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查制度范文10篇

初查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律师法

前言

最新修订过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在保障律师权利，促进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方面都超越了原有法律规范的束缚，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因而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新《律师法》中，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加大，特别是该法第3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给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律师法》修订的背景下，对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展开一些论述，特别是分析如何实现制度上的转换，使侦查工作既能够满足新《律师法》的要求，同时又不至于妨碍检察机关法定职权的行使，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共同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

一、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概述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的独创，该制度起源于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但是已经为规范性文件所吸收，而成为一项制度。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举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此外，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初查制度确实存在于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而且是一项制度，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初查并不是一项法定程序，只存在于上述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中。

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满足侦查程序的需要。初查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对于后续的立案侦查活动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初查程序的存在可以满足检察机关办案的需要，对于打击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的缺憾。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与普通犯罪不同，存在很多特殊性，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突出职务犯罪侦查的这些特殊性，造成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和线索，不利于开展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因此，初查制度的出现是对刑事诉讼法的必要补充，具有一定的制度价值。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律师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显然这给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职务犯罪的涉及面、重要性等均不是普通刑事案件所能比，这类案件甚至还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因此，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初查制度必须寻求某种变革，以更快、更精准的手段打击职务犯罪，维护人民利益和法律的尊严。

二、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及职务犯罪办案的可行路径

（一）新《律师法》对职务犯罪办案形成的压力

新《律师法》颇受赞誉的一点就是该法第33条的规定，其具体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此外，新《律师法》还赋予了律师更为广泛的调查权利，使之能够与检察机关相抗衡，这也对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挑战。

从法学原理的角度来说，新《律师法》所构建的制度是法律进步的表现。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安排对检察机关形成一定的压力，不利于检察机关搜集更多的证据以顺利开展侦查工作，使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显得较为被动，甚至有可能失去打击犯罪的良好时机。新《律师法》的规定无可非议，其本身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是检察机关必须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寻求可行的路径，变革工作方法，以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二）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路径选择

为了应对新法的挑战，同时为了职务犯罪活动的顺利展开，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可行的路径就是尽量将办案的重心前移，适当突出初查程序的地位。具体而言，就是将侦查程序中所要完成的工作尽量前移至初查阶段，这样不但可以化解新《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一些挑战，还可以很好地推动职务犯罪办案程序的进行，实现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司法职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笔者对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方法作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情报信息的管理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应该加强初查程序中的情报信息管理，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科学的情报信息管理机制。具体而言，检察机关不能过度依赖于侦查阶段对信息的获取，而是应该主动出击，动态管理情报信息，特别是应该有专门的情报管理人员，定期整理相关信息，并且向相关领导通报，寻求对策。

第二、重视初查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初查制度由于其非法定性曾经遭受一些非议，但是在新《律师法》背景下，其对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检察机关应该重视初查制度、善于利用初查制度。此外，立法机关也应该发现初查制度的价值，在我国尚没有专门立法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的前提下，可以使刑事诉讼法吸纳初查程序，实现初查制度侦查化。

三、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变革

（一）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原因

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重心前移至初查，有利于职务犯罪检察机关的工作，但是不难看到，初查程序目前还不是一项法定的程序，只能说是检察机关内部办案的流程。因此，笔者的观点是，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应该尽快侦查化，使之真正成为侦查程序的一部分，使之法定化、程序化。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初查程序有其独立价值。

笔者认为，初查程序有其独立的价值，因此，初查程序有存在的必要，不能废除，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论述。关键是如何提升初查程序的法律位阶，使之成为一种法定的程序，发挥其在职务犯罪办案活动中的独特作用。

第二、初查本身就具有侦查内涵。

立案前的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均均有侦查的性质，唯一不同的是两者分属“立案”前后。因此，既然初查在性质上属于侦查，不如将初查侦查化，以实现初查程序的法律化、程序化、规范化。第三、法治理念本身的要求。

在法治理念中，任何权力的运行必须被纳入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轨道，以实现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目前的初查制度属于“任意侦查”，缺乏程序化色彩，缺少外部监督，因此与法治理念相背离，不利于法治事业的开展。

（二）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具体路径

初查程序侦查化并不就是仅仅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相反，初查程序的侦查化涉及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根本架构问题，也涉及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根本理念。笔者认为，欲实现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赋予检察机关在初查中以一定的侦查权力。

初查程序的侦查化，事实上就是以侦查程序来适当改造初查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够有足够的权限来应对职务犯罪。笔者的观点是，我国的初查程序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只是由于我国职务犯罪立案制度的相关缺陷造成了初查程序的应有价值和功能得不到正确发挥。因此，笔者的建议是，初查制度应该转变为初步侦查程序，一方面该程序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确认；另一方面，初步侦查程序主要实现的目标是信息和线索的搜集、分析；在此，法律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权力，使之能够以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任意侦查措施。

第二、善于利用初查程序，赢得办案主动权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通过选择恰当的办案方式，可以有效消解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因此，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该在把握职务犯罪特点的前提下，选择有利于检察机关的办案手段，来实现打击职务犯罪的目的。具体而言，在初查程序中，检察机关应该尽量采取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来掌握第一手的信息，直接为后续的正式侦查工作特别是其中的调查取证工作做好铺垫，尽量将可行的工作置于初查程序中完成，以此取得办案过程中的主动权。

第三、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性和技巧性

在新《律师法》实施背景下，初次讯问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初次讯问的时间点直接关系到律师的介入时间，因此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必须高度重视之。笔者在通过对司法实务工作的研习和理解后认为，检查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应该在切实掌握详尽信息后再实施初次询问，否则可能对办案进行带了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使检察机关进一步限于不利的局面，从而延误了打击犯罪的最佳时间。

此外，除了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外，还应该注重初次讯问的技巧。由于初次讯问后，律师有可能会介入，因此检察机关在初次讯问的过程中，应该尽量获得与案件有关的关键性信息，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做好准备。当然，初次讯问并非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初次讯问标志着初查工作的结束，因此本文对初次讯问的问题不作赘述。

结语

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的初查制度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一直缺乏规范化、程序化，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甚至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新《律师法》的实施使这个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广为关注。本文认为，新《律师法》在给检察机关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变革的机遇，我国应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就应该实现初查的侦查化，以此丰富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谢佑平，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2]赵志．建刑事立案若干问题探讨[J]．人民检察．2000（4）：11

[3]李超，胡绍宝．论职务犯罪初查的归位[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5）

[4]韩东成．新《律师法》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契合及对现行刑诉法的超越——以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修改为视角[J]．法治研究．2008（5）

初查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律师法

最新修订过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在保障律师权利，促进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方面都超越了原有法律规范的束缚，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因而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新《律师法》中，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加大，特别是该法第3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给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律师法》修订的背景下，对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展开一些论述，特别是分析如何实现制度上的转换，使侦查工作既能够满足新《律师法》的要求，同时又不至于妨碍检察机关法定职权的行使，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共同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

一、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概述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的独创，该制度起源于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但是已经为规范性文件所吸收，而成为一项制度。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举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此外，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初查制度确实存在于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而且是一项制度，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初查并不是一项法定程序，只存在于上述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中。[1]

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满足侦查程序的需要。初查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对于后续的立案侦查活动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初查程序的存在可以满足检察机关办案的需要，对于打击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的缺憾。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与普通犯罪不同，存在很多特殊性，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突出职务犯罪侦查的这些特殊性，造成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和线索，不利于开展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因此，初查制度的出现是对刑事诉讼法的必要补充，具有一定的制度价值。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律师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显然这给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职务犯罪的涉及面、重要性等均不是普通刑事案件所能比，这类案件甚至还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因此，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初查制度必须寻求某种变革，以更快、更精准的手段打击职务犯罪，维护人民利益和法律的尊严。[2]

二、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及职务犯罪办案的可行路径

（一）新《律师法》对职务犯罪办案形成的压力

新《律师法》颇受赞誉的一点就是该法第33条的规定，其具体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此外，新《律师法》还赋予了律师更为广泛的调查权利，使之能够与检察机关相抗衡，这也对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挑战。

从法学原理的角度来说，新《律师法》所构建的制度是法律进步的表现。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安排对检察机关形成一定的压力，不利于检察机关搜集更多的证据以顺利开展侦查工作，使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显得较为被动，甚至有可能失去打击犯罪的良好时机。新《律师法》的规定无可非议，其本身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是检察机关必须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寻求可行的路径，变革工作方法，以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二）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路径选择

为了应对新法的挑战，同时为了职务犯罪活动的顺利展开，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可行的路径就是尽量将办案的重心前移，适当突出初查程序的地位。具体而言，就是将侦查程序中所要完成的工作尽量前移至初查阶段，这样不但可以化解新《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一些挑战，还可以很好地推动职务犯罪办案程序的进行，实现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司法职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笔者对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方法作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情报信息的管理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应该加强初查程序中的情报信息管理，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科学的情报信息管理机制。具体而言，检察机关不能过度依赖于侦查阶段对信息的获取，而是应该主动出击，动态管理情报信息，特别是应该有专门的情报管理人员，定期整理相关信息，并且向相关领导通报，寻求对策。第二、重视初查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初查制度由于其非法定性曾经遭受一些非议，但是在新《律师法》背景下，其对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检察机关应该重视初查制度、善于利用初查制度。此外，立法机关也应该发现初查制度的价值，在我国尚没有专门立法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的前提下，可以使刑事诉讼法吸纳初查程序，实现初查制度侦查化。

三、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变革

（一）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原因

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重心前移至初查，有利于职务犯罪检察机关的工作，但是不难看到，初查程序目前还不是一项法定的程序，只能说是检察机关内部办案的流程。[3]因此，笔者的观点是，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应该尽快侦查化，使之真正成为侦查程序的一部分，使之法定化、程序化。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初查程序有其独立价值。

笔者认为，初查程序有其独立的价值，因此，初查程序有存在的必要，不能废除，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论述。关键是如何提升初查程序的法律位阶，使之成为一种法定的程序，发挥其在职务犯罪办案活动中的独特作用。

第二、初查本身就具有侦查内涵。

立案前的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均均有侦查的性质，唯一不同的是两者分属“立案”前后。因此，既然初查在性质上属于侦查，不如将初查侦查化，以实现初查程序的法律化、程序化、规范化。[4]

第三、法治理念本身的要求。

在法治理念中，任何权力的运行必须被纳入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轨道，以实现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目前的初查制度属于“任意侦查”，缺乏程序化色彩，缺少外部监督，因此与法治理念相背离，不利于法治事业的开展。

（二）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具体路径

初查程序侦查化并不就是仅仅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相反，初查程序的侦查化涉及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根本架构问题，也涉及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根本理念。笔者认为，欲实现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赋予检察机关在初查中以一定的侦查权力。

初查程序的侦查化，事实上就是以侦查程序来适当改造初查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够有足够的权限来应对职务犯罪。笔者的观点是，我国的初查程序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只是由于我国职务犯罪立案制度的相关缺陷造成了初查程序的应有价值和功能得不到正确发挥。因此，笔者的建议是，初查制度应该转变为初步侦查程序，一方面该程序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确认；另一方面，初步侦查程序主要实现的目标是信息和线索的搜集、分析；在此，法律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权力，使之能够以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任意侦查措施。

第二、善于利用初查程序，赢得办案主动权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通过选择恰当的办案方式，可以有效消解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因此，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该在把握职务犯罪特点的前提下，选择有利于检察机关的办案手段，来实现打击职务犯罪的目的。具体而言，在初查程序中，检察机关应该尽量采取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来掌握第一手的信息，直接为后续的正式侦查工作特别是其中的调查取证工作做好铺垫，尽量将可行的工作置于初查程序中完成，以此取得办案过程中的主动权。

第三、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性和技巧性

在新《律师法》实施背景下，初次讯问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初次讯问的时间点直接关系到律师的介入时间，因此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必须高度重视之。[5]笔者在通过对司法实务工作的研习和理解后认为，检查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应该在切实掌握详尽信息后再实施初次询问，否则可能对办案进行带了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使检察机关进一步限于不利的局面，从而延误了打击犯罪的最佳时间。

此外，除了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外，还应该注重初次讯问的技巧。由于初次讯问后，律师有可能会介入，因此检察机关在初次讯问的过程中，应该尽量获得与案件有关的关键性信息，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做好准备。当然，初次讯问并非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初次讯问标志着初查工作的结束，因此本文对初次讯问的问题不作赘述。

总而言之，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的初查制度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一直缺乏规范化、程序化，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甚至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新《律师法》的实施使这个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广为关注。本文认为，新《律师法》在给检察机关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变革的机遇，我国应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就应该实现初查的侦查化，以此丰富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韩东成．新《律师法》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契合及对现行刑诉法的超越——以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修改为视角[J]．法治研究．2008（5）

[2]夏莲翠．新旧《律师法》系统研究[J]．法治研究．2008（2）

[3]李超．胡绍宝．论职务犯罪初查的归位[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5）

初查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律师法

前言

最新修订过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在保障律师权利，促进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方面都超越了原有法律规范的束缚，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因而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新《律师法》中，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加大，特别是该法第3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给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律师法》修订的背景下，对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展开一些论述，特别是分析如何实现制度上的转换，使侦查工作既能够满足新《律师法》的要求，同时又不至于妨碍检察机关法定职权的行使，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共同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

一、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概述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的独创，该制度起源于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但是已经为规范性文件所吸收，而成为一项制度。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举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此外，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初查制度确实存在于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而且是一项制度，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初查并不是一项法定程序，只存在于上述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中。

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满足侦查程序的需要。初查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对于后续的立案侦查活动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初查程序的存在可以满足检察机关办案的需要，对于打击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的缺憾。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与普通犯罪不同，存在很多特殊性，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突出职务犯罪侦查的这些特殊性，造成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和线索，不利于开展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因此，初查制度的出现是对刑事诉讼法的必要补充，具有一定的制度价值。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律师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显然这给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职务犯罪的涉及面、重要性等均不是普通刑事案件所能比，这类案件甚至还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因此，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初查制度必须寻求某种变革，以更快、更精准的手段打击职务犯罪，维护人民利益和法律的尊严。

二、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及职务犯罪办案的可行路径

（一）新《律师法》对职务犯罪办案形成的压力

新《律师法》颇受赞誉的一点就是该法第33条的规定，其具体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此外，新《律师法》还赋予了律师更为广泛的调查权利，使之能够与检察机关相抗衡，这也对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挑战。

从法学原理的角度来说，新《律师法》所构建的制度是法律进步的表现。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安排对检察机关形成一定的压力，不利于检察机关搜集更多的证据以顺利开展侦查工作，使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显得较为被动，甚至有可能失去打击犯罪的良好时机。新《律师法》的规定无可非议，其本身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是检察机关必须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寻求可行的路径，变革工作方法，以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二）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路径选择

为了应对新法的挑战，同时为了职务犯罪活动的顺利展开，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可行的路径就是尽量将办案的重心前移，适当突出初查程序的地位。具体而言，就是将侦查程序中所要完成的工作尽量前移至初查阶段，这样不但可以化解新《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一些挑战，还可以很好地推动职务犯罪办案程序的进行，实现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司法职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笔者对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方法作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情报信息的管理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应该加强初查程序中的情报信息管理，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科学的情报信息管理机制。具体而言，检察机关不能过度依赖于侦查阶段对信息的获取，而是应该主动出击，动态管理情报信息，特别是应该有专门的情报管理人员，定期整理相关信息，并且向相关领导通报，寻求对策。

第二、重视初查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初查制度由于其非法定性曾经遭受一些非议，但是在新《律师法》背景下，其对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检察机关应该重视初查制度、善于利用初查制度。此外，立法机关也应该发现初查制度的价值，在我国尚没有专门立法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的前提下，可以使刑事诉讼法吸纳初查程序，实现初查制度侦查化。

三、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变革

（一）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原因

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重心前移至初查，有利于职务犯罪检察机关的工作，但是不难看到，初查程序目前还不是一项法定的程序，只能说是检察机关内部办案的流程。因此，笔者的观点是，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应该尽快侦查化，使之真正成为侦查程序的一部分，使之法定化、程序化。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初查程序有其独立价值。

笔者认为，初查程序有其独立的价值，因此，初查程序有存在的必要，不能废除，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论述。关键是如何提升初查程序的法律位阶，使之成为一种法定的程序，发挥其在职务犯罪办案活动中的独特作用。

第二、初查本身就具有侦查内涵。

立案前的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均均有侦查的性质，唯一不同的是两者分属“立案”前后。因此，既然初查在性质上属于侦查，不如将初查侦查化，以实现初查程序的法律化、程序化、规范化。

第三、法治理念本身的要求。

在法治理念中，任何权力的运行必须被纳入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轨道，以实现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目前的初查制度属于“任意侦查”，缺乏程序化色彩，缺少外部监督，因此与法治理念相背离，不利于法治事业的开展。

（二）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具体路径

初查程序侦查化并不就是仅仅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相反，初查程序的侦查化涉及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根本架构问题，也涉及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根本理念。笔者认为，欲实现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赋予检察机关在初查中以一定的侦查权力。

初查程序的侦查化，事实上就是以侦查程序来适当改造初查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够有足够的权限来应对职务犯罪。笔者的观点是，我国的初查程序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只是由于我国职务犯罪立案制度的相关缺陷造成了初查程序的应有价值和功能得不到正确发挥。因此，笔者的建议是，初查制度应该转变为初步侦查程序，一方面该程序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确认；另一方面，初步侦查程序主要实现的目标是信息和线索的搜集、分析；在此，法律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权力，使之能够以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任意侦查措施。

第二、善于利用初查程序，赢得办案主动权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通过选择恰当的办案方式，可以有效消解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因此，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该在把握职务犯罪特点的前提下，选择有利于检察机关的办案手段，来实现打击职务犯罪的目的。具体而言，在初查程序中，检察机关应该尽量采取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来掌握第一手的信息，直接为后续的正式侦查工作特别是其中的调查取证工作做好铺垫，尽量将可行的工作置于初查程序中完成，以此取得办案过程中的主动权。

第三、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性和技巧性

在新《律师法》实施背景下，初次讯问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初次讯问的时间点直接关系到律师的介入时间，因此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必须高度重视之。笔者在通过对司法实务工作的研习和理解后认为，检查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应该在切实掌握详尽信息后再实施初次询问，否则可能对办案进行带了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使检察机关进一步限于不利的局面，从而延误了打击犯罪的最佳时间。

此外，除了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外，还应该注重初次讯问的技巧。由于初次讯问后，律师有可能会介入，因此检察机关在初次讯问的过程中，应该尽量获得与案件有关的关键性信息，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做好准备。当然，初次讯问并非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初次讯问标志着初查工作的结束，因此本文对初次讯问的问题不作赘述。

结语

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的初查制度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一直缺乏规范化、程序化，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甚至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新《律师法》的实施使这个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广为关注。本文认为，新《律师法》在给检察机关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变革的机遇，我国应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就应该实现初查的侦查化，以此丰富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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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志．建刑事立案若干问题探讨[J]．人民检察．20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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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夏莲翠．新旧《律师法》系统研究[J]．法治研究．2008（2）

初查制度范文篇4

现在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办案绝大多数都要经过初查阶段，初查现已成为检察机关办案的一个重要环节。

初查从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初步审查、初步调查或初步侦查。根据高检于1999年11月8日颁布的《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40条”）第6条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从实践看，当前，检察机关在依照《刑事诉讼法》办理贪污贿赂和渎职等自行侦查的案件时，普遍采用“受案、初查、立案、侦查”的工作程序。通常在接到举报、控告材料后，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工作，在判断确有犯罪嫌疑后，即开始立案侦查，使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在初查过程中，有相当多的举报线索经过调查，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或涉嫌犯罪事实而作不立案处理。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办案效率。但现在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初查，包括初查的提起，决定权，处理结果的决定权，以及初查的手段方式等环节步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现在侦查部门对初查权的利用存在随意性，很容易滋生腐败。

××*检察院检察长××上任以来，对自侦部门办理自侦案件，特别是初查阶段的监督问题十分重视，多次召开全体干警大会和检委会提出这个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和认真研究，并结合自侦部门办案实际，××*检察院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对自侦部门初查活动的监督办法。

一、加大对初查过程中公正执法、廉洁办案的教育力度

我院紧紧围绕上级院提出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活动，紧密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和严格落实“十八条”，采取上廉政课，观看党风廉政电教片，召开以案论纪讨论会，和通过集中学习、专门谈话、廉政承诺等多种形式对干警进行廉政教育，使教育内容更加充分具体。

二、制定具体规定，规范侦查部门初查活动

（一）初查的提出，为全面准确掌握全院初查活动，根据全院一盘棋的思路，防止部门、干警擅自初查，我院规定所有群众举报线索和摸排线索，必须交控申科，由控申科进行备案整理，报经检察长批准后，再根据案件性质分流到自侦部门，同时严禁控申部门自行初查、侦查，从源头上止住了初查的情况。

（二）初查的办案规定，为防止侦查部门和侦查干警在初查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我院专门制定了自侦部门初查活动准则：1、初查必须填写初查审批表，并制定初查方案，明确初查人员、负责人、责任人，以及保密和初查后的应对措施，报部门负责人、主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审批并备案，有效的防止了盲目初查和随意初查的现象。2、初查中，原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则上个办案人员及相关人员不得接触被调查对象，必须要接触时，须由部门负责人报经主管副检察长批准，并根据我院“一岗双责”规定明确安全责任人，采取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3、询问时要严格遵守各项法律规定，严禁在初查阶段以任何方式限制、剥夺被调查人员的人身自由。4、询问中必须有三人以上在场，其中专门一人负责被调查人员的安全，禁止侦查人员单独接触被调查、询问人员。

（三）初查后的处理，初查结束后，不论是否具有继续侦查的价值，侦查人员应立即将初查报告和初查意见上报主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审批，防止侦查人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造成案件流失，危害社会。

三、加大监督力度，保障初查的公正廉洁

1、把初查写入廉政承诺书，将廉政承诺扩大到初查过程，向全院干警公布、宣读，使干警自我加压，促使其做好自我监督工作。

初查制度范文篇5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论述的“立案”，是指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的立案，不包括或有意忽略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

刑事诉讼中的立案在侦查程序之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有其内在的运作机制。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立案审查的行为内容、工作方式、手段、性质作出具体规定，因而对于侦查机关在立案审查中的行为内容及其法律属性、侦查机关审查中的权限等问题，不仅在理论界未能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中因其运行失范偶有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现象的发生。

对立案审查行为的方式和内容，尤其是在立案审查中能否采取法律规定的侦查程序中的一些侦查行为以及强制措施行为如勘验、检查、鉴定、拘留等，学界有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立案审查“是通过调查、询问甚至拘留、勘验、检查、扣押物证、书证等，审查控告、检举、自首的材料。”该观点进一步说明：公安司法人员在立案阶段对于立案材料的审查，一般是通过对材料本身的审查，然后针对不够清楚、不明确或无证据的事实进行一般的调查，如补充材料、进行访问等，在如暴力犯罪等案件性质比较特殊情况下，或者如交通肇事案等因情况紧急非用侦查措施不可的情况下，应当允许采用某些侦查措施。这种操作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部分规定中的“采取紧急措施”，有助于立案任务的完成和为侦查或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符合司法实际工作的需要。

该观点还认为，只要依法进行，在立案审查阶段对人身进行搜查也不违法。这是因为，在立案阶段的一般调查、审查中，发现嫌疑人身带凶器、可能隐藏危险物品、可能毁灭或转移犯罪证据时对嫌疑人进行搜查，并非违背立法本意，只是因情况紧急来不及办理立案手续，将立案后侦查中必须采用的搜查手段根据案件特殊需要提前进行。同样，立案审查阶段对现行犯、重大嫌疑人实行拘留也不属于违法行为。在立案审查中即在立案决定作出之前，是否可以采取某些侦查措施，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1]

从上可以看出，该观点所持的立案审查既包括对立案材料的静态、被动式审查，也包括对线索的动态、主动性的调查、侦查，甚至还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虽然该观点主要从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出发，论证了立案审查包含可以采取一些侦查行为甚至强制措施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是绝对程序主张者，从中又可以体味出法定立案程序可有可无或者补一个立案决定书即可的意思，因为法律未将立案程序中紧急措施的种类予以明示。侦查人员对在特殊情况下搜查、拘留的采取以及情况紧急的自行判断，使得侦查人员在此情况下侦查权启动的程序依据以及合目的性会遭受任何对侦查权行使保持警惕的人的合理怀疑。这种观点中的立案审查实际上和立案后侦查行为的内容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立案程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其审查行为方式、性质的遮蔽，还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是否依照侦查程序启动的固有规律，立案程序本身有改造或废除的必要呢？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程序，因此，基于立案程序的这一本质特征，“决定立案前不应也不能采取侦查措施”，但“并不排除公、检、法三机关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活动，而且，根据司法实践经验，这种审查活动往往需要借助于某些与侦查措施相类似的方法如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紧急情况下的拘留及搜查等。但是，需要采用某些与侦查措施相类似的方法，与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活动有质的区别。决定立案前采取的上述方法，其性质也只能是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活动。”[2]

这种观点一开始注意到了因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审查手段的合法性依据问题，明确了决定立案前的审查不应也不能采取侦查措施，但随后的论述实质上是一种因制度设计缺陷与实际操作需要的矛盾所导致的欲要兼顾圆满但其论证又使人难以信服的一种文字游戏。立案审查除了对材料本身的审查，还可以采取与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活动有质的区别但类似于侦查措施的方法，这种说法是为了迎合合法性的委曲求全呢？还是更好地为司法实践的操作辩护呢？如果方法类似而性质不同，那么立案审查中通过类似侦查措施方法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效力就不能及于侦查程序，这与刑事诉讼追求效率的目的不符，会导致侦查程序仍然重复立案阶段的工作。实践中，立案以后的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往往不再进行立案前已经进行的相应的勘验、检查等活动，而是直接将立案前通过勘验、检查等活动获得的材料，不仅作为证明完成立案任务的材料使用，而且作为证明犯罪事实清楚的材料使用，已经使其具有了诉讼证据的属性。以立案前通过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紧急情况下的拘留及搜查等活动获得的材料所承载的双重功能看，立案审查活动采取的某些与侦查措施相类似的方法如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紧急情况下的拘留及搜查等与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活动又有多大程度上的质的区别呢？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立案审查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可以自行调查、收集证据，必要时可以采取勘验、检查、查询、鉴定、询问知情人等一般调查方法。公安司法机关在此时适用的一般调查方法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8条所规定那样，是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并且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但通常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案件的侦查活动以及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活动均应在立案以后进行。[3](p.278)

这种观点谨遵立案是刑事诉讼（侦查程序）的启动基础，侦查应位于立案之后的立法意图，认为立案审查行为不仅包括对立案材料的静态、被动式审查，也包括对线索的动态、主动性的一般调查，但不能采取强制性侦查活动，或者说其主张立案审查行为的内容只应限于一种类似于日本刑事诉讼法中的任意侦查行为，而不能是一种强制侦查行为。但是，这种一般调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效力能否直接及于侦查程序，该观点并未给出答案或者说不宜给出答案。

同时，“但通常情况下”的表述并未完全否定在特殊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在立案审查中采取某些侦查措施的可能。实际上，该观点的学者在同一著作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在紧急情况下，法律允许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决定立案的同时，采取某些诸如拘留犯罪嫌疑人，勘验、检查、搜查、鉴定等强制措施或侦查方法。”只不过“这些诉讼活动的开展，仍然是为了完成立案的任务，即查明犯罪事实是否发生和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且事先必须经过有关主管领导的批准，事后必须迅速补办立案手续。”[3](p.269)

在此，笔者追问的是：学界提出的这些观点是否仅仅由于司法现实在立案程序中审查之客观需要？实际上，在公诉案件中，立案的决定权虽由法律赋予了侦查机关，但因其权力的具体行使依托于追诉人员，人性弱点加上我国现实司法状况，意欲通过立案程序控制侦查权的行使以及侦查措施的扩张适用几乎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侦查手段可以用作立案审查手段适用的现实以及立案程序、侦查程序由同一机关负责的制度设计，已足以表明若想区分这两个程序中适用的调查手段是多么地困难。

是否所有的刑事案件仅凭一般的调查方法就能够解决立案审查中除了管辖权这一程序性审查之外的实质审查条件呢？情况并非如此，由于部分刑事案件往往具有突发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特点，尤其是公安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更是如此。因此在现实中，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控告以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进行相应的现场勘验、物证检验、尸体检验、搜查扣押、调查访问（询问知情人）、围追堵截犯罪嫌疑人等一系列活动，否则稍有懈怠，就可能丧失搜集重要证据材料的机会，如有些痕迹物证因时间的推移所导致的可能丧失等等。固守本来就不合理的制度规范而忽视司法实践中符合侦查程序启动规律的操作现实的理论解说，是一种似乎具有合法性但已经偏离理论指导价值的自我循环。立案程序中审查方法的法律缺失，足以导致侦查机关决定立案前行为的各行其是，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的立案程序被虚置的事实，时时在拷问法定立案程序的设计缺陷。最为突出的就是一些机关往往通过制定有关系统内文件、司法解释的方式，变相降低侦查程序启动的标准。

二、对初查模式的考察

从我国1979年以及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条文表述，是否作出立案决定是公、检、法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依照管辖范围进行审查的结果，在立案程序中均没有初查的规定。简单地考察我国检察机关载有“初查”一词的一些主要的文件可以看出，现在的初查不仅承载了一般的立案审查功能，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彰显积极主动型的调查，甚至具备某些侦查措施属性的功能。

1995年10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要案线索备案、初查的规定》第3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初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前对要案线索材料进行审查的司法活动。”可见，此种初查即为审查。1996年9月4日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第5条规定：“举报中心的主要职责是：……受理、管理、审查举报材料；初步调查（即初查）部分举报材料；……”这里的初查，似乎已经有独立于审查之端倪，即为初步调查。到了1997年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开始施行，这一试行规则的第6章将立案程序分为受案、初查、立案三部分，规定举报中心对于所收到的举报，应当及时审查，对于属于本院管辖的，根据不同情况移送侦查部门初查或自行初查；在初查过程中，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初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提请批准立案侦查。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初查已进一步显现出脱离一般审查而成为其后的进一步查证手段的趋势，但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初查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

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自1999年1月18日起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章仍然规定了立案程序包括受案、初查、立案三部分，但规定的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初查”部分的第127条、第128条、第129条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举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在举报线索的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侦查部门对举报线索初查后，应当制作审查结论报告，……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提请批准立案侦查……”可以看出，这是关于“初查”的最为系统的解释，不仅承继了初查为审查后的进一步查证手段的规定，而且初查可以采取许多和侦查程序中方式相一致的措施，使得其作为查处大要案的制胜法宝上升到了准《刑事诉讼法》的高度。[4]

但是，到了199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初查可以审查报案、控告、举报、自首材料，接谈举报人或者其他知情人，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收集涉案信息等。”可以看出，这时的初查已经完全取代了审查，也就是说，因为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对立案程序中审查方法予以明确，使得其已经蜕变成为是对立案材料本身的审查，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及客观上追诉犯罪的需要，检察机关不仅开始以初查来承载一般的立案审查功能，同时也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虽然这里的初查仅针对贪污贿赂案件，但对检察机关其他自侦案件在司法实践立案程序中的初查理解和运作也莫不如此。（注：目前，公安机关也广泛适用初查。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令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8章的规定，立案程序分为“受案”、“立案”以及“破案、销案”三个阶段，其中将受案和审查合并在第1节“受案”中，并且没有初查的任何规定。但是，在《规定》之前，1997年4月15日公安部纪律检察委员会《关于加强对办理诈骗案件的监督坚决纠正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意见》中写道：“要把好立案初核关。公安机关接到反映诈骗的报案后，应先行初查，取得证据，经刑侦、法制部门审核确属诈骗行为，构成诈骗罪的，才予以报批立案。”在《规定》以后，1998年8月5日公安部《关于公安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派出所对受理和发现的犯罪线索，应迅速进行审查，或者按照刑侦部门的要求开展初步调查工作。”）在此笔者疑虑的是：如果按照目前学界对立案程序中审查的较为通行的认识观点，（注：即对立案材料的审查方法，通常是对立案材料本身的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迅速作出立案决定；对于经过审查认为证据不足，不能判明犯罪事实是否发生的，或对立案材料尚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补充材料或进一步说明情况；可以委托发案单位进行调查或者公安、检察机关与发案单位或它的上级主管部门等有关单位或部门共同进行调查；公安、检察机关也可以派人直接调查，可以采取勘验、检查、查询、鉴定、询问知情人等一般调查方法；除性质特殊如暴力性犯罪、情配紧急外，立案前不能采取具有人身强制性的侦查手段。）检察机关此时的初查规定有何必要性？以初查来替换审查的合法性根据是什么？

1999年7月26日至28日在大连召开的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座谈会上与会代表提出：“对于初查的法律性质，以及初查所采用的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措施是非诉讼行为还是诉讼行为，应当加以明确。”[5]这一方面反映了学者已经对检察机关在立案程序中的初查适用可能侵犯人权引起了警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怀疑，由于法律对立案前的初查未作明确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将初查的方法限制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但是，“由于立案阶段的调查手段与侦查手段非常接近，容易造成手段的混淆和窜位在我国侦查制度没有较大改变的前提下，此种方案将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6]

的确，在《人民检察院侦查协作的暂行规定》中已显现初查手段侦查化的倾向，其第1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初查案件需要协作的，参照本规定的有关规定办理。”而在司法实践中，有关检察机关也经常把初查混同于侦查，在初查中行使侦查权。如在初查中传唤、关押嫌疑人，进行搜查、冻结、扣押、查询等侦查活动。由于初查活动不慎密，还导致自杀、伤残、逃跑等事件的发生。[7]

从上可以看出，虽然初查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实际办案的需要，检察机关可以仅仅根据举报线索而随机发动，但从其日趋扩张逐渐被浸染侦查因素的趋势来看，反而给检察机关违法操作提供了更为便利的理由，因为这使检察机关可以绕过立案程序，随机性地启动侦查程序，使得立案的屏蔽功能极大减弱，不但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反而会成为危及公民人权的潜在根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的呢？笔者以为，初查的提出以及时下的存废之争根源于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的制度设计不科学，应当合理地建构立案与侦查程序之间的关系。

三、侦查程序启动的合理重构

在我国，由于侦查程序启动是以立案为前置程序，不仅立案程序的任何变革都与侦查息息相关，而且侦查程序的设计也应当将立案内容纳入自己的视域。由于我国侦查行为性质的行政色彩较为浓厚，侦查权配置的不合理，侦查权力的行使缺乏足够的制约机制，侦查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侦查活动技术含量不足以及装备落后等诸多因素导致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随意搜查等侵犯人权的普遍性，使现行侦查程序之弊端在整个刑事诉讼构造中显得尤为突出。由此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领域。有学者建议应当重新设计“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建议在我国实行“检侦（警）一体化”，检察机关享有立案、撤案的最终决定权以及侦查指挥权；审查法官介入审前程序，对检侦（警）机关限制、剥夺嫌疑人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强制侦查方法行使审查权与决定权，以彻底改变直线型的诉讼构造。[8]

笔者认为，无论侦查程序今后如何重构，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并且作为侦查程序启动的必经的诉讼程序，都应当进行改革，以期构建一个合理的侦查程序的启动模式。改革的方案有两种：

一种是改良的方案，即在维持目前立案独立地位的立法体例基础上，立法机关应当明确规定目前立案程序中审查的手段及其性质。

在此笔者同意有学者提出的“将审查理解为静态、被动式核查，甚至完全理解为书面审查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看法，并认同该学者提出应当将立案中的“审查”与《刑事诉讼法》第66条的批捕审查、第136条的审查起诉、第150条的庭审前审查等作同一理解，并且结合立法本意、刑诉活动特点以及特殊语境理解其内容。[9]但是《刑事诉讼法》第86条在审查手段上的不明确，确实产生了认识的不同而导致适用上的困难和变异，应当予以明确规定。其实，《刑事诉讼法》第139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以及第140条第2款“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审查的较好范例，因为这里的审查明确了一定的审查手段，可以讯问、询问甚至采取侦查措施。

同时，《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的有关规定也为可以考虑借鉴的制度资源，该法典第146条第4款规定“侦查员、调查人员关于提起刑事案件的决定应立即送交检察长。决定应附上审查犯罪举报的材料，而如果进行了某些固定犯罪痕迹和确定犯罪人的侦查行为（勘验出事地点、进行检验、确定司法鉴定），则还要附上相应的笔录和决定。检察长在收到决定后，应立即对提起刑事案件表示同意或者作出拒绝提起刑事案件或将材料发还进行补充审查的决定。补充审查应该在5日期限内进行。”在检察长同意或拒绝提起刑事案件进行调查或侦查之前，法律明确侦查员、调查人员可以“进行某些固定犯罪痕迹和确定犯罪人的侦查行为”。第176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现场勘验可以在提起刑事案件之前进行。”因此，出于侦查程序启动应当及时以及保障人权的需要，可以在维持现有立法体例的基础上明确立案审查诉讼性质以及行为方式，具体可以参照目前检察院关于初查规定的内容。

因为，如果说立案是一个过程，那么，由于其所具有的诉讼行为性质，在立案审查过程中所获得的证据就自然可以进入诉讼证据体系，但这样需要解释立案这一过程从哪里开始；如果说立案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短暂性动作，如侦查机关的负责人签名或盖章的那一个时间点，在此之后的行为称侦查，那么在此之前的行为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侦查的启动应当是基于一种事实性行为加侦查机关在接到犯罪消息之后采取的行动，而不应是一种制度性行为。快速反应是现代社会打击犯罪、控制社会治安形势的重要指导方针，它要求侦查（警察）机关的迅速行动有切实的法律依据，而不要在不必要的制度性行为中浪费宝贵的侦查资源。

另外一种方案是改革的方案，即彻底否定立案程序的独立性，在保留原立法的基本内容前题下，重构立案与侦查的关系。

早在1995年，有关专家在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时，就在修改建议稿中提出不将立案作为一个与侦查程序并列的独立程序，认为应将立案作为侦查中的一个程序予以规定，认为在法典的条文结构上设计为“侦查篇”，第1章是“立案”，第2章是“侦查行为的实施”，第3章是“侦查终结”，[10]这既是对西方大多数国家刑事诉讼法体例设计上的借鉴，也是基于对司法实践中立案制度存在价值甚微认识的结果，但在最后修改时并未采纳专家的这一意见。虽然如此，刑事诉讼法学界仍然就这一立法的缺陷问题进行着不懈探讨，并随着对刑事侦查制度的研究而进一步深入。

目前，对立案程序的改革方案，根据有关学者的论证，基本上有两种做法。

一是建立犯罪消息登记制度、初步调查制度和立案报告制度。犯罪消息登记制度是犯罪控制和刑事司法的基础环节，在此基础上建立初步调查制度。取消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将其纳入侦查程序作为侦查机关在进行初步调查后启动侦查程序的一个步骤。即侦查机关对报案、举报、控告、群众扭送、自首以及自行搜集的犯罪消息，按照一定的程式在犯罪消息登记簿上进行登记；侦查机关对登记的犯罪消息应当审查，对可能需要侦查的，应当进行初步调查，必要时采取证据保全措施；进行初步调查后，对于存在犯罪嫌疑，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立案侦查，制作立案决定书并且在立案登记簿上登记。这可以有效地解决司法实践中某些案件在犯罪事实是否存在尚不确定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初步调查以及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在立案前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法律依据问题。此外，根据检警一体化的基本精神，还要求侦查机关决定立案侦查的，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侦查机关的立案决定不适当的，应当撤销侦查机关的立案决定。[11]

二是取消立案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建立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制度，建立案件登记制度并报检察机关备案。具体是：侦查机关在接到报案、举报、控告、自首或其他案件线索后，如认为确有必要就可以进行初步侦查，包括进行勘验、尸检、询问、搜查等侦查措施，必要时可以对现行犯或重大嫌疑人进行拘传或拘留。初步侦查后，只要能够认定有犯罪事实存在，无论是否应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均应进行刑事案件立案登记，并报检察机关备案，转入正式侦查。侦查程序启动的这种设计，明确了案件登记之前的行为是侦查行为，使得侦查机关采取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有了法律依据。加强了侦查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的灵活性，因为有了初步与正式侦查的区别，使得初步侦查不再被看作是以启动诉讼为惟一目的的活动；以案件登记制代替立案程序，能更客观地对刑事案件进行统计。[12]

上述改革方案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权衡两种方案，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国外大多数国家关于刑事侦查程序启动的模式，取消立案作为独立的诉讼程序，构建刑事侦查程序随机性启动模式。

从我国立案程序本身来看，其所肩负的案件过滤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保障公民不受不适当追诉的价值应当逐渐淡化。同时，在我国侦查制度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境下，侦查程序中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的平衡应当寻求的是一种动态平衡，而非静态平衡，它并非要求在侦查程序的每一阶段、环节，都要求对自由和秩序予以同等关注，这不仅不必要也不现实，而是在有位序前后前提下的总体上平衡。就侦查程序的启动而言，由于犯罪本身的隐秘性和突发性，应当优先考虑秩序价值，否则，许多犯罪行为将难以受到及时的司法追究。为此，不应当简单地借助立法设置静态壁垒即立案程序来武断地界分侦查权的适用空间，不应当对侦查程序的启动附加不必要的程序限制，而应充分保持其启动上的主动性和随机性。在侦查程序的运行和终结阶段，则应更多地关注自由价值的实现，注意通过相应的程序机制来制约侦查机关的权力行使，也就是通过建立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机制，如通过建立司法授权与审查、律师在场权、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以动态的方式监督侦查权的适用，使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并不一律避免其被纳入刑事诉讼程序，而是指公民一旦被纳入了刑事诉讼程序，他就应当得到正当程序的保障。

当然，神化司法往往也会走向事物的反面，会导致司法权的滥用，更严重地侵犯人权，但司法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和侦查权的自我控制、监督相比，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合理选择。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根据侦查程序本身的特点建构启动程序，就当前而言，在充分借鉴英、美、德、法、意、日等国家关于侦查程序启动的模式并结合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应当逐渐淡化立案程序的过滤功能，取消其作为刑事诉讼独立阶段的地位。

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建立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制度，建立案件登记并报检察机关备案制度。具体是：侦查机关在接到报案、举报、控告、群众扭送、自首以及自行搜集等犯罪消息后，在犯罪消息登记簿上进行登记，对犯罪消息经审查如认为可能需要侦查的进行初步侦查，包括实施勘验、尸检、询问等侦查措施，必要时可以对现行犯或重大嫌疑人实行拘留，并尽量遵循任意侦查原则。在进行初步侦查后，能够认定有犯罪事实存在，不管应否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均应进行刑事案件立案登记，并报检察机关备案，转入正式侦查。对于经过初步侦查认为不存在犯罪事实或者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进行不立案登记并备案后，移交治安行政部门或有关部门处理，同时明确相应的法律救济措施和途径。

基于社会发展致使犯罪日益隐秘化、高技术化对侦查及时的更高要求以及保障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打击犯罪的准确性，初步侦查与正式侦查相结合的刑事诉讼（侦查程序）启动模式是比较适当的。刑事诉讼（侦查程序）启动的这种设计，明确了案件登记之前的行为是侦查行为，使得侦查机关采取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有了法律依据。此外，实施初步侦查可以避免或减少因为错误立案而产生的直接成本付出、错误成本付出以及道德成本付出，使得它与目前司法实践中各种案件初查存在所付出的成本相比，因为更具明确性、便捷性，从而相对来说并不付出更多的成本。

初查制度范文篇6

检察机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用发展的观点、前进的眼光和更新的理念来审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促进公共权力廉洁高效进行，进一步明确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发展方向。

一是要树立全面的大局观。为xx工作大局服务是检察工作党性原则的体现，是一切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不例外。过去我们讲的大局，侧重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大局服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使经济更加发展，而且要使民主法制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检察工作为大局服务，不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同时也要为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服务。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全国检察长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做好新时期的检察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深化对检察工作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各个方面，努力创造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符合检察工作发展规律的业绩。”把握住这个政治方向，对于我们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增强服务大局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切实做好服务大局的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二是要树立协调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大力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促进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加强检察工作，发展检察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要充分认识到，在科学发展这个大局中，我们不仅是服务者和保障者，同时也是发展者，是发展的主体之一。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发展意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找出影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问题所在，努力探索新时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积极谋求检察工作的自身发展，使检察工作更加富有活力、充满生机。

三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是通过实施法律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评价我们的政绩，就是要看我们的职责履行是否充分、工作成效是否明显、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任何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牺牲长远发展而谋求眼前得益的短视行为，甚至靠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捞取个人或少数人好处的行为，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要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自觉加以抵制。

二、制约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现科学发展的现实问题

查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服务xx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坚决惩治腐败与依法保障人权、加大办案力度与保证办案质量、严格执行法律与贯彻党和国家刑事政策等辩证关系，切实保障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区职务犯罪的日益复杂，办案难度越来越大，我们现行办案机制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也日益显现，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正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职务犯罪初查制度不完善，初查成功率低。2003年至2007年，天津市各级检察机关共受案4351件4570人，初查3827件4017人；初查后立案2082件2206人，初查成案率仅为54.4％。客观地说，在初查后没有立案的线索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有价值、可以立案的。造成初查成案率低的原因，（1）初查作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必经程序，仅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规定，而没有被纳入刑事诉讼法中，这直接导致了初查制度在法律上的尴尬境地，使初查的方法、力度以及合法性均受到影响。（2）初查所获取的证据合法性受到质疑，由于初查并没有获得刑事诉讼法的承认，检察机关在初查期间所获得证据的效力在合法性上受到怀疑。（3）由于初查处于不规范的境地，也缺乏相应的监督。从而导致侦查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如何初查、怎样初查都由侦查人员自已决定，少问一句话、少记几个字，都有可能将案件“化掉”。这也是成案率低的关键所在。四是初查阶段的调查手段受到限制，面对复杂疑难的案件束手无策，从而贻误战机。由于缺乏法律授权，初查时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不能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甚至也不能随意接触被查对象。侦查人员的初查犹如盲人摸象般艰难。随着贪污贿赂犯罪“抗药性”的不断增强，传统初查方式的落后与新时期职务犯罪的高隐蔽性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

二是规范化建设适应能力不强。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进步，立法对侦查工作的规定越来越严格。自刑诉法修改以来，如何在12小时内有效突破案件就成为摆在侦查干警面前的最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侦查工作。自2008年6月1日起新《律师法》正式生效，众所周知，新《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作了较大的修改，扩大了律师的权利，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客观上更增加了反贪侦查办案的难度，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既要坚决查办案件，有力惩治腐败，又要严格做到规范执法、保障人权。

三是查案过程中整体缺乏支持、配合。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离不开其他部门的支持、配合，但同时我们自身又缺乏强力机制，所以只能依靠协调并由其他部门出于觉悟，才能开展工作，这样的配合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市各区县院普遍反映当前办案一方面是缺乏协调配合，另一方面是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干扰多、阻力大，区县院自身很难冲破这种障碍。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案件的快速侦破。

三、正确运用科学发展观，切实解决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难题的新思路

任何工作都是在不断适应新要求、迎接新挑战、破解新难题中前进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是如此，要把握新要求、认识新挑战、破解新难题，都需要冷静观察、仔细思考、沉下身子、掌握实情，从而发现工作规律，掌握工作的主动权。近几年，我院始终把侦查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重心，在经费保障、技术装备、人员配置、职级待遇上向侦查一线倾斜，在侦查工作中充分运用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整体作战，智慧办案，努力克服初查成案率低、案件突破难等制约因素。2006年至2008年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48人，其中大要案40人，有力促进了我区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发展。2008年以来，我院立办职务犯罪15人，大要案率同比上升18%，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发展势头较好。

一是统一规范初查工作，完善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初查制度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其改革有赖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调整。在未有新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前，初查仍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查处依法贿赂等职务犯罪工作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及工作方法。同时，对初查各环节上的实务问题也极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加以摸索、研究。因此制定一项符合法律规定、适应形势发展和初查工作特点、具有操作性的初查工作规则，以规范和加强自侦部门的初查工作，是解决当前初查尴尬法律地位的一项有效措施。我认为，对初查的规范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1）初查的行使主体；（2）初查的使用对象和措施；（3）初查的监督方法。明确初查的任务和要求，细化初查方式，规范初查的法律文书，通过制度规定逐步拓宽初查模式。当然，在条件成熟了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制定一部单行的反腐特别法规，于法有据则可以更灵活的解决反腐败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难题。

二是提高侦查科技手段，破解职务犯罪侦查难题。职务犯罪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不同，其作案手段的隐秘性决定了其侦查手段及措施的特殊性，为有效打击这类犯罪，很多国家都允许侦查机关使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来对案件进行侦破，如电子监视技术、秘密录音技术等。相比之下，我国职务犯罪所可以使用的手段则十分有限，尽管许多发达地区检察机关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配备先进的侦查设备，但由于缺乏法律支持，特殊的侦查手段无法使用。在反腐败的斗争中，高端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实践证明，合理而有效的科技运用对于查办犯罪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对于提高侦查技能帮助良多，当然，技术手段的运用必须要用明确的授权和监督，才能保证不被滥用从而避免造成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侵犯。

初查制度范文篇7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明确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方向

检察机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用发展的观点、前进的眼光和更新的理念来审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促进公共权力廉洁高效进行，进一步明确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发展方向。

一是要树立全面的大局观。为xx工作大局服务是检察工作党性原则的体现，是一切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不例外。过去我们讲的大局，侧重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大局服务。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使经济更加发展，而且要使民主法制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检察工作为大局服务，不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同时也要为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服务。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全国检察长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做好新时期的检察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深化对检察工作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各个方面，努力创造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符合检察工作发展规律的业绩。”把握住这个政治方向，对于我们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增强服务大局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切实做好服务大局的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二是要树立协调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大力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促进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加强检察工作，发展检察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要充分认识到，在科学发展这个大局中，我们不仅是服务者和保障者，同时也是发展者，是发展的主体之一。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发展意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找出影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问题所在，努力探索新时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积极谋求检察工作的自身发展，使检察工作更加富有活力、充满生机。

三是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是通过实施法律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评价我们的政绩，就是要看我们的职责履行是否充分、工作成效是否明显、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任何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牺牲长远发展而谋求眼前得益的短视行为，甚至靠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捞取个人或少数人好处的行为，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要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自觉加以抵制。

二、制约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现科学发展的现实问题

查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服务xx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坚决惩治腐败与依法保障人权、加大办案力度与保证办案质量、严格执行法律与贯彻党和国家刑事政策等辩证关系，切实保障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区职务犯罪的日益复杂，办案难度越来越大，我们现行办案机制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也日益显现，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正面临新的挑战。

一是职务犯罪初查制度不完善，初查成功率低。2003年至2007年，××市各级检察机关共受案4351件4570人，初查3827件4017人；初查后立案2082件2206人，初查成案率仅为54.4％。客观地说，在初查后没有立案的线索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有价值、可以立案的。造成初查成案率低的原因，（1）初查作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必经程序，仅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规定，而没有被纳入刑事诉讼法中，这直接导致了初查制度在法律上的尴尬境地，使初查的方法、力度以及合法性均受到影响。（2）初查所获取的证据合法性受到质疑，由于初查并没有获得刑事诉讼法的承认，检察机关在初查期间所获得证据的效力在合法性上受到怀疑。（3）由于初查处于不规范的境地，也缺乏相应的监督。从而导致侦查人员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如何初查、怎样初查都由侦查人员自已决定，少问一句话、少记几个字，都有可能将案件“化掉”。这也是成案率低的关键所在。四是初查阶段的调查手段受到限制，面对复杂疑难的案件束手无策，从而贻误战机。由于缺乏法律授权，初查时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不能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甚至也不能随意接触被查对象。侦查人员的初查犹如盲人摸象般艰难。随着贪污贿赂犯罪“抗药性”的不断增强，传统初查方式的落后与新时期职务犯罪的高隐蔽性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

二是规范化建设适应能力不强。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进步，立法对侦查工作的规定越来越严格。自刑诉法修改以来，如何在12小时内有效突破案件就成为摆在侦查干警面前的最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侦查工作。自2008年6月1日起新《律师法》正式生效，众所周知，新《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作了较大的修改，扩大了律师的权利，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客观上更增加了反贪侦查办案的难度，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既要坚决查办案件，有力惩治腐败，又要严格做到规范执法、保障人权。

三是查案过程中整体缺乏支持、配合。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离不开其他部门的支持、配合，但同时我们自身又缺乏强力机制，所以只能依靠协调并由其他部门出于觉悟，才能开展工作，这样的配合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我市各区县院普遍反映当前办案一方面是缺乏协调配合，另一方面是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干扰多、阻力大，区县院自身很难冲破这种障碍。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案件的快速侦破。

三、正确运用科学发展观，切实解决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难题的新思路

任何工作都是在不断适应新要求、迎接新挑战、破解新难题中前进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也是如此，要把握新要求、认识新挑战、破解新难题，都需要冷静观察、仔细思考、沉下身子、掌握实情，从而发现工作规律，掌握工作的主动权。近几年，我院始终把侦查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重心，在经费保障、技术装备、人员配置、职级待遇上向侦查一线倾斜，在侦查工作中充分运用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整体作战，智慧办案，努力克服初查成案率低、案件突破难等制约因素。2006年至2008年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48人，其中大要案40人，有力促进了我区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发展。2008年以来，我院立办职务犯罪15人，大要案率同比上升18%，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发展势头较好。

一是统一规范初查工作，完善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初查制度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其改革有赖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调整。在未有新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前，初查仍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查处依法贿赂等职务犯罪工作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及工作方法。同时，对初查各环节上的实务问题也极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加以摸索、研究。因此制定一项符合法律规定、适应形势发展和初查工作特点、具有操作性的初查工作规则，以规范和加强自侦部门的初查工作，是解决当前初查尴尬法律地位的一项有效措施。我认为，对初查的规范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1）初查的行使主体；（2）初查的使用对象和措施；（3）初查的监督方法。明确初查的任务和要求，细化初查方式，规范初查的法律文书，通过制度规定逐步拓宽初查模式。当然，在条件成熟了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制定一部单行的反腐特别法规，于法有据则可以更灵活的解决反腐败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难题。

二是提高侦查科技手段，破解职务犯罪侦查难题。职务犯罪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不同，其作案手段的隐秘性决定了其侦查手段及措施的特殊性，为有效打击这类犯罪，很多国家都允许侦查机关使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来对案件进行侦破，如电子监视技术、秘密录音技术等。相比之下，我国职务犯罪所可以使用的手段则十分有限，尽管许多发达地区检察机关拥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配备先进的侦查设备，但由于缺乏法律支持，特殊的侦查手段无法使用。在反腐败的斗争中，高端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实践证明，合理而有效的科技运用对于查办犯罪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对于提高侦查技能帮助良多，当然，技术手段的运用必须要用明确的授权和监督，才能保证不被滥用从而避免造成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侵犯。

初查制度范文篇8

（一）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要求，不注意总结办案规律；

（二）不重视初查或不认真研究制订调查方案，办案重点不突出、突破方向不明确，急于求成或贻误战机；

（三）胸中无数，工作推着走，责任心不够强；

（四）掌握的信息量少，与职能任务不对称；

（五）干部流动较快，新同志不熟悉法律法规和纪律条规，缺乏办案实践经验。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措施建议

（一）树立三个意识，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

监督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但我们自身首先要解决好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纪检监察工作的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原则，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于案件查处工作的全过程。

一是树立与调查对象同志型的平等意识。纪检监察机关所管理的对象，都是受党和政府多年教育与培养的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享有和我们一样权利和义务。纪检监察部门所受理的问题，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式解决。但在办案实践中，还存在着地位不对等，忽视、甚至轻视对方的合法权利等现象，这是同志型平等关系的大忌。

二是树立查处和保护并重的意识。“惩处、保护、监督、教育”是纪检监察机关的法定职责。一方面，既要查清问题，惩治腐败，又要澄清是非，保护无辜。另一方面，既要注意弄清违纪违法全部事实，又要注意收集违纪违法过程中从轻或减轻情节的事实，做到不枉不纵。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办案政绩观，树立“查清了问题是成绩，没有问题澄清了事实也是成绩”的理念。但当前，在办案过程中，“有错推定”的思想还有一定影响。如果这样做，很可能引发申诉案件、甚至错案的后果。

三是树立实体和程序并重的意识。纪检机关依法执纪、依纪依法办案，自己的行为首先要合法，绝不能超越或偏离法纪程序规定。既要严格贯彻执行实体性规定，又要重视贯彻执行程序性规定。把实体和程序贯穿于查处案件的全过程，两者不可缺一，不可偏废。但目前仍然存在着人为融合必分程序步骤等“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这样容易引发诸如不公正的问题。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办案工作客观规律办事，特别要重视初查，做好制订方案工作

1、必须精心制作初查方案

查案切忌“推着走，想到哪儿查到哪儿”。对复杂的案件线索必须制订详尽的初查方案，同时根据事态发展适当调整，灵活掌握。制订初查方案要做到“四个明确”：一要明确初查任务。二要明确初查范围。初查范围要有重点，可把握“先易后难”、“先有形后无形”、“先后中心”、“先软处后硬处”、“先辅后主”的调查顺序。三要明确初查方法。初查宜以秘密调查为主，尽量隐蔽初查对象身份，不过早公开；隐匿调查目的；隐匿知情范围。四要明确初查人员。配备办案人员应当根据案件类型及案件线索，根据各人的特长，精心挑选、因案而异。

2、必须选准突破口

查案必须抓住重点、找准突破点，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成案率和办案效能。一定要选择具备最大成案可能性的问题下手展开初查，只要查实一笔，办案就有了底气。切忌重点不突出，“眉毛胡子一把抓”，初查战线拉得过长，面面俱到，结果该查的查不深，要定的定不死。

3、必须讲究突破技巧，做好保密工作

就案件调查特点看，第一次谈话至关重要，其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案质量。因此案件查办指挥人员一定要做好谈话的组织、协调和部署，各层次都要精心准备，选择恰当的时机、地点、方式进行突破。应多打“心理战”，不打“证据消耗战”，切忌滥抛证据，把“底牌”打光。同时，初查的保密尤为重要，对于办案人员以外的人尤其是涉案的有关单位、人员及配合办案人员开展工作的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要注意保密，切忌泄露审查对象和调查意图。

（三）要重视加强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

近几年区纪委查办大案要案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纪委出面协调好各执纪执法机关的关系，使其做到优势互补，形成整体合力，对突破一些大案要案成效显著。我们要注意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充分发挥联合办案、协调办案的威力。加强信息沟通和协作配合，使各部门各尽其能、各尽其责、各司其职，完成对大案要案的合围，以达到迅速攻克的目的。特别是在当前机制机构转换、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的新形势下，违法违纪分子作案手段更加隐蔽，社会纵横关系更为复杂，纪检监察与各执法执纪部门的默契配合更显得尤为重要。

（四）探索新形势下违纪案发生的规律，坚持以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办案

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律性。办案人员在实践中要多观察、多分析总结。例如对领导干部傍大款的背后、包养情妇的背后、大额非法支出的背后、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等现象要引起高度关注。在办案过程中，要善于抓主要矛盾，牵牛鼻子、吃透案情、分清主次，不要八面出击，眉毛胡子一把抓。抓住案件的关键环节，集中精力查实一件，以快制胜，不要在一些不影响案件定性处理的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以提高办案效率。在办案中，必须清楚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对有错误但能积极配合、认错态度好、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理，或者采取组织手段处理，不能死搬教条、形而上学；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教育与惩处有机结合起来。对一般性案件，可以按干部管理权限交有关单位自己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应集中精力查办大要案。

（五）及时掌握、沟通信息

一是掌握基层信息。比如基层纪检监察组织的工作难处、难点，如何及时发现问题帮助指导基层。包括反面信息的把握，出现了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纪检组织却不知道，这对执纪执法机关的影响不好。二是如何及时了解上级的信息，特别是指导性的信息，了解上级的工作部署和精神。三是及时掌握国家新出台的方针政策法规，准确理解精神，找准方向、找对路子。应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保证信息畅通。

（六）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

按照政治坚强、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要求，着力提高纪检监察办案人员自身的政治素质与各项业务能力。

第一,提高按照“二十四字”方针查办案件的能力。“二十四字”方针是依纪依法做好查办案件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提高案件质量的重要保证。一要提高鉴别和扎牢证据的水平,做到证据确凿充分。只有证据确凿充分，才能使当事人端正态度，认识错误；才能应对当事人的辩解、申诉等多种复杂情况；才能真正办成铁案。二要提高正确运用党纪政纪条规的水平。党纪政纪条规是执纪办案的依据。一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格依纪依法查处案件，防止有错推定的主观臆断性。另一方面，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不死抠具体条文，宽严相济，努力使案件处理达到组织满意，各方认可，被处分人员受到教育，取得最佳的政治、经济、社会效果。

第二，提高组织协调的能力。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是党章赋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案件查办部门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能部门，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必须加强组织协调。一要正确处理好内部办案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一致，对基层指导要有统一的意见，不能让基层无所适从。二要正确处理与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及执行党纪政纪处分决定的相关部门的关系；力求在案件的主要事实和性质认定上达成共识，做好法律制裁与纪律处理的衔接。按有关规定及时与执行党纪政纪处分决定的相关单位和组织人事部门联系协调，保证处分决定执行到位。

第三，提高业务指导的能力。一要转变业务指导的观念。坚持从具体案件的指导为主，转到以执纪能力、业务水平和查办方法指导为主，着眼于提高基层纪检干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着眼于增强基层对法律条规的理解、把握和运用能力。二要改进业务指导的方式方法。通过咨询答疑、质量检查、案例研讨、业务培训、编发资料等开展业务指导。要加强上下交流，掌握工作需求，增强业务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要建立联查联审制度。选择典型案件由区纪委检查室、审理室分别牵头成立由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参加的联查、联审小组，使业务指导经常化、规范化、科学化，推动案件查处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四，提高发现、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违纪违法案件呈现出新的特点，我们必须提高发现、研究、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要善于探索发现和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不能犯重复性错误，或者一种错误老重复出现。要边办案、边评议，及时总结。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深入基层，发现问题，研究对策，用调研成果指导工作实践，推动案件查处工作顺利进行。要加强剖析总结，针对体制、机制、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提出整改建议，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提供依据。

（七）要主动取得党委的领导和支持

初查制度范文篇9

一、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思想观念跟不上形势要求，不注意总结办案规律；

（二）不重视初查或不认真研究制订调查方案，办案重点不突出、突破方向不明确，急于求成或贻误战机；

（三）胸中无数，工作推着走，责任心不够强；

（四）掌握的信息量少，与职能任务不对称；

（五）干部流动较快，新同志不熟悉法律法规和纪律条规，缺乏办案实践经验。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措施建议

（一）树立三个意识，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

监督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但我们自身首先要解决好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纪检监察工作的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的原则，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于案件查处工作的全过程。

一是树立与调查对象同志型的平等意识。纪检监察机关所管理的对象，都是受党和政府多年教育与培养的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享有和我们一样权利和义务。纪检监察部门所受理的问题，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式解决。但在办案实践中，还存在着地位不对等，忽视、甚至轻视对方的合法权利等现象，这是同志型平等关系的大忌。

二是树立查处和保护并重的意识。“惩处、保护、监督、教育”是纪检监察机关的法定职责。一方面，既要查清问题，惩治腐败，又要澄清是非，保护无辜。另一方面，既要注意弄清违纪违法全部事实，又要注意收集违纪违法过程中从轻或减轻情节的事实，做到不枉不纵。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办案政绩观，树立“查清了问题是成绩，没有问题澄清了事实也是成绩”的理念。但当前，在办案过程中，“有错推定”的思想还有一定影响。如果这样做，很可能引发申诉案件、甚至错案的后果。

三是树立实体和程序并重的意识。纪检机关依法执纪、依纪依法办案，自己的行为首先要合法，绝不能超越或偏离法纪程序规定。既要严格贯彻执行实体性规定，又要重视贯彻执行程序性规定。把实体和程序贯穿于查处案件的全过程，两者不可缺一，不可偏废。但目前仍然存在着人为融合必分程序步骤等“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这样容易引发诸如不公正的问题。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办案工作客观规律办事，特别要重视初查，做好制订方案工作

1、必须精心制作初查方案

查案切忌“推着走，想到哪儿查到哪儿”。对复杂的案件线索必须制订详尽的初查方案，同时根据事态发展适当调整，灵活掌握。制订初查方案要做到“四个明确”：一要明确初查任务。二要明确初查范围。初查范围要有重点，可把握“先易后难”、“先有形后无形”、“先后中心”、“先软处后硬处”、“先辅后主”的调查顺序。三要明确初查方法。初查宜以秘密调查为主，尽量隐蔽初查对象身份，不过早公开；隐匿调查目的；隐匿知情范围。四要明确初查人员。配备办案人员应当根据案件类型及案件线索，根据各人的特长，精心挑选、因案而异。

2、必须选准突破口

查案必须抓住重点、找准突破点，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成案率和办案效能。一定要选择具备最大成案可能性的问题下手展开初查，只要查实一笔，办案就有了底气。切忌重点不突出，“眉毛胡子一把抓”，初查战线拉得过长，面面俱到，结果该查的查不深，要定的定不死。

3、必须讲究突破技巧，做好保密工作

就案件调查特点看，第一次谈话至关重要，其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案质量。因此案件查办指挥人员一定要做好谈话的组织、协调和部署，各层次都要精心准备，选择恰当的时机、地点、方式进行突破。应多打“心理战”，不打“证据消耗战”，切忌滥抛证据，把“底牌”打光。同时，初查的保密尤为重要，对于办案人员以外的人尤其是涉案的有关单位、人员及配合办案人员开展工作的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要注意保密，切忌泄露审查对象和调查意图。

（三）要重视加强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

近几年区纪委查办大案要案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区委的统一领导下，纪委出面协调好各执纪执法机关的关系，使其做到优势互补，形成整体合力，对突破一些大案要案成效显著。我们要注意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充分发挥联合办案、协调办案的威力。加强信息沟通和协作配合，使各部门各尽其能、各尽其责、各司其职，完成对大案要案的合围，以达到迅速攻克的目的。特别是在当前机制机构转换、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的新形势下，违法违纪分子作案手段更加隐蔽，社会纵横关系更为复杂，纪检监察与各执法执纪部门的默契配合更显得尤为重要。

（四）探索新形势下违纪案发生的规律，坚持以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办案

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律性。办案人员在实践中要多观察、多分析总结。例如对领导干部傍大款的背后、包养情妇的背后、大额非法支出的背后、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等现象要引起高度关注。在办案过程中，要善于抓主要矛盾，牵牛鼻子、吃透案情、分清主次，不要八面出击，眉毛胡子一把抓。抓住案件的关键环节，集中精力查实一件，以快制胜，不要在一些不影响案件定性处理的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以提高办案效率。在办案中，必须清楚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对有错误但能积极配合、认错态度好、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理，或者采取组织手段处理，不能死搬教条、形而上学；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教育与惩处有机结合起来。对一般性案件，可以按干部管理权限交有关单位自己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应集中精力查办大要案。

（五）及时掌握、沟通信息

一是掌握基层信息。比如基层纪检监察组织的工作难处、难点，如何及时发现问题帮助指导基层。包括反面信息的把握，出现了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纪检组织却不知道，这对执纪执法机关的影响不好。二是如何及时了解上级的信息，特别是指导性的信息，了解上级的工作部署和精神。三是及时掌握国家新出台的方针政策法规，准确理解精神，找准方向、找对路子。应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保证信息畅通。

（六）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能力

按照政治坚强、公正廉洁、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要求，着力提高纪检监察办案人员自身的政治素质与各项业务能力。

第一,提高按照“二十四字”方针查办案件的能力。“二十四字”方针是依纪依法做好查办案件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提高案件质量的重要保证。一要提高鉴别和扎牢证据的水平,做到证据确凿充分。只有证据确凿充分，才能使当事人端正态度，认识错误；才能应对当事人的辩解、申诉等多种复杂情况；才能真正办成铁案。二要提高正确运用党纪政纪条规的水平。党纪政纪条规是执纪办案的依据。一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格依纪依法查处案件，防止有错推定的主观臆断性。另一方面，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不死抠具体条文，宽严相济，努力使案件处理达到组织满意，各方认可，被处分人员受到教育，取得最佳的政治、经济、社会效果。

第二，提高组织协调的能力。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是党章赋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案件查办部门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能部门，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必须加强组织协调。一要正确处理好内部办案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一致，对基层指导要有统一的意见，不能让基层无所适从。二要正确处理与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及执行党纪政纪处分决定的相关部门的关系；力求在案件的主要事实和性质认定上达成共识，做好法律制裁与纪律处理的衔接。按有关规定及时与执行党纪政纪处分决定的相关单位和组织人事部门联系协调，保证处分决定执行到位。

第三，提高业务指导的能力。一要转变业务指导的观念。坚持从具体案件的指导为主，转到以执纪能力、业务水平和查办方法指导为主，着眼于提高基层纪检干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着眼于增强基层对法律条规的理解、把握和运用能力。二要改进业务指导的方式方法。通过咨询答疑、质量检查、案例研讨、业务培训、编发资料等开展业务指导。要加强上下交流，掌握工作需求，增强业务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要建立联查联审制度。选择典型案件由区纪委检查室、审理室分别牵头成立由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参加的联查、联审小组，使业务指导经常化、规范化、科学化，推动案件查处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四，提高发现、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违纪违法案件呈现出新的特点，我们必须提高发现、研究、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要善于探索发现和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不能犯重复性错误，或者一种错误老重复出现。要边办案、边评议，及时总结。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深入基层，发现问题，研究对策，用调研成果指导工作实践，推动案件查处工作顺利进行。要加强剖析总结，针对体制、机制、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提出整改建议，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提供依据。

（七）要主动取得党委的领导和支持

初查制度范文篇10

一、目标任务

为实现2015年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今年我县计划实施省民生工程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70例。

二、救助对象和条件

（一）救助对象

全县贫困家庭的白内障患者。

（二）救助条件

1、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低保户、五保户和优抚对象中的白内障患者；

2、城乡贫困家庭的白内障患者；

3、救助对象需提交本人申请、身份证（户口簿）、县级民政部门发放的相关证件复印件或当地乡（镇）、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贫困证明材料等。

三、经费来源和管理使用

（一）经费来源

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任务70例，每例手术经费1000元，由省直拨手术定点医院。县乡财政负责安排贫困白内障患者手术前期的工作经费，包括摸底调查、病员初查、复查的费用以及材料费，病员输送费、省市督查人员食宿招待费等费用。

（二）经费使用程序

1、县残联根据本年度需救助人数，向市残联上报年度计划，经审核后向我县下达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任务。

2、救助经费支付实行预付制，县财政根据救助人数和工作经费情况经审核后拨付经费。

（三）保障措施与职责

1、建立协调机构。在县民生工程协调小组统一领导下，建立由县残联、卫生局、财政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指导和协调。

2、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县政府是项目管理的责任主体，并成立领导小组，负责本县项目的组织实施。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县残联、卫生、财政、民政、宣传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司其责，保障民生工程的顺利实施。实行部门一把手总负责制，分管领导具体抓。

（1）残联部门：开展摸底调查，掌握我县贫困白内障患者的基础情况，审核贫困证明材料，协助政府做好宣传、发动、组织、协调、服务等工作。协助卫生部门开展贫困白内障患者的初查、复查工作，确定手术对象，有组织、有计划安排乡镇输送白内障患者到手术定点医院，确保安全，复查后患者按1：3比例输送，输送时间11月3日至9日。

（2）卫生部门：负责组织眼科医生对手术对象进行初查、复查。组织协调各乡镇医院及县人民医院做好具体的初查、复查工作（包括场地、人员及服务工作），确保手术对象的准确无误。

（3）财政部门：负责会同残联、卫生部门研究制定贫困白内障负责手术的医疗救助管理办法、筹集并及时拨付医疗救助资金。为保障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前期的初查、筛查、建档立卡、输送病员和因故未能施行手术的患者术前检查等工作拨付必要的经费。

（4）民政部门：积极配合残联，做好贫困白内障患者摸底、登记、建档工作。

（5）宣传部门：宣传党委和政府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关注弱势群体，关心残疾人事业、关爱残疾人，宣传广大白内障盲人改善功能，重见光明的前后的生活变化和社会反响，注意收集和上报与实施工程相关的文字报道和音像资料。

（6）各乡镇人民政府职责：组织、发动协助县有关部门对各村（居）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调查摸底和初查工作，并按规定对符合救助对象的白内障患者做好相关的贫困情况审查，张榜公布，填写相应的表格，并出具相关贫困证明材料，待确定手术对象后按时组织好输送病员工作。

四、监督与管理

1、县残联和卫生部门必须建立复明救助对象的专门档案，并逐级填报、汇总后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