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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4 17:08:51

操纵范文篇1

关键词:关联方关系关联方交易利润操纵

证券界专家和业界人士在研究上市公司时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而又非常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上市公司每一年的财务报告中净资产收益率在10%-11%之间的占了绝大多数,而在9%-10%之间的却几乎没有。难道真的就那么巧合,每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都会以近乎相等的比例运作?就没有几个“歪鼻子斜眼睛”而千人一孔、万人一面?常人一看便知,这里有“猫腻”。猫腻就是利润操纵。传统的利润操纵方法如“地道走”、“海上飘”、“空中行”的“陆海空”模式,在日趋完善的法治建设中几乎走上了绝路,难得见到“加大库存,少计成本,虚增利润”、“多摊多提,多计费用,截留利润”等利润操纵的报道,随之而来的是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即利用关联方交易粉饰业绩或输出利润,从而达到特别目的的行为。

一、关联方交易

《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对关联方交易的定义为:“关联方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理解这个定义的关键点应该把握两点:

第一,关联方交易同时受《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和《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约束。众所周知,尽管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准则没有就关联方的定义作出明确界定,但给出了判断关联方关系的标准,即“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的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的也视为关联方。事实上,关联各方既是会计主体,又是法律主体,关联方交易属于《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界定的交易范围。收入准则第一条规定:“本准则规范企业在下列交易中形成的收入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①销售商品;②提供劳务;③他人使用本企业资产。”该准则还明确规定了确认收入应具备的条件,如第五条规定:“销售商品的收入,应在下列条件均能满足时予以确认:①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③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④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由此可以看出,关联方之间的资源或义务转移,其风险和报酬也随之相应转移,这也关联方交易的主要特征。

第二,关联方之间资源或义务的转移价格是关联方交易的关键。一般而言,关联方交易能在一般商业条款中使参与双方受益。所谓一般商业条款,是指那些不会比与非关联方交易可望合理受益更多或更少的商业条款。换言之,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时,其交易的价格具有公允性,即按公平价格进行交易;如果交易双方存在关联方关系,一般也能按公平价格进行交易。但例外情况时有发生,有时关联方交易是为了使交易的一方受益而进行的,因而其交易的价格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可能高于公平价格,也可能低于公平价格;有时因为存在关联方关系交易才会发生,因而交易的价格按成本进行计价;有时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其交易不进行计价。因此,关联方交易的价格可归纳为非关联价格和关联价格两大类,其中非关联价格一般是指公平价格,关联价格又有三种形式:变种公平价格、成本价格和零价格。目前,关联方交易价格在我国的相关会计准则中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实际工作中的关联方交易价格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相当的不稳定性。

二、利润操纵

操纵,意即用不正当的手段支配、控制。利润操纵,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支配和控制利润,以达到操纵者不正当的目的。

对于利润操纵,必须明确它的不正当性。这个不正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利润操纵的手段具有不正当性。我国的会计法律、法规、准则和制度等,对会计核算的要求,其口径是完全一致的,比如《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第十条规定:“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利润操纵者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会计核算不是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而是以夸大、缩小、歪曲、篡改的经济业务为依据,都是违反会计准则的。对不正当手段,有资深行内人士曾作归纳:瞒天过海,混水摸鱼,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虚晃一枪,暗渡陈仓,涂脂抹粉,锦上添花。谁都不会忘记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国家审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联合调查组对琼民源的调查结果:琼民源虚构巨额利润,1996年年报称5.71亿元利润中竟有5.69亿元是虚构的,他们所使用的手段与这位资深行内人士总结的手段有着惊人的相似。

第二,利润操纵的目的具有不正当性。俗话说“没有三分利,不起早五更”,利润操纵者总是会为了那“三分利”而起得个“早五更”。2001年,被中国证监会查处和被沪深证交所公开谴责、批评的100多家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是因为利润操纵而为。分析一下这些公司利润操纵的目的,显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政治需求不亚于经济利益。这些公司有些都是全国或地方有些名气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业绩,领导人也都是一些头面人物,有着较深的政治背景,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渐渐地失去了优势,为保昔日殊荣便不惜一切代价,账上添彩,表中生花,虚报产值,虚报收入,虚报利润。二是经济利益仍占主流,实现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双赢。有些公司在不具备上市条件时为了能上市,大肆包装财务数据,甚至聘请所谓的会计“高手”来玩弄数字游戏,蒙混过关,以合法身份“获得”上市资格。有些上市公司大肆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伪造金融票据等,极力粉饰财务数据,或实现配股资格,或免于摘牌,在单、证、账、表上做文章,以此来保住其上市的“牌位”。三是偷逃税款者为数不少。据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显示,1998年有八成以上企业的会计信息失真,1999年有九成以上企业的会计要素失实,剔除客观失真因素,占有较大比重的是为了偷逃税款,有些公司尤其是私营企业为了达到偷税漏税目的,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隐瞒销售收入,虚增销售成本,多提多摊费用,以实现截留利润,偷逃税款的目的。

三、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分析

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是指利用关联方关系进行交易而达到利润操纵目的的行为。相对于普通意义上的利润操纵,它们的显着不同点在于: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是利用了关联方关系,而关联方关系往往存在于控制或被控制、共同控制或被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各方,即建立控制、共同控制和施加重大影响是关联方关系存在的主要特征。从这一点上看,具有关联关系的各方,可谓是“一个鼻孔出气”,这就为操纵者利用关联方关系操纵利润提供了可操作的条件。纵观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案,分析其利润操纵的共性和个性,相信会给人们一些启示。

第一,需求分析。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总是有一定的目标性,也就是说,操纵者总是出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特殊的需要,才实施利润操纵的。这个需求就成了诱发操纵者利用关联方交易实施利润操纵的“催生素”。就上市公司而言,其需求有三:一是“配股”需求,为了保住上市公司的“壳资源”,通过关联方交易向壳公司注入利润或置换出亏损。如ST“HHGK”(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中涉及的仍在持续经营的公司均用特殊符号表示,下同)1999年利用关联方交易,将1.1亿元的库存和债务一并划给母公司(其实转出去的存货市价早已低于账面价值),母公司又豁免了ST“HHGK”5000多万元的债务,仅此而已,就使ST“HHGK”当年实现了0.35元的每股收益,步入绩优股行列,为实现配股打下基础;二是“保牌”需求,当上市公司经审计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或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低于股票面值时,就会在其股票名前加“ST”,当上市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等情况,其股票将会暂停上市,就会由“ST”变为“PT”,就会终止上市而“摘牌”。惟有不亏损,才能不加“ST”、“PT”或“摘牌”。还是那个ST“HHGK”,1997年面临摘牌威胁,它凭借着与母公司“CLHH”(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巨额关联交易渡过难关。三是“逃税”需求,目前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率为15%,而一般企业为33%,税率的巨大差异,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尽可能地把利润往上市公司转移。

第二,手段分析。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随着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制度的不断完善,其利用关联方交易操纵利润的空间越来越小,制定政策、法规、制度的专家们已经设想了可能会构成利润操纵手段的种种情况,并在相关的政策、法规、制度中明文禁止,除非一些利令智昏的操纵者还敢明目张胆地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利润操纵,比如财政部《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实施后,已经没有人使用过高或过低定价方法来操纵利润了。但这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显现出了狭小空间内的利润操纵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手段的隐蔽性,即利用关联方交易利润操纵的手续越来越齐全,与非利润操纵越来越不明显,越来越带有“技巧性”,越来越“狡猾”,比如关联方交易超越一般的股权转让和资产置换,直接表现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产馈赠,TG公司将净资产1.89亿元的某风景区开发公司赠予ST“BZ”,使ST“BZ”当年业绩扭亏有望就是典型的一例。二是手段的迂回性,即利用关联方交易利润操纵的手段显示出一种复杂的关系,处于一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局面,比如上市公司N1将商品高价销售给没有关联关系但同N1关系良好的客户N2,N2再将商品按原进价或略高于原进价卖给N2的关联方N3,最后再由与N1有关联方关系的N4购回,这种关联方一方高价卖出,关联方另一方再高价购回的迂回购销,显然已达到了操纵利润的目的。

操纵范文篇2

关键词：财务数据操纵、契约摩擦、沟通摩擦、会计的模糊性

近年来，"财务数据操纵"（financialnumbermanipulating）作为一种企业利润调控的手段被实务界广泛运用，它往往被称之为"会计戏法"（accountingmagic）或者"数字游戏"（numbergames）。相应地，它也受到会计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什么是财务数据操纵，本身尚无定论。财务数据操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财务数据操纵，其实就是盈余管理（earningsmanagement）。代表性观点是Hedy和Wahlen于1999年的解释:财务数据操纵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structure)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的时候，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报告数字的契约。广义的财务数据操纵包括了合法的盈余管理和非法的利润操纵。它是企业管理当局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前提，以目标利润为中心，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有目的性的干预，或者"真实地记录虚假的经济业务"。本文所采用的财务数据操纵指的是广义上的观点。

人们往往很痛恨财务数据操纵，认为这是对广大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欺骗，但很少有人分析财务数据操纵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本文尝试从财务数据操纵产生的根源着手，来分析财务数据操纵滋生的内、外部环境及诱因，并进而分析如何才能够减少财务数据操纵。

一、财务数据操纵内部条件--滋生的土壤

（一）委托机制--契约磨擦

企业契约理论的创始人科斯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包括管理当局与股东、债权人、政府、职工等之间的契约。其中企业与股东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关系。在委托关系的模型中，常常事先设定一整套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来划分双方的权、责、利。而事实上，无论是管理契约还是报告规则都具有不完全性和刚性（它们通常被看作是固定的、僵化的，缺乏弹性，即使有变化也跟不上外部环境变化的步伐），而现实需要是随着经济环境和企业本身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产生了契约与现实需求的矛盾。再加上经济主体的自利性，使得企业管理当局既有动机又有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去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财务数据操纵便应运而生。在这里，财务数据操纵常被用来解决由于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与现实情形发生磨擦所引起的问题，而管理契约和报告规则就成为财务数据操纵问题存在的内生变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契约磨擦"（blockedcontract）。

"契约磨擦"需要两个条件：利益冲突和合约的不完全性。以管理者和投资者为例，如果签订双方目标一致，即不存在冲突，管理者就可以完全按照投资者的要求行事，也就没有进行财务数据操纵的需要；如果合约是完全的，未来完全按合约的预期进行，即使存在冲突，因为合约规定是明确的，管理者也无法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标。

一般来讲，契约越有效，越完全，"契约磨擦"就越小。一个有效的契约应该能够恰当地激励企业管理当局选择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也就是，通过契约，迫使人分担其行动的后果，以此来激励人竭尽全力地工作。常见的手段是根据企业的盈余，来签订管理人员的报酬计划契约。

（二）信息不对称--沟通磨擦

仅仅用契约磨擦是无法完全解释财务数据操纵的产生与存在的。人们之所以无法消除财务数据操纵，还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symmetry）。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人拥有私人信息（privateinformation）,占有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信息交流和沟通，使得二者之间存在沟通磨擦（blockedcommunication），人不会也不可能把他所掌握的全部私人信息传递给委托人，这种披露也会受到披露成本、会计准则以及制度性和契约性的限制。正是有了沟通磨擦，企业管理当局才会在财务数据操纵中大有作为。

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信息不对称，还会带来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问题。信息不对称下，管理者将会有选择性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隐藏不利信息--逆向选择；在管理过程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福利而不是最有利于投资者福利的行为--道德风险。只要不存在一种能够反映企业行为的充分的信息指标，人就会利用其信息优势来侵犯委托人的权利。

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通常只能减少其影响。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建立一种有效的报酬契约。在委托人无法了解人努力程度的情况下，有效的契约能够使两者的目标趋同，从而最大程度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另一种办法，就是委托人要求人提供相关的财务报告信息。但是，由于以下原因的存在：管理人员的信息优势、管理人员和股东的利益不一致、内部控制不健全、会计和审计规则固有的缺陷，财务报告的作用变得相当有限。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契约安排的修正和信息的交流并不能完全消除沟通磨擦。这就使得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控制信息优势和编报方法的选择，来进行财务数据操纵。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会计信息的内部需求不足

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其有用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在我国，会计信息的需求先天不足。在委托-机制下，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得所有者的地位不断弱化，管理人员的地位不断强化，成为事实上的控制者。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方面，管理当局成为会计信息的垄断提供者，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而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最为有利的政策。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quot;契约磨擦"、"沟通磨擦"。另一方面，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角度来讲，在我国国有企业占绝大部分比重的情况下，所有者缺位、所有者虚化现象严重。作为会计信息的最大使用者的国家，天然缺乏对会计信息质量需求的内在动力。

而对于上市公司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更多关心的是股市行情，而不是企业的财务报表。许多投资者根本就不了解会计报表，甚至看不懂财务报表。这一状况使得企业的会计信息的内部需求不足。由于内部需求不够，对企业的有效监督自然不够，从而为企业实施财务数据操纵提供了机会。

（四）委托关系下的成本效益分析

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有效监督和强化沟通来消除或者减少"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但是在实践上往往行不通。主要就是因为成本效益分析。一方面，如果委托者通过强化监督来干预者的行为，确实可以使得管理者的目标与委托者的目标趋同，也就是减少"契约磨擦"。这一监督包括委托者自己的监督和聘请会计师严格审查，但这么不仅有很高的监督成本，而且还会严重影响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存在很高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委托者要求管理者披露全部的管理信息，而不仅仅是财务信息，这当然会减少"沟通磨擦"。但这样会产生很高的披露成本，其收益却很有限，得不偿失。

综合成本和效益分析，委托者和者会对二者进行权衡，选择一种效益最大化的方案。不会因为过分考虑"契约磨擦"、"沟通磨擦"，而采取极端行为。因为成本效益分析不允许这么做，技术上也会有很大的困难。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财务数据操纵滋生的土壤，有赖于"契约磨擦"、"沟通磨擦"等内生变量。而"内部需求不足"、"成本效益分析"则是这些内生变量存在的温床。

二、财务数据操纵外部条件--滋生的环境

财务数据操纵的存在，还需要一系列的外部环境，具体包括会计、审计的缺陷、法律的不健全等。本文就其对财务数据操纵的影响作深入的分析。

（一）会计本身的缺陷

会计作为一种信息系统和管理活动，本身并不是很完善，这既是它的特点，也可以讲是它的局限性。具体来说，主要有权责发生制、会计政策可选择性和会计的模糊性等。

1、权责发生制。

财务数据操纵的对象是"会计数?quot;。而由于会计本身计量基础的缺陷为财务数据操纵提供了机会。权责发生制是国际上通用的会计确认基础，它不以现金的收支期间作为确定收入或者费用的期间，而是以收入和费用的归属来确定，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待摊和应计项目。在权责发生制下，会计利润既包括本期经营收回的现金，还包括应计项目。企业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人为地调节应计项目来影响会计利润的大小。管理当局可以提前确认收入或者递延确认费用来调高利润，或者以相反的方式来调低利润。譬如，企业可以改变信用条件来刺激销售，从而改变收入的确认时点，同样，企业也可以推迟研发，机器维修等大项支出，来递延确认费用。权责发生制的存在，为管理当局的财务数据操纵提供了可能。

2、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

对于同一类经济业务，会计准则规定了很多可选择的会计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会计准则的制定本身就是多方利益权衡的结果，各利益相关方都会对准则制定机构施加压力，来影响准则的制定。为了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求得平衡，就比须赋予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另一方面，企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使得不同企业的经营情形千差万别，个性更为鲜明，共性不再很突出。会计准则不可能事无巨细都制定的很完备，势必留下一定的空间，即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会有多种备选方案。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结合自身情况，选择更适合本企业的会计政策。譬如，就固定资产折旧而言，就有直线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等。有选择，就有财务数据操纵的可能。企业管理人员就可以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挑选更有利于自身而不是更合适的会计政策。

3、会计的模糊性

会计的模糊性主要表现为会计提供的信息具有不清晰性、不确定性和不精确性，往往带有许多人为和估计的成分，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如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残值，另外对费用的预提、摊销、递延，对某些收入收回可能性的未来确认，等会计事项，都需要会计人员某种程度的人为估计和判断。虽然，在会计核算中，应当力求准确，但是，有些经济业务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坏账损失、存货跌价损失、或有损失等，因而不得不根据经验来做出估计。这就使得会计确认和计量不具备精确性，也给财务数据操纵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二）审计的不足

审计报告作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试金石"，在保证其质量、防范利润操纵行为等方面，功不可没。但目前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和审计人员对客户的妥协，也使得上市公司的虚假会计信息畅通无阻地登堂入室。长此以来，证券市场将充斥着虚假地财务信息，严重影响会计的信用，最终会导致自身审计责任的加大。

审计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审计的执业环境和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目前，我国审计人员的生存环境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还是很不令人满意。大家一直在抱怨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不够，却没有考虑其所处的尴尬境地。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审计的委托方是企业管理当局，而不是股东大会。其形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管理当局聘请注册会计师来监督管理当局。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企业管理当局是注册会计师的顾客，在这个市场经济社会里，对顾客说"不"的后果，不言而喻。实证研究表明，审计人员的独立性的提高和审计市场是相背离的（李树华，2000），所以审计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当局妥协后的结果。这种"审计弹性"使得企业虚假的信息能够以合法的面孔出现。但另一方面，我国审计人员目前的风险意识还很弱，很多审计人员还没有意识到自身职责的重要性和风险性。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银广夏"这样的案例出现。

（三）法规的不健全

法规的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会计法规的不完善和经济法规中的罚则不明。

1、会计法规的不完善

由于客观的、主观的原因，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等法规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而这些不足就会给职业道德方面有问题的会计人员进行财务数据操纵提供条件。会计准则等法规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会计准则不可能制定的很完备，总存在一些没有规范的地方。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缺位会使企业在准则外会计事项的计量和确认上有很大的弹性，造成"无法可依"的局面。第二，会计准则和会计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滞，准则的制定往往落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这也会产生一些"真空带"，为财务数据操纵提供空间。第三，会计法规的制定机构比较多，也导致会计及相关法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第四，会计信息披露内容规定不完善。在现有的信息披露规定中，使用了大量的模糊性字眼。这就使得对模糊字眼的理解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给财务数据操纵提供了很大的弹性。

2、罚则不明

罚则不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在现行经济法规中，还缺乏对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民事诉讼的详细规定。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刚从计划经济中脱胎而来，在制定与会计问题有关的法律规范时，往往比较重视行政及刑事的法律处罚，而轻视民事法律关系的调节。而现行民法通则难以调节证券市场中各方的民事关系。2、有些罚则措施有待商榷。我国的法规规定，如果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操纵行为造成了公布的信息失真，最终导致投资者受损，处理方案往往对上市公司罚款。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上市公司资金的来源，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投资者其实遭受了双重损失。

三、财务数据操纵诱因--催化剂

内部条件、外部条件，还只是为财务数据操纵提供了土壤和生存的环境。也就是说，只是为企业管理当局进行财务数据操纵提供了可能。各种诱因，就成为财务数据操纵的催化剂，激励或者刺激着管理当局进行财务数据操纵。具体来讲，财务数据操纵的动因主要有以下的几种：

（一）筹资动因

筹资动因主要是针对上市公司而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筹资动因是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操纵的直接动因，具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IPO阶段。《公司法》对上市有着严格的规定，如必须在近三年内连续盈利。为取得上市资格，企业便采用财务数据操纵，通过财务包装，合规合法地"骗"得上市资格（李志文，2000）。同时，盈余粉饰后的报表还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股票定价，有利于较多地筹集资金，降低筹资成本。(2)配股阶段。中国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配股，要求"最近三年内净资产平均收益率在10％以上，计算期内任何一年都必须高于6％"。为了达到配股资格线，上司公司积极利用财务数据操纵调整净资产收益率，10%现象引人注目（蒋义宏，1998）。(3)增发新股。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定价政策由承销商与发行公司协商，这也会导致财务数据操纵行为。（4）退市压力。《公司法》规定，"最近三年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应暂停其股票上市。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年度明显地非正常调减盈余；而在扭亏为盈的年度，又明显地存在调增收益的行为。

（二）管理当局的业绩考核。

管理当局的报酬往往建立在盈余的基础上。所以，当委托人与人（管理当局）在签订奖金计划时，一方面企业的业绩好坏影响到管理当局的利益；另一方面，管理当局作为企业经营的人，拥有各种操纵盈余的权力。这两方面结合的唯一结果是管理人员有很强的动机去修饰公司业绩指标，以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奖金。

（三）政治成本动因

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业面临着与会计数据明显正相关的严格管制和监控，一旦财务成果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企业就会导致严厉的政策限制，从而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越大，管理者就越可能调整当期报告盈余。特别是战略性产业、特大型企业、垄断性公司，其报告盈余较高时，会引起媒介或消费者的注意，政府往往会对其开征新税，或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为了避免发生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会设法降低报告盈余，以低盈利的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此外，许多私营企业也因害怕"树大招风"，而通过财务数据操纵来减少利润。而与之相反，一些国有企业为蒙骗上级主管和捞取政治资本，往往会调增利润，以避免企业及其管理者受到的政策管制和行政处罚。

（四）债务契约动因

债权人与企业签订债务契约是为了限制管理者的"逆向选择"选择的问题。债务契约中通常包含一些保证条款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如不能过度发放股利、不进行超额贷款等等。有些商业银行甚至规定不得向亏损企业贷款。这些都使得企业不敢轻易违反有关条款，因为违反这些条款会招致很高的违约成本。如果企业的财务状况越接近于违反债务契约，管理者就越有可能调增报告利润，以减少违约风险。如果是长期债务合约，企业管理者通常会将各期收益均衡化，避免偿债能力比率大起大落，从而减少违约的可能性。这样，财务数据操纵就成为企业减少违约风险的一个工具。

四、财务数据操纵的对策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财务数据操纵是现代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但财务数据操纵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会计问题。无论从其生存条件还是从其主体看，财务数据操纵涉及一系列的经济管理问题。

财务数据操纵的存在有其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具体包括内部条件、外部环境和诱因，他们共同构成了财务数据操纵的滋生条件。要消除或者减少财务数据操纵，就有必要从这些条件入手，一旦这些条件不具备了，财务数据操纵也就无法存在了。

（一）内部条件的减少。

在内部条件中，人们不可能完全消除契约磨擦和沟通磨擦。尤其是在信息沟通方面，人永远都会拥有一部分私人信息，这些信息也永远不可能全部被委托人或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完全知晓。因为，法律不允许这样做，成本效益原则也不赞成这样做，技术上也还存在问题。因此，财务数据操纵的内生变量不会完全消除，财务数据操纵也将会继续存在下去，除非市场经济不存在了。但是，它可以通过"经理人市场"的建立来有效的抑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同时，内部需求不足的问题是可以通过产权明晰和市场规范来解决。产权明晰使得所有者缺位的现象的以消除，市场的规范使得投资者更多地关注会计信息，从而产生较强的内部需求。

（二）外部条件的消除和减少。

在外部条件中，会计本身的缺陷是无法解决的，或者说解决的成本太高。而其他的外部条件则可以通过法规的规范来减少财务数据操纵的可能性。具体来说，有以下的对策：

1、审计局限的减少

审计局限的减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改善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和增强他们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改善执业环境就要提高股东大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由股东大会委托注册会计师审计，从而改变管理当局聘请的局面。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发挥审计人员的监督作用。增强风险意识，就要加强注册会计师风险意识的培养。风险意识的培养有两种途径：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不断提高其执业水平，另一方面，典型案例的处罚将有效地培养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

2、会计法规的完善

（1）加强准则的制定工作，特别是目前问题较多的企业合并、合并会计报表等准则。并在广泛征求国内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认真补充和修订已出台的具体会计准则和制度，尽可能多减少准则外事项，从而规范企业的经济业务，为会计信息的加工、处理提供更为科学的指导。在制订过程中，还要注意协调各部门的规定。准则和法规的制定部门应多作沟通，从而保持制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2）加强上市公司对相关信息的披露。如上市公司发生资产重组、关联方交易、变更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室事务所时，应对事情发生的背景、原因、或者理由作充分陈述并予以披露。这样做不仅利于发现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操纵行为，而且给监管部门提供了极好的监管线索。监管部门还应该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要求公司披露的信息是公司披露的最低限度，公司披露信息时应作到"从多不从少"的原则。

3、经济法规的完善

（1）明确相关的法律责任。政府部门应该通过现有的会计诉讼案例，加强对我国会计法律问题的研究。"琼民源"、"红光实业"、"ST猴王"、"银广夏"等案例的出现，为研究中国的会计法律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素材。通过认真研究这些重大的诉论案件，寻求其理论根源及对策，从而界定相关重要概念：如虚假会计信息的认定、如何处理其民事责任、如何在责任人之间分担等等。尤其应该明确虚假会计信息的责任，严惩随意操纵行为，从而加大财务数据操纵的机会成本。

（2）修改《民法通则》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和相关的罚则。在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投资者作为原告负有举证义务，其艰难可想而知，这也给财务数据操纵以可乘之机。

（3）修改相关的罚则。若因上市公司确有利润操纵行为提供了虚假会计信息，而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应当受到惩罚的是公司主要负责人，即直接负责的董事和经理人员，而不应是广大投资者共同承担罚款。

（三）诱因的减少和消除

1、IPO不必以发行股数作为控制标准，而以募集资金总额为控制标准。这样，不仅有利于国家宏观掌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规模，而且上市公司为提高发行价而对历史数据过度包装的利益驱动也会有所削弱；上市公司申请配股资格，改单变量控制为多变量控制，改绝对数控制为相对数控制。因为利润是一个含有太多主观因素的人工产物，会计上净资产收益率的计量受到利润确定和资产计价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多变量和相对数，将大大提高财务数据操纵的难度?quot;停市"的规定也值得商榷。会计损益是一个人工变量，小幅度调整易如反掌，以亏损与否作为暂停或中止交易的唯一标准未免过于简单。建议还可以考虑是否有多次违法违规行为、是否严重资不抵债、是否不再具有投资价值等因素。

2、改变考核机制和评价机制。现行的考核机制是一种典型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现象，这显然成为管理当局财务数据操纵的直接动因。当管理人员的报酬不再和盈余单项联系时，企业财务数据操纵的动机自然就减弱了。譬如可以将报酬和现金流量、市场占有率等多指标相联系，这些指标的可操纵性很弱，显然可以弱化财务数据操纵的利益驱动。也可以尝试用股票期权来激励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期权将管理当局的报酬和未来的股价挂钩，有一段时滞效应，这也可减少引发财务数据操纵的因素。政府部门、银行部门考核和评价企业业绩，也不应该是单指标体系，最好和现金流量相结合，或者建立多指标考核体系。

参考文献：

1、Scott,WilliamR.1997,FinancialAccountingTheory；

2、Healy,PaulM.AndPalepu,KrishnaG,1993,TheEffectofFirm''''sFinancialDisclosureStrategiesOnStockPrices,AccountingHorizons,Vol.7No.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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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树华，2000:《审计独立性的提高和审计市场的背离》，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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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魏明海，2000：《盈余管理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述评》，《会计研究》第9期；

TheAnalysisOfFinancialNumberManipulating

操纵范文篇3

1、获得融资资格

企业上市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从证券市场上筹集到大量的资金，许多企业发行股票和股票上市的愿望十分强烈。根据有关证券法规的规定，发行和上市股票的公司必须具备三年盈利的条件，于是一些本不符上市条件的企业，为了能上市，采用各种手段进行盈余操纵，甚至造假：股票已上市的公司可以通过配股或增发新股在证券市场进行再融资。由于在我国资本市场中，股东对上市公司经理层的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上市公司没有分红派现的压力，股权融资成本较低，配股或增发新股的意愿也十分强烈。但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配股，在其申请配股的前三个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在10%以上；属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类的公司可以略低，但也不得低于9%；上述指标计算期间内任何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在这种约束条件下，一些经营业绩较差的上市公司就想方设法进行盈余操纵，以抬高净资产收益率。尤其是那些前两年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已达到10%的公司，如果第三年净资产收益率达不到10%，则前功尽弃，于是在配股或增发新股动机的驱驶下，更会采取各种手段操纵盈余，以期获得配股资格。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控股股东能从上市公司获得大量的资金。当上市公司连续三年未能配股或增发新股融资时，控股股东往往具有很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

2、提高新股发行或配股价格。

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最直接目的就是大限度地从证券市场筹集到资金。公司所能够募集资金的数额取决于股票发行数量和每股发行价格两个因素。由于我国对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数量有额度限制，在有限的额度内要获得最大限度的资金量，只有提高股票的发行价格。股票发行价格等于每股收益乘以市盈率，而市盈率的大小受到政府的管制，所以每股收益的大小就成为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多少的决定因素。因此，上市公司都有意提高每股收益，一些券商为了争取到公司的承销资格，承诺帮助公司进行利润包装，在公司业绩不佳的情况下，为了募集更多的资金，就产生了进行利润操纵的动机。此类问题在配股过程中同样存在。配股价格一般按该上市公司股票一定期间市场收盘价平均数的一定比例进行确定。为了尽可能以较高的价格进行配股，上市公司往往配合庄家推高股价或将股价维持在较高的位置，但股价需有业绩支撑，因此，需配股的上市公司往往会通过盈余操纵来提高公司业绩。

3、二级市场炒作（操纵股价）

企业股票上市后，为维持股价或为使股票价格能达到预期的波动，常利用不实的财务报表，以达到目的。股票价格预期的波动也可能是蓄意地使股价作暂时的下跌，以便操纵者得以廉价购进股票，以取得更大的控制权或待价而沽。

4、扭亏为盈，改善公司在二级市场的形象或避免处罚

公司上市对于企业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提高公司的知名度，许多公司在上市以前默默无闻，无人知晓，但上市之后却成为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关注的热点。企业的知名度大幅提高，作为企业的大股东和经营者的声誉，能力也和上市公司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控股股东与管理者的形象往往与上市公司的形象俱荣俱损。如果上市公司业绩不佳甚至亏损，公司的股票就会进入“垃圾股”的行列，公司的形象也随之受损。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特别处理”和“摘牌”制度更是给上市公司敲响了警钟，形成巨大的压力。按照我国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或当年每股净资产低于面值，就要被实施有别于其他股票的交易制度，在股票名称之前冠以"ST"符号以示区别；如果连续三年亏损，上市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即被“摘牌退市”。为了避免公司股票被戴上ST，一些公司会竭力操纵粉饰其经营业绩，尽可能避免连续亏损情况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出现的上一年巨额亏损，第二年扭亏，第三年又亏损等奇怪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有些上市公司如果已被带上ST帽子，为了不被退市，这些带帽公司一般都表现出强烈扭亏为盈的欲望以达到摘帽的目的。如果正常的经营不能保证上市公司摆脱困境，相关的利益关系人必然会进行利润操纵借以扭亏。

二、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的手段

盈余操纵手段可分为会计方法和非会计方法。会计方法主要包括巧用会计政策，非会计方法主要包括关联交易、改变交易方式和时间、地方政府支持等。

1、巧用会计政策

巧用会计政策是最常见也是最原始的盈余操纵方法。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坏账的核算方法、长期投资的核算方法、无形资产的核算方法、产品开发费的核算方法、职工保险金的核算方法等的选用及变更均会对会计利润数额产生一定影响。会计方法的变更除由于会计准则变迁、采用新方法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等正当理由外，往往是为了操纵利润，尽管会计政策的变更为会计准则所允许，但通过会计政策的变更来操纵利润的行为容易被审计人员甚至公众识别，且效果有限，因此，利用这类方法进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较少。

通过各类准备金的计提和冲回是上市公司调节损益的一种重要方法。目前，要求提取减值准备的资产有应收账款、存货、长短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依照现行会计制度，上市公司在各项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方面，具有很大的自我调节余地。这就给上市公司机会利用有关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来大幅地调节损益。尤其是有些上市在亏损年度，集中巨额地计提各项准备，当年大亏一把，使企业轻装上阵，为下年度扭亏为盈作好准备，如某家电上市公司2001年年报巨亏七亿多元，其中就含有计提的大额准备，但2002年第一季度则扭亏为盈。另外，由于会计制度对企业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可以采用预提或待摊的方式处理，而固定资产大修理的时间及金额均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利用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来调节利润就具有较大的弹性。有些上市公司尤其是制造类上市公司，把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的预提和冲回或待摊挂账作为调控损益的一种方法。

2、关联交易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不能全流通，股权较集中，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操纵是最常用的手法。据蒋义宏对上市公司经理进行调查，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操纵的支持率达55.56%（《证券市场导报》，2001.3），另据对沪深两市2000年的1018家上市公司统计，发生了各类关联交易行为的有949家，所占比例高达93.2%。其中，有488家上市公司向其关联方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涉及总金额达1217.58亿元。在资本经营活动发生了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214家。另有844家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存在应收应付款的结算余额，上市公司关联应收款总额达828亿元，关联应付款总额为237亿元。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比较泛滥，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财务成果影响较明显。

通过近几年的演化，现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手段主要包括：资产置换、股权转让、托管经营、内部转移定价、出售无形资产、甚至还有“无偿赠予”等。

3、改变交易方式和时间

通过改变交易方式和时间来操纵盈余的做法在上市公司不断花样翻新。一些对外投资较多的上市公司，视被投资企业的盈亏状况来调节持股比例，以改变对外投资的核算方法，达到操纵盈余的目的。对于盈利状况较大的子公司，如持股比例在20%以下，上市公司一般会寻求提持股比例至20%以上，从而改用权益法核算，以增加当期收益；对于连年亏损的子公司，上市公司一般会将持股比例减至20%以下，从而改用成本法核算，以暂时隐藏该项亏损；有的上市公司年末超负荷接受订单，尽可能多发货物，向顾客提供特殊信用条件以尽可能提前实现销售收入；有的上市公司借助与第三方签定“卖断”收益权的协议，提前确认收入；另外有些广告费较大的上市公司，采用上年度预付或下年度后付的方式来操纵盈余等等。

4、地方政府支持

地方政府给当地上市公司“业绩”援助，是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一种特殊现象。从地方利益看，利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对推动地方经济作用很大。一个地区上市公司的的指标很紧，壳资源十分珍贵。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不忍上市指标作废或失去宝贵的已上市资格，便不惜向本地区上市公司进行援助，给予政策上的扶植。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援助就成为许多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重要手段。比如，地方政府为扶持上市公司，越权给上市公司减免所得税和增值税的退税；在上市公司业绩不理想的情况下，为确保上市公司的利润，使其达到二级市场上筹资的要求，地方政府往往会直接为上市公司提供财政补贴，有的补贴数额很大，显然是“业绩不够，补贴来凑”。许多上市公司的补贴收入在利润表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此外，地方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对上市公司拖欠的利息予以核销减免，也是地方政府援助上市公司的一种重要形式。据统计，1997-1999年度实际应税税率为15%的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85%（含约15%因先征后返而实际享受15%税率的公司）。这些实际征收15%税率的公司除了部分按照税法规定可以实行优惠税率的公司外，许多是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实行15%实际应税税率或先按33%税率计征所得税再将超出15%的部分返还。更有约3%强的公司享受零税率待遇。1999年，有超过54%的上市公司获得政府各种形式的补贴。

三、减少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的对策

盈余操纵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它的存在与市场效率、会计制度建设、对公司的考核评价方式、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公司的外部监督密切相关。要减少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提高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二十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Pama提出有效市场理论，并将有效市场划分为弱式、半强式和强式市场。公司管理当局盈余操纵的最大受害者是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果所有的外部利益相关者都是理性的，并且具有了辨析财务报告及附注的能力和知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取信于外部相关利益者，公司管理当局就会减少盈余操纵。

2、完善会计准则与方法。会计准则的制订和规划，应具有超前性，对未来经济行为的创新和会计环境的变化有较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尽量避免会计处理中“无法可依”的现象出现。参照国际会计惯例的发展趋势，尽量减少会计准则（制度）中可选择的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以缩小会计选择的范围，降低因会计程序和方法的多种选择性而造成的盈余操纵问题。

3、改进对公司的考核评价方式。首先，考核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成果应以营业利润为主，而不是净利润或利润总额，尽管对营业利润也会加以操纵，但相对而言，该指标较净利润和利润总额要实在得多。目前，计算各种利润率指标以及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大都选用净利润和利润总额，营业利润往往被冷落。从构成上看，利润总额和净利润除受营业利润影响外，还受投资收益、补贴收入、营业外收支净额、所得税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后几项正是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主要渠道。笔者认为，营业利润受非正常因素影响小，用它取代净利润，计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或每股收益等，更能准确反映公司的收益水平。一些上市公司营业利润很低，甚至亏损，但净利润却很高，可能这些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较高，但这些公司不具有成长性和发展潜力。如果避开受投资收益、补贴收入、非经营性损益及所得税率影响的净利润指标，将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的行为。其次，应削弱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地位，用一个指标体系取代单一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评价公司的收益水平。如前所述，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极易被粉饰，以该指标决定上市公司能否配股或增发新股，显然是不科学的。笔者建议，建立一个指标体系，综合考核上市公司的质量。如设总资产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每股净资产、每股现金流量等指标，弥补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不足。在上述指标群中，每股现金流量是极其重要的指标，该指标可以揭示企业盈利能力质量的高低，是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的重要补充指标。每股现金流量越高，说明净收益的收现能力强，盈余能力的质量高，也证明公司资产流动性好，营运能力强。证券监管部门通过对上市公司现金流量分析，判断其是否需要配股，以避免把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唯一评判标准而形成的上市公司通过操纵盈余虚增净资产收益率的弊端，从而有效抑制上市公司操纵经营业绩的行为。

4、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缺陷明显，股权高度集中，一股独大，造成上市公司没有分红派现压力，股权融资成本极低，配股和增发新股的意愿十分强烈。不断从证券市场上进行再融资，是上市公司操纵盈余的主要动机。因此，解决一股独大，提高股权融资成本，降低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再融资的欲望，是减少公司盈余操纵的关键所在。另外，改善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关系，加强外部审计的独立性，是抑制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的重要途径，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与经理层（管理层）重叠，董事会及监事会功能弱化，内部人控制严重，公司经理人实际上集公司决策、管理、监督大权于一身，造成公司经营信息不透明。公司治理结构呈现以“经理为中心”的模式。在以“经理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下，注册会计师审计关系受到极大影响。在审计委托人、被审计人与审计机构三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中，公司经营管理层实际上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即由公司经理层聘请审计机构来审计自己，并且审计费用等事项由公司经理层决定。这种由被委托人监督委托人的程序，从根本上破坏了审计关系中的平衡关系。审计机构在与上市公司的“搏奕”中处于明显的被动地位，难以保证审计的独立性。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自身利益，迁就上市公司，默认其会计操纵行为，甚至与之共谋“作假”。为了改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关系，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应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建设，建立合理的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笔者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在我国上市公司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建立和保持一个完全独立于公司管理层并不受其他关系牵连、能独立进行判断的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履行选择、聘用和解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职能，并有权与外部审计人员讨论审计计划和审计结果、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等事项，以大大增强外部审计的独立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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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97-2001年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矛盾

（一）商业银行主导的融资模式与证券市场国际化要求之间的矛盾

1.金融领域的现有融资模式仍以商业银行融资为绝对主导地位。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证券市场融资已获得广泛认可并有较为充分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证券市场国际化的一个首要要求就应该是国内证券市场已经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从而实现证券市场融资与商业银行融资两种方式的协调发展，但目前在我国金融领域中商业银行属于绝对主导的融资模式，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要求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首先，从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基本都是通过商业银行储蓄存款的大幅增长体现的。1994年城乡、城镇和农户储蓄中定期存款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8.2%、78.0%、79.1%，直到1999年上述比例仍没有明显变化，分别为75.4%、74.5%、79.4%，表明居民收入大幅增加部分基本上被用于纯粹储蓄，收益表现自然为单纯的利息收入，只有极少部分由储蓄转化为投资，重新进入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一项统计表明，居民储蓄中用于证券投资的比例平均仅为3.7%左右，这一比例显然是非常低的。

其次，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过度银行化”现象十分突出。由于我国在经济上属于后发展国家；强大的外部压力（短期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使其不愿通过慢慢集聚资本来实现工业化，而是采取政府干预下由银行推动的工业化模式。这一模式中，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工业发展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旨在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部门中去的金融中介。换句话说，就是银行信贷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商业银行融资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出现了经济发展过度依赖银行的“过度银行化”现象。自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证券市场融资方式逐步得到重视，但从目前我国企业融资构成来看，银行贷款仍占有绝对主导地位。

2.证券市场融资和商业银行融资发展不协调，不符合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要求。我国目前的融资体制仍然以商业银行为主导，而证券市场的发展则相对滞后。这种融资体制下，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府控制下的银企关系背离市场运行规律，一方面，由于市场信号扭曲导致金融中介资源配置功能的紊乱，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行为缺乏约束出现巨额的银行坏账。

（二）金融监管不完善与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金融风险之间的矛盾

1.金融监管不完善下的金融开放具有很大的金融风险。金融运行是经济运行的综合反映，金融改革是前沿，只有在金融安全基础上的证券市场开放才是真正有效的对外开放，如果在金融不安全基础上进行证券市场开放，不仅是无效的，而且会加剧金融的动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这些国家在金融监管制度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盲目地过度开放证券市场，导致事前盲目的金融扩张和事后资金的大规模抽逃，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2.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模式具有明显的刚性特征，尚无法有效控制国际金融风险。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基本上是以严格管制为主要特点（资本账户不可自由兑换），以本国市场为监管对象，以手工操作为基本手段，这种监管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金融发展趋势。在这种金融监管水平下，开放证券市场的风险是难以估量的。既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回避它，而应当勇敢的挑战风险。因为任何想要“堵”风险的企图都是危险的，它一方面制约了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没有起到一个有效的监管作用，而且风险掩盖到一定程度可能会以一种更为强烈的形式爆发，从而引起大规模的危机。由此可见，在证券市场开放之前，努力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水平，增强我国金融市场的抗风险能力才是明智之举。

（三）金融调控手段单一与国际金融市场自由化之间的矛盾

1.我国目前的金融调控手段仍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使市场经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但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度和市场化程度明显滞后于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中的其他生产要素改革。

首先，在金融调控方式上，仍然延续以往的直接调控思路，调控手段行政化特点突出。我国由于长期以来一直习惯计划调控手段的运用，如信贷规模限制、信贷总量、结构管制等，对经济、货币供求的调控不是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而是采取强硬的行政命令手段，这对习惯于在市场化环境下运作的国外资本来说是难以适应的，必将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

其次，作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载体——国债市场，发展严重滞后，远远没有形成像国外一样标准化、有序化、经常化的发行机制，而且截至目前我国发行国债的基本动因还只是弥补财政赤字，其调控功能完全没有得到发挥，在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发行手段和流通等各方面与标准化的调控工具都相差甚远。

最后，利率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都是作为货币政策作用的中间目标，是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的对象。在我国，人民银行目前并不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利率，而是直接制定利率，这不仅说明中国目前的利率不是市场利率，只是一种行政性利率，是一种外生变量，也决定了这种利率与经济的相关性较差，对经济行为的调节效应微弱。投资者希望通过把握利率的变化来洞察经济波动的规律，做出正确的决策、或者是货币当局希望通过利率的变化来调整投资者的行为，都是难以有效实现的。

2.行政化的调控手段显然无法适应国际证券市场的金融自由化倾向。一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根本保证必要条件之一就是金融市场自由化、金融调控手段市场化。没有这一基本条件，则必将大大削弱本国证券市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因为资本是具有最强烈逐利性的事物，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国际资本对处于金融压制中的国家往往是不感兴趣的。

（四）外汇管制与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从金融体系各部分的内在联系看，一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过程就是一国汇率制度不断放松乃至取消的过程，可以说，外汇管制程度将直接决定一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进程。证券市场国际化属于以证券为媒介的国际间资本流动，这种流动必然会受到不同币种的兑换制度和出入境制度的影响，如果货币交易实行比较严格的管制政策，汇率决定机制非市场化，本外币出入境不自由，投资者参与投资的证券资产流动性和收益性就无法保证，将直接影响到国际资本的交易是否通畅、便捷。因此，境外投资者在进行跨国投资时，会对该外汇体制十分关注。

总之，从短期看，外汇管制有利于保护我国证券市场免受国际游资的冲击，但从长期看，如果不把握时机进行改革，强化我们在经济、市场和监管等方面的市场化建设，必将成为限制我国证券市场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障碍。可以说，中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目前与人民币完全实行可自由兑换的时机以及对资本账户放松管制的进度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

三、证券市场发展不成熟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矛盾

（一）证券市场规模偏小，很难满足国际资本的流动性要求

无论从股票市场总规模、上市公司数量还是交易金额来看，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交易所相比都存在明显的差距：沪深两市相加的股票总市值也只相当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5.25%左右，如果进一步扣除我国证券市场中的非流通股权的话，市场规模差距将更为明显；但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家数已经达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44%。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与国际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规模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具有稳定增长特征的大型蓝筹股恰恰是许多机构投资者青睐的投资品种。当然，如果以衡量一国证券市场发达程度的证券化率来看，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证券市场未来的发展空间将更加巨大，而我国宏观经济在过去的10年中始终保持了高速、稳健的增长，将给未来证券市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也必将对国际资本通过证券市场分享我国经济增长成果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但规模巨大的国际资本一旦形成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良好预期，也将对我国证券市场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二）股权结构不合理，流动性低且集中度高，缺乏对国际资本正常流入的吸引力

证券市场最大的特点是充分体现资本的意志，对于许多中小投资者而言主要是行使其“用脚投票”的权利，对于许多资金规模很大的机构投资者而言就不仅局限于此，他们对于股份公司包括股权结构在内的基本情况更为关心，而且包括在一些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以及保护自身投资安全等方面能否真正行使一个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而保证这一权利的基础就是需要一个合理的股权结构基础之上的法人治理结构。从中石化在海外市场上市的过程和国外成熟机构投资者评价上市公司的眼光来看，他们不仅仅关心企业所处行业的成长性或垄断性，而且对企业的管理层、股权结构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考虑。但就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非流通的国有股在整个市场中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一股独大”且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将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股东的意志。

应该说，国有股减持政策的酝酿和出台，正是为了改善目前上市公司股权低流动性缺陷，可以肯定，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股权结构的流动性缺陷必将得到逐步改善，但从截止2000年6月29日沪深证券市场规模来看，总股数为3943.61亿股，总市值为53630.58亿元，其中非流通股比例高达65.04%，这种低流动性的股权结构至少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国有股权及法人股权的非流通性，降低了我国证券市场整体的流动性，造成了国有股权及法人股权交易的封闭性，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非流通股权在整个证券市场中占有绝对的控股地位，形成特殊的不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截止1998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所持股本占总股本的平均比例为45.33%，前三大股东、前五大股东以及前十大股东的平均持股比例为57.35%、59.66%和62.75%。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市公司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50%-80%之间最为密集，平均为58.97%，这一指标比美国高50%，比日本高25%以上，比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德国还高17%左右。

最新的研究表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低下的主要原因，而且从国内外的众多数据来看，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好坏与股权分散程度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股权集中度在40%以下时，业绩存在稳步提高的趋势，如果一旦超过40%后，业绩出现明显的下滑迹象。因此，降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提高股权的流动性，真正发挥外部监管机制的有效性，才有望逐步改善目前上市公司业绩不佳和股权流动性低的现状，才能增强对国际长期资本的吸引力。

（三）股价总水平存在相当多泡沫，高股价、高换手率的市场特征与国际长期资本的偏好存在一定矛盾

资本的本质是逐利性，任何国际资本的流动都是基于一种寻求获利空间或回避风险的考虑，因此，证券市场对国际资本吸引力的强弱总是与自身的投资或投机价值密切相关的，这既是美国经济稳定增长背景下其证券市场获得全球资本追逐的根本原因，也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关键原因。而以我国证券市场目前的投资价值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过高的市盈率水平显然难以对国际资本形成强有力的吸引。相反，如果国际资本涌入是基于我们自身的监管或体制缺陷原因的话，其必然是一种加剧金融风险的短期资本，对当前的投机气氛将起到推波助澜的负作用，届时极有可能对我国证券市场以及整个经济发展带来极强的伤害。

首先，以市盈率指标衡量，我国沪深两市的整体价格水平明显高于世界主要交易所的价格水平，虽然从我国证券市场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来看，市盈率高于发达国家也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的关键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股价结构无法准确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一方面经营业绩滑坡的上市公司不断增多，而绝大多数公司的股价依然保持着相当高的市盈率水平，甚至还存在一些经营亏损而继续以较高价格维持交易活跃的上市公司；另一方面许多资产规模（更准确的说是股本规模）较大、经营业绩稳定而优良的上市公司，始终处于低于市场平均市盈率水平的区域；还有一些上市公司虽然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业绩的高速增长，但上涨更为快速的股价表现依然无法仅仅从业绩增长获得合理的解释。这种不合理的股价结构对于关注长期稳定收益的国际长期资本而言，显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国际短期资本而言或许存在一定吸引力，但与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根本目标却差之甚远。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以年换手率衡量我国证券市场活跃程度的话，要远远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交易所，包括被认为代表新经济的最活跃的NASDAQ交易市场，而与高换手率相伴而生的就是整个市场的波动幅度偏高、波动周期偏短的市场特征。应该说，交易的活跃和波动幅度的偏高对于寻求短期获利机会的短期国际流动资本而言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但与证券市场国际化真正希望吸引的长期国际资本的偏好则存在较大差距，因为他们并不期望通过频繁的交易来实现自己的盈利预期，也不希望通过把握市场短期波动机会实现自身的盈利预期，而是追求通过长期投资来实现稳定的投资回报。但是，换手率的降低和波动周期的延长需要整个证券市场投资理念的逐步转变，而长期投资理念的培育既能延长各类投资者的持股期，也可以逐步改变目前我国多数投资者的择股标准，使股价水平和结构进一步趋于理性和合理。

（四）证券市场体系不健全、交易品种单一，无法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风险要求的国际资本需要，也无法有效分散潜在的金融风险

1.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状况与国际证券市场存在相悖现象。事实上，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是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体系的两大支柱，从全球证券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来看，债券市场也始终是一个国际资本流动更为活跃和青睐的市场。但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体系非常简单：(1)债券市场发展明显滞后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规模的大小和发达程度对于国际资本的流动倾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债券市场具有流动性高、风险低、收益稳定的特点，所以总是机构投资者重要的投资组合品种，其规模和发展速度远非股票市场可比。但我国目前的债券市场规模小、市场化程度不高，根本无法满足国际资本的投资要求。(2)股票市场本身缺乏层次。以美国证券市场为例，其既拥有历史悠久、上市条件严格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拥有发展迅速、上市条件稍低的NASU,AQ交易所，还有第三、第四交易市场，从而为不同风险要求的投资者提供了不同的投资选择，也为不同筹资要求和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了充分的融资选择。但我国目前只拥有类似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交易市场层次，既无法满足不同的投资者风险要求差异，也无法实现不同规模企业的不同融资要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国证券市场退出机制无法启动的重要障碍，客观上成为我国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的原因之一。

2.金融衍生产品缺乏，无法满足国际资本的避险要求。从证券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来看，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涌现功不可没，它既是国际资本收益和避险要求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的重要原因，应该说，多样化的金融交易品种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但就我国目前的金融交易品种而言，显然无法满足国际资本多样化的收益和避险需求，金融衍生品种之所以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者可以借助多样化的衍生交易品种来规避证券市场潜在的各种投资风险，而我国证券市场目前可以说还没有任何一种可以有效回避或降低投资风险的金融衍生交易品种，也没有股票投资的“做空”机制，而证券市场本身的波动幅度和波动周期又无法为理性的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一个宽松的投资环境。

（五）相关经营机构在业务创新、盈利能力等综合实力方面与国际综合性投资银行存在巨大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讲，证券经营机构可谓证券市场运行的核心，它一方面承担着为投资者交易媒介、咨询服务的中介功能，另一方面也为筹资者提供发行上市、资产重组及多方面的财务顾问类服务。不仅如此，证券经营机构还往往是金融交易产品的创新者，正是不断的创新，推动着证券市场长期保持高速发展和稳定活跃。从美国证券经营机构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其证券市场几百年的发展史上，大型投资银行经历了“混业——分业——再混业”的过程，目前采取的混业经营模式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传统商业银行资金实力雄厚的优势支持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利用投资银行的盈利能力提高传统商业银行的获利水平。当然，这一模式的根基所在就是要拥有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能够成功地控制和降低因此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传递现象。

对应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目前的分业经营是有利于维持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的，也是有利于防止某类金融风险向其他领域扩散的有效模式。但是，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相互渗透和扩散的同时，也限制了传统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的提高，限制了投资银行拓展业务过程的筹资渠道，使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在资金实力、业务品种以及创新能力上都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首先，从经营规模来看，我国证券经营机构1999年的平均资产规模尚不足国际大型投资银行1998年资产规模的1/10，而资本实力更是只有国际大型投资银行的3.95%左右，而我们的资产负债率要远远高于国际同类经营机构，换句话说，我们不仅在规模上无法竞争，而且在资产质量和经营风险方面与国际经营机构存在更大的差距。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多数国际同类机构当时虽然尚未进入混业经营阶段，但普遍与商业银行业务处于同一集团的控股之下，其业务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而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则普遍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单一性；其次，国际同类机构基本都是公众公司，通过证券市场筹资获得了进一步的资金支持，而我国证券经营机构目前只有1家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其熟悉的证券市场获得资金支持；三是国际同类机构都经过长期的资本积累以及同业间的兼并重组，而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只有不到10年的积累过程，增资扩股只是近年才提到议事日程，更缺少市场化的大规模兼并重组。

其次，从收入构成来看，国内证券经营机构与美国投资银行相比，具有更高的不稳定性。(1)国内证券经营机构的核心收入为手续费收入和自营证券差价收入，二者占比高达74.12%，而美国投资银行的收入构成更为多样化，也相对均衡，几项收入均在10%-25%之间。(2)国内证券经营机构的核心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证券市场活跃程度。目前来看，券商盈利水平高低与市场年换手率高低和波动幅度高低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但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必将在理性投资的引导下，逐步降低换手率和波动幅度。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投资银行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各类投资银行业务，应该说其业务收益的稳定性要明显高于手续费收入和自营证券差价收入。可见，我们的收入结构表明我们的盈利能力具有更高的不稳定性。

四、结论

操纵范文篇4

利润操纵的动因主要是企业通过利润操纵最终实现自身利益(经济的和非经济的)的最大化。具体地说：

1、国有企业通过“调高”利润，以“完成”承包利润，通过“凋低”利涧，以“藏匿”利润和资产，达到偷逃税费的目的，或为下年完成经济指标留下空间。

2、上市公司在初次发行阶段，证监会要求公司有连续3年盈利，为了能上市，就需要进行财务包装:在配股阶段，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净资产盈利率近3年平均不低于10%，且每年达到6%才能配股，为实现配股，上市公司也要进行财务包装;股票市场流通价格同市场(投资者)对其预期盈利信息密切相关，从而促使一些公司通过财务包装这一"捷径"达到抬高股市价格的目的。

3、为给会计信息使用者以各会计期间前后一致、稳定增长，即所谓的“利润平滑”感觉而调节盈余。有的企业盈余变化很大，给人以不安全的感觉，有的企业损益情况不能与本行业或国家整体经济状况同步，给人以不可理解的感觉。由于人的风险厌恶感，使这类公司在资本市场缺乏吸引力。而管理者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让投资者以为企业的业务发展稳健，往往会进行盈余调节，以丰补歉，给人以稳中有升的感觉。

4、由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性，经营者无法将他们所掌握的内部信息传递给资本市场(投资者)，采取人为调节利润的手段传递信息。

5、在目前资产所有者(出资人)对企业经营者(人)业绩评价方法和奖励机制下，公司当局通过操纵，虚盈利润来骗取政绩，捞取经济利益。

此外，行政干预、财务会计主体多元化、社会审计监督不健全也是造成利润操纵的原因。

二、利润操纵的手段

1、从会计确认基础的主观性来看，权责发生制是会计确认的基础，该理论虽然较好地解决了收人与费用的配比问题，但在确认过程中加入了主观的方法，为固定资产折旧、无形及递延资产价值的确认和摊销等加入了主观因素。采用稳健性原则，要求会计人员在反映带有不确定因素的经济业务时要采取审慎的态度，其中夹杂较大成分的主观判断。这种主观性确认可以被企业利用进行利润操纵。

2、从会计计量理论来看，目前的计量理论客观上造成财务成果的扭曲，主观上又常被利用利润操纵。首先是计量单位问题，会计的四大假设之一就是货币计量假设，货币计量本身就具有局限性。一是这一假设是以币值稳定为基本前提，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会计所描述的财务成果就会受到扭曲，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二是当前有不少尚难用货币计量但对决策有用的信息被排除在财务报表甚至财务报告之外，如人力资源、商誉等无形资产。其次是计量属性问题，目前最基本和常用的是历史成本法，而历史成本由于通货膨胀或物价下跌、技术进步等原因造成重置价值与历史成本差异很大，以此为基础计算的损益难以提供可靠的信息。一些企业正是利用计量理论的这些问题，在对资产进行评估时故意背离重置价，大幅度增加或减少资产重估价值，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

3、从会计制度本身来看，企业会计准则给予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坏帐准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等会计核算方法上较大的选择权，这些都可以用来操纵利润。

4、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上市公司与改组前母公司及兄弟公司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自己独特的利润操纵手段：(1)关联购销。上市公司与关联公司特别是母公司之间普遍存在大比例购销往来，通过低价购进，高价售出，应收帐款高额挂起，在不产生现金流的情况下，达到形成高额利润的目的；（2)资产重组。由于我国对资产价值评估缺乏相应的理论体系及操作规范，加上地方政府刻意参与，使得上市公司常以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为依托进行系列资产重组、资产置换，达到将不良资产转让给关联公司，特优良资产转让给上市公司，便上市公司短时间内经营业绩有较大改善。(3)费用分摊。上市公司改制上市前，一般都将企业社会性的非生产性资产剥离出去，但股份公司上市后仍需要存续的关联公司提供各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涵盖医疗、饮食、物业等多方面。各项服务收费的具体数量和分摊原则是否合理外界无法判断，操作弹性大。当上市公司经营不理想时，通过调低收费价值和上市公司承担比例，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4)会计个体变更。母公司被投资企业拥有控制权时必须将该企业纳人合并报表范围。一种情况是拥有50%以上股份，另一方面情况是能够控制被投资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母公司可以通过内部重组，使上市公司在合并报表时增加一些盈利强的公司，或减少一些亏损的子公司，达到操纵上市公司利润的目的。

5、除以上通过钻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空子，披上合法外衣调节盈余、操纵利润外，企业还通过以下违法违规的手段弄虚作假而人为造成利润的增加或减少，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1)随着改变费用成本的确认和计量、利润计算等会计核算方法；（2）把成本和存货倒置；(3)虚列或隐瞒收入，推迟或提前确认收入；(4)费用摊提不合理；(5)在关联交易中用不公平的价格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6)在本单位内倒帐，浑水摸鱼；(7)设置帐外帐。

利润操纵的结果不仅造成损益不实，还导致企业财务报告中资产、负债及权益等会计要素不实，以此计算的各种财务指标不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状况，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三、防治利润操纵的方法

1、进一步完善会计法规，尽量克服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本身的不确定性。当前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赋予企业充分的自主权，与之相适应的会计改革也要求给予企业较大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在会计制度上目前要做的是如何把规则制定得更具体和更具可操作性，对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择上要有所限制，避免企业通过会计制度的缺陷来调节利润。

2、采用物价变动会计，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修工历史成本原则。由于物价变动，历史成本会计不能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而物价变动会计可以弥补历史会计这一不足，能反映和修正物价上涨或下跌对会计数据的影响。采用物价变动会计方法，根据各类资产的特点，具体制定价值调整方法，可以反映企业各类资产的实际价值，各种产品的实际成本以及准确计算各会计期间的实际损益，避免历史成本会计产生的虚增、虚减收益，提供准确会计信息。

3、健全内部会计监督体系。会计法对凭证编制、会计帐簿登记、会计报表编制等会计核算要求，保证会计核算内容的准确完整，保证会计信息质量都有明确规定。现在要做的是要严格会计法律责任，改变当前有法不依，违法不纠的混乱局面。对热衷于粉饰经营业绩，强迫、诱便会计人员做假帐、编制假财务报告的企业负责人和编造虚假核算资料的会计人员要严格依照《会计法》进行惩处。

4、改善外部环境，构建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要想从制度上杜绝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避免人为操纵利润，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管理的有效运行，必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企业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强化监事会、财务总监、内部审计机构、审计委员会的职权，建立健全经理法人的激励约束机制，对经理人实行期股期权薪酬制度等较长时期的经营业绩的评价标准，鼓励经理人集中精力提高公司长期经济效益。

5、加强会计信息监管，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我国绝大多数利润操纵并非由于会计法规不健全，而是通过弄虚作假，进行利润操纵。要消除这一现象，必须依靠包括会计师事务所、证券监管部门和证交所在内的社会监督，促进企业严格遵守会计规范。

当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数量多、规模小、集中程度低、无序和不当竞争等问题，严重影响审计质量。应将现有会计师事务所改造成会计师事务所联合体，联合体成员执行共同的执业标准和收费标准，联合体成员之间相互监督、风险共担。

我国证券市场管理同样存在多头管理、体制混乱的情况，应逐步改革现有证监委由多部门派人组成的局面，组成独立的证监委，逐步形成证监委、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

操纵范文篇5

企业会计报表是综合反映一定时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财务状况变动的书面文件，编制和提供会计报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现有和潜在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机构都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报表能够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但现实生活中，企业管理层为了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而蓄意粉饰会计报表，通过各种办法来进行利润操纵。本文就试图对企业常见的利润操纵方法予以简单的会计分析，从而对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有一个更加清醒、正确的认识。

1、通过挂账处理进行利润操纵

按新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所发生的该处理的费用，应在当期立即处理并计入损益。但有些企业为了达到利润操纵的目的尤其是为了使当期盈利，则故意不遵守规则，通过挂账等方式降低当期费用，以获得虚增利润之目的。

1.1应收账款尤其是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长期挂帐。应收账款是企业因销售产品、提供劳务及其他原因，应向购货方或接受劳务的单位收取的款项，因它是企业的销售业务也是企业的主营业务，因此，一般而言，应收账款能否收回，对企业业绩影响很大。但对于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收回的可能性极小，按规定应转入坏帐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如果按规定三年以上的应收帐款转为坏账的话，有人曾计算过，1997年深沪市上市公司亏损数将由42家改为114家，亏损面将由5.2％扩大至14％。由此可见，应收账款对收益的影响极大。在现实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企业为了虚增销售收入的需要而虚列应收账款，因此，对于由于“应收账款”科目而导致的利润操纵一定要引起特别的注意。

1.2待处理财产损失长期挂账。这种损失是由于当期某种原因造成的，应在当期处理，但若有意不在当期处理，使当期费用减少，从而达到虚增利润之效果。

1.3在建工程长期挂帐。这主要体现在大部分企业在自行建造固定资产时，都会对外部分融入资金。而借款需按期计提利息，按会计制度规定，这部分借款利息在在建工程没有办理峻工手续之前应予以资本化。如果企业在建工程完工了而不进行峻工决算，那么利息就可计入在建工程成本，从而使当期费用减少（财务费用减少），另一方面又可以少提折旧，这样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虚增利润。

1.4该摊费用不摊。对于企业来说，待摊费用和递延资产实质上是已经发生的一项费用，应在规定期限内摊入有关科目，计入当期损益。但一些企业则为了某种目的少摊、甚至不摊。

2、通过折旧方式变更操纵利润企业对固定资产正确地计提折旧，对计算产品成本（或营业成本）、计算损益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影响计提折旧的因素中，折旧的基数、固定资产的净残值两项指标还比较容易确定，但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确定上却较难把握。事实上，固定资产折旧除有形磨损外还有无形磨损，而且企业和行业不同，磨损情况也不相同，因此，企业往往有足够的理由变更固定资产折旧方式。例如某公司从1995年起对固定资产折旧由加速折旧法改为一般折旧法。折旧方法变更后，折旧率综合下降3％，折旧方法变更增加的税前利润估计约966万元。其实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制造电冰箱，电冰箱的升级换代较快，从正确地计算损益来讲，电冰箱生产线使用加速折旧方法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固定资产的损耗情况。此外该公司1995年销售退回2400万元未在当年入帐，导致销售利润虚增约265万元。以上两项虚增利润之和1231万元，略大于当年利润总额1214万元。也就是说，该公司若在1995年不变更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并且将销售退回按会计制度规定入帐的话，公司当年则亏损无疑。

同时，变更固定资产折旧方式只会影响会计利润却不会影响应税利润。因为会计准则和税收法规确认收入和费用的特点及标准不同。税法对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另有规定，企业降低折旧率只会增加会计利润却不会增加应税利润，对企业现金流量也不会产生影响。

3、通过非经常性收入进行利润操纵

3.1其他业务利润

其他业务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零星的收支业务，其他业务不属于企业的主要经营业务，但对于一些公司而言，它对公司总体利润的贡献确有“一锤定千斤”的作用。比如吉轻工，1997年主业亏损4292万元，可“庆幸”的是，其在1997年内兼并了长春轻工业机械厂，该厂于1997年11月进行了一项土地使用权转让，净利达5198万元，吉轻工也由此当年转亏为盈，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3%。

3.2投资收益

我国投资准则将投资定义为：企业为通过分配来增加财富，或为谋求其他利益，而把资产让渡给其他单位所获得的另一项资产。因此，投资通常是企业的部分资产转给其他单位使用，通过其他单位使用投资者投入的资产创造的效益后分配取得的，或者通过投资改善贸易关系等达到获取利益的目的。当然，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投资所取得的收益实际上是对购入证券的投资者投入的所有现金的再次分配的结果，主要表现为价差收入，以使资本增值。但企业往往利用投资收益使之成为掩盖企业亏损的重要手段。例如四川峨铁，1997年进行法人股转让，以每股3.1元价格卖掉1000万股“乐山电力”法人股，使其当年扭亏为盈，每股收益为0.007元

3.3关联交易引致的营业外收支净额

关联交易是指存在关联关系的经济实体之间的购销业务。倘若关联交易以市价作为交易的定价原则，则不会对交易的双方产生异常影响。而事实上，有些公司的关联交易采取了协议定价的原则，定价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需要，使得利润在关联公司之间转移。例如，1997年广电股份1.13亿元的营业外收入主要来自两处：一是土地开发补贴4000万元；二是将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录音器材厂有偿出让给自己的国家股大股东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双商协商收购价9414万元，从而使广电股份获得净收益7960万元。因此，在注册会计师对其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明确指出：该项业务虽已经产权交易所鉴证，但未经过资产评估确认价值，并指出此项关联交易对其1997年损益产生了重大影响。

3.4调整以前年度损益

在利润表中，“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这个科目反映的是企业调整以前年度损益事项而对本年利润的影响额。因此，一些公司也因此而“置之死地而后生”。例如耀华玻璃在1997年度出现业绩严重滑坡，利润总额仅有143万元。但在利润表中，却出现了高达3434万元的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对此公司也给予了充分的解释：根据地方财政的有关文件对部分负责科目进行清理。一是“玻璃熔窑之一九机窑停产清理，不存在更新及大修理问题”，经批准将以前年度“预提的熔窑复置金扣除清理费用的余额1180万元冲销”；二是根据有关文件要求，“公司所欠的财政委托贷款利息就地核销，故将以前年度已计入财务费用的应核销利息进行调整，计1574万元”；三是“因1997年度公司经营效益欠佳，根据公司统一实行的工效挂钩办法，按年终财政部门清算的工资下浮额相应调整下浮工资，调整以前年度累计计提的效益工资计680万元。”

3.5补贴收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地方政府为了不让本地的上市公司失去宝贵的上市资格，也往往运用“看得见的手”，对上市公司进行补贴和帮助，一些公司也因此得到巨额补贴而实现了扭亏目标。例如，南通机床1997年获得补贴收入1088万元，是利润总额的5.6倍，里面含有已收取的增值税退税收入、安置特困企业费用补贴、地方所得税已退抵征、贷款银行利息核销等内容。

4、通过变更投资收益核算方法进行利润操纵

4.1企业对外进行长期股权投资，一般使用两种方法核算投资收益：一是成本法；一是权益法。企业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在下列情况下应采用成本法核算：（1）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2）不准备长期持有被投资单位的股份；（3）被投资单位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经营，其向投资企业转移资金的能力受到限制。

4.2当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时，长期股权投资应采用权益法核算。但事实上一些企业却违犯法律、法规的规定，肆意变更投资收益核算方法，以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例如某公司1996年对深圳光大木材有限公司的长期投资所持股权为7.31％，远未达到当时有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对被投资单位持有25％以上股权时方能以权益法核算长期投资。因此，对被投资单位持有7.31％的股权并不符合采用权益法的条件，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也未拥有经营控制权。但当年该公司却对投资收益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导致当期投资收益增加687万元。1996年其主营业务利润本是巨额亏损，可由于该会计方法变更和其他保留事项虚增的利润，竟然最终变亏为盈。

将长期投资收益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投资企业就可以按照占被投资企业股权份额核算投资收益（即是实际上没有红利所得）。同时，所得税法则是根据投资企业是否从被投资企业分得红利及红利多少来征税的。因此，在被投资企业盈利的情况下，将投资收益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一方面可以虚增当期利润，另一方面却无须为这些增加的利润缴纳所得税，真是一举两得，生财有度。

5、其他方法的利润操纵

5.1存货计价不当

企业对存货成本的计算若采用不适当的方法或任意分摊存货成本，就可能降低销售成本，增加营业利润。如按定额成本法计算产品成本，应该将定额成本与实际成本的差异，按比例在期末在产品、库存产成品和本期销售产品之间进行分摊，但有的企业为了达到利润操纵的目的，定额成本差异只在期末在产品和库存产品之间分摊，本期销售产品不分摊产品定额成本差异，从而达到虚增本期利润的目的。也有一些企业任意改变存货发出核算方法，如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把加权平均法改为先进先出法，以期达到高估本期利润的效果。更有甚者，故意虚列存货，或隐瞒存货的短缺或毁损。

5.2费用任意递延

如把当期的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列为递延资产，从而达到减少当期费用以进行利润操纵。5.3对外负债的不当计算一些企业通过对外欠款在当期漏计、少计或不计利息费用或少估应付费用等方法来隐瞒真实财务状况。5.4非真实销售收入一些企业通过混淆会计期间，把下期销售收入提前计入当期，或错误运用会计原则，将非销售收入列为销售收入，或虚增销售业务等方法，来增加本期利润以达到利润操纵之目的。

6、结束语综上所述，既然企业有充分的空间来操纵利润，因此，对于会计报表的使用者来说，不仅要看利润表的数据，而且要看利润的计算过程；不仅要看利润的数量，而且要看利润的质量。

6.1分析收入与利润之间的关系

从损益表中的一些数据，检验企业获利能力与经营成果。如以主业利润除以主业收入，可得出企业的主业利润率，凡较高的，说明企业的主业有较高创利能力，能抵御经济波动与市场风险，企业的成本费用低，盈利水平高，经营有方；又如，主业利润除以总利润，接近1的，说明公司主营业务的“主体性”。数值远离1的，就说明企业主营业务缺乏效益。大于1的，说明发生了其它业务、投资收益的亏损或营业外收支不抵。

6.2分析财务指标

如取流动资产数除流动负债数得出流动比率,从流动资产减去存货后除以流动负债得出速动比率，可以分析企业短期的偿债能力与变现能力，一般地说，以流动比率接近2，速动比率接近1为宜；以净利润分别除以总资产、净资产、可以得出公司的资产贡献与净产收益率，从而反映公司真正的投资价值。

6.3强化对企业会计信息时间序列的应用研究

利润操纵是利用了会计应计制的特点，但在较长时间内，有些利润操纵手段将失去效用，如推迟确认费用必然引起下期费用升高；提前确认收入和利润就会引起下期收入和利润降低。因此扩大信息观察的时间范围就能缩小利润操纵的应用空间。

6.4计算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调整后每股净资产＝年度末股东权益—不良资产年度末普通股总数其中不良资产为：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待摊费用、递延资产及待处理财产损失。这种计算意味着截止报告期末，对可能存在的潜在损失全部视为损失，从股东权益中扣除以求得基本反映公司实际状况的净资产额，以判断公司经营业绩的虚实和差异。

6.5结合运用现金流量表进行分析

现金流量表是以现金的流入和流出反映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的动态情况，反映企业现金流入和流出的全貌。通过现金流量表能够说明企业一定期间内现金流入和流出的原因；能够说明企业的偿债能力和支付股利的能力；能够分析企业未来获取现金的能力；也能够分析企业投资和理财活动对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6.6注意、阅读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通过阅读审计报告，

可以了解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如发表非标准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则要引起警惕，关注可能发生的利润操纵。

参考资料:

（1.）注册会计师考试参考教材.

操纵范文篇6

关键词：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方法和动机；会计分析

1利润操纵的方法

(1)利用关联交易操纵利润。关联交易是指在关联方发生的转移资源和义务的事项，而不论其是否收取价款。关联方主要是指在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中，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的有关各方。从理论上说，关联交易是一种中性交易。而事实上有些公司在关联交易中利用协议定价，实现利润在关联方之间的转移。

①利用关联购销业务操纵利润。例如：ST苏三山，1997年销售一批货物给该公司的控股股东的子公司，销售收入16002万元，销售成本14002万元，产生净利润2000万元，交易价格由协议确定。这项交易利润占公司1997年利润总额的23.5%。②关联企业收取资金占用费。按照有关法规规定，企业之间是不允许相互拆借资金的，但实际上关联企业间的资金拆借现象非常普遍。如某公司对关联企业进行长期债权投资，按20%的比率收取固定回报，为企业创造了一大块利润。③利用关联企业间的托管经营调节利润。目前，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缺乏托管经营方面的法规及操作规范，托管经营就成为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另一方式。一些上市公司将不良资产委托给关联企业经营，定额收取回报，使上市公司既回避了不良资产的亏损，又凭空获得了一块利润。反之，关联企业也可以通过把获利强较的资产以较低的收益由上市公司托管，直接为上市公司注入利润。

(2)通过挂账处理进行利润操纵。

①应收账款尤其是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长期挂帐。应收账款是企业因销售产品、提供劳务及其他原因，应向购货方或接受劳务的单位收取的款项，因它是企业的销售业务也是企业的主营业务，因此，一般而言，应收账款能否收回，对企业业绩影响很大。但对于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收回的可能性极小，按规定应转入坏帐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如果按规定三年以上的应收帐款转为坏账的话，有人曾计算过，1997年深沪市上市公司亏损数将由42家改为114家，亏损面将由5.2％扩大至14％。由此可见，应收账款对收益的影响极大。在现实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企业为了虚增销售收入的需要而虚列应收账款。

②在建工程长期挂帐。这主要体现在大部分企业在自行建造固定资产时，都会对外部分融入资金。而借款需按期计提利息，按会计制度规定，这部分借款利息在在建工程没有办理峻工手续之前应予以资本化。如果企业在建工程完工了而不进行峻工决算，那么利息就可计入在建工程成本，从而使当期费用减少（财务费用减少），另一方面又可以少提折旧，这样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虚增利润。上述达尔曼公司就曾利用这一方法进行盈余管理.该固定资产投资不断，经常有巨额的在建工程款项，而且这些工程经常不能按时产生效益。达尔曼第一次发行股票募集的1.47亿元资金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此后两次配股共募集近6亿元，也是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工程建设项目有珠宝首饰加工生产线扩建、西安国际珠宝交易中心、都江堰宝石加工中心、生态农业和园艺项目等，预计产生效益的周期从1年到3年不等。达尔曼董事会几乎每一年都要提出新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入资金动辄几千万元，导致公司总资产中的“在建工程”款项长期居高不下。1999年，达尔曼“在建工程”价值高达30,474.05万元，比当年固定资产净值高出一半；2000年，虽然许多工程已经宣布完工，但“在建工程”价值仍然高达29,706.01万元，而且董事会还在准备第二次配股，进行新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些长期挂帐的在建工程对该公司的利润操纵真可谓是意义重大啊。

(3)通过非经常性收入进行利润操纵。

①其他业务利润。

②调整以前年度损益。

2利润操纵行为的对策与建议

①内部控制环境的强化。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控制环境入手，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结构，加强董事会的职能及其独立性。

②激励优化。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产权结构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委托关系。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二者目标也可能不一致，委托人欲实现自身目标的最大化，必然要采取各种方式对人的行为进行激励与监督。一方面要解决经理人员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自主地进行经营决策，管理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要形成对公司经理人员有效的激励与监督机制，使他们能以股东的利益为行事准则，从而保障所有者利益，减少投资者由于经理人的自利行为而蒙受的损失。

参考文献

［1］刘烨.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解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1,（9）.

［2］许彩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若干问题思考［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1,（12）.

［3］高跃生.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几点建议.

［4］童俊莉,俞竟.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利润操纵行为分析.

操纵范文篇7

关键词：关联方关系关联方交易利润操纵

证券界专家和业界人士在研究上市公司时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而又非常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上市公司每一年的财务报告中净资产收益率在10%-11%之间的占了绝大多数，而在9%-10%之间的却几乎没有。难道真的就那么巧合，每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都会以近乎相等的比例运作？就没有几个“歪鼻子斜眼睛”而千人一孔、万人一面？常人一看便知，这里有“猫腻”。猫腻就是利润操纵。传统的利润操纵方法如“地道走”、“海上飘”、“空中行”的“陆海空”模式，在日趋完善的法治建设中几乎走上了绝路，难得见到“加大库存，少计成本，虚增利润”、“多摊多提，多计费用，截留利润”等利润操纵的报道，随之而来的是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即利用关联方交易粉饰业绩或输出利润，从而达到特别目的的行为。

一、关联方交易

《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对关联方交易的定义为：“关联方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理解这个定义的关键点应该把握两点：

第一，关联方交易同时受《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和《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约束。众所周知，尽管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准则没有就关联方的定义作出明确界定，但给出了判断关联方关系的标准，即“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的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同受一方控制”的也视为关联方。事实上，关联各方既是会计主体，又是法律主体，关联方交易属于《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界定的交易范围。收入准则第一条规定：“本准则规范企业在下列交易中形成的收入的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的披露：①销售商品；②提供劳务；③他人使用本企业资产。”该准则还明确规定了确认收入应具备的条件，如第五条规定：“销售商品的收入，应在下列条件均能满足时予以确认：①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②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③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④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由此可以看出，关联方之间的资源或义务转移，其风险和报酬也随之相应转移，这也关联方交易的主要特征。

第二，关联方之间资源或义务的转移价格是关联方交易的关键。一般而言，关联方交易能在一般商业条款中使参与双方受益。所谓一般商业条款，是指那些不会比与非关联方交易可望合理受益更多或更少的商业条款。换言之，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时，其交易的价格具有公允性，即按公平价格进行交易；如果交易双方存在关联方关系，一般也能按公平价格进行交易。但例外情况时有发生，有时关联方交易是为了使交易的一方受益而进行的，因而其交易的价格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可能高于公平价格，也可能低于公平价格；有时因为存在关联方关系交易才会发生，因而交易的价格按成本进行计价；有时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其交易不进行计价。因此，关联方交易的价格可归纳为非关联价格和关联价格两大类，其中非关联价格一般是指公平价格，关联价格又有三种形式：变种公平价格、成本价格和零价格。目前，关联方交易价格在我国的相关会计准则中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实际工作中的关联方交易价格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相当的不稳定性。

二、利润操纵

操纵，意即用不正当的手段支配、控制。利润操纵，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支配和控制利润，以达到操纵者不正当的目的。

对于利润操纵，必须明确它的不正当性。这个不正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利润操纵的手段具有不正当性。我国的会计法律、法规、准则和制度等，对会计核算的要求，其口径是完全一致的，比如《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第十条规定：“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利润操纵者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会计核算不是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而是以夸大、缩小、歪曲、篡改的经济业务为依据，都是违反会计准则的。对不正当手段，有资深行内人士曾作归纳：瞒天过海，混水摸鱼，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虚晃一枪，暗渡陈仓，涂脂抹粉，锦上添花。谁都不会忘记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国家审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联合调查组对琼民源的调查结果：琼民源虚构巨额利润，1996年年报称5.71亿元利润中竟有5.69亿元是虚构的，他们所使用的手段与这位资深行内人士总结的手段有着惊人的相似。

第二，利润操纵的目的具有不正当性。俗话说“没有三分利，不起早五更”，利润操纵者总是会为了那“三分利”而起得个“早五更”。2001年，被中国证监会查处和被沪深证交所公开谴责、批评的100多家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是因为利润操纵而为。分析一下这些公司利润操纵的目的，显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政治需求不亚于经济利益。这些公司有些都是全国或地方有些名气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业绩，领导人也都是一些头面人物，有着较深的政治背景，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渐渐地失去了优势，为保昔日殊荣便不惜一切代价，账上添彩，表中生花，虚报产值，虚报收入，虚报利润。二是经济利益仍占主流，实现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双赢。有些公司在不具备上市条件时为了能上市，大肆包装财务数据，甚至聘请所谓的会计“高手”来玩弄数字游戏，蒙混过关，以合法身份“获得”上市资格。有些上市公司大肆伪造购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免税文件、伪造金融票据等，极力粉饰财务数据，或实现配股资格，或免于摘牌，在单、证、账、表上做文章，以此来保住其上市的“牌位”。三是偷逃税款者为数不少。据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显示，1998年有八成以上企业的会计信息失真，1999年有九成以上企业的会计要素失实，剔除客观失真因素，占有较大比重的是为了偷逃税款，有些公司尤其是私营企业为了达到偷税漏税目的，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隐瞒销售收入，虚增销售成本，多提多摊费用，以实现截留利润，偷逃税款的目的。

三、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分析

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是指利用关联方关系进行交易而达到利润操纵目的的行为。相对于普通意义上的利润操纵，它们的显著不同点在于：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是利用了关联方关系，而关联方关系往往存在于控制或被控制、共同控制或被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各方，即建立控制、共同控制和施加重大影响是关联方关系存在的主要特征。从这一点上看，具有关联关系的各方，可谓是“一个鼻孔出气”，这就为操纵者利用关联方关系操纵利润提供了可操作的条件。纵观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案，分析其利润操纵的共性和个性，相信会给人们一些启示。

第一，需求分析。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总是有一定的目标性，也就是说，操纵者总是出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特殊的需要，才实施利润操纵的。这个需求就成了诱发操纵者利用关联方交易实施利润操纵的“催生素”。就上市公司而言，其需求有三：一是“配股”需求，为了保住上市公司的“壳资源”，通过关联方交易向壳公司注入利润或置换出亏损。如ST“HHGK”（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中涉及的仍在持续经营的公司均用特殊符号表示，下同）1999年利用关联方交易，将1.1亿元的库存和债务一并划给母公司（其实转出去的存货市价早已低于账面价值），母公司又豁免了ST“HHGK”5000多万元的债务，仅此而已，就使ST“HHGK”当年实现了0.35元的每股收益，步入绩优股行列，为实现配股打下基础；二是“保牌”需求，当上市公司经审计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或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低于股票面值时，就会在其股票名前加“ST”，当上市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等情况，其股票将会暂停上市，就会由“ST”变为“PT”，就会终止上市而“摘牌”。惟有不亏损，才能不加“ST”、“PT”或“摘牌”。还是那个ST“HHGK”，1997年面临摘牌威胁，它凭借着与母公司“CLHH”（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巨额关联交易渡过难关。三是“逃税”需求，目前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率为15%,而一般企业为33%，税率的巨大差异，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尽可能地把利润往上市公司转移。

第二，手段分析。关联方交易下的利润操纵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随着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制度的不断完善，其利用关联方交易操纵利润的空间越来越小，制定政策、法规、制度的专家们已经设想了可能会构成利润操纵手段的种种情况，并在相关的政策、法规、制度中明文禁止，除非一些利令智昏的操纵者还敢明目张胆地利用关联方交易进行利润操纵，比如财政部《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实施后，已经没有人使用过高或过低定价方法来操纵利润了。但这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显现出了狭小空间内的利润操纵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手段的隐蔽性，即利用关联方交易利润操纵的手续越来越齐全，与非利润操纵越来越不明显，越来越带有“技巧性”，越来越“狡猾”，比如关联方交易超越一般的股权转让和资产置换，直接表现为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产馈赠，TG公司将净资产1.89亿元的某风景区开发公司赠予ST“BZ”，使ST“BZ”当年业绩扭亏有望就是典型的一例。二是手段的迂回性，即利用关联方交易利润操纵的手段显示出一种复杂的关系，处于一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局面，比如上市公司N1将商品高价销售给没有关联关系但同N1关系良好的客户N2，N2再将商品按原进价或略高于原进价卖给N2的关联方N3，最后再由与N1有关联方关系的N4购回，这种关联方一方高价卖出，关联方另一方再高价购回的迂回购销，显然已达到了操纵利润的目的。

操纵范文篇8

我国《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证券操纵是指任何单位或个人以获取利益、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者滥用职权操纵市场，影响证券市场价格，制造证券市场假象，诱导或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的行为。

根据我国《暂行办法》对证券操纵的概述，笔者认为，所谓证券操纵行为是指：任何机构或个人，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滥用职权影响证券市场的自由运作，故意抬高、稳定、压低证券市场价格，诱使其他投资者买卖证券，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换言之，任何机构和个人人为地故意变动或稳定股票、债券等证券行情，以引诱其他机构和个人参与买卖交易，从而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转嫁风险的，均属操纵行为。

2我国关于证券操纵行为种类的认定

我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共规定了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买自卖、蛊惑交易、抢先交易、虚假申报、特定价格、特定时段交易等8类市场操纵行为的认定：

2.1连续交易操纵。《证券法》第77条第一款规定：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构成连续交易操纵。《办法》又分别明确了“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的具体量的认定标准。

2.2约定交易操纵。《证券法》第77条第一款规定：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构成约定交易操纵。《办法》又进一步细化了“约定的时间”、“约定的价格”、“约定的方式”等具体内容。

2.3自买自卖操纵。《证券法》第77条第一款规定：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构成自买自卖操纵。《办法》细化为：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包括当事人拥有、管理、使用的账户。

2.4蛊惑交易操纵。即操纵市场的行为人故意编造、传播、散布虚假重大信息，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使市场出现预期中的变动而自己获利。

2.5抢先交易操纵。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相关证券或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做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在此前后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并且直接或者间接在此过程中获取利益。

2.6虚假申报操纵。是指行为人持有或者买卖证券时，进行不以成交为目的的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制造虚假买卖信息，误导其他投资者，以便从期待的交易中直接或间接获取利益的行为。在同一交易日内，在同一证券的有效竞价范围内，连续或者交替进行3次以上申报和撤销申报，申报笔数或申报量占统计时段内总申报笔数或申报量的20%，可认定为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

2.7特定价格操纵。指行为人通过拉抬、打压或者锁定手段，致使相关证券的价格达到一定水平的行为。

2.8特定时段交易操纵。尾市交易操纵，是指在收市阶段，通过拉抬、打压或者锁定等手段，操纵证券收市价格的行为。开盘价格操纵，是指在集合竞价时段，通过抬高、压低或者锁定等手段，操纵开盘价的行为。

3操纵证券市场的社会危害性

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给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3.1破坏证券市场秩序，危害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阻碍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操纵行为破坏市场运行机制、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市场声誉，进而会导致证券市场应有的诸如对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高经济效益等功能丧失或彻底崩溃，甚至有可能引发国家经济危机，给社会经济生活造成劫难。

3.2操纵证券交易市场，损害投资大众（主要是中小散户）的合法利益。操纵者利用资金、信息或持股等优势联合操纵或连续买卖，造成交投活跃的虚象，而资金、信息等方面处于劣势的中小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只能处于被动地位。

3.3损害银行信用、加剧证券抵押物的不稳定。证券操纵造成股市、债市的行情大起大落，尤其是股市暴涨时，大量银行存款流入股市，尤其是规模很大的证券机构为了规避法律，常常从银行融资炒股，更是增加银行风险，损害银行信用。另外，因为证券交易的多变性和证券价格的波动性，以证券作为抵押物的抵押关系，本来就是一种不很稳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假如操纵行情者不时地兴风作浪，就会继续加大它的多变性和波动性，使这种关系变的更加不稳定。编辑。

3.4操纵证券市场，造成虚假的供求关系，扭曲正常的市场价格，造成异常的资金流动，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证券市场操纵者通常会利用证券交易无记名、无实物、无纸化、交易对象和交易行为隐蔽的特点，利用市场调节价格的原理，通过故意抬高、打压、稳定价格的手段人为地影响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操纵者在证券价格的变动中，误导资金流向。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资金不流向最需要它的企业、公司，而是流向能给操纵者带来暴利的部门。证券市场俨然成了一个由黑手操控的，证券市场基本功能全面丧失。

4监管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的对策分析

近年来尤其是2006年以来，随着证券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我国股市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因此，加强我国证券市场操纵监管的力度，已成为我国证券监管部门的当务之急。

4.1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强化执法力度。要想加大监管的力度，保证监管的效力，首先应做到有法可依。新《证券法》实施后，虽然修改了原来证券法中关于市场操纵条款规定的不合理之处，但是现行的规定仍然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因此，我们应重点强化中国证监会的行政立法，通过证监会的行政规章来细化证券法的相关规定。证监会应当尽快出台市场操纵的行政规章，明确证券法的规定。

操纵范文篇9

一、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的动机

1、获得融资资格

2、提高新股发行或配股价格。

3、二级市场炒作（操纵股价）

4、扭亏为盈，改善公司在二级市场的形象或避免处罚

二、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的手段

1、巧用会计政策

2、关联交易

3、改变交易方式和时间

4、地方政府支持

三、减少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的对策

【参考文献】

1、陈小悦、肖星、过晓艳《配股权与利润操纵》，《经济研究》，2001.1。

2、魏明海《盈余管理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评述》，《会计研究》，2000,9。

3、储一昀、王安武《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分析》，《会计研究》，2000.9。

操纵范文篇10

现今，人们已经有理由断言，电子时代的降临同时为文化生产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电影，电视，收音机，计算机联网，这些神奇的电子产品相继问世，为这个世界制造了一阵又一阵的惊喜。呕心沥血的构思，持续不断的实验，不无偶然的幸运发现，人们可以在每一个技术奇迹的背后追溯到种种曲折的故事。然而，现在的情况是――这些技术奇迹已经到了联结为一个整体的时候了。它们不再是某种别出心裁的发明提供一些舒适与快乐；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些电子产品联结为一个整体之后正在深刻地改造社会结构。当然，这并不是轻率地附和种种技术决定论。人们有必要描述的是，这些电子产品的意义如何突破技术进步的范畴而进入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运作。对于文化生产说来，这些电子产品不仅提供了种种崭新的表意系统，同时，这些电子产品还为经济、政治与美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形式。

不论是否将电子产品形成的传播媒介体系视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人们都必须承认，电子时代的符号制作规模是印刷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机械与电子技术的合作终于使文化生产具有了工业社会的节奏。如今，人们甚至用"爆炸"一词形容电子传播媒介体系提供的信息数量。或许可以说，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所谓的"文化工业"只有在电子时代才名至实归。在我看来，文化工业的另一个涵义是，文化生产终于汇入了工业生产的逻辑，遵循工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循环轨迹，成为日常性社会生产的一个有机部分。某些历史时期，文化生产是日常现实的一个"他者"――文化生产意味了指向日常现实之外的另一个维度。按照雷蒙德·威廉斯的观点，19世纪某一个时期的"文化"或者"艺术"曾经扮演市场以及工业文明的对立面；文化或者艺术被遵为物欲横流之世的"人性"守护神。（1）现在，如同工业生产一样，文化生产终于和商品、利润互相认同了。事实上，恰恰是商品和利润维持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庞大开支，维持了电子时代不断扩大的符号制作规模。当然，这些文化产品已经进入日常的消费领域。如同种种生活用品那样，电子传播媒介体系之中的源源而来的符号业己全面地镶嵌于社会的所有方面。可以说，电子传播媒介的社会组织意义正在逐渐显露。这个意义上，鲍德里拉激进地认为，现今的符号制作规模已经足以让历史发生另一次断裂：以工业生产为组织核心的社会开始向符号社会回归。社会的凝聚力不是源于经济生活，而是来自传播媒介的控制。于是，在他看来，革命不再是活跃的生产力摧毁传统的生产关系；颠覆种族或者性别的传统符号代码才是他真正醉心的文化革命。（2）

尽管鲍德里拉的设想之中包含了过多的符号崇拜，但是，无论如何，人们没有理由低估电子时代符号制作的意义。如果说，印刷时代的文字符号与日常现实保持了某种距离――如果说，积淀于文字符号之中的神圣意味顽强地击穿了庸常的世俗气氛，那么，这种距离正在电子时代的符号制作之中消失。许多时候人们可以说，符号就是现实生活。电子时代的符号丧失了抽象的文字符号之中隐含的指代性、凝聚性与概括性。回溯种种古老的传说可以发现，文字符号曾经被想象为法力无边的天授之物。文字符号的诞生如同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种神话记载无不暗示了文字符号的非凡魔力。尽管理性社会的"脱魅"解除了种种神秘的权威，但是，许多时刻，文字符号仍然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尊严。从敬惜字纸的风俗、个人签名的慎重到合同文本的法律效力、载入史册而名垂千古的荣耀，文字符号之中残存了某种公认的庄重。即使人们已经拥有近似的视觉经验，"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或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句仍然会产生某种视觉经验之外的文字韵味，令人神往不己。然而，电子时代的符号开始与人们的感官经验无间地交织为一体。首先，这些符号是即时的。电视或者广播"现场直播"所制造的符号与人们的感官经验之间不存在时间距离。计算机网络空间的聊天一如面对面地相向而座。人们的幻觉之中，这些符号不像印刷文字那样遭受人为的精心编辑；这些符号无异于感官经验。人们生活在这些符号之中如同生活在感官经验之中。某些时候，人们甚至利用现场的热线电话打入存活于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符号世界，参与符号世界的对话。另一方面，电影尤其是电视之中的符号是以影像的形式出现。活灵活现的音容笑貌和草木山川让观众感到，这是一个他们可以跻身的世界。数码成像技术制造了影像的奇观，某些无法拍摄的景象――例如恐龙，或者龙卷风――栩栩如生地进入人们的视域。这不仅是一种视觉的震撼，同时，这些遥不可及的景象出其不意地成为人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电子时代的符号制作逐渐混淆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差异。人们同时拥有了双重截然相反的技术条件。一方面，长焦镜头可以窥探和搜索任何私密的角落；另一方面，电子传播媒介可以在全世界范围予以曝光。因此，人们时常遭遇两种富有张力的景观。一方面，大量隐密的话题进入公共空间公开展览。性伴侣选择、亲子关系、异常的性心理以及种种个人化的绝望和焦虑频繁地出现于电视播映室和"夜半心声"这样的广播节目之中。这不是一本书与一个读者的单独相对，这是一批人同时共享一个秘密话题。另一方面，种种大型的公共话题――例如国家、政治、战争，等等――长驱直入私人领域。报纸的印刷周期与人们街头购买所形成的缓冲消失了，人们可以在卧室的电视机里即时地观看总统的就职演说或者某一次关系公众利益的投票――此刻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是一体的。遥远的政治权力机构与渺小的私人生活产生了亲密感。总之，电子时代的符号制作瓦解了真实与符号、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或者说，电子传播媒介体系正在将这一切重新组织为另一个整体。的确，印刷时代的书籍相形失色――没有哪一本著作或者哪一份报纸具有这种强大的功能。

电子时代的符号制作几乎无限地扩大了人们的感官经验，尤其是视觉经验。通常，社交半径划定了个人的活动区域，人们亲眼目睹的景象十分有限；然而，电视机以及其他电子传媒介却将全世界推到他眼前。从数千公尺之下的深海到遥远的星球，从另一个国度的足球比赛到他人卧室之中的床第之事，电视将人们所能想到的种种景象一网打尽。这无形之中造就了一个观念：电子传播媒介已经代表了世界。世界按照电子传播媒介分配的比例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时，电子传播媒介突然得到了难以言喻的权力。它接管或者代替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文化感官。人们几乎可以说，未曾进入电子传播媒介的现实就会被判定为不存在――这些现实将是匿名的，没有确定身份的，喑哑无声的，它们没有希望在世界性的对话之中得到一席之地。例如，相对于发达国家、总统、富翁、电影或者体育明星，第三世界国家、小公务员、乞丐、清洁工无疑是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面目模糊，仅仅是一个空洞朦胧的轮廓；他们露面机会之少，以至于人们无法真实地确认他们的位置。这个意义上，人们不难解释克楼克与库克――两个加拿大社会学家――为什么用如此夸张的修辞描述电视："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由电视处理的现象与人事，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3）

的确，电子传播媒介形成的权力是难以抗拒的。人们发现，电子传播媒介时刻在阐述一套完整的观念：国家，政治，文化，性别，种族，理想，幸福，正义，如此等等。当然，这些阐述并非某种生硬的、甚至不无强制性的宣读，电子传播媒介无宁说是利用一系列特定的符号驱使这些观念布满人们日常生活的所有角落，甚至让人们习焉不察。所以，劳拉·斯·蒙福德十分感叹电视阐述主导意识形态的完整机制："它们融入了日常生活的经纬和体验，发挥着一种温和的效力，其构成方式复杂之至，以至于抵制和颠覆都难之又难。"（4）电子传播媒介几乎完全占领了人们的休闲时光，一些理论家甚至将休闲时光称之为"电视殖民"，（5）这决定了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人们生活的控制程度。因此，没有人有理由继续无视一些至为重要的问题：电子传播媒介根据什么原则运行？谁是电子传播媒介的主宰？谁有权力提出或者规定电子传播媒介正在阐述的一套观念？

迄今为止，多数人仍然对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称道不己。这是语言的解放，也是知识权利的开放。引车卖浆之徒的声音赢得了发表的机会。这无疑是文化民主的先声――这意味了引车卖浆之徒有机会了解以及参与一向由精英阶层把持的国家事务了。现今，人们还是沿用相仿的理由肯定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由于电子传播媒介的强大传播功能，大众可能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空间搜索信息，自我表达。只有置身于电子传播媒介的信号区域之内，人们才可能实现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的梦想。另一方面，电影、尤其是电视传播的影像符号甚至比白话文更为通俗生动。不识字的学龄前儿童可以轻而易举地领悟影像符号的结构及其涵义。

然而，更多的人聚集在电子传播媒介周围不等于说他们可以平等地共享这个强大的传播体系。与白话文不同的是，电子传播媒介不是民间的产物。个体无法像市井闲谈那样自由地操作这个庞大的系统。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和管理依赖于大量的资金和专业人才。因此，社会学的意义上，电子传播媒介的背后隐藏了多重的权力关系。除了权力机构的插手，投资者、技术人员和设计、主持节目的知识精英分别拥有一个支配的辖区。自从话语权力这个概念渐为人知之后，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发言者显然被视为话语权力的化身。尽管来到人们面前的是演员、节目主持人以及导演、制片人，但是，他们的言行不仅代表他们自己的意志。许多时候，他们是多重权力关系的形象。也许，对于电子传播媒介可以这么说，话语权力是其他多种权力的汇聚之处。公众面前，演员如同某一方面的楷模，主持人保持了高瞻远瞩的姿态夸夸其谈；然而，他们的形象之中已经凝聚了多种权力的份量。反过来也可以说，多种权力的所有者均可以借助话语权力赢得一份回报。投资者利用话语权力回收利润，政府利用话语权力宣谕主导意识形态，如此等等。诚如福柯所告诫的那样，人们不该忽视"公众舆论产生的真实条件，公众舆论的’媒介’，陷在权力机制中并以报刊、出版及以后的电影和电视形式出现的物质性"；福柯看来，媒介必然在经济和政治利益支配之下工作，人们必须时刻考虑公众舆论的物质和经济构成。（6）所以，考察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文化的时候，人们不仅必须意识到电子传播媒介对于公共空间的介入，同时还要意识到电子传播媒介本身正在形成另一个坚固的权力中心。如果说电子传播媒介召集大众和呼风唤雨的能量是无可比拟的，这丝毫不是夸张之辞。分析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巨大威望之后，戴锦华及时地发现了这种威望喻示的另一种权力：

当人们沉浸在"媒体介入社会生活"（或曰"舆论监督"）的社会进步进程之时，我们似乎忽略了若干相关的并且昭然若揭的事实：首先，是在工业、"后工业社会"，传媒早已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之一；电视及其他大众媒体的兴起，与其说是搭乘上商业化快艇的社会民主化印证，不如说只是向我们展现了媒介权力的获得。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媒所显现的空前的力度，事实上是权力的媒介与媒介权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互结合、彼此借重的结果。那破门而入、将不可见人的幽冥公诸于众的壮举，是对经典权力的冒犯；同时，使被冒犯者为之折服的，不仅是所谓媒介的力量（或曰舆论监督的力度），而且是媒介本身作为昔日权力工具所具有的、来自其从属之权力机构的威慑。这一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的相互借重，同时表明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的发生，即当媒介借助经典权力（诸如政治或政府权力）而一路斩关夺将时，它不仅已然开始将经典权力转化为媒介自身的权力，而且成功地成为对媒介自身的资本及文化资本的累积和展示。再次，在所谓"官方／民间"的二项对立的叙述之中，我们不仅必然忽略了经典政治权力己非90年代中国惟一权力中心的事实（这里姑不论政治权力自身的演变），而且似乎可以因为记忆与现实中的权力／暴力，而无视甚至原宥新兴权力（诸如媒介权力）所显现和暴力特征。（7）

如果说，《焦点访谈》式的新闻评论节目更多地显示了电子传播媒介与传统权力机构的联手，那么，另一些节目――从肥皂剧、娱乐与游戏到故事影片――挑开了话语权力如何兑换文化资本与经济利益的内幕。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是一批活跃于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明星"。必须看到，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明星与传统舞台之上的戏曲演员具有极大的差异。后者更像是传统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活动范围仅仅是某一个剧院甚至某一个村庄的舞台；他们依靠每一台演出收取报酬。他们的表演与体力劳动相差无几，以至于"戏子"是一个遭人歧视的职业。相形之下，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明星利用电波和机械复制挣脱了时空的限制。明星的一次表演可以被制作为无数份拷贝或者录像带、光碟，他们的电子形象将通过销售和传播网络扩散到全世界。事实上，表演仅仅是明星之所以为明星的部分原因，如同乔治·萨杜尔所描述的那样，明星的周围气氛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观众对于电影明星的崇拜是用几百万张签名的照片来维系的，广告和宣传在这些偶象周围散布一种传奇的气氛。明星的恋爱、离婚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化妆品、住宅、他们所喜爱的动物，这一切在某些国家成了一般人关心和津津乐道的题材。"（8）明星崇拜无疑可以追溯到好莱坞的"明星制度"。20世纪之初，电影演员声誉不佳，他们通常隐姓埋名，默默无闻。然而，特写镜头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特写镜头聚焦于个人形象，富有魅力的一颦一笑得到了无比详尽的表露。这纵恿了幻觉的出现：观众觉得自己与明星之间的距离已经取消，某种暧昧的想入非非若隐若现。拉康对于欲望的说法仿佛又一次得到了证实――电子传播媒介制作的影像符号无疑是对于欲望的巧妙投合。于是，电子传播媒介与商业之间的合作因为明星的中介而创造了不俗的业绩。"明星制度"的扩大终于让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电子传播媒介的符号制作是创造偶象的奇妙形式，强大传播功能可以轻易地让一个人身价倍增。于是，电子时代的演员和主持人迅速变成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业。他们所得到的远远不限于表演的片酬，明星崇拜产生的号召力可以让他们销售自传，或者重金受聘而充当广告之中的模特。这时，话语权力、文化资本与经济利益之间环环相扣的演进终于显露无遗。

这一切当然与绝大多数环绕于电子传播媒介周围的公众无关。通常，他们无缘进入电子传播媒介复杂的循环体系，染指这种循环产生的利益。他们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大量吞噬影像符号，从而招徕广告商。如果某些人试图发表一些独特的、甚至与电子传播媒介的宣谕相互矛盾的观点，或者试图更正电子传播媒介的某些不实之辞，这时他们才会察觉，自己与这个强大的传播体系之间距离得多么遥远。他们的声音不可能抵达演播室和录音棚，这个貌似大众聚会的空间无法任意进入。个人的喉咙不可能与众多精密的仪器抗衡，正像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之中所说的那样："答辩仪器尚未开拓出来，私人没有发射的电器设备和自由"。（9）这种无助和无力的境遇恰恰是一个反衬――反衬出电子传播媒介已经拥有了难以挑战的威严。更大的范围内，这种对比悬殊的关系还将出现于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

安德森曾经提出一个影响广泛的论点：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10）他深刻地阐述了印刷文明与这种想象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安德森曾经以小说、尤其是报纸为例说明印刷文字作品如何协同社会时间及空间的想象能力，人们如何因为报纸版面的共时框架和统一的阅读仪式而彼此认同。愈越了亲身晤面的社交圈子之后，母语即是人们之间最为牢固的联系链条。尽管语种与民族国家之间互不重叠――例如，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可能容有多种语言，或者相反，多个民族国家共同使用一种语言――的现象还将引向更为详尽的分析，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安德森有力地揭示了印刷和文字符号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产生的中介意义。现今的全球化语境之中，特定的语言仍然是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可是，电子时代会在多大程度上沿续安德森的分析？电子传播媒介之中的符号如何保持民族国家的主题？如果将电子时代称之为后印刷时代，如果说这时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利益单位，那么，人们是否必须考察这个问题的反面：电子传播媒介会在多大程度上破坏印刷和文字符号制造的"想象的共同体"？

问题迅速地积聚到影像符号与文字符号之间的差异。影像符号的复盖范围远远超出了文字符号；这意味着，影像符号有力地冲决了围绕文字符号的想象共同体的边界。文字符号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意义被削弱了。一个中国的汉族人可能不懂英语、德语或者俄语，但是，他完全可能看得懂美国、英国、德国或者俄国的电视剧。许多电影导演均持有这种共识：一部完美的电影不必过多地求助于话语，影像符号结构必须有超出言辞的表意功能。卫星电视出现之后，海关无法有效地封锁另一个国度的电视节目；人们可以自如地了解异国他乡的山川名胜、人情世故、起居饮食与消费趣味――换言之，电子传播媒介为观众开启了一个超远远出母语复盖区域的崭新视野。因为语种不平等而产生的不快消失了。人们可以在崭新视野之中重新想象一个远为广阔的空间，想象国界之外还有大批不同种族的观众正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同一个节目。按照安德森的逻辑，这意味着电子传播媒介正在为人们制造一个世界性的"想象的共同体"。或许，一些人正在理所当然地将这种世界性的"想象的共同体"视为现代性的必然结局――经济全球化指日可待，电子传播媒介不是预示了文化全球化的美妙前景吗？

必须承认，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世界性"同质文化"的诞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这是任何文字著作所不可比拟的。在我看来，安德森建立于他称之为"印刷资本主义"之上的结论不得不作出某种程度的修改。然而，这不一定是让人乐观的景象。电子传播媒介击穿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壁垒，多种形式的文化在全球范围之内敞开了。尽管如此，这并不是世界文化大同的来临。人们可以在许多场合察觉，一如后殖民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民族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霸权与歧视、压迫与反抗关系仍然在电子传播媒介之中重演。换言之，开放是一个事实，"共同体"却是一个幻觉。全球范围之内，电子传播媒介上的争夺决不比经济领域温和。首先，特定的电子传播媒介毫不掩饰地褒贬不同的民族形象。如果系统地考察过好莱坞影片之中白人、黑人与亚裔人所承担的角色，人们肯定有意味深长的发现。相似的状况可以在电视肥皂剧之中得到证明。《急诊室的故事》曾经在美国年复一年地播映。如同人们看到的那样，这部肥皂剧的角色分配与有色人种的歧视之间存在隐秘的呼应。《急诊室的故事》之中，只有两个纯正的白种人的错误与个人品质无关。专业精良的黑人医生与亚裔实习生显然具有人格的缺陷。这方面的例子如此之多，人们无法以偶然的原因予以解释。（11）当然，更多的时候，电子传播媒介之中民族形象的竞争与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人们从来没有忘记一个事实：电子传播媒介创造的利润同时是民族国家经济总产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国家对于好莱坞电影的抵制不仅是为了阻止"美国品牌"――例如富裕、充满机会、活力、先进的科技，等等――的入侵，不仅"因为好莱坞电影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形象与除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现实生活极不吻合"，而且，这种姿态还因为欧共体与美国之间近100亿美元的视听产品贸易逆差。（12）许多时候，多重的复杂竞争汇聚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形式之中：世界性的电影评奖。巨大的投资无疑是一种压力，因此，电影尤其渴望重大的奖项成为招徕观众的广告。这导致世界性电影评奖的角逐空前激烈。然而，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少数民族占据的评委席位十分悬殊，这无疑损害了多民族美学趣味的公平竞选。因此，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演艺人员开始有意无意地取悦人多势众的评委，即使像张艺谋、陈凯歌这个级别的导演也不得不屈从于西方中心主义强大压力。的确，电子传播媒介正在撤除民族文化的隔阂；可是，与文字符号产生的亲和力相反，电子传播媒介无宁说开辟了一个新的竞争空间――这些典型的"后殖民"故事可以视为印刷时代转入电子时代的一个历史性后果。

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个主将――对于"文化工业"的严厉谴责已经众所周知。他们眼里，电子传播媒介无疑是维持文化工业的现代化机械。尽管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无缘了解计算机网络，但是，他们对于电影、电视与广播表示了不可掩饰的憎恨。阿多尔诺的《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集中揭示电视隐藏的"心理机械主义"，（13）霍克海默不止一次地论证：电子传播媒介是个危险的工具――"在这点上，收音机和电影决不亚于飞机和枪的作用。"（14）

人们可以从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之中看到，他们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他们发现，文化产品的生产已经愈来愈像工业产品。从相差无几的预制零件到熟能生巧的装配程序，大众文化产品与生产一辆汽车相仿。用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的话说，文化工业之中"逗乐的技术、效果、幽默讽刺方式，都是按照一定格式考虑设计出来的。"阿多诺曾经更为具体地解释说，"工业"这个词主要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和扩散技术的理性化。他们感到了这种标准化文化生产的僵硬甚至粗野，并且发现了这种标准化背后的垄断："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15）这个意义上，人们开始默认一个可怕的预设：工业式生产之下的文化主体已经被剥夺了多样性，活跃的文化主体沦为不断重复的机械动作。

这并非一些情绪激愤的夸张之辞。从好莱坞的电影棚到巴西的电视连续剧生产基地，这种生产模式已经轻车熟路。（16）阿多诺承认，文化生产的"自治性质""在一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被文化工业剥夺了"。（17）现今，一套电子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已经相当完善。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与市场的相互认同姗姗来迟――20世纪90年代初，《渴望》终于脱颖而出。根据王朔――《渴望》的主要创作者之一－－提供的材料，文化工业的装配模式终于为《渴望》制造了渴望己久的爆炸性效果。王朔回忆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新落成的一个摄影棚促成了《渴望》的问世。只有每日拍摄才能维持这个摄影棚的运转而不至于亏损，所以，"要形成规模，讲究效益，必须走到工业化组织和工业化生产这一条路上来。"工业化的生产无疑与个性化的想象迥然相异：

这就是大众文化的运作模式了！对生产力提高的渴望改变了生产关系。一进入这个剧组我就感到了这一次与以往的不同，大家上来就达成了共识：这不是个人化创作，大家都把自己的追求和价值观放到一边，这部戏是给老百姓看的，所以这部戏的主题、趣味都要尊重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欣赏习惯，什么是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欣赏习惯？这点大家也无争议，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扬善抑恶，站在道德立场评判每一个人，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好人一生平安，坏人现世报……

这个模式之下，故事的组织的确如同一部复杂机器的装配：

那个过程像做数学题，求等式，有一个好人，就要设置一个不那么好的人；一个住胡同的，一个住楼的；一个热烈的，一个默默的；这个人要是太好了，那一定要在天平另一头把所有倒霉事扣她头上，才能让她一直好下去。所有角色的特征都是预先分配好的，像一盘棋上的车马炮，你只能直行，你只能斜着走，她必须隔一个打一个，这样才能把一盘棋下好下完，我们叫类型化，各司其职。演王亚茹的演员在拍摄过程中曾经不喜欢或叫不相信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合乎人情的，找导演谈，导演也许很同情她，但他也无法对这个角色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因为四十集戏全指着这个搅屎棍子在里头搅了。我们搞的是一部大众文化产品也叫通俗文艺作品，通俗文艺有它自己的铁的规律，那是你无论抱有什么艺术洞察力和艺术良心也无从愈越的，它必须要情节密度，要戏剧冲突，要人物个个走极端。在这样的作品中追究作者的艺术抱负是痴人说梦，由此判定作者的文化立场也常常会发生误会。很多人谈到《渴望》中相对负面的王沪生一家，因其是知识分子家庭，就指作者有反智倾向，其实这一角色身份的设立纯系技术问题，本来大家的意思是写一个老干部家庭，因可能更易造成误指，遭小人口诬，便放弃了这个其实更典型方便叙事的人物身份。现在好了，现在有大款阶层，所以大家一想到要在剧中给好人设立一个对立面，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们，这帮倒霉蛋，把人类的所有缺陷所有屎盆子都扣他们脑袋上，也没人心疼。（18）

这段引文生动地描述了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许多方面，文化工业的生产机制与艺术逻辑格格不入。霍克海默说出了一部分原因："对投资在每部影片上的可观资本的快速周转的经济要求，阻止着对每件艺术作品内在逻辑的追求――即艺术作品本身的自律需要。"（19）这个意义上，大众始终被定位为文化工业的消费者。大众的个性、身份、性别、经济地位和政治意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构成的市场规模。他们是作为投资者的收入统计资料予以考虑的。所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所谓的"大众性"并不信任。文化工业体现的"大众性"是某种机制的"事先设定"，大众是为其他社会阶层所代表。大众不是所谓的"上帝"，不是文化产品的主体，他们是算计的对象。（20）人们必须意识到弗·詹姆逊提出的一个区别：现今的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民间艺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21）前者不再保存某一地域的文化血缘而更像是世界通用的商品。因此，《启蒙辩证法》认为，标准化的文化产品仅仅体现人的某种"类本质"。（22）

"在文化工业中，个性之所以成为虚幻的，不仅是由于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标准化，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时，他才能容忍个性处于虚幻的这种处境。"（23）――丧失个性导致了《启蒙辩证法》的深刻忧虑。诚如阿多诺在谈论电视时所说的那样，丧失了个性的大众只能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的操纵，尽管"消费者的生活和这种意识形态却完全不协调。"文化工业已经娴熟地掌握了多重人格的精神分析学概念，消费者在种种心理的圈套之中体验被允许的满足和被禁止的满足。对于电视说来，一系列"暗隐的信息"可能突破意识的防线而深入人们的思想，这一切将对人们的无意识动机产生诱导。现代生活愈来愈难于理解；如果电视仅仅向人们的意识注入一些固定的程序，人们只能在种种幻象的训练之下更加迟钝。刚刚遭受法西斯劫难的阿多诺不得不考虑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有否可能再度向极权主义敞开了思想的门户？以往，文化总是能够向现实的僵化关系提出抗议，文化工业祛除了这种功能。"既然文化现在变得完全被这种僵化关系吸收了，并整合了，那么，人类又一次被贬低了。"（24）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导致的文化垄断如果将大众训练为没有个性的平均数，训练为标准化的社会主体复制品，那么，巨大的危险时刻可能重新降临。

文化工业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循环顺利地进行。文化工业不惮于声称，文化产品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基本意义是提供娱乐。人们对于快乐的追求是维持生产与消费之间循环的动力。这一切显然是资本主义文化秩序的组成部分。无疑，《启蒙辩证法》的批判锋芒不会轻易放过所谓的娱乐："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就表明了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行辩护。欢乐意味着满意。但是只有因为这些娱乐消遣作品充斥了整个社会过程，消费者已经变得愚昧无知，从一开始就顺从地放弃对一切作品（包括极无意义的作品）的苛求，按照它们的限制来反思整体，这种盲目的心满意足的情况才会出现。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25）

可是，《启蒙辩证法》的一系列观点终于引起了异议。人们的疑问是――这些观点是否过于悲观了？作者将大众视为一个整体，大众只会无所作为地呆在指定的位置，毫无抵抗地听从种种俗气的文化产品发出指令。这是否低估了大众内部隐藏的能量？消费的意义是否仅仅是一种"社会水泥"？另一方面，作者对于娱乐的谴责是否过于狭隘――娱乐是否完全等同于精神麻痹？总之，这种批判背后是否隐藏了精英主义的立场和家长式作风？对于大众的蔑视和厌恶是否成了维护所谓"高雅文化"的借口？追溯这些观点背后的理论预设时，一些理论家甚至认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恰恰陷入了技术决定论的圈套。他们心目中，技术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大众再也不可能从电子传播媒介那里索回他们的民主权力。（26）

如果摆脱《启蒙辩证法》的理论预设而考察大众的构成，人们不得不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大众"成员以及大众与权力集团的相对关系。因此，"大众"的内涵和意义不是本质主义的事先设定。大众并非注定是文化工业的合格消费者；他们或许有出其不意的发现，或许扰乱了文化工业标准化主题的前提。20世纪上半叶，"大众"是中国历史语境之中的关键词之一。"劳苦大众"、"工农大众"、"人民大众"――这些概念均是"大众"的派生。之后，贵族与封建文化共同遭到人们的唾弃，"民众"、"平民"、"大众"成为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这个概念"似乎天然具有的道义优越性并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密切相关；同时，无论启蒙、教育还是革命，知识分子一次次接近大众的努力背后都有一个对民族国家的想象。而大众，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未来的社会主体。"这里所谓的大众是革命的资源和主力军――即使在数量的意义上。现今人们所定义的"大众文化"更像是被左翼和进步知识分子严厉批判的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的享用者更多地被命名为"小市民"。（27）可以看到，这个历史时期的"大众"并未被想象为商业和娱乐业的盟军。

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指出，都市化和工业生产形成的劳动关系均是大众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许多人对于这个群体没有好感："群众成为乌合之众的新名字，并且在词义中保留了乌合之众的传统特征：容易受骗，反复无常，群体偏见，兴趣和习性低级。根据这个证据，群众形成了对文化的永久威胁。"雷蒙德·威廉斯认为，这是贵族的精英主义对于大众的蔑视，尤其是文化的蔑视。大众不是无知的群氓，人们没有理由阻止大众对于种种传播媒介的兴趣，正当的作法是让大众在广泛的接触之中进行自己的选择。（28）如同雷蒙德·威廉斯一样，另一批理论家对于大众保持了乐观的估计。约翰·费斯克强调，大众并非一个"稳定的概念"，"仅就’人民’是个合理的概念这一点而言，应该将其视做不断变化的、相对短暂的诸多构形的联合。"他们可能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反抗形式。斯图亚特·霍尔在一篇访谈录之中表示，沉默的大众真正在思考，只不过我们剥夺了他们发表的工具。事实上，他们作为一种"被动的"历史、文化动力而持续存在。（29）这个意义上，大众是活跃的政治主体；他们的能量并没有被文化工业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封锁。

大众所热衷的娱乐也不是一无可取。诚如一些理论家所看到的那样，娱乐不仅是一种现实的逃避；娱乐所包含的乌托邦主义同时是对于现实的质疑和代替。尽管娱乐没有明确地对阶级、种族以及性等级制度予以批判，但娱乐是一种渴望冲出现存结构的冲动。（30）例如，武侠影片之中的"江湖"是一个虚幻的空间，但是，这个虚幻空间的快意恩仇又反衬了现实的乏味。如果大众的能动性并未泯灭，那么，大众文化的流通过程可能产生种种不可预知的意义。分析了一批经验性的研究材料之后，汤林森对于大众给予积极的评价："观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得主动、复杂而有反省批判的能力，此外，他们的文化价值对于外来文化的操纵与’入侵’之抗拒能力，也比许多媒介批判家的想象高了许多。"（31）

费斯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论证了相似的观点。费斯克表示，他不赞同一个普遍的看法："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仅只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其多样性最终是一种幻觉，因为它们都在促进同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他看来，统治阶层与大众的多元利益和矛盾价值可能在同一种文化商品之中相遇。相对于财经经济，费斯克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文化经济"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于大众的消费之中，因而是资本的运作无法事先控制的。大众可能利用文化工业的商品生产"抵抗性意义和快感"，用霍尔的话说，大众可以采用自己的解码方式。电视即是这种双向权力的典型。大众建构了文化作品的多种不可指定的意义，制造了符号的多声部性质。这即是成功的抵抗形式。的确，许多文化工业的作品提供的是一种逃避。但是，逃避或者幻想包含了反抗的意味。许多通俗文化乃是幻想的"激发器"。如果某种作品是一种开放性的生产性文本，它就会破坏所谓的"同质性"："因为要达到大量多样的观众，那就必须在读物中允许大量的文化多样性，从而提供充溢的符号以供接受这些符号的亚文化高榷，以便产生它们的意义，而不是播送者选择的意义。"所以，不像阿多诺那样，费斯克认为市场意义的成功不一定是文化意义的失败："文化商品的经济根源不能说明它在被接受的时间和地点的文化使用价值，也不能控制或预测它所能激发的意义和快感的多样性。"（32）这个意义上，费斯克具体地阐述了电视"文本"的三个层面以及观众介入的主动程度：

……首先电视屏幕上有一个基本文本，它被文化工业所生产，且务必看成是工业总体生产的一部分。第二，有一个潜层次的文本，也是被文化工业所生产，尽管有时为文化工业的另一部分所生产。这些包括观众演播室，电视批评和评论、有关演出和影星的特写、闲谈专栏、发烧友杂志等等。它们可以表明，原初文本的潜在意义是怎样被不同观众或亚文化所激活的、是怎样转换为它们自己的文化的。在文本性的第三个层次上是观众自己生产的文本：他们对电视的谈论，他们写给报纸或杂志的信，他们在生活中对电视所引导的服饰、言谈、举止及至思考的采纳。（33）

这个意义上，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的遇合可能演绎出种种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些故事突破了主导意识形态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产品的指定区域而产生奇异的后果。台湾的陈进兴案件报道是一个有趣的例证。陈进兴系台湾白晓燕撕票案主犯。在逃期间，他潜入南非武官官邸，绑架了武官全家为人质。这时，台北的所有电视传播媒介均到达现场，主持人在直播间与陈进兴通了电话，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现场采访。陈进兴用枪威胁着人质，一边看电视实况转播，一边在电话里言辞恳切地为自己辩护。这个直播间成了陈进兴的个人讲坛。事后的观众调查表明，一些观众认为陈进兴不够英雄，没有实践自杀的诺言；一些观众因为没有看到理想的高潮而感到失望；另一些观众觉得陈进兴颇有人情味，因为他爱自己的太太和孩子。（34）事实上，这种报道的影响和波及面是不可预测的。这可能制造前所未有的收视率还是引起失控的狂欢？对于控制的主题而言，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能动性之间产生的变数始终是一柄难以掌握的双刃之剑。

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主导意识形态，欲望和利润，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业己交织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多重的权力关系正在这个网络之中不懈地角逐。在我看来，启蒙与专制、主导意识形态与市场自由主义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乃是认识电子传播媒介的症结所在。这些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迄今为止，这已成为许多人共同认可的结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与文化民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可以说，前者时常是后者的必要条件。知识与信息垄断的破除即是启蒙的发轫。这个意义上，电子传播媒介对于民主的历史功不可没。对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说来，开启民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化工业导致的副作用。所以，徐贲甚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游离于中国的历史语境：

在欧洲，民族国家和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经典文化远在文化工业出现之前就已经奠定。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也在文化工业兴起之前业己完成。在这样情况下，文化工业的兴起成为资产阶级上流文化，也就是现代经典文化的威胁力量。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其中包括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现代化是随着电视而不是启蒙运动走向民众的。以媒介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大众文化和社会启蒙、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同步发展的。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早已失去了经典传统文化的权威。新文化正是打着民众文化的旗帜崛起的。在中国，新文化的成就和权威都无法与启蒙传统的经典现代文化在欧洲的地位相比。群众媒介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关系也就远没有它与欧洲经典文化那么紧张和对立。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当然，这种启蒙作用和由精英监护的启蒙是完全不相同的。（35）

然而，即使赞同这种历史描述，人们仍然可以提出一个后续的问题：制造了新启蒙的电子传播媒介会不会在某些时刻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权力？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论证，这种危险一开始就潜伏在那里，几乎与启蒙联袂而行。人们对于电子传播媒介的公正性迹近苛求，恰恰是因为电子传播媒介的威力无可比拟。人们已经有过不计其数的教训：没有限制的威力时常是独裁的温床。今天，电子传播媒介在许多场合取代了传统的领袖。电子传播媒介发出号召，颁布权威消息，预测明天的历史，并且不失时机地与民同乐。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传统领袖从事演说的广场已经扩大到全世界。某种程度上，人们信赖电子传播媒介并不亚于信赖领袖。他们的仰视目光转向了电视屏幕和收音机。全球化的现实时常将人们抛入某种陌生之境；此刻，电子传播媒介主宰了人们的信息来源，成为导演大众的实际领袖。尽管观众或者听众之间互不谋面缓和了集体性的狂热，但是，电子传播媒介的召集和动员仍然极为有效。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发现：形成群体的大众易于接受暗示，他们的理性急剧衰退而更多地坠入形象思维；大众无暇分析矛盾，辩明疑虑，他们更乐于注目夸张的、极端的感情，关心种种神奇的事件；严谨的论证对于大众无济于事，重复某些简单的辞句和意象是说服大众的卓有成效的方式。（36）这时人们可以看出，电子传播媒介恰如其份地充当了大众心理的引导者。种种混乱或者无序之中，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里的意见无疑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弗洛伊德按照他的逻辑推断说，集体心理的凝聚力源于"父亲－领袖"的恐惧和膜拜；（37）现在，"父亲－领袖"化身为种种电子产品而无远弗届了。从主持人、导演、演员到制片人、剪辑、摄像、美工，所有与电子传播媒介有关的人员都拥有一份超额的权力。只有他们是说明世界真相的使者。如果这些人与他们手里的机器均从属于某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电子传播媒介制造的启蒙会不会进入另一个陷阱？

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模式，人们会迅速地察觉权力体系的存在及其强大的支配。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包括两种常见模式。第一，电子传播媒介被视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负责电子传播媒介的投资和管理，电子传播媒介自觉地充任政府的舆论工具。尽管电子传播媒介可能某种程度地容纳娱乐节目，可是，维持现有体制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始终是第一要义。这时，电子传播媒介从不回避它们对于国家权力的遵从。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宣传国家的声音。相对而言，第二种运行模式是将电子传播媒介视为某种必须赢得利润的产业。电子传播媒介所传送的符号即是一种商品。无论是造价昂贵的电影"巨片"、没完没了的电视肥皂剧还是独家采访的秘闻、故作噱头的"欢乐总动员"或者电子游戏机之中历尽险阻的过关斩将，票房价值与收视率乃是电子传播媒介终极目标。文化工业是这种运行模式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终将为这种模式提供远大的前景。然而，如果以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作为观察的例子，人们没有必要泾渭分明地分离两种模式--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两种模式的交错、衔接和过渡。

许多人的心目中，上述两种运行模式可能产生激烈的观念冲突。权力是对于个体的控制；市场的自由主义是对于权力意志的解构。这个意义上，市场时常被赋予解放的涵义。强制性的配送无法换取消费者的货币，市场即是允许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购买特定的符号制品。虽然人们的"需求"体系逃脱不了各种意识形态的隐蔽操纵――虽然掌握市场的时尚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资本构成了另一批无形的栅栏，但是，市场至少保证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换言之，第二种运行模式的权力只能潜在地寓于商品形式之中。在我看来，现今必须意识到另一种情境：某些时刻，上述两种运行模式可能汇为一炉――权力可能在某些时刻谋求与市场利益共享；市场可能在某些时刻仰仗权力的庇护拓展规模。经过巧妙的包装和运作，某些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可能与市场机制融洽无间。我的记忆之中，1997年6月1日香港艺人柯受良飞越黄河壶口的电视现场直播即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柯受良对于驾车飞越种种障碍物的爱好可以形容为冒险精神的体现。这象征了人类向大自然重力的勇敢挑战。然而，电视为首的一系列传播媒介加盟之后，这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工业创造的神话。265米的跑道，性能卓越的白色三菱越野跑车，这个世纪科技制造出来并且经过精心测算的速度，卫视中文台1500万的赞助费，反复试飞制造的悬念，卫视中文台、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中国黄河电视台的联袂现场直播，现场竖立的一块大屏幕电视墙与造价200万元的巨型演出台，千余人表演的宜川胸鼓、安塞腰鼓和太原锣鼓，大批歌星同台献艺，以柯受良小名命名的"小黑子"纯净水作为相关产品隆重推出，计划出售定价50元的门票5万张，最后――也是压轴的关键一笔――据说这一切是为了迎接香港回归大陆。（38）或许，人们无法从任何一个传统的神话之中分析出更多的代码：冒险，英雄，美女，荣誉，科技，商业，民族情绪，爱国主义，如此等等。精心策划之下，电子传播媒介终于将一项无足轻重的个人冒险纳入主导意识形态，并且制作为影像符号的商品供给不计其数的观众消费。无论怎么说，这一个案显示了电子传播媒介两种运行模式亲密合作的可观前景。或许人们可以将这种个案视为一个重要的迹象：如果电子传播媒介变成了现代科技撮合之下权力和资本融为一体的产物，那么，任何个人都无法撼动它的坚固结构。

毫无疑义，电子传播媒介渴望大众的拥戴，这是电子传播媒介存在的理由和条件；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电子传播媒介给出的必定是大众所需要的。大众对于电子传播媒介忠心耿耿，大众已经无法想象取缔电子传播媒介的日子；但是，这同样不能证明，大众必定被训练为某种没有任何个性的零件。这两个推论之间隐藏了许多分歧、转折的可能。所有与电子传播媒介有关的人无不按照自己的目的竭力实现其中的某种可能。可以肯定的仅仅是，电子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成为现今文化地图的重要坐标点。注释：

（1）参见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65页

（2）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的《后现论》第四章，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3）转自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16页

（4）劳拉·斯·蒙福德《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15页

（5）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120页

（6）参见《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64至165页

（7）戴锦华《隐形书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6至37页

（8）乔治·萨杜尔《电影艺术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179页

（9）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113页

（10）参见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第三章

（11）有关《急诊室的故事》的分析可参见林鹤在《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之前的译序

（12）参见大卫·普特男的《不宣而战――欧洲视听业的现状及其对美策略》，《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2000年2期

（13）阿多尔诺《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外国美学》第9辑

（14）霍克海默《艺术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264页

（15）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00页；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117页、113页

（16）有关巴西电视剧的产量及经济收，可参见2000年6月27日《参考消息》6版《巴西电视剧出口创收》一文

（17）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99页

（18）王朔《我看大众文化》，《天涯》2000年2期

（19）同（14），273页

（20）霍克海默《艺术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265、274页；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文化研究》第1辑，198页

（21）参见弗·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的具体化和乌托邦》，《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2）同（9），137页

（23）同（9），145页

（24）阿多尔诺《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外国美学》第9辑，384、385、387、392；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文化研究》第1辑，199页

（25）同（9），135至136页

（26）参见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9至12页

（27）参见吴晓黎《作为关键词的"大众"：对二三十年代中国相关讨论的梳理》，《思想文综》4，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篇论文对于"大众"一词辩之甚详

（28）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377页，397页

（29）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28页；斯图亚特·霍尔《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思想文综》4

（30）参见理查·戴尔《娱乐和乌托邦》，《思想文综》4，弗·詹姆逊《大众文化的具体化和乌托邦》，《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97至98页

（32）费斯克《大众经济》，参见《文化研究读本》227、230、233、239、240、242页

（33）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重组话语频道》，麦永雄柏敬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86页

（34）这个事件的介绍可见《读书》2000年2期吕新雨《媒体的狂欢》一文

（35）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249至250页

（36）参见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