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范文10篇

代价范文篇1

报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即在中国产业集中度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外资在进入各重要产业时率先占领其战略制高点,大面积控制了中国装备工业的龙头企业和其他产业的高端领域,国内的民企、国企纷纷沦落为“小妾”,这是不是一种另类的要命威胁呢?因此,报告建议,要谨防外资的产业“斩首计划”。

外资企业平均利润是内资企业的八倍

从2005年的情况来看,“非国有经济报告”的这一建议并非无的放矢。2005年在外商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时,外资却加快了向中国关键和主要产业的高端领域进入和扩张的步伐。在一些地方,外资控股中国装备工业的龙头企业一路高歌猛进,使这些行业中的内资企业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外资对实现技术转移,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一体化进程,以及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在用开放促改革方面,功莫大焉。目前,在国内80多个行业中,对外资开放的行业约为60个。在去年中国约10%的GDP增长中,外资贡献了3.67个百分点,整个经济增长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于外资的增量。很难想像,没有外资,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每年1000亿财富流向外国投资者的腰包

但是外资来到中国,在给中国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未来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假以时日,中国很可能出现“增产而不增收”、“繁荣而不富裕”的后果。事实上,这样的苗头已经显现。

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国民总收入并未取得与GDP同样的快速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2年前各年份,中国的国民总收入(GNI)与GDP数量基本持平,有时略大于GDP。可从1993年起到2003年的11年间,中国GNI数量年年少于GDP,而且差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而1993年以来这段时间,恰恰是中国大规模吸收外资时期。所以,这一差额表明,中国国内创造的价值有一部分流向了国外。计算显示,每年约1000亿元人民币流向外国变成别国国民的财富。

每年1000亿元财富流向外国投资者的腰包,不过是为引资而付出的代价之一。各地在吸引有限的外资面前,形成恶性竞争,超出国家政策规定的界限,才是更大程度地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首先是税款的流失。税收本来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条件,外企得到了不低于国内企业的公共产品,却提供相对较少的税收,其差额就是中国引进外资的成本。以2003年为例,外商投资企业仅在工业中的增加值就占全国的27.22%,但当年全部涉外税收仅占总税收的20.86%。其次是地价的流失。各地为引资竞相压低土地价格甚至出现“零地价”、“倒贴三通一平”等,也带来了国家财源的流失。另外还有资源和环境的损失。某些外资企业利用中国产业政策的漏洞,向我国转移高污染、对环境有极大破坏性的行业,大量地消耗资源,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

据估计,中国每年由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相关卫生保健方面的损失大约为1700亿美元。如果按2004年中国贸易依存度70%的比重来衡量,每年因外贸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约为1190亿美元。如果按2004年外企对外贸约57.4%的贡献率来算,每年外资造成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损失约683亿美元,已超过改革开放以来任何一年的实际利用外资额。

不仅如此,从人力资源来说,外企职工的工资并没有随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劳动者很低的收入和超长的工作时间使他们基本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可能。中国70%的外资属于制造业,其中又有70%是密集劳动力类型,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外资都是冲着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口”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只有国家的地理意义,而少有国家的国民意义和生产要素意义,更少有出口增长的国民福利意义。

重新审视外资的负面作用

当然,外资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高,但程度有限。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资企业的出口往往是外国技术、标准、品牌、生产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除了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外,体现的都是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

从另一个方面看,越来越多的外资研发机构在中国设立,并逐步形成适合于中国市场的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外资企业相对于中资企业来说具有更为明显的竞争优势。为了不制造潜在的竞争者,长久地获取中国市场的最大利润,外资必然要从低端产业和市场延伸到高端产业和市场。按照经济学中的“幼稚产业论”,如果在时机不成熟时允许外资进入那些国内企业刚刚起步的新兴产业,由于跨国公司在规模、技术、销售上占有绝对优势,很可能会带来行业垄断,从而势必压缩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

代价范文篇2

去年八月，我约关天茶舍的王怡、朴素、一听，闲闲书话的季米、读书论坛的萧峰筹划《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文集》征文活动。缘起是因“九十年来，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在意识形态的垄断下已被两岸的御用史学家和官方教科书定性，成了证明某种‘历史必然性’的教条。与此同时，大量的史料或被尘封在档案馆里，或被当事人带进了坟墓，许多缺乏见证的历史事件成了千古悬案。而被灌输了‘历史必然性’思想的一代青年，或以虚无主义对待历史，或以历史唯物主义解读历史，放弃了对辛亥革命这一偶然性事件的探索和对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追问，放弃了辛亥革命对中国宪政进程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沉溺在抚今追昔、缅怀先圣的廉价的感慨之中。历史研究的向度被有意和无意地扭曲，成了‘历史学家’和民众虚妄精神的根源。”（见《征文启事》）鉴于此，我们想通过征文，倾听网友和体制外学人对辛亥革命的新认识。征文原定期限是从九月十日至十一月十日，后因故推迟到十二月三十一日。这次征文共有28位作者发表文章35篇（一篇文章分数次发表的算一篇）。另有数位海外学人惠寄的文章因故未能发表；还有几篇约稿因过了征文截稿期，经作者同意，未收入纪念文集；在此，我向这些作者表示感谢和歉意。

元旦过后，我就着手整理征文的文稿，本想赶在春节前编目结集，制成下载文本，但因工作太忙，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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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一位网友来电话拜年，闲谈之中，提到了辛亥征文。他是一名教师，他对“辛亥征文”发表的文章，感触很深，对学校几十年来用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教材，对小学、中学、大学生灌输僵化的历史观念、掩盖和歪曲历史真相，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和不满。

民国以降，特别是在1919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受中国传统儒学观念支配的传统史学体系崩溃，在西方历史哲学和各种史学流派的影响下，中国历史研究呈现了多元化的局面。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选题和方法开始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完全按照官方意识形态和时事政治的需要进行解释和评价，以使其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思想的“历史唯物论”史观。历史研究的重点只局限在很少几个所谓的关键问题上，如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华史、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史……而许多本该研究的重要的历史问题却成了研究和教学领域的空白或薄弱环节，既缺乏民间史料和官方历史档案的整理、出版，又缺少客观的论辩和分析，对外国史学界、港台史学界敏感选题的论著概不出版，对其研究成果更是讳莫如深。“”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来，历史研究虽然向着多元化迈进了一大步，但体制内学者的研究和著作出版依然囿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内，大、中、小学的历史教材依然沿袭“”前的历史观念，对历史事件的选择、阐释和教学指导思想上并无多大的改观。并且，通过应试教育的强制性，依然用错误的历史观念误导学生，帮助当局推行愚民政策。

萧功秦近期在一篇文章中说：“人的选择、学术的生存方式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也是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是多元化的，学术研究本身也应是多元化的。在我看来，体制外的研究尤其值得人们理解、支持和尊敬。人们要理解体制外学术研究者的独立性、尊重他与学术主流保持相对的距离感。他作为知识分子所体现出来的边缘性，不但在古代重要，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同样重要。恰恰此类体制外研究，往往会产生很多思想性很强的东西。因为他涉及的是一些公共话题，问题比较尖锐敏感，但却往往由于涉及社会重大的矛盾、困境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领域的课题往往需要学者以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目光，以知识分子的激情，以独立的态度来提出自己的看法。”（萧功秦：《当代学者的社会定位》，《书屋》，2002年第一期）

细读三十五篇文章，深感本次征文已达“以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目光，以知识分子的激情，以独立的态度来提出自己的看法”之目的。征文的作者并非个个都是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许多人只是史学的爱好者，但可贵的是，他们都在认真的关注、思考这段历史。比起体制内“史学家”在当时的报刊上成群结队地发表的纪念文章，新意盎然。尽管“辛亥征文”的文章读者群只囿于“关天茶舍”和“读书”的网友，尽管网友的争辩无法让更多的读者听到，但毕竟为关心“辛亥革命”的网友提供了一个论坛，从这里可以发出来自民间的声音。这是一个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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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历史，是中国人的伤心史，不堪回首。

中国落后于欧洲，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国自何时起落后于欧洲？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时人论及此事，多以中国的落后始于鸦片战争，以为在此之前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不很大，此言大谬矣。

中国落后于欧洲，始肇于十五世纪明成祖永乐年间。

自秦、汉之际起，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劫掠和侵扰，一直持续到满清入关。在这两千多年里，导致中原汉族王朝崩溃的事件屡屡发生。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入侵，根源在于其所处的生存环境的极度恶劣（高寒的荒漠、草原地区）诱发了他们对地处中原、华南地区温带、亚热带优越的生态环境、稳定的农业社会的憧憬和对这一地区富庶物产的垂涎。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北方的满族战胜已经崩溃的明朝，建立了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间最久的清朝。但是，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中国都是在自身政治、文化、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以武力征服开始、以被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彻底同化而告终，自元至清，概莫能外；绵延数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根基，并未受到冲击和动摇。

明成祖永乐年间，就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同时，地球另一端的欧洲人，云帆高张，驶向浩瀚的大西洋，劈波斩浪，前往东方寻找绿洲和财富。他们是驾御海上铁骑的成吉思汗，他们幸运的发现了南北美洲、澳洲大陆、太平洋上的岛屿，征服了那里的土著居民。欧洲人的远航与探险有着与成吉思汗相似的动机——征服新地和财富，但他们手里握有远比成吉思汗更为强大的东西：比战马和刀剑威力更大的战舰和枪炮；还有蒙古人手里从未有过的东西：思想、宗教、科学、文化、工业技术和商业组织。从一定意义上看，十九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入侵，只是绵延了几千年的北方异族对中原汉族王朝入侵的继续。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再也无法战胜、同化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征服者，他们就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文明程度比我们高几个等级的外星人，初次交手，其科学、文化、军事、经济水平就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上。事实上，中西方文化交流、商业竞争和军事对抗一开始就是在一种实力非常悬殊的背景下进行的。

欧洲人从十五世纪初即致力于从海上寻找一条通往中国、印度和亚洲各国的航路，以开辟全球贸易的新市场，并怀有探寻、开发新殖民地的目的。此时的欧洲，已经将世界视为征服的对象，竭尽全力地攫取对本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土地、资源、市场，充满了豪迈的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就当时的航海技术而言，中国不逊于欧洲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就经济发达程度而言，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水平也不低于欧洲；那时，中国与欧洲国家尚处在一条起跑线上。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如能以郑和七下西洋为契机，勇敢地把国际贸易的航路延伸到欧洲，通过贸易促进东西方文化、经济和科技的交流，走上正常的国家邦交与文化融合之路，装备一支强大的海军，占据保障海上贸易航线的海外战略要地，保护海外市场的安全和利益，跟上欧洲工业革命的潮流，在政治上逐渐向君主立宪政体过渡，以改变暴力型的王朝更替模式和倾轧激烈的官僚升迁模式，维护国内安定的政治局面，保持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失时机地积极开拓海外新地，鼓励移民，抑制国内人口的过速膨胀，经过五百年的发展，中国恐怕早已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汉联邦国家遍布世界各地，汉语很有可能像如今的英语一样成为国际通用语言。遗憾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既无欧洲人强烈的征服欲和冒险精神，又无他们的果敢与远见，让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昏庸君主的歌舞升平和王朝更替的浴血内战中失之交臂。等到英国人的炮舰驶入长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西方列强早已划定了全球的势力范围和战略格局，它们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也已主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更严重的处境是，中国的周边国家或是成了列强中的一员（如俄国和后来居上的日本）、或是成了东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朝鲜、越南、印度），中国向外部拓展的空间几乎为零，本身又沦落到了外衅频繁、内战不断的悲惨境地。到了一八四零年，世界棋局的布局阶段早已结束，中盘之战完全围绕列强之间既得利益的再分配进行，中国只能在列强的虎口中苟活，在列强争斗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

历史进程是严酷的、非理性的，理性的分析加诸于非理性的历史进程所能得出的结论尽管并不十分可靠，有时也颇显牵强，但毕竟可以描绘出历史事件在时间坐标上投下的轨迹。循着这条轨迹，不难探寻出晚清政府面对亘古未有的时局，由义愤、慌悚、痛苦、手足无措，到抵抗、挣扎、觉醒、被迫变革的苦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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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历史愈悠久、传统文化积淀愈深、人口愈多、国土面积愈大、与异国文化分隔时间愈久，其历史惯性冲力就愈大，而体制变革所受到的阻力也就愈大，需要借助的外力亦愈大，改变自身状态的变革所需的时日愈久，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失败愈多，旧政治势力复辟的可能性愈大，变革之路愈迂回、曲折。中国自一八四零年以来的历史便是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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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零年清朝对英战争的失败，极大伤害了这个自称中央大国的尊严。战败的屈辱使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督抚疆吏、举子文人，都要重新审视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要他们正确认识世界、摆正清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需要有一个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了解、学习、接受的过程。虽然，在传统文化惰性的影响下，清廷和上层官僚集团最初的反应有些迟钝，但并非麻木不仁。而士大夫阶层的醒悟较早，他们为求摆脱传统儒学的束缚、强调以切合实际的学问为国家的强盛服务的学说在十九世纪初即已开始抬头，经过一批杰出人物的著述和活动，对道咸以后的知识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批学者和官员以其对历史变革的敏感和远见卓识，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派的变法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注一]

1840-1850年（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期间，清朝对英战败后，清廷在外交上的应对基本上是稳健、节制的，侧重于修补国际贸易体制和通商章程（1841年允美国通商；1843年耆英与英人璞鼎查订《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允云南、贵州广西、四川人民开矿，福州、厦门开港；1845年允比利时、丹麦通商，订《上海英租界土地章程》，英国伦敦教会在上海设仁济医院；1847年允瑞典通商……在没有经验、没有成例、对西方国家缺乏真实的了解的窘境中，清廷小心翼翼地与英法俄美西方国家周旋，摸索应对的良策，虽然谈不上有高赡远瞩之举，但平心而论，清廷也只能做到这等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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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道光帝始，真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1850年6月，洪秀全的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遂后盘踞南京，涂炭半壁河山、蹂躏东南十五年。捻军流窜黄淮，至1868年平定，令清军疲于奔命。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持续近二十年，对政府和国民造成的经济损失定是天文数字，无法计算。其间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继而是1883-1885年清法战争，1894年的清日战争，1900年“义和拳”叛乱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外衅内乱，接踵而至，且常常同时而来，令清廷应接无暇，真如天遣劫数一般。

“惟念捻（捻军）炽于北，发（太平军）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在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恭亲王奕訢等奏）奏折内容：1、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与各国外交事务及各地督抚涉外事宜；2、分设南北口岸通商大臣，管理沿海沿江城市与各国的进出口贸易事务；3、新增各口关税，派官员监管课税事务；4、饬令各省将军督抚谨慎办理涉外事件，互相知照，以免误会；5、开办外语学馆，挑选孩童入学外语，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6、收集办外商情和外国报纸，按月咨送总理衙门，“庶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于补弊纠偏之道益臻详审”。

查阅道光、同治两朝的上谕和王公大臣与督抚疆吏的、奏疏，可以厘清在内有北捻南发之乱、外有强列逼迫的生死攸关的时期清廷的内政外交应对举措的全貌。要言之，在全力平定国内动乱的前提下，以谨慎、开明的态度和西方国家周旋，先从健全政府机构入手，逐步解决沿海沿江口岸的国际通商、关税、地方政府涉外、外语教育和收集各国情报问题，然后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开矿建厂兴办制造业、振兴商业，掊养工业技术人才，制造兵器战船，组建训练新式军队，巩固海防，富国强兵。

（练海陆精兵十万人，勤行教练早明军法半年在陆半年在海以备缓急之用。设北东南三洋水军提督，统大小兵船四十八艘，半年学习会操一次。在三洋精设三大制造局每局设三厂，一厂造轮船，一厂造枪炮火药军器三厂造耕织机器并负责培训相应的操作技术人员。

（参阅《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一日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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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体制本是一种最不稳定的政治体制。它把立法、司法、行政、军队的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建立在帝王和官僚集团对全体国民的专政基础上，毫无民意基础。皇权体制与暴力革命是一对矛盾体，开国皇帝凭借军队推翻前朝的皇帝（禅让的背后亦是武力的逼迫）后建立的政权，在承平时代，皇位可以凭着高度极权统治代代相传，一旦遭遇内乱外患，天灾人祸，国民因生计与政治改革的诉求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话，国民必将选择暴力手段推翻统治者，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皇权体制与民主共和体制更是格格不入，即便是建立在政党政治下的三权分立的英国式君主立宪体制，清朝的皇帝和官僚集团也难以接受，因为中国行帝政两千多年从未听说过三权分立，官僚集团也根本不懂宪政体制下的政党政治如何运作，若非国际国内政治力量的逼迫，清廷不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不会向维新派做多大的让步。但到了一九零五年，经过“义和拳”暴乱之后岌岌可危的清政府无力抗拒来自体制内部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官吏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双重压力，提出一个包含了激进维新派“”时期曾经提出的一些“新政”举措和实行宪政改革的时间表，做出了向君主立宪过渡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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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国家的政府无日无时不在进行某种政治选择。作为选择的主体，执政者既想获取某种选择的预期收益，又要承担放弃另一种选择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仅管并非任何选择都能实现预期收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该国历史上的历代统治者一系列政治选择的结果；通常的情况是：统治者选择了当时对他们有利的政体并因此获益，遂将代价遗留给后世子孙。在政治选择上，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例并不多。即便是站在统治者对立面的“革命者”也不例外，他们受着某种激进的政治理念的驱使，将国家和国民作为他们乌托邦的实验场和试验品，非但当代人不能受益，而且徒使后代为前辈“革命者”激进、轻率的政治选择承担无穷的灾难。

时至今日，我们恐怕很难精确计算晚清七十年间帝后与皇室贵族、保守的官僚集团、激进维新派、稳健改良派、君主立宪派、革命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袁世凯的新军对各自的政治选择模式付出的代价。但从这些政治团体所作的选择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来看，可以肯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捻军和义和拳的叛乱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毫无进步意义可言，它们带来的是灾难，于国于民都是一场浩劫。维新派（不管是激进的还是较为稳健的）的选择旨在通过向朝廷施加压力、用渐进式的改革迫使清廷接受君主立宪制度，向英国或日本式的宪政体制转变，康梁的维新党人和朝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及后起的袁世凯虽然政见不和，但对改革所持的根本态度却是一致的。[注2]清末流亡于国外的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则首先是一群以“驱逐鞑虏”为己任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以汉民族的解放者自居，既不关注也不去推动清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而是从民族问题上萌发出一种“革命”的政治理念，根本否认清政府的合法性，必欲驱逐、推翻而后快。[注3]他们利用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后的成果，日益扩大自己的政治活动空间，并用暗杀、暴动等恐怖手段直接向清政府宣战。

维新派和革命党所进行的政治选择其目的大相径庭，前者要在现存政体的框架内进行宪政改革，改革的进展虽然不可能太顺利，障碍很大，困难重重，但它是在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稳妥的举措，是一种可控的政府行为。后者则要用暴力推翻现存政体，按其政治理念（多半是激进的和乌托邦式的）建立新的政体（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它不考虑革命过程中将会出现的动乱、战争和无政府状态对国家和民众造成的巨大损失，不考虑革命的理念是否能被绝大多数国民所接受，他们要用武力挟迫国民为其政治理念做牺牲，完全不计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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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革命”的历史意义应从三个方面考察：一、它对推进民主制度的改革效果如何；二、革命的结果是否有益于国家与民众的切实利益；三、它为国家今后的政治运作树立了何种有益的模式。

如果从以上三个方面考察“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相信不难得出有启迪的结论。我把作此结论的机会留给大家，无论在学术还是思想方面，“关天茶舍”和“读书论坛”自有高人，见仁见智，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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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这批学者和官吏有：龚自珍和包世臣，地理学家姚莹和萧令裕，还有在鸦片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林则徐和黄爵滋（1838年任鸿胪寺卿，奏请严禁鸦片），以及后来主要作为关心中西关系中问题的专家而闻名的魏源和冯桂芬。（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最初的反应和惰性，1840-1860年，P169-181）

[注2]托马斯.F.米拉德：《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纽约时报》1908年6月14日专电

袁当然不是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也从日清战争的义和拳叛乱中正确地吸取了教训。他认识到，清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变，但他也深深了解清国的国情。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下沉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在谈到对比日本和清国的改革时，袁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作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有外部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他们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强烈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给大清国以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的过于严厉和苛刻。”

代价范文篇3

民族复兴理念集中而完整地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理想与追求,涵盖了“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时代任务用“复兴”表达“衰落后再度兴盛”之义,不是始于近代,而是古代中国人的创造。比如古代典籍中所谓的周朝“宗庙复兴”、殷商“甲微复兴”等,表达的就是恢复生机、重建秩序、积蓄力量、再度兴盛等意义。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将“复兴”与“民族”连用,组成“民族复兴”概念,以表达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和理想追求。中国人的“民族复兴”观念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初步形成,到20世纪30-40年代普遍流行,再到新中国60多年的丰富发展,始终围绕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展开,逐步形成了集中反映中华民族文明特征与根本利益、完整表达中华民族历史任务与理想追求的主旨意蕴。对此,我们可以用这样四句话来概括,即继往开来的历史视野与文化情怀;团结统一的整体观念与价值诉求;后来居上的顽强意志与宏大抱负;再作贡献的民族自信与世界胸怀。[1]“继往开来”,就是要承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接续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命脉;就是要挖掘和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传统资源在时代潮流的荡涤中闪耀出新的思想光辉;就是要在时代创新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并与时代精神相合相融,再创中华文明新的辉煌。[1]“团结统一”,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和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有的物质家园。[1]“后来居上”,一是承认落后而不甘落后,立志走向富强,追赶世界先进。二是紧随时代潮流,完成现代化,实现中国崛起;三是重塑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尊严,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与世界强国“并驾齐驱”。[1]“再作贡献”,就是要秉持和平与和谐理念,追求社会和谐,建设和谐世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就是要秉持合作与互利理念,以自身的稳定发展与创新发展惠及世界各国人民;就是要秉持责任与义务理念,“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3]不断实现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宏大抱负。综上所述,民族复兴所具有的丰富的历史与时代意蕴,已经涵盖了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时代任务。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民族复兴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起现代化和中国崛起,其内涵更为根本和丰富,更具历史感和时代感,更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现代化”和“崛起”是世界近代以来文明演进中长盛不衰的经典术语与理念。其中,现代化是后起民族国家的普遍要求,崛起则是西方大国与强国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表达民族复兴理想时,现代化就是一个重要任务和指标,“崛起”一词也偶尔为人们所使用。青少年时代的就曾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诉说自己的抱负。新世纪以来,我们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理念,“中国崛起”也成为海内外媒体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并时常在同一语境中出现“民族复兴”与“中国崛起”交替使用或“崛起复兴”连用的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崛起”,都是基于现时代而指向未来的普遍性与单一性的诉求,而“民族复兴”则是既基于历史又基于现实并指向未来的具有独特性和复合性的理念。就实现现代化而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比实现现代化更根本、更重要、更具特殊意义”;[4]就崛起而言,似乎它更为西方人青睐,也更能够表达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现代西方强国,不是在帝国的废墟上重新站起,就是发端于对新大陆的无尽开拓与西方列强的崛起非常不同的是,今天中国的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有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根基。正因为如此,从中国和东亚历史的视角看,今天中国的发展,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复兴’而不是‘崛起’。”[5]中国外交官兼学者的李肇星这样说,“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我个人从来没有用过‘崛起’一词。根据我上中学时语文老师的讲解,‘崛起’这个词,似乎含有点突然性和排他性的味道。而中国实力的明显增长是……一点一滴的辛勤汗水和心血逐步积累起来的,是一个和平发展的过程,属水到渠成……”。[6]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也看到这一点。英国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论及当代中国的发展时,一反西方国家和媒体惯用“崛起”概念的做法,使用了“东山再起”的概念。[7]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也看出了“崛起”一词用于当代中国身上有点不合适,他说:“‘中国崛起’的说法并不准确,‘再次崛起’的说法才确切些。因为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历史上看,中国一直都是东亚的主要强国”。[8]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表述与追求,只是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不能因为努力于中国现代化和渴望中国崛起而丢掉民族复兴的理想。

民族复兴理念既照应历史又指向未来,具有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道夺目的独特景致。然而,自15世纪郑和远航终止、大航海时代开辟以来,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趋于缓慢,具有开放进取和包容性格的中华文明逐渐走向保守封闭与自我欣赏的境地,丧失了一次次转型发展、顺应潮流的历史机遇,进而演变到政治体制僵化腐朽,思想意识陈旧落后,武备废弛,一盘散沙,于19世纪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成为西方列强凌辱的对象。面对如此悲惨境遇,中华文明如何接续发展?中华民族走向何方?先进的中国人发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呼唤与呐喊,并在20世纪汇聚成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潮流。就这样,“民族复兴”成为中国历史与时代的最强音,展现出了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这种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首先表现在,“民族复兴”适时肯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坚定回应了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明确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肯定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承认文化传统的正当性,正是民族复兴的物质前提与文化动因,也是我们始终保持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尊的力量源泉。但是“现代化”和“崛起”概念就缺乏这一层思想内涵。实际上,“人类文明的任何过往都在指向着未来”。[9]中华民族只有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河流”中走来,才有希望和未来。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继往开来”时所说的那样:“属于五千年,承认170年(1840年至今———笔者注),中国本位,容纳万流。五千年是一笔丰富宝贵的资产,不能随便仍了。至于170年,你爱也好恨也好,它也没白过,中华民族因为它倒下,也因为它新生”。[10]这种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也蕴藏在“民族复兴”观念演进与实践探索的全部历史过程中。“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探索民族国家出路的结晶,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未来。百余年来,其演进和发展的历史与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抗争相始终,与现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融为一体;其历史内涵与时代意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而日益丰富,经过历史与时代的不断淘洗而日益清晰,成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愈挫愈奋、立志站立起来的精神支撑,成为志向高远的中华民族不断创造历史、走向辉煌的思想旗帜,成为历史与时代的核心话语和最强音符。考察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曾经存在着的复古倾向和盲目排外的声音,但那至多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史中的支流,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今天,有人把民族复兴所表达的“继往开来”、“返本开新”等简单理解为“保守”与复古,把民族复兴所秉持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观念片面理解为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都是对其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的误解。这种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还内含在“民族复兴”所表达的民族观念及其思想价值中。在中华民族苦难与抗争的岁月里,民族复兴首先反映的是民族危机与忧患意识,是试图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的呐喊,所以,它掷地有声,一呼百应;民族复兴持续表达的是民族自卫与自救意识,是民族觉醒的生命亮色,是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所以,它在催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同时,也最具感染力和生命力;民族复兴所不懈追求的是民族平等,祖国统一,国家昌盛,是中华民族的新作为与新贡献,而不是复古也不能复古,不是排外也不能排外,所以,它历经百余年演变而能够持续得到认同与支持,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

民族复兴理念既立足中国又胸怀世界,达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民族复兴理念的关键词汇与核心范畴,也是其重要的价值基础。民族复兴所秉持的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高度统一的民族主义,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民族命运和人类前途的共同关切,深刻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格与“天下主义”情怀,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旨,并凝聚成民族复兴合理性与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尽管世界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表现具有极端复杂性,人们的理解也是一片混乱,甚至出现两极化的对垒:“在分裂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在信念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而在另一端,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着蒙昧与灾难。”[11]尽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受到西方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直接刺激与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存在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它的主流“是防御性的、或‘解放的’民族主义,不是扩张的民族主义,它是唤起民众、免遭亡国灭种厄运的民族主义,它是用来对付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12]根本目的是反抗民族压迫与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振兴。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追求并不存在走向排外与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文化基因。这在中国古代史上、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辉煌实践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都得到充分证明,不带偏见的人们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也是继承了“天下主义”传统的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民族主义,是包含了平等与和谐、责任与贡献、天下大同等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元素的民族主义。20世纪以来,所有民族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都自觉表达和突出强调了这一宽广视野与胸怀。孙中山先生曾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实现,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13]把创造“第三新文明”,“尽于吾民族对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作为自己的终身追求。[14]梁启超认为:“我们做中国公民,同时做世界公民”,我们既要发挥“天赋能力”,改造中国,同时也要“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15]张君劢反复指出:中华民族“居今之世之最大责任,厥在对于今后世界新文化之贡献”。[16]50多年前,的一句“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强烈的国际主义情怀,早已成为现代中国人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经典语言,沉淀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里,以至于不少学者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含义,就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7]

代价范文篇4

思想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在当今仍然具有普遍和长久的指导意义。思想中包含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等，依然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提供不断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二、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

（一）群众路线。坚持运用并发展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中国共产党要做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都是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八大以后，中央开始实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在广大干部中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际上就是继承思想里面关于群众观、群众路线的重要思想。这些继承和发展，要求弘扬我们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实质就是加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更牢固。

（二）矛盾分析方法。特别强调辩证法，并熟练运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在总结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时用中国的语言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使干部群众容于接受。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等的深刻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矛盾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运用。新时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和谐社会”、“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施，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三）调查研究。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出发点，并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等著名论断。调查研究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作方法上的具体运用和生动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工作方法。在新时期，倡导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为了解各种具体实际情况，制定并贯彻落实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客观依据，是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有效方法，是我党科学领导和民主执政的重要途径。

（四）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集中体现，是贯穿思想的活的灵魂。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坚持奠定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五）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思想。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党指挥枪”是建军的根本原则，“思想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等光荣传统，现在一直为党所坚持、继承、发展。人民军队理论是关于人民军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论断。新中国成立之后，提出的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等，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是我国军事科学研究领域的宝贵财富。

（六）党的建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地回答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党情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么样建设党”这一根本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历史课题，着重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难题。党建理论的突出特点与思想精髓是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特殊国情党情实际相结合，体现为把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相统一、把党的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政治路线）相统一、把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把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当年提出的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工程”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时期党的建设继承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吸收了党建理论的思想精髓。近年来，提出加强党的组织发展和思想建设方面的一些举措，实际上是借鉴或者说是受思想关于执政党建设观点的指导和启发的。

三、思想的进步发展

代价范文篇5

一、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为了使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三方面紧密结合，国务院将高等农业学校交由农业部领导，刘瑞龙作为当时主管农业的副部长，他的“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突出地体现了农业教育的职业性，具有农业职业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培养目标彰显“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农业生产一线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务。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瑞龙在高等农业学校转移领导关系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把培养干部的工作同生产指导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便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加速农业生产发展。”在当时，我国培养农业干部的工作主要在于农业院校，而农业干部的培养最终是为了服务农村经济的发展。随后，刘瑞龙又进一步指出：“今后从高等农业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应首先分配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等基层生产单位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劳动观念”。在这里，刘瑞龙对于农业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培养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合格的农业人才，这充分凸显了农业教育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彰显了人才培养目标“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2.专业设置、教师配备遵循“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刘瑞龙的农业教育思想中，始终贯彻专业设置必须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对院系和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将原有的43个单位（包括林学院）调整为30多个院校，将原有的182个系科调整为23种137个专业。”经过调整后的院系和专业，基本上体现了服务当地农村经济，照顾了农业的地区性，专业设置更好的体现了服务地区农业经济的基本思路。

在教师的配备方面，刘瑞龙特别注重从事农业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兼任教师的重要性，他认为，“高等农业学校和农业生产部门、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密切配合，可以适当吸收生产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的人员兼任教学工作，利用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在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吸收具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员兼任教师，以此充实了教学资源，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在我国农业合作化完成之后，对于当时迫切要求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开展科学研究和很好地培养干部，提高干部质量，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教育模式践行“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教育模式上，刘瑞龙通过加强农业教育、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三者的紧密结合，以此践行“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刘瑞龙多次强调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研究要服务农业生产的思想。在教育目的方面，他认为，“学习了生产技术，反而不从事生产，害怕劳动，只愿搞科学研究、考博士、当专家，不愿到农村参加劳动、指导生产，不去做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者，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假如科学不为我国生产发展贡献力量，试问人民要科学做什么？”这也就是说，农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我国的农业生产来服务的。在教育方式上，刘瑞龙十分关注以实践为本位的教育方式，他指出：“要使学生不仅有基本科学知识，还要有实践知识；不仅要读好书本，做好室内试验，而且要深入田间，通过生产实习，把课堂讲授、实验研究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使他们有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全面发展。”这种教育模式就从目的和方式上确立了“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凸显了农业职业教育以农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服务农村、农业、农民的农业教育模式。

二、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如何使这种互动向互利双赢的方向转换，其中，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所具有的职业教育性与现代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确立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培养目标

从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我们不难发现，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应该注重职业教育的本土化和区域化，在遵循我国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原则和方向下，应该根据本地区、本校实际，制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人才培养目标。从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思路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单一地就教育而论教育，而是把整个农业教育放在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的全局中去把握，在发挥农业教育服务农业生产、优化资源配置和突出区域特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对于当展农业职业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层面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而新型农民培养的重要基地则是各类农业职业院校，要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就必须面向农村，以农业增产和农村发展为目的，搭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平台，实现学校发展与服务“三农”相结合。

2.从农业生产的整体性出发，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来调整专业设置

目前，“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已进入了求规模、数量发展转向求内涵、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高等农业职业院校应该根据农业就业市场的需求来开发课程，调整专业设置，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专业设置和课程开发方面应该考虑到农业生产的整体性。对此，我们有必要吸取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的有益经验，他认为，“为生产各部门培养专业人才是必需的，但必须注意到农业生产是一个整体……只能在一门专业中当状元，而对其他方面缺乏必要的常识，要想有效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是困难的。”因此，在专业设置上，一方面，可以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出发，设置一些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短线”专业，动态地培养社会紧缺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有些专业设置可以与职业资格证书联系起来，学生学完某门课程体系就可以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另一方面，从高等农业职业院校服务地方经济的长远角度来看，还必须建设一批具有特色的“长线”专业，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发展的整体性以及农业就业市场的需求，如开设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农村家政服务以及小型农场管理等相关专业，从而使专业设置符合现代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和发展。

3.实施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刘瑞龙指出：“农业生产，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工作，是唇齿相依、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是互相推动、互相发展的。”为此，在农业院校的工作中，他提出，“必须贯彻教育、生产、科学研究紧密结合的方针”。由此可见，刘瑞龙早年对农业教育模式实施产学研相结合就有所思考并付诸实践。

今天，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我们更应该要求有条件的农业高职院校实施以学建产、以研兴产、以产促学的产学研模式。首先，建立自己校内的农业生产基地，将现实的农业生产环境引入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先做后讲或边做边讲的教学方式；其次，要加强校企合作的步伐，注重现有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加大对科技产品的研发力度，从生产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向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从而实现现代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最后，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为出发点，将现实生产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及时反映到学校的人才培养课程中，使学校对农业生产需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教授的农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可以适当聘请富有经验的农业专家进行实践教学，利用现有的农业生产资源，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从而提高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

代价范文篇6

本文作者：揭家新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把社会主义道德对“三德”的要求作为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核心内容

一个人的品行和道德修养，总会在他的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中体现出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与其个人品德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核心任务是把社会主义道德对“三德”的具体要求落实到个人品德修养之中。社会公德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也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最坚实的基础和支柱。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每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守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对于高校而言，就需要引导大学生从小事做起，从身边的公德做起，从小节改起，文明修身，知行合一，养成良好的公德习惯。如做文明的大学生、合格的公民，言谈举止礼貌得体，讲究仪容仪表和个人形象，生活中与人为善，作风正派，遵纪守法，不因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于细微处实践个人文明行为，在举手投足间慢慢升华自己的社会公德境界。同时，大学生要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和社会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争做践行社会公德和遵守公共生活秩序的模范，努力推动我国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也是一切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有20个字的基本要求，即“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从目前社会尤其是用人单位的反映看，对大学生入职后诟病最多的问题:一是敬业精神欠缺，服务奉献意识不足，功利思想严重。二是在职业生活中合作意识淡薄，缺少大局观念，组织纪律性不强。三是背信违约，诚信精神缺失。少数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上抄袭舞弊，求职时伪造各种证书欺骗用人单位，随意签约毁约，缺乏起码的诚信意识，等等［3］。这些说明对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刻不容缓，一定要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进行正确的引导。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可以从择业观念、职业精神、职业态度、职业行为等方面入手，帮助他们掌握正确处理职业内部、职业之间、职业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职业道德准则，并把奉献社会、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等观念奉为自己的职业操守。这其中要抓好两个重点:一是通过教育，使大学生明确自己将要担任的职业角色，自觉认识自己将来所从事职业的社会价值，深刻领悟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和择业取向。二是抓住大学生将要从事的职业行为，通过教育使他们形成专业道德素质，锻炼好专业能力。当他们热爱所学专业并学有专长之后，一定能够激发出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乐于合作，形成较强的敬业精神和奉献意识，践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是调节家庭内部成员以及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对大学生家庭美德的教育和引导，重点应该放在感恩观和婚恋观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直讲究尊老爱幼，父辈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又为抚养和教育下一代付出了心血和大量财力，大学生要尊敬、关心、体贴父母及长辈，懂得感恩和回报。社会主义道德在大学生的恋爱和婚姻观上必须得到体现，忠贞专一、志同道合和责任仍是构成爱情的三个基本要素。那种公共场合“晒亲密”、随便玩玩、朝婚夕离、甚至以肉体换金钱的婚恋观，是与社会主义婚恋道德格格不入的，必须予以坚决抵制。

社会主导的价值观要贯穿到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的内化途径之中

个人品德是一个综合性范畴，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构成的统一体;它们内部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特定的道德品质［4］。根据品德形成的内化规律，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个人品德修养，把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的要求纳入这一过程并进行教育引导，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提高道德认知，形成道德认同。所谓道德认同，是指个人的道德认识要与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趋同或一致;它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从个人品德形成的外部环境看，能否达到道德要求的认同，取决于社会道德环境对个人道德认识的影响;就其内在因素而言，道德要求的认同主要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认识能力，取决于对社会道德要求的认识、理解和接受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学生的个人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一方面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认知，通过各种途径加深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意义、地位、作用、要求的理解和掌握，并开展广泛、深入、持久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与宣传，营造道德教育和引导的良好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在大学生道德要求的认同上下功夫，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大学生正处于智力发展的高峰期，思维能力有了明显发展，已逐渐从经验性抽象思维向理论型抽象逻辑思维转化，表现出思维的敏锐性、独立性、深刻性、全面性等品质。大学生思维品质的优化为他们的道德认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要顺势引导他们完成对社会道德现象、行为准则及其意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2.升华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必要条件。道德情感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认识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的心理体验和态度倾向，是个人品德形成的内部动力。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5］没有道德情感的升华，就没有良好道德品质的生成。“道德情感的发展，是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变到比较稳定。”［6］我们在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过程中，一定要引导他们把个人道德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结合在一起，按照社会主导道德观去衡量、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言行，进而产生一种对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和意义有较深刻的认识的自觉的道德情感体验。同时，要引导大学生把个人品德修养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积极进行道德实践体验，升华自己的道德情感，形成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稳固信念，并最终外化为自己的道德行为。道德意志是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和进行道德行为的过程中，克服内部障碍和外部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缺乏道德意志，道德动机就无法转化为道德行为。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进行道德抉择和行动时总会碰到各种矛盾和困难，这就要教育和引导他们学会运用道德意志的力量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动，专注于完成所确定的道德行为。大学生锻炼道德意志，一方面要激发自己锻炼道德意志的愿望，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坚强意志力的道德榜样和先进人物学习，增强自己进行道德品质修养的信心。另一方面，在个人道德品质修养过程中，树立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高远的道德理想追求，抗拒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使道德动机战胜其他非道德动机，专注于自己的道德行为。3.强化道德行为，养成道德习惯。道德行为是人们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及社会的行为;它是个人品德的外在结果。如果说道德的知情意属于道德“知”的范畴，那么道德行为习惯则是属于道德“行”的范畴，它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没有道德行为也就不存在道德品质。目前社会对大学生道德问题的研究，较多地指出他们知行脱节或只知不行，这说明他们在道德践行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亚里士多德说:“德性是用了才有”，“品质正是以现实活动的性质来决定的”［7］。在大学生个人品德修养过程中，要在实践中引导他们通过自律强化道德行为:一是注意培养社会主义道德需要，让道德行为变成自己内心的道德需要，那么道德行为就会随时随地贯穿在他们的日常行动中。二是面对道德选择的困境时，能根据社会主义道德准则选择道德行为，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三是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长期坚持，必有所获。相信经过坚持和强化训练，大学生的道德行为会由一种不经常、不稳定、有条件的初级水平，逐渐过渡到一种经常的、无条件的、比较固定的高级水平，也就是养成了良好的道德习惯。根据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具备了良好道德习惯的大学生，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代价范文篇7

[关键词]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邓小平深刻体会到价值观的重要性，始终强调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是集体主义。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本身具有丰富内容，而且与我们当下正在大力培育、弘扬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努力推进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价值内涵、价值主客体、价值取向、价值目标等各方面内在一致、本质契合，并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实践之中。

一、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观思想，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主要包括作为邓小平价值观精髓的实事求是、讲求实效，作为其价值观基础的爱国主义，作为其价值观主题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其价值观取向的人民利益，作为其价值观标准的“三个有利于”等。在这些价值观体系中，集体主义是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1](P173)集体主义之所以能成为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主要是因为它既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逻辑要求，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其他价值观思想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逐层向外如波纹般展开、推演和延伸的。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主要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集体是指拥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思想观念、政治目的和社会利益，并且指向共同任务和活动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成员个体之间相互结合、彼此协作。这种结合与协作，对个人有意义、对社会有价值。集体有不同的层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社会宏观体系处在互动与交流之中。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集体具有高度的组织、团结能力和高水平的整合能力。只有在集体目标和社会目标同向一致的情况下，集体的行动才能获得成功。对于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不同思想认识与行为选择，则区分出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是人们关于在集体和个人关系中，集体和个人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一种态度、倾向和信念。集体主义作为对集体和个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和处理，其核心是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把发展、巩固和扩大集体利益作为人们活动的重要目标。[1](P293)邓小平说：“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2](P337)这一论述，表征着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其一，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根本一致性。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实基础，是其科学性的根本依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众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自此以后，一方面，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人民个体，坚持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为了民族和社会发展，不懈付出与奉献，同时也为实现自己的梦想、需求与愿望不断奋斗和努力；另一方面，国家和集体利益代表了人民群众根本的、长远的和现实的利益，人民个体在为国家和集体利益做贡献时，其自身也从国家和社会不断的整体建设、改革与发展中，得到物质与精神等各方面相应的回馈与满足。其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根本要求。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2](P175)为什么邓小平如此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2](P175-176)这样一来，不仅集体利益不能维持，个人利益也不可能得到保障和实现。其三，尊重个人的价值，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促进个人才能的发展，这是集体主义的应有之义。集体主义并不是“目中无人”，并非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主张集体与个人利益一致、集体优先的同时，集体主义也充分关注并且保障个人利益与价值的实现。而个人主义则奉行以个人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主张在个人和集体关系中，个人是中心，个人利益是人的活动的唯一目的，把集体和社会作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实践中，个人主义只能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和激烈，邓小平曾对此明确指出，“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2](P362)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2](P369)第二，坚持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利益。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始终坚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前者服从后者。同时，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主张，在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个人的正当利益理应得到尊重，集体必须尽力保障个人正当利益，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力求使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并非只讲集体不讲个人，只承认集体利益不承认个人利益。“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2](P175)现实中，每个社会成员必然都有着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抱负和追求，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认识到片面强调精神引导的弊端，强调物质激励的合理性与正当性。[3]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P146)邓小平把个人收入多一些（即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看作广大群众长期存在的行为目标，客观上是对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个人正当利益的肯定和激励。邓小平的这段话包含着一种意蕴，就是在一个正常、健康而有序的社会里，只有不断满足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集体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生存并发展；一旦集体不再考虑并不能实际地满足个人的正当需求时，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个人自己关心自己，脱离集体去谋取私利，从而诱发个人主义。因此，历史地看，如果不能认识到传统的绝对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缺陷而片面强调对传统的恢复，我们在现实中就会面临宏大理想在“世俗生活”中无所适从的尴尬。只要人们自觉地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中或之后、之下，在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中获得个人利益就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由以上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可知，作为邓小平价值观核心的集体主义，强调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要求把为集体服务作为一切活动的目的；个人利益来自为集体服务，个人获取利益是为了更好地为集体服务，并进一步地给予集体利益。正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4](P378)这里，放在“首位”很重要，最终“目的”也很重要。同时，基于集体对个人正当利益与价值的满足与支持，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强调和突出个人利益，关心群众需求，主张一切工作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要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准绳，不能脱离群众。因此，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与其群众观密不可分。作为对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群众观与时俱进的继承与发扬，我们党在新时期突出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以人为本，要以人民为中心、凸显人民主体地位，要“为民”“务实”，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具体利益，要从小处着手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关切人民群众利益的现实性、层次性、多维性和丰富性，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国家和社会改革发展的新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二、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一致

由前述分析可知，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和关注的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集体的共同需要和利益实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P411)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意义与非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体利益的不同，将主体利益作为关键，指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就是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明确将集体利益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问题。由“三个倡导”所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中，不管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还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很显然，它们各自强调的侧重点和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但这三个层面之所以能够共同地被称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因为它们都统摄在一个更为概括和宏阔的视阈之中——集体主义；是因为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导引和团结人们去完成对社会起积极作用的、对社会明显有益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共同活动，而不是任何的共同活动。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倾向和价值取向，并不等于说，或者说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对个体利益与需求的关照。实际上，它是在更高的层面、更远的视野、更深的意义与考量上，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一样，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观念、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是相联结、融合与共生的，全面反映了集体成员共同利益，“最大公约数”地凝聚了集体成员价值共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它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但它既重视个人利益，保护个人正当利益，又反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把个人利益的发展严格限制在不危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范围之内。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内在一致的，是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传承与声气相通，都体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团结协作、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概括来说，只有坚持集体主义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牢固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与价值基础；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体主义才有可靠的政治与法律、思想与道德等各方面保障与条件，也才可能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与追求。

三、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中国梦本质契合

邓小平反复告诫“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4](P111)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其政治抱负与社会理想，一如既往极具家国情怀，充满了浓郁而丰厚的“兼济天下”集体主义价值基因，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历史血脉和政治伦理道德共同基因。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晰认识到，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中国梦奠定了深厚而广泛的价值观基础，中国梦则赋予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指向未来的崭新而崇高的时代内容。第一，二者都具有厚重的历史承载。邓小平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4](P205-206)近代以来中国梦的历史源头，在于因落后时代潮流而“挨打”的被动境遇；其历史脉络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沃土之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大同世界的社会希冀是长久的历史梦想。[6](P227)沿循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中国梦的历史轨迹不难发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各族各界所形成的价值目标，是二者共同的梦想主题和历史责任。支撑二者的，都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当家作主、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第二，二者都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邓小平曾说：“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4](P206)他还指出：“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4](P209)“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4](P255)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能够真实反映、实现和凝聚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价值诉求与价值共识，聚集社会共同体成员整体力量，形成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社会合力，增强推动社会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共同利益。第三，二者都具有鲜明的未来召唤。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4](P112)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4](P255)也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7]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中国梦，既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不断递进的价值追求都是在实践中动态前进的，都以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充裕的物质生活、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和谐的社会为基本目标内容。如此鲜明的未来指向和价值共识，顺应了国家、社会、人民不同层面实践主体的发展要求，形成团结全体中国人民创建美好生活的整体合力与不竭动力。显而易见，中国梦弘扬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宏旨大义，强调把国家、民族的集体利益与价值放在首位，主张以为国家和民族全心服务、忠诚奉献甚至无私牺牲为出发点与立足点。因此，中国梦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所秉持的“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集体主义，重视个人利益”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实现了并继续实现着其在价值理念、精神传承与文化血脉等方面的契合与相融、延续与深化。

四、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无论是探究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演绎与变化中的一以贯之、一脉相承，还是梳理其自身内部严密自洽的理论逻辑，以及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考察它传递并发挥的全方位、全天候价值能量，我们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价值观，其实不但曾经激励过那个年代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而且依然滋养着当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支柱奋力推进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民。这样的价值观，警醒并要求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要以大局为重，要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如果有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必要时，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应当牺牲局部和个人的利益。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理论成果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集体主义价值观，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有着共同的问题谱系和价值旨归，都是既着眼长远又观照当下、既重视集体利益又重视个人需要、既适应实然又倡导应然，它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相同的，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邓小平首先提出，并作为其理论和实践主题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其后继者们，一棒又一棒地接力传递，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已经融会贯穿并生动体现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与伟大征程中。

参考文献：

[1]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丁俊萍，代红凯.邓小平理想信念教育思想的产生基点及其价值取向[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1）.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方旭光.认同的价值与价值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代价范文篇8

【关键词】价值链成本观存货管理适时制系统

随着新经济环境的出现，波特最初的价值链概念，在吸收各类现代化管理思想和方法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的价值链管理理论。在现代价值链管理理论的影响下，成本的概念及成本管理理念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并形成了基于现代价值链理论的成本观。由此，企业的存货成本管理也应建立在现代价值链成本观之上，以期形成适应新经济环境的现代存货管理模式。

一、现代价值链成本观的内涵

价值链概念最先是由波特在1985年提出的，被认为是确立企业竞争优势和寻找竞争方法以增加企业竞争实力的基本工具。随着时代的变化，波特偏重于单个企业的价值链观点在吸收知识经济、信息技术、各种现代化管理思想和方法后，形成了以追求顾客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现代价值链理论。同时，作为经济学和管理学重要范畴之一的成本的概念及成本管理理念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传统会计认为，成本是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所发生的各种耗费。而在现代价值链理论下企业的价值链有着两重性：既会产生价值，同时也要消耗资源。因此，基于现代价值链的成本观认为“成本是一种价值创造的需要和提供价值的资源耗费。对于企业，一方面为创造价值而发生的价值活动需要投入资源，才能创造顾客价值。另一方面，创造顾客价值也必须消耗资源才能提供顾客价值。”（韩沚清，《中国农业会计》）

现代价值链成本观在不同的视角下表述着不同内涵：从构建价值链角度看，成本是由最初产品的市场调研和设计而决定其所要创造的顾客价值（产品或服务）后，企业为达到生产状态前所投入的一系列资源。如企业为一条新的生产线而引进的专用固定资产。这个过程是企业为创造生产顾客价值的条件而预先投入的资源，可称之为投入观。从已经构建价值链的角度看，成本是企业为向社会提供一定的价值（产品或服务）而耗用的一定资源，如企业在正常的生产经营中为了提供价值―产品而耗费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等。这个过程是企业为向社会提供价值而耗费的资源，可称之为耗费观。从整条价值链看，成本是企业为使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尽早的销售而尽量减少企业浪费在原材料采购、产品返修、包装运输上的时间资源。即从产品生产到交付顾客的整个过程而节约的时间资源。这个过程是企业为使所提供的价值尽早且最大实现而减少的时间资源，可称之为时间资源观。

综合上述现代价值链成本观三个角度的成本含义，我们可以看出企业为降低产品成本，不仅可以从固定资产、人工材料入手，而且也可以并应该从节约整个价值链的时间资源方面入手。因此，借鉴价值链成本观的时间资源观，将企业存货管理的范围由存储阶段拓展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可达到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效益的目标。

二、传统存货管理模式的缺陷

传统存货管理是以存货存在合理为前提的，其认为企业为了保证生产持续进行，必须准备足够的原材料以防止供应短缺影响生产；留有一定量的在制品以防止生产过程意外事故而引起的停工；储备相当适量的产成品以防止顾客的急需而影响企业的信誉，或为了调节市场对产品需求的不稳定性，为了获得折扣优惠以及避免存货未来价格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等等。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传统的存货管理越来越显出局限性：

1.企业持有存货，占压流动资金。企业的流动资金是有限的，当企业持有大量存货时，相当数额的资金就暂时沉淀下来，直到产成品销售出去才能重新参加周转。如果企业能够大量减少存货，甚至是零存货，则企业可以减少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2.企业持有存货，会发生仓储成本。大量存货必然要占用仓储空间，要耗费企业人工进行管理，存货本身在仓储过程中也可能发生一定的损耗。这种仓储成本和管理成本都将提高企业的成本水平。

3.企业持有存货，会掩盖一定的生产质量和生产的低效率问题，增加企业信息系统的复杂性。例如当企业后一道工序进行加工过程中，如果发现在制品中有次品，则可以再从库中取出合格品，这时次品的出现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不会立即引起管理人员的重视，从而寻找次品出现的原因，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再如，假设企业生产效率低，当市场需要大量成品时，有库存成品起缓冲的作用，不利于督促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4.企业持有存货，会产生持有收益或持有亏损。传统的存货管理模式一般只注重存货的实物管理和存货的总量控制，重视采购环节，将保证供应、确保生产经营的连续性视为存货管理的关键，不重视或很少重视存货的成本管理问题。

如图，若在A时点购入大批原材料，价格为A1，可以确保生产及时供应。但却会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产生持有收益或持有亏损，如在B时点产生的持有收益为B1-A1。但是在日常的生产成本计算中却不考虑持有收益问题，从而导致产成品成本高估或低估。由此可见重视采购环节的传统存货管理模式不能使产品的成本得以精确反映。

三、基于现代价值链成本观的存货管理分析

（一）建立科学系统的现代成本管理模式

随着经济趋于一体化的发展，企业的赢利空间越来越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企业成本的竞争。因此，是否拥有一个科学有效的成本管理体系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成本管理思想认为，成本管理只是专设的成本管理机构及成本管理人员的职责，只是生产领域产品成本的控制，而忽视其他环节的成本分析研究，从而表现为成本管理的不完全性。因此，为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有效的实施成本管理，必须加快成本管理观念的更新和转变，将成本信息贯穿于战略管理整个循环过程中，通过对公司成本结构和成本行为的全面了解、控制和改善，寻求长久的竞争优势。所谓系统的现代成本管理模式，是指在新经济环境下，根据目标成本和目标利润设计最佳产品，在适时生产系统下，按照全面质量管理的要求，以理想科学的作业链进行生产，以作业成本法核算生产成本，按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方法提供成本信息的一种成本管理模式。其不仅能对外部环境变化积极应对，而且它也是贯穿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全面成本管理，对生产的各项经营策划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二）引进适时制存货管理方式

适时制存货管理方式要求企业按需求引进存货，而不是按照制定的计划引进存货。存货管理中的每一步都应是为了满足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因此，适时制存货管理方式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存货，以达到成本最低。通过大幅度的缩减从接到订单到交货之间的时间，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经验表明，大多数使用适时制的公司至少可以使从接到订货到交货的时间缩短90%。

1.材料采购方面。传统存货管理要求企业根据生产的需要外购原材料，一般是确定最佳采购批量―联系供货商―分析比较交货条件―签订合同―材料检验―入库。这种模式会造成企业的存货积压，延长企业的生产周期，同时也增加了不增值作业的次数，如搬运、检验等。在适时制下，既要求企业持有尽可能低的存货，又不允许原材料供应中断，只在需要的时间购进需要的材料，这就需要企业与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即优化本企业价值链与上游（供应商）价值链的关系，促进成本的降低，从而把握成本优势。这里，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供应商要少而精，并尽量保持稳定。例如克莱斯勒公司，从1989年开始削减供应商的数量，从原来的25000家减至11140家，节省了大量的开支，而且采购人员的数量也减少了30%(《价值链管理》第63页)。这样做一方面可缩短从订货到投入生产的时间，节约时间资源，增强企业在交货日交货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可减少不增值作业次数，节约人工成本和存储成本。

2.生产流程方面。适时制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甚至消除从原材料的投入到产成品的产出全过程中的存货，建立起平滑而更有效的生产流程。这就需要对车间进行重新布置与整理，建立起按产品对象布置的生产单元。在这其中，工人随着零件走，逐次操作多台不同的机器。其出口处放置本单元加工完毕的产品或在产品，出口处放置待加工的原料或在产品。因此，这种无库存的生产单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仓库的作用，从而减少产品的仓储成本，达到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单元内的工人数量使单元生产率与整个生产系统保持一致，避免生产出过多的剩余产品或在产品，从而实现零存货、零浪费、零废品、零误期为目标的最佳生产过程。

3.质量管理方面。传统的质量管理方法是依靠事后检验来保证质量，但是当库存很低甚至是零时，如果某道工序出现大量废品而没有检验出来，则会生产出大量的不合格产品，从而影响企业在交货日及时交货的能力。因此，必须从开始就把必要的工作做好，才能从根源上保证质量。这就需要企业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措施，把质量管理工作从事后检验变成事前的预防。所以，适时制需要全面质量管理的支持，同时实施全面质量管理也可避免事后返工现象出现，达到节约时间资源、降低产品成本的目标。

4.生产系统方面。传统企业一般采用的都是推动式的生产系统，而现代企业是以销定产企业。若仍依靠规模经济将产品大量的生产出来再去推销，极有可能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产生存货。因此以销定产的现代企业的生产必须采用拉动式生产系统，每一工序的员工注重的只是补充后续员工耗用掉的存货。同时，拉动式生产系统可以进一步扩展到企业价值链中的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分销商的合作，即订货和销售领域。根据订单确定的最后一道工序需要生产的数量一直倒推至第一道工序需要的原料需要量，从而发出订货指令。因此，采用拉动式生产系统的企业可以使企业保持非常低的存货水平，避免存货的积压。

（三）采用作业成本核算方法

作业成本法是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对间接费用的分配出现明显不足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成本计算的准确性，后来其所提供的信息广泛的运用于生产管理、存货估价、产品决策、顾客盈利性分析等方面。因此作业成本法不仅是核算产品生产成本的方法，又是同适时制及全面质量管理紧密结合的成本管理方法。它提供了成本管理的新思维―作业成本管理，使企业成本核算不仅提高成本分配的准确性，而且有助于管理当局找出企业不增加价值但耗费资源的作业活动，也有助于企业成本控制起始于产品的设计阶段，历经中间若干环节，终止于产品的存货和销售阶段等产品全部生命周期。

为了进一步论述作业成本法对企业存货估价的影响，以下将对某一制笔公司进行成本分析：

1.案例前提：XYZ公司是一家制笔公司，现有定编人员50人，共生产三种颜色的笔（代号分别为001、002、003）。本月产量分别为：001，100000支；002，80000支；003，20000支。制造费用（表1），直接费用（表2）如下：

（1）传统法计算成本。在传统成本法下，对制造费用按直接人工进行分配：

分配率：220000/（8250+2100+11650）=10元/时

计算产品总成本及单位成本，如表3所示：

（2）作业成本法计算成本。在采用ABC法下，计算产品成本的关键是确定各项作业，根据作业的性质划分成本库，然后再找出成本动因，以此对成本进行归集分配。在本例中，因先通过分析建立作业成本库，并将资源耗费按成本库进行归集，再将其费用按成本动因分配率计算成本，如表4，表5所示：

代价范文篇9

代价是始终存在于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矛盾现象。在发展和代价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从统一关系的角度分析，在发展和代价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衡相关性——即发展与代价之间在量上要有一个大致协调平衡的比例关系。当然，这种平衡性不是指发展与代价之间要有一种同向正比关系，而是指在发展与代价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基础上，发展的受益者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代价的承担者也要获得相应的发展实惠。

运用发展与代价的平衡相关性原理分析社会的公正现象，则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的公正范畴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理念即平等理念。所谓平等理念，就其实质而言，是指在确保社会成员种属尊严的基础上，要争取权利与义务、受益与受损的统一平衡，即所谓“失所当失”，“得所当得”。换言之，对于一个特定具体的发展主体而言，他为了获得发展就必须要付出代价，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其享有的发展实惠越多，承担的代价也应越大，即“失所当失”；同样，如果一个特定的发展主体对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即有所付出，则理应得到一定的获报，获得某种利益上的酬劳或补偿，即“得所当得”。如果只有发展而没有付出，或只有付出而没有发展，势必会造成权利与义务、受益与受损统一平衡关系的破坏，造成社会的失序不和。可见，发展与代价的平衡相关原理，为我们深刻认识社会的公正性原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在当前我国的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权利与义务、得与失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不平衡状况。具体而言，这是指在社会领域享受改革发展实惠与承受改革发展代价的不协调性、不平等性。这种得与失或权利与义务等的二律背反或二律失调现象，在代价论的视域内，实际上就表现为发展与代价的相互背离性。

我们知道，要发展就一定要付出代价，因为无代价的发展是不存在的；而付出代价的价值追求则是为了发展或受益，单纯为了代价而付出代价的现象也是不存在的。从发展哲学的视角分析，无论是付出代价或受益都是由发展的主体――人来承担的。但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是以人类主体、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等的社会形式存在着的。而这些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的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由于其自身所拥有的主客观条件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等原因，就使得他们在发展中所遭遇的境况不同，即在发展中受益不同，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同。

当然，发展与代价之间并不是绝对的一致或平衡的，或者说，他们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幅差”或背离。但如果由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或公共政策的不平衡而导致发展与代价间出现较为严重的失调背离，无疑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这种后果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的发展主体更多的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而有的发展主体更多的是发展代价的承受者。

因此，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务必要实现发展与代价、受益与受损的统一平衡，构建一个“普遍受益、人人担责”的社会。

代价范文篇10

【关键词】文化活动；时代价值；管理创新

近些年来，群众文化活动成为我国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活动也应在创新管理的基础上，体现出新时期的时代价值，使得文化活动的内容与资源得到丰富，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一、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

（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上。近些年，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其对于精神层面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化活动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而“文化软实力”则充分发挥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为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文化活动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到关键时刻，若想有效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必然要进行文化活动事业的创新工作。除此以外，当前我国的生活节奏以及工作节奏正逐渐加快，致使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的流动性增强，该状况的出现增添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压力。一旦压力未得到及时有效的释放，则会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阻碍企业的正常生产。而通过开展文化活动能够尽量帮助人们释放工作与生活中的各方面压力，让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可以在文化活动之中疏解心情、缓解压力，进而调整好状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当中。俗语云：“磨刀不误砍柴工”，持续利用文化活动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可逐渐使其提升工作质量与效率，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平稳持续发展。（二）有利于开展社会管理。人民群众是文化活动开展的核心与主题，人民群众也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拥有良好的精神面貌以及身心状态，可真正投入社会管理工作当中去。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管理与文化活动是相通的，开展以及推广文化活动能为社会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在逐渐发展和改善的过程中，与全新的时代要求相符合，对管理形式以及管理效率进行优化与提升。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开始增加，不再拥有以往和谐亲密的邻里关系，该现象给社会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致使在原有基础上对社会管理方法进行改进迫在眉睫。不论是社会管理还是文化活动，其本质都是“以人为本”，尽管内容有所差异，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通过文化活动与社会管理工作的有机融合，能够有效拉近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有利于实现二者之间的良好沟通，让群众在参与文化活动的同时，协助相关人员完成社会管理工作，并在事件中积累经验。此举有助于提高人们在社会管理中的参与感，提升其社会责任感，还能在帮助人民群众实现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同时，促进社会管理工作更加深入进行。（三）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广大人民群众是文化活动的参与主体，开展文化活动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寓教于乐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通过参与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能够在感受到趣味性的同时得到心灵的净化以及思想上的升华。与此同时，人民群众还可以通过文化活动的开展对国家的各项政策以及倡议进行深入的学习与了解，切实起到弘扬主旋律、崇尚文明、传递正能量、提升人们素质以及促进核心的作用。（四）有利于传承中华文明。人们可以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扩展视野，深入了解我国历史，提升自身知识素养。与此同时，开展文化活动应将社会文明作为背景，人民群众在参与时，便自然而然传承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除此以外，不同地域还有着不同的文化活动，尽管各地区文化活动的形式与内容都有差距，但却能够展现出各地的风土人情。因此，可以将文化活动看作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人们在参加活动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同时还能让各地的风俗习惯广为流传。由此可见，我国应充分认识到文化活动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时代价值，加强对其管理和创新。

二、文化活动管理创新的具体措施

（一）创新管理机制。尽管当前我国所开展的文化活动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但为了确保活动的意义，应对管理机制进行创新，跟随时代潮流，更加科学化与合理化地对文化活动展开管理。文化活动开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所以在对管理机制进行创新时应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唯有如此才能对其起到良好的规范和约束作用。正确引导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避免违法等不良现象出现。在对管理机制进行创新时，相关管理者需时刻了解我国的政策，并在实践中丰富自身管理知识，在此基础上将其应用在实际管理中，起到提高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感的作用。管理者还需扎根于人民群众，与其充分交流与沟通，明确在文化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并及时对其进行调整和改善，真正落实以人为本。与此同时，管理者还应在文化活动工作开展中总结规律、积累经验，对普遍出现的问题和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并在全新的管理机制中纳入预防策略的内容，以免同样的问题在后续的文化活动中反复出现。任何政策的落实都不能缺乏政府的支持，因此需要确保各地方政府为此投入资金，让文化活动管理者能够运用先进的管理方法，进而促进本地文化活动的发展。（二）创新活动形式。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过快，人们的压力与日俱增，致使其精神需求持续提升，而文化活动开始成为人民群众缓解心情、舒缓压力、陶冶情操的重要措施。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往往受思想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所追求的精神生活具有较大差异性。在该背景下，一旦活动形式过于单调，不仅无法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还有可能会让其在文化活动的长期开展中丧失积极性、产生抵触心理。由此可见，对文化活动形式的创新应根据时代潮流的变化而进行，根据人们不断变化的精神需求进行改善，从原本单一的形式向多元化转变，开展各种主题形式的文化活动，提升人们的兴趣以及参与积极性。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便是落实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主旋律内容也应该体现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这同样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要求，能够有效促进社会主义的进步与发展。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有许多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风情，使得我国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因此，我国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让各种类型文化活动活跃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才能真正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这既是实现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人民作为中华文化传承者的基础责任。（三）创新活动内容。文化活动的内容应与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符合，管理者需通过开展文化活动在思想上指导群众，切实提升参与者的思想道德素质。由于参与文化活动的人数众多，如果继续沿用以往传统的活动内容，既会误导人们的思想，还会使文化活动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管理者在对文化活动进行设计和开展时，有必要形成良好的思维模式，引导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环境下逐渐形成科学的发展观念。在该背景下创新文化活动的内容能够确保文化活动的合理性以及科学性。另外，管理者在创新文化活动内容时，应秉持先进和科学的思想观念，让人民群众的思维能够时刻进步，增强思想活力。良好文化活动的开展能够对我国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起到促进作用，二者之间有着直接关系，文化活动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道德实践，通过开展文化活动对其引导，可以帮助群众提升其思想道德素质，由此可见活动内容创新的重要性。唯有对文化活动内容进行积极的创新管理，开展各式各样趣味性强的文化活动，才可以真正起到吸引群众的作用，在培养其思想道德素质的同时提升其道德水准。由此可知，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创新能够启迪人民群众的心智，陶冶情操，振奋其精神。（四）创新活动设备。公共文化空间是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基础，从目前看来，尽管我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致使人均面积甚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对于开展文化活动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公共空间不足制约了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再加上我国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使得我国活动设备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需求。而且，文化活动的开展需要有众多的组织管理人员作为支撑，当前相关管理者不足是制约文化活动正常开展的重要因素。总的来说，文化活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形的文化活动，另一种为无形的文化活动。其中无形文化活动主要是通过精神进行交流，而有形文化活动则会借助工具。如果是进行有形的文化活动，那么活动设备的损坏与老旧则会降低文化活动开展的质量与效率，难以对人们起到舒缓压力、愉悦心情的作用。所以相关部门需加强群众文化活动中设备资金的投入力度，发挥辅助设备的积极作用。

三、结论

综上所述，优秀的文化活动在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还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助于经济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我国应创新文化活动的管理机制，改变以往传统的文化活动形式与内容，使其与现代化发展相符合。同时，政府应加大文化活动设备的投入力度，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1]董永国.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价值初探[J].北方文学(下旬刊),2019(8):194.

[2]徐静.关于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研究[J].参花,2019(1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