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范文10篇

大部制范文篇1

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担负起服务公民、服务社会的责任。服务型政府坚持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政府只有有效地提供了公共服务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让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政府本位、官本位体制转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转变。为了符合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大部制改革应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以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为改革目标。首先，树立服务意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伴随着市场经济完善的进程，政府必须减少管制层面，强化服务功能，在政府管理上进一步由“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向“责任政府”、“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其次，打造透明务实型政府，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要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建立健全政府公告制度，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管权。再次，强化危机管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政府要有危机管理的意识，建立预防、预警、反映、救助和社区参与等危机机制。

二、大部制改革需要其他配套改革相配合

大部制改革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调整和组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整体配套改革的原则，使大部制改革和其他改革相互协调和彼此促进。一方面，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实质是一种权力结构的重组和再造，就在于它实行的是行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合理划分和相对分离。因此，大部制改革要遵循“决策、执行、监督”的改革思路，我们要以这次大部制改革为契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使我国的行政管理方式走上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同时强化政府系统内部的监督，完善首长负责制、严格实行限时办结制和贵任追究制。另一方面，使地方行政部门的设置和中央的大部制改革相适应。中央政府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虽然处于高端的支配地位，但治理的效果最终体现在地方，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不当，地方的大部制改革没有跟上，那么，无论是大部制还是小部制，都可能治理无效。三、大部制在建立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好部门利益

大部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多年来被强化的部门利益。大部制机构设置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相互扯皮的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加以抑制。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制定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原因就是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大部制改革如果不成功，就会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减少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除了建立外部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以外，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也是一条重要途径。上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中所建立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国务院的综合协调部门，几乎和每个部都有关系，这些部门和发改委的每个司、处都一一对应。但是发改委模式绝对不是大部制改革的方向，发改委的权力过大，完全成了一个“小国务院”。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发改委应当抓“大”放“小”，剥离出工业行业管理的相关职责，缩小投资审核的范围，下放部分规划和产业政策管理的权力。各个部门在发改委的统一调控下，协调动作，往一个调控目标使劲，可以达到最佳的调控效果和较高的行政效率。

四、大部制改革需要良好的法律保障

由于受计划经济和部门立法的影响，我国相当程度上存在一个部门一套法律体系的现象，大部制改革后，有关执法主体，诉讼管辖和法律适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同时，大部制改革必然涉及到现行法律法规的修改问题，国家应当以此为契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和实行综合立法。首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所有的部门立法进行统一规范，对那些与现行法律制度相抵触的部门立法进行废除处理，对于那些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和与现行法律法规相适应的部门立法，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并颁布实施。

大部制范文篇2

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担负起服务公民、服务社会的责任。服务型政府坚持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政府只有有效地提供了公共服务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让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政府本位、官本位体制转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转变。为了符合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大部制改革应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以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为改革目标。首先，树立服务意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伴随着市场经济完善的进程，政府必须减少管制层面，强化服务功能，在政府管理上进一步由“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向“责任政府”、“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其次，打造透明务实型政府，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要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建立健全政府公告制度，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管权。再次，强化危机管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政府要有危机管理的意识，建立预防、预警、反映、救助和社区参与等危机机制。

二、大部制改革需要其他配套改革相配合

大部制改革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调整和组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整体配套改革的原则，使大部制改革和其他改革相互协调和彼此促进。一方面，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实质是一种权力结构的重组和再造，就在于它实行的是行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合理划分和相对分离。因此，大部制改革要遵循“决策、执行、监督”的改革思路，我们要以这次大部制改革为契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使我国的行政管理方式走上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同时强化政府系统内部的监督，完善首长负责制、严格实行限时办结制和贵任追究制。另一方面，使地方行政部门的设置和中央的大部制改革相适应。中央政府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虽然处于高端的支配地位，但治理的效果最终体现在地方，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不当，地方的大部制改革没有跟上，那么，无论是大部制还是小部制，都可能治理无效。三、大部制在建立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好部门利益

大部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多年来被强化的部门利益。大部制机构设置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相互扯皮的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加以抑制。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制定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原因就是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大部制改革如果不成功，就会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减少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除了建立外部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以外，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也是一条重要途径。上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中所建立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国务院的综合协调部门，几乎和每个部都有关系，这些部门和发改委的每个司、处都一一对应。但是发改委模式绝对不是大部制改革的方向，发改委的权力过大，完全成了一个“小国务院”。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发改委应当抓“大”放“小”，剥离出工业行业管理的相关职责，缩小投资审核的范围，下放部分规划和产业政策管理的权力。各个部门在发改委的统一调控下，协调动作，往一个调控目标使劲，可以达到最佳的调控效果和较高的行政效率。

四、大部制改革需要良好的法律保障

由于受计划经济和部门立法的影响，我国相当程度上存在一个部门一套法律体系的现象，大部制改革后，有关执法主体，诉讼管辖和法律适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同时，大部制改革必然涉及到现行法律法规的修改问题，国家应当以此为契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和实行综合立法。首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所有的部门立法进行统一规范，对那些与现行法律制度相抵触的部门立法进行废除处理，对于那些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和与现行法律法规相适应的部门立法，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并颁布实施。

大部制范文篇3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减少领导职数，严格控制编制。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这就为今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定下了基调。

值得注意我们的是，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体现了中央建立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革除旧有行政管理体制痼疾的决心。

进一步明确了今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这就意味着政府机构改革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下一步政府机构的整合调整，将逐步按照大部制的模式进行。这也意味着我国各级政府的大部制将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

那么，大部门体制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大部门体制有什么特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实行的大部门体制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国将如何组织实施怎样的大部门体制？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与我国正在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整个改革开放大局是什么关系？笔者拟从机构编制部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就这些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作一系列的探讨。

一、什么是大部制？

所谓大部门体制也称之为“大部制”，是指政府各级部门在机构设置上，加大横向覆盖的范围，整合职能和管辖范围相近，业务性质类似的政府部门，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更大部门的管理体制，其管辖范围较宽，侧重于横向的宏观管理，制定战略和大的政策。十七大报告已经给大部制改革“破题”。

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理，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部门设置特别多，比如当时的机械工业部下有九个部，有管常规机械的，有管电子的，有管兵器的，有管飞机的。那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随着计划经济解体和市场经济确立，政府部门必然进行调整，现在的政府架构与计划经济时代今非昔比，但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部门设置还是较多：现在国务院组成部门有28个，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设置普遍呈现出“机构数量较少，职能范围广泛”的特点，比如美国的部级机构只有15个、英国18个、加拿大19个、澳大利亚16个、法国18个、德国14个、西班牙15个、日本12个、韩国18个、新加坡15个。它们的一些大部门（giantdepartment）可能下辖20多个执行机构和几十个咨询委员会，管理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相关或相近行业。现在，我国的民航总局管空中运输，交通部管水路和公路运输，铁道部管铁路运输，但美国的运输部就包含了海、陆、空运输，甚至在一些国家把邮电也放在运输部的管辖中。这体现了“大运输”的概念，再如美国农业部的职能，涵盖了我国的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体现出“大农业”概念，管辖范围比较宽。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与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是大部制管理模式。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改了好多次，精简部门好多次，但每一次都容易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大部制跟以前的机构整合主要区别在于：大部制机构设置有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加以抑制。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制定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原因就在于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实行大部制改革，就有可能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

二、实行大部制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已经进行了五轮政府机构改革（分别是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过去的五轮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模式的任务。但是至今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仍未彻底完成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型、全能型政府，向市场经济时代的规制型、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的发展，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的不适应问题还比较突出，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现在已具备了再次进行机构改革的现实条件，政府机构改革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下一步政府机构的整合调整，将逐步按照大部制的模式进行。

政府机构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代表性工作，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探索实行“大部制”。我们有理由相信，行政管理体制“大部制”改革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将会很快提上议事日程，甚至有可能在明年开始着手布局。

1、大部制符合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要跳出原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模式，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新突破，使得政府有足够的精力去研究和思考如何提高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减少不必要的内耗，能够促进政府的效能；

2、大部制有利于集中和综合决策，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有效性。推行大部制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而在于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开的行政管理体制；

3、大部制能够真正实现机构和人员的精简，克服现有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官多兵少的现象，有效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同时，减少了公文旅行，还能提高工作效率；

4、大部制有利于权责相匹配，提高行政办公效率，防止扯皮，踢皮球，多部门重复管理等现象，并且可以减少议事协调部门的设置。象电子政务、互联网、农业、安全都是很多部门在管理，机构编制部门在职责分配、审核上也是很困难的，很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或某个事情无人管理的现象；可以化解政府中存在的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以及权限冲突，有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简化公务手续和环节，提高政策执行效能；

5、大部制有利于培养复合型党政管理人才。由于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将部门和业务划分过细，再加上目前部门之间的办公通常都是没有业务就互不来往，使得干部的成长路子很窄，同时，交流和轮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执行，既不利于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对我们党的事业没有好处。

三、发达国家大部制行政机构组织架构及其主要特点

大部制是发达国家在政府运行管理过程中的通行做法。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重要论述，是针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机构设置过多、职责分工过细、协调配合不力的实际问题，提出的一项带有探索性、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同时，广泛吸收世界先进管理经验，体现了党在提高执政能力上的开阔胸怀。

探索既适合我国国情又借鉴发达国家成功做法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部门体制，一方面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认真总结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要研究发达国家实行大部制的成功做法，认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科学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逐步建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

当达国家处于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和民主监督之下，其对政府机构的设计和接纳在满足本国的各方需求的过程中，也折射出某些共同的特性。研究这些共性和个性，吸收某些共性的规范，对于我们初入市场经济环境而又迅速发展、既要按照市场经济管理的通行规则又要保持自己特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发达国家行政机构架构主要由以下三类机构组成：

一是居于决策地位的内阁机构，因为它们是政府的核心和骨架。

二是围绕在内阁机构周围的数量众多的机构，有的国家称之为独立机构，有的称法定机构，有的称监管机构，有的称执行机构。

三是协调机构、咨询机构，内阁的委员会和部际联席会议机构，主要承担信息收集和整理、提出建议和意见、部际沟通与协调的功能。

这些大量的执行（独立、法定、监管、咨询）机构支持、支撑、执行内阁机构的决策，反馈执行决策中的问题，并对决策的改进提出建议，共同完成政府的使命。

分别研究发达国家这些机构设置的特点，对探索我国实行大部制改革将会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1、内阁机构实行大部制

第一个特点，内阁机构的数量较少，比较稳定。发达国家的内阁机构相当于我国的政府组成部门，其增加或减少在政府提出动议后，需要经过议会的辩论和投票通过。过程复杂，时间漫长，因此除非绝对必要，政府一般不经常进行内阁机构的调整。世界上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最强的美国，内阁机构却很精干，一共才15个；其他如俄罗斯15个、日本12个、英国18个、法国18个、德国14个、加拿大19个、澳大利亚16个、西班牙15个、韩国18个、新加坡15个。

第二个特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内阁机构设置相同或基本相同。考察北美、欧洲和亚洲主要国家的内阁机构，可以看出它们中有三分之一的名称和职能相同，三分之一名称和职能基本相同。这一现象说明，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无论是大国或小国，也无论是联邦制或是单一制，其政府面临的管理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如国防、外交、财政、农业、教育、卫生、内政、司法、运输、环境保护、商务、文化、退伍军人安置等，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面对、必须承担的管理职能。

第三个特点，依据本国情况设置个别独特机构。各个国家也有自己独特的问题，这与本国的国情相关。但是这种独特的问题是很少量的。如新西兰的毛利人服务、加拿大的印地安人服务等部门、韩国的统一部等。

发达国家内阁机构设置情况，反映了这些国家政府管理的共同性和特殊性。实行市场经济和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其政府组成部门的设置也应当照应和遵循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内阁机构设置的一般性特点，因为照顾了这些特点，就照应了共性，照应了国际发展的客观的趋势。

发达国家的内阁机构之所以较为精干，除了政府管得少外，还得益于大部制。

英国的大部制。英国的大部称超级部（giantdepartment）,特指那些具有广泛管理职能的部门。目前的超级部主要有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及贸易和工业部等。前者于2002年以后由原来的农业、渔业和食品部与环境、运输和地区部整合而成。主要负责环境保护、牲畜饲养与加工卫生、动植物防疫、种植业、食品和酒业、农村事务、乡村景观与旅游、经济持续发展和统计等政策和管理。该部仅执行机构就有21个，如环境、渔业、海洋生物科学中心，英国土豆委员会，环境保护局，本土种植谷物管理局，渔业管理局，肉类和牲畜委员会，杀虫剂安全管理局，酒业标准委员会。该部还有几十个咨询委员会。

法国的经济、财政和工业部是一个超级大部，被人们戏称为“一个不可攻破的大城堡”。它负责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工业政策，还负责经济宏观管理、财政预算和决算、转移支付、国际贸易、税收管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政策和协调。其下属机构众多，包括海关、税收、统计、贸易、公平交易监督等，仅在巴黎本部工作人员就有近万人。

日本的大部制始于1998年国会通过2001年1月正式实施的行政改革。目前大部有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等。国土交通省由原运输省、建设省、北海道开发厅和国土厅合并而成，在12个省中块头最大。主要负责国家有关土木、建筑、国内外海陆空运输事务管理、国土整治、开发和利用等，下辖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等。

澳大利亚的大部制。澳大利亚的工业、旅游和资源部，澳大利亚通讯、信息和艺术部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中两个较为典型的大部。澳大利亚的工业、旅游和资源部的前身是工业和商业部。目前，它负责所有的工业，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所有重工业、建筑业、轻工业；第三产业，包括知识产权政策和管理、旅游和娱乐业、服务业；资源管理，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铀、太阳能能源的规划和研究，放射性废物的管理，水源政策和规划，制定电力、矿业开发和资源评价的政策，从事地质、地球物理和大地测量及地图的绘制等。

2、执行机构（独立机构，法定机构，监管机构）

除了内阁机构之外，在政府组织系统中还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机构。这些机构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称呼。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称为独立机构或管制机构；在英国等一些国家称监管机构；在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称法定机构。无论称呼如何，它们在政府管理系统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上述机构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履行的职责和行使的权力多种多样，但是它们的法律地位基本相同：即独立于政府的部委机构之外，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直接向议会负责，可以依据法律不受内阁部门的指手画脚。其共同的特点是：

第一，具有法律地位，依法负责某一项或某一领域的具体的管理事务。

第二，具有规章制定权力，等于获得了制定政策的权力。

第三，它们具有执行权力，监督社会执行并可以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第四，依法向公众公开工作报告，获取公众的支持，体现独立、公开和公正的理念，树立一种道义权威。

（A）美国的独立机构(independentagency)

美国独立机构由联邦法律建立，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直接对国会负责。美国独立机构分为两类：一是独立管制机构。它们依据法律对经济领域进行广泛地管理和监督。管制机构一般实行委员会制，其成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总统只能因诉讼的原因而不能因政策或观点的不同撤换委员会成员。二是行政事务性机构。主要为政府或公众提供特殊或专门的服务。这类机构实行首长负责制，其正职和副职主要负责人由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美国邮政局、联邦总务署、环境保护署等。独立管制机构与行政事务性机构的区别是，前者具有广泛的权力。

独立管制机构具有“三权”：

一是准立法权，管制机构在国会“委任立法”的授权下，可以依据国会的立法，制定实施条例或规章。这种权力一般由法律中宣告性授予或由法律特别授予。

二是行政权，管制机构还负责执行有关法律，或依据法律授权进行行政管理活动。主要包括，行政命令和决定，分配资金，核发各种许可证，征集税款，批准专利，做出处罚决定等。规定其管辖范围内工商企业的价格和运费，控制价格，检查质量。检查监督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并对违法情况进行处理和处罚。

三是准司法权，或称行政裁判权。《联邦行政程序法》赋予管制机构的行政裁判权以突出的法律地位，规定，一般行政案件不经过管制机构的行政裁判，不得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也不予受理，使此种裁判成为行政诉讼的前置条件。

管制机构还可以应国会和行政部门的要求，开展专项调查。目前，管制机构约30个，如联邦储备系统（局）、证券交易委员会等。

（B）法国的独立管制机构(independentregulatoryagency)

法国的独立管制机构一般设在公法人的内部。它自己没有法人资格，不能够单独提起诉讼。独立管制机构在预算上也不能直接对财政部，而要通过所属的公法人进行。但是法国的独立管制机构不受所属公法人的领导，也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的领导。它们的活动不受行政等级权力的监督。对它们的唯一监督措施是它们必须如实公开自己的工作报告。

法国的独立管制机构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负责规范经济活动，这是它们优先进行干预的领域，如股票交易委员会、竞争委员会、法兰西银行等。

另一类是负责保护公民的权利，如作为接受公民申诉的共和国调停人等。

（C）新加坡的法定机构（Statutoryagency）

新加坡的法定机构是由专门的法律成立，其职责也由专门的法律规定。有些法定机构行使对某一领域的监管职责，如会计和公司监管局、新加坡民航监管局、建筑和建设监管局等；有些法定机构对市场进行监管，如新加坡竞争委员会、新加坡体育委员会、新加坡旅游委员会、新加坡医疗委员会；还有的法定机构是教学、科研及咨询机构，如文官学院、东南亚研究院、技术教育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学院、南洋技术大学、国家图书馆委员会等。目前新加坡法定机构有76个。

（D）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执行机构(executiveagency）

执行机构是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特色机构。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英国政府发起了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公开向市民的服务承诺等一系列活动，突破了传统的管理模式，将执行性、服务性和商业性、甚至监管性的部门的内设机构和职能成建制地转为行政执行机构。这些执行机构仍然属于政府公务员的一部分，仍然是主管部门的一个机构，其负责人仍然由主管部门的部长任命。执行机构的设立是由主管部门的部长提出，经过内阁办公室和财政部审核批准，形成正式文件，清晰界定部门与执行机构的职责、权力和义务、财政预算，并授权执行机构负责人选择人员和重新组织内部机构设置的权力、自主支配财政资源的权力。因而，执行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在与主管部门签订的合约框架之内，具有很大的自主权，主管部门各司局一般不能干预。有些重要执行机构可以就其职权范围的事项直接接受议会的咨询。目前，英国的执行机构数量很多，执行监管工作的人员数量已经超过英国中央政府公务员总数的四分之三。

英联邦国家在行政改革中深受英国的影响。执行机构也在这些国家政府改革中大行其道。它们都依据自己的情况，设立了大量的执行机构。执行机构的职能范围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承担行政管理的执行机构。如英国的海关总署、国内税务局、高速公路局等，澳大利亚渔业管理局、移民机构注册管理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等。

二是承担监管职能的执行机构。如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天然气和电力监管办公室、公平交易办公室等，澳大利亚金融管理办公室、通讯和媒体监管局、体育药品监管局等，加拿大运输局，新西兰公路运输安全局等。

三是承担咨询职能的执行机构。如英国国家公园联席会、警察局联席会，澳大利亚的土地照料委员会、法律改革委员会、国防储备和支持委员会，加拿大危险物品评估委员会，新西兰的妇女就业国家咨询委员会等。

四是承担服务职能的执行机构。如英国的文官学院，澳大利亚的海上博物馆，加拿大国际开发研究中心，新西兰的交响乐团、奥克兰大学等。

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执行机构与美法等国的独立机构不同，它们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而是仍然隶属于政府的某个部门，受主管部门的领导，预算经费和人事任免受主管部门的直接约束。但是，执行机构也有其优点，就是在服务内阁决策部门，决策和执行分开，形成政府整体合力，通过主管部门向议会负责等方面具有更强的一致性。

3、内阁的委员会和部际联席会议机构

为了加强政府决策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减少交叉和互相掣肘，各国中央政府在内阁中普遍成立了的一些专门委员会，成员按照不同的委员会由内阁成员组成。这些委员会不单设办事机构，而由内阁办公室承担日常的文秘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也是一个议事机构，没有专门的办事机构，而由牵头的部门承担日常的秘书工作。虽然，这些委员会和联席会议没有专门的人员和机构，但是在政府运转过程中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上述发达国家的中央政府机构架构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以资我们在设计适合我国国情的大部制方案时借鉴：

一是政府内阁机构或组成部门的设置要精干。内阁机构中经济部门、政务部门、社会部门数量大致平衡。当代政府机构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共性，遵循一定的规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在世界经济不断走向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外的政府的决策机构具有综合性、宏观性，数量少。除了内阁办公室（内阁府或总理和内阁部）外，多数国家的内阁决策机构在12个至19个。内阁部门中一些部门往往实行大部制，用大部来协调和指挥某些相关的业务，整合行政资源。在内阁机构之外和之下，设置了各类机构，进行监管、管理、服务、咨询。它们与围绕内阁机构，共同形成中央政府的整体。

二是决策机构的大部制度因国家的关注重点的不同而不同。有的国家把外交与对外贸易职能相融合，有的把财政与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相融合，有的把国土整治与运输和环境保护等职能相融合，有的把农林水职能融合，有的把运输、建筑和城市发展的职能融合。因此，大部制的内容并没有统一的情形。

三是政府决策、执行、监管适当分开，而不是决策、执行和监督分开。特别要注意分开的形式。决策职能、执行职能、监管职能相对分开是国外政府机构设置的通行做法。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决策与执行的大分开。它是指内阁机构与所有其它的机构，如独立机构、法定机构等都要分开。所有内阁机构作为政府的一个决策整体进行决策，其他所有机构都是政府决策的执行者。另一种是决策与执行的小分开，它是指每一个内阁机构之下都所属或指导或领导着众多的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都是按照主管部门和主管部门首长制定的政策行事。第三是监管机构可以是独立机构，由法律直接设立，也可以是政府管理下的一个专门机构，或者是一个部门下的执行机构。第四是监管机构与监督机构内涵不同。前者是对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监管，后者是对政府自身的监督。在发达国家对政府机构的监督除了设置少量的申诉专员办公室、仲裁委员会、行政仲裁厅外，最重要的是司法部门的法律监督。

四是机构设置、职能、编制、机构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定化。政府机构的地位、职能、经费来源、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主要负责人的产生和免除都由法律规定，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小。

四、中国古代的大部制及官职品位等级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拟实行大部制改革，2008年三月份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会有重大举措。其实，实行大部制并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而且是西方国家从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学过去的！在中国古代已经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大部制：从秦汉设三公九卿演变到隋唐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名符其实的大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构，一般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议，尚书省管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下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官职；门下省长官称侍中，下有门下侍郎、给事中等官职；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下有左右仆射等官职。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管官吏的任免与考核等，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户部(管土地户口、民政、赋税财政等)、礼部(管典礼、科举、教育、学校等)、兵部(管军事，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刑部(管司法刑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各部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六部制从隋唐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

中国古代官职品位与等级，包括官署名称、官名、官员的职掌、品位、等级等方面。各朝代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大体有两种分类法：一为中央官职（京官）和地方官职（外官）；二为文官和武官。官员的品位等级一般分为九品十八级（正一品至从九品）。这里就中国古代官僚机构的设置及官职品位等级作一个简要介绍。

中央官职

秦朝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组成中枢机构。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和秘书工作。汉朝大体上沿袭秦制称为三公。下有九卿，分管各方面政务，后世又演变为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宋代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明代内阁为最高政务机构，内阁大臣称为辅臣，首席称首辅（即宰相）。清代有军机处，王、公、尚书等为军机大臣，掌握政府大权。六部，是指“吏部，管官吏任免、考核、升降等事；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事；礼部，管典礼、科学、学校等事；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司法刑狱；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事”。各部长官为尚书，副职为侍郎。下设郎中，副职称员外郎，下属官员有主事等。此外，中央还设有专门机构和官员，负责管理图书、编修历史、制定历法等工作。如司马迁、张衡曾任太史令。高启为翰林国史编修等。

地方官职

秦汉主要行政区是郡、县。郡的长官，秦称郡守，汉称太守。隋唐主要行政区是州，州官称刺史，属官有长史、司马等。唐代在一些军事重镇。设节度使，属官有行军司马、参谋、掌书记等。宋代州官称知州，县官称知县。明清改州为府，称知府。

此外，汉代也设州，天下分十几个州，基本上是监察区，中央派官员去刺探情况，称刺史。隋唐全国分十几个道，也称监察区，中央派官员前往巡视，称黜陟使。宋代全国分二十左右路，路中设若干司，分管各方面的事务。元代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叫行中书省，明代改称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为“省”。

官职爵位简介

【爵】即爵位、爵号，是古代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旧说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后代爵称和爵位制度往往因时而异。如汉初刘邦既封皇子为王，又封了七位功臣为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魏曹植曾封为陈王；唐郭子仪被封为汾阳郡王；清太祖努尔哈赤封其子阿济格为英亲王，多铎为豫亲王，豪格为肃亲王。再如宋代寇准封莱国公，王安石封荆国公，司马光为温国公；明代李善长封韩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刘基封诚意伯，王阳明封新建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侯，李鸿章封一等肃毅伯。

【丞相】是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有时称相国，常与宰相通称，简称“相”。如《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太师】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赵普、文彦博等曾被加太师衔。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颜太师以兵解”，颜真卿曾被加太子太师衔，故称。再如明代张居正曾有八个虚衔，最后加太子太师衔；清代洪承畴也被加封太子太师衔，其实并未给太子讲过课。

【太傅】参见“太师”条。古代“三公”之一。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梁怀王的老师，故封为太傅。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死后都被迫赠太傅。

【少保】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故称。其二，古代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没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张衡传》：“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再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因而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如《<指南录>后序》“以资政殿学士行”，这是文天祥辞掉丞相后授予的官职；《谭嗣同》“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徐致靖当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专给帝王讲学的官职。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司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学士。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为赵将……拜为上卿。”

【大将军】先秦、西汉时是将军的最高称号。如汉高祖以韩信为大将军，汉武帝以卫青为大将军。魏晋以后渐成虚衔而无实职。明清两代于战争时才设大将军官职，战后即废除。《张衡传》“大将军邓骘奇其才”，邓骘当时为汉和帝的大将军。

【参知政事】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框密副使合称“宰执”。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训俭示康》“参政鲁公为谏官”，“鲁公”指宋真宗时的鲁宗道。《谭嗣同》“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

【军机大臣】军机处是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任职者无定员，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兼任，称为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被称为“枢臣”。清末汉人只有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短时间地任过军机大臣。《谭嗣同》“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

【军机章京】参见“军机大臣”条。是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军机大臣的属官，被称为“小军机”。《谭嗣同》：“皇上超擢四晶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

【御史】本为史官，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御史前书曰”，“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子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韩愈曾任监察御史，明代海瑞曾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再如《记王忠肃公翱事》“公为都御史，与太监某守辽宁”，王翱当时任都察院长官。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军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宋欧阳修曾任枢密副使。《<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文天祥当时掌管军事要务。

【左徒】战国时楚国的官名，与后世左右拾遗相当。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举荐人才。《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

【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是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宋代定为最高一级武官。《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高太尉指高俅。

【上大夫】先秦官名，比卿低一等。《廉颇蔺相如列传》：“拜相如为上大夫。”当时蔺相如比上卿廉颇官位要低。

【大夫】各个朝代所指的内容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如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屈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上官大夫”，一般认为是指上官靳尚。“子非三阊大夫欤?”屈原担任的是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的长官。《<指南录>后序》：“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指的便是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师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者，则群聚而笑之。”《石钟山记》：“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训俭示康》：“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五人墓碑记》：“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其地位渐低。司马迁做过太史令。《张衡传》：“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问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文起为翰林院修撰，史官，故称太史。

【长史】秦时为丞相属官，如李斯曾任长史，相当于丞相的秘书长。两汉以后成为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出师表》：“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长史”指张裔。《赤壁之战》：“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

【侍郎】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各部长官(尚书)的副职(详见“三省六部”条)。韩愈曾先后任过刑部、兵部、吏部的侍郎。《出师表》“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其中董允是侍郎。《谭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袁世凯为兵部侍郎。

【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出师表》提到的郭攸之、费祎即是侍中。

【郎中】战国时为宫廷侍卫。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如《荆轲刺秦王》：“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此指宫廷侍卫。《张衡传》“公车特征拜郎中”，“郎中”是管理车骑门户的官名。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如《出师表》所说的参军蒋琬。晋以后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后汉书》著者范晔曾任刘裕第四子刘义康的参军。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地方官员，如杜甫曾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华州司功曹参军，白居易曾任京兆府户曹参军。

【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如《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明清时指县长，如《促织》：“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

【尹】参见“令尹”条。战国时楚国令尹的助手有左尹、右尹，如《鸿门宴》“楚左尹项伯者”，左尹地位略高于右尹。又为古代官的通称，如京兆尹、河南尹、州尹、县尹等。

【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陈涉世家》：“陈涉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鸿门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冏卿】太仆寺卿的别称，掌管皇帝车马、牲畜之事。《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因之”是吴默的字。

【司马】各个朝代所指官位不尽相同。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如《鸿门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隋唐时是州郡太守

(刺史)的属官，如《琵琶行》：“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白居易当时被贬至九江，位在州郡别驾、长史之下。

【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因此世称“藩镇”。《红楼梦》第四回：“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经略使】也简称“经略”。唐宋时期为边防军事长官，与都督并置。如范仲淹曾任陕西经略副使。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如《梅花岭记》“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洪承畴降清后曾任七省经略，驻扎江宁。

【刺史】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最高军政长官，有时称为太守。唐白居易曾任杭州、苏州刺史，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

【太守】参见“刺史”条。又称“郡守”，州郡最高行政长官。范晔曾任宣城太守。《桃花源记》：“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孔雀东南飞》：“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赤壁之战》：“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

【都督】参见“经略使”条。军事长官或领兵将帅的官名，有的朝代地方最高长官亦称“都督”，相当于节度使或州郡刺史。如《梅花岭记》：“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刘肇基是驻地方卫所的军事长官。

【巡抚】明初指京官巡察地方。清代正式成为省级地方长官，地位略次于总督，别称“抚院”、“抚台”、“抚军”。如《五人墓碑记》：“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抚吴，即担任吴地的巡抚。

【抚军】参见“巡抚”条。《促织》：“乃赏成，献诸抚军。”抚军大悦，以金笼进上。”又称作“抚臣”，如“诏赐抚臣名马衣缎”。

【校尉】两汉时期次于将军的官职。如《赤壁之战》：“以鲁肃为赞军校尉。”鲁肃当时担任协助主帅周瑜规划军事的副将。唐以后地位渐低。

【教头】宋代军中教练武艺的军官，《水浒传》中的林冲就是京城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

【提辖】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如《水浒传》中的鲁提辖鲁智深。

【从事】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

【知府】即“太守”，又称“知州”。《登泰山记》：“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

【县令】一县的行政长官，又称“知县”。《孔雀东南飞》：“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

【里正】古代的乡官，即一里之长。如《促织》：“令以责之里正。”

【里胥】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促织》：“里胥狡黠，假此科敛丁口。”

清朝的官位等级划分

大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正一品：

文职京官：太师、太傅、太保、殿阁大学士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大臣

武职外官：无

从一品：

文职京官：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

协办大学士、各部院尚书、督察院左右督御史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内大臣

武职外官：将军、都统、提督

正二品：

文职京官：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部院左右侍郎、内务府总管

文职外官：各省总督

武职京官：左右翼前锋营统领、八旗护军统领、銮仪使

武职外官：副都统、总兵

从二品：

文职京官：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

文职外官：巡抚、布政使司布政使

武职京官：散秩大臣

武职外官：副将

正三品：

文职京官：督察院左右督御史、宗人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

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

文职外官：顺天府府尹、奉天府府尹、按察使司按察使

武职京官：一等侍卫、火器营翼长、健锐营翼长、前锋参领、护军参领、

骁骑参领、王府长史

武职外官：城守尉、参将、指挥使

从三品：

文职京官：光禄寺卿、太仆寺卿

文职外官：都转盐运使司运使

武职京官：包衣护军参领、包衣骁骑参领、王府一等护卫

武职外官：游击、五旗参领、协领、宣慰使、指挥同知

正四品：

文职京官：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

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督察院六科掌院给事中

京职外官：顺天府丞、奉天府丞、各省守巡道员、

武职京官：二等侍卫、云麾使、副护军参领、副前锋参领、副骁骑参领、

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贝勒府司仪长、侍卫领班

武职外官：防守尉、佐领、都司、指挥佥事、宣慰使司同知

从四品：

文职京官：内阁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

文职外官：知府、土知府、盐运使司运同

武职京官：城门领、包衣副护军参领、包衣副骁骑参领、包衣佐领、

四品典仪、二等护卫

武职外官：宣抚使、宣慰使司副使

正五品：

文职京官：左右春坊庶子、通政司参议、光禄寺少卿、给事中、

宗人府理事官、各部郎中、太医院院使

文职外官：同知、土同知、直隶州知州

武职京官：三等侍卫、治仪正、步军副尉、步军校、监守信？官、分管佐领

武职外官：关口守御、防御、守备、宣慰使司佥事、宣抚使司同知、千户

从五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讲、鸿胪寺少卿、司经局洗马、

宗人府副理事、御使、各部员外郎

文职外官：各州知州、土知州、盐运司副使、盐课提举司提举

武职京官：四等侍卫、委署前锋参领、委署护军参领、委署鸟枪护军参领、

委署前锋侍卫、下五旗包衣参领、五品典仪、印物章京、

三等护卫

武职外官：守御所千总、河营协办守备、安抚使、招讨使、宣抚使司副使、

副千户

正六品：

文职京官：内阁侍读、左右春坊中允、国子监司业、堂主事、主事、

都察院都事、经历、大理寺左右寺丞、宗人府经历、

太常寺满汉寺丞、钦天监监判、钦天监汉春夏中秋冬五官正、

神乐署署正、僧录司左右善事、道录司左右正一

文职外官：京府通判、京县知县、通判、土通判

武职京官：兰翎侍卫、整仪尉、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鸟枪护军校、

骁骑校、委署步军校

武职外官：门千总、营千总、宣抚使司佥事、安抚使司同知、副招讨使、

长官使、长官、百户

从六品：

文职京官：左右春坊赞善、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

钦天监满洲蒙古五官正、汉军秋官正、和声署正、

僧录司左右阐教、道录司左右演法

文职外官：布政司经历、理问、允判、直隶州州同、州同、土州同

武职京官：内务府六品兰翎长、六品典仪

武职外官：卫千总、安抚使司副使

正七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编修、大理寺左右评事、太常寺博士、国子监监丞、

内阁典籍、通政司经历、知事、太常寺典籍、太仆寺主薄、

部寺司库、兵马司副指挥、太常寺满洲读祝官、赞礼郎、

鸿胪寺满洲鸣赞

文职外官：京县县丞、顺天府满洲教授、训导、知县、按察司经历、教授

武职京官：城门史、太仆寺马厂协领

武职外官：把总、安抚使司佥事、长官司副长官

从七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检讨、銮仪卫经历、中书科中书、内阁中书、詹事府主薄、

光禄寺署丞、典薄、国子监博士、助教、钦天监灵台郎、

祀祭署奉祀、和声署署丞

京职外官：京府经历、布政司都事、盐运司经历、直隶州州判、州判、

土州判

武职京官：七品典仪

武职外官：盛京游牧副尉

正八品：

文职京官：司务、五经博士、国子监学正、学录、钦天监主薄、太医院御医、

太常寺协律郎、僧录司左右讲经、道录寺左右至灵

文职外官：布政司库大使、盐运司库大使、盐道库大使、盐课司大使、

盐引批验所大使、按察司知事、府经历、县丞、士县丞、

四氏学录、州学正、教谕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外委千总

从八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典薄、国子监典薄、鸿胪寺主薄、钦天监挚壶正、

祀祭署祀丞、神乐署署丞、僧录司左右觉义、道录司左右至义

文职外官：布政司照磨、盐运司知事、训导

武职京官：八品典仪、委署亲军校、委署前锋校、委署护军校、委署骁骑校

武职外官：无

正九品：

文职京官：礼部四译会同馆大使、钦天监监侯、司书、太常寺汉赞礼郎

文职外官：按察司照磨、府知事、同知知事、通判知事、县主薄

武职京官：各营兰翎长

武职外官：外委把总

从九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诏、满洲孔目、礼部四译会同官序班、国子监典籍、

鸿胪寺汉鸣赞、序班、刑部司狱、钦天监司晨、博士、

太医院吏目、太常寺司乐、工部司匠

文职外官；府厅照磨、州吏目、道库大使、宣课司大使、府税课司大使、

司府厅司狱、司府厅仓大使、巡检、土巡检

武职京官：太仆寺马厂委署协领

武职外官：额外外委

未入流：

文职京官：翰林院孔目、都察院库使、礼部铸印局大使、兵马司吏目、

崇文门副使

文职外官：典史、土典史、关大使、府检校、长官司吏目、茶引批验所大使、

盐茶大使、驿丞、土驿丞、河泊所所官、？官、道县仓大使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百长、土舍、土目。

五、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仍存在不少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形成职能完备、结构优化、精干高效、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不相适应的地方。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政府管理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中央多次提到的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行政审批事项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一些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一些关系到群众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政府部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奢侈浪费的问题比较突出；政府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不强，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比较严重等。令人们普遍担忧的一个问题是，正在积极探索并将推行的大部制改革将直接影响到现实的部门利益，这也将是此项改革面临的最大阻力和难点。事实上，正是由于部门利益作祟，在我国多次行政机构改革的历程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集中地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高增长，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几乎都与我们不合理的体制有关。比如，宏观调控在某些方面的失灵，中央权威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地方主义明显抬头，这些都是中央和地方体制架构内在冲突的外在表现；再比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也与传统行政管理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行为息息相关。还比如，权力行使的非理性，权力滥用，权钱交易，是与我们至今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约结构有关。因此，从体制和制度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成为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

二是，以部门主导的公共政策过程，使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更加突出，部门利益已经凌驾于公众利益甚至国家利益之上，从而导致了公共政策的扭曲、变异。这样的公共政策过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成本很高，周期很长，效率也很低，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消耗到毫无意义的部门利益的争夺、扯皮和推委之中。与此相联系，这样的公共政策过程，也可能使政府所代表的公平、正义的天平，发生了倾斜。用部门利益，危害社会的公共利益。

三是，权力行使的非理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尽管新一届中央领导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采取了被称之为“四管齐下”的改革举措，即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制定党内纪律处分条例，对中央部委的纪检监察实行垂直管理，对地方实行巡视制度。这些制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令人疑惑的是，这些制度反腐的举措，并没能有效遏制住腐败在一些地方蔓延的局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疑虑，中国反腐败的出路究竟在那里，这种腐败蔓延的现象，究竟是机制层面的，还是制度体制层面的，我们需要构建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才能真正防止权力的非理性？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不能有一个大的改变，政府目前面临的一些压力就很难化解。这些挑战或者压力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发展战略上，我们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官员长期以来形成的“政绩观”，有可能产生内在的冲突，并最终危害到可持续战略的实施。应当看到，我国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的快速增长、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支撑的，也付出了过高的环境成本。尽管我们深深意识到了靠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发展道路，风险是巨大的，但是真正要在二者之间做出取舍时，并非易事。因为这与我们长期形成的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价值标准，选拔体制、考核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领导干部的价值追求等，很容易发生冲突。比如，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样带有战略意义的方针，但是要使这一方针变成各级政府及其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就不那么简单了。在这方面，我们整体上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将是连续的、持久的。如何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如何保持经济、社会、政治的协调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回答而又不一定能回答好的全局性问题。

其次，从社会层面上讲，政府面临着化解社会冲突的巨大压力。我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社会的变革异常迅猛，几乎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日渐显现。有学者形容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利益关系失衡，社会结构紧张，不稳定的因素增加”。再加上改革发展规律的支配，越到后面，改革的难度越大，涉及到的利益矛盾更加复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旦代表社会公平正义的政府的公共政策出现失误，就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给政府公共治理形成巨大的压力，甚至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治理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可见，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是有效化解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

第三，从政府自身来看，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实质性改革进展迟缓，政府转型落后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政府的强势依然如故，“市场化”与“行政化”的内在冲突加剧，从而使公共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客观的说，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很大作用，目前的政府管理，无论从组织架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等，与计划体制下相比，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充分肯定政府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果政府依然强势不改，继续扮演经济建设型政府的角色，实际上有少数地方已经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为以GDP为中心”，忽视或者淡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甚至继续把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投资于竞争性领域，继续强化政府的行政审批功能，其结果，不仅会导致市场作用和行政权之间的扭曲，引发政府行为的紊乱，助长权力行使的非理性，而且还有可能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政府的公信力大大下降。

六、大部制改革原则探讨

行政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这就意味着新一轮机构改革，不仅仅是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与人员，而是要实现行政组织的体制性重塑，以实现行政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建设服务型的法治政府，必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约束又相互协调的大部制改革要求，深化机构改革，使行政组织机构更加合理、科学、高效；按照管理层次与控制幅度适当、权责一致的机构设置原则，理顺各级政府的组织结构，实现政府组织部门化和层级化的合理分工；完善健全法制、依法行政，把各级行政组织及其各级人员（包括领导者）的职、责、权，以及工作内容、程序、方法，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确定下来，以降低行政管理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具体说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新一轮机构改革，探索推进大部门体制需要按照以下五个原则进行。

1、总体规划、统筹兼顾原则。

一是探索目标明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总书记的十七大报告中，这个表述赫然在目。今年11月13日至15日召开的第四届“中欧政府管理高层论坛”上（这次论坛的六个议题，包括政府职能转变与解决民生问题、政府机构设置与改革、推进依法行政及建设法治政府、政府绩效管理与提高政府效能、行政问责制与政府执行力、电子政务及政务公开等，几乎涵盖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所有领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唐铁汉就指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这一总体目标，全面推进政府管理的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所谓“公共行政体制”，是指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政府管理制度与组织体系，其实质在于其公共性、公正性与服务性。因此，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构建“公共行政体制”，强化政府权力的公共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上应涉及四个方面：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但是，除了类似“小政府、大社会”，“精干、廉洁、高效、充满活力”等笼统描述外，负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有关部门和行政学界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总体方案的探讨还没有足够深入，其结果就可能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被淹没在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局部代替整体。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从整体上有新的战略规划和制度设计，必须注重整体制度设计、政府管理法制化、公共政策制定系统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必须从“物理整合”提升到“化学反应”并实现全面完善的“总体组装”：建立角色本分，行为规范，职能范围适度，职能结构优化，层级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并充满活力的公共行政体制和致力于提供充分优质的公共产品、构建优良经济社会环境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责任政府、法制政府与服务政府，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政府总体职能界定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逻辑起点。政府改革要确立三大转型目标:由计划经济下的管制型政府向市场经济下的服务型政府转变；由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变；由传统的主要靠手工作业的政府管理向以信息网络技术为主导的现代化政府管理方式转变。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在社会事务合理分类的基础上，重新确定公共事务范围，界定政府总体职能。将社会事务划分为私人事务、公共事务及中间事务，是在市场化过程中自发游离出来的客观结果。公共事务领域是政府职能实实在在的介入点，因而政府职能的界定，首先取决于公共事务领域的界定。所谓政府总体职能，就是指政府在社会组织环境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就社会的市场化程度而言，显然处在较低水平，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政府的总体职能是：提供国防、外交、公共安全等纯公共产品和服务；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利用税收、价格、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稳定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已经经历了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五次较大规模的改革。但是在如何推进政府机构改革问题上，一直缺乏公开、深入的讨论，实际上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纵观近30年来的政府机构改革：虽然以往五次政府机构改革政策目的都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政策及调整措施相关联，但是缺乏首尾一致的明确思路（由于每一次机构改革都是在政府换届前不到一年开始筹划的，历次机构改革之间，缺乏政策上的连续性）。同时，机构频繁变动降低了公务员素质；反复精简削弱了政府的执政能力；盲目的行政性分权，在降低政府控制能力的同时，必然导致市场的割裂。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比历次机构改革都更具深刻性和复杂性：面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面对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建立公共服务体制、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面对行政成本不断增大、行政效率比较低、体制机制性腐败比较突出的问题，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善公共治理结构的关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从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全力履行相关职责的责任政府；成为致力于为市场主体排难解忧和创造良好环境的服务政府；成为全面依法行政并受法律严格监督的法治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缩小政府从事事务的范围，把与政府性质及职能不相符的事务都交给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中介组织；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方式，继续缩小行政审批范围；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约束又相互协调的大部制改革要求，根据管理层次与控制幅度适当、权责一致的机构设置原则，理顺各级政府的组织结构，实现政府组织部门化和层级化的合理分工；进一步完善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和政绩评价机制；进一步完善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进一步健全政府管理法律体系。

二是探索统筹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教育卫生体制和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项相关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作为连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项社会管理体制的中介点，任何一方出现问题均会反映到政府身上来，任何一个体制发生变化均会要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因其他体制改革而改革。反过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要求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各项体制的改革同步推进，改革方案必须重视整体设计，避免“孤军深入”。一方面的确需要进行改革策略的创新，如设法超越部门利益等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必须稳妥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各项体制改革，尤其是干部选拔制度和政绩考评制度的改革。只有跳出行政层面，从更高的政治层面发掘资源，才有可能使包括大部制改革在内的新一轮机构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获得成功。

三是探索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

具有理性和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作为保障，必须保证行政权力的独立性和受制约性。当前突出的任务是理顺党政关系；规范和落实各级人大依法履行监督政府的职权，规范和落实各级人大专门委员会与政府各部门的联系；完善人民政协参政议政职能；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法律制度，实行依法治国；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约束又相互协调的大部制改革要求，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改革缺乏有效竞争的干部人事制度，实现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四是探索兼顾行政区划调整、减少行政层次改革。

行政层次也称行政层级，行政层次指行政机关及机构纵向排列秩序，行政层级更多的指不同级别政府机构的纵向设置。行政层级决定着行政区划总体结构，从而也确定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设置的基本框架。行政层级与行政幅度密切相关。行政幅度是机构下辖单位的数量，反映机构的横向排列秩序。一般情况下，行政层级与行政幅度成反比。层级越多，幅度越小；层级越少，幅度越大。就行政管理而言，行政层级的多少反映了行政距离即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之间的直接程度。行政层级过多，行政距离必然较大，从而降低行政主体和行政客体之间的直接程度，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推行，容易造成上级政府与基层群众相脱离的局面；行政层级过多，还会加长行政决策信息流程，影响或降低信息的可靠性，从而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而且管理链过长，层层过滤的结果就会形成所谓的“漏斗效应”，致使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越到基层越是变形走样。反过来看，行政层级过少，上级政府工作量过大，也难以面对更多的具体事务，顾此失彼，同样会造成行政管理的混乱，影响到国家的统一管理。

精简行政层级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经验借鉴，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及城乡建设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根据宪法规定，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行政区划主体结构不存在市管市，市管县也限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区公所，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也就是说，宪法规定了我国行政区划主体结构就是省管县体制；省县主体结构之外，可以依法设立政府派出机构，也可以不设立。特别是市管市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市管县符合条件的也不多。所以，宪法为我国行政区划主体结构实现省管县奠定了法律基础。

同时，从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来看，精简行政层级是建立高效率低成本政府的有效途径。不算中央政府一级，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或规模较大国家的行政区划层级大多为二三级。法国、意大利、美国、英国、印度等为三级，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日本等为二级。我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层级也以三级居多。

我们完全有必要从实际出发，科学规划，分类指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以精简行政层级为线索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我们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因此，要想顺利推进精简行政层级的改革，首先必须消除一些误解。具体地讲，就是让大家认识到精简行政层级工作过程中我们应当体现“四不”，即：一是不取消行政级别，在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中依然保持省、地、县、乡等行政级别；二是不取消地级市，而且还会根据经济建设及城市化发展需要增设新的地级市，只不过部分地级市不再带县市，或者说逐步减少带县市数量，按照国际贯例推行市、县或城、乡分治，更好地发挥城乡两个积极性；三是原则上不改变政区总数；四是不搞“一刀切”，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保持不同层级共存的局面。

五是探索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和权限。

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和权限，确定各级政府的职能，并不是一个“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所能解决的。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把所有事情都集中到中央来解决显然不行；但中央只管军事和外交，剩下的事情都交给地方的办法也不行。单一制国家的主要特点是：中央政府把权力授予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并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地方官员一般由中央委派或由地方选举产生但经中央批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一种隶属关系；如果地方设有自治机关的，地方自治机关必须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行使自治权。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间职能配置的基本原则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加以合理安排、明确规范。中央政府主要处理全国性的公共事务，如国防、外交、宏观经济调控、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平衡地区间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全国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等等；地方政府主要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性公共事务，如本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文教卫生、社会治安、环境治理、社会救济等。同时，在规范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努力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关系，重点解决地区间交叉的公共事务，如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口流动、市场统一等。但是，目前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能配置明显趋于“同构化”和机构复制的问题。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责权限。一般来说，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三种分工模式：一是条条，即中央要集中的权力，必须一杆子插到底；二是块块，即允许地方独立决定的事情，中央可以基本上不过问；三是条块结合，即地方分级行政，中央对口管理。从国外的经验看，条条就要靠中央财政供养，对中央政府负责；块块则应由地方财政供养，对地方政府负责；分级行政，对口管理的事情，中央要承担财政转移支付，统一法制规范的责任。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搞分级行政，对口管理。结果是“上下一般粗”，造成政府职能的混乱和错位、缺位、越位，机构、人员膨胀难以控制，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而且最后无人承担责任。

2、科学合理、有机统一的大部制原则。

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政治制度的要求，遵循“趋向综合、宜粗不宜细”的大部制职能设置的总体原则，科学整合政府部门间的职能结构（具体包括强化社会职能，弱化经济职能，强化服务职能，规范管制职能等等），做到职责明确、分工科学。遵循精简、统一、效能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合理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政府之间及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改变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从根本上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促进政府机构高效、协调、规范运转。

目前国务院有28个部委，加上国务院直属局和直属机构等，共有66个部门。未来要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制，不能仅仅局限于现有28个部委，要在66个部门范围内统筹考虑。参考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机构设置的惯例实行“大部制”，中央政府机构普遍在12―20个左右。考虑到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复杂性，我国的“大部制”可实行整体推进、分类分步到位的方法步骤。

与此同时，要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临时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规定：可以交由现有机构承担职能的或者由现有机构进行协调可以解决问题的，不另设立议事协调机构。仔细分析目前29个议事协调机构所承担的职责，有一些完全可以交由现有机构承担职能或者由现有机构进行协调便可以解决，而现有机构之所以不能协调的根源，则主要在于部门职能划分不清楚，导致部门利益交织，部门之间互相扯皮，从而需要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之外再设置协调机构来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同时，《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国务院行政机构中并无“临时机构”这一类机构，而且也并没有给国务院设置临时机构留下空间，从这一点来说，国务院设置了一些临时机构还需要法律依据。当然，在遇到全国性的重大临时问题或者突发性问题时，也有必要设置临时机构来进行紧急处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3年为了应对SARS所引发的公共危机而紧急成立的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卓有成效地对公共危机进行了处理。因此，为这种临时机构的设立应该预留法律上的空间，但必须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

3、决策、执行、监督适当分开原则。

按照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进行改革，构建由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类部门组成的政府组织机构的总体框架。根据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大部制应该坚决实行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当然，我们既可以按照决策、执行、监督分离的原则对整个政府机构进行重组，也可以从部委内部进行职能划分。推行大部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而是为了集中和综合决策，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健全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

按“大部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据中央“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政府职能改革和国际比较成熟的“决策、执行与监督分开”的政府职能体制，我们可以考虑设立政府独立管制机构序列，改变所谓直属事业单位序列（原由政府交给事业单位的行政职能要还权于政府，属于事业单位的社会公益职能则应按照事业单位改革的有关规定进行规范）的做法。我国现行政府机构中除了政府组成部门以外，还有许多直属机构和所谓具有公共职能的直属事业单位，如，安全监督、质量监督和商品检验检疫、食品与药品监督、银行业监管、证券业监管、保险业监管等，这类机构都具有监管职能，应当参考美国等国家建立政府独立管制机构，这类机构虽不作为政府组成部门，但拥有相当独立的规制权、管理权以及行政裁决权，并且不一定因政府的换届而换届，以凸显其专业性和独立性。现行的政府机构序列中将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列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却拥有大量的公共权力的做法应当改革。扫清多头执法扰民，设立统一的综合性的市场秩序综合监管执行部门和统一的综合性专业化行政执法部门。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部门一般实行中央或省以下垂直管理体制，但属于地方政府的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则交由地方政府管辖。

4、行政组织机构法制化原则。

法制建设是改革成果的保障。机构改革要顺利进行，并使已有改革成果得到巩固，就必须加强行政立法，健全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管理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机制，完善政府组织机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政府职责、机构、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一是要尽快制订完善行政机关组织法，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的法制化。行政机关组织法是规定行政机关性质、地位、任务、职责权限、活动原则、领导职数配置、内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配备及行政机关成立、变更和撤销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行政机关得以成立并据以活动的法律依据。我国现行有效的组织法有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但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部、办、委、局）只有“三定”方案，而没有组织法。因此，这轮机构改革要重点抓好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工作，制定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组织法，实现整个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的法制化。

二是要尽快出台机构编制法，实现国家机构编制法制化。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编制就是法律”。编制一旦确定，就具有法律性质，不得随意变动，否则应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在我国的机构编制问题上一直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律规范，人治取代法治、权大于法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为了保证机构编制确实成为法律，并通过机构编制法去控制机构和编制，就需要制定行政机关机构编制法。这是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古代行政的精华之所在。例如，日本通过行政机关总定员令，规定了行政机关的总人数，并规定定期应减少的百分比，有效地控制了政府人员的增长；我国古代的“吏律”中对职数和编制限制也极其严格，擅自增加一人编制，主管官员要“杖一百”。

三是要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实现国家行政机构工作程序的法制化。行政程序是行政机构行使行政权力的操作规则。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实体而轻视程序，致使行政效率较低，工作随意性较大，这不仅影响了政府形象，而且容易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是保证我国行政机关规范行政行为、依法行政、提高行政管理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成果的重要保障。

5、整体推进、分类分步到位原则。

根据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要求，确定近、中、远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目标，采取整体推进、分类分步到位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措施。

大部制范文篇4

关键词：大部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期待已久的“大部制”，在今年“两会”上终于开始了破冰之旅。尽管这个方案并没有大家所预期的那么彻底，但五个新的大部，足以显示国家改革的决心。大部门体制，简称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大部制改革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根据党的十七大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再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应当做到一下四点：

一、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

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担负起服务公民、服务社会的责任。服务型政府坚持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政府只有有效地提供了公共服务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让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政府本位、官本位体制转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转变。为了符合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大部制改革应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以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为改革目标。首先，树立服务意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伴随着市场经济完善的进程，政府必须减少管制层面，强化服务功能，在政府管理上进一步由“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向“责任政府”、“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其次，打造透明务实型政府，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要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建立健全政府公告制度，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管权。再次，强化危机管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政府要有危机管理的意识，建立预防、预警、反映、救助和社区参与等危机机制。

二、大部制改革需要其他配套改革相配合

大部制改革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调整和组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整体配套改革的原则，使大部制改革和其他改革相互协调和彼此促进。一方面，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实质是一种权力结构的重组和再造，就在于它实行的是行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合理划分和相对分离。因此，大部制改革要遵循“决策、执行、监督”的改革思路，我们要以这次大部制改革为契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使我国的行政管理方式走上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同时强化政府系统内部的监督，完善首长负责制、严格实行限时办结制和贵任追究制。另一方面，使地方行政部门的设置和中央的大部制改革相适应。中央政府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虽然处于高端的支配地位，但治理的效果最终体现在地方，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不当，地方的大部制改革没有跟上，那么，无论是大部制还是小部制，都可能治理无效。三、大部制在建立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好部门利益

大部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多年来被强化的部门利益。大部制机构设置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相互扯皮的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加以抑制。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制定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原因就是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大部制改革如果不成功，就会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减少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除了建立外部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以外，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也是一条重要途径。上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中所建立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国务院的综合协调部门，几乎和每个部都有关系，这些部门和发改委的每个司、处都一一对应。但是发改委模式绝对不是大部制改革的方向，发改委的权力过大，完全成了一个“小国务院”。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发改委应当抓“大”放“小”，剥离出工业行业管理的相关职责，缩小投资审核的范围，下放部分规划和产业政策管理的权力。各个部门在发改委的统一调控下，协调动作，往一个调控目标使劲，可以达到最佳的调控效果和较高的行政效率。

四、大部制改革需要良好的法律保障

由于受计划经济和部门立法的影响，我国相当程度上存在一个部门一套法律体系的现象，大部制改革后，有关执法主体，诉讼管辖和法律适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同时，大部制改革必然涉及到现行法律法规的修改问题，国家应当以此为契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和实行综合立法。首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所有的部门立法进行统一规范，对那些与现行法律制度相抵触的部门立法进行废除处理，对于那些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和与现行法律法规相适应的部门立法，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并颁布实施。

大部制范文篇5

从1982年开始的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内容丰富，就推进策略而言，改革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与党的重大改革目标相联系，适应改革开放和政策调整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需要，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重点是精简机构，明确部门职责范围，精干领导班子，实现干部“四化”，提高办事效率。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要求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为此，1988年的改革开始提出转变政府管理职能。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改革便围绕这一目标，“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并结合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与政府内部的制度化建设相配套。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的新任务，1998年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2002年十六大提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003年的改革目标是“调整和完善政府机构设置，理顺政府部门职能分工，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第二，在总目标明确一致的基础上形成逐步递进和深化配套的渐进模式。改革的总目标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系。虽然每次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各有侧重,但改革是在逐步深化和完善，每一次改革都留下了重要的改革成果。1982年的改革内容以机构和大量领导职数的精简为主，国务院工作机构（包括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从100个减为61个。1988年开始把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联系起来，国务院工作机构从72个精简为68个，改革目标是转变职能，精干机构、精简人员，提高行政效率。1993年重点实现政企分开、弱化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国务院工作机构从86个精简为59个。1998年着眼于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精简了很多与计划经济相关的经济部门，国务院工作机构从72个精简为53个，此后可以说是大体走出了精简与膨胀的循环怪圈。2003年的机构改革表现出新的趋向,即没有在机构数量和人员规模上多下功夫，而是着重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国务院工作机构仅从53个精简为52个。大体来看，五次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2年改革重点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机构的数量精简为主；1988至1998的三次改革围绕职能转变在继续精简机构的同时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为具体目标；2003年开始的改革重点是解决政府管理职能的优化，标志着政府管理迈向了新的阶段。

第三，在改革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领域。2003年之前的改革相对集中在经济管理部门和专业管理部门，总的趋势是削减、弱化甚至取消，对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相关的部门的改革触动不大。如1993年撤销能源部等7个专业经济管理部，其中有的改为经济实体，有的改为行业。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把计划经济下设置的数量庞大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基本撤销，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逐步转到间接管理为主。同时，把原来行政机关的部分职能转移到各种协会去承担。2003年的改革围绕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了政府的监管机构和监管体制建设,凸现政府管理专业化特色。对主要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法、文教卫生、社会事务等部门虽也提出了转变职能、下放权力、调整内部结构和精简人员的要求，但在机构方面基本没有作大的变动，而这些部门也是近年来意见反映较为集中的领域。

第四，国务院工作机构如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协调机构等的改革与部门一样是机构改革的重点。除作为国务院组成机构的部门外，国务院直属机构、工作机构、直属事业单位、部门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和议事协调机构、临时机构等在历次改革中也是重点，相应进行了精简和调整。这些机构一是数量与部门相比更多；二是精简幅度不如部门明显，变动不大；三是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另外，这些机构，尤其是直属机构和部门管理的国家局的调整与部门改革有着直接的联系，很多是作为承接部门改革后的职能而设的。

第五，机构改革只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而非全部。以往几轮机构改革的落脚点是在机构和人员的调整上，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撤并机构、精简人员就是政府改革的全部。事实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改革现实来看，政府改革都涉及了多个方面，至少涉及到管理理念的变革、组织结构的重组、管理方式的转变等。改革开放的30年里，除了机构改革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理念上的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管理方式上以行政手段为主到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无一不体现了改革内容上的全方位和向纵深发展。政府机构改革无疑属于组织结构的重组，只是全面改革内容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大量的改革是在平时的政府工作中适时推进的。

二、制定新一轮改革推进策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即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在新一轮探索推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借鉴五次改革的经验，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脚踏实地、稳步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无疑要放在总体方案中来设计和推进。首先，要明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身的长远目标、中期目标和近期目标各是什么，实现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具体指标有哪些、通过什么途径和措施实现，如何从现状向目标过渡等。其次要明确大部门体制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定位，并设计相应的长远目标、中期目标和近期目标，制定相应的具体指标和实现措施。再次，要选择好适宜推进改革的具体领域和部门，做好充分、充足的改革准备工作，从改革的多个维度出发进行细致的整体设计、逐步推进。要把改革措施与改革目标区分开来，每次的目标要有限、措施要具体。

二是要结合政府职能转变来进行。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职能转变仍然是政府改革的核心内容。在不同阶段，职能转变呈现不同的客观需求和工作重点，就当前而言，重点应在科学界定政府总体职能的基础上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科学配置和划分政府职能。纵向职能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横向职能则涉及不同部门间职能的调整和平衡。同时，还要重视和规范政府的运行职能，如计划职能、组织职能、领导职能、绩效评估职能等，这些职能是所有政府机构在管理中的共性职能，要制定相对统一的规范化标准要求。大部门体制改革表面看是机构的整合改革，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职能的合理配置问题，以解决不同部门间职能的交叉、重叠或划分不清的顽疾，这就不可避免要面临职能的纵向、横向划分和运行职能的规范问题。为此，我们应该首先“摸清家底”，对现有部门的职能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分析总结与科学论证，只有搞清楚症结是职能界定问题和划分不清问题，还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才能采取相应对策。

三是要探索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整合目的。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责越来越重，相关部门所处理的事务关联性强，需要加强整合，但整合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内容上讲包括组织机构的整合、过程的整合、资金的整合、专业的整合；从程度讲包括侧重于组织之间正式的、全面的整合，也包括侧重共同决策和执行的整合，还包括基于信任和互惠的非正式整合。目前可以考虑选择的途径：一是机构的整合，这是最直接的，其前提是不同机构之间的职责重叠或相近。二是在保持机构边界不变的基础上，注重建立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加强协调性机构和机制的建设，例如可以从管理过程方面探索统一目标、共同决策、联合执行甚至联合预算等方式引导各方的合作。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部门的性质和隶属关系不相同，合作时不能强调集权而要适度划分权力，不过多追求一致性和普遍性，避免以往传统模式中一个部门处理一个问题、在面对多重属性的问题时常常出现“管理重叠”或“管理真空”的混乱局面。

大部制范文篇6

关键词：大部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期待已久的“大部制”，在今年“两会”上终于开始了破冰之旅。尽管这个方案并没有大家所预期的那么彻底，但五个新的大部，足以显示国家改革的决心。大部门体制，简称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大部制改革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根据党的十七大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再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应当做到一下四点：

一、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服务型政府

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担负起服务公民、服务社会的责任。服务型政府坚持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政府只有有效地提供了公共服务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让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政府本位、官本位体制转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转变。为了符合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大部制改革应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以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为改革目标。首先，树立服务意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伴随着市场经济完善的进程，政府必须减少管制层面，强化服务功能，在政府管理上进一步由“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向“责任政府”、“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其次，打造透明务实型政府，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要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建立健全政府公告制度，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管权。再次，强化危机管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政府要有危机管理的意识，建立预防、预警、反映、救助和社区参与等危机机制。

二、大部制改革需要其他配套改革相配合

大部制改革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调整和组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整体配套改革的原则，使大部制改革和其他改革相互协调和彼此促进。一方面，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实质是一种权力结构的重组和再造，就在于它实行的是行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合理划分和相对分离。因此，大部制改革要遵循“决策、执行、监督”的改革思路，我们要以这次大部制改革为契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使我国的行政管理方式走上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同时强化政府系统内部的监督，完善首长负责制、严格实行限时办结制和贵任追究制。另一方面，使地方行政部门的设置和中央的大部制改革相适应。中央政府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虽然处于高端的支配地位，但治理的效果最终体现在地方，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不当，地方的大部制改革没有跟上，那么，无论是大部制还是小部制，都可能治理无效。

三、大部制在建立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好部门利益

大部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多年来被强化的部门利益。大部制机构设置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相互扯皮的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加以抑制。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制定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原因就是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大部制改革如果不成功，就会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减少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除了建立外部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以外，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也是一条重要途径。上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中所建立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国务院的综合协调部门，几乎和每个部都有关系，这些部门和发改委的每个司、处都一一对应。但是发改委模式绝对不是大部制改革的方向，发改委的权力过大，完全成了一个“小国务院”。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发改委应当抓“大”放“小”，剥离出工业行业管理的相关职责，缩小投资审核的范围，下放部分规划和产业政策管理的权力。各个部门在发改委的统一调控下，协调动作，往一个调控目标使劲，可以达到最佳的调控效果和较高的行政效率。

四、大部制改革需要良好的法律保障

由于受计划经济和部门立法的影响，我国相当程度上存在一个部门一套法律体系的现象，大部制改革后，有关执法主体，诉讼管辖和法律适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同时，大部制改革必然涉及到现行法律法规的修改问题，国家应当以此为契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和实行综合立法。首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所有的部门立法进行统一规范，对那些与现行法律制度相抵触的部门立法进行废除处理，对于那些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和与现行法律法规相适应的部门立法，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并颁布实施。

大部制范文篇7

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担负起服务公民、服务社会的责任。服务型政府坚持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政府只有有效地提供了公共服务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让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由政府本位、官本位体制转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转变。为了符合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大部制改革应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以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为改革目标。首先，树立服务意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伴随着市场经济完善的进程，政府必须减少管制层面，强化服务功能，在政府管理上进一步由“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向“责任政府”、“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微观向管宏观、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其次，打造透明务实型政府，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要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建立健全政府公告制度，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管权。再次，强化危机管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政府要有危机管理的意识，建立预防、预警、反映、救助和社区参与等危机机制。

二、大部制改革需要其他配套改革相配合

大部制改革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调整和组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整体配套改革的原则，使大部制改革和其他改革相互协调和彼此促进。一方面，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的实质是一种权力结构的重组和再造，就在于它实行的是行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合理划分和相对分离。因此，大部制改革要遵循“决策、执行、监督”的改革思路，我们要以这次大部制改革为契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使我国的行政管理方式走上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同时强化政府系统内部的监督，完善首长负责制、严格实行限时办结制和贵任追究制。另一方面，使地方行政部门的设置和中央的大部制改革相适应。中央政府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虽然处于高端的支配地位，但治理的效果最终体现在地方，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不当，地方的大部制改革没有跟上，那么，无论是大部制还是小部制，都可能治理无效。

三、大部制在建立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好部门利益

大部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多年来被强化的部门利益。大部制机构设置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相互扯皮的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加以抑制。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制定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原因就是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大部制改革如果不成功，就会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减少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除了建立外部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以外，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也是一条重要途径。上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中所建立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是国务院的综合协调部门，几乎和每个部都有关系，这些部门和发改委的每个司、处都一一对应。但是发改委模式绝对不是大部制改革的方向，发改委的权力过大，完全成了一个“小国务院”。在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作为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发改委应当抓“大”放“小”，剥离出工业行业管理的相关职责，缩小投资审核的范围，下放部分规划和产业政策管理的权力。各个部门在发改委的统一调控下，协调动作，往一个调控目标使劲，可以达到最佳的调控效果和较高的行政效率。

四、大部制改革需要良好的法律保障

由于受计划经济和部门立法的影响，我国相当程度上存在一个部门一套法律体系的现象，大部制改革后，有关执法主体，诉讼管辖和法律适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同时，大部制改革必然涉及到现行法律法规的修改问题，国家应当以此为契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和实行综合立法。首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所有的部门立法进行统一规范，对那些与现行法律制度相抵触的部门立法进行废除处理，对于那些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和与现行法律法规相适应的部门立法，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并颁布实施。

其次，切实加强行政组织法体系建设，推进行政组织设置、职能定位和机制运行的法制化，以法律的形式将政府部门的设置固定下来，不得随意增减，如有增减的必要，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相关法律。政府各部门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得违反法律。

再次，强化预算的法制化。立法机关要制定严格的预算法案，对各行政部门进行严格的财政控制，监督每一笔财政指支出的具体去向，坚决打击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和公款吃喝等腐败现象。

参考文献：

[1]汪玉凯．以“大部制”为重点的政府改革．今日中国论坛．2008，(4)．13-16．

[2]朱向东，朱峻．日本的大部制改革．党政论坛．2008，3．59-60．

[3]周丽萍．厘清大部制之误．廉政瞭望．2008，2．14-15．

大部制范文篇8

从政府产生之时，就存在着依据对象进行分工管理的客观要求。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要求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必须有所分工，才能有效地实施管理，也就是实行部门管理体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不断增加，机构数量也将不断增多，进而出现政府部门管理中交叉、重叠、真空领域不断增加，产生矛盾和问题。于是，大部门体制应运而生。这就是将政府相关或者相近的职能部门加以整合，加大横向覆盖的范围，将类似的职能尽量集中在一个大的部门中，把原来的部门改编为内设司局或具有一定独立地位的机构。大部结构通过扩大部门职能或者整合相关部门，把本来是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变为部门内部的关系，这就减少了行政协调成本。因此，大部门体制逐步成为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组织中央政府时的一种选择。这些国家内阁组成部门一般在11—18个之间，较为精干，其原因除了政府管得少，实行大部门体制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联邦政府在2003年前，内阁长期保持14个组成部门。英国是发达国家中较早实行大部门体制的国家。目前，部门数量维持在18个左右。法国自第五共和国以来，平均每届政府的部的数量增加到20个左右。随后开始整合各部门，每届政府基本稳定在15个部左右。德国联邦政府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一些部门进行了跨度较大的整合，形成了大交通、大农业、大保障和大环保的部门模式。日本政府在2002年将原来的1府22省（厅）合并为1府12省（厅）。

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阿根廷、印度、印尼、埃及、巴西和南非等国家，中央政府组成部门的机构数量相对较多。实行大部门体制的有俄罗斯和阿根廷，其他几个国家中央政府组成部门都在20个以上，印度最多，超过40个。在俄罗斯，联邦政府现有17个部，代表性的大部门有卫生与社会发展部、交通部等，前者统筹负责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项政府职能，后者则全面负责陆、海、空交通运输以及国土测绘与制图等政策和管理。阿根廷政府中最典型的大部门为经济与生产部和外交、国际贸易和宗教事务部，经济与生产部主管国内外经济事务，涉及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据统计，在各国行政部门中，有三分之一的部门名称（包括职能）相同，另有三分之一的部门名称内容接近。这说明各国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能基本类似，只要是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就具备了实行大部门体制的条件。

二、部分国家推进大部门体制的方法步骤

大部门体制作为政府组织形态变革的重要举措，涉及面广，各国在推行过程中都十分慎重，采取了很多办法来推动改革，以充分发挥大部门体制对改进政府管理的积极作用。

一是多措并举，合力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是对政府机构的重新组合，需要采取各种方法互相配合。日本政府为了顺利推行行政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总定员法》、《省厅改革关联法》、《独立行政法人个别法》等法律；成立行政改革推进协议会、行政改革推进本部、行政改革推进事务局等专门的机构；扩大民主参与，多次组织专家进行反复论证、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从而使大部门体制的改革方案最终付诸实施。

二是配套改革，体制支撑。为了推行大部门体制，各国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主要有：设置各种执行机构，大部具有功能综合性、设置稳定性的优点，直属机构具有运作灵活性的优点，可以呼应社会变迁对政府职能的新要求，与大部相配套。如英国大约有150个执行机构，日本大约有100个独立行政法人；加强对大部门的监督，有些国家为此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特别是强调议会的制衡作用，如美国农业部的很多工作就要接受国会农业委员会密切监督。

三是加强协调，注重整合。随着部门数量的减少和职能的扩大，各个大部具有较为独立、完整的行政资源和权力系统，容易造成各个大部之间的协调难题，从而影响政府政策的整体性。在促进部门之间协调方面，各国采取的办法有：通过减少副首相等副职数量、提高部分部长的地位来实现；通过总统和总理完成部门间的协调；通过成立专门委员会或部际联席会议进行协调。

四是强调技术，注重细节。各国在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中，比较重视具体的操作方法，确保改革成功。首先是在选择什么样的部门建立大部门体制，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在协调任务重和政策性强的部门实施。比如英国的贸易与工业部，澳大利亚的教育、就业和工作场所关系部就属此类。其次，在大部领导成员的选配方面，很多国家政府首脑也是颇费思量的，正职往往选择通才，而副职则以专家居多。再次，统筹部门关系，注重强势部门和弱势部门的权力平衡、内部资源分配和人员配置上的平衡。

三、部分国家大部门体制建立过程中的特点

一是应需而设，职能为基。实施大部门体制一般是以职能变革为基础的机构改革，是应对社会经济发展、调整政府职能的产物。如日本推行大部门体制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国家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政府的相关部门只承担法规管理，转变监管方式，适应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调整的需要。法国在1997年将工业发展部并入经济与财政部，交通管理职能并入装备、运输与住房部，通讯管理职能并入文化部等措施同样体现了大部门体制推进的这一特点。

二是渐进推进，因时制宜。大部门体制作为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逐步推进的。部分国家推进大部门体制的过程经历了很长的过程，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动，而且其中还存在反复，有些合并的大部后来又分为几个部。日本政府由1府22省（厅）合并为1府12省（厅）的改组工作，从1996年开始启动，至2002年才宣告完成。大部门常常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而设立或撤销，如法国曾设置过生活质量部和消费部、内政和权力下放部，但随着相关问题的解决又予以撤销。英国最近又新成立了儿童、家庭和学校部，新组建了商业、企业和规划改革部及创新、大学和技能部，以强化政府的相关职能。

大部制范文篇9

一、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的组织现状———对贵州省的调查

1．监管机构及职能部门设置

首先，监管机构设立方面。目前，我国各地区在食品监管中基本建立起省级到县级的“三级机构体系”，各级政府也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食安办)等协调机构，统筹协调地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从地方大部制改革涉及的相关监管机构现状看，农业、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均设立了食品专门监管机构，拥有较强的监管实力，并体现出一定的组织分工及专业化特点。主要体现在:纵向上，省级监管机构的专职程度高，设置了专门的食品监管机构，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食品生产、流通监管部门等;县级及以下监管机构多为综合性部门(如主要由政策法规部门、综合部门、业务部门等负责);横向上，农业、卫生、质监、工商、食药监等食品监管机构的设置相对完善，但只有农业、工商与卫生等部门在乡镇(区)设有相关责任机构。这些特点必然影响到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对监管机构的精简与统一的进程。其次，职能部门设置方面。职能部门的设置体现了机构职责的贯彻与实施。大部制改革前，各机构内部根据职能分工情况设立了监管、技术与执法等职能部门。其中，食品监管部门比较独立和统一;技术部门主要集中在卫生、农业与质监等机构，如卫生部门的疾控中心，农业部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中心，质监部门的质量监督检测院(所)等;工商等机构拥有完善的执法部门。从职能部门分工来看，纵向上，各机构职能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从省级至县级逐步降低，综合性逐渐增强。县级机构多数职能部门均为综合性部门;横向上，监管部门的专职程度最高，其次为技术部门，执法部门的综合性最强。职能部门的分工特点对地方大部制改革中各机构整合以及资源剥离产生着直接影响。

2．组织职责界定与职能划分

首先，职责界定情况。大部制改革前，地方食品安全条例及相关实施细则对各监管机构职责给予了明确界定。对监管职责的界定以食品供应链环节的专业分工为主要指导原则，并以此确定具体监管对象(表1)。具体而言，农业等部门负责对供应链前端(食用农产品)，质监等部门负责中端(加工食品)，工商、卫生、食药监等部门负责供应链末端(食品销售、餐饮等)的食品安全监管。大部制改革后，商务部门的食品监管职能归农业部门负责，质监、工商等部门食品监管职能统一归食药监部门负责。对监管职责的重新界定与梳理力求涵盖食品供应链整个过程及每个环节的同时，消除职责交叉，更好体现地方监管机构在食品供应链上的组织分工特点，以有效发挥监管机构的资源优势。其次，职能分工状况。根据职责界定，各职能部门具体履行行政监督、检验检测以及行政执法等职能。其中，监督职能对技术与执法职能的履行起到组织与协调作用;技术与执法职能为监督职能的履行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与执法支撑(图1)。比较地方监管组织职能划分情况，纵向上，各级机构都需履行监督职能，技术职能的履行主要集中在省级与市级机构，执法职能的执行主要集中在市级与县级机构;横向上，大部制改革前，农业、卫生与质监等部门承担重要的技术职能，工商与农业等部门承担主要执法职能。此外，由于基层监管机构多为综合性部门，职能划分也呈现出综合性、多功能特点。如基层工商所同时承担着监督、快检以及执法等综合职能。大部制改革后，对部门综合职能的梳理与整合，成为新机构面临的巨大挑战。

3．组织协调机制及方式

分工与协调是组织的两项基本职能。美国管理学大师明茨伯格研究指出，实现标准化协调机制(包括工作流程及技能标准化)，是组织规模得以扩张的基本要求［4］。课题组对地方食品监管组织协调机制的调查发现，目前各级地方食品监管组织内部协调水平较高，组织之间协调水平其次，而组织与外部的协调能力较弱，协调水平亟待提高。首先，地方监管组织内部主要通过统一的内部规章、监管制度，以及监管技术进行协调。通过采取规范化行政许可证制度，分级分类标准化管理方式，建设食品追溯体系及风险分析与预警体系，以及建立独立的信息化、动态化监管平台，使各监管组织内部活动的协调性逐步实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推动了地方各级监管部门内部监管流程标准化，协调手段与内容现代化(表2)。其次，监管组织之间的协调主要根据国家《食品安全法》以及地方食品安全条例关于各监管部门的协调与合作规定实现。如《食品安全法》第7章第71、72、76、80及83条，以及各地方食品安全条例等①＊，对各级政府(省、市、县、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与沟通等进行了具体规定。各级政府食安办作为主要协调机构，通过工作例会、定期督查和检查等方式，增进了地域间、机构之间监管工作的协商性，提高了信息沟通效率以及协调的针对性及有效性。第三，组织与外部的协调是目前食品监管组织协调的重点领域，也是比较薄弱的环节。由于食品安全的外部性特征与公共品特点［9］，政府食品监管组织的协调(无论是组织内部还是组织之间)必须建立在保障公众基本权益、与公众利益协调一致基础之上。调查发现，目前各地方政府食品监管组织通过开展了各类食品安全及其相关知识的宣传活动，逐步提高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识别能力及法律意识;此外，引入合作机制，通过各种激励手段调动民间组织及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督活动，发掘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社会正能量。如设立消费者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对发现重大线索的新闻媒体设置奖励和表彰机制等。不仅如此，监管组织还通过协助食品行业协会制定各种激励约束机制，引导、督促行业自律，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食品行业诚信环境。

4．人员与经费等组织保障能力现状

首先，人员配置状况。一支数量有保证，行政经验丰富、法律法规熟悉、业务技术精通的优秀人才及专家队伍，对确保地方食品监管工作正常有效开展至关重要。通过对贵州省省、市、县三级食品监管机构人员编制及结构情况的调查发现，人员编制上，调查地区2013年按所监管对象计算的监管部门人员配置比率，质监部门为7%(不包括小作坊)，食药监部门不到1%;按全省人口计算的监管人员配置比率不足万分之一。职能结构上，职能部门人员配置呈现明显的技术力量重心上移(集中在省级部门)，监管与执法力量下移(集中在县级部门)的特点。在监管人员的年龄、学历与职称结构上，省级部门情况明显优于市级与县级部门。如46岁以上人员比重，省级部门为20%，县级为30%以上;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比重，省级为80%，县级仅为39%;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比重，省级为44%，县级仅为17%。其次，经费保障能力。食品监管机构的各项工作，包括行政监督、检验检测，以及行政执法等，都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与保障。目前，调查地区90%的地方政府已将食品安全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为日常监管工作提供了必要经费支持。纵向比较来看，省级、市州级监管部门的经费保障能力强于县级监管部门。2013年县级监管部门人均预算经费仅为市州级部门人均预算经费的1/3。职能部门预算经费结构上，技术部门的预算经费比重达到65%以上，显著高于监管部门与执法部门(见图2)。

二、推进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面临的主要组织问题

1．监管机构纵向配置不足与横向设置低效

首先，地方食品监管机构纵向设置不足，特别是缺乏乡镇(区)级监管部门。同时，机构设置欠缺对监管区域人口规模及食品行业特征及复杂性的全局统筹，使基层食品安全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加重了上级监管机构压力和负担;其次，职能部门横向设置低效，监管及协调部门设置不稳定，专职与综合管理部门并存，导致机构协调与整合难度大等。在职能部门设置中，存在技术部门重复建设，执法部门严重不足，技术与执法缺乏专职部门等问题。大部制改革后，尽管机构重复建设问题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但由于大部分县级基层监管机构的技术与执法部门均为综合性部门，同时执行多重监管任务，给大部制改革提出的剥离、集中与整合相关监管资源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2．大部制改革后监管职责划分不清，职能分工缺乏整体性的问题仍然存在

首先，食品多样化经营日益普遍，使责任边界划分与识别难度不断加大。如一些大型超市等食品销售部门同时提供加工食品;宾馆、酒店等提供餐饮服务;分散、隐蔽的小餐饮、小作坊等游离于市场准入监管范围边缘，更加大了责任识别难度及成本。其次，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对监管责任的认定存在交叉，导致职责划分不清。如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52条、《贵州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38条等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的规定，既按供应链环节又按技术规范划分农业与工商部门监管责任，无形中造成责任交叉，使职责划分模糊。大部制改革后，地方食药监部门承接工商部门相关食品监管职能后，与农业部门职责划分模糊的问题仍没得到根本解决。此外，由于商务部门仍承担宾馆、连锁店、特许经营店、物流配送等食品监管，与食药监部门职责交叉仍然存在。再次，职能分工缺乏科学性与整体性考量，使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如一些拥有优势资源的基层监管部门(如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等)却没有被赋予相应职能及权利(如执法权)等问题仍然存在，削弱了监管效力。

3．组织协调机制不完善，协调能力弱、协调方式单一

首先，地方食品监管组织之间，特别是监管组织与外部公众之间的协调机制仍很不完善，协调能力弱。如目前各县级政府食安办多为临时性机构，缺乏稳定的行政资源保障，权威性不足，导致协调能力弱。其次，协调方式单一。当前，各级地方监管组织之间主要通过会议纪要、报告、函告、告知等传统方式进行沟通与协调，缺乏资源共享与信息互通平台。与外部公众的沟通也主要采取告知等方式，对话机制与合作机制尚不完善，公众参与度不高。例如，调查地区2012年由公众举报立案查处的食品安全违法违规案件，仅占当年全省立案查处经营单位数量的不足2%。由于现代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及关联性，传统协调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现代监管要求，对大部制改革中监管组织协调能力提出了新挑战。

4．人员与经费保障能力低，缺乏稳定保障机制

首先，监管人员不足是目前地方食品监管组织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基层监管部门。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贵州省食品监管部门人员缺编率①＊，省级机构为12%，市州与县级机构均超过23%。比较各机构职能部门缺编情况，县级执法与技术部门缺编情况尤为严重，如县级农业执法部门缺编率达到35%，县级质监机构技术部门缺编率高达50%。结构上，监管人员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基层监管部门，由于对青年人才引进与培养的动力不足、激励不足(即“引不来、留不住”人才)，导致人员年龄老化、学历与职称偏低。其次，监管组织缺乏稳定的经费保障。一些地区过度依赖中央和省级财政，或部门领导的“公关能力”，对食品监管经费未单独预算，预算经费来源单一，导致地方缺乏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此外，地方监管经费分配不平衡现象十分严重。通过比较调查地区市级与县级监管部门单列经费的地区差异水平②＊＊，2013年市级为85%，县级则达到116%，县级地区差异表现得尤为突出，个别地区甚至存在有编制无经费等现象。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顺利推进的主要制约因素。

三、推进地方食品监管大部制改革的组织完善对策

1．加快推进地方食品安全立法工作，为大部制改革中监管组织再造保驾护航

加快推进地方食品安全基本法规、条例的建设工作，促进部门内部针对各项食品监管举措的实施办法、方案、规范、指南等的协调与整合，以便为机构及职能部门的整合提供完善的法律依据及指导。通过立法赋予各级地方政府确定食品监管组织职责的权利，以增强地方政府做好食品监管工作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此外，在地方立法中进一步深入贯彻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监管理念，从法律上完善奖励与举报制度，明确企业、媒体、协会及公众等社会监督力量的法律地位。

2．推进地方食品监管组织机构渐进式改革及职能部门整合

采取分层次、分阶段渐进式改革步骤:省级机构按照国家对农业、食药监局以及卫生机构改革方案，确保与上级主管部门有效对接，加强对大部制改革协调性与整体性把握;市、县级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从机构整合到内部职能部门整合的分阶段渐进式改革，以及一般推广与典型地区实验探索双层推进的模式。加快监管机构服务职能的剥离，建立食品安全社会公益或经营性检测机构，以及覆盖全体食品经营者(包括加工、销售、餐饮)的证照受理与审核的综合服务机构。

3．科学界定与划分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范围，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首先，根据地方监管组织分工及专业化特点，农业部门应加快推进地方农产品产地标识、安全标识等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出制度建设工作［10］;食药监部门在整合质监及工商等部门相关监管职责基础上，加强与商务部门在餐饮以及食品销售、物流等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全面深化食品市场准入监管;食安办领导两家单位成立综合协调部门，负责协调、沟通、信息传递工作。其次，加强各机构内部职能部门资源及任务的整合。根据大部制改革，探索将行政监督、行政执法等职能进行整合，使食品监管部门内部职能及任务分工更加明确。再次，加快推进地方监管机构职能转变，由直接监督或干预，向提供专业化服务、规范及标准化指导、信息及网络化管理宣传培训等服务型职能转变，使政府监管与企业自我管制形成合力，提高监管绩效。

4．完善食品监管组织机构协调机制，推动协调方式创新

整合各种管理制度与管理方式，不断提高组织内部工作流程、监管人员技能以及计划和控制系统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从而有效降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许可证管理制度以及分级分类标准化管理制度。强化各级政府食安办直接监督的协调方式，加快建立部门之间资源共享与信息互通平台。对处于市场准入边界的大量小规模食品经营者(如自产自销小农户、小餐饮、小作坊等)的监管，应加强食安办、农业与食药监部门三方的沟通与协作，成立联合监督协调部门共同负责监管。加快建立并完善对话机制与合作机制，采取更加实惠、便捷方式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各项监督和管理工作。

5．加强地方食品监管组织保障能力建设与保障机制的改革

大部制范文篇10

“原本我们县经济开发区想单独申请举办这样一个培训班，但今年初计划报上去后县里进行了统一整合，最终定下来要和各乡镇、街道一起举办今天这个培训班，而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年开始，*县在全国率先对干部教育培训资源进行了整合，把中共*县委党校、县行政学校、县卫生进修学校、省广播电视大学*分校、县教师进修学校和县培训中心“合六为一”，促使当地干部教育培训的效率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质量明显上升。

多头办学造成干部教育资源严重浪费

据了解，在*年办学资源整合前，*县共有20多家单位开展各类教育培训业务，存在着各自为政、多头办学、缺乏统筹、无序竞争的状况。“经常是同一个类型的培训班，你这边办过以后我们这边再办，其实无论是授课内容还是方式都差不多。”*县委党校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种无序的教育培训造成了当地干部教育资源的浪费，不仅造成财政资源的损耗，还分散了人力、物力，造成了教职人员配备的重复性，存在人力、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在这种状况下，有的部门教学设备闲置，而有的需要租用宾馆、会议室等场地培训。由于人、财、物资源的种种限制，加上存在抢生源现象，影响了培训质量，有时造成各类培训相冲突，也给乡镇部门经费支出和工作安排造成压力。面对这种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县委在*年初做出决定，要对县内干部教育培训资源进行大整合，把中共*县委党校、县行政学校、县卫生进修学校、省广播电视大学*分校、县教师进修学校和县培训中心“五校一中心”进行合并，投入*多万元在县城黄金地段的文教园区征地104亩兴建新党校。

整合资源“大党校”实现大统筹

根据“大整合”方案，*县明确资源整合后的新党校（五校一中心）是全县“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成人继续高等教育基地”。根据这个职能定位，当地按照“统一协调、力求精简、不拘一格、富有活力”的要求，组建学校组织机构，撤销了原各校的领导班子，实行一套班子统一领导，建立校务委员会管理体制。校务委员会下设“一办五部”：即综合办公室、干部教育科研部、电大教务部、社区教育培训部、网络高教部和财务部，对外保留六块牌子，接受上级归口部门管理。建立了“大党校”管理体制，实现领导、管理、师资、人财物四个一体化。同时，*县委成立了干部人才教育培训领导小组，对全县干部、人才教育培训工作进行统筹规划。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兼任组长，常务副县长、组织部长分别任副组长，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在每年底组织各单位申报次年办班计划，统筹制定年度干部培训计划。对未经领导小组同意部门擅自办班的，培训经费财政不予列支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