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权范文10篇

撤回权范文篇1

[3]并且，从目前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的研究来看，其讨论重心主要是这一域外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或者说在我国有无移植的可能。[4]这一前提性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理论准备仅止于此，显然无法为立法或修法工作提供完整且富有效率的制度设计。因此，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如何移植的问题，是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而如何在理论上设计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法中的构成与行使要件，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然而，构成与行使要件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中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其还关系到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功能的实现，更关系到与传统民法固有制度间的协调。这是因为，撤回权制度究其成因，在于对若干特定的合同情形，传统民法或现行法无法提供有效的制度工具，以防止或救济消费者的合同决定自由遭受侵害或存在遭受侵害的危险。也就是说，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构成出发点，在于保障消费者在特定情形下的合同决定自由。在这一运作机制下，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虽已有效签订，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期间内，消费者可以以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使自己从已有效签订的合同约束中解脱出来，而不必附具或说明任何理由。以意思自由之保障为制度构成的起点，而在法律适用的个案操作上又完全撇开对意思表示瑕疵的考察，这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本质特征所在，也是其区别于传统民法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中撤销权以及无效制度的关键所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这一特征所体现的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对“契约坚守原则（pactasuntservanda）”的背离。而内含于私法自治原则的契约坚守规则，是传统民法得以建构的基石。基石一旦松动，建立在其上的私法大厦，就会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如何在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引入传统民法体系的过程中，避免这一特别性制度或例外性规则引起固有私法基石的松动，是立法者与理论界须时时警惕的大事。[5]因此，就必须在其具体构成与行使要件设计上做足功夫，从而将这一权利制度的反体系性副作用降至最低点。而这一点，在我国目前有关消费者撤回权的理论研究中，恰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由此看来，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与行使要件的逻辑构造，涉及如下五个问题。第一，作为撤回权主体的消费者应具备什么样的身份？第二，消费者可予以撤回的合同包括哪些种类？第三，在这些合同情形，消费者是否均能明白无误地知悉自己享有并进而行使撤回权？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又该如何使消费者知悉其所享有的这一权利？第四，在合同有效订立后，在多长时间内消费者可以行使其撤回权？第五，在具备所有构成要件后，消费者又该以何种方式行使其撤回权？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基本涵盖了消费者撤回权之制度构成的所有细节，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因消费者的身份要件问题关系到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构成，其意义不限于本论题，故基于篇幅考虑，笔者仅就后四个方面的问题予以讨论。

二、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可予以撤回的合同

是不是在所有的合同情形下，消费者均可以“后悔”并在事后单方面地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否则的话，合同制度在消费者合同（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情形中将丧失殆尽。那么，在何种合同情形下，消费者才享有撤回权？这恰是问题的难点所在。如上所述，消费者撤回权本是对“契约坚守原则”的背离，有导致私法基石松动的危险，而要将此危险降至最低点，就需要在构成要件设计上将其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而在前述五方面要素中，最能担此大任的，就是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因为消费者合同的表现虽千差万异，但仍可以通过合同标的、交易情境等特征与标准对其进行归类与类型化，进而不仅可为立法者提供适宜的规制手段，而且也可为交易双方（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提供认知路径，以辨识在哪些合同类型中存在自己须尽注意的义务（对经营者而言），或者存在自己可利用的撤回权工具（对消费者而言）。

鉴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我国目前立法中尚不成形，在就可行使撤回权的消费者合同进行归纳时，我们不妨从域外法尤其是德国法的经验入手，进而探讨我国立法上的设计。

（一）德国法的经验

《德国民法典》第355条明确规定，消费者撤回权的享有，仅限于法律明文赋予的情形。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基于相反相成的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撤回权的运行机制与民法所一贯秉承的私法自治及合同自由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如果撤回权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会对私法自治与合同自由原则造成极大冲击，从而从根本上侵蚀民法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一些特定的消费者合同情形中，消费者作为市场参与者以及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当其合同决定自由遭到侵害或有遭受侵害的风险，而传统民法框架下的固有民法制度又无法保障消费者抵抗这种侵害时，就不得不在固有民法制度之外另谋出路，赋予消费者撤回权，以作救济。[6]

在这一思路下，考察德国法上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的情形，在学理上可以分为两类。[7]第一类是特定的合同签订情形，如上门交易合同、远程销售合同等。在这类消费者合同中，因合同签订方式之特点，常使得消费者无法就所购商品获得完全充分的信息，从而使合同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签订。其中，在上门交易情形中，消费者遭遇到销售者突然的推销袭击，实际上被剥夺了冷静而认真思考的机会。而在远程销售情形中，消费者无法对商品或服务进行直观的了解和判断，而只能完全依赖于经营者单方所提供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与消费者的想象完全不一致。第二类情形是交易标的对消费者来说不仅极具重要性，而且也是颇为复杂难懂的合同种类，如消费者信贷合同、不动产分时段使用权合同等。在这类交易中，交易标的对消费者个人的生活安排与人生规划具有重大意义，稍有不慎或差错，常常会在长时间里影响消费者个人的生活品质。而且在这类交易中，由于其合同规则复杂，非一般消费者凭其素有的知识与经验所能理解，因而消费者很容易掉进一些为自己所不知的“法律陷阱”中。

（二）我国法上的应然建构

要在我国应然法上设计可撤回的消费者合同的种类，一方面需了解我国现行法规的状况，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理论认识进行剖析。

由德国的经验可知，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主要是应对一些新型的营销方式和合同种类中存在的问题。而在我国1993年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制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对这些新型营销方式和合同种类未有明确反映。这就导致目前关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讨论，不可能在该法中找到规范依据。但随着市场经济覆盖面的迅速扩张，新的通讯手段和支付方式的采用和推广，这些新型营销方式和合同种类在我国市场上渐次出现，并不断地反复实践。这一点，已经在各省市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陆续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如2003年施行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已体现出邮购销售、电视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上门方式推销商品等多种商品销售方式。[8]在内地省份，如河南省2009年实施的《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也规定了以预收款、邮购、电视直销、互联网、电话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新型交易，甚至还将商品房销售纳入消费者合同之中。[9]此外，就直销经营，国务院还于2005年颁布实施了《直销管理条例》。

然而，在这些地方性立法以及行政法规中，真正有消费者撤回权制度蕴涵的，却为数非常有限。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国学者将其视作典范而欲发扬光大的，为《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所规定的“无因退货”制度。此外，《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第3款就上门推销规定消费者可以“7日内退回商品，不需要说明理由”。[10]

就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应适用于哪些种类的消费者合同，学者很少深入阐述。在不多的文献中，有学者认为，除远程销售合同与上门推销交易外，还应适用于购买住房、机票以及汽车等合同。[11]笔者认为，尽管此类交易标的比较重大，甚至非常重大，然而应注意的是，如果仅以交易客体作为划定适用范围的界限，会导致不恰当地扩张消费者撤回权的适用范围。还有学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应仅适用于已经履行的商品买卖合同，而对于尚未履行或尚未全部履行之商品买卖合同或服务合同，运用合同解除制度即可解决问题，而不需动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12]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误认，其不恰当地限缩了消费者撤回权适用的范围，因为撤回权之成立与行使，只以消费者合同已有效成立为前提，至于该合同是否履行，或履行到什么程度，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之宏旨无关。

笔者认为，在探讨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所能适用的合同的范围时，首先应遵循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功能与宗旨，坚持其适用范围严格化的立场。而泛化撤回权的恶果，就是在根本上背离设置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初衷，进而从根本上摧毁我国当前还很脆弱的私法体系。秉持这一立场，就某一合同是否适用撤回权的问题，在理论准备上，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严格审视赋予该项权利的目的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要进行严格的类型化工作。

具体言之，就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目的而言，撤回权是要保护消费者自己决定其意思的自由，因此首先必须明确，在哪些消费者合同情形中，消费者的自我决定自由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再从必要性角度考察在所有那些消费者的自我决定自由可能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是否存在可能通过固有的民法制度即可达到救济与保护目的的情形。

而无论是制度目的考量，还是必要性思考，最终都必须落脚于类型化的立法技术层面。只有经过类型化方法，将消费者撤回权仅仅适用于经过类型化处理的特定种类的消费者合同，才能秉承民法一贯所持的“例外性规则从严适用”的原则，保证原有体系的稳定性。实际上，德国以及欧盟法中的消费者撤回权之情形，大多为新型营销合同情形。表面看似偶然，实则有其深意，因为这些新型营销合同本身就是产生于民法固有体系之外，已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其中再滋生一项消费者撤回权，对原有体系的杀伤力也就极为有限。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所能适用的消费合同情形，仍可借鉴德国法的经验，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邮购销售、电视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上门方式推销商品等消费合同。这类消费合同的本质特点在于合同签订的时间点或者方式有其特殊性，使得消费者常常无法获得签订合同所需要的充分信息，从而有赖于撤回权机制以资救济。第二类是商品房销售、消费者信贷等合同。该类消费合同的本质特点，在于合同标的对消费者个人生活之重大影响，以及合同权利义务内容极具复杂性，普通消费者难以预测其中的法律风险，从而有赖撤回权机制以谋周全预防的必要。

而在上述这两大类消费者合同中，仅上门推销商品以及直销商品合同，在我国现行法中（如《直销管理条例》、《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有赋予撤回权的制度体现，而对于其他各种合同，尚待立法者的立法确认。

（三）撤回对象的澄清

对于可予以撤回之合同相关的一个理论问题，即消费者撤回权的对象，究竟是消费者自己的合同意思表示，还是整个消费者合同的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对此问题，在欧盟各指令中，由于时而使用“解除”、时而使用“撤回”的概念，因此无法得到统一而明确的解读。而在德国法中，撤回与解除是两种旨趣迥异的制度，撤回的原因存在于合同的订立过程中，解除则导源于合同的履行阶段，往往是由于合同未履行或未按合同履行而使一方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产生原因的不同，针对对象的构造机制上也就会存在差异。就撤回权而言，权利赋予的原因在于意思表示人的决定自由存在遭受侵害的风险，因此，撤回权在构造上仅针对其意思表示，即意思表示人通过单方撤回自己的合同意思表示，从而摆脱该意思表示对自己的约束力，进而也就从合同约束中解脱出来。[13]笔者认为，从制度构成的逻辑上来推演，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对象，应仅是消费者自己这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不能是整个合同。但是，撤回权与撤销权或解除权在法律属性上均属于形成权，且在法律后果上有其相似性，故而在法律后果之规范设计方面，存在彼此援引的技术可能性。[14]

三、经营者的告知义务要件

（一）经营者告知义务在消费者撤回权构成中的意义

在民法中，一项实体性权利的赋予，一般情况下不以义务人告知权利人享有该权利为其权利构成要件，因为传统民法中的人，无论是权利人还是义务人，均被设想成不分智愚或强弱、具有同等意思能力进而具有同质性的“抽象人”，立法者在设计或赋予某一项权利时，不必扮演“家父”角色，偏重于某一方主体。但是这一思维模式，在进入现代民法时代以后，尤其是在强调弱者或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法思潮下，不得不予以修正。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消费者权利的设计。

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消费者撤回权来说，在上述消费合同情形中，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就在实体权利的设计上表现出了对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倾斜。但是在另一方面，消费者既然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就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上无法与经营者对等，更为关键的是，在各种消费合同中，普通消费者判断哪些情形下自己才享有法律上的撤回权绝非易事。而如果消费者不了解自己在哪些情形中享有撤回权，也就无从指望其能运用撤回权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撤回权最终也就只停留于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消费者撤回权规范也将沦为一纸空文，其制度功能的落实更是无从谈起。笔者认为，最简便也是立法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使消费者合同的相对方，即经营者负有相应的告知义务。

（二）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构成

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或者信息提供义务，在我国立法中，并不陌生。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负有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真实信息的义务。类似规定也可见于地方性立法，如《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19条。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规定涉及的经营者告知义务及其告知之内容，仅限于所提供商品或服务本身的情况，而根本不涉及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哪怕是法定性的权利。消费者本身在立法上是被假定为弱者或弱势群体，其不仅对于商品或服务之性质等方面处于信息上的劣势地位，即使就其所享有的权利，也不能期待其知之甚稔。反过来，经营者尤其是上述特定消费者合同下的经营者，更关心法律上的相关规定，其相较于普通消费者，也更善于运用这些法律规定。因此，期待普通消费者自己去知晓有关撤回权的法律知识，无异于将本属于消费者自身防卫的法律武器，变质为经营者对付消费者的工具。此外，确立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意义，不仅在于使消费者知悉其撤回权的享有，而且还会影响撤回权行使期限的起算。因此，经营者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的告知义务，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构成上不可或缺的一项要件。

对此，德国在其民法典第355条第2款第1句中，要求经营者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告知消费者以撤回权。这一告知义务在德国法学界也曾引起一些批评，认为其不符合市场信息规则。然而，由于撤回权立法目的的实现，依赖于消费者对其权利的了解，而要使其了解该权利，经营者所要付出的成本，不仅要比消费者小得多，而且对经营者来说一般也不会形成不堪忍受的负担。可见说，基于成本与效率的考量，经营者负担告知义务也具有立法上的正当性。[15]

那么经营者又应当如何履行告知义务呢？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必须以书面形式，且根据所使用的通讯手段的要求，清晰、明确地向消费者表明其所享有的权利，并写明消费者发出撤回表示所应指向的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撤回期限起算的日期。此外，告知过程中还必须向消费者指明，撤回不必提出理由，只要在两周内以文本形式或寄回商品的形式向经营者发出撤回表示即可，并且只要在该期限内寄出撤回表示，即为遵守期限规定，而不要求经营者在此期限内收到撤回表示。同时，若经营者没有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将在撤回权的期限上对其产生不利的后果。由于这一不利后果在经济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因而可以促使经营者主动履行告知义务，而不是侥幸地期待消费者直至撤回期限届满仍不了解或知悉撤回权的存在。[16]

由于这些关于告知的规定十分复杂，实践中可能会发生经营者的告知行为实际上不符合法律规定，而经营者对此却不知情的情况。因此，为了保障消费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关于撤回权的信息，同时也为了帮助经营者正确履行告知义务，德国司法部在2002年的《民法典信息义务条例》中制定了一个告知模板，对各项应告知的内容进行了列举，[17]只要经营者按此模板进行告知，即基本上符合告知规定。然而，由于模板规定得十分细致，也引来一些异议，认为它过多地干预了经营者的权利，并且要履行如此详细的告知义务，企业必须通过专业的法律人员来完成。这对于拥有专门法律部门的大企业来说问题不大，但小企业则需专门聘请律师才能完成法定的告知义务，如此必然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对此模板形式的优劣，目前尚无定论，但其至少可以给我国的将来立法，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四、撤回权的行使期限要件

消费者撤回权就其法律属性来说，按照通说见解，属于形成权，而且是法定性的形成权。按照形成权的构造逻辑，消费者撤回权自然要有相应的行使期限，也就是要有除斥期间制度来予以配合。这一点在我国理论界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消费者撤回权的行使期限，在立法上应规定多长时间方为合适，以及该期限应自何时起算。在此笔者同样先考察德国法情况，然后归纳分析我国法的选择。

（一）德国法情况

在德国法上，撤回权行使期限有两种，即一般期限和延长期限。对于一般期限，《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1句统一规定为14天，并自经营者正确履行了撤回权告知义务之日起算。与一般期限相对，延长期限主要是针对经营者未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时所采取的制裁性措施。德国2002年初的债法改革，将其规定为6个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这一期限已远远长于欧盟各指令的规定。然而，其后欧洲法院在涉及上门交易之海宁格（Heininger）判决中，严格适用欧盟上门交易指令的规定。而该指令仅规定了7天的一般期限，自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之日起算，而没有规定最长期限。对此，欧洲法院解释认为，只要经营者没有告知，期限即不起算，因而也就不消灭。[18]欧盟指令与德国法规定间存在的不一致，迫使德国于2002年8月在原有规定之上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规定如果经营者未履行其告知义务，则撤回权不消灭。新规定在适用上不限于上门交易合同，而是针对所有赋予消费者撤回权的情形，其结果是德国法反而比欧盟法走得更远。虽然这大大提高了对消费者的保护水平，但其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是使交易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19]举例来说，如果合同已履行完毕十余年，消费者的其他权利如瑕疵担保请求权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而按此规定此时消费者却仍可以行使其撤回权，那么此时的消费者是否仍值得如此过重的保护，在法政策上就不无疑问；[20]且对经营者来说，即使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经营者也无法确定，已履行的合同是否最终有效；[21]再者，对消费者来说，经营者的告知也并非是其获得关于撤回权信息的唯一途径。因此，这一新规定在法政策考量上是否妥当，备受质疑。对此，为降低新规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交易的安全与稳定，使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能有最终安全的一天，《德国民法典》又赋予经营者一个事后告知的机会，以便经营者通过这一事后告知，使期限能开始起算，从而避免消费者可能随时行使撤回权所带来的后果。但是，此时撤回权的期限就不再是14天，而是1个月，算是对经营者迟延履行告知义务的惩罚。

此外，德国法还规定，只要消费者在期限届满前发出撤回之意思表示，即视为已遵守撤回权行使期限的规定，而不要求经营者在该期限之内收到撤回表示。这样规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消费者能确实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撤回权行使期限之利益。

（二）我国法的选择

《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第2款所规定的消费者退货权，规定30天的行使期限，自“购买直销产品之日”起算；而《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第3款就上门推销交易所规定的消费者“退回商品”之权利，规定了7天的行使期限，自“买受商品之日”起算。笔者认为，对消费者撤回权应确定多长时间的行使期限，应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制度，从认识、理解再到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期限过短，失却保护消费者之意义；反之，期限过长，也会打击经营者积极性，尤其不利于我国初见雏形的市场经济的培育。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规定统一的14天行使期限，比较适中。[22]

相较于期限长短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行使期限的起算问题。上述两个条例均以消费者“买受商品之日”为起算点的做法值得商榷。其一，何为“买受商品之日”，究竟是指合同签订之日，还是指消费者实际接受商品之日，在理解上会引发歧义。其二，无论是理解为合同签订之日，还是理解为实际接受商品之日，均难以体现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宗旨，甚至会使其制度宗旨落空。

如上所述，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是以消费者弱势地位之假定为前提，并且该假设前提还贯穿在撤回权制度之构成上，也就是假定消费者对于撤回权本身信息与知识之掌握也处于劣势地位，从而不得不假手经营者，使其负有向消费者告知并解释其撤回权之义务。而这样的假定，又与撤回权行使时消费者不需说明任何理由的构造，形成逻辑上的统一体，并前后呼应。但一旦将经营者告知义务纳入撤回权之要件，那么经营者告知义务要件之意义，也就不限于其自身，其还会影响到后续行使要件的设计，亦即撤回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必然要以经营者告知义务之履行完毕为准，否则，这两项要件之间就会产生冲突与矛盾。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行使期限之起算点，在我国立法上的选择，应是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之日。

在这一思路下，遗留的问题是，倘若经营者未履行其告知义务，那么撤回权行使期限又该如何起算呢？就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将来的立法，不应如德国法那样走得过远，而应以消费合同签订之日起算，规定6个月左右的撤回权最长存续期限，同时借鉴德国法的做法，赋予经营者事后告知的机会，并将此时撤回权行使期限，由通常的14天扩展至1个月。

五、撤回权的行使方式要件

只有符合上述各项要件，消费者才可以行使其撤回权。撤回权的形成权属性，也决定了其行使应遵循形成权行使的一般规则，亦即消费者只需单方面向经营者作出撤回的意思表示，而不需要经营者方面的意思参与。但是就消费者撤回之单方意思表示，是否还存在一些特殊性的构造呢？就此分析如下。

（一）撤回权的行使不需说明理由

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上的普通撤销权不同，消费者在行使其撤回权时，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更不必举出证明其撤回理由的证据。这一点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消费者自该权利制度中最受实益的地方。之所以采取所谓“无因撤回”的构造，恰是因为消费者在上述特定消费合同情形中，其合同决定自由被假定为受到侵害或有遭受侵害之危险，而不考虑在具体的个案情形下其意思决定自由是否真实地存在瑕疵。这不仅在德国民法中有明确规定（《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2句），而且也被我国若干地方立法所采纳。[23]我国学界对此也持肯定意见。实际上只要想想学者以及媒体高度渲染的消费者“后悔权”概念，就可以推知同样的立场：如果“后悔”背后还需要附具理由的话，那么这“后悔”就不再是一种“权利”了！此外，考虑到我国普通消费者法律知识水平的实际状况，如果消费者在其表示过程中，未明确表明或写明“撤回”字样，但能从其表示中得出不再受合同约束的愿望的，那么在解释上应认为成立撤回之意思表示。

（二）撤回权行使行为的形式问题

首先，消费者不必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作出撤回之意思表示。这也是消费者撤回权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中的撤销权的另一区别所在。其道理也很简单，即一方面，撤回权的行使不需说明任何理由，本身就要求其行使方式简便易行，若要求须以诉的方式来主张，必然会削弱该制度带给消费者的实益；另一方面，撤回权是为普通消费者量身定做的特殊制度，面向特定种类的日常性消费行为，以诉讼的方式行使要求，必然导致不可估量的制度成本。

其次，撤回权的行使，是否需要符合一定的书面形式要件呢？目前我国所确认的消费者撤回权情形仅上门推销合同和直销商品合同，并且两者还是以“退货”或“退回商品”来表现撤回权的存在。因此，消费者直接向经营者发出意思表示来表述其撤回权的，在我国法上尚无规定，因此，撤回表示是否须采取书面形式，在我国法上欠缺规范依据。“退货”或“退回商品”固然是撤回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但将撤回权的行使局限于“退货”或“退回商品”方式，显然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有违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之宗旨。特别是依本文上述之分析，当消费者撤回权在将来适用于邮购销售、电视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商品房销售、消费者信贷等消费合同时，“退货”或“退回商品”方式就更见其缺陷，同时也就更需要直接向经营者发出撤回意思表示这一撤回权行使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行使其撤回权，是否须采取书面形式呢？《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2句就此情形，规定须采取文本形式，亦即以书面文件或以其他可以以文字形式重复显示的方式（《德国民法典》第126b条），如电子邮件方式，且必须明确写明撤回人，并要求在文本末尾署名，或以其他方式使经营者能够了解撤回人是谁。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参考。具体来说，就邮购销售、互联网销售、商品房销售、消费者信贷等消费合同来说，其合同本身就是书面形式或者文本形式，而且经营者为履行其撤回权告知义务，也有采取文本形式的必要。同时，要求消费者在行使其撤回权时采用相应的文本形式，对于消费者的维权，也并不构成很大的负担与成本，更何况在立法政策上还有将这一部分成本转由经营者承担的选择余地。然而，存有疑问的是，在电视或电话销售情形中，是否也需要采取文本形式。对此，笔者认为，鉴于目前普通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可以采取电话通知的方式，至于电话通知不易保存证据，容易产生撤回权是否已行使的争议，不妨通过使经营者负担举证责任的方式予以化解。

最后，消费者也可以通过“退货”或“退回商品”，乃至寄还商品的方式，来行使其撤回权。但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退货还是寄还商品，原则上均是撤回权行使的一种选择方式，与直接作出撤回意思表示之方式具有同等效力。消费者有权于其中选择对自己最为便利的行使方式，而经营者不得单方面将撤回权行使限定于某一种方式。此外，消费者选择退货或寄还商品之方式时，由此所产生的费用，原则上应规定由经营者承担。[24]

撤回权范文篇2

[3]并且，从目前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的研究来看，其讨论重心主要是这一域外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或者说在我国有无移植的可能。[4]这一前提性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理论准备仅止于此，显然无法为立法或修法工作提供完整且富有效率的制度设计。因此，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如何移植的问题，是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而如何在理论上设计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法中的构成与行使要件，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然而，构成与行使要件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中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其还关系到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功能的实现，更关系到与传统民法固有制度间的协调。这是因为，撤回权制度究其成因，在于对若干特定的合同情形，传统民法或现行法无法提供有效的制度工具，以防止或救济消费者的合同决定自由遭受侵害或存在遭受侵害的危险。也就是说，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构成出发点，在于保障消费者在特定情形下的合同决定自由。在这一运作机制下，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虽已有效签订，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期间内，消费者可以以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使自己从已有效签订的合同约束中解脱出来，而不必附具或说明任何理由。以意思自由之保障为制度构成的起点，而在法律适用的个案操作上又完全撇开对意思表示瑕疵的考察，这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本质特征所在，也是其区别于传统民法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中撤销权以及无效制度的关键所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这一特征所体现的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对“契约坚守原则（pactasuntservanda）”的背离。而内含于私法自治原则的契约坚守规则，是传统民法得以建构的基石。基石一旦松动，建立在其上的私法大厦，就会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如何在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引入传统民法体系的过程中，避免这一特别性制度或例外性规则引起固有私法基石的松动，是立法者与理论界须时时警惕的大事。[5]因此，就必须在其具体构成与行使要件设计上做足功夫，从而将这一权利制度的反体系性副作用降至最低点。而这一点，在我国目前有关消费者撤回权的理论研究中，恰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由此看来，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与行使要件的逻辑构造，涉及如下五个问题。第一，作为撤回权主体的消费者应具备什么样的身份？第二，消费者可予以撤回的合同包括哪些种类？第三，在这些合同情形，消费者是否均能明白无误地知悉自己享有并进而行使撤回权？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又该如何使消费者知悉其所享有的这一权利？第四，在合同有效订立后，在多长时间内消费者可以行使其撤回权？第五，在具备所有构成要件后，消费者又该以何种方式行使其撤回权？这五个方面的问题，基本涵盖了消费者撤回权之制度构成的所有细节，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因消费者的身份要件问题关系到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构成，其意义不限于本论题，故基于篇幅考虑，笔者仅就后四个方面的问题予以讨论。

二、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可予以撤回的合同

是不是在所有的合同情形下，消费者均可以“后悔”并在事后单方面地撤回其合同意思表示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否则的话，合同制度在消费者合同（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情形中将丧失殆尽。那么，在何种合同情形下，消费者才享有撤回权？这恰是问题的难点所在。如上所述，消费者撤回权本是对“契约坚守原则”的背离，有导致私法基石松动的危险，而要将此危险降至最低点，就需要在构成要件设计上将其控制在适当范围内。而在前述五方面要素中，最能担此大任的，就是撤回权的客体要件。因为消费者合同的表现虽千差万异，但仍可以通过合同标的、交易情境等特征与标准对其进行归类与类型化，进而不仅可为立法者提供适宜的规制手段，而且也可为交易双方（即消费者与经营者）提供认知路径，以辨识在哪些合同类型中存在自己须尽注意的义务（对经营者而言），或者存在自己可利用的撤回权工具（对消费者而言）。

鉴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我国目前立法中尚不成形，在就可行使撤回权的消费者合同进行归纳时，我们不妨从域外法尤其是德国法的经验入手，进而探讨我国立法上的设计。

（一）德国法的经验

《德国民法典》第355条明确规定，消费者撤回权的享有，仅限于法律明文赋予的情形。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基于相反相成的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撤回权的运行机制与民法所一贯秉承的私法自治及合同自由原则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如果撤回权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会对私法自治与合同自由原则造成极大冲击，从而从根本上侵蚀民法体系得以建构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一些特定的消费者合同情形中，消费者作为市场参与者以及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当其合同决定自由遭到侵害或有遭受侵害的风险，而传统民法框架下的固有民法制度又无法保障消费者抵抗这种侵害时，就不得不在固有民法制度之外另谋出路，赋予消费者撤回权，以作救济。[6]

在这一思路下，考察德国法上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的情形，在学理上可以分为两类。[7]第一类是特定的合同签订情形，如上门交易合同、远程销售合同等。在这类消费者合同中，因合同签订方式之特点，常使得消费者无法就所购商品获得完全充分的信息，从而使合同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签订。其中，在上门交易情形中，消费者遭遇到销售者突然的推销袭击，实际上被剥夺了冷静而认真思考的机会。而在远程销售情形中，消费者无法对商品或服务进行直观的了解和判断，而只能完全依赖于经营者单方所提供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与消费者的想象完全不一致。第二类情形是交易标的对消费者来说不仅极具重要性，而且也是颇为复杂难懂的合同种类，如消费者信贷合同、不动产分时段使用权合同等。在这类交易中，交易标的对消费者个人的生活安排与人生规划具有重大意义，稍有不慎或差错，常常会在长时间里影响消费者个人的生活品质。而且在这类交易中，由于其合同规则复杂，非一般消费者凭其素有的知识与经验所能理解，因而消费者很容易掉进一些为自己所不知的“法律陷阱”中。

（二）我国法上的应然建构

要在我国应然法上设计可撤回的消费者合同的种类，一方面需了解我国现行法规的状况，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理论认识进行剖析。

由德国的经验可知，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主要是应对一些新型的营销方式和合同种类中存在的问题。而在我国1993年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制于当时的立法条件，对这些新型营销方式和合同种类未有明确反映。这就导致目前关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讨论，不可能在该法中找到规范依据。但随着市场经济覆盖面的迅速扩张，新的通讯手段和支付方式的采用和推广，这些新型营销方式和合同种类在我国市场上渐次出现，并不断地反复实践。这一点，已经在各省市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陆续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如2003年施行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已体现出邮购销售、电视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上门方式推销商品等多种商品销售方式。[8]在内地省份，如河南省2009年实施的《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也规定了以预收款、邮购、电视直销、互联网、电话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新型交易，甚至还将商品房销售纳入消费者合同之中。[9]此外，就直销经营，国务院还于2005年颁布实施了《直销管理条例》。

然而，在这些地方性立法以及行政法规中，真正有消费者撤回权制度蕴涵的，却为数非常有限。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国学者将其视作典范而欲发扬光大的，为《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所规定的“无因退货”制度。此外，《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第3款就上门推销规定消费者可以“7日内退回商品，不需要说明理由”。[10]

就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应适用于哪些种类的消费者合同，学者很少深入阐述。在不多的文献中，有学者认为，除远程销售合同与上门推销交易外，还应适用于购买住房、机票以及汽车等合同。[11]笔者认为，尽管此类交易标的比较重大，甚至非常重大，然而应注意的是，如果仅以交易客体作为划定适用范围的界限，会导致不恰当地扩张消费者撤回权的适用范围。还有学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应仅适用于已经履行的商品买卖合同，而对于尚未履行或尚未全部履行之商品买卖合同或服务合同，运用合同解除制度即可解决问题，而不需动用消费者撤回权制度。[12]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误认，其不恰当地限缩了消费者撤回权适用的范围，因为撤回权之成立与行使，只以消费者合同已有效成立为前提，至于该合同是否履行，或履行到什么程度，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之宏旨无关。

笔者认为，在探讨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所能适用的合同的范围时，首先应遵循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功能与宗旨，坚持其适用范围严格化的立场。而泛化撤回权的恶果，就是在根本上背离设置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初衷，进而从根本上摧毁我国当前还很脆弱的私法体系。秉持这一立场，就某一合同是否适用撤回权的问题，在理论准备上，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严格审视赋予该项权利的目的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要进行严格的类型化工作。

具体言之，就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目的而言，撤回权是要保护消费者自己决定其意思的自由，因此首先必须明确，在哪些消费者合同情形中，消费者的自我决定自由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再从必要性角度考察在所有那些消费者的自我决定自由可能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是否存在可能通过固有的民法制度即可达到救济与保护目的的情形。

而无论是制度目的考量，还是必要性思考，最终都必须落脚于类型化的立法技术层面。只有经过类型化方法，将消费者撤回权仅仅适用于经过类型化处理的特定种类的消费者合同，才能秉承民法一贯所持的“例外性规则从严适用”的原则，保证原有体系的稳定性。实际上，德国以及欧盟法中的消费者撤回权之情形，大多为新型营销合同情形。表面看似偶然，实则有其深意，因为这些新型营销合同本身就是产生于民法固有体系之外，已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其中再滋生一项消费者撤回权，对原有体系的杀伤力也就极为有限。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在我国所能适用的消费合同情形，仍可借鉴德国法的经验，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邮购销售、电视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上门方式推销商品等消费合同。这类消费合同的本质特点在于合同签订的时间点或者方式有其特殊性，使得消费者常常无法获得签订合同所需要的充分信息，从而有赖于撤回权机制以资救济。第二类是商品房销售、消费者信贷等合同。该类消费合同的本质特点，在于合同标的对消费者个人生活之重大影响，以及合同权利义务内容极具复杂性，普通消费者难以预测其中的法律风险，从而有赖撤回权机制以谋周全预防的必要。

而在上述这两大类消费者合同中，仅上门推销商品以及直销商品合同，在我国现行法中（如《直销管理条例》、《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有赋予撤回权的制度体现，而对于其他各种合同，尚待立法者的立法确认。

（三）撤回对象的澄清

对于可予以撤回之合同相关的一个理论问题，即消费者撤回权的对象，究竟是消费者自己的合同意思表示，还是整个消费者合同的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对此问题，在欧盟各指令中，由于时而使用“解除”、时而使用“撤回”的概念，因此无法得到统一而明确的解读。而在德国法中，撤回与解除是两种旨趣迥异的制度，撤回的原因存在于合同的订立过程中，解除则导源于合同的履行阶段，往往是由于合同未履行或未按合同履行而使一方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产生原因的不同，针对对象的构造机制上也就会存在差异。就撤回权而言，权利赋予的原因在于意思表示人的决定自由存在遭受侵害的风险，因此，撤回权在构造上仅针对其意思表示，即意思表示人通过单方撤回自己的合同意思表示，从而摆脱该意思表示对自己的约束力，进而也就从合同约束中解脱出来。[13]笔者认为，从制度构成的逻辑上来推演，消费者行使撤回权的对象，应仅是消费者自己这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不能是整个合同。但是，撤回权与撤销权或解除权在法律属性上均属于形成权，且在法律后果上有其相似性，故而在法律后果之规范设计方面，存在彼此援引的技术可能性。[14]

三、经营者的告知义务要件

（一）经营者告知义务在消费者撤回权构成中的意义

在民法中，一项实体性权利的赋予，一般情况下不以义务人告知权利人享有该权利为其权利构成要件，因为传统民法中的人，无论是权利人还是义务人，均被设想成不分智愚或强弱、具有同等意思能力进而具有同质性的“抽象人”，立法者在设计或赋予某一项权利时，不必扮演“家父”角色，偏重于某一方主体。但是这一思维模式，在进入现代民法时代以后，尤其是在强调弱者或保护弱势群体的社会法思潮下，不得不予以修正。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消费者权利的设计。

具体到本文所论述的消费者撤回权来说，在上述消费合同情形中，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就在实体权利的设计上表现出了对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倾斜。但是在另一方面，消费者既然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就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上无法与经营者对等，更为关键的是，在各种消费合同中，普通消费者判断哪些情形下自己才享有法律上的撤回权绝非易事。而如果消费者不了解自己在哪些情形中享有撤回权，也就无从指望其能运用撤回权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撤回权最终也就只停留于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消费者撤回权规范也将沦为一纸空文，其制度功能的落实更是无从谈起。笔者认为，最简便也是立法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使消费者合同的相对方，即经营者负有相应的告知义务。

（二）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构成

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或者信息提供义务，在我国立法中，并不陌生。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负有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真实信息的义务。类似规定也可见于地方性立法，如《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19条。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规定涉及的经营者告知义务及其告知之内容，仅限于所提供商品或服务本身的情况，而根本不涉及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哪怕是法定性的权利。消费者本身在立法上是被假定为弱者或弱势群体，其不仅对于商品或服务之性质等方面处于信息上的劣势地位，即使就其所享有的权利，也不能期待其知之甚稔。反过来，经营者尤其是上述特定消费者合同下的经营者，更关心法律上的相关规定，其相较于普通消费者，也更善于运用这些法律规定。因此，期待普通消费者自己去知晓有关撤回权的法律知识，无异于将本属于消费者自身防卫的法律武器，变质为经营者对付消费者的工具。此外，确立经营者告知义务的意义，不仅在于使消费者知悉其撤回权的享有，而且还会影响撤回权行使期限的起算。因此，经营者关于消费者撤回权的告知义务，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构成上不可或缺的一项要件。

对此，德国在其民法典第355条第2款第1句中，要求经营者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告知消费者以撤回权。这一告知义务在德国法学界也曾引起一些批评，认为其不符合市场信息规则。然而，由于撤回权立法目的的实现，依赖于消费者对其权利的了解，而要使其了解该权利，经营者所要付出的成本，不仅要比消费者小得多，而且对经营者来说一般也不会形成不堪忍受的负担。可见说，基于成本与效率的考量，经营者负担告知义务也具有立法上的正当性。[15]

那么经营者又应当如何履行告知义务呢？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必须以书面形式，且根据所使用的通讯手段的要求，清晰、明确地向消费者表明其所享有的权利，并写明消费者发出撤回表示所应指向的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撤回期限起算的日期。此外，告知过程中还必须向消费者指明，撤回不必提出理由，只要在两周内以文本形式或寄回商品的形式向经营者发出撤回表示即可，并且只要在该期限内寄出撤回表示，即为遵守期限规定，而不要求经营者在此期限内收到撤回表示。同时，若经营者没有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将在撤回权的期限上对其产生不利的后果。由于这一不利后果在经济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因而可以促使经营者主动履行告知义务，而不是侥幸地期待消费者直至撤回期限届满仍不了解或知悉撤回权的存在。[16]

由于这些关于告知的规定十分复杂，实践中可能会发生经营者的告知行为实际上不符合法律规定，而经营者对此却不知情的情况。因此，为了保障消费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关于撤回权的信息，同时也为了帮助经营者正确履行告知义务，德国司法部在2002年的《民法典信息义务条例》中制定了一个告知模板，对各项应告知的内容进行了列举，[17]只要经营者按此模板进行告知，即基本上符合告知规定。然而，由于模板规定得十分细致，也引来一些异议，认为它过多地干预了经营者的权利，并且要履行如此详细的告知义务，企业必须通过专业的法律人员来完成。这对于拥有专门法律部门的大企业来说问题不大，但小企业则需专门聘请律师才能完成法定的告知义务，如此必然会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对此模板形式的优劣，目前尚无定论，但其至少可以给我国的将来立法，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四、撤回权的行使期限要件

消费者撤回权就其法律属性来说，按照通说见解，属于形成权，而且是法定性的形成权。按照形成权的构造逻辑，消费者撤回权自然要有相应的行使期限，也就是要有除斥期间制度来予以配合。这一点在我国理论界并无争议。有争议的是，消费者撤回权的行使期限，在立法上应规定多长时间方为合适，以及该期限应自何时起算。在此笔者同样先考察德国法情况，然后归纳分析我国法的选择。

（一）德国法情况

在德国法上，撤回权行使期限有两种，即一般期限和延长期限。对于一般期限，《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1句统一规定为14天，并自经营者正确履行了撤回权告知义务之日起算。与一般期限相对，延长期限主要是针对经营者未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时所采取的制裁性措施。德国2002年初的债法改革，将其规定为6个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这一期限已远远长于欧盟各指令的规定。然而，其后欧洲法院在涉及上门交易之海宁格（Heininger）判决中，严格适用欧盟上门交易指令的规定。而该指令仅规定了7天的一般期限，自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之日起算，而没有规定最长期限。对此，欧洲法院解释认为，只要经营者没有告知，期限即不起算，因而也就不消灭。[18]欧盟指令与德国法规定间存在的不一致，迫使德国于2002年8月在原有规定之上又增加了一项新内容，规定如果经营者未履行其告知义务，则撤回权不消灭。新规定在适用上不限于上门交易合同，而是针对所有赋予消费者撤回权的情形，其结果是德国法反而比欧盟法走得更远。虽然这大大提高了对消费者的保护水平，但其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是使交易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19]举例来说，如果合同已履行完毕十余年，消费者的其他权利如瑕疵担保请求权等早已超过诉讼时效，而按此规定此时消费者却仍可以行使其撤回权，那么此时的消费者是否仍值得如此过重的保护，在法政策上就不无疑问；[20]且对经营者来说，即使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经营者也无法确定，已履行的合同是否最终有效；[21]再者，对消费者来说，经营者的告知也并非是其获得关于撤回权信息的唯一途径。因此，这一新规定在法政策考量上是否妥当，备受质疑。对此，为降低新规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交易的安全与稳定，使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能有最终安全的一天，《德国民法典》又赋予经营者一个事后告知的机会，以便经营者通过这一事后告知，使期限能开始起算，从而避免消费者可能随时行使撤回权所带来的后果。但是，此时撤回权的期限就不再是14天，而是1个月，算是对经营者迟延履行告知义务的惩罚。

此外，德国法还规定，只要消费者在期限届满前发出撤回之意思表示，即视为已遵守撤回权行使期限的规定，而不要求经营者在该期限之内收到撤回表示。这样规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消费者能确实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撤回权行使期限之利益。

（二）我国法的选择

《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第2款所规定的消费者退货权，规定30天的行使期限，自“购买直销产品之日”起算；而《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第3款就上门推销交易所规定的消费者“退回商品”之权利，规定了7天的行使期限，自“买受商品之日”起算。笔者认为，对消费者撤回权应确定多长时间的行使期限，应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制度，从认识、理解再到接受，需要一个过程。期限过短，失却保护消费者之意义；反之，期限过长，也会打击经营者积极性，尤其不利于我国初见雏形的市场经济的培育。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规定统一的14天行使期限，比较适中。[22]

相较于期限长短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行使期限的起算问题。上述两个条例均以消费者“买受商品之日”为起算点的做法值得商榷。其一，何为“买受商品之日”，究竟是指合同签订之日，还是指消费者实际接受商品之日，在理解上会引发歧义。其二，无论是理解为合同签订之日，还是理解为实际接受商品之日，均难以体现消费者撤回权的制度宗旨，甚至会使其制度宗旨落空。

如上所述，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是以消费者弱势地位之假定为前提，并且该假设前提还贯穿在撤回权制度之构成上，也就是假定消费者对于撤回权本身信息与知识之掌握也处于劣势地位，从而不得不假手经营者，使其负有向消费者告知并解释其撤回权之义务。而这样的假定，又与撤回权行使时消费者不需说明任何理由的构造，形成逻辑上的统一体，并前后呼应。但一旦将经营者告知义务纳入撤回权之要件，那么经营者告知义务要件之意义，也就不限于其自身，其还会影响到后续行使要件的设计，亦即撤回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必然要以经营者告知义务之履行完毕为准，否则，这两项要件之间就会产生冲突与矛盾。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行使期限之起算点，在我国立法上的选择，应是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之日。

在这一思路下，遗留的问题是，倘若经营者未履行其告知义务，那么撤回权行使期限又该如何起算呢？就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将来的立法，不应如德国法那样走得过远，而应以消费合同签订之日起算，规定6个月左右的撤回权最长存续期限，同时借鉴德国法的做法，赋予经营者事后告知的机会，并将此时撤回权行使期限，由通常的14天扩展至1个月。

五、撤回权的行使方式要件

只有符合上述各项要件，消费者才可以行使其撤回权。撤回权的形成权属性，也决定了其行使应遵循形成权行使的一般规则，亦即消费者只需单方面向经营者作出撤回的意思表示，而不需要经营者方面的意思参与。但是就消费者撤回之单方意思表示，是否还存在一些特殊性的构造呢？就此分析如下。

（一）撤回权的行使不需说明理由

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上的普通撤销权不同，消费者在行使其撤回权时，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更不必举出证明其撤回理由的证据。这一点是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消费者自该权利制度中最受实益的地方。之所以采取所谓“无因撤回”的构造，恰是因为消费者在上述特定消费合同情形中，其合同决定自由被假定为受到侵害或有遭受侵害之危险，而不考虑在具体的个案情形下其意思决定自由是否真实地存在瑕疵。这不仅在德国民法中有明确规定（《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2句），而且也被我国若干地方立法所采纳。[23]我国学界对此也持肯定意见。实际上只要想想学者以及媒体高度渲染的消费者“后悔权”概念，就可以推知同样的立场：如果“后悔”背后还需要附具理由的话，那么这“后悔”就不再是一种“权利”了！此外，考虑到我国普通消费者法律知识水平的实际状况，如果消费者在其表示过程中，未明确表明或写明“撤回”字样，但能从其表示中得出不再受合同约束的愿望的，那么在解释上应认为成立撤回之意思表示。

（二）撤回权行使行为的形式问题

首先，消费者不必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作出撤回之意思表示。这也是消费者撤回权与意思表示瑕疵制度中的撤销权的另一区别所在。其道理也很简单，即一方面，撤回权的行使不需说明任何理由，本身就要求其行使方式简便易行，若要求须以诉的方式来主张，必然会削弱该制度带给消费者的实益；另一方面，撤回权是为普通消费者量身定做的特殊制度，面向特定种类的日常性消费行为，以诉讼的方式行使要求，必然导致不可估量的制度成本。

其次，撤回权的行使，是否需要符合一定的书面形式要件呢？目前我国所确认的消费者撤回权情形仅上门推销合同和直销商品合同，并且两者还是以“退货”或“退回商品”来表现撤回权的存在。因此，消费者直接向经营者发出意思表示来表述其撤回权的，在我国法上尚无规定，因此，撤回表示是否须采取书面形式，在我国法上欠缺规范依据。“退货”或“退回商品”固然是撤回意思表示的一种方式，但将撤回权的行使局限于“退货”或“退回商品”方式，显然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有违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之宗旨。特别是依本文上述之分析，当消费者撤回权在将来适用于邮购销售、电视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商品房销售、消费者信贷等消费合同时，“退货”或“退回商品”方式就更见其缺陷，同时也就更需要直接向经营者发出撤回意思表示这一撤回权行使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行使其撤回权，是否须采取书面形式呢？《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2句就此情形，规定须采取文本形式，亦即以书面文件或以其他可以以文字形式重复显示的方式（《德国民法典》第126b条），如电子邮件方式，且必须明确写明撤回人，并要求在文本末尾署名，或以其他方式使经营者能够了解撤回人是谁。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参考。具体来说，就邮购销售、互联网销售、商品房销售、消费者信贷等消费合同来说，其合同本身就是书面形式或者文本形式，而且经营者为履行其撤回权告知义务，也有采取文本形式的必要。同时，要求消费者在行使其撤回权时采用相应的文本形式，对于消费者的维权，也并不构成很大的负担与成本，更何况在立法政策上还有将这一部分成本转由经营者承担的选择余地。然而，存有疑问的是，在电视或电话销售情形中，是否也需要采取文本形式。对此，笔者认为，鉴于目前普通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可以采取电话通知的方式，至于电话通知不易保存证据，容易产生撤回权是否已行使的争议，不妨通过使经营者负担举证责任的方式予以化解。

最后，消费者也可以通过“退货”或“退回商品”，乃至寄还商品的方式，来行使其撤回权。但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退货还是寄还商品，原则上均是撤回权行使的一种选择方式，与直接作出撤回意思表示之方式具有同等效力。消费者有权于其中选择对自己最为便利的行使方式，而经营者不得单方面将撤回权行使限定于某一种方式。此外，消费者选择退货或寄还商品之方式时，由此所产生的费用，原则上应规定由经营者承担。[24]

撤回权范文篇3

关键词:消费者保护；消费者；撤回权；意思自由；合同严守；效力待定

信息义务（Informationspflicht）与撤回权（Widerrufsrecht）属于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两大传统法律工具。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确立了一般性的信息义务规则，但并无撤回权制度。目前，我国学界对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多为介绍德国撤回权制度以及英美冷却期制度者，[1]而从消费者撤回权与合同自由关系角度论及撤回权制度正当性基础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2]要在既有的民法体系中加人撤回权制度，首当其冲的就是需要考量其正当性，保护消费者这一口号就足以构成撤回权的正当性理由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决定了撤回权制度调整的范围，是建立一般性的撤回权制度，还是确立某些撤回权类型。与既有的撤销权、解除权等形成权不同，撤回权有一个特殊的撤回期间制度，如何确定撤回期间的起算点？如何保护经营者信赖合同应被遵守的利益？撤回权制度是对既有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发展，二者的关系如何，也值得研究。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首先阐明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规范目的，其次探讨契约自由与契约严守之间的平衡，最后尝试将消费者撤回权归入既有的民法体系，以明确其特别法之地位。

一、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规范目的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盟、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都陆续规定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Widerrufsrecht）或者与其类似的冷却期制度（cooling-offperiod），使消费者在订立合同后仍有机会修正其可能比较仓促的法律行为决定。[3]在我国既有的法律法规中，亦规定有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如2002年修订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即首次规定了该项制度，[4]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直销经营者应当建立并实行完善的换货和退货制度，并且将无因退货期限定为30日。

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在于，即在特定的事实构成被立法详细描述（类型法定）的情况下，消费者于一定期限内可以通过单方意思表示且无需给出原因地从与经营者签订的合同中摆脱出来。[5]而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立法者要赋予消费者以“无因”撤回权。

虽然消费者撤回权的引入深受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影响，但其正当性基础并不在于保护消费者。实际上，在法律交易中不存在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而使其享有优于经营者地位的一般原则，私人与经营者同样都享有私法自治与合同自由，立法无论偏向哪一方都是违反平等原则的，故消费者保护本身并不能成为规定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理由。

还有学者认为，谈判地位不平等是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基础，撤回权之目的在于使消费者在撤回期限内有机会再次进行考虑或者自合同中脱身，从而使消费者受到妨害的谈判地位平等性（Verhandlungsgleichgewicht）得以回复。[6]该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消费者不能因为其在合同中体现的意思内容少于经营者就撤回其意思表示，故该观点亦缺乏说服力。

早在1891年，德国学者Heck就建议规定分期付款买卖（Abzahlungskauf）情况下的后悔权（Reurecht）制度。[7]他认为，在分期付款买卖的情况下，顾客可能被劝诱购买非必需的以及超出其财产能力的标的物，其原因在于心理上的因素，即与目前的享受相比，将来才履行的义务往往被低估。[8]这一建议在当时并未被德国立法者所采纳。直到1969年，在消费者运动浪潮的影响下，德国立法者才在《外国投资份额销售法》[9]中规定了撤回权制度。虽然Heck的建议已经触及问题的实质，但仅有经营者的劝诱因素，尚不足以构成消费者享有撤回权之正当理由。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者的意思是否受到了影响，是否具有劝诱行为反而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意思形成障碍

立法者一般不会在法律中规定一般性的消费者撤回权，通常只针对特定情形或者具体合同类型规定消费者撤回权制度，而每种情况下的规范目的又各不相同。

1．上门交易情形下的消费者撤回权

在立法政策上，消费者撤回权实际上是与直销（Direktvertrieb）等特殊销售形式进行斗争的结果。[10]现代社会，由于货物与服务销售形式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其中直销模式以及网络交易模式颇为兴盛。欧盟于1985年针对直销模式颁布了《上门交易撤回指令》(85/577/EWG)，德国于1986年制定了《上门交易法》。[11]德国立法者认为，在交易场合不适宜的情况下，如在消费者工作场合以及私人住宅订立合同的情况下，存在对消费者突袭的危险并阻碍了其决定自由。[12]在欧盟《上门交易撤回指令》的立法理由中，亦认为其基础在于“突袭之要素”，该突袭使得消费者丧失了比较价格与质量的机会。[13]因此，在此种交易情形下，消费者通常没有表示出其在适当考虑情况下本应作出的表示。

2．特定合同类型情形下的消费者撤回权

颁布于1894年的德国《分期付款买卖法》原先并无消费者撤回权制度，1974年修改时[14]增设了分期付款买卖情况下的撤回权制度。1990年，该法为《消费者信贷法》[15]所取代，撤回权制度被扩张适用到其他类型的消费者信贷以及分期交货合同情形。立法者认为，在消费者信贷合同情况下，赋予消费者以撤回权的原因在于：消费者无法完全判断合同条款的整体，在谈判这一很短的时间内无法对其有充分的理解。[16]消费者信贷合同的内容较为复杂，若无专门知识无法理解，且所贷款项金额巨大、期限较长，消费者有可能无法正确判断贷款内容及自己的贷款能力，往往会陷入到长期债务负担之中，目前的“房奴”称谓恰是这一情况的“写照”。

在德国《分期付款买卖法》之后，德国又相继于1976年颁布了《远程授课保护法》，[17]于1990年颁布了《保险合同法》，[18]于1996年颁布了《分时使用住宅法》，[19]于2000年颁布了《远程销售法》。[20]这些法律均规定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在远程销售情形下，立法者认为，于订立合同前，消费者与供货者并无个人接触，且无法亲眼看到商品或仔细了解服务的质量，也无从向其他自然人了解相关信息。[21]在远程金融服务、分时度假以及消费者信贷合同情况下，消费者无法完全判断合同条款的整体，在谈判这一很短的时间内无法对其有充分的理解。[22]分时度假合同具有长期合同的性质，消费者于订立合同时可能无法理解合同的长期约束力意味着什么，故应给予消费者一定期间以更好地检查其权利与义务。[23]

综合而言，在前述第一种情形下，消费者处于精神上的弱势，突袭之情形导致其不能充分考虑和形成意思；在第二种情形下，消费者处于信息上的弱势，信息不完全导致其无法自由形成意思。所以，消费者撤回权的基础在于其意思形成受到了妨碍（BeeintrachtigungderWillensbil-dung）。[24]而这种妨碍并不必真正形成，只要具有潜在的妨碍意思形成之可能性即可。[25]实质上，立法者已推定在该法定情况下，消费者的意思形成受到了妨碍，而该推定是不可以被推翻的。

有争议的是，是否将撤回权的类型限定于特定的合同类型，如仅限于买卖合同类型。德国学者梅迪库斯在为债法委员会出具的鉴定中认为，不应根据合同类型规定撤回权制度，而应根据交易场景以及其他不当销售形式确定撤回权制度。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理由与合同类型并不相关，而是在于其销售形式使消费者可能过于匆忙作出决定。如果根据合同类型确定撤回权，则如何选择合同类型往往会陷入任意性的危险。[26]

（二）意思形成障碍的救济

意思形成障碍在本质上是属于意思瑕疵的一种，但经营者妨碍消费者意思形成的情况，并不总是符合诈欺或者胁迫的构成要件，如二者均需具备主观故意之要件，但经营者妨碍消费者的意思形成在大部分情况下均非出自故意，而证明经营者具有主观故意的难度较大。根据法律上的“错误”理论，动机错误一般不构成可撤销之事由，而消费者意思形成障碍的情况大部分属于动机方面的问题，而证明动机问题亦十分困难，故不能通过错误制度解决意思形成障碍问题。在法律规定消费者撤回权之前，德国法院通常通过公序良俗条款救济消费者意思的形成障碍问题，主要涉及合同价款的合理性以及对所提供的给付是否有个人需要的问题。[27]在消费者被迫仓促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法院还运用缔约过失制度给予救济。[28]根据缔约过失制度，在合同谈判时，一方当事人有过错地违反咨询和解释义务的情况下，相对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通过背俗规则或者缔约过失规则对意思形成障碍固然可以部分地予以救济，但根据此两项规则无法构建“考虑期规则”，即通过赋予消费者一定的考虑期来保障法律行为上的决定自由，只有立法特别规定的消费者撤回权制度才能容纳“考虑期规则”。[29]经过考虑期后，消费者决定是否撤回意思表示或者让意思表示有效，而不是一概否认其效力。

（三）意思真正的形成

在立法者确定的法定情形或者法定合同类型下，消费者的意思形成被推定受到了妨碍。在逻辑上，该妨碍被排除后，消费者即应受其意思表示约束，那么如何判断消费者的意思不再受到妨碍呢？在立法技术上，法律特别规定了撤回期间，以便使消费者真正地进行考虑并形成意思。

在德国法上，撤回期间为两周，自经营者履行撤回权告知义务之后开始起算。只有在撤回期间起算后，消费者才能在没有精神压力的情况下思考是订立合同还是行使撤回权。[30]

对于告知义务，法律的要求比较严格，除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外，尚须明确告知撤回权的行使、行使的相对人、期限开始起算时点以及消费者的权利。[31]在实践中，纠纷最多的就是经营者是否正当地履行了撤回权的告知义务问题。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如果经营者事后方履行撤回权告知之义务，则撤回期限为1个月，如果经营者未履行撤回权告知义务或者货物没有到达，则撤回期限为6个月。与撤回权期间关联的并非经营者意思表示的作出，而是消费者意思表示的作出。[32]

撤回权期间一般都比较短，德国法上的规定为14天。对于消费者撤回权理论问题而言，如此短的期间似乎不那么具有实践意义，但如果考虑到撤回权期间的起算点是从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之后起算的，就会发现上述问题的实践意义是很大的。在经营者不履行告知义务或者告知不适当的情况下，德国的撤回权期限为6个月，而根据欧盟指令则为无期限，二者在此方面的规定发生了冲突。由于德国的这一规则被认为是违反欧洲法的，其于2002年予以修改。[33]这一修改对于消费者撤回权而言，其实践意义就更大了。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12条的有关规定，在远程销售的情况下，撤回权期间的起算还与其他信息义务之履行以及货物是否到达受领人有关，期间之开始不得早于其他信息义务之履行[34]以及货物到达受领人之时。消费者即使获得了相关信息，消费者的撤回权亦不立即消失，因为消费者被告知相关信息后，仍需消化这些信息，并与同类产品进行比较。[3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应引人经营者告知撤回权之义务以及说明义务的规定，使消费者清楚自己的权利状况，并区分销售合同、提供服务合同或者信贷合同等情况规定撤回权期间的起算点。

（四）撤回与退回

消费者撤回权不同于消费者退回权，德国法除了规定一般性的消费者撤回权以外，还规定了消费者退回权。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如上门交易与远程交易情形，消费者撤回权可以为返还权（Riickgaberecht）所替代，实质上是对撤回权的限制，即只能通过寄回货物行使撤回权，[36]而且在利益衡量上作出了有利于经营者的安排。首先，其减轻了经营者的撤回权告知义务，只要消费者从出卖广告单上推断出必要的信息以及撤回权告知信息即为已足。[37]减轻经营者告知义务的理由在于，在大规模交易中要求经营者履行严格的告知义务过于苛刻，也会增加交易成本，经营者也会通过提高商品价格而将风险分散给消费者。其次，消费者于此情形下负担了先履行义务，其只能通过寄回标的物行使退回权，经营者只有在标的物被寄回后才负有返还义务。[38]

消费者行使退回权的，其费用与风险由经营者承担，如果货物不适合寄送，则可以要求经营者取回。将撤回权行使方式限定在返还上是有利于经营者的，故要求在要约邀请性质的宣传册中必须明确告知返还权，并且必须保障消费者在经营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已详细地了解了该权利。

在消费者撤回权情况下，消费者可以文本形式或寄回原物的方式作出撤回之意思表示，但在以后者方式作出意思表示时，经营者并无退回权情况下的特权。在撤回期限内，只要消费者发送货物（Absendung）于经营者，即为遵守撤回之期限，对于撤回意思表示之迟延风险以及损失风险，消费者并不承担责任。[39]

二、消费者撤回权与契约严守原则

（一）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前提

是否构成消费者撤回权，通常要经过两个层次的考察，首先须是构成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对于何为消费者、何为经营者，立法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动态体系模式，即只规定若干判断因素，但并不对其进行类型化；另一种是类型化模式，其或根据人的因素作出类型化规定，或根据特定情形下、基于交易目的产生的保护必要性作出类型化规定。[40]《德国民法典》第13条和第14条分别规定了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定义，其模式属于基于交易目的的类型化模式。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但对于何为经营者其并未作出规定。从其表述方式来看，该条规定采取的也是基于交易目的类型化之模式。即是否为消费者，关键是看其是否有生活消费之目的，至于其是否为企业或商人则非关键性要素。

其次，必须有法律规定的情况。如《德国民法典》第312条与第312a条规定的上门交易行为、第312b条以下规定的远程销售合同等。[41]而在法定类型情况下，其又有不同的构成前提。

1．上门交易。以上门交易情况下的撤回权为例，其构成前提首先必须是上门交易。而所谓上门交易，是指在法定情况下，消费者对于签订或者拒绝签订合同的决定自由受到妨害的情形。[42]所谓法定情况，具体包括消费者在其工作场所或住宅范围内与经营者口头协商而订立合同的情况，在经营者或者第三人举办的、含有经营者利益的闲暇活动之际，消费者被促使订立合同的情况，在交通工具或公用交通场所突袭攀谈之后，消费者被促使订立合同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决定自由受到妨害主要是指使人吃惊或者遭突袭产生了心理压力，从而影响意思形成过程。[43]在《欧洲合同法原则》以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并无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但欧洲《一般参考框架草案》(DCFR)第5:201条以及第5:202条规定其适用于所有在交易场所以外订立的合同以及分时度假合同，但并未进一步地予以类型化和给出正当性理由，其有过分保护消费者之嫌。其次，上述特定情形或场合必须被限定于作出意思表示，所谓限定于作出意思表示不等于作出意思表示，而是弱于作出意思表示，只要上门交易对于意思表示的作出构成共同原因即可。[44]最后，如果在上述场合下，订立的合同是消费者事先制定的，则不存在突袭因素，故不构成撤回权；在磋商后立即给付以及给付对价，且价格不超过40欧元的情况下，亦不得撤回；在消费者意思表示为公证员公证的情况下，亦不存在意思形成被妨碍之情形，其意思表示不得撤回。

2．远程交易。在远程销售情况下，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要件中并没有上述特定场合之要素。《德国民法典》第312b条规定，其在构成上仅要求具备“消费者与经营者仅使用远程通讯手段订立货物供应或服务（包括金融服务）合同”这一要件。货物与服务的概念甚广，货物指的是动产，而服务包括任何指向行为的合同，如劳务合同、承揽合同、游戏合同以及有偿的事务管理。[45]而所谓使用远程通讯手段，是指在消费者与经营者没有同时出现的情况下谈判、签订合同之情形。[46]

纵观消费者撤回权的构成前提，作为撤回权人的消费者并不需要给出撤回之理由甚或证明其撤回之理由。其既不需要具有对意思决定的真实妨碍，也不需问及撤回动机，实质为任意之撤回权（willkilrlichesWiderrufsrecht）。在上门交易的情形下，尚需要特定场合与契约订立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构成要件，而在远程销售情形下则仅需一些客观的构成前提。问题是立法者赋予消费者以如此强大的撤回权，其是否构成了对契约严守原则的违反。

（二）任意撤回权与契约严守原则

为了保障契约将来产生效力，当事人须受其曾订立的合同之约束，此即契约严守原则。契约严守原则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交易以及信赖，赋予合同以将来之效力。合同当事人允诺给付，约束自己，在经济上互为“牺牲”，即使在事后利益状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也应受其约束。[47]

合同严守与合同自由都是个人自决（Selbstbestimmung）的表达。所谓意思自由，即个人自由的行使，也即表示人实际上的、在自由中形成以及行使的意思。[48]没有意思自由的合同拘束力是不可想象的，[49]只有在意思表示人有意识地、无瑕疵地做出允诺的情况下，严守合同才有其正当性。[50]在实质之意思自由无法被保障，反而为他人决定所妨害的情况下，被妨害之人存有解销利益。

但从合同对立关系来看，消费者具有解销利益，即不受约束的利益，但其相对人享有存续以及受约束的利益，并且对合同的存在与约束力存有信赖利益。[51]如要否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通常除须具备意思表示瑕疵之前提外，尚需有可归责于相对人的事由，如欺诈或胁迫情况下的“故意”要素。

消除利益与意思瑕疵以及可归责事由是成正比的，意思瑕疵越严重、允诺人的表示瑕疵越可归责于允诺受领人，在利益衡量上越有利于消除利益人，如欺诈的情况；如果意思瑕疵不可归责于允诺受领人，那么就须严守契约，如立法政策上允许撤销，则应给出补偿，如错误的情况。

在上门交易场合，经营者的归责基础并不仅仅取决于特定场合对决定自由的威胁，而是取决于经营者制造、利用该场合而产生该威胁的因果关系。[52]经营者制造和利用这些场合对消费者构成特别危险，经营者应对消费者的意思形成承担更高的责任，况且经营者具有控制意思表示瑕疵危险的能力。另外，经营者是交易的最大受益者，将行为风险分配给获利者有其正当性基础。经营者在本质上承担的是行为责任。

在消费者撤回权的情况下，经营者负有告知撤回权之义务，故亦不得对订立合同之存续产生信赖。

基于上述理由，赋予消费者任意之撤回权，有其正当性理由，并没有危及经营者的信赖利益乃至法律的安定。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修订时应设置经营者告知撤回权之义务，在利益衡量上应考虑经营者信赖严守合同的利益。

（三）法律效果上的利益平衡

在消费者合同被撤回的情况下，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德国立法者决定对消费者撤回权适用解除权之法律效果。也就是说，意思表示或合同被撤回后，合同关系转化为清算关系（Ab-wicklungsverhaeltnis）。当事人原则上相互返还受领之给付；在不能返还等情况下，得进行价值赔偿；在特定情况下，解除权人的价值赔偿义务得被免除；就用益以及费用通常也得返还。

由于利益状况不同，消费者撤回权的法律效果也有很多不同于解除权法律效果之处，在消费者仅负有寄回义务的情况下，其费用原则上由经营者承担。消费者行使撤回权返还自经营者处获得之物的，由经营者承担货物毁损灭失之风险。

另外还有一点与解除权的法律效果不同，即消费者对于合理使用而产生的价值减损，亦须承担赔偿责任，但经营者必须在签订合同时就以书面方式告知该法律效果，而且要明示避免价值减少之可能性。对此规则还存在一个例外，即如果价值减少是因为检验货物而造成的，消费者即不负赔偿责任。

在解除权情况下，权利人对于偶然或者尽到通常注意义务仍产生的毁损灭失不承担价值赔偿责任，该规则不适用于撤回权之情况。其原因在于，撤回权并不以经营者客观违反义务为构成前提，而且在消费者被告知享有撤回权的情况下，并无理由信赖其可以最终保有该标的物。[53]如果经营者没有依法告知撤回权，消费者仅就其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消费者撤回权的体系归属

在德国，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产生于民法之外，其出现在特别立法中。而在我国，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基本法律，有关消费者撤回权制度应在这一基本法律中予以规定。但从德国法经验来看，其采取了体系化之思路，即将特别法上的撤回权统一纳入民法典之中。2000年，德国立法者将消费者撤回权并入民法之中，统一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361a条中，[54]并废除了《消费者信贷法》、《上门交易法》、《分时使用住宅法》以及《远程销售法》等单行法。在2002年1月1日德国债法现代化之后，《德国民法典》第361a条被扩展为5条，即第355条至第359条，分别规定了撤回权的构成前提、效力以及法律后果等。《德国民法典》第312条、第312a条规定了上门交易规则，第312b条以下规定了远程销售合同，第495条、第499条、第503条、第505条规定了消费者借贷合同、融资辅助以及分期交货合同。[55]尽管适用撤回权的具体类型不同，但在撤回权的构成前提、行使与消灭上都是共同的，即统一适用《德国民法典》第355条至第359条之规定。

为什么要将消费者撤回权这一特别法的规定归入民法典呢？其主要理由在于明确一般法与特别法之关系。若特别法独立于民法体系之外，在法律适用时，应多考虑特别法之适用，而不考虑一般法之适用。长此以往，一般法的规则将如同“具文”，并无用处。同样是合同被解销，在合同被解除的情况下，其法律效果是合同清算关系，而在撤回权的情况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若不考虑民法或合同法的一般规则而另行规定的，并不符合同样情况同样处理的一般正义之要求。消费者撤回权制度适用于所有的以消费者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这几乎占据了合同关系的半壁江山，其适用领域日益增大，而一般法的适用范围反而有限，何为特别，何为一般，易生异议。所以，若要将消费者撤回权归入民法典，就须澄清其在民法体系中的位置。

（一）效力模式

有争议的是，在撤回期间，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合同是待定有效还是待定无效？在撤回期间，当事人是否享有合同的履行请求权？

根据撤回期间意思表示以及合同状态，法律上构建了两种效力模式的撤回权。[56]

1．无效模式。消费者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甚或整个合同在撤回期限届满之前，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撤回权之行使阻止合同因沉默而产生效力。在2000年6月30日之前，即消费者撤回权没有被统一归入《德国民法典》之前，单行法中均采此效力规则。在此之后，《外国投资份额销售法》和《投资公司法》中仍规定有此种模式的撤回权。其典型表述为：指向买卖的意思表示仅在买受人未在两周内书面撤回时才具有约束力。就经营者方面而言，其受意思表示约束，并无撤回权。在撤回期间，意思表示乃至合同是待定无效的（schwebendeUnwirksamkeit）。

2．有效模式。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55条规定（原《德国民法典》第361a条第1款规定），消费者的意思表示自始有效，即只要双方约定在合同订立时双方的履行请求权即产生，但在消费者于法定期限内撤回该意思表示，则其就不再受其意思表示约束。就经营者方面而言，其受意思表示约束，并无撤回权。在撤回期间，意思表示乃至合同是待定有效的（schwebendeWirksamkeit）。

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根据无效模式，在撤回期间，双方是没有履行请求权以及瑕疵担保请求权的；[57]在有效模式下，双方享有履行请求权以及瑕疵担保请求权。在利益衡量上，后者比较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在无效模式下，撤回权具有权利阻碍功能，即阻碍意思表示具有效力；而在有效模式下，撤回权具有权利废止之功能。[58]

（二）法律行为效力上的体系归属

在合同法上，作为表示人法律行为约束力标准的并非实质意思（materialerWille），而是所谓的形式意思（formalerWille），该形式意思是向外的、自受领人角度观察的意思。而之所以形式意思对法律行为的约束力是决定性的，其原因并非在其自身，而是基于这样一种推定，即形式意思是表意人真实、实质意思的表现。所以，若形式意思偏离了实质意思，或者作为表示基础的意思不自由，法律就会阻止其效力。[59]

根据意思瑕疵程度以及瑕疵表示的对外效力，法律上提供了四层保障形式意思受真实意思约束的机制：(1)意思表示的主观事实构成制度，如表示意思是否是意思表示的必要构成要件，如是则不具有表示意思，意思表示即不成立。(2)无效制度，如违反法律或善良风俗而无效。(3)效力待定，如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为之行为，其效力待定。(4)撤销，如欺诈或错误行为。

如上所述，消费者撤回权的效力有两种模式，在这两种效力模式下，撤回权在体系归属上各有不同。

1．无效模式下的体系归属。无效模式可以归人效力待定类型。此时，意思瑕疵是比较重大的，故法律规定其对于表意人自始并无约束力，但事后可经过追认或其他方式而有效。

与消费者撤回权可以类比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法律行为的效力待定状态。在精神弱势与信息弱势类型中，消费者于合同订立时都出现了“无能力”的情况，这种能力是经济上的行为能力(wirtschaftlicheGeschaftsfahigkeit)。[60]

但与限制行为能力情况下的效力待定规则不同，意思表示发生效力并不是经过第三人追认，而是在撤回期间经过后，先前的意思表示才会发生效力。时间经过的效力是通过沉默的方式表现的，而通过可推断之沉默确认负载真实意思的原始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是立法者类型化的、不可推翻的并推迟到期间经过才发生效力的意思表示。[61]撤回期间届满时，即思考期间经过后，消费者获得了向经营者表达意思之能力。

有学者认为，该推定之沉默并非法律行为，而是法律上行为（Rechtshandlung），并不适用法律行为制度中的行为能力以及以行为能力为前提的规则。因为即使意思表示的主观构成前提不满足，撤回亦发生法律效果，即击破沉默的权利表象，使合同确定无效。[62]故并不适用法律行为制度中的行为能力以及以行为能力为前提的规则。

沉默是对原意思表示的确认，具有表示效力，具有可撤销性，如基于对沉默法律意义的错误而撤销该沉默，但由于法律规定了经营者之告知义务，故几乎不存在错误之可能。

有疑问的是，沉默是否具有溯及效力。在行为性质上，沉默是一种确认（Bestatigung），故其并无溯及力，对于过去并无效力，因为确认在法律性质上是新的行为。[63]

在无效模式下，撤回权本身为形成权，通过单方的表示即可排除已经作出的意思表示，即变更了权利状况。在理论上，即使合同未完全有效或者待定无效，也可以具有形成权效力。比如，无效的法律行为也可以被撤销。[64]

2．有效模式下的体系归属。有效模式可以归入可撤销类型。在立法者看来，其意思瑕疵并不十分严重，故规定其自始有效，但可以事后撤回，该撤回具有溯及力。消费者撤销权与可撤销制度类似，与解除权制度并不类似，解除权制度的规范目的并不在于保护表示人的实质意思自由。[65]

撤销权以意思瑕疵为前提，而撤回权的行使并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这一点并不能否认撤回权类似于撤销权，因为二者在功能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自由意思的形成。在撤回权情况下，虽然不需要意思瑕疵这一要件，但需要法定类型这一前提，法定类型免除了消费者证明意思形成瑕疵的义务。在法定类型情况下，意思表示瑕疵为法律所推定，且不可推翻。[66]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55条第1款第1句的表述，行使撤回权后，消费者不再受其整个意思表示的拘束，而非不再受约定的给付交换约束。故类似于撤销权的消费者撤回权，具有溯及既往地废止意思表示之效力。[67]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44条的规定，撤回权是不可被抛弃的，因为抛弃在法律性质上类似于可撤销意思表示的确认，[68]其前提是撤销权人有可能知道撤销以及作为撤销原因的错误。由此，在确认可撤回的意思表示时，其前提也是表示人有能力自己决定，但在撤回期限经过前，根据法定的评价，表示人并无自决能力，故在撤回期间届满前，不能放弃撤回权。[69]

（三）消费者撤回权并非解除权

关于撤回权的性质，在德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消费者撤回权是解除权的特别类型。合同自始有效，消费者行使撤回权后，合同关系转化为类似合同的返还之债(vertragsahnlichesRuckgewahrschuldverhaltnis)。[70]

我国有学者认为，消费者可以对已作出的要约或承诺的意思表示予以单方面撤销，即使合同已经成立，消费者也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71]根据该表述，撤销权的实质是解除权。主张消费者撤回权为解除权的主要理由为，在撤回意思表示之前，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合同上的履行请求权，单方的意思表示可以排除双方履行请求权，并确立返还之债的关系。在体系上，《德国民法典》将其规定在“解除权”一节，十分类似于双方合意约定解除权之情形。[72]

笔者认为，消费者撤回权并非解除权。解除权针对的是履行障碍之情况，而消费者撤回权针对的是合同成立阶段意思实质不自由的情况。合同解除权所针对者，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阶段出现的障碍，与合同阶段的意思表示是否具有瑕疵并无关联，而且在消费者行使撤回权前，合同效力并非确定有效，而是待定有效（schwebendeWirksamkeit），[73]但在解除权情况下，合同是完全和确定有效的。撤回权的行使情况不限于合同情形，在经营者没有对消费者要约进行承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撤回，但此时并无解除之可能。

虽然撤销的法律效果是不当得利之返还，但规定消费者撤回权的法律效果为不当得利返还关系，却存在不合理之处。例如，在不当得利人善意的情况下，其仅负有返还既存利益之义务，在消费者撤回权情况下，通常企业须履行告知义务，并不存在善意不当得利的情况。有鉴于此，德国立法者将消费者撤回权的法律效果规定为解除权的法律效果。

但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矛盾，撤回权在法律性质上类似于撤销权，但在法律效果上，《德国民法典》明文规定其不适用于不当得利之规定，而同于解除权的法律效果。据此，能否认为撤回权是一种特别的解除权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德国联邦政府认为撤回权规则比较类似于效力待定法律规则，即将其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130条以下，但并没有将其规定在总则部分，因为其法律效果为解除权的法律效果，如果将撤回权的构成和行使规则与法律效果分别规定，会增加理解与适用的难度，故将其规定在解除权之后、债法总则之中。[74]也就是说，德国立法者即使规定撤回权的法律效果与解除权的法律效果相同，也没有认为撤回权的法律性质就是解除权。其次，从解除权法律效果的历史发展来看，其本身不过是不当得利法律效果的特别规定，在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分配以及在用益返还与费用返回上作了不同于不当得利法律效果的规定。在规则结构上二者是一致的，即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给付受领人与返还债权人是否已经知道具体合同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受领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返还之标的物的毁损灭失有过错。[75]

四、结论

消费者撤回权之规范目的在于救济消费者意思形成之障碍，在其于精神上或信息上处于弱势的情况下，给予消费者一定期间予以思考，由其决定撤回意思表示还是使意思表示产生效力。

撤回期间制度为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其应当以经营者告知撤回权、收到货物或者获取信息等时点开始起算，起算点之确定应以其能够真实形成意思为准。

消费者撤回权不同于消费者退回权，后者较有利于经营者，不仅告知义务有所减弱，而且消费者存在先履行之义务，故仅在特定领域中存有特别理由情况下方才应予允许，还是应以消费者撤回权为一般之原则。

撤回权范文篇4

长期以来，对于赠于合同究属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理论上存在广泛争论，而在人们的思想上更各致一说，无法达成一致见解，合同法的出台并未能使这场争议平息，赠与合同为典型的无偿合同，它在无偿合同中的地位与买卖合同同在有偿合同中的地位相当，而实际上人们意识中存在这们两种看法。一、当赠与人表示它的意思时，不论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成立，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转让是必要的，但是即便没有转让行为，转让也有完全的效力，并使赠与人负有转让义务，因此，根本不需要登记，其本身完全有效；二、赠与人将这些赠与转让后，应为没有采取书面形式，也未采取公正，即不能完全满足合同的要义，所以合同法中规定的某些条款并不适合于赠与合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促成了当赠与人收回赠与时产生究纠，即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的问题。

关键词：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

一、赠与合同的概念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转让财产的一方为赠与人，接受财产的一主为受赠人。

二、赠与合同的特征

1、赠与合同是转移财产所有权利的合同，赠与合同的目的，最常见的是发生财产所有权的移转，这使其无偿服务合同和无偿借贷合同区别开来，赠与的财产不限于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其他权利。

（1）所有权以外的物权的让与，如让与抵押；

（2）无形财产权的让与，如无偿许可受赠人使用专利发明权；

（3）债权让与，债务免除及债务承担而不要求对价；

（4）有价证券及股权的无偿赠与。

2、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

传统理论认为赠与是典型的实践合同，即赠与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要件，但这种对赠与合同的定性导致在司法操作中弱化了对受赠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因此《合同法》中规定了保护受赠人利益的相关条款，从原则上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

3、赠与合同无偿单务合同

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即赠与人不要求受赠人作出对待给付。

4、赠与合同是非要式合同

赠与合同可为书面形式，也可以为非书面形式，非书面的赠与在未履行之前各当事人得以撤销，对于某些财产，如不动产只有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才发生赠与财产所有权移转的效果，另外，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

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经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则告终止，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赠与合同可因当事人一方（主要是赠与人）先行撤销权，或者因为法律规定的出现贫困状况而终止合同。

三、赠与人的撤销权

我国传统的民法观念认为，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并无区别，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并非一回事，合同的成立并非必然意味着合同的生效，合同成立合其效力状态有四种情况，即有效、无效、效力可消灭，效力未定。对于效力可消灭的合同，法律赋予了当事人一种撤销权，撤销权是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意思消灭合同效力的权利，对一般合同而言，这种效力所以可以消灭主要原因是指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意思表示有瑕疵，这是基于撤销权，由于赠于合同是一种极特殊的无偿单务合同，为了充分保障赠与人的权利，法律另外赋予了赠与人两种撤销权：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任意撤销权是指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在赠与的财产权利移转之前享有消灭一般赠与合同效力的权利，赠与合同中的法定撤销权是指当事人的赠与合同中独有的，在出现法定情况下享有的消灭合同效力的权利，赠与人通过行使撤销权，可以消灭赠与合同的效力，使合同恢复到未订立的状态，赠与人不再受合同的约束。

1、赠与合同中基于缔约的撤销权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基于缔约的撤销权其撤销事由是赠与人意思表示瑕疵，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赠与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合同。

（2）赠与合同订立时显失公平。

（3）赠与人在订立合同时被欺诈若被胁迫。

（4）受赠人乘人之危促使赠与人订立合同。

由《合同法》有关规定，赠与人在以上四种情况下行使撤销权的方式是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诉讼请求，仅仅向受赠人表示撤销合同，不能发生撤销的效力，在出现以上四种情况下，赠与人还可以变更赠与合同，赠与人要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赠与人基于缔约的撤销权的排斥期间为一年，意即赠与人应当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一年内没有行使的撤销权消失，合同生效撤销权的存续期间为除斥期间，即一般不发生中断、中止，赠与人在法定期间行使撤销权的效力是消灭赠与合同的效力，赠与人可以不给付赠与财产，赠与财物已经移转的，可以要求受赠人退回。

2、赠与合同中的任意撤销权

《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这一条款实际上规定了赠与人对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

任意撤销权是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所特有的一种权利，在其他合同中当事人没有这种权利，这种撤销权产生的事由是赠与人自己的自由意思的表示，即赠与人想要撤销赠与便可撤销，无需再考虑其他因素，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任意撤销权必须在赠与财产的权利移转之前行使，具体是多长时间在所不问，这种期间非除斥期间，对于动产而言，赠与人一旦交付赠与物，即实现了赠与财产权的移转，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消灭，对于不动产虽然赠与人交付给受赠人使用，但如果没有办理过户登记等手续的，赠与人仍可行使任意撤回权，但需注意的是，根据《民法通则》司法解释，赠与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交给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即在某些情况下，赠与财产的权利虽未实现移转，赠与人也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

3、赠与合同中的法定撤销权

法定撤销权是赠与合同中独有的撤销权，一般合同中当事人不享有这种权利，其分三种情形。

（1）受赠人严惩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

（3）受赠人不履行合同中的义务。

四、任意撤销权的性质

一般情况下，合同依法成立后，债务人即负有给付义务，相应地，债务人享有给付请求权，除非法定解除事由存在，否则，债务人不得违反其负有的给付义务，取消已存在的合同关系，若如此，则债权的请求力、强制实现力将大打折扣，但对于赠与合同而言，由于其具有无偿性，赠与人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均违反均衡正义，就是“反一方当事人”即利益出让方负给付义务，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因此法律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立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就是这些优遇赠与人措施的一种，由于立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这就使得赠与人可以在赠与物的权利移转前撤回业已成立的赠与合同，从而不受业已存在的赠与合同拘束，也就是说，任意撤回权之宗旨在通过缓和赠与合同的约束力来实践优遇赠与人的目的，最终获致公平正义，在合同能否因当事人的合意而成立的问题上，赠与合同只能在诸成性与实践性上作出选择，即成为诺成合同或为实践合同，若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则在赠与物权利移转前，因合同根本未成立，赠与合同的法律效力根本未发生，赠与人不负有给付义务为不言而喻之理，实践性的赠与合同在赠与物权利未移转以前不成立的事实已足以保护赠与人的利益，根本无须画蛇添足般地赋予其所谓的任意撤销权，若强要如此，则任意撤销权也是失其客体、失其意义，没有任何价值。这也正是在赠与合同的性质上来要物性或要式性的民法中不设任意撤回权的原因所在，而在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时，虽然赠与合同经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但如果立法同时也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则在赠与物权利移转以前，即在动产交付以产、不动产办理登记以前，赠与人可以任意撤回，使赠与合同的效力溯及既往地归于消灭，从而不受赠与合同的约束，这样优遇赠与人从而实现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利益平衡的价值判断即可实现。因此可以这样说，任意撤回权完全是立法在将赠与认为诺成合同，赠与的无偿性保护赠与人利益而专门创设的制度，是旨在弥补诺成性的赠与合同对赠与人要求过苛而设计的救济性手断，这说明，只有在赠与合同具有诺成性的前提下，鉴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性赋予赠与人以不履行赠与合同所归定义务为内容的撤回权才有必要，任意撤回权才有存在的意义，也即为，赠与合同完全成立即生效为前提，正是在任意撤回权的行使以合同的有效为前提及其行使将导致赠与合同效力的消灭，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厘清赠与合同时，必须将其任意撤回权利制度联系起来，否则就难以获致正确的结论，对于经过公证的赠与以及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赠与而言，其与一般的诺成合同在效力上并无区别，而对非公证的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而言，在未撤回前，其与一般债亦并无不同，受赠人仍享有请求权，请求赠与人履行其给付义务。

五、任意撤回权的行使及效力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赠与合同已依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合意而成立，这一要件是任意撤销权必须以赠与合同被确认为诺成合同为前提的必然要求；第二，赠与物权利尚未转移，即对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交付该动产，对不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办理移转登记，在不动产业已交付，但未办理移转登记的情形，由于赠与物权尚未移转，赠与人仍可撤销；第三，必须是非经公证的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六、任意撤销权的效力

既然撤销权在性质上是一种诉权，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后产生的效果就应当根据法院作出的撤销权判决予以确定，在法院作出撤销判决之前债务人的有害行为仍然有效。根据《合法法》解释一的规定，人民法院贪污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然而撤销权的效果不仅涉及债务人和第三人，同时也涉及债权人自身，具体来说其效力具体表现如下：

1、对债务人的效力

债务人的行为一旦被撤销，则该行为自始无效，而且是绝对的无效，如果是单方的免除债务，一经撤销视为债务自始没有被免除，如果是转让财产，即使受让人已经通过登记取得了该财产的所有权，则转让行为被撤销以后，应当撤销登记，如果是以设定其他物权为标的，一旦撤销也自始视为未设定，如果是转让债权，则撤销以后，债权复归于债务人，如果债务人已与他人达成买卖合同但尚未交付财产，则该合同将因被撤销自始无效。

2、对第三人（受益人）的效力

在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被撤销后，如果财产已经被受益人占有或受益的，应当撤销权人迫还其财产和收益，如果原物不能迫还，则应折价赔偿。

3、对债权人的效力

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使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使，而于撤销权人不予被告或请求而有所表示时，解释为撤销权消灭的问题，这就说明，与立法将赠与规定为实践合同从而使得赠与人可以任意毁约相比，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实际上也可以不欲履行的赠与人额外的作为义务，为其增加了诸多的困扰。

就撤销权的行使而言，由于撤销权为形成权，撤销为有相对人的单独行为，因此，赠与人撤回的意思表示到达受赠人即可发生撤销的效力，并且此项撤销权，于赠与物权利移转前均得为之，解释上不因除斥期间届至消灭，也无消灭时效的适用，撤销权的行使必须由享有撤销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如债权为连带债权，则所有的债权人可以共同行使撤销权，也可以由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提起诉讼，如果数个债权人因同一债务人的行为而受到损害，则每个债权人均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合同法》解释一第25条第2款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债务人为被告，就同一标的提起撤销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3、撤销权的使用范围

根据《合同法》第74条，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这就是说，撤销权行使的效力并不是涉及债务人处分行为的全部财产，而应仅限于保全债权的范围，对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超出债权保全必要的部分，不应发生撤销的否力，否则，势必会不正当地干涉债务人正当生为的自由。

4、撤销权的行使主体

债权人的撤销权由债权人行使，因此只要是债务人实施有害债权行为前有效成立的债权，债权人均可行使撤销权。如果债权人为多数人，则债权人可以共同行使撤销权，也可以由每个债权人独立行使撤销权，其结果都对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发生效力，债权人行使撤销应以什么人为被告？《合同法》解释（一）第24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

5、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撤销权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行使，根据《合同法》第75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所谓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是指赠与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对于此类性质的赠与，若允许赠与人任意撤销，则不利于倡导扶贫济国的社会风尚，所谓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习与，是指赠与目的的是为了履行道德上的义务，如对于无法定抚养义务的亲属，因抚养而为之赠与等，如对于无法定抚养义务的亲属，因抚养而为之赠与等，限制这种性质赠与任意撤回权的目的也在于此，此外，法律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不得撤回，其主要原因在于赠与人对赠与已作过深思熟虑，并非贸然应允，故应使其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并且公主是由国家机关所实施的，具有权威性与较强的证明力，不应由当事人随意否认其效力，对于是否只有未经证明的赠与才能撤回，各地区的立法也不一致，如既使赠与采用书面形式，赠与人也可以予以撤回，惟有当赠与采用比书面形式要求更高的公证时，赠与人才不得行使撤回权，这一体现了弱化赠与合同效力的价值判断的立法修正得到了学者的认同，如无偿契约不符合均衡正义，在义务人未履行前，效力愈弱愈好，对于书面赠与亦得撤销的结果，自是乐观其成，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一般赠与中，只要符合上条件，任意撤回权即可行使任意撤回权，则不能一概而论，在附负担赠与中，由于负担并非对价，由此一般认为，附负担赠与仍属无偿、单务合同，又由于附负担赠与仍为赠与，以赠与人履行赠与为制度的重心，据此，赠与人有先为给付的义务，因此，在赠与人交付赠与物前，赠与人尚不得任意撤回或请求受赠人履行。

6、任意撤销权行使的方式

虽然立法作出了将赠与确定为诺成合同的选择，但由于任意撤销权的存在，使得受赠人取得赠与物完全依赖于赠与人的主动履行，其结果与实践合同的效力极为相似，有准要物行为之观，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赋予债务人以任意撤回权与直接将赠与规定为实践合同的做法殊途同归，同样具有使赠与人任意毁约的意义，但这两种立法例在适用上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在规定为实践合同的情形，在赠与物权利移转前，因赠与合同尚未生效，受赠人无法为任何请求，亦无任何权利可供主张，而赠与人只要不履行债务即可达到毁约的目的，不必对爱赠人的履行请求有任何回应，其沉默无违反诚信原则或被拟制为一定内容之意思表示的疑虑，而在赋予赠与人任意撤回权的情形，因涉及形成权的行使，不免有其权利之行使是否违反诚信原则，以及该撤销权是否与一般形成权一样，可由相对人催告或请求其为无效后，受益人返还财产如何处置？可否直接归债权人所有，或者至少保证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目前我国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从法理的角度而言，债债权人行使了撤销权，只表明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无效，并不能必然导致处分财产归债权人所有，它只能仍然属于债务人，此外，债权人的撤销权在性质上不导致权利人对受益人返还财产的优先权利，该财产只能被并入债务人的其他财产中，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如果没有享有其他性质的优先权，则应与其他普通债权人一起受偿。

参考书目

1、谢哲胜：《赠与的生效需件》1998年第8期

2、王德山：《论赠与人的责任，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5期

3、薛文成：《关于赠与合同的九个问题》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撤回权范文篇5

长期以来，对于赠于合同究属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理论上存在广泛争论，而在人们的思想上更各致一说，无法达成一致见解，合同法的出台并未能使这场争议平息，赠与合同为典型的无偿合同，它在无偿合同中的地位与买卖合同同在有偿合同中的地位相当，而实际上人们意识中存在这们两种看法。一、当赠与人表示它的意思时，不论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成立，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转让是必要的，但是即便没有转让行为，转让也有完全的效力，并使赠与人负有转让义务，因此，根本不需要登记，其本身完全有效；二、赠与人将这些赠与转让后，应为没有采取书面形式，也未采取公正，即不能完全满足合同的要义，所以合同法中规定的某些条款并不适合于赠与合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促成了当赠与人收回赠与时产生究纠，即赠与人行使任意撤回权的问题。

关键词：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

一、赠与合同的概念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转让财产的一方为赠与人，接受财产的一主为受赠人。

二、赠与合同的特征

1、赠与合同是转移财产所有权利的合同，赠与合同的目的，最常见的是发生财产所有权的移转，这使其无偿服务合同和无偿借贷合同区别开来，赠与的财产不限于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其他权利。

（1）所有权以外的物权的让与，如让与抵押；

（2）无形财产权的让与，如无偿许可受赠人使用专利发明权；

（3）债权让与，债务免除及债务承担而不要求对价；

（4）有价证券及股权的无偿赠与。

2、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

传统理论认为赠与是典型的实践合同，即赠与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要件，但这种对赠与合同的定性导致在司法操作中弱化了对受赠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因此《合同法》中规定了保护受赠人利益的相关条款，从原则上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

3、赠与合同无偿单务合同

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即赠与人不要求受赠人作出对待给付。

4、赠与合同是非要式合同

赠与合同可为书面形式，也可以为非书面形式，非书面的赠与在未履行之前各当事人得以撤销，对于某些财产，如不动产只有办理相关登记手续，才发生赠与财产所有权移转的效果，另外，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

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经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则告终止，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赠与合同可因当事人一方（主要是赠与人）先行撤销权，或者因为法律规定的出现贫困状况而终止合同。

三、赠与人的撤销权

我国传统的民法观念认为，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并无区别，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并非一回事，合同的成立并非必然意味着合同的生效，合同成立合其效力状态有四种情况，即有效、无效、效力可消灭，效力未定。对于效力可消灭的合同，法律赋予了当事人一种撤销权，撤销权是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意思消灭合同效力的权利，对一般合同而言，这种效力所以可以消灭主要原因是指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意思表示有瑕疵，这是基于撤销权，由于赠于合同是一种极特殊的无偿单务合同，为了充分保障赠与人的权利，法律另外赋予了赠与人两种撤销权：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任意撤销权是指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在赠与的财产权利移转之前享有消灭一般赠与合同效力的权利，赠与合同中的法定撤销权是指当事人的赠与合同中独有的，在出现法定情况下享有的消灭合同效力的权利，赠与人通过行使撤销权，可以消灭赠与合同的效力，使合同恢复到未订立的状态，赠与人不再受合同的约束。

1、赠与合同中基于缔约的撤销权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基于缔约的撤销权其撤销事由是赠与人意思表示瑕疵，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赠与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合同。

（2）赠与合同订立时显失公平。

（3）赠与人在订立合同时被欺诈若被胁迫。

（4）受赠人乘人之危促使赠与人订立合同。

由《合同法》有关规定，赠与人在以上四种情况下行使撤销权的方式是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诉讼请求，仅仅向受赠人表示撤销合同，不能发生撤销的效力，在出现以上四种情况下，赠与人还可以变更赠与合同，赠与人要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赠与人基于缔约的撤销权的排斥期间为一年，意即赠与人应当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一年内没有行使的撤销权消失，合同生效撤销权的存续期间为除斥期间，即一般不发生中断、中止，赠与人在法定期间行使撤销权的效力是消灭赠与合同的效力，赠与人可以不给付赠与财产，赠与财物已经移转的，可以要求受赠人退回。

2、赠与合同中的任意撤销权

《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这一条款实际上规定了赠与人对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

任意撤销权是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所特有的一种权利，在其他合同中当事人没有这种权利，这种撤销权产生的事由是赠与人自己的自由意思的表示，即赠与人想要撤销赠与便可撤销，无需再考虑其他因素，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任意撤销权必须在赠与财产的权利移转之前行使，具体是多长时间在所不问，这种期间非除斥期间，对于动产而言，赠与人一旦交付赠与物，即实现了赠与财产权的移转，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消灭，对于不动产虽然赠与人交付给受赠人使用，但如果没有办理过户登记等手续的，赠与人仍可行使任意撤回权，但需注意的是，根据《民法通则》司法解释，赠与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将产权交给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即在某些情况下，赠与财产的权利虽未实现移转，赠与人也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

3、赠与合同中的法定撤销权

法定撤销权是赠与合同中独有的撤销权，一般合同中当事人不享有这种权利，其分三种情形。

（1）受赠人严惩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

（3）受赠人不履行合同中的义务。

四、任意撤销权的性质

一般情况下，合同依法成立后，债务人即负有给付义务，相应地，债务人享有给付请求权，除非法定解除事由存在，否则，债务人不得违反其负有的给付义务，取消已存在的合同关系，若如此，则债权的请求力、强制实现力将大打折扣，但对于赠与合同而言，由于其具有无偿性，赠与人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均违反均衡正义，就是“反一方当事人”即利益出让方负给付义务，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因此法律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立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就是这些优遇赠与人措施的一种，由于立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这就使得赠与人可以在赠与物的权利移转前撤回业已成立的赠与合同，从而不受业已存在的赠与合同拘束，也就是说，任意撤回权之宗旨在通过缓和赠与合同的约束力来实践优遇赠与人的目的，最终获致公平正义，在合同能否因当事人的合意而成立的问题上，赠与合同只能在诸成性与实践性上作出选择，即成为诺成合同或为实践合同，若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则在赠与物权利移转前，因合同根本未成立，赠与合同的法律效力根本未发生，赠与人不负有给付义务为不言而喻之理，实践性的赠与合同在赠与物权利未移转以前不成立的事实已足以保护赠与人的利益，根本无须画蛇添足般地赋予其所谓的任意撤销权，若强要如此，则任意撤销权也是失其客体、失其意义，没有任何价值。这也正是在赠与合同的性质上来要物性或要式性的民法中不设任意撤回权的原因所在，而在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时，虽然赠与合同经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但如果立法同时也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则在赠与物权利移转以前，即在动产交付以产、不动产办理登记以前，赠与人可以任意撤回，使赠与合同的效力溯及既往地归于消灭，从而不受赠与合同的约束，这样优遇赠与人从而实现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利益平衡的价值判断即可实现。因此可以这样说，任意撤回权完全是立法在将赠与认为诺成合同，赠与的无偿性保护赠与人利益而专门创设的制度，是旨在弥补诺成性的赠与合同对赠与人要求过苛而设计的救济性手断，这说明，只有在赠与合同具有诺成性的前提下，鉴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无偿性赋予赠与人以不履行赠与合同所归定义务为内容的撤回权才有必要，任意撤回权才有存在的意义，也即为，赠与合同完全成立即生效为前提，正是在任意撤回权的行使以合同的有效为前提及其行使将导致赠与合同效力的消灭，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厘清赠与合同时，必须将其任意撤回权利制度联系起来，否则就难以获致正确的结论，对于经过公证的赠与以及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赠与而言，其与一般的诺成合同在效力上并无区别，而对非公证的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而言，在未撤回前，其与一般债亦并无不同，受赠人仍享有请求权，请求赠与人履行其给付义务。

五、任意撤回权的行使及效力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赠与合同已依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合意而成立，这一要件是任意撤销权必须以赠与合同被确认为诺成合同为前提的必然要求；第二，赠与物权利尚未转移，即对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交付该动产，对不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办理移转登记，在不动产业已交付，但未办理移转登记的情形，由于赠与物权尚未移转，赠与人仍可撤销；第三，必须是非经公证的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六、任意撤销权的效力

既然撤销权在性质上是一种诉权，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后产生的效果就应当根据法院作出的撤销权判决予以确定，在法院作出撤销判决之前债务人的有害行为仍然有效。根据《合法法》解释一的规定，人民法院贪污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然而撤销权的效果不仅涉及债务人和第三人，同时也涉及债权人自身，具体来说其效力具体表现如下：

1、对债务人的效力

债务人的行为一旦被撤销，则该行为自始无效，而且是绝对的无效，如果是单方的免除债务，一经撤销视为债务自始没有被免除，如果是转让财产，即使受让人已经通过登记取得了该财产的所有权，则转让行为被撤销以后，应当撤销登记，如果是以设定其他物权为标的，一旦撤销也自始视为未设定，如果是转让债权，则撤销以后，债权复归于债务人，如果债务人已与他人达成买卖合同但尚未交付财产，则该合同将因被撤销自始无效。

2、对第三人（受益人）的效力

在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被撤销后，如果财产已经被受益人占有或受益的，应当撤销权人迫还其财产和收益，如果原物不能迫还，则应折价赔偿。

3、对债权人的效力

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使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使，而于撤销权人不予被告或请求而有所表示时，解释为撤销权消灭的问题，这就说明，与立法将赠与规定为实践合同从而使得赠与人可以任意毁约相比，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实际上也可以不欲履行的赠与人额外的作为义务，为其增加了诸多的困扰。

就撤销权的行使而言，由于撤销权为形成权，撤销为有相对人的单独行为，因此，赠与人撤回的意思表示到达受赠人即可发生撤销的效力，并且此项撤销权，于赠与物权利移转前均得为之，解释上不因除斥期间届至消灭，也无消灭时效的适用，撤销权的行使必须由享有撤销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如债权为连带债权，则所有的债权人可以共同行使撤销权，也可以由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提起诉讼，如果数个债权人因同一债务人的行为而受到损害，则每个债权人均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合同法》解释一第25条第2款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债务人为被告，就同一标的提起撤销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3、撤销权的使用范围

根据《合同法》第74条，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这就是说，撤销权行使的效力并不是涉及债务人处分行为的全部财产，而应仅限于保全债权的范围，对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超出债权保全必要的部分，不应发生撤销的否力，否则，势必会不正当地干涉债务人正当生为的自由。

4、撤销权的行使主体

债权人的撤销权由债权人行使，因此只要是债务人实施有害债权行为前有效成立的债权，债权人均可行使撤销权。如果债权人为多数人，则债权人可以共同行使撤销权，也可以由每个债权人独立行使撤销权，其结果都对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发生效力，债权人行使撤销应以什么人为被告？《合同法》解释（一）第24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

5、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撤销权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行使，根据《合同法》第75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所谓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是指赠与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对于此类性质的赠与，若允许赠与人任意撤销，则不利于倡导扶贫济国的社会风尚，所谓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习与，是指赠与目的的是为了履行道德上的义务，如对于无法定抚养义务的亲属，因抚养而为之赠与等，如对于无法定抚养义务的亲属，因抚养而为之赠与等，限制这种性质赠与任意撤回权的目的也在于此，此外，法律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不得撤回，其主要原因在于赠与人对赠与已作过深思熟虑，并非贸然应允，故应使其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并且公主是由国家机关所实施的，具有权威性与较强的证明力，不应由当事人随意否认其效力，对于是否只有未经证明的赠与才能撤回，各地区的立法也不一致，如既使赠与采用书面形式，赠与人也可以予以撤回，惟有当赠与采用比书面形式要求更高的公证时，赠与人才不得行使撤回权，这一体现了弱化赠与合同效力的价值判断的立法修正得到了学者的认同，如无偿契约不符合均衡正义，在义务人未履行前，效力愈弱愈好，对于书面赠与亦得撤销的结果，自是乐观其成，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一般赠与中，只要符合上条件，任意撤回权即可行使任意撤回权，则不能一概而论，在附负担赠与中，由于负担并非对价，由此一般认为，附负担赠与仍属无偿、单务合同，又由于附负担赠与仍为赠与，以赠与人履行赠与为制度的重心，据此，赠与人有先为给付的义务，因此，在赠与人交付赠与物前，赠与人尚不得任意撤回或请求受赠人履行。

6、任意撤销权行使的方式

虽然立法作出了将赠与确定为诺成合同的选择，但由于任意撤销权的存在，使得受赠人取得赠与物完全依赖于赠与人的主动履行，其结果与实践合同的效力极为相似，有准要物行为之观，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赋予债务人以任意撤回权与直接将赠与规定为实践合同的做法殊途同归，同样具有使赠与人任意毁约的意义，但这两种立法例在适用上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在规定为实践合同的情形，在赠与物权利移转前，因赠与合同尚未生效，受赠人无法为任何请求，亦无任何权利可供主张，而赠与人只要不履行债务即可达到毁约的目的，不必对爱赠人的履行请求有任何回应，其沉默无违反诚信原则或被拟制为一定内容之意思表示的疑虑，而在赋予赠与人任意撤回权的情形，因涉及形成权的行使，不免有其权利之行使是否违反诚信原则，以及该撤销权是否与一般形成权一样，可由相对人催告或请求其为无效后，受益人返还财产如何处置？可否直接归债权人所有，或者至少保证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目前我国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从法理的角度而言，债债权人行使了撤销权，只表明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无效，并不能必然导致处分财产归债权人所有，它只能仍然属于债务人，此外，债权人的撤销权在性质上不导致权利人对受益人返还财产的优先权利，该财产只能被并入债务人的其他财产中，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如果没有享有其他性质的优先权，则应与其他普通债权人一起受偿。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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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薛文成：《关于赠与合同的九个问题》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撤回权范文篇6

公诉案件能否撤回起诉，修改后的刑诉法虽没作出明确规定，但未规定可以撤回起诉，说明这一诉讼行为已经废除，然而两高却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允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极大争论。

关键词：撤回起诉法院审查刑事诉讼中的决定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是庭审过程中的一种诉讼行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将其废除，说明其已无存在之必要，刑事诉讼法亦不再赋予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但是，两高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撤回起诉重新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结案方式，诉讼实践证明，两高的司法解释则是有违法律原则。

一、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司法解释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撤回公诉的规定，在最高院司法解释中仅有三条相关的内容：第157条第3款"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按检察院撤诉处理。"第177条"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第241条"检察院在抗诉期限内撤回抗诉的，第一审法院不再向上一级法院移送案件；如果是在抗诉期满后二审法院宣告裁判前撤回抗诉的，二审法院可以裁定准许，并通知一审法院和当事人。"最高检的司法解释也仅有四条表述：第348条"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应在要求法庭延期审理获准后，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撤回起诉。（一）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补充侦查或补充提供证据的；（二）发现遗漏罪行或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虽不需要补充侦查或补充提供证据，但需要提出追加或变更起诉的；（三）需要通知开庭前未向人民法院提供名单的证人、鉴定人或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出庭陈述的。"第349条"法院宣布延期审理后，检察机关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撤回起诉。"第351条"……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第353条"变更起诉或撤回起诉应当报经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并以书面方式在法院宣告判决前向法院提出。撤回起诉后，没有新的事实或新的证据不得再行起诉。"

我国正在逐步走向法制国家，法律至上成为越来越多人坚信的理念，"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已成为我国的法制原则。作为诉讼意义上的刑事程序规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基本法律即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司法机关不得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或以任何形式包括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改变诉讼制度。并且1996年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并不是立法上的疏忽，而是其已没有存在的价值。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0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的审查，既包括程序性审查，也包括实体性审查。但法院实际上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庭外调查和庭前审查上，开庭审理只不过是把在庭前已经得出的结论合法化，这使庭审成为过场。为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使庭审流于形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庭前审查限定为程序性审查，使符合开庭审判形式要件的案件都能进入法庭审理，并在庭审中解决案件实体问题。严格体现了控审分离原则，同时也为彻底废止"先定后审"创造了条件。我国将庭前审查限定为程序性审查，也是一种顺应世界庭前审查制度改革趋势的立法选择。有学者为了论证撤回起诉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合法地位，列举了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有关规定，如日本、德国、我国的台湾地区等，都对撤回起诉的范围、条件、时间作出界定。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刑事诉讼法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立法机关将撤回起诉制度予以废除，说明撤回起诉已不再适应新的诉讼活动。另外，我国的诉讼制度与国外一些国家的诉讼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我们不能以国外立法作为我国撤回起诉存在的理由,而是以中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建立起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这就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废除撤回起诉的立法原意。

事实上，两高的司法解释已经超越了立法规定，将立法机关废除的制度用司法解释的形式重新纳入刑事诉讼轨道，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有法必依"依法治国根本原则的公开违犯，有法必依不仅仅是对广大公民而言，也包含着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司法活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进一步说，司法行政机关有更大的责任率先遵守法律规定，有法必依,不突破法律所规定的界限。基于程序法定原则，基于保障人权的要求，因此凡是涉及国家司法机关的职权配置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大权益保障的事项，都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而不能由其他机关、团体或个人以其他任何形式作出规定。自然也包括司法机关在内。公诉案件撤回起诉涉及到代表国家行使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的权力配置，根据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应当由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加以规定，既然刑事诉讼法并未就撤回起诉作出明确规定，表明立法机关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这一权力。而两高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撤回起诉的程序作出规定，则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僭越。

二、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实践操作

(一)撤回起诉的时间

撤回起诉的时间即限定在提起公诉后法院审理前的阶段。公诉机关未提起诉讼当然谈不上撤诉；法院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也不得撤回起诉。这是因为案件一旦进入法庭审理程序，检察机关就应积极地提出证据，承担举证责任，通过证明被告人有罪来推翻无罪推定，从而达到在法庭上胜诉的目的。如果检察机关以某一理由为名撤回起诉，然后再重新起诉即意味着案件由审理阶段退回到审查起诉，甚至是侦查阶段，被告人受到的是多次重复的刑事追诉。况且，毕竟在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后，法庭所要作的就是通过展开法庭审理活动就起诉书的指控是否成立问题做出权威的法律裁断。特别是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回起诉就意味着一个本来应当由法庭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判决被告人无罪的案件，无法在法庭上获得权威的法律裁决。从而使被告人的地位、命运一直处于不确定甚至有待判定的状态。而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审理前的阶段，这时法庭尚未进入案件的实质审理阶段，大多是处于对案件进行程序性的审查阶段。此时检察机关发现某种不应对被告人起诉的或是有其他情况如遗漏罪行和被告人的，可以将案件撤回再行处理。这时的撤回起诉没有侵犯法院的审判权，而是公诉权的正常行使，也是行使起诉裁量权的表现。

（二）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事实理由。即公诉机关发现被告人不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被告人错误的。其中被告人不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包括刑事诉讼法第15条六种情形，还包括第15条为容纳的所有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如正当防卫；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犯罪事实非被告人所为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理应包含在第15条中共同作为刑事诉讼法中法定不起诉的条件，只是由于法律规定得不完善。撤回起诉的理由仅限于法定不起诉应当包括的情形，而对酌定不起诉及存疑不起诉的情形，公诉机关起诉后，不得撤回起诉。前者原因在于虽然公诉机关具有起诉的裁量权，但起诉都是在经过缜密细致的审查，严谨科学的判断后做出的。既然在可以不起诉的情形下选择了起诉，就意味着公诉机关认为应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起诉后又撤诉的且不说是何原因，可能出现的公诉权的滥用就有损于检察机关起诉决定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诉讼已经提起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享有最终的裁决权，被告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对其指控承担证明责任，即使又发现了可以不起诉的情况也应由法院作最终的判定。否则可诉可不诉的案件，检察机关诉了又撤，撤了又诉反复进行，有害于公诉权的行使，审判权的最终裁判力，而且被告人受长期的追诉，人身自由、人身尊严都可能受到侵犯。

（三）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法院审查。

撤回起诉的法院审查是指在检察机关提出撤回起诉时，法院要承担审查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有异议，即是否有不同意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这是因为检察机关的撤回起诉可能存在着与被告人或被害人的诉讼利益冲突。法院对被告人、被害人是否同意检察机关撤诉的审查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诉讼效益，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少数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将撤回起诉作为逃避错案追究的护身符。

首先，从被告人角度讲，检察机关撤回已经提起的公诉意味着国家对被告人追诉活动的终止，被告人可以避免因审判结果的不确定性而可能对其错误定罪的风险。这是有利于被告人的。但是，也存在例外情况。如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六种情形中，第2项"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要注意到这是在已经构成了犯罪的前提下免于刑事责任的，即对此人已经作了有罪的法律评价。倘若被告人认为自己根本就是无辜的，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而是被错误起诉，为了彻底洗清自己的冤屈，坚持要求接受法院审判，希望通过公开、公正的法庭审判，通过法院的最终无罪判决来证明自身的清白。被告人的异议是客观存在但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少数检察机关甚至是法院错误地理解和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一审程序中检察机关在案件证据不足、胜诉无望的情况下提出撤回起诉的要求，法院经常以裁定的方式予以准许，根本不会考虑被告人的利益，而在检察机关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行为再次提起公诉时，法院也会轻易地予以接受。在这里，提起重复追诉的尽管不是法院，而是检察机关，但法院本身却成为检察机关任意实施重复追诉的协助者，同时撤回起诉就成为逃脱错案追究的托辞，成为逃避错案追究的护身符。

其次，从被害人的角度讲，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是与被害人的利益矛盾的。被害人一般都有着强烈的要求惩罚犯罪的愿望，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不再追诉，但被害人可能认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可能继续向检察机关申诉或者向法院起诉，甚至是上访。这样的撤诉不仅没有起到终结案件的作用，而且被害人还得进行大量的司法投入，对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诉讼效益上都是不利的。在公诉案件的撤诉问题上给被害人一个提出异议的权利，不仅有利于保护他们的利益，也有利于减少诉累。

因此，在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时，当检察机关和被告人、被害人之间出现矛盾时，需要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在衡量、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这一任务的承担者就是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法院的审查主要是分别听取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意见，但这种审查完全是程序上的审查，不涉及实体内容，对被告人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以及被害人是否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法院均不予以考虑。法院审查后，如果被告人、被害人对撤诉没有异议，应当裁定准许撤诉；如果被告人或被害人不同意撤诉的，法院应当裁定不准许撤诉。

（四）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法律效力。

在撤回起诉的效力上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法院作出准予撤回起诉的裁定后，撤回起诉的效力是否等同于不起诉的效力，是否有必要对被告人作法定不起诉的处理。如前所述，在是否准予撤诉的问题上检察机关只有请求权，其要受到被告人和被害人意见的左右，而法院的准予撤诉的裁定是最终产生撤诉法律后果的，即根据法院的准予撤诉的裁定就足以确认被告人是无罪的。公诉一旦撤回，刑事诉讼程序即告终结。因此没有必要再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的决定。法院的准予撤诉的裁定作出后，被告人在押的，应当立即释放；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对扣押、冻结的被告人的财物应当解除扣押、冻结等。实践中，有些检察机关在案件撤诉后，长期"挂案"，甚至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侦查，部队被告人无罪处理，扣押的财物长期不予退还。这些做法都反映出对撤回起诉在法律效力上的有意无意的忽视，严重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三、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程序处理

《规则》第351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解释》第177条规定："在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两高作出的上述司法解释，其性质属于司法机关协调案件处理的规定，但缺乏相关立法支持，在司法实践中也无法统一，由此使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受到损害，也使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顺利实现。

（一）撤回起诉决定能否引起申诉

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虽然，两高的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当事的被害人拥有相关的权利，但每个公民的申诉不容许任何人的剥夺，对于检察院做出的撤回起诉决定，被害人对此不能理解，不服这一决定的都应有决定申请的权利。由于撤回起诉与不起诉在实质要件上相同，都是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此，也应该赋予撤回起诉案件中被害人的申诉权和起诉权，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利益。同时，也是对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严格执法的一种制约。对于有被害人申诉的撤回起诉案件，也会出现与上述公安机关提请复核程序中一些情形，在此不再重复。由于对被害人不服撤回起诉决定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却会出现一些复杂、无效的诉讼程序。人民法院对于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审查后，裁定准许撤回起诉，这是一种被认为合理的公诉程序，说明人民法院也认同人民检察院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而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自诉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解释》第186条和2000年7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3）项规定的案件范围的答复》精神，又符合受理的条件，法院应该受理，检察机关也应将案件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从程序上看因为这些案件原本应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是由于这些案件符合撤回起诉要求，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却作出了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这类公诉案件特别规定为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就是为保护群众告状无门，放纵犯罪情形的发生，保证案件及时得到处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于是，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裁定是人民法院作出的，认为不应当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但同案被害人的起诉又受理了，认为应当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究竟采取什么程序审理成为一道难题。要么自诉案件程序走过场，要么撤诉裁定是错误的，判处被告人有罪。但无论那种方式，都一定会得出前后相悖，不能自圆其说的法律后果。

（二）撤回起诉决定的文书形式

刑事诉讼中的决定，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依法就有关问题作出的一种处理意见。对人民检察院来说，既可用于解决实体问题，又可用于解决程序问题。决定一旦作出，就具有法律效力，必须切实执行。人民检察院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提起公诉后，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撤回起诉。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是"因事实、证据有变化"，事实、证据是否有变化，要经法院审查，如果人民法院认为事实、证据没有变化，经法庭查实的事实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相同，只是不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而裁定不准许撤回起诉，然后判决被告人无罪。人民法院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为防止无罪的人因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而被继续关押，体现了互相制约的原则。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人民检察院是对宣判无罪的实体判决抗诉还是对不准许撤回起诉的程序裁定抗诉呢？如果不提起抗诉，检察委员会决定的权威性将被如何看待呢？如果抗诉，抗诉的对象是什么？对无罪宣判的实体判决底抗诉呢？还是对不准撤诉的程序性裁定的抗诉呢？

（三）撤回起诉决定能否引起复议复核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或者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但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撤回起诉决定书是否送达公安机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规定。有学者对撤回起诉与不起诉的实体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作了比较分析，认为二者的条件和效力是相同的，具有相同的终止诉讼的效力。因此，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将撤回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撤回起诉的决定有错误，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从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出发，笔者同意这种观点。但在司法实践中就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a.复议意见没有被同级人民检察院接受，但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却接受了公安机关的复核意见，按照检察一体和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上级检察院有权撤销下级检察院撤回起诉决定，一旦撤销，作出撤回起诉决定的检察院必须执行，但与此同时，与作出撤回起诉决定的检察院的同级人民法院又作出准许撤回起诉的裁定；b.或者上级人民检察院不采纳公安机关的复核意见，同意撤回起诉，而同级的人民法院又作出不准许撤回起诉的裁定。前者，检察院执行上级决定重新提起公诉，人民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新的事实、证据，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后者执行上级决定，可人民法院又不准许撤回。此时，诉与撤，均无法可循；撤与诉，又均有司法解释的精神，使作出撤回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处于两难境地。

（四）撤回起诉决定能否引起上诉

有学者指出，为了保证检察机关客观公正行使撤回起诉的权力，加强对撤回起诉的监督与制约，应当从制度上完善相应的制约机制，建议撤回起诉决定书生效后，应当送达被告人，使之了解检察院起诉已被撤销，使其不再处于被刑事追究的状态。笔者认为，这就涉及两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第一，撤回起诉决定书生效的时间，是检察委员会作出决定、办案人员制作好《撤回起诉决定书》为生效时间，还是至人民法院作出准许的裁定为生效时间？如果指制作《撤回起诉决定书》的时间为生效时间，那么应该由检察院送达被告人，被告人对检察院的决定只有申诉权，没有上诉权，应无条件的执行，检察院也应立即释放被告人。但检察院送达后，如果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回起诉怎么办？笔者理解，撤回起诉决定书生效的时间应以人民法院裁定是否准许撤回起诉时间为生效时间。检察院《撤回起诉决定书》送到法院后，法院经审查如果裁定不准许撤回起诉，应按照一审程序正常进行；如果裁定准许撤回起诉，检察院才能制作裁定书，送达被告人，这又涉及下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第二，被告人的上诉权问题。有人认为，被告人对人民法院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的裁定，一律不享有上诉权。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对于同意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裁定，在本质上也是这一案件的判决，因为它决定不追究被告人的相关责任或被告人是无罪的。所不同的不过是它并未通过全部的审判过程。故被告人应当享有上诉权。按照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上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被害人除外）及其法定人不服一审裁判，依法提起上诉的诉讼权利，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机关无法剥夺。刑事诉讼法第180条第1款规定："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第3款又规定："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这是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基本规定。"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其中就包含了对检查机关的撤回起诉的裁定。而剥夺被告人的上诉权，是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也是进犯公民的人权。至于上诉的理由，相关法律亦没有具体规定，按照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被告人不服第一审的裁判、裁定，只要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提出，并不需具体理由，上诉即可成立。被告人认为第一审法院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或者准许撤回起诉将会对其产生不利后果，如丧失可能被宣判无罪的时机等，就有理由提出上诉，引起二审重新审理的法定程序。

“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策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立法、司法、守法等诸多环节的完善。相互配套，彼此和谐，在立法上，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即立法机关必须制定出全面调控社会关系所需的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在我国的现实司法实践中，在立法机关的立法过程中，已经将公诉案件撤回起诉，从现行法律中废除，证明了这一程序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存在有弊端，并且高检高法、司法、人大法委也没有认可，说明公诉案件的撤回起诉已经失去其价值中存在的意义，法律上也无其存在的依据。就应按照"有法必依"的法治原则，以立法解释的形式推翻于法无据且实难操作的司法解释，减少诉讼环节和节省司法资源，消除司法与立法冲突且得不到制止的不良现象，使司法活动在健康的司法环境中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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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龙宗智著：《相对合理主义》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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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新编）》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撤回权范文篇7

一、关于在民事再审诉讼中，原审原告能否撤回原审起诉的问题。

当前，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之途径有三：当事人申请、检察机关抗诉、人民法院决定再审（上级法院指令和本院决定）。故在民事再审诉讼中，原审原告能否撤回起诉，笔者观点，不能一概而论，应视情况而定。

其一、对当事人申请进入再审的，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能否撤回原审起诉，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申请撤回原审起诉的，不予准许。其主要理由：

生效裁判文书对法院和当事人均有约束力，非因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如果允许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在再审诉讼中撤回原审起诉，则意味着当事人可以自己的意志撤销法院原审裁判，显然有悖法理。

其次，依现行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一般存在或实体或程序错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因此，在民事再审诉讼中，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申请撤回原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再审中的撤诉应理解为撤回再审申请，法院可裁定终结再审诉讼。否则，不予准许。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可以撤回原审起诉。其主要理由：

再审程序适用原审程序。《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据此，可以看出，审判监督程序适用原审普通程序，并另行组成合议庭。

原审一、二审程序并未禁止当事人撤回起诉。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等相关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民事诉讼法意见》）第191条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的，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依照上述规定，在一、二审裁判宣告前，原告或上诉人可以申请撤回起诉或上诉，应无异议。因此，在适用原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过程中，若非原审裁判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或案外第三人利益，对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撤回原审起诉的，应予准许。

至于生效裁判对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约束力，因人民法院在裁定进入再审时，原则上要中止原生效裁判的执行。因此，在民事再审诉讼中，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撤回原审起诉的，经审查，若符合法定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具体作法，可考虑在同一裁定中先撤销原审裁判，同时准予再审申请人（原审原告）撤回原审起诉。

其二、由法院决定再审的，原审原告可否撤回原审起诉。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经法定程序进入再审，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原审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能否准予撤诉？

一种观点认为，由法院决定再审的，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原审原告申请撤诉的，不应准许。其主要理由：

首先，再审并非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经本院院长发现并经审判委员会决定或上级法院指令而启动的再审程序，非因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引起。因此，作为原审诉讼程序中的一方当事人，原审原告如欲终止再审程序而申请撤回原审起诉，已不可能，且无法定权利。

其次，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未规定再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可以撤诉的结案方式。《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01条规定：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或提审的案件，由再审或提审的人民法院在作出新的判决、裁定中确定是否撤销、改变或者维持原判决、裁定；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协议送达后，原判决、裁定即视为撤销。

同时，即使原审原告申请撤回原审起诉，是否准许，决定权在法院。《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民事诉讼法意见》第161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民事诉讼法意见》第190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或者双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不应准许。

再次，从撤诉的法律后果看，一旦准许原审原告撤回原审起诉，则形成诉讼程序逆转回原审诉讼开始前的状态，其诉讼时效重新开始计算。一个案件已经经过原审和再审，因原审原告撤诉而引起诉讼时效重新计算，显然违背“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同时，也有可能因当事人滥用诉权造成诉讼秩序的混乱。

从法理上讲，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处分权总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民事再审程序与当事人诉权处分原则并不冲突，同样贯穿于民事再审程序，可表现为放弃权利，进行调解等。但因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受其主体、条件、目的的限制，在诉讼权利上是受到一定制约的。因此，由法院决定再审的，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当事人申请撤回原审起诉的，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再审启动原由，要求其参加再审诉讼。

同时，原审错误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可能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严重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只有通过再审，由法院在作出新的判决时确定是否撤销、改变或维持原裁判；或由双方当事人达成新的不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或案外第三人利益的调解协议，原审裁判即视为撤销。

因此，由法院决定再审的，在再审裁判宣告前，原审原告不能撤回起诉。对当事人申请撤回原审起诉的，法院可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告知其不予准许。

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允许原审原告申请撤诉。其主要理由：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原生效的判决、裁定是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第一审程序审理；原生效的判决、裁定是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第二审程序审理。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民事诉讼法意见》第191条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的，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依照上述规定，原告在一、二审程序中均可以申请撤诉。在一审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经审查认为符合撤诉条件的，裁定准许撤诉，从而终结诉讼；在二审宣判前，因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原告申请撤诉，二审法院经审查，其协议不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或严重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可以作出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准许原告撤许。

因此，在民事再审诉讼中，无论按一审程序或二审程序审理，若当事人自行和解而原审原告申请撤诉的，法院经审查，不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或严重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情形的，应予准许，并以裁定撤销原审（一审或一、二审）判决，准许原审原告撤诉。

从法理上讲，申请撤诉是原审原告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诉权，只要其撤诉申请系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法院应予准许。法院准许原审原告撤诉，原审判决同样视为撤销；如原审裁判确有错误，也同样起到纠错的功能。否则，原审原告申请撤诉，法院裁定不准许，则存在强行剥夺原审原告诉权的情形。从司法实践上看，在再审诉讼中准许原审原告撤回起诉后，社会效果较好，当事人一般也不再缠诉缠访。

其三、因检察机关抗诉而进入再审，原审原告申请撤诉应否准许。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撤回权范文篇8

关键词：再审；再审申请；申诉；原审；撤诉权

再审程序作为特殊的诉讼程序，是为了纠正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而设置的。出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再审程序作用的立法初衷，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种发动再审程序的途径：即当事人基于诉权的申请；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抗诉；人民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再审程序现有启动途径的多渠道化，在纠正错误裁判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程序的发动者意欲撤回再审之诉，甚至原审之诉时，能否准许？因立法无明文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的处理措施大相径庭，我国诉讼法理论界更是时有争论。在此，笔者也就该问题做了一点粗浅探讨。

一、当事人再审申请和申诉的撤回权

再审申请权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8、182条的规定：当事人在裁判生效后的2年内可向原审或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诉权是宪法赋予当事人的权利，只要当事人对生效的裁判不服，任何时候都可向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申诉。检察院或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申诉有理的，可随时通过抗诉或审判监督的方式启动再审程序。可见，即使2年后当事人丧失了申请再审的权利，他们仍然享有申诉权。

（一）当事人有权撤回再审申请

法院受理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在未作出是否进行再审的裁定前，若当事人撤回申请，是否准许？笔者认为，只要申请人出于自愿，即使已发现案件确有错误，即符合民诉法第179、180条规定的应当再审的6种情形之一的，法院也应准许其撤回，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的2年内，当事人仍可再次提出再审申请。因为就民事案件而言，当事人享有极大的处分权，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胜于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法院若能平纷止讼，形成双赢的局面，就是极大地发挥了民事审判程序的功能。这就是说，当事人之间互相让步达成协议后，自愿履行的，法院自然无需再审；若是当事人迫于恐吓、威胁、重大误解等原因；作了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决定，撤回了再审申请，也有相应的救济程序：在2年之内仍可申请再审，超过2年期限的，还可行使申诉权，从而给法院、检察院提供发现错案的线索。

为了防止有的当事人滥用诉权，造成司法资源的无端浪费，法院可向再审申请人预先收取一定的申请保证金，案件进入再审后，不管申请人最终是否胜诉，一律退还；再审前，当事人撤回申请的，减半收取，剩余退还。这样，当事人出于经济的考虑，也会减少随意申请的次数，司法人员也不必多次进行重复劳动。

（二）当事人有权撤回申诉

我国民诉法明文规定了发动再审的途径之一为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而当事人向法院、检察院、人大等机关的申诉并未纳入其内。既然申诉仅仅是当事人行使权利的一种方式，是否会引起再审，完全由法院来决定。实践中往往是“重复申诉”居多，“曲线申诉”（向人大、检察院申诉或其他渠道扩大影响等）和“关系申诉”（通过领导、朋友等向能给法院施加影响的人中诉）也屡见不鲜，撤诉的却是少之又少。尽管形式上当事人享有无限申诉权，但在实际情况中，法院通过申诉信访渠道立案复查的很少，只占提出申诉的很小一部分。显然，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当事人是否撤回申诉，案件的结果并未有任何实质性地改变。若正在对当事人的申诉进行复查，当事人却撤诉了，怎么办？既然笔者对作为启动再审程序途径的再审申请都主张撤回，此时更应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准许其撤回申诉，同时这也是对法院负担的减轻，当然申诉人以后还可以再次申诉。

二、再审程序发动者的撤诉权

人民法院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后，案件已进入实质性的审理阶段，有些案件按第一审程序再审，有的依第二审程序再审。提起再审的主体在法院尚未作出判决、裁定之前，能否享有撤诉权？在此将分别论述。

（一）当事人申请引起的再审

1、当事人应享有撤诉权

有人认为，与一审、二审相比，再审启动条件要严格得多，法院一旦依当事人申请而决定再审，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根据有错必纠原则，法院必须对原裁判作出最后的定论，而不能任由当事人随便地撤诉，更不能准许当事人的撤诉申请，否则就是与再审程序的纠错目的不符。基于以上考虑，有些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内部规定：再审程序启动后，再审申请人一律不得撤诉。

对于上述观点和做法，笔者不敢苟同。虽然民诉法对再审程序中的撤诉权未做明确规定，但从民诉法第13条：“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可以看出立法者的原意：即只要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就可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当然包括撤诉权。而且，根据民诉法原理，若再审是按第一审程序审理的，只要不与再审程序的性质相悖，当事人就享有一审程序中所拥有的诉讼权利。根据民诉法第129、131条的规定：宣判前，原告可申请撤诉；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按撤诉处理。若再审是参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当事人在二审中享有的诉讼权利，在再审程序中也同样享有。根据民诉法第156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之前，上诉人可申请撤回上诉。因此在再审判决宣告之前，当事人有权撤诉，这是任何机关、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

2、法院享有准予撤诉的决定权

再审审理阶段，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审判决确有错误，在宣判前，当事人申请撤诉的，是否应予准许？理论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申请撤诉，往往是其诉讼目的已经通过诉讼外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对私权的处理，国家不应过分干预，应准许其撤诉。另一种观点认为，依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错误裁判必须纠正，才能发挥再审的纠错补救功能，因此主张不予准许。

其实两种观点均有偏颇之处。一方面，裁判是一个需要公开进行的综合证据材料的推断审理过程，即使原判决可能存在错误，民事纠纷未经合法审判也不能作出最终结论。况且在司法实践中提起再审的案件，维持原审裁判的还是占有相当比例的。另一方面，实事求是是政治原则，而非法律原则，现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司法工作者的共识，限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案件的查明达到“法律真实”即可，而不必盲目、不切实际地追求所谓的“客观真实”。故而，笔者认为，参照第一审程序的再审，即使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裁判确有错误，若申请人出于真实意愿而撤诉，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就算损害了申请人本身的利益，也应准许；若是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申请人撤诉的，也应准许，因为另一方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借助再审。出于对另一方当事人处分权的保护，法院不能越俎代庖，检察院也不能通过抗诉横加干涉。参照二审程序的再审应适用二审程序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90条：“在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或者双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不应准许。”条文中的“一审判决”在按二审程序审理的再审中，对应的就是原二审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那么，一旦人民法院认为原生效判决（二审判决）确有错误的，均不应准许当事人的撤诉。因此，只要撤诉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又在法律许可范围之内，法院都应尊重当事人的决定。

3、当事人撤诉后的法律效果分析

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撤回起诉后，只要还未超过诉讼时效，还可另行起诉。尽管法律对当事人撤回上诉后能否再次上诉，未做相应规定，但上诉一旦撤回，第一审裁决即告生效，当事人自然丧失了再次上诉的权利。一审程序中的撤诉效果能否在按照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程序中同样发生？如前所述，再审程序尚未启动，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依然还可再次申请再审。因为申请再审并不影响原审裁判的执行，它依然生效。而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后，依据民诉法第183条规定，还应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此时原审判决效力处于待定阶段，与第二审之诉相同，一旦当事人撤诉得到法院准许，原审裁判效力即时得到恢复。当事人若再次提出再审申请，就构成对诉讼权利的滥用，法院裁决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将严重动摇。而参照二审程序审理的再审，固然适用有关二审程序的有关规定，即当事人撤诉后，就丧失了再次申请再申的权利，同时这也符合再审程序的特性。总的来说，不论再申依一审亦或二审程序审理，当事人撤诉后，再次提出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均不应再次受理。

（二）人民检察院抗诉启动的再审

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起抗诉后，仅仅只是启动了再审程序。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院并非民事诉讼活动的当事人，也不参与诉讼对抗。尽管法院会考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但因最终要解决的只是当事人之间的争端，诉讼活动仍旧在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进行，所以检察院不能成为撤诉主体。而且从当前抗诉案件的审理机制来看，上级法院接到同级检察院的抗诉后，一般指令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审理。而提请抗诉的检察院若要撤回抗诉申请，就要先通过上级检察院向其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然后再函转审理法院。因程序相当复杂、烦琐，检察机关一旦抗诉，一般也不会撤回。

其实，检察院的抗诉一般也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诉，但不能因为当事人的申诉权在进入再审程序的入口处借助了抗诉权，而剥夺当事人对自己申诉权的自由处分。为了便于实践中操作的统一和协调，当事人申请引起的再审中撤诉权行使的有关论述同样适用于抗诉启动的再审。即当事人享有撒诉权，只要撤诉是当事人自愿，且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法院应该准许。具体地说，参照一审程序的再审，只要符合上述条件，不管原审裁判是否有错，一律准予撤诉。参照二审程序的再审，除了要符合上述条件外，不存在法院认为原裁判确有错误和双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两种情况的，也准许撤诉。当然法院在审查撤诉的正当性时，应当征询检察机关的意见。若检察机关也同意撤诉，他就丧失了再次抗诉的权利；若检察机关不同意撤诉，与法院意见产生分歧，法院经再次审查依旧维持原来意见的，检察机关仍享有再次抗诉权。

（三）人民法院的自行再审

人民法院内部依审判监督程序发动的再审，先不论其正确与否，都是审判机关从追求公正的角度出发，对错误裁判的主动纠正。当事人是否愿意再审，则不在法院考虑之列。既然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无关，那么就不存在撤诉的问题。

三、再审程序中原审原告的撤诉权

进入再审程序后，原审原告能否申请撤回原审之诉，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在审判实践中有不同的做法。一种做法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在案件尚未确定有错之前，原审原告出于自愿，且撤回原审诉讼请求在法律许可范围之内的，从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角度出发，法院应当准许。根据民诉法第186条，人民检察院抗诉，法院应当再审。再审是针对原审的再次审理，既然强制性的要求法院再审，原审之诉首先必须要存在，法院自然不能准许原审原告的撤诉申请。法院自身发现确有错误的裁判而发动了再审，便于落实错案追究制，法院必须对原生效裁判作出正确的定论，而此裁判行为必须以原审裁判的有效存在为前提，自然不能让原审原告撤诉。另一种做法是：不管再审是由何种途径发动，一律不准许撤回原审诉讼请求。因为再审程序启动后，原申裁判只是暂时中止执行，而民诉法规定的撤诉权仅能在判决宣告前行使，再审案件并非不存在生效裁判，只是效力待定而已。如果准许当事人撤诉，就意味着给予当事人对原审裁判是否执行的决定权，而此种权利只能由法院行使，自然不能赋予当事人。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做法均有待商榷。再审案件的审理既然是参照一审或二审程序，原审原告是否享有撤诉权的问题，就应当遵循民诉法有关一、二审程序的规定。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的再审，若要撤消原判，只能由法院在庭审后决定，当事人无权撤消司法裁判。对于按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根据民诉法第153条：经法院审理，若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在原审裁判已被撤销的情况下，以前的诉讼过程被合理推翻，处于一审宣判前的阶段，原审当事人的地位恢复。依据民诉法第131条：宣判前，原告可以申请撤诉。所以原审裁判是否已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是原审原告在再审中能否撤回原审之诉的重要判断依据。案件发回重审后，撤诉申请出自原审原告自愿，法律又许可的，法院就应尊重原审原告的决定。公务员之家

虽然原审原告在参照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中不能撤诉，但是他仍然可对自己能够行使的权利进行合理地处分。《意见》第201条规定：再审案件可以调解结案，调解书送达后，原裁判即视为撤销。既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赋予原审原告变更或放弃诉讼请求的权利，原告就可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由人民法院以调解的方式结案，这样既能达到终结诉讼的目的，又能妥善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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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权范文篇9

在我国，由于实行两审终审制，所以有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的区别。

民事诉讼当事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未生效的第一审判决、裁定，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上级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上诉案件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称第二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是为了保证当事人依法行使上诉权和上一级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判而设置的。民事诉讼法关于第二审程序的全部条文，都是针对审判上诉案件所作的规定。所以第二审程序是审理上诉案件的程序，也称上诉审程序。人民法院适用第二审程序对上诉案件进行审理后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因此，第二审程序又称终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和第一审程序虽是两个审级不同的程序，但第二审程序与第一审程序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说，第一审程序是第二审程序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和发展，即对同一民事案件继续进行审理，而不是开始审理另一个新的案件。第二审程序发生后，上一级人民法院就要根据上诉人的请求范围审查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执行审判程序上是否正确、合法，继续行使国家赋予的审判权，最终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应当明确，第二审程序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如果一个案件经过第一审程序审理，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或者在上诉期限内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就不会引起第二审程序的发生，当然也就不需要经过第二审程序。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也都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然而提审、再审的案件适用第二审程序与上诉案件适用第二审程序是有区别的，比如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称谓不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完全一样、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范围也不完全相同。

综上所述可见，第二审程序是上诉人要求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第一审人民法院的裁判是否正确、合法，以上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诉讼程序;也是上一级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对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判的有关内容进行检查、监督，使有错误的裁判在发生法律效力前得到纠正的诉讼程序。

(二)第二审程序的意义

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二审程序，其意义在于：

(1)有利于上级人民法院检查和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通过对上诉案件的审理，可以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审判作风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审判监督，帮助下级人民法院总结审判工作经验，提高审判工作水平和办案质量，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

(2)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依法提起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对第一审判决、裁定进行审查，可以发现第一审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执行审判程序上是否正确。原判决、裁定正确的，予以维持;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可以及时得到纠正。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就可以尽量避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人民法院的错误裁判而受到损害。

(3)有利于加强上下级人民法院的联系。便于上下级法院相互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加强联系，改进工作，促进审判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强化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保证执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4)有利于进一步克服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错误倾向，提高审判人员执法水平。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第二审程序中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应当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必然促使人民法院重视程序法，把正确适用程序法与正确适用实体法同样作为提高执法水平的标志，在审判活动中坚决执行民事诉讼法，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

(三)上诉的提起

民事诉讼当事人，不服地方各地人民法院未生效的第一审判决、裁定，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状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的诉讼行为，称为上诉。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这一诉讼权利，叫上诉权;提起上诉的案件，就叫上诉案件。

上诉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诉讼制度，保证这项制度的正确贯彻执行，是严格依法办案的一个重要方面，审理好上诉案件是保证办案质量重要的一环。上诉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这是审级制度决定的，是否上诉，当事人有权自己决定，任何人都不得限制与剥夺。

当事人行使上诉权，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提起上诉必须是享有上诉权或可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案件中的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人民法院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的，也享有上诉权。上诉权可以由当事人自己行使，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行使。但是代为行使上诉权的;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可以行使上诉权的人。第一审案件中，公民作为当事人的，只要具有民事诉讼行为能力，都可由自己行使上诉权依法提起上诉;无民事诉讼行为能力，由他的法定人，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人，被人行使上诉权，但上诉人仍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法人作为当事人的，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行使上诉权;其他组织作为当事人的，由他们的主要负责人行使上诉权。必要共同诉讼人可以全体提起上诉，也可以一人或部分人提起上诉。普通共同诉讼人，各自都可以独立行使上诉权。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由诉讼代表人行使上诉权。经过当事人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的，可以被人行使上诉权，但上诉人仍是被人。不享有上诉权的人，或者不是法律规定可以代为行使上诉权的人，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当事人的名义提起上诉;提出上诉的，人民法院应裁定予以驳回。有的案件原、被告双方和第三人都提起上诉，只要都享有上诉权，应当都列为上诉人。

(2)提起上诉的对象必须是依法允许上诉的判决或裁定。当事人不服并依法行使上诉权，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予以纠正的判决、裁定，称上诉对象。能够成为上诉对象的，只能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包括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作出的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不予受理、对管辖权异议、驳回起诉等未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调解协议不能成为上诉对象。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裁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依照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作出的判决或裁定，都不准上诉。法律规定的裁定，除以上可以上诉的三种裁定外，其他裁定，也不准上诉。

(3)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当事人对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判决提起上诉的期限为十五日，对裁定提起上诉的期限为十日，从判决书、裁定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算。一审判决书和可以上诉的裁定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期从各自收到判决书、裁定书之日起计算。过了法定期限，法律文书发生了法律效力，当事人不能再行使上诉权。在上诉期间，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了上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顺延期限。人民法院查明确系由于不可抗拒的事由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而延误上诉期的，应当准许顺延期限，以保护当事人的上诉权利。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关于期限耽误后，当事人申请顺延，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的规定，是指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是否有正当理由;并分别作出准予顺延或不准顺延的决定，而不是指具备顺延期限条件的，仍可作出不许顺延期限的决定。对上诉期限的计算还应当指出两点：一是当事人一方在国内，一方在国外的案件，因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不同，必须在双方当事人上诉期限都届满后，判决才发生法律效力。法律规定，国内一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期限为十五日，国外一方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期限为三十日。十五日届满，国内一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即丧失了上诉权，但法律文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国外一方当事人的上诉期限届满后，判决才生效。二是必要共同诉讼的上诉期限。应从最后收到判决书的当事人收到判决书之日起计算。因为共同诉讼人可能分散居住各地，收到判决书的时间也不同，这样规定，有利于保护共同诉讼人的上诉权。非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因各共同诉讼人可以独立行使上诉权，其上诉期限从各自收到判决书之日起计算。

(4)上诉必须递交上诉状。上诉状是当事人提起上诉的根据，没有上诉状就难以判明当事人是否行使上诉权和上诉请求的范围，第二审人民法院也无从进行审理和裁判。上诉状依照法律规定应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法人的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原审人民法院名称、案件的编号和案由;上诉的请求和理由，上诉的请求和理由是上诉状的重要内容。“上诉请求”，是上诉人通过上诉所要达到的目的，即上诉人通过上诉要求上一级人民法院变更或撤销原裁判的一种意思表示。“上诉理由”，则是上诉人提出上诉请求的具体根据，包括对第一审查明的事实、证据的不同认识，在第一审未提供的新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也包括请求追加当事人的理由、根据，以及对适用法律、执行审判程序的不同意见的理由和根据等。在宣告判决、裁定时，当事人上诉的口头表示，不能代替上诉状，但当事人已口头表示上诉的，应当告知他们在法定上诉期限内书写上诉状，不要采取简单的做法，等到上诉期满以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处理。但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告知后，未在法定上诉期间递交上诉状的，则视为未提出上诉。上诉状中欠缺的部分可告知上诉人补正，但不能以此为理由剥夺其上诉权。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如果当事人将上诉状直接寄交第二审人民法院，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后的五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民法院。当事人提起上诉，应依法交纳诉讼费。诉讼费一般应在递交上诉状的同时交纳。

上述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上诉才能成立，才能引起第二审程序的发生。当事人已提出上诉的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不发生效力。但对第一审人民法院所作的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裁定效力不发生影响，仍应执行。

(四)上诉的撤回

在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人的上诉至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宣告前，上诉人认为自己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或者接受了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可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这是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处分，但是否准许，应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因此，撤回上诉是两个诉讼行为的结合：一是上诉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向人民法院提出撤回上诉的申请;一是人民法院依法审查上诉人撤回上诉的请求，有没有违反法律、逃避法律等不应准予撤诉的情况，并据此作出是否准予撤回上诉的裁定。只有这两个诉讼行为结合起来，撤回上诉才能成立。

撤回上诉的申请必须在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至宣判前提出。第二审人民法院未受理上诉，当然不存在撤回上诉的问题;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已经宣判，上诉人再无权撤回上诉。

人民法院审查上诉人撤回上诉的申请，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或者双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不准撤回上诉。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否准予上诉人撤回上诉，都应当作出裁定。裁定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也可以采取口头形式。人民法院不准上诉人撤回上诉，是驳回上诉人程序上的请求，可以用口头裁定的形式;但是准予上诉人撤回上诉的裁定，由于是对一审判决、裁定效力的确认，一般应采取书面形式。书面裁定应制作裁定书，由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签名，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应当记入笔录。公务员之家:

上诉人撤回上诉，一经人民法院准许，即产生两个法律后果：一是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二是当事人丧失了对本案的上诉权。撤回上诉与撤回起诉一样，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或者附加其他条件。

(五)上诉的受理

原审人民法院在收到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状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移交的上诉状后，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并告知其在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对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副本送达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不提出答辩的，不影响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审理。

撤回权范文篇10

第二条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注销程序的实施，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工业产品是指《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规定的产品（含食品及其相关产品）。

本规定所称生产许可证注销程序是指被许可人已经取得的生产许可资质被依法撤回、撤销、吊销或存在其他法定情形而被依法终止，并依法办理注销手续的过程。

第三条生产许可证注销程序的实施，应当遵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依照本规定实施撤回、撤销生产许可和吊销生产许可证，办理生产许可证注销手续。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章生产许可的撤回、撤销

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撤回生产许可的决定：

（一）生产许可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导致生产许可项目依法被终止的；

（二）准予生产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生产许可被终止的；

（三）被许可生产的产品列入国家决定淘汰或者禁止生产的产品目录的；

（四）依法应当撤回生产许可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被许可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撤销生产许可的决定：

（一）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生产许可的；

（二）已经取得生产许可但不能持续保持应当具备的条件，且逾期未改正的；

（三）依法应当撤销生产许可的其他情形。

许可部门或许可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给予处分，可以作出撤销生产许可的决定：

（一）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生产许可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生产许可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生产许可的其他情形。

依照前两款规定撤销生产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第七条撤回、撤销生产许可，由准予生产许可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作出决定。

上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可以撤销下级部门决定的生产许可。

第八条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监督管理中，发现应当撤回、撤销的情形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取证，提出撤回、撤销的意见，并按规定要求逐级上报准予生产许可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处理。

第九条作出撤回、撤销生产许可决定前，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告知被许可人撤回、撤销生产许可的事实、理由和处理意见，听取被许可人的陈述和申辩。

对被许可人提出的陈述和申辩，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进行核实；被许可人提出的陈述和申辩成立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采纳。

第三章生产许可证的吊销

第十条被许可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吊销生产许可证的决定：

（一）未按照规定在产品、包装或者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情节严重的；

（二）出租、出借或者转让许可证证书、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情节严重的；

（三）产品经国家监督抽查或者省级监督抽查不合格，经整改复查仍不合格的；

（四）依法应当吊销生产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吊销生产许可证，由被许可人所在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办案程序管辖权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负责执行。作出吊销生产许可证行政处罚决定前，被许可人所在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按规定要求逐级上报准予生产许可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监督管理中，发现被许可人存在应当吊销生产许可证的情形的，应当通报被许可人所在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按照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作出吊销生产许可证行政处罚决定前，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按照办案程序的规定，提出吊销生产许可证的处理意见，听取被许可人陈述和申辩，并告知其听证权利。

被许可人在规定期限内要求听证的，应当按照有关听证规则进行听证。

第十四条在听取被许可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活动结束后，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为被许可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应当将吊销生产许可证的书面建议和有关情况，按规定要求逐级上报至准予生产许可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准予生产许可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作出批复。

被许可人所在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根据准予生产许可部门同意吊销的批复，向被许可人作出吊销生产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负责执行。

第四章注销手续的办理

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办理生产许可证注销手续：

（一）生产许可被依法撤回、撤销，或者生产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

（二）生产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三）被许可人依法终止的；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生产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生产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对生产许可被依法撤回、撤销，或者生产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由准予生产许可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办理注销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