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条件范文10篇

成立条件范文篇1

关键词:吸收犯；成立条件；吸收关系；界限

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虽然确定一罪与数罪的标准业己取得共识，即以犯罪事实所充足的犯罪构成的个数为标准区分一罪与数罪，但罪数形态仍颇为混乱。其中，吸收犯亦是争议问题较多的犯罪形态之一。因此，从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的角度探讨吸收犯的概念、成立条件、吸收关系的形式及其与牵连犯、连续犯的区别等，仍很有必要。

一、吸收犯的概念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上，关于吸收犯的概念，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吸收犯是指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依据日常一般观念或法条内容，其中一个行为当然为他行为所吸收，只成立吸收行为的一个犯罪。"其二，"吸收犯是指事实上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其一行为吸收其他行为，仅成立吸收行为一个罪名的犯罪。"其三，"吸收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数个犯罪行为，符合不同犯罪，但其中一罪为他罪必要之方法或实现他罪必得之结果，一个犯罪吸收他罪而成为实质一罪。"其四，"吸收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被另一个犯罪行为吸收而仅以吸收的一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其五，"吸收犯是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但因触犯同一罪名，属于同一种犯罪的不同形式，而且，这些行为之间有高度行为与低度行为之分，从而产生吸收关系。"其六，"吸收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数个犯罪行为，因其所符合的犯罪构成之间具有特定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从而导致其中一个不具有独立性的犯罪，被另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犯罪所吸收，对行为人仅以吸收之罪论处，而对被吸收之罪置之不论的犯罪形态。"其七，"吸收犯是指一个犯罪行为为另一个犯罪行为所吸收，而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仅以吸收的那个行为论罪，对被吸收的行为不再予以论罪的情形。"其八，"吸收犯，是指数个犯罪行为，其中一个犯罪行为吸收其他的犯罪行为，仅成立吸收的犯罪行为一个罪名的犯罪形态"等。

之所以有上述多种概念表述，可以说是由于对吸收犯的本质认识不一。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认识是：吸收犯的数个行为必须属于同一罪质。即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之所以可以吸收为一个犯罪，是因为行为人的数个行为具有同一罪质。同一罪质，就是具有同一的犯罪性质，一般表现为触犯同一罪名，不论行为的表现形式如何，最终都是一个罪名。换言之，吸收犯的数个犯罪行为应具有基本性质的一致性，它们之间的差别不过是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正的犯罪构成之差别，或不同类型的修正的犯罪构成之间的差别。但是，对于某一特定犯罪来说，分别符合不同类型犯罪构成的数个犯罪行为，则因不同类型的犯罪构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其基本性质自然也是一致的，所以数个犯罪行为的异质性，不是吸收犯成立的必备构成要件。同时，将吸收犯仅限定于同一罪名下"同一犯罪的不同形式"的犯罪中的观点，从含义上说，是认为只有在同一犯罪的不同过程中才能成立吸收犯，如故意杀人既遂之罪与未遂之罪之间的吸收。前述第5、6种观点即属于这种认识。

第二种认识是：吸收犯的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罪名。如果数行为触犯同一罪名，就不可能成立吸收犯。即数个犯罪行为若触犯的是同一罪名，可以认为是以连续故意反复实施同一罪名的犯罪，成立连续犯；若无连续故意而反复实施数个同种罪名，则成立同种数罪，都不可能成立吸收犯。前述第1、2、3种观点表明的即属于这种认识。

第三种认识，可以说对吸收犯之吸收与被吸收的犯罪的罪质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只要根据一般的经验法则判断，就可以成立吸收犯。前述第4、7、8种表明的属于这种认识。上述对吸收犯的不同认识，涉及的是对吸收犯所犯数罪的罪质认识不同。例如，刑法第151条的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根据第一、三种认识，无论是否评价为同一罪质，数行为之间可以成立吸收犯是没有疑问的；而根据第二种认识，由于具体罪名不同，似也可以认为成立吸收犯。但第一种认识之"同一种犯罪的不同形式,夕犯罪的吸收关系的观点，由于上述犯罪之间难以认为有"高度行为与低度行为之分"，所以，也就不存在谁吸收谁的问题了。那么，吸收犯犯罪的罪质应当如何理解？目前在理论上，对同一罪质而不同形态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吸收关系是共识，由此"同一种犯罪的不同形式犯罪之间可以成立吸收犯"的观点从这一点上说是能够成立的；而第二种认识认为吸收犯的数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罪名的观点，如从共识出发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将这种并列罪名的情况也视为不同罪名。据此，上述对罪质的认识，应当说虽然在表述上有区别但实际上是相同的。由此而言，对于吸收犯罪质是否需要明确限定于同一或者不相同的数个犯罪之间，由于认识并无不同，所以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因此，将吸收犯之所犯数罪的罪质作广义上的解释是比较恰当的，即同一性质不同形态的数个犯罪行为，属于同种犯罪，可以成立吸收犯；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即异质犯罪之间也可以成立吸收犯。基于此，所谓吸收犯，可以表述为：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其中一个犯罪为另一犯罪所吸收而仅成立吸收之罪一罪的情形。

二、关于吸收犯的成立条件基于上述概念，成立吸收犯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必须具备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这是成立吸收犯的前提条件，吸收犯是数个犯罪行为之间的吸收，如果只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则无由成立吸收犯。所谓数个犯罪行为，是指充足犯罪构成要件的数个相互独立并依法都具备可罚性的行为。所谓充足犯罪构成，可能是基本的犯罪构成，或者是派生的犯罪构成，也可能是修正的犯罪构成。只要行为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即属于犯罪行为。如果数个行为中只有一个是犯罪行为，其余是违法行为或不法状态，则无论其关系如何密切，均不可能构成吸收犯。如果所实施的某种行为本身就包含在另一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中，如绑架犯罪中实施暴力手段，因不具有独立性，因此，并不成立吸收犯。有学者认为："为杀人而强灌毒药致伤受害人身体，伤害行为被吸收于杀人行为内，受害人虽然未死，也只成立杀人罪，不另外成立伤害罪名。"这种认识是将本身就包含在其构成要件中的必然内容，认为与本罪行为之间具有吸收关系，是不正确的。但"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形式上，有数个举动，但性质完全同一，时间上又不可分，不是数个行为。例如行为人为教唆他人犯罪，反复进行劝说，只是一个教唆行为；为帮助他人犯罪，既提供工具，又出谋划策，也是一个帮助行为，不构成吸收犯。当然，如果行为人是分次实施犯罪行为，每次行为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同种性质的行为之间也可以成立吸收犯。"可以说，吸收犯犯罪行为的复数性和独立性是其前提条件的必然性要求。

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之间必须具有吸收关系，这是成立吸收犯的实质条件。如何理解数个犯罪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吸收关系，理论上认识不完全相同。通说认为，吸收关系是因为密切联系相关的数个犯罪行为一般属于实施某种犯罪的同一过程中。即前行为可能是后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或者后行为可能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这一认识可以说是我国刑法理论上对吸收关系认识的主流观点。除上述认识之外，还有另外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吸收犯的吸收关系应当"根据一般观念和法律条文的内容"来确定，即包括法条内容上的吸收关系，根据法律规定，一罪的犯罪构成为他罪所当然包括，或者不特定的若干犯罪可以包含于一个犯罪中。如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持有、使用假币罪，所包含的诈骗犯罪行为与本罪之间具有吸收关系。二是认为，数个犯罪行为符合相互之间具有依附与被依附关系的犯罪构成，是认定的客观根据之一；数个犯罪行为侵犯客体和作用对象的同一性，也同样是客观标准之一；而主观上具有实现一个具体的犯罪目的而实施数个犯罪行为，是其主观的条件。

在上述各种不同认识中，第二种认识的前提在于"数个犯罪行为的异质性，不是吸收犯成立的必备构成要件"，因此，从数个同质犯罪之间的关系看，其当然的逻辑内涵仍然是维护通说观点的"前行为可能是后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或者后行为可能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的结论。因为，只有在此种情况下，数行为之间才可能具有论者所主张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的前提，无此则根本谈不到数行为针对同一客体和对象以及主观目的性的同一。因此，这一观点实际上与通说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可以认为是通说观点的具体化。

第一种认识虽然则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但其具体内容需要进一步明确。从我国刑事立法来看，法条内容上的吸收关系是能够成立的，刑法分则条文的确存在某种犯罪自身就包含多种犯罪的情况。如刑法第104条武装叛乱、暴乱罪，在武装叛乱、暴乱的过程中，往往伴有杀人、伤害、放火、抢劫、强奸、故意毁坏财物等行为，但由于武装叛乱、暴乱本身包括这些内容，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内容就不成其为武装叛乱、暴乱。因此，对于在武装叛乱、暴乱过程中实施了杀人、伤害、放火、抢劫、强奸、故意毁坏财物等行为的，尽管这些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也不能按本罪和有关犯罪实行数罪并罚，只能按本罪一罪处理。再如第317条第1款组织越狱罪、第2款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同样会具有实施杀人、伤害犯罪的内容。类似的还有刑法第172条使用假币罪，必然包括实施诈骗行为；第194条第1款票据诈骗罪、第2款金融凭证诈骗罪，必然包括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或者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的犯罪行为等。这一类型的犯罪，即使按照某些学者所言在理论上也可以解释为牵连犯，但对武装叛乱、暴乱罪而言，却显然不能以牵连犯的理解，更不能以法条竞合来解释，因为有数个不同犯罪构成的行为。而按照吸收犯吸收关系通说之见解，也无法认为在武装叛乱、暴乱过程中实施了杀人、伤害、放火、抢劫、强奸、故意毁坏财物等行为，与武装叛乱、暴乱是一种"前行为可能是后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或者后行为可能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的关系。基于此，法条内容上的吸收关系是应当予以肯定的，那种认为法条内容上的吸收关系"仍未从根本上避免模糊性和片面性的缺陷，难以据此得出具有确切性、一致性的判断结论"的批评，是不恰当的。但是，批评者的观点并非毫无道理，"法条内容上的吸收关系"论，的确存在不足之处，即没有对吸收犯之存在根据予以明确和充分的论证。事实上，该种情况下之所以能成立吸收关系，是因为在法条规定的内容中存在着理所当然可以被吸收的内容，即两个犯罪在构成上存在着"一罪为他罪必由之方法或必得之结果"的吸收关系。这一关系表现在同一犯罪的不同过程中，是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表现在不同犯罪中，是重罪行为吸收轻罪行为。

此外，在吸收关系的理解上，是否需要"主观目的的同一性"，即数个犯罪行为统一于一个犯意？一个具体的犯罪目的？一般地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从同一犯罪不同过程成立吸收犯的要求看，当然的结论是必须具有一个犯意、一个具体的犯罪目的。不过，在"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关系中，如第127条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与第128条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之间，恐怕不好说是一定具有一个统一的犯罪目的，或者说是一个犯意。如果说是具有一个统一的犯罪目的，或者说是一个犯意，那么，与其说是吸收犯，倒不如以牵连犯予以解释更具说服力。因为，以主观上同一目的，或者同一犯意的主观条件来界定吸收犯，恰恰成为吸收犯与牵连犯易于混淆而不易区别之处。因此，笔者认为，在吸收关系这一点上，"主观目的的同一性"并不是认定是否具有吸收关系的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还将在吸收犯的第三个条件中予以探讨。

（三）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无牵连或连续犯意，这是成立吸收犯的主观条件。众所周知，出于一个犯罪目的是成立牵连犯的条件之一。只有目的的同一性才谈得上手段行为（或方法行为）和目的行为、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如果行为人对于自己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之间所具有的手段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的密切关系具有明确的认识，即表明其主观上具有牵连犯意，则行为人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况，成立牵连犯。如果行为人对于自己实施的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之间所具有的手段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的密切关系无认识，或根本未作打算，即行为人所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并无主观目的的同一性，则无论如何不能表明其主观上具有牵连犯意。在行为人主观上对自己所实施的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间不具牵连犯意的情形下，则可考察行为间是否具有吸收关系而视情形成立吸收犯。

至于连续犯的犯意，一般是指同一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行为人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是连续犯。由此可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连续犯意是成立连续犯的条件。在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连续犯意，客观上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可成立连续犯。若行为人主观上对行为的连续性缺乏认识，则说明其并无连续犯意，可视情形成立吸收犯。

三、吸收犯的形式

关于吸收犯的吸收形式，也是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之一。根据我国台湾学者的归纳，吸收关系之区分计有五、六种之多，具体言之：（l）实害行为吸收危险行为、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后者又可区分为后行为吸收前行为、重行为吸收轻行为。（2）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高阶行为吸收低阶行为、充实行为吸收局部行为、包括行为吸收成分行为、本罪行为吸收准罪行为。（3）重法吸收轻法、实害法吸收危险法、全部法吸收局部法、狭义法吸收广义法。（4）主行为吸收从行为、全部行为吸收局部行为、后行为吸收前行为、重罪行为吸收轻罪行为。（5）实害行为吸收危险行为、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主行为吸收从行为、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后行为吸收前行为、实行行为吸收加功行为。（6）刑法上之吸收可区分为刑之吸收、罪之吸收与行为之吸收。至于在司法实务上，吸收关系亦众说纷纭，统而言之，计有以下几种：(l）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2）全部行为吸收部分行为；(3）后行为吸收前行为；(4）重罪吸收轻罪；(5）当然吸收；(6）实施行为吸收教唆行为；(7）特别条件之罪吸收非特别条件之罪；(8）接续犯之吸收。正因为这种庞杂的吸收关系，"使学习刑法者，有如坠入五里雾中，而不知所措。更由于吸收犯概念之提出，其与法律单数之吸收关系究属一物，或属有所区别之两物，学说上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本来己够混淆之概念，更形紊乱，而令人不知所从。"

相对而言，我国大陆学者所主张的吸收形式则简单的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重行为吸收轻行为。所谓重行为吸收轻行为，是以行为的性质予以比较，性质较严重的行为，吸收性质相对较轻的行为。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定刑的轻重也可以作为比较的依据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行为性质的重与轻并不对应于行为的先与后，两个以上的行为不问孰先孰后，即使重行为在后，也吸收轻行为。例如，在携带管制刀具上了火车后，实施了抢劫。携带管制刀具的行为构成第130条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危及公共安全罪，性质上为轻的行为，抢劫罪的行为虽然在后实施，但性质为重行为，所以吸收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

2、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这是指以行为实行的程度予以比较，实行程度比较高的行为吸收实行程度比较低的行为。这种情况主要是在两个以上的行为属于同一法条，而法定刑没有区别规定，而且行为在性质上难以比较轻重时，以实行程度比较高的行为吸收实行程度比较低的行为。例如，刑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当行为人分别实施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等行为时，通常情况下，只有非法制造行为之实行达到完成程度的，才能实施买卖、运输等行为，即上述行为中，非法制造的行为实行的程度较买卖、运输等行为为高，所以，以非法制造行为吸收较后实施程度较低的买卖、运输等行为。

3、实行行为吸收非实行行为。也可称为主行为吸收从行为。所谓实行行为吸收非实行行为，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共犯既实施非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又实施实行行为时，以实行行为吸收非实行行为。例如，教唆者在教唆他人犯罪后，又直接参与所教唆之犯罪的实行行为的，则对教唆者不再论以教唆犯，而直接按照实行犯予以定罪处罚。

4、完成行为吸收未完成行为。所谓完成行为吸收未完成行为，是指当行为人在同一性质的犯罪中，既有完成（既遂）的情形又有未完成情形时，以完成的行为吸收未完成的（预备、未遂或者中止）行为，对未完成的行为不再单独论罪。例如甲杀乙时，第一次未遂，而第二次实施时将乙杀害，完成了犯罪，则对甲只按照杀人既遂论处，不再论其未遂。

四、吸收犯与牵连犯的界限

吸收犯与牵连犯的关系以及区别是目前刑法理论上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学界通说一般认为："吸收犯与牵连犯时有交叉，比如前面谈到的先伪造印章而后伪造有价证券的，既是吸收犯，又是牵连犯。对二者都应以重罪论处。在某种意义上说，牵连犯往往都是吸收犯。但是吸收犯并不都是牵连犯，没有交叉的，就只能说是吸收犯，它反映了一定的犯罪实际现象，具有一定的价值。"另外，有学者指出："如果将吸收犯的数行为列入异质罪名的范围内，虽然便十与连续犯划线，却易于与牵连犯混淆；反过来，如果将吸收犯列入同一罪名的范围内，虽然便于与牵连犯分野，却易于与连续犯交叉。这正是为吸收犯争得一席生存之地的难点所在。"也有学者在吸收犯的整体意义上分析与牵连犯的区别，认为吸收犯的数个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必须是一致的，而牵连犯数行为触犯的罪名则必须是不同的。这种认识，显然不能适用于解释前述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如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危及公共安全罪与抢劫罪之间的吸收关系，也即数行为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

就吸收犯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在数个同一罪名的情况下，吸收犯与牵连犯的界限，如同前述的观点那样，是可以在触犯罪名的这一点上予以区别的，因此，吸收犯与牵连犯的区别问题，在数个同一罪名的情况下并不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说，吸收犯与牵连犯的区别，事实上只发生在数个不同罪名时才有必要。具体而言，在如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吸收形式中，由于可以是性质不同的数个犯罪之间发生吸收关系，所以，才确实与牵连犯易发生混淆。陈兴良教授从主张广义的吸收关系的立场，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牵连犯也是吸收犯，反之则不然。"这种认识，根据陈兴良教授观点的内容可以认为，"牵连犯也是吸收犯"很明显是指数行为同为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下，由于牵连关系的犯罪在处罚上对数罪采取的是"吸收原则"，所以，认为"牵连犯也是吸收犯";而"反之则不然"，则表明在吸收犯属于同一性质的数个罪名时，例如在既遂行为吸收其未遂行为时，就只能是吸收犯而不能是牵连犯，理由就在于并不符合牵连犯数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罪名的条件。换言之，在数行为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下，既可以视为牵连犯，也可以视为吸收犯；在数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情况下，就只能是吸收犯。如是，则的确如同吴振兴教授在分析多种似吸收犯，似牵连犯的案例后指出的，夹缝中生存的吸收犯，只宜存在于数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排除了数行为触犯不同罪名，成立吸收犯的可能性。

我认为上述认识还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首先，陈兴良教授认为"牵连犯也是吸收犯，反之则不然"的观点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即在一部分案件中，的确可以按照牵连犯或者吸收犯予以解释，如为实施盗窃而侵入住宅的，说是牵连犯并没有错误，说是吸收犯也能够成立。由此，"反之则不然"的认识无疑也是正确的。但在数行为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下，是否都可以既视为牵连犯，也可以视为吸收犯呢？由于牵连犯是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他罪名的犯罪形态。如果先后实施的不同犯罪行为并不是"出于犯一罪的目的"，也就不宜将所有在客观上似有牵连现象的"数行为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形都解释为牵连犯。如前述在携带管制刀具上了火车后，实施了抢劫行为的，如果行为人并不是"为实施抢劫而携带管制刀具上了火车，并实施了抢劫"，则无论如何也不宜说可以成立牵连犯。基于相同的理由，吴振兴教授认为吸收犯只能在同种罪名情况存在的观点，也值得商讨。既然该"携带管制工具上了火车，并实施了抢劫"的情况不是牵连犯，也不成立吸收犯，那么，惟一合理的解释似乎就只能是适用数罪并罚。但是，如果要肯定这一点，首先必须否定该种情况成立吸收犯，而从吴振兴教授的观点中，并没有发现能够否定成立吸收犯的理由。上述观点之所以存在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我认为在于没有注意到数行为触犯不同罪名的吸收犯并不强求"主观目的上的同一性"，因而与牵连犯必须是"出于犯一罪的目的"有所不同。

五、吸收犯与连续犯的界限

在数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时，吸收犯易与连续犯发生混淆。从缩小吸收犯成立范围，区别于其他犯罪形态的角度，吴振兴教授主张对"完成行为吸收未完成行为"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归入连续犯中。"的确，二者有共同之处，如连续犯是出于一个连续实施同种犯罪的故意，数行为触犯同一性质的罪名；而吸收犯也完全可以表现为出于一个犯意，数行为触犯数个同一性质罪名，并且所触犯罪名之犯罪形态如何均不影响对两者的认定。那么，是否可因此将"完成行为吸收未完成行为"归入连续犯中而无须考虑吸收犯的问题呢？我认为这样认识并不是十分恰当；(5）当然吸收；(6）实施行为吸收教唆行为；(7）特别条件之罪吸收非特别条件之罪；(8）接续犯之吸收。正因为这种庞杂的吸收关系，"使学习刑法者，有如坠入五里雾中，而不知所措。更由于吸收犯概念之提出，其与法律单数之吸收关系究属一物，或属有所区别之两物，学说上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本来己够混淆之概念，更形紊乱，而令人不知所从。"

相对而言，我国大陆学者所主张的吸收形式则简单的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重行为吸收轻行为。所谓重行为吸收轻行为，是以行为的性质予以比较，性质较严重的行为，吸收性质相对较轻的行为。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定刑的轻重也可以作为比较的依据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行为性质的重与轻并不对应于行为的先与后，两个以上的行为不问孰先孰后，即使重行为在后，也吸收轻行为。例如，在携带管制刀具上了火车后，实施了抢劫。携带管制刀具的行为构成第130条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危及公共安全罪，性质上为轻的行为，抢劫罪的行为虽然在后实施，但性质为重行为，所以吸收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

2、高度行为吸收低度行为。这是指以行为实行的程度予以比较，实行程度比较高的行为吸收实行程度比较低的行为。这种情况主要是在两个以上的行为属于同一法条，而法定刑没有区别规定，而且行为在性质上难以比较轻重时，以实行程度比较高的行为吸收实行程度比较低的行为。例如，刑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当行为人分别实施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等行为时，通常情况下，只有非法制造行为之实行达到完成程度的，才能实施买卖、运输等行为，即上述行为中，非法制造的行为实行的程度较买卖、运输等行为为高，所以，以非法制造行为吸收较后实施程度较低的买卖、运输等行为。

3、实行行为吸收非实行行为。也可称为主行为吸收从行为。所谓实行行为吸收非实行行为，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共犯既实施非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又实施实行行为时，以实行行为吸收非实行行为。例如，教唆者在教唆他人犯罪后，又直接参与所教唆之犯罪的实行行为的，则对教唆者不再论以教唆犯，而直接按照实行犯予以定罪处罚。

4、完成行为吸收未完成行为。所谓完成行为吸收未完成行为，是指当行为人在同一性质的犯罪中，既有完成（既遂）的情形又有未完成情形时，以完成的行为吸收未完成的（预备、未遂或者中止）行为，对未完成的行为不再单独论罪。例如甲杀乙时，第一次未遂，而第二次实施时将乙杀害，完成了犯罪，则对甲只按照杀人既遂论处，不再论其未遂。公务员之家:

六、吸收犯的存废

受国外刑法理论对吸收犯存废争论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吸收犯的存废问题也曾有过激烈的讨论，并且在近几年里吸收犯的问题受到学者更多的关注。目前理论上同样存在主废论和主存论两种不同的观点。如果归纳两种不同理论观点，就主废论而言，主要是认为吸收犯的吸收关系主要建立在罪、行为以及刑的吸收的基础上，自身缺乏逻辑基础；吸收犯易与其他的犯罪形态相混淆，因为本来就存在交叉关系严而且，吸收犯的众多争议也说明其理论的不成熟，同时，其他的罪数理论是可以替代吸收犯的。因此，应当废除吸收犯。而主存论则认为，吸收犯在理论上仍然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因为吸收犯与牵连犯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交叉关系，也与连续犯相区别；吸收犯有其他的罪数形态所无法替代的实际价值。

由上述对吸收犯与牵连犯、连续犯关系的分析，笔者持主存论的观点。吸收犯形态的确与牵连犯、连续犯形态有易于混淆的问题，特别是与牵连犯在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笔者认为，吸收犯与牵连犯之间应当承认是有一定的交叉关系的，从与牵连犯的关系而言，能够评价为牵连犯的，的确有一部分可以认为属于吸收犯，因为有罪与罪的吸收关系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牵连犯就等同于吸收犯。例如，为了杀人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侵入住宅是实现杀人目的的方法行为，两行为之间成立牵连关系，而不是吸收关系。因为，侵入他人住宅并非是杀人的必然方法行为，实施杀人的也不是必须侵入他人住宅。同样，吸收犯也不等同于牵连犯，包括笔者所说的同一罪名之间的吸收犯，肯定不可以理解为牵连犯，即使是不同罪名的吸收犯，也不是都能够解释为牵连犯的。例如，非法制造枪支、弹药行为后的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两罪之间只能是吸收关系，而不是牵连关系。理由在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必然是非法制造枪支、弹药行为的结果。所以，吸收犯与牵连犯两者之间并非矛盾而不可并存。而且，从上述问题的分析中可以认为，吸收犯与牵连犯各有其不可相互替代的特定的内容，将吸收犯等同于牵连犯，是不正确的。同理，将连续犯等同于吸收犯，也是不正确的。主废论的主要理由，在于其他因罪数形态的理论可以替代吸收犯。笔者认为，如果从认真把握各个不同罪数形态的条件上分析，替代论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例如，还有论者对下述案例属于吸收犯的结论持否定的观点。某甲第一次杀人未遂，然后准备工具妄图再次杀人，在犯罪预备阶段被抓获。前一未遂行为与后一预备行为属于吸收犯，由实行行为吸收预备行为。论者认为："上述实行行为与预备行为，是在两个相同的犯罪故意（同一故意）支配下，连续实施的性质和罪名相同的两个犯罪，可以按连续犯的处断原则，即按照一罪（未遂犯）从重处罚。"并持取消吸收犯的观点。但这种认识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该案行为人的故意内容虽然相同，但犯意是一次产生的吗？显然行为人是在犯罪未遂后产生的新一轮的犯意，如何认为其相同的两个犯罪行为是连续实施的？所以，上述案例属于连续犯的结论，是必须予以否定的。就以类似的案例而言，怎能认为以连续犯替代吸收犯？我认为，这种一叶障目的结论是不足取的。

注释:

［1］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2］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3］曲新久.《论吸收犯》[J].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

［4］孙晓芳刘守芬黄丁金主编.《论罪数不典型》[A].刘守芬,黄丁金主编.《刑事法律问题专题研究》[C].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

［5］姜伟著.《犯罪形态通论》[M].法律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429页.

［6］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2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第256、257页.

［7］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商务出版社,2001年.88.

［8］高铭喧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9］何全民甘娅.《吸收犯与牵连犯探微》[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0］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1］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M].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12页.

［12］顾肖荣.《刑法中的-罪与数罪问题》[M].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7页.

［13］(台)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M].台大法学院图书部,2001年版.第348-349页.

［14］(台)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M].,.第347页以下.

［15］(台)陈珊.《犯罪竞合与法律竞合》[A]..《军法专刊20年来刑事实用文选》[C].,.第476页.

［16］(台)蔡墩铭.《中国刑法精义》[M].,.第274页以下.

［17］(台)杨大器.《刑法总则释论》[M].,1992年版.笫318页.

［18］(台)楮剑鸿.《刑法总则论》[M].,1995年版.第344页.

［19］(台)胡开诚.《刑法上之吸收》[A]..《刑法总则论文选辑》(下)[C].,.第619页.

［20］吴振兴著.《罪数形态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172、173页.

［21］童伟华.《吸收犯学说述评》[J].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期:.

［22］(台)褚剑鸿.《刑法总则论》[M].,1995年版.第344页.

成立条件范文篇2

关键词: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首

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的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具体化和法律化。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第1款的规定,一般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

1自动投案的认定

自动投案,理论上有很多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没有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然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未被群众扭送时,主动将自己置于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合法控制下,接受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审查与裁判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的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自愿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接受审判的行为。

笔者认为,自首的本质,在于犯罪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将自己交付国家追诉,其与违背犯罪人意志的被动归案是无法相容的。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被指控的罪行,或为坦白,或为供认,不能认定为自首。何为自动投案?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最高法院《解释》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然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这是典型的自动投案行为,另外《解释》的第3款和第4款还规定了7种视为自动投案的行为,也可称之为“准自动投案行为”。《解释》所概括列举的种种自动投案的情形,较好地把握了刑法典设立自首制度,鼓励犯罪人认罪悔过、节约司法资源的意旨。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自首本质的要求,我们对自动投案界定如下: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待犯罪事实,并最终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根据上述界定,对自动投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1.1投案时间的限定性

自动投案必须发生在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之前,这是对自动投案的时间限定。自动投案的时间跨度大,既可以在犯罪被发觉之前投案,也可以在犯罪被发觉之后投案。但其前提应是在犯罪人尚未归案之前投案。在下列情形下投案,均可成立自动投案:一是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之前自动投案;二是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即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三是犯罪事实己被司法机关发觉,而司法机关出于种种考虑,暂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在此情况下投案;四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五是司法机关正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犯罪嫌疑人确已准备去投案或在投案途中,被司法机关捕获。这种情况必须符合三个条件才能视为自动投案:其一,犯罪嫌疑人不仅有准备投案的心理活动,而且要有准备投案的行为表现;其二,在去投案途中被捕时,能提供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确实是去司法机关或有关单位投案;其三,犯罪嫌疑人所交代的准备投案的事实,必须经司法机关查证属实。

1.2投案行为的自动性

这是自动投案的实质性条件。从两个方面理解投案的自动性。首先,通常情况下,“自动”可以体现的是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基于自由意志选择而实施的行为——归案;而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不论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还是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后,或是经亲友主动投案后,犯罪嫌疑人被送去归案,都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是被亲友欺骗或强迫、麻醉一同投案的,不是自动投案,不能认定为自首。其次,“自动”还要求犯罪嫌疑人自愿将自己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如以信电投案,处于他乡尚不能立即归案,还要告知自己的处所,等候司法机关的处理的,才能认定为自愿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情形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一是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二是委托他人代为自首或以信电方式自首而本人拒不到案的;三是犯罪嫌疑人匿名将赃物送回司法机关或原处或用信电等匿名向司法机关报案或指出赃物所在地的。此三种情形,因行为人的行为表明其并没有将自身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所以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1.3投案方式的多样性

(1)亲投,是指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亲自直接向司法机关、有关单位、组织或个人投案。

(2),是指犯罪嫌疑人因故不能亲自前往投案,而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的特点:一是犯罪嫌疑人确有投案自首的意愿;二是犯罪嫌疑人确有暂不能亲自前往投案的正当事由;三是犯罪嫌疑人确有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四是犯罪嫌疑人不能亲自前往投案的事由消失后,必须立即到案,并交代自己的罪行,不能以人己代交为由而拒不交代。

(3)陪投,是指犯罪嫌疑人犯罪后,在他人陪同下前往投案。

(4)送投,是指犯罪嫌疑人犯罪后,由其亲友将其送去投案。送投的特点:一是犯罪嫌疑人是由其亲友送去投案的;二是犯罪嫌疑人并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在其亲友的规劝或精神压力下才不反对去投案;三是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送到司法机关后,必须自己向司法机关交代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或承认司法机关己发觉的罪行,或承认其亲友所举报的罪行。

自动投案方式的多样性,对于发动社会力量发现犯罪,教育动员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对于司法机关及时侦破、处理刑事案件都有积极意义。

1.4投案行为的彻底性

自动投案的彻底性表现在犯罪嫌疑人投案后能自愿置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接受审查和裁判。只有犯罪分子自愿置于有关机关的控制之下,才能表明其自动投案的彻底性,才能保证司法机关对其行为的裁判,否则,自动投案甚至交代罪行也就没有实质意义。虽然《解释》规定,犯罪嫌疑人因病、伤等客观原因不能亲自投案,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而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以信电投案就能成立自动投案,还需要犯罪嫌疑人到案并置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如果犯罪嫌疑人虽然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但其并未自愿置于相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就不具有投案的彻底性,也就不能成立自动投案。再者,如果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从所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逃跑,逃避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亦表明其投案不彻底,也不能成立自首意义上的自动投案。为此,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还有犯罪嫌疑人逃跑途中给亲友打电话,亲友劝其投案自首其没有拒绝,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由于其没有具体的投案行为,其亲友也并未送其投案,当然也就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1.5投案对象的广泛性

根据《解释》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投案的,既可向负有犯罪之侦查、起诉或审判职能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人民法院为之,也可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为之。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作适当的扩张解释,不仅包括公安机关,还应包括对特定刑事案件享有侦查权的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以及监狱。此外,这里的公、检、法机关不仅是对犯罪人的案件享有管辖权的,而且应该包括中国境内所有的公、检、法机关。这里的“所在单位”则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所在的单位,至于该犯罪嫌疑人是该单位的正式工、临时工,则在所不问。这里的城乡基层组织,对于具有城镇居民身份的犯罪人来说,是指其所在的区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对于具有农村居民身份的犯罪嫌疑人,则是指其所在的镇政府、乡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这里的“其他负责人”应当是指其所在的单位或城乡基层组织的非在执行职务期间的工作人员。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

2.1投案人的供述必须客观真实

即要求犯罪人在自动投案的基础上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所谓真实,是指犯罪人在交代犯罪事实时,不能有意编造、隐瞒情节,其中包括编造对自己不利的情节和隐瞒对自己有利的情节。

衡量投案人的交代是否真实,要看其交代与客观存在的犯罪基本事实是否一致。如果犯罪人能够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当然反映了犯罪嫌疑人悔罪态度好,应以自首论处。但如果犯罪嫌疑人只是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只要足以使司法机关查明犯罪真相就可以成立自首。

这里的只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情况是复杂的,概而言之,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意隐瞒。犯罪分子由于种种顾虑交代不彻底,隐瞒了某些犯罪细节,例如抢劫犯自动投案后交代了抢劫的犯罪事实,但却隐瞒了所用凶器,在这种情况下,仍应视为自首。二是无意疏漏。考虑到犯罪分子由于作案时间、地点、环境的特殊或者因生理、心理上的原因,例如记忆能力、表达能力、惊慌、恐惧等,往往不能对犯罪事实作出全面准确的供述,因此,只要交代了主要的犯罪事实,就应当认为具备了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条件,以自首论处。

但是以下情况属于交代不如实,不能构成自首:(l)推诱他人,保全自己,妄图逃避惩罚。也就是为了使自己逃避惩罚,使得犯罪行为嫁祸于他人,一般发生在共同犯罪之中。(2)江湖义气,大包大揽,意图包庇同伙。这种情况往往是实施了共同犯罪之后,其中有的犯罪嫌疑人出于“哥们义气”,受“为朋友两肋插刀”封建思想的驱使,或者是出于“丢卒保车”,掩护同伙的动机,只身向司法机关投案,将几个人共同实施的犯罪,全部说成是自己一人所为。(3)遮遮掩掩,避重就轻,意图减轻罪责。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在经济犯罪案件中尤为突出,往往是交代少量经济犯罪事实,隐瞒主要犯罪事实,以求蒙混过关。笔者认为,上述情形都属于自动投案以后供述不实,因而不具备自首成立的要件,不应以自首论处。

2.2投案人所供述的必须是自己的犯罪事实

投案人所供述的犯罪事实必须是由其自己实施,应由其本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行。如果投案人供述的是他人的犯罪事实,则不成立自首,但可视情况认定其有立功表现。如果投案人捏造犯罪事实,进行虚假供述或把他人的犯罪事实供述为自己的犯罪事实,都不成立自首。因为这些犯罪事实实际上没有或并非投案人所实施。投案人所供述的“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是一罪,也可以是数罪;可以是投案人个人单独实施的,也可以是与他人共同实施的。

2.3供述内容必须符合定罪量刑的要求

任何罪的确定要依据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因此,供述的内容首先要满足对定罪的需要,从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具体完整地交待据以确定犯罪性质的犯罪事实。其次,对量刑有意义的犯罪事实,如影响量刑档次的犯罪事实要进行如实作尽可能充分的陈述。

2.4投案人的供述必须保持一致

我国刑诉法规定实行两审终审制,这样对于如实供述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被告的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但是后来有翻供,直到一审判决后,二审程序期间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呢?二是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一审判决前未翻供或者虽翻供,但又能如实供述,但在二审期间翻供或者再次翻供的,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呢?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情况不能认定为自首。理由有三:其一,自首的本质是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将自己交付给国家起诉,既然主动把自己交付给国家追诉,那么在国家追诉期间,就应该主动配合追诉活动的进行,而不应该时而供述,时而翻供,如此反复,何以体现其主动交付追诉地本质!其二,《解释》中规定:“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认定为自首。”从但书中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司法上对认定为自首是持否定的态度的,因为在这里他们把如实供述的时间是界定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前,这样方可认定为为自首,行为人既然在一审判决之前拒绝如实供述,这样即使他后来在二审中如实供述了,也不应该认定为自首。其三,如果上述情形也可认定为自首的话,将使得不法分子带着侥幸心理,助长其翻供之风,同时对于维护判决所应有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和敦促、鼓励犯罪嫌疑人真诚认罪悔过是及其不利的。

笔者认为对于第二种情况亦不能认定为自首。理由是,犯罪人原来的如实供述,已经作为直接证据用来定罪量刑,其二审期间的翻供,是企图将据以定罪的证据体系遭到破坏,从而达到逃避法律的审查和裁判的目的,若对其认定为自首,有违立法宗旨。因此,对此情形不能认定为自首,应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

3一般自首成立要件的完善

现行刑法典在自首概念中删除了“接受审查和裁判”的要件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一要件已经被自首其他两要件所涵盖,也即自首的‘自动投案’要件已经包含了犯罪人在投案后不能逃跑的要求,‘如实供述罪行’要件包含着犯罪人在供述罪行后不能翻供的要求,并且如果将‘接受审查和裁判’,这一要件规定为独立要件,容易导致一些司法人员曲解、滥用该要件,牵涉甚至剥夺犯罪嫌疑人行使其合法的辩护权利等,从而不利于自首制度的真正贯彻与落实”。

但是,笔者认为,这些理由不足以成为删除“接受审查和裁判”这一要件的正当理由。理由如下:(1)从字面含“自动投案”怎么就应该包括有报案后不能逃跑的要求,“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怎么就应该包含有供述后不能翻供的要求,笔者认为“自动投案”的行为在犯罪人把自己交付给司法机关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同样,“如实供述罪行”的行为在犯罪人把自己的作案经过如实地向司法机关供述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至于后面是否逃跑、翻供是不能否定这一个已经存在的、定型的客观事实的。并且在《解释》中也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从上述规定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也是不包含着“不能逃跑”和“不能翻供”的要求的。因为如果自动投案是包含“不能逃跑”的含义的话,那么也就不需要专门做如此解释。“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也是同样道理。(2)无论是主张“三要件说”的理论学说,还是司法解释在阐述这一要件的内涵时,均已明确强调指出,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如实交代罪行后,为自己辩护,或者提出上诉,或者补充和更正某些事实,都应当允许的,不能因此视为犯罪嫌疑人“不接受审查和裁判”。至于说“容易导致一些司法人员曲解、滥用该要件,干涉或剥夺犯罪嫌疑人合法去行使辩护权”的问题,那是司法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该要件本身问题。(3)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自首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大多数都将“接受审查和裁判”作为自首构成要件之一,至今也未见有人对这一认识和做法提出质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般自首的定义应当表述为“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接受审查和裁判的,是一般自首”。

4结语

自首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是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的鲜明体现。对自首制度进行研究,对于在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自首,鼓励犯罪分子自动投案、认罪伏法、不致隐匿于社会继续犯罪起着重要作用;自首制度的设立与完善,有助于犯罪分子悔过自新、改恶从善,有助于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有助于深挖余罪,鼓励人民群众与犯罪分子、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备自首制度,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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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条件范文篇3

关键词：收养关系收养法成立条件

一、一般收养关系成立的条件

所谓一般收养关系成立的条件，是指通常情况下建立一般的收养关系时，当事人和收养行为所应具备的条件。根据我国《收养法》第二章的规定，在没有法定的特殊情况下，建立收养关系必须符合以下四项法定条件。

1、被收养人应具备的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第4条的规定，通常情况下，被收养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两个条件：

（1）年龄未满14周岁；

（2）生父母双亡的孤儿；或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弃儿；或者是生父母虽在，但因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其中，孤儿是指父母已经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儿童；弃婴、弃儿是指被父母遗弃，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婴儿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是指生父母因伤、病、残或经济困难以及客观条件不许可等原因，无力抚养的孩子。

2、收养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第6条和其他相关条款的规定，通常情况下，收养人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无子女。即收养人不论是有配偶者，还是无配偶者，必须无自己名义下的子女（包括亲生的子女、养子女、有事实抚养关系的继子女）。这里所说无子女，并非指不能生育者。如果有生育能力而不愿生育，要求收养子女的，只要具备相应条件，也可以收养子女；当然，如果子女均已死亡的，也可以收养。

（2）有抚养和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是指收养人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具备抚养被收养人的必要经济条件，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能够从物质生活和教育诸方面为被收养人提供必要的条件。

（3）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由于《收养法》此条为刚刚修改的内容，哪些疾病不准收养子女，还有待于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通常对有严重传染病或精神病的人禁止其收养子女。

（4）年满30周岁。这是取得收养人资格的最低法定年龄，不满30周岁的公民一般不得收养子女。若收养人为夫妻的，须夫妻双方均年满30周岁（收养法修改前为35周岁）。

（5）有配偶者作为收养人，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收养；收养人（包括共同收养的夫妻）只能收养一名子女。这是根据现行《收养法》第8条第1款和第10条第2款的规定所作的一般要求。

3、送养人的条件

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生父母、其他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均可作为送养人，但他们须分别符合相应的条件，遵守法律对各自的特殊要求。

（1）生父母作为送养人的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第10条和其他相关条款的规定，通常情况下生父母作为送养人应遵守以下条件：

其一，生父母有特殊困难，均无力抚养子女。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双方的法定义务。在一般情况下，父母只要一方有抚养能力，就不允许通过送养转移抚养子女的义务。即使是无抚养能力的父母一方，也无权免去有抚养能力一方的抚养义务，将子女送他人收养。

其二，生父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送养。通常情况下不允许生父母单方送养子女。对于非婚生子女，也应由其生父母共同送养。生父母一方下落不明或查找不到的可以单方送养。但是，应当经过适当的查找或通知形式。

其三，在配偶一方死亡后，如果另一方要求送养未成年子女，死亡一方的父母有优先抚养的权利，送养须先征求死亡一方父母的意见。若他们愿意并有能力抚养该孙子女或外孙子女时，另一方就不得将其送养。

（2）父母以外的监护人作为送养人的条件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在未成年人的生父母双亡或均丧失监护能力的情况下，该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的兄、姊以及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可以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没有上述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上述公民或组织在担任监护人期间，可以依法送养被监护的未成年人。但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在未成年人的父母均死亡的条件下，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求将其送养，须征得有抚养义务人的同意。有抚养义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成年兄、姊不同意送养，监护人又不愿意继续履行监护职责时，应依照《收养法》第13条的规定，变更监护人。

其次，当未成年人的父母均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时，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得将其送养。但父母对该未成年人有严重危害性或威胁其健康成长可能的，允许其监护人将其送养。

（3）社会福利机构作为送养人的条件

社会福利机构通常是指儿童福利院或康复院等由民政部门设立的、专门收容、抚养暂时无法查明生父母或监护人的弃儿或孤儿的社会组织。在我国，除了这类机构外，其他任何机构不得送养上述弃儿或孤儿。公民拾得弃婴、弃儿后，不得擅自将其收养，而应交当地的社会福利机构收容抚养。若收养人符合法定条件，并自愿收养这些弃儿、孤儿的，应由收养抚养他们的社会社利机构作为送养人，办理这类收养的法定手续。

4、收养须得各相关当事人的一致同意

有配偶者收养子女，须征得其配偶的同意。配偶一方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由有行为能力的一方同意。收养年满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生父母离婚以后，一方要求送养子女的，同样须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二、特殊收养关系成立的条件

特殊收养的条件是相对于一般收养的条件而言，是在一般收养关系应具备的普通条件的基础上，针对几种特殊收养关系所作的变通性规定。根据《收养法》的有关规定，特殊收养主要有以下5种，其成立的条件各不相同。

1、亲属间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

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是我国传统的风俗习惯。这种收养的当事人之间本来就是近亲属，相互比较了解，而且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亲属间的收养，感情基础相对牢固，并可进一步稳定双方的家庭关系。所以，《收养法》第7条放宽了这类收养的条件。其放宽之处在于：

（1）被收养人可以不受不满14周岁的限制，即被收养人可以超过14周岁，也可以是成年人。

（2）作为送养人的生父母即使没有抚养子女的困难，也可以将子女送养；即使被收养人不属于生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子女，也可以被送养。

（3）无配偶的男性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女儿时，可以不受年龄相差40周岁以上的限制。

（4）华侨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的限制。

2、收养孤儿或残疾儿童

出于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心，收养父母双亡的孤儿或身心有某种缺陷的残疾儿童，承担抚养教育和监护他们的责任，社会各方面应当鼓励这种利国利民的行为，收养法对这类收养的条件相应地予以放宽。除了保护被收养人基本生活条件的要求外，法律对这种收养几乎未加任何限制。修改后的《收养法》第8条取消了这种情况下对收养人年龄的放宽条款，主要是考虑到收养人的年龄已经由原来的35周岁调低到30周岁的缘故。根据现行收养法的规定：

首先，这种收养人可以不受一般收养人必须无子女的限制。即使收养人已有子女，也无论收养人有几个子女，只要收养人还有抚养能力，仍可以收养孤儿或残疾儿童。

其次，这种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以上的孤儿或残疾儿童，不受只能收养一名子女的限制。但收养几个子女，要受抚养能力的限制，要能保障被收养人的健康成长。

3、收养继子女

在现实生活中，继子女和继父母在一般情况下并无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是因生父母再婚而形成的姻亲关系。收养法从维护再婚家庭的稳定和睦出发，鼓励继父或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而收养继子女，使他们之间形成完全等同于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样既有利于对未成年继子女的抚养教育，也可以减少再婚家庭的矛盾。我国《收养法》第14条对这类收养的条件也作了放宽规定，即可以不受除《收养法》第4条第3项、第5条第3项、第6条等条款的限制，具体放宽条件如下：

（1）继父母可以收养14周岁以上的继子女，被收养人可以不受不满14周岁的限制。

（2）由于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生父（母）履行抚养义务的方式事实上已经改变，所以，生父（母）即使没有抚养子女的经济困难，也可以将子女送养。

（3）收养人可以不受无子女及夫妻年满30周岁的限制。

（4）收养人可以不受收养一名的限制。此为修改后的收养法新添的内容。

4、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

我国《收养法》允许无配偶者收养子女，但特别对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收养法》第9条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维护收养关系的伦理性，保护被收养女性的合法权益，避免借收养名义而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作为收养人的无配偶者是指因未婚、再婚或丧偶等原因单身而有抚养能力的成年人。

5、隔代收养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4年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收养人收养他人为孙子女，确已形成养祖父毌与养孙子女关系的，应予承认。解决收养纠纷或有关权益纠纷时，可依照关于养父母与养子女的有关规定，合情合理地处理。”司法实践中通常把这种收养养孙的行为称为隔代收养。根据近年来的司法解释，上述规定仍可适用。也就是说，这种养孙子女（被收养人）与养祖父母（收养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权利义务的规定，而不适用祖孙关系的规定。不过，按照这一规定的本意，收养养孙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年龄必须确实相差至少40周岁以上，或者在原有的亲属关系中为隔代辈份的。

成立条件范文篇4

关键词：收养关系收养法成立条件

一、一般收养关系成立的条件

所谓一般收养关系成立的条件，是指通常情况下建立一般的收养关系时，当事人和收养行为所应具备的条件。根据我国《收养法》第二章的规定，在没有法定的特殊情况下，建立收养关系必须符合以下四项法定条件。

1、被收养人应具备的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第4条的规定，通常情况下，被收养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两个条件：

（1）年龄未满14周岁；

（2）生父母双亡的孤儿；或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弃儿；或者是生父母虽在，但因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其中，孤儿是指父母已经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儿童；弃婴、弃儿是指被父母遗弃，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婴儿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是指生父母因伤、病、残或经济困难以及客观条件不许可等原因，无力抚养的孩子。

2、收养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第6条和其他相关条款的规定，通常情况下，收养人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无子女。即收养人不论是有配偶者，还是无配偶者，必须无自己名义下的子女（包括亲生的子女、养子女、有事实抚养关系的继子女）。这里所说无子女，并非指不能生育者。如果有生育能力而不愿生育，要求收养子女的，只要具备相应条件，也可以收养子女；当然，如果子女均已死亡的，也可以收养。

（2）有抚养和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是指收养人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具备抚养被收养人的必要经济条件，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能够从物质生活和教育诸方面为被收养人提供必要的条件。

（3）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由于《收养法》此条为刚刚修改的内容，哪些疾病不准收养子女，还有待于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通常对有严重传染病或精神病的人禁止其收养子女。

（4）年满30周岁。这是取得收养人资格的最低法定年龄，不满30周岁的公民一般不得收养子女。若收养人为夫妻的，须夫妻双方均年满30周岁（收养法修改前为35周岁）。

（5）有配偶者作为收养人，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收养；收养人（包括共同收养的夫妻）只能收养一名子女。这是根据现行《收养法》第8条第1款和第10条第2款的规定所作的一般要求。

3、送养人的条件

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生父母、其他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均可作为送养人，但他们须分别符合相应的条件，遵守法律对各自的特殊要求。

（1）生父母作为送养人的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第10条和其他相关条款的规定，通常情况下生父母作为送养人应遵守以下条件：

其一，生父母有特殊困难，均无力抚养子女。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双方的法定义务。在一般情况下，父母只要一方有抚养能力，就不允许通过送养转移抚养子女的义务。即使是无抚养能力的父母一方，也无权免去有抚养能力一方的抚养义务，将子女送他人收养。

其二，生父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送养。通常情况下不允许生父母单方送养子女。对于非婚生子女，也应由其生父母共同送养。生父母一方下落不明或查找不到的可以单方送养。但是，应当经过适当的查找或通知形式。

其三，在配偶一方死亡后，如果另一方要求送养未成年子女，死亡一方的父母有优先抚养的权利，送养须先征求死亡一方父母的意见。若他们愿意并有能力抚养该孙子女或外孙子女时，另一方就不得将其送养。

（2）父母以外的监护人作为送养人的条件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在未成年人的生父母双亡或均丧失监护能力的情况下，该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的兄、姊以及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可以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没有上述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上述公民或组织在担任监护人期间，可以依法送养被监护的未成年人。

但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在未成年人的父母均死亡的条件下，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求将其送养，须征得有抚养义务人的同意。有抚养义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成年兄、姊不同意送养，监护人又不愿意继续履行监护职责时，应依照《收养法》第13条的规定，变更监护人。

其次，当未成年人的父母均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时，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得将其送养。但父母对该未成年人有严重危害性或威胁其健康成长可能的，允许其监护人将其送养。

（3）社会福利机构作为送养人的条件

社会福利机构通常是指儿童福利院或康复院等由民政部门设立的、专门收容、抚养暂时无法查明生父母或监护人的弃儿或孤儿的社会组织。在我国，除了这类机构外，其他任何机构不得送养上述弃儿或孤儿。公民拾得弃婴、弃儿后，不得擅自将其收养，而应交当地的社会福利机构收容抚养。若收养人符合法定条件，并自愿收养这些弃儿、孤儿的，应由收养抚养他们的社会社利机构作为送养人，办理这类收养的法定手续。

4、收养须得各相关当事人的一致同意

有配偶者收养子女，须征得其配偶的同意。配偶一方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由有行为能力的一方同意。收养年满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生父母离婚以后，一方要求送养子女的，同样须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二、特殊收养关系成立的条件

其成立的条件各不相同。

1、亲属间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

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是我国传统的风俗习惯。这种收养的当事人之间本来就是近亲属，相互比较了解，而且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亲属间的收养，感情基础相对牢固，并可进一步稳定双方的家庭关系。所以，《收养法》第7条放宽了这类收养的条件。其放宽之处在于：

（1）被收养人可以不受不满14周岁的限制，即被收养人可以超过14周岁，也可以是成年人。

（2）作为送养人的生父母即使没有抚养子女的困难，也可以将子女送养；即使被收养人不属于生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子女，也可以被送养。

（3）无配偶的男性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女儿时，可以不受年龄相差40周岁以上的限制。

（4）华侨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的限制。

2、收养孤儿或残疾儿童

出于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心，收养父母双亡的孤儿或身心有某种缺陷的残疾儿童，承担抚养教育和监护他们的责任，社会各方面应当鼓励这种利国利民的行为，收养法对这类收养的条件相应地予以放宽。除了保护被收养人基本生活条件的要求外，法律对这种收养几乎未加任何限制。修改后的《收养法》第8条取消了这种情况下对收养人年龄的放宽条款，主要是考虑到收养人的年龄已经由原来的35周岁调低到30周岁的缘故。根据现行收养法的规定：

首先，这种收养人可以不受一般收养人必须无子女的限制。即使收养人已有子女，也无论收养人有几个子女，只要收养人还有抚养能力，仍可以收养孤儿或残疾儿童。

其次，这种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以上的孤儿或残疾儿童，不受只能收养一名子女的限制。但收养几个子女，要受抚养能力的限制，要能保障被收养人的健康成长。

3、收养继子女

在现实生活中，继子女和继父母在一般情况下并无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是因生父母再婚而形成的姻亲关系。收养法从维护再婚家庭的稳定和睦出发，鼓励继父或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而收养继子女，使他们之间形成完全等同于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样既有利于对未成年继子女的抚养教育，也可以减少再婚家庭的矛盾。我国《收养法》第14条对这类收养的条件也作了放宽规定，即可以不受除《收养法》第4条第3项、第5条第3项、第6条等条款的限制，具体放宽条件如下：

（1）继父母可以收养14周岁以上的继子女，被收养人可以不受不满14周岁的限制。

（2）由于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生父（母）履行抚养义务的方式事实上已经改变，所以，生父（母）即使没有抚养子女的经济困难，也可以将子女送养。

（3）收养人可以不受无子女及夫妻年满30周岁的限制。

（4）收养人可以不受收养一名的限制。此为修改后的收养法新添的内容。

4、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

我国《收养法》允许无配偶者收养子女，但特别对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收养法》第9条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维护收养关系的伦理性，保护被收养女性的合法权益，避免借收养名义而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作为收养人的无配偶者是指因未婚、再婚或丧偶等原因单身而有抚养能力的成年人。

5、隔代收养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4年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收养人收养他人为孙子女，确已形成养祖父毌与养孙子女关系的，应予承认。解决收养纠纷或有关权益纠纷时，可依照关于养父母与养子女的有关规定，合情合理地处理。”司法实践中通常把这种收养养孙的行为称为隔代收养。根据近年来的司法解释，上述规定仍可适用。也就是说，这种养孙子女（被收养人）与养祖父母（收养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权利义务的规定，而不适用祖孙关系的规定。不过，按照这一规定的本意，收养养孙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年龄必须确实相差至少40周岁以上，或者在原有的亲属关系中为隔代辈份的。

成立条件范文篇5

关键词：收养关系特殊收养条件

特殊收养的条件是相对于一般收养的条件而言，是在一般收养关系应具备的普通条件的基础上，针对几种特殊收养关系所作的变通性规定。根据《收养法》的有关规定，特殊收养主要有以下5种，其成立的条件各不相同。

一、亲属间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

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是我国传统的风俗习惯。这种收养的当事人之间本来就是近亲属，相互比较了解，而且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亲属间的收养，感情基础相对牢固，并可进一步稳定双方的家庭关系。所以，《收养法》第7条放宽了这类收养的条件。其放宽之处在于：

（1）被收养人可以不受不满14周岁的限制，即被收养人可以超过14周岁，也可以是成年人。

（2）作为送养人的生父母即使没有抚养子女的困难，也可以将子女送养；即使被收养人不属于生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子女，也可以被送养。

（3）无配偶的男性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女儿时，可以不受年龄相差40周岁以上的限制。

（4）华侨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的限制。

二、收养孤儿或残疾儿童

出于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心，收养父母双亡的孤儿或身心有某种缺陷的残疾儿童，承担抚养教育和监护他们的责任，社会各方面应当鼓励这种利国利民的行为，收养法对这类收养的条件相应地予以放宽。除了保护被收养人基本生活条件的要求外，法律对这种收养几乎未加任何限制。修改后的《收养法》第8条取消了这种情况下对收养人年龄的放宽条款，主要是考虑到收养人的年龄已经由原来的35周岁调低到30周岁的缘故。根据现行收养法的规定：

首先，这种收养人可以不受一般收养人必须无子女的限制。即使收养人已有子女，也无论收养人有几个子女，只要收养人还有抚养能力，仍可以收养孤儿或残疾儿童。

其次，这种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以上的孤儿或残疾儿童，不受只能收养一名子女的限制。但收养几个子女，要受抚养能力的限制，要能保障被收养人的健康成长。

三、收养继子女

在现实生活中，继子女和继父母在一般情况下并无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是因生父母再婚而形成的姻亲关系。收养法从维护再婚家庭的稳定和睦出发，鼓励继父或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而收养继子女，使他们之间形成完全等同于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样既有利于对未成年继子女的抚养教育，也可以减少再婚家庭的矛盾。我国《收养法》第14条对这类收养的条件也作了放宽规定，即可以不受除《收养法》第4条第3项、第5条第3项、第6条等条款的限制，具体放宽条件如下：

（1）继父母可以收养14周岁以上的继子女，被收养人可以不受不满14周岁的限制。

（2）由于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生父（母）履行抚养义务的方式事实上已经改变，所以，生父（母）即使没有抚养子女的经济困难，也可以将子女送养。

（3）收养人可以不受无子女及夫妻年满30周岁的限制。

（4）收养人可以不受收养一名的限制。此为修改后的收养法新添的内容。

四、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

我国《收养法》允许无配偶者收养子女，但特别对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收养法》第9条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维护收养关系的伦理性，保护被收养女性的合法权益，避免借收养名义而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作为收养人的无配偶者是指因未婚、再婚或丧偶等原因单身而有抚养能力的成年人。

五、隔代收养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4年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收养人收养他人为孙子女，确已形成养祖父毌与养孙子女关系的，应予承认。解决收养纠纷或有关权益纠纷时，可依照关于养父母与养子女的有关规定，合情合理地处理。”司法实践中通常把这种收养养孙的行为称为隔代收养。根据近年来的司法解释，上述规定仍可适用。也就是说，这种养孙子女（被收养人）与养祖父母（收养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权利义务的规定，而不适用祖孙关系的规定。不过，按照这一规定的本意，收养养孙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公务员之家:

第一，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年龄必须确实相差至少40周岁以上，或者在原有的亲属关系中为隔代辈份的。

成立条件范文篇6

关键词：收养关系收养法成立条件

一、一般收养关系成立的条件

所谓一般收养关系成立的条件，是指通常情况下建立一般的收养关系时，当事人和收养行为所应具备的条件。根据我国《收养法》第二章的规定，在没有法定的特殊情况下，建立收养关系必须符合以下四项法定条件。

1、被收养人应具备的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第4条的规定，通常情况下，被收养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两个条件：

（1）年龄未满14周岁；

（2）生父母双亡的孤儿；或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弃儿；或者是生父母虽在，但因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其中，孤儿是指父母已经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儿童；弃婴、弃儿是指被父母遗弃，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婴儿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是指生父母因伤、病、残或经济困难以及客观条件不许可等原因，无力抚养的孩子。

2、收养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第6条和其他相关条款的规定，通常情况下，收养人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无子女。即收养人不论是有配偶者，还是无配偶者，必须无自己名义下的子女（包括亲生的子女、养子女、有事实抚养关系的继子女）。这里所说无子女，并非指不能生育者。如果有生育能力而不愿生育，要求收养子女的，只要具备相应条件，也可以收养子女；当然，如果子女均已死亡的，也可以收养。

（2）有抚养和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是指收养人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具备抚养被收养人的必要经济条件，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能够从物质生活和教育诸方面为被收养人提供必要的条件。

（3）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由于《收养法》此条为刚刚修改的内容，哪些疾病不准收养子女，还有待于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通常对有严重传染病或精神病的人禁止其收养子女。

（4）年满30周岁。这是取得收养人资格的最低法定年龄，不满30周岁的公民一般不得收养子女。若收养人为夫妻的，须夫妻双方均年满30周岁（收养法修改前为35周岁）。

（5）有配偶者作为收养人，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收养；收养人（包括共同收养的夫妻）只能收养一名子女。这是根据现行《收养法》第8条第1款和第10条第2款的规定所作的一般要求。

3、送养人的条件

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生父母、其他监护人、社会福利机构均可作为送养人，但他们须分别符合相应的条件，遵守法律对各自的特殊要求。

（1）生父母作为送养人的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第10条和其他相关条款的规定，通常情况下生父母作为送养人应遵守以下条件：

其一，生父母有特殊困难，均无力抚养子女。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双方的法定义务。在一般情况下，父母只要一方有抚养能力，就不允许通过送养转移抚养子女的义务。即使是无抚养能力的父母一方，也无权免去有抚养能力一方的抚养义务，将子女送他人收养。

其二，生父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送养。通常情况下不允许生父母单方送养子女。对于非婚生子女，也应由其生父母共同送养。生父母一方下落不明或查找不到的可以单方送养。但是，应当经过适当的查找或通知形式。

其三，在配偶一方死亡后，如果另一方要求送养未成年子女，死亡一方的父母有优先抚养的权利，送养须先征求死亡一方父母的意见。若他们愿意并有能力抚养该孙子女或外孙子女时，另一方就不得将其送养。

（2）父母以外的监护人作为送养人的条件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在未成年人的生父母双亡或均丧失监护能力的情况下，该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的兄、姊以及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可以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没有上述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上述公民或组织在担任监护人期间，可以依法送养被监护的未成年人。

但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首先，在未成年人的父母均死亡的条件下，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要求将其送养，须征得有抚养义务人的同意。有抚养义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成年兄、姊不同意送养，监护人又不愿意继续履行监护职责时，应依照《收养法》第13条的规定，变更监护人。

其次，当未成年人的父母均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时，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得将其送养。但父母对该未成年人有严重危害性或威胁其健康成长可能的，允许其监护人将其送养。

（3）社会福利机构作为送养人的条件

社会福利机构通常是指儿童福利院或康复院等由民政部门设立的、专门收容、抚养暂时无法查明生父母或监护人的弃儿或孤儿的社会组织。在我国，除了这类机构外，其他任何机构不得送养上述弃儿或孤儿。公民拾得弃婴、弃儿后，不得擅自将其收养，而应交当地的社会福利机构收容抚养。若收养人符合法定条件，并自愿收养这些弃儿、孤儿的，应由收养抚养他们的社会社利机构作为送养人，办理这类收养的法定手续。

4、收养须得各相关当事人的一致同意

有配偶者收养子女，须征得其配偶的同意。配偶一方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由有行为能力的一方同意。收养年满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生父母离婚以后，一方要求送养子女的，同样须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二、特殊收养关系成立的条件

特殊收养的条件是相对于一般收养的条件而言，是在一般收养关系应具备的普通条件的基础上，针对几种特殊收养关系所作的变通性规定。根据《收养法》的有关规定，特殊收养主要有以下5种，其成立的条件各不相同。

1、亲属间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

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是我国传统的风俗习惯。这种收养的当事人之间本来就是近亲属，相互比较了解，而且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亲属间的收养，感情基础相对牢固，并可进一步稳定双方的家庭关系。所以，《收养法》第7条放宽了这类收养的条件。其放宽之处在于：

（1）被收养人可以不受不满14周岁的限制，即被收养人可以超过14周岁，也可以是成年人。

（2）作为送养人的生父母即使没有抚养子女的困难，也可以将子女送养；即使被收养人不属于生父母没有能力抚养的子女，也可以被送养。

（3）无配偶的男性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女儿时，可以不受年龄相差40周岁以上的限制。

（4）华侨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的限制。

2、收养孤儿或残疾儿童

出于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心，收养父母双亡的孤儿或身心有某种缺陷的残疾儿童，承担抚养教育和监护他们的责任，社会各方面应当鼓励这种利国利民的行为，收养法对这类收养的条件相应地予以放宽。除了保护被收养人基本生活条件的要求外，法律对这种收养几乎未加任何限制。修改后的《收养法》第8条取消了这种情况下对收养人年龄的放宽条款，主要是考虑到收养人的年龄已经由原来的35周岁调低到30周岁的缘故。根据现行收养法的规定：

首先，这种收养人可以不受一般收养人必须无子女的限制。即使收养人已有子女，也无论收养人有几个子女，只要收养人还有抚养能力，仍可以收养孤儿或残疾儿童。

其次，这种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以上的孤儿或残疾儿童，不受只能收养一名子女的限制。但收养几个子女，要受抚养能力的限制，要能保障被收养人的健康成长。

3、收养继子女

在现实生活中，继子女和继父母在一般情况下并无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是因生父母再婚而形成的姻亲关系。收养法从维护再婚家庭的稳定和睦出发，鼓励继父或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而收养继子女，使他们之间形成完全等同于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样既有利于对未成年继子女的抚养教育，也可以减少再婚家庭的矛盾。我国《收养法》第14条对这类收养的条件也作了放宽规定，即可以不受除《收养法》第4条第3项、第5条第3项、第6条等条款的限制，具体放宽条件如下：

（1）继父母可以收养14周岁以上的继子女，被收养人可以不受不满14周岁的限制。

（2）由于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生父（母）履行抚养义务的方式事实上已经改变，所以，生父（母）即使没有抚养子女的经济困难，也可以将子女送养。公务员之家

（3）收养人可以不受无子女及夫妻年满30周岁的限制。

（4）收养人可以不受收养一名的限制。此为修改后的收养法新添的内容。

4、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

我国《收养法》允许无配偶者收养子女，但特别对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收养法》第9条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维护收养关系的伦理性，保护被收养女性的合法权益，避免借收养名义而违背社会公德的不良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作为收养人的无配偶者是指因未婚、再婚或丧偶等原因单身而有抚养能力的成年人。

5、隔代收养

最高人民法院于1984年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收养人收养他人为孙子女，确已形成养祖父毌与养孙子女关系的，应予承认。解决收养纠纷或有关权益纠纷时，可依照关于养父母与养子女的有关规定，合情合理地处理。”司法实践中通常把这种收养养孙的行为称为隔代收养。根据近年来的司法解释，上述规定仍可适用。也就是说，这种养孙子女（被收养人）与养祖父母（收养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权利义务的规定，而不适用祖孙关系的规定。不过，按照这一规定的本意，收养养孙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年龄必须确实相差至少40周岁以上，或者在原有的亲属关系中为隔代辈份的。

成立条件范文篇7

关键词：合同依法成立、合同的生效要件、即时生效合同、附款延期生效合同、期待权

自19世纪意思自由主义滥觞以来，“合同在当事人之间犹如法律”的意思自治原则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合同在分配当事人之间成本与报酬、利益与风险时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并因此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丰富。但不论是合同的自治性还是合同的拘束力，均是以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为前提的。合同的成立和生效问题作为合同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一直多为学者所论及。目前国内学者也已经普遍认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其典型方式为通过要约和承诺订立合同；合同的生效则指法律赋予合同以强制力。两者最显著的区别可以以无效合同为例子，即有的合同虽然有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形式存在，但由于有可能损害国家或第三人的利益而不被法律认可其效力。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问题如果仅止于此，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也已经解决了，因为此时合同的成立和生效虽然是两个范畴，由于是在同一订约过程中出现可以把它们仅视作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即合同成立且同时符合生效要件方可-笔者注）。但是当出现了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合同和附生效条件或期限合同（即所谓的延期生效合同）的时候，由于出现了成立和生效的不同步性从而使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这类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之间的关系有何特殊性、法律该如何保障该类合同按时生效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即时生效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在探讨较为特殊的延期生效合同以前，首先应当认识一般的即时生效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在该类合同中，除非有合同无效的情形存在合同自成立时即生合同的效力。而根据《合同法》第52条，合同无效的情形为：（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除了上述几种情形以外，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产生合同的效力，对内包括请求力、执行力和保有力，违反合同内容的规定即产生违约责任。这时成立的合同才是法律所认可并给予保护的合同，即《合同法》第8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所称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在这里，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作为同一进程的不同侧面而同时存在。借用台湾学者林诚二在论述债务与责任的关系时所用的比喻，即时生效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关系为：合同的生效为皮，合同的成立为肉，去之皮，肉不存。也就是说，不能生效的合同，即使徒具意思表示一致的形式，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而我国有学者在论述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时，对二者作绝对片面的区分，在讨论合同效力的时候出现了“广义的合同效力指合同的约束力，它存在于合同自成立至终止的全过程，合同的有效无效系指此意”的提法，从而导致了理论上不必要的复杂和混乱。笔者认为，合同的效力就是可以强制执行合同内容的法律上的力；合同的生效可以有一般生效要件和特殊生效要件的区别，但是合同效力的产生只能是单一的、完整的和一次性的，要么有效（含可撤销）要么无效；《合同法》对合同有效无效的判断属于强制性规定，法律对意思表示是否一致与是否有违第52条（即合同有效无效）的判断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成立的合同要依法有效才能对当事人有约束力。所以“依法成立的合同”这一提法中已经包含了对合同已具备一般生效要件的认可，即不存在合同法认为无效的情形。能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合同必须是意思表示一致且满足一般生效要件的合同。

二、延期生效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合同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其成立与生效以同时为一般原则，已如上述。往昔，罗马法设有“同时成立之原则”（Prinzipdersimultanitot，Simultaneentstehung）法律行为之成立必须与其效力同时为之。故当时权利发生原因之事实，非要件全部具备，不发生法律之效果。惟及后由于罗马法之发达，从此原则产生许多例外，经德国法继受后，此一原则贻已失其原意。

也就是说，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之间可以存在时间上的间隔，其典型形式如《合同法》第44条第二款、第45条和第46条规定的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生效的合同和附生效条件、期限的合同。其中第一类合同的生效条件是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批准登记为生效要件，是以法律的强行规定为前提；第二类合同则是以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将来一定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为合同最终生效的条件，也就是本文所称的附款合同。

乍看起来，这两类延期生效合同由于成立与生效的不同步性而与上述的即时生效合同存在明显的区别，比如，（1）需批准方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进行审批时，因为发现合同违反规定而未被批准，同时还发现该合同亦存在《合同法》第52条所列的无效的情形，此时该合同无效的原因究竟是那一个，还是两者皆有。（2）附款合同在成立后至生效以前这段期间内的法律地位如何。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延期生效合同只是即时生效合同的合理延伸，它必须首先完全符合即时生效合同的要求，然后才能经过一定条件的满足发生合同的效力。也就是说，不论延期生效合同最终能否生效，它在成立时必须具备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即时生效合同的生效要件-笔者注）而不存在合同法上所禁止的无效情形。简言之，如果该合同不存在法定的或约定的特殊生效要件的话，它原本应该在成立当时就马上生效。这也应该是《合同法》第8条第二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立法原意，也就是说依法（符合一般生效要件-笔者注）成立的合同虽然没有立即生效，而须等待法定或约定的特殊要件的满足始能生效，但由于它毕竟具备了一般生效要件因此也应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至于保护的程度和范围，则涉及到第二个问题，笔者以下详述。

三、附款合同的实质

此处所指的附款合同就是当事人之间约定生效条件或期限的合同，也就是《合同法》第45条和第46条所指的两类合同。条件期限，谓法律行为当事人依其意思表示以确定该法律行为效力之附款（Nebenbestimmung），依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受有限制，而使法律行为惟发生不完全之效力此点与直接依法律之规定而不生效力，或得撤销者不同。所谓条件，指当事人以将来客观上不确定之事实，作为决定法律行为的附款。所谓期限，指当事人以将来客观上确定之事实，作为决定法律行为的附款。附款合同在成立之时即已经具备了法定的一般生效要件，当事人另外附加条件或期限的目的仅在于把合同效力的发生与将来发生的事实联系起来，比如买卖双方约定“本合同自买方申请取得进口许可证后一个月生效”。根据私法自治的原则，法律对当事人的该种意思表示予以认可，并把它视作合同的特殊生效要件，该要件满足后始生合同效力。毋庸质疑的是，合同中所附的条件或期限作为合同约定的内容之一，与合同中其他意思表示一样也必须符合意思表示的一般生效要件。如果所附的条件或期限有违法律的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就不能达到当事人对该合同效力予以限制的目的。

因此笔者认为，从合同效力的角度来讲，附款合同就是一般生效要件已经满足（合同成立时即已经得到了满足-笔者注）特殊生效要件尚待满足而未生合同效力的合同。而该特殊生效要件来源于法律对当事人合法意思表示的承认，并赋之以当事人所欲发生的效果。四、附款合同生效前的效力

上文已述及，附款合同要等特殊生效要件（条件或期限）满足时才生合同上的效力，但该合同自其成立（也即双方达成一致意思表示）之时即具备了一般生效要件（否则只应被视为单纯的形式上的成立，而无法律上的意义），当事人要取得合同上的权利也只需等待将来事实的发生。虽然发生与否的可能性大小不一，但当事人完全有理由对将来极有可能取得的权利寄以必要的期望，法律也理所当然的应该保护当事人这种即将取得权利的地位。笔者认为，《合同法》第8条第二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的本旨就在于保护这种依法成立后尚待生效的合同。也就是说，只要依据合同法一般生效要件成立的合同，即使没有生合同的效力（即第一款所指的即时生效合同的法律约束力-笔者注）也应该受到保护。而法律保护的根源就在于当事人已经对合同权利的取得享有合理的期待。如果不赋予附款合同中的一般生效要件以相应的效力而任由他人妨碍（如恶意阻止条件的成就），将造成当事人合理期望的受挫进而影响交易的安全和秩序。

而一般生效要件的这种效力又决不等同于合同的效力，即其并不具有完全的合同约束力，其原因有二：首先根据当事人的合意，合同的效力（合同的约束力）尚未发生；其次合同的效力是否发生仅为大小不同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因此该种效力只是一种独特的效力类型，是依据一般生效要件的满足而由法律直接赋予的（参见《合同法》第8条第二款），笔者称此效力为期待效力。由此可见，附款合同在附款得到满足以前有期待效力，在附款得到满足以后始生合同的效力。当事人依据这种期待效力所享有的权利就相应的成为期待权（Anwartschaft）。

五、期待权的性质及意义

“期待权”一语系德国学说所创设，然何种法律地位，始足构成期待权近年来学者间虽有若干共同之基本认识，但细节方面。仍多争论。所谓期待权者，系指具备了取得权利之部分要件，受法律保护，具有权利性质之法律地位。虽然学者对期待权的范围究竟包括多少类型存在分歧，但是都认为基于附条件或期限法律行为所生之法律地位为期待权的一种基本类型。

期待权，系属权利，然其性质如何，对此学者意见分歧尚无定论，自19世纪以来，学者常用形象之语言描述期待权，有的称为权利之胚胎，其后则多称为处于发展中之权利、将来之权利、权利之发展阶段。

不过，通说认为期待权的性质应依其将来可以取得的完全权利来确定，因此附款合同期待权的性质也就为债权。

附款合同一方当事人因合同的依法成立而开始其取得合同权利的进程，在该进程中，该当事人的利益体现为他在这一过程中的优势地位，即随着当事人约定条件的逐渐满足而可以取得特定的权利，从而使其指向特定权利的选择和意志优越于他人的选择和意志。法律对当事人这种利益的保护就是授予其期待权，同时克以对方以期待义务。

此种因合同依法成立而产生的期待权虽然与其所期待的合同权利有区别，但是它毕竟作为一种现实的权利而存在，当事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该权利的利用和行使来发挥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由于债权不仅是＂现存之债权＂，纵或＂将来有可能发生之债权＂（即让与之对象甚为明确，且将来可以特定之债权）亦可依一般债权让与之规定予以转让，附款合同当事人就可以通过转让其现实的期待权来实现将来合同权利（将来债权）的转移。这样既可以使当事人的利益及时加以变现，又使市场交易的客体不断丰富并加速社会资本的流通和循环，期待权的意义也由此可见一斑。

六、期待权的效力及其保护

附款合同在生合同效力之前具有期待效力，当事人享有期待权，因而受法律的保护（参见《合同法》第8条第二款）。此种效力的范围如何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受保护的程度，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合同法》第45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为自己利益不正当的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的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这里仅规定了期待权的内部效力的一部分。附款合同当事人因附款得到满足而取得权利或免除义务或权利之限制；而另一方当事人因附款得到满足而丧失权利或负担义务或权利之限制，因此在一方享有期待权的同时，另一方负有期待义务。附款的满足与否均关系到双方的利益，因而双方应负有不依不正当行为使附款满足或不满足的不作为义务。如果违反此义务将承担与此相反的法律后果，这也是《合同法》第45条第二款的本旨所在。

期待权的内部效力除了包括禁止期待义务人妨害附款的满足以阻止期待权的实现以外，还禁止期待义务人损害期待权人因附款得到满足而应取得的利益。例如，甲乙约定：如甲考上大学，则乙将自己的汽车赠与甲。而于甲是否考上大学未定之前，乙将该汽车毁损。则如甲考上大学，应有权向乙请求损害赔偿。

又比如，甲以附停止条件将房屋出租于乙，于条件成就未定之前所为抵触于期待权之行为（例如甲以附停止条件将房屋出租与乙之房屋再出租与丙）为有效，不过于条件成就时，应负债务不履行之责而已。《日本民法典》第128条规定：“附条件法律行为的各当事人，在条件成否未定期间，不得侵害因条件成就由其行为所生的相对人的利益。”台湾民法第100条规定：“附条件法律行为的各当事人，于条件成否未定前，若有损害因条件成就所应得利益之行为者，负损害赔偿之责任。”台湾民法和德国民法对于附期限民事权利设有同样的保护性规定。

除了上述两种针对当事人双方的内部效力之外，期待权作为现实权利的一种类型，如果第三人违法地加以侵害时，如具备侵权行为要件，得请求其为损害赔偿。如上述约定赠与汽车之例中，如该汽车被第三人毁损，则甲有权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需要注意的是行使这种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在附款得到满足之前是现在的权利人（期待义务人）；在他受领该赔偿后附款得到满足时，期待权人有权向其请求不当得利的返还，也就是说须等附款得到满足时期待权人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成立条件范文篇8

「关键词」德日刑法/可罚性/客观的处罚条件/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

「正文」

犯罪是被科处刑罚的行为，“值得科处刑罚”这种属性就是“可罚性”，确定可罚性的范围乃是犯罪论的重要任务。“可罚性”在犯罪论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是可罚性的要素，虽然客观的处罚条件是一般地发生作用，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只对具体的行为人有效，但是，它们都与故意或者过失无关，重要的只是其客观存在。

一、可罚性的涵义和地位

（一）可罚性的涵义

在刑法学上，“可罚性”（Strafbarkeit）一词具有多种涵义。

第一，“可罚性”被用来单纯指某行为是“处罚的对象”这种事实。例如，当人们说“行为在现行法上不具有可罚性”时，实际是说行为不是现行法的处罚对象。这种意义上的“可罚性”，被称为“形式意义中的可罚性”。

第二，“可罚性”被用来指行为“值得处罚”这种实质的评价。“值得处罚”这种实质评价意义上的“可罚性”，被称为“实质意义中的可罚性”。“实质意义中的可罚性”是“形式意义中的可罚性”的前提和根据，是立法论中进行犯罪化或者非犯罪化的标准。

第三，“可罚性”被用来指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即把“可罚性”评价视为犯罪论体系上的一个评价阶段。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的“可罚性”，被称为“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而且，作为包含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的全体的可罚性，被称为“广义的可罚性”；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被称为“狭义的可罚性”［1］。

本文中所论及的“可罚性”是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可罚性，即“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它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之外，对行为进行的“值得处罚”这种实质的评价。“可罚性”属于实体刑法的范畴，与“诉追可能性”（Verfolgbarkeit）不同。诉讼前提（如刑事告诉）和诉讼障碍（如赦免）这些决定诉追可能性的要素，只影响诉讼程序的进行，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对其存否无需进行实体的裁判［2］。

（二）可罚性的地位

“可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上具有怎样的地位？对此，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看法。

1.刑罚处罚阻却事由说。该说认为，狭义的可罚性不是犯罪的成立要件，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这些决定可罚性的要素只具有阻却刑罚处罚的性质。日本刑法学家团藤重光指出：“观念刑罚权原则上与犯罪的成立同时发生。但是，作为例外，有时进而以其他事由为条件。这种条件称为处罚条件（客观的处罚条件objektiveBedingungderStrafbarkeit；condicionobjetivadepunibilidad；condizioneobiettivadipunibilita）。例如，破产犯罪中破产宣告的确定（破产法第374条至第376条、第378条）、诈欺更生罪中更生程序开始决定的确定（公司更生法第290条、第291条）、事前收贿罪中成为公务员、仲裁人（刑法第197条第2项）等即是。根据情形，一定事由的不存在被规定为处罚条件。这种事由称为处罚阻却原由（Strafausschiessungsgruende）

。例如，亲族间的赃物罪中近亲的身分即是（第257条）。这样，处罚阻却原由通常是行为人的身分。这称为人的（一身的）处罚阻却原由。因为处罚条件、处罚阻却原由是从某种政策的理由被承认的，它与对行为及行为人的规范性评价无关，同犯罪的成立没有关系。因而，（1）不具备处罚条件，或者存在处罚阻却原由，其行为是违法的。所以，例如在近亲相盗（第244条第1项前段）的情形中，可以对其进行正当防卫和成立共犯。而且，（2）行为人是否表象相当于处罚条件和处罚阻却原由的事实，与故意的成立没有关系。”［3］

日本刑法学者板仓宏把广义的可罚性区分为当罚性和要罚性，并且认为，当罚性（Strafwuerdigkeit）是实质的可罚性，它说明行为本身受处罚是相当的（处罚相当性）；要罚性（Strafbeduerftigkeit）基于刑事制裁的补充性要求，说明为了实现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目的刑罚是有效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当罚性，犯罪不成立；没有要罚性，刑罚被阻却。“虽然这种要罚性以当罚性为前提，但是，实质上是与当罚性不同的概念。对在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这种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进而具备实质的可罚性的意义上不能否定当罚性的行为，也因为不存在要罚性，而开辟了处罚阻却的途径。另外，与犯罪行为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和犯罪后的事后事情等不能左右犯罪成立的事情也是判断要罚性的资料。为了将不能否定具备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的行为尽管如此也要从刑罚中解放出来，要罚性是具有实益的概念。”［4］

2.犯罪成立要件还原说。该说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不是与犯罪的成立与否无关的处罚条件，而是决定行为的犯罪性的条件，但是，可罚性不是犯罪成立的独立要件，而应该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这种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的内部论述可罚性，通过提出“可罚的违法”和“可罚的责任”这些观念，把“可罚性”还原到“违法性”和“责任”之中。日本刑法学家佐伯千仞指出：“刑法上的责任是引起刑罚这种国家的目的意识性活动的要件，因此，其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刑罚目的的色彩或者规定。恰如刑法上的违法性特别作为可罚的违法被特殊化一样，为了使责任也具有刑法上的意义（是刑事责任），需要作为可罚的责任来特殊化。可罚的责任的特征，不只是指尽管行为人能够理解法规范的命令、禁止并根据它来行为却没有那样行为，进而是指这种行为人的非难性强烈到特别需要刑罚这一强力手段的程度，并且是适宜于接受刑罚这种性质的东西。”［5］

3.犯罪成立独立要件说。该说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不仅是决定行为的犯罪性的条件，而且，“可罚性”不属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这种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的内容，应该在犯罪论内部确立“可罚性”独立的体系地位，“可罚性”是继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之后的第四个犯罪成立要件［1］（P8）。日本刑法学家宫本英修早就提出：“某行为为了成为犯罪，首先要在法律上一般规范地被评价为违法，进而需要在刑法上被判断为可罚的”［6］，“可罚类型性”是“犯罪的最后的一般要件”。［7］关于犯罪概念与可罚性的关系，日本刑法学家庄子邦雄作了明确的阐述：“通说把犯罪定义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而且有责的行为，认为行为外的要素是与犯罪的成立要件相分离的可罚性的要素。即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或者人的处罚阻却事由是存在于犯罪这一实体的要素之外的为了发动刑罚的实体的要素。”［8］但是，“应该与刑罚权的发动密切相联来考虑‘犯罪’的实质，在刑罚权发动时才认为成立‘犯罪’。”［8］（P65）即，“站在应该使行为与行为人有机地联系以决定作为整体的‘刑事责任’的立场来考察，在减轻、免除刑罚的情况下自不待言，在没有进行刑罚量定的刑罚权发动的抽象可能性的阶段，也不斟酌行为外的要素就造出‘犯罪’这一实体，必须说是明显无视了‘犯罪’的实体。”［8］（P71）应该作这样的定义：“‘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和有责的行为，并且是具备可罚性的行为。”［8］（P71）

在关于“可罚性”的体系地位的上述三种学说中，笔者赞同犯罪成立独立要件说。

成立条件范文篇9

在古代法上，对于一项交易，其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形式并非仅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可完成。由于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在交易较少的情况下，鉴于信用的缺失，在交易时客观上需要而且当事人也只能通过即时的交付来完成彼此所有权的让渡。因此，在绝大部分交易中，单纯的合意并不能产生法律的拘束力。换言之，交易的完成不仅需要合意，还需要实际的履行，二者缺一不可。[①]二者中合意与对合意的履行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它们直接结合为一项要式交易行为，在此种行为之外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合同的观念。造成这样情况的根本原则就是信用极不发达，物物交易和即时交易必然为其基本形式，在此情况下抽象出意思表示的一致是不可能的。梅因在考察古代契约法历史时曾提出“古代民法中最大的缺口始终是由于缺少契约造成的，在有些古代法典中完全不提契约，这足以证明契约所依据的道德观念还没有成熟”。[②]严格意义上的契约观念或法律行为观念只有在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无须*即时交付来保障，并且在时空上与后者相分离时，才可能真正形成。脱离了“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这一命题，就不可能充分理解法律行为的本质。[③]

随着罗马法社会商品交换的发展，万民法上交付制度的适用范围一再得到扩展。共和末期时，市民法中移转略式物的交易已普遍被适用交付规则;公元4世纪时，市民法上的曼兮帕蓄与拟诉弃权在大多数领域被实际废弃，无论略式物还是要式物移转均可适用交付规则，而此类交易行为中的合意因素由此为契约行为所吸收。公元6世纪初，尤士丁尼主持编纂的《民法大全》明令废止市民法上的各种要式交易行为，“致使给付成为移转所有权的一般原则”。交付行为在罗马法中的普遍应用直接推动了诺成契约的发展，为罗马法契约观念的成熟提供了现实依据。正是由于交付移转方式广泛取代了拟诉弃权和曼兮帕蓄，才使得此类要式交易行为中的合意因素及其作用被逐渐独立出来，也正是合意地位的凸显为合同成立与生效的

二、合同成立与生效区分的意义

合同的成立是就合同主要内容达成合意。它的构成要件有二：第一，订约主体存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合同必须存在着两个利益不同的订约主体，合同必须具有双方当事人，只有一方当事人便无所谓合同。第二，当事人必须达成合意。合同的生效就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符合法定的有效要件，从而能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合同能产生法律上的效果，表面上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但仅仅是当事人的合意是不够的，还需要经过法律的肯定，就是说，当事人的合意必须符合国家的意志和社会利益，因此国家赋予当事人的意志以拘束力，要求合同当事人严格履行合同，否则将由国家强制力强制当事人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生效的要件包括：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

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合同成立）与国家干预（合同生效）相结合的现代合同法精神。合同法是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基础，调整的是财产交换关系，属私法范畴。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已成为各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即是否订立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何种合同，合同如何履行及纠纷如何解决都应当是当事人自己的事。当事人会根据自身利益来确定，法律无须干涉太多。但是由于商品经济主体利益的多元性与不可调和性，纯粹的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并不能解决合同中的所有问题，尤其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保护问题。所以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法律的干预是必须的。因此，契约自由与国一家干预相结合体现了现代合同法立法精神，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内涵。合同成立反映的是当事人自由协商的结果，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表现，它回答的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即“合同是否存在”。而合同生效则体现了国家通过法律对缔约人合意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财产交换关系的干预，其回答的问题是“已经存在的某一合同是否能获得法律的保护以及能在何种程度上获得法律保护”。此时，必须以相应的主观判断和价值论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之间的效力判断，使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纳入国家意志所认可的范围，达到合同当事人之间、当

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具体而言，区分成立与生效的意义包括：

1．使未生效合同的概念能够在合同法得以确立，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处理各种纠纷，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有利于正确区分合同的不成立和合同的无效。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未区分合同的不成立和合同的无效概念，从而将大量的合同不成立的问题，作为无效合同对待，混淆了当事人在合同无效后的责任和合同不成立时的责任。尤其是将一些已经成立但不具备生效要件的合同，都作为无效合同对待，扩大了无效合同的范围，限制了交易的进行。

3．能够促进合同的成立。一方面，在合同成立制度中的表示主义立场，可以最大程度的促成合同的成立，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并进而实现合同法鼓励交易的价值目标，如果在合同成立问题上采意思主义立场，则势必要把意思表示瑕疵等因素作为合同的成立要件，在这种情况下，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显然是不能区分的，必将扼杀大量交易，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合同效力制度中总体上采意思主义原则，通过多层次的效力判断标准，可以维护表意人的真实意思和利益。

三、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具体区别

（一）合同成立与生效的不同效力

1．合同成立后的效力

合同成立后效力即为拘束力。合同成立后，双方的意思表示均已告实现，当事人的意志已经截止在合同成立之时，效力发生与否应由外在事实评定。当事人因为合意的达成对合同效力的发生产生信赖，双方当事人有义务去办理公示手续或者听任某种事实的发生使合同生效。就合同拘束力的具体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l）不作为义务。首先，要信守合同约定，合同一经成立，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内容即告确定。“合同成立仅涉及合同内容的维护，而不涉及合同内容的实现。合同效则涉及合同内容的实现，乃合同内容维护的深层次问题。”在合同未生效阶段，事人均应履行维护合同内容、对已同意的约定言而有信的义务，主要体现在不得擅自变更或废止合同。第二，不得擅自处分合同标的物。在合同的未生效阶段，合同标物尚未按照合同约定转移，此时它的处分权人对它的处分权应当受到限制，如果一当事人处分标的物，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有过错的处分人承担法责任。第三，不应干涉合同的审查批准过程，不得阻碍合同得到批准、登记，使已立的合同无法生效。第四，不得阻挡附生效条件合同中条件的发生。“附条件的合成立以后，在条件成就以前，当事人均不得为了自己的利益，以不正当的行为促成或止条件的成就。”[④]通行的作法是对这类行为做出否定性评价，使条件按与行为人求的目标相反的方向发生法律效果，如其造成条件不成就则条件视为成就，如其成条件成就则条件视为不成就。在合同未生效阶段，如果生效条件被为成就，则合同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否则须承担违约责任;果生效条件被视为不成就，对合同生效条件施加不正当影响的当事人应当向受损的相对方承担合同未生效阶段法律责任。第五，保密义务。在合同成立之后生效前，当事人一方基于对相对方的信赖往往会向其提供一些不为外人所了解的情况，比如个人身份、财产状况及商业秘密等，泄露或未经允许使用这些秘密很可能会给供方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要求获悉相对方秘密的当事人承担保密义务是有必的。

（2）作为义务。成立了而未生效的合同，其特殊生效要件的满足是其生效的一个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可以是事件或行为，事件是与当事人意志无关的客观现象，行为是与当事人意志有关的人的活动。当合同特殊生效要件是事件，比如合同附有生效期限，或者所附条件是有关人力不可改变的客观现象时，合同的正常生效是当事人所无法影响的，他们只能消极地等待合同的生效;当合同的特殊生效要件是行为，比如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时，合同的正常生效则可能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因此法律有必要做出规定，要求当事人承担促使合同正常生效的义务，具体包括：第一，协作办理批准、登记等合同生效手续。各方当事人应相互配合，慎重地准备报请批准、登记的有关材料，积极地向有关部河提出申请，不应敷衍了事、拖延时间。第二，通知义务。在合同未生效阶段，当事人对于涉及合同生效的事项应及时沟通信息，比如对于审查批准的政策发生变化、生效条件已经成就或者无法成就、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等情况应当及时通知不知情的相对方，以免其因不了解情况而遭受损失。有时候，合同无法生效是由一些意外的事件造成的，比如因自然灾害导致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或者合同生效条件无法成就，对此当事人本无过错，但是他怠于将这些情况及时通知相对方，使相对方因不了解情况而未能避免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那么对于这部分损失未尽通知义务的当事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2．合同生效后的效力

此种效力即为我们平常所谓的合同的效力，指为了实现合同的内容，法律上可以认定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为此所可采用的法律措施。首先是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其次是权利义务非正常展开场合的法律后果问题。此外，有的场合还可能涉及到第三人，如果第三人的行为使债权有难以实现之虞，还可能发生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即债权人为保障其债务的实现，对第三人所可采取的法律对策。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种：（1）对内的效力。合同的最基本的效力在于履行，为了保障合同债权的顺利实现，法律上有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任意履行、强制履行、损害赔偿、合同解除。（2）对外的效力。为了使债权的内容获得实现，除了赋予债权人对于债务人可以采取的法律手段之外，在第三人对债权不法地予以侵害之场合，对于债权人也必须给予一定的法律保护。传统民法理论基于合同的相对性，不承认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但是债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本身也已经成为交易的对象，因此当债权受到第三人侵害时，有必要赋予债权人一定的救济措施，这在许多国家的民法理论和实践上已经逐渐得到承认。一般而言，这种对外的效力表现为妨害排除请求权。（3）责任财产保全的效力。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最终要*债务人的一般财产作保障，债务人责任财产的多少直接决定着债权实现的可能性。如果债务人怠于维持其责任财产或通过积极的行为减少其责任财产，便会伤及债权人利益，此时法律应该赋予债权人一些措施使之能够保全自己的债权。

（二）合同不成立的后果与合同不生效的后果受不同法律规范调整,合同不成立的后果仅仅表现为当事人之间产生民事责任,这种责任是一种缔约过失责任。而合同无效的后果除了要承担民事责任以外,还可能表现为产生行政上和刑事上的责任。

（三）对于合同不成立的问题,因其涉及到合同当事人的合意,若当事人自身不主张合同不成立,国家不会主动干预。而对于合同无效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如合同的内容违法,即使当事人不主张合同无效,国家也主动动用强制力进行干预。

（四）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时间规定不同

合同成立始于承诺生效,即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时间为合同成立时间。合同成立时间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1）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因为合同书的内容是由合同的各方

当事人通过要约承诺方式拟定的,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体现,只有当事人都在合同书上签字或者盖章才能表明当事人都同意合同书上记载的合同内容。而当事人在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时间就是当事人对自己的要约或者承诺加以确定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2）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因为确认书是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确认,是对要约所作出的明确的、最终的承诺。确认书具有承诺的性质。（3）合同法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合同法第37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这表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合同本不应成立,但只要当事人一方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对方接受一方的义务具有承诺的性质,对方接受的时间应为合同成立的时间。由于大多数合同均依法成立,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这时合同成立的时间就是合同生效的时间,两者时间一致。但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时间并非总是一致,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不一致：

（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这类合同当事人达成合意,合同就已经成立,但是只有办理了批准、登记手续后,合同才能生效。如当事人以法律规定的需要办理抵押物登记的财产作抵押的,应当向有关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2）附生效条件和附生效期限的合同。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指合同生效以某种事实的发生作为条件的合同,即如果这种事实发生了合同就生效,否则就不生效。当事人一旦订立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合同的权利义务就已经确定,在条件未成就前,合同已成立,但合同的效力处于停止状态,或者说合同的效力要延缓发生,待条件成就且该条件符合法律规定时方才生效。附生效期限的合同,期限届至前,合同已成立,但在期限到来之前暂不发生效力,待到期限届至时合同才生效。

（3）效力待定合同。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合同虽已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权利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的合同。此类合同与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不同,它并非因为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也不是因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导致合同可撤销,主要是因为当事人缺乏缔约能力、无代订合同的资格及无权处分造成的,这些情况表明合同生效要件本身存在瑕疵,但此种瑕疵并非不可治愈,只要经权利人的追认即可获得法律效力。此类合同有三种情况：一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须经其法定人的追认,合同才生效;二是无权的人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被人追认,才能对被人产生法律效力;三是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才有效。因此,效力待定合同在未经权利人追认前,合同已成立,但其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不一致。

（4）可撤销合同。可撤销合同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合同一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通过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归于无效的合同。这是一种相对无效合同,有效与否,取决于享有撤销权人的意志。合同法第55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的,或者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这表明民事法律行为的独立性,可撤销合同成立时间与生效时间存在不一致。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或者其知道撤销事由后,在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行为放弃撤销权前,该合同的效力不能确定,处于不稳定状态。如果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已成立的合同被撤销,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已成立,被撤

销的合同在法律上溯及至合同成立时无效。而有撤销权人如果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其在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该合同生效,在此情况下,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不一致。

参考文献：

1．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魏振流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版。

6．王军：《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

7．傅静坤：《二十世纪契约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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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②][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8页。

[③]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④]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成立条件范文篇10

[关键词]：保险合同,成立要件,生效条件,合法权益

我国《保险法》第九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就保险合同的内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保险合同即告成立。然而保险合同成立，并不意味着该合同一定产生法律效力，如果其违反或欠缺法定生效条件，则构成无效保险合同，不受法律保护，更无法达到当事人预期的目的。

一、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不同于保险合同的生效条件

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依照这一规定，保险合同的一般成立要件有三：其一，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即是投保人以订立保险合同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在实践中表现为投保人主动要求填写投保单，或经保险人的要约引诱而填写投保单，即投保人向保险人发出申请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要约。其二，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人收到投保人所填写的投保单后，经逐项审查，认为符合保险条件，愿意接受投保人的保险要求并表示同意。这种同意承保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保险人的言词、书信表示同意，或者保险人将保险费收据交付投保人，也表明同意承保。其三，保险人与投保人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在保险合同的成立过程中，无论是通过投保单的形式，还是通过保险人与投保人当面洽谈协商或者其他形式，订立保险合同都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就保险合同条款不断协商的过程，是要约、反要约、再要约直至承诺的过程。应当明确的是，投保单虽然为要约，但如果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单或保险费收据内载有其他条件，且必须由投保人同意的，则保险单或保险费收据应视为保险人向投保人发出的新要约，只有经过投保人的反承诺，保险合同方能成立。

因此，一项保险合同的成立，关键在于保险人与投保人双方是否就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实践中人们常常将出具保险单作为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之一，认为只有保险人向投保人签发了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合同内容的保险单，保险合同才得以正式成立。这种观点不仅有悖于法律的规定，也极大地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从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不难看出保险合同的成立并不依赖于保险单的签发。保险单只是由于其明确完整地记载了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因此，法律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即双方当事人就保险合同条款达成协议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如果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签发之前，而当事人双方已就合同条款达成了协议，保险人有义务按照约定的时间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仅是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正式书面形式，而非保险合同本身。

我国《经济合同法》第六条规定，“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据此，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也即具有法律效力，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对投保人和保险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那么保险合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一致后是否都会发生法律效力，都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有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才具有法律效力，依法成立即依照《保险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而成立。具体言之，保险合同的生效条件有三：第一，主体合格，即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就投保人而言，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依法成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就保险人而言，必须是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且须在其营业执照核准的营业范围内订立保险合同。第二，意思表示真实，即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意思表示必须符合自己的真实内在意思。如投保人故意谎报被保险人的年龄、健康状况，隐瞒保险标的真实情况而与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保险人由于受欺诈，虽然与投保人就保险合同达成了协议，但没有反映出当事人的真实内在意思，也即表意与真意不一致，由此产生的保险合同应属无效合同。第三，合同内容合法，即保险合同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我国《经济合同法》第四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牟取非法收入。”就保险合同而言，则要求双方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应严格遵守《保险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否则保险合同无效。如我国《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由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与保险合同的生效条件，我们不难看出，保险合同的成立即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一致，是一种合意。判断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只须考察双方当事人是否通过意思表示确立了双方之间的保险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判断只是事实上的判断。而保险合同的生效，即已订立的保险合同的内容开始产生法律效力，受到法律保护。判断保险合同是否有效是法律对于已成立的保险合同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对保险合同法律价值的评价，它已超出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角度，而从更公平、公正的法律角度，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评价保险合同，维护保险合同的安全与信誉。因此，判断保险合同是否生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时，都更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规定侧重点不同

保险合同的成立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就保险合同条款达成一致的结果，必然经历了双方充分协商的过程，体现为双方订立保险合同的民事活动。在这一民事活动过程中，《保险法》强调的是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保险法》第十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立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不难看出，《保险法》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我国《民法通则》中有关民事活动的诸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具体体现。当然，在这一普遍性规定之下，《保险法》更强调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和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对保险合同能否成立的影响。

《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保险合同多为附合合同、格式化合同，其保险条款多为保险人事先拟就，投保人之所以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很大程度上是相信保险人对其拟就的保险条款的解释与说明，相信这些保险条款能够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在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时获得补偿。因此在订立保险合同前或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有义务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如实回答投保人有关保险合同条款的询问。保险合同又是射幸合同、双务有偿合同，保险合同的射幸性质决定了其双务有偿的不确定性。尽管投保人的给付义务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已经确定，但是保险人的反给付义务在保险合同订立时还无法确定，而须有赖于保险事故的发生。如果不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只收取保险费而不须赔付；如果发生了保险事故，保险人所赔付的金额将会大大高于该保险合同中的保险费。因此保险人对某种危险发生率的正确估计和判断在其保险活动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它既是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的依据，也是保险人在同意承保后确定保险费收取标准的依据。在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保险人对某种危险发生率的正确估计和判断的依据有三：一是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二是保险人的调查了解；三是保险业内的数理依据。我国《保险法》鉴于投保人与保险人的这一利害关系，专门详尽地规定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

如实告知，是指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前或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的询问所作的真实客观的说明和陈述。如实告知义务是投保人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随附义务，它并非构成保险合同的内容，因此不能把它视作保险合同当事人一方的主要义务。这种随附义务既然是一种先合同义务，它的作为与否显然只是影响着保险合同的成立。对此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作了明确的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和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保险合同的生效是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从而产生双方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保险合同的依法成立即是保险合同的生效条件，它主要包括合同主体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合法三个方面，这也是判断各种不同类型合同是否生效的普遍标准。我国司法实践对保险合同是否生效除依照普遍标准予以确认外，还特别注重对保险利益原则的把握，因为我国《保险法》专门就保险利益原则对保险合同效力的影响作了明确的规定。《保险法》第十一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可以说，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合同生效的特殊条件。

所谓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保险标的遭受保险事故而受损，或者因保险标的未遭受保险事故而受益的损益关系。如果允许投保人将其不具有保险利益的标的进行投保，投保人不会因保险标的遭受保险事故而受损，相反却可以通过保险合同而获取不当利益，甚至可能导致某些投保人为图谋保险赔偿铤而走险，引发道德危险。为体现保险的补偿目的，确保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防范可能导致保险标的损失的不道德危险，有必要将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特殊条件，严格规范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特殊资格条件。

三、保险合同不成立所产生的后果不同于保险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