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范文10篇

盗窃范文篇1

关键词:盗窃;欠条;财产性利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各种侵犯财产型犯罪案件的犯罪形式也层出不穷。盗窃罪是侵犯财产型犯罪的典型代表之一，近年来关于盗窃欠条这种犯罪形式的讨论研究也成为了热点。与德国、日本等国家将侵犯财产型犯罪中的财产界定为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不同，我国刑法在侵犯财产型犯罪的篇章中，将盗窃罪的行为对象抽象规定为“公私财物”，对于财物范围缺乏更深层次的解释。在盗窃欠条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关于被盗欠条是否属于我国“公私财物”的范围，直接决定了案件的性质。

一、盗窃罪的法益保护

众所周知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1］关于盗窃罪保护的法益，笔者比较支持占有说。所谓占有是指行为人对财物事实上的支配，这里的支配既包括对财物的直接的或现实的持有、监视和看管等物理力之管控，也包括社会一般观念认同的支配状态同样认为是对财物的占有。［2］盗窃罪保护的是公民对合法财产的占有权不受侵犯，一旦盗窃者以非法占有的目的，采取不法行为使得他人合法占有的财产脱离了他人的控制，就可能构成盗窃罪。

二、欠条的定性问题分析

现实生活中发生了很多盗窃欠条的案件，表现形式多为债务人直接盗取债权人欠条或债务人指使第三人帮助自己盗取债权人欠条，以及不知情的第三人自主偷取债权人欠条然后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或直接低价卖与债务人。欠条或称为借据，是债权人为了证明自己和债务人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用来确定二者权利义务关系，由债权人和债务人签订并由债权人保管的一种书面凭证。欠条作为一种以文书为表现形式的有体物，它本身作为一张纸的形式并没有表现出巨大价值，但是它所具有的财产性利益才是它真实价值的体现。从欠条的本身性质分析，不难发现欠条是有自己独特的特征的，应当将它归属于财产中的财产性利益。首先它具有财产性，这一点是由于它代表的财产性利益决定的。由于债务人和债权人双方对于各自的权利义务做出了确认，使得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债权请求权以书面形式固定了下来。基于这种因债权债务关系得到了确认，欠条表现出的财产性利益随之产生。其次它是具有占有支配性。欠条的债权人有对欠条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其实质是债权人通过欠条达到了对于债权的管控支配的作用，而债权是典型的财产性利益代表。所以应将欠条定性为财产性利益。

三、盗窃欠条的刑法评价

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在我国刑法中被认定为“公私财物”，笔者认为对于盗窃罪的行为对象财物，应当做限定的扩大解释。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应当包括财产和财产性利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用实际占有的具体财物来衡量财产的多寡显然不合时宜。因为物权和债权利的趋势是不断分离的，我们甚至看到民事权利证券化的时代已经逐步到来。财产越来越多的以财产性利益的形式显现，财产性利益就是指普通财务以外财产的利益。对于财产性利益我们应当基于发展的眼光，在刑法中对其进行认可和保护。对于盗窃罪中的财产应限定的扩大解释为财产和财产性利益，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为限定的扩大解释盗窃罪中的财产是在国民可预测性限度之内，有利于法益的保护。欠条代表着债权债务关系这一财产性利益的存在。由于民间广泛依赖欠条作为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和消灭的凭证，而且基于朴素的诚实信用观，多数人很少再留其他证据，一般是缺乏其他辅助证据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一旦债务人直接盗取债权人欠条或债务人指使第三人帮助自己盗取债权人欠条时，欠条多被毁灭;而第三人自主偷取债权人欠条然后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或直接低价卖与债务人时，欠条也会灭失或因被兑现造成其价值全无。大多数情况下盗窃欠条使得债权人对于债权的占有处于了失控状态，债权代表的财产性利益就会脱离债权人。财产性利益转移之后，也很难以民事手段恢复原状。［3］这样一来盗窃欠条对于盗窃罪的法益，即他人对于自己财务的占有，一般会产生直接和紧迫的损害，并且这种损害是现实性的。

四、盗窃欠条定罪限制

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欠条的定罪也应当作严格限制。首先，被盗欠条所蕴含财产性利益应当较大。我国刑法在二百六十四条中对于盗窃罪提出了“数额较大”的要求，那么盗窃欠条涉及财产性利益较少的，不应当进行定罪。其次，被盗欠条应当是作为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唯一证据，这时债权人债权的控制权才会遭受紧迫危险。若债权债务关系还有其他证据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可以得到证明，其债权就具有可以实现的可能性，财产性利益也就得到了保留，就不应当按盗窃罪进行处罚。

作者:张钰 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盗窃范文篇2

关键词:入户盗窃;特点;司法认定

一、入户盗窃罪的特点

盗窃犯罪发生率一直以来居高不下，打击盗窃犯罪从未松懈，盗窃犯罪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而其中最严重的一种就是入户盗窃，入户盗窃给居民家庭人身及财产安全带来的危险性较大，对入户盗窃的立法惩处也更加严苛，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关于入户盗窃罪认定也十分重视，以下笔者就从一般特点和独特性两方面来进行分析。(一)入户盗窃罪的一般特点。入户盗窃罪从特点上来看具有盗窃罪具有的一般特点，从犯罪构成要件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犯罪主体，一般主体，入户盗窃只要求行为人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第二，犯罪客体，入户盗窃与盗窃罪在侵犯客体方面具有一致性，即公私财物所有权;第三，犯罪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必须在主观上具有故意并且非法占有的目的;第四，犯罪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是以秘密的方式窃取公私财物。(二)入户盗窃罪的独有特点。入户盗窃不但具有一般盗窃罪的特点，还具有其自身特殊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是犯罪地点具有特殊性，既然是入户盗窃就必然是进入“户”，结合实践中入户盗窃多发地归类，大多位于城乡结合地区，此类区域人员复杂，流动性较大;二是犯罪时间大多集中在午夜到凌晨之间，这一时间段人们大多进入深度睡眠状态，还有上下午九十点、三四点，因为这一时间内许多家庭都上班不在家;三是犯罪手段主要表现为溜门撬锁、越窗而入，也有一些强行破门破窗的，这也是其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原因之一;四是犯罪主体上具有一定特殊性，大多是年轻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来人员，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技能、没有稳定收入，他们中很多都是团伙作案，并且很容易发展成团伙。

二、入户盗窃罪司法认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入户盗窃都没有单独立法规定为犯罪，而刑法修正案八后只要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入户盗窃就可以直接认定为盗窃犯罪，但是理论界和实务中还是对入户盗窃罪认定有着诸多探讨，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认定入户中的“户”范围。刑法中关于户主要使用在入户盗窃罪、入户抢劫罪中，关于“户”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过界定，指的是供家庭成员生活且与外界隔离的场所，具有封闭性，所以一般来说对“户”范围的界定是进行限缩解释。同时，还要注意一点，关于入户盗窃的户的理解，并不单单从场所概念上来看，还要注意到其隐藏的户内财产和人身安全保护，所以也可以考虑到保护范围角度。(二)关于认定入户盗窃行为人主观目的。上文提到入户盗窃犯罪主观上需是故意切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认定犯罪中这一主观目的动机的认定是十分重要的，理论中很多学者认为关于主观目的时间节点认定至关重要，认为只有在入户之前就怀有非法占有目的，才能支持入户的非法性，否则以合法正当理由进入他人所居的户，但是在入户后产生犯罪动机，实施了盗窃行为就不能认定为入户盗窃罪。(三)入户盗窃罪的犯罪竞合。在新的刑法修订中将入户盗窃几种情形分别单独规定了罪名，除了本文所分析的入户盗窃，还有携带凶器盗窃，实践中经常会有入户盗窃行为人携带凶器，这就使得在认定中往往存在一定困难，笔者认为应当从犯罪着手进行分析，通常来说如果入户盗窃并携带了凶器并威胁到了人身财产安全的应当视为携带凶器盗窃，而入户盗窃则是从行为人进入户内开始。入户盗窃还与非法侵入住宅罪存在着竞合，非法侵入住宅是行为人未经特人许可而进入他人住宅或者进入他人住宅后被要求退出而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在入户盗窃中有时由于各种因素导致不能实施盗窃，构成入户盗窃罪未遂，但是其行为此时也符合非法侵入住宅情形，形成两者之间竞合，笔者认为这是典型的想象竞合，按照处理原则应当从一重罪处，还是应当按照入户盗窃未遂处。(四)入户盗窃罪转化的认定。行为人实施入户盗窃，在进入住宅后可能因为被发现而对住宅内的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此时就有可能转化为抢劫犯罪，但是对这种转化型犯罪一定要非常谨慎，尤其是入户盗窃行为人在住宅内的行为转化有可能就是入户抢劫，其定罪量刑都是非常严苛的。

如果行为人是当场即在其侵入住宅内实施了暴力或者暴力威胁则转化为入户抢劫，如果是离开了所入的户，为了抗拒抓捕实施了暴力或者暴力威胁则只能认定为转化为一般抢劫罪，其中关键就是是否当场实施了转化行为。

［参考文献］

［1］陶立安．“入户盗窃”与“多次盗窃”的认定［EB/OL］．中国法院网，2016－11－11．

盗窃范文篇3

摘要：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学者，对盗窃他人占有的本人财物的行为的认定有很大争议。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对此国内学界也是众说纷纭，并引发了关于盗窃罪客体的争论。关键词：盗窃罪；客体；所有权；占有1国内学界的争议1.1“所有权说”“所有权说”认为：盗窃罪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也是刑法的通说。在谈到盗窃罪的客体时，马克思关于盗窃林木的行为的精彩论述成为被引用的经典，“犯罪行为的实质并不在于侵害了作为某种物质的林木，而在于侵害了林木的国家神经——所有权本身。”盗窃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然后进行索赔，让他人遭受了财产损失，实际上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符合盗窃罪的实质要件，因而应以盗窃罪论处。（1）从犯罪客体方面讲，被告的行为并未侵犯所有权，即未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却构成盗窃罪。甲窃取的车辆是自己的，而乙只有使用权。显然，被告的窃取行为没有侵犯他人的所有权。即使是被害人因赔偿而受损，其损失的也并不是被盗物品，而是赔偿金，赔偿金并非被告窃取的对象，赔偿金所有权与被盗财物所有权虽然在价值上可比较甚至是等量的，但在权利主体和标的上则是完全不同的。（2）从故意犯罪形态上看，行为完成时仍不能成立盗窃罪既遂。甲将车盗走后，乙告知丢车，这时如果甲直接表明是自己将车偷开回来了，则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显然不可能构成盗窃罪。但根据前面的论述，其将车盗走无疑已属盗窃既遂。其实这种说法把既遂后发生的情形作为“应以盗窃罪论处”的前提条件，有倒果为因之嫌。（3）从刑罚裁量的角度出发，盗窃罪以“数额”作为量刑的主要依据。根据“所有权说”的观点，被告的行为使他人承担赔偿责任而致财产损失，在本质上是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应以他人的赔偿额而非被盗物品价值作为盗窃罪的“数额”。这与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实务相矛盾，况且对被告盗窃罪的量刑完全由被害人赔偿的数额来决定，实在难以解释。1.2“占有说”由于“所有权说”最大的症结在于：行为并没有侵犯所有权却被认定为盗窃罪。相对而言，“占有说”的思路自然就是：没有侵犯所有权也能构成盗窃罪。主要观点是：盗窃罪的法益不应限于所有权，而应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包括他物权及债权，他物权又包括占有权，这是一种合法占有），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这是一种事实占有，不同于合法占有）。当自己所有的财物由他人合法占有时，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就是财产犯的法益，因此，行为人盗窃他人占有的该财物，当然成立盗窃罪。简言之，占有亦属盗窃罪法益，前案虽未侵犯所有权但侵犯占有，故应认定为盗窃罪。此“占有说”不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而可以有效地打击犯罪。这种观点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也回避了“所有权说”的尴尬。但在本案中，甲如果自行取回车，然后又告诉乙车已取回，其行为并不具备严重的或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但根据“占有说”的观点，甲将不可避免地被认定为盗窃罪。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无故占有他人财产不返还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此时的“占有”无疑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在此，所有权人不得已而将财产偷回的行为要定为盗窃罪，情理上很难说得过去，并且对这种情形一律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无论是对公民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来讲，还是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工作任务而言，都是一项不小的负担，也不符合我国现阶段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是，“占有说”将使盗窃罪主观上不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我国盗窃罪的传统定义全面瓦解，这恐怕是持“占有说”的学者也不愿意看到的。2基于我国刑法的理解与分析“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发现法律的缺陷并非是什么成就，将有缺陷的解释成没有缺陷的才是智慧”。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我国刑法的范畴内，在不违背我国刑法的原则和精神的条件下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在本案中，所有权说与占有说的争论并不能解决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对这种行为作无罪处理，对此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这毕竟是一种破坏法律秩序的行为，如不加以打击，难免轻纵犯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实际上，在我国刑法的范畴下，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在此，笔者同意国内有些学者的意见，盗窃罪侵犯的客体应当是事实上的“占有本身”。占有作为一种事实，总是处于一定的状态之下。因此，与其说法律保护的是一种占有事实，不如说法律保护的是一种稳定的、静态的占有状态。这里我们所论述的是对合法占有的侵犯。对于非法占有而言，这一观点同样可以解释。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对于非法占有，我们承认其为盗窃罪的客体并不是因为非法占有本身是一种合法权益，而是因为其代表了现存的将要为法律所规范的事实状态，任何人对之加以侵犯都可能构成犯罪。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其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限制了盗窃罪成立的条件。由此可见，不需要提什么新的理论，从刑法的本土资源出发，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本案中，甲将自己的摩托车借给乙使用，而后又偷偷取回，如果并未再向乙索要赔偿。此时，甲并不具有非法占有摩托车的目的，虽然其可能违约，但这是民法调整的范围，而非刑法关注的对象。而甲将摩托车秘密取回后藏匿，又向乙索要赔偿，此时甲便有非法占有该摩托车的目的，就应当构成盗窃罪。我国刑法采用非法占有说。该说认为盗窃罪的犯罪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盗窃罪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侵犯首先表现为对他人财物占有权的侵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地说，就是意图使用非法手段对他人所有的财物行使事实上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从而侵犯他人对某一特定财物的所有权的正常行使。“非法”，通常认为是指缺乏正当的理由、根据，既包括为法律所禁止，又包括为一般社会观念所不允许。“占有”，往往仅指事实上的占有内容，盗窃犯只希望将财物置于自己的实际控制之下，为事实上的使用和处分创造条件。占有目的，仅指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和追求，决定着行为的方向，但并非客观行为的完成标志，盗窃行为的完成标志只能是使财物脱离原所有人和占有人的控制。3结语综上所述，盗窃罪的客体应当是财物的他人占有，同时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时，对侵犯他人财物所有权仅持放任态度，即不管是谁的财物都进行窃取，其针对的直接对象是占有本身，即直接指向被他人占有的财物，目的也是非法转移占有。在这中间，行为人更强烈地侵犯的是对被占有财物的财产秩序的保护，即刑法对占有本身的保护。这更加强了盗窃罪的侵犯客体是占有关系这一论点的力度。有学者还认为作为法律制度的所有权就是一种广义的所有权。在此，所有权只是一种抽象的权利，而现代社会里财物的经济效益主要是由对财物的占有、管理而取得的。因此为了保护所有权，首先必须保护占有本身。从刑法自身所追求的秩序价值来看也应认为盗窃罪的侵犯客体是占有本身。

盗窃范文篇4

法经济学是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法学，其中成本－效益分析法是经典分析范式。成本－效益分析法是通过比较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来评估项目价值的一种经济决策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针对支出目标，提出若干实现方案，运用技术方法，计算出每种方案的成本和收益，通过比较方法，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成本－效益分析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就是分析法律行为的成本以及社会实效。以监狱为例，既要考虑罪犯的生活成本、监狱工作人员的工资薪酬等支出，也要考虑罪犯的劳动产出、改良效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维护等效益，从而衡量监狱的价值。本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研究盗窃，就是将行为人假设为理性的经济人，将盗窃视为特殊的“经济行为”，研究盗窃的成本与效益，并指导盗窃预防。

二、成本－效益分析法运用于盗窃犯罪预防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盗窃是指违反被害人的意志，以平和手段转移占有的行为。盗窃罪的财产犯罪性质使得盗窃预防有别于人身犯罪的预防。在人身犯罪中，行为人往往为了报复、泄愤而剥夺他人人身安全。犯罪动机萌发于极度激化的矛盾，行为人实施侵害时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盗窃犯罪是为了获得财物，具有贪利性，源于较缓和的矛盾。因此，行为人在实施盗窃时，会冷静思考，理性分析，择优选择。因此盗窃是理性行为。经济行为也是受利益驱动的理性行为。因此盗窃行为与经济行为有共同性。法经济学跨越了法学与经济学，为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法学问题搭建了桥梁，可借助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分析盗窃。当然，运用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范式分析盗窃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在法经济学中，行为人被假设为理性的“经济人”，是理智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不会感性行事①。而现实中的人受智力和情感影响，不可能完全理性。其次，成本－效益分析法对分析对象进行量化，用数学公式进行分析，取最优解。而分析盗窃时，很难将全部成本和效益量化。所以，对盗窃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借助成本－效益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为了尽量克制该局限性，研究中将更加注重社会调查和实务资料的运用，减少理论与实际的差距，使研究结果接近社会真实。

三、盗窃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

盗窃行为的成本有道德成本，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成本，刑罚成本。道德成本是指盗窃行为遭受道德谴责的可能性。盗窃犯是自然犯，与法定犯相比，公众对自然犯有更明确的价值判断。因此，行为人遭受道德谴责的风险很大。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本是指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盗窃的否定性评价。当盗窃失败后，行为人要返还“赃物”，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还会受治安管理处罚。刑罚成本是指刑法对盗窃的否定性评价。我国对盗窃罪的刑罚有财产刑和自由刑，财产刑是罚金和没收财产，自由刑是限制人身自由。盗窃行为的效益分析。盗窃行为的收益有显性收益和潜在收益。显性收益指盗窃成功获得的赃物。潜在收益是指行为人积累的经验以及反侦察能力，该收益像长期投资，通过提高日后盗窃成功率实现收益。由于刑罚只能改造价值观念，潜在收益能一直为行为人使用。盗窃行为的盈亏模式。当盗窃失败，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刑罚时，收益为负值，是亏本的。当盗窃仅触犯民法时，要退还赃物，可计算的收益为零，表面上没亏损，但计入道德、劳动力等成本，实际是亏损的。盗窃成功时，行为人无疑是盈利的，而且获利颇丰，因为盗窃行为可以说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

四、成本－效益分析法指导下的盗窃犯罪预防思路

为了预防盗窃，需要借助成本－收益分析法进一步研究盗窃预防。盗窃预防分为被害预防，犯罪预防，社会预防。被害预防是指减少被害人的被害因素，防止其成为实际被害人。被害人应做好防盗措施，很多盗窃行为的发生被害人是有过错的。比如，被害人过于自信使自己的财产脱离自己掌控，给行为人可乘之机，导致财产被盗。对于一般的钱财，要妥善保管好。对于特别贵重的财物，可以托管，由专门机构管理，也可以安装自卫装置，对财物进行更严密的保护。此外，对于特别贵重的财物，可以买保险，确保在财物被盗后获得补偿。比如，购买车辆被盗保险。被害人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设置障碍，阻止财产被盗。障碍越难跨越，行为人付出的盗窃成本越高。当成本超出行为人的承受范围时，行为人会选择放弃盗窃。当然，受害人进行被害预防时也要遵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指盗窃预防成本要与所保护的财物价值成比例，这也是成本与效益的问题。如果所保护的财产价值巨大，那么就值得付出更多的被害预防成本。相反，如果所保护的财产价值较小，那么支出的被害预防成本就较少。犯罪预防是指从惩罚犯罪人的角度，预防犯罪。实现犯罪预防，要尽量使犯罪人归案，接受惩罚。我国罚金制度里蕴藏着成本与收益原理，但法官对量刑有很大裁量权。因此，法官量刑时，要在法律范围内考虑成本－收益的影响，合理裁量。如果行为人刚被惩罚又犯罪，那法官就得反思了。刑罚一定程度上会剥夺行为人的发展能力，这将影响他今后的生活。法官在判决时应该考虑罪犯的经济能力以及以后的发展能力，惩治盗窃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护财产不受侵犯，要注重再犯预防。有时，在法定量刑范围内对经济差的罪犯稍轻的处罚，给他们再发展的能力，使罪犯今后“自食其力”，能更好预防因贫困引发的盗窃犯罪。此外，量刑要考虑各地经济水平，在经济水平高的地方，罚金数额可以在法定刑范围内适当提高，反之可以在法定刑内适当降低。处罚时，巧妙运用罚金即可预防盗窃，也可节约司法资源。如果犯罪预防成本大大超过了公民想保护的利益，就不符比例原则。

盗窃范文篇5

校园是一个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场所，本应该有一个安静且良好的环境，但是近几年来学校校园里的盗窃事件却频频发生，影响了学生正常的生活和学习。校园的治安环境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无论是从国家惩治犯罪的打击重点出发，还是从学校自身发展的管理体制来讲，校园治安环境似乎都没有被真正的重视起来。校园盗窃犯罪同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以及其他暴力犯罪相比，社会危害性以及人身危险性都较小，但是造成的影响以及发展的潜在性却更为严重。校园盗窃犯罪针对的对象是在校的学生，对他们而言，不仅损失了财物，而且容易形成对周围环境的不安全感或恐惧感，严重影响了平日的学习和生活。所以，如何预防校园盗窃犯罪应该是学校和全社会的当务之急。根据犯罪学的观点，犯罪行为的发生有四个必要环节:潜在犯罪人、犯罪对象、适宜的作案环境和适宜的作案时机。什么时候实施犯罪、在哪里实施犯罪、如何实施犯罪等这些都与周边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如果对可能发生犯罪的地点实施有针对性的规划和设计，使其不具备犯罪的条件，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抑制犯罪的作用。但是我国传统的犯罪学预防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把预防犯罪发生的重点放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是通过刑罚惩罚制裁犯罪的威慑力来震慑潜在的犯罪，第二是降低甚至消除民众的犯罪动机，这种效果往往通过长期的教育是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比如在家庭教育上从小进行道德教育，在学校教育上强制性地进行道德教育、纪律教育等。然而，美国克拉克教授认为环境是很大的犯罪诱因。以上两种方式固然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犯罪发生的作用，但都只注意到了对潜在犯罪人的预防，而忽视了对引发犯罪发生的环境因素的作用，笔者认为，对潜在犯罪进行有效预防与对犯罪环境进行设计规划应当进行有机结合，才可以有效地预防犯罪。传统的观点认为犯罪预防的环境方面主要依靠门、窗、墙壁等实物，然而其实这是片面的。众所周知，犯罪的实施分为产生犯罪动机与目的、着手实施犯罪两个阶段。依靠门、窗、墙壁等实物仅仅是犯罪环境预防的一部分，这些实物只是通过设置物质来阻止犯罪行为，这并不是主动的预防犯罪。犯罪预防的环境设计还包涵更深层面的防卫:也就是通过环境告诉潜在的犯罪分子———如果在这里实施犯罪存在很大的难度和很高的被发现风险，通过这种方式来使犯罪分子放弃实施犯罪的念头从而抑制犯罪。显然，这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及有效的方法。简言之，从校园环境设计出发来预防校园盗窃犯罪的发生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利用环境设计来预防校园盗窃犯罪的可行性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犯罪问题由于城市化而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传统的环境设计，一些理论学家开始提出新的城市规划以及如何改造公共及私有空间，比如简•雅各布斯提出要加强监视公共空间，奥斯卡•纽曼提出通过建筑来减少易于犯罪的空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犯罪学家雷•杰佛瑞在一书中提出应当注重事前对犯罪的预防来降低犯罪，而不是通过事后处罚犯罪来抑制犯罪，首次提出“犯罪预防性环境设计”的概念。这一理论在西方国家被较广泛地运用，然而在我国的运用却并不十分成熟。校园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犯罪预防性环境设计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以及该理论在社区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成功经验表明，合理地设计、规划校园环境可以有效地抑制校园犯罪，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

三、校园盗窃犯罪预防的环境设计体系研究

校园盗窃犯罪采用的行为方式并不复杂，即表现为乘人不备，秘密窃取。多发的地点是寝室、教室、图书馆等处。这些地点大多缺少学校专门人员的监管，学生在这些地点学习或是活动的时候又缺乏警惕性。多发的时间多出现在无人目睹犯罪行为的空白时间，例如寝室同学外出活动但忘记锁门、课间休息离开教室却将物品放在教室内，以上看似短暂的时间却为盗窃犯罪的实施提供了适宜的时机，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校园盗窃既有盗窃行为的共性，但因其犯罪环境的特殊性也有其本身的特地，因此我们在进行校园盗窃预防性环境设计规划时应当基于校园盗窃的特点。笔者认为，校园盗窃预防性环境设计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以下几点:

(一)领域强化

领域强化指的是应当在校园环境中注重对私人领域的设计，因为人们通常会对自己领域内的物品加以保护，与此同时也会相应地尊重别人的领域，这种私人领域的设置也可以起到很好的警告入侵者的效果。例如宿舍楼应当与校园内的其他建筑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就可以防止窃贼从其他利用其他建筑物直接进入宿舍;建筑物周边的树木也应当与建筑物保持合理的距离，避免窃贼利用树木进入宿舍;在建筑物门前树立标牌或者警示牌等。这些做法都可以清楚的界定建筑物的领域，使得潜在的侵犯者不能也不敢轻易犯罪。

(二)通道控制

要在公共空间与死人空间设置通道，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将两者加以区分。对此，可以考虑将通向宿舍楼、教室楼等建筑物内庭的主通道设置在大楼管理房边;限制进入建筑物内庭的通道数量并加强通道安保，设置通道摄像头;使用植物等来控制通道，形成封闭、半封闭、半开放或开放空间;在夜晚时关闭一些不必要的通道等。以上的做法都可以将通道置于一个更为安全、可受监控的状态下，即使有犯罪分子出现，也可以及时发现。

(三)自然监视(NaturalSurveillance)

犯罪者并不想被人发现，所以应该最大程度地、无意或有意地都对活动进行观察。在这方面，景观设计和照明设计都是较好的方法，对于犯罪人来说实施犯罪的最佳环境莫过于不被别人发现的环境，而人们认为越安全的环境犯罪却觉得越不安全。纳沙和费雪认为，一个安全的环境应当是视野开阔，遮挡物越多越是不安全。而从大量的实际校园盗窃案例来看，犯罪多发生于可以隐藏、被害人无法逃脱的地方，如此看来没有隐藏点、视野开阔、能见度清晰、人多的地方是安全的，因此良好的人工照明与开敞的空间是不利于校园盗窃发生的。纳沙和琼斯的校园调查报告说明，大学生们认为什么样的环境是安全的，体到最多的要素就是光线，最不安全的要素就是黑暗，这也同之前的校园调查报告结果大同小异，也就是说越光亮的地方盗窃犯罪越少。借助较好的光线和开敞的空间，我们可以借用自然监视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如果建筑物内的学生或其他行人可以看到陌生人，例如使内庭尽可能处于大楼窗户视线能够覆盖的区域;主入口处设置座凳提供学生或行人的休息区;入口周围安置连续的玻璃门窗等，都会形成对充足的监视，使得犯罪分子无从下手。

(四)管理与维护

良好的校园环形象不仅对犯罪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良好的校园形象也对犯罪分子有着一定程度的震慑作用，因此保持良好的校园环境至关重要，破窗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破窗理论说明，如果周围环境或者建筑物遭到破坏且无人修理时，潜在的犯罪分子会认为周边环境及建筑物是可以随意破坏的且人们并不关心它，这便是一种犯罪前的测试，之后便可能会实施犯罪。而且，杂乱无章的校园环境以及凌乱不整洁的建筑物设施都会使学生产生厌恶与不安全感，并影响学习和生活。所以，校园环境的保持和维护对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可以考虑在宿舍楼、教室等建筑的墙体上使用耐脏、抗破坏的材料以防止人为的乱图乱刻行为;在有走廊或者大门的入口设置感应或定时照明;由专人定时检验和维护学校的设施设备等，这些措施有助于保持和维护良好的校园环境。

四、校园盗窃犯罪预防的环境设计的意义

盗窃范文篇6

关键词:盗窃罪;法律规定;法律适用

一、盗窃罪概述

(一)盗窃罪的含义及构成条件

自古以来盗窃罪就是国家法律设定中的一个关键项目，因为盗窃的行为并没有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而减少。盗窃无论是从法律上来讲还是从社会文明认知的角度上来看都是非法夺取或占据他人财物的行为，这里的非法也即未经他人同意或在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盗窃罪在我们国家是案发率最高的一种犯罪行为，而且该行为对社会安全和稳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都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由于盗窃行为发生的范围过于广泛，盗窃罪的构成要素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界定，但是基本的构成条件是明确的，盗窃罪的构成条件就是，偷盗人在物主不知道的情况下，非法获取他人财物，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该行为就可以被认定为盗窃。

(二)盗窃罪的本质特征

对于同一案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可能认为该行为可以被认定为是盗窃罪，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该行为可以被认定为是诈骗罪，不同的法律判定决定了这个人受到的法律惩罚也是不同的。我们国家刑法明确规定盗窃罪就是指，以非法占为己有为目的，盗取公私财务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务的行为就是盗窃行为。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盗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秘密地、在当事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获取公、私财务，另一方面就是窃取，而不是正当的拿走，这里的窃取也包括用暴力手段从当事人手中抢夺，或者是经过威胁、迫害当事人发生的盗窃等，符合这两个基本特征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盗窃，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对盗窃罪的设置并不够明确，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一些行为认定模糊，法律惩罚不知该如何确定，这方面我们国家应该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学习国外一些法律比较完善的国家的盗窃法律认定。

(三)我们国家盗窃罪法律认定中的不足

建设法治社会的观点和意见自从建立以来就受到了社会各界、国际上的认可和鼓励，但是很明显的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设定明显还存在一些不完善，这就导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法律的不完善实施违法行为，从盗窃罪的设定来说具体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首先就是盗窃未遂是否要定罪，一些人可能会由于一时的头脑发热，或者是在某种东西的刺激下产生了盗窃的念头，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没有成功，或者是中途放弃了这样的念头，对于这样的行为如何处置，是否要定性为盗窃国家的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其次就是国家关于多次盗窃的累积问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是否可以累积，间隔多久的可以累积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多次盗窃的惩处应该更加严格，但是没有这邪恶规定就给正常的法律判定带来了困难和麻烦，最后就是关于盗窃物品的金额认定的问题国家没有规定，比如多次盗窃金额是否可以累加，盗窃物品应该按照市价进行认定，还是应该折旧，如何折旧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因为盗窃金额达到一定数量必须要接受刑事处罚的，但是关于盗窃金额的不明确规定就给后续的法律处置问题带来了阻碍。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盗窃罪法律规定中不完善的地方，也是未来我们国家盗窃罪相关法律必须要完善的地方。

二、盗窃罪的数额认定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

(一)盗窃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减半的法律设定

我们国家2013年出具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关于盗窃罪“数额较大”的解释中明确提出，只有满足或者符合以下条件的才可以满足盗窃数额较大的标准减半，一个就是之前由于盗窃已经受到过刑事处罚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一年之内已经由于盗窃受到过行政处罚的，最后一个就是由于盗窃者的盗窃产生的后果相对比较严重的。只有满足这三者的盗窃行为在进行法律认定时，可以将盗窃的数额进行减半，除此之外的盗窃行为需要按照盗窃金额来进行确定，但是在这个规定和解释中还有几点在实际的司法认定过程中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罪与非罪的判定，以下主要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

(二)《解释》中关于“盗窃的”的定义模糊

解释中对盗窃的定义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有非常的歧义，尤其是在进行一些罪与非罪的判定时严重时会给罪名的判定带来严重的影响。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刑法中关于盗窃的规定和设置明确说明盗窃罪名的含义，而且在刑法中规定只有之前行为依照刑法被认定为是盗窃罪的人才符合数额减半的规定，但是实际上社会中发生的盗窃案件各式各样，复杂多变，按照这样的方式评判，会产生很多的异议，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刑法条款中的盗窃不能机械化地简单了解，应该根据实际发生的案件情况对待，更应该综合盗窃罪的实际情况做出明确的区分和规定，这也是我们国家盗窃罪相关规定中比较不完善的地方之一。这些定义和规定的模糊不清给实际的盗窃罪的确定以及相应的法律惩罚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三)有盗窃前科的未成年人是否适用解释中盗窃金额减半的规定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更是民族的希望，关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和教育一直是国家的重点关注项目，即使是同样的犯罪行为未成年人受到的法律惩罚也会比成年人少，对于未成年人的盗窃罪的法律规定也是如此，但是由于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事物影响了正常的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导致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青少年犯罪率越来越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关于有盗窃前科的青少年盗窃罪是否适用盗窃金额减半的规定有明显的歧义，一方面是对未成年的盗窃罪的犯罪次数的规定不够明确，其次就是未成年的盗窃罪罪名成立的设置不够明确。个人认为未成年人第一次盗窃罪应该适用盗窃金额减半的规定，但是对于多次，或者屡次盗窃的未成年不应该适用盗窃金额减半的规定，因为这些屡次犯错的未成年人如果不进行恰当的教育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和安全，教育这些未成年人是社会的职责，同时也是这些未成年人成长的要求，对于这些未成年人来说未来的路还有很长，只有迷途知返才能为社会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对重复多次盗窃的法律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

重复多次盗窃具体是指一些盗窃受到行政处罚后再次，或者多次重复盗窃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说明这类犯罪人士是习惯性的偷盗，甚至是将盗窃作为自己的职业，对于这样的行为法律必须要进行严厉的打压，但是在实际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可以看出，某个罪犯多次盗窃、或者是某个罪犯一次性盗窃金额特别大在实际的法律定罪执行过程中总是会由于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一些问题，其中是否定罪，如何定罪成为焦点，这些争议成为我们国家法律认定过程中的重难点，以下主要对重复多次盗窃的法律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展开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一)关于多次盗窃中“次”的认定的不同观点

从字面上来看多次盗窃中“次”应该是次数的意思，但是由于多次盗窃罪名比较严重，而且相应的法律惩罚也比较严重，因此在实际的法律实施过程中关于多次盗窃中的“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定，而且关于多次中每次之间的间隔不同也有很大的区别不同，一些人认为有必要根据某个人所有的盗窃罪名的次数来确定，但是一些法律人士也认为一些人每次盗窃之间的间隔非常大，可以忽略很久之前的盗窃行为，每个观点支持者都不同，而且各自都有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说明对于多次盗窃中“次”的理解应该是:某个犯罪者基于同一个犯罪意图实施的多次盗窃犯罪可以认定为多次盗窃，比如某人在同样的场景，相似的地点多次实施盗窃就可以称之为多次盗窃，又或许是由于同样的目的(非法获取财物)实施多次盗窃的。尽管法律设定中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仍然有法律人士认为如果同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在同一地点由于同样的原因开展多次盗窃仍然可以认定为一次盗窃，同样的也法律人士认为不论是否是同样的目的，也不论是否在同一场和，开展了多次盗窃行为，就应该被认定为多次盗窃，这两种观点是目前是法律界认为多次盗窃中“次”的认定最大的不同，也是是否要按照法律规定判定为多次盗窃最困难的地方。

(二)多次盗窃既遂的法律认定和法律适用

法律具有公平、公正的基本功能，即使不能做到绝对的公平，但是至少法律的存在能够确保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得到基本的维护，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上述的两个对多次盗窃中“次”的两种极端的认定都是错误的，对于那些多次盗窃既遂的行为相对较为公平的法律认定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除了盗窃数额较大金额的财物、国家文物等珍贵物品，或者是由于其多次盗窃给当事人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损失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其他的多次盗窃既遂案件的法律认定有明确的规定，首先多次盗窃既遂是指罪犯多次盗窃成功，也即成功获得他人的财物，满足自己的盗窃目的或者符合其盗窃的意图，这些形成多次盗窃既遂，盗窃既遂的案件需要考虑其盗窃的财物，这些财物给失主带来的影响，对于失主带来的影响的程度决定了盗窃者需要受到的法律惩罚的严重程度，这样的处罚多次盗窃罪的处理方式是社会公认比较公平的，毕竟失主才是整个盗窃行为中受损失最大的人，法律需要充分考虑和估计失主的损失和感受。

(三)多次盗窃未遂的法律认定和法律适用

多次盗窃未遂是盗窃案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时间，实际上就是指在罪犯开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只是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是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物品，也即并没有实现其盗窃的意图，盗窃的初衷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是盗窃的念头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被打消，并没有开展盗窃活动等，这些都是多次盗窃未遂。认定盗窃未遂的行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人认为既然盗窃未遂，就没有对社会和个人带来任何损失，不应该有任何的过错，但是也有人认为尽管盗窃未遂，但是至少说明有这样的念头，如果不及时进行相应的惩罚，必然后患无穷，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对于多次盗窃未遂的行为法律也有相关的规定，法律规定，对于多次盗窃未遂的情况应该根据盗窃行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一些犯罪行为虽然没有成功实施但是却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损失，比如某人入室盗窃未成功，却破坏了主人家里的贵重物品，那么该盗窃者就必须要接受法律的惩罚，并进行相应的赔偿，反之对于那些盗窃未遂，也没有给社会和个人带来损失的行为则应该进行批评教育，可以不接受法律的惩罚。总之对于盗窃未遂的行为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和法律规定来确定。

四、小结

通过本文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盗窃行为确实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严重的甚至危及社会大众的生命安全，上升为刑事案件，但是我们国家关于盗窃罪名的确定以及惩罚的相关规定和措施都还不完善，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相信在法制社会建设的带领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我们国家的盗窃法律必然会得到不断的完善，进而能够更好地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做贡献。

作者:张茜 单位:渤海大学经法学院

参考文献：

盗窃范文篇7

【关键词】网络平台；盗窃罪；诈骗罪；区别；处分过程

随着计算机系统及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在互联网平台或利用计算机系统非法获取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案件，对于这类新兴案件，常常容易出现到底是定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的争议。本文主要分析了这两种犯罪的特征、构成及其区分点，在探究的同时也希望理论界能有更多此类研究和观点，以对司法实践处理这类新型犯罪有所指引。

一、网络诈骗犯罪与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

1、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及特征。“网络诈骗罪”现阶段还不属于我国刑法规范意义内的一个罪名，同“网络犯罪”一样，都是依据犯罪学和司法实践，进行归类定性的一种犯罪类型。结合诈骗罪的定义，可以将网络诈骗罪概括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包含财产性利益）的行为。[1]互联网的特性决定了网络诈骗犯罪的隐蔽性、突破地域限制、侵害范围广、诈骗方式层出不穷、诈骗犯罪团伙化、产业化的发展等特征，因此网络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侦破难度较大。2、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与上文中网络诈骗犯罪一样，我国目前没有网络盗窃罪这一罪名。结合司法实践经验以及计算机网络知识，网络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加密、编程、解码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服务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非法获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2]相比于传统盗窃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重在突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作案手段或侵犯的对象。网络盗窃犯罪可以理解为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殊性有：第一，犯罪构成的客体常常是他人的电子资金或电子货币、电信服务以及虚拟财产等财产性利益；第二，犯罪构成的行为常常是利用计算机系统漏洞、编程、解密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窃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第三，犯罪构成的主体往往具有高智商或过人的计算机网络技能，其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一般盗窃犯罪的主体。

二、网络平台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1、从“处分过程”来辨析网络平台中的诈骗与盗窃。根据诈骗罪：“欺骗行为→受骗者产生或者维持了错误认识→受骗者基于之前的错误认知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受害人（并不一定和受骗者是同一人）遭受财产损失”的这一结构来看，其第三个环节“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是关键环节。而“处分财产”这一环节的内涵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实施处分的行为主体，应当具有相应的处分权限和处分能力；二是处分行为人是否应当具有意思表示，从意思表示必要说的合理性展开分析；三是处分行为和陷入错误认识之间具有因果性；四是处分财产性利益。其中第一点中处分权限、处分能力和第三点中因果关系的含义较为明确，本文主要从第二点意思表示和第四点财产性利益展开讨论。[3]（1）诈骗罪中处分意思必要性。关于诈骗罪中的处分意思，目前学界存在处分意思必要说和处分意思不要说，处分意思必要说，在解释有些情况时更加合理。就比如在盗窃罪间接正犯中，其被利用者通常是不知情者，假如把处分行为仅局限于客观的处分行为，而不包含具有处分意思，那么就难以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的界限区分开来。在诈骗犯罪中一定存在一个交付行为，即使盗窃罪中也可能存在交付，但诈骗罪中的交付关键在于是“基于一个错误认识而产生处分意思，并以此处分意思来处分财物”，这个过程中既然有错误认识、因错误认识而产生或维持处分意思，那么处分意识必要说更符合诈骗罪结构中的“处分财物”环节。据此，可以将是否具有“处分意识”来作为辨别诈骗罪和盗窃罪的一个判断标准，[4]引申到网络诈骗犯罪、网络盗窃犯罪的区别上同样适用，只是“处分环节”的发生在互联网平台中由于交付没有实体接触性，或是存在第三方介入因素，因此可能产生三角诈骗的情形。（2）处分财产性利益。互联网领域的财产，常是以非实体物的方式存在，也所谓的财产性利益。我国刑法中盗窃罪的对象包含财产性利益，因此并不存在处罚漏洞的情形，所以仍应坚持处分意思必要说。[5]比如醉后状态的骗签免债协议就构成盗窃罪，又比如甲利用技术手段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将乙账户内的基金转至自己账户，构成盗窃罪，属于盗窃债权这一财产性利益。对于财产性利益而言，并不一定要以占有关系改变为必要条件，比如在权利人受骗时或在醉酒无意识状态时签署协议放弃财产性权利，这样的行为仍然构成诈骗或盗窃。这样就产生了，财产减损的判断标准不同，有体物财产的减损是伴随着占有被转移，也就是占有关系发生了改变；财产性利益即使行为人或第三者没有取得对应财产性利益，但被害人只要失去了原本拥有的财产权利，就已经造成了财产减损，仍然应当肯定受到欺骗或盗窃。2、机器和计算机平台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不同于瑞典刑法、德国刑法、日本刑法的立法背景，我国刑法分则中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其构造确定了其欺骗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而且无行为能力的小孩或精神病人没有处分能力，也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因为无处分能力的小孩或精神病做出的行为缺乏意思表示，即使欺骗其做出处分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而应认定为盗窃罪。[6]机器、计算机平台、互联网平台也同样不具有意思表示能力，机器、互联网平台、计算机系统的交易模式只是根据预先设立的系统、规则来运行相应的流程，假如有人利用其本身规则漏洞或是开发病毒软件非法获取利益，这一过程并不存在有“被骗然后产生或维持错误认识”，当然机器、计算机或互联网平台系统其自身也无法有意识，更谈不上有错误认识。

三、我国刑法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定决定了没有必

要新增设“使用计算机盗窃罪”与“计算机诈骗罪”德日刑法中对财产性利益和财物进行了区分，明确其盗窃罪的对象不包括财产性利益，但其诈骗罪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使用网络平台积分规则漏洞，虚假交易恶意刷取可兑换有价货币的积分，数额巨大并致使天猫电商平台遭受损失，显然值得处罚，但其定罪值得分析。用德日刑法的理念来分析此案：一方面，因为盗窃罪的对象不包括财产性利益，所以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被骗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所以也不能认定为诈骗罪。由此日本刑法中增设了“使用电子计算机诈骗罪”，德国刑法也同样增设了“计算机诈骗罪”。我国刑法中，如果认为盗窃罪的对象包括财产性利益，虽然是对盗窃罪的对象进行了扩大解释，但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此也解决了“没有自然人作为受骗者，但行为人非法获取了财产性利益”这一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因此，将盗窃罪的对象扩大解释到包含财产性利益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就没有必要新增设“计算机诈骗罪”与“计算机盗窃罪”。

四、结语

首先，本文介绍了网络诈骗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及其特征。然后，为了区分网络平台中的诈骗罪与盗窃罪，分别阐释了“处分过程、机器和计算机系统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财产性利益的性质”这几个关键理论支撑点。最后，对我国刑法是否有必要增立“网络盗窃罪”及“网络诈骗罪”进行了简要分析。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今后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论盗窃财产性利益[J].中国法学，2017(01).

盗窃范文篇8

电力设施被盗严重，电网安全时时受到威胁

翻开都匀电网电力设施被盗案件统计表，映入眼帘的是一串串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

**年至今，都匀电网35千伏以上电力设施被盗案件518起，35千伏以下案件372起，盗窃案件占外力破坏案件的80%。其中被盗窃和破坏35千伏及以上高压线路17.5公里，中、低压配电线路113公里，倒杆21基，盗窃塔材213件、破坏配电变压器136台，破坏通信光缆1.5千米。因盗窃电力设施引起的停电120起，引起35千伏以上线路跳闸213起，占外力破坏跳闸总数的12%，直接经济损失588．91万元。仅2003年12月发生在福泉的盗窃拉线一案，就造成110千伏两条线路倒杆、烧毁ADSS电力光缆、烧毁倒杆地段346亩生态林的严重后果，直接经济损失108万元。

说起线路护区防护，总让人感觉到是个头疼的工作，所有的线路、设备都在户外郊区，盗窃电力设施的行为隐蔽无常，防不胜防，如何做好线路防护工作成为保证电网安全亟待解决的难题。

群众护线有效预防盗窃案件发生

**年5、6月，都匀供电局在原来盗窃破坏电力设施严重的福泉、麻江等地聘请护线员的基础上，通过当地乡、村政府推荐，在35千伏及以上67条1531千米输电线路沿途又增加了群众护线员97名，在接受法律法规及电力安全基础知识培训后，与供电局签订了护线协议，持政府、公安、电力部门颁发的“都匀电网群众护线队”证书上岗。群众协议护线使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由企业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由事后打击向事前预防转变，逐步向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群众参与的良性方向发展。

群众护线协议中明确要求，护线员每月必须到达所防护的每一基杆塔，对防护区内的违章建房、线路通道内障树、施工危险点、杆塔基础塌方、违章爆破、山火、物体吹挂到导线上及非法收购电力器材的废旧收购站点等情况，及时向供电部门及派出所汇报，并在巡至每一基杆塔上留下当月线路管理所特定的字符。

**年6月以来，都匀供电局用宣传画、横幅标语、宣传车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和中小学生进行电力设施保护宣传教育。在电力设施周围、电杆上、路边岩壁、房屋墙面等醒目处刷写各种规范统一的标语3千余条，发放宣传资料近万份，营造“保护电力设施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通过职工监察性巡视和群众护线员巡视，提高了周期巡线的密度，形成了“社会监督、共保电力设施安全”的良好氛围。线路管理所要求巡视人员针对线路的巡视情况，在每月的运行分析会上对各自管辖的线路作一个状态评估，同时对危险点按照危险程度分为一、二、三、四个等级，根据评估结论对线路提出相应的巡视周期和重点，并由线路运行班班长批准后执行。与此同时，线路管理所还要求护线人员加强与施工单位的密切联系，随时掌握施工进度，对危险点进行动态管理，从而做到在控、可控。线路管理所线路运行班通过开展“典型案例”学习活动，围绕生产环节可能出现的各类典型案例进行讨论，让群众护线员针对存在的问题，判断危险点可能产生的后果，提出解决问题的优化方案，最后由班长或主管领导进行点评，使线路巡视人员的能力得到提高。在工作中培养了一批巡视细致、到位的护线员。

一年来，群众保护电力设施的自觉性明显增强，破坏电力设施案件大幅下降，一年内发生的17起案件中，70%以上的案件是群众护线员提供线索才得以侦破的。**年12月6日，犯罪嫌疑人兰中友等6名犯罪团伙，三个月在福泉市、贵定县辖区内疯狂作案21起，盗窃、破坏电力变压器涉案金额20多万元，在公安部门展开侦查过程中，护线工为侦破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两天内6名犯罪嫌疑人中4名被抓获。另外，根据护线员提供的信息，全年对所属供电范围内违法、违章的20家收购点进行了清理，共收缴铝线3吨，铜线7吨多，有效地遏制了外力破坏事故的发生。

在加强群众护线同时还要加大科技投入

都匀供电局用协议的方式聘请了97个群众护线员，对预防盗窃电力设施破坏活动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然而，预防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取得政府、执法部门、社会力量的支持，供电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外力对电网破坏的程度。

在企业巡线管理方面，还要加强对巡线员、群众护线员的培训、考核、奖惩力度，进一步提高线路巡视人员的知识技能和工作主动性，对巡视后的每一基杆塔必须验证，确保巡视的质量，避免走马观花、遗漏问题。要继续开展线路状态巡视分析评估工作，缩短巡视周期，对重点地区，重点线路进行重点巡视，防止巡视不到位。

盗窃范文篇9

这里的秘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密，而是有其特定含义的。首先，所谓的秘密并不是对任何人的秘密，而只是针对窃取的当时财物的控制人而言的。其次，所谓秘密只不过是行为人主观上的自我认识，也就是说行为人自认为财产控制人不知道或者没有发觉其窃取财物的行为，对秘密窃取的成立并无影响。基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与客观事实的关系，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认为财物控制人没有发现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财物控制人真的没有发现，此类行为是最典型的秘密窃取行为。第二，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以为财物控制人没有发现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已经发现了行为人的行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掩耳盗铃”行为。此类行为仍为秘密窃取，控制者的发现对行为人的秘密窃取没有影响。第三，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认为财物控制人已经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并没有发现其不法行为，此类行为尽管控制者没有发现，但是已不再是秘密窃取行为。第四，行为人在盗窃走财物时自认为控制者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真的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此类行为当然已不再是秘密窃取，如果行为人没有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此种行为是较典型的抢夺行为，应认定为抢夺罪。在前面两条所谈到的秘密性，必须贯穿于行为人盗窃财物的全过程。如果在秘密窃取的过程中，行为人的行为被财物控制人发觉，行为人马上公开夺取或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这已经超出了秘密窃取的范围，应认定为抢夺罪或抢劫罪。但是，这种秘密性只需保持到行为人对财物取得了控制权，即使被控制人发觉而持物逃走，也不能否定秘密窃取行为的成立。但是有一点是应当值得注意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了转化型犯罪，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行为是秘密窃取，但因其取得财物后而采取了行为的暴力性，刑法上采取了另外的评价标准，定其为抢劫罪。这是一种罪的转化规定。

二、秘密窃取与财物控制支配关系

所谓秘密窃取就是以秘密的非法的手段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系而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一个新的非法支配关系。也就是说完整的窃取行为包括两个行为过程，首先是行为人必须先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其次是行为人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其中，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是窃取行为的第一步，行为人也只有首先完成这第一步，他才有可能进一步建立起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由于对财物控制方式存在不同，导致了窃取行为的第一步；即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也会因财物的性质不同而存有程度上的差异，有的可能是彻底破坏，有的可能不是彻底破坏，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行为人破坏了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以后，新的控制支配关系也就开始形成了。但是如何才能算是已经建立了新的控制支配关系呢？一般的说，如果行为人由于其行为而使其本人或第三人已经对他人所控制支配的财物获得事实上的控制支配力，并且使原来的控制者不能再行使控制支配力，或者至少原控制者对财物控制支配力的行使显然受到阻却时，就可以说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已经建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直接决定着秘密窃取的存在。如果行为人取得的财物与他人根本就不存在控制支配关系，则根本谈不上对该财物的窃取。但是又应如何判断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的存在呢？从一般意义上讲，只要主体在事实上对财物拥有了控制力，则主体与财物之间就可以形成控制支配关系，至于这种控制支配力是合法还是非法可以在所不问。有时，尽管主体对财物可能是非法控制支配，行为人也仍可以对其取得而成立秘密窃取，如秘密窃取他人控制的赃物、违禁品等。由于具体财物的种类繁多，物质性质的各不相同，控制人与财物的法律关系也是各有差异的，所以对具体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的判断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而必须以财物为基础，综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社会生活习惯、常识等综合加以判断。

三、秘密窃取手段的类型

秘密窃取是指以秘密的非法手段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系而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一个新的非法支配关系。但是因为财物的种类繁多，物理性质各有差异，这就决定了秘密窃取的手段必须是多种多样的。秘密窃取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对有体动产的窃取。有体动产是最典型的盗窃罪对象，这种财物的窃取最直接、最充分地显示在窃取过程，即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建立一个新的控制支配关系。窃取财物的方式是极为多样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常见的有翻墙入院、撬门破锁、扒窃拎包等。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秘密窃取有体动产一般都伴随着财物的空间位置的移动。

第二，技术秘密等具有可复制性财物的窃取。这类财物的性质决定了行为人窃取时并不一定要完全彻底地破坏原控制支配关系，并且一般也没有可能。因为这种财物具有可复制的性质，只要行为人将其复制后的复制品控制支配就等于完成了秘密窃取行为，因此这种财物的窃取要以利用其与物质载体能相分离的特点，在不破坏原控制人对物质载体控制支配的情况下，采取复印、拍照、抄写、拷贝等手段控制该财物。这种财物在窃取过程中，不存在空间的位置移动问题。当然对这种财物的窃取也可以采用像对有体动产窃取一样，即把物质载体也一并窃取。

第三，电、煤气、天然气等无体物的窃取。由于这些财物与有体动产在性质上有较大的差异，必然导致对两者窃取手段的不同。电、煤气、天然气等秘密窃取一般都表现为秘密窃用。以电为例，窃用者一般都采用破坏供电部门的用电计量装置，擅自接线等手段窃用，使供电单位无法准确计量窃用者的用电量，达到窃取能源的目的。煤气、天然气与电略有不同，电是属于来无影去无踪完全无形财物，并且窃取者一般又不能把电储存。而煤气或天然气只是相对无形，并且与电相比，煤气、天然气可以储存，如果把煤气、天然气装在容器中，这些无形财物更接近有形动产，所以虽然煤气、天然气的秘密窃取绝大部分以像电一样被窃用，但也不能否定他们可以像有体动产那样秘密窃取。如装满煤气或天然气的气罐，行为人不但窃取了这个气罐本身，罐中的气体也就自然被一起窃取了。

第四，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的窃取。电信业务领域的盗窃罪，是我国新刑法中增加的一种新型的盗窃犯罪。因为通讯线路、电信码号是一种无形财物，其经济价值不仅仅反映在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还表现在用户因这些无形财物被窃取而可能支付的电话费。因此，我国刑法规定了这种无形财物窃取的方式，包括盗接他人通讯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

对于“盗接他人通讯线路”的具体内容，是指以牟利为目的，未经权利人的许可，采取秘密手段联接他人的通讯线路无偿使用或转让给他人使用，因而给合法用户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对于“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的具体含义，很多人都认为是在复制手机码号的意义上理解“复制他人电信码号”，也就是把电信码号简单的理解为特指手机码号，这显然是不对的。

首先，1997年10月17日邮电部下发的《关于盗用电信码号赔偿损失计算标准的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的盗用电信码号，是指盗用长途电话帐号、码号，偷打电话，偷接他人电话线路并机使用和盗用移动电话码号，复制倒卖，使用伪机和盗用其他电信码号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所谓电信码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但包括手机的电信电子串号，同时至少还包括长途电话帐号。这里的“电信码号”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电话号码、长途电话帐号、移动通信码号、用户密码、电话磁卡等等。

其次，长途电话帐号、码号也是一种无形财产，对这种无形财产的盗窃同样应定为盗窃罪。盗用他人长途电话帐号、码号与盗接他人通讯线路非法并机使用和复制他人手机码号非法并机使用相比并无本质，并且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盗窃罪的联合司法解释中就曾明文规定过，盗用他人长途帐号、码号造成损失、数额较大的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把电信码号简单地理解为特指手机码号是不完全的。电信业是我国目前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电信业务种类层出不穷。虽然绝大部分电信领域内的盗窃罪都是通过盗接他人通讯线路并机和复制他人手机码号并机及使用这些方法并机电信设备进行的，但也绝不能说没有其它方式了，盗用长途帐号就是明显的一例。所以对“复制他人电信码号”中的“复制”要作广义的理解，这种复制既包括有形的复制，也应该包括无形的复制。有形的复制就是指对移动手机电信码号的复制并机使用，无形的复制就是指对长途电话帐号、码号、密码等的盗用行为。虽然这种无形复制不象有形复制那样有个复制后的物质载体，但是两者之间的本质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在相对于财物控制人秘密的状态，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目前，电信开展的涉及长途电话帐号、码号等业务特别繁杂，象200卡、300卡、IC卡等，所以这种无形的复制窃用行为的具体表现就多种多样。有时表现为对电话帐号密码的窃用，而有时则直接表现为对他人电信设备的窃用。

把“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理解为包括有形复制和无形复制，虽然这种理解与一般意义上的复制含义略有出入，但这是符合立法真实意思的，否则在以“罪刑法定”为原则的刑法制度中，对有些本来应是盗窃犯罪的行为没有办法得到规制。

四、秘密窃取的数额及次数

根据刑法典的有关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可知，盗窃数额和盗窃次数对于盗窃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二者是盗窃罪客观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已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刑法典中规定的盗窃数额分为三个不同的档次，分别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三个不同档次的盗窃数额。首先，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具有绝对性。这里的绝对性是指数额是否达到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标准是有法律依据的，不可以随意更改。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罪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1）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2）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是“数额特别巨大”。（3）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其次，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具有相对性。这里所谓的相对性是指上述的数额标准只是一个幅度限制而己，所以该司法解释同条还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这样就可能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各省市执行数额标准是各不相同的。

盗窃范文篇10

关键词:盗窃罪多次盗窃

现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明确地将“多次盗窃”和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并列，作为盗窃罪的成立要件。但是，何谓“多次”？“多次盗窃”中的“盗窃”与盗窃“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中的“盗窃”是否一回事？均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针对这种情况，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同时，还在第五条第（十二）项中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对“多次盗窃”的标准及其应用进行了说明。

但是，争论并没有就此而结束，以上《解释》反而平添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多次盗窃”中的“次”该如何认定？“多次盗窃”是否就是仅指“入户盗窃”和“公共场所扒窃”？同时，“多次盗窃”需要累计数额的该如何计算？这些问题成为新的争议焦点。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从刑法保护法益、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多次盗窃”中的“多次”

（一）“多次”的理解

在理解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多次盗窃”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其中的“次”？这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一点从各种教科书中并没有对其详加讨论就能看出。从字面上看，客观上实施一回盗窃行为，就是一次；实施了两次盗窃行为的，就是两次，其判断，完全可以根据客观行为的个数来加以进行。但是，自从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6月8日《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将“多次抢劫”中的“多次”理解为“对于多次的认定，应以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抢劫行为均构成犯罪为前提，综合考虑犯罪故意的产生、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客观分析、认定”，并明确地指出：“对于行为人基于一个犯罪故意实施犯罪的，如在同一地点同时对在场的多人实施抢劫的；或者基于同一犯意在同一地点连续实施抢劫犯罪的，如在同一地点对途经此地的多人进行抢劫的；或在一次犯罪中对一栋居民楼房中的几户居民连续实施入户抢劫的，一般应认定为一次犯罪”之后，有关盗窃罪中的“多次盗窃”的理解也随之变得复杂起来。

近年来，有关“多次盗窃”中的“次”的理解和判断，我国刑法学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多次盗窃中的“次”，应按照同时同地规则加以认定。所谓同时同地规则，是指行为人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和相对固定的地点进行连续犯罪的只能认定为一次犯罪的规定。同时同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由司法人员凭经验确定。行为人在作案的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地点又相对集中的，即可以认定为作案一次。如行为人在1辆公共汽车上连续扒窃，一连窃得3名乘客的钱包，应认定为盗窃一次；如果行为人在同一个下午连续在3辆不同的公共汽车上行窃，应认定为三次。

第二种观点认为，“次”是指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侵害行为侵害能力范围内针对所有对象的单个侵害行为。按照这种观点，行为人在同一房间内盗窃财物，在将所得财物送回家之后再次返回该房间盗窃的行为，因为前次盗窃和后次盗窃之间存在时间间隔，所以，不是一次盗窃；同样，行为人在一幢楼里连续撬窃了三家居民住宅，因为每户居民住宅独立且与外界隔绝，不是同一地点，所以，不是“一次盗窃”；拦截过往车辆抢劫的行为，由于需要对每一车辆实施拦截、威胁，搜抢财物，后面拦截抢劫的行为不依赖于前面拦截车辆的行为，因此，每一个拦截车辆的行为都具有独立性，不是“一次抢劫”。

第三种观点认为，基于一个概括的犯意，而完整地实施的一系列连贯的盗窃动作。如在一辆公交车上，犯罪嫌疑人扒窃了甲又接着扒窃乙即为一次。

上述三种观点，表达了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和目前通说的观点一样，认为成立一次盗窃，主要是看行为是否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针对同一对象一次性实施，是的话，就是“一次”，否则，就不是“一次”，即是否“多次盗窃”，只要形式地加以判断就可以了；相反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否“一次”，不能仅仅只是看客观的行为个数，还要看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是否在相对集中的时间、相对集中的地点实施。换言之，是否“多次盗窃”，必须进行实质判断。

笔者同意对“多次盗窃”中的“多次”只要在形式上加以判断即可的观点。

首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盗窃罪中的“多次”和第二百六十三条的抢劫罪中的“多次”所处位置不同，其所表达的意思也是不同的，用不着作同样的理解。在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当中，“多次盗窃”是作为盗窃罪的成立条件而存在的，其作用在于，在行为人盗窃公私财物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程度的时候，如果有多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之内）的话，也可以成立犯罪，因此，“多次”盗窃是作为成立盗窃罪的最起码条件而存在的。相反地，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当中，“多次抢劫”是作为加重处罚条件而存在的，即在抢劫罪当中，行为人只要“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就要构成抢劫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是，在构成抢劫罪的基础上，如果行为人还具有“多次抢劫”的情节的话，就要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见，以抢劫罪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来说明盗窃罪中“多次”也要作类似理解的根据并不存在。

其次，“多次盗窃”和“多次抢劫”中的“多次”所要表达的意思不同。作为加重处罚情节的“多次抢劫”中的“多次”，由于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而存在的，因此，其是指存在多次抢劫行为，每一次均单独成罪的情况。正因如此，所以，在其理解上，就要费些周折。多次行为在刑法上是评价为一罪还是数罪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但通常来说，“即便是触犯同一罪名的数个行为，由于在时间、场所上接近，方法上类似，机会上同一，意思上连续以及各个行为之间具有密切关系，整体上可以评价为一个行为的时候，将其概括性地作为一个犯罪处理”。大约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多次抢劫”的解释中，规定：“对于多次的认定，应以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抢劫行为均构成犯罪为前提，综合考虑犯罪故意的产生、犯罪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客观分析、认定。”但是，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所规定的“多次盗窃”，并不以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盗窃行为均构成犯罪为前提，而是恰好相反，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每一次盗窃行为都不能构成盗窃罪。否则，就不会有“多次盗窃”才构成犯罪的规定。由于多次盗窃中的“多次”不要求每一次都独立成罪，因此，就没有必要将数个行为概括性地理解为一个行为，事实上，也没有这种可能。

最后，上述实质性理解的观点，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会引起判断上的混乱。在罪刑法定原则占支配地位的刑法当中，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尽量明确具体，否则就难以实现犯罪构成所具有的区分罪与非罪、此罪和彼罪的犯罪个别化的机能。而上述关于“多次盗窃”中的“多次”进行实质性解释的观点，正好在这一点上存在问题。如第一种观点主张，对多次盗窃中的“次”的判断上，以行为人在作案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地点上相对集中为标准进行（所谓“同时同地规则”），但何谓“相对集中”，该观点主张以“司法人员凭经验确定”。这显然是一个很不确定、很不可靠的判断标准。因为，经验本身不一定可靠，而且每一个司法人员的经验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这种观点之下，得出一些有争议性的结论，也并不奇怪。如该观点认为，行为人在一幢楼里连续撬窃了3家居民住宅，应当认定为盗窃一次；如行为人在一幢楼里偷了一家住户的财物后回家，然后又重新返回该楼对另一住户进行盗窃，由于时间上有中断，所以应当认定盗窃二次。但是，一幢楼有大小之分，一幢很大、有若干门洞的楼和只有两三个门洞的楼显然不是一个概念，行为人盗窃了不同门洞但仍属于同一幢大楼的场合，是否属于在地点上“相对集中”呢？另外，行为人盗窃一家之后休息一小时再接着进行盗窃的场合，通常会说其是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场合，但这种情况和用一小时将财物送回家之后再返回盗窃的场合，有什么两样呢？因此，同时同地规则难以顺利地贯彻到底。同样，上述第三种观点即基于一个概括的犯意，完整地实施的一系列连贯的盗窃动作是一次的观点，也存在问题。且不说这种观点将一个概括的犯意作为判断是一次还是数次的出发点，有主观定罪的嫌疑，完整实施的一系列连贯的盗窃动作的标准，也有过于机械之嫌，如盗窃甲之后，观察了十分钟，接着盗窃乙的场合，是否属于“一系列连贯的盗窃动作”，难以肯定。

在形式意义上判断“多次盗窃”的时候，只要对自然观察到的盗窃事实，根据社会生活的一般经验，能够认定为一个行为就可以了。按照这种理解，在相同的时空范围内，针对同一对象实施的一次盗窃，就是一次盗窃行为，而不用考虑行为人是否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如此说来，在行为人在同一个夜晚，三次进入同一幢楼的三户居民家中进行盗窃的场合，尽管行为人是基于同一的犯意，但由于是针对不同的居民家中实施的，因此，是三次盗窃，而不是一次盗窃；同样，即便三次盗窃都是针对同一户人家，但由于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在行为人进入到每一户居民家中，都要重复实施观察动静、撬门、入室、寻找财物、拿走财物等等之类的动作，因此，对这些自然观察到的事实，在社会一般观念上，无论如何都应当看做为三次行为。

二、关于“盗窃”

关于“多次盗窃”，《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由于这个规定的存在，因此，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通常见解认为，所谓“多次盗窃”，就是“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行为”。⑺这样一来，只有“入户盗窃”和“在公共场所扒窃”累计达到三次以上的情形才是“多次盗窃”，而非入户盗窃或者非公共场所扒窃的情形如在建筑工地、高校教室或者机关单位的办公场所等地一年之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就不能根据“多次盗窃”的规定而被认定为盗窃罪了。这种规定的背后，隐藏着以下含义：盗窃罪的保护对象根据其所处的位置而有差别，就“多次盗窃”的场合而言，只有在他人的住宅等生活场所的财物和随身携带的财物才能成为盗窃罪的保护对象，而其他场所的财物，对其保护则比较微弱。但是，盗窃罪是保护公私财物的犯罪，保护的是他人的财产所有或者合法占有的利益，并没有附加其他任何条件，不管是处于什么地方的财产，只要是他人所有的，都同等地受到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保护。显然，上述有关多次盗窃的理解有违反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的嫌疑。

在笔者看来，最高法院的上述《解释》第四条并非对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中的“多次盗窃”的概念规定。这一点，从该规定的用语当中就能清楚地看出来。关于“多次盗窃”，该条文是这样说明的，即“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很明显，这里只是列举了“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的两种类型，而不是对多次盗窃的定义。换言之，“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而其他类型的盗窃，是不是也要认定为“多次盗窃”，则没有明文规定。之所以明确列举这样两种形态，主要因为除这两种行为最为常见多发之外，还因为其所伴随的社会危害性重大。“入户盗窃”除了侵害他人的财产利益之外，还侵害了人们生活的家庭的安宁，而“在公共场所扒窃”的行为所针对的不仅是不特定的人的财产利益，同时具有扰乱社会秩序的一面，因此，《解释》明确地将其列举出来，加以提示。但是，这种提示性规定，并不是对“多次盗窃”自身的解释，因此，根据这一条来说明“多次盗窃”仅仅是指“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这是没有道理的。

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来看，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不能仅仅根据司法解释，而是要从刑法规定本身来加以判断。毕竟司法解释本身也只是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当中所作出的对法律自身的理解，而不是法律规定本身。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的基本精神来看，值得刑法处罚的盗窃行为远不止“入户盗窃”和“在公共场所扒窃”这样两种形式，其他类型的情况，如非入户盗窃三次以上和非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情形即在建筑工地、高校教室或者机关单位的办公场所等地一年之内盗窃三次以上的，也并非不可能构成“多次盗窃”而成立盗窃罪。只是这些情况，解释当中没有明确地加以列举，法官可以根据刑法的保护宗旨以及现实中发生的实际情况，参照“入户盗窃”和“在公共场所扒窃”的相关规定，酌定判断而已。

其实，早就有人指出，最高法院的这种限制性的解释虽然可以防止把多次一般盗窃行为都列为刑事追诉的范围，造成打击面过大的问题，但是过于狭窄地解释多次盗窃是否符合立法本意，是否有利于同侵犯财产的盗窃犯罪行为作斗争，值得研究。并且认为，对“多次盗窃”的认定，除了最高法院的解释之外，还应包括在一年之内盗窃六次以上，每次盗窃数额在150元以上或者盗窃自行车5辆以上的情况。

尽管没有相关的规定，但从盗窃罪的保护一切合法的财产利益的立场来看，可以说，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当中所规定的“多次盗窃”中的“盗窃”，不应仅仅是指“入户盗窃”和“在公共场所扒窃”两种形式，其还应包括其他形式的盗窃在内。只是，其他形式的盗窃，要达到成立犯罪的“多次盗窃”的程度，也应当比照《解释》第四条的规定，至少要达到“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社会危害程度，否则就难以作为盗窃罪处理。

另外，“多次盗窃”中的盗窃在行为形态上是否具有特殊要求，即该行为是否一定要达到既遂的程度，实践当中也有不同看法。如被告人班某一年之内，三次入户盗窃，第一次窃得人民币350元，第二次窃得皮夹一只（价值人民币15元），第三次行窃时，被失主抓获。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班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其虽然一年之内三次入户盗窃，但有一次在实施过程中即被抓获，系未遂，且班某又非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窃取目标，故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因此班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班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班某一年之内入户盗窃三次，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多次盗窃的行为，虽然有一次盗窃未遂，但那只是对班某量刑时要考虑的情节，不影响对班某盗窃罪的认定。⑼应当说，上述两种意见当中，前一种观点存在明显的问题。这种观点隐含的意思是，“多次盗窃”中的每次“盗窃”原则上都必须达到既遂；在没有达到既遂的场合，只有在具有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窃取目标的情节严重的情形才能作为未遂犯处理，否则就不能成立犯罪。上述案件中，班某的行为不符合这种要求，所以不成立盗窃罪。但是，既然“多次盗窃”类型的盗窃罪以“多次”为盗窃罪的成立要件，则显然其不可能存在未遂犯形态，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说上述形态当中，班某的行为不成立盗窃罪的未遂犯，等于是什么也没有说。同时，说“多次盗窃”中的“盗窃”均必须达到既遂状态，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根据。实际上，即便是没有拿到任何财物的盗窃未遂行为，也对刑法所保护的财产利益具有现实具体的危险，而前一种观点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一种观点就妥当。在行为人三次入户盗窃，但每次都是以未遂而告终的场合，尽管在形式上符合“多次盗窃”的条件，但由于实质上并不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处罚宗旨，因而也难以构成盗窃罪。在我国，盗窃行为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当中都要加以处罚的危害行为，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大，而后者则比较小。而社会危害性大小之比较，在盗窃罪的场合主要是从结果即盗窃财物数额大小的立场来判断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成立盗窃罪必须是盗窃财物“数额较大”，这一点对于“多次盗窃”的认定也有意义。因为，数额太小的盗窃行为，尽管次数很多，但也不能造成严重破坏他人财产利益的结果。这样说来，尽管有多次盗窃的行为，但若每次盗窃都是未遂，或者有一、二次未遂，致使多次盗窃财物的价值总额很小，距离“数额较大”的标准较远的话，也还是难以说要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按照这种思路，上述案例当中，决定班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不是班某行为当中是否有一次未遂，而是其三次盗窃所得财产价值只有365元，远没有达到立案标准，因此，对班某的行为不应当作为盗窃罪处理。

三、关于多次盗窃中的数额计算

《解释》第五条第（十二）项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这是上述《解释》当中最受争议的地方之一。因为，按照上述规定，这里的“多次盗窃”只能理解为“多次盗窃，且每一次盗窃都构成犯罪”，否则，就会与该项后半段的内容相矛盾。⑽同时，上述规定的后半段不仅明确要求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而且要求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才应累计其盗窃数额。这样规定的本意或许是，不想打击面过宽，将小偷小摸行为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实际上，这样规定，虽然客观上能够缩小刑法的适用范围，减少盗窃罪的立案件数，却明显地违反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处罚宗旨，引起了法律适用上的一系列的不平衡。

首先，这种对“多次盗窃”的理解，并不符合立法本意和打击盗窃罪的实践要求。盗窃罪的成立本身以数额达到一定标准为前提，数额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就不能构成犯罪，但上述理解却是在先确定行为成立犯罪之后，再说明如何计算数额的问题，有些本末倒置的感觉。而且，按照这种规定，对于多次盗窃仓库或者盗窃货物列车，但每次所获财物的价值均不是1000元（就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的平均数）的行为而言，就一律不能构成盗窃罪了。这种做法不仅和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打击严重破坏财产利益的立法宗旨不符，也会产生十次盗窃、每次价值为900元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而只实施一次盗窃，但所获财物价值1000元的行为就要作为犯罪处理的不公平现象。

其次，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的做法，也没有涵盖应当累计盗窃数额的所有情况。因为，只对构成盗窃犯罪前一年之内的盗窃数额进行累计的做法会造成很不公平的结果。如张三盗窃了A市（盗窃数额较大的标准为1000元，数额巨大的标准为20000元）甲商店彩电（价值19500元）之后，一年之内又去盗窃甲商店DVD（价值800元），这次被抓；相反地，李四去乙商店实施了和某甲完全相同的行为，只不过其和某甲的盗窃顺序相反，是先盗窃了DVD，后盗窃彩电，在盗窃彩电时被抓。按照上述《解释》的规定，这种场合下，李四的行为就是盗窃数额巨大（20300元），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相反地，张三则因为达不到数额巨大（19500元）的标准，所以，只能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或者单处罚金”。事实上，上述案件当中，先盗窃彩电还是先盗窃DVD，应当说在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在处罚上也应当相当。但按照上述规定的理解，则会造成如此重大的差别，这显然不是上述《解释》的初衷。另外，有的盗窃分子被抓时供出了一系列的盗窃事实并查证属实，其中有一次行为属于数额较大。按照上述解释，就只能将此次之前一年内的盗窃数额加以累计，而对该盗窃罪以后至被抓时的盗窃数额就不能累计了。这也没有任何道理。难道行为实施在最后一次构成盗窃犯罪的行为之前和之后，差别就如此巨大吗？

最后，上述规定，违反刑法当中数额犯处罚的基本原则。我国刑法关于数额犯的处理方式是，不管其每次数额多少，对未经处理的情况，均累计计算其数额。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就是其体现。作为数额犯之一种的盗窃罪，自然也应当依照这种方式加以处理。但是，上述《解释》中，有关盗窃罪的数额的累计，一是对每次都构成犯罪的数额加以累计，二是将构成犯罪的盗窃行为前一年之内的盗窃数额加以累计，这完全违背了我国刑法当中有关数额犯处理的基本原则，结果必然是助长盗窃犯逃避刑罚处罚的侥幸心理。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对《解释》第五条第（十二）项的内容应当重新解读。即“多次盗窃”是指“二次以上”的盗窃行为，除了特殊情节的盗窃即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的情形以外，还包括一般情节的盗窃如针对国家机关的办公场所、建筑工地等的盗窃在内，且每次盗窃不要求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当然，对于已经处理的情况以外，累计之后的数额必须达到较大的程度。这样理解，不仅可以将实践当中各种各样的侵害他人财产的盗窃行为包括在内，也符合我国刑法有关数额犯的一般处罚原则。

在这样理解“多次盗窃”的时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将作为单独数个盗窃行为的多次盗窃和作为连续犯的多次盗窃行为区分开来。所谓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而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情形。如行为人某甲从2006年6月到同年的8月31日为止的3个月内，潜入到某仓库内盗窃旧空调压缩机10台，每台价值200余元的场合；又如行为人某乙于2006年7月到9月间，分10次盗走被害人存放在某农贸市场的冷冻食品共58件，价值人民币16026元的场合，就是如此。连续犯尽管在形式上表现上为多个行为，但实际上是一个犯罪。正因如此，按照刑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追诉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这种场合下，行为人的行为不是多次盗窃，而是一次犯罪。因此，在有关盗窃数额的计算上，这种情况下，尽管也存在累计计算的问题，但其和《解释》第五条第（十二）项中的争议无关，其本身就是一个犯罪。这一点必须加以明确。公务员之家:

二是在“多次盗窃”的判断上，必须区分不同情况加以认定。就“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的情形而言，数额对成立犯罪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对量刑具有影响，因此，直接按照《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加以适用就可以了；就多次实施普通盗窃，但均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情形而言，为了缩小刑法打击面，兼顾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的关系，并考虑收集证据上的实际情况，可以比照《解释》第四条的相关规定，进行一定的限制，如一年之内的多次盗窃为限度，累计盗窃数额必须达到“较大”的标准。一年之内多次小偷小摸（入户盗窃和在公共场所扒窃的除外），但累计盗窃数额达不到“数额较大”标准的，不能作为盗窃罪处理；就数次盗窃行为中，有一次构成盗窃犯罪的情形而言，比照《解释》第五条第（十二）项的规定，以该盗窃罪的犯罪时为基点，对该盗窃罪发生之前一年内和该盗窃罪发生后至案发时（一年以内）的盗窃数额加以累计计算。数行为中有两次以上构成盗窃罪的场合，比照依据上述方法计算其数额。当然，在追诉上必须考虑，两罪之间的间隔必须在法定的追诉期限之内。

三是“多次盗窃”中的“多次”不要求一定是“三次”以上，只要是累计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在上述设定的年限之内，即便是“二次”的也可以。之所以这样理解，主要是考虑到，其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当中所规定的“多次盗窃”类型的盗窃罪能够互补，完善盗窃罪的法网。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来看，“数额较大”和“多次盗窃”是盗窃罪客观方面两个具有量化性质的选择要件，前者既包括一次盗窃达到数额较大，也包括多次盗窃累计达到数额较大；后者是指数额虽未达到较大标准但多次实施盗窃行为；前者强调的是要达到一定的盗窃数额，是结果犯，后者强调是要达到一定的盗窃次数，是行为犯。可见，一年之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数额尚未达到较大标准，是适用“多次盗窃”定罪标准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数额已经达到较大标准，即使一年之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次数只有一次或者二次的，也不能适用“多次盗窃”的定罪标准，而应适用数额较大的标准定罪。相反地，只有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但数额没有达到较大标准的，才可以按照“多次盗窃”定罪。因此，一年之内，进行二次普通盗窃行为，累计数额达到较大程度的，可以按照盗窃罪定罪处罚。这种做法和《解释》第五条第（十二）项的基本思想也相吻合，所以，该规定：“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其中并没有“三次以上”的限制。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参见马克昌著：《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1页。

⑵参见贺平凡：《论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载《法学》2003年第2期。

⑶参见王飞跃：《论我国刑法中的次》，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年第1期。

⑷参见马家福、刘一亮：《刑法关于“多次盗窃”的重新解读》，载《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

⑸[日]大谷实著：《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6页。

⑹引文同⑵。

⑺高铭暄、马克昌著：《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97页。

⑻参见李忠诚：《多次盗窃的认定和盗窃数额的累计》，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日期。

⑼参见张毅著：《刑事典型类案法律适用参考》，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