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范文10篇

长篇小说范文篇1

整整20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业余文学作者群，终于在外籍老一辈名家创作《枫香树》（王英先）、《清江壮歌》（马识途）的原生地，在李传锋、叶梅等同时代名家出生与成长的乡土地，培植出了一片蔚然而深秀的文学林苑，并开始凭其创作实绩以及作品的民族地域风格，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逐步在湖北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长廊里获取到一席之地。但也勿庸置疑，作为我们这一批本土文学作者，尽管成绩颇丰，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对于湖北省和我们周边地区突飞猛进的文学态势，却更加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创作，尤其是需要反映一定社会时期与社会范畴相当广阔的生活层面、塑造出特别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群雕的长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一不小心，就会将我们推入到令人尴尬与困惑的“围城”内。壁垒森严的城垛，险象环生的濠堑，一是来自外部因素，即周围的客观世界，二是来自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徘徊与迷惘。外部因素如：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所处的地域能够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创作原型与基本素材？那些渴望幸福、渴望尊严、渴望文化需求的人民大众又在期待着什么样的小说？当今琳琅满目的文学期刊以及诸多出版社，希望选择到什么样的小说？内心因素如：根据我们自身的生活阅历、思想见地和语言功底等现实条件，作为个体作者，究竟应该写作什么？能够写出什么？选取什么样的题材方能不落窠臼另辟蹊径？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会高人一筹独树一帜？其实，当我们立意要创作一部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之际，首先的感受，便是头脑发胀、思绪迷茫、举止失常、厌食厌睡、长吁短叹，往往免不了造成“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何往”的徘徊苦闷之中。这时，你就仿佛进入到一座“围城”之间，等待着你的命运选择就是两个字：突围！突围从何起步？路径又在哪里？我以为首要的问题还是题材选择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法的选择。长篇小说以及其他长篇文学作品，选材这一步至关重要。博览中国当代文坛那些引人瞩目的长篇小说名篇，无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民族地域特征。如《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秦腔》、《酒国》、《额尔古纳河右岸》、《故乡天下黄花》以及我省作家的长篇佳构《漩流》、《张居正》、《乌泥湖年谱》、《我是太阳》、《圣天门口》、《江河湖》等等。恩施州本土各民族的作者，长期身处中国巴文化的发祥地、大西南土司文化的繁盛地、以土家族为主的多民族文化聚居地，红色苏区文化与抗战省府文化的犬牙交错地，堪称地域性民族文化的内涵极其独特，极其丰富多彩。数千年来扑朔迷离、大起大落的人文发展史，老、少、边、山、穷等独特地理与生态条件下城乡各色人等的生存现实，神秘古朴的傩巫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及我们这一代作者耳濡目染与切身体验的从新中国诞生经“”到改革的剧烈动荡变迁的社会背景，其实已经决定了我们营构长篇文学作品的题材范畴。《道德经》上说：上善若水，天地间有大美而不自言，这就是发现，从事小说创作的人需要独具慧眼。文学的空间除生活的丰富积累与独到发现外，其余的就是个性。作家进行小说创作，总是在“像”与“不像”之中寻求自己挥洒意度与华彩的空间。一般来说，在表现形式上，小说是自由的，不应被传统的条条框框所紧锢，可以思，可以忧，可以令文字腾蛟起凤，可以令思想石破天惊，可以使音节敲出情感的飘逸与灵动，可以让心灵的嘴唇铺展生命的浪漫，可以用一滴露水摇绿灵魂的万种风情，可以让一组形象震撼人类的生命时空！

下面，我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谈一谈恩施州作者长篇小说选材及其表达方式的大致思路。

一．从历史进程中选材

上至神话传说时代的巴人文化发祥，下至改革开放前夜的恩施州人文历史，大约四到五千年的时间长河，恩施州本土民族在其生聚与发展过程中，积淀着非常丰厚的文化宝藏。三年前，我创作出版的那部长篇散文《巴人河》，只不过是对本土历史人事进行了一次粗线条的勾勒，可以说堆聚成了文学作者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的一大堆原生态材料。从巴务相、巴蔓子等传说人物，到土司时期的风云人杰（如容美中兴司主田世爵、覃鼎夫妇、田氏诗人群落等）；从近代史上陈连升、温朝钟、向燮堂、邓玉麟等民族英烈，到新中国诞生前后争取民族自由幸福的革命前躯（如张昌歧、黄大鹏、陈连振父子、范家五虎等）；从建国初期广大人民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无数次命运决战，到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新生事物……我认为，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条历史长河，将一串串蕴含着生命价值的故人往事作为叙事的文化背景和底蕴，不失为一条成功突围的有效途径。今年2月，我到广东虎门镇寻访沙角炮台，在陈连升的雕像前与节兵义坟前一度苦苦凝思，当殖民主义强盗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连皇帝、总督之类都吓得屁滚尿流，俯首投降，是什么内在的精神力量促使那些普通将士义无反顾地报国捐躯？当若干神话传说人物、历史人物以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在被无数地域展开故里之争，进行捕风捉影式的炒作之当下，而本来就有故乡的陈连升等人，为什么反被他的故乡束之高阁？作为恩施州的文学作家们，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欠下了那些历史人物一笔又一笔沉重的债务？

当然，历史小说不仅仅是去正面地讴歌英雄人物如何超凡拔俗，而是要通过史料从“英雄人物”转向写“普通人”直至写“人的生存状态”。恩施历史人物中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我认为是他们作为普通人面临着特定的生存状态，不得不用悲壮的生命轰毁来淋漓尽致地展示自己人性与人格的价值。譬如怒杀洋教士的向燮堂，本身就是一个居无定所、衣食难求的普通佃农，是茫茫人海中的一星纤尘，正是由于苦难与落魄的命运，蔑视权贵、同情弱者的心理特质将他一步步推向绝境，尔后才被我们所言的历史将之推向“英雄”的长廊。我们应学会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探讨人的命运、人类命运，纵是“英雄”，也应深入探索其“非英雄”的一面，既在“写实”、“求真”的前题下，学会展开生命的直觉描写和探幽发微式的心理刻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反抗旧历史主义、清理形式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其主要特点是对大体定型的“历史与人”命题进行颠覆与重新解构。新历史主义理论广泛吸收诸如人类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想以及解构主义理论、权利话语理论，结合历史学、文化诗学、政治学等对历史进行重新言说，力图揭示“历史与暴力”的盲点。与新历史主义理论相应出现的历史小说，试图从根本上解构旧历史小说千篇一律的所谓“宏大叙事”，主张书写被权利话语所忽略的边缘历史，去表现正统史册中从未出现的“秘史”、“秘闻”、“实录”等，开始运用自己的话语而非官方的正统话语叙述历史（即所谓颠覆“王者视野”），以主体化的多种视觉，或仅把历史作为一种假定来拂去历史尘埃，还其“人的生存状态”的本来面目。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红高粱系列》（莫言）、《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妻妾成群》（苏童）、《活着》（余华）、《夜泊秦淮》（叶兆言）等，都可视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如果我们采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手法，通过长篇小说来表述恩施乡土的人文历史，就得注重对群体命运与大我价值进行独到的思索与探究，解构诸如阶级斗争、人民解放、伟大胜利、历史必然、壮丽远景等“宏大叙事”，勇敢地突破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话语霸权，而表现历史的某些偶然性、荒诞性与静止观，学会用个人视野和民间视野来看历史，如小说《灵旗》（乔良）中的“青果老爹”，《苍河白日梦》（刘恒）中的“耳朵”，均是巧借民间视觉者的形象来剖析历史的原生态，揭示这世道总是“变过来，又变回去”（乔良语，他还说：“只有人变不回去，总朝着一个方向变，变老，变丑，变鬼。”）的某种静止态势（如放羊娃回答“放羊做什么”的生活逻辑）。

总之，我们选取一定范围内的历史题材后，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究竟是采用传统的历史主义手法还是新历史主义手法或者二者的有机结合？还得“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这里的“菜”与“体”就是题材本身，当然，也包括自身的文学功底和语言习惯等等。恩施州本土作家已有的长篇历史小说如《美人赠我金错刀》、《中国神兵》、《沧海之恋》、《神农溪风云》以及长篇纪实文学《容美土司王田舜年》，大体上可归属于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旧历史主义小说。作者始终站在官方“正史”的立场上，对历史人物有爱有恨，或褒或贬，树立了一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揭示了政治学、社会学早已界定了的历史发展规律。遗憾的是，恩施州迄今为止尚无用非现实主义手法来进行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如新历史小说）。这既反映了我们的眼光和勇气仍然受到一定条条框框的局限，同时也为我们今后的创作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拓展空间。

二．从现实人生中选材

我这里所说的现实人生，是指相对于历史而言的所谓“现在”，即文学作者自已在他所处的时代亲经亲历的社会生活，也就是直接经验，显然还包括作者对所熟悉的若干社会生活场景深刻独到的感受和体验。就我和我的同辈人而言，我们大体上生活在新中国诞生之后。我们的成长与共和国的坎坷磨难、起伏曲折以及变革发展同步。数十年现实人生的风风雨雨，感情世界的悲悲喜喜，再加上我们恩施这方老、少、边、山、穷的水土赋予我们独特的风情世界与苦乐年华，客观形成了我们创作取材的基本范畴。当然，用文学表现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积累诚然十分重要，但从事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仅有个人生活积累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少个人经验对于文学题材来说仍然是陈旧的，缺乏新意的，如“”恩怨等）。小说不是总结，不是传记，不能仅仅倾诉个人的苦乐悲欢，展示个人的是非恩怨，还得有机地融入宏观的社会思考，丰厚的人生哲理，特殊人物、特殊故事与特殊场景的普遍意义；还得从宏观的文学现状中找出有别于他人选材的独特性，以免重啃别人“嚼过的馍”而索然无味。小说作者必须以关注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整个社会人生的眼光，来提升与强化自己直接感受到的那一部分现实生活，必须从直接的与间接的生活感悟中，挖掘出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断面与生活细节，并采用高远的立意、精密的结构、形象化的语言和饱和着“爱与忧患”的感情加以表述。恩施州的业余作者大多是普通百姓，我们广泛接触到的客观世界，基本上是由无数普普通通的人、平平常常的事和司空见惯的景所构成。但由于各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些人、事、景又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个性。一个文学作者，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作者，首先要善于通过冷静的观察与独到的发现，将他熟知的人、事、景加以合理想象，营构成一片错综复杂的“人的生存状态”，其中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有泾渭分明的所谓正面反面形象，也有既非大忠大孝之辈、也非大奸大恶之徒的所谓碌碌众生；有酸甜苦辣，也有爱憎生死；有社会嬗变，也有地域风情；有与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相一致的所谓发展趋势，也有令人难以骤信的荒诞、怪异和偶发事件；有流动的生聚与演变，也有静止的沉寂与轮回……世界是由人构成的，作为艺术世界的小说，其核心因素也是人。人的本质与生活的本质，是小说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的主旨。无论是纯文学、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作为小说，均是关于人的本质与生活的本质的一片艺术世界。

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其创作源头均是现实生活，只不过其表现方式各有千秋。现实主义是在所谓核心价值体系的光照下，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精确地进行描写，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中国上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元独尊，并由于意识形态权利话语的不断中心化，在“典型化”上过分地集中与拔高，使之达到“神化”的境界，已致畸变为“瞒”与“骗”的伪现实主义文学（如“三突出”理论）。80年代中后期，浪漫主义的萌发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崛起，使文学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首先，现实主义小说得到恢复与深化，其特征是突破“三突出”的罗网而恢复“真正的直面人生”，如伤痕小说（《伤痕》、《神圣的使命》、《小镇上的将军》、《将军吟》等）、反思小说（《灵与肉》、《绿化树》、《天云山传奇》、《冬天里的春天》等）、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河魂》、《秋天的愤怒》等）的大量涌现。一直到《白鹿原》、《废都》等以及后来的的“官场小说”和“反腐倡廉文学”（《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等），均可视为现实主义的传承与深化。

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潮水般涌入国门，各种非现实主义小说大量产生，文学作者“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常见的非现实主义小说有：浪漫主义小说（如《黑骏马》、《驼峰上的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孽债》等一类寻根小说、知青小说、乡土小说）；意识流小说（如王蒙的小说《蝴蝶》、《布礼》等）；现代派小说（如刘索拉、徐星、陈村等人的小说）；新写实小说（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可视为开山之作，其特点：对生存环境的态度是认同、忍耐；从食色角度来展露生存状态，消解人生主题；还原凡人俗事与市民生活的原味。后有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等推向高潮）；先锋派小说（马原、苏童、洪峰、格非等人的小说，其探索主题为性、宗教仪式、死亡、暴力等）；新历史小说（如前所述）；新女性小说（林白、陈染、海男、徐小斌、徐坤、虹影为代表，主要特点：反抗男性话语霸权、颠覆男权社会铁壁，以诗意的沉思来张扬女性世界，或拆解男女平等的神话）；另类写作（如卫慧、绵绵的“身体写作”，不同于新女性小说在幽闭中呈现女性的隐秘，而是在开放中暴露女性的情欲，使女性在性中变为主动）；网络文学（其特点为普泛性，无功利性，匿名性）等，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

正是由于小说创作出现大量创新的手法，对我们“恩施人如何写恩施”的命题提出了近乎严峻而苛酷的挑战。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创作冲动，更无法使我们的作品“冲出围城”、“杀开血路”而登上纯文学期刊与高层文学评奖的大雅之堂。正如某评论家所言：“创新就像疯狗一样追赶着我们”，“精英意识正让人日益地走向孤独”。因此，如果我们只知道死死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条条框框写作，就会发现我们的小说总是落后于这个风起云涌、花样翻新的文学时代，更不用说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我以为我们在继续弘扬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同时，应该从诸类非现实主义手法中吸取营养，并巧妙地借他人的方式，挖掘自己所熟知的生活积累与艺术感受。纵观恩施州以现实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史，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即所谓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就是以讴歌正面形象、弘扬社会光明和人生美好的主旋律为主，兼及批判落后的、保守的东西，让小说人物美丑分明、善恶有报，让故事情节通过无数曲折走向光明与理想。作者们在自己的小说中表现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人们积极向上与向善的理念呼之欲出。如《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方面批判封建家长制与官僚主义沆瀣一气妨害社会文明进步的严峻现实，另一方面，又通过吴春月这个正面形象的塑造，预示到贫困山区决裂旧传统和治贫治愚的光明前景。《天残地缺》虽然发表于通俗文学期刊，但作品展示的决不仅仅是一个通俗故事，而是以凤城为窗口，揭示出历史嬗变时期中小城市一类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社会现实，流氓、赌徒、毒枭、淫棍以及邪教等兴风作浪，大量青春女性被迫沦落到风月场所无力自拔……作者在展示现实人生种种劣根的同时，处处张扬着一种惩恶扬善的拳拳之忱。《这方凉水长青苔》让笔触跨越百年历史与现实人生，集中表现一个家族的繁华凋零、功过是非，一类中西合璧、博大精深的文化的辉煌与沉沦、回望与关照。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为文化而殉情与殉身的悲剧女性的形象，是一曲文化与人性的悲壮挽歌。篇末，随着锦屏庄园成功申报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仍凸现出一种苦难后的欣慰，让“逝去的生命”在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下焕发出几许诗意与活力。但同样，我以为这几部小说在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为主的前提下，又融入了大量非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如《太阳从西边出来》，在表现贫困山村近亲结婚、“自产自销”的无爱性生活的同时，赤裸裸揭示出人的“生殖本能”、“生存本能”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变态，作者的笔调凄婉而又冷峻；《天残地缺》借助夸张与变形，绘声绘色勾勒出欲望驱使下原色的生活与原色的人，从人物日常生存的悲欢中透视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本相；《这方凉水长青苔》用一种近乎残忍的真实，成功地利用“性”这个人际关系的锁钥，血淋淋地展示出人性的几多无奈、几多凄凉、几多丑恶、几多遗憾。小说中的“性”，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将“性”视为牺牲，来换取对于某种文化的固守，如夏澄荷的几度“献身”；一类是将“性”视为占有与玩弄，如柳广翰之于翠叶，耿长风、赵毛弟之于伍小春，陈三金之于柳蝉儿，赵毛弟之于竹丫；一类是将“性”视为向上爬的阶梯，如杜兴来之于沈岫云、林雨寒、江艳红……，当然也还有一种性是出于爱情，如夏澄荷之于柳子禹、柳蝉儿之于黄承业，柳蝶儿之于牟天顺。《青苔》中部分关于“性”的描写，虽然迥异于林白、陈染们“以诗意的沉思来张扬女性世界”的新女性小说，迥异于卫慧、棉棉们“在开放中暴露女性情欲”的所谓“身体写作”，但其大胆逼视“生命力”畸形的泄露，无疑是非现实主义小说将笔触伸进原生态的深层、通过人欲之丑恶来探寻文化病根手法的成功运用。

我以为，恩施作者在今后的小说创作中，特别是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选材方面既可以关注重大题材，展开宏大叙事，继续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亦可以借助新写实小说的方式，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的原生态，冷峻、客观地搜索饮食男女们的人间烟火，从为衣食住行而烦恼的小人物的悲欢中透视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本相；塑造人物方面既可以揭示社会政治等大环境对人的影响力，也可以突出人的自然本能，强调遗传、病变等对人心理的作用力；投入感情方面即可以让小说人物真善美与假恶丑泾渭分明，对比强烈，也可以打破单一思维，建构多向空间，对“碌碌众生”之类小人物采取多角度、多方位的认识与描述；叙述语言方面既可以用强烈的爱憎来评判人事、铺叙情节，淋漓尽致地挥洒自由情感，也可以采用全知视角，强调“零度写作”（让作者完全退出作品），用平淡、冷静、无动于衷的笔法来摹写客观现实。

最后，我诚恳希望我州写作长篇小说的朋友们切实做到：

1．计划写长篇，必须对自己的直接生活与间接知识进行一番系统的爬剔梳理，即“搜尽奇峰打草稿”，全方位构建自己感知中的“第二世界”，像蝶恋花、蜂酿蜜一般去采摘生活并将其“迹化”为一组一组的艺术形象，让有形的山水自然、人物事件“在心灵中流动起来”。

2．计划写长篇，必须来一番伏案苦读，多从古今中外的鸿篇巨制中吸取艺术营养。所读之物除多种手法的文学作品外，还包括哲学、历史、宗教、伦理、政治、法律以及各类相关的自然科学，来一番切切实实的理性思考，从而定准自己落笔的言说基调与风格建构。

3．计划写长篇，必须潜心锤炼自己的语言功力，学会讲究流畅、新奇、别致、调侃、幽默、简洁、凝重，学会用多种感觉来表现事物细节与人物心理，注重语言的弹性与节奏，注重采用博喻通感、矛盾形容、名词独用、积极修辞等技巧来加大语言的张力与深度。

长篇小说范文篇2

明代小说是明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形式，其文学史地位重要，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明代长篇小说，按题材内容一般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讲史小说，包括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两种，都是宋元讲史的发展。历史演义，是以历史事实和野史、传说为基础，经文人加工而成，基本上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后经清人毛宗岗加工改题《三国演义》）可为代表。罗贯中以宋元话本《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参酌正史，兼采传说，完成长篇。小说描写了魏、蜀、吴三国的兴衰始末，形象地表现了封建社会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生活。它所描绘的军事、政治、外交以及它们穿插、结合的斗争，为后人留下丰富的经验；小说有鲜明的“拥刘反曹”倾向。英雄传奇，虽属讲史，但不拘牵于史实，主要是描写英雄人物，以《水浒传》为代表。《水浒传》在宋元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基础上，大力增删、改创，通过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一百零八位英雄起义的发生、发展到招安、失败这一全过程的描写，揭示了“乱由上作”、“官逼民反”这一客观真理；在揭露上起朝廷权臣势要、下至州府贪官污吏和土豪恶霸、吏卒爪牙的罪恶同时，热情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德和反抗精神。全书以英雄史诗和革命悲剧长久地博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和历代王朝统治阶级的畏惧。《水浒传》的艺术，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成就。

第二类是神魔小说。它以神魔鬼怪、奇异幻想故事为特点。它的出现与明中叶皇室信奉佛道、寻求长生不老、方士乘机谈妖说怪之风有关。其中优秀作品能通过对神魔世界的描写，以幻想手法曲折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这类小说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代表，《西游记》以唐僧与孙悟空、猪悟能、沙和尚等师徒去西天取经途中，多经魔难、降妖除怪的故事，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孙悟空善于明辨邪正、勇于反抗斗争、乐于济困扶危和乐观自信，表现了人民变革现实的理想。各种妖魔鬼怪横行，降灾祸乱，揭露了现实中的各种黑暗邪恶势力。幻想的手法，惊险的情节，诙谐的语言，形成富有谐趣、引人入胜的风格。许中琳编的《封神演义》借武王伐纣故事叙写神魔斗法，纣王昏庸暴虐，揭露出现实社会生活；但书中大力宣传神权与宗教迷信。个别情节、人物较精彩。

第三类是世情小说。它以社会现实中的家庭生活琐事，通过人物悲欢离合，描写世态炎凉。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可为代表。它以乡镇恶霸西门庆为中心，详尽地揭露出统治阶级官场的腐朽、社会生活的阴暗和官僚地主的荒淫纵欲。它以现实日常生活为题材，展示了广阔的生活面，塑造了众多的各色人物，使现实主义小说开创了新阶段，创作方法对后世影响较大。但在暴露同时，作了过多的猥亵描写，有自然主义倾向。

第四类是公案小说。它以描写冤狱诉讼公案，反映出明末政治黑暗和社会腐败。重要作品有《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皇明诸司公案传》。它们歌颂海瑞、包拯、况钟等清官，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传扬鬼神迷信和封建伦理道德。

长篇小说范文篇3

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老师：

今天，大家不畏严寒，带着关心，带着热情，莅临我校，参加赵国栋同学长篇小说《唐家庄》创作座谈会。在此，我代表周至中学全体师生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赵国栋同学就读于我校高三级班，他在紧张繁忙的学习之余，潜心创作，勤耕不辍，把复杂的思想情感变成文字，把悲痛辛酸的少年生活付诸笔端，历时一年之久，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唐家庄》。《唐家庄》里演绎着悲喜交加的人生戏剧，《唐家庄》成就了赵国栋文学创作的梦想，《唐家庄》启迪人们对如何构建和谐家庭的深沉思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赵国栋同学是我校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棵幼苗，这棵幼苗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离不开二曲大地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离不开文学道路上各位园丁对他的关心呵护，离不开母校老师的辛勤培养。我校自创建以来，不但注重教给学生文化知识，更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奋飞文学社和写作兴趣小组活动频繁，《周中报》及《奋飞》校刊历久不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文学园地，人才辈出。五十年代末期毕业的周明校友，六十年代毕业的文兰校友，还有在座的倪运宏、张兴海校友，八十年代毕业的、现任《中国公安报》主编的刘元林校友，九十年代曾获“全国十佳文学少年”并被南京大学破格录取的孙卫卫校友，他们在文化艺术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令众人瞩目，令母校自豪。本学期我校语文组资深高级教师李舟水把他上高中以来创作的多首旧体诗，经过整理，选取首辑录成册，取名《杏坛吟草》；语文组张军堂张军堂老师对年春节晚会对联进行分析整理，编辑成《春节晚会对联赏析》一书；连同赵国栋同学的长篇小说《唐家庄》的正式出版，标志着我校校园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赵国栋同学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目的是让国栋及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听取各位著名作家的真知灼见，能感受到各级领导和文化界同仁的深切关怀，通过这个座谈会能使国栋同学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境界，使我校校园文化建设进入到一个新层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长篇小说范文篇4

虽然说更早一些的时候，我就读到过曾经被收入“人文研究丛书”的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但或许是由于自身过于愚钝的缘故，当时并没有能够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理论的出现事实上已经初露端倪了。总之，正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叙事学开始渐渐地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强烈兴趣。不仅仅是研究者，即使是那些专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叙事问题的重要性，也开始张口闭口不离“叙事”二字了。尽管说小说是一种叙事文体，乃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客观事实，但是，很显然，是否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的存在，对于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还是很不一样的。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无疑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小说叙事方式日渐走向成熟。大约正是由于受到以上创作和理论研究两方面原因影响的缘故，中国当代作家的叙事意识，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进入了一个普遍的觉醒时期。这样的一种觉醒，对于小说叙事艺术的很快走向成熟，自然发生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某种意义上，当下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繁荣，也可以被看做是叙事艺术成熟的一种必然结果。既然每一届的茅奖评选都被被看作是对于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检阅，那么，第八届茅奖就是对于最近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状况的一种整体反映。这样，本届茅奖的获奖作品以及那些未能获奖的优秀小说，于无形之中也就成了一面很好的镜子。对于这些作品的叙事分析，实际上也正是对于当下时代长篇小说总体叙事成熟度的基本验证。文学创作贵在原创，就我对于这届茅奖作品的阅读观照，虽然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多么理想化的完满程度，但从这些作家所具体采用的叙事方式来说，却又的确称得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姚黄魏紫，各有所擅，呈现出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多样化图景。

随着时间的日渐推移，我们越来越发现，作家张炜本质上其实是一位富有浪漫精神的抒情诗人。这一点，在他早期的获奖短篇小说诸如《一潭清水》中已经初露端倪。如果说曾经获得过高度评价的《古船》可以被看做是张炜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的话，那么，从紧接着的《九月寓言》开始，伴随着从小说文体上渐渐地转型为一位长篇小说创作为主的作家，张炜的抒情诗人本色也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强化。这次茅奖评选中名列榜首那部可谓是卷轶浩繁的《你在高原》，不仅小说的总体命名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苏格兰杰出诗人彭斯的名诗“我的心呀在高原”，而且，就小说的整体写作而言，也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首行吟者的抒情长诗。虽然说这部巨型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家族》的起始时间是二十世纪的初叶，但整部《你在高原》的基本主旨，恐怕还是应该解读为张炜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艺术性的梳理与概括。那么，张炜是依照一种什么样的叙事体式完成他的写作意图的呢。具体说来，他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既是主人公同时又是叙述者的“我”即宁伽这一贯穿于小说始终的人物形象。通过这样一位不满足于庸俗的日常生活，总是不断地因为人际矛盾而去职，总是以在高原上行走为自豪满足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形象的设定，张炜非常巧妙地把诸如拐子四哥、武早、鼓额、梅子、凯平、帆帆、荷荷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和故事连缀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也正因为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叙事体式，所以，主观抒情性，自然也就成为《你在高原》文体上的一大特质。尽管从自己的小说理念出发，我对于张炜的这一叙事特质有所怀疑②，但却不能不承认，这一点确实是小说《你在高原》的根本特质所在。关于这种主观抒情性，曾经有论者以最后一部《无边的游荡》为例做出过精辟的概括：“诗人的‘游荡’确实是‘无边’的：从乡野到都市，从平原到高山，从海洋到森林……他一路‘游荡’，一路省察，足迹踏遍江河上下，目光横扫中外古今。大自然的绝美催生了他的侠骨柔情，人世间的龌龊激发了他的义胆良知。于是一个满身正气一腔幽思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冲破物欲横流的尘嚣巍然耸立在我们的面前。”③正因为设定了这样的一位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人公形象，所以一种思想宣言式的甚至多少有点神谕特点的语式就贯穿在了整部小说之中。只要认真地读过张炜的《你在高原》，就不难发现，正是在这种句式的强有力支撑之下，小说才表现出了在当下时代相对而言特别难能可贵的浪漫抒情精神。长篇小说《天行者》与作家此前一部影响很大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对于刘醒龙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够使得《天行者》真正地脱胎换骨为一部合格的长篇小说。毕竟，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小说文体。那么，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区别究竟何在呢？在这里，我自己当然也无法一下子完全澄清说明，但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却是颇有一些道理的。这种说法认为，中篇小说讲故事，长篇小说则呈现命运。这就是说，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只要能够把一个故事相对完整地讲述清楚就可以了。在一部中篇小说中，一般不需要有更多的人物，也不需要有相对长的时段中相对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相比较而言，一部长篇小说却不仅应该有更多的人物，有更加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得通过这所有的人物与故事传达出某种深沉的命运感来。刘醒龙所实际上完成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工作。那么，刘醒龙怎样才能够把《凤凰琴》有效地转换为一部长篇小说呢？第一，刘醒龙巧妙地完成了叙事视角的一种转换。《凤凰琴》作为一部中篇小说，采用的只是张英才的单一化视角。到了《天行者》中，从第二部“雪笛”开始，小说的叙事功能就由张英才而不动声色地转移到了更容易对于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进行总体展示扫描的余校长身上。视角的转移与多样化视角的运用，正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第二，如果说《凤凰琴》只是描写了一次转正事件，而且还把它处理成了具有崇高意味的正剧，那么，在《天行者》中，刘醒龙不仅先后三次描写转正事件，而且描写方式也多有变化。张英才的转正是正剧，蓝飞的转正是闹剧，到了最后余校长他们的转正，干脆就变成了一场活生生的大悲剧。这样看来，虽然同样是余校长、张英才、邓有米、孙四海这几位在《凤凰琴》中出现过的人物形象，但到了《天行者》中，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却已经是一种曲折深沉的命运感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小说第三部第三次叙述描写余校长他们转正悲剧的时候，我们在感受命运捉弄余校长他们的同时，在体会刘醒龙一种强烈悲悯情怀的同时，却也特别真切地感受到了刘醒龙一种社会批判锋芒的存在。归根到底，余校长他们的这种人生悲剧，正是当下这个未必完全合理的社会机制所一手造成的。虽然说从更高的艺术要求来看，《天行者》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还是有略嫌单薄之感，但由于刘醒龙在基本的叙事方式上采用了以上两种艺术手段，所以，《天行者》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做是一部满足了长篇小说基本叙事要求的优秀作品。作为曾经的先锋作家之一员，莫言多年来在如何有效地拓展汉语小说叙事方式上所作出的艰辛努力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诸如《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这几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几乎可以说每一部都有着叙事方式的新创造。某种意义上，作家莫言差不多已经成为了叙事形式创新的代名词。这次获奖的《蛙》，同样在叙事体式上有新的思考和突破。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与莫言自己此前的长篇小说相比较，他的这一部《蛙》在思想主旨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首度开始以一种不无残酷的方式审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通过对于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姑姑一生推进计划生育，以及此后长期为此而忏悔不已的故事的讲述，小说最终把批判反思的矛头指向了同时身兼叙述者角色的知识分子“我”也即蝌蚪的精神世界。大约正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榨出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样一种思想主旨，莫言才在《蛙》中特别地设定了如此一种书信体外加话剧体的叙事方式。这样的一种设计，所体现出的正是如同西方的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品一样的“元叙事”的意味。所谓的元叙事也叫元虚构、元小说，它通过作家自觉地暴露叙事类文学作品的虚构创作过程，产生间离效果，进而让接受者明白，叙事类作品本身就是虚构，不能把叙事类作品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现实。这样，虚构也就在小说或者话剧等叙事类作品中获得了本体的意义。在我的理解中，莫言之所以要采用这样一种元叙事方式，一个根本的意图，也正是为了能够帮助读者拉开与自己所再现着的历史场景的距离，进而会同作者本人一起以更加冷静客观的姿态来认识思考历史。

除此之外，从小说结构的意义上说，在一部书信体的小说中，插入一部话剧，在话剧的进行过程中，再插入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拍摄过程，实际上也就很有一点俄罗斯套娃的意味。在一个大框架中套入一个小一些的框架，在这个小一些的框架中，再套入一个更小一些的框架。在我看来，如此复杂的小说结构本身，不仅寓言式地说明表现着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且也很巧妙地解决了一些叙事的难题。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关于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神奇插入。莫言插入《高梦九》的基本意图，其实正是要借助于这位民国年间的政府官员，来最终宣判陈眉告状一案。借助于接受巨额贿赂之后的高梦九之手，来最终宣判被侮辱被损害者陈眉的败诉。陈眉的败诉，可以说是作家莫言对所谓的后三十年中国历史所做出的最为沉痛的一种批判。但从小说文本的实际来看，这样的一种沉痛批判，却正是只有借助于高梦九这一形象的巧妙插入，才最后得以有效实现的。这样看来，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插入，一方面充分地体现了莫言超群的艺术想象能力，另一方面，却也十分有效地实现了莫言预先设定的某种叙事效果。这就充分地说明，如同莫言这样一些实力派作家的叙事形式创新，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一种更多地着眼于小说的思想精神内涵表达的形式创新。这次获奖的作家中，毕飞宇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的《推拿》的引人注目，一方面固然在于取材的特别，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射到了一向被看做弱势群体存在的残疾人身上。另一方面，则显然与其小说那堪称细致内在密实的叙事方式存在着不容分割的联系。从根本上说，以盲人世界为表现对象的《推拿》，当然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然而，我们却应该看到，这毕飞宇的现实主义，既不同于以往那种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宏大叙事见长的传统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当下时代颇为流行的以真实记录底层小人物庸常琐碎的生活场景为特色的新写实主义，即便是与新世纪文坛上其他颇有些新质的现实主义作品比较起来，毕飞宇的小说都堪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那么，到底采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够较为准确地概括毕飞宇这种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小说文体呢？想来想去，恐怕还是应该叫做“法心灵”的现实主义。陈思和在渤海大学的一篇演讲稿，题目叫“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

在这篇演讲稿中，陈思和将《秦腔》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趋向命名为“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在他看来，《秦腔》是在“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通过“大量的日常、琐碎、平庸的生活故事来铺展一个社会的面貌、记录一个时代的声音”。也就是说，《秦腔》所叙述的内容和人们日常的生活太像了，太贴近了，太分不出钉铆了，简直就是日常生活的翻版。然而，当我们阅读毕飞宇作品的时候，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产生，只不过这个焦点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而变成了日常心灵。换而言之，就是毕飞宇《推拿》中的叙事方式，已经与文本中人物的日常心理流动过程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以至于你简直都辨不清还有生活场景、还有各种客观物事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毕飞宇只是在一味地玩心理转换游戏，而是说日常的生活图景早就融入到了人物的心灵流动过程当中，或者也可以说被毕飞宇的独特叙述所遮蔽了。以至于，我们所强烈感觉到的便只是“心灵”二字。从根本上说，将人物的心灵以日常化叙事的方式展开，在不同人物心灵的缓缓流动中完成对整部小说的建构，从而达到了某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如此一种“法心灵的现实主义”，才可以被看作是毕飞宇《推拿》叙事方式的特别之处。读刘震云的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能够让我联想起赵树理来的那样一种既朴素日常但却又别有蕴藉的小说语言。当然，说刘震云的小说语言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却也并不就意味着刘震云只是对赵树理语言的一种简单重复。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总是依循着故事情节的演进方向向前直线推进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这篇小说中的语言却是在某种自我缠绕的过程中进行着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打个比方，如果说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是始终在依照着同样的频率行进的话，那么，刘震云的语言则是在踏步前进的过程中不时地要改变一下频率，其中明显地夹杂进了某种跃进的频率。而且，细细地体味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语言，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鲜明的音乐节奏感。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音乐节奏感不仅给刘震云的语言增添了美的色彩，而且也使得刘震云的小说语言更加富有弹性力度。叙事语言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刘震云那种类似于“连环套”式的基本叙事体式。实际上，也正是在这种“连环套”的故事发展过程中，杨百顺人生的悲剧性质得到了可谓是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正是在这看似由日常话语以“连环套”形式展开的庸常人生中，却又明显地凸显出了刘震云对于国人生存境遇的一种形而上意义上的深入思考。即如杨百顺其实充满了苦难坎坷的悲剧性人生，作家虽然无一字精神或者哲学意义上的渲染表现，但我们却不难从中体会到某种异常强烈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况味。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解释，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仅生命的诞生身不由己，而且生命的存在本身也是身不由己的。总之，“被抛”、“被动承受”正是理解存在主义的哲学与文学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以这样的一种理解对比一下小说中所展示出来的杨百顺的苦难人生，说刘震云对于杨百顺的描写与表现中也明显地表露出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形而上意味，就应该是一件无可置疑的事情。

以上，我们对于第八届茅奖获奖五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进行了一番不失粗疏的扫描与分析。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说这五部作品都已经达到了相对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但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任何一次评奖都可能会有所遗漏，都会有遗珠之憾，却又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根据我自己长期以来的阅读体会，最起码，诸如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关仁山的《麦河》、宁肯的《天•藏》、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刘亮程的《凿空》、郭文斌的《农历》、秦巴子的《身体课》等作品，皆可圈可点，都应该被看做是这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收获。即仅仅从小说本身的叙事方式而言，以上这些未曾获奖的长篇小说也都是各有千秋，可供评说之处多多。只是因为篇幅原因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对其中的部分作品略作探讨而已。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具有史诗气魄的以对国民性的批判审视为突出特征的一部长篇力作。在阅读《农民帝国》的过程中，我经常会联想到《红楼梦》、《创业史》以及《秦腔》这样三部长篇小说来。与上届的获奖作品《秦腔》相比较，蒋子龙的这部同样以乡村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毫不逊色，既有对于人性深度的挖掘表现，也有相当出色的艺术结构与语言运用。只不过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时空设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贾氏重横向的空间拓展，他的叙事时间只有大约一年左右，而蒋氏重纵向的时间透视，他的叙事时间跨度长达五、六十年，可以说是对1949年之后中国乡村世界的历史风云变幻进行着深度探寻表现的长篇巨构。柳青的《创业史》在文学史上一向被称之为具有史诗性品格的长篇小说，这样的评价与作家自己写作当时的主观追求是相一致的，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某种终极追求，恐怕就是要全景式地再现运动以来中国乡村世界中所发生的种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这样一种被普遍看作“宏大叙事”的创作模式在文学界是颇受诟病的。之所以会有所谓日常叙事的广泛流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实际上，如果的确远离了如同柳青这样的“宏大叙事”，其实是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产生的。而蒋子龙的这部《农民帝国》，这很显然带有突出的逆潮流而动的特点，可以被看作是当下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真正优秀的“宏大叙事”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蒋子龙在完成着柳青前辈未竟的艺术使命。一方面，由于自己的自然生命过于短暂的缘故，另一方面，当然更由于作家所处的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过于巨大的缘故，所以，柳青意欲全景式再现当代乡村世界的艺术理想并没有能够得到实现。而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却以极其宏阔的艺术视野，完成了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堪称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的史诗性艺术表现，实在是当下时代一部难得的史诗性长篇小说。至于《红楼梦》，我当然不会把蒋子龙的小说简单地类比于《红楼梦》，而是要说，蒋子龙的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结构的设定，在某些场景的描写，在一些人物的刻画塑造上，能够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就比如，小说临近结尾处，曾经写到过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那就是，失踪多年的二叔突然出现在了狱中，并且还和郭存先聊了多半宿。如果从现实生活的逻辑上看，这样的一种情节描写绝对是不可能的。或许有的批评家会把这种描写方式，归之于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在我看来，与其归之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反倒不如把它理解为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更为恰当。不仅如此，小说中关于二叔，关于那棵“龙凤合株”的描写，也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诸如《红楼梦》中关于太虚幻境，关于空空真人、渺渺大士的相关描写来。从叙事方式来看，以近距离地关注表现当下时代乡村社会变迁为主旨的关仁山的《麦河》最突出的特点，恐怕就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在一部长篇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虽然较之于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方式具有更大的叙事难度，但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倒也还比较常见。尤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关仁山在《麦河》中赋予其叙事功能的叙述者白立国，居然是一位摸得着但却看不见的盲人。让一位盲人来承担长篇小说中的叙述者角色，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来说，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况且，如此一种叙事方式较之于寻常小说难度要大得多，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既然把盲人设定为小说的叙述者，那么，怎样有效地克服他的看不见这一叙事难题，自然也就成为了关仁山必须解决的问题。很显然，正是为了弥补白立国身为盲人视而不见的缺陷，才有了苍鹰虎子的出场，才为虎子预留出了充分施展自己能力的艺术空间。按照小说里的交代，这苍鹰虎子不仅具有观察描述事物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情形都完整无误地全部转述给主人白立国。正因为有了苍鹰虎子这一形象的存在，所以盲人白立国才得以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叙事使命。

长篇小说范文篇5

作为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自1981年创制开始就受到了文坛以及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迄今为止，已经连续评选了七届获奖作品，但是评选的结果却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尽管文坛学者对茅盾文学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观点：其一是以雷达为代表的，基本认可和赞同茅盾文学奖；其二是以洪治纲为代表的，对茅盾文学奖提出了诸多质疑。

对茅盾文学奖持中立态度，基本认可和赞同茅盾文学奖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雷达。他曾在《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这篇文章对茅盾文学奖的设奖来由及其评奖的概况都做了详细的论述。首先，茅盾文学奖的创制是缘于茅盾先生的遗嘱：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其次，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遵循一定的章法和步骤，入围作品都是由全体评委投票决定的名次，获奖作品的得票数必须要超过评委全体的三分之二才有效，然后按照票数排名，这一评选标准是较为公正的。最后，评价茅盾文学奖是否能够反映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最关键的是要了解其获奖作品的思想深度、文化意蕴以及人类性等方面究竟达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水平。他认为伟大的作品应该是关怀人的作品。茅盾文学奖作为一项有影响力的奖项，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出人文关怀，始终体现文学是人学的这一理念。尽管茅盾文学奖确实存在着自己的美学偏好，即对宏大叙事的侧重，对一些厚重的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倚重，对历史题材的更多关注，但这只是评委们在审美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一种默认标准，而且重大题材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它们能在各个角度关注历史、社会、人生等问题，能够更多体现人文关怀。综上所述，茅盾文学奖基本上是能够反映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水平。

当然并不否认茅盾文学奖也确实存在着少数有瑕疵的作品，但不能因为这一点点的瑕疵就否定了整个茅盾文学奖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对茅盾文学奖质疑最多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洪治纲。他在1999年第5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的创作批评论中写了《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一文，对茅盾文学奖进行了一系列地质疑，成为质疑茅盾文学奖最多的一个典型代表。他认为茅盾在遗嘱中提到设置茅盾文学奖是要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但是何谓最优秀呢？首先，他提出最优秀作品应该是针对其艺术性而非思想性而言的。即在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创作出真正具有艺术深度并让人深受震撼的优秀之作，它不可能与最积极，最及时，最宏大之类等同，也与最现实主义，最主流意识……无关。而从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十八部获奖作品来看，它们共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的史诗性过于片面地强调，对现实主义作品过分的偏爱，对叙事文本的艺术价值失去必要的关注，并没有体现了我国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创作在艺术上的高峰走线。其次，他认为，茅盾文学奖在评奖条例中，只强调了评奖的程序和方法，但是没有突出评奖标准。评委们默认的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选标准，无法保证获奖作品的科学性。最后，从评委们的年龄及其成员来看，成员普遍年龄较大且大多身居文学工作部门的要职，或者说是政府部门的某种代表，这无疑意味着这个奖项必须对政府部门负责，对主流意识负责，这两种特定的现实情况实际上暗含了评奖的局限。因此，茅盾文学奖进行到今天，并没有对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提倡的作用。茅盾的遗嘱是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茅盾文学奖的设置是为了促进长篇小说的更好创作。两者都是为了促进我国长篇小说事业的繁荣发展，但却违背了茅盾先生的初衷。为了保证长篇小说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而把茅盾文学奖制度化、程序化，而长篇小说的创作反而因制度化和程序化的限制而受到了种种制约。以第六届莫言的《檀香刑》落选为例。这本是初评一致看好的作品，也是获得了读者认可的作品，然而最终却落选，引起舆论界的争执也引发了对茅盾文学奖的质疑。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茅盾文学的评奖条例首先看重的是政治标准和思想标准，这样就导致如同莫言一样的重视艺术创新的同类作家作品难以进入茅盾文学奖的行列。

此外，茅盾文学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国作协评委的判断和认可，与大众读者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尽管在评奖程序中提到过要使得推荐出来的备选作品在终评前一个月在相关的媒体上予以公布，以便广泛地听取读者意见，但是实际上读者对长篇小说的阅读和理解是有限的，他们很难做出公正的判断，因此其意见和评价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些都是茅盾文学奖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况且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不能够用统一的审美标准和评选原则来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茅盾文学奖在引导文学创作走向的同时也可能在无形中对读者或创作者形成盲目的导向性，因此要尽量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同时也要完善和改进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机制，使得文学创作能够朝着多元化、创新性的方向发展，创作出真正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上创新的文学作品，我们也期待下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能够出现更多的兼顾内容和形式，思想与艺术都完善的优秀文学作品。

长篇小说范文篇6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译介

狄更斯(CharlesDickens，1812—1870)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共创作了十五部长篇小说，数十部中篇小说及上百篇短篇小说，其作品运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大都真实再现了他所在时代各个阶级不同人的生活状况，注重描写底层生活人民的艰难困苦，揭露社会不公。因其作品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幽默风趣的语言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狄更斯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其作品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在中国，狄更斯是译介最早也是译介作品最多的欧美作家之一。1904年，上海《大陆报》将狄更斯介绍给中国读者，1907年林纾与魏易合作翻译了狄更斯的五部长篇小说，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从此之后，狄更斯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就没有中断过。关于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有学者已经做过相关研究。柯亚最早对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史进行了针对性、系统性的研究，考察了狄更斯在我国近一百年的译介史，并分别从文学接受角度与翻译研究角度剖析了新中国成立前(1907—1949)、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1949—1977)、新时期以来(1978—2002)各个时期的译介特点与重点，揭示了在狄更斯译介背后复杂的操纵因素及与之关联的我国各个时期文化语境的特色。［1］童真在其专著《狄更斯与中国》中，将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分为1907—1948、1949—1966、1977—2008三个时期，介绍了狄更斯译介的主要译者及出版者，并分析了狄更斯代表作DavidCopperfield的三个汉译本;指出了狄更斯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和被接受的缘由，分析了狄更斯对中国文学及中国作家的影响，着重分析了狄更斯对老舍及张天翼创作的影响。［2］现有研究都没有将全面抗战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来探讨。笔者认为，抗战期间，意识形态、文学取向、目标读者及时代诉求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笔者将对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并分析其价值所在。

一、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译介情况

全面抗战时期，因时代语境的变化，民族救亡成为了时代的主流，社会现实促使文学翻译的选择更加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时期狄更斯作品的译介主要表现在翻译出版及期刊连载两个方面。首先，从翻译出版情况来看，魏易编译的《双城故事》(ATaleofTwoCities)于1933年3月出版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3年11月及1935年6月再版了1926年12月该馆出版的伍光建译本《劳苦世界》(HardTimes)。1933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以32开本的形式出版了林纾和魏易合译的《块肉余生述》(DavidCopperfield)，至1937年6月该译本已三次出版。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伍光建翻译的《二京记》(ATaleofTwoCities)。同年，由奚识之译注的《双城记》(ATaleofTwoCities)由上海三民图书公司出版。1938年，上海达文书局出版了张由纪翻译的《双城记》，该译本于1940年再版。1940年4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了海上室主翻译的《双城故事》文言文译本。1942年2月，上海新时代社出版了邱斌存翻译的欧美作家短篇小说集《汤琰穆飞游记》，其中狄更斯的短篇小说《娜如底死》《曷利底死》被收录其中。1943年1月至1945年6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许天虹翻译的《大卫·高柏菲尔自述》(DavidCopper-field)(4册)，该译本原译稿54～57章在桂林紧急疏散时丢失，后由徐永怀补译。1944年2月，重庆自强出版社出版了邹绿芷翻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集《黄昏的故事》，其中收录《黑内幕》《酒徒之死》《街灯夫》《黄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从凶》《雷斯奥斯帕金斯》六篇短篇小说。1945年1月至1946年1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天虹翻译的《双城记》(3册)。1945年2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方敬翻译的狄更斯中篇小说《圣诞欢歌》(AChrist-masCarol)。1945年9月，重庆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陈原翻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人生的战斗》。从期刊发表方面来看，也很丰富。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文学研究》每月连载孙云翻译的《圣诞欢歌》。1944年，邹绿芷所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酒徒之死》刊载于《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三期。同年，邹绿芷翻译的《和雷细奥·斯帕金斯》刊于《中原》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改进》杂志刊载了许天虹翻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古怪的当事人》及其随笔《我的家庭生活》。自1931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狄更斯有《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两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得到译介，既包括新译本的出版，也包括前人译本的再版。从译本数量来看，《双城记》在当时最受译者及出版者欢迎，共出版五个不同译本，《大卫·科波菲尔》次之。当时在中国译介的中短篇小说有《人生的战斗》《娜如底死》《曷利底死》《黑内幕》《酒徒之死》《街灯夫》《黄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从凶》《雷斯奥斯帕金斯》《圣诞欢歌》《古怪的当事人》，共计11篇，此外还有随笔《我的家庭生活》。

二、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

译介的特点与战时社会文化语境的互动査明建和谢天振认为，文学的发展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每个时期的文学翻译也与当时的文化语境、社会政治对文学的诉求息息相关。不同的文化语境就决定了文学翻译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呈现不同的特点。［3］全面抗战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同样也决定了狄更斯作品这一时期在中国的译介具有以下特点。(一)中长篇小说译作多为重译本且语言趋于通俗。在全面抗战时期，译者选择翻译的狄更斯作品多为之前已经译介到中国的作品。根据已知资料发现，《双城记》首次译介是1928年魏易编译的版本，之后在抗战时期出版了五种不同译本，包括节译本、全译本、译注本、文言译本、白话译本等;《大卫·科波菲尔》更是早在1908年就经林纾和魏易合作以《块肉余生述》的名字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熟知，抗战时期又有新译本即许天虹译本出现;《圣诞欢歌》译本在中国首次出现是竞生于1914年发表在《小说月报》第21期名为《悭人梦》的译作，之后接连出现了孙毓修、闻野鹤、谢松糕翻译的三个译本;《人生的战斗》在1916年最早由周瘦娟以译名《至情》译介到中国。此前的译本都是文言译本，而在抗战时期，除去对之前已有译本的再版，已很少有译者用文言文翻译，大都采用白话文，且所用语言通俗易懂。早在1908年，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了狄更斯的一系列作品，将其带入中国人的视野并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之后，众多译者纷纷开始翻译狄更斯的各种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已经为中国读者所熟识。全面抗战时期众多重译本的出现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战争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极不稳定，各种日常活动包括翻译活动受到阻碍，译者选择翻译之前已有译本且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品可以相对降低难度，减少相应工作量。二是，这一特点与当时的文学思潮相一致。在整个抗战时期，从理论主张到创作，抗战文学成为席卷文坛的主潮，称之为“抗战文学思潮”。抗战文学思潮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重视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第二，现实主义是抗战文学的主潮，但浪漫派文学和现代派文学仍有存在。［4］而这一时期之前的译本都是文言文译本，进入抗战时期后，所有活动都围绕抗战这一主题展开，时代语境和文学诉求都发生了变化，目标读者变为广大抗战军民，目的变为激励群众战斗的决心，增强群众抗战的信心。许多作家及学者诸如茅盾、老舍等都呼吁大众文艺、文艺通俗化，呼吁用白话文写作，翻译也是如此。用白话文重译之前的译本正符合这一时期文学大众化的特点。(二)短篇小说较之中长篇小说更受译者青睐。通过对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译介情况的统计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只有《双城记》和《大卫·科波菲尔》两部长篇小说、《人生的战斗》及《圣诞欢歌》两部中篇小说出现了新译本，且都是重译本，有之前的译本借鉴参考，可以相对减少译者的压力。反观篇幅较短的短篇小说，如《娜如底死》《曷利底死》《黑内幕》《酒徒之死》《街灯夫》《黄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从凶》《雷斯奥斯帕金斯》《古怪的当事人》九篇和随笔《我的家庭生活》一篇，都是首次翻译。由此可见，较之篇幅长、耗时久的长篇小说及中篇小说，抗战时期译者更倾向于选择翻译篇幅短小的短篇小说。译者选择翻译短篇小说，一方面，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抗战时期，物价飞涨，收入下降，生活极不稳定。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译者为了支撑生活，更倾向于翻译较短篇幅的作品来获取稿费。如许天虹就曾说过:“改进社因战事影响，经济非常窘迫，我就只好译写较短的东西来投寄给浙东和赣南的各报———例如天台的《青年日报》、宁海的《宁波日报》、云和的《东南日报》、赣县的《正气日报》、最近还有龙泉的《浙江日报》。幸蒙各报的编辑和主持人特别体谅，常常能把稿费提早汇寄给我，才使我们一家人能在这物价冲天飞涨、真正‘米珠薪柱’的非常时期苟延残喘。”［5］(P563－564)除此之外，国家局势也限制了译者的选择。战事影响使出版界处于暗淡的状态，不但文艺的，就是一般书籍的印行都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大型刊物是无法出版了，小刊物和小册子是打破出版界沉寂的唯一东西。［6］周扬进一步指出，中国迫切需要大量形式短小、内容通俗而富于煽动性的作品。［6］另一方面，这与战时文学活动的特点相呼应。朗诵诗、街头诗、街头剧、报告文学、短篇小说等小型作品的涌现，是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重要特点。这些作品以抗战的内容和通俗多样的形式，起到了宣传群众的作用。［4］(三)选材与战争相关，译作内容充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全面抗战时期，译者在对狄更斯作品选择译介时，更加倾向于选择与战争相关的题材。如最受译者及出版者青睐的《双城记》就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其中不乏一些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深壕沟，双吊桥，高厚坚固的石头墙，八座大塔楼，大炮，火枪，烈火，浓烟。冲过烈火和浓烟，冲进烈火和浓烟，人海把他冲到了一门大炮跟前，于是他立即变成了一名炮手———酒铺的德发日干得像一个勇猛的士兵。两小时浴血奋战。”［7］“在那年的十二月里，革命已经变得更加险恶、狂乱，甚至南方的河流都让夜间强行抛入水中而淹死的尸体堵塞了，囚犯也给排成方阵行列而枪杀在南方冬季的阳光之下”等。［7］这些对战争场面及战后惨状的直接描写可以引起身处战火之中的中国读者的共鸣，引发他们对战争的思考。此外，有一些译作虽然主题与战争无关，但内容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书中有大量对底层人民悲惨生活的描写，同时又用语言及故事情节激励人们在苦难中看到生活的希望，如狄更斯著名的圣诞故事《圣诞颂歌》。在战时，翻译家介绍盟邦作家描写战争的作品，是因为这样的作品能给中国读者增加抗战的力量，中国读者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认识别国国民怎样为祖国尽天职，学习其奋斗经验，启发爱国心。［8］正如张由纪在其所译的《双城记》译序中所说:“在中古时代欧洲人民的渴望自由真如我国民族在二十世纪的今日渴望平等一样……可惜迭更司不生于今日，不生于亚洲，要不然他一定会把亚洲隔着大海的双城怎样地其中一个民族受尽压迫，怎样地要争气要平等以及一切的一切会给迭更司以寓意的笔调写他一个痛快，让后世人纷纷竞读。”［9］这是《双城记》在全面抗战时期受到译者青睐的主要原因。

三、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译介的价值

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是狄更斯在中国译介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时期。继林纾翻译狄更斯小说之后，有不少译者对狄更斯的作品进行译介，但这些译本，包括林纾的译本，翻译方式均以改译及节译为主，语言采用文言文。而到了全面抗战时期，由于左翼文艺思潮的兴起，狄更斯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及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直接描写吸引了左翼文坛的关注，左翼翻译家也成为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翻译队伍中的主要成员，将狄更斯作品首次忠实完整地翻译出来，如许天虹翻译的《双城记》《大卫·高柏菲尔自述》等。此外，在左翼作家、翻译家、出版者等的推动下，狄更斯作品的翻译首次以选集的形式出版发行。1945年，首本《狄更斯选集》由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许天虹翻译的《双城记》和《大卫·高柏菲尔自述》两部长篇小说，以及法国作家莫洛亚著、许天虹翻译的《狄更斯评传》。这一时期，狄更斯短篇小说的译介也得到较好的发展，共计9篇短篇小说公开发表，其中许天虹翻译的《古怪的当事人》、邱斌存译《娜如底死》《曷利底死》等都是首次译入中国。此外，狄更斯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黄昏的故事》(邹绿芷译)也是在全面抗战时期出版发行。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丰富了战时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激励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如《双城记》中德法日夫妇关于革命富于反抗性的谈话一定程度上可以安慰备受战争摧残、看不到痛苦尽头的中国读者，激起备受战争摧残的中国读者持久抗战的决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太太学着说，“怎么会不要很长时间呢?复仇和惩罚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规律。”“地震吞下一座城市并不要用很长的时间。”“哦，那好!告诉我预备那场地震要用多长时间?”“我想是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等它准备好了，它就发生了，并且立刻把挡着它的每样东西都碾个粉碎。可是在这段时间里，它一直都在准备，虽然咱们看不着也听不见。这就是对你的安慰，把它记住吧。”“凡是咱们干的全都不是白干。我一个心眼儿地相信，咱们会看的见成功。”［9］小说中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和自由英勇抗争、不畏艰险，在逆境中也不放弃希望，坚信自己的一切行动都不会白费，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这一精神给饱受欺凌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坚定了自己取得最终抗战胜利、获得民族解放的信心。

四、结语

在全面抗战时期，由于人民的大多日常活动尤其是文艺活动受到战争的阻碍无法正常进行，对文学的诉求也发生了变化。文学趋于通俗化、大众化，抗战成了当时唯一的主题，一切都为抗战服务。学者及出版者都呼吁文艺作家及翻译家真实反映各种生活现象，借此来提高民众的情绪及认识，以期推动解放进程。这一时代语境决定了这一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呈现战争相关题材更受译者青睐、短篇小说译介多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多为重译本这些特点。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对抗战文艺及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进程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是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翻译史上不可被忽视的重要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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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4］吴宏聪，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5］邵全建．译书都为稻梁谋:回忆在台州落户的翻译家许天虹［G］//方山．台州全要．北京:中华书局，2000．

［6］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G］//苏光文．文学理论史料选．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7］狄更斯．双城记［M］．张玲，张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8］廖七一．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长篇小说范文篇7

1.铁人文学的定义、内涵铁人文学是指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或以铁人王进喜生平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其内涵是通过对铁人这一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表现石油人“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高尚情怀和崇高精神，激励人们积极进取，实现人生的最高价值。目前，许多人把“石油文学”等同于“铁人文学”，这是不够严谨的。石油文学外延更宽泛，它是以表现石油工人工作、生活、情感为主的文学作品。

2.铁人文学产生的背景铁人文学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1963年底大庆石油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1964年，油田生产进入全面开发建设时期，大庆油田正式对外宣传。l%4年之后，国内一大批文学艺术工作者到大庆体验生活。•许多作家深人到铁人钻井队、钻井二大队，有的和铁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比如魏钢焰、李若冰等。他们用艺术的笔记录了铁人王进喜当时的工作、生活情况，近距离地观察感受了铁人王进喜的思想、性格、情感。为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积累了第一手素材，也诞生了许多至今让人诵读不衰的好作品。文学是写人、写人的心灵和情感的艺术形式。文学是通过具体的典型人物形象来反映现实的。铁人王进喜是大会战的第一个典型，是大庆石油会战职工的杰出代表。这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形象。火热的大庆石油会战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矿藏。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铁人文学伴随着大庆石油会战的开展和油田的开发建设而产生和发展，是大庆石油会战火热的生活通过铁人这一形象在文学上的反映。“铁人”这个人物形象，是老一辈石油人的代表，是那个年代石油人群体形象的艺术浓缩。

二、铁人文学的发展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诞生了一大批反映铁人王进喜英雄事迹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纪实文学作品等。铁人文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上世纪60一70年代60年代初期，铁人王进喜的诗歌和其他人创作的歌颂铁人、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是铁人文学的萌芽。铁人王进喜的诗歌《石油工人一声吼》、《誓夺头号大油田》等表达了那个时代石油工人的心声，是石油文学的发端。在铁人王进喜诗歌的带动下，会战职工拿起笔来，在学铁人热潮中，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表达了向铁人学习、早日拿下大油田的决心、信心。如:孙玉庭、徐锦荣钻井队集体创作的诗歌《“铁人”头上出“钢人”》，宋振明(三探区指挥)的《铁人王进喜，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面旗帜》(1960年4月16日《战报》)，胡九章、丑君宇(北油实学生)的《和铁人王进喜生活在一起》(1960年4月18日《战报》)，赵军的《一个很好的指挥员》(1960年5月28日《战报》)等，是最早写铁人王进喜的作口口口。在的关怀和直接过问下，1964年大庆油田正式对外界宣传。一些作家、艺术家陆续到大庆体验生活。他们的介人，使铁人文学开始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如:张天民的长篇小说《创业》，贺宜的长篇小说《咆哮的石油河》，吴星峰的长篇小说《大庆的春天》，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魏钢焰的散文《忆铁人》、《历史的谱写者》、((大庆的心》，李若冰的散文《寄自大庆的书简》等等。由于1966年“”开始，文化受到摧残，许多艺术家受到冲击。有些作家当时虽然体验了生活，还没有进行创作就已经失去了创作的权利，直到打倒“”后才实现当年的夙愿。

2.上世纪8《}一90年代80年代，整个中国文学复苏，在这种大背景下，铁人文学的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内容和形式更加开放，过去创作中的一些束缚已经解开。作品更加客观、人性。代表作如:孙宝范、卢泽洲执笔的传记文学《铁人传》，张怀德的传记文学《铁人王进喜》，庞壮国的诗歌《铁的人是遥远的会战者》，王驰涛执导的电视连续剧《铁人》，曹杰的报告文学《魂系石油河》等，这些作品，无论在史实的挖掘、细节的描写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3.2000年至今进人新的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一。能够从更广阔、更高远的视角审视铁人精神，认识铁人精神的价值，出现了许多大制作。这些作品，不仅仅是作品的容量大，思想维度更广阔、主题更深刻。如:王以平的系列短篇小说《王铁人的故事》，杨利民的话剧《铁人轶事》，尹力执导的电影《铁人》，余兆荣的诗歌集《铁人词典》，王献力的长诗《铁人之歌》、《铁人赋》，王驰涛的长诗《铁人十曲》，忽培元的《铁人铭》，孙宝范的《铁人:永远的旗帜》，王运革的诗集((铁人词三百首》，王立民的诗集《太阳王子》，魏芳的诗集《儿歌献给王铁人》等。

三、铁人文学的成果

1.铁人小说小说是文学四大样式(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中最重要的样式之一。它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叙述和深刻的环境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体。人物是小说的核心，情节是小说的骨架，环境是小说的依托，主要手段是塑造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可以通过人物的外貌、动作、语言、心理、神态进行描写。50年来，以铁人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代表作有下列几部(篇):张天民的长篇小说《创业》(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7月出版)，贺宜的长篇小说《咆哮的石油河》(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8年5月出版)，吴星峰的长篇小说《大庆的春天》(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李国昌的长篇纪实小说《铁人之歌》(作家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王晓、吴海波的中篇小说《神奇的石头》(2006年《都市生活报》连载)，王以平的系列小说《王铁人的故事》(收入《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获奖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出版)。张天民的长篇小说《创业》，是第一部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这是在1974年作者创作的电影剧本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主人公周挺山，是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塑造出的典型人物，是艺术化的铁人。由于极左年代的影响，这部作品打上了很深的阶级斗争的烙印。李国昌的长篇纪实小说《铁人之歌》，以当年大庆石油会战为背景，展现了铁人等一大批石油工人为了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为祖国工业“大动脉”忘我拼搏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主要成功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奏响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主旋律;二是成功塑造了铁人形象，再现了铁人王进喜的精神风貌;三是描绘了一个团结战斗的英雄群体、写出了石油人对事业的热爱。贺宜的长篇小说《咆哮的石油河》，是一部表现少年王进喜生活经历的长篇小说。小说中除了其他人物的姓名虚构外，王进喜和其家人都用了真实姓名。我国儿童作家贺宜1971年和1992年两次来大庆采访，同时到玉门采访，最后完成了《咆哮的石油河》的创作。吴星峰的长篇小说《大庆的春天》是按编年体创作的，从1960年3月会师萨尔图写到1964年元旦之后，油田指挥和牛二娃乘坐国际列车去北京作报告结束。虽然是写会战的，但是铁人王进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形象，在书中名字叫“牛二娃”，职务是1205钻井队队长。本书上至石油部长，下至钻工、汽车司机，塑造了26个有名有姓的人物。王以平的系列小说《王铁人的故事》，包括《到生活基地去》、《一张纸条儿引起的故事》、《温暖的雪夜》等，写的都是铁人王进喜担任二大队队长时期的事。《到生活基地去》写的是杏树岗生活基地的四名家属来找铁人，告杏树岗生活基地党支部书记的状，表现了铁人处理事情的智慧。((一张纸条儿引起的故事》，是写一名职工给铁人写匿名纸条，状告一个叫田维新的老师傅虐待老人。铁人前去了解情况。到田师傅家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田师傅一家7口人，很贫穷，挤在一个小窝棚里。老人有病，田师傅身体不好，孩子又小，全靠田师傅的老婆忙里忙外。铁人看了心里很难受，回去后就把大队的两间储藏室收拾出来，把田师傅的老母亲和四个孩子接来住。《温暖的雪夜》，写的是铁人到钻井指挥部当副指挥，上任前，他把二大队的后勤单位都走了一遍。本篇主要写铁人走访“鸡笼子”学校的故事，以及回顾铁人办学，请1205队老支书担任校长的故事。特别看望在学校居住的两位孤儿。这三篇小说写得很生动，描写得很细致，很有艺术张力。

2.铁人散文散文属于一种非虚构文体，离生活近，离人近，是最为大众化的一种文体。所以当时的作家在接触到铁人王进喜后，王进喜这个形象让他们最能立竿见影加以表现的就是散文。

(1)上世纪6仔一刁O年代其代表作家和作品有:魏钢焰的《忆铁人》、《历史的谱写者》、《大庆的心》。魏钢焰1964年到大庆体验生活，挂职大庆《战报》副总编。但他并没有在那里上班，而是下到基层深入生活。他下基层到的第一个单位就是钻井二大队。魏钢焰确实用一颗炽热的心在大庆体验生活，大庆的生活时时感动着他。当时他计划写一组关于大庆的散文。1965年1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散文《思想之歌》，歌颂大庆会战的胜利是思想的胜利;1966年3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战地黄花分外香》，写了一支大庆前线巡回医疗队的故事。计划中的作品还没有写完，“”开始了。他被下放到宝鸡山区，1973年才回到原单位。这一年他二次来大庆。当时铁人王进喜已经去世三年了。世事如烟，魏钢焰感慨万千。回去后创作了《忆铁人》、《历史的谱写者》、《大庆的心》等。看得出，魏钢焰对铁人感情有多么真挚，不然他死后不会把骨灰埋在铁人一口井旁。他在((历史的谱写者》题记中写道:“在听到铁人王进喜同志逝世的消息后，我彻夜难眠。我觉得，每个受过铁人言传身教的人，都应该把他撒下的宝贵火种，贡献给革命和人民。”《历史的谱写者》还有一个副标题:“一位大庆战士的谈话摘录”。文章以一位和铁人共事的同志的口吻，用第一人称讲述了铁人王进喜处理卡钻、修旧利废的故事，表现了铁人为了促进钻井生产敢于破除旧的规章制度的创新精神和勤俭节约精神。通过铁人的事例，作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文章结尾写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铁人王进喜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和鲜明的人物个性。铁人对事业的热爱、对钻井工作的认真、对国家的忠诚，跃然纸上。

《忆铁人》是以回忆的形式追忆铁人的事迹。作者以第一人称追忆了和铁人的近距离接触，歌颂了铁人精神。有一天铁人兴致勃勃，话头不断。对魏钢焰说:“你那首写玉门的诗，我看了。为什么要把采油树写成圣诞树?咱中国工人阶级没那么叫的，也没那么想的。”然后问:“那个卖火柴的女娃是怎么回事?”我结结巴巴地介绍了这个外国童话。他笑了:“故事编得有点意思。可就是没劲儿，娃娃到死都是稀里糊涂的。看咱们的白毛女!”尽管我深知铁人是不分生熟场合，耿直刚正、死认真理，但这一军将得也够我想半天的。铁人接着说:“工人们伸手等着你们写的好书啊。这文章，要叫人看得坐不住，站起来!不能把人看得腿软了，躺下了。就说写风雪吧，也不能叫人怕……”这样有个性的语言一看就是铁人的性格。这两篇散文作品的时代痕迹很重，但感情真挚、浓厚。洋溢着饱满的政治激情。李若冰的《寄自大庆的书简》(((人民文学》1965年第12期)，贺抒玉的《我心中的石油河》(收入《西部的柔情—陕西女作家散文选》，花城出版社2000年出版)。1964年春，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的组织和安排，李若冰和其他作家一起来到大庆挂职体验生活，当时所挂的职务是大庆油田会战工委宣传部副部长。为了了解铁人王进喜，他专门深人到铁人的工作单位，并且和铁人王进喜住在一间干打垒里，两人床挨床，每天一起工作，一起吃饭、睡觉。得知李若冰是从老家陕西来的，王进喜从心理上就有一种亲近感。而且经过交谈，李若冰得知，铁人王进喜和自己的妻子贺抒玉早在玉门时就认识，这样，就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原来，1951年，当时的西安文工团组织部分文艺工作者到玉门油田体验生活，准备创作一些反映石油工人生活的文艺节目。当时贺抒玉在文工团当编剧，有幸参加了那次活动，而且无意中选择了王进喜所在的班。当时，王进喜还是个司钻。钻井队清一色的男子汉，突然来了一个女同志，许多人不太习惯。贺抒玉很想上钻台看看，但当时井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认为女人上钻台不吉利，所以都不主张她上去。王进喜很理解贺抒玉的心情，经过王进喜向其他工人做工作，才允许她上一次钻台，贺抒玉终于如愿以偿。这件事深深印在了贺抒玉的记忆里，她觉得王进喜这个人表面上看很粗，但心又很细，很理解人。自从她登上一次钻台后，工人对她反而亲昵起来，因为工人们发现她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女人。贺抒玉那次四五个月的生活体验，本来是准备写一部歌剧的，但是写出来后自己也不满意，就没有排练。十多年后，贺抒玉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王进喜的照片和事迹报道，才知道“铁人”就是当年她体验生活时所在井队的司钻“王师傅”。“始而惊愕，继而兴奋!他，在玉门油矿时看上去是那么老实，那么平凡!”贺抒玉始终为自己在玉门时没有深刻认识王进喜而感到遗憾:“多少年来，我心中的石油河不时在涌动，那是地下的黑河在为铁人歌唱……”在《我心中的石油河》中，她写道:“尽管我跟工人们上下班时在摇晃的卡车上，吃了不少的风沙，在终年积雪的祁连山下，脸被冻得发紫发青。可是我后来写的剧本像一口打不出油的井，报废了!若干年后，我才悟出其中的道理。写作，仅仅有一股热情是不够的。”《寄自大庆的书简》是以“书信”的形式来写的，假托给某友人写信的语气，介绍在大庆的见闻，反映大庆油田的变化，抒发自己的情怀。文中写到铁人受伤住院后跑出来仍坚持顶在现场，写到铁人制服井喷等等。通过铁人等大庆石油人身上体现出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作者感慨道:“我们人民有了这种革命气概，什么奇功伟迹创造不出来呢!……”1%5年7月，刚刚上任的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来到大庆，检查指导指示拍摄的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的拍摄情况，看一看向往已久的大庆油田，见一见慕名已久的铁人。他虽然没有写铁人的散文，但是他被大庆油田火热的生活感动，给《人民文学》编辑部打电话，建议他们派人到大庆组稿。《人民文学》编辑部很快派编辑何启智来大庆组织了一组“大庆人写大庆”的散文，发表在《人民文学》1965年第12期上。

(2)上世纪8任一90年代中国文学逐渐摆脱“”时期的“左”倾文艺思想束缚，呈现全面开花的“文艺复兴”局面。铁人文学也迎来了创作的春天。这个时期的铁人散文代表作有孙宝范的《和王铁人的故事》、高潮洪的((一个人和一座城》、王世伟的《大庆往事》、李淑珍的《铁人井》(均见《大庆石油文艺40年作品集》散文卷《油田白杨》)等。《和王铁人的故事》，通过三次视察大庆、视察1205钻井队、接见王进喜，记录了和铁人王进喜的交往，体现了总理对大庆石油人的关心关爱和对大庆油田倾注的心血，凸显了共和国总理和劳动模范对国家发展建设的急迫心情和共同心愿。((一个人和一座城》，叙述了作者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两次来大庆的见闻、感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庆有了城市的模样，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作者因此而感慨“大庆因油而生、因铁人而生、因铁人精神而有了灵魂”。铁人是大庆这座城市的丰碑。作者通过大庆的变化，讴歌了以铁人为代表的老一代石油人，继而发出了“宁做铁人为鬼死，也羞苟且偷着生”的誓言。((大庆往事》通过作者60年代、90年代两次来大庆的对比，反映了大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赞美了石油人崇高的精神境界。文中回忆了三次听王进喜作报告以及“”时期在北京见到王进喜时的情景，饱含着对英雄的深深怀念，抒写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辉煌。《铁人井》叙述了作者90年代一个春天参观“铁人一口井”的所见所感，追忆了年轻时见到铁人王进喜、受到铁人精神激励的情景。铁人井，是铁人精神的见证。作者认为，铁人虽然不在了，但他仍然活在这片热土上，活在千千万万大庆人的心中。

长篇小说范文篇8

第一，日本文学形式在近代前大都是短小的，结构单纯。从古代开始，短歌形式的文学最为发达，后来发展为连歌、俳谐、俳句等，迄今不衰。日语音节、古调单纯，诗的形式不具备押韵的条件，因而日本诗歌极易与散文混同，形成散文诗化。日本随笔、日记文学，都很讲求文体的优美。散文的发展促进了短篇小说形式的物语的发达。十一世纪初出现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其结构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的，前后衔接松散，叙述简单，时间推移与人物性格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日本，即使长篇小说，其结构也是由短小形式组成的。这一特点贯穿于整部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江户时期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好色一代男》等长篇小说，也都是由短篇故事组合而成的。现代作家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雪国》，明显地具有《源氏物语》的那种结构和描写方法。第二，文学性格纤细、含蓄。自古以来日本自上而下的改革，对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文学中几乎听不到强烈的社会抗议的呼声。古希腊悲剧的那种雄伟崇高的观念，也不是日本作家追求的对象。他们追求的多是感情上的纤细的体验，表现的主要是日常的平淡的生活，在平淡朴素的生活中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冷静的思考。日本文学除很少例外，与激烈的阶级冲突一般都没有联系。即使是少数例外，作家的表现方法往往也是含蓄的，曲折的。第三，日本的文艺观是以“真”、“哀”、“艳”、“寂”为基础的。从“真事”始，平安时期的“物哀”，镰仓、室町时期的“幽玄”，江户时期的“闲寂”，主要是在和歌的基础上发展和提炼出来的。这些理论都是和作家向往的优美境界联系在一起的。而“余情”论为这种优美的境界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2日本文学史概述

2．1古代文学

包括奈良时代和平安王朝时代的文学。这一时期古代处于奴隶制的社会条件下，经历了大和时代的口头文学，奈良时代确立起借用汉字汉文的书面文学。氏族时代的英雄故事和传说说，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中被记录下来，同时创作了开日本汉诗文先河的《怀风藻》和《凌云集》等。《万叶集》集录长歌二百六十余首，短歌四千余首，深刻地表现了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社会变革的状貌，成为奈良文学的顶峰。延历十三年(794)，京城由平城京迁至平安京，文学随之进入王朝时代。《古今和歌集》确立了日本短歌的基本形式，成为敕撰集之始。除短歌外，物语在这一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竹取物语》、《落洼物语》、《字津保物语》等“虚构物语”和《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歌物语”，以及集两者大成者的《源氏物语》。这一时代随笔、日记文学也很发达，代表作有《枕草子》、《蜻蛉日记》等。

2．2现代文学

现代文学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指大正后期、昭和年代及平成年代的文学。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日本工人运动很发达，从而推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走向高潮。叶山嘉树的《海上的人们》，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中野重治的诗集，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与无产阶级文艺对垒的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作品有横光利一的《太阳》、《机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等其后新兴艺术派的井伏缚二、林芙美子等人，一度很活跃；新心理主义文学出现了堀辰雄、伊藤整等新人。

3从日本文学看日本国民的残酷性

读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你会被她那颗纤尘不染的唯美的天才之心所倾倒，会被她所构筑的那个清澈透明的世界所陶醉。你也一定会明白，沉淀在日本文化传统中的精髓、根本和内涵，是如何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中，而又有着和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性情特质的。我们确实可以从清少纳育在《枕草子》演绎着日本的凄美的细微里，深刻体会到日本固有的阴柔和纤细，颓废和哀痛，又这么极为融洽地体现到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川I端康成反复陈述的“日本之美”。而所谓的“日本之美”又究竟是什么呢?上世纪六十年代，JIf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的那篇著名讲演，虽然谈论的是风花雪月、禅意诗情，但透露出的清寂幽玄的意境，迷蒙着的淡淡哀怨，就是日本之美的核心，这样塑造出来的“美丽的日本”，暗合着当时的日本在经历战败的迷茫之后，重新审视日本文化，并从中寻回了自信，这种微妙的自信结合了日本被占领的事实，而逐渐膨胀起来了一股民族主义思潮，是一种极端自负而被迫接受现实的微妙心理。日本人极端矛盾的两种禀性和价值观，也从日本文化中得到滋养，转化成危险的暴戾，形成了桀骜不驯、不可理喻、好斗黩武、倨大自尊而又善于向强者低头的日本国民性格。

长篇小说范文篇9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明朝北京紫禁城、明长城、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宋应星和《天工开物》、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明朝我国包括建筑在内的古典科技取得的杰出成就，仍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是人类科技百花园中的瑰宝。

通过选取对本课涉及的三位科学家事迹的介绍，探究他们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从而培养学生刻苦学习、勤于思索、脚踏实地、开拓进取的品质。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到明清时期进入成熟阶段，四大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特色，明清时期书法绘画的代表人物。

教材分析

本课的重点是北京紫禁城及李时珍和《本草纲目》;《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文学成就和时代特点。。

本课的难点是包括建筑在内的科技成就所体现的时代特点。

教学过程

导入：出示明北京城的图片，激发学生的兴趣。

一、雄伟的北京紫禁城和明长城

1、明北京城

学生概括明北京城的特点。(指导学生归纳紫禁城内建筑特色和明朝北京城布局特点的基础上，认识到其中包含着皇权至上的建筑设计思想。)

2、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全长六千余公里。

二、古典科技巨著的涌现

作者

著作

价值

李时珍

《本草纲目》

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药物学巨著，被译为多国文字，成为世界医药学的重要文献。

宋应星

《天工开物》

“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徐光启

《农政全书》

农业百科全书，农学史上最早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书籍。

学生总结三位科学家成功的原因，引导学生学习他们刻苦学习、勤于思索、脚踏实地、开拓进取的品质。

如：李时珍救死扶伤的崇高医德，不盲从古训的创新勇气，刻苦钻研的坚强意志，广泛实地考察的科学方法，亲尝曼陀罗的献身精神，不耻下问的谦虚态度，二十七年成书的坚韧毅力等。宋应星对只知追求功名利禄者的蔑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精见卓识(《天工开物》书名就体现了这种认识)。徐光启利用外国传教士采用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笼络统治者以换取传教有利条件的做法，坚持从利国利民出发并一再敦促，终于使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答应先译《几何原本》一书(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译)。

三、古典小说的高峰

学生概括古典小说的成就，并通过这些古典小说概括明清文化的时代特征。

年代

著作

作者

题材

价值

元末明初

《三国演义》

罗贯中

三国时期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

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元末明初

《水浒传》

施耐庵

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梁山泊农民起义

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明朝中期

《西游记》

吴承恩

唐僧取经的故事

一部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长篇神话小说。

清朝

《红楼梦》

曹雪芹

古典小说的高峰，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着市民文学日趋成熟和繁荣，小说取代诗、词、散文而成为文学的主流。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不仅着意于战争场景的描写，更精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曹操等形象，生动地刻画了统治阶级自私、贪婪、奸诈、残暴的种种表现，而诸葛亮的形象，则成为民族智慧的象征。

施耐庵的《水浒传》是我国的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以“官逼民反”为主题，通过塑造的一百零八将形象，对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和梁山英雄的抗暴除恶，作了充分肯定和热情颂扬。

在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吴承恩以虚幻的神话故事形式，寄寓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着意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无所畏惧的叛逆形象孙悟空，并赋予他巨大的神威。

《红楼梦》是一部现实批判主义文学巨著，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一部古典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既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又是封建社会的缩影。《红楼梦》的成就，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一对青年男女的叛逆形象。他们对功名利禄、封建礼教的轻蔑、讽刺和猛烈抨击，以及对个性解放和爱情的执着追求。同时，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糜烂、腐朽生活的无情揭露，全面展示了封建社会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没落的历史趋势。

四、戏剧的繁荣

1、明朝后期最负成名的戏剧家：汤显祖，其代表作为《牡丹亭》。

2、京剧的形成：在徽剧、汉调的基础上，融合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曲调和表演方法，在19世纪中期初步形成。

五、书画的成就

1、书法：

董其昌：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2、绘画

山水、花鸟画居统治地位。

长篇小说范文篇10

1．所谓神话，是上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所幻想出来的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

2．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有：

(1)解释自然现象的：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

(2)反映人类同自然斗争的：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

(3)反映社会斗争的：黄帝战蚩尤。

3．记载上古神话的主要作品：《淮南子》、《山海经》、《庄子》等。

三、两汉文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贾谊，又称贾生，贾长沙，贾太傅。主要作品为《新书》。另有《吊屈原赋》等赋，开“史论”之先河，其赋上承楚辞下启汉赋，影响很大。

2．刘安，封淮南王。主要作品为《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故事出于此。

3．司马迁，字子长，别称太史公，简称史迁。主要作品为《史记》，又名《太史公书》，全书130篇，包括12本纪、8书、1o表、30世家、70列传。

4．乐府民歌和赋乐。乐府原为汉代音乐机关，后指所搜集的诗。《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发展的高峰。

四、魏晋南北朝文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观沧海》、《蒿里行》，曹丕著有《典论》及诗歌《短歌．行》等，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

2．“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场、刘桢。“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

3．诸葛亮，字孔明，别号卧龙，封武乡侯。有《诸葛亮集》，《出师表》出于此。

4．干宝，字令升。主要作品为《搜神记》，《干将莫邪》、《东海孝妇》都出于此。《搜神记》是我国最早的短篇小说集之一，多为志怪故事。

5．陶渊明，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谥靖节，我国第一位杰出的田园诗人。有《陶渊明集》，代表作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饮酒》等。

五、唐代文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王勃，字子安，“初唐四杰”之一(另三位是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主要作品为《王子安集》，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序》最有名。他在“四杰”中成就最高。

2．贺知章，字季真，自号四明狂客。主要作品为《咏柳》、《回乡偶书》。

3．孟浩然，襄阳人。唐代第一个大量写山水诗的人，与壬维齐名，世称“王孟"。主要作品为《过故人庄》、《春晓》等，集为《孟襄阳集》。

4．王维，字摩诘，诗人兼画家。与孟浩然同为盛唐田园山水派代表。主要作品为《送元二使安西》。又名《阳关曲门飞鸟鸣涧》。苏轼赞其作品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5．李白，字太白，人称“诗仙”。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主要作品为《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子夜吴歌》、《望天门山》、《秋浦歌》、《秋登宣城谢胱北楼》等。

6．杜甫，字子美，与李白齐名，人称“诗圣”。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主要作品为《兵车行》、《春望》、《3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结为《杜工部集》。

7．白居易，字乐天。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与元稹合称“元白”。主要作品为《秦中吟》、《新乐府》(包括《卖炭翁》等)、《长恨歌》、《琵琶行》等。

8．柳宗元，字子厚。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与韩愈并称“韩柳”，“唐宋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捕蛇者说》、《三戒》(包括《黔之驴》)、“永州八记”(包括《小石潭记》)、《童区寄传》等散文，《渔翁》、《江雪》等诗，结为《柳河东集》。他是中国第一位把寓言正式写成独立的文学作品的作家，开创了我国古代寓言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六、宋代文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范仲淹，字希文，谥文正。主要作品为《岳阳楼记》、《渔家傲》等，结为《范文正公集》，属豪放派。

2．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号文忠。北宋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与宋祁合修《新唐书》，独撰《新五代史》。有《醉翁亭记》、《秋声赋》、《六一词》等，结为《欧阳文忠集》。他的《六一诗话》是我国第一部诗话。

3．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唐宋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赤壁赋》、《石钟山记》、《捌西林壁》、《水调歌头》、《念奴娇》等，结为《东坡七集》。

4．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唐宋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游褒禅山记》、《伤仲永》、《元日》、《泊船瓜州》等，集为《王临川集》，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5．陆游，字务观，号放翁，人称“小李白”。主要作品为《书愤》、《示儿》、《钗头凤》等。中国古代最高产的诗人，有诗9000多首。

6．李清照，号易安居士。主要作品有《武陵春》、《如梦令》、《声声慢》等，结为《漱玉词》。古代最重捌的女诗人，宋代婉约词派中成就最高者。

7．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与苏轼并称“苏辛”。人称“词中之龙”。主要作品为《稼轩长短句》，名篇有《摸鱼儿》、《永遇乐》、《清平乐)溥。宋词中成就卓越者，继承并发展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开拓了词的表现范围。

一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施耐庵，主要作品为《忠义水浒传》简称《水浒》，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礓后世农民起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2．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中国第一位全力创作通俗小说的作家。主要作品有《三国志通俗演义》

3．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主要作品《西游记》是著名长篇章回神魔小说，是古典文学中最辉啊的神话作品，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的新高峰。

4．兰陵笑笑生，主要作品为《金瓶梅》，抨击当时统治阶级腐朽的生活，暴露了封建社会晚期的黑暗。

5．明朝人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

九、清代文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洪舁，字防思，号稗畦。主要作品为《长生殿》，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2．孔尚任，字聘之，号东塘，又号云亭山人。主要作品为《桃花扇》。

3．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主要作品为《聊斋志异》。

4．吴敬梓，字敏轩，晚年号文木老人。主要作品为《儒林外史》。

5．曹雪芹，名霈，字梦阮，号雪芹。主要作品《红楼梦》(高鹗续后40回)为最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古典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

十、现当代文学

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

1．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

2．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是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主要作品为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

3．叶圣陶，名绍钧。现代作家，教育家。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有《多收了三五斗》、《夜》等，童话集有《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童话的作家。

4．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笔名。现代杰出作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主要作品为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5．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1950年获“人民艺术家”称号。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龙须沟》、《西望长安》等。是“京味小说，，的开创者。

6．闻一多，著名爱国诗人、学者。主要作品为诗集《红烛》、《死水》。

7．冰心，原名谢婉莹，著名女作家。主要作品为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樱花赞》等。

8．巴金，原名李尧棠。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三部曲(《雾》、《雨》、《电》)。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

9．赵树理，原名赵树礼，小说家。主要作品为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

10．曹禺，原名万家宝，戏剧家。主要作品为剧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