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范文10篇

差距范文篇1

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中东欧各国甚至前苏联地区，若干国家经济体制中就陆续注入了市场机制，只是未从根本上大规模展开而已。这在南斯拉夫，后来还有匈牙利和波兰都是如此，甚至在前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也这样做过。1989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转轨头10年中，一些国家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成绩，例如，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波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前制度下已采取了带有市场特色的初步改革。其中，波兰在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所进行的改革，对后来的经济转轨具有重大意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在90年代初进行改革时无论在政策方针上还是在具体执行上都犯过许多严重错误，波兰经济衰退延续的时间还是相对较短，同那些原先没有进行过类似改革的国家相比，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一些市场机制能够较为迅速地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10年转轨，整个地区的GDP总值仅相当于1989年的72.5%。这就是说，转轨意味着经济大衰退。那么，产生转轨大衰退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第一，中东欧国家转轨工作的普遍错误在于用体制改革来取展政策，错误地认为体制问题理顺了，发展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实际上，体制改革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用改革来取展，也不能用发展来取代改革。首先，那种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应用于中东欧地区各国后，国家宏观调控能力遭到空前削弱，经济放任自流，导致付出高昂的代价；其次，经济转轨一开始，新当局把原来的体制描写得一团漆黑，否定以往的一切，并要大家都来鞭笞这个该诅咒的制度。波兰经济学家科沃德科教授在《全球化和后社会主义国家大预测》一书中文版导言中，这样谈到原来的社会主义时期：“实际上那也是一个经济增长时期，虽然那个时期越到后来增长速度越慢，到转轨开始前，有的国家基本停止增长，有的几乎处在衰退中”。那时，随着经济效益每况愈下，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同时，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越来越显得缺乏竞争能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转轨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中东欧地区以及前苏联地区各国，经济转轨所依据的理论是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其中包括所谓“休克疗法”。它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若干专家根据南美洲若干国家为了克服结构性危机而设想出来的应急办法。这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适应从原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根本特点，硬性照搬来为这些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服务，于是使得这些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所有转轨国家的政府都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在结构改造工作中忽视长期发展政策这一面。转轨国家急于求成，脱离本国具体条件，企图一步到位，不幸地把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作转轨实践的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只要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本身就是取得成功的保障，而以最快的速度实现经济自由化就是克服危机的‘灵丹妙药’，并且是带动经济增长的足够手段”。但是，实践中，每当采用这种简单的处方无法达到目的时，便进一步把责任推到了延误结构改革上。此外，由于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的限制而无法加速推进改革时，又找到了某种现成理由。

附图

第三，中东欧地区和前苏联地区各国制度剧变后，经济体制改造的重点是私有化。但是当私营经济成为转轨的主要得益者后，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却没有与之相应地增加。转轨国家的实际做法是，私营经济成为经济的主体后，它在生产领域和金融领域却对转轨之中出现的经济衰退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荒唐的现象：得益者是私营经济，承担亏损责任者却是国营经济。例如，当私营经济占压倒优势后，国库的税收来源依然是国营经济。这种情况的存在，恰恰妨碍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转轨国家的商业自由化、稳定宏观经济以及体制建设方面发生的重大错误，导致转轨大衰退。然而，总的来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贸易自由化和放开资本市场本身造成的，而是经济政策的错误造成的。从经济学上讲，最能抓住一体化并利用机遇的是发达国家，它们拥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能够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地区性开发银行为它们提供各种帮助。这些机构不仅给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而且还是最发达国家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第三世界落后国家，以及刚刚走上市场经济的中东欧各国，就不具备这一优势。

四种发展类型

完成转轨工作，是为了使经济能够普遍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在全球化的国际条件下，部分国家肯定会获得成功，他们同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必将会逐渐缩小；另外一些国家，如果能够把结构改革同发展经济的政策出色地协调起来，很好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利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其经济肯定也会得到迅速发展；还有一些国家，由于不利的客观条件，经济协调政策有误，地理位置也不十分有利，其发展速度甚至会低于这个地区各国的平均发展速度。这些国家同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也实行市场经济，经济运行机制似乎大同小异，但是这些国家同前者的差别会越来越大。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实行足够的开放政策，努力同世界经济接轨，大多数国家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同经济较发达国家的差距才会逐渐缩小。

对中东欧各国今后几年经济增长情况的预测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同点：转轨国家经济滑坡现象不久就会结束。2004年－2005年的GDP，应该不会再出现以往令人沮丧的负增长局面。在这一地区总共27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包括南斯拉夫以及波黑）的GDP总值将会超过1989年的水平。还有另外7个国家的GDP虽然不能超过1989年，但至少可以达到1989年3/4以上水平。

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现行货币的市场比价和货币购买力两者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大。这在欧盟成员国和其他推行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中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同样的人均GDP在这两类不同的国家里。购买力是不同的。不过，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这种差距呈不断缩小趋势。可以预计，在实行经济转轨的国家中，货币实际购买力增值过程将维持一个较长时间，在加入欧盟，特别是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后，这一进程就将宣告结束。

波兰经济学家科沃德科对这些国家的长期性发展进行了预测，并把转轨各国今后的发展趋势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是“缩小差距”国家。列入这一组的国家有能力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这些国家的GDP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至少可以快一倍。其增长速度，在今后10年中将超过欧盟各国2.5%的增长速度，达到并维持在年均5%左右。大多数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国家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种是“跟上步伐”国家。这一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可接近于目前欧盟的增长速度，但长期保持这个速度，将意味着同欧盟始终保持着原来的距离，或者只会发生很小的变化。但因在起点上就存在着巨大差距，两者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从绝对数值上考虑，今后的差距还将不断加大，而且它们同“缩小差距”一组国家之间也将拉开差距。属于这一组的国家有摩尔多瓦(3.2%)。

第三种是“落伍”国家。属于这一组的国家是那些无法对自己进行有利的经济转轨，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同欧盟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其经济增长率将长期无法超过2%，甚至更低。国民收入的增幅也不大。属于这一组的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2.4%)，白俄罗斯(-0.2%)

第四种是“首领”国家。属于这一组的国家是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能超过当前欧盟成员国的两倍，达到将近7.5%。它们将迅速接近欧盟国家发展水平。列入这一组的国家有：阿塞拜疆(8.3%)，南斯拉夫(8.0%)；阿尔巴尼亚(8.0%)，波黑(7.3%)，塔吉克斯坦(6.5%)。

从根本上讲，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所实行的政策和所选择的发展战略，关键是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1998年－2001年期间的波兰，由于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导致增速滑坡，1997年以前平均6.4%的增长幅度，下滑到仅增长1%左右。但是根据预测，波兰在2004年加入欧盟后，经济增长率可以比欧盟高一倍，有望在25年－35年的时间内赶上欧盟，尽管目前波兰人均GDP仅相当于欧盟的42%。

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其经济平均增长率可以达到7%-8%，这就是说，在10年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经济将翻一番。有可能取得如此高速增长的首先是目前申请加入欧盟的国家。其中匈牙利、波兰、捷克以及前苏联地区的爱沙尼亚，如果能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那么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至于这些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还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与西方国家相媲美。

经济转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各种规章制度，特别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而颁布新的立法和成立新的机构，这也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现存的一系列制度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是国际性和全球性体制秩序的组成部分，例如，在WTO范围内调节贸易自由化的措施，由联合国相应机构批准而实施的环境保护标准和政策，以及为了防止传染病而由世界卫生组织贯彻执行的卫生标准。各种各样的地区性组织的一体化进程，不但是全球化进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全球化在现时代的体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所采用的规章制度相似的成分越多，经济转轨、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就越容易，效果也越明显。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非政府间组织(NGO)，在转轨和全球化进程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也是10几年前，转轨进程尚未开始之前难以想象的。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各国追赶经济发达国家的任务主要落在21世纪前50年中。可以肯定的是，转轨国家的发展模式再也不会像二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大家庭”时期的整齐划一。它们之间的差距，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拉大。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能够比其他转轨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

可以预计，大部分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将维持在年平均3%到5%的速度上。那些地理位置比较好的国家，其邻国是巨大的销售市场，例如，爱沙尼亚（邻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捷克（临近德国）、保加利亚（临近土耳其），甚至吉尔吉斯斯坦（临近中国），它们拥有比较优越的地理条件来发展经济。那些目前正在努力争取加入欧盟的国家，条件更为优越。

如果转轨各国能够在最近50年里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3%，那么到2050年，人均GDP可以达到2.4万美元。但是，到那时，欧盟各国的人均GDP将大大超过5万美元。按照目前转轨国家的人均GDP水平，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赶上这些国家目前的水平，将取决于各个不同国家目前的GDP水平如何。例如，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只需要增加一倍就够了，而最不发达国家塔吉克斯坦，要增加40倍才能达到最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当然这还要看该国今后的发展类型能够属于哪一组。实际上，这些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时间差别将会很大。须知，那些发达国家同样在发展中，所以目标是移动的，缩短差距和赶上它们是一个动态概念。以发达国家人均GDP3万美元计算，中东欧及前苏联各国达到这个水平的时间少则数十年，多则上百年（见表1）。

差距范文篇2

1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相关分析

江西省城镇和农村具有较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镇居民主要以工资性收入为主，江西省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因此消费的稳定性较强。而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农产品的销售收入，江西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区省份，农业的产出和农民的收入都非常不稳定，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消费支出的非稳定性波动十分明显。由图2可知，1990—2012年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和消费差距（根据历年江西统计年鉴整理得出）费差距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可以用线性方程拟合。因此，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有节俭的传统，储蓄意识较强，最终使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潜力巨大的农民群体的支撑。

2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实证分析

2．1数据的选择与模型的设定为了保证分析口径和样本区间的一致性，本文所有数据都取自于《江西统计年鉴（1991－2012）》，具体的计量分析采用Eviews6．0完成。在模型的设定上，用y表示城乡消费差距，具体数据由江西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相减求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解释变量，用x来表示，具体数值由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出。

2．2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对于非平稳序列的方程估计，容易造成不能预测未来信息的“伪回归”，因此本文先采用ADF检验方法来判断，其中最优滞后期根据AIC和SIC准则自动选取。由图2可以看出，两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ADF检验选择既含有趋势项又有截距项。由表1可知，lny和lnx序列不能拒绝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经过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确定二者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2．3协整检验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分析是正确建立经济计量模型的先决条件。

2．4误差修正模型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lny与lnx具有协整关系，即江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3缩小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对策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看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创造农民的消费需求，是刺激江西省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增强国民经济内在动力的重要方向。

3．1调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为了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首先季节调整三大分配关系，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应增加劳动力要素的分配比例，尤其是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快城镇化进程，发挥红色资源优势，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技术进步，努力就地、就近建立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更多的就业途径和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顺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生态产业的要求，积极、有序的引导农村居民进入非农领域，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3．2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稳定农民收入增长预期当前政府的转移支付应向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困难群体倾斜。首先增加农村的教育支出，优化三级教育结构，提高义务教育水平，尤其是农村幼儿的教育水平。其次增加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支出，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保一定质量和数量的医疗卫生器械和医务人员的到位。在提高农民生活方面，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摩托车、家电、电脑等电器下乡的实施力度，不仅可以开拓农村市场，还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发展。最后应建立农产品收购与价格补贴的长效机制，解决农民丰产不丰收的问题，稳定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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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城乡消费差异影响因素模型的设定史云鹏、赵黎明、贺颖（2012）在研究城乡消费差异时，基于凯恩斯线性消费函数讨论了其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关系［1］。本文认为，借鉴其思路可考察城乡消费差异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其推导过程中，线性形式的消费函数不是必须的。我们以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作为出发点，即认为收入是消费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则有：Ci=fi(Yi)（i=1，2）这里我们用Ci和Yi分别代表人均消费及人均可支配收入。下标i=1，2则表示城镇与农村地区。以两者消费之比（C1/C2）反映城乡间消费差异（DOC），则：DOC=C1C2=f1(Y1)f2(Y2)将上式分母简单变形，即有：DOC=C1C2=f1(Y1)f2((1/(Y1/Y2))Y1)即消费差异的影响因素同时包括Y1和Y1Y2两项。值得说明的是，在计量分析中，当我们在考虑Y1对消费差异的影响作用时，实际上是假定Y1Y2不变，也即Y1改变意味着Y1和Y2在同比例变化，即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发生变化。因此这里将Y1替换为其他代表地区全体居民人均收入的变量是可行的。考虑到统计数据的提供情况，本文以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DOI）代表城乡收入差距，即公式中的Y1Y2，以人均实际GDP（A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情况，则有：DOC=f(DOI,AGDP)在设定计量模型的具体形式时，如果同时考虑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及其与收入差距的交叉作用项，则共有四种情况可供选择（在这里为了避免异方差的影响，将所有变量均进行了取对数处理）：lnDOC=β0+β1lnDOI+β2lnAGDP+ε（1）lnDOC=β0+β1lnDOI+β2lnAGDP+β3(lnAGDP)2+ε（2）lnDOC=β0+β1lnDOI+β2lnAGDP+β4lnAGDP×lnDOI+ε（3）lnDOC=β0+β1lnDOI+β2lnAGDP+β3(lnAGDP)2+β4lnAGDP×lnDOI+ε（4）上述各式中，β1代表收入差距对消费差异的影响弹性，收入差距加大，则消费差异也应扩大，因此预期β1符号为正。β2代表经济发展对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弹性。当人均实际GDP提高时，如果城乡收入差距DOI不变，则表示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比例提高。考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消费受收入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每一单位的收入增加量所带来的消费增加量是递减的。本文认为，对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也可以用比例的形式进行表述。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变化一定比例所导致的消费变化的比例是递减的。中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般高于农村居民，因此两者同比例增加时，则城镇居民消费增加的比例要小于农村居民。因此，预期人均实际GDP对消费差异有负向影响，即β2为负。更加深入的考察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消费差异的关系。首先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变时，人均实际GDP对消费差异的影响作用应是递减的。同样基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消费的增加是递减的，也即随着收入的无限增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量均会逐渐减少，两者的消费之比最终会趋近于1。因此经济发展对于消费差异的影响应该逐渐减弱，反映在系数上即β3应为正值。其次，随着人均实际GDP的增加，收入差距对于消费差异的边际效应也应是递减的。其原因在于，在城乡居民均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的前提下，收入差距的变化所导致的消费差异的变化应该是较小的，因此人均实际GD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交互作用可能存在，且β4符号为负。综上，在考虑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各种存在形式后，本文认为，以上四种模型都是有可能成立的（史云鹏、赵黎明、贺颖（2012）的城乡消费差异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与模型（1）和模型（2）类似，但未考虑模型（3）和（4）的情况［1］）。因此最终哪一种更适用，只能通过实证分析加以检验。（二）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函数关系的设定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中提出了描述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倒U型曲线假说，也即收入分配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出现先恶化再改善的变化情况。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出现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便是其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提示我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库兹涅茨假说。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经济发展对于城乡消费差异的间接影响。因而有必要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与以人均实际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纳入库兹涅茨假说的框架之内予以验证。但具体分析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时，以下三方面是需要予以考虑的：首先是自变量的选择问题。在少数验证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库兹涅茨关系的研究文献中，自变量中除了包括以人均实际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外，还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变量。本文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万广华（2004）认为，库兹涅茨假说是一个描述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一般化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理论，因此只涉及一个解释变量——经济发展［5］。其次，关于数据问题，Kanbur（2000）建议使用纯时序数据以避免异质性的影响［6］。但此时数据的稀缺性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陈宗胜（2002）认为，在资料不充分时使用面板数据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7］。借鉴该思路，本文选择中国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以充分扩大样本容量。最后，关于函数形式的选择问题。现有的经验研究多数使用收入或收入对数的二次方程形式。这类模型存在两个缺陷，首先一般的线性模型在收入均值为零时总是会预测出一个很高的收入差距水平，而这是不恰当的。其次，由于仅包含两个斜率参数，因此曲线没有拐点或仅有一个拐点。而对于转型经济体来说，不平等曲线可能有两个甚至更多个拐点，因此，传统的线性模型对于现实的描述是不准确的。Ram（1995）［8］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模型用以描述库兹涅茨曲线，即：INEQ=(1-e-β1Y)e-β2Y其中INEQ代表某种衡量不平衡程度的指标，Y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该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当自变量的平均值为0时，模型预测的不平等程度为0。但该式反映的函数关系仍然仅有一个拐点。万广华（2004）［5］在Ram设定的函数式中加入经济发展的水平项与二次方项，即：INEQ=(1-e-β1Y)e-β2Y+β3Y+β4Y2该式一方面具有多个拐点，另一方面仍然保证了收入均值为零时不平等程度为零的特点。但这种扩展并未得到理论的支持。因此，在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函数关系不明确时，非参数估计方法便成为了一个有力的研究工具。本文采用非参数局部多项式估计方法验证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时，不要求预先给定模型的确定形式，即一般性地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示如下（这里我们仍将相关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lnDOI=m(lnAGDP)假定m(lnAGDP)在lnAGDP0处p+1阶导数存在，则可将m(lnAGDP)在lnAGDP=lnAGDP0处进行泰勒展开：m(lnAGDP)≈m(lnAGDP0)+m′(lnAGDP0)(lnAGDP-lnAGDP0)+⋯+m(p)(lnAGDP0)p!×(lnAGDP-lnAGDP0)p此时有：lnDOI=m(lnAGDP0)+m′(lnAGDP0)(lnAGDP-lnAGDP0)+⋯+m(p)(lnAGDP0)p!(lnAGDP-lnAGDP0)p+ε令γj=m(j)(lnAGDP0)j!，则有：lnDOI=γ0+γ1(lnAGDP-lnAGDP0)+⋯+γp(lnAGDP-lnAGDP0)p+ε该式可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局部拟合，即最小化：∑i=1n{lnDOIi-∑j=0pγj(lnAGDPi-lnAGDP0)j}2×Kh(lnAGDPi-lnAGDP0)I(|lnAGDPi-lnAGDP0|h1)其中，Kh(⋅)=K(⋅/h)/h；h为控制局部邻域大小的带宽；K(⋅)为核函数；I(⋅)为示性函数，当括号内的不等式成立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若K(⋅)为［-1，1］上的核函数，上式可进一步简化为：∑i=1n{lnDOIi-∑j=0pγj(lnAGDPi-lnAGDP0)j}2×Kh(lnAGDPi-lnAGDP0)本文采用Silverman（1986）［9］的方法确定带宽，选择Ep⁃anechnikov核函数K(u)=0.75(1-u2)，该函数为能够使得MSE与MISE达到最小的最优核函数［10］。根据多项式阶数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规律，即多项式阶数与待估计函数的导数阶数之差由偶数增加到奇数时，方差不增的特点［11］，本文具体选择局部线性回归对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均实际GDP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本文数据区间为2000年至2010年，并使用了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不包括重庆）。相关数据由名义值向实际值的转换均是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的。对城乡消费差异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即通过F检验与Hausman检验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中进行选择以更好地拟合样本数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采用局部线性回归进行估计时，由于纳入模型之中的不同省份可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性，本文借鉴许冰、章上峰（2010）［12］的研究方法，即首先基于样本数据构造一个包含固定效应的二次多项式模型，得到省际的固定效应值，然后将剔除固定效应影响之后的城乡收入差距数据与人均实际GDP进行局部线性拟合。如果以上两部分的实证检验能够证明经济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异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而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均存在，则进一步将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实际GDP作为城乡消费差异的唯一影响因素，仍然通过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实证研究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本文相关数据根据《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相应年度统计年鉴收集整理得到。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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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税收和转移支付收入是当前县级政府预算内收入的主要来源。1994年分税制改革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规定由各省具体制定省以下财政体制。总体看来,现期省以下税收划分仍具有行政集权和财政包干的色彩,并形成财权向上级政府集中、事权向下转移的倾向(阎坤,2007)。在不改变事权的条件下,上级政府纷纷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弥补基层财政支出缺口。1999年县级总支出的40%来自于转移支付,而部级贫困县甚至高达61%(陈锡文等,2002),2005年县级总支出的42.93%来自于转移支付。

2002年后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进一步缩小了县级政府财政能力,为了推行改革,保证目前财税体制的平衡运行,中央增加了“农村税费改革”和“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这些转移支付在缓解县财政支出压力,特别是“保工资、保运转”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均等化目标受到忽视,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服务的地区差距日益明显,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

目前对省级财政差距研究较多,对全国县级政府财政差距研究较少。县财政差距可以分解为省内差距和省际差距,这与各县财政状况不仅牵涉到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还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有关。本文选取我国七省内所有县级政府为样本,以2000-2005年为样本期间,采用广义熵(GeneralizedEntropy,GE)指数和广义熵因素分解法等工具考察了样本县财政差距的表现,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和省以下财政体制对县级政府财政差距的平衡效果如何?农业县财政差距和非农业县财政差距是否有不同的表现?在县级政府各项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中,哪些项目扩大了财政差距,哪些项目缩小了财政差距?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研究采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第三部分采用不同的指标分别测算了样本总体、农业县和市辖区的财政差距,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采用因素分解法衡量各收入项目对县级政府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率和绝对贡献;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几点启示。

二、方法和数据

地区财政差距一般以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距表示。县级政府一般预算收支平衡表中,总收入包括本年收入(R1)和总收入下平衡部分(R2)两部分:本年收入包括当年的税收和部分非税收入,总收入下平衡部分包括政府间补助收入、上年结余和其它未包括在本年收入中并增加收入的部分。总支出包括本年支出(E1)和总支出下平衡部分(E2)两部分,本年支出包括当年的所有支出项目,总支出下平衡部分包括所有政府间上解支出和未在本年支出中包括的支出项目。各项目的关系如下式:

R1+R2=E1+E2+ACS(1)

其中ACS表示年终结余①。按照Tusi(2002)的分析框架,县级政府用于辖区内的财政支出可表示为:

E1=R1+R2-E2-ACS(2)

(2)式右边各项构成县级政府本年支出的来源。表1列出了我国县级政府2005年一般预算收支平衡表中各大类科目。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部分收费项目包括在其它收入中。税收中营业税、其它收入和增值税占总收入的比重较大,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农业税类②的比重较小。总收入下平衡部分(R2)和总支出下平衡部分(E2)包括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支付。从表中看,2005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中转移支付收入几乎占到了一半,财政自给率与分税制改革前相比大幅度下降(王春娟、焦雨生,2007)。2005年县级政府获得的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和2002年后增加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返还③(见表2),占转移支付总收入的33.2%。1994年后,税收返还在转移支付中占主要地位,但这项返还以税收来源地为基础,有利于发达地区,1998年后,随着专项补助④增加,税收返还在总转移支付中的比例迅速下降(黄佩华,2003)。除税收返还外,转移支付收入还包括过渡期转移支付补助(2002年起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体制补助(和体制上解)、结算补助、专项拨款和其他补助⑤等。Zhang(2001)和Wong(1997)认为,专项补助分配具有拉大各省差距的效应,原体制补助平衡了各省之间的财政差距,但是相应项目对县级政府差距的影响效应如何,研究还较少。

(一)总体财政差距、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

笔者首先运用GE指标和基尼系数测算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差距。GE(GeneralizedEntropy)指数也称广义熵指数,算式如下,

以人口比重加权的人均财政支出。根据GE指数将整体差距分解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的特性,笔者将样本县按省分组,测算样本县的省内财政支出差距和省间财政支出差距,分解公式如下,

其中W表示省内差距,B代表省间差距,其它变量含义同(3)式,笔者测算c=0和c=2时的GE指数(Ic(e),c=0,2)。同时我们运用基尼系数(IG(e))测算各样本县的财政差距以进行对比。

(二)财政差距的因素分解

为了测算各收入来源项目的差距对财政支出差距的贡献率,Tusi(1998;2002)利用Shorrocks(1982)提出的GE因素分解法建立了分解各收入项目对地区财政差距贡献率的基本框架。按照这一框架,j省份i县的本年支出Eij可以表示为:

eij=r1ij+r2ij+…+rpij+t1ij+t2ij+…+tQij+?啄ij(6)

其中rpij(p=1,2,…P)表示R1中第p种税收的人均值,tqij(q=1,2…Q)表示R2中第q项转移支付补助减去E2中同类上解的人均净收入,?啄ij表示年终人均结余(ACS)收入。(6)式也可以表示为以下向量形式,其中e,r1,r2,…rP,t1,t2…,tQ,?啄分别与各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及结余项相对应。

vi=(vi1,vi2,…,vi,j),v=e,r1,r2,…rP,t1,t2…,tQ,?啄

v=(v1,v2,…,vj),v=e,r1,r2,…rP,t1,t2…,tQ,?啄(7)

通过分解,财政支出总差距I(e)可以表示为:

贡献率表示为:

若s(v;x)满足Shorrcks(1982)提出的一系列条件,s(v;x)可表示为:

其中cov(v;e)是按照人口比重加权和的相关系数,var(e)是按照人口比重加权的e的自相关系数。如果cov(v;e)结果为负,那么相应的v有缩小差距的作用,反之则有扩大差距的作用。

本文利用2000-2005年中国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四川七个省份⑥所有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一般预算财政收支数据,运用GE指数和基尼系数测算了样本县财政支出差距,并运用GE因素分解法和由Tusi(1998;2002)建立的分析框架考察样本期内各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对财政差距的贡献率。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仅以预算内财政数据为基础:本文所指的财政差距仅指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差距。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部预算司和国库司编写的2000-2005年各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⑦和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编印的2001-2006年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

三、总体财政差距的测算结果与分析

将样本县按省分组,表3列出了所有县区的总体财政差距(e)以及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为了考察城市和农村地区各自的财政差距是否有不同的发展形态和趋势,我们还分别选取了农业县(er)和市辖区(eu)并考察各自的总体财政差距状况及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

表3中采用三项指标的衡量结果有很大的差异,表明财政差距对指标的选择较敏感,但从图1的变化趋势上看,三项指标均在初期下降之后缓慢上升,其中I0(e)和I2(e)在2001和2002年急剧下降后缓慢上升,IG(e)仅在2001年有轻微的波动。样本中市辖区的财政差距逐年下降,其中I0(eu)和I2(eu)在期初大幅下降后降幅趋缓,IG(eu)的变化较平稳;与市辖区相比,三项指标所衡量的农业县财政差距I(er)都是逐年上升的。由于总体财政差距是农业县和市辖区差距按照人口加权的结果,逐年增加的农业县差距I(er)抵消了市辖区I(eu)的下降趋势而使总体财政差距I(e)扩大。从影响程度来看,市辖区间财政差距较大,期初甚至达到农业县差距的两倍以上。这一结果说明城市经济发展缩小了城区间财政差距,部分抵消了总体财政差距,但随着农村地区差距扩大,抵消作用减弱,整体财政差距返回到逐渐扩大的趋势上来。

就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的测算结果看,c=0和c=2时的省内差距都大于同期的省间差距。样本总体的省内差距在期初都有较大幅度的缩小,这也许与各省在2001或2002年间完善省以下分税制、均衡省内地区差距有关,但2002年后省内差距又有缓慢上升的趋势。省内的均衡性支出一般投向欠发达的农业地区,对农业县省内差距的影响较小。同期一省内部市辖区的差距缩小,省间差距增加,表明各样本省份省内城市的发展差距缩小,同期各省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从绝对指标看,农业县和市辖区的省内差距均大于省间差距。

四、财政差距的因素分解结果与分析

(一)各收入项目对总体差距的相对贡献率

2005年各收入项目对财政支出差距的相对贡献率如图2所示。因为各时期地区间总体差距I(e)不同,所以相对贡献率s(v;e)的变化趋势并不与S(v;e)的变化趋势相同。

1.税收项目差距对财政差距的效应。图2中税收收入差距主导了地区间财政差距,其中与二、三产业发展关系密切的增值税、营业税、房地产税等对财政差距的贡献率较大:2005年营业税贡献率为24%,其次是增值税。大部分省都将包含小税种的其它收入划归县级财政,其它收入占县级政府税收的比重在1994-2005年间增加了1倍⑧,贡献率也从2001年的10.2%增加到21.4%。城建税的贡献率在样本期间比较稳定,保持在5%左右。企业所得税的差距贡献在2001年是27.4%,2002中央和地方实行所得税分享制度后,该税的贡献率保持在10%左右,与此类似,2005年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率为4.76%,比2002前降低了近1倍。但可以预计,这类税收的贡献率随经济发展还会升高。与流转税、所得税相比,农业税类对财政差距的贡献要小得多:2005年农业税取消后,农业税类中仅包括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对财政差距的贡献率为8.46%。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部门规模较大,农业税收入较多,所以这部分收入差距对整体差距的影响较小⑨。

2.转移支付项目对财政差距的效应。图2显示了各转移支付项目对样本县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度,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补助、原体制净补助和当年结余收入有缩小财政差距的作用,税收返还和其它补助则扩大了财政差距。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包括省对县和(或)市对县的补助,一般按照地区财政供养人口数和公共服务需求等因素计算补助规模,2005年这部分收入仅抵消了0.6%的财政差距,没有发挥弥补地区间财政差距的预期作用,原因是这部分转移支付补助事实上是在省、市、县之间分配,到县一级政府数额缩小,相对规模也缩小;另外,支付公式制定中的“往年”影响或“讨价还价”也会对平衡作用产生负面作用。相比较而言,专项补助和原体制净补助对缩小财政差距的作用较大。税收返还继续成为拉大样本县间财政差距的“补助”项目,2005年税收返还差距解释了样本县20.4%的财政差距,而2002年对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曾达到34.3%,下降的原因在于样本县财政支出中来源于税收返还的比重从2000年开始下降。其它净补助⑩解释了样本县1.6%的财政差距。

(二)各收入项目对总体差距的绝对贡献

表3列出了样本期内各税收和转移支付项目对地区财政差距绝对贡献的变化趋势,是各年份相对贡献率与样本县绝对财政差距I0(e)的乘积。各收入项目对财政差距的相对贡献率不一定会与绝对贡献同向变化,这还要取决于各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构成,如增值税规模与地区GDP水平和非农产业发展状况相关(Tusi,2005);其次样本地区省以下分税制度差异也影响了县级政府各类税收的收入水平,表1是样本县所在省份税收在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划分情况。表3显示,2001年后,各税收项目的绝对贡献随着总差距的缩小而缩小:其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绝对贡献在2002年均有大幅度缩小,这可能与当年企业所得税由全部归地方所有到中央和地方分享的改革有关,2004年企业所得税的贡献度又有上升,个人所得税贡献度较稳定。增值税差距仍然是引发地区差距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贡献度在波动中有下降的趋势,营业税和其他收入类的贡献度有些上升。由于样本县在产业结构上有较大差异,如山东、四川和湖南是农业大省,所以农业税类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一直在0.02左右波动,而城市维护建设税在2001年后变化较小,比较稳定。

中央进行税收返还后,各省一般会继续向下一级政府返还,但各省内的返还制度不同{11},表1中税收返还占县级政府总收入的12.37%,这部分收入扩大了地区间的财政差距,但表4显示影响正在减弱。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均衡效果好,但规模较小(见表1),2004年开始发挥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作用,预计作用还会继续加强。其它净补助包含对民族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补助,其中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减免补助主要投向农业地区,这部分收入在期初扩大了样本县的财政差距,但影响逐渐缩小。原体制净补助和专项净补助的贡献值在样本期内变化不大,均缩小了财政差距。另外年终结余项缩小了地区间的财政差拒。

五、结论和几点启示

(一)结论

对样本县财政差距的测算结果表明:七省县级政府总体财政差距较大,且2001年后有上升趋势,其中市辖区间差距较大,但趋于下降,而农业县的差距较小,但在不断扩大。表明城市经济发展缩小了城区之间的财政差距,部分抵消了县级政府的财政差距,但随着农业县财政差距扩大,这种抵消作用减弱,整体财政差距逐渐回到扩大的趋势上来;样本县财政差距的省内差距大于省间差距,表明中央政府平衡各省财政差距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省以下财政分配没有起到平衡地区差距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突出均等化特征。

对财政差距的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地区间税收差距较明显,县级政府增值税、营业税收入分布的地区差距较大,企业所得税差距和个人所得税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从转移支付项目看,税收返还扩大了县一级政府的财政差距;一般性转移支付、原体制补助和专项补助都缩小了地区财政差距,从差距贡献的相对量和绝对量上来看,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缩小财政差距的贡献较少,原因是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且增长速度小于专项补助,另一方面也与公式设计不规范、均等化目标不明显有关;包含“增加工资补助”、“缓解县乡困难补助”等政策补偿性补助的其它补助项缩小了县级政府财政差距;专项补助缩小地区财政差距的作用最明显,这与Tusi(2005)得出的专项补助缩小地区差距作用较小的结论相反,这一结果可能与样本的选取有关系。

(二)几点启示

1.目前县级政府承担大量上级政府“下放”的责任,但基本没有正式的税收权力,税收不足使县级政府预算内支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加重。但当前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保工资,保运转”,均等化目标不明显,影响贫穷地区县级政府的发展潜力。

2.县一级政府“逆均等化”趋势显现。均等化目标仅仅是地方政府多重目标组合的其中之一,甚至还是较次要的目标。由于缺乏监督,上级政府的均等化转移支付资金有被挪用和挤占的情况,难以达到均等化的预期效果。相关研究表明,一些长期接受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县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伏润民等,2008);袁飞等(2008)经实证分析认为转移支付增加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扩大有因果关系,原因是在禀赋比较少的地区,由于发展经济有劣势,地方政府更有激励去扩大财政供养人口以建立本地政治支持网络或保证地方稳定。

3.适当调整事权有利于县级政府财政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在一些以均等化为目的的转移支付效果不显著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重新划定政府间事权。张丽华、汪冲(2008)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单纯依靠转移支付制度的改进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地区差距是不可能的,只有将农村教育事权上划中央政府和财政才是解决基础教育均等化的最佳选择。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加,财力差的地区对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效益外溢性服务的提供越来越勉强,随着信息化程度提高,地方政府提供的效率优势减弱,由更高一级的政府或中央政府提供从效率上和解决外部性的角度是较合适的。

4.如何降低政府间制度改革中的谈判成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即使在发达国家,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配置也往往取决于上下级政府的政治谈判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区域间财力平衡等目标往往无法实现(Basley&Coate,2001;Ebel&Yilmaz,2002)。本文中财政差距中的省内差距状况证实了在省以下地方政府间谈判成本更大。

5.需要说明的是,以人均财政支出额衡量地区间财政差距忽视了对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地区间均等的财政支出并非代表均等化目标的最终实现。研究表明,即使是有明确使用用途的专项资金支出也难以为当地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WorldBank,2002)。所以地区均等化措施还需要通盘考虑财政支出投向和绩效水平,增加转移支付并不是缩小地区差距的万能法宝。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2006.

[2]财政部预算司编.中国省以下财政体制2006[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陈锡文.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4]杨之刚.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问题成因和改革建议[J].财贸经济,2004,(10).

差距范文篇5

关键词：薪酬差距；绩效

1理论基础

1.1锦标赛理论。锦标赛理论认为企业应该利用高薪酬来激励员工，企业员工的薪酬差距对于企业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这个理论最早是由Lazear和Rosen一起提出来的，他们主要使用总资产报酬率等具体指标对企业业绩的高低进行具体量化。得出员工为了获得更高薪酬而努力工作，促使企业业绩不断提高的结论。对于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来说，利用薪酬差距在企业内部形成你追我赶良性竞争的工作氛围对于提高企业业绩有较大的帮助。1.2行为理论。与竞赛理论不同，行为理论并不提倡增加薪酬差距，而鼓励减少薪酬差距。通过结合多种不同理论，来证明这个观点。从组织政治学和分配偏好理论的角度来说，更多员工在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更小的团队中，表现的更加团结和积极，团队凝聚力更强，在工作中更加投入，不易产生矛盾摩擦，对于企业绩效的提高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从相对剥削理论角度来看，一旦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太大，超出员工承受范围，员工很容易产生不满和抵触情绪，导致内部矛盾的产生，使部门甚至整个企业失去凝聚力，扩大经营成本，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效率和企业业绩。

2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伴随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持续进步和成长，大家的注意力也开始慢慢集中到了薪酬水平上，按照锦标赛理论来看，由于岗位的差别导致的薪酬差距促使工作人员愿意更加努力工作得到升职，有效帮助企业的绩效增强。由于薪酬差距持续上升，绝大多数的制造类上市企业都选择了工作人员薪酬水平会受到企业绩效情况影响的激励制度。假设1：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成正相关关系。按照我们普遍想法来分析，大家基本上都会把自身情况和平级的工作人员情况来对比，假如存在十分明显的薪酬差距就势必会令人感到沮丧以及其它不良情绪，对于工作的热情和干劲也会因此受到不小的影响，不利于企业业绩的提高，管理层之间如果存在薪酬差距会影响他们的协作和团结力，但这种差距和行为论倒是十分一致。假设2：制造业上市公司普通高管间的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成负相关关系。国营企业会受到政策的作用，管理层基本来自上级部门的指派，所以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基本都会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民营企业需要面临更加高压的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不过伴随着高压环境，民营企业高管也相应能获得更高的薪酬。因此，本文在此提出第三个假设，假设3：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普通高管间的薪酬差距对绩效影响更大，而非国有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对绩效的影响更大。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本文以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下载相关数据，通过初步数据处理，然后为了避免抽取样本的异常数值对本文总体研究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又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一定的筛选，剔除了一些不符合标准的数据，包括缺少部分数据、出现异常极端值情况、上市时间不足一年的公司等样本。从最初处理得到的1500多个数据，经过筛选和剔除，最终得到1382个样本。3.2变量选择。3.2.1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是不同员工级别的薪酬差距，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用于表示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的绝对差距指标，用高管薪酬减去员工的平均薪酬；另一个是用于表示非CEO层级的高管，即普通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的相对差距指标，用不同职位的高管薪酬标准差来表示。3.2.2因变量。企业绩效是本文唯一的因变量，在对于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时，国内外的学者采用很多不同的指标对于企业绩效进行衡量，很多情况下甚至采用多个指标复合的方式，提高数据的可靠性。本文站在大众化角度，采用总资产报酬率ROA，即由企业息税前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来对企业绩效进行反映，这也是大部分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所采用的指标。3.3模型设计。为了检验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各层级员工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时为了提高研究的准确性，本文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变量，并且加入了常数项，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Perf=β0Gap+β1Var+β2LnAssets+β3Debt+β4Herf10+ζ其中，Gap表示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Var表示普通高管间的薪酬差距，LnAssets表示公司规模，Debt表示资产负债率，Herf10表示股权集中度，β代表常数。

4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4.1变量描述性统计。表2为利用SPSS软件对于上述各个变量进行不同分组的描述性统计。4.1.1总体样本描述性统计。从表2中可以得到，第一项数据Gap，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的平均值为22.9万元，标准差是24.13万，从这两项指标可以表明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比较大。在Var这一栏中，平均值是5.86万元，标准差是0.79万元，两项数据对比Gap都要低很多，说明普通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从普通高管晋升为CEO层级的高管，那么所得到的薪酬会大幅上升。资产负债率这一项数据表明，在样本中的大多数企业都具有比较高的负债率，但是变异率不大。总资产报酬率以及股权集中度都属于要控制的变量，因此在这几组数据中，标准差都控制的比较小，说明各个样本公司间的差别不大可以忽略不计。4.1.2不同股权性质下描述性统计从表3的数据可以发现，在Gap这项数据上，非国有组比国有组的平均值高10.1万，非国有组样本的变化程度也要大于国有组。说明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非国有企业在薪酬差距的管理上更为大胆，高管的收入通常是普通员工的数10倍以上。而国有企业则更加注重薪酬的公平性，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并没有非常大。从变化程度上，非国有组同样高于国有组的数据，但不可否认两个组变化都是比较迅速的。而在Var这项数据上，国有组与非国有组情况相似，也就是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不同部门的相同等级的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都不是很大，非国有组稍高于国有组2.2万。在资产规模和股权集中度上，两个组相差不大，国有组都稍占上峰，但是国有企业的营运获利能力不如非国有企业，可以从总资产收益率非国有组高于国有组看出。4.2相关性分析。表4是相关系数表，反映了样本中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能够从表中找出各个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程度。这里重点关注自变量与应变量之间的关系。由表中数据可得，自变量Gap与ROA成正向关系，即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越大则企业绩效越好，也就是说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自变量Var与ROA在1%显著性水平下成负相关，即普通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大越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也就是说企业普通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于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其他各组变量的相关性均不是非常明显，暂时不计入线性关系。虽然相关性分析并不能完全精确体现各变量的相关程度，但是从定性角度，还是可以得到自变量与应变量的相关性。针对以上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上述数据能够符合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的条件。因此要对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就要借助回归分析来确定自变量和应变量的关系。4.3回归结果与分析。表5是样本回归分析系数表，得到修正R值为0.19，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的F值检验中全部通过，从以上两个数据可以得到该方程拟合度很高，并且完全具有解释力。而从D-W值在2.37左右则排除了这几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线性关系的可能。另外，从数据中可以发现，每个变量都有很高的显著性水平，从而说明回归系数具有较好的解释效果。由Gap系数显著为正可以说明，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成正相关，证实了假设1。Var系数显著为负则表示企业普通高管间的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具有负相关性，说明我国制造业企业对于财务杠杆的利用还存在不足之处，对于债务融资所产生的效果不尽如人意，难以形成所谓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

5结束语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分析，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两个结论：（1）根据员工的不同层级，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能够分别适用。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于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锦标赛理论支持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范畴。假设1得到验证。而不同部门相同层级的普通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说明行为理论在各类普通高管薪酬差距中是更为适用。假设2也成立。（2）在不同的股权性质下，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差异很大。未来的研究展望主要包括：①高层梯队理论基础下薪酬差距其他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②尝试基于其他管理理论如委托理论等围绕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俞震，冯巧根.锦标赛理论研究综述[J].华东经济管理，2010（8）：135-138.

[2]袁璐.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薪酬差距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差距范文篇6

[关键词]期望差距公众期望审计准则

一、审计期望差距构成要素

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了诉讼爆炸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审计期望差距的产生。最早提出审计期望差距概念的是Liggio（1974），他认为审计期望差距是指“独立审计师和财务报表使用者对审计业绩期望水平的差异。”Poter（1993）指出审计期望差距是“社会对审计的期望和审计师实际业绩的公众看法之间的差距。”1986年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成立了“审计工作计划研究委员会”，即“麦克唐纳委员会”。麦克唐纳委员以图的形式描述了期望差距的构成要素以及解决的途径：

其中:纵轴A代表公众对审计的需求,纵轴B代表审计人员理论上可能实现的期望水平,纵轴C代表现有的职业准则要求实现的期望水平,纵轴D代表审计人员现在实际实现的期望水平,纵轴E代表公众认为目前审计人员实现的期望水平。各纵轴之间的距离代表期望差距的具体要素，可分为四部分：可能的准则与现有准则之间的差距（BC）,现有准则与现在业绩水平的差距（CD）、公众对审计期望与可能准则的差距(AB)、现有业绩水平与公众对业绩的认识之间的差距（DE）。BC、CD是合理期望差，可通过修订、完善审计准则，促使审计职业界改进工作来缩小差距；AB、DE是不合理期望差，要通过双方沟通，分清审计责任与会计责任。

2001年，胡继荣在《论审计期望差距的构成要素》中提出“期望差距是指公众对审计的需求与公众对目前审计执业的认识之间形成的差距，它既包括了由于审计能力不足而形成的差距，也包括了由于公众对审计执业的认识错误而形成的差距。”并对麦克唐纳委员提出的构成要素提出了修改。他认为B是现在的准则；C是现在可能的准则；AB是公众对审计需求与现在准则之间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并依赖现在准则的更新；BC是现在准则与现在可能准则之间的差距，依赖审计环境的改善；CD是现在可能准则与现在职业之间的差距，要提高审计业务执行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DE是公众对现在执业的认识与审计人员的实际业绩之间存在的差距。

二、审计期望差距的产生原因

1.公众对审计的误解。审计期望差距有一部分源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是广泛的，而审计人员所能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公众对审计过渡需求，同时对审计职能的期望过高，对审计目标的不恰当理解，造成对审计的服务范围和保证程度的要求超出了审计能力,形成审计期望差距。

2.审计工作的固有限制。由于选择性测试方法的运用；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性；大多数审计证据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为形成审计意见而实施的审计工作涉及大量判断；某些特殊性质的交易和事项可能影响审计证据的说服力等一些原因，审计人员只能提供保证财务报告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对财务报表提供合理保证，而不是保证查处所有的遗漏和错误。正是这种局限性使审计无法满足公众的全部期望，形成了审计期望差距。

3.审计人员行为的不恰当性。审计人员的行为远不能达到公众的期望，可信度受到很大质疑。尤其在我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审计人员很少能发现舞弊或非法行为，甚至他们本身都对在执行审计业务时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舞弊或非法行为没信心。公众对审计人员行为存在不满也形成了审计期望差距。

4.审计准则的有限性。审计的质量标准应符合效率原则，应当能确定社会可接受的审计成本水平,而社会在接受这一成本水平的同时,也就接受了与成本相对应的审计失败率。同时，市场经济下经济活动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动态的事物，而审计准则不可能涵盖所有事项。这也造成了审计期望差距的存在。

三、缩小审计期望差距的措施

1.加强和审计报告使用者的沟通。审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但是不能也不可能满足投资者所需的任何信息。公众应该让审计师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和信息，才能更好地获得信息。同时审计人员也要使公众充分了解审计人员的责任，尤其要分清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审计责任和经营责任。使他们明确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是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责任。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保证审计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显然，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提供的会计报表存在的重大差错和舞弊应由被审计单位负责，审计人员的责任是按既定的审计准则和业务约定书的要求对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并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提高经营效率，保证财产的保值增值，避免经营失败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经营责任。审计人员的责任是对会计报表发表意见，仅仅是一种“合理的保证”，而不是绝对的担保，更不是对被审计单位存续能力的承诺。因此，审计人员不可能保证经过审计的单位不会发生经营失败，只要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遵守了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最终出具的审计报告是真实合法的，经营失败给委托人带来的损失就与之无关。只有双方持续的沟通才能有效缩小审计期望差距。

2.提高违规成本，加强职业道德规范，促使审计人员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目前我国违规成本低，证券监管制度存在重行（政）轻刑（事）轻民（事）的现象。不对称的低风险体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严重影响了执业环境。因此，必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舆论等各种手段提高违规成本。

任何一个行业都必须有职业道德。注册会计师执业道德是注册会计师职业品德、职业纪律、职业行为、专业胜任能力地总称。注册会计师行业是一个非政府拨款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中介机构,它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其对社会公众应承担地责任，决定其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顾客为中心。必须正直、客观、诚实、守信,这是社会公众的要求。应有的职业谨慎，是审计师应当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按照职业准则的要求执业。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可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缩小和控制审计期望差距。现在已由制度基础审计发展到风险导向审计，审计的技术难度系数加大，更加依赖审计师的职业判断。因此，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

3.消除准则缺陷。2002年7月30日，美国在爆出安然等财务欺诈和安达信等审计丑闻的背景下，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法案》。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结束会计职业完全依赖自我监管的历史，转由新成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监管，审计准则的制定权亦转向该委员会，这一举措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目前我国的审计准则由财政部颁布，具体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落实，这种准则制定模式会导致“合法但不合理，合理但不合法”的现象，强调要求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程序中要严格遵循审计准则会导致“审计过度”和“审计不足”。同时中注协既是注册会计师的代言人，又是行业监管者，既是审计准则的制定者，又是审计准则的督导者，这让外界很难相信中注协的公正性。事实证明这种监管是有缺陷的，因而对期望差距的控制应改变目前这种模式。

此外，准则制度的制定总是在实际经济业务发生之后,有一定的滞后性,无法迅速地对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及时做出反映。这种由于准则制度制定的滞后性而导致审计所能起到的作用之间是有差距的。准则制度制定机构应根据社会公众的合理需求不断地制定出新准则制度,以不断地缩小这种合理的期望差。

审计期望差距是一种客观存在,从长远看,审计期望差距的存在是审计理论和审计方法发展的动力。审计期望差距的消除是暂时的、相对的,审计期望差距的存在是持久的、绝对的。审计人员必须努力缩小审计期望差距，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以促进审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婷婷:试论审计期望差距——基于国内外的比较分析[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年第2期

[2]胡继荣:论审计期望差距的构成要素[J].审计研究,2001年第1期

差距范文篇7

[关键词]期望差距公众期望审计准则

一、审计期望差距构成要素

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成了诉讼爆炸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审计期望差距的产生。最早提出审计期望差距概念的是Liggio（1974），他认为审计期望差距是指“独立审计师和财务报表使用者对审计业绩期望水平的差异。”Poter（1993）指出审计期望差距是“社会对审计的期望和审计师实际业绩的公众看法之间的差距。”1986年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成立了“审计工作计划研究委员会”，即“麦克唐纳委员会”。麦克唐纳委员以图的形式描述了期望差距的构成要素以及解决的途径：

其中:纵轴A代表公众对审计的需求,纵轴B代表审计人员理论上可能实现的期望水平,纵轴C代表现有的职业准则要求实现的期望水平,纵轴D代表审计人员现在实际实现的期望水平,纵轴E代表公众认为目前审计人员实现的期望水平。各纵轴之间的距离代表期望差距的具体要素，可分为四部分：可能的准则与现有准则之间的差距（BC）,现有准则与现在业绩水平的差距（CD）、公众对审计期望与可能准则的差距(AB)、现有业绩水平与公众对业绩的认识之间的差距（DE）。BC、CD是合理期望差，可通过修订、完善审计准则，促使审计职业界改进工作来缩小差距；AB、DE是不合理期望差，要通过双方沟通，分清审计责任与会计责任。

2001年，胡继荣在《论审计期望差距的构成要素》中提出“期望差距是指公众对审计的需求与公众对目前审计执业的认识之间形成的差距，它既包括了由于审计能力不足而形成的差距，也包括了由于公众对审计执业的认识错误而形成的差距。”并对麦克唐纳委员提出的构成要素提出了修改。他认为B是现在的准则；C是现在可能的准则；AB是公众对审计需求与现在准则之间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并依赖现在准则的更新；BC是现在准则与现在可能准则之间的差距，依赖审计环境的改善；CD是现在可能准则与现在职业之间的差距，要提高审计业务执行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DE是公众对现在执业的认识与审计人员的实际业绩之间存在的差距。

二、审计期望差距的产生原因

1.公众对审计的误解。审计期望差距有一部分源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是广泛的，而审计人员所能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公众对审计过渡需求，同时对审计职能的期望过高，对审计目标的不恰当理解，造成对审计的服务范围和保证程度的要求超出了审计能力,形成审计期望差距。

2.审计工作的固有限制。由于选择性测试方法的运用；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性；大多数审计证据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为形成审计意见而实施的审计工作涉及大量判断；某些特殊性质的交易和事项可能影响审计证据的说服力等一些原因，审计人员只能提供保证财务报告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对财务报表提供合理保证，而不是保证查处所有的遗漏和错误。正是这种局限性使审计无法满足公众的全部期望，形成了审计期望差距。

3.审计人员行为的不恰当性。审计人员的行为远不能达到公众的期望，可信度受到很大质疑。尤其在我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审计人员很少能发现舞弊或非法行为，甚至他们本身都对在执行审计业务时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舞弊或非法行为没信心。公众对审计人员行为存在不满也形成了审计期望差距。

4.审计准则的有限性。审计的质量标准应符合效率原则，应当能确定社会可接受的审计成本水平,而社会在接受这一成本水平的同时,也就接受了与成本相对应的审计失败率。同时，市场经济下经济活动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动态的事物，而审计准则不可能涵盖所有事项。这也造成了审计期望差距的存在。

三、缩小审计期望差距的措施

1.加强和审计报告使用者的沟通。审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但是不能也不可能满足投资者所需的任何信息。公众应该让审计师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和信息，才能更好地获得信息。同时审计人员也要使公众充分了解审计人员的责任，尤其要分清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审计责任和经营责任。使他们明确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是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责任。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保证审计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显然，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提供的会计报表存在的重大差错和舞弊应由被审计单位负责，审计人员的责任是按既定的审计准则和业务约定书的要求对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并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提高经营效率，保证财产的保值增值，避免经营失败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经营责任。审计人员的责任是对会计报表发表意见，仅仅是一种“合理的保证”，而不是绝对的担保，更不是对被审计单位存续能力的承诺。因此，审计人员不可能保证经过审计的单位不会发生经营失败，只要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遵守了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最终出具的审计报告是真实合法的，经营失败给委托人带来的损失就与之无关。只有双方持续的沟通才能有效缩小审计期望差距。

2.提高违规成本，加强职业道德规范，促使审计人员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目前我国违规成本低，证券监管制度存在重行（政）轻刑（事）轻民（事）的现象。不对称的低风险体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严重影响了执业环境。因此，必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舆论等各种手段提高违规成本。

任何一个行业都必须有职业道德。注册会计师执业道德是注册会计师职业品德、职业纪律、职业行为、专业胜任能力地总称。注册会计师行业是一个非政府拨款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中介机构,它的职业性质决定了其对社会公众应承担地责任，决定其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顾客为中心。必须正直、客观、诚实、守信,这是社会公众的要求。应有的职业谨慎，是审计师应当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按照职业准则的要求执业。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可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缩小和控制审计期望差距。现在已由制度基础审计发展到风险导向审计，审计的技术难度系数加大，更加依赖审计师的职业判断。因此，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

3.消除准则缺陷。2002年7月30日，美国在爆出安然等财务欺诈和安达信等审计丑闻的背景下，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法案》。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结束会计职业完全依赖自我监管的历史，转由新成立的“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监管，审计准则的制定权亦转向该委员会，这一举措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目前我国的审计准则由财政部颁布，具体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落实，这种准则制定模式会导致“合法但不合理，合理但不合法”的现象，强调要求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程序中要严格遵循审计准则会导致“审计过度”和“审计不足”。同时中注协既是注册会计师的代言人，又是行业监管者，既是审计准则的制定者，又是审计准则的督导者，这让外界很难相信中注协的公正性。事实证明这种监管是有缺陷的，因而对期望差距的控制应改变目前这种模式。

此外，准则制度的制定总是在实际经济业务发生之后,有一定的滞后性,无法迅速地对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及时做出反映。这种由于准则制度制定的滞后性而导致审计所能起到的作用之间是有差距的。准则制度制定机构应根据社会公众的合理需求不断地制定出新准则制度,以不断地缩小这种合理的期望差。

审计期望差距是一种客观存在,从长远看,审计期望差距的存在是审计理论和审计方法发展的动力。审计期望差距的消除是暂时的、相对的,审计期望差距的存在是持久的、绝对的。审计人员必须努力缩小审计期望差距，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以促进审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婷婷:试论审计期望差距——基于国内外的比较分析[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年第2期

[2]胡继荣:论审计期望差距的构成要素[J].审计研究,2001年第1期

差距范文篇8

只要不是对中国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中国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彻底地化解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增长与供应极度短缺的矛盾，不仅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促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对中国三十年的发展给予任何赞誉都不为过。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做法，我们虽然走出了共同贫穷的时代，却也在发展中进入了一个不和谐的时期。这种不和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大量相关研究表明，包括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贫富鸿沟越来越深。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按国际标准，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一数字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

贫富差距还可以从财产分布方面看：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050．99亿元。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这个数字比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额为210.6亿元，人均不到22元，强了多少倍，人们不难计算。问题在于，这样庞大的居民存款是如何分布的。国家统计局披露，在城市，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全部城市收入的45%，而收入最低的10%人口则只拥有全部社会收入的1.4%。这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严重。还有专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将进一步扩大。

二

造成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就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看，一是由于各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意识、产业结构、对外经济联系、人口素质等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互不相同，从而收入分配出现差距。二是由于政策因素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了特殊优惠政策，使这些地区在投资环境、引资条件、市场进入、特许经营、财税优惠等诸方面拥有了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权。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这些地区外资和内资的引进，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其结果必然带来发达地区愈加富裕，贫穷地区日益贫穷，拉大了地区间收入水平的差距。

价格体系不合理和市场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是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通过价格和竞争调节资源在各部门间的流入和流出，其结果是形成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在平均利润率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的调节下，等量资本获得的将是等量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各部门的收入大体相当，差别不会太大，但是在中国现阶段。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中国现阶段由于价格体系尚未完全理顺，市场体系不够完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缺乏充分流动的机制和条件。部门间的赢利水平难以通过竞争和市场机制来调节，使得等量资本难以带来等量利润，等量劳动难以获得等量报酬，从而造成了产业间收入的差距。

二元结构的存在是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基本原因。在中国农村，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了收入的高低，从而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且，长期以来，中国不但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把10多亿中国人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别，维持这种结构的是有关社会福利的多种制度。这种制度不仅阻碍了诸如劳动力的流动，而且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农村居民无法享受的子女就学、公共服务等一系列福利待遇，使收入差距处于相对刚性状态。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改变的话，中国的城乡差距便无法真正缩小。

税收执法漏洞导致的国税流失，也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据国家统计部统计，中国每年被截留、漏失税款至少达1000亿元以上。这些流失的税款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流入个人手中，为高收入者“锦上添花”。

违法经营、以权谋私等“灰色行为”也致使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拉大。市场经济开放搞话，有些生产经营者产生拜金主义，利欲熏心，不顾法纪。他们不择手段，违法经营，伪劣假冒，走私贩私，偷税漏税，上坑国家，下坑百姓，谋取暴利，大发横财。此外，市场经济是经济市场化，不是政府权力市场化，但是在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权力“商品化、资本化”的现象。有些官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至官商勾结，损公肥私，从“大腕”很快膨胀为“大款”。

总之，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原因很多。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一些社会成员拥有丰裕收入的同时，另一些社会成员处于困难的境地。

三

对于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应作具体分析，在收入差距的形成因素中，既有合理性的因素，也有不合理性因素。合理性因素，主要有：（1）政策性因素。如国家的政策倾斜，形成的地区收入差距和不同行业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收入差距。（2）市场性因素。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出现收入差距是自然的。（3）技能性因素。新技术革命使现代社会的生产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取决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市场化的进程和技术进步又使得收入分配日益向技术型员工倾斜，个人素质和能力对其收入的影响日益加大。因此，也必然会拉开收入差距。

由于上述原因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在现存社会条件下想根除，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取缔一切非公有的经济成分，放弃实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无疑等于放弃改革的成果，放弃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作为物质激励和积聚民间资金的方法，这种社会分化对人们上进心的形成和生产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对于收入差距扩大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是因为在收入差距形成及拉大过程中有许多不合理因素。主要有：（1）由于市场发育不良，使一些人投机致富；（2）分配秩序紊乱造成的某些人工资外收入膨胀；（3）非法经营、以权谋私等“灰色行为”而产生的暴富阶层，不仅远远超出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而且使得个人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与个人从社会所得的报酬常常不成比例，甚至成反比，这就不能不造成一些低收入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因为，当人们的辛勤劳动换来的报酬除了糊口便没有剩余时，那种“主人翁”的责任感就会大打折扣。劳动热情会大大减弱。可见，不合理因素所致的收入差距，不仅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符，也有违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

如何对待收入差距呢？

首先，我们应充分重视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建国五十多年的历史特别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是保证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基础。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就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据杨宜勇、张本波，“中国城镇居民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目前全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1亿～2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满意者在3200亿～3600万人，其比例在7％～8%。不满者主要是那些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包括下岗失业者、农民、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下降者。他们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即使有矛盾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形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因此，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已经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涉及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

其次，政府要做出切实可行的努力，遏制收入差距的任意扩张和蔓延。第一，应当采取严禁谋私的断然措施，取缔非法收入。第二，适当限制过高收入。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来缩小高低收入群体的差距。第三，切实提高过低收入。

我们相信，只要全社会能够积极努力，收入差距问题一定会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1]张雅光.转轨进程中中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J].中国国情国力，2004，（1）.

[2]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J].经济研究参考，2004，（30）：28.

[3]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7-43.

差距范文篇9

(一)收入差距。

目前，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最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69.6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366.4元。从这两个指标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当大。

1.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2.9倍，城乡居民收入比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到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目前已经达到2.9：1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1的水平。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城乡差距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我国便是其中之一。

2.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接近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2倍。扣除物价因素，1990年到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0％，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约增长62％。

3.农民收入水平比城镇落后8~9年。目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只相当于1992~1993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

4.农民人均收入比城镇居民收入低4493元。1978年时农民年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差209元，到1985年差距突破300元，随后几年每年再扩大100多元，到1992年差距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就突破了4000元。预计2002年将突破5000元。1978-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每年扩大20-30元，1985-1992年每年扩大100多元，1992年以后每年扩大300~400元，最近两年每年扩大500元。

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要用于消费和储蓄以外，还有一部分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差距就更大。2001年农民家庭人均各种支出2780元，其中家庭经营支出占696元，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78元，缴纳税费支出91元，非生活消费支出占到家庭支出总额的31％。

(二)社会福利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不仅统计收入上存在较大差距，在收入统计之外，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也存在较大差距。很多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居民的一种隐性收入。因此，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应比统计上的收入差距要大。目前，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补贴，以及各种社会保险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收入保障等，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城镇居民以社会福利方式获得的隐性收入难以准确估计。有人对1994年城镇居民享受的公有住房、公共医疗及保险福利几项进行统计，人均大致1081元，相当于当年农民人均收入1221元的83.4％。世界银行1997年的估计，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应在4：1，也就是说，平均一个城镇居民的年收入超过了一户农民全家的年纯收入。

(三)财产差距。

对城乡居民的财产情况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但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根据1996年的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8831元，农村为1025元，二者之比为8.6：1。近几年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差距应不会减少。有人估计1999年农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1600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11570元。如果以3口之家计，每户农民家庭存款平均不足4800元，而城镇居民家庭的存款超过34700元。农民家庭存款余额仅相当于城镇家庭的零头。

再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大致可看出财产的差距。199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90.43元，同期农民人均财产性收A38.15元，城乡之比为2.37：1；2001年城镇人均财产性收3,134.62元，农村是41.05元，城乡之比扩大到3.27：1。

(四)生活水平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反映是生活水平的差距。1999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为6796元，而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只有1927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的3.53倍。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一直在扩大。1985年城镇居民与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为2.31：1，1990年扩大到2.95：1，1995年为3.4：1，1999年达到3.53：1。农民的消费水平本来基数就比较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又明显低于城镇居民。1990年到1999年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77％，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87％。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相差9年左右。

城乡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城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20.5台，电冰箱8l台，洗衣机92.2台；农村百户拥有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分别为54.4台、13.6台和29.9台，分别相当于城镇拥有量的45％、17％和32％。城乡之间其他耐用消费品如音响、空调、电脑、微波炉等的拥有量差距更大。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消费在整个生活消费的比重，是国际上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生活水平越高。2001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9％，而农村为47.7％，农村比城市要高出10个百分点。

二、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

城乡之间的差距首先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现在的农村虽然已经包含了多种产业，但农业在其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与城市区别的一大特征。而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的特点，注定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如果不考虑城乡其他方面差别，单从产业自身的扩张性上来看，农村就自然地处在劣势。城市产业比农村产业更具扩张性，一般情况下城市经济发展要快于农村。最近10年中，我国GDP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相应地第二、第三产业上升10多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由于农村改革率先启动，农村在经济机制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农村的第二产业曾经有过较快的增长，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化，导致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已经明显降了下来，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不少地方乡镇企业停滞不前，甚至还有萎缩。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推动促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非均衡发展战略不仅使城市的产业快速发展，而且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也不断加强。近几年尽管国家在农村电网改造等方面增加了投人，但国家所有大型电力、交通、通讯以及信息等基础设施无不紧紧围绕城市中心而展开。城乡之间基础设施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如果过去农村为企业发展所能提供的环境和条件与城市相差不大的话，那么今天城市在基础设施齐全、资金密集、信息畅通、市场活跃等方面优势已经将农村远远抛在后面。企业为了追求效益，新项目的上马普遍都选择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城乡物质基础的差距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同的体制仍是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体制的差异大大缩小。但几十年形成的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福利制度、税收、就业、人口迁徙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可能会促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比如城镇福利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但农村福利制度的建设还没有能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即使已有的社会福利项目，农村与城镇也有很大的差别。全国城乡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村中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要大大低于城镇，农村学生的辍学率、流失率高于城市。同样是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拨款和教师工资城乡间也存在较大差别。1995年全国普通小学每个学生的预算内事业支出265.78元，而农村只有198.69元，最高的上海达1216.85元；全国普通初中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492.04元，农村只有392.59元，最高的上海达1535.83元。在城镇一些理所当然的社会福利，在农村农民还必须支付费用。如民兵训练、计划生育、优抚对象、乡村公路、农村教育等都需要农民交费。尽管税费改革取消了这些方面的收费，但增加了农业税，实际上以农业税的形式收取了这些费用。农民的年纯收入只有2300多元，距个人所得税收取的低限相差甚远，但农民的农业收入却要在未扣除生产成本的条件下缴纳8.4％的农业税及农业税附加(税费改革后)，如果将这一税额折合成以增加值为基础的税率，大致在40％，这与其他行业17％的增值税税率相比，反差极大。

城乡隔离是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只要城市和乡村之间是相互开放的，各种要素的相互流动会使城乡之间在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上保持相对的平衡，城乡之间差距扩大就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城乡间也许在某个方面差距会扩大，但在另外的方面会得到相应的弥补。我国城乡差距的扩大，不仅在物质基础上有差距，最主要的是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城市人均的资源总量快速增加，而农村人均资源很难增长。一方面是产业不断地向城市聚集，各种物质和文化成果向城市聚集，而另一方面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被严格控制，城乡之间人均经济和文化成果的占有差距就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三、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是正常的，也正是差距的存在才促进了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城乡的共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差距也是一种发展的动力。但城乡差距过大，反过来就会成为发展的障碍。如果抛开道德、社会公正等因素，单从经济增长来看，城乡差距扩大已成为当前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其突出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制约，二是人力成本制约。

市场制约是由于农村大量人口收入水平过低，使国内巨大的潜在市场挖掘不出来，扩大内需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中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难以化解。1980年时我国县及县以下市场社会商品零售额在城乡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为65.7％，1990年这一比重降到53.1％，1995年再降到40％，2001年只有37.4％。1985年时农村消费品市场成交额占全国消费品市场成交总额的80.9％，2001年农村消费市场成交额的比重只有42.6％。农村市场萎缩成为内需不足的最主要因素。

人力成本制约是由于大量人口滞留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使在劳动力资源中占到绝对多数的劳动者素质长期难以提高，一方面大量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中最急需的有一定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的中间层次的劳动者供给不足，整个社会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衔接，社会劳动成本提高，经济竞争力受到影响。近几年打工的农民工资水平上涨很少，大量的农民找不到工作，但不少城市都出现技术工人短缺、工资不断上涨的现象，在一般条件下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成本要比农民工的劳动成本要高出很多。随着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不断确立，在人力资源中占绝对多数的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技术、技能和知识上不能适应现代制造业的需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可见，遏制城乡差距扩大加剧的趋势，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长远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深化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还不大可能，但采取措施防止差距的过分扩大，是极为必要的。在当前的经济运行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国家财政资金、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的比例不少，其中大江大河治理、生态建设等方面占了相当大比例，虽然国家也投入大量资金对农村电网进行了改造，但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直接密切相关的项目并不多。国家应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国家不仅要增加用于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也要将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纳入公共财政领域，增加农村道路、农村教育投入，要拿出部分资金支持农产品储存、保鲜等市场设施的建设。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尽量使用农民工，以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

第二，建立健全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1998年以来全国财政累计增收量比较大，国家在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城市社会保障方面的增支较多，但真正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支持方面的支出增加不多。在当前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一要充分利用WTO“绿箱政策”支持农业。目前我国已经采用的绿箱政策主要包括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农业病虫害防治、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储备、扶贫与救灾等方面，今后除要继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外，还应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农民收入补贴以及其他方面的农业“绿箱”支持政策；二要在遵守世贸规则的前提下，对受国际市场冲击大、有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实行“黄箱”支持。根据有关协议，我国的“黄箱”补贴可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目前我们只有2.3％，增加农业补贴的空间很大。因此，对一些与农民收入关系密切的特殊农产品品种，应适当给予价格支持以及信贷、生产资料等方面的补贴。

差距范文篇10

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提出，发展中国家只有大规模增加资本积累才能够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投资差距。

1.基本概念

投资指的是经济主体为获得经济效益而垫付的货币或其他资源的一种经济活动。在一项投资活动中，至少包括主体和客体，意即实施投资活动的主体和货币或其他经济资源等投资客体。文中的所说的内外资即是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来划分的，国内投资是指一国内部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国外投资是一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

在投资地区差距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中，不能笼统的将国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的综合差距作为投资地区差距。因为国外投资与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稳态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必须将两者区分开来，作为两个独立的变量分别进行分析研究。

国外投资又分为国外直接投资与国外间接投资，在本文中，由于国外间接投资在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较小，而且对一国的消费、储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影响较弱，进而对一国的经济稳态增长问题影响不大，为简化模型起见，本文的内外资地区投资差距中的外资仅指FDI地区分布差距，忽略国外间接投资部分。

由于投资需求是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形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额之和，因此在国内投资中重点分析一下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为获得生产经营性或服务性的固定资产来垫付货币或物资的过程，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其过程包括固定资产的局部甚至全部更新以及改建、扩建、新建固定资产的活动等等，是改造原有固定资产以及构建新增固定资产的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果是物质资本包括机器设备、厂房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形成。

2.我国内资、外资地区差距的现状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完全是一种计划行为，中央政策集中规划来分配资本。自改革开放以后实施市场经济的这20多年，资本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在政府分配财政资金和国家银行政策性资金分配的制约之下，主要会受到市场的引导。

我国FDI的区域性差异非常明显,国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均衡地进入到我国各地区。从区域分布的东、中、西三大地区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占据着绝对优势，外资西进的态势并不明显,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但外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异常悬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地区差距就表现得十分突出。90年代初期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占比高达93．9％，而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3．87％和2．26％。在整个90年代，跨国公司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国的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国中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则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但2000年以后，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却显著下降。2000年、2004年分别为5.3％和4.4％。将2004年与1995年的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相对规模相比较，比重分别下降了0.15、1.0和0.06个百分点，这显示出2000年以后东部地区相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优势有所下降，从而减缓了地区差距的扩展。

改革开放以后，1992至2000年东部、西部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逐年上升，在10年内增长了3到4倍。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总额从4689.55亿元增长到15883.5亿元，相比西部则从1095.55亿元增长到4704．3亿元，东西部地区差距悬殊。从人均投资额来看，东部地区各年人均投资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东部差距更大。从1992—2001年平均数来看，西部不及东部地区的一半。从资本化比率看，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的比率即投资率也在逐年上升，特别到20世纪90年代末实行西部大开发之后，西部地区的投资率超过了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东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在2002年更是达到了42%的高点，由此可见，投资在改革期间直到西部大开发之前是向东部倾斜的。

二．内资、外资地区差距的形成因素

上文中在我国地域分布上国外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巨大差异的现实，反映的是我国对外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发展轨迹。导致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种，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造成我国大部分外资集中在东部地区，国内投资的重要资源也向东部地区集中。本文将影响投资地区差异的形成因素概括为以下三种。

1.天然的区位优势差距引致投资地区差距

对我国投资的地区分布差距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宏观意义上的区位因素。我国对国内经济区域的传统划分为东、中、西部的做法，不仅是由于三大地带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来划分，而且隐含着一种天然的区位优劣势差异。这种天然的区位差异是特定的、客观存在的，是由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位置导致的地缘差异、要素禀赋差异以及成长发展和变动差异等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常由成本驱动的投资会选择自然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

首先，自然地理位置的差异与我国国内外投资的地区分布差异具有很高的关联性。东部地区所具有的自然地理优势，主要表现在东部省市基本上都是位于沿海一带，接近港口，便利的海上交通使得这些地区对外联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便捷性。占优的运输条件形成天然的贸易优势，无论是机器设备的引入、产品的进出还是人员流动，通畅的物流循环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大大减少，成本也随之降低，这成为国内投资者以及外商的首要考虑因素。特别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而言，投资者最优的选择便是在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地区投资生产，这是由我国改革开放所制定的外向型政策引导的。

其次，那些具有更为突出的地缘优势的地区更是对投资者特别是外商投资者具有更为强大的吸引力。比如我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海南等省，它们吸收了全国44%的外资,而70%以上来自港澳台地区6，毫无疑问这与这些地区毗邻港、澳、台地区有利的地理位置是密不可分的。外商投资者首先会由于这种地理上的邻近对相邻地区的经济环境、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布局、市场发展的信息完美程度、产业竞争力的激烈程度、技术人员和配套软硬件的完备程度等等一系列会影响到投资效率的因素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或者至少拥有可以交流的更为便捷准确的通道。如此一来，外商直接投资就容易呈现出地区集聚的特点，并由此引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地区分布上的差异。

再次，要素禀赋的差异对于资本的流向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要素禀赋的差异主要是指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固有的资本和技术资源等方面在总量和质量上的差异。但是我国自然资源很明显地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梯度，为什么在吸引资本流入的时候却反而表现出相反的状况呢？笔者认为，要素禀赋尤其是自然资源要对经济表现出明显作用，是需要长期的持久性作用的。比如能源、矿产资源、耕地和气候资源等自然资源在短期内是不会对企业的运营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投资者对于所投入资本期望获得的收益是有时限性的，他们希望在越短的时间内获取越大的回报收益，因此自然资源的优势对于短期投资商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我国目前投资区域也反映出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但是要素禀赋的另一个指标，即劳动力资源和固有的资本和技术资源与资本流向有直接相关的关系。由于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丰裕，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获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在劳动力密集的地区则更是如此，当然这其中与劳动力的技术层次和技术含量也是相关的，较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者不仅为投资商节省劳动成本，而且节省教育培训成本。技术优势明显的地区容易形成产业积聚和聚集，有助于规模优势的形成，是国内以及国外投资者为节省信息成本、交通通信成本时会考虑的因素。

另外，文化习俗等人文社会背景的差异也会对资本尤其是外资的地区选择有影响。文化习俗涉及到一个地区对外来资本的社会关系认同感，这方面会存在着非市场风险。资本在选择地区投入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优先考虑与资本原本的所在地的文化背景相同或者相似的地区，这样能够比较快地融入资本的正常运营。或者选择一个文化容忍度和接受度比较高的地区，降低由于文化冲突而造成的风险或损失。而这些都对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言处于一个相对不利的地位，造成资本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资本积累比较匮乏。

2.外部的经济环境差异引致投资地区差距

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同也是导致我国各个地区间国内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不均衡的原因之一。经济水平较高的区域通常具有区位的综合优势。这里的外部经济环境主要包括地区间市场容量的差异、市场开放程度的不同、资本产出效率的不同等等，通常由市场机制驱动的投资为了顺利投入生产会比较倾向于外部经济环境有优势的地区。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通常是市场体系较为完善的地区，投资者不仅对这些地区的市场较为熟悉，而且对外商投资的产业限制相对较少，因此投资者认为投资风险较小。投资者如果身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地区（尤其是4个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开放城市），就可以将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与这些区域的竞争优势相结合,降低大量的市场索寻成本和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提高资本边际效益，创造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得以引进外资的地区必然要求有一定的开放程度，而且地区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越密切，其对外依存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吸引外资的进入。因为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区域时，不仅要考虑到资本的收益回报率，而且还要考虑到较低的风险性。显而易见，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比不开放的区域风险要低，透明度较高，取得信息的成本就低，政策比较稳定。从具体数据也可见一斑。四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改革开放伊始，所吸引的FDI占全国的比重基本上都在40%以上，最高的年份超过45%。

任何一个投资者都是希望伴随着较低的风险而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率，那么在资本产出率较高的地区就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商，无论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外资企业，因此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同也会引起投资的地区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地区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与地区的投资分布差异也有着某种关联性。我国东部地区市场较为完善，产业积聚和产业集群极容易形成规模优势，生产要素、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供求信息较为完备，使得企业投资信息成本低，便于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决定，投资的产业或产品方向正确，承受的风险和损失较低，有利于企业从事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相对高级，而且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因此对资本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弱，资本的回报率也较低，因而投资的风险大，不利于吸引资本流入。

3.政府的政策性倾向引致投资地区差距

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呈现明显的空间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我国利用国内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差异。我国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最早在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因此在早期国外直接投资的资本积累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导致了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情况。我国政府实行的这种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吸引投资，进而由投资中心向边缘地区发展，利用资本的外溢效果来发展内陆地区，但是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资本的流动是要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的，只有政策性的引导并不能很好地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的实行，才次第地向中部和西部进发，但是政府的政策和管理手段的作用在目前还比不上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当然，随着中西部地区市场的进一步的发展，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政策引导的作用就会越来越明显了。可见我国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了国内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格局。并且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静止的，在得到政策性鼓励的地区获得这种先发优势以后，会形成一种持久的长期的优势，因此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的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国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先行优势创造的有利条件，使得我国东部地区的收益率普遍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国内资本和国外直接投资会比较倾向于东部地区。另外，由于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较为完善，其相关制度较为透明和清晰，会给予投资者减少不确定风险的信心。尤其是一些在自己的国内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中小资本为了继续生存，会进行产业的国际转移，而他们在选择投资国家以及投资区域时，比较注重的是政策上的优惠，会选择我国政策倾斜较多的地区作为生产基地进行直接投资。

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高素质技术人员的比较优势、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巨大市场容量、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及政府的政策引导等因素都对投资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以上要素条件上的差距仍然较大，所以国内投资和国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仍无法避免“东重西轻”的格局。但是，将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对比的话，中部地区吸引国内资本和国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增长相对较快，也是由于上文中所提到的这几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中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市场体系成长阶段、还是在人员的技术构成等方面都比较接近于东部地区，其区位优势较为明显，成为投资者次于东部地区的选择区域。

小结

总之，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投资差距。东部地区由于自身的天然地区优势、外部经济环境和政策倾斜的优势，其引资能力高于西部地区，进而经济增长率和收入都高于西部地区，引起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发展，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通过地区差距的成因分析可以为我国在发展地区经济的资源配置上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为寻求最优解决方案创造有利条件。

论文关键词：FDI地区差距国内投资差距区位优势

论文摘要：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地区经济不平衡增长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投资差距。本文根据我国内资、外资地区差距的现状，分析造成投资地区差距的形成因素：天然区位因素，外部经济环境和政策倾向因素。从而给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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