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范文10篇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恩施州业余文学创作如火如荼，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类体裁佳作叠出。除微型的与短篇的文学作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外，长篇小说（含长篇纪实文学）也时见高山耸立、大河奔泻。一脉清江，在文艺女神缪斯的灵光里，渐呈惊涛拍岸之态。1991年7月，龚光美再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西南风云变幻斗争场景的《美人赠我金错刀》，被《今古传奇》党建70周年专号头条推出，标志着我州本土作者的长篇小说正式登上文艺期刊的大雅之堂。后来，亦有孙文轩的《边镇》、赵春峰的《天残地缺》等，相继刊发于《今古传奇》。跨入21世纪迄今，更有《太阳从西边出来》（王月圣）、《中国神兵》（胡飞扬）、《沧海之恋》（龚光美）、《神农溪风云》（王成雄）、《军嫂》（宋福祥）、《荣与辱》（王月圣）、《苍天有眼》（陈步松）、《奇情商海》（陈步松）、《鹞子》（郑家隆）、《墓棚》（碧辉）、《棋侠》（郑江）、《魔土》（杨大忠）、《容美土司王田舜年》（周长国）、《紫玉兰》（郑家隆）、《蓝色争妍》（赵文学）等，相继以各种方式与广大读者见面。2009年12月13日，雨燕的长篇小说《这方凉水长青苔》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北京举行了规格较高的学术研讨会。这部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利川大水井古建筑群落之历史兴衰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被资深评论家认定为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原创味很浓的”、从“乡土文化”向“文化中国”转变的小说，是“在全国长篇小说现实的创作态势下令人眼前一亮”、“可以流传下去”的作品。

整整20年，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业余文学作者群，终于在外籍老一辈名家创作《枫香树》（王英先）、《清江壮歌》（马识途）的原生地，在李传锋、叶梅等同时代名家出生与成长的乡土地，培植出了一片蔚然而深秀的文学林苑，并开始凭其创作实绩以及作品的民族地域风格，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逐步在湖北文学与中国文学的长廊里获取到一席之地。但也勿庸置疑，作为我们这一批本土文学作者，尽管成绩颇丰，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对于湖北省和我们周边地区突飞猛进的文学态势，却更加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创作，尤其是需要反映一定社会时期与社会范畴相当广阔的生活层面、塑造出特别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群雕的长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一不小心，就会将我们推入到令人尴尬与困惑的“围城”内。壁垒森严的城垛，险象环生的濠堑，一是来自外部因素，即周围的客观世界，二是来自我们自己内心世界的徘徊与迷惘。外部因素如：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所处的地域能够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民族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创作原型与基本素材？那些渴望幸福、渴望尊严、渴望文化需求的人民大众又在期待着什么样的小说？当今琳琅满目的文学期刊以及诸多出版社，希望选择到什么样的小说？内心因素如：根据我们自身的生活阅历、思想见地和语言功底等现实条件，作为个体作者，究竟应该写作什么？能够写出什么？选取什么样的题材方能不落窠臼另辟蹊径？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才会高人一筹独树一帜？其实，当我们立意要创作一部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之际，首先的感受，便是头脑发胀、思绪迷茫、举止失常、厌食厌睡、长吁短叹，往往免不了造成“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何往”的徘徊苦闷之中。这时，你就仿佛进入到一座“围城”之间，等待着你的命运选择就是两个字：突围！突围从何起步？路径又在哪里？我以为首要的问题还是题材选择和与之相适应的表现方法的选择。长篇小说以及其他长篇文学作品，选材这一步至关重要。博览中国当代文坛那些引人瞩目的长篇小说名篇，无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民族地域特征。如《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秦腔》、《酒国》、《额尔古纳河右岸》、《故乡天下黄花》以及我省作家的长篇佳构《漩流》、《张居正》、《乌泥湖年谱》、《我是太阳》、《圣天门口》、《江河湖》等等。恩施州本土各民族的作者，长期身处中国巴文化的发祥地、大西南土司文化的繁盛地、以土家族为主的多民族文化聚居地，红色苏区文化与抗战省府文化的犬牙交错地，堪称地域性民族文化的内涵极其独特，极其丰富多彩。数千年来扑朔迷离、大起大落的人文发展史，老、少、边、山、穷等独特地理与生态条件下城乡各色人等的生存现实，神秘古朴的傩巫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及我们这一代作者耳濡目染与切身体验的从新中国诞生经“”到改革的剧烈动荡变迁的社会背景，其实已经决定了我们营构长篇文学作品的题材范畴。《道德经》上说：上善若水，天地间有大美而不自言，这就是发现，从事小说创作的人需要独具慧眼。文学的空间除生活的丰富积累与独到发现外，其余的就是个性。作家进行小说创作，总是在“像”与“不像”之中寻求自己挥洒意度与华彩的空间。一般来说，在表现形式上，小说是自由的，不应被传统的条条框框所紧锢，可以思，可以忧，可以令文字腾蛟起凤，可以令思想石破天惊，可以使音节敲出情感的飘逸与灵动，可以让心灵的嘴唇铺展生命的浪漫，可以用一滴露水摇绿灵魂的万种风情，可以让一组形象震撼人类的生命时空！

下面，我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谈一谈恩施州作者长篇小说选材及其表达方式的大致思路。

一．从历史进程中选材

上至神话传说时代的巴人文化发祥，下至改革开放前夜的恩施州人文历史，大约四到五千年的时间长河，恩施州本土民族在其生聚与发展过程中，积淀着非常丰厚的文化宝藏。三年前，我创作出版的那部长篇散文《巴人河》，只不过是对本土历史人事进行了一次粗线条的勾勒，可以说堆聚成了文学作者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的一大堆原生态材料。从巴务相、巴蔓子等传说人物，到土司时期的风云人杰（如容美中兴司主田世爵、覃鼎夫妇、田氏诗人群落等）；从近代史上陈连升、温朝钟、向燮堂、邓玉麟等民族英烈，到新中国诞生前后争取民族自由幸福的革命前躯（如张昌歧、黄大鹏、陈连振父子、范家五虎等）；从建国初期广大人民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无数次命运决战，到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新生事物……我认为，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这条历史长河，将一串串蕴含着生命价值的故人往事作为叙事的文化背景和底蕴，不失为一条成功突围的有效途径。今年2月，我到广东虎门镇寻访沙角炮台，在陈连升的雕像前与节兵义坟前一度苦苦凝思，当殖民主义强盗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连皇帝、总督之类都吓得屁滚尿流，俯首投降，是什么内在的精神力量促使那些普通将士义无反顾地报国捐躯？当若干神话传说人物、历史人物以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在被无数地域展开故里之争，进行捕风捉影式的炒作之当下，而本来就有故乡的陈连升等人，为什么反被他的故乡束之高阁？作为恩施州的文学作家们，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欠下了那些历史人物一笔又一笔沉重的债务？

当然，历史小说不仅仅是去正面地讴歌英雄人物如何超凡拔俗，而是要通过史料从“英雄人物”转向写“普通人”直至写“人的生存状态”。恩施历史人物中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我认为是他们作为普通人面临着特定的生存状态，不得不用悲壮的生命轰毁来淋漓尽致地展示自己人性与人格的价值。譬如怒杀洋教士的向燮堂，本身就是一个居无定所、衣食难求的普通佃农，是茫茫人海中的一星纤尘，正是由于苦难与落魄的命运，蔑视权贵、同情弱者的心理特质将他一步步推向绝境，尔后才被我们所言的历史将之推向“英雄”的长廊。我们应学会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探讨人的命运、人类命运，纵是“英雄”，也应深入探索其“非英雄”的一面，既在“写实”、“求真”的前题下，学会展开生命的直觉描写和探幽发微式的心理刻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反抗旧历史主义、清理形式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其主要特点是对大体定型的“历史与人”命题进行颠覆与重新解构。新历史主义理论广泛吸收诸如人类学、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想以及解构主义理论、权利话语理论，结合历史学、文化诗学、政治学等对历史进行重新言说，力图揭示“历史与暴力”的盲点。与新历史主义理论相应出现的历史小说，试图从根本上解构旧历史小说千篇一律的所谓“宏大叙事”，主张书写被权利话语所忽略的边缘历史，去表现正统史册中从未出现的“秘史”、“秘闻”、“实录”等，开始运用自己的话语而非官方的正统话语叙述历史（即所谓颠覆“王者视野”），以主体化的多种视觉，或仅把历史作为一种假定来拂去历史尘埃，还其“人的生存状态”的本来面目。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红高粱系列》（莫言）、《故乡天下黄花》（刘震云）、《妻妾成群》（苏童）、《活着》（余华）、《夜泊秦淮》（叶兆言）等，都可视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如果我们采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手法，通过长篇小说来表述恩施乡土的人文历史，就得注重对群体命运与大我价值进行独到的思索与探究，解构诸如阶级斗争、人民解放、伟大胜利、历史必然、壮丽远景等“宏大叙事”，勇敢地突破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话语霸权，而表现历史的某些偶然性、荒诞性与静止观，学会用个人视野和民间视野来看历史，如小说《灵旗》（乔良）中的“青果老爹”，《苍河白日梦》（刘恒）中的“耳朵”，均是巧借民间视觉者的形象来剖析历史的原生态，揭示这世道总是“变过来，又变回去”（乔良语，他还说：“只有人变不回去，总朝着一个方向变，变老，变丑，变鬼。”）的某种静止态势（如放羊娃回答“放羊做什么”的生活逻辑）。

明代小说是明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形式，其文学史地位重要，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明代长篇小说，按题材内容一般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讲史小说，包括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两种，都是宋元讲史的发展。历史演义，是以历史事实和野史、传说为基础，经文人加工而成，基本上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后经清人毛宗岗加工改题《三国演义》）可为代表。罗贯中以宋元话本《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参酌正史，兼采传说，完成长篇。小说描写了魏、蜀、吴三国的兴衰始末，形象地表现了封建社会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生活。它所描绘的军事、政治、外交以及它们穿插、结合的斗争，为后人留下丰富的经验；小说有鲜明的“拥刘反曹”倾向。英雄传奇，虽属讲史，但不拘牵于史实，主要是描写英雄人物，以《水浒传》为代表。《水浒传》在宋元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基础上，大力增删、改创，通过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一百零八位英雄起义的发生、发展到招安、失败这一全过程的描写，揭示了“乱由上作”、“官逼民反”这一客观真理；在揭露上起朝廷权臣势要、下至州府贪官污吏和土豪恶霸、吏卒爪牙的罪恶同时，热情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德和反抗精神。全书以英雄史诗和革命悲剧长久地博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和历代王朝统治阶级的畏惧。《水浒传》的艺术，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成就。

第二类是神魔小说。它以神魔鬼怪、奇异幻想故事为特点。它的出现与明中叶皇室信奉佛道、寻求长生不老、方士乘机谈妖说怪之风有关。其中优秀作品能通过对神魔世界的描写，以幻想手法曲折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这类小说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代表，《西游记》以唐僧与孙悟空、猪悟能、沙和尚等师徒去西天取经途中，多经魔难、降妖除怪的故事，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孙悟空善于明辨邪正、勇于反抗斗争、乐于济困扶危和乐观自信，表现了人民变革现实的理想。各种妖魔鬼怪横行，降灾祸乱，揭露了现实中的各种黑暗邪恶势力。幻想的手法，惊险的情节，诙谐的语言，形成富有谐趣、引人入胜的风格。许中琳编的《封神演义》借武王伐纣故事叙写神魔斗法，纣王昏庸暴虐，揭露出现实社会生活；但书中大力宣传神权与宗教迷信。个别情节、人物较精彩。

第三类是世情小说。它以社会现实中的家庭生活琐事，通过人物悲欢离合，描写世态炎凉。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可为代表。它以乡镇恶霸西门庆为中心，详尽地揭露出统治阶级官场的腐朽、社会生活的阴暗和官僚地主的荒淫纵欲。它以现实日常生活为题材，展示了广阔的生活面，塑造了众多的各色人物，使现实主义小说开创了新阶段，创作方法对后世影响较大。但在暴露同时，作了过多的猥亵描写，有自然主义倾向。

第四类是公案小说。它以描写冤狱诉讼公案，反映出明末政治黑暗和社会腐败。重要作品有《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皇明诸司公案传》。它们歌颂海瑞、包拯、况钟等清官，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传扬鬼神迷信和封建伦理道德。

陈校长在赵国栋长篇小说《唐家庄》

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老师：

今天，大家不畏严寒，带着关心，带着热情，莅临我校，参加赵国栋同学长篇小说《唐家庄》创作座谈会。在此，我代表周至中学全体师生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赵国栋同学就读于我校高三级班，他在紧张繁忙的学习之余，潜心创作，勤耕不辍，把复杂的思想情感变成文字，把悲痛辛酸的少年生活付诸笔端，历时一年之久，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唐家庄》。《唐家庄》里演绎着悲喜交加的人生戏剧，《唐家庄》成就了赵国栋文学创作的梦想，《唐家庄》启迪人们对如何构建和谐家庭的深沉思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赵国栋同学是我校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棵幼苗，这棵幼苗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离不开二曲大地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离不开文学道路上各位园丁对他的关心呵护，离不开母校老师的辛勤培养。我校自创建以来，不但注重教给学生文化知识，更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奋飞文学社和写作兴趣小组活动频繁，《周中报》及《奋飞》校刊历久不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文学园地，人才辈出。五十年代末期毕业的周明校友，六十年代毕业的文兰校友，还有在座的倪运宏、张兴海校友，八十年代毕业的、现任《中国公安报》主编的刘元林校友，九十年代曾获“全国十佳文学少年”并被南京大学破格录取的孙卫卫校友，他们在文化艺术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令众人瞩目，令母校自豪。本学期我校语文组资深高级教师李舟水把他上高中以来创作的多首旧体诗，经过整理，选取首辑录成册，取名《杏坛吟草》；语文组张军堂张军堂老师对年春节晚会对联进行分析整理，编辑成《春节晚会对联赏析》一书；连同赵国栋同学的长篇小说《唐家庄》的正式出版，标志着我校校园文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长篇小说的学术研究，可以从多个层面深入展开。本文将主要从叙事方式的角度切入，对于第八届茅奖的获奖作品以及那些没有能够获奖的优秀作品进行一番专门的考察与研究。虽然从根本上说小说这种文体乃是一种典型的叙事文体，但是，如果我自己的记忆没有出现误差的话，那么，小说叙事之成为文学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应该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1980年代中后期，以马原、格非、余华、莫言、孙甘露等一批先锋作家的创作在中国文坛逐渐地开始引人注目。这些作家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特别地注重于所谓叙事形式的创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对于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过根本性影响的马原。关于马原这位作家，我一直有一种看法不吐不快，正好借此机会写在这里以与同道交流。那就是，我始终以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文学史意义不同的作家。一种是虽然没有写出过足称杰出的文学文本，但是这位作家的文学书写却对于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种作家可称为重要作家。另外一种是或许并没有对于文学的发展演进产生过足够大的影响，但他自己却写出了杰出作品的作家。这种作家可称为优秀作家。很多时候，重要作家与优秀作家呈现为重合状态。文学史上留存下来的大部分作家，皆可做此种理解。但也还有特殊的例外情况存在。有一些作家，可能只算得上重要作家，却不能够被看做是优秀作家。比如说，那位后来曾经因为在中央电视台开坛说红而引人注目的刘心武，就只是一位重要作家。回顾刘心武的文学创作，你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承认他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但细细地考究起来，刘心武究竟有哪些作品真正称得上优秀，却实在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马原的情况同样如此。《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上下都很平坦》，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认真地想一想，这些中长篇小说还真的没有哪一篇称得上是优秀。但是，由马原所开启的那样一种曾经被批评家称之为“马原的叙述圈套”的叙事方式，对于当时以及此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又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忽视的。以至于，极端一些说，如果没有马原的示范性存在，你恐怕很难想像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能够走到今天这样一种成熟程度。其二，从学术研究界的情况来看，隶属于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叙事学理论之进入中国，并逐渐地成为文学理论界的一个显学，也是1990年代初期的事情。我自己最早知道叙事学，是通过张寅德选编的那本《叙述学研究》。

虽然说更早一些的时候，我就读到过曾经被收入“人文研究丛书”的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但或许是由于自身过于愚钝的缘故，当时并没有能够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理论的出现事实上已经初露端倪了。总之，正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叙事学开始渐渐地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强烈兴趣。不仅仅是研究者，即使是那些专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叙事问题的重要性，也开始张口闭口不离“叙事”二字了。尽管说小说是一种叙事文体，乃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客观事实，但是，很显然，是否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的存在，对于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还是很不一样的。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无疑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小说叙事方式日渐走向成熟。大约正是由于受到以上创作和理论研究两方面原因影响的缘故，中国当代作家的叙事意识，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进入了一个普遍的觉醒时期。这样的一种觉醒，对于小说叙事艺术的很快走向成熟，自然发生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某种意义上，当下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繁荣，也可以被看做是叙事艺术成熟的一种必然结果。既然每一届的茅奖评选都被被看作是对于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检阅，那么，第八届茅奖就是对于最近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状况的一种整体反映。这样，本届茅奖的获奖作品以及那些未能获奖的优秀小说，于无形之中也就成了一面很好的镜子。对于这些作品的叙事分析，实际上也正是对于当下时代长篇小说总体叙事成熟度的基本验证。文学创作贵在原创，就我对于这届茅奖作品的阅读观照，虽然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多么理想化的完满程度，但从这些作家所具体采用的叙事方式来说，却又的确称得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姚黄魏紫，各有所擅，呈现出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多样化图景。

随着时间的日渐推移，我们越来越发现，作家张炜本质上其实是一位富有浪漫精神的抒情诗人。这一点，在他早期的获奖短篇小说诸如《一潭清水》中已经初露端倪。如果说曾经获得过高度评价的《古船》可以被看做是张炜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的话，那么，从紧接着的《九月寓言》开始，伴随着从小说文体上渐渐地转型为一位长篇小说创作为主的作家，张炜的抒情诗人本色也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强化。这次茅奖评选中名列榜首那部可谓是卷轶浩繁的《你在高原》，不仅小说的总体命名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苏格兰杰出诗人彭斯的名诗“我的心呀在高原”，而且，就小说的整体写作而言，也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首行吟者的抒情长诗。虽然说这部巨型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家族》的起始时间是二十世纪的初叶，但整部《你在高原》的基本主旨，恐怕还是应该解读为张炜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艺术性的梳理与概括。那么，张炜是依照一种什么样的叙事体式完成他的写作意图的呢。具体说来，他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既是主人公同时又是叙述者的“我”即宁伽这一贯穿于小说始终的人物形象。通过这样一位不满足于庸俗的日常生活，总是不断地因为人际矛盾而去职，总是以在高原上行走为自豪满足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形象的设定，张炜非常巧妙地把诸如拐子四哥、武早、鼓额、梅子、凯平、帆帆、荷荷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和故事连缀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也正因为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叙事体式，所以，主观抒情性，自然也就成为《你在高原》文体上的一大特质。尽管从自己的小说理念出发，我对于张炜的这一叙事特质有所怀疑②，但却不能不承认，这一点确实是小说《你在高原》的根本特质所在。关于这种主观抒情性，曾经有论者以最后一部《无边的游荡》为例做出过精辟的概括：“诗人的‘游荡’确实是‘无边’的：从乡野到都市，从平原到高山，从海洋到森林……他一路‘游荡’，一路省察，足迹踏遍江河上下，目光横扫中外古今。大自然的绝美催生了他的侠骨柔情，人世间的龌龊激发了他的义胆良知。于是一个满身正气一腔幽思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冲破物欲横流的尘嚣巍然耸立在我们的面前。”③正因为设定了这样的一位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人公形象，所以一种思想宣言式的甚至多少有点神谕特点的语式就贯穿在了整部小说之中。只要认真地读过张炜的《你在高原》，就不难发现，正是在这种句式的强有力支撑之下，小说才表现出了在当下时代相对而言特别难能可贵的浪漫抒情精神。长篇小说《天行者》与作家此前一部影响很大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对于刘醒龙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够使得《天行者》真正地脱胎换骨为一部合格的长篇小说。毕竟，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小说文体。那么，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区别究竟何在呢？在这里，我自己当然也无法一下子完全澄清说明，但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却是颇有一些道理的。这种说法认为，中篇小说讲故事，长篇小说则呈现命运。这就是说，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只要能够把一个故事相对完整地讲述清楚就可以了。在一部中篇小说中，一般不需要有更多的人物，也不需要有相对长的时段中相对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相比较而言，一部长篇小说却不仅应该有更多的人物，有更加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得通过这所有的人物与故事传达出某种深沉的命运感来。刘醒龙所实际上完成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工作。那么，刘醒龙怎样才能够把《凤凰琴》有效地转换为一部长篇小说呢？第一，刘醒龙巧妙地完成了叙事视角的一种转换。《凤凰琴》作为一部中篇小说，采用的只是张英才的单一化视角。到了《天行者》中，从第二部“雪笛”开始，小说的叙事功能就由张英才而不动声色地转移到了更容易对于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进行总体展示扫描的余校长身上。视角的转移与多样化视角的运用，正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第二，如果说《凤凰琴》只是描写了一次转正事件，而且还把它处理成了具有崇高意味的正剧，那么，在《天行者》中，刘醒龙不仅先后三次描写转正事件，而且描写方式也多有变化。张英才的转正是正剧，蓝飞的转正是闹剧，到了最后余校长他们的转正，干脆就变成了一场活生生的大悲剧。这样看来，虽然同样是余校长、张英才、邓有米、孙四海这几位在《凤凰琴》中出现过的人物形象，但到了《天行者》中，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却已经是一种曲折深沉的命运感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小说第三部第三次叙述描写余校长他们转正悲剧的时候，我们在感受命运捉弄余校长他们的同时，在体会刘醒龙一种强烈悲悯情怀的同时，却也特别真切地感受到了刘醒龙一种社会批判锋芒的存在。归根到底，余校长他们的这种人生悲剧，正是当下这个未必完全合理的社会机制所一手造成的。虽然说从更高的艺术要求来看，《天行者》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还是有略嫌单薄之感，但由于刘醒龙在基本的叙事方式上采用了以上两种艺术手段，所以，《天行者》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做是一部满足了长篇小说基本叙事要求的优秀作品。作为曾经的先锋作家之一员，莫言多年来在如何有效地拓展汉语小说叙事方式上所作出的艰辛努力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诸如《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这几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几乎可以说每一部都有着叙事方式的新创造。某种意义上，作家莫言差不多已经成为了叙事形式创新的代名词。这次获奖的《蛙》，同样在叙事体式上有新的思考和突破。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与莫言自己此前的长篇小说相比较，他的这一部《蛙》在思想主旨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首度开始以一种不无残酷的方式审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通过对于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姑姑一生推进计划生育，以及此后长期为此而忏悔不已的故事的讲述，小说最终把批判反思的矛头指向了同时身兼叙述者角色的知识分子“我”也即蝌蚪的精神世界。大约正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榨出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样一种思想主旨，莫言才在《蛙》中特别地设定了如此一种书信体外加话剧体的叙事方式。这样的一种设计，所体现出的正是如同西方的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品一样的“元叙事”的意味。所谓的元叙事也叫元虚构、元小说，它通过作家自觉地暴露叙事类文学作品的虚构创作过程，产生间离效果，进而让接受者明白，叙事类作品本身就是虚构，不能把叙事类作品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现实。这样，虚构也就在小说或者话剧等叙事类作品中获得了本体的意义。在我的理解中，莫言之所以要采用这样一种元叙事方式，一个根本的意图，也正是为了能够帮助读者拉开与自己所再现着的历史场景的距离，进而会同作者本人一起以更加冷静客观的姿态来认识思考历史。

除此之外，从小说结构的意义上说，在一部书信体的小说中，插入一部话剧，在话剧的进行过程中，再插入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拍摄过程，实际上也就很有一点俄罗斯套娃的意味。在一个大框架中套入一个小一些的框架，在这个小一些的框架中，再套入一个更小一些的框架。在我看来，如此复杂的小说结构本身，不仅寓言式地说明表现着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且也很巧妙地解决了一些叙事的难题。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关于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神奇插入。莫言插入《高梦九》的基本意图，其实正是要借助于这位民国年间的政府官员，来最终宣判陈眉告状一案。借助于接受巨额贿赂之后的高梦九之手，来最终宣判被侮辱被损害者陈眉的败诉。陈眉的败诉，可以说是作家莫言对所谓的后三十年中国历史所做出的最为沉痛的一种批判。但从小说文本的实际来看，这样的一种沉痛批判，却正是只有借助于高梦九这一形象的巧妙插入，才最后得以有效实现的。这样看来，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插入，一方面充分地体现了莫言超群的艺术想象能力，另一方面，却也十分有效地实现了莫言预先设定的某种叙事效果。这就充分地说明，如同莫言这样一些实力派作家的叙事形式创新，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一种更多地着眼于小说的思想精神内涵表达的形式创新。这次获奖的作家中，毕飞宇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的《推拿》的引人注目，一方面固然在于取材的特别，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射到了一向被看做弱势群体存在的残疾人身上。另一方面，则显然与其小说那堪称细致内在密实的叙事方式存在着不容分割的联系。从根本上说，以盲人世界为表现对象的《推拿》，当然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然而，我们却应该看到，这毕飞宇的现实主义，既不同于以往那种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宏大叙事见长的传统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当下时代颇为流行的以真实记录底层小人物庸常琐碎的生活场景为特色的新写实主义，即便是与新世纪文坛上其他颇有些新质的现实主义作品比较起来，毕飞宇的小说都堪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那么，到底采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够较为准确地概括毕飞宇这种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小说文体呢？想来想去，恐怕还是应该叫做“法心灵”的现实主义。陈思和在渤海大学的一篇演讲稿，题目叫“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

在这篇演讲稿中，陈思和将《秦腔》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趋向命名为“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在他看来，《秦腔》是在“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通过“大量的日常、琐碎、平庸的生活故事来铺展一个社会的面貌、记录一个时代的声音”。也就是说，《秦腔》所叙述的内容和人们日常的生活太像了，太贴近了，太分不出钉铆了，简直就是日常生活的翻版。然而，当我们阅读毕飞宇作品的时候，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产生，只不过这个焦点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而变成了日常心灵。换而言之，就是毕飞宇《推拿》中的叙事方式，已经与文本中人物的日常心理流动过程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以至于你简直都辨不清还有生活场景、还有各种客观物事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毕飞宇只是在一味地玩心理转换游戏，而是说日常的生活图景早就融入到了人物的心灵流动过程当中，或者也可以说被毕飞宇的独特叙述所遮蔽了。以至于，我们所强烈感觉到的便只是“心灵”二字。从根本上说，将人物的心灵以日常化叙事的方式展开，在不同人物心灵的缓缓流动中完成对整部小说的建构，从而达到了某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如此一种“法心灵的现实主义”，才可以被看作是毕飞宇《推拿》叙事方式的特别之处。读刘震云的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能够让我联想起赵树理来的那样一种既朴素日常但却又别有蕴藉的小说语言。当然，说刘震云的小说语言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却也并不就意味着刘震云只是对赵树理语言的一种简单重复。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总是依循着故事情节的演进方向向前直线推进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这篇小说中的语言却是在某种自我缠绕的过程中进行着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打个比方，如果说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是始终在依照着同样的频率行进的话，那么，刘震云的语言则是在踏步前进的过程中不时地要改变一下频率，其中明显地夹杂进了某种跃进的频率。而且，细细地体味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语言，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鲜明的音乐节奏感。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音乐节奏感不仅给刘震云的语言增添了美的色彩，而且也使得刘震云的小说语言更加富有弹性力度。叙事语言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刘震云那种类似于“连环套”式的基本叙事体式。实际上，也正是在这种“连环套”的故事发展过程中，杨百顺人生的悲剧性质得到了可谓是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正是在这看似由日常话语以“连环套”形式展开的庸常人生中，却又明显地凸显出了刘震云对于国人生存境遇的一种形而上意义上的深入思考。即如杨百顺其实充满了苦难坎坷的悲剧性人生，作家虽然无一字精神或者哲学意义上的渲染表现，但我们却不难从中体会到某种异常强烈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况味。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解释，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仅生命的诞生身不由己，而且生命的存在本身也是身不由己的。总之，“被抛”、“被动承受”正是理解存在主义的哲学与文学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以这样的一种理解对比一下小说中所展示出来的杨百顺的苦难人生，说刘震云对于杨百顺的描写与表现中也明显地表露出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形而上意味，就应该是一件无可置疑的事情。

以上，我们对于第八届茅奖获奖五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进行了一番不失粗疏的扫描与分析。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说这五部作品都已经达到了相对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但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任何一次评奖都可能会有所遗漏，都会有遗珠之憾，却又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根据我自己长期以来的阅读体会，最起码，诸如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关仁山的《麦河》、宁肯的《天•藏》、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刘亮程的《凿空》、郭文斌的《农历》、秦巴子的《身体课》等作品，皆可圈可点，都应该被看做是这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收获。即仅仅从小说本身的叙事方式而言，以上这些未曾获奖的长篇小说也都是各有千秋，可供评说之处多多。只是因为篇幅原因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对其中的部分作品略作探讨而已。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具有史诗气魄的以对国民性的批判审视为突出特征的一部长篇力作。在阅读《农民帝国》的过程中，我经常会联想到《红楼梦》、《创业史》以及《秦腔》这样三部长篇小说来。与上届的获奖作品《秦腔》相比较，蒋子龙的这部同样以乡村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毫不逊色，既有对于人性深度的挖掘表现，也有相当出色的艺术结构与语言运用。只不过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时空设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贾氏重横向的空间拓展，他的叙事时间只有大约一年左右，而蒋氏重纵向的时间透视，他的叙事时间跨度长达五、六十年，可以说是对1949年之后中国乡村世界的历史风云变幻进行着深度探寻表现的长篇巨构。柳青的《创业史》在文学史上一向被称之为具有史诗性品格的长篇小说，这样的评价与作家自己写作当时的主观追求是相一致的，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某种终极追求，恐怕就是要全景式地再现运动以来中国乡村世界中所发生的种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这样一种被普遍看作“宏大叙事”的创作模式在文学界是颇受诟病的。之所以会有所谓日常叙事的广泛流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实际上，如果的确远离了如同柳青这样的“宏大叙事”，其实是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产生的。而蒋子龙的这部《农民帝国》，这很显然带有突出的逆潮流而动的特点，可以被看作是当下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真正优秀的“宏大叙事”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蒋子龙在完成着柳青前辈未竟的艺术使命。一方面，由于自己的自然生命过于短暂的缘故，另一方面，当然更由于作家所处的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过于巨大的缘故，所以，柳青意欲全景式再现当代乡村世界的艺术理想并没有能够得到实现。而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却以极其宏阔的艺术视野，完成了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堪称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的史诗性艺术表现，实在是当下时代一部难得的史诗性长篇小说。至于《红楼梦》，我当然不会把蒋子龙的小说简单地类比于《红楼梦》，而是要说，蒋子龙的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结构的设定，在某些场景的描写，在一些人物的刻画塑造上，能够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就比如，小说临近结尾处，曾经写到过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那就是，失踪多年的二叔突然出现在了狱中，并且还和郭存先聊了多半宿。如果从现实生活的逻辑上看，这样的一种情节描写绝对是不可能的。或许有的批评家会把这种描写方式，归之于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在我看来，与其归之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反倒不如把它理解为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更为恰当。不仅如此，小说中关于二叔，关于那棵“龙凤合株”的描写，也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诸如《红楼梦》中关于太虚幻境，关于空空真人、渺渺大士的相关描写来。从叙事方式来看，以近距离地关注表现当下时代乡村社会变迁为主旨的关仁山的《麦河》最突出的特点，恐怕就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在一部长篇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虽然较之于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方式具有更大的叙事难度，但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倒也还比较常见。尤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关仁山在《麦河》中赋予其叙事功能的叙述者白立国，居然是一位摸得着但却看不见的盲人。让一位盲人来承担长篇小说中的叙述者角色，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来说，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况且，如此一种叙事方式较之于寻常小说难度要大得多，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既然把盲人设定为小说的叙述者，那么，怎样有效地克服他的看不见这一叙事难题，自然也就成为了关仁山必须解决的问题。很显然，正是为了弥补白立国身为盲人视而不见的缺陷，才有了苍鹰虎子的出场，才为虎子预留出了充分施展自己能力的艺术空间。按照小说里的交代，这苍鹰虎子不仅具有观察描述事物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情形都完整无误地全部转述给主人白立国。正因为有了苍鹰虎子这一形象的存在，所以盲人白立国才得以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叙事使命。

作为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自1981年创制开始就受到了文坛以及评论界的高度关注。迄今为止，已经连续评选了七届获奖作品，但是评选的结果却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尽管文坛学者对茅盾文学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观点：其一是以雷达为代表的，基本认可和赞同茅盾文学奖；其二是以洪治纲为代表的，对茅盾文学奖提出了诸多质疑。

对茅盾文学奖持中立态度，基本认可和赞同茅盾文学奖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雷达。他曾在《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这篇文章对茅盾文学奖的设奖来由及其评奖的概况都做了详细的论述。首先，茅盾文学奖的创制是缘于茅盾先生的遗嘱：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其次，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工作遵循一定的章法和步骤，入围作品都是由全体评委投票决定的名次，获奖作品的得票数必须要超过评委全体的三分之二才有效，然后按照票数排名，这一评选标准是较为公正的。最后，评价茅盾文学奖是否能够反映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最关键的是要了解其获奖作品的思想深度、文化意蕴以及人类性等方面究竟达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水平。他认为伟大的作品应该是关怀人的作品。茅盾文学奖作为一项有影响力的奖项，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出人文关怀，始终体现文学是人学的这一理念。尽管茅盾文学奖确实存在着自己的美学偏好，即对宏大叙事的侧重，对一些厚重的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倚重，对历史题材的更多关注，但这只是评委们在审美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一种默认标准，而且重大题材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它们能在各个角度关注历史、社会、人生等问题，能够更多体现人文关怀。综上所述，茅盾文学奖基本上是能够反映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水平。

当然并不否认茅盾文学奖也确实存在着少数有瑕疵的作品，但不能因为这一点点的瑕疵就否定了整个茅盾文学奖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对茅盾文学奖质疑最多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洪治纲。他在1999年第5期的当代作家评论上的创作批评论中写了《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设问和一个设想》一文，对茅盾文学奖进行了一系列地质疑，成为质疑茅盾文学奖最多的一个典型代表。他认为茅盾在遗嘱中提到设置茅盾文学奖是要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但是何谓最优秀呢？首先，他提出最优秀作品应该是针对其艺术性而非思想性而言的。即在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创作出真正具有艺术深度并让人深受震撼的优秀之作，它不可能与最积极，最及时，最宏大之类等同，也与最现实主义，最主流意识……无关。而从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十八部获奖作品来看，它们共同表现出对小说叙事的史诗性过于片面地强调，对现实主义作品过分的偏爱，对叙事文本的艺术价值失去必要的关注，并没有体现了我国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创作在艺术上的高峰走线。其次，他认为，茅盾文学奖在评奖条例中，只强调了评奖的程序和方法，但是没有突出评奖标准。评委们默认的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选标准，无法保证获奖作品的科学性。最后，从评委们的年龄及其成员来看，成员普遍年龄较大且大多身居文学工作部门的要职，或者说是政府部门的某种代表，这无疑意味着这个奖项必须对政府部门负责，对主流意识负责，这两种特定的现实情况实际上暗含了评奖的局限。因此，茅盾文学奖进行到今天，并没有对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提倡的作用。茅盾的遗嘱是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茅盾文学奖的设置是为了促进长篇小说的更好创作。两者都是为了促进我国长篇小说事业的繁荣发展，但却违背了茅盾先生的初衷。为了保证长篇小说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而把茅盾文学奖制度化、程序化，而长篇小说的创作反而因制度化和程序化的限制而受到了种种制约。以第六届莫言的《檀香刑》落选为例。这本是初评一致看好的作品，也是获得了读者认可的作品，然而最终却落选，引起舆论界的争执也引发了对茅盾文学奖的质疑。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茅盾文学的评奖条例首先看重的是政治标准和思想标准，这样就导致如同莫言一样的重视艺术创新的同类作家作品难以进入茅盾文学奖的行列。

此外，茅盾文学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国作协评委的判断和认可，与大众读者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尽管在评奖程序中提到过要使得推荐出来的备选作品在终评前一个月在相关的媒体上予以公布，以便广泛地听取读者意见，但是实际上读者对长篇小说的阅读和理解是有限的，他们很难做出公正的判断，因此其意见和评价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些都是茅盾文学奖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况且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不能够用统一的审美标准和评选原则来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茅盾文学奖在引导文学创作走向的同时也可能在无形中对读者或创作者形成盲目的导向性，因此要尽量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同时也要完善和改进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机制，使得文学创作能够朝着多元化、创新性的方向发展，创作出真正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上创新的文学作品，我们也期待下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能够出现更多的兼顾内容和形式，思想与艺术都完善的优秀文学作品。

［摘要］狄更斯是中国译介最早、译介作品最多的英国作家之一。文章对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系统梳理后发现，抗战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这一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呈现战争题材更受译者青睐、短篇小说译介多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多为重译本且语言通俗化等特点。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对抗战文艺及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进程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是狄更斯在中国翻译史不可忽视的重要时期。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译介

狄更斯(CharlesDickens，1812—1870)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共创作了十五部长篇小说，数十部中篇小说及上百篇短篇小说，其作品运用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大都真实再现了他所在时代各个阶级不同人的生活状况，注重描写底层生活人民的艰难困苦，揭露社会不公。因其作品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幽默风趣的语言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狄更斯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其作品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在中国，狄更斯是译介最早也是译介作品最多的欧美作家之一。1904年，上海《大陆报》将狄更斯介绍给中国读者，1907年林纾与魏易合作翻译了狄更斯的五部长篇小说，取得了很好的反响。从此之后，狄更斯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就没有中断过。关于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有学者已经做过相关研究。柯亚最早对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史进行了针对性、系统性的研究，考察了狄更斯在我国近一百年的译介史，并分别从文学接受角度与翻译研究角度剖析了新中国成立前(1907—1949)、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1949—1977)、新时期以来(1978—2002)各个时期的译介特点与重点，揭示了在狄更斯译介背后复杂的操纵因素及与之关联的我国各个时期文化语境的特色。［1］童真在其专著《狄更斯与中国》中，将狄更斯在中国的译介分为1907—1948、1949—1966、1977—2008三个时期，介绍了狄更斯译介的主要译者及出版者，并分析了狄更斯代表作DavidCopperfield的三个汉译本;指出了狄更斯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和被接受的缘由，分析了狄更斯对中国文学及中国作家的影响，着重分析了狄更斯对老舍及张天翼创作的影响。［2］现有研究都没有将全面抗战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来探讨。笔者认为，抗战期间，意识形态、文学取向、目标读者及时代诉求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笔者将对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并分析其价值所在。

一、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译介情况

全面抗战时期，因时代语境的变化，民族救亡成为了时代的主流，社会现实促使文学翻译的选择更加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时期狄更斯作品的译介主要表现在翻译出版及期刊连载两个方面。首先，从翻译出版情况来看，魏易编译的《双城故事》(ATaleofTwoCities)于1933年3月出版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3年11月及1935年6月再版了1926年12月该馆出版的伍光建译本《劳苦世界》(HardTimes)。1933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以32开本的形式出版了林纾和魏易合译的《块肉余生述》(DavidCopperfield)，至1937年6月该译本已三次出版。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伍光建翻译的《二京记》(ATaleofTwoCities)。同年，由奚识之译注的《双城记》(ATaleofTwoCities)由上海三民图书公司出版。1938年，上海达文书局出版了张由纪翻译的《双城记》，该译本于1940年再版。1940年4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了海上室主翻译的《双城故事》文言文译本。1942年2月，上海新时代社出版了邱斌存翻译的欧美作家短篇小说集《汤琰穆飞游记》，其中狄更斯的短篇小说《娜如底死》《曷利底死》被收录其中。1943年1月至1945年6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许天虹翻译的《大卫·高柏菲尔自述》(DavidCopper-field)(4册)，该译本原译稿54～57章在桂林紧急疏散时丢失，后由徐永怀补译。1944年2月，重庆自强出版社出版了邹绿芷翻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集《黄昏的故事》，其中收录《黑内幕》《酒徒之死》《街灯夫》《黄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从凶》《雷斯奥斯帕金斯》六篇短篇小说。1945年1月至1946年1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天虹翻译的《双城记》(3册)。1945年2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方敬翻译的狄更斯中篇小说《圣诞欢歌》(AChrist-masCarol)。1945年9月，重庆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陈原翻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人生的战斗》。从期刊发表方面来看，也很丰富。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文学研究》每月连载孙云翻译的《圣诞欢歌》。1944年，邹绿芷所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酒徒之死》刊载于《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三期。同年，邹绿芷翻译的《和雷细奥·斯帕金斯》刊于《中原》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改进》杂志刊载了许天虹翻译的狄更斯短篇小说《古怪的当事人》及其随笔《我的家庭生活》。自1931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狄更斯有《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两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得到译介，既包括新译本的出版，也包括前人译本的再版。从译本数量来看，《双城记》在当时最受译者及出版者欢迎，共出版五个不同译本，《大卫·科波菲尔》次之。当时在中国译介的中短篇小说有《人生的战斗》《娜如底死》《曷利底死》《黑内幕》《酒徒之死》《街灯夫》《黄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从凶》《雷斯奥斯帕金斯》《圣诞欢歌》《古怪的当事人》，共计11篇，此外还有随笔《我的家庭生活》。

二、全面抗战时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国

一、铁人文学的产生

1.铁人文学的定义、内涵铁人文学是指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或以铁人王进喜生平事迹为素材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其内涵是通过对铁人这一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表现石油人“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高尚情怀和崇高精神，激励人们积极进取，实现人生的最高价值。目前，许多人把“石油文学”等同于“铁人文学”，这是不够严谨的。石油文学外延更宽泛，它是以表现石油工人工作、生活、情感为主的文学作品。

2.铁人文学产生的背景铁人文学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1963年底大庆石油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1964年，油田生产进入全面开发建设时期，大庆油田正式对外宣传。l%4年之后，国内一大批文学艺术工作者到大庆体验生活。•许多作家深人到铁人钻井队、钻井二大队，有的和铁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比如魏钢焰、李若冰等。他们用艺术的笔记录了铁人王进喜当时的工作、生活情况，近距离地观察感受了铁人王进喜的思想、性格、情感。为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积累了第一手素材，也诞生了许多至今让人诵读不衰的好作品。文学是写人、写人的心灵和情感的艺术形式。文学是通过具体的典型人物形象来反映现实的。铁人王进喜是大会战的第一个典型，是大庆石油会战职工的杰出代表。这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形象。火热的大庆石油会战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矿藏。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铁人文学伴随着大庆石油会战的开展和油田的开发建设而产生和发展，是大庆石油会战火热的生活通过铁人这一形象在文学上的反映。“铁人”这个人物形象，是老一辈石油人的代表，是那个年代石油人群体形象的艺术浓缩。

二、铁人文学的发展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诞生了一大批反映铁人王进喜英雄事迹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纪实文学作品等。铁人文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上世纪60一70年代60年代初期，铁人王进喜的诗歌和其他人创作的歌颂铁人、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是铁人文学的萌芽。铁人王进喜的诗歌《石油工人一声吼》、《誓夺头号大油田》等表达了那个时代石油工人的心声，是石油文学的发端。在铁人王进喜诗歌的带动下，会战职工拿起笔来，在学铁人热潮中，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表达了向铁人学习、早日拿下大油田的决心、信心。如:孙玉庭、徐锦荣钻井队集体创作的诗歌《“铁人”头上出“钢人”》，宋振明(三探区指挥)的《铁人王进喜，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面旗帜》(1960年4月16日《战报》)，胡九章、丑君宇(北油实学生)的《和铁人王进喜生活在一起》(1960年4月18日《战报》)，赵军的《一个很好的指挥员》(1960年5月28日《战报》)等，是最早写铁人王进喜的作口口口。在的关怀和直接过问下，1964年大庆油田正式对外界宣传。一些作家、艺术家陆续到大庆体验生活。他们的介人，使铁人文学开始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如:张天民的长篇小说《创业》，贺宜的长篇小说《咆哮的石油河》，吴星峰的长篇小说《大庆的春天》，艺术性纪录片《大庆战歌》，魏钢焰的散文《忆铁人》、《历史的谱写者》、((大庆的心》，李若冰的散文《寄自大庆的书简》等等。由于1966年“”开始，文化受到摧残，许多艺术家受到冲击。有些作家当时虽然体验了生活，还没有进行创作就已经失去了创作的权利，直到打倒“”后才实现当年的夙愿。

1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日本文学形式在近代前大都是短小的，结构单纯。从古代开始，短歌形式的文学最为发达，后来发展为连歌、俳谐、俳句等，迄今不衰。日语音节、古调单纯，诗的形式不具备押韵的条件，因而日本诗歌极易与散文混同，形成散文诗化。日本随笔、日记文学，都很讲求文体的优美。散文的发展促进了短篇小说形式的物语的发达。十一世纪初出现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其结构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的，前后衔接松散，叙述简单，时间推移与人物性格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日本，即使长篇小说，其结构也是由短小形式组成的。这一特点贯穿于整部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江户时期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好色一代男》等长篇小说，也都是由短篇故事组合而成的。现代作家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雪国》，明显地具有《源氏物语》的那种结构和描写方法。第二，文学性格纤细、含蓄。自古以来日本自上而下的改革，对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文学中几乎听不到强烈的社会抗议的呼声。古希腊悲剧的那种雄伟崇高的观念，也不是日本作家追求的对象。他们追求的多是感情上的纤细的体验，表现的主要是日常的平淡的生活，在平淡朴素的生活中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冷静的思考。日本文学除很少例外，与激烈的阶级冲突一般都没有联系。即使是少数例外，作家的表现方法往往也是含蓄的，曲折的。第三，日本的文艺观是以“真”、“哀”、“艳”、“寂”为基础的。从“真事”始，平安时期的“物哀”，镰仓、室町时期的“幽玄”，江户时期的“闲寂”，主要是在和歌的基础上发展和提炼出来的。这些理论都是和作家向往的优美境界联系在一起的。而“余情”论为这种优美的境界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2日本文学史概述

2．1古代文学

包括奈良时代和平安王朝时代的文学。这一时期古代处于奴隶制的社会条件下，经历了大和时代的口头文学，奈良时代确立起借用汉字汉文的书面文学。氏族时代的英雄故事和传说说，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中被记录下来，同时创作了开日本汉诗文先河的《怀风藻》和《凌云集》等。《万叶集》集录长歌二百六十余首，短歌四千余首，深刻地表现了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社会变革的状貌，成为奈良文学的顶峰。延历十三年(794)，京城由平城京迁至平安京，文学随之进入王朝时代。《古今和歌集》确立了日本短歌的基本形式，成为敕撰集之始。除短歌外，物语在这一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竹取物语》、《落洼物语》、《字津保物语》等“虚构物语”和《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歌物语”，以及集两者大成者的《源氏物语》。这一时代随笔、日记文学也很发达，代表作有《枕草子》、《蜻蛉日记》等。

2．2现代文学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明朝北京紫禁城、明长城、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宋应星和《天工开物》、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明朝我国包括建筑在内的古典科技取得的杰出成就，仍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是人类科技百花园中的瑰宝。

通过选取对本课涉及的三位科学家事迹的介绍，探究他们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从而培养学生刻苦学习、勤于思索、脚踏实地、开拓进取的品质。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到明清时期进入成熟阶段，四大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特色，明清时期书法绘画的代表人物。

教材分析

一、上古神话

1．所谓神话，是上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所幻想出来的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

2．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有：

(1)解释自然现象的：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

(2)反映人类同自然斗争的：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

(3)反映社会斗争的：黄帝战蚩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