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分配范文10篇

初次分配范文篇1

上述这些针对分配领域的新提法，不仅表明了党中央对分配制度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更反映了党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关注，特别是，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理念变革，说明党和政府已充分意识到现阶段国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间的不平衡，意在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以便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同时也是对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家统计指标与核算体系的逐步完善，初次分配的涵义和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计划经济时期的初次分配，仅限于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生产部门对社会净产值的直接分配，主要涉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目前的初次分配，则是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内的所有单位的直接分配，不仅分配的总量扩大了，而且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也日益多元和复杂，既存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存在不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的资本所有者、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以及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说，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直接关系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能否正常运行。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必要的。*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首次强调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从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表明了目前我国存在着初次分配不公的矛盾。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曾就收入分配差别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联，提出一个“倒U型”假说。该假说认为，各国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收入分配差别不大。随着经济发展进入中期阶段，收入分配差别开始拉开，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严重起来。到经济发展进入后期高水平阶段，收入差距又逐渐缩小，不平等程度得到改善。尽管经济学界对这一假说见仁见智，看法不一，但就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经验来看，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确实存在着促使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不少国家收入差距的变动正是遵循着“倒U型”轨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情况也是如此。在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开。这对调动劳动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不可否认，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需要指出的是，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促进竞争、提高效率，过大的差距，则会带来诸如贫困、社会冲突、低收入者得不到发展与改善自己处境的机会等一系列后果。更有甚者，还会引发社会动荡，妨碍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地厅级官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为首选；在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虽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并无争议，属于较为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这对我国社会和谐构成严重潜在威胁。

当前初次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在：第一，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受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过剩和长期以来工资收入水平偏低因素的影响，初次分配仍然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劳动收益的流失，是初次分配不公的最突出表现，也是造成社会矛盾加大的重要因素。第二，由于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所造成的劳动力流动受阻和就业不充分而引起的分配不公；第三，由于不合理的行业垄断所形成的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环境失衡所导致的分配不公；第四，由于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条件的差别而产生的分配不公；企业内部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公平；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地区发展失衡、利益分配格局失衡、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失衡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现阶段我国迫切需要确立公平、正义、共享的价值观，并以此为标准来评估和纠正现实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中的疏漏。迫切需要通过深化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加大履行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使低收入者获得扶助，使高收入者得到调节，以避免因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少数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愈演愈烈。迫切需要强化城乡公民平等参与分配，并调整经济政策与公共资源配置等措施，去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以给全国人民一个稳定乐观的心理预期。这也正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反复强调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加速缩小收入差距的主旨所在。

如何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当前的初次分配不公问题主要是由于体制不健全和制度不完善引起的，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的办法来解决。

第一，要规范初次分配中的规则和秩序，即分配过程要公平，还要高度重视机会公平即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条件，一是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一般来说，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收入也高；二是劳动机会的公平，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市场机制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保障公平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

第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建设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保证人们可以公平地获得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

第三，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现代企业是投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利益集合体，它不仅要追求利润，对投资者负责，而且要对企业员工负责。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更好地处理劳动关系，实现“劳资两利”。

第四，打破不合理的垄断，为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力度，加快反垄断立法的进程，对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应实行严格的监督，使听证会制度能够反映各相关群体的利益等等。

初次分配范文篇2

基尼系数通常是衡量再分配结果的一个指标。因此，它说明不了初次分配的差距，也说明不了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努力。

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之所以比较小，是与它们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分不开的。

英国2004年基尼系数由初次分配时的0.52，下降为最终分配时的0.38，下降1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达26.9%，其中，各种直接的社会保障措施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最大，使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减少了15个百分点，各种直接税措施使基尼系数减少了3个百分点（间接税则使基尼系数扩大了4个百分点）。日本由于社会保障的调节，1992年基尼系数从0.435下降到0.365，下降了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为16.1%。

根据这两个例子可以合理地推测，大部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大体在0.45-0.55之间。作为一批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在经历了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后，市场规则在法治社会的框架内应该说得到相当程度的完善，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这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上反映的差距，显示的是各要素所有者的竞争实力，显示的是市场提供的机遇。

而发展中国家分配的特点是，初次分配时差距有多大，再分配时差距仍然有多大。增长越是迅速的国家，收入差距也就越大。这显然与这些国家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滞后有关。我国个人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达到0.47，但这基本上既是再分配的基尼系数，又是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因为目前我国再分配系统的着力点仅限于解决城市居民的养老，对缩小个人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不过，就初次分配而言，我国的这一差距还不算很大。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而发达国家尽管经济结构已经一元化了，但初次分配差距却并不小，似乎就更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了。问题的实质是，我国初次分配的差距反映的并不完全是市场的力量，恰恰是非市场的因素太大。

二、关于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观念

对20多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扩大这一事实，需要有正确的评价标准。在初次分配阶段，人们通常诉诸起点平等。这是因为各宪政国家都在宪法的意义上赋予了本国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公民的经济权。自法国大革命所诞生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以来，这一宪政精神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

起点平等能够保证效率的提高。全体公民经济上的平等，不但使公民拥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力，而且拥有了自由交易自己财产的权力。这便意味着社会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将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投资者和劳动者的热情和活力，挖掘出作为主体的人和组织的空前的创造力，从而产生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效率。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实行无胜负之分的结果平等，则无异于取消竞争，必然有损于效率。

正因为如此，起点平等必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初次分配的基本原则，而且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主导原则：个人作为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不断向市场提供从事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或人力要素，同时，从市场取得提供要素的收入；各种要素收人的高低由市场供求决定；市场是个人收入分配的主渠道，政府的再分配、社会的慈善事业只是辅助渠道。因此，就市场机制应发挥基础作用的初次分配领域而言，没有必要限制亿万富翁的出现，倒是希望多出几个像比尔.盖茨那样的科技、经商双英才，因为这是市场竞争实力的体现。

在初次分配领域坚持起点平等并非易事，它要求政府履行好“守夜人”的职责。从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史看，落实宪法赋予人们的最基本的经济权力，往往都是在政府当好“守夜人”、贯彻落实好民商法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否则，自由放任的市场只会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市场。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古代的罗马法、中世纪的城市法和商法，就很难设想商品生产会走向高级阶段－－出现民间工场手工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拿破仑法（即《法国民法典》），也很难设想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法国会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过来的，人们比较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类职能，容易忽视市场监管、财产保护等民商法类的“守夜人”职能。其实，“守夜人”的职责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管理。

三、初次分配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合理因素：按劳分配为主。要素参与分配

就初次分配政策而言，为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破除平均主义的政策措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政策从总体上看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个人的收入差距，但从政策的主导层面看，是合理的，是趋向于按市场规则进行的有序的经济分化；坚持了起点平等的原则，逐步实现了宪法赋予公民从事经济活动的平等权力。由此也才有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使改革开放后的我国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

（二）体制内分配问题：两级按劳分配

目前，体制内的分配格局是打破平均主义后形成的，基本框架为“两级按劳分配”，即国家对（国有）企业按劳分配，企业内部对劳动者也按劳分配。前者指企业的工资总额同企业上缴利税、实现利税等经济指标挂钩，后者指企业自主决定内部分配方式，包括计件、计时工资，以及各种奖励制度等。

传统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行政机关三位一体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这种分配模式必然会扩大到企业之外，医院、学校和科研机构等各类事业单位都会因此去创收，它向产业化、市场化方向发展，甚至连一些党政机关也未能“免俗”。

与此同时，职工的收入也以不同的方式与单位的创收挂钩。这样的分配方式，因其操作简便，具有自动的“奖勤罚懒”机制，确实能够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而“行之有效”，但助长了短期行为，也使得组织的管理成本较高。另外，两级按劳分配模式至多能够保证某个企业内部的职工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无法保证同种职业的社会劳动获得大致相等的报酬，而对同工同酬的诉求必然导致单位间盲目攀比、无序竞争，其结果只能进一步扭曲分配关系，恶化各类主体的经济行为。

（三）灰色收入与行业不正之风

体制内制度不合理、心理失衡的人们可能会到制度外去寻求平衡，从而刺激人们从各种不正当渠道找回补偿。当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因职工的收入和福利偏低，办公经费紧张，以及诸多难言之隐需要“小金库”打点帮忙时，那么，行为失范、灰色收入就会出现。

（四）腐败与寻租

当灰色收入出现后，胆大妄为之徒受利益驱使会触犯刑律而成为犯罪分子，同时也为以权力为基础的腐败打开了大门，甚至一些政府机构在决策过程中，以部门利益取代国家利益，借维护国家利益之名，行谋取部门利益之实，不但增加经济运行成本，降低行政效率，而且助长行政腐败，更为严重的是增大国家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对此，唯有寄希望于法治社会的确立、经济秩序的完善和政治文明的进步。四、理顺个人初次分配秩序的制度安排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双重转换时期，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但分配失序现象还较为严重。从近期看，应着重解决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行业不正之风、行业腐败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从长远看，则应从制度层面着手，遵循起点平等、机会公平的原则，争取用10-15年的时间，逐步清除掉造成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的制度基础，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初次分配关系理顺了，就会为再分配关系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理顺财政体制

财政虽然属于再分配领域，但在目前体制框架，下对初次分配仍具有决定性影响。我国财政体制虽几经改革，但直到今天仍然走不出一个“包”字，在世界上属于比较分散的体制。目前，中央财政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50%，中央财政支出约占全部财政支出30%，不但远低于世界上单一制国家的水平，而且还大大低于联邦制国家的水平。

在分散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上级政府的下级机构，而俨然成为一个利益主体－－一个“经营城市”的准企业。与上级政府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蜕变为政策与对策的关系，并屡屡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甚至障碍。如果说改革之初为摆脱大一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放权让利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有其合理一面的话，那么，今天增强财政的统一性，改变“诸侯经济”的基础，对于发展和健全全国统一市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为此，应改革和调整财政体制，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在全部财政收支中的比重。新的财政体制要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履行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其经营城市、批租土地、招商引资、大搞基础设施之外的建设项目等经济发展职能；要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履行社会公共职能时减少对当地GDP增长速度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依赖，保证各地区都能够获得一个大致均等的财政支出水平，使不同地区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大致相近的公共服务。

（二）理顺各类主体的经济行为

各类经济主体行为混乱是目前我国分配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与之相联系的收费、罚款、采购等带有经济性质的活动必须受到严格监控。而各级政府以各种名目办的带有创收性质的饭店、宾馆等，应尽快退出准政府序列，或交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统一管理，或退出国有序列。

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不过是政府职能的一种延伸：国有企业是向物质生产领域即有形产品领域的延伸，事业单位是向服务领域即无形产品领域的延伸，两者原则上应该提供公共的或准公共的产品和服务。对国有企业应进行分类管理。从政府控制极强、企业基本没有自主权，到政府控制较弱、企业有着高度自主权之间，存在着若干类型，政府应依照不同的法律法规对它们进行有区别的管理。公益性服务机构也与此相类似，从官办（即公立）机构、半官办机构到民办非营利机构，它们市场化程度不同，市场行为也不同，政府的管理也应有所区别。

应进一步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政府要做到使市场有秩序，必须履行好“守夜人”的职责，保护产权不受强势的侵害，保障合同的公正实施，做好市场监管，维护竞争秩序。这些属于市场经济的基础性管理，是国家实现战略管理的基础，不但决定着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

（三）理顺体制内分配关系

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国有企业员工和私营企业员工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分配秩序：就薪酬总水平而言，私营企业员工较高，公务员略低，国有企业员工则大体居两者之间。这基本上反映了各种职业在风险、自我实现以及受到尊重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组合后形成的一种分配秩序。在薪酬结构方面，公务员的非货币工资（即福利部份）比重较高，货币工资中基本工资比重较高，绩效工资很少或者没有。私营企业员工则相反，货币工资比重较高，货币工资中绩效工资比重较高。国有企业员工薪酬结构大体居于公务员和私营企业员工之间。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代表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的不断扩展，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在增加，各国的薪酬体系和模式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国有企业因其市场化程度不同，一部分企业的分配方式接近公务员，一部分接近私营企业员工，还有一部分居于两者之间。至于其他的公立机构，如医院、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等，分配制度大体与国有企业的这种分类接近。

可见，机构性质决定薪酬制度。如果滥用绩效工资这类短期激励措施，只会引起大量短期行为；薪酬结构混乱，必然带来分配秩序混乱。因此，应吸收当代薪酬体系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观念，创建富有时代特征、代表先进文化的薪酬理念，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和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薪酬制度。

（四）理顺劳动分配的市场关系

发展和谐的劳动分配关系依赖于良好的劳动力市场。这不但是理顺国有企事业单位分配关系的重要支点，而且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实现经济权力的基本场所，是调节全体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关系的基础。

与商品市场相比，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还很低，还存在着一定的身份依附和板块封闭。在今后几十年的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将形成世界上最为庞大、结构最为复杂的劳动力市场，并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收人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少数高素质劳动力正成为世界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收入水平将向世界顶级人才靠近，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简单劳动力则受亿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牵制而将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金字塔型的劳动结构决定了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

这些特点决定了建设一个健全、合理、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政策的着力点应以公平原则（起点平等）为指导，通过长久持续的努力，将社会经济结构由不稳定的金字塔型转变为比较稳定的橄榄型，变劳动力的制度分割、无序流动为充分竞争、有序流动。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保持国民经济一定的增长速度，使每年新增的数百万劳动力顺利就业：继续推进城市化战略，保证每年从农业和农村中转移出来的近千万劳动大军有序进城，使他们稳步上升为中低收人群体；注重发展资源节约、资本节约等技术，发展信息业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结构调整不应损害就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发展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中小企业，采取家庭工、弹性工作时间等灵活的就业方式，千方百计地扩大就业渠道；逐步打通户籍分隔，清除体制界限，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把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机制引入垄断领域，压缩那些靠垄断方式获取不合理收入的高收人群体；建立工会、雇主和政府的三方协调机制，保护劳动者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防止资本排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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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认真领会和准确把握这些精神，对于明确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效率与公平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活力和社会稳定，是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实践证明，效率和公平不是对立的，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践层面都在认真探索。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都既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是从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两个环节。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活动中，企业作为分配主体，将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生产要素的提供与报酬支付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关系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税收进行调节和规范，不直接干预。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主要通过税收、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进行，重点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职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收入关系，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价格机制、利益驱动机制下，初次分配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如果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过多，再分配很难纠正过来。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十分重要。除了初次分配的规则和秩序要规范，也就是分配过程要公平以外，还要高度重视机会公平，这涉及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条件，一是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一般来讲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收入也高；二是劳动机会的公平，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市场机制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保障公平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要加大税收等经济杠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也会损害效率，反过来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合理分配，最终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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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个人之间出现的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2001年，中国10％最贫困人口消费份额只有1.8％，而10％最富裕人口消费份额高达33．1％，后者是前者的18.4倍。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再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数以亿计。

针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改革。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加大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力度，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社会养老基金历史上形成的空账运转等原因，我国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同时，由于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处于极低收人群体的广大农民得不到基本保障。有学者认为，自1997年中国城镇开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由于中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得到一定改善，而对农村居民基本没有起到作用，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样，中国的再分配机制不但没有缓解初次分配造成的差距，反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政府的再分配制度之所以难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一定条件下的初次分配是企业行为或私人行为，是无数个市场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博弈实现的，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初次分配格局已经基本体现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初次分配领域一旦出现重大社会不公，政府再分配是很难加以扭转的。

当代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运行良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分配率(分配率是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为例，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1999年，日本分配率为54.18％；公务员之家/为您整理2000年，美国、德国、英国的分配率分别为58.31％、53.84％和55.27％。在我国，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但我国分配率明显偏低，如2001年全国各地区加总分配率为51.45％，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分配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分配率分别为34.90％、45.75％和46.47％。在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其劳动力价值。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按照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理合法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它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具有激励效应，应该加以肯定，因为让市场决定工资会创造出高效率的激励因素，而这种激励因素对于成功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收入差距只能依靠政府再分配手段调节。第二种情况是由不合法收人造成的收入差距，即通常所说的“地下经济”或者“非法经济”；它一般从事政府禁止的生产项目或交易，如制毒贩毒、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非法经济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事非法经济的厂商和个人则取得了高额的非法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收入差距。根据陈宗胜和周云波的估算，各类非法非正常收入在全国范围内使居民收入差距上升了13％～23％，使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上升到0.4以上。第三种情况是合法不合理收人造成的差距。它是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不公的另外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基于发展战略决策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却造成了事实上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的不公平，导致了日益严重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问题。其中行业差距是指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支配优势资源、获得超额利润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依靠无偿占有和低偿占有全社会公共资源，用行政性的垄断手段获取垄断利润，再实行市场的分配原则，行业利润高，员工的收入就高，使中国各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2004年全国职工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中的证券业，人均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两者相差7.52倍。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不但普遍高于其他行业，而且职工均可享受高水平的福利待遇，这就形成所谓的“福利腐败”问题。

二、“福利腐败”：我国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

“福利腐败”是2006年3月份由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提出来的一个新名词，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讲的垄断福利。所谓“福利腐败”是指一些垄断行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和优势，将掌握的行业资源无偿或者廉价地向本行业的职工和家属提供，即在福利的名义下形成的行业腐败现象。例如，公交职工免费乘公交车、铁路职工免费乘火车、电力职工免费用电、电信职工免费打电话、供热职工免费供热、医院职工免费挂号、银行职工低价低息福利买房、民航免费机票全家通用，等等。

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这种“福利腐败”现象，实质上就是曼瑟尔·奥尔森(MancerOlson)教授所说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coMifion)问题。“分利联盟”即在市场约束力量不足以规范其经济行为之前，一批通过采取寻租等集体行动影响经济政策制定、寻求收入再分配来增加自身收公务员之家/为您整理入份额的个人所组成的、能为共同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搭便车”群体或组织。“分利联盟”本质上是一种“搭便车”行为，只不过其行为主体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个人。奥尔森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所以，“分利联盟”获得成功的两个条件是：一是实行了人数控制，即集体人数少、集体成员不对称；二是存在选择性激励，即在集体内对个人的奖励与惩罚都具有针对性，从而能够吸引或强迫个人为集体利益做贡献。“分利联盟”与阶级、政党这样一些集团相比，相对来说，人数少得多，而且每一个个体的作为都会对联盟的利益产生极大影响，联盟也会对每一个个体的作为或不作为采取有针对性的奖励或惩罚，从而敦促个体为联盟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但当联盟的利益与个体的利益趋于一致，并且个体能从联盟中获得选择性刺激时，个人理性便很容易地转化为集体理性了。“分利联盟”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性，它的行动往往比单个个体的行动更有效率，这种规模效应能够节约更多的交易成本。

但是，“分利联盟”的这种“有效率”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损害着社会整体利益，因为“分利联盟”往往只求获得自己的更大份额而置社会总体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于不顾。“分利联盟”可以通过经济寻租、政治寻租等活动影响经济政策(包括财税政策、企业进入壁垒、资金与人才流动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等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分配方案以增加其收入。“分利联盟”的各种寻租活动降低了国家决策效率，延长了经济政策制定的时间，影响了整体社会创新能力和资源重组能力，从而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陷入所谓“制度僵化症”(奥尔森语)。另外，“分利联盟”的频繁活动还会排斥或扭曲市场价格，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改变社会激励机制，毒化社会风气，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制造“政府失效”和“官员腐败”。

在中国，催化“分利联盟”“细胞”裂变的另外两个条件是目前正处于渐进式改革“权力真空”与“市场真空”同时并存的改革中期以及“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等制度设计缺陷。垄断行业之所以不仅为其职工发放普遍高于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而且为本行业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巨大的垄断福利，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利用巨大的社会经济资源，获得本应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福利腐败”所具备的“腐败”主体的不确定性、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享受”人群的局限性以及利益的不正当性等特征基本符合“分利联盟”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四个基本条件；“福利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扩散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它是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形式，并造成了国家的制度僵化症；它不但以均摊的形式侵占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转嫁福利成本增加公众负担，加剧了社会不公平，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腐败的延伸和缩影，损害了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信用。

基于上述“福利腐败”的特征、危害及其根源的分析，笔者认为单靠市场机制是无法也无力消除这颗毒瘤的，公务员之家/为您整理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具有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义务。

三、政府责任：初次分配公平的应有之义

“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嫉妒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成为长期制约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瓶颈。由于我国现阶段还处于市场发育还不成熟、体制建设还不完善的经济转型时期，在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上，市场本身显得力不从心，以收入差距悬殊为外在形式的分配不公尤其是初次分配不公不仅存在于整体社会经济空间，而且有加速蔓延之势，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政府的再分配失去了客观可靠的基础。因此，要依靠政府力量整顿初次分配秩序，创造自由竞争的、依靠合理合法手段获得收入的制度环境。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都存在着“越位”和“缺位”，该插手管理的地方没有管理，不该插手干预的地方却干预过度，造成了许多经济体制上的漏洞，如价格双轨制等，也造成了大量经济租金的存在，市场受到扭曲。所以，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发挥政府作用，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的起点和分配过程中，制定统一、公平的规则，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使各经济主体拥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堵住经济体制中的漏洞。与此同时，要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摒弃那种认为“微观经济领域交由市场，宏观经济领域交由政府”的错误理念，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紧密配合，共同调节，从而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微观调控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第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壁垒，平衡劳资利益，建立利益协调型劳资关系。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全国统一的平等、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难以形成，存在诸多的人为设置的劳动力流动壁垒，人岗不匹配现象严重。所以，必须创造条件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劳动力信息的流动，推动劳动力跨企业、行业和地区的自由流动，保证人们可以公平地获得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应该平衡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之间的关系，适当向劳动方面倾斜，逐步提高分配率，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加快最低工资立法，全面贯彻执行劳动法，使低端劳动者同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全面健全工会、行业协会、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强化其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职能，强化集体谈判、劳动参与分配的力量，从而真正建立起利益协调型劳资关系机制，保持国内劳资关系的长期协调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第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在分配起点上，使农村居民拥有的生产要素尽可能平等，主要包括劳动者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以及财产占有权力的平等；西部大开发应摒弃以资源开发为主的思维定势，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战略，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在分配过程中，加强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建设，增加对农业科技和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破除户籍、福利和就业等制度性障碍，建立统一、平等、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缩小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西部大开发应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大力开发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加工增值能力；同时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上向西部倾斜，逐步实现同东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加大反垄断力度，铲除“福利腐败”。要转变政府直接管理和干预企业的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消除因权力寻租而导致的“福利腐败”问题。具体来说，一要铲除产生垄断的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成本过高的垄断企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威胁，从而自觉放弃或减少垄断福利；二要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对垄断行业的财政支出加强监督与审计，重点监督与审计其经营成本，严格监控其成本支出，加快建立成本信息披露机制，以增加其成本的透明度，让垄断行业接受舆论监督，并严厉追究违规企业主要负责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三要加强公众舆论监督力度，形成“垄断福利即腐败”的舆论环境。“福利腐败”已经成为一些垄断性行业中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的现象，因此很有必要在全社会形成对垄断行业的舆论压力与谴责，不给任何政策支持，这是彻底根除“福利腐败”问题的思想基础。

显然，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责任与作用的准确定位在新一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将有利于规范我国的收入分配秩序，从源头上阻止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从而为社会保障再分配制度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既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又提升社会的整合程度；才能既建立市场的正常运转秩序，又逐步实现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

初次分配范文篇5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提高”是针对当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的，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大举措。认真学习和领会这项举措的重要意义，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途径和措施，对于建立健全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涉及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关系。国民收入是由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三部分构成的，合理调整这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分配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发生了较大变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据有关方面测算，从200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1％，2006年为57．1％，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上升了1．5个百分点，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上升了3．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使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也相应发生了较大变化。据统计，在同期三大需求对国民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中，消费的贡献率从43．6％下降到38．9％。这种变化趋势，影响了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的合理结构以及内需与外需的合理结构。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根本举措之一。主要措施是：一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二要调整鼓励出口的政策，控制净出口的规模；三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标准；四要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多渠道扩大农村居民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五要鼓励依法创业和投资，保护各类合法收入；六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密切相关的。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政府一般是不干预的。但是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我们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一些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没有市场化。例如，在资本要素方面，反映资本价格的利率尚未真正市场化；在土地要素方面，在获得土地的机会上不均等，还有相当部分靠行政审批和政府定价，没有按市场化运作；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未形成，等等。除此之外，垄断经营、分配秩序混乱都会使初次分配关系出现扭曲。总体看，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还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一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二要随经济增长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三要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四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深化改革和宏观调节，规范初次分配秩序，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增长相适应；五要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初次分配范文篇6

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个人之间出现的收入差距问题日益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估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82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5。2001年，中国10％最贫困人口消费份额只有1.8％，而10％最富裕人口消费份额高达33．1％，后者是前者的18.4倍。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再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数以亿计。

针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收入差距的再分配制度改革。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加大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力度，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社会养老基金历史上形成的空账运转等原因，我国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同时，由于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处于极低收人群体的广大农民得不到基本保障。有学者认为，自1997年中国城镇开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由于中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得到一定改善，而对农村居民基本没有起到作用，拉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样，中国的再分配机制不但没有缓解初次分配造成的差距，反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政府的再分配制度之所以难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一定条件下的初次分配是企业行为或私人行为，是无数个市场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博弈实现的，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初次分配格局已经基本体现了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初次分配领域一旦出现重大社会不公，政府再分配是很难加以扭转的。

当代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运行良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以分配率(分配率是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为例，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1999年，日本分配率为54.18％；2000年，美国、德国、英国的分配率分别为58.31％、53.84％和55.27％。在我国，劳动力仍然具有商品属性，雇佣劳动制度仍然存在，但我国分配率明显偏低，如2001年全国各地区加总分配率为51.45％，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分配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分配率分别为34.90％、45.75％和46.47％。在雇佣劳动者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于其劳动力价值。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按照形成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合理合法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它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具有激励效应，应该加以肯定，因为让市场决定工资会创造出高效率的激励因素，而这种激励因素对于成功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收入差距只能依靠政府再分配手段调节。第二种情况是由不合法收人造成的收入差距，即通常所说的“地下经济”或者“非法经济”；它一般从事政府禁止的生产项目或交易，如制毒贩毒、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非法经济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从事非法经济的厂商和个人则取得了高额的非法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收入差距。根据陈宗胜和周云波的估算，各类非法非正常收入在全国范围内使居民收入差距上升了13％～23％，使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上升到0.4以上。第三种情况是合法不合理收人造成的差距。它是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不公的另外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基于发展战略决策进行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却造成了事实上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的不公平，导致了日益严重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问题。其中行业差距是指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支配优势资源、获得超额利润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垄断行业依靠无偿占有和低偿占有全社会公共资源，用行政性的垄断手段获取垄断利润，再实行市场的分配原则，行业利润高，员工的收入就高，使中国各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如2004年全国职工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中的证券业，人均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两者相差7.52倍。垄断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不但普遍高于其他行业，而且职工均可享受高水平的福利待遇，这就形成所谓的“福利腐败”问题。

二、“福利腐败”：我国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

“福利腐败”是2006年3月份由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提出来的一个新名词，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讲的垄断福利。所谓“福利腐败”是指一些垄断行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和优势，将掌握的行业资源无偿或者廉价地向本行业的职工和家属提供，即在福利的名义下形成的行业腐败现象。例如，公交职工免费乘公交车、铁路职工免费乘火车、电力职工免费用电、电信职工免费打电话、供热职工免费供热、医院职工免费挂号、银行职工低价低息福利买房、民航免费机票全家通用，等等。

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这种“福利腐败”现象，实质上就是曼瑟尔·奥尔森(MancerOlson)教授所说的“分利联盟”(distributionalcoMifion)问题。“分利联盟”即在市场约束力量不足以规范其经济行为之前，一批通过采取寻租等集体行动影响经济政策制定、寻求收入再分配来增加自身收入份额的个人所组成的、能为共同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搭便车”群体或组织。“分利联盟”本质上是一种“搭便车”行为，只不过其行为主体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个人。奥尔森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所以，“分利联盟”获得成功的两个条件是：一是实行了人数控制，即集体人数少、集体成员不对称；二是存在选择性激励，即在集体内对个人的奖励与惩罚都具有针对性，从而能够吸引或强迫个人为集体利益做贡献。“分利联盟”与阶级、政党这样一些集团相比，相对来说，人数少得多，而且每一个个体的作为都会对联盟的利益产生极大影响，联盟也会对每一个个体的作为或不作为采取有针对性的奖励或惩罚，从而敦促个体为联盟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但当联盟的利益与个体的利益趋于一致，并且个体能从联盟中获得选择性刺激时，个人理性便很容易地转化为集体理性了。“分利联盟”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性，它的行动往往比单个个体的行动更有效率，这种规模效应能够节约更多的交易成本。

但是，“分利联盟”的这种“有效率”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损害着社会整体利益，因为“分利联盟”往往只求获得自己的更大份额而置社会总体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于不顾。“分利联盟”可以通过经济寻租、政治寻租等活动影响经济政策(包括财税政策、企业进入壁垒、资金与人才流动壁垒、地方保护主义等政策)的制定，改变收入分配方案以增加其收入。“分利联盟”的各种寻租活动降低了国家决策效率，延长了经济政策制定的时间，影响了整体社会创新能力和资源重组能力，从而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陷入所谓“制度僵化症”(奥尔森语)。另外，“分利联盟”的频繁活动还会排斥或扭曲市场价格，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改变社会激励机制，毒化社会风气，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制造“政府失效”和“官员腐败”。

在中国，催化“分利联盟”“细胞”裂变的另外两个条件是目前正处于渐进式改革“权力真空”与“市场真空”同时并存的改革中期以及“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等制度设计缺陷。垄断行业之所以不仅为其职工发放普遍高于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而且为本行业职工及其家属提供巨大的垄断福利，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利用巨大的社会经济资源，获得本应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福利腐败”所具备的“腐败”主体的不确定性、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享受”人群的局限性以及利益的不正当性等特征基本符合“分利联盟”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四个基本条件；“福利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扩散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它是初次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形式，并造成了国家的制度僵化症；它不但以均摊的形式侵占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转嫁福利成本增加公众负担，加剧了社会不公平，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权力腐败的延伸和缩影，损害了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信用。

基于上述“福利腐败”的特征、危害及其根源的分析，笔者认为单靠市场机制是无法也无力消除这颗毒瘤的，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具有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义务。

三、政府责任：初次分配公平的应有之义

“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嫉妒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成为长期制约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瓶颈。由于我国现阶段还处于市场发育还不成熟、体制建设还不完善的经济转型时期，在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上，市场本身显得力不从心，以收入差距悬殊为外在形式的分配不公尤其是初次分配不公不仅存在于整体社会经济空间，而且有加速蔓延之势，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政府的再分配失去了客观可靠的基础。因此，要依靠政府力量整顿初次分配秩序，创造自由竞争的、依靠合理合法手段获得收入的制度环境。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都存在着“越位”和“缺位”，该插手管理的地方没有管理，不该插手干预的地方却干预过度，造成了许多经济体制上的漏洞，如价格双轨制等，也造成了大量经济租金的存在，市场受到扭曲。所以，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发挥政府作用，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的起点和分配过程中，制定统一、公平的规则，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使各经济主体拥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堵住经济体制中的漏洞。与此同时，要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摒弃那种认为“微观经济领域交由市场，宏观经济领域交由政府”的错误理念，使“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紧密配合，共同调节，从而实现政府经济职能的微观调控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第二，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壁垒，平衡劳资利益，建立利益协调型劳资关系。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全国统一的平等、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难以形成，存在诸多的人为设置的劳动力流动壁垒，人岗不匹配现象严重。所以，必须创造条件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劳动力信息的流动，推动劳动力跨企业、行业和地区的自由流动，保证人们可以公平地获得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应该平衡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之间的关系，适当向劳动方面倾斜，逐步提高分配率，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加快最低工资立法，全面贯彻执行劳动法，使低端劳动者同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全面健全工会、行业协会、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强化其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职能，强化集体谈判、劳动参与分配的力量，从而真正建立起利益协调型劳资关系机制，保持国内劳资关系的长期协调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第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在分配起点上，使农村居民拥有的生产要素尽可能平等，主要包括劳动者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以及财产占有权力的平等；西部大开发应摒弃以资源开发为主的思维定势，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战略，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在分配过程中，加强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建设，增加对农业科技和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破除户籍、福利和就业等制度性障碍，建立统一、平等、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缩小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西部大开发应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大力开发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加工增值能力；同时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上向西部倾斜，逐步实现同东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加大反垄断力度，铲除“福利腐败”。要转变政府直接管理和干预企业的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消除因权力寻租而导致的“福利腐败”问题。具体来说，一要铲除产生垄断的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成本过高的垄断企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威胁，从而自觉放弃或减少垄断福利；二要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对垄断行业的财政支出加强监督与审计，重点监督与审计其经营成本，严格监控其成本支出，加快建立成本信息披露机制，以增加其成本的透明度，让垄断行业接受舆论监督，并严厉追究违规企业主要负责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三要加强公众舆论监督力度，形成“垄断福利即腐败”的舆论环境。“福利腐败”已经成为一些垄断性行业中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的现象，因此很有必要在全社会形成对垄断行业的舆论压力与谴责，不给任何政策支持，这是彻底根除“福利腐败”问题的思想基础。

显然，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责任与作用的准确定位在新一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将有利于规范我国的收入分配秩序，从源头上阻止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从而为社会保障再分配制度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既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又提升社会的整合程度；才能既建立市场的正常运转秩序，又逐步实现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

初次分配范文篇7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认真领会和准确把握这些精神，对于明确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效率与公平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活力和社会稳定，是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实践证明，效率和公平不是对立的，是互为基础、互相促进的。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践层面都在认真探索。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和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还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就确立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目的就是既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以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又要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社会不稳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些论述，都既坚持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又增强了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的针对性，是从实际出发对效率和公平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两个环节。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活动中，企业作为分配主体，将国民生产总值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生产要素的提供与报酬支付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关系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税收进行调节和规范，不直接干预。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主要通过税收、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进行，重点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职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收入关系，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

国民生产总值分配的总原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合理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分配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收入分配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二是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价格机制、利益驱动机制下，初次分配收入存在一定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如果分配中存在的问题过多，再分配很难纠正过来。因此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十分重要。除了初次分配的规则和秩序要规范，也就是分配过程要公平以外，还要高度重视机会公平，这涉及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础条件，一是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一般来讲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收入也高；二是劳动机会的公平，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市场机制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保障公平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条件。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就是要加大税收等经济杠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也会损害效率，反过来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合理分配，最终既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初次分配范文篇8

关键词初次分配公平效率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科学发展观时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是“我国发展中出现的新阶段性特征之一”。[1]追述到十六大报告，我们发现它是这样表述的：“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但是并没有把它提到阶段性特征的高度。这表明，现在党中央越来越重视这个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大局和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其实“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事实渉及倒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即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公平与效率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两者之间的矛盾，它们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市场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效率是市场公平的结果；效率是实现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社会公平是实现效率的保证。”[2]公平与效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能够兼顾，不可偏废。我们发现，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指导思想在此次报告中也发生了变化。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关于这个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表述如下：“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3]这里关键的变化在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初次分配只注重效率。其中，初次分配是指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其依据主要是效率原则；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通过对概念的分析，我们知道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是针对效率而言的，即收益的多少，高效率，高回报，也就是说公平在初次分配中是式微的。

在改革开放到十七大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坚持的一直是效率优先的指导原则。可是随之带来的矛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特别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执政党所困扰的问题。甚至一度让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性。“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4]这个作法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可行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渐渐的成为人们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市场的法则是优胜劣汰，其中有资本、懂管理、精技术的那部分人可能先富起来了。但是广大的老百姓却仍然被锁在祖祖辈辈经营的广袤土地上，“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很突出。”[1]中国八亿多农民，当然还有其它收入低的阶层的人，他们在生产要素的占有上就不公平，也就是说他们在致富的起点上就客观的存在不公平。当然，也就很难谈得上再次分配的公平。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重新调整处理效率和公平的思路：即初次分配就要注重公平，而不仅仅是注重效率。

如何解决初次分配公平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有两条路径：其一，公平分配生产要素。通过对生产要素的公平分配，从而达到对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收益的公平分配；因为生产要素的占有是关键，通过生产要素产生生产效率和效益，没有生产要素的占有，就很难取得生产效益的占有，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没有生产资料的占有，“无产者的劳动不会给自己创造出财产”[5]；其二，在生产要素分配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生产要素的生产收益。通过政策的倾斜或经济杠杆，使这部分人群掌握的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提高，创造更高的效益和更多的收益，以达到初次收入分配公平。其实，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现有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益，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提高这部分生产效益在整个生产效益中的比例。

事实上，此次报告在具体措施方面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1]而关于初次分配注重公平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居民收入中包括居民可支配收入、个人所得税、公积金、养老基金、医疗基金、失业基金等。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根据居民家庭日常总收入计算得来的。而个人所得税、公积金、养老基金、医疗基金、失业基金等是最终是要被扣除的。也就是说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必须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国民收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指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等)总和价值。由此可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真正是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就是给予劳动者的报酬要增加，其中包括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底层的劳动者的报酬需要提高。

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邓小平曾经说过：“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扩大的问题。在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6]劳动报酬它是指公民通过劳动取得的收入及其他财物，其中包括：公民参加工农业生产取得的各种报酬；公民参加各种服务行业为社会提供服务而取得的各种劳务收入；城市个体工商户从事正当经营、农村农民从事家庭副业所取得收入等等；通过对概念的进一步阐明，我们发现，这项措施惠及的人更多包括农民、工人、农民工、服务行业人员等底层的劳动者，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实现公平可能性逐渐明显。

三、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这可能是人们在初次分配实现公平见效比较快一个措施。群众拥有的财产性收入越多，表明社会财富占有越公平。提高群众的财产性收入，一个是通过政策的制定使人们拥有的财产创造更多的价值；另一个是通过市场的调节，使群众的财产增值。

四、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

行业垄断是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和扩大的重要方面，打破行业垄断，减低行业准入门槛打，让更多的人进入应该可以进去的行业，他们致富的机会就会增多一些。如电信、航空、石油、国防等行业，可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公平分配财富，让广大群众收益。

此外，在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同时，必须也要注意处理与效率的关系。公平和效率在某种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过分注重公平，可能会导致人们的积极性受挫；过分注重效率，也会使人们之间贫富差距扩大。但是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是效率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才有今天要初次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政策出台。那么，是否今后一段时间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实现公平，当然那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科学的发展。但是可以更明确地是，注重分配公平已经是不可绕过去的民生主题。特别是初次分配就注重公平更具当下性和现实性。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24(1).

[2]董正平.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J].当代经济研究，1998(5):65.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0－8(1).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9.

初次分配范文篇9

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此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党代会报告将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提上日程，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有利于缩小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

他说，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林毅夫说。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吴忠民指出，中共对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的强调，意味着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用光等着政府救济。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虽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并无争议。

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地厅级官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选；在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吴忠民说。

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必要的。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过分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吴忠民说。

林毅夫指出，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当有很大关系。那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群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出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

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林毅夫认为，要在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主要途径就是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他说，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就可以多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低收入者分享改革成果。而且，这样可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随着产业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低收入者拥有的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初次分配范文篇10

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此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党代会报告将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提上日程，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有利于缩小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

他说，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林毅夫说。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吴忠民指出，中共对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的强调，意味着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用光等着政府救济。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虽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并无争议。

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地厅级官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选；在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吴忠民说。

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必要的。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过分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吴忠民说。

林毅夫指出，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当有很大关系。那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群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出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

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林毅夫认为，要在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主要途径就是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他说，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就可以多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低收入者分享改革成果。而且，这样可以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随着产业逐步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低收入者拥有的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到2020年，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