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范文10篇

不作为范文篇1

一、问题表现及存在原因

（一）少数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这是目前行政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一是为政不廉，以权谋私。如即墨市建筑工程检测站检测员王XX、陈XX在任期间，利用工作之便，先后非法收受他人现金贿赂、购物卡，折价达2万余元。这些基层执法人员，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捞取个人利益的工具，不给好处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二是服务态度差、工作效率低。有的行政执法人员态度冷淡、语言生硬，有时甚至故意刁难服务对象以至发生冲突；有的表面上也在履行工作职责，但行动迟缓、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此外，还有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畏难怕硬，怕得罪人或自身懒惰而不能认真履行自身职责。

（二）有的部门大局意识不强，管理水平不高。一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形式职权，部门之间推诿等靠。在现有体制下，有的政府部门存在职能交叉，一些公共事务多个部门都有职能管理；另有一些公共事务则需要多个部门互相配合才能管好。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服务意识差、大局观念不强的部门往往从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出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出现了推诿等靠现象。遇到问题，几个部门各执一词，都是言之凿凿，各有各的道理。二是机关内部监管不严，工作纪律和工作制度落实的不够。有的部门和单位虽然有比较健全的工作纪律和制度，但由于抓落实不够，形同虚设，对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致使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

（三）体制、机制、制度上的原因。

一是行政执法人员考核奖惩办法还不够科学，勤政和业绩在行政执法人员的报酬和晋升中的作用不明显，缺乏正面激励措施，有的部门的考核奖惩办法甚至还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如不能正确看待不作为乱作为和工作中的失误，对不作为乱作为过于宽容，对工作中的失误过于看重，在考核中往往以有无失误为主要标准。工作干得多失误也会多，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担心出错，不敢大胆工作，遇事能躲就躲，能推就推，无疑中助长了不作为乱作为行为。

二是责任追究力度不大，不能有效制止不作为乱作为。目前，一些行政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虽然损害了群众的利益，造成了群众与行政执法部门的矛盾，降低了行政执法部门的威信，但责任人是否受到惩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领导拍了桌子，惩处就可能“从重从快”，否则就可能“下不为例”，从而傲长不作为行为乱作为的发生。

三是法律制度不健全，影响了社会监督。我国约束公务人员履行工作职责的法律主要是《行政诉讼法》。目前，依据该法起诉行政不作为的范围很窄，只有不作为相对于公民个人直接权益时才能诉诸法律，当不作为相对的是公众利益时，法律则无能为力。也就是说，依照现有法律，目前个人尚不具备为公众利益起诉行政部门不作为的资格。

二、存在的危害及影响

行政执法人员不作为乱作为，对社会具有多种危害和不良影响，目前看，以下几种危害比较突出。

一是浪费公共资源，降低社会效率。行政执法人员的各项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部分行政执法人员“光拿钱、不干事”，本身就是公共财富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行政执法人员身负公共事务管理的重任，部分人员经常不作为，必然影响整个社会运行效率，造成多方面的资源浪费。我国行政机构屡次精简又复于臃肿，与部分公务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效率低下不无关系。每次精简人员后，因为效率低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就出现一些工作无人处理，迫使一些行政部门增加员额，再度膨胀，以致循环往复，形成怪圈。有些部门因机构减少，无法调人正式人员，便聘用临时人员。聘用人员工资没有来源，便利用行政职权乱收费。在一些部门甚至出现正式行政执法人员无所事事，工作基本依靠聘用人员的现象。

二是破坏社会公平，影响正常秩序。国家立法和行政的目的在于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使之趋于公平，从而保证社会运行有序和稳定。但行政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拒绝维护社会公平，使一部分人的违法侵权行为得不到制止，另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长时间的不平衡，必然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一些地方由于基层行政执法人员长期以种种借口拒绝正确履行职责，使一些本来很好解决的问题积成错综复杂的“死结”，致使群众多次越级上访、集体上访，有的导致矛盾激化，爆发恶性案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三是混淆是非观念，影响社会风气。一些行政执法人员长期不作为乱作为，使一些不法行为长期得不到制止，久而久之，必然混淆是非观念，结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虚假数字”、办事收受好处费等间题，相当一部分干部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不想乱作为的人面对压力也不得不随波逐流。有些执法人员长期不作为乱作为，不仅是非观念淡忘了，自身的职责也记不清了，如四川某镇居民李某被歹徒勒索一案中，被指控不作为的公安局在法庭上与原告争辩时，竟然说“公安局凭什么要保护你？”．

四是败坏党和政府形象。行政执法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行使着国家赋予的权力。在群众眼中，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国家，他们不履行不正确自身职责，不为群众办事，不仅会败坏他们作为执法者的形象，而且必然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疏远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三、整治对策及建议

产生不作为乱作为现象的原因是多层次的，防治不作为乱作为也应当多策并举，比如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严格管理等等，但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应当加强制度建设、抓好制度落实。

首先，应当建立健全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行政系统内部的纠错机制。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之所以在一些部门广泛存在，关键在于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大部分不作为乱作为者没有受到相应的处罚。因此，应当根据不作为乱作为行为的特点，制定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由于相当一部分不作为乱作为涉及到国家赔偿，因此责任追究应当由不作为乱作为责任人承担必要的经济责任，既减少国家的损失，也有利于真正起到惩戒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已经调离原岗位或退休的责任人，经济惩处具有实际的操作性并能真正体现“追究”的威慑力。通过建立健全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可以强化责任意识，有助于加强管理和互相督促，最终会在行政执法系统内部形成自动的纠错机制，把一些不作为乱作为行为纠正在起始状态。

其次，应当着眼于方便群众监督，完善法律法规。依据我国宪法，群众有行使监督的权利，行政诉讼法也对群众依法起诉行政部门做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但从整体上看，具体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够，群众对行政执法人员一些明显违法行为的监督，尚且步履艰难，有的要搭上几年时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和几乎倾家荡产的代价才能讨回个公道的“说法”，而对构不成违法行为的不作为乱作为，更是回天无力，大多数只能摇首唱叹，有的便把怨气记到党和政府的头上。出现这种现象，关键在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不作为范文篇2

一、精心组织

县残联高度重视，理事长及时主持召开了动员会议，全面学习县专项整治活动方案，以及县委书记在全县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统一认识，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的重要意义，扎实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专项整治活动。结合残联实际，制定了专项整治活动方案，建立活动办公室，明确了活动内容、要求、时限。

二、广征意见

在自查自纠过程中，县残联紧扣这次整治活动的目标任务，通过设置意见箱、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于7月22日通过《关于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征求意见的函》向各乡镇、县级各部门、县属各企事业单位征求意见。

三、全面自查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组织紧紧围绕“七个突出问题”进行认真对照检查，深入查找县残联领导班子和职工在“七个突出问题”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县残联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七个突出问题”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具体问题，主要表现为：政治学习还不够深入，思想观念还不够解放，畏难怕担责，缺乏改革创新意识，习惯于按照既有的规定办和按照上级领导的意见办，缺少灵活应变的工作方法和措施；干部教育还不够严格，部分干部工作质量不高，服务意识不强。个别干部身上有纪律松懈、作为不扎实、办事推诿、工作不严谨、脱离群众，态度不谦虚等现象等。

不作为范文篇3

一、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县委要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教育惩处并重、标本兼治的原则，从严从实查处全镇干部职工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突出问题，教育引导全镇干部职工切实增强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着力增强践行“三严三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推动形成“主动作为、廉而又勤，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良好局面。

（二）基本原则

1.聚焦“三严三实”、一抓到底。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狠抓“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钉钉子”的精神开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整治，跟踪问效、一抓到底，确保整改工作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2.聚焦发展、重点突破。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谋划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上，着力在推动转型升级、保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等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上取得新突破。

3. 示范带动、上行下效。镇党委班子和班子成员带头，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各司其职，履行责任，密切配合，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确保整改取得实效。

4.开门整改、接受监督。及时公布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把整改落实情况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把群众评判作为衡量整改效果的根本标准，让群众在参与整改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教育实践活动的实际成效。

5.改革创新、建章立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一手抓整改、一手立规矩，形成按规矩办事、靠制度管人管事的长效机制，固化整改成果，推动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三）总体目标

通过扎实整改，做到理想信念更加坚定，联系群众更加紧密，着力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风肃纪成果，深入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改进作风、提高效能。紧紧围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突出问题进行自查自纠，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健全为民务实清廉的常态化制度，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不断增强奇峰发展的优势和动力。

二、整治的内容

（一）工作不落实，效能低下，怕担责任。

工作中，有的同志效能低下、怕担责任，于是，遇到好处理、好解决的事情就主动上，遇到矛盾难题时就找理由回避，对一些重大决策部署、棘手问题，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怕担责任，习惯于找书记、镇长签字，或是班子开会集体研究一盘，造成工作拖拉、久拖不决、贻误时机。比如，在XX污水处理站项目上，由于涉及的村民多、征地赔付要求高等困难，班子成员多次研究解决方案，但至今进度缓慢。

（二）工作走过场，做事得过且过。

抓工作缺乏雷厉风行的精神，缺少一抓到底、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和韧劲，存在虎头蛇尾、时紧时松的现象，工作不主动、不仔细，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比如砂石整治工作中，起初存在重视不够，督促不力，导致工作开展疲软，对于砂石业主不敢斗硬，不愿意得罪人，导致滞后。

（三）对干部不敢抓、不愿管。

班子成员之间、部门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存在着“栽花多，栽刺少”现象，当老好人，对作风不实、工作不力的干部不敢批评，遇事和稀泥，上下不得罪，左右留余地，批评也仅停留在等层面。同时，有的同志认为分管部门对自己分管工作“扎得起”“有魄力”，而对存在的作风漂浮、工作不实、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监管不到位，睁只眼闭只眼，不坚持原则，不敢管，不愿说。

（四）“中梗阻”“踢皮球”的现象需要改善

一是干部职工个人学习自觉性不强，缺乏“钻和挤”的精神。据反馈的情况看，有的同志对本部门的业务不熟悉，对当前的国家方针政策不了解，不能及时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二是因循守旧，进取精神缺乏。有的同志干工作凭经验、吃老本，习惯生搬硬套、断章取义，缺乏开拓创新精神，缺乏干事创业的激情。在研究工作时，原则性和灵活性把握不好，一说按规定就死搬条条、不讲效率。

（五）漠视群众、冷硬横推的现象时常发生

从反馈统计来看，普遍存在服务意识不强、缺乏足够热情和耐心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心中无数，没有常怀于心，行动上不急不力；二是回应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及时，有拖、推、躲的现象。对一些条件不成熟一时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未及时作出解释和回应；三是有的同志不愿意亲力亲为，对群众的诉求推三阻四，有的同志动口不动手，为群众服务口惠而实不至，甚至有的干部对群众口大气粗、吆五喝六。

此外，在廉而不勤、勤而无效，“人小鬼大”、阳奉阴违等问题方面，存在着部分干部存在责任心不强，面对改革发展压力，不着急、不上心，办事拖沓、效率低下的现象；用手中权力为私人办事，注重“表面”政绩，看重“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

三、 整改措施

（一）进一步明确职责，强化责任意识。镇党委班子成员带头，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各司其职，具体落实到各部门、各村（社区），明确具体经办人，履行责任，密切配合，示范带动，上行下效，确保整改取得实效。

（二）进一步深入学习，加强思想教育。制定就干部职工学习的制度和计划，确定机关干部政治学习日（每周三），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上级文件精神、廉政知识、业务素养等内容；对照自查自纠结果，对不学习业务、不钻研政策、能力不强的干部，要组织再学习、再培训；不定期安排领导干部、专家等进行现场授课，确保学习教育制度化、经常化。

不作为范文篇4

关键词: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违法原则;过错推定原则

一、传统归责原则的考察

(一)过错原则。按照过错原则，行政主体仅因主观过错对行政不作为违法承担责任。将主观过错纳入行政不作为归责，能够促使国家正确合法地行使权力，制约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懒政”心理，避免违法行为的泛滥;还能对相对人损失进行赔偿，也避免因为各种主观归责导致国库超支。但是由于过错的主观性，相对人一般难以确定行政机关具体而明确的过错。行政不作为侵权在实践中经常与民事侵权竞合，如果不能按过错平衡各主体的责任划分，行政主体可能推卸责任，出现受害人救济困难。而且过错责任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加重相对人的举证负担，相对人必须证明行政主体具有过错，后者才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行政不作为有隐蔽性、非即时性，相对弱势、信息不充分的行政相对人证明行政主体的过错相对困难。根据过错原则，国家在行政不作为的很多场合无须承担法律责任，这背离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宗旨，因此，在行政不作为归责中适用过错原则是不适当的。(二)无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在民法领域是对过错原则不足的弥补，能够最大限度的救济权利，却是过错原则的补充，适用于特殊侵权行为。无过错原则适用于行政不作为归责，起源于19世纪后期法国判例确定的公法领域之特别危险责任，主要指公职人员执行公务时损害了公民权利，不考虑主观过错，国家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出于有效控制行政权和更好保护相对人的考虑，不少行政法学者对无过错原则青睐有加。可是将无过错责任确定为行政不作为的一般性归责原则，过于强调“权利恢复”，失去了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制裁和教育作用。虽然无过错原则完全能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但是行政机关的费用支出都来源于国家财政，最后为行政不作为损害买单的还是全体公民，这样容易给国家财政造成极大负担，也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而且无过错原则的滥用，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敷衍塞责的心理，不利于促进行政机关的依法作为。因此，无过错原则不能在行政不作为归责中普遍适用。(三)违法原则。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确立了包括违法归责原则和结果归责原则的多元归责体系，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主要是违法原则。违法原则有不少优点，可操作性强，法院在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可以直接适用违法原则，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是相通的，而且以执行职务违法作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能够促进行政相对人行使赔偿请求权。但是单一的违法原则越来越来受到学者批评。概而言之，违法归责原则与《宪法》第41条不符，宪法没有强调公民获得国家赔偿的前提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不符合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无法有效解决事实侵权行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等方面的法律责任，司法实践中也有案件突破了违法归责原则。机械套用“违法性”标准，既严格限制了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范围，也排除了很多无法考量违法性的行政不作为，不利于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贯通。综上所述，我国传统侵权行为法领域内广泛适用的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以及违法原则，都无法普遍适用于行政不作为归责。

二、以过错推定原则指导不作为归责

行政法的过错推定原则，是指行政相对人如果能证明自身损害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的，而且行政主体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推定其存在过错，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过错推定原则能避免行政主体遮掩其行使职权时的过错，通过举证责任倒置迫使行政主体证明其行政行为没有过错，加重了行政主体的责任，给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加上“紧箍咒”，有效地制裁行政不作为违法行为，促进行政主体依法履职，并保障了行政机关的工作积极性。过错推定原则的本质是过错原则的客观化，只有主观过错和客观违法结合的行政不作为，才发生国家赔偿责任。过错推定原则能够保证行政机关行使国家赔偿责任，行政相对人的损害得到赔偿。在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同时，又能适应行政不作为赔偿的实际情况，防止国家赔偿诉讼泛滥导致国库的过度支出，从根源上实现了社会公平。也就是说，过错推定原则实现了促进依法作为、保障公民权益、限制国库开支的平衡，应当作为行政不作为归责适用的基本原则。

三、结语

过错推定原则旨在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极大地避免行政不作为。如果行政机关不能证明行政不作为无过错，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有利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这促进了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坚持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参考文献］

［1］曾哲，周泽中．论过错推定原则在行政不作为归责中的适用———以“过错客观化”理论为介入点［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8(4):24－31．

［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55－557．

不作为范文篇5

[关键词]立法不作为类型现状完善

关于养路费的问题，最近为媒体和大众所关注。此事最早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在《检察日报》发表名为《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1的文章引发，文章表示，“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规定》关于征收养路费的规定，缺乏法律依据。”10月30日，周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审查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违法问题暨撤销违法的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建议书》。不过，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出面表态认为，交通税费改革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的授权，由国务院决定分步骤进行的，在燃油税没有出台前，各地仍按照现行规定征收公路养路费等交通规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尽管有权威人士出面表态，但是，有关养路费合法的言论仍然值得商榷。因为，1999年10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规定：“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而交通部决定明年继续征收养路费的依据——2000年1月14日国务院2号通知却规定：在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实施之前，各地仍应继续征收公路养路费、车辆购置附加费、公路运输管理费等交通规费。显然，《公路法》是要求以征税的方式来筹集公路养护资金，而国务院通知规定的是用收费方式来筹集养护资金，国务院的通知与《公路法》的规定存在形式上的冲突，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公路法》明确要求要用征税的方式来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并授权国务院加以具体规定，但国务院却在法律授权六年多后，仍然没有进行具体规定，这使得六年以来征收的数以千亿元的养路费处于师出无名的尴尬地位。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余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新的法规出台后，国务院应该出台具体实施办法，但五六年以来，都没有相关规定出来，所以确切地说应该是‘立法不作为’。”由此，从这一事件，牵涉到另一个法律问题：在立法机关（包括具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立法不作为，使得法律发生冲突，或者公民的权利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如何办？

一、“立法不作为”类型与表现

通常我们只听说过也只讨论过行政不作为，从来没有听说和讨论过立法不作为。行政不作为通常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法律明确赋予其的职责不履行的行为，对于行政不作为造成国家、集体、社会财产损失和公民的人身与财产损害的，要追究相应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甚至法律责任，《国家赔偿法》也明确规定了，行政不作为造成公民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但立法不作为却在国家法律中没有丝毫体现，那么，什么是立法不作为呢？

在我看来，立法的不作为，可以称作隐性的和显性的。隐性的立法不作为，是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国家机关的职责，由于需要立法机关来制定相关的法律完善实施细则，使公民权利得以确实的保障、国家机关必须强制实施其职责，但是由于宪法与法律没有明确作出相关立法机关必须进行立法的要求，立法机关迟迟不制定相关的法律，来保障宪法与法律所规定公民权利得以落实、使国家机关的职责得以切实履行。

隐性的立法作为的义务，其主要源于宪法的隐含性委托，即虽然宪法并未明文课以立法者为一定立法行为，但根据宪法核心理念及宪法之最低保障的需要，立法者必须将其具体化而负有的义务。

隐性的立法不作为，在我看来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前几年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揭示出的问题。此案发生在山东省滕州市，女青年齐玉苓对冒用其姓名和档案而上了中专的陈某及其母校以侵害姓名权和教育权为由诉诸法院。1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上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受教育权并没有在法律中规定为民事权利，按照以往惯例，是不能直接引用宪法来打官司的。因此，齐玉苓主张由于受教育权受到侵犯遇到司法上的瓶颈，在这种情形下，经过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6月28日作出了法释[2001]25号批复，明确指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他人依据宪法规定享有的受教育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案虽然得到公正审理，但由此引发的讨论却不绝于耳，多数人关注如何让宪法规定的条文直接在司法中运用，但实际上，如果立法机关及时落实了宪法的规定，在民事法律中及时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并规定相应的保障规则，那么，司法机关说可以直接引用民事法律进行审判，而无须求助于宪法的条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出现也可以视为是立法机关不作为引发的。

显性的立法不作为，是指宪法与法律明确规定了立法机关（包括具有立法权限的行政机关）应当对某一事项进行专门立法，相关立法机关迟迟不进行立法，或者对相互冲突的法律、法规不进行有效清理，抑或对应当及时批准和备案的下级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法规不及时批准或者备案，以致公民权利得不到具体的保障和国家机关职责无法得以履行。

显性的立法作为义务，来源于宪法与法律明文规定，即宪法和法律明确给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课以一定义务，要求对某一事项进行立法（有的明确规定了立法的时间），或者要求他们及时清理和批准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由此，显性的立法不作为或分为应当立法事项不作为，应当清理、批准法律不作为。应当立法事项不作为，本文前开头提及的养路费争议可以算一例。前些年，有两件成诉的“立法不作为”案件，特别值得一提。

一起是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12002年5月，江苏省南京市美亭化工厂厂长杨春庭接到江宁区建设局下属部门——科学园发展公司的拆迁通知，双方因分歧太大未能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杨春庭向区建设局提起行政裁决申请。江宁区建设局依据1996年制定的《江宁县城镇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裁决科学园发展公司给予化工厂拆迁补偿安置费用135万余元。区建设局依据的《暂行办法》，是在1996年依据南京市的拆迁办法制定的。2000年3月，南京市已制定了新的拆迁办法，同时废止1996年的拆迁办法。2001年11月南京市又制定了新的拆迁办法并颁布实施，而江宁区政府却一直坚持延用7年前的《暂行办法》。按南京市2001年的拆迁办法核算，应补偿化工厂447万元；按南京市2000年的拆迁办法，应补偿303万元；而按江宁区1996年的《暂行办法》，却只须补偿135万元。对于区建设局的裁决，杨春庭认为极不合理。2003年3月24日，化工厂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行政起诉状，将南京市江宁区政府告上法庭，理由是后者不按上位法规及时修改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致使自己损失惨重。此案最终被法院驳回起诉。另一起是包头空难遇难家属起诉民航总局行政立法不作为案。22004年11月21日包头空难中机上47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我国空难赔偿的唯一标准源自1993年国务院132号令修订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承运人对每名旅客的最高赔偿金额为人民币7万元”。包头空难一周后，东方航空公司公布赔偿办法，首先强调7万元基数，最终确定每位罹难者的赔偿金额为21.1万元。遇难者中有一家知名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苏阳，陈苏阳没有买航空意外保险，也就意味着只能赔偿21.1万元。这数目仅仅是他生前几个月的工资。他的妻子桂亚宁无法接受以21万元作为对丈夫生命的“廉价补偿”。2005年3月4日，她委托律师将诉状递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诉讼理由为民航总局行政立法不作为。此案也被法院以“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不予受理。再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45条规定：“检察官的退休制度，根据检察工作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但时隔11年了，国家也没有另行规定，检察官的退休制度仍然没有自身的专门规定，顾秀莲副委员长在2006年8月26日关于检查法官法、检察官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在检察官法中，有多处要求“由国家另行规定”或由有关部门“制定”规定（如检察官的等级编制、工资标准、检察津贴等）的条款，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有关检察官职业保障的配套规定仍未出台，使检察官法中有关激励机制的一些规定未能落实。显然，这里面立法机关也授权和要求有关机关进行立法，但有关国家机关迟迟不予立法，也是一种“立法不作为”，不过，这里并没有明确要求哪一国家机关进行立法。

应当清理、批准法律不作为，最典型的是由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在1982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属于行政法规，里面对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收容遣送涉及到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同时，《立法法》也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所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立法法》颁布后应当自动失效，由国务院废止。那么，在制定机关不主动废止的情形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权并且有义务予以撤消，但是直至2003年，这一《办法》还在适用，这就涉及立法机关不作为的问题。

二、“立法不作为”之危害

行政不作为的危害我们很清楚，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职责，行政机关不予以执行，轻则延误时机，使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重则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使得公众和国家的重大利益蒙受重大损失。正是因为行政不作为的危害为大家所目睹，所以，法律和行政规章规定了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要追究纪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

但是，立法不作为的危害却不为人们所熟知。这主要可能因为公众认为立法行为是民主政治的事情，是一种公意的表达，那么，立法的迟延是公众认为立法时机不成熟，或者公众意见有重大分歧，自身不能很好地进行立法。所以，公众一般不认为存在立法不作为，否则追究立法不作为，也就是追究公众自身的责任，因为参加立法的代表是公众选举产生，立法不及时最终的责任仍然是公众自身。所以，公众往往或者自认倒霉，或者是呼吁加强立法，很少考虑其中有立法机关的失职或者拖延的行为，更没有想过能通过什么途径来敦促立法机关进行立法，促进法律的规定更能详细地落实到现实层面上来。

然而，现代立法并不是采取直接民主制，由公众自身来参与和掌握立法，而主要采取的是代议制民主，立法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来进行，更何况，许多立法事项已经由立法机关授权给了行政机关。我们承认，一些宪法与法律明确规定了的事项，在落实其具体规定时，需要政策上的考量，需要进行立法上的博弈和利益平衡。但是，许多宪法与法律已经规定了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机关职责，实际上已经是经过了立法博弈，是利益平衡的结果。因此，立法机关有责任立法进行详细的规定，立法机关如果不积极履行立法的义务，不仅会使得这些权利与职责有落空的危险，并且也是违背了人民赋予其的职责。

所以，立法不作为的主要危害在于：一是会将宪法与法律所赋予以及保障的公民权利落空，权利的实现不能仅仅靠法律的宣示，而必须要有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公民享有什么权利，该如何履行，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公民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加以救济，侵权人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国家机关应当履行什么样的职责来保障公民权利得以实现。否则，就像齐玉苓受教育权受到侵犯，尽管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教育权，但司法实践中仍然陷入无法进行救济的尴尬局面；二是会将给国家不积极履行职责或者超越职权提供借口。在实践中，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行使都是以“法有明文规定”为限，宪法和法律上虽然规定国家机关的职责，但没有具体如何行使职责的规定，行政和司法机关权力的界限不明，他们或者以法律没有规定而拒绝履行职责，或者超越职权行使权力；三是有损于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人民选举代表，组成立法机关，就是希望立法机关能及时颁布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如果宪法与法律规定的人民权利，迟迟不能进行详细规定，那么就有违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其次，也与法治背道而驰，法治要求已有法律得到遵守，当然包括那些宪法和法律宣示了权利要能真正在现实中存在，法治也要求一切国家权力遵守宪法和法律，那么对于法律中明确要求国家机关进行立法的事项就必须进行立法。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没有进行立法的行为都可以构成“立法不作为”，显然不能这样认为，笔者认为，“立法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有这么几种：一是宪法、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国家机关的职责，或者在宪法、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立法应当对某一事项进行立法，抑或有相关相冲突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存在；二是立法者（含享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在宪法、法律明确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进行立法，或者没有明确的时间，但在合理的时间内没有进行立法，抑或在合理的时间没有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清理，没有对下级机关的法规、规章进行批准；三是立法者的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已经造成公民权利受损或者国家机关职责不能履行给公共利益带来损害，或者可能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四是立法者的这种不作为的行为不属于其自由裁量立法范围，并且不作为没有合理理由。

三、“立法不作为”域外视角与现行制度对策

其实，在西方法治国家，对“立法不作为”的关注基于各国的国情不同，“立法不作为”的表现各不相同，解决之策也不尽然相同.英美法系，特别是美国，由于美国的判例法传统和创设了普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法官不但可以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可以通过判例来创设权利，因此许多“立法不作为”通过法院都能有效化解。在大陆法系，由于实行的成文法，法官没有权力来创设法律、创设权利，同时，“三权分立”中权力分立表现比较明显，因此，对于“立法不作为”较为关注。在德国，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早期的判决中对公民是否有因立法不作为而以权利受侵害为理由提起宪法诉讼持否定意见，认为这样会削弱立法权。后来联邦宪法法院对此见解作了一些修正，对于立法者确实因故意制定出的法律具有明显缺陷，可能违背“平等原则”而侵害某项基本权利时，国民可以提起宪法诉愿。但法院也严格恪守权力界限拒绝对立法权进一步的介入。在一个判例中，联邦宪法法院确定审查立法不作为须具备两个条件：即有明确的宪法委托存在（包括内容要件），以及立法不作为已经侵害了国民的权利。在具体的审判中，法院也会基于权力分立原则避免介入立法权的运作，而只是确认立法者的不作为违宪，要求其在适当时间内颁布法律，至于具体“何时”及“如何”立法仍留待立法者自行“裁量”。1在日本，法学界也对司法审查立法不作为持肯定态度，司法也逐渐作出一系列判例。2001年5月11日，日本熊本地方法院就麻风病公案作出判决，指出国家依据《麻风预防法》实施的隔离政策严重侵害了患者的人权，助长了歧视和偏见，厚生大臣和国会议院懈怠废除《麻风预防法》的不作为行为中具有《国家赔偿法》上的故意和过失，并判定政府应当给予各原告以500万到1400万不等赔偿金额。2006年9月，日本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就《公职选举法》限制在海外居住的日本人之选举权一事作出判决，最高裁判所判决认为，国会怠于修正该法，违反了国会应当进行法律修正之准则，是“立法不作为”，其“违宪而且违法”，因此判令给予国家赔偿。此次判决中，最高裁判所认为“选举权行使之限制不得作为一项原则而被准许”，这一判断乃是基于“国民主权”这一原理作出的，据此判定《公职选举法》之规定违宪。2

目前，我们立法界、司法界乃至理论界对于“立法不作为”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更不用说目前出台什么法律规定来解决这种“立法不作为”的现象，立法不作为的法律规制与理念研究基本处于一个空白状态。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司法机关和公民利用现有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灵活地解决部分立法不作为。

其一，司法机关利用“宪法司法化”，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直接适用于审判中，从而化解因为立法迟迟不对详细细化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而带来的保障困难问题。如在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中，由于公民的受教育权没有相关的法律加以明确规定，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创造性地批复：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他人依据宪法规定享有的受教育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开创了司法审判中直接引用宪法条文的先河，使得公民的权利能得到更为周全的保护。

其二，公民利用启动违宪和违法审查机制，来促使有关国家机关尽快进行立法。在养路费事件争议中，其本质是国务院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规定，迟迟不对筹集公路养护资金规定如何依法征税的立法不作为的问题，由于现行的法律没有对立法不作为提供任何救济渠道，公民对于这种立法不作为行为没有正式的法律渠道提出要求。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所以，如果对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提出违法审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违法的行政法规的话，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促进国务院加快采用依法征税来筹集公路养护资金的作用。

四、“立法不作为”的规制与完善

但是，仅仅由上述的措施来解决立法不作为，还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完善，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对于隐性的立法不作为，由于其主要涉及宪法和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没有立法进行详细，没有将有关公民权利和国家机关职责落实到具体实践层面，这种立法不作为更多是政治上考量，因为一项权利和一项职责，可能出于政治上考虑和文明和法治建设的需要，在宪法和法律会加以规定，但是具体到要落实却涉及一个国家的国情、现实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涉及在立法中的博弈，所以要将原则性规定落实为具体的规定，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因此，政治的问题主要也应当由完善民主政治来加以解决。具体而言，首先要完善立法提案，要让代表能有更多的提案权，并且让代表的提案能更为畅通地成案，让代表能对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能尽快落实到具体规定；其次是要完善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联系，代表要更多地接受和听取选民的意见，让民意能及时反映到代表的议案之中。

司法也应当发挥其在隐性的立法不作为的纠偏的作用。其一是通过“宪法司法化”，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直接引用宪法的相关规定，以弥补没有具体法律规定之弊，更为周全地救济公民的权利；其二是将来可以考虑建立“违宪审查制”，通过对于宪法和法律有相关规定但没有具体规定的相关案件审理，明确与宪法和法律精神不符的法律、法规、规章违宪、违法，以推动立法机关尽快为那些没有具体规定的宪法和法律条文进行立法。

现行的违宪、违法审查机制也有可能起到督促立法作为的作用，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违法和违宪，促使已经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无效，来达到促进立法机关及时制定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具体法律条文。

二、对于显性的立法不作为，由于是宪法和法律明确授权了有关机关要进行立法，而有关立法机关迟迟不进行立法，因为这可以认为主要是一个法律问题。主要是因为相关立法机关不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进行立法或者不及时清理和批准法律、法规，因此，核心问题就在于要督促这些机关积极作为，进行立法和清理和批准法律、法规等行为。

现行的违宪、违法审查机制同样可以起到督促立法机关进行积极立法的作用，这也是对违法、违宪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从而宣布无效来促进其完成宪法和法律的授权立法。其次，司法机关当然也可以起到“宪法司法化”和“违宪审查制”，来达到督促立法的作用。但对于显性的立法不作为，最关键也是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公民监督立法制度。如同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公民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法、违宪审查一样；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也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对于某一立法不作为，要求有关机关督促被授权机关积极立法或及时清理和批准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由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审查决定被授权机关是否具有迟延立法或者懈怠清理和批准的行为并作出督促决定，必要时可以将该授权收回或者转授权给其他国家机关。未来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宪法委员会，除了进行违宪审查以外，也专门审查显性的立法不作为行为并作出相关的决定。

参考文献：

1周泽：《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载《检察日报》2006年8月23日。

1参见：《齐玉苓案（宪法的司法适用）》参见《中国首例诉立法不作为案于法无据法院一审驳回》，载《中国青年报》2003年6月13日。

2参见《包头空难者遗孀提起上诉欲状告民航总局不作为》，载《新京报》2005年5月28日。

不作为范文篇6

一、精心组织，确保活动有序开展

为确保专项整治工作顺利开展，镇党委迅速组织全镇机关干部职工、村社干部召开动员部署会，传达文件精神，统一思想认识，统筹安排各项工作，并将专项治理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是落实领导责任。镇党委成立领导组，全面领导专项整治工作，成立督导组，专项督查专项整治。各村（社区）也组建相应机构，强化组织领导，抓好工作落实。对专项整治工作重视不够、推进不力的，将进行严肃问责。二是加强宣传引导。制定专项整治宣传方案，全方位、高密度抓好媒体宣传和社会宣传，既宣传正面典型，又曝光负面典型，推动专项整治迅速升温，形成集中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突出问题的高压态势。三是抓好工作结合。把专项整治工作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结合起来，与推动我镇中心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两手抓、两促进、两不误。

二、深入学习，确保活动思想统一

组织镇村干部认真学习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区委作风建设有关规定，镇党委书记针对我镇干部职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予以了详细的分析、讲危害、打招呼、提要求，上了一堂深刻的党课，让全体干部职工受到了教育、受到了触动、受到了警醒。

三、听取意见，确保活动质量过硬

一是组织开展调研活动。由领导班子带头，结合落实“走基层”、“双联”工程、“1+N全覆盖”帮扶，通过督导组座谈、领导班子成员与各方面代表恳谈以及召开座谈会、院坝会、干部职工会等方式，深入镇级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生产工作一线、普通群众中走访调研，面对面、多层次、多侧面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二是设置意见箱、开展问卷调查、开通电话及网络邮箱征求意见。镇党委在便民服务大厅和办公楼走廊显眼位置分别设置了征求意见箱，并公布电话及邮箱，不断征集群众意见。三是开展进村入户面对面征求意见活动。结合实践教学、送学上门等活动，通过上门走访等方式，组织各部门党员干部下基层、听民声，面对面征求意见建议，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共召开座谈会2余次，班子成员深入基层联系点召开院坝会18次，集体现场征求意见1次，共发放及收回调查问卷100余份，收集意见建议13条，为深入查摆问题奠定扎实基础。

四、深刻查摆，确保活动务求实效

不作为范文篇7

时下，人们只要聚集在一块，提起腐败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某某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纵容子女及其亲属从事非法经营，从中获利，并对此深恶痛绝。这说明反腐败工作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共识，也势在必行，必须坚决进行到底。然而人们对于某些领导在其位不谋其政，导致单位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群众利益受损的不作为的行为则感到无所谓，很少去指责和谴责。其实，不作为同样是一种腐败，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经济和生活上的腐败。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反腐倡廉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腐败现象得到了明显的遏制，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珍惜手中权力，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兢兢业业地干事创业，使经济建设有了较快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从而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然而，也的确有少数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束手束脚，用权不足，无所作为，成了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改善的阻碍者。他们主要表现为“四想四不想”，即：只想新点子、出新招，不想调查研究，科学决策；只想出政绩，创新高，不想扑下身子，狠抓落实；只想个人升迁，当官发财，不想群众的利益和冷暖疾苦；只想保平安，守摊子，不想创新发展，争创一流。说到底，就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不妨碍当官，影响不了进步的思想在作怪。我们说类似这种不作为的现象是一种腐败，是因为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辜负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严重的用权不足和失职渎职。它所造成的损失和消极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比一般的贪一点、占一点要腐败得多，破坏性更大。由此可见，不作为就是一种腐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比经济和生活上的腐败冠冕堂皇得多，但其危害却不可低估，必须坚决反对，彻底根治之。

反腐败，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是顺民意、得民心的重要工作。对于那些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纵容妻子儿女违法乱纪的腐败现象，当然要采取强力措施予以坚决打击，从而维护党的形象、巩固国家政权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对那些在工作岗位上用权不足、平平庸庸、无所作为，甚至使单位建设倒退的领导干部，也应象治理腐败问题一样，进行坚决的打击，决不心慈手软，让其漫延甚至恶化，影响经济的发展，损害党的形象。作为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记“两个务必”的要求，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心干事业，全力谋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所作为，也不至于整天想着自己升官发财，放松对自己的改造，不断走向腐败的深渊。对于那些不作为者，各级党组织必须硬起手腕，想方设法进行治理，使之幡然悔悟，不断改正。一是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让他们真正当好“三个代表”；二是要注重对领导干部行使职能的监督考核，让有作为者更有作为，让不作为者“挪位”，没有市场；三是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以作为赢得地位，以廉洁维护形象，让党放心，让人民群众感到满意。小陈老师工作室版权所有

不作为范文篇8

全面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三抓三主动”要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教育惩处并重、标本兼治的原则，从严从实查处干部职工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突出问题，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切实增强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着力增强践行“三严三实”、“三抓三主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推动形成“主动作为、廉而又勤，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良好局面，广大干部政治更清醒、政令更畅通、精神更集中、作风更务实、措施更有力、工作更有效,促进全县残疾人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二、整改事项

1．大局创新意识不强

表现：思想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对上级精神和要求理解的还不够全面、系统，没有把学习、思考、实践和推动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按部就班、推动工作不够。

措施：一是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的政策方针学习，从思想源头上端正为民服务的服务意识，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不断提高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二是加强形势教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大对县委、县政府发展思路、中心工作的宣传和学习，坚决贯彻县委中心工作决策部署，践行“三严三实”；三是加强调研，总结分析工作存在问题和困难，掌握残疾人最关心、最直接利益问题，开拓进取、积极创新、打造亮点，推进工作上新台阶。

时限：8月上旬

2.纪律规矩意识不强

表现：工作纪律松弛，要求不严、自律不强，不严格遵守请销假制度，开会不守时、不专心听、有迟到早退现象，“差不多”心理较普遍。

措施：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认真学习党纪、法规，切实提高干部纪律意识；二是健全单位规章制度，按照新形势、新常态要求，对原单位请销假、公务接待等管理制度进行“改、立、废”；三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三早三卡”；四是建立检查督促机制，对违反工作纪律、违反乱纪行为及时进行通报或上报有关部门处理。

时限：8月中旬

3、责任担当意识不强

表现：存在畏难情绪，怕担风险；借口规定多、消极怠工；见难题就推、上推下卸，当“甩手掌柜”“大懒支小懒”；对干部不敢抓、不愿管，对工作不尽责，过得去就好。

措施：一是着力消除畏难退缩的不良倾向，克服“怕”字，教育引导依法行政、秉公用权，只要是符合上级精神的、符规章制度的就大胆去做；二是明确工作分工，落实岗位责任，杜绝工作推诿扯皮现象；三是健全民主推荐机制，支持和保护“担当型”干部开展工作。

时限：8月下旬。

4、工作落实不实不力

表现：工作激情减退，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工作不着急、不上心，该做的事拖、该办的事缓；办事拖沓、效率低下，表面认真做事，实则“出工不出力”。

措施：一是端正思想，尽责履职，坚持把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放在首位，切实解决干部思想上“贫血”、精神上“缺钙”、行动上“乏力”的问题；二是主动作为，教育引导职工树立为民服务思想，增强宗旨意识，主动服务于残疾人事业发展大局，服务残疾人共同奔小康；三是建立工作跟踪督导机制，确保各位落到实处，及时高效。

时限：8月上旬

5、服务群众观念不强

表现：对群众感情淡、坐机关多、走基层少；对群众过分诉求推三阻四，对群众上访心烦意燥、缺乏耐心，为群众服务用真心、真情不够。

措施：一是自觉培育群众感情，切实加强群众现实情况调查研究，大胆地走出办公室，走进群众家中，真诚倾听群众意见建议，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所怨；二是加强“人道、廉洁、服务、奉献”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建设，树立良好职业风范，提升窗口服务形象，以亲民、爱民、为民的形象拉近与残疾人的距离；三是畅通信访渠道，建立信访接访机制，落实信访处理考评机制，着力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

时限：8月中旬

6、党风廉政放松要求

表现：单位小人少，党风廉政重视不够，存在有关系快办事、没关系慢办事的现象；严格办事程序、坚守办事原则了，廉洁而不高效。

措施：一是落实廉政责任，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一步健全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惩防体系，强化重点岗位、重点事项、重要时段的监督，注重源头防范，坚决防止以权谋利，清廉务实，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残联工作环境；二是加强教育引导，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廉政准则》等法律法规，通过身边反面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提高党员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认识和拒腐防变的能力；三是推进依法行政，对行权事项进行清理，规范办事流程，促进权力依法、公开、规范运行。

时限：8月下旬

三、具体要求

1、加强组织，落实责任。活动领导小组主要加强对整改落实工作的组织领导。按照职责分工，跟进具体整改工作；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切实履行责任，带头整改落实，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认真做好整改工作，确保整改活动取得实效。

2、明确任务，分类处理。系统梳理整改项目，区别情况，分类推进。对具备整改条件的，要马上整改解决；对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的，要明确步骤，建立整改工作倒计时制度，创造条件予以解决；对受客观条件限制，应解决而一时又解决不了的要向干部群众说明情况，并创造条件加快解决，理清工作思路，逐步推进。

不作为范文篇9

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郑州的当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来，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样迫切:一件“难缠”的上访案件正等着他和下访工作组解决。

49岁的XXX是XX省委宣传部的正处级干部，目前，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平顶山市下访工作组小组长。和他同时成为下访队员的还有XX省直机关的723位干部。

事实上，不仅仅是省直机关的官员要下访，2004年9月15日，XX省、市、县3级下访干部共42664人走出机关，下到乡村、工厂、社区，逐门逐户排查矛盾和问题。

“工作组”──这个多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续成为XX省各级官员和老百姓口中的热词，同样成为热词的还有“下访”二字。

和2004年初高调下派工作组进驻艾滋病村不同的是，这场涉及XX省、市、县3级干部、4万多名官员的“下访”工作，媒体鲜有报道。

4万多下访官员身负3项重任:一是调查处理尚未解决的信访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访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访工作长效机制。

当地政府部门人士是这么介绍的:此次大规模下访使XX官员群体真实地体会到了上访者的诉求与痛苦,并深刻反思了问题的症结,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

2005年1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获悉XX4万官员下访第一阶段工作暂告一段落，即飞赴郑州采访。

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出在哪儿

“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总体要求只有这一句话。

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国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召开4天后,前省委书记便作出批示,要在解决突出问题方面有切实举措,力争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显成效。

9月5日，有关实施方案获得通过;9月10日省委作出动员;9月15日，4万多官员全部到位，奔赴下访地。

“从2004年9月3日XX省委召开常委会，从决定组织3级官员下访，到9月15日，4万多下访官员下到农村、厂矿，仅用12天时间。”

XX省政府副秘书长、XX省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联席办)副主任朱孟洲,向记者介绍了4万官员下访决策的出台过程。

因此，XX组织4万官员下访的决定，是在中央高层下决心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

2004年前，XX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在省信访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华说，这10年，可能是全国所有从事信访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

“从全国来看,从总理到省委书记都在亲自批阅群众来信，从中央到省委对信访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体、批评之严厉、责任追究之坚决也应该说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全国的信访总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也是促使省委决策4万官员走下去，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的动因之一。”

李新华认为，信访绝不是XX的特产。国家信访局公布的全国信访总量的连年递增是现实的。XX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确实存在大量改革“欠账”，而类似的问题每年都在积累，这是XX信访量增多的大背景。

“事实上，作出4万官员下访的决策对XX省委、省政府来说是一次挑战，省委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因为，官员下访很可能造成信访量的继续上升和反弹。”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决策过程中,前省委书记请常委们首先讨论,能不能组织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反应?当时便有常委表示，下访，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好，会带来更多的难题。

李新华说，“特别是在省、市、县这3级，很可能会‘按下葫芦起了瓢’。省委常委会在讨论时，对此也有过争论。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2004年12月，新任省委书记徐光春一到XX，就听取了省联席会议的工作汇报，并对官员下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

3个月前，即2004年9月10日，XX省委副书记支树平为省直机关700多名下访干部做了出发总动员。

“今年(2004)7月以来，全省信访量持续攀升，省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40.8万件(人)次，上升25.9%，这么多的信访案件，反映了这么多的问题，涉及这么多的人，不抽调大批干部下访，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吗?”

“一些地方官僚主义形形色色，关系网重重叠叠，群众反映问题常有阻力和困难，不组织上级机关干部下去明察暗访、督办督查，能打得开局面吗?”

支树平对参加动员会的官员发问，“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多数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这些问题大都是基层应该解决也有能力解决的，但是，为什么群众常常为一个问题反复上访呢?”

这也是4万下访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

“为什么群众要向上反映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干部没有负起责任来。老百姓有了问题，乡里解决不了，当然他就会把希望寄托在县里甚至省城和北京。”XX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安东在驻马店市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作出如此表述。

在这次下访行动中，安东担任驻马店下访工作大组的组长。1月12日中午，安东在省城开完第一阶段下访总结会，立即赶回驻马店市研究督办没有办结的4件上访案件。

安东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截至目前，省联席办向驻马店市下访工作组交办的赴京到省上访案件131件，已经圆满办结了127件。

“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就能解决问题呢?解决上访的关键是什么?是每一级官员都要负起责任!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

安东正在思考撰写一篇论文,主题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他说,制约是一种机制,就像一轮扣一轮的齿轮,你动,他也动;影响群众解决问题的原因,实质上是官员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空间太大,可松可紧。

“我们确有愧对百姓的地方”

XX省高院副院长安东的腰扭伤了。

“确切地说，安副院长的腰是在给老百姓鞠躬时，一下子弯得太猛了，就扭伤了。”驻马店市下访工作组联络员荆伟告诉记者。

“什么是下访?一要下去，二要见到当事人。不是简单地对案件下结论。关键在有没有查清事实真相。”安东不留情面地批评干部。安东坦言，老百姓的淳朴情怀令他感动。

“我要给老百姓鞠这个躬，我们确有愧对百姓的地方。有的司法机关办案时发现抓错了人，把人放了，老百姓还去送锦旗，去感谢，我们的干部也还收下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事实上应该做的是检讨，不是收锦旗。”

从2004年9月15日下派到驻马店市担任下访工作组组长，3个多月来，安东过问了全部131件北京和省里交办的案件。他在听汇报时常常出其不意地提问题，他担心自己会被骗。

“事不解决，人不能回去。”安东在审签报结案件时，要求“暂缓结案、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就有50多件。

原籍XX新蔡县、现居新疆的王会臣1957年因为砍了自家坟地里的4棵树,竟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1982年,王会臣被改判无罪后,开始上访要求给予经济补偿。但按照当时国家的有关规定,王不属于国家经济赔偿对象。下访组在未与王见面的情况下,认为其为无理诉讼,准备报签结案。

安东在审签时提出，处理这个案子，不能简单地拘泥于以前的规定和结论，而是要考虑到王会臣确实被错判并服刑，并为此背井离乡这一事实。他几次到新蔡县与县委县政府领导协商，要求县有关部门一定派人到新疆与王见面，并从实际出发给王适当的补助。

在安东的督促下，新蔡县筹集资金派人千里迢迢赶赴新疆，给王会臣做解释工作，送去了5000元补助金，并在王的XX老家给其正名，还其清白。

70多岁的王会臣为“争一口气”上访几十年，当新蔡县领导奔波千里代表当地官方向他道歉，并送来救助金时，他老泪纵横，表示以后决不再上访。

安东对此评价:下访工作组督办案件，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点一滴地重树党和政府的威信、化解矛盾的过程。

“上访农民不是洪水猛兽”

XX省委宣传部法规政策研究室主任、平顶山市下访工作小组组长XXX是一个认真的人。

在汝州市处理一起案件时，他要见当事人，乡里劝他不要见，见了就会出不来，会被围上。XXX坚持了3次，在做了“一切后果自负”的保证后，乡里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假当事人见面。

谈了不到5分钟，XXX将其当场拆穿。汝州市委书记闻听后公开点名批评了这位乡领导，第二天，村干部陪着XXX终于见到了上访户孙宝金。

“我们完全没必要把上访农民想成洪水猛兽，实际上他们是讲理的，有时就为了二厘地、几块砖，甚至邻里孩子打架上访，但如果没人理，可能会造成流血冲突。各级官员常常把农民反映的事当成‘小事’，可是为了这些‘小事’，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又有多少人在忙?又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如果拿出十分之一的精力、百分之一的耐心，问题也就解决了。”XXX说。

洛阳下访工作大组组长、XX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院长杨柏林已经是第二次下到村里了。2002年4月12日到2003年4月13日，杨柏林曾在XX新乡市辉县市高庄乡火叉村驻村扶贫一年。

“9月15日工作组到洛阳。一周后，就有群众找上门了。很多人点名要见杨柏林副检察长。”洛阳市下访工作组联络员李剑伟告诉记者。

有人对组长接访提出异议。杨柏林表示,上访者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人听他说话,我们的干部已经习惯了听领导做报告，现在，是老百姓给我们“做报告”，必须听。

洛阳市孟津县的王秀兰，因为宅基地问题上访多年，杨柏林静静地听她讲完自己的道理，找出法律法规，逐条给她解释:哪儿占理，哪些要求没理。

王秀兰听完痛哭流涕:“我上访了三四年了，就是村干部也没听我好好讲过5分钟，更没有人给我解释法律，不是推就是撵。没想到你这么大的官还能这样听老百姓说心里话，要是干部都像您这样，我早就不上访了!”

“杨检在洛阳下访期间，发过3次火。都是因为干部推诿拖沓扯皮，不解决问题，‘踢皮球’。”联络员李剑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经济账和政治账

历史上“汝人善诉”，汝州在2000年之前的上访量一直排在XX省前10名，在省城、北京都挂了号。2000年之前，汝州市委、政府几乎推不开门，每天都有上访者围堵，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几乎把一多半的精力都放在解决信访问题上了，还是上面批，下面骂，汝州的官不好当。市里最初把解决问题放在千方百计降低进京进省上访量上，在省城、北京都派驻了信访工作组，常年驻扎，主要任务就是拦、接上访群众。”樊占营对此并不讳言。

樊告诉记者，从汝州到北京接回一个上访者，平均要花费1000元人民币，每年，汝州用于接访的费用支出就达十几万人民币。这还不包括群众上访所花费用。

事实上，此次XX4万干部走下去，在下访成本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

4万干部走下去，吃、住、行、通信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些费用基本由地方财政负担。《瞭望东方周刊》从XX省联席办了解到，仅生活补助一项，由省直机关干部由原工作单位补助，标准为生活补助每天10元，通讯补助每天10元。

每天20元的补助显然是杯水车薪,但省直机关723名干部下访3个月的数加一起算账则不可小视,至少需要130万元人民币。

按照省委指示，各市、县抽调的下访干部的补助，原则上参照过去驻村工作和艾滋病查访工作队员的标准执行。但即使按最低每天10元的补助标准，这4万多人下访3个月的支出也是令人咋舌的。

“这种成本付出是值得的。”XX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对此评价道。

“改革开放25年来，巨大的改革成本并非是全部由政府承担的，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群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党和政府实际上对此是‘欠账’的。”

李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比如改革中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损害问题，必须正视。在利益调整过程中，最苦的还是弱势群体。XX省委的做法也是为中央减轻压力，从维护稳定大局和赢得民心角度来说，很难用金钱和数字来衡量。”

信访难题难靠一次下访彻底解决

1月14日，《瞭望东方周刊》在XX省联席办了解到，3个多月来，XX4万官员下访，多年信访积案和疑难问题得到了处理，大量的社会矛盾得到化解。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截至2004年12月底，中央交办和省排查出的16148起信访案件，已结案12783起，结案率79.2%。其中，中央联席办向省交办的1143(扣除重复交办)起，目前已经审定结案1048起，结案率为91.7%;

省向各省辖市交办案件1664起,已结案1514起，结案率为91%;各省辖市排查出的4146起案件中，已结案2840起，结案率为68.5%，县(市、区)排查出的9195起案件，已结案7381起，结案率为80.3%。

XX省委副书记支树平认为，更重要的收获是，通过干部下访，解决了一批涉及信访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4万官员下访,的确不是一次常态的执政样本,对此,采访中各级官员们并不讳言。

不作为范文篇10

刑法上的犯罪，就其能动形态来说，分为作为犯罪和不作为犯罪。作为，是指行为人以身体活动实施的违反禁止性规范的危害行为；不作为与作为相对，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法律义务，能够履行而不履行的危害行为。在我国刑法中，有的犯罪只能由不作为构成，如遗弃罪，这种犯罪称为纯正的不作为犯罪；还有的犯罪既可由作为形式实施，也可以由不作为形式实施，这种犯罪称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

刑法上所谓的作为义务，是指义务人依据刑事法律应当积极实施特定行为以防止危害发生、保护法益的一种约束或限制。我国刑法理论认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以负有某种特定的义务为前提，即构成不作为犯罪的主体须为负有特定作为义务的人。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由法律在分则条文中具体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则必须存在某种特定的义务，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由此可见，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要件之一，在不作为犯罪理论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深入研究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理解其性质，明晰其来源，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性质

刑法上的作为义务，作为决定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要件和限定不作为犯罪范围的标准，本身具有诸多特殊的性质。具体包括：

（一）明确性

1、概念及意义

刑法作为义务的明确性，是指作为义务这一范畴的内涵与外延的准确性和排他性。这种明确性，要求通过明确规定作为义务的种类及程度，用以无歧义的告诫人们——具有作为义务而不履行之将必受刑法处罚；同时，从另一个方面说，没有作为义务的情况下必不会构成不作为犯罪。

体现作为义务的明确性，本质上来说是保障和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这有助于人们理解，哪些情况下的作为是刑法所期待人们去做的，而不作为在此种情况下将是社会和法益无法容忍的，是一种刑法会处罚的行为。从而帮助人们提前分析利弊、做出判断，保障和提高法的安全性和可预期性。

2、义务明确性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在纯正的不作为犯中，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义务由刑法分则条文明确规定，不存在异议；而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法条本意处罚的是作为犯罪，而犯罪人违反一定的作为义务后，实际以不作为的方式触犯了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如故意杀人罪，法条原意是作为犯罪。如果以不作为的方式构成了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则与原来的法条似有不契合之处。有学者即以此为出发点，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因为类推适用了作为犯的构成要件，而违反了罪刑法定主义，违反了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明确性，因而主张不纯正不作为犯是不可罚的。也有学者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和与其同质的作为犯具有对法律的同等程度的“敌对意志力”或“等价值”，在此意义上就可对看似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不作为犯罪以作为犯进行处罚。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对于不作为犯罪所“实行”（包括客观的动作和无动作）的相关行为，虽然囿于刑法规定的严简性而无法严格按照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进行一一规定——事实上，刑法也很难罗列所有犯罪情况——但是，不作为犯罪总有一个对应的影子，就像一个本体站在镜子前，镜中总会有一个镜像一样。这个镜像与其本体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有相同的对法益的侵害以及相同的对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侵蚀。看起来不同，只不过是穿上了“作为”的外衣罢了。比如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与作为的故意杀人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他们都非法的剥夺了自热人的生命权，只是手段的不同而已，就像用刀子还是用斧子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处罚不作为的故意杀人行为，其实正是严格适用刑法的要求。

（二）合法性

合法性是指刑法中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设置，需符合法治的精神、相关法律的规定和法益。体现合法性，是使公民信服法律、遵守法律，切实履行法律相关作为义务的前提；是切实减少不作为犯罪的前提；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倡导依法治国的前提。

体现作为义务的合法性，应当包括义务设立上的法定化和司法上的具体明确两个方面，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1、义务设立的法定化

作为义务是判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实现作为义务合法性，首先应通过刑法条文，将作为义务，尤其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在刑法条文中予以明确的规定，在立法上实现刑法作为义务的明确性。在我国刑法中，对于纯正的不作为犯作为义务进行了分条文的、比较系统规范的规定，如遗弃罪。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及其作为义务，我国刑法则根本未予规定，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漏洞。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变得于法无据，面临上文所述的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诘问。同时，刑法是规定犯罪的纲领性法律，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规定缺失也是我国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来源理论纷繁复杂、充满争议的重要原因。反观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刑法典，有许多都在条文中规定了不纯正不作为犯及其作为义务。如韩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负有防止危险发生的义务或者因自己的行为引起危险，而未防止危险之结果发生的，依危险所致的结果处罚。”前联邦德国刑法典第十三条规定：“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相当的，依本法处罚。”相比于这些刑法的规定，我国刑法未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及其作为义务，在实务中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作为义务、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时，只能根据学理上的研究或法官建立于生活基础上的经验判断，故而有时难以准确把握，引起较大争议。

2、司法上作为义务判定的明确和具体

作为义务司法上的明确具体是准确判定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没有作为义务判定的明确和具体，将直接导致司法的擅断。在司法实务中，对于不作为犯罪要进行不断的总结和理论归纳，对作为义务相关问题要进行司法解释的不断扩充。罪刑法定主义要求所有的犯罪均由法律加以定型。但是即使再精巧的立法技术，再精密的刑法条文体系，也不足以囊括所有犯罪形态，况且法律的制定总具有时空上的滞后性和形式上的相对固定性。这就要求司法机关不断吸收典型性的作为义务相关问题，加以解释颁布，固定下来。在英美法系国家，几乎所有的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均由法院判决得来。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因而作好司法解释中对于作为义务的规定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须要着重注意的是，司法解释弥补不足、指导实务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超越法律，替代刑事立法。

（三）合理性

体现合理性，亦是刑法作为义务的重要存在标准。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作为义务的设定需要符合社会普遍准则及一般道德的要求。在我国，就要求作为义务的规定要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核心价值体系。同时，作为义务也应设定在大众可以接受并且可以依其日常能力而遵守的限度之内。刑事法律中许多作为义务具有职务上的或时间上、空间上的限定要求，即是作为义务合理性的表现之一。法谚云：法不强人所难，不能要求无力实施某种行为或有义务实施某种行为而因特殊情况无法实施的义务人承担不作为犯罪的不利后果。

三、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是指构成不作为犯罪所要必须违反的“义务”的根据或出处。纵观国内外立法，对于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来源，素来观点众多、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来源说”（①法律规定的义务；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③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四来源说”（①法律规定的义务；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③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④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五来源说”（①法律规定的义务；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③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④自愿承担的某种特定义务；⑤在特定场合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支配说”、“密切关系说”等。

“四来源说”是刑法学界较为有影响的学说，得到了诸如著名法学家赵秉志教授等一大批法学家的认可，日益成为我国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理论领域的通说。本文拟以“四来源说”为出发点展开分别论述，并兼顾其他来源。

（一）“四来源说”

“四来源说”认为，不作为犯作为义务来源大致包括：1、法律规定的义务；2、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3、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4、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

1、法律规定的义务

法律规定的义务即纯正的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应该认识到，这里所称的“法律”并不仅限于《刑法》，也包括其他如《民法通则》、《宪法》、《婚姻法》上所规定的某些义务。但是，需要着重注意的是，其他法律规定的义务不必然导致不作为犯罪，其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必须得到刑法的认可或要求。换句话说，这些义务所保护的法益必须是足以上升的刑法层面的法益。

2、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

在我国，此种义务来源主要散见于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和第八章渎职犯罪中。

某些国家刑法学将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划归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的一种。而“四要件说”将其列为独立的一种作为义务来源。这种划分方法无疑具有更加明确合理的优点。从法律实施上来看，所谓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实际是指在从事某种工作或业务的过程中存在的义务，强调一种时间和空间范畴而不是身份范畴。如医生这种职业人具有救治病人的义务。但此种义务不是“医生”这一职业分类所必然带来的义务，具有此职业的人也不必然永远、随时随地的具有此义务。是不是承担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实际与一定的时限、空间、对象相联系。明显的例子是，在生活中我们并不能强制一个突发心脏病的医生对病人的死承担不作为义务，虽然他也具有医生的身份。相对应而言，法律规定的义务则具有时空、对象的不变性，如一位母亲就始终负有喂养其哺乳期婴儿的义务，这与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显著不同。

3、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由于先前实施的某个行为，而使某个合法权益面临遭受侵害的危险，法律因而使其负担避免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义务，就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如带领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去河边玩耍，明显已经使孩子的生命健康权遭到了潜在的危险，这个先行行为就给行为人带来了保护这个孩子的生命健康的作为义务。

刑法界的通说认为，此处的所谓“先行行为”，只要引起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遭受危险即可满足条件，而非必然属于违法行为。如上述例子，带着不会游泳的孩子去河边玩耍这个行为本身并不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