受到巨大影响。

三、提高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水平策略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原译本进行全面理解，并能够深刻领会作者所要传达的精神。也就是说，译者应在翻译过程中既要作为读者，又要作为翻译人员，以便全面地理解该典籍真正的文化内涵。因此，在进行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工作时，译者可以采取以下翻译策略，使译文与原文本无论在词意还是在文化方面都达到翻译的最佳效果。1.直译。直译指尽可能保留原文内容和语言风格，包括修辞手法以。语言形式，做到保持原汁原味的翻译。直译是将文本中每个词的翻译都保留下来[5]。有时也会运用比喻等修辞。当人们在读英语文本时直译是主要的翻译方式，翻译者将这些优美的语言展示给读者，如翻译谚语的主要方式就是直译法。例如：“Amongtheblindtheone-eyedmanisking.(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只眼睛为王者)，与汉语中的谚语“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意思相近，文化相通之处在这里得以表现。2.意译。意译指为更准确地表达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和精神而不惜对原来的句子结构或形式做出改变的一种翻译方法[6]。通常情况下，一些难以理解的描述需要翻译时，人们常常采取意译的方式去翻译，尤其是文本中设计有关特定背景知识时，译者不能仅仅翻译字面上的意思，应将其背后所隐藏的含义及背景知识全部翻译出来，才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典籍。3.归化。归化是要将异国语言本土化，在处理原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时，要求在不改变原句意思基础上，选择符合目的语人群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尽量淡化异国情调，从而，为读者提供自然流畅、通俗易懂的翻译，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及可欣赏性。使用此翻译策略，可使读者理解原文中隐藏的文化内涵，并尽量使原典籍内容与译文基本一致[7]。例如：在翻译民族典籍时，有“河玛”(意为停灵时的哭丧)一词，如果这时使用直译法，明显不可行，因为这样翻译，读者无法理解该词的意思。因此，通常我们将该词翻译为：“Awomanleadingtocryandsingbecauseofthedead”，这样，简单易懂。4.异化。异化指翻译字面意思或用音译法处理原语中的文化意象，并在翻译过程中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尽量保留原文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从而，有效地呈现给读者异国原有的语言特色及文化，使目的语国家充分感受到异国风情和异国文化。例如，一些当地的民谣、谚语等。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译者重视翻译作品的相关背景及该作品中的一些特定词语，才可将原典籍中所蕴含的内容得以完全表达。在翻译过程中，常会遇到一些无法翻译的地名。例如，“金平县”就译作“JinpingCounty”，直接使用异化策略，翻译最为恰当。

四、结论

当今，世界交流日益频繁，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其影响力与日俱增，而对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挖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经典，研究其翻译及其翻译策略成为当今翻译工作者的首要任务。为提升民族文化翻译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有效性，翻译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可在了解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价值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力求减少翻译过程中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缺失，使民族典籍得以有效地传播和传承，从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汪榕培,黄中习.加强民族典籍的英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J].广西民族研究,2008(4).

[2]黄中习.外语学者与典籍英译[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08(4).

[3]周秀兰.李长江.从文化传播视角分析典籍翻译[J].作家杂志,2011(7).

[4]卢萍.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的新思考[J].文教资料,2012(13).

[5]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235.

[6]苏慧慧.“语言生态”视角下的广西少数民族典籍英译[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3(5).

典籍翻译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公务员之家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国的学术前辈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在向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友人会更容易理解，有益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典籍翻译范文篇4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文化“走出去”;画论典籍;译介

生态体系画论，就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简称。它是长时期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它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具体反映［1］。中国画学以宇宙生命的广大和谐为最高境界，具体体现为人与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自然生命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四个层面［2］。画论中饱含“比德”、“畅神”、“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气韵生动”、“中和”等生态美学思想，蕴含古人的生态存在意识，反映了古人对诗意栖居的追寻，对人与自然、社会和谐一致的理想生存状态的追求。石涛(1642年—约1707年)生于清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奇才，他所著的《画语录》(又名《石涛画语录》，《苦瓜和尚画语录》)首度建立了中国山水画艺术创作的理论架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石涛一生笔耕不辍，擅长山水、花鸟和人物画，作品往往直抒胸臆，独步于中国画坛。他的作品在其所处时代并未受到关注，直到19世纪石涛及其《画语录》才逐渐被国内外学者所熟知，尤为被美国和日本的哲学和美学界所推崇。近代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都曾展出过石涛的画作，并被列在馆藏典籍名录中，此前从未有中国的艺术家获此殊荣。耶鲁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也有众多学者从事中国画学的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各国人民期望从多维度了解中国文化，因此，画论典籍的对外译介和出版工作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现状

对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现状的评价需放在中国典籍外译的背景下进行，我国目前典籍译介的现状是文学哲学典籍多，其他领域少。以《道德经》为代表的哲学典籍一直是西方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追捧的对象。《道德经》的英译及研究情况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道德经》的英译及研究活动从18世纪开始就十分显著，译本数量相当可观，超过很多典籍的译本之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只有少量的译著和成果。著名翻译家王宏印教授曾谈到:“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取得的成绩很大，并且已经产生了很多译著。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书法理论，如孙过庭的《书谱》;绘画理论，如石涛的《画语录》等，在典籍翻译领域关注得很不够，甚至没有纳入到典籍翻译的核心文献之中。”［3］另外，画论典籍译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够。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在绘画理论和技法上的传承，亦对整个中国及世界的画学流变有着深远的影响，目前只查阅到1935年伦敦约翰•默里公司出版的日本学者坂西志保(ShioSakanishi)的英译本。在研究《画语录》中画学术语翻译的文献和论文中，大多只选取王宏印教授的译著《〈画语录〉注译与石涛画论研究》和林语堂的译本进行讨论和分析，忽略了弗吉尼亚大学哲学与宗教系教授考尔曼(EarleColeman)所译的《画语录》。考尔曼教授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汉学家，他的译注极具参考价值。由此可见，画论典籍译本数量不足、译介研究缺位的现象严重。

二、画论典籍的四种译介生态体系建设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依据，于2006年正式提出并诠释的，它将翻译学纳入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当代生态学已经扩展到研究人与自然的逻辑关系，“生态”的概念已经从单纯的生物领域上升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范畴，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谐共存，和生态体系内部诸多因素之间的平衡与稳定［5］。译介生态体系建设的构想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译介管理生态系统、译介主体生态系统、译介市场生态系统和译介教育生态系统。在构建画论典籍的生态译介体系时融入生态翻译学的理念和思想，保持四种译介生态体系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多样性、综合性的有机体是十分必要的。(一)译介管理生态系统。“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当前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内，在国家层面做好协调和统筹规划，充分调动政府和民间、国内和海外等各方面力量，集中国家的资源优势，把文化海外传播战略与外交、教育、人才等战略结合起来，形成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合力的一项国家综合战略［6］。这段话为我国典籍的译介工作提供了重要且准确的语境来源、文化定位和指导思想。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存在的画论典籍在译介过程中受到国家、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涉及法律、政策等多个方面。译介管理生态体系是指首先建立译介管理部门，从国家政府层面引领、规划并协调各个行业协会和组织，为翻译主体搭建平台，创造合作条件，突出翻译主体的价值和作用，使之与当前“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与宣传政策相一致。同时，译介管理部门的职能是重视并科学有效地利用民间、国内、海外等多方资源，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沟通，监督文化市场，维护译者权利，指导并保障译介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实施，使译介产业健康快速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到目前，已经得到各级政府和地方机构的积极响应，制定了文化“走出去”的具体细则，组织实施了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为建立译介生态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开展画论典籍的译介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环境。(二)译介主体生态系统。画论典籍的译介工作可以借鉴较为成熟的文学哲学类典籍译介工程的经验和教训，具体分为两个部分:“译”和“介”。译介主体生态系统负责的是“译”的部分，也就是选材，考虑“译什么”。“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的“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的“译出”模式，这两种模式产出的最终文本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以传播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面向英美文化体系的一种推介式翻译［7］40。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中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受众群体等多方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的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的需求。第二种模式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译出，译者通常会选择编译、选译、全译，以期在没有专业背景的支持下，外国读者也能够对目标语有基本认知，从而达到文化传播的意图。无论是“译出”还是“译入”模式，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从上个世纪末，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多家出版社共同参与出版的《大中华文库》问世，“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译介项目蓬勃实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典籍外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意向读者定位的错误。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曾指出，尽管从18世纪开始，西方读者就可以阅读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本，但实事求是地说，西方根本不存在中国文化典籍的大众群体［8］。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文化体系来举例，美国的各大书店充斥着世界各地优秀的翻译作品，期盼大量的美国读者来阅读中国的画论典籍是不现实的。如果缺少对中国美学的基本认知与兴趣，很难理解中国画学，画论典籍的潜在读者应该是画学专业人士和有志于中国画学研究的学生。“一带一路”背景下，各类典籍的译介主体还是国内的专家学者，所以在制定翻译计划时，必须做好相关的调研工作，找准读者定位，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以王宏印教授的《〈画语录〉注译与石涛画论研究》为例，译者十分注重读者的感受，采用双语读本，保留了汉语原文，这样文本的接受对象既可以是热衷于中国文化的英语大众读者，也可以是具有中国画学专业背景的国内外学者。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画论典籍的“译”不仅可以依靠国内译者，还可以由中外合作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来共同完成。著名的《大中华文库》工程邀约了中外翻译家对典籍进行共同编译，其翻译质量和出版质量都能得到相对的保证。(三)译介市场生态系统。译介市场生态系统负责的是“介”的部分。典籍的译介并非简单的文字和文本信息转换，译介作为一种交际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原语和译语文化体系中的诸多要素，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原文、原作者、译者、译文，还涵盖发起者、委托人、原文文本产生者和目标语使用者，以及市场等因素［7］37。各类典籍的译本产生和推介其实都是文化构建过程中，国人试图改变中国的文化形象，重塑民族身份的一种表现。在“介”的方面，不能简单地采取“送出去主义”，一厢情愿地认为将优秀的画学典籍送出国门，中国画学就算“走出去”了。首先，国内的大型出版社和地方图书馆要加强与国外著名出版机构和书商的合作，为画论典籍在海外获得更多读者开辟渠道，建立平台。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图书在电子平台上出售，比如亚马逊公司在各国网站上的Kindle书店，除出售书籍外，书籍的电子版也可以被免费阅读。如果同时推出《画语录》的电子版和纸制版，可以增加海外读者阅读和购买的机率。其次，画论典籍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市场都需要积极地宣传。宣传机构可以是译者本人或译著的研究者，利用讲学和座谈的机会，向国内外学子和学者推介画论典籍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也可以是国家政府机关，举办中华文化交流年和研讨会，让画论作品切实有效地走向世界。另外，在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各地图书馆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2016年9月16日，“园林/艺术/商业:中国木刻版画”开幕式在美国亨廷顿图书馆举办。南京图书馆为展览提供了7部中华文化典籍，其中《樱桃梦》一书入选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是首次国内图书馆的馆藏典籍原本走出国门，首次在汉语言以外的区域展现中华典籍的魅力。通过宣传和交流，使国外的读者、相关出版社和古籍收藏机构有机会了解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也为今后画论典籍的国际传播积累了经验，开拓了市场。(四)译介教育生态系统。译介教育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翻译人才，围绕翻译学、美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开展研究活动，通过学科交叉和碰撞形成一个新的生态学术体系，促进翻译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翻译产业的国际化［9］。画论典籍译著数量匮乏，对外传播不够的主要原因，除了重视程度不够之外，还有翻译人才的短缺。目前我国典籍翻译的服务人员以高校师生为主，他们在画论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同浩瀚的中华典籍海外译介的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画论典籍译介队伍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需要经历一定的发展周期，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的工作。画论本身的专业性强，又以文言文书写，需要译者有广博的汉语言知识，不仅要运用翻译学理论，还要有绘画专业知识。译者既要审美，又要表现美，而审美是表现美的前提，只有识别了画论中的美学特征，把握了原作中的艺术魅力之所在，才能够再现原作的美［10］。研究画论的国内专家学者不计其数，论文也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这些学者多为艺术专业的学者，虽然知道画论典籍的普世价值，却无法进行译介传播。相反，作为翻译学专业的研究者大多能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入手，研究如何选取最适合画论术语的翻译方法，却难以对画论中所用的技法和所体现的美学思想，从艺术领域的专业角度进行深层挖掘和介绍。倾心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和普通读者如果没有汉语言的教育背景，受到语言的限制，很难在作品所传递的文字信息和作品魅力的探讨上有所突破。典籍的译介要求译者具备多种文化理论和背景知识，综合运用社会学、语言学、逻辑和辩证思维，以及使用多种语言技能和方法的能力。全球化的多元时代、跨文化交际的客观需求决定了单纯的语言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典籍译介的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中，众多横向交叉的新兴学科应运而生，译介教育生态系统的建立就是要打破专业的局限性，培养综合性的学术人才。在翻译教学中，重视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探索学生对翻译的心智运用与认知创造培养途径，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认知能力［11］。目前，全国各大外语类高校都开设有典籍翻译专业的博士站点，如上海外国语大学;艺术类专业院校如南京艺术学院，综合性大学如南京大学，也开设有中国美术史的博士站点。博士研究生完全可以利用学校的资源优势，开展跨学科学习，拓展所研究领域的专业知识。高校之间也可以开展校际合作或联合培养，从跨专业多学科的角度共同培养典籍翻译的人才。

三、结语

画论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绘画作品不仅是一种直观的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一种文物，以其特殊的方式延展着中国社会前进的足迹，通过一幅幅、一代代绘画作品，把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文化意蕴“固化”并世代相承。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有利于国人继承和弘扬中国美学，我们应当重塑画论典籍应有的地位，打破典籍翻译种类的局限性，使典籍译介的研究多元化。画论中所蕴涵的生态美学智慧可以帮助人们重建人文主义精神，促进生态与生存问题的解决，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命题值得被全世界关注。画论典籍的译介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有着历史的意义，也有着当代的、未来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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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印宏．典籍翻译，任重道远［J］．燕山大学学报，2013(3):2．

［4］卢军羽．中国主要陶瓷典籍在西方的译介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6(6):8．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

［6］仲伟合．文化对外传播路径创新与翻译专业教育［J］．中国翻译，2014(5):11．

［7］赵征军．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8］HSIACT．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ItsreceptionTodayasaProductofTraditionalCulure［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4:7-8．

［9］韩露．少数民族典籍对外译介的翻译生态体系构建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6(7):129．

［10］高擎．中国画论观照下的中国山水诗歌的美学价值及其翻译［J］．宿州学院学报，2010(3):51．

典籍翻译范文篇5

在传播学领域，所谓传播即一个系统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号得到传播，以达到一种信息的交流和共享。翻译是通过对语言符号的转换，达到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因此，传播学与翻译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信息的处理和交流。传播学关注的是如何让信息从信源到达受众，以达到传播者的目的；翻译所关注的是如何将原作者要表达的信息传达给译文读者，以达到译者的目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典籍英译显然具备传播的特性，只是其传播过程更为复杂些，但并不影响传播学理论对它的指导意义。将传播学与典籍英译研究相结合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翻译的传播学特征引起学者们在传播学视域下关注和研究翻译问题。然而，在当前经济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优秀典籍传播的相对滞后与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不相符，如何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前典籍英译研究的重中之重。

二、中国典籍英译与对外传播的意义

“中国典籍”包含两个义项，一是中国古代重要文献、书籍；二是法典、制度(汪榕培，2009:1)。中国典籍浩瀚渊博，博大精深，汇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精髓，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典籍英译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同时对提升我国的文化魅力乃至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当今，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而全球化不等于西化，不等于美国化。中华民族是一个海纳百川、好学上进的民族，在漫长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翻译并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文化。我们已成功地“拿来”西方的文化，现在的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送”出去，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中，让世界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华文化，以保持中华民族固有文化身份。

三、传播学视角下典籍的对外传播

在国际市场上，如果我们翻译的东西进入不到他们文化的核心部分，那我们的典籍翻译也就是在闭门造车了。优秀的典籍译本还需要恰当的媒介推广，才能为世界人民了解。为此，中国要认真思考，结合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和中国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需求，大力拓展对外传播渠道，发挥人力优势，借助媒体，把我们“和合”的价值核心体系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理念。

1.拓展对外传播渠道，传播中国典籍文化。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日新月异的今天，谁能掌握国际话语权，关键在于是否能结合传播内容巧妙利用最新的传播平台、采用先进的传播手段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当下，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加强典籍文化的海外传播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设法在国外建立新媒介传播平台，有目的地传播“中国故事”，从细微处入手，用细节来打动世界，做到“润物细无声”，从而达到典籍推介的目的。也可以花重金在国外电台、电视台通过某些栏目推广中国典籍文化。借助孔子学院，以其为载体传播中国文化。孔子学院已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据统计到2013年末世界上已有400多所孔子学院，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其教学方式灵活，受众面广包括学生、政府工作人员、高校教师及家庭主妇等等，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国家可以先选择一些经典、简单的典籍作为孔子学院的辅助教材，并充分利用孔子学院的网站、图书馆等循序渐进慢慢推广。

2.适应国际市场需求，推介典籍文化。不同的国家，文化传播途径和方式不同。中国典籍文化走不出去，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不了解国际市场的出版趋势，因此要清楚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惯行方式，就要融入对方譬如聘请经纪人、机构等的操作流程中，如果我们局限于自己的推广方式，不融入到他们的传播体制中，同样不会有切实的传播效果。组建调研团队调查分析海外市场和海外读者，调查和研究典籍翻译和海外传播的历史。根据不同的读者需求开发选题及读本，并且根据不同体制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图书版式、装帧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会影响对外传播效果。要实施“借帆出海”的战略。借助外国人传播中国文化，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注重利用外国人来宣传本国文化。如美国VOA、英国BBC等国为了向中国推介其文化都聘用了许多中国人。日本媒体则大量聘请英美人向欧美推介其自身文化。这种方式宣传效果好，容易被外国人接受。中国文化若想走向世界必须聘请国外优秀人士加入对外宣传大潮，让中国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也可利用中国出版社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联合出版方式来达到对外传播目的，充分利用国外的图书分销网络来推广典籍译作。步步为营，慢慢推进。在受众对象上，先以海外华人华侨为首要受众，兼及亚洲和亚裔受众，再推广至全球。在纸质的传播媒介上，先立足国外普通报刊杂志书评栏，继而慢慢将精华文章推介到有影响力的专业报刊杂志书评栏。以此，一步步造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局面。同时，充分估计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带来的困难，兼顾对方的文化传统，做到平等融入，既不居高临下，也不妄自菲薄。

四、结语

典籍翻译范文篇6

摘要：本文首先就语言学的定义和相关概念进行了相关阐述，接着就语言学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说明，并对茶文化文本的分类及语篇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从语言学出发对茶文化文本的英译策略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语言学；茶文化；文本；英译策略

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语言学则是对语言规律的研究，二者之间很显然存在天然的联系。近现代某些语言学者将语言学理论运用到了翻译过程之中，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目前，由于国家对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视，我国茶文化文本的翻译工作也因此得到了重视，但是译文仍旧存在一些不过关之处。语言学对翻译工作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因而译者可以尝试将语言学理论应用到茶文化文本的翻译活动之中。

1语言学与翻译

1.1语言学概述。“人类语言的起源”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谜团。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人类语言的诞生与文明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学的英文表述是“Linguistics”，其研究对象自然就是“语言”（language）本身。从传统意义上来讲，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文献资料和书面语言，因而一些学者也将其称之为“语文学”。相比之下，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书面语，同时还涉及口语。语言学主要是对语言的本质、特点以及使用规律等进行研究，属于一门系统的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者从诸多角度对语言学进行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基于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语言学也因此出现了很多分类，比如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从微观角度出发，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为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语篇等内容，因而也派生出句法学、词汇学等学问。通过对语言学的各个因素进行研究，我们能够发现语言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各个对象自身的发展规律，这很显然是有助于文本分析和解读。只有“吃透”语言本身，我们才能够透过语言认识文本内容，因而语言学是极为重要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每一种语言都不尽相同，所以针对每一种语言的语言学研究也会有所差异，这需要研究者加以区分。1.2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语言学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主要为以下两点。其一，语言学为翻译提供理论指导。不同语言有着自身的规律，比如汉语文本多为主动句、简单句，而英语文本则多为被动句、长难句。众所周知，不同的语言对应着不同的文化，而不同语言文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受到语言背后文化的影响，而这正是语言学研究的方向之一。译者只有掌握语言规律，才能够更好地进行语言转换。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译者可以掌握文本的句法、词汇、语篇等特征，同时还能够根据不同文本拟定不同的翻译策略。比如说，科技类文本的文字较为客观直接，译者就可以采用“直译为主”的翻译方式；文化类文本的文字较为委婉且颇具内涵，译者就可以运用“直译+意译”的方式。其二，翻译活动为语言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更多可能。翻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看似简单的句子需要反复思索才能转换为地道的、被目的语受众接受的语言。现代译者往往在翻译活动之前会根据材料拟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比如语用原则等），而翻译策略的拟定通常需要根据语言学理论或其他相关理论。根据译文的效果，我们可以对翻译策略的作用就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对于语言学理论自身的丰富和完善也能够有所帮助。

2茶文化文本的分类及语篇特征

2.1茶文化文本的分类。文本（Text）意即“书面语的表现形式”，其往往是句子的组合体。顾名思义，茶文化文本主要是有关茶文化的书面资料。从文本类型来讲，茶文化文本主要包括传统茶学典籍、茶文学（茶诗、茶词、茶小说）、茶企文件、民间茶文化交流材料等内容。而从茶文化涵盖的内容出发，我们则可以将茶文化文本分为两类：物质类茶文化文本（茶具、茶与健康、茶叶等）和精神类茶文化文本（茶道、茶艺、茶书等）。根据不同的文本，译者可以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案。比如说，茶企文件的描述通常具有“客观实在”的特点，译者可以采用直译法进行翻译，同时译者还应该考虑企业的“商业性”，其在翻译时应该注意“展示商情”，运用生动、形象、简明、突出的语言进行表述。再比如，古代茶学典籍是用文言文撰写的，现代译者要想将其转换为英语，其首先还需要将文言文文本转换为现代汉语文本，但是这样的翻译过程会使文言文自身的美感有所损失，因而译者需要具备较高的文言文功底，这样才能够吃透原文。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茶文化文本是较为特殊的，它们涉及的内容也较为广泛，这需要译者加以注意。2.2茶文化文本的语篇特征。茶文化文本涵盖的范畴较为广泛，比如茶文学和古代茶学典籍都在其范畴内。通常来讲，茶文化文本的语篇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其一，内容丰富，颇具内涵。茶文化文本有着丰富的内涵，比如《茶经》在介绍茶叶的同时还描述了当时的饮茶习俗等内容。我国茶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从一些历史文献和茶学资料中都能够获知一二。当然，我国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儒释道等思想的影响，比如“倒茶七分满”、“以茶待客”等俗语就体现了茶文化自身的内涵，读者在阅读茶文化文本时也可以透过语言本身感受到这些内涵所在。其二，语言优美，颇具意境。这一特征在茶文学作品中最能够得以反映。以茶诗为例，“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这一诗句就通过“泼茶香”三字营造出了别样的意境，蕴含了诗人对亡妻的怀念。当然，我国的地方茶文化文本还针对当地的茶文化进行介绍说明，其中引经据典，佐以古语，给人一种历史厚重之感。其三，生动贴切，自然得体。以《九华佛茶的历史文化及发展》这篇文章为例，整篇文章以时间为线索讲述了“九华佛茶”的发展过程。其中还对“蒸青绿茶”和“烘青绿茶”的说法进行了区分，使人对九华茶的制茶工艺有了更为明确的印象。

3语言学视角下茶文化文本的英译策略研究

从上述分析来看，我国茶文化文本有着诸多分类，但这些分类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大特征。站在语言学的角度，译者应该对茶文化文本的特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拟定翻译策略。3.1遵从目的语的表述习惯。针对我国茶文化文本的英译工作而言，目的语就是英语。我们知道，汉语习惯性地采用主动句、简单句进行表达，而英语则主要是被动句和长难句。基于这一特点，译者在翻译时应该注意遵从目的语的表述习惯，站在目的语受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尽可能使目的语获得受众的认可。比如“清代的痴茶、爱茶、醉茶之士，并非完全在传统中作茧自缚，他们也有鲜活的思想和勃发的创造”这一句由几个简单句构成，意思明确，切合汉语表达。从英语表述习惯出发，译者可以尝试着将其翻译为“PeoplewhoarefondofandaddictedtodrinkingteainQingDynastyarenotentirelytrappedinthetraditionbutownfreshideasandthrivingcreativity”。这样就可以使整个句子成为一个层次分明的长句，且整个句子的逻辑关系会更为严谨。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看似简单的表述，我们也应该遵循目的语的表述。比如，红茶在英语中是“blacktea”，而非“redtea”，为了避免读者出现误解，译者最好将红茶翻译为“blacktea”，其他亦然。3.2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由于茶文化文本中的相关词汇具有深刻的内涵，且有些词汇源自于某些历史典故，如果直接根据字面进行翻译，那么词汇的深层含义就无法展露。以“斗茶”为例，一些茶文化文本在描述斗茶时会出现“点”、“击拂”以及“汤花”等字眼。其中的“点”事实上表示“将水注入某物”的意思，建议译者将其译为“pourinto”而非“putadot”等表述。“击拂”表示“旋转击打和搅拌茶汤”的动作，译者不妨将其译为“mix”（搅拌）或“blend”，而不用按照字面含义将其译为“hitandswirl”。“汤花”表示“萃茶表面的泡沫”，可以译为“foamonthesurfaceofteawater”。再比如，“茶境”一词表示茶人在饮茶时感受到的意境，一些译者在翻译时往往未能将其内涵翻译出来。部分译者将其译为“teaenvironment”（茶的环境），很显然这种译出语会让目的语受众产生误解，更使得其中的中华茶文化意蕴丧失殆尽。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的解释，我们建议译者将其译为“theartisticconceptionfeltbythepeopledrinkingtea”。3.3适当进行增删处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读者在阅读茶文化文本时可能会对其中某些地方存在疑惑。比如，他们看到“倒茶七分满”时会提出“为什么只能够倒七分满”这样的疑问。针对读者可能出现的种种疑惑，译者应该视情况对译文进行增删处理。

作者:邢莉娜 李依阳 单位:河北北方学院

第二篇

摘要：本文前半部分着重讨论了翻译符号语言学的一些概念，例如区分翻译符号学与符号翻译学和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同异，探讨符号转换概念。后半部分探讨了茶文化受符号语言学影响在产品说明书方面的翻译，从特点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翻译符号语言学；语言符号学；茶文化

1翻译符号学的界定与研究对象

我们国家以符号学探讨翻译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仍然需要转换视角构建创新性、本土化、思辨性、理论化、系统化的翻译符号学理论体系，及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跨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构建，尚未关注有形与无形符号之间的转换过程，仍滞留于文本阐释过程的层面，停滞于脚注式阶段，以翻译论据验证符号学理论，以符号学诠释翻译现象。在我国，翻译符号学这一术语还较新，应当持续深化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构建，从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前景、内在构成、学科本质与属性、范围等角度开展。尽管翻译符号学这一术语在国际学界早已有之，然而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学科构建工作仍处于萌芽状态。关于翻译符号学建立的必要性方面，使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符号转换活动及其相关问题，翻译学就有必要从多学科的视角，来完成使命，学科的属性问题也才能确定，才能被认可和重视，为其他学科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翻译研究才能很好地定位自身的学科地位，翻译研究才能被重视，通过研究翻译现象，翻译研究的声望并不取决于翻译研究本身，推翻翻译学尚未取得独立的平等地位。从现代学科的交叉视角考察翻译，仅是新学科的重构，更多的是翻译符号学指的是翻译问题引发的普遍性观念变化，面向跨学科的发展时，转向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功能。翻译学与符号学联姻此前符号学界极少关注的对象，这是此前翻译学探讨得不够深入之处可能性限度、文本再生、文本间性、主体间性、符号意指的本质等。探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接触、符号转换、符号意义阐释。翻译符号学研究都是势在必行的，因而不论从哪方面说，更会丰富符号学的研究范围和思考空间，可推进翻译研究的理论构建，以符号学三元观研究翻译现象及其相关问题。

2茶文化

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中国是茶的故乡。在中国茶道包括烹茶、赏茶、饮茶、品茶，茶道包括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内涵。我国古代的茶文化包括茶道、茶德、茶具、茶学、茶精神，指的是和饮茶相关的活动。我国自古出产各种名茶，饮茶的历史悠久，形容生活平淡也用“粗茶淡饭”代替，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形容，像“茶话会”指的就是不奢靡的含义，体现了茶在当代还具有廉洁的特征。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和“丝绸之路”并称的茶马古道，包括海上贸易和亚欧之间的贸易，我国的茶叶贸易不仅限于茶马古道，我国的茶叶已经远销周边国家和地区。茶文化方面，明清时代的唐寅、文征明、郑燮；宋朝的欧阳修、苏轼；唐朝的李白、白居易、孟郊、刘禹锡、元稹都在茶文化方面写有诗句，有关于茶的诗词，有咏茶的诗句，茶文化不仅表现在生活中，还表现在文学作品当中。我国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中就有关于茶文化的描写，什么老君眉、六安茶在文中妙玉都有使用，她的茶叶品种也多，用一些稀奇古怪的茶具盛茶，她用梅花上的雪水烹茶。小说中还有与婚姻有关的茶文化，茶叶具有“永不变心”的含义，一移动茶叶就会死亡，茶树一旦生长就不能将茶树移动，女方如果收下男方家的茶叶就表示不会反悔，指的是当时订婚的一种仪式。同时，茶文化和酒不同，品茶的高雅之处在于“酒逢知己千杯少”这个概念不能用在品茶方面，这就是茶与酒的分别，只能点到为止，品茶不能尽兴。

3茶文化受符号语言学影响在产品说明书方面的翻译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茶叶企业需要抢占国际市场的先机，也逐步认识到在拓展国际茶叶市场的重要性，为了帮助国内茶企赢得国外消费者的喜爱，我国茶叶企业茶叶产品说明书的英译可以从符号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这个出发角度有几个方面的特点。3.1翻译方面的特点。首先，简洁明了的语篇层面布局。有些句末会省掉标点符号，产品说明书还会根据内容编排进行必要的省略，因而能够载入其中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包装袋或包装盒的版面有限。从语篇层面来看，茶叶产品说明书包括茶文化历史栏、冲泡方法栏、产品基本信息栏等，有着明显的栏目划分，向消费者推荐该企业的其他茶叶产品，用来向消费者传达该产品的其他信息和茶企的企业文化，也有一些茶叶产品说明书会内置于包装盒内，并使消费者在购买时可以一目了然，因此归结为很多茶叶产品说明往往都刻印在商品包装盒或包装袋表面。其次，严谨性的句法层面表达。将水加足、以开水冲泡、取茶叶投入等在内的主动表达出现在黄山毛峰茶的说明书中，茶叶产品说明书的主动句更为常见。高山乌龙茶的说明书中就出现了产于特宜，再经醇厚、深受佳评、可依等表达，句法中透露出古文言文的痕迹，此类说明书的用词比较考究，茶叶产品说明书主要有着严谨性的特点，从句法层面来看，句子通常是根据一定的语法规则编排组合而成的，句子的基本单位就是词汇。3.2翻译存在问题。首先，信息不详细，省译法使用不当。很多消费者在说明书中查找不到相关信息，部分译者在翻译时往往连一些主要内容也省掉，偷工减料。由于茶叶包装袋或包装盒上的版面有限，需要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省译法。比如说，英语为了使文本内容显得更加客观可信，导致消费者按照译文说明冲泡茶叶之后没有品尝到茶水的应有的滋味，译者将其中的几个步骤省掉，这些信息事实上对于消费者而言十分重要。其次，与英语表达习惯相悖，句法表达不够地道。经常有英文表达都与英美国家的产品说明书表达相悖。英文通常会用连接词组，中文通常偏向于使用被动句，我们也不难发现在茶叶产品说明书中，一些译出语的表达习惯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4结论

总而言之，语言学包括了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宏观语言学、微观语言学等，可以细分为多个分支，就是研究语言的一门学问。其中微观语言学包含了语篇结构、句法、词汇和语素等方面，是研究语言本身。为了帮助说明书英译内容的完善和优化，将语言学的观点和理论应用到当前茶叶产品说明书的翻译中，语言学在翻译领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通过最近几年的翻译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来看，将其应用到翻译在内的众多方面，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对语言学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更进一步推动了语言学的不断发展。同时还可以推动符号学的本土化进程，翻译符号学的不断完善可丰富符号学的类型研究，增进了以符号学为根基的符号转换研究，国内学者纷纷关注符号转换及相关问题，符号学疆域得以不断拓展。通过建立翻译符号学来翻译相关茶文化，需要扩大国内外学术影响力，促进国内外学者间的交流壮大研究队伍，吸收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健全学科理论用以指导微观研究，从哲理层面建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创立学科哲学；借鉴前人经验构建学科理论，确定研究范围、对象、任务和目标，厘定学科术语整理和吸收各家之长；建立和健全翻译符号学资料库，搜罗和翻译国外相关著述。中国茶文化最好的推广方式，是在进行茶文化英译时要讲究“中国文化特点”，提高国际声望的有效方式、增强国力，宣传我国特有的文化，向国外推广我国的产品。只有在进行翻译时，通过将文化融入进去，才能够将翻译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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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 帆 单位: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第三篇

摘要：茶文化元素作为我国文化体系中，极具竞争力的文化理念，通过对该文化体系内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茶经诗歌典籍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中的重要载体，其中所具有的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传统茶文化元素，同时更重要的是其也能让我们感知该文化体系的具体因素和影响力。本文拟从茶经诗歌典籍的表现状况分析入手，结合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具体内涵，通过融入茶经诗歌典籍的英语翻译需求，进而全面探析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茶经诗歌典籍的英语翻译思路。

关键词：功能语言学视角；茶经诗歌典籍；英语翻译；内涵理念；翻译策略

在文化融合不断成熟背景下，各种文化元素之间的融合进程不断加快，结合该典籍内涵的诠释，从而引导我们对我国茶文化元素实现全面认知。但是，从当前整个文化交流与典籍传播的具体实施状况看，其中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语言不通顺，从而影响了不同语言体系下的人们对该文化理念的具体认知。因此，在整个英语翻译活动在实施时，想要是实现精准翻译，就要注重使用方法合理选择，特别是将英语翻译活动与具体的应用环境相结合，从而创造具有实质性影响力的翻译效果。

1茶经诗歌典籍的表现状况分析

我国有着浓厚的茶文化，品尝茶文化，绝对不是单一的饮茶，更重要的是在整个饮茶活动中，感知整个茶文化所带给我们的深邃内涵，不仅是这样，就当前人们对茶文化理念日益成熟这一背景，在茶文化理念发展过程中，茶经诗歌典籍不仅是茶文化体系的有效传承，更是整个茶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当然，就整个茶经诗歌典籍来说，其主要表现为两部分内容，其一是与茶相关的《茶经》、《续茶经》等专门的茶经著作，在这些著作内容中，有着完善且专项的著作内容。其二则是与茶相关的其他诗歌和典籍作品，比如描写茶及茶文化的诗歌或者其他文学作品艺术。结合功能语言学视觉的价值内涵和应用特点看，其实际上是从整体应用视角来开展翻译活动。尤其是结合当前文化语言应用的整体诉求，以及翻译活动的具体实施背景看，要想取得理想效果，就必须从语言文化应用的整体视角，通过融入多样化内涵，从而实现茶经诗歌典籍翻译的最佳效果。以我国经典的茶经著作：茶经和续茶经的翻译活动为例，在对其进行翻译时，其翻译的名称分别为：TheClassicOfTea、SequeltotheClassicOfTea，其中对茶经的翻译为经典（Classic），而续茶经中的续，则翻译为Sequel，其精准的将两部经典著作的关系进行有效传递和表达，当然，这实际上也是对茶文化传递性的有效记载。

2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具体内涵

在功能语言学中，其将语言作为具体的交流机制，并且在该语言应用过程中，其使用语法进行分析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构建完善的组织结构，从而使得整个语言应用构建更具有价值。结合功能语言学的的内涵和定义看，其主要分为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部分内容，在系统语法中，其旨在突出语言系统更多是一层选择性关系，也就是说，结构知识是选择关系中的结构。此外功能语言学中，其阐述的是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等等，通过该语言理论方法的有效应用，从而使得整个语言形式实现丰富与完善。事实上，随着文化交流日益成为文化发展的常态现象，不同的翻译理论和方法，都对该活动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指导意义。当然，在传统的英语翻译方法中，其更多只是从表面形式上来认知整个英语语言的内涵，以及其中所具有的具体意义，忽略了整体元素的融合性和多样性。在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不断成熟背景下，其将语言应用看做是一种资源的具体应用，尤其是在英语翻译活动开展过程中，其认为我们需要将所学的语言知识内容与语言应用和语言环境，甚至是具体的文化元素等多样内容相融合，从而构建具有指导性的语言学理论。

3茶经诗歌典籍的英语翻译需求

结合我国丰富而完善的茶经诗歌典籍看，做好翻译活动，不仅需要掌握具体的翻译方法，其同时也需要将具体的翻译内容与思路应用相结合，尤其是对于茶经诗歌典籍来说，其本身就是对整个茶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历程进行持久性的价值认知，因此，在整个翻译活动开展过程中，想要满足其整体需要，就需要做到：首先，整个茶经诗歌典籍的英语翻译活动中，既要注重采用合适的技巧和方法，也要将经典著作翻译前后的语言内容和语言环境进行剖析，通过准确分析整个茶经诗歌典籍的文化内涵，从而实现整个文化理念内涵的精准传达。结合现阶段英语翻译的实施状况及要求看，整个茶文化体系内涵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整个茶经诗歌典籍传递的重要要求，同时也是当前茶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全新要求。其次，就茶经诗歌典籍英语翻译来说，其在翻译活动前后，不仅是具体词汇发生了变化，同时其语言应用的环境，甚至是其中所具有的文化理念内涵也出现了全新状况，因此在对于整个翻译活动开展与实施而言，其想要实现最佳传播效果，在进行翻译时，不能从简单的语言内容表面出发，更多情况下，要注重对茶诗歌典籍的具体内容进行传递，结合文化元素和价值思维的综合融入，从而确保茶经诗歌典籍实现精准传递。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茶经诗歌典籍的英语翻译活动不只是普通的语言交流机制，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融入完善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内涵，所以，在进行语言转化时，要注重将各种语言要素进行精准认知，通过具体传播，从而实现不同文化体系下的完善传达。英语翻译，绝对不是普通的语言转化或者词汇转化，更重要的是其通过合理的语言传递，从而实现整个文化机制的等值传达。

4功能语言学视角下茶经诗歌典籍的英语翻译思路

事实上，茶经诗歌典籍的英语翻译完全不同于其他形式下的英语内容翻译活动，尤其是其中所具有的浓厚应用性和文化性，决定了在对其进行具体翻译时，绝对不能单一的使用翻译技巧和方法来对翻译内容进行转化，更重要的是要从整体应用的视角出发，通过完善探究茶经诗歌典籍中所包含的意思理念，在客观了解的基础上，通过真正剖析，从而实现翻译内容的准确表达。就茶文化体系发展应用的具体状况看，我们不难看出茶文化不仅仅是对整个茶文化理念内涵艺术化的诠释和表达，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其也为社会大众更好去应用整个茶文化理念内涵，提供了最佳支撑。可以说，在功能语言应用视角下，其对文化理念和价值元素的认知，从以往的静态内涵，逐渐发展为动态化内涵，尤其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茶经诗歌典籍中，有很多内容实际上是使用古典艺术表达方式所具体阐述的，因此，在对这些内容进行英语翻译时，就有必要使用做注释的方法，通过实施具体的补充翻译，从而让其他文化体系下的读者，能够更为清晰的掌握这一系列典籍中所描述的文化内涵。对于茶经诗歌典籍英语翻译活动开展来说，其有着自身特殊性，除了功能语言的基础性应用要求看，还需要从其本质内涵认知出发，通过构建完善的英语翻译系统，从而实现整个茶经诗歌典籍内容的精准传递。当然，就当前所实施的茶经诗歌典籍英译活动开展，其中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整个翻译活动的关注点只是在内容的转化上，忽略了翻译素材中所潜在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从而大大影响了翻译活动的开展实效。客观而言，茶经诗歌典籍不仅仅是一种翻译素材，更重要的是其中容纳和包含了完善全面的思维内涵和文化体系，因此，在进行具体翻译时，必须结合相关翻译方法和理念内涵应用，筛选合适的翻译方法，尤其是可以根据具体的内容，实施灵活且得体的翻译机制。在文化交流日益完善的时代特征下，当前文化与语言的交流融入，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预想，可以说，各种文化体系之间的融汇提升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功能语言学中，其倡导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与语言理念相结合的翻译机制，从功能语言学的价值内涵看，其倡导的是语言的功能性和普遍性，以及语言层次性等特点，而通过将功能语言学应用到整个英语翻译活动时，其与传统的翻译方法之间有着功能和意义上的差别与不同。结合当前茶文化体系发展应用的具体状况，我们不难看出茶经诗歌典籍不只是对茶文化的记载，其更关键的是其原汁原味的保留了茶文化的精华和内涵，所以，对于整个茶经诗歌经典著作的翻译来说，想要对其进行有效翻译，其关键和本质是保留其中的文化内核。结合英语翻译技巧的合理筛选，加上整个语言应用环境的具体融入，从而实现整个茶经诗歌典籍翻译活动开展的最佳艺术效果。当然，通过融入合理完善的茶文化内涵，选择合适的翻译技巧，从而让两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其客观上也是整个茶文化体系成熟发展的重要表现及诠释。

5结语

我国有着浓厚而完善的茶文化，这是在几千年茶叶饮用历史中所形成的文化机制，完善的文化体系和元素内容，不仅是我们对整个茶文化元素内涵认知的具体表现，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其也让我们清晰的了解到茶文化体系的产生、形成与发展脉络。当然，想要对整个茶文化理念形成全面、具体的认知，就需要从经典的茶文化著作中来认真查询，尤其是各种与茶相关经典著作，其不仅有着良好的文化属性和价值观念，以及全面而具体的茶文化理念，同时也是我们有效感知茶文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比如我国经典茶文化著作《茶经》和《续茶经》中，其中所孕育的茶文化理念，都值得我们深层次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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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翻译范文篇7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翻译；综述

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和传播不可或缺。在中国各省份中，云南作为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居住着彝、白、傣、哈尼、傈僳等2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其世代繁衍生息的进程中，创造了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和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起着独特的作用。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有助于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保持自己固有的文化地位，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从而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彭杰2013)[1]。近年来，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研究多从宏观或整体的角度着眼，所分析的案例多为个别有代表性的民族，缺少系统化多层次地对一种民族文化进行细致的翻译研究。本文从民族文化所包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出发，按饮食文化、文学、风俗与图腾文化以及其译介传播和应用层面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研究进行综述，并对未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的思路进行思考与探索。

1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研究

在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中，研究者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翻译史、典籍翻译、文学翻译、对外传播、语料库翻译等，该类研究中以民族典籍翻译的研究最为突出。学者基于民族典籍，不断探讨译介理论。此外，也有学者从宏观着眼，对中华文化对外翻译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走向世界的不断重视，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在民族文化对外翻译传播中占据了突出地位。李正栓和王心(2019)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期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典籍翻译进行了综合论述，按照地理位置分布和研究的民族对象归纳了民族典籍的翻译实践结果，分析了基于民族典籍的翻译研究和人才培养状况，以及近几年来所召开的学术研讨与成就[2]。在宏观层面，学者结合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难题和矛盾对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进行了思考。刘汝荣(2014)从多维角度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与翻译进行了思考。其指出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与传播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译什么、如何译、谁来译等，中华文化的中译外理论研究较薄弱，少数民族作品翻译甚少[3]。贺桂华(2015)解读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外宣翻译中的多重矛盾关系。在先前的研究中，所采取的译介策略多以实例分析归纳为主，研究多着眼于微观层面，而翻译活动本身的整体观照缺乏，影响翻译活动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原语文本、翻译方式和传播手段[4]。二位学者阐释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的总体认识，文本选择、翻译理论以及传播效果的重要性。马晶晶和穆雷(2019)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翻译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其中通过大量统计数据，从不同层面总结了少数民族翻译现状的特点，提出了未来发展的设想和建议[5]。基于译介理论视角，学者结合了“功能对等”“文化翻译”“生态翻译”、翻译伦理等对少数民族文化翻译进行了研究。翁明菊(2017)基于“功能对等”，以苗族服饰翻译为例，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外宣翻译[6]。宋引秀和郭粉绒(2015)基于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文化翻译”观，指出文化是翻译中的基本单位，译者在传递字面意义的同时，还需传达原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加注、释义是有效手段；翻译应注重文化功能等值，译者的主体性十分重要，译者可根据语境、读者需求、翻译目的来选择特定的翻译策略或方法[7]。张娟与熊兵(2015)基于生态翻译学，结合“多维转换”“掏空”“补建”“依归”“仿生”和“干涉”视角来解读少数民族孝文化[8]。杨司桂(2017)着眼于翻译伦理，站在“学”的高度，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翻译进行多维阐释[9]。在译介理论的指导下，谢振天对文化“走出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剖析，探讨了翻译的认识问题、译入与译出的区别、文学文化跨文化传播规律的把握问题等(陆莲枝周艳群2018)[10]。在国家大力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翻译的好坏关乎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成效。基于先前少数民族文化的翻译研究可见，少数民族文化的译介和传播有待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应用翻译理论探讨还需不断深入。

2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研究

云南拥有独特富饶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国家战略的实施、文化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翻译日益迫切，诸多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研究也应运而生。通过文献研读与反思，本文试从物质文化层面(饮食文化)、精神文化层面(文学、风俗与图腾文化)以及译介传播和应用翻译层面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研究进行综合概述。2.1饮食文化翻译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少数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包括主副食文化、加工制作文化以及饮食习惯文化。学者结合了不同的翻译视角，对部分云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进行了研究。陈丹(2015)在“等效翻译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内容信息等效、文化信息等效和价值信息等效，对《舌尖上的中国乡土小吃》中云南小吃部分进行翻译研究[11]。在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下，字庆锋(2015)结合目的语读者习惯探讨滇菜的英译[12]。侯丽香和王志雄(2016)基于“文化传播”视角，结合云南民族菜名的特点，探讨了翻译菜名的基本方法[13]。张建英和闵西鸿(2016)对云南特色小吃“粑粑”的基本的信息和所蕴含的地方特色饮食文化进行了翻译解读[14]。从既有的云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翻译研究来看，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成果较少，研究缺乏全面系统化。云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中涵盖了主副食、加工制作和饮用文化众多，对其多层次、系统化的翻译研究还有待加强。云南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独具特色，在其繁衍生息的进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云南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直接地了解少数民族文化。2.2文学翻译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学翻译研究多以文学作品和诗歌典籍的翻译为主。郝会肖和任佳佳(2015)结合了近现代少数民族诗歌典籍的翻译，指出了云南少数民族诗歌典籍翻译的现状与问题，包括数量有限，影响甚微，译本文体单一。针对诗歌典籍翻译的对策，二者指出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提升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加强翻译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民族典籍翻译后备力量的重要性[15]。王刚喜(2015)以“功能对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吉姆•古德曼(JimGoodman)所著《云南：中国彩云之南》(Yunnan:ChinaSouthoftheClouds)中第四章”游客云集之地”(BeatenTracks)的翻译[16]。高云柱(2016)在跨文化传播学的指导下，以《爨龙颜碑》铭文为例，实现了爨文化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的拓展[17]。吴炯(2016)以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理论依据，对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召树屯》进行翻译实践研究[18]。在文学翻译研究层面，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翻译所涉及的内容较碎片化，多以个别例子为主，对少数民族经典著作或文本的挖掘和翻译有待提升。2.3风俗与图腾文化翻译研究。风俗文化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聚居过程中保留、继承、发扬的风俗生活习惯，而图腾作为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象征，代表着民族的宗教信仰，是维系社会群体与互相区分的重要标志。该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有助于民族的文明互鉴，保护传统文化。李晓燕(2015)针对新平花腰傣婚俗文化中的文化休克现象，提出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英译策略，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培养和提高自身对异质文化的敏感性[19]。周颖(2016)基于文化翻译观，对《“非遗”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研究》进行了翻译实践研究[20]。张敏、毛瑾和王娅蕾(2017)着眼于生态翻译学，结合文献法、调查访谈、综合分析法研究了云南彝族虎图腾文化的英译，论证了生态翻译学的适应性[21]。综合上述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对外翻译研究基于的视角较广泛，但针对标志性的民俗文化如舞蹈、节日、婚俗、图腾和宗教等的翻译研究，涉足较少。云南少数民族风俗和图腾文化是其所特有的文化标志，加强对其对外翻译传播有助于彰显其独特的民族地位。2.4译介与传播研究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翻译和传播极具时代意义。张晓钟(2009)提出以英语翻译的形式向世界推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其根据外宣翻译的特点与要求，综合“功能对等”理论、文本类型分析、功能翻译等理论，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翻译提出了建议，同时阐释了少数民族文化信息翻译的处理方式[22]。彭杰(2013)从文化翻译的目的性研究了外宣翻译的意义与研究思路。其强调文化传播的目的性和文化性在跨文化翻译中的重要性，需考虑翻译的目的以及受众，而非停留在符号与编码的转换上。翻译的跨文化交际性决定了翻译中所涉及的文化因素，翻译多带有文化传播的目的。马利飞(2013)在权力话语视阈下，从话语内容、形式、网络传播媒介等角度，以白族的乳扇及三道茶的翻译为切入点，分析少数民族文化网络外宣翻译的特点[23]。2.5应用翻译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应用翻译研究主要体现在旅游文化和公示语的翻译上，学者结合社会学理论以及翻译目的论对旅游文化和公示语的翻译进行了研究。周标和张瑾(2013)基于社会学理论，阐释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同旅游及其翻译的关系，并例证了其在民族旅游文化翻译中的运用[24]。李沛亭(2014)结合云南民族村导游的口译实践，提出了导游口译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25]。王紫君(2016)结合目的论，研究了昆明主要景区公示语的汉英翻译[26]。从近年来的研究分析可见，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应用翻译研究较分散，所涵盖的政治、经济、商贸、医学等涉及面较窄，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实用文本、应用翻译理论和人才培养有待开展。

3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的新思路

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可见，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大多只停留在个别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作品，如饮食文化、旅游文化和术语的翻译，对每个民族特有的文化还缺乏针对性系统性的挖掘与翻译研究。对此，基于对先前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的研究和反思，作者尝试提出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的可能研究方向和思路。首先，从文化译本的选取上看，译者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对不同时期不同的文化作品的翻译需求进行研究，对每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进行提取与翻译，如传统文化和饮食文化等，达到民族文化快速和有效传播的目的。其次，从选择适用的翻译理论上看，可以扩宽到不同的理论领域，不仅仅只使用文化层面和对等等翻译理论，还可以结合不同的翻译目的和需求来选择不同的翻译理论。再次，应培养译者的文化素养，提升译者对中西文化之间差异的理解，从而更好地译出满足译语读者需求和思维习惯的译本。最后，如果可能，需对译本的传播实际效果进行研究，从而反思译文的质量和接受度。

4结束语

典籍翻译范文篇8

培养目标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却忽视了语言输出能力的培养和不同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需要各院校根据地区差异和专业特点在教学实践中进行调整和完善。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博士研究生英语技能的培养与所从事的职业和科研工作不相关或不实用，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因此博士英语课程亟需进行改革。山东中医药大学每年招收非英语专业博士研究生约70人，涉及15个中医相关专业，英语课程为其必修学位公共课程，开课时间为博士一年级两个学期，课时分别为90和54学时。为了解博士研究生对英语学习的需求，本研究对2012级68名博士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博士生希望英语课程教授的内容依次为：英语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能力(43%)；国际会议英语口语表达能力(26%)；中医典籍翻译能力(23%)；英语听说能力(8%)。该调查结果表明博士研究生非常注重英语课程的实用性，希望通过课程学习解决学历教育和职称评审当中的论文写作和发表难题。另外，博士研究生也希望通过参加国际会议和翻译中医典籍，将中医文化传播至世界范围。这种层次较高的需求在以前的教学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博士英语课程备受冷落的原因。鉴于此，有必要对中医院校博士研究生英语课程的改革进行探索，重新确立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机制。

1.1培养目标

根据中医院校博士研究生的专业特点和需求，确定其培养目标为：

1.1.1中医英语和医学英语阅读、翻译能力

能熟练阅读和翻译英文医学文献，掌握中医英语翻译技巧，能将中医文化和中医知识翻译成英语，传播到国外。

1.1.2英语学术论文撰写和发表能力

能用英语撰写中医和医学学术论文，掌握文献信息检索方法和学术论文格式规范和写作要求，并能根据期刊要求改进论文。

1.1.3国际会议英语表达能力

能听懂并用英语表达自己的专业见解和研究成果，掌握国际会议规则和跨文化交际技能。上述培养目标的落脚点仍是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但其内涵截然不同，体现了中医院校的学科特点和博士研究生的实际需求。

1.2教学内容

与培养目标相适应，博士生英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可分为3个模块，每个模块约占45学时，分述如下。文献阅读和翻译模块以英文文献和中医典籍为研究对象，学习文献信息检索技能，熟练获取所需文献资料，理解英文医学文献的主要内容，并掌握将中医典籍翻译成英文的方法和技巧，这一模块的设计契合了中医院校博士研究生提高专业知识和促进中医文化国际传播的目的。学术论文写作模块重点涉及英文科技论文写作规范和发表流程，并介绍科技论文的写作思维、结构模式和语言特点。这一模块是为了提高博士生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的技能，满足他们完成学历教育和职称评定的实际需求而设。国际会议交流模块以国际学术交流英语为内容展开，介绍国际会议规则，了解国际会议范式表达和会议环节，注重文稿组织、演讲阐释、即席答辩、主持讨论等英语会话技能的提高，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选用的教材不再局限于之前的《中医英语》，而是增加了《中医英语翻译技巧》《医学英语阅读》《学术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国际会议交流英语》等，并以SCI等权威检索机构收录的论文为范例，辅之以学术前沿动态信息和国际会议视频等，丰富学生的输入性知识，提高课程教学的实用性和真实性。

1.3教学方法

传统的博士研究生英语教学方法以教师讲解和灌输知识为主，教学方法单调乏味，教学效果得不到保障。结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出的“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4大要素，在各模块教学中采取项目教学法和小组教学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良好学习环境，可极大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教学效果。项目教学法以完成真实任务为教学目标，为英语学习提供真实情境和意义构建的平台，而小组教学法增加了学生互相协作和会话的机会，提高了课程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在文献阅读和翻译模块，确定每组同学完成两项任务，比如，一是从SCI论文中找出近2年内发表的、被引用次数超过30次的、作者母语为英语的5篇相关医学论文，并分析其优点和缺点；二是选取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中的某一篇章，将其翻译成英语，并与其他翻译版本比较异同，分析各自的翻译指导理论。每个小组均需将其任务完成情况向全班同学做出汇报，听取同学和老师的评价，并回答他们的问题。而其他同学和老师都要根据小组的表现填写评分表，作为小组成员的日常项目得分，其他模块亦可照此展开项目教学。例如在学术论文写作模块，确定的任务是完成一篇符合SCI要求的论文。教师首先以SCI来源论文作为范例进行讲解，分析论文结构和选题依据，体会写作思路和语言特点，学习论文写作规范和格式要求。继而引导学生查找相关资料，选定题目，构思框架，最终完成论文的写作，该过程可使学生对论文布局和语言使用有全新的认识，并掌握SCI科研写作的脉搏。小组成员主要在选题论证和论文修改环节发挥作用，通过互相讨论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国际会议交流模块，主要以讲座和情景模拟展开教学。通过讲座介绍国际会议规则和语言特点，并利用音频和视频资料在课堂上营造国际会议现场氛围，使学生身临其境，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如主持人、演讲者和提问者等锻炼学生随机应变和英语学术交流的能力。上述模块的教学由英语教师、医学专业教师和外籍教师共同完成，分别发挥其专业特长和擅长技能，帮助学生解决任务完成中遇到的困难，指导他们完成所有模块的任务。

1.4考核机制

教学考核包括终结性和形成性评价两个部分，对于每个成员在小组活动和项目完成中的表现进行不间断跟踪记录，由教师、同学、个人3方共同打分进行考核，所得成绩按比例计入课程总评。学期末的考试由面试和笔试两部分构成，听取学生的口头报告和论文陈述，力争涵盖课程的全部内容。

2需要注意的问题

典籍翻译范文篇9

[关键词]马建忠；翻译书院；善译

Abstract：AftertheFirstSinoJapaneseWarin1895，MaJianzhongadvancedtheconceptof“goodtranslation”inhis“ProposalforSettingupaTranslationAcademy”inordertoovercomethetranslationshortcomingsintheSelfstrengtheningPeriod.Theconceptof“goodtranslation”laidafoundationforthedevelopmentofmodernChinesetranslationtheories，whiletheproposed“translationacademy”providedtheframesforthetranslationacademiestobesetupinlateQingDynasty.Ma’sadvanceof“goodtranslation”aimedtotraintranslatorsandinterpreterswhocan“knowthemselvesandtheenemytofightvictoriousbattles”，andhadobvioushistoricallimitationsinthedrasticsocialtransformationperiodaftertheSinoJapaneseWar.

Keywords：MaJianzhong；translationacademy；goodtranslation

一

1894年冬，维新人士马建忠写成《拟设翻译书院议》。在这个2500字左右的中国近代翻译史名篇中，马建忠提出了“善译”的标准：“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1]214。

二

(一)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努力矫正洋务翻译的弊端

1862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同文馆，拉开洋务运动的序幕。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除创办新式学堂外，还设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专门译书机构。然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由部分西人和少数洋务官僚努力而实施的翻译仅涉及少数实用性自然科学和海军军事领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为了“求强”和“求富”，清政府派遣了多批留学生以置之“庄岳之间”，指望他们回国后成为教学、翻译传播西学的津梁。然而，在外语日趋成为谋求新兴职业敲门砖的清末社会，回国留学生“惟以所学者为资本，赖以致富”[2]19，不想将外语翻译传授给同邦。而实际从事翻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辞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言语，而汉文则麤陋鄙俚，未窥门径”。由于译者的语言和专业知识普遍较低，翻译时不但“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而且“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1]214-215，翻译后的文本往往“于原书之面目尽失本来”[1]215，同一本西文书籍，翻译出的汉语文本有时差异悬殊无比[3]345，以至于“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1]215。

由于洋务时期的译者大多“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1]215，中西译者主要依赖“西译中述”这一时代特有的翻译模式：“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2]18。在中西合作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文本的选择完全根据西人的爱好和专业决定，华人译者在翻译中处于从属地位。“关于翻译本身的理论和技巧，口译和笔译者均很少了解。”[4]364“西译中述”的翻译文本“文辞艰涩”、“驳杂迂讹”、“挂一漏万，割裂复重，未足资为考订之助”，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讥笑也”[1]314-215。

为了矫正洋务翻译的种种弊端，同时着实学习西学以真正探求富强之道，必须造就一批掌握中西语言文字、熟悉专业知识、了解翻译理论和技巧的人才。

(二)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旨在培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在国内不惜重金教学汉语言文字，翻译各类古今汉语书籍，同时派遣西人和传教士来华，在从事经济掠夺的同时，公开或秘密地聘请汉语教师，学我语言，译我经典。

虽然以魏源等为代表的进步学者和思想家在面对西方列强疯狂掠夺和清王朝故步自封、闭关自守时早就提出了翻译制敌的思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4]。冯桂芬又进一步强调了翻译制敌的重要性，认为翻译“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5]211。洋务派也明白，要了解西人“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6]。但洋务翻译“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只局限于“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大”[7]7。士大夫阶层对于洋务翻译“泥古守旧”，而少数立志于翻译的“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达、文字不通，不能遍览其书，遂不能遍知其风尚”[1]212。如果“言语不通，文字难辩，一切隔膜”，不知西人之“情伪”和“虚实”，在对外交涉中“安能望其妥协”[8]?

面对甲午海战后的严峻局势，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开门见山，大声疾呼：“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列强“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1]211-212。要在“外患方兴，内讧洊至”[1]216的对外交涉中“尽知其情实、尽通其雍弊，因而参观互证，尽得其刚柔操纵之所以然，则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1]212。马建忠呼吁借鉴西人于我语言文字、政令法规、文化典籍等如数家珍的做法，在通商口岸城市创设翻译书院，迅速及时地翻译外洋各国报刊书籍，造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

(三)马建忠提出“善译”理论，构建了中国近代重要译学理论的发展基础

马建忠提出“善译”之前，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科学家针对洋务时期西方科技书籍翻译名称繁杂纷纭的现象，积极协助和配合英国传教士教育家傅兰雅提出了统一译名的3条措施，即翻译时如中文已有现成名称则用中文名称；斟酌、推敲、考证新的中文名称；对于所确定的中文名称，编制中西名目对照。“统一译名”只是纠正洋务翻译弊端的一项具体措施，尚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

什么是“善译”?马建忠认为，要达到“善译”，译者首先必须通晓汉语和外语，因为任何通汉语而不达外语，或达外语而不通汉语者都不可能在翻译中准确传递原文的神韵。其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更要努力掌握翻译理论和技巧，充分应用语义学，“委曲推究”所有相当之实义；应用语音学，“审其音声之高下”；应用文体学，“尽其文体之变态”；应用语用学，“析其字句之繁简”；应用修辞学，研究“其义理精深奥折”。在“确知其意旨之所在”的基础上，“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准确传递原文的神韵，这样的翻译才是“善译”。

中国近代最重要的翻译理论当属严复1897年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信”就是翻译的文本要忠实于原文，“达”就是翻译的语言要通顺易读，“雅”就是翻译的文字典雅优美。“信”、“达”、“雅”翻译标准不但在当时影响极大，对以后近百年的翻译史也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马建忠的“善译”要求译者研究“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努力辨别外语“音声之高下”、“字句之繁简”、“文体之变态”以及“义理精深奥折”，以便使译文与原文“无毫发出入”，这一要求已基本等同于严复的“信”，即“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善译”要求译者在“确知其意旨之所在”的基础上，“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这一要求又接近于严复的“达”，即“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9]。“善译”要求翻译的文本既忠实于原文，又通顺易读，构建了“信”、“达”、“雅”翻译标准中“信”与“达”的基础，“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10]。

(四)马建忠呼吁创设新式翻译书院，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框架

早在1861年，冯桂芬便在《校邠庐抗议》之“采西学议”中提出设立翻译书院：“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5]210冯桂芬提议创设的“翻译公所”只是教学中外语言文字的外语学校。

洋务运动时期出现了近代第一次翻译高潮。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等主要洋务翻译机构贯彻“西学为用”的原则，主要从事外交、海军军事和部分自然科学书籍的翻译，以翻译“求和”、“求强”和“求富”，但“专门之业不分，精致无自”[7]7，且洋务“翻译一直是外语学习的手段，而不是一门专业，即翻译始终是作为外语教学流派中的一种——语法翻译法而存在的”[11]。

马建忠呼吁创设的“翻译书院”集教学、翻译、出版于一体，努力实践“善译”，是一所专门培养既能翻译外国文献，又精通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交涉、翻译、编纂、教习等国家急需高级翻译人才的学府，培养目标设定超越了前人，超越了体用思想的范畴。“翻译书院”在办学目的、招生对象、师资配备、语言教学、翻译实践、编辑出版、管理方法、经费配备等方面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办学框架。

首先，“翻译书院”努力教学中外语言文字，培养“善译”人才，以翻译为外语教学的有效手段。“翻译书院”招收已通外语者为1班，长于汉文者为另1班，聘用“兼通汉文、洋文之人”，以便因材施教。对于已通晓外语的学生，除正常语言教学外，还要求“日译新事数篇以为工课”，以翻译实践作为外语教学的有益补充。“翻译书院”同时要求通晓外语的学生加强汉语学习，长于汉文而外语基础差的学生则必须认真学习外语。如果教习能“循循善诱”，教学方法得当，2年外语学习后，这些学生即可通晓外语，“然后肄力于翻译，收效必速”，而且由于长于汉文的学生“天资绝人”，中外语言文字又“文理无间”，所异者“事物之称名耳”，所以“先通汉文后读洋文”者从事翻译，往往“事半功倍”[1]218。

其次，在翻译实践上，“翻译书院”将翻译视为一门专业，译书范围既涉及中外“通好”，又有“一事一艺”，更有“政令治教之本”和“外洋学馆应读之书”。所译西书分为3类：第1类为对外交涉书籍，即“各国之时政”、“外洋诸国内治之政”以及“各国交涉之件”等。这类书刊由于时效性强，必须“随到随译”，是“翻译书院”必须首先从事的翻译；第2类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即涉及自然、社会、人文、历史、军事、法律、经济等西方“政令治教”的各类科学书籍，由学生“择其善者”逐日分类翻译；第3类为西方教科书，包括算学、热学、光学、声学、电学、动植物学、金石之学、性理、格致等近代科学。“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应次第译成，于彼国之事方有根柢。”[1]220-221

再次，在“翻译书院”，翻译还是一门产业，以出版促进译学的发展。“翻译书院”设立印刷所，负责所译书籍的印刷出版；聘用“长于古文辞者”一方面充当汉语教习，另一方面“润色已译之书”、“商定所译名目”，同时“为同文字典底本”编制目录[1]219。学生逐日翻译的书刊经不断修改和润色后“附旬报印送，以资观览”[1]221。

“翻译书院”还配备专门管理人员，以督查学生遵守规章制度；设立图书馆，聘请专人负责购买书籍和管理图书馆的日常运作；配备专项经费，以支持翻译书院“立不拔之基”[1]222-223。

马建忠“善译”理论是洋务翻译的一次重大飞跃，促进了我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实践“善译”的“翻译书院”勾画了清末“新政”时期译学馆的基本办学框架，促进了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马建忠提出的“善译”，要求译者充分应用语义学、语音学、文体学、语用学、修辞学等理论和方法，这一要求虽然对当今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还只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并且，在中日甲午海战后变革图强的转型社会，仅在通商口岸城市设立“翻译书院”，以培养“知其之情伪和虚实”、在对外交涉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翻译人才为宗旨，具有明显的时代落伍性和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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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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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1卷[G].北京：中华书局，1979：2679.

[9]严复.天演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6.

典籍翻译范文篇10

关键词：中韩茶文化比较；茶学词汇；翻译教学

中华文化有着很深的历史积淀，而茶文化作为其中一个典型代表逐渐开始受到众多文化研究者的关注。由于韩国与中国文化交流较为频繁，因此，中韩茶文化差异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为语言差异，学生在理解中韩茶文化的过程中就出现很多问题，因此，茶学词汇的翻译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茶学语言翻译能够有效提升中韩茶文化交流，让中国茶文化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

1中韩茶文化比较

1.1茶的发源地差异。茶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记载，中国是茶文化的起源之地。经史料记载，中国最早对茶叶的记录是在神农时期，当时茶叶的应用还并不十分广泛，仅仅是药用植物。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历史变迁，茶叶开始在民间普及，且变成颇受平民喜爱的饮用植物。据查证，在我国的许多医学典籍上都有关于茶叶解读的记载，可见我国茶文化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相比，韩国的茶文化起源较晚，距今仅有700年。为了便于与中国历史相比，史学家对韩国茶文化的起源时间作了推算，大致是从我国西汉至初唐这一时期。而同一时间中国的茶文化已经不再处于萌芽阶段，而是趋于成熟。1.2茶的分类差异。茶的分类极为丰富，可以根据用途，产地以及颜色等众多特征分门别类。如今市场上常见的茶可以分为红茶，绿茶，乌龙茶等等。在众多茶叶品种中，我国茶叶市场上以绿茶为主，且已经占据半壁江山，换言之，绿茶是受到大多数中国人喜爱的一类茶。如今现存的绿茶中龙井茶，碧螺春等都已经享誉世界。“绿茶”这一词汇在韩语中被译为“”，相对于我国的茶文化，韩国则更倾向于传统类别的茶。在我国汉末唐初茶文化开始流向朝鲜半岛，于是韩国开始受到茶文化的影响，且茶文化在中国佛教盛行之后，流传速度更快，范围更广。随着茶文化在韩国的发展，不同教派文化也相继传播到韩国，如儒家思想的兴起就对韩国的茶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厚的影响。这一时期茶已经不再拘泥于一种植物，任何具有药用价值的汤药都被称作“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叫法就被称作“传统茶”。由此可知，任何能够入药的植物都可以称作传统茶，因此，其种类相当丰富，如大麦茶、五谷茶等，除此之外还有药草茶，水果茶。水果茶顾名思义就是大枣、核桃、青梅、柚子、柿子、桔皮等水果都可以作为茶的材料。用专业的茶学词汇可以将传统茶翻译为“”。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应将茶文化词汇的翻译作为重点，引导学生关注其起源，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以达到深入理解的效果。1.3茶的引用方式与社交礼仪差异。谈及中国的茶文化就不得不提唐朝，作为一个鼎盛的王朝，唐朝不仅经济发展迅速，其文化发展也令人赞叹。饮茶习俗是从唐朝开始的，且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深入人心。中国饮茶之道不仅仅是为了解渴，而是对茶叶本身味道的细细品味。所谓“品茶”正是对茶叶本身的颜色，味道以及香味有更深的感悟，让人从中获得精神上更高层次的享受。中国人饮茶大都习惯于清淡，因此，泡茶也成为一门手艺，对茶具和水的使用手法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可知，中国对茶已经不再拘泥于喝茶的境界，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高度。茶的作用也由解渴发展为“以茶会友”。韩国的泡茶法也已享誉世界，成为其茶文化中一个独特的标志。

2茶学词汇翻译教学的意义

中国茶文化包容着众多的文化元素，已经成为几千年来历史的一个缩影。茶文化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究其原因是茶文化的形成是从茶叶树种的选择，栽种以及各种茶叶的制作中不断发展而来的，因此，想要真正了解茶文化就不能仅仅追求茶叶的名称及口味，而是追根溯源，深入了解。在开展茶学词汇翻译教学时，为了让学生能真正的体会到茶文化的语言魅力，教师应针对茶叶的不同特点展开，结合种植背景以及不同的语言情境开展翻译教学。同时对于不同品种不同产地的茶叶，应采取区别性翻译的方法，用最为标准化和专业化的词汇和语言将茶文化的精髓翻译出来。茶学词汇翻译教学工作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有丰富的茶学词汇量以及专业的翻译水平；其二，对茶道有深入的了解，对中韩两国的茶文化历史有准确的把握。以“功夫茶”为例，在翻译过程中，这一命名的由来以及深层含义是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韩语将其翻译为“”。由此可知，中韩茶文化比较和茶学的词汇翻译教学工作是要将对茶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为主要参考资料，从而翻译者能够在全面把握茶文化基础上展开翻译工作。

3茶学词汇翻译教学策略

3.1搭建直译与意译链接的桥梁。由于语言之间存在差异性，中文与韩文亦是如此，在茶学翻译教学中，教师应尝试运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来阐述茶学词汇，以便学生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中文和韩文两种语言体系在某些时候会相互干扰，因此，茶学词汇的翻译教学工作应避免过于表面化。如在对中国名茶“乌龙茶”进行翻译时，如果简单的翻译其名称会让人产生误会。原因是在韩文中“乌龙”是贬义词，如果简单按照其表面意思翻译则会让韩国人认为这是品质不好的茶。因此，在实际的翻译中，“乌龙茶”被译作“”。又如我国有一种茶因其采摘的时间比较特殊而得名，被称作“明前茶”，顾名思义实在清明节气之前对其及进行采摘的。因为清明前的气候适合茶叶生长，因此，其韩语名称被翻译为“”。所以在茶学词汇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从翻译目标的深层含义入手，不能简单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将茶的特点，背景以及文化内涵准确表现出来。3.2拟人拟物的翻译。中国语言的精深主要体现在修辞手法上，其中拟人和拟物就是两个典型代表。这一手法在茶学中也常常见到，如这一句对茶的描写：“茶味清淡，不宜用大量的水或是进行大范围地砌泡。”深入思考会发现这一段描写实际是引入了“俭”的拟人手法，从侧面表现出茶叶的品行特点。而韩语翻译：“”为了与汉语表达意思相契合，在翻译中也尝试融入了拟人的手法，尽可能完美的将其原意表达出来。又如：“茶犹如是南方良木”这一句的翻译可以采用拟物的方法：“”把茶叶比作良木，运用这一手法让读者认识到茶叶的品质特点。3.3词性转换的翻译。无论是汉语还是韩语在语句翻译教学中都要注意语句的词性，不同词性有其不同的特点。为了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尽量保证语句准确，词性协调，只有词性辨别准确才能够运用简练的语言表达更多的含义。如：“饮苦茶犹如轻身换骨。”这句的翻译可以将其最后的“轻身换骨”其作为一个形容词展开翻译，：“”通过准确运用词性之间的转换烘托出苦茶的效用。

4结束语

中国茶文化的起源是领先世界的，同时也是享有盛名。相比于我国，韩国茶文化的发展虽落后几千年，但是仍然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近年来，茶文化逐渐受到欢迎，中韩茶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也逐渐受到重视。而为了更好传播我国茶文化，同时也深入了解其他国家的茶学，茶学词汇翻译教学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茶学语言翻译中，词性、准确性成为影响翻译效果的关键，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重点培养学生的翻译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茶学素养，让学生对中韩两国的茶学历史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参考文献

[1]张翔宇，刘立格，余曼凌.文化竞争背景下的中韩茶文化比较与高校茶学词汇翻译教学[J].福建茶叶，2013(2):23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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