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范文10篇

盗窃罪范文篇1

摘要：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学者，对盗窃他人占有的本人财物的行为的认定有很大争议。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对此国内学界也是众说纷纭，并引发了关于盗窃罪客体的争论。关键词：盗窃罪；客体；所有权；占有1国内学界的争议1.1“所有权说”“所有权说”认为：盗窃罪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也是刑法的通说。在谈到盗窃罪的客体时，马克思关于盗窃林木的行为的精彩论述成为被引用的经典，“犯罪行为的实质并不在于侵害了作为某种物质的林木，而在于侵害了林木的国家神经——所有权本身。”盗窃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然后进行索赔，让他人遭受了财产损失，实际上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符合盗窃罪的实质要件，因而应以盗窃罪论处。（1）从犯罪客体方面讲，被告的行为并未侵犯所有权，即未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却构成盗窃罪。甲窃取的车辆是自己的，而乙只有使用权。显然，被告的窃取行为没有侵犯他人的所有权。即使是被害人因赔偿而受损，其损失的也并不是被盗物品，而是赔偿金，赔偿金并非被告窃取的对象，赔偿金所有权与被盗财物所有权虽然在价值上可比较甚至是等量的，但在权利主体和标的上则是完全不同的。（2）从故意犯罪形态上看，行为完成时仍不能成立盗窃罪既遂。甲将车盗走后，乙告知丢车，这时如果甲直接表明是自己将车偷开回来了，则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显然不可能构成盗窃罪。但根据前面的论述，其将车盗走无疑已属盗窃既遂。其实这种说法把既遂后发生的情形作为“应以盗窃罪论处”的前提条件，有倒果为因之嫌。（3）从刑罚裁量的角度出发，盗窃罪以“数额”作为量刑的主要依据。根据“所有权说”的观点，被告的行为使他人承担赔偿责任而致财产损失，在本质上是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应以他人的赔偿额而非被盗物品价值作为盗窃罪的“数额”。这与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实务相矛盾，况且对被告盗窃罪的量刑完全由被害人赔偿的数额来决定，实在难以解释。1.2“占有说”由于“所有权说”最大的症结在于：行为并没有侵犯所有权却被认定为盗窃罪。相对而言，“占有说”的思路自然就是：没有侵犯所有权也能构成盗窃罪。主要观点是：盗窃罪的法益不应限于所有权，而应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包括他物权及债权，他物权又包括占有权，这是一种合法占有），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这是一种事实占有，不同于合法占有）。当自己所有的财物由他人合法占有时，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就是财产犯的法益，因此，行为人盗窃他人占有的该财物，当然成立盗窃罪。简言之，占有亦属盗窃罪法益，前案虽未侵犯所有权但侵犯占有，故应认定为盗窃罪。此“占有说”不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而可以有效地打击犯罪。这种观点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也回避了“所有权说”的尴尬。但在本案中，甲如果自行取回车，然后又告诉乙车已取回，其行为并不具备严重的或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但根据“占有说”的观点，甲将不可避免地被认定为盗窃罪。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无故占有他人财产不返还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此时的“占有”无疑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在此，所有权人不得已而将财产偷回的行为要定为盗窃罪，情理上很难说得过去，并且对这种情形一律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无论是对公民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来讲，还是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工作任务而言，都是一项不小的负担，也不符合我国现阶段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是，“占有说”将使盗窃罪主观上不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我国盗窃罪的传统定义全面瓦解，这恐怕是持“占有说”的学者也不愿意看到的。2基于我国刑法的理解与分析“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发现法律的缺陷并非是什么成就，将有缺陷的解释成没有缺陷的才是智慧”。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我国刑法的范畴内，在不违背我国刑法的原则和精神的条件下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在本案中，所有权说与占有说的争论并不能解决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对这种行为作无罪处理，对此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这毕竟是一种破坏法律秩序的行为，如不加以打击，难免轻纵犯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实际上，在我国刑法的范畴下，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在此，笔者同意国内有些学者的意见，盗窃罪侵犯的客体应当是事实上的“占有本身”。占有作为一种事实，总是处于一定的状态之下。因此，与其说法律保护的是一种占有事实，不如说法律保护的是一种稳定的、静态的占有状态。这里我们所论述的是对合法占有的侵犯。对于非法占有而言，这一观点同样可以解释。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对于非法占有，我们承认其为盗窃罪的客体并不是因为非法占有本身是一种合法权益，而是因为其代表了现存的将要为法律所规范的事实状态，任何人对之加以侵犯都可能构成犯罪。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其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限制了盗窃罪成立的条件。由此可见，不需要提什么新的理论，从刑法的本土资源出发，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本案中，甲将自己的摩托车借给乙使用，而后又偷偷取回，如果并未再向乙索要赔偿。此时，甲并不具有非法占有摩托车的目的，虽然其可能违约，但这是民法调整的范围，而非刑法关注的对象。而甲将摩托车秘密取回后藏匿，又向乙索要赔偿，此时甲便有非法占有该摩托车的目的，就应当构成盗窃罪。我国刑法采用非法占有说。该说认为盗窃罪的犯罪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盗窃罪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侵犯首先表现为对他人财物占有权的侵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地说，就是意图使用非法手段对他人所有的财物行使事实上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从而侵犯他人对某一特定财物的所有权的正常行使。“非法”，通常认为是指缺乏正当的理由、根据，既包括为法律所禁止，又包括为一般社会观念所不允许。“占有”，往往仅指事实上的占有内容，盗窃犯只希望将财物置于自己的实际控制之下，为事实上的使用和处分创造条件。占有目的，仅指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和追求，决定着行为的方向，但并非客观行为的完成标志，盗窃行为的完成标志只能是使财物脱离原所有人和占有人的控制。3结语综上所述，盗窃罪的客体应当是财物的他人占有，同时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时，对侵犯他人财物所有权仅持放任态度，即不管是谁的财物都进行窃取，其针对的直接对象是占有本身，即直接指向被他人占有的财物，目的也是非法转移占有。在这中间，行为人更强烈地侵犯的是对被占有财物的财产秩序的保护，即刑法对占有本身的保护。这更加强了盗窃罪的侵犯客体是占有关系这一论点的力度。有学者还认为作为法律制度的所有权就是一种广义的所有权。在此，所有权只是一种抽象的权利，而现代社会里财物的经济效益主要是由对财物的占有、管理而取得的。因此为了保护所有权，首先必须保护占有本身。从刑法自身所追求的秩序价值来看也应认为盗窃罪的侵犯客体是占有本身。

盗窃罪范文篇2

[关键词]盗窃罪；抢劫罪；转化抢劫罪

前言

关于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的条件的认识和理解上，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巨大争议。[1]这种争议不仅停留在学术界，而且在司法实务界也非常普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处理这一问题作出了诸多批复和司法解释，但是迄今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本文选择几个争议问题略谈一己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中的“数额较大”问题

（一）学术分歧

在这一问题上，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学术部门均有不同的观点。[2]分歧在于，立法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有关解释并不完全一致。按照“两高”的司法解释(《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的批复》)，被告人实施盗窃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抢劫罪处罚。而立法部门认为，“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犯‘盗窃罪’，即不仅实施了盗窃行为，而且已构成犯罪”。[3]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即盗窃财物尚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只要暴力抗拒行为情节严重的就可以按照抢劫罪论处。[4]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光考量“数额较大”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应当具体看被告人行为的表现形式。如果是“秘密窃取”则应当构成盗窃罪，如果该行为脱离了前述范畴，而转化为“公然夺取”则应当认定为抢劫罪。[5]

事实上，对于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中的“数额较大”问题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现象，即只要改变观察的角度就会发生不同的观察结果。因此，争议也就在所难免。故而，纯粹对这一问题做个别理由上的阐释将始终无法跳出学术论辩上的“死循环”怪圈。笔者以为，关键的问题是要选择一个判定标准。

（二）构成要件标准：问题的解决之道

笔者认为，判断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与否这一问题，必须得看两罪的构成要件。在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要有四个方面要格外注意：（1）犯罪行为人主观方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动机）；（2）犯罪行为人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行为）；（3）认定的数额较大（赃物、赃款条件）；（4）犯罪行为破坏了社会秩序和他人的财产安全（侵害的客体）。只要满足这几个条件就是构成盗窃罪。同理，盗窃行为是否转化为抢劫行为，实际上并不因“数额较大”一个问题而显得格外重要的。按照我国刑法理论，同样也得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既然前罪不构成，又谈何转化为后罪呢？

事实上，这是一个学理上的误解。理由在于：首先，我国《刑法》第269条并没有规定此种情形只能定盗窃罪、诈骗罪或抢夺罪。其次，该条的法律规制精神指向在于惩治“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最后，如果人为的中断转化链接，势必造成有人以行盗窃之名而为杀人之实的法律规避行为。届时，社会必须为此种法律漏洞付出惨痛的代价。

二、盗窃罪非实行人员为逃脱使用暴力是否构成抢劫罪问题

这一争议是由实务界引发的。有一则案例，五人合伙盗窃，被告人与其他两名同伙以按摩为名将被害人（按摩店主）引开。盗窃得手后，实行人员逃离，而店主揪住被告人不放。被告人为逃脱而殴打店主，致其轻微伤二级。后来其他四个投案自首，且不够“数额较大”条件而未被起诉。但是被告人能否转化为抢劫罪则引发了争议。

（一）学理分歧

对于上一问题，学术界存在三类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定抢劫罪。理由是，虽然被告人未直接实施盗窃行为，但是构成了共同盗窃；而且其随后为抗拒失主的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并造成失主受伤的后果，符合转化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抢劫罪论处。[6]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269条实际上规定了两个硬性条件，即只有当前一行为构成盗窃罪才能转化为后一犯罪提供条件。“也就是说构成盗窃罪等罪名是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条件”。[7]不过，也有学者持其他意见，即盗窃非实行人员是否转化为抢劫罪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在本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行为人一样，并没有构成盗窃罪，而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从而就不存在一个转化问题，从而也就不存在“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的情节，从而不构成犯罪。[8]直言之，被告人的行为也只是构成一般违法，而不涉嫌犯罪。

笔者以为，上述三种意见均存在不当之处。理由在于，判断盗窃犯罪行为是否成立并不是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所在，而是后来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认定的结果。如果用司法机关后来的推断来代替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则违背了刑法上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由此，无论上述三种意见如何，均不符合刑法之基本原则。

（二）行为性质：问题的判断准则

笔者以为，上述问题学术界之所以争议重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犯了先入为主的观念错误。因为只要谈到盗窃中使用暴力就主观联想到转化抢劫犯罪。从哲学上来讲，外在的客观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个体的一种主观命令。换句话说，个体是很容易受外界客观存在因素的影响的。转化抢劫罪的法律规范就容易导致此种误导。

正如上文所言，在判断盗窃是否转化为抢劫罪这一问题上，最为根本的标准就是看两罪各自的构成要件。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就定盗窃罪；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的就定抢劫罪；如果既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又同时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就应当按照《刑法》之269条定抢劫罪。在盗窃非实行人员暴力抗捕这一问题上，也应当看该非实行人员行为的性质。笔者以为，上述行为不应当构成抢劫罪。理由在于：

第一，被告人不具有“情急转化”的情节。实际上，我国《刑法》第269条之所以把“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定为抢劫罪，是为了从法律上遏制前一事态的失控，而发生性质上的转化，即从非暴力犯罪转化为暴力犯罪。故而，“情急转化”是其立法所要求的情节之一。本案中，被告人并非情急抗捕，因此不具有刑法上所要求的必备情节。

第二，被告人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为行为人不是为了获取财物而施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三、盗窃后以暴力解救同伙是否构成抢劫罪问题

（一）学理争议

对于盗窃后以暴力解救同伙是否构成抢劫罪，学术界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两个独立的犯罪，不存在转换问题。理由在于，第一，盗窃行为已经实行终了，不具备刑法上之转化为抢劫罪的转化条件。第二，以暴力解救同伙不是抢劫行为，因为抢劫的是人，不是财物，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盗窃后以暴力解救同伙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理由在于，暴力解救同伙的是行为人盗窃未遂主观意图的继续，而不是终止之后的另一个独立的犯意。[10]

笔者以为，上述学理争议并没有完全领悟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之立法精神原意，从而在性质判定上始终出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二）个别处理：问题的解决标准

在盗窃后以暴力解救同伙是否构成抢劫罪问题上，实际存在多种可能性。比如有盗窃行为终了后暴力解救同伙的行为；也有盗窃未实行终了而解救同伙的行为；还有盗窃与解救行为同时进行的情形等等。因此，对问题的判断不能以偏概全。

笔者以为，这一问题的判定还得看具体情况，做个别化处理。如果盗窃行为人之盗窃行为终了，则是分别成立两个犯罪行为，即盗窃罪和抢劫罪，应当数罪并罚。如果盗窃行为还没有实行终了，则存在转化为抢劫罪的可能。如果盗窃数额或其他情节未能达到盗窃罪标准，而且行为人同时又有暴力抗捕的行为的（包括以暴力解救同伙情形），应当直接定抢劫罪。

综上，在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问题上，虽然我国学术争议纷纷，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学者们没有具体把握好两罪各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是过于关注个罪的个别情节，以致于失之偏颇。本文以为，对任何犯罪行为的定性都得依据犯罪构成要件来具体对待。

[参考文献]

[1]左连壁、李健夫.肖国宣应定抢劫罪[J].法学杂志，1981（5）：21.

[2]褚明君.盗窃转化为抢劫是否必须达到数额较大[J].阮荣富、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编.检察实务探索与思考[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66.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刑法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184.

[4]陈兴良.刑法全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166.

[5]刘刚.盗窃案件中检察院和法院定罪分歧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1.

[6]周忠明.盗窃罪非实行人员为逃脱使用暴力是否构成抢劫罪[J].张穹.人民检察院检控案例定性指导（第2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02.

[7]周忠明.盗窃罪非实行人员为逃脱使用暴力是否构成抢劫罪[J].张穹.人民检察院检控案例定性指导（第2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03.

[8]罗素君.浅析转化型抢劫犯罪的前提条件[J].法制与社会，2009,(31)：164.

盗窃罪范文篇3

【关键词】网络平台；盗窃罪；诈骗罪；区别；处分过程

随着计算机系统及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在互联网平台或利用计算机系统非法获取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案件，对于这类新兴案件，常常容易出现到底是定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的争议。本文主要分析了这两种犯罪的特征、构成及其区分点，在探究的同时也希望理论界能有更多此类研究和观点，以对司法实践处理这类新型犯罪有所指引。

一、网络诈骗犯罪与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

1、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及特征。“网络诈骗罪”现阶段还不属于我国刑法规范意义内的一个罪名，同“网络犯罪”一样，都是依据犯罪学和司法实践，进行归类定性的一种犯罪类型。结合诈骗罪的定义，可以将网络诈骗罪概括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包含财产性利益）的行为。[1]互联网的特性决定了网络诈骗犯罪的隐蔽性、突破地域限制、侵害范围广、诈骗方式层出不穷、诈骗犯罪团伙化、产业化的发展等特征，因此网络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侦破难度较大。2、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与上文中网络诈骗犯罪一样，我国目前没有网络盗窃罪这一罪名。结合司法实践经验以及计算机网络知识，网络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加密、编程、解码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服务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非法获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2]相比于传统盗窃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重在突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作案手段或侵犯的对象。网络盗窃犯罪可以理解为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殊性有：第一，犯罪构成的客体常常是他人的电子资金或电子货币、电信服务以及虚拟财产等财产性利益；第二，犯罪构成的行为常常是利用计算机系统漏洞、编程、解密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窃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第三，犯罪构成的主体往往具有高智商或过人的计算机网络技能，其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一般盗窃犯罪的主体。

二、网络平台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1、从“处分过程”来辨析网络平台中的诈骗与盗窃。根据诈骗罪：“欺骗行为→受骗者产生或者维持了错误认识→受骗者基于之前的错误认知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受害人（并不一定和受骗者是同一人）遭受财产损失”的这一结构来看，其第三个环节“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是关键环节。而“处分财产”这一环节的内涵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实施处分的行为主体，应当具有相应的处分权限和处分能力；二是处分行为人是否应当具有意思表示，从意思表示必要说的合理性展开分析；三是处分行为和陷入错误认识之间具有因果性；四是处分财产性利益。其中第一点中处分权限、处分能力和第三点中因果关系的含义较为明确，本文主要从第二点意思表示和第四点财产性利益展开讨论。[3]（1）诈骗罪中处分意思必要性。关于诈骗罪中的处分意思，目前学界存在处分意思必要说和处分意思不要说，处分意思必要说，在解释有些情况时更加合理。就比如在盗窃罪间接正犯中，其被利用者通常是不知情者，假如把处分行为仅局限于客观的处分行为，而不包含具有处分意思，那么就难以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的界限区分开来。在诈骗犯罪中一定存在一个交付行为，即使盗窃罪中也可能存在交付，但诈骗罪中的交付关键在于是“基于一个错误认识而产生处分意思，并以此处分意思来处分财物”，这个过程中既然有错误认识、因错误认识而产生或维持处分意思，那么处分意识必要说更符合诈骗罪结构中的“处分财物”环节。据此，可以将是否具有“处分意识”来作为辨别诈骗罪和盗窃罪的一个判断标准，[4]引申到网络诈骗犯罪、网络盗窃犯罪的区别上同样适用，只是“处分环节”的发生在互联网平台中由于交付没有实体接触性，或是存在第三方介入因素，因此可能产生三角诈骗的情形。（2）处分财产性利益。互联网领域的财产，常是以非实体物的方式存在，也所谓的财产性利益。我国刑法中盗窃罪的对象包含财产性利益，因此并不存在处罚漏洞的情形，所以仍应坚持处分意思必要说。[5]比如醉后状态的骗签免债协议就构成盗窃罪，又比如甲利用技术手段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将乙账户内的基金转至自己账户，构成盗窃罪，属于盗窃债权这一财产性利益。对于财产性利益而言，并不一定要以占有关系改变为必要条件，比如在权利人受骗时或在醉酒无意识状态时签署协议放弃财产性权利，这样的行为仍然构成诈骗或盗窃。这样就产生了，财产减损的判断标准不同，有体物财产的减损是伴随着占有被转移，也就是占有关系发生了改变；财产性利益即使行为人或第三者没有取得对应财产性利益，但被害人只要失去了原本拥有的财产权利，就已经造成了财产减损，仍然应当肯定受到欺骗或盗窃。2、机器和计算机平台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不同于瑞典刑法、德国刑法、日本刑法的立法背景，我国刑法分则中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其构造确定了其欺骗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而且无行为能力的小孩或精神病人没有处分能力，也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因为无处分能力的小孩或精神病做出的行为缺乏意思表示，即使欺骗其做出处分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而应认定为盗窃罪。[6]机器、计算机平台、互联网平台也同样不具有意思表示能力，机器、互联网平台、计算机系统的交易模式只是根据预先设立的系统、规则来运行相应的流程，假如有人利用其本身规则漏洞或是开发病毒软件非法获取利益，这一过程并不存在有“被骗然后产生或维持错误认识”，当然机器、计算机或互联网平台系统其自身也无法有意识，更谈不上有错误认识。

三、我国刑法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定决定了没有必

要新增设“使用计算机盗窃罪”与“计算机诈骗罪”德日刑法中对财产性利益和财物进行了区分，明确其盗窃罪的对象不包括财产性利益，但其诈骗罪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使用网络平台积分规则漏洞，虚假交易恶意刷取可兑换有价货币的积分，数额巨大并致使天猫电商平台遭受损失，显然值得处罚，但其定罪值得分析。用德日刑法的理念来分析此案：一方面，因为盗窃罪的对象不包括财产性利益，所以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被骗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所以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由此日本刑法中增设了“使用电子计算机诈骗罪”，德国刑法也同样增设了“计算机诈骗罪”。我国刑法中，如果认为盗窃罪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虽然是对盗窃罪的对象进行了扩大解释，但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此也解决了“没有自然人作为受骗者，但行为人非法获取了财产性利益”这一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因此，将盗窃罪的对象扩大解释到包含财产性利益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就没有必要新增设“计算机诈骗罪”与“计算机盗窃罪”。

四、结语

首先，本文介绍了网络诈骗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及其特征。然后，为了区分网络平台中的诈骗罪与盗窃罪，分别阐释了“处分过程、机器和计算机系统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财产性利益的性质”这几个关键理论支撑点。最后，对我国刑法是否有必要增立“网络盗窃罪”及“网络诈骗罪”进行了简要分析。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今后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论盗窃财产性利益[J].中国法学，2017(01).

盗窃罪范文篇4

关键词:盗窃罪;法律规定;法律适用

一、盗窃罪概述

(一)盗窃罪的含义及构成条件

自古以来盗窃罪就是国家法律设定中的一个关键项目，因为盗窃的行为并没有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而减少。盗窃无论是从法律上来讲还是从社会文明认知的角度上来看都是非法夺取或占据他人财物的行为，这里的非法也即未经他人同意或在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盗窃罪在我们国家是案发率最高的一种犯罪行为，而且该行为对社会安全和稳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都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由于盗窃行为发生的范围过于广泛，盗窃罪的构成要素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界定，但是基本的构成条件是明确的，盗窃罪的构成条件就是，偷盗人在物主不知道的情况下，非法获取他人财物，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该行为就可以被认定为盗窃。

(二)盗窃罪的本质特征

对于同一案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可能认为该行为可以被认定为是盗窃罪，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该行为可以被认定为是诈骗罪，不同的法律判定决定了这个人受到的法律惩罚也是不同的。我们国家刑法明确规定盗窃罪就是指，以非法占为己有为目的，盗取公私财务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务的行为就是盗窃行为。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盗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秘密地、在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获取公、私财务，另一方面就是窃取，而不是正当的拿走，这里的窃取也包括用暴力手段从当事人手中抢夺，或者是经过威胁、迫害当事人发生的盗窃等，符合这两个基本特征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盗窃，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对盗窃罪的设置并不够明确，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一些行为认定模糊，法律惩罚不知该如何确定，这方面我们国家应该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学习国外一些法律比较完善的国家的盗窃法律认定。

(三)我们国家盗窃罪法律认定中的不足

建设法治社会的观点和意见自从建立以来就受到了社会各界、国际上的认可和鼓励，但是很明显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设定明显还存在一些不完善，这就导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法律的不完善实施违法行为，从盗窃罪的设定来说具体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首先就是盗窃未遂是否要定罪，一些人可能会由于一时的头脑发热，或者是在某种东西的刺激下产生了盗窃的念头，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没有成功，或者是中途放弃了这样的念头，对于这样的行为如何处置，是否要定性为盗窃国家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其次就是国家关于多次盗窃的累积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是否可以累积，间隔多久的可以累积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多次盗窃的惩处应该更加严格，但是没有这邪恶规定就给正常的法律判定带来了困难和麻烦，最后就是关于盗窃物品的金额认定的问题国家没有规定，比如多次盗窃金额是否可以累加，盗窃物品应该按照市价进行认定，还是应该折旧，如何折旧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因为盗窃金额达到一定数量必须要接受刑事处罚的，但是关于盗窃金额的不明确规定就给后续的法律处置问题带来了阻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盗窃罪法律规定中不完善的地方，也是未来我们国家盗窃罪相关法律必须要完善的地方。

二、盗窃罪的数额认定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

(一)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减半的法律设定

我们国家2013年出具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关于盗窃罪“数额较大”的解释中明确提出，只有满足或者符合以下条件的才可以满足盗窃数额较大的标准减半，一个就是之前由于盗窃已经受到过刑事处罚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一年之内已经由于盗窃受到过行政处罚的，最后一个就是由于盗窃者的盗窃产生的后果相对比较严重的。只有满足这三者的盗窃行为在进行法律认定时，可以将盗窃的数额进行减半，除此之外的盗窃行为需要按照盗窃金额来进行确定，但是在这个规定和解释中还有几点在实际的司法认定过程中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罪与非罪的判定，以下主要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

(二)《解释》中关于“盗窃的”的定义模糊

解释中对盗窃的定义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有非常的歧义，尤其是在进行一些罪与非罪的判定时严重时会给罪名的判定带来严重的影响。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刑法中关于盗窃的规定和设置明确说明盗窃罪名的含义，而且在刑法中规定只有之前行为依照刑法被认定为是盗窃罪的人才符合数额减半的规定，但是实际上社会中发生的盗窃案件各式各样，复杂多变，按照这样的方式评判，会产生很多的异议，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刑法条款中的盗窃不能机械化地简单了解，应该根据实际发生的案件情况对待，更应该综合盗窃罪的实际情况做出明确的区分和规定，这也是我们国家盗窃罪相关规定中比较不完善的地方之一。这些定义和规定的模糊不清给实际的盗窃罪的确定以及相应的法律惩罚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三)有盗窃前科的未成年人是否适用解释中盗窃金额减半的规定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更是民族的希望，关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和教育一直是国家的重点关注项目，即使是同样的犯罪行为未成年人受到的法律惩罚也会比成年人少，对于未成年人的盗窃罪的法律规定也是如此，但是由于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事物影响了正常的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导致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青少年犯罪率越来越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关于有盗窃前科的青少年盗窃罪是否适用盗窃金额减半的规定有明显的歧义，一方面是对未成年的盗窃罪的犯罪次数的规定不够明确，其次就是未成年的盗窃罪罪名成立的设置不够明确。个人认为未成年人第一次盗窃罪应该适用盗窃金额减半的规定，但是对于多次，或者屡次盗窃的未成年不应该适用盗窃金额减半的规定，因为这些屡次犯错的未成年人如果不进行恰当的教育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和安全，教育这些未成年人是社会的职责，同时也是这些未成年人成长的要求，对于这些未成年人来说未来的路还有很长，只有迷途知返才能为社会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对重复多次盗窃的法律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

重复多次盗窃具体是指一些盗窃受到行政处罚后再次，或者多次重复盗窃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说明这类犯罪人士是习惯性的偷盗，甚至是将盗窃作为自己的职业，对于这样的行为法律必须要进行严厉的打压，但是在实际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可以看出，某个罪犯多次盗窃、或者是某个罪犯一次性盗窃金额特别大在实际的法律定罪执行过程中总是会由于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一些问题，其中是否定罪，如何定罪成为焦点，这些争议成为我们国家法律认定过程中的重难点，以下主要对重复多次盗窃的法律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展开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一)关于多次盗窃中“次”的认定的不同观点

从字面上来看多次盗窃中“次”应该是次数的意思，但是由于多次盗窃罪名比较严重，而且相应的法律惩罚也比较严重，因此在实际的法律实施过程中关于多次盗窃中的“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定，而且关于多次中每次之间的间隔不同也有很大的区别不同，一些人认为有必要根据某个人所有的盗窃罪名的次数来确定，但是一些法律人士也认为一些人每次盗窃之间的间隔非常大，可以忽略很久之前的盗窃行为，每个观点支持者都不同，而且各自都有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说明对于多次盗窃中“次”的理解应该是:某个犯罪者基于同一个犯罪意图实施的多次盗窃犯罪可以认定为多次盗窃，比如某人在同样的场景，相似的地点多次实施盗窃就可以称之为多次盗窃，又或许是由于同样的目的(非法获取财物)实施多次盗窃的。尽管法律设定中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仍然有法律人士认为如果同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在同一地点由于同样的原因开展多次盗窃仍然可以认定为一次盗窃，同样的也法律人士认为不论是否是同样的目的，也不论是否在同一场和，开展了多次盗窃行为，就应该被认定为多次盗窃，这两种观点是目前是法律界认为多次盗窃中“次”的认定最大的不同，也是是否要按照法律规定判定为多次盗窃最困难的地方。

(二)多次盗窃既遂的法律认定和法律适用

法律具有公平、公正的基本功能，即使不能做到绝对的公平，但是至少法律的存在能够确保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得到基本的维护，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上述的两个对多次盗窃中“次”的两种极端的认定都是错误的，对于那些多次盗窃既遂的行为相对较为公平的法律认定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除了盗窃数额较大金额的财物、国家文物等珍贵物品，或者是由于其多次盗窃给当事人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损失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其他的多次盗窃既遂案件的法律认定有明确的规定，首先多次盗窃既遂是指罪犯多次盗窃成功，也即成功获得他人的财物，满足自己的盗窃目的或者符合其盗窃的意图，这些形成多次盗窃既遂，盗窃既遂的案件需要考虑其盗窃的财物，这些财物给失主带来的影响，对于失主带来的影响的程度决定了盗窃者需要受到的法律惩罚的严重程度，这样的处罚多次盗窃罪的处理方式是社会公认比较公平的，毕竟失主才是整个盗窃行为中受损失最大的人，法律需要充分考虑和估计失主的损失和感受。

(三)多次盗窃未遂的法律认定和法律适用

多次盗窃未遂是盗窃案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时间，实际上就是指在罪犯开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只是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是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物品，也即并没有实现其盗窃的意图，盗窃的初衷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是盗窃的念头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被打消，并没有开展盗窃活动等，这些都是多次盗窃未遂。认定盗窃未遂的行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人认为既然盗窃未遂，就没有对社会和个人带来任何损失，不应该有任何的过错，但是也有人认为尽管盗窃未遂，但是至少说明有这样的念头，如果不及时进行相应的惩罚，必然后患无穷，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对于多次盗窃未遂的行为法律也有相关的规定，法律规定，对于多次盗窃未遂的情况应该根据盗窃行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一些犯罪行为虽然没有成功实施但是却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损失，比如某人入室盗窃未成功，却破坏了主人家里的贵重物品，那么该盗窃者就必须要接受法律的惩罚，并进行相应的赔偿，反之对于那些盗窃未遂，也没有给社会和个人带来损失的行为则应该进行批评教育，可以不接受法律的惩罚。总之对于盗窃未遂的行为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和法律规定来确定。

四、小结

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盗窃行为确实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严重的甚至危及社会大众的生命安全，上升为刑事案件，但是我们国家关于盗窃罪名的确定以及惩罚的相关规定和措施都还不完善，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相信在法制社会建设的带领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我们国家的盗窃法律必然会得到不断的完善，进而能够更好地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做贡献。

作者:张茜 单位:渤海大学经法学院

参考文献：

盗窃罪范文篇5

这里的秘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密，而是有其特定含义的。首先，所谓的秘密并不是对任何人的秘密，而只是针对窃取的当时财物的控制人而言的。其次，所谓秘密只不过是行为人主观上的自我认识，也就是说行为人自认为财产控制人不知道或者没有发觉其窃取财物的行为，对秘密窃取的成立并无影响。基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与客观事实的关系，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认为财物控制人没有发现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财物控制人真的没有发现，此类行为是最典型的秘密窃取行为。第二，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以为财物控制人没有发现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已经发现了行为人的行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掩耳盗铃”行为。此类行为仍为秘密窃取，控制者的发现对行为人的秘密窃取没有影响。第三，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认为财物控制人已经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并没有发现其不法行为，此类行为尽管控制者没有发现，但是已不再是秘密窃取行为。第四，行为人在盗窃走财物时自认为控制者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真的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此类行为当然已不再是秘密窃取，如果行为人没有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此种行为是较典型的抢夺行为，应认定为抢夺罪。在前面两条所谈到的秘密性，必须贯穿于行为人盗窃财物的全过程。如果在秘密窃取的过程中，行为人的行为被财物控制人发觉，行为人马上公开夺取或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这已经超出了秘密窃取的范围，应认定为抢夺罪或抢劫罪。但是，这种秘密性只需保持到行为人对财物取得了控制权，即使被控制人发觉而持物逃走，也不能否定秘密窃取行为的成立。但是有一点是应当值得注意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了转化型犯罪，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行为是秘密窃取，但因其取得财物后而采取了行为的暴力性，刑法上采取了另外的评价标准，定其为抢劫罪。这是一种罪的转化规定。

二、秘密窃取与财物控制支配关系

所谓秘密窃取就是以秘密的非法的手段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系而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一个新的非法支配关系。也就是说完整的窃取行为包括两个行为过程，首先是行为人必须先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其次是行为人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其中，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是窃取行为的第一步，行为人也只有首先完成这第一步，他才有可能进一步建立起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由于对财物控制方式存在不同，导致了窃取行为的第一步；即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也会因财物的性质不同而存有程度上的差异，有的可能是彻底破坏，有的可能不是彻底破坏，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行为人破坏了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以后，新的控制支配关系也就开始形成了。但是如何才能算是已经建立了新的控制支配关系呢？一般的说，如果行为人由于其行为而使其本人或第三人已经对他人所控制支配的财物获得事实上的控制支配力，并且使原来的控制者不能再行使控制支配力，或者至少原控制者对财物控制支配力的行使显然受到阻却时，就可以说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已经建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直接决定着秘密窃取的存在。如果行为人取得的财物与他人根本就不存在控制支配关系，则根本谈不上对该财物的窃取。但是又应如何判断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的存在呢？从一般意义上讲，只要主体在事实上对财物拥有了控制力，则主体与财物之间就可以形成控制支配关系，至于这种控制支配力是合法还是非法可以在所不问。有时，尽管主体对财物可能是非法控制支配，行为人也仍可以对其取得而成立秘密窃取，如秘密窃取他人控制的赃物、违禁品等。由于具体财物的种类繁多，物质性质的各不相同，控制人与财物的法律关系也是各有差异的，所以对具体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的判断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而必须以财物为基础，综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社会生活习惯、常识等综合加以判断。

三、秘密窃取手段的类型

秘密窃取是指以秘密的非法手段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系而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一个新的非法支配关系。但是因为财物的种类繁多，物理性质各有差异，这就决定了秘密窃取的手段必须是多种多样的。秘密窃取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对有体动产的窃取。有体动产是最典型的盗窃罪对象，这种财物的窃取最直接、最充分地显示在窃取过程，即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建立一个新的控制支配关系。窃取财物的方式是极为多样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常见的有翻墙入院、撬门破锁、扒窃拎包等。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秘密窃取有体动产一般都伴随着财物的空间位置的移动。

第二，技术秘密等具有可复制性财物的窃取。这类财物的性质决定了行为人窃取时并不一定要完全彻底地破坏原控制支配关系，并且一般也没有可能。因为这种财物具有可复制的性质，只要行为人将其复制后的复制品控制支配就等于完成了秘密窃取行为，因此这种财物的窃取要以利用其与物质载体能相分离的特点，在不破坏原控制人对物质载体控制支配的情况下，采取复印、拍照、抄写、拷贝等手段控制该财物。这种财物在窃取过程中，不存在空间的位置移动问题。当然对这种财物的窃取也可以采用像对有体动产窃取一样，即把物质载体也一并窃取。

第三，电、煤气、天然气等无体物的窃取。由于这些财物与有体动产在性质上有较大的差异，必然导致对两者窃取手段的不同。电、煤气、天然气等秘密窃取一般都表现为秘密窃用。以电为例，窃用者一般都采用破坏供电部门的用电计量装置，擅自接线等手段窃用，使供电单位无法准确计量窃用者的用电量，达到窃取能源的目的。煤气、天然气与电略有不同，电是属于来无影去无踪完全无形财物，并且窃取者一般又不能把电储存。而煤气或天然气只是相对无形，并且与电相比，煤气、天然气可以储存，如果把煤气、天然气装在容器中，这些无形财物更接近有形动产，所以虽然煤气、天然气的秘密窃取绝大部分以像电一样被窃用，但也不能否定他们可以像有体动产那样秘密窃取。如装满煤气或天然气的气罐，行为人不但窃取了这个气罐本身，罐中的气体也就自然被一起窃取了。

第四，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的窃取。电信业务领域的盗窃罪，是我国新刑法中增加的一种新型的盗窃犯罪。因为通讯线路、电信码号是一种无形财物，其经济价值不仅仅反映在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还表现在用户因这些无形财物被窃取而可能支付的电话费。因此，我国刑法规定了这种无形财物窃取的方式，包括盗接他人通讯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

对于“盗接他人通讯线路”的具体内容，是指以牟利为目的，未经权利人的许可，采取秘密手段联接他人的通讯线路无偿使用或转让给他人使用，因而给合法用户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对于“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的具体含义，很多人都认为是在复制手机码号的意义上理解“复制他人电信码号”，也就是把电信码号简单的理解为特指手机码号，这显然是不对的。

首先，1997年10月17日邮电部下发的《关于盗用电信码号赔偿损失计算标准的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的盗用电信码号，是指盗用长途电话帐号、码号，偷打电话，偷接他人电话线路并机使用和盗用移动电话码号，复制倒卖，使用伪机和盗用其他电信码号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所谓电信码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但包括手机的电信电子串号，同时至少还包括长途电话帐号。这里的“电信码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电话号码、长途电话帐号、移动通信码号、用户密码、电话磁卡等等。

其次，长途电话帐号、码号也是一种无形财产，对这种无形财产的盗窃同样应定为盗窃罪。盗用他人长途电话帐号、码号与盗接他人通讯线路非法并机使用和复制他人手机码号非法并机使用相比并无本质，并且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盗窃罪的联合司法解释中就曾明文规定过，盗用他人长途帐号、码号造成损失、数额较大的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把电信码号简单地理解为特指手机码号是不完全的。电信业是我国目前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电信业务种类层出不穷。虽然绝大部分电信领域内的盗窃罪都是通过盗接他人通讯线路并机和复制他人手机码号并机及使用这些方法并机电信设备进行的，但也绝不能说没有其它方式了，盗用长途帐号就是明显的一例。所以对“复制他人电信码号”中的“复制”要作广义的理解，这种复制既包括有形的复制，也应该包括无形的复制。有形的复制就是指对移动手机电信码号的复制并机使用，无形的复制就是指对长途电话帐号、码号、密码等的盗用行为。虽然这种无形复制不象有形复制那样有个复制后的物质载体，但是两者之间的本质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在相对于财物控制人秘密的状态，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目前，电信开展的涉及长途电话帐号、码号等业务特别繁杂，象200卡、300卡、IC卡等，所以这种无形的复制窃用行为的具体表现就多种多样。有时表现为对电话帐号密码的窃用，而有时则直接表现为对他人电信设备的窃用。

把“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理解为包括有形复制和无形复制，虽然这种理解与一般意义上的复制含义略有出入，但这是符合立法真实意思的，否则在以“罪刑法定”为原则的刑法制度中，对有些本来应是盗窃犯罪的行为没有办法得到规制。

四、秘密窃取的数额及次数

根据刑法典的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可知，盗窃数额和盗窃次数对于盗窃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二者是盗窃罪客观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已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刑法典中规定的盗窃数额分为三个不同的档次，分别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三个不同档次的盗窃数额。首先，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具有绝对性。这里的绝对性是指数额是否达到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标准是有法律依据的，不可以随意更改。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1）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2）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是“数额特别巨大”。（3）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其次，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具有相对性。这里所谓的相对性是指上述的数额标准只是一个幅度限制而己，所以该司法解释同条还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这样就可能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各省市执行数额标准是各不相同的。

盗窃罪范文篇6

关键词：盗窃罪；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既遂；未遂；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犯罪是我国第一大犯罪。从公安部门的统计来看，盗窃犯罪在立案数上一般占整个刑事犯罪的70%左右，有的高达80%.而且盗窃罪又是一种最为复杂的犯罪。从犯罪形态上看，它涉及到普通盗窃、加重盗窃、共同盗窃和盗窃未遂等刑法总则的所有基本理论问题；从盗窃对象上看，它涉及到盗窃一般财产、盗窃珍贵文物、盗窃电力、水力、等能源，以及盗窃技术成果等无形资产；从盗窃主体上看，它涉及到自然人盗窃与单位盗窃等等。笔者拟就盗窃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疑难问题略陈管见,以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完善。

一、盗窃罪的主观方面认定

盗窃罪的主观罪过表现形式是直接故意,不存在间接故意的盗窃。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根据行为人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所持的态度,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二者在构成因素上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区别。相同点是二者在认识因素上都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或必然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在意志因素上都不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二者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心理态度不同。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是希望意志,即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是一种放任意志而非希望意志,盗窃罪从认识因素上讲是“明知”。这种“明知”一是必须明知其盗窃的公私财物具有经济价值,二是必须明知其盗窃的对象在他人控制之下,三是必须明知其盗窃对象的价值在较大以上。从意志因素上看,盗窃罪的犯罪故意表现为行为人希望并且追求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行为人决意实施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是以追求非法获利这一犯罪目的为前提的。这一点,从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上可以看出,行为人采取的是“秘密窃取”的行为。关于“秘密窃取”,是指犯罪分子采取自以为不使财物所有者、保管者发现的方法,暗中窃取其财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盗窃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不愿让人知道,不想让人知道,意欲避开财物所有人或持有人的发现,在其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将其财物据为己有。这就是说,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决意或选择的直接故意。再者盗窃罪的主观方面排斥间接故意的存在,是因为盗窃罪中存在着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只能同时存在于罪过表现形式的故意犯罪中,而且是直接故意中。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观上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追求。盗窃犯希望通过实施盗窃行为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结果。犯罪动机是驱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一定犯罪目的的内心起因或意识冲动。司法实践中盗窃罪的犯罪动机很多,有的是图财,有的是追求享乐,有的是生活困难,有的是主动模仿,有的是报复等等。无论犯罪动机怎样,都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因此，盗窃罪的主观罪过表现形式是直接故意,不存在间接故意的盗窃。

我们认为，在认定盗窃罪主观方面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盗窃罪的犯罪目的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把盗窃罪的主观方面表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标准一般仅仅作为客观要件来把握，较少从主观要件方面去考虑，这是不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原理的。因为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整体，盗窃罪也不例外，如果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应具有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主观方面却不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目的，或者以多次盗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我们认为，这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并且会在司法中导致认识上的混乱，原因是：

(1)一方面容易导致客观归罪，将一部分小偷小摸行为当做犯罪来处理。例如，盗窃他人在外晾晒的棉袄偷走，却不知袄内缝有5000元钱，而且他根本占有5000元的想法。如果不考虑胡某主观上故意的内容不包括那5000元钱，而是按其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将其认定为构成盗窃罪，就容易导致客观归罪。

(2)另一方面容易导致放纵犯罪，把一部分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未遂行为当作不构成犯罪来处理。例如，朱某得知某中学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收了15万余元学杂费放在财务科，于是当天深夜设法潜入财务科意图窃取这笔钱，但因撬不开保险柜，只好拿了一些不太值钱的物品离开了财务科。在本案中，如果不考虑宋某主观上明知所窃财物数额在特别巨大，以为仅因为其客观上未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就不作为犯罪处理，显然是放纵了犯罪。盗窃数额或者次数直接反映出盗窃行为给社会造成损害的大小。一般来说，行为人意欲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越大，或者意欲非法占有财物而盗窃的次数越多，其主观恶性就越大。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正是由行为人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既是盗窃罪成立的客观要件，也是盗窃罪主观方面故意的内容。

2、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正确理解“非法占有为目的”

刑法上所说的“占有”与民法上所说的“占有”有所区别。在民法上，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占有只是使用、收益、处分的前提，只是所有的一部分。而刑法上所说的“非法占有为目的”中的“占有”就是“所有”之意。这是立法和司法中的通常理解和做法。对盗窃罪中的“非法占有”，不能仅仅狭义地理解为占为已有，而应作广义的解释。行为人无论为自己、为他人，还是为集体盗窃了公私财物，亦即盗窃后无论是据为已有、转送他人或交给集体都是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了他人的财物所有权。为谁非法占有和对非法占有的财物如何处置，改变不了非法侵犯财产所有权的本质，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二、盗窃罪的客观方面

盗窃罪客观上表现为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所谓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为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经手者发觉的方法，暗中将财物取走的行为。秘密性是盗窃罪与其它侵财型犯罪区分的主要标志。在研究盗窃罪的秘密性时，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秘密性的主观性。秘密性是就行为人本人主观认识而言的，行为人的主观内容应包括对犯罪手段秘密性的认识。即行为人是采取自认为不会被财物所有人、持有人当场发现的手段窃取财物，主观上认为自己的犯罪手段具有秘密性，至于客观上是否为他人所知，并不影响行为的秘密性。因此，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是意图秘密窃取，即使客观上已被他人发觉或者注视，也不影响盗窃性质的认定。反之，如果行为人主观上自认为自己的行为已被人发觉，并继续其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则即使其行为客观上并未为人发觉，行为仍不具有秘密性而具有公开性。

(2)行为秘密性的相对性。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对性，因此秘密也是相对于公开而言的。在盗窃罪中，行为的秘密性也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表现在行为人主观方面所认识到的秘密性是针对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而言的，并不包括其他人，对其他人而言盗窃行为而时可能是公开的。如公共汽车上的盗窃犯实施扒窃活动时，虽然其扒窃行为已被其他乘客发现，但其他乘客由于害怕未敢声张，盗窃犯可能也知道其他人已经察觉，但由于主观上认为他的行为不为被害人发觉，而继续进行扒窃，仍应构成盗窃。

(3)行为秘密性的时间性。秘密性是就窃取财物当时而言的，是窃取财物的手段具有秘密性，而不是概括整个盗窃过程。因此，盗窃罪的秘密窃取并不要求在整个盗窃过程中都是秘密的，只要犯罪分子在窃取财物的当时采取的手段自认为秘密的，就应当认为是秘密窃取，而不论其进入、离开盗窃现场的方法、手段是否秘密。

(4)行为秘密性的阶段性。行为人在窃取财物的过程中必须具有秘密性，如果财物未得即被发觉，并继而采取公开夺取或暴力劫取的方法占有财物，应以抢夺罪或抢劫罪论处。

秘密窃取的公私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或者虽然没有达到数额较大但实行了多次盗窃的，才能认定为犯罪。如果没有达到数额较大且盗窃次数亦没有达到多次，则不能构成本罪。数额较大一般是指实际窃取了数额较大的财物。所谓根据司法解释，数额较大，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百元至2千元以上。行为人没有实际取得财物，即盗窃未遂，一般情况下不应以犯罪处理。但如果以盗窃巨款、珍费文物等贵重物品为目标，潜人银行、博物馆等盗窃未遂的，仍应认为构成本罪未遂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所谓多次，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即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

三、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盗窃罪的对象是财物。根据刑法第196条、第210条和第265条的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号码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以盗窃罪论处。将电信卡非法充值后使用，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账号、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但盗窃枪支、弹药、公文、印章等物的，不成立盗窃罪。

盗窃罪的对象必须是他人占有的财物，对于自己占有的他人财物不可能成立盗窃罪。从客观上说，占有是指事实上的支配，不仅包括物理支配范围内的支配，而且包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物的支配人的状态。首先，只要是在他人的事实支配领域内的财物，即使他人没有现实地握有或监视，也属于他人占有。其次，虽然处于他人支配领域之外，但存在可以推知由他人事实上支配的状态时，也属于他人占有的财物。例如，他人门前停放的自行车，即使没有上锁，也应认为由他人占有。再次，主人饲养的、具有回到原处能力或习性的宠物，不管宠物处于何处，都应认定为饲主占有。

盗窃罪的对象是财物。但关于财物的内涵与外延需要深入研究。

1．无体物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盗窃罪是一种财产犯罪,因而我国刑法将盗窃对象规定为公私财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财物的理解,则存在许多争议,中外刑法概莫例外。在财物是否仅限于有体物的问题上,外国刑法中存在如下三种观点:（1）有体性说。即刑法上的财物只限于有体物,有体物包括固体物、液体物与气体物,光、热、电则属于无体物；（2）管理可能性说。即认为财物不限于有体物,只要有管理的可能性就是财物。除了电以外,其他有管理可能性的水力、人工冷气等都是财物；（3）事物管理可能性说。即凡是具有事物管理可能性的东西,都是财物,如牛马的牵引力、债权、情报等,都有事务管理的可能性,因此属于财物。我国刑法理论上也大致存在上述分歧。

我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无体物的经济价值越来越明显，无体物虽然无体，但可以对之进行管理，也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对象，故有些无体物应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我们这种认识在实践中也得到司法支持。在我国司法实践而言,是承认无形物可以成为盗窃对象的。肯定无形物能够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侵犯公私财产的犯罪行为,维护了国家、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能被人们控制的阳光、风力、空气、电波、磁力等无体物等就不能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对象。

2、不动产能否成为盗窃组的对象?

动产与不动产都是财产，总体上来说，作为侵犯财产罪对象的财物，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但由于盗窃罪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它表现为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因此，不动产只能成为某些犯罪的对象。

3、违禁品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违禁品一般是指法律禁止个人持有的物品，违禁品属于刑法上的财物没有争议，但是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策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行为人可能以占有违禁品为目的，因而违禁品可能成为盗窃罪罪的对象；而且违禁品既不是无主物，也不是脱离占有的物，因而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没收违禁品也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故对违禁品的盗窃也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违禁品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4、自己家里或近亲属的财物能否成为盗窃罪的对象。

盗窃自己家里或近亲属的财物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这已经得到司法支持。根据《解释》，盗窃自己家里或近亲属的财物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在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近亲属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盗窃近亲属的财物应包括盗窃分居生活的近亲属的财物，盗窃自己家里的财物，即包括共同生活的近亲属的财物，也包括盗窃共同生活的其他非近亲属的财物。家庭成员勾结外人盗窃自己家里的或近亲属的财物，属于共同盗窃行为。构成盗窃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情况对家庭成员也要与社会上其他同案犯区别对待。

三、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分

盗窃既遂、未遂的划分,不仅仅作为情节轻重的差别影响到量刑,许多情况下更直接影响到定罪。按有关司法解释,盗窃未遂,如不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不应定罪处罚。而盗窃罪是否构成,某些情况下又会对其他犯罪的构成产生影响。关于盗窃既遂、未遂的标准,理论界各执一词,由于没有统一的司法解释,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相同的情节因执法者认识不同而有差别悬殊的处理结果。尽管理论界允许“百花齐放”,但司法界的当务之急却是制定科学、统一的标准,结束司法混乱,维护法律公正与尊严。

当前关于盗窃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有接触说、转移说、隐匿说、失控说、控制说、失控加控制说。

(1)接触说。即以行为人是否接触到被盗财物为标准,接触到财物的为既遂。

(2)移动说。即以行为人是否移动了被盗财物为标准,已移动的为既遂。

(3)藏匿说。即以行为人是否将被盗财物藏匿为标准,已藏匿的为既遂。

(4)控制说。即以行为人是否已经取得对被盗财物的实际控制为标准,已实际控制的为既遂。

(5)失控说。即以被害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失去控制的为既遂。

(6)失控加控制说。即以被害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并且该财物已置于行为人的实际控制之下为标准,被害人已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并且该财物置于行为人实际控制之下的为既遂。

然而，由于盗窃犯罪的错综复杂性，上述诸理论各存利弊，均不能全面、科学地对盗窃罪既未遂的标准加以客观界定。

笔者认为，对于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应当在贯彻我国刑法理论中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统一标准即盗窃罪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的基础上，结合被害人对所盗财物的占有状态、行为人窃取时的客观状况和主观目的是否实现及财物的性质、形状、体积、重量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从主观上而言，占有只要求行为人对其事实上支配的财物具有概括的、抽象的支配意识，既包括明确的支配意识，也包括潜在的支配意识。从行为和手段上来看，这种占有是通过使用非暴力胁迫手段，违反物主的意志，非法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人控制和支配来实现的。这种非法占有的手段，无论是客观上的秘密窃取，还是行为人自以为被盗物主不知晓的窃取，都是为了排除物主对财物的支配，建立自己的新的支配关系。因此，行为人只有成功地排除物主对所盗财物的控制并将其完全置于自己的实际支配之下，才能认定为该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

笔者认为，对大多数案件来说，适用目前较为通用的控制说或失控加控制说均可认定其盗窃是既遂;而对于某些具有特殊属性的案件，就要区分对待了。比如说，某甲窃得某乙的无记名、不可兑换、定期的购货券2600元，到期却未及使用而后案发。此票券证明了持券者享有与券面价值相对应的某项财产权利，却只能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使用，盗窃者未必需要，但是失去者却必然失去了与票面等值的财产。此时，若以未遂论，则不利于保护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有悖于设立侵犯财产罪之立法本意，因而对此应以损失说作为认定其盗窃罪既未遂之标准。

笔者认为，不能单从一种学说出发，涵盖所有盗窃犯罪案件之既未遂的认定，区分本罪既遂与未遂没有固定的标准，应视被盗财物的物理特征和当时的具体情状，综合各种学说，作出较为合理的、客观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盗窃有价证券的既遂与未遂问题是一个难点问题。在这里我们着重加以论述。

对此种案件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我们认为应注意如下两点：

(1)对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个人购买的国库券及不记名的股票等，只要行为人取得了这些证券，就已经实际控制、占有了其票面标明价值额的财产，因而，应认定为既遂，其数额应按实际票面额计算。

(2)对记名的有价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票面价值已定并能即时兑现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额的支票，以及不需证明手续即可提取货物的提货单等，应按票面数额(有利息的应包括案发时应得利息)或者可提货物的价值额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数额依据。但对上述情况不能一律认定为既遂。因为，行为人取得上述票证后，虽然随时可以领取款物，但并不是必然或一定能够领取款物，它仍然只是存在领取款物的可能性，而没有必然性。因为失主尚可采取挂失等其他措施阻止行为人最终取得款物。因而，这与前述取得他人不记名、不挂失的国库券、股票等是不同的，在认定犯罪既遂、未遂上，在有所区别，不能把是否取得票证作为区别既遂未遂的标准。行为人取得上述票证后尚未使用或在使用过程中被发现的，应作未遂处理，如行为人取得活期存折或到期定期存折，在领取款前被失主发现，或者失主到银行进行了挂失，行为人不能领取存款，对此种情形，只能认定为盗窃罪的未遂。

五、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盗窃罪与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与诈骗罪在主体、客体、主观方面也具有不少相似之处，区别主要表现在客观方面：

盗窃是以秘密窃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诈骗罪则是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致使公私财物的所有人或合法持有人产生错觉，仿佛“自愿、主动”地将财物交给诈骗分子。换言之，盗窃罪的本质特征在于犯罪行为的秘密性，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在于犯罪行为的欺骗性。

就诈骗罪的欺骗性而言，是指犯罪分子以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或以一种虚构的事实，使人信以为真，而仿佛“自愿”地交出财物，其行为特征是骗取财物，即通过欺骗使他人错误地处分自己财产从而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在诈骗犯罪中，一般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对诈骗犯来说，是用隐瞒事实真相或用一种虚构的事实欺骗对方，使之受骗上当；其二，对受骗人来说，则是对这种虚假的事实信以为真，仿佛“自愿”地对其财物作出处分，“自觉”地交给诈骗犯。由此可见，诈骗罪的客观行为一般具有以下的客观逻辑顺序：诈骗行为---他人基于错误做出财产上的“自愿”处分----行为人获得财产或财产上的利益。在实际生活中，犯罪分子的欺骗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使受骗人做出对自己财产的“自愿”处分行为，从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受骗人的这种“自愿”处分行为是正确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因为盗窃罪是行为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非法获取他人财物，并无使他人处分财物的必要。因此，如果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欺骗方法，使他人作出“自愿”处分行为而获取他人财物，就应当认定为诈骗罪；反之，如果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秘密窃取获取他人财物，他人并无“自愿”处分行为，就应当认定为盗窃罪。在实践中，行为人从没有处分能力的幼儿、高度精神病患者那里取得财产的，因为谈不上行为人的欺诈与被害人的处分，故不成立诈骗罪，只成立盗窃罪。实践中发案较多的“以借打手机为名进而非法占有”的行为，实际上也属于盗窃，而非诈骗。因为被害人将手机给行为人使用的行为，不是处分手机的行为；行为人在餐厅使用手机时，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手机仍然由被害人占有。如果认为这种行为成立诈骗，便意味着被害人将手机交给被害人时，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便已经既遂。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蔡墩铭《刑法各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3、赵秉志《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分则篇。

4、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韩忠谟著《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盗窃罪范文篇7

关键词:盗窃;欠条;财产性利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各种侵犯财产型犯罪案件的犯罪形式也层出不穷。盗窃罪是侵犯财产型犯罪的典型代表之一，近年来关于盗窃欠条这种犯罪形式的讨论研究也成为了热点。与德国、日本等国家将侵犯财产型犯罪中的财产界定为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不同，我国刑法在侵犯财产型犯罪的篇章中，将盗窃罪的行为对象抽象规定为“公私财物”，对于财物范围缺乏更深层次的解释。在盗窃欠条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关于被盗欠条是否属于我国“公私财物”的范围，直接决定了案件的性质。

一、盗窃罪的法益保护

众所周知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1］关于盗窃罪保护的法益，笔者比较支持占有说。所谓占有是指行为人对财物事实上的支配，这里的支配既包括对财物的直接的或现实的持有、监视和看管等物理力之管控，也包括社会一般观念认同的支配状态同样认为是对财物的占有。［2］盗窃罪保护的是公民对合法财产的占有权不受侵犯，一旦盗窃者以非法占有的目的，采取不法行为使得他人合法占有的财产脱离了他人的控制，就可能构成盗窃罪。

二、欠条的定性问题分析

现实生活中发生了很多盗窃欠条的案件，表现形式多为债务人直接盗取债权人欠条或债务人指使第三人帮助自己盗取债权人欠条，以及不知情的第三人自主偷取债权人欠条然后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或直接低价卖与债务人。欠条或称为借据，是债权人为了证明自己和债务人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用来确定二者权利义务关系，由债权人和债务人签订并由债权人保管的一种书面凭证。欠条作为一种以文书为表现形式的有体物，它本身作为一张纸的形式并没有表现出巨大价值，但是它所具有的财产性利益才是它真实价值的体现。从欠条的本身性质分析，不难发现欠条是有自己独特的特征的，应当将它归属于财产中的财产性利益。首先它具有财产性，这一点是由于它代表的财产性利益决定的。由于债务人和债权人双方对于各自的权利义务做出了确认，使得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债权请求权以书面形式固定了下来。基于这种因债权债务关系得到了确认，欠条表现出的财产性利益随之产生。其次它是具有占有支配性。欠条的债权人有对欠条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其实质是债权人通过欠条达到了对于债权的管控支配的作用，而债权是典型的财产性利益代表。所以应将欠条定性为财产性利益。

三、盗窃欠条的刑法评价

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在我国刑法中被认定为“公私财物”，笔者认为对于盗窃罪的行为对象财物，应当做限定的扩大解释。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应当包括财产和财产性利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用实际占有的具体财物来衡量财产的多寡显然不合时宜。因为物权和债权利的趋势是不断分离的，我们甚至看到民事权利证券化的时代已经逐步到来。财产越来越多的以财产性利益的形式显现，财产性利益就是指普通财务以外财产的利益。对于财产性利益我们应当基于发展的眼光，在刑法中对其进行认可和保护。对于盗窃罪中的财产应限定的扩大解释为财产和财产性利益，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为限定的扩大解释盗窃罪中的财产是在国民可预测性限度之内，有利于法益的保护。欠条代表着债权债务关系这一财产性利益的存在。由于民间广泛依赖欠条作为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和消灭的凭证，而且基于朴素的诚实信用观，多数人很少再留其他证据，一般是缺乏其他辅助证据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一旦债务人直接盗取债权人欠条或债务人指使第三人帮助自己盗取债权人欠条时，欠条多被毁灭;而第三人自主偷取债权人欠条然后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或直接低价卖与债务人时，欠条也会灭失或因被兑现造成其价值全无。大多数情况下盗窃欠条使得债权人对于债权的占有处于了失控状态，债权代表的财产性利益就会脱离债权人。财产性利益转移之后，也很难以民事手段恢复原状。［3］这样一来盗窃欠条对于盗窃罪的法益，即他人对于自己财务的占有，一般会产生直接和紧迫的损害，并且这种损害是现实性的。

四、盗窃欠条定罪限制

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欠条的定罪也应当作严格限制。首先，被盗欠条所蕴含财产性利益应当较大。我国刑法在二百六十四条中对于盗窃罪提出了“数额较大”的要求，那么盗窃欠条涉及财产性利益较少的，不应当进行定罪。其次，被盗欠条应当是作为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唯一证据，这时债权人债权的控制权才会遭受紧迫危险。若债权债务关系还有其他证据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可以得到证明，其债权就具有可以实现的可能性，财产性利益也就得到了保留，就不应当按盗窃罪进行处罚。

作者:张钰 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盗窃罪范文篇8

盗伐案件因盗伐林木罪的司法解释对盗伐林木“数量较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盗伐林木“数量较大”，以二至五立方米或者幼树一百至二百株为起点。）的要求，在被偷盗林木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往往被转为行政处罚。而偷盗房前屋后的相同数量的相同林木，价值达到了“数额较大”（2013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盗窃罪的标准可被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在相似的犯罪构成条件下同样的行为却得到了不一样的处罚，而盗伐林木除了侵犯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外，更破坏了生态环境，理应受到更重的惩罚，但现实却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局面。因此，在必要情况下无法适用盗伐林木罪这一特别条款可以将盗窃罪作为补充适用。

案情设定：2015年某月，张某在林区使用油锯、铁铲等工具挖走林权权属属于村集体所有的松树15棵出售，价值达3000元，经鉴定测算这15棵松树材积未达到两立方米，另查明这些松树并非珍贵树木。那么，对张某公安机关应该如何处理呢？在林业案件警务实践中存在不少类似盗伐案件，所盗取的林木达到盗窃“数额较大”标准却未达到盗伐“数量较大”的入罪条件的案例，针对这种情况可否从盗窃罪入手对盗伐林木的犯罪行为进行刑法上的规制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盗窃罪与盗伐林木罪是一般条款与特别条款的关系，相较于盗窃罪，两罪基本犯罪构成同是以秘密手段窃取公私财物，但盗伐林木适用于特定空间、特定客体对象。根据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的原则，对张某的行为应该适用刑法第345条盗伐林木罪，而不能因为盗伐行为未达到立案标准而适用一般条款，这违背了《立法法》第92条之规定，不符合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故张某的行为因所盗伐的松木材积数量上未达到盗伐林木罪立案要求应该转行政案件处理或不予立案。如果认同这种观点就会面临所盗取的木材相同价值的情况下，盗伐森林资源而被惩治的风险反而远小于盗窃房前屋后林木的窘境（根据司法解释：偷砍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零星树木，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按特别法条定罪反而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无法实现公平正义，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于是就有必要对该观点重新检视。首先，上述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立法法》第92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通常对该条文的理解是当某一事项同时符合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构成要件时，应优先适用特别规定。而当某一事项不满足特别规定的构成要件时，《立法法》并没有做禁止性规定，故一般规定在特别规定不能适用时，具有对特别规定的补充作用。因此盗伐行为因为司法解释在数量上不满足而被排除适用盗伐罪的情况下，可以适用盗窃罪作为补充。其二，从立法目的上来看，刑法在盗窃罪之后又将盗伐林木罪独立出来单独立法，是为了强化对森林自然资源的保护，并非为了限制盗窃罪的适用范围。

盗伐从形式上完全符合盗窃通过秘密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构件，且相较于一般的公私财物被盗，森林资源的破坏具有难以恢复原状、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特点，因此盗伐的社会危害性和应罚性更强。另外，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罪的规定并不存在“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这表明，刑法并不禁止对盗伐林木的行为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认定为盗窃罪。因此，以盗窃罪论处不但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还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由上可见，在盗窃罪之后再规定盗伐罪，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对自然资源的特殊保护，在不能对盗伐林木的犯罪分子进行特别罪名惩治的情况下，对犯罪分子以一般性罪名定罪量刑，是符合刑法原则和立法法要求的。

作者：游志豪

盗窃罪范文篇9

林某于2001年11月16日下午窜到南宁市金牛市场第232号站，趁工作人员不备，盗打了206号。因做贼心虚，与其母纪某串通，由其母兑奖，本人则躲到云南。11月16日下午，该站向福彩中心报告，称被盗打一张29选7的复式，流水号为206，总价合计2．2万余元，要求注销206号。由于没有凭证，中心机房按规定拒绝这一要求。当日广西风采29选7玩法的第91期开奖，共有4注中了一等奖，206号也在其中。由于本次一等奖保底奖金为200万元，206号中奖金额共60万余元。11月17日，纪某持206号到发行中心桂南管理处要求兑奖。经该中心工作人员初步验证，纪某所持206号的号码和流水号与232号站报称被盗打的号码一致。为慎重起见，该中心没有当即办理验票和兑奖手续。经公安机关调查后，林某涉嫌盗窃罪、纪某涉嫌包庇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观点争议

对于本案如何处理和定性引起很大争议。其争执的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种：

一、关于林某定罪问题的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林某盗打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林某盗打的行为符合盗窃罪构成的客观方面要件，即行为人秘密窃取了他人的财物（），客观上已给他人（232号站）造成了经济损失；林某在主观方面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林某窃取的价值数额较大，总价合计2．2万余元，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数额要求。

第二种观点认为，林某盗打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福利本身没有任何价值，犯罪嫌疑人盗打只是实施诈骗的行为方式，目的是期待中奖，骗取巨额奖金。因此，林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林某构成盗窃罪和诈骗罪。盗打行为本身是为了非法占有，与其它票据不同，本身并无直接价值，但它是一种可能带来高额经济价值的票据，这起案子应该按盗打数额定盗窃罪，因其具有获取巨奖的可能性而必须用2．2万余元去购买，而且盗打的后果是经营者蒙受损失。因此，盗打行为构成盗窃罪。在本案中，盗打的中奖，行为人利用盗打的去兑奖，其行为又构成诈骗罪。

第四种观点认为，林某指使他人兑现奖金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本案中，林某指使其母纪某用于兑奖的并非假，而是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真实，纪某持兑奖不可能再构成诈骗罪。

二、关于纪某定罪问题的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纪某利用其子盗打的兑奖，是帮助其子完成盗窃犯罪，其行为构成盗窃罪的共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纪某用盗打的兑奖属于欺诈行为，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纪某用盗打的兑奖是帮助其子逃匿犯罪的行为，其行为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的包庇罪。

第四种观点认为，纪某用盗打的兑奖属于帮助其子转移赃物的行为，其行为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

定性分析

一、关于盗窃的定性问题

笔者认为，本案林某盗打的行为应定盗窃罪。

首先，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属于特殊的有价证券，它与奖金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购买者只有交付一定的价款才能取得。林某未经付款，非法占有他人，构成了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侵害。

其次，本案林某的行为特征是盗窃。林某窜到南宁市金牛市场第232号站，趁工作人员不备，秘密盗打了价值2．2万余元的，其间，根本不存在他人上当受骗的问题。因而，从本案林某的行为特征来看，是盗窃而不是诈骗。

第三，林某盗打虽然是为了最终获奖，但其直接目的（即犯罪目的）是非法占有，即不付钱而获得的所有权。林某在盗打时，并不知道该是否有奖以及奖金多少，但他希望所盗窃的中奖甚至有大奖，正是这种内在动因才促使林某盗打，这正好是犯罪动机而不是犯罪目的。同时，是否有奖金尚处于不确定状态，而犯罪目的应当是明确具体的。因此，本案不能把中奖作为犯罪目的，更不能据此而定为诈骗罪。第四，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是盗打的行为，而不是中奖后领取奖金的行为。在本案中，林某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是经营者。也就是说，使经营者财产受到侵害的是盗打的行为，而不是诈骗等其他行为。

二、用盗窃的兑奖，应如何定性

盗窃中奖后，用中奖的去领奖，应如何定性，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用盗窃的去领奖，不单独构成诈骗罪。

首先，行为人使用盗窃并中奖的领取奖金的行为不属于诈骗行为，该行为不构成对发行机构财产权利的侵害。有奖属于无记名证券，彩券发行机构一般是根据彩券上的号码或者图案确定中奖人。只要彩券真实，奖券发行机构就应依照约定向持券人兑奖，不需审查其奖券的来源是否合法。也就是说，不论谁中奖，发行机构都只能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和奖金数额兑奖，不可能多兑。因而，行为人不存在使用欺骗手段问题，发行机构也不存在上当受骗问题。

其次，奖券与奖金不可分离，行为人非法占有奖券之时，也就非法占有了奖金，只是这种占有状态还未完全完成，还必须通过领取奖金的行为才得以全部完成。因而，领取奖金的行为实际上是盗窃行为后的转移赃物行为，而不是诈骗。

第三，奖金属于奖券的一种特殊的法定孳息，从民法理论上讲，孳息应当属于原物的所有者，即奖券的所有者。所以，和奖金应为同一权利人。无论是非法占有，还是非法占有所生之奖金，都是对同一财产所有人的侵害。因而，从财产的权属性质来看，对同一物主的同一对象的侵害，分别定为两罪也是不科学的。

第四，从罪数理论上看，盗打并中奖，属于同一行为产生两种结果，由于中奖属于盗窃所致，应定盗窃罪，属同种罪行，因而盗窃并中奖不属于想像竞合犯。如果认为中奖结果又触犯其他犯罪，则属于想像竞合，对想像竞合犯应按“从一重处断”原则处罚，亦不构成数罪。同时，用中奖领款的行为属于盗窃后的转移赃物行为，而不是诈骗；如果认为是诈骗，也属于牵连犯，从刑法理论上看，对牵连犯不应按数罪处理，而应按一重罪从重处罚。因而，从罪数理论来看，对于领取奖金的行为也不宜单独定罪。

三、纪某的兑奖行为应如何定罪

纪某是否构成盗窃罪的共犯，主要涉及到林某盗窃是否既遂，如果林某盗窃已达既遂，纪某则不构成盗窃共犯；如果林某盗窃尚未既遂，纪某则构成盗窃的共犯。笔者认为，林某完成了盗窃的行为，已构成盗窃既遂。纪某用盗窃的兑奖，不属于盗窃行为的继续，不构成盗窃的共犯。

那么，纪某用盗窃的去兑奖应如何定罪？

笔者认为，首先，纪某用盗窃的兑奖，不构成诈骗罪。因为其是真实的，不是假，用真实的去兑奖不存在欺诈问题。

盗窃罪范文篇10

（一）占有概念在刑法中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人们经常会遇到某些似是而非的财产型案件，尤其是当涉及盗窃罪与侵占罪等类似的财产性犯罪时，更是容易被案件表象所迷惑，导致出现错误的判断。如何正确判断某一行为究竟是构成此罪还是构成彼罪需要人们共同探索。在财产型犯罪如此多发的今天，现有的一些关于占有的理论研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刑法学者们纷纷对财产犯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而盗窃罪、侵占罪等财产型犯罪就理所当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司法实践中，与占有概念有关的财产型案件比比皆是，可见，刑法中的占有对于刑法实践的影响极其重大。（二）占有概念的适用现状。目前我国的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并没有专门针对占有概念进行解释或说明的规定。对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个案件，法官和学者们往往根据以往的办案或研究经验、主观认识对占有作出多种甚至完全不同的解释，并依据这些解释去处理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件。显然，这种现状有悖于法律严肃严谨的精神实质，也不利于我国财产型犯罪的解决。

二、相关理论及案件的定性

（一）案件的引入。占有概念在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该如何界定它？下文将通过分析相关案例，突出占有的概念在区分盗窃、侵占等类似的财产型犯罪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案例一：甲新买了一台冰箱，商场人手不够不能为甲提供配送服务。于是甲雇佣工人乙对冰箱进行运送，冰箱主人甲随行。在运送途中经过小商店，甲突然想到有东西要买，便让乙停车在外面稍等一会。甲进商店之后，乙趁没有人看管冰箱，便匆忙开车离去，将冰箱运到自家并使用。案例二：乘客丙因急着下车，将装有一万余元现金的钱包忘在出租车上，乘客丁上车后发现该钱包，遂在下车时将该钱包据为己有。案例三：假如在案例二的基础上，出租车司机率先发现乘客A落下的钱包而据为己有，此案又将如何处理？（二）盗窃罪和侵占罪的概念。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①侵占罪在国外是一种常见的财产犯罪，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据不退还的行为，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本罪的突出特点是，将自己占有或者无人占有的财产非法地转变为自己所有，没有侵犯财产的占有权。②（三）对以上案件的定性分析。案例一中的乙究竟构成盗窃罪还是侵占罪，这取决于作为犯罪对象的冰箱在乙采取犯罪行为时是仍被所有权人甲占有，还是已经转移为乙占有。在本案中，如果甲将冰箱交给乙，并给了乙自家的地址，让乙独自把冰箱运送到家里，则可以认为甲和乙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而乙则基于该委托关系在事实上占有了冰箱，此时乙把冰箱占为己有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占罪。但是本案的情况是甲一直和乙在一起，冰箱一直在甲的控制范围内，所以该冰箱始终由甲占有。在甲进出商店的极短时间内，不应认为财物已经转归乙占有，冰箱依然处于甲的控制范围，并且甲也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或转移对冰箱的占有，所以冰箱仍处在所有权人甲的占有之下。因此行为人乙将冰箱占为己有的行为损害了他人对自己财物的占有权，应成立盗窃罪。案例二的情形和案例一有所不同。财物的所有权人丙将自己的钱包落在出租车上，由于出租车属于封闭空间的特点，丙丧失了对财物事实上的支配，即对钱包已丧失了占有，但是钱包并不因此而成为遗忘物，而是转移到该场所的管理者或者该场所的所有者占有。因此本案中，在乘客丙丧失对钱包的占有之后，其钱包自动转归出租车司机占有，丁拿走车上的钱包的行为等于是把他人占有的财物非法据为己有，因为其本来就没有占有该钱包，所以不可能构成侵占罪，只能构成盗窃罪。由此可推，案例三中出租车司机将自己占有的他人钱包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应构成侵占罪。

三、占有成为认定罪行的关键性要素

（一）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别。侵占罪与盗窃罪在主观方面都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都是出于直接故意；主体上都是一般主体，只不过侵占罪的主体在把财物据为己有时已经率先占有他人财物。两罪的犯罪客体均为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只不过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行为人在犯罪前没有取得占有的他人财物，而侵占罪则以自己已经占有的财物为犯罪对象。两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有很大的行为差异，盗窃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秘密手段将公私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其秘密手段仅限于自以为的秘密窃取，而不以财物控制者不知情为要件，并且限定于窃取行为的过程。此外，盗窃罪的行为还必须和平地非暴力地破坏财物所以人的占有，即用和平手段破坏原占有。而侵占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侵占行为是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并且拒不归还、拒不交出，即行为人合法持有他人财物，变占有为所有。（二）占有在财产犯罪中的认定。我国刑法很早就有关于盗窃罪和侵占罪的表述，对二者的区别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一个侵财行为不可能既构成盗窃罪又构成侵占罪，二者之间有较为明确的界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对盗窃罪与侵占罪的认定也出现一些问题，一般的案件根据二者的犯罪构成即可进行区分，但是在一些非典型案件中，由于犯罪行为客观表现极其复杂，给司法操作带来了困难。从侵占罪与盗窃罪的上述区别可以看出，对占有概念的准确分析正是区分这两种财产型犯罪的关键所在。行为人拿走的是自己没有建立占有关系的财物就可能构成盗窃罪，但是若拿走的是自己已经建立占有关系的财物则可能构成侵占罪。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当司法实践中遇到一些疑难案件时，判断财物究竟受谁占有由谁控制绝非易事，类似案件不在少数，抢劫、诈骗、抢夺等财产型犯罪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对占有的准确把握是研究财产型犯罪的必经之路，对正确认定罪与非罪，盗窃罪与侵占罪等类似财产性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四、刑法占有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占有型财产犯罪认定标准的构建。当审理占有型案件时，应当先明确案件的性质，判断行为人是否在客观上对财物进行了占有，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占有权，确定之后方可用刑法对案件进行处理。紧接着对占有的类型进行认定，之后再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从细致的操作来说，则需要制定具体可行的占有型财产犯罪认定标准。首先，公、检、法三机关在收集证据和采信证据时应尽可能达到统一的标准，确保法院正确定罪与量刑。其次，除了运用现有刑法典对司法实践进行指导外，还应当针对一些相关刑法典未涉及但是实务中常见的问题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从而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最后，在一些有较大争议的案件上，为了避免耽误时间，公、检、法三机关应当建立联动机制，在对有关案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承办单位，确保受案机关的准确，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提高办案的速度，避免案件无限拖延。（二）刑法典相关规定的明确与细化。1.完善刑法典相关规定。我国刑法对盗窃罪与侵占罪的规定并没有占有的认定，法条中仅涉及二罪的犯罪形式和表现及刑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占有判断标准作出具体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案件的处理常常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后一判决结果推翻前一判决结果的案例层出不穷。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曾指出：“不应当以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秩序的必要性作为刑法解释的前提，而应当求诸于国民的预测可能性。”③即法条的表述应该为一般大众所理解，是普通大众能够认可理解，预料和感知的。我国刑法典对具体罪名的规定没有实质的判断标准，条文的笼统和模糊使得一般大众对一些犯罪的预测可能性降低，这就增加了普通民众触犯法律的可能。因此，我国刑法典需要对各罪名具体的规定进行完善，并且将占有制度写入刑法典，使法条更加明确与细致。建议相关部门在制定司法解释时，明确占有型财产犯罪的认定标准，以明确两罪的界限。2.完善刑法分则体系。盗窃罪、侵占罪等占有型财产犯罪在我国刑法典中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五章的财产性犯罪中，此章还有夺取型和毁弃型的财产犯罪。虽然它们大体上属于同一类型的犯罪，但是它们所侵犯的客体类型并不完全相同，分布在刑法分则同一章中给人杂乱无章的感觉。因此有必要在刑法典的章下设节，将侵犯同类客体的犯罪进行有目的的统一规定，以增强刑法分则的体系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功效。（三）审判环节专门化程度的完善。目前，我国各级法院均设立有刑事法庭负责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现有的审判模式是在法院将刑事庭分为刑一庭、刑二庭，侵犯财产类犯罪由刑二庭审理。人民法院刑二庭除了审理侵犯财产罪外，还负责审判其他类型的案件，因此，法院刑事二庭的工作量比较大，加上案件涉及面广，让审判人员过于疲惫或难以胜任，因此导致了案件专业化程度降低，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审判质量。由于司法实践的复杂性，案件类型的多样性及专业性，单一的审判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案件类型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就需要法院对这些案件进行专业化对待、专业化处理，提高案件审理活动的专业性。占有型财产犯罪是财产型犯罪中较为常见的一类罪，对占有的认定、判断直接影响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对专业性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可以先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法院的刑事法庭中展开试点，设立专门处理占有型财产犯罪案件的法庭，提高案件审判活动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法院办案的质量和效率，真正实现公正公平，使法律的规定落到实处。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