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导范文10篇

传导范文篇1

关键词：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有效性

一、引言

目前，许多国家都把货币政策作为抵抗经济周期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与美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市场环境、经济主体、利率传导方式等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与成长，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环境、调控模式、传导机制等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化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GDP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方面的关系越来越显著。信贷传导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手段，通过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等载体向实体经济注入货币。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与效应，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正是从上述背景出发，研究当前由于金融市场的变化而给货币政策传导可能带来的影响，帮助我们分析影响信贷渠道传导的结构性因素，同时，提出央行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应是指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并进而对产出与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也即是货币政策能否影响银行信贷及产出，以及能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国外的研究方面，Bernanke和Gertler（1995）指出，对于克服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信贷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因此，信贷渠道在货币政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更多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仅仅依赖于银行贷款。Eh-rmann(2003)也指出，银行信贷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的作用越重要，银行信贷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就越大，经济发展对银行体系的依赖程度也会较高。我国国内有大量学者对信贷渠道进行实证研究。主要观点有两种：一是是否存在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二是信贷渠道在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中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学者支持信贷渠道的存在，并实证分析了信贷渠道与货币渠道的关系，信贷渠道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肖新成（2009）使用VA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同时存在，其中，短期内，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迅速，长期来看，货币渠道的影响更为明显[1]。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由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范围不一，我们选用M0、M1、M2作为货币供应量的代表变量，用金融信贷总额（Loan）作为货币信贷传导的代表变量。选取2004—2015年的货币、信贷、消费、物价和产出的季度数据为研究对象。

四、模型构建与检验

[2]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货币政策通过信贷传导，作用于最终目标的实现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两个过程：第一，货币政策变动对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影响；第二，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最终导致总产出、消费、物价水平等的变化。因此，相应的实证分析也将分为两步：第一，对货币政策到信贷市场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找出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和金融机构贷款总量之间的关系；第二，对信贷市场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实现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找出金融机构贷款总量与总产出、消费、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因此，变量的选择主要包括：（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RGDP）-经济增长变量；（2）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物价水平变量；（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ONS）-消费变量。（一）从货币政策传导到信贷市场的有效性实证分析。1.单位根检验由于绝大多数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直接进入回归模型会导致虚拟回归，所以首先需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对M0、M1、M2货币供应量指标和金融机构贷款总额（Loan）首先采用增广的迪基-富勒（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的结果可以得知，LnM0SA、LnM1SA、LnM2SA和LnLoanSA原数列都是非平稳数列，因此不能直接采用传统回归方法对变量进行检验，避免出现谬误回归问题。但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都会变成平稳的数列，因此，这些变量都是I（1）的，必须结合协整检验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是指如果两个及其以上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某种组合是平稳的，则这两个及其以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或者长期均衡关系。我们采用Johansen方法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M0与Loan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M1和M2与Loan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根据最小二乘法建立货币供应量和Loan的长期均衡关系如下：LnLoansa=1.429112*lnm0sa-2.172694(64.75)(-9.34)R2=0.989146F=4192.144D.W.=0.331555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拟合度较高，M0对信贷市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0每变动一个百分点，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将变动1.429112个百分点。3.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只是表明了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并不能明确刻画这种关系的结构和方向。本部分采用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的方程中，如果可以，则称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格兰杰因果检验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上述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看出：Loan是M2的格兰杰原因，M0、M1与Loan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二）从信贷市场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实现的传导有效性实证分析。1.单位根检验前面已经验证了Lnrgdpsa、lncpisa、lnconssa与lnLoansa的原数列为非平稳数列，所有变量一阶分差后都变成平稳的数列，因此这些变量都是I（1），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2.协整检验对Loan和GDP、CPI、Cons之间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GDP与Loan、CPI与Loan、Cons与Loan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根据最小二乘法建立货币供应量和Loan的长期均衡关系如下：Lnrgdpsa=0.670264*lnLoansa+2.622198(45.81347)(13.90084)R2=0.978554F=2098.874D.W.=0.098557Lncpisa=0.184836*lnLoansa+2.386287(43.92)(43.98)R2=0.976707F=1928.874D.W.=0.247864Lnconssa=0.453255*lnLoansa+2.064277(54.37)(19.20)R2=0.984677F=2956.064D.W.=1.661542从回归结果看，回归方程拟合度较高，金融机构贷款总额Loan对GDP、CPI、Cons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但是从影响系数上看Loan对GDP、CPI、Cons的影响程度较小。在不考虑漂移变量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贷款总额Loan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物价GDP、CPI、Cons分别将增加0.670264、0.184836、0.453255个百分点。3.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仅cpi是Loan的格兰杰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正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信贷传导已不再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通道。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传导的第一阶段：从货币政策到信贷市场。在5%的显著水平下，M0与Loan之间存在协整关系。M0对信贷市场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M0每变动一个百分点，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将变动1.429112个百分点。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中央银行实现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货币政策传导到信贷市场的通道是顺畅而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的第二阶段：从信贷市场到实体经济。第一，Loan和GDP、CPI、Cons之间存在长期稳定性关系，金融机构贷款总额Loan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物价GDP、CPI、Cons分别将增加0.670264、0.184836、0.453255个百分点。第二，GDP、CPI、Cons与Loan之间，仅CPI是Loan的格兰杰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利率市场化正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信贷传导已不再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通道。另外，金融信贷总额与GDP、CPI之间的长期关系不十分明显，说明信贷传导渠道中还存在一定的堵塞，这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出现新现象、信贷市场的快速变化有关。只有通过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机制改革，才能有效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有效性[3]。因此，我们认为：一是加强信贷管理，引导商业银行正确理解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意图，安排好相应的信贷投放力度和节奏。二是进一步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多方面拓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渠道。三是鼓励发展消费贷款，培养居民的金融消费意识，提高信贷渠道对居民消费在整体信贷投放中的比重。

参考文献：

[1]董华平.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传导效应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29-34.

[2]冯科.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104-113.

[3]张龙清.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197-199.

传导范文篇2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进而以美国、欧洲、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陷入经济衰退。在发达国家纷纷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的同时,我国也在全球降息浪潮中下调人民币基准利率,自2008年9月15日以来,央行连续4次降息,3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加大货币投放放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货币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以“适度宽松”作为货币政策的最新基调,为近十几年来首次采用。从全球经济过热到目前的全球经济紧缩,各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效果究竟多大,其传导途径是怎样的,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及我国的研究

2.1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米时金(Mishikinetc.,1995)对三种主流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概括。泰勒(Taylor)坚持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强调货币资金利率的作用,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引起短期市场利率变化,经由市场预期作用,影响长期利率和实际投资,最终影响产出;梅尔泽(Meltzer)强调货币主义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引起普遍的资产价格调整,通过“托宾Q效应”影响投资,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最终影响产出;伯南克(Bernanke)则提出了新的信贷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影响资产价格,影响企业和银行的净价值,进而影响经济中的信贷规模,最终影响产出。围绕这三大理论存在大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但是分歧仍然很大(瞿强,2008)。

2.2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研究

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动态定量研究并不多见。王振山、王志强(2000)较早地采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认为在20世纪80-90年代,信用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经。周英章、蒋振声(2002)对我国1993-2001年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信用渠道和货币渠道的共同传导发挥作用的,但信用渠道占主导地位。裴平、熊鹏(2003)检验了我国1998-2002年“积极”货币政策中的“渗漏”效应。谢赤(2003)对SVAR模型在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分析、最佳货币政策指标方面进行了探讨。瞿强(2008)用我国1996-2008的月度数据构建SVAR模型,通过比较分析利率、货币数量、汇率和信贷等主要金融变化的产出、价格等实际经济变化的影响模式,观察到信贷是一个特别注意的变量。还有大量的学者进行了相似的研究,采用的方法也基本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实证检验

3.1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CensusX12法消除数据的季节效应,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作进一步处理(消除物价因素影响,这里以1990年1季度为100),并对上述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由于实际利率可能为负,因此实际利率不能对数化)。首先对单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原实际序列对数差分后平稳。

3.2简化式VAR模型的估计

为了研究利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对经济波动的短期影响及其贡献度,本文建立了四变量的VAR模型,根据AIC和SC准则,选择滞后阶数为3,由于方程右边是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不存在同期相关问题,所以OLS估计是有效的。

经检验,上述模型是平稳的。四个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RR=0.937、R2M1=0.915、R2loan=0.845、R2GDP=0.85,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但扰动项存在同期相关关系。简化的VAR模型却无法刻画它们之间的这种同期影响关系,需要用结构VAR模型来刻画。

为了进一步检验货币供应量、利率和金融机构贷款对我国产出的影响关系,对上述估计的VAR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实际利率不能Granger引起实际M1、实际金融机构贷款,但能Granger引起实际GDP,这与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同;实际M1外生于实际GDP的概率为0.14372,这反映了我国内需不足,部分商品处于供大于求,因此当对货币的需求扩张时,会由于价格调整而抵消,货币供给的数量调整对产出的影响较弱,这与高铁梅(2006)、刘金泉(2003)得出的结论相同,但实际M1外生于实际GDP的概率却显著地下降了,这可能是近几年我国内需有所增加的原因所致;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从早年的信贷配给到目前的信贷政策,金融机构贷款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先行指标,表明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3.3结构VAR(SVAR)模型的估计

由于简化式VAR模型不能刻画同期相关关系,而SVAR模型则可以识别。为了考察实际利率、实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短期影响,本文仅对SVAR模型施加短期约束,不考虑上述变量对实际产出的长期影响。在上述估计出的简化式VAR(3)模型基础上,构建AB-型的SVAR(3)模型。由于模型中有4个内生变量,因此至少需要施加2k2-k(k+1)/2=22个约束条件才能使得SVAR(3)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由于AB-型的SVAR(3)模型包含了k2+k=20个约束条件。本文根据经济理论,再施加三个约束条件:实际利率对当期实际金融机构贷款的变化没有反应;实际利率对当期GDP的变化没有反应,;实际货币供应量对当期GDP的变化没有反应。由于模型扰动项服从多元正态分布的假设,可以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FIML)估计得到SVAR(3)模型的所有未知参数,以上各项系数都比较显著,SVAR(3)模型较好地被识别。为了考察实际利率、实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变动对实际GDP的冲击效应,可以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来识别这种冲击效应。

3.4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给实际利率一个正向的冲击,从第1期(以季度为单位)开始直到第4期,对实际GDP有一个正向的冲击,之后虽有负向冲击,但总体影响却是正的,单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很小,国有企业往往对利率不敏感,对利率敏感的是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在货币市场上融资非常困难,不得不从地下金融市场中获取资金,最终拿到的资金利率往往是正规市场上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3.5S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考虑到实际GDP对自身的贡献率,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在前8期时都是最大的,第1期的贡献率达到92.56%,但从第二期开始显著下降;实际M1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在第8期之后稳定在20%左右;实际利率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从第1期到第2期有一个跳跃式的上升,第9期后保持在40%左右,超过了实际货币供应量对实际GDP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前8期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主要是信贷渠道。

参考文献

[1]瞿强.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与传导之谜——基于结构VAR的分析[J].货币金融评论,2008,(11).

传导范文篇3

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原因分析

(一)1.为实现中央银行由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中央银行陆续摒弃了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并在运用市场化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上取得一定进展。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制约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经验表明，金融市场发达与否，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较大。我国金融市场建设还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市场比较单一，缺乏系统和层次。仅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且市场缺乏纵深，仅存在银行间、机构间的批发性交易市场，像柜台交易等基础性市场则没有。二是市场存在分割现象，缺乏联通。既存在地域分割，又存在条条分割，不同的市场主体分割于不同的市场。三是市场交易工具较少。缺乏形式的多样化、可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的金融工具，使交易不够活跃。金融市场的这种现状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缺乏足够的运作空间，一些市场化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同时也制约了其基础性资源配置功能作用的发挥，影响了能够及时正确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的市场利率的形成，不能为中央银行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提供正确的信号，进而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3.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单一，影响了货币政策效力。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也主要面对国有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则往往被忽略，造成广大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近年来，发生了存款重新向大银行集中的现象，而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而必须提高备付率，使金融体系整体货币派生能力受到抑制。表现在贷款上则是信贷资金纷纷流向大城市和大企业，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难以得到银行支持，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充分传导。同时，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作用范围缩小，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只能在银行业内部调整和传导，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资金调控与货币政策缺乏有机联系，使货币政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传导媒介，弱化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和货币政策对整个经济的导向作用。(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在商业银行内部受阻，影响了货币政策实际效应的发挥近些年来，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操作已明显区别于传统经济而具有经济杠杆的特征，已不再是完全取决于经济主体行为的内生变量。而商业银行自身矛盾重重和体制改革滞后又加剧了货币供应量的外生性，造成货币政策在商业银行内部传导过程受阻。商业银行面临着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与迅速实现商业化改革的双重挑战，风险约束机制明显加强。但相应的激励机制没有跟上，风险控制与激励机制的不对称和责权利的不统一，造成商业银行过度关心贷款的风险，甚至以特殊市场份额和贷款的盈利为代价，放贷行为过于谨慎，甚至发生“惜贷”现象。其结果是银行的风险有所“缓解”，但广大企业的金融服务被忽视。那些融资渠道本来就狭窄的中小企业和企业的季节性储备资金、扩大生产规模所需的流动资金、新产品开发、短平快项目所需贷款等正常资金需要难以得到满足。

二、加快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和创新

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一直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重点，相应的货币政策传导呈现出“逆程序”的特征，即企业倒逼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倒逼中央银行。而近年来的货币政策传导程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逆程序”变为“顺程序”，即中央银行驱动商业银行，商业银行驱动企业。这种新的传导程序使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遇到困难，很可能出现传导阻滞，必须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完善和创新。(一)优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在目前条件下，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比较可行。而由于金融对外开放尤其是金融创新的加快，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有效性会大大降低。我国要对货币供应量指标进行完善，增加其涵盖内容，把外资金融机构存款和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纳入统计监测范围，提高其操作时效，并逐步过渡到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经过改革积累和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利率市场化已经成为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人民币贷款利率需要加快改革步伐，应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建立起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形成机制。这样能增强金融业的竞争活力，提高服务水平，还能提高利率的市场弹性，准确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为中央银行运用利率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提高货币政策时效创造条件。(二)建立统一灵活高效的货币市场，完善和扩大资本市场，扩大公开市场业务1.加快发展货币市场。一是要发展同业拆借市场。扩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统一电子网络，扩大市场覆盖面。积极推进行业务，为众多中小金融机构进入全国市场创造条件。同时应更多地吸收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增加货币政策的传导范围。二是发展债券市场。注意加快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发展的相关技术条件，加紧研究开办银行柜台债券交易业务，并尽量增加市场交易主体，着手培育人和做市商制度，建立一个面向所有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和居民的全国统一的债券市场。三是发展票据市场。中央银行应通过完善再贴现政策，引导和推动票据市场立足于面向所有金融机构和企业法人，完善票据发行和贴现机制，为中央银行运用再贴现手段传导货币政策创造更大的空司。2.完善资本市场。一是要尽快弥补证券市场的结构性缺陷，建立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的二级股票市场或场外交易市场，以造就足够多的市场参与主体。要在市场的参与和准入方面降低壁垒，减少行政性管理，在侧重于标准控制的同时让更多的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获得证券融资的可能性。二是要解决证券市场功能的结构性缺位问题，强化其资源配置作用。运用资本的趋利性、流动性，引导筹资者和投资者按市场规则追求资源配置效率，发挥资本市场在优化金融结构和传导货币政策方面的作用。3.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为满足中央银行利用货币市场调节基础货币的需求，要扩大市场债券数量，尤其要增加短期债券发行量，扩大交易规模，提高商业银行债券持有量占其总资产的比例，以满足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需要。同时，要允许更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进入债券市场。这样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市场吞吐债券影响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实现扩大或收缩货币供应量的目的，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和效果。(三)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优化传导路径1.完善决策机制。中央银行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货币政策时滞的影响，提前做好货币政策安排，增强政策透明度，促使公众产生合理的政策预期。要加强信息交流，实现信息共享，避免监管出现盲区或盲点。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和发挥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作用，以扩大货币政策的传导范围。2.理顺传导机制。要着力理顺货币政策在银行业内部的传导机制。在人民银行内部，要适应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适当扩大分行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对辖区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权力，以加快货币政策在系统内部的传递速度。对政策性银行可增加金融债券的市场化发行规模，完善政策性金融功能，扩大其信贷投放。对国有商业银行则要进行综合性改革，重点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加快股份制改造步伐，建立严格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建立健全信贷激励机制，改进金融服务，发挥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主力军作用。中小金融机构在落实对中小企业和农村货币政策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环节少、传导快，要把它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在再贷款、再贴现等方面与国有商业银行一视同仁。在商业银行信贷萎缩的条件下，支农再贷款可以引导农村信用社优化信贷投向、改善经营状况、增加农民收入、活跃农村经济，受到了普遍欢迎。中央银行要充分运用这些有效的传导媒介和路径，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作者：李丽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鸡西市支行

传导范文篇4

【论文摘要】凋亡是细胞的主动死亡过程，此过程涉及一系列基因的激活表达和调控。在细胞的正常发育过程中，约有半数细胞通过凋亡途径被清除。由于细胞凋亡在胚胎发育、新旧细胞更替、免疫反应终止、肿瘤发生和自发抑制，以及许多免疫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衰老等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阐明细胞凋亡的发生及其调控机制将对相关疾病的治疗展示光明的前景。本文就细胞凋亡信号传导途径研究及其最新进展作一综述。

细胞凋亡主要通过受体介导的信号途径诱导细胞凋亡因子或刺激因素通过第二信使系统传递信号，信号传递途径决定了细胞的命运。本文尝试从细胞凋亡信号传导途径角度来对其机制做一概述。

1死亡受体信号通路

死亡受体配体主要通过以半胱氨酸蛋白酶下几个方面启动信号传导：受体齐聚、特殊衔接蛋白募集和caspase级联活化。

以Fas/FasL为例：Fas是一种跨膜蛋白，属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它与FasL结合可以启动凋亡信号的转导引起细胞凋亡。其活化包括以下步骤：首先配体诱导受体三聚体化，然后在细胞膜上形成凋亡诱导复合物，这个复合物中包括带有死亡结构域的Fas相关蛋白FADD[2]。Fas又称CD95，是由325个氨基酸组成的受体分子，Fas一旦和配体FasL结合，可通过Fas分子启动致死性信号转导，最终引起细胞一系列特征性变化，使细胞死亡。Fas作为一种普遍表达的受体分子，可出现于多种细胞表面，但FasL的表达却有其特点，通常只出现于活化的T细胞和NK细胞，因而已被活化的杀伤性免疫细胞往往能够最有效地以凋亡途径置靶细胞于死地。Fas分子胞内段带有特殊的死亡结构域。三聚化的Fas和FasL结合后，使三个Fas分子的死亡结构域相聚成簇，吸引了胞浆中另一种带有相同死亡结构域的蛋白FADD[3]。FADD是死亡信号转录中的一个连接蛋白，它由两部分组成：C端（DD结构域）和N端（DED）部分。DD结构域负责和Fas分子胞内段上的DD结构域结合，该蛋白再以DED连接另一个带有DED的后续成分，由此引起N段DED随即与无活性的半胱氨酸蛋白酶8（caspase-8）酶原发生同嗜性交联，聚合多个caspase-8的分子，caspase-8分子遂由单链酶原转成有活性的双链蛋白，进而引起随后的级联反应，活化caspase-8通过两个平行级联刺激细胞凋亡：直接切割和活化caspase-3；切割Bid（Bcl-2家族蛋白），截型Bid（tBid）移位至线粒体，诱导细胞色素C释放，从而活化caspase-9和caspase-3，作为酶原而被激活，引起下面的级联反应，细胞发生凋亡[4]。TNF诱导的细胞凋亡途径与此类似[5]。TNF和DR-3L能够传导促凋亡和抗凋亡信号。TNFR和DR3通过接头蛋白TRADD和活化caspase-8加速细胞凋亡。另一方面，活化NF-κB和诱导存活基因（IAP）的一种接头蛋白复合物（包括RIP）可抑制细胞凋亡。通过Apo2L诱导细胞凋亡需要caspase活性，但是否需要接头蛋白参与尚不清楚。

2线粒体信号通路

线粒体改变引起细胞凋亡已知有三种机制：①电子传递、氧化磷酸化和ATP产生的破坏；②释放激发caspase家族的蛋白，如细胞色素C；③改变细胞氧化还原潜能。能促进线粒体功能障碍的因素很多，包括各种有害刺激和信号传递过程，其中某些配体/受体相互作用最为重要。配体与靶细胞表面受体相结合，导致复杂的多蛋白复合物形成，即将凋亡信号传递给效应蛋白酶FLICE，FLICE与caspase-8相互反应，可激活caspase-8，caspase-8激活后就通过某些不明的机制引发线粒体功能障碍[6]。

线粒体功能障碍导致细胞色素C释放，细胞色素C从线粒体释放是细胞凋亡的关键步骤，释放到细胞浆的细胞色素C在dATP存在的条件下能与凋亡激活因子1结合，使其形成多聚体，并促使caspase-9与其结合形成凋亡小体，caspase-9被激活，被激活的caspase-9能激活其它的caspase如caspase-3等，caspase-3又激活DNA断裂因子，导致静息状态的核酸内切酶激活，最终引起DNA断裂[7-8]。从线粒体功能障碍到DNA断裂，是细胞凋亡生化途径的共同途径。由于各caspase可相互激活，所以caspase蛋白酶级联反应是导致细胞凋亡结构改变的主要环节。线粒体功能障碍在细胞凋亡发生机制中起关键作用。

3内质网信号通路

这一信号传导通路包括非折叠蛋白反应和钙离子起始信号等机制，内质网应激可特异性激活caspase-12，caspase-12裂解caspase-3等下游效应蛋白酶，最终导致细胞凋亡。

内质网相关细胞凋亡是不同于受体介导或线粒体介导DNA损伤的另一种新的细胞凋亡途径。内质网与细胞凋亡相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质网对Ca2+的调控，二是内质网应激反应。内质网是细胞内最重要的蛋白质合成折叠的场所，同时也是细胞内Ca2+的主要储存库，它包含有钙调节分子伴侣，后者在糖基化蛋白质和非糖基化蛋白质的正确折叠中起重要作用；内质网腔内还包含有凋亡蛋白(如caspase-12，Bap31和Bcl-2)。钙调节分子伴侣凋亡蛋白决定了细胞对内质网应激和凋亡的敏感性。相对高浓度的Ca2+一方面可以激活胞质中的钙依赖性蛋白酶,另一方面可以作用于线粒体，影响其通透性的改变，进而促进凋亡。位于内质网上的抑凋亡蛋白Bcl-2则可以调节内质网腔中的游离Ca2+浓度，使胞质中的Ca2+维持在合适的中等浓度水平，从而起到抑制凋亡的作用。内质网内错误折叠蛋白质聚集就会导致内质网分子伴侣基因表达激活，内质网未折叠反应(UPR)机制包括定位于内质网膜上的转录因子ATF6激活，内质网膜激酶IREI的聚集并抑制另一个内质网膜激酶PERK的表达，进一步使错误折叠蛋白质降解。当未折叠蛋白质过度聚集变成有毒性时就会触发细胞凋亡。信号主要通过caspase-12下传。Bap31可能通过Ca2+介导内质网和线粒体前凋亡信号交流，从而聚集caspase-12和钙联结蛋白calnexin。

4结语

细胞凋亡是有核细胞死亡的生理性通道，通过凋亡清除不必要的、损伤的或病毒感染的细胞，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细胞凋亡的失调被认为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病毒感染、AIDS、心血管疾病、骨质硫松症、老化、肿瘤形成、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氏病)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有关细胞凋亡机制在未来的研究还将进一步深入，所取得的进展将为这些疾病发病机理的阐述提供理论依据，也使通过调节凋亡过程治疗这些疾病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DuikerEW,MomCH,DeJongs,etal.TheclinicaltrailofTRAIL.EurJCancer,2006,42(14):2233-2240.

2GrulliohC,SullardsMC,FuksZ,etal.CD95(Fas/APO-1)signalsceramidegenerationiddependentoftheeffectorstageofapoptosis.JBiolChem,2000,275(12):8650-8656.

3Klaus-Michael,Debatin,Peter,Hkrammer.Deathreceptorsin

chemotherapyandcancer.Oncogene2004,23:2950-2966.

4ZhaJ,WeilerS,OhKJ,etal.PosttranslationalN-myristoy-lationofBidasamolecularswitchfortargetingmitochondriaandapoptosis.Science,2000,290(5497):1761-1765.

5MicheauO,TschoppJ.InductionofTNFreceptorI-mediatedapoptosisviatwosequentialsignalingcomplexes.Cell,2003,114,181-190.

6MartinIrmler,MargotThome,MichaelHahne,etal.InhibitionofdeathreceptorsignalsbycellularFLIP.Nature,1997,388:190-195.

传导范文篇5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由中央银行信号变化而产生的脉冲所引起的经济过程中各中介变量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引起实际经济变量变化的途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效应问题是货币经济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国内外学者的现实研究热点。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进而以美国、欧洲、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陷入经济衰退。在发达国家纷纷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的同时,我国也在全球降息浪潮中下调人民币基准利率,自2008年9月15日以来,央行连续4次降息,3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加大货币投放放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货币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以“适度宽松”作为货币政策的最新基调,为近十几年来首次采用。从全球经济过热到目前的全球经济紧缩,各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效果究竟多大,其传导途径是怎样的,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及我国的研究

2.1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米时金(Mishikinetc.,1995)对三种主流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概括。泰勒(Taylor)坚持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强调货币资金利率的作用,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引起短期市场利率变化,经由市场预期作用,影响长期利率和实际投资,最终影响产出;梅尔泽(Meltzer)强调货币主义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引起普遍的资产价格调整,通过“托宾Q效应”影响投资,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最终影响产出;伯南克(Bernanke)则提出了新的信贷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变化,影响资产价格,影响企业和银行的净价值,进而影响经济中的信贷规模,最终影响产出。围绕这三大理论存在大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但是分歧仍然很大(瞿强,2008)。

2.2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研究

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动态定量研究并不多见。王振山、王志强(2000)较早地采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认为在20世纪80-90年代,信用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经。周英章、蒋振声(2002)对我国1993-2001年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信用渠道和货币渠道的共同传导发挥作用的,但信用渠道占主导地位。裴平、熊鹏(2003)检验了我国1998-2002年“积极”货币政策中的“渗漏”效应。谢赤(2003)对SVAR模型在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分析、最佳货币政策指标方面进行了探讨。瞿强(2008)用我国1996-2008的月度数据构建SVAR模型,通过比较分析利率、货币数量、汇率和信贷等主要金融变化的产出、价格等实际经济变化的影响模式,观察到信贷是一个特别注意的变量。还有大量的学者进行了相似的研究,采用的方法也基本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实证检验

3.1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CensusX12法消除数据的季节效应,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作进一步处理(消除物价因素影响,这里以1990年1季度为100),并对上述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由于实际利率可能为负,因此实际利率不能对数化)。首先对单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原实际序列对数差分后平稳。

3.2简化式VAR模型的估计

为了研究利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对经济波动的短期影响及其贡献度,本文建立了四变量的VAR模型,根据AIC和SC准则,选择滞后阶数为3,由于方程右边是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不存在同期相关问题,所以OLS估计是有效的。

经检验,上述模型是平稳的。四个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2RR=0.937、R2M1=0.915、R2loan=0.845、R2GDP=0.85,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但扰动项存在同期相关关系。简化的VAR模型却无法刻画它们之间的这种同期影响关系,需要用结构VAR模型来刻画。

为了进一步检验货币供应量、利率和金融机构贷款对我国产出的影响关系,对上述估计的VAR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实际利率不能Granger引起实际M1、实际金融机构贷款,但能Granger引起实际GDP,这与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同;实际M1外生于实际GDP的概率为0.14372,这反映了我国内需不足,部分商品处于供大于求,因此当对货币的需求扩张时,会由于价格调整而抵消,货币供给的数量调整对产出的影响较弱,这与高铁梅(2006)、刘金泉(2003)得出的结论相同,但实际M1外生于实际GDP的概率却显著地下降了,这可能是近几年我国内需有所增加的原因所致;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从早年的信贷配给到目前的信贷政策,金融机构贷款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先行指标,表明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3.3结构VAR(SVAR)模型的估计

由于简化式VAR模型不能刻画同期相关关系,而SVAR模型则可以识别。为了考察实际利率、实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短期影响,本文仅对SVAR模型施加短期约束,不考虑上述变量对实际产出的长期影响。在上述估计出的简化式VAR(3)模型基础上,构建AB-型的SVAR(3)模型。由于模型中有4个内生变量,因此至少需要施加2k2-k(k+1)/2=22个约束条件才能使得SVAR(3)模型满足可识别条件。由于AB-型的SVAR(3)模型包含了k2+k=20个约束条件。本文根据经济理论,再施加三个约束条件:实际利率对当期实际金融机构贷款的变化没有反应;实际利率对当期GDP的变化没有反应,;实际货币供应量对当期GDP的变化没有反应。由于模型扰动项服从多元正态分布的假设,可以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FIML)估计得到SVAR(3)模型的所有未知参数,以上各项系数都比较显著,SVAR(3)模型较好地被识别。为了考察实际利率、实际货币供应量和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变动对实际GDP的冲击效应,可以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来识别这种冲击效应。

3.4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给实际利率一个正向的冲击,从第1期(以季度为单位)开始直到第4期,对实际GDP有一个正向的冲击,之后虽有负向冲击,但总体影响却是正的,单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很小,国有企业往往对利率不敏感,对利率敏感的是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在货币市场上融资非常困难,不得不从地下金融市场中获取资金,最终拿到的资金利率往往是正规市场上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3.5SVAR模型的方差分解

考虑到实际GDP对自身的贡献率,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在前8期时都是最大的,第1期的贡献率达到92.56%,但从第二期开始显著下降;实际M1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在第8期之后稳定在20%左右;实际利率对实际GDP的相对方差贡献率从第1期到第2期有一个跳跃式的上升,第9期后保持在40%左右,超过了实际货币供应量对实际GDP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前8期实际金融机构贷款对实际GDP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主要是信贷渠道。

传导范文篇6

关于货币传导机制，在西方经济学界现在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各种观点强调不同因素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这些观点可以分为三类：传统的利率渠道、其它资产价格渠道以及信贷渠道。

一、传统的利率渠道

从希克斯于1937年提出is—lm模型到现在，已有60年了。60年来，该模型一直是大多数西方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主要内容，也一直是西方国家政策讨论中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到现在依然如此。在这一模型中，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的变化来传导的。货币存量的增加将降低利率即借贷成本，借贷成本的降低增加厂商的投资支出和消费者对耐用品的消费支出。这样需求将增加，从而导致总产量和总收入的增加。这就是利率渠道。就是说，货币存量的变动将导致利率的变动，而利率的变动又将引起投资的变动，从而引起总需求的变动，最终导致总产量的变动。因此，在is—lm模型中利率渠道是主要的货币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强调真实利率而非名义利率。另外，人们通常认为，对支出有主要作用的是长期真实利率而非短期真实利率。但是，如果中央银行使得短期名义利率发生变化，就会导致短期以及长期债券的真实利率发生相应变化。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降低了短期名义利率，也就降低了短期真实利率，即使在理性预期的世界中也是如此。利率期限结构中的预期假说指出，长期利率是预期的未来短期利率的平均数，因此短期真实利率的降低将导致长期真实利率的降低。真实利率的降低导致企业固定投资、住宅投资、耐用消费品支出和库存投资的上升，所有这些又将导致总产量的上升。

对支出起作用的是真实利率，而非名义利率。这一事实对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使名义利率在通货紧缩时期到达零限，货币政策依然有用。如果名义利率在零限上，货币扩张将提高预期价格水平从而提高预期通货膨胀率，进而降低真实利率。真实利率的降低将使投资支出增加，从而导致总产量的增加。

这个机制说明，即使名义利率被货币当局降到零，货币政策可能依然有效。实际上，在货币主义者说明在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为什么没有处于流动性陷井中，以及为什么在那时扩张性货币政策有可能防止产量的急剧下降时，这个机制是一个关键要素。

泰勒考察了利率渠道，他认为有坚强的证据表明，利率对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有巨大影响，这使得货币的利率传导机制成为一个坚强的机制。对他的观点争论很大，因为许多研究者认为经验研究很难认定利率通过资本成本而发生的影响。这些研究者看到了利率渠道的经验失效，这就刺激了对其他传导机制的研究。

二、其他资产价格渠道

货币主义者对上述is—lm范式的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它只关心一种资产的价格——利率，而非许多种资产的价格。货币主义者所看重的，是一个通过其他相对资产价格以及真实财富将货币政策传导到经济的机制。凯恩斯主义者也认识到，这些其他资产价格对于货币传导机制十分重要。

1．汇率渠道。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国际化以及浮动汇率制度的出现，人们越来越注意到货币政策通过汇率对净出口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升，在西方主要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这种传导机制现在已成为其中的标准内容。这种渠道的作用过程如下：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本国的短期名义利率将下降，在存在价格粘性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短期真实利率将下降，从而对本国货币的需求也将下降，本国货币就会贬值。本国货币贬值使得本国产品比外国产品便宜，因而使净出口上升，最终导致总产量的上升。

2．权益价格渠道。对于货币传导机制而言，有两个与权益价格有关的渠道：托宾的q投资理论和财富对消费的作用。

（1）托宾的q理论。该理论所提供的机制是，货币政策通过影响权益的价值来影响经济。托宾把q定义为企业的市场价值除以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如果q高，则企业的市场价值高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因而相对于企业的市场价值而言，新的厂房和设备比较便宜。这样企业就可以发行权益，并取得相对于其为购买这些厂房和设备所花费的成本的较高价格，从而投资支出就将上升，因为企业只需发行少量权益即可购买大量投资品。

另一方面，如果q较低，企业就不愿意购买投资品，因为相对于资本成本而言企业的市场价值较低。如果企业在q低时想获取资本，它可以便宜地购买另一家企业，从而获得的是已有资本，因此投资支出将较低。

这种理论的关键在于，在托宾的q与投资支出之间存在一种联系。但是，货币政策如何能够影响权益价格？货币主义认为，如果货币供给上，公众发现他手中的货币持有量大于他所希望的，从而通过增加支出来降低之。公众可以支出更多的一个地方是权益市场，这就增加了对权益的需求，提高了其价格。凯恩斯主义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该理论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利率下降，使得债券的吸引力下降，从而导致权益价格上升。如果权益价格上升，则q也上升，因而投资支出也上升，最后总产量跟着上升。

（2）财富效应。货币政策通过权益价格传导的另一渠道依赖于财富对消费的影响。在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中，消费支出决定于消费者一生的资源，这些资源由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和金融财富构成。金融财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普通股票。股价上升，金融财富增加，消费者可用资源增加，从而消费上升。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扩张性货币政策可以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因此，这一机制可以总结如下：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则股票价格上升，消费者的金融财富增加，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则总财富也增加，消费者可用资源增加，从而消费支出增加，总需求和总产量随之上升。

（3）房地产价格渠道。以上两种效应均适用于房地产。托宾的q理论可以直截了当地应用于房地产市场，其中房地产是一种权益。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将导致房地产的q上升，从而刺激其生产。与此类似，房地产是财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将使总财富增加，从而提高消费，增加总需求。因此，货币传导也可通过房地产价格渠道来进行。

三、信贷渠道

利率效应未能很好地解释货币政策对长寿资产支出的影响，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金融市场上的不对称信息。由于信贷市场上信息问题的存在，就产生了货币传导的两个基本渠道：银行贷款渠道和平衡表渠道。

1．银行贷款渠道。在大多数国家，银行仍然是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它们专门从事克服信贷市场上的信息问题和其它摩擦的工作。因此，银行在金融体制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某些借款者除了从银行借款外别无他途。这样银行就有了传导货币政策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增加银行准备金和银行存款，从而使可行的银行贷款数量增加。银行贷款数量的增加将导致投资支出的增加。

该机制的一个含义是：货币政策对小企业的作用更大。因为他们更加依赖于银行贷款，而大企业则可以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直接进入信贷市场，对银行的依赖性不大。

但是现在在美国理论界有人怀疑，银行贷款渠道在美国不如以前那样有力了。第一，现在的美国管理规则对银行筹集资金的能力的限制不象以前那么大了。在80年代中期以前，存款证（cds）必须满足准备金要求和q条例的存款利率上限，这使银行在货币紧缩时期难以补充流出银行体系的存款。在废除了这些条例之后，银行可以通过以市场利率发行无需以法定准备金支持的cds对准备金的减少作出反应。第二，爱德华和米什金1995年在一篇题为“传统银行业的衰落：对金融稳定和管制政策的启示”的文章中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统银行贷款业务有一种下降的趋势。这种下降意味着银行在信贷市场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使得银行贷款渠道越来越无力。

2．平衡表渠道。即使银行贷款渠道的重要性可能正在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信贷渠道即平衡表渠道也是如此。所谓的平衡表在这里指的是企业的财务状况。在平衡表渠道中，一个关键概念是借款者的净值（networth）。这个净值可理解为借款者的流动性资产与可售抵押品之和。平衡表渠道也因信贷市场的不对称信息而出现。企业的净值越低，在向这些企业放贷时逆向选择和道德障碍的问题越严重。净值越低，意味着放贷者对其贷款拥有的抵押品越少，因而来自逆向选择的损失越大。净值的降低加重了逆向选择问题，从而导致支持投资支出的贷款下降。企业净值的降低也加重道德障碍问题。因为它意味着所有者在其企业所拥有的权益比重下降，使他们介入高风险投资项目的动机增强。因为采取高风险投资项目使贷款者收不回贷款的可能性增大，企业净值的下降将降低贷款从而降低投资支出。

平衡表渠道的产生，是因为中央银行能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借款者的财务状况。贷币政策可能以几种方式影响企业的平衡表。

（1）扩张性贷币政策将通过前面所说的路线导致权益价格pe上升，这将提高企业净值，从而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障碍，这将导致贷款和投资支出的增加，最后引起总需求和总产量的增加。

（2）扩张性货币政策也降低利率，这也改善企业的平衡表，因为它增加现金流量，从而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障碍，这将依次导致贷款、投资支出、总需求和总产量的增加。

这种传导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影响企业现金流量的是名义利率。因此，这种利率机制与传统的利率机制不同。另外，在这种传导机制中短期利率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为一般而言对现金流量影响最大的是短期利息支付而非长期利息支付。

此处与逆向选择有关的一个机制涉及所谓信贷配给现象。信贷配给出现于借款人即使愿意支付高利率也被拒绝贷款的时候。这是因为具有最高风险投资项目的个人和企业恰恰是那些愿意支付较高利率的人，如果高风险项目成功，他们将是主要的受益者。因此，高利率增加逆向选择问题，而降低利率则减少之。若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货款人中风险倾向较低者占的比例增大，因而贷款者更愿意放贷，从而提高投资和产量。

（3）货币政策也通过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发生作用。因为债务在合同中是以名义量确定的。价格水平未预计到的上升将降低企业债务的真实价值（降低债务负担），但却不降低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这样的货币扩张因而增加真实净值，这又降低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障碍问题，因而导致贷款、投资支出和产量的增加。

3．家庭平衡表效应。关于信贷渠道的大部分文献着重考虑企业支出，但信贷渠道同样适应于消费支出，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和住房支出。货币紧缩造成的银行贷款的下降造成家庭平衡表的恶化，因为消费者的现金流受到反向影响。

考虑平衡表渠道如何通过消费者发生作用的另一种方式是，思考一下对耐用消费品和住房支出的流动性效应——这被认为是大萧条期间的重要因素。按流动性效应观点看来，平衡表效应通过其对消费者支出意愿的影响起作用，而非通过其贷款者的贷款意愿的影响起作用。耐用消费品和住房是流动性很差的资产，因为对其质量存在不对称信息。如果由于坏的收入冲击使得消费者不得不出售其耐用品或住房以增加货币，他们将受到一个大的损失，因为在急切中出售时不能实现这些资产的全部价值。相反，如果消费者持有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他们可以迅速地以市场价值出售这些资产从而增加现金。因此，如果消费者预计到他们处于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增大，他们将少持有流动性差的耐用消费品和房地产，而持有流动性更大的金融资产。

消费者在估计其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时，其平衡表有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如果相对于其债务而言消费者持有的金融资产数量较大，他们就会认为自己陷于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较小，因而他们就会更愿意购买耐用品或住房。如果股票价格上涨，金融资产的价值也会上升，从而耐用消费品支出上升。因为这时消费者的财务状况更为安全，他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降低。这导致了货币政策另一传导机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使得消费者的金融资产增加，这就降低了其出现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从而耐用品和住房支出增加，最后导致总需求和总产量的增加。

四、西方经济学界对上述各理论的评价

对于各种政策传导渠道的相对重要性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目前尚无统一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传统的利率渠道是极为重要的货币传导机制。但许多其他研究者并非这样认为。有人认为，与投资对金融市场数量变量的反应相比，投资对金融市场价格变量的反应较小且较不重要。当然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大都有大的利率效应。

不过，尽管传统的利率渠道可能不那么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货币传导的信贷渠道提供了利率对总需求有较大影响的其它途径。实际上，信贷渠道的倡导者认为，这些其它途径放大和传播了传统的利率效应。

传导范文篇7

一、货币政策运行的外汇环境

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历了一个由封闭经济(closedeconomy)、半封闭经济(semi-closedeconomy)转为—个半开放经济(semi-Openeconomy)的发展阶段，并正朝着开放经济(openeconomy)发展。伴随经济的整个转型过程的是我国外汇制度的变革。

1994年我国进行了汇制改革，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并轨运行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6年我国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实现可兑换。自此，我国的外汇管理也形成了半开放格局，即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资本项目下仍实行汇兑管制。根据权威人士评估，就资本项目汇兑程度方面，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纵织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目前我国有将近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基本不受限制或较少受限制，有四成多交易项目受较多限制，严格管制的项门仅有一成多。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而言，我国的开放程度甚至高于一些发达国家。

二、货币政策运行的经济结构环境

以结构主义方法来分析我同现阶段的经济，笔者认为以外汇资金的可得能力为标准，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典型的二部门经济：涉外部门和非涉外部门。这里的涉外部门既包括对外贸易领域也包括部分非贸易但已对外开放投资的领域。这些部门可以通过实物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获取外汇资金，也可以通过吸引外国投资等方式获取外汇资金。而非涉外领域则是那些尚未获得外国投资又走内向型发展道路的经济部门。比较两部门经济发展中对资金的筹措能力，涉外部门无疑比非涉外部门多了一条外汇资金的渠道。正是这一资金筹措能力上的不同，在当前外汇管理制度安排下我国的涉外部门得到了保护性的发展优势，使得我同的外向型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经济进入一个开放的格局。

三、货币政策的外汇传导机理

经典的宏观经济中货币政策传导的流程图，其作用的方向是自左向右并具有不可逆性，隐含的—个前提假设是货币供应是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仅受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政策的传导是中央银行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来引导一些相关的中间变量(如利率、资产价格)，继而影响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及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产出。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将货币政策在外汇领域的传导机制扩展为以下图式：

MO→r→A→e→XM(NX)→AD→Y(1)

(1)式的文字含义为货币供应量MO(由央行控制)的增减，会导致本币利率r降或升，形成的本外币利差引发套利行为A，进而导致本币汇率e的下降(本币贬值)或—上升(升值)，从而影响出口X、进口M和净出口NX，由此带动总需求AD和总产出Y的变化。但如果汇率是固定的，则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将发生方向性变异，如通过价格水平的变化等其它途径来影响进出口和总产出。我国目前由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涉外部门的经济活动不受汇率波动的调节，相反其经济活动的扩张还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内生忭的需求。因此，可将上述传导流程式(1)改写为：

MO→r→A→e(Stable)→MO→……(2)

从(2)式可以看出整个传导流程不再是自左向右不可逆的，相反从纯货币运动来看是—个可逆乃至循环的流程，从而使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干扰。

为了保持总量的稳定，央行需要采用对冲手段来回笼多余流动性，为达到操作效率，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对象只能是包括对外部门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在涉外部门存在可逆性，而其他部门传递机制相对有效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在两大部门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表现为涉外部门少受或不受紧缩政策的影响，而其他部门较多地承受了紧缩政策的影响。

四、货币政策外汇传导惯性下的二部门经济结构

从企业层面看，外向型企业只要有出口定单就可以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在这一点上相比较其他内向型企业而言，后者可能会遭遇信贷配给或紧缩时期的可得信贷资金限制)。企业出口收汇后即可将所得外汇卖给银行(银行结汇)获得人民币。同样地，企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款及随后的境外借入款均能以合理的理由获批结汇成人民币。因此，如果国内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企业只要有渠道从境外获取外币资金就可予以避开。所有的外币资金都可以在进入产业领域(实体经济)后以合法的理由结汇成人民币，构成对货币供应的内生需求，且这种需求具有强约束性。同样地，当出现高于境内的境外获利机会时，涉外部门也可较容易地将人民币资金转换成外汇流出境外逐利。

从中央银行层面看，来自外汇的货币投放扩张性需求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原则下不得不给予满足(由银行结售汇制度下的人民币外汇市场运作机制所决定)。为了保持总量稳定，中央银行采取在公开市场卖出国债、发行央行票据或提高准备金率锁定部分银行资金等于段来对冲或回收基础货币。但是，借助于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安排，涉外领域资金的可获得性要大大高于其他部门；而央行对冲手段实施对象却是无歧视的，即央行为回收流动性而从市场上抽取的基础货币相对平均，并不专门针对涉外领域。因此，基础货币投放与回笼的渠道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

在商业银行层面上，结售汇业务所需的人民币资金有着中央银行的“保证”，并在结汇的同时兑付给了客户；而央行回收流动性时却是无针对性的。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边是通过结售汇渠道已经给涉外企业兑付了资金，另一边是中央银行以一定价格条件开㈩的资金回收条件(央行为了确保回收成功开出的条件是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有时可能是行政性的强制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要配合央行的这种回收就要减少可贷资金的数量，这可能导致商业银行资金运作的紧张继而收紧贷款活动，对非涉外领域的部门采取信贷配给等紧缩性措施。由此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外汇传导机理是导致我国涉外领域发展迅速而非涉外领域发展滞后，沿海开放地区发展迅速而内陆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至少在客观上它确保了经济中涉外部门的资金需求。应该说，央行货币政策的外汇传导与我国坚持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是一脉相承的，而其中银行结售汇制度以及稳定汇率的政策导向安排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货币政策的外汇传导在汇率稳定和银行结售汇制度的政策框架下为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本币资金保障。

据此，笔者将式(2)扩展为：MO→r→A→e(Stable)→MO→外向型领域扩张(3)

这里的含义是无论货币供应是扩张还是紧缩，外向型经济领域始终能在汇率稳定和银行结售汇制的保护下得到发展，且这种保护效应还从国际可贸易商品的领域扩展到了所有外资进入的领域(包括房地产领域等)。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同经历的这一经济周期来看，这种保护效应还刺激了跨园投机行为。

下面一组数据的比较也许能说明以上的观点：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以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来自境外的贡献即净出口(NX)占比为2.30%(2002年)和1.78%(2003年)，而同期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我国“流通中现金”来源中“国外净资产”占比却达50.24%(2002年)和57.84%(2003年)。虽然两者的概念内涵不完全一致，—个是流量，一个是存量，但从后者的增长率上也可看出央行新增加的“国外净资产”规模远远超过净出口增加额。

表1以支出法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再以中同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银行概览统计中资产方面的“国外净资产”与“国内信贷”的两项季环比增长数据来看，“国外净资产”的增长大多高于“国内信贷”的增长。

表3数据显示尽管“国外净资产”的绝对数远不如“国内信贷数据”，但由于“国外净资产”投放的人民币均为高能的基础货币，进入经济领域后的倍数扩张能力远高于同内信贷部分，因此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容小觑。此外，“国外净资产”增长高于“国内信贷”的增长也说明了这几年涉外领域获得的资金比非涉外领域要多，而且“国内信贷”也会有相当数量投向涉外部门。

五、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总体规模的不断上升，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加大，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影响也在深化。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不仅仅只是国内问题，它受到了广泛的全球性的关注。我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已上升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庄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帮助亚洲国家尽快走出了危机困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外汇制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从1981年到2003年的23年内，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增长了1833.55%；1983年到2003年的20年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年度规模增长了8260.94%。然而，涉外部门的异常繁荣发展带来的经济瓶颈现象也日益突出，环境问题、能源供应问题以及对外依存度偏大等问题逐渐显现并引起了各方注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使我国面临进—步开放的经济格局，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了应对全面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挑战以及外部冲击压力，我国货币政策应统筹协调外汇、财政以及产业等政策，逐步改变一以惯之的偏重涉外部门的政策取向，实行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培育和发展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步伐。建议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1.以人民币对外币的掉期业务取代央行票据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对冲工具。这—方面可以把涉外领域的货币需求解决在同一领域中，更重要的是可以培育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形成一个流动性较高的交易市场，减少日常交易对外汇储备的冲击。

传导范文篇8

一、货币政策运行的外汇环境

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历了一个由封闭经济(closedeconomy)、半封闭经济(semi-closedeconomy)转为—个半开放经济(semi-Openeconomy)的发展阶段，并正朝着开放经济(openeconomy)发展。伴随经济的整个转型过程的是我国外汇制度的变革。

1994年我国进行了汇制改革，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并轨运行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6年我国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实现可兑换。自此，我国的外汇管理也形成了半开放格局，即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资本项目下仍实行汇兑管制。根据权威人士评估，就资本项目汇兑程度方面，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纵织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目前我国有将近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基本不受限制或较少受限制，有四成多交易项目受较多限制，严格管制的项门仅有一成多。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而言，我国的开放程度甚至高于一些发达国家。

二、货币政策运行的经济结构环境

以结构主义方法来分析我同现阶段的经济，笔者认为以外汇资金的可得能力为标准，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典型的二部门经济：涉外部门和非涉外部门。这里的涉外部门既包括对外贸易领域也包括部分非贸易但已对外开放投资的领域。这些部门可以通过实物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获取外汇资金，也可以通过吸引外国投资等方式获取外汇资金。而非涉外领域则是那些尚未获得外国投资又走内向型发展道路的经济部门。比较两部门经济发展中对资金的筹措能力，涉外部门无疑比非涉外部门多了一条外汇资金的渠道。正是这一资金筹措能力上的不同，在当前外汇管理制度安排下我国的涉外部门得到了保护性的发展优势，使得我同的外向型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经济进入一个开放的格局。

三、货币政策的外汇传导机理

经典的宏观经济中货币政策传导的流程图，其作用的方向是自左向右并具有不可逆性，隐含的—个前提假设是货币供应是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仅受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政策的传导是中央银行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来引导一些相关的中间变量(如利率、资产价格)，继而影响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及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产出。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将货币政策在外汇领域的传导机制扩展为以下图式：

MO→r→A→e→XM(NX)→AD→Y(1)

(1)式的文字含义为货币供应量MO(由央行控制)的增减，会导致本币利率r降或升，形成的本外币利差引发套利行为A，进而导致本币汇率e的下降(本币贬值)或—上升(升值)，从而影响出口X、进口M和净出口NX，由此带动总需求AD和总产出Y的变化。但如果汇率是固定的，则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将发生方向性变异，如通过价格水平的变化等其它途径来影响进出口和总产出。我国目前由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涉外部门的经济活动不受汇率波动的调节，相反其经济活动的扩张还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内生忭的需求。因此，可将上述传导流程式(1)改写为：

MO→r→A→e(Stable)→MO→……(2)

从(2)式可以看出整个传导流程不再是自左向右不可逆的，相反从纯货币运动来看是—个可逆乃至循环的流程，从而使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干扰。

为了保持总量的稳定，央行需要采用对冲手段来回笼多余流动性，为达到操作效率，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对象只能是包括对外部门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在涉外部门存在可逆性，而其他部门传递机制相对有效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在两大部门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表现为涉外部门少受或不受紧缩政策的影响，而其他部门较多地承受了紧缩政策的影响。

四、货币政策外汇传导惯性下的二部门经济结构

从企业层面看，外向型企业只要有出口定单就可以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在这一点上相比较其他内向型企业而言，后者可能会遭遇信贷配给或紧缩时期的可得信贷资金限制)。企业出口收汇后即可将所得外汇卖给银行(银行结汇)获得人民币。同样地，企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款及随后的境外借入款均能以合理的理由获批结汇成人民币。因此，如果国内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企业只要有渠道从境外获取外币资金就可予以避开。所有的外币资金都可以在进入产业领域(实体经济)后以合法的理由结汇成人民币，构成对货币供应的内生需求，且这种需求具有强约束性。同样地，当出现高于境内的境外获利机会时，涉外部门也可较容易地将人民币资金转换成外汇流出境外逐利。

从中央银行层面看，来自外汇的货币投放扩张性需求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原则下不得不给予满足(由银行结售汇制度下的人民币外汇市场运作机制所决定)。为了保持总量稳定，中央银行采取在公开市场卖出国债、发行央行票据或提高准备金率锁定部分银行资金等于段来对冲或回收基础货币。但是，借助于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安排，涉外领域资金的可获得性要大大高于其他部门；而央行对冲手段实施对象却是无歧视的，即央行为回收流动性而从市场上抽取的基础货币相对平均，并不专门针对涉外领域。因此，基础货币投放与回笼的渠道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

在商业银行层面上，结售汇业务所需的人民币资金有着中央银行的“保证”，并在结汇的同时兑付给了客户；而央行回收流动性时却是无针对性的。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边是通过结售汇渠道已经给涉外企业兑付了资金，另一边是中央银行以一定价格条件开㈩的资金回收条件(央行为了确保回收成功开出的条件是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有时可能是行政性的强制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要配合央行的这种回收就要减少可贷资金的数量，这可能导致商业银行资金运作的紧张继而收紧贷款活动，对非涉外领域的部门采取信贷配给等紧缩性措施。由此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外汇传导机理是导致我国涉外领域发展迅速而非涉外领域发展滞后，沿海开放地区发展迅速而内陆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至少在客观上它确保了经济中涉外部门的资金需求。应该说，央行货币政策的外汇传导与我国坚持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是一脉相承的，而其中银行结售汇制度以及稳定汇率的政策导向安排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货币政策的外汇传导在汇率稳定和银行结售汇制度的政策框架下为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本币资金保障。

据此，笔者将式(2)扩展为：MO→r→A→e(Stable)→MO→外向型领域扩张(3)

这里的含义是无论货币供应是扩张还是紧缩，外向型经济领域始终能在汇率稳定和银行结售汇制的保护下得到发展，且这种保护效应还从国际可贸易商品的领域扩展到了所有外资进入的领域(包括房地产领域等)。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同经历的这一经济周期来看，这种保护效应还刺激了跨园投机行为。

下面一组数据的比较也许能说明以上的观点：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以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来自境外的贡献即净出口(NX)占比为2.30%(2002年)和1.78%(2003年)，而同期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我国“流通中现金”来源中“国外净资产”占比却达50.24%(2002年)和57.84%(2003年)。虽然两者的概念内涵不完全一致，—个是流量，一个是存量，但从后者的增长率上也可看出央行新增加的“国外净资产”规模远远超过净出口增加额。

表1以支出法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

再以中同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银行概览统计中资产方面的“国外净资产”与“国内信贷”的两项季环比增长数据来看，“国外净资产”的增长大多高于“国内信贷”的增长。

表3数据显示尽管“国外净资产”的绝对数远不如“国内信贷数据”，但由于“国外净资产”投放的人民币均为高能的基础货币，进入经济领域后的倍数扩张能力远高于同内信贷部分，因此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容小觑。此外，“国外净资产”增长高于“国内信贷”的增长也说明了这几年涉外领域获得的资金比非涉外领域要多，而且“国内信贷”也会有相当数量投向涉外部门。

五、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总体规模的不断上升，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加大，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影响也在深化。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不仅仅只是国内问题，它受到了广泛的全球性的关注。我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已上升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庄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帮助亚洲国家尽快走出了危机困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的外汇制度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从1981年到2003年的23年内，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增长了1833.55%；1983年到2003年的20年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年度规模增长了8260.94%。然而，涉外部门的异常繁荣发展带来的经济瓶颈现象也日益突出，环境问题、能源供应问题以及对外依存度偏大等问题逐渐显现并引起了各方注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使我国面临进—步开放的经济格局，为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了应对全面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挑战以及外部冲击压力，我国货币政策应统筹协调外汇、财政以及产业等政策，逐步改变一以惯之的偏重涉外部门的政策取向，实行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培育和发展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步伐。建议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1.以人民币对外币的掉期业务取代央行票据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对冲工具。这—方面可以把涉外领域的货币需求解决在同一领域中，更重要的是可以培育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形成一个流动性较高的交易市场，减少日常交易对外汇储备的冲击。

传导范文篇9

研究中变量的界定及计算方法说明如下：（1）经济增长（GDP）：用1996～2011年期间的GDP表示，并折算为以1996年为基期的可比价格，单位为亿元人民币。（2）能源消费(ENERGY)：指能源消费总量，包括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用折算为标准煤后的能源消费总量表示，单位为万吨标准煤。（3）碳排放量(CARBON)：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采用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方法1”来估算碳排放量，该方法可以反映各省市的能源供应结构不同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数据根据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

2实证结果与分析

2.1面板单位根检验

采用适用于相同根情形LLC（Levin-Lin-Chu）检验方法和不同根情形的IPS(Im-Pesaran-Shin)检验方法并采用Eviews6.0软件对lnGDPit、lnENERGYit和lnCARBONit进行单位根检验。***表示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由表1可知，在LLC检验和IPS检验下，lnGDP、lnEN-ERGY和lnCARBON三个变量的水平值均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而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单位根假设，为1阶单整I(1)过程。因此，可以对变量进一步做面板协整检验。

2.2面板协整检验

采用基于回归残差的Pedroin检验方法对lnGDPit和lnENERGYit、lnENERGYit和lnCARBONit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面板协整检验，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检验结果来看，7个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lnGDPIt和lnENERGYit、lnENERGYit和lnCARBONit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从表3检验结果可以看出，2个残差序列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表明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3面板协整方程估计

确定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之后，通过Hausman检验，本文选择固定变系数模型，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2）进行面板协整估计。限于篇幅，仅对面板协整估计结果的弹性系数值进行讨论。从模型的拟合效果来看，R-squared值接近1表示拟合度相当好；P值和P(F-statistic)值均为0，模型的显著性明显；D-W值接近2，表明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因此，1996～2011年期间中国及省际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和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可以分别用模型（1）、（2）表示。为进一步明确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传导效率，根据表4的弹性系数值，可以得到我国省际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到碳排放的传导系数。从图1可以看出，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碳排放对能源消费的传导系数均为正值，表明全国及各省市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变化方向一致，三者之间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关系。传导系数大小表明了三者的相互依赖程度。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传导系数大小来看，可以分为三组：首先是北京和上海，其传导系数大于3.0，经济增长带来的碳排放比例最大，传导效率较差；其次，全国及天津、辽宁、山西、安徽、吉林、湖北、黑龙江、甘肃、广东、贵州、重庆、江西、四川、江苏、浙江、河北等16省市为一组，其传导系数在1.0～2.0之间，经济增长的幅度小于碳排放增长的幅度，传导效率一般；最后，其余省份的传导系数小于1，经济增长的幅度大于碳排放增长的幅度，传导效率较好。从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弹性系数较大，西北地区的弹性系数较小，究其原因与该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达程度等因素有关。从传导效率来看，目前我国内蒙古、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广西、海南、云南、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等12个省市达到或超越了环境波特假说的拐点。全国及其他省市则尚未达到环境波特假说的拐点，要实现减排目标需要以牺牲更大的经济增长为代价，需要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发展政策。

2.4面板误差修正模型

为分析变量之间的短期调整效应，根据模型（3）、（4），本文进一步对变量关系采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估计。为减少篇幅，本文这里只对误差修正项系数进行讨论，模型（3）、（4）的面板误差修正项系数如表5所示。从面板误差修正的估计结果来看，误差修正项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模型（3）、（4）的误差修正机制成立。由表5可知，模型（3）中全国及各省市的误差修正项系数的绝对值都较小，表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调节作用不显著。模型（4）中，从误差修正项系数大小来看，河北等省市的误差修正项系数绝对值大于1，表示这些省份碳排放对能源消费的短期调节作用较为显著，调节幅度较大，其他省市的误差修正项系数绝对值小于1，表明这些省市碳排放对能源消费的短期调节作用相对较小。

3结论与政策启示

传导范文篇10

操作框架的内在不确定性是指中央银行在某一操作框架中通过政策操作实现价格稳定目标时，其政策传导的各个阶段中可能存在各种冲击因素，这就使得中央银行在该操作框架中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具有不确定性。目前西方经济学者针对以价格为导向的传导机制提出了货币模式（moneyparadigm）和菲利普斯曲线模式（phillipscurveparadigm），然后依据两种模式分别建立了操作框架，并分析了每种框架中的冲击因素，进而提出这两种操作框架的内在不确定性。

（一）依据货币模式的操作框架的内在不确定性

1.货币模式

货币模式是以交易说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从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出发，强调纯粹具有交易媒介功能的交易性货币、交易性货币缺口在传导中的关键作用，并认为交易性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而且如果能准确识别其中的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即可实现名义产出目标，同时名义产出目标再通过分解可得通胀目标。

交易说货币数量论是由Fisher于1911年提出的。他认为，人们出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需要一种能够在商品、劳务的支付以及债务清偿中普遍接受的物品，货币也就由此产生。那么，纯粹具备这一功能的物品被称为交易性货币（transactionmoney）。并且，在交易性货币与商品、劳务和债券等交换时，将形成货币量、交易流通速度，价格水平、交易量的恒等关系，他用交易方程式加以概括：

MVT=PT

其中，M指一定时期流通的交易性货币平均存量；T指一定时期的交易总量：P指价格水平；PT指交易总量的名义价值；VT指一定时期同一货币支付所有交易的次数，被称为交易流通速度（transactionvelocity），而且该变量在短期内是不变的。因此。交易性货币量将以固定的正比例作用于交易总量、价格水平。

事实上，上述交易方程式中对交易总量的概念并未定义清楚。交易总量概念的模糊给统计工作带来了困难。由此，Sehumpeter、Aftalion、Angell等提出按国民收入核算所强调的收入交易来表示交易方程式。收入交易（incometransaction）是指生产者转让生产性服务、获取货币收入的交易，即货币与生产性服务的交易。实际上，这种交易体现了现货交易中货币与最终产品、服务交易的本质。这是因为，从价值增值的角度来看。最终产品、服务的总价值（即国民生产总值）是一系列中间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性服务实现新增价值的累积和，可以认为，货币与最终产品。服务的交易可归结为货币与生产性服务的交易，可见，收入交易也就表示货币与最终产品、服务的交易。另一方面，采用收入交易建立交易方程式既避免了原有方程式中因孤立考察货币与中间产品的交易而产生的与最终产品、服务交易的重复计算，又排除了国民收入核算中所不包含的货币与金融资产的交易。由此，交易方程式还表示为：

MVy=PY

其中，M指一定时期与生产性服务或者说与最终产品。服务交易的货币平均存量，这种货币亦称为以收入交易为基础（income-basedtransactions）的交易性货币；Y指一定时期生产者的生产性服务所创造的总产品价值，等同于最终产品、服务的总价值量。户指价格水平；Py指名义产出；Vy指一定时期同一货币支付生产性服务或者说最终产品、服务的次数，称为收入流通速度（incomevelocity）。

可以推论，由于交易性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在短期内可视为常量，而具有收入交易功能的交易性货币是交易性货币的一部分，那么该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亦是稳定的。可见，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量将以固定的正比例作用于名义产出。

如果交易说货币数量论的上述观点是成立的，那么货币模式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向社会系统注入一定数量的交易性货币。进而形成交易性货币缺口（即货币供给大于需求的非均衡状态），就会引起产出、价格变动，从而再次实现货币供求均衡。在这一过程中，中央银行通过监控其中的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即可实现控制名义产出目标。

具体而言。假设中央银行采取了偏松的政策操作，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中央银行注入过多的货币将导致企业和个人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大于其意愿持有的货币数量，从而出现了交易性货币缺口状态。但是。随着企业和个人逐渐意识到其所持有额外增加的货币将是持久性的，则会将过剩的货币处理掉。而这种处理货币的过程实际上包含了企业、个人之间的一系列相互交易的过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个人将持有的多余的现金余额设法通过购买债券、商品和服务，通过偿还债务，甚至作为礼品而支付一大笔钱来处理他们过剩的货币余额，而不是从相应来源上收取货币余额”。而且，在企业和个人通过相互交易以试图将过剩的货币余额支付出去时，这种多支出的尝试会增加商品、服务、债券的需求，从而导致价格上升、产出增加。其中，价格上升会导致企业和个人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减少，而产出提高则相应增加他们所意愿持有的货币数量，从而货币缺口趋于消失，货币供求重新均衡。可见，在货币供求由非均衡到回复均衡的过程中。产出和价格的调整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按照交易说货币数量论所提出的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与名义产出具有固定的正比例关系，则中央银行通过监控这类货币就有可能实现名义产出目标。同时，名义产出再分解为实际产出和通胀即可实现通胀目标。

2.依据货币模式的操作框架、冲击因素及其不确定性

在实践中，依据这一模式的操作框架可以描述为：

（1）中央银行在准备金市场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准备金头寸以实现调整准备金总量这一操作目标；

（2）准备金总量再由货币创造过程形成货币存量这一中介目标；

（3）货币存量作用于名义产出；

（4）名义产出加以分解进而实现通胀目标。

还需说明的是，货币模式所使用的货币诸如交易性货币、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均是功能意义上的概念，然而，在现实中由于金融创新的广泛存在，大量新产生的货币资产不仅具有交易媒介功能，而且还具有价值储藏功能，这使得中央银行难以找到与交易性货币。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功能相一致的货币资产。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按照各类资产转化为交易媒介的难易程度（即货币性程度），将其列为一统计指标，然后使用货币总量（monetaryaggregate）这一统计意义上的概念概括某一类资产的货币性程度，并在操作框架中使用这一概念。

这一框架中可能存在以下几种冲击因素，并由此构成了该框架的内在不确定性：

（1）中央银行在准备金市场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准备金头寸以实现准备金总量目标时。该市场上存在着各种冲击因素使得其对操作目标的调控具有不确定性。

（2）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准备金总量目标以实现货币存量目标时，因为货币创造过程是由中央银行所改变的准备金总量水平、银行和公众的资产组合行为共同决定，所以当存在影响中央银行调控准备金水平、银行和公众的资产组合行为的冲击因素时，则其实现货币存量目标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

（3）货币模式认为，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是稳定的。由此通过监控这类货币可实现名义产出目标。但是，在操作实践中，中央银行使用的是统计意义上的货币总量概念，并且监控货币总量收入流通速度的稳定性。但是，货币总量并不等同于功能意义上的以收入交易为基础的交易性货币概念，因此其收入流通速度将可能受到各种冲击因素的影响而不稳定，这使得中央银行由调控货币存量目标而实现名义产出目标的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

（4）在名义产出分解为实际产出、通胀率时存在权重分配的问题，这就使得实现通胀目标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哈吉米可拉齐斯曾认为，其权重分配取决于“对经济的额外假定以及经济的特性”。例如，在劳动力的高就业率和生产能力的高利用率的情况下，名义产出则分解为过高的通胀率和过低的实际产出。反之，如果经济处于过低就业率和低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情况下，名义产出将分解为过高的实际产出和过低的通胀率。

（二）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模式的操作框架的内在不确定性

1.菲利普斯曲线模式

菲利普斯曲线模式是以现代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资本市场较为发达、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为背景，强调短期实际利率在传导中决定总需求的作用和产出缺口通过菲利普斯曲线决定通胀的作用。

就短期实际利率决定总需求而言，在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准备金市场上的短期利率是反映全社会资金供求状况的基准利率，并通过利率期限结构等方式影响到长期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同时。按照现代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观点，长期利率进一步作用于耐用消费品、汇率作用于进出口以及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共同影响到总需求。可见，短期利率在决定总需求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还需说明的是，这里的利率和汇率均指经通胀预期调整后的实际利率和汇率，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借款成本和货币币值。

那么，当中央银行由调控短期实际利率改变总需求并形成产出缺口时，产出缺口将通过菲利普斯曲线的通胀与产出缺口的替代关系决定通胀。

菲利普斯于1958年首先提出反映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存在长期稳定替代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随后萨尔缪森和索罗在1960年通过工资成本加成定价原则将其修改为通胀与失业率的函数关系。同时，奥肯于1970年进一步建立了失业率与产出缺口的经验关系，将其改写为通胀与产出缺口的函数关系。这样就使得通胀内生于总需求，中央银行就通过政策操作改变总需求和产出缺口，并通过通胀与产出缺口的替代关系实现通胀目标。

2.依据菲利昔斯曲线模式的操作框架、冲击因素及其不确定性

其操作框架可以描述为：

（1）中央银行在准备金市场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准备金头寸实现短期名义利率这一操作目标；

（2）同时根据对通胀的预测相应调整利率目标值以实现短期实际利率这一中介目标；

（3）短期实际利率再通过市场预期影响到长期实际利率、实际汇率和资产价格，进而作用于总需求并形成产出缺口；

（4）产出缺口又通过菲利普斯曲线决定通胀。

值得说明的是，中央银行在这一框架中通常实施的是中性（Deuiral）的货币政策。信奉这种框架的经济学者认为，当实际产出处于潜在产出水平时，将出现无加速通胀（通缩）的通胀水平，也即实现了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最大化的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并且他们还指出尚存在与潜在产出相对应的均衡实际利率（equilibriumrealmterestrate），那么，当实际利率高于均衡实际利率时，将会使得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同时形成通缩压力：反之，则会形成通胀压力。这样，中央银行应准确预测通胀，并及时调整短期名义利率，使得短期实际利率处于均衡实际利率水平。

上述框架还可能存在以下几种；中击因素，从而构成了该框架的内在不确定性：

）中央银行在准备金市场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准备金头寸以实现短期名义利率目标时，存在着各种冲击因素使得其对操作目标的调控具有不确定性。

（2）中央银行在预测通胀的基础上相应调整短期名义利率目标从而实现短期实际利率目标时，通胀预期的变动可能构成了；中击因素，并使得这一传导过程具有不确定性。

（3）当短期实际利率通过市场预期作用于长期实际利率、实际汇率和资产价格时，市场预期的变动可能构成传导过程中的；中击因素，并使得这一传导过程具有不确定性。

（4）当产出缺口由通过菲利普斯曲线的通胀与产出缺口替代关系决定通胀时，可能存在导致替代关系不稳定的；中击因素，就使得通过产出缺口实现通胀目标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

基于以上分析，西方经济学者针对价格稳定目标，又集中考察了每种操作框架中政策传导的各个阶段所面临各种冲击因素的性质、作用机制。影响效应及中央银行相应采取的操作策略。

二、操作框架选择的不确定性

上述两种操作框架是中央银行实现价格稳定目标的可选操作框架。那么，中央银行作为政策制定者，在操作实践中应选择哪种框架？这就存在着框架选择的不确定性问题。一般而言，由于各种操作框架所包含的冲击因素性质和中央银行为控制冲击因素所采取操作策略的有效性有所差异，这就使得中央银行在依据不同的操作框架实现价格稳定目标的控制力将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可能倾向于采取能将冲击因素内生化和实现价格稳定目标的控制力较强、不确定性较低的操作框架。

事实上，从西方市场化国家对操作框架选择的经验来看，出于上述原因，大都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采用依据货币模式的操作框架，在80—90年代纷纷转为采用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模式乃至最新流行的通胀目标模式的操作框架。

如前所述，在依据货币模式的操作框架中，导致中央银行实现价格稳定目标不确定性的冲击因素有四类。其中，对于前两种在准备金市场和货币创造过程中所存在的冲击因素又可以分为独立于政策操作的外在性因素和源于政策操作本身的内在性因素。对于外在性因素，中央银行只要及时识别和预测，并恰当地做出响应，基本上是可以抵消的。而内在性冲击因素是由商业银行对政策操作的预期与中央银行的本意不一致而引起的，中央银行通过引导商业银行预期，减少其预期错误并与政策意图相一致，即可消除这一因素。

然而，对于影响货币总量收入流通速度不稳定性和名义产出分解为真实产出和通胀率的权重分配这两类因素，中央银行则难以有效地运用操作策略加以控制。就前者而言，又具体包括金融市场交易波动、新型替代资产出现以及公众对中央银行实现经济稳定性的可信性预期变动等因素，而中央银行难以有效控制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框架假设货币供求非均衡，并强调货币量在政策传导中起关键作用。而在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模式的操作框架中，假设货币供求始终均衡而只强调利率的作用，这就使得影响货币需求的冲击因素内生化，从而促使了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模式的操作框架替代依据货币模式的操作框架。

另一方面，名义产出在实际产出与通胀率之间权重分配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操作框架的替代。依据货币模式的操作框架本质上是关于名义产出而非通胀决定的操作框架。因此，对于实现通胀目标而言，尚存在名义产出在实际产出与通胀之间权重分配的不确定性。然而。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模式的操作框架则通过菲利普斯曲线的产出缺口与通胀的替代关系将名义产出分解，也就是说，以这种替代关系的形式将权重分配内生化。同时，尽管也存在导致替代关系不稳定的冲击因素，但是中央银行仍然能够通过特定的操作策略对大部分的冲击因素加以控制，从而较为准确地实现通胀目标。事实上。当许多学者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替代关系提出质疑时，Stock和Waston通过细致的统计分析发现。这种替代关系对于预测通胀仍是最有用的。

事实上，没有哪一种模式及其框架能够概括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所有方面。Engert和Selody就曾指出，中央银行应发展一个包括多重模式的操作框架，并且其政策操作是依据这些框架做出从而减少操作失误。在实践中，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基于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模式的操作框架做出决策的同时，还关注于货币总量的变动。这是因为，尽管短期内货币总量与通胀的关系并非密切，但是从长期看，货币总量与通胀具有稳定关系。

饶有意味的是，当西方市场化国家采取了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模式的操作框架之后，除了美国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价格稳定目标之外，相当多的国家并未实现，它们又纷纷转为采用依据通胀目标模式的操作框架，并且大都实现了价格稳定目标。事实上，与依据菲利普斯曲线模式的操作框架相比，这种操作框架本质上仍是其延续。都是由中央银行通过调控短期实际利率改变总需求。产出缺口的方式实现通胀目标。而更为进步的是，中央银行还通过对公开的通胀目标做出承诺，并试图用自身的声誉为代价保证既定目标的实现。其原因在于，在菲利普斯曲线操作框架中，公众对中央银行实现经济稳定的可信性预期的变动构成了菲利普斯曲线中通胀预期形成方式乃至通胀与产出缺口替代关系不稳定的冲击因素。当中央银行通过政策微调实现价格稳定目标时，如果公众的可信性预期变动时，将会改变其通胀预期形成方式中前向参照政策所要实现的既定通胀目标与后向参照过去通胀的比重，进而使得替代关系不再稳定，也就难以实现目标。正如Sniderman所指出：菲利普斯曲线框架本身并不能使通胀趋势下降或锚住通胀预期。而通胀目标模式框架中，中央银行试图使得公众完全形成中央银行实现价格稳定的可信性预期，也就是将这一预期内生化。那么，公众在通胀预期形成中可能会完全参照政策所要实现的既定通胀目标而不再参照过去通胀，通胀预期形成方式稳定不变：同时通胀预期接近于既定的通胀目标，这样中央银行就可能通过微调实现既定目标。

三、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经济学者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确定性理论的研究可以为我国货币当局实现价格稳定目标提供新的分析思路。也不难看出。上述研究的关键在于建立理论上的模式和实践意义上的操作框架。如果从近几年来人民银行逐步建立的依托于以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为准备金市场和公开市场操作为日常性政策工具、超额准备水平为主（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目标）和货币市场利率为辅（用于监测市场流动性状况）的操作目标以及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调控机制来看，我们可能应从货币模式及其操作框架来理解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这主要是因为，由于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存、贷款利率和汇率尚未完全放开，准备金市场与其他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缺乏联动，这就使得该市场上的短期利率无法作为基准利率由市场预期作用于其他长期利率和汇率，人民银行也就无法通过调控利率实现通胀目标。由此，菲利普斯曲线模式及其框架并不适用，而货币模式及其框架则成为了唯一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确定性理解为人民银行在依据货币模式的操作框架下实现价格稳定目标过程的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针对价格稳定目标，我们应主要分析这种操作框架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即传导中各阶段的冲击因素性质、作用机制、影响效应以及相应的操作策略。事实上，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对其中操作目标调控、货币创造、货币总量收入流通速度不稳定等不确定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对名义产出分解权重的不确定性研究较少，这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尽管如此，笔者还认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菲利普斯曲线模式及其框架仍然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将短期利率作用于总需求的传导过程加以简化，而在AD—AS模型中考察产出缺口由菲利普斯曲线决定通胀目标过程的不确定性，进而分析影响菲利普斯曲线不稳定的冲击因素性质、作用机制。影响效应以及相应的操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