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政策范文10篇

补贴政策范文篇1

1、农业保险补贴的内容单一。目前，我国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农业财政补贴体系，该体系包括三种补贴形式，分别为保费补贴、保险责任分摊与财政兜底。而在全国范围内开设的只有保费补贴，致使我国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只拥有这一种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单一化的补贴方案无法满足新农村多样化建设的要求，也无法发挥其实际效益，进而形成一种财政浪费，严重的影响到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2、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与支农政策。没有紧密结合国外的农业保险大都与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农业各补贴政策的结合也能够形成对农业保险的有效覆盖，进而构成系统化的农业保险补贴体系。我国的农业保险发展较晚，且保险补贴与粮食直补等政策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致使农业保险与补贴间产生断带，十分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3、补贴品种有限。我国主要的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与果蔬等，不同地域间的果蔬分布不均匀，除此之外，其他的经济作物也较少，致使农业保险的供需都产生严重的不足，影响到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4、农民参保方式不科学。由于大部分农民都是通过广播宣传来获知农业保险的相关内容，因此，对于其中具体的操作流程与理赔情况等都不甚了解，进而影响到了农民的购买决策。此外，部分农村将保险理赔的款项进行平均分配，这种做法十分不利于农业保险的发展。农民即便在遇到自然灾害后，也无法得到足够的理赔用于生产，致使保险失去实际的效益，这些做法都有悖于农业保险的作用机制，使农民对保险产生消极的看法。

二、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及其对农户购买保险的影响分析

1、农户的文化程度。农户的文化程度高，对于农业保险的了解就更加细致，并能按照正确的操作步骤办理保险。此外，经济条件与农户的文化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关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的经济水平就相对要高，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也就越大。2、自然灾害的影响。自然灾害或多或少的会对农民的居所、耕地资源等造成影响，当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时，农民更容易想到农业保险，且灾害程度越大，农民对保险的需求就越大。3、保费补贴的预期。当农户对于保险保费补贴的预期越高时，在现阶段购买保险的可能性就越小；相反，保险保费补贴的预期越低，购买保险的可能性就会越大。4、地区虚拟变量。笔者通过调查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保险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传统的农村保险业务由村委会的人员负责，并通过广播的形式进行宣传，因此农民购买保险的意愿与宣传者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旦村委会不重视，就会为农户办保险带来不便。进入信息化时代后，农村的信息化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办理保险业务的详细流程，或者通过网络咨询相关的业务人员，进而提升了农村保险业务的工作效率，由此可见，地区虚拟变量对于农户购买保险的重要影响。

三、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有效措施

1、扩大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地区为了能够有效的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我国应将所有的农业产量大县都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内，以提升中央财政农业保险的补贴比例。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农民的承担能力，制定区别性的保费补贴政策，例如，在西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的保费补贴比例应不低于70％。2、开设特色农业保费补贴。除了要扩大农业补贴的面积外，还要增设补贴的品种，为了谋求区域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央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地方特色农业补贴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减少地方财政补贴的配套要求，开办经得起长时间考验的，有长远计划的，具有一定保费补贴规模的保险品种，进而推动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3、优化财政补贴资金的拨付流程。为了有效的规范对财政补贴资金的管理，有关部门应当从制度上进行创新，丰富财政补贴资金拨付流程。农业保险是一种财政政策与保险办理机构相结合的试点模式，因此，农业保险的支付不同于其他农业补贴政策。有关部门应当避免转移支付的现象发生，并保证第四季度的补贴资金能够提前下拨，以缩短划拨周期，提高资金的安全。4、设立灾害风险基金。农业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无法准确的预判自然灾害的发生，因此需要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工作。设立农业风险基金，可以提升农业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构建以国家为主，地方为辅的筹资方式建立起的补贴机制，可以有效的规范对风险基金的管理。有关部门需要从防灾、减灾与救灾等方面出发，制定专项的扶持计划，每年从国家其他风险基金中抽出一部分，可为农业财政补贴带来一定的保障，最大限度的减轻自然灾害为农业经济带来的损失。

补贴政策范文篇2

不同的农业法中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每一部新农业法的出台都意味着美国的农业补贴在作相应的调整。专家认为，总体看来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33~1995年，可以称为价格补贴政策阶段。农业补贴政策以限制农产品播种面积、政府建立农产品储备调节市场供求关系、扩大农产品出口为主要特征，农业补贴直接与市场价格相挂钩；

第二个阶段是1996~2001年，可以称为收入补贴政策阶段。补贴与当年市场价格脱钩，直接计入农民收入；

第三阶段是2002年以后，可以称为收入价格补贴政策阶段。既保留了收入补贴，又保留和创造了一些价格补贴手段。

一.1933~1995年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类型

(一)直接补贴

1.灾害补贴。灾害补贴，是联邦政府向遭受干旱、洪水、冰雹或龙卷风等自然灾害的农场主提供财政援助，即对农业灾害给予直接的补贴和成本补贴。

2.目标价格与价格差额补贴。目标价格，是美国政府实施农产品价格干预时采取的一种支持性价格，它的高低由生产成本和生产者利润来决定。它与市场平均价格之差乘以销售量的积，即是差额补贴。差额补贴主要提供给与政府签订休耕计划和销售合同的农场主，在合同面积之内生产的农产品可以获得价格支持。享受差额补贴的农产品，主要是占收获面积绝大部分的小麦、玉米、花生、棉花及乳制品等基本商品。这是政府对生产者实行的目标价格保护，当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或规定价格)时，生产者可以得到差价补贴。

3.休耕补贴。休耕补贴是美国农业限产计划的重要内容。限产计划始于1933年(包括播种面积配额和销售限额)。根据1956年农业法制订的土地银行计划，确立了耕地面积储备和土壤保护储备。前者是允许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者短期停耕土地的计划；后者是农场把一部分土地长期退出耕种，用于植树和保护土地的目的，而每年都可以获得补贴。实施土地银行计划初期，尚未达到削减农产品产量、稳定农产品价格的目的。1960年又转向一种新的自愿生产控制计划，在1961年的紧急饲料谷物计划中，明确规定农场主应停耕至少20%的耕地，且必须将这些耕地用于土壤保护目的的情况下，农场主才可获得停耕土地正常产量50%的现金或实物补偿。以后陆续通过的一些农业法对休耕计划作了一些修订，但基本目的都是一个，就是把耕地面积减少的额度和结构，同某种或某几种重要农产品的期末库存与消费量之比的高低联系起来，以达到即控制农产品供应，又保护农产品价格的目的。

尹凤梅：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演变趋势分析4.储藏补贴。美国农业的问题在于农产品过剩。为了减少收获季节农产品的上市量，美国政府建立了农产品储备计划。其基本内容之一，就是由政府向农场主支付一定的储存费，使农场主暂时把农产品储存起来，等待有利的销售价格。凡参加自我储藏项目的生产者，可以得到长期贷款，同时可以就其储存的产品得到一定比率的补贴。

5.土地转产的实物补贴，这是对参加土地转产项目的农场发放的实物补贴。

6.奶制品转产补贴，1984~1985年美国政府对于放弃出售牛奶的生产者给予补贴。补贴按生产者往年出售牛奶数量的5%~10%发放，每50公斤补贴10美元。

(二)投入品补贴

1.农场储藏设施补贴。对于农场储藏设施建设，政府给予低息贷款作为支持，利率与商品信贷银行贷款利率相同。这种补贴主要给予作物生产者。

2.农场贷款补贴。农场主家庭管理机构提供生产者低息贷款，包括农场经营、防灾和救灾、处理经济危机、保持所有权、放牧、土地改良、水资源保护和灌溉设施建设所需贷款。

3.作物保险补贴。为了减轻因自然灾害给农业造成的损失，美国联邦自己对农业或农牧场主提供作物保险。1938年，美国国会授权拨款1亿美元，建立了联邦作物保险公司，为农场主提供全风险作物保险。联邦作物保险公司对由于气候和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提供保险，农场主支付保险费。目前，美国的作物保险补贴分为三类：一是全风险保险补贴，对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影响而减产的作物提供政策性保险。二是“区域—单产”保险补贴，即向单位面积产量接近的地区提供作物保险，保险费和赔偿费都按统一的标准支付。三是“气候—作物”保险补贴，这是一种对具有某些特殊气候因素地区提供的保险补贴。从1980年起，政府对这部分保险费给予补贴，补贴额占保险费的40%~60%。

4.燃料税补贴。1983年前，政府对农业生产者在所有非高速公路上消耗的柴油和汽油免收联邦税；1983年后，政策有所改动，农业用油完全免税，其它用油则部分免税。

5.紧急饲料补贴。在由于自然灾害引起牲畜饲料损失的情况下，一定比例的外购饲料的费用可由商品信贷银行支付，最高可达50%。

6.放牧费补贴。林业管理机构和土地管理局对西部16个州在公共草场上放牧收取的放牧费低于一般市场价，这一补贴主要用于牛肉生产。

(三)市场价格支持

1.不归还贷款收益。当商品信贷公司(CCC)提供的无追索权贷款到期后，生产者可选择不归还贷款和利息，而以抵押作物偿还。若贷款的本息高于当时作物的市场价值时，这相当于政府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收购农产品。

2.液体牛奶补贴。美国许多地区对牛奶实行价格支持，例如最低价格政策、多余牛奶收购政策等。这些政策导致液体牛奶价格居高不下，牛奶价格甚至高于加工后的奶制品。

3.牛肉收购补贴。由于某种原因，政府在一些年份指定商业信贷银行以一定的价格办理收购牛肉事项，这时的收购价有利于生产者。

(四)营销环节支持

1.运输补贴。联邦政府对于内陆水路和铁路的运行、维修和运输系统的建设给予资金支持。

2.检查补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需接受检查，检查费用包括联邦粮食检查机构、食品安全机构、包装管理机构的开支。政府对这类机构的开支给予政策支持。

(五)长期性补贴

1.农业科研推广补贴。美国注重构建实现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完整的农业科研、教育与推广体系。联邦政府拨款成为农业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美国用于农业科研的公共拨款占农业GDP的百分比，从1960年代的1.6%上升到1980代前期的2.4%。同时，政府对农业科技推广也予以资助。1977年联邦预算中，与州合作的农业推广经费为2.4亿美元。

2.农业资源保护和保护性利用的补贴。1934年的干旱和1935年春季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尘暴”，促使美国开始注意土壤破坏的灾难性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和支付财政补贴予以保护。美国从1930年代的土壤资源保护、1970年代初开始的治理水资源污染，逐步发展为综合保护农业资源。包括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土壤有机物和耕地的生产能力，积蓄、合理利用天然降水和天然湖泊，保护森林等等。

3.研究支持、咨询支持、病虫控制支持、营销支持。这部分经费用于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具体运用在农产品营销服务、农业研究及推广服务、经济研究、国家农业统计上作、动植物卫生检查等项目。

(六)促销补贴

1.农产品出口补贴。为了降低农产品出口价格，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实施农产品出口补贴。其中，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出口时都有政府的补贴。1985年“粮食保障法”规定，补贴10亿美元用于增加美国谷物的出口，夺回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此外，美国还扶持建立不同产品的行业团体、协会，开发世界市场。1953年，联邦政府成立了农产品外销局，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发市场。为实现这一目标，农产品外销局极富创造性地与有关行业团体、协会合作，并给予财政援助，以充分调动其销售农产品的积极性。到1980年，与农产品外销局合作的各类团体、协会已达50个以上。

2.食品补贴。为扩大国内需求并实现社会公平，美国尝试过许多针对“目标人口”的营养补贴计划，如食品券计划、妇女、婴儿和儿童的特别补充食品计划，学校的早餐和午餐计划，直接食品分配计划等。1988年，这些计划花费了212亿美元。因为低收入家庭粮食需求的弹性较大，所有这些计划都有助于提高对粮食的需求。

(七)其它支持

1.税收补贴。联邦所得税法规定对一些收入实行减税和免税政策。在计算PSE时，这部分补贴按各种农产品的产值分配。

2.州立项目支持。州政府对农业科研、推广、信息、营销和检查等服务给予经费支持。

就具体农业补贴政策而言，无追索权贷款政策、液体牛奶补贴、目标价格与价格差额补贴、作物保险补贴比较典型。二.1996~2001年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内容

WTO农业协定生效后，美国对其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主要体现在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的《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与修改法》(以下简称《1996年农业法》)中，主要调整如下：

(一)取消目标价格和价格差额补贴，实行多种收入支持措施

美国《1996年农业法》规定，从1996年起取消长期实行的农产品目标价格和价格差额补贴，2002年后将停止向农场主提供农产品价格和收入支持方面的补贴，使美国农业“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政府将引导农场主参加期货交易和农业合作组织，并推行作物收入保险计划，通过社会环节来化解和分担农民的市场风险，以保证农民收入稳定。

(二)设立过渡性的弹性生产合同补贴，以直接固定收入支持替代国内价格支持

为了弥补“农产品口标价格和价格差额补贴”取消后对农民收入造成的损失，作为过渡，在1996~2002年间设立“弹性生产合同补贴”。只要农场主自愿执行政府制定的环境资源保护计划和沼泽地保护条款等法规，并一次性签订7年“弹性生产合同”，即可得到补贴，其补贴额按平均补贴基准和农民种植合同面积计算。此外，美国已经将补偿性支付与谷物种植者脱钩，进而使“黄箱”价格支持转变为“绿箱”对农民直接固定支付。

(三)土地休耕保护计划

土地休耕保护计划最早是根据1985年的“食品安全法案”提出的，当时的目标是休耕4500万英亩耕地。“联邦农业发展与改革法”延长了这项计划，计划到2002年，休耕保护土地3640万英亩。按照这项计划，农民可以自愿提出申请，与政府签订长期合同，将那些易发生水土流失或者具有其他生态敏感性的耕地转为草地或者林地，时间为10~15年。该计划对每个农民的补贴数额在50~50000美元之间，平均全国为5000美元。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减少水土流失、增加鱼类和动物的栖息地，改善水体质量，保护十壤，改善农村景观等。进入计划的土地一是要体耕，退出粮食种植，二是要采取植被绿化措施，包括种植多年生的草类、豆科草类、灌木或林木。

(四)取消对农场主储备的补贴

美国以前的政策形成了存粮于民的体系，但国家财政补贴负担很大，于是，《1996年农业法》仅保留用于国际人道主义食品援助的400万吨粮食储备，而取消了对农场主储备的补贴。

(五)导入市场丧失补助政策

1998年美国农业收入，受国际市场谷物价格持续下落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比美国农业史上农业收入最高的一年1996年减少了21%。美国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于1998年10月实施市场丧失补助政策。1999年市场丧失补助支出28.57亿美元；2000年农业支持计划中用于市场丧失补助的支出为55.4亿美元，约为1999年的2倍。

(六)解除大部分农作物的种植限制

农场主若不参与政府的农业计划，他一直拥有完全的种植自由。但对参加政府计划的农场主而言，其种植自由曾受到种种限制。实施1996年农业法之后，只要耕地不被非农业占用，农场主有权在其所有的耕地面积上种植除水果蔬菜以外的任何农产品，却不影响其获得收入补贴的权利。农场主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自己决定种植什么和种植多少，但市场风险完全自己承担。

(七)终止农产品供给管理

艾德温·扬(E.Young)认为，美国1996年农业法案的主要调整之一是取消小麦、稻米、饲料粮与棉花种植休耕计划，从而结束了长期实行的农产品供给管理政策。

(八)修正无追索权贷款率的确定方法

《1996年农业法》保留了基本的无追索权贷款，但要求农场主必须保证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作为从政府那里取得贷款的抵押。对小麦，饲料粮、棉花、大米、油料等各种农产品的贷款率作了具体修改，确定了最低保护价的上限，此标准低于1990年农业法案的水平，政府的用意是不承担大量库存。

三.2002年以后的美国农业补贴政策

(一)2002年美国农业法规定的主要农业补贴政策

美国2002年5月出台的农业法名称为《2002年农业保障和农村投资法》(以下简称《2002年农业法》)，实施期为2002~2007年的6年，有10个部分组成。其中规定的主要农业补贴政策大多集中于“商品补贴”、“资源保育补贴”和“农产品贸易补贴”条款之中，其中“商品补贴”条款中，主要通过“贷款差额补贴”、“固定收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等措施，对种植小麦、饲料谷物、棉花、大米、油籽的农民构建“三级收入安全网”，提供巨额收入补贴。对乳制品、食糖、花生生产者继续提供价格，贷款补贴和进口保护。

1.商品补贴。商品补贴也叫农业补贴，是美国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农业补贴。依据《2002年农业法》，今后10年的年均补贴将主要通过直接补贴、销售贷款差额补贴、反周期波动补贴3种形式进行。

(1)直接补贴。直接补贴是一种与农产品生产、价格不挂钩的固定补贴。农民可以自愿参加，政府以农民预先确定的作物面积和产量为基础对具体商品提供一个固定的补贴。《2002年农业法》将大豆、花生和其他油籽纳入了补贴范围，扩大了对农民收入的支持范围。同时，还将羊毛、水果、蔬菜等纳入补贴范围，这是前所未有的，极大地扩大了补贴的范围。

(2)销售贷款差额补贴。销售贷款差额补贴是政府保证农民顺利出售农产品的最低保护价，即政府预定一个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并以此价格贷款给农民。农民收获后如能在市场卖到这个价格，政府就不给予补贴。如农民卖的价格低于预定价格，二者之差就是政府给予农民的补贴。《2002年农业法》将花生、羊毛、蜂蜜、杂豆等品种纳入了销售贷款差额补贴范围。

(3)反周期波动补贴。反周期波动补贴是《2002年农业法》新设计的一种补贴制度，即农民在收获后的10月份可得到上限为35%的计划支付，待翌年2月份可再得35%的支付，到12个月的市场运销结束后结账。当农产品的实际有效价格低于政府确定的目标价格时，政府向农民提供反周期补贴。该补贴与市场价格成反向运动。当农产品价格下跌时补贴增加，反之则减少。反周期波动补贴保证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意味着政府为农民分担了生产风险，刺激农产品出口。《2002年农业法》将大豆、其他小品种油籽、花生纳入了反周期波动补贴的范围。

2.资源保育补贴。根据《2002年农业法》，美国计划在2002~2007年再投资220亿美元用于农业资源保育计划项目，主要包括土地休耕计划、农田水土保持、湿地保护、草地保育、农田与牧场环境激励项目等。此外，美国联邦政府还提供自然灾害救济补贴，用于自然灾害发生后的非保护农作物灾害援助计划、农作物灾害支付计划、紧急饲料计划、青饲料援助计划、牲畜赔偿计划及树木援助计划；提供用于生产结构调整的投资补贴，以优惠利息给农民提供短期或长期贷款，给各州拨款，帮助偿还贷款有困难的农民。

3.农产品贸易补贴。根据《2002年农业法》，美国计划在2002~2007年，投资8.75亿美元用于提高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市场机会和拓宽国际市场；每年投资4.78亿美元用于援助那些因国外有关农产品实施出口补贴而受到损失的美国出口商；每年对新增生物技术项目投资6的万美元，用于商签双边动植物和转基因议定书及快速对付非关税措施对出口造成的影响。此外，美国农业部还将向美国出口商免费提供国际农产品综合信息服务。

除直接的出口补贴外，美国还实施了规避出口补贴的间接出口补贴，即出口信贷。美国每年提供的额度约为30亿美元。依据《2002年农业法》，美国在2002~2007年将继续提供出口信贷，以促进加工品和高价值的农产品出口，同时还将还款期由180天延长为360天。

由此可以看出2002年美国农业法规定的主要农业补贴政策呈现出大幅度提高农业补贴水平、调整补贴方式、扩大补贴范围、补贴分配相对集中等特点。

(二)美国《2003年农业援助法案》规定的农业补贴政策

补贴政策范文篇3

农业机械属于技术生产的范畴

从实质上讲，农业机械应属于农艺装备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范畴，就像工业生产中，工业品的加工工艺和实现工艺的生产线都是要由机床等各种加工设备来实现一样，现代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全过程的农艺也同样是要靠机械和设备来实现的。

纵观发达国家农业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农业种植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水平的提高，农业机械化已由代替人（畜）力劳动、功能单一的简单工具的初级阶段，迈入了具备增产、节本、环保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功能的中级阶段，这也是现代农业所赋予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内涵。因此农业机械就是农业生产工艺过程的装备，属于生产技术的范畴。

农业机械应用是农业技术改造、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从人类农业发展进程看，农业机械这一先进的生产力的每一次进步，都极大地推动着农牧业生产迈上新的高度，实现了耕种面积的不断扩大、产量的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和抗灾救灾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等。

用先进的农业机械装备农业，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改造农业，是现代农业最基本的特征。可以说，现代农业是先进农艺科技与先进机械化技术的完整结合，而农业标准化生产（作业）体系又奠定了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基础。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实际上是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造和进步的具体体现，农业机械就犹如农业发展的引擎，是动力。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质是技术推广性补贴政策

补贴政策范文篇4

从世界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看，凡是农业保险开展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是国家重视、政府支持的结果。主要表现在，除了对农业保险给予专门的立法保障和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农险发展模式外，政府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是关键环节。这些经济支持不仅表现在政府对农户给予较高比例的保费补贴，减轻农户的保费负担，还对从事农险具体运营业务的保险公司给予业务费补贴和税收减免待遇，以及建立由政府兜底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首先，农业的自然风险大，保险赔付率高，保险公司往往收不抵支。以美国为例，1981年至1990年，美国农作物保险赔款额超过保险费总额达25亿美元，累计赔付率高达150％。1960年至1991年，加拿大累计收入农作物保险费51亿加元，累计赔款57亿加元，累计赔付率也达到110％。因此，在没有政府财政扶持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一般不愿经营农险业务。

其次，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贡献巨大，同时，农业又是弱质产业，受自然灾害影响很大，每年成灾面积约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5％。而农业保险对于分散风险，保障农业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保障农民收入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作为保护农业的重要措施之一，世界上多数国家将农业保险同商业保险区别开来，对农业保险给予经济上、法律上和必要的行政上的支持。

二、中央农险补贴政策对新疆农业保险事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新疆的农业保险早在1951年即已开办，后因种种原因一度停办，直到1982年才开始恢复。目前，全疆农业保险主要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新疆分公司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经营。前者负责新疆地方范围内的农业保险工作，后者则主营兵团领域。新疆农业保险经营的险种主要为种植业险，绝大部分为棉花保险，其余为粮食、经济作物、设施农业和养牛保险。“十五”期间，全疆农业保险累计为6716万亩农作物、217万头(只)牲畜提供了风险保障，为农村防灾防损支付防灾费6600万元，赔付达9.63亿元，社会效益十分显著。此次中央农险补贴政策的实施必将进一步提升新疆农险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对新疆农险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补贴政策的实施将有效提高新疆主要经济作物——棉花的保险金额，提高理赔的标准，使农民在不增加保费负担的情况下，提高保险作物的保障水平。在没有补贴前，新疆棉花主产区如阿克苏、巴州、喀什、石河子等地区，棉花保险的保险金额基本在200-300元之间，保费在12元到20元之间不等。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棉花亩成本大幅上升，已上升到1000元左右，兵团部分农牧团场甚至达到1300元左右。显然，200多元的棉花保险金额远远不能弥补投入的成本，农民对棉花保险意见较大。此次中央和自治区对棉花保费补贴50％以后，在不增加农民保费负担的情况下，可使现有的棉花保险金额翻一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保额偏低的情况，提高了保险的保障水平。虽然与实际成本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但比起以前已经有所改善。

其次，补贴政策的实施将极大提高新疆保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的积极性。一方面，随着农险保障水平的提高，农民投保参保的意识将有所提高，投保率会上升；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和省级负担50％的保费，地方政府组织推动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也会明显增强，棉花等大宗经济作物农业保险的承保面将会进一步提高，这对于按大数法则运营的保险公司在分散风险、降低赔付率、稳定费率水平和保持财务的稳定性等方面无疑是有利的，有助于保险公司增强经营农险的积极性。

第三，有利于新疆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新疆是全国重要的粮、棉、油料生产基地，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每年因风灾、冻害、冰雹和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十分巨大。农业保险有了国家各级财政的有利支持后，其防灾防损、赔付保障能力将明显提高，对新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平稳发展，对促进农业资源的合理分配及农产品总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势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三、中央农险补贴政策在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中央农险保费补贴政策是国家对农业这一弱质产业进行扶持和政策保护的重要体现，也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和保障农民收入的需要，更是WTO规则下一国支持与发展农业，提高其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需要大力运用和坚持。当然，这一政策在实践中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从新疆农业和农业保险发展的实际来看，中央农险补贴政策离实际需求尚有较大差距，补贴险种和具体补贴办法也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一)“一刀切”的保费补贴试点方案对保费收缴困难省份有失公平

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方案是按试点省份自筹保费实际完成数为基础计算的，而新疆保险公司在保险费筹措和收缴上一直十分困难。截止2006年6月底，人保新疆分公司实现签单保费约1亿元，实际完成收费为6355万元，按照中央和试点省份各补贴25％保费比例的规定看，新疆只能拿到中央财政补贴3200万元。即使完成签单保费计划，也才能拿到中央5000万元的补贴，这与中央财政平均补贴每个省1.67亿元的规模相差甚远，农民得到的实惠很少。保费补贴全国一刀切的结果，即按实际交费总额比例补贴，势必使越富地区补的越多，越穷地区补的越少，这对那些对国家农业做出显著贡献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很不公平。

(二)省级财政配套25％保费补贴的规定，对财政严重依赖中央转移支付的省份来说心有余而力不足

新疆财政为典型的“吃饭财政”，财政严重依赖中央转移支付。2006年新疆地方财政收入(一般预算收入加基金预算收入)完成265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一般预算支出加基金预算支出)则高达725亿元，支出主要靠中央转移支付完成。这次中央财政农险补贴险种的标的为小麦、玉米、水稻、大豆和棉花五种作物，新疆因为财政困难，只能对棉花一种作物给予保费补贴，即使这样，这部分补贴资金的筹措也还有不少困难。因此，财政部关于农险补贴要求地方给予配套的规定，对财政困难省份来说，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推动农险的积极性和热情。

(三)中央财政补贴险种范围太窄

中央财政保费补贴试点仅对五种农作物保险给予保费支持，而从新疆农业发展的实际来看，除棉花产业以外，特色林果业(如香梨、葡萄、红枣等)、大宗特色作物(如工业番茄、色素辣椒等)、设施农业以及大农家畜(如养牛、养羊、饲养马鹿)等已成为当前农业生产发展的亮点，发展迅速。根据新疆党委和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林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到2010年，全疆林果种植面积将达到1500万亩，其中南疆环塔里木盆地达到1200万亩，果品产量达到1000万吨以上，果品及深加工产品产值要达到300亿元以上。到2010年，全疆畜牧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也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达到40％，农民收入中来自畜牧业的收入达到30％以上。鉴于此，很多地区对开展特色林果业、大宗特色作物以及大农家畜的保险需求十分迫切，要求保险公司能够尽快提供。但是，由于这些产业的灾害损失率较高，相应的保险收费也较高，农民完全负担有很大困难。如果能由国家和地方政府适当给予保费补贴，这些新型农业的保险就能开办起来，从而推动新疆农业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四)对农业巨灾风险尚无相应的配套补贴措施

目前，新疆应对农业巨灾风险的办法是：出现灾害时，先由县一级保险公司当年提取的赔款风险金及历年积累的风险金(每年提取的赔款风险金减当年赔款后的余额)进行支付，不够时，再由区、地两级公司积累的风险基金(从每年基层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抵补，再不够时由省级公司拆借兑现，然后从以后年度收入的业务中归还。兵团保险应对巨灾的办法和人保的情形相似，在师、团两级农业保险基金仍不足以支付时，由师(局)保险公司拿出当年商险利润的30％予以补贴，再不足时由师、团筹集资金同舟共济。总的来看，无论是地方还是兵团，农业风险基金的共同特点是基金的积累基本来自历年保费，政府补贴很少或基本没有。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对大灾超赔由政府财政兜底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方式。例如，美国政府在2000年的补贴额平均为纯保费的53％，其中巨灾保险补贴率为100％。考虑到我国农业灾害损失面积大、巨额性的特点，中央财政给予农业风险基金适当补助很有必要。

四、改进和完善中央农险补贴政策的建议和设想

为了使农民能真正从中央这次支农惠农政策中尝到实惠，切实推动我国农业保险事业均衡发展，促进我国农业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建议中央农险补贴政策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是补贴份额不应按实收保费份额计拨，而应按农作物承保面积提供保险费补贴。这是一种比较公平的补贴办法，就像中央财政对棉种补贴那样，不论当地财政是否提供了补贴，中央财政都对农作物按播种面积提供保险费补贴，再号召当地财政和受益企业补一些，从农户那里收一些，就可以加快启动农业保险。

二是省级财政差别太大，省级财政配套不应作为中央补贴的前提条件，应对农业贡献显著、财政又比较困难的省份，尤其是“少、边、穷”地区在保费补贴上予以倾斜照顾。建议取消对该类地区25％省级财政配套补贴的规定，由中央财政直接提供50％的保费补贴。

补贴政策范文篇5

1广东省水稻种植及补贴情况

1.1水稻种植现状

粤北韶关等地的农业生产一直以水稻为主，水稻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72%以上；而在广州花都等珠三角地区，农民主要种植蔬菜等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水稻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相对较小，一般在45%~50%左右。调查发现，除个别地区外，水稻种植比例逐年缩小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在粤西湛江徐闻县调查的58户农民中水稻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60%以下的有41户，粤北韶关乐昌市调查的30户农民中有22户水稻种植面积低于耕地面积的60%，而在2000年，两地70%以上的耕地用于种植水稻（表2）。

1.2水稻种植补贴情况

在补贴种类方面，广东省农业补贴项目大体包括良种补贴、种粮直补、购买农机具补贴、综合直补等，但是大多数农户只能领到其中的1~2项补贴。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领到面积补贴和良种补贴，而农机具补贴等有资格要求的项目领取的人数甚少、在农民中的适应范围小。在补贴数额上，各个地区因地制宜，略有不同，每667m2大多在100~130元之间，其中徐闻县和花都区补贴较高、分别为122.5和117.0元，五华县最低、平均为106元（表2）。

2广东省水稻种植现行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

2.1补贴力度不够，补贴数额不足

多地水稻补贴力度不够，补贴的数额较小。调查结果显示，政府补贴数额仅占水稻种植成本的11%~20%（表3），而现行市场粮价浮动区间大致为1.8~2.4元/kg，考虑自然等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对于多数农民来说，即便是较小的生产意外，政府的补贴资金都不足以弥补其种植损失。部分农民反映，仅依靠水稻种植收入根本无法支撑家庭生计和普通的生活开销。尽管广东省种粮补贴逐年增加，但近年来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亦水涨船高，从2006年开始，广东省部分农资零售价平均升幅分别为化肥7%、农膜15.2%、种子13.6%[2]，上涨幅度超过了水稻补贴的增幅。因此，与不断增加的种植成本相比，农业补贴金额可谓杯水车薪，多数农户根本无法利用微薄的补贴改善生产技术扩大生产，更不用说改善耕种环境，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2.2补贴发放缺乏监管

在补贴发放过程中，缺乏严格监管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资格审核阶段，基层组织没有对申领补贴农民的实际水稻种植面积进行及时核查统计，政府亦没有定期复查，导致水稻种植面积的数据更新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未种水稻仍领补贴的情况。在补贴发放后，“专款专用”的农民减少，部分农户收到补贴后并未进行水稻的再生产，而是将该补贴用于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因此多地陷入了资格审查越不严格、补贴越不用于水稻种植的恶性循环之中。

2.3补贴项目对种粮大户的激励作用较小

补贴对水稻种植大户的激励作用不明显，影响了农业补贴对水稻种植的激励效果。现行的补贴制度中对种粮大户的特殊补贴项目少，金额有限[3]。以种粮直补为例，2008年广东省政府将补贴范围扩大至所有农户，但补贴的额度有所减少，2008年以前省级每667m2种粮直补为12.5元，2008年后下调为4元，结合市、县两级补贴，水稻种植大户每667m2得到的种粮直补约为13元，加上其他补贴，种粮大户每季每667m2的补贴为100元左右[5]。而实际耕种中，大户种植水稻每季每667m2需人工费用160元左右，仅靠补贴是不够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种植水稻经济效益低，近80%的散户将粮食用于自给，水稻进入流通环节的少，对市场影响有限；而大户种植水稻的主要是为了出售，水稻商品化程度高，对市场的水稻总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着国民经济运行。因此，补贴对种粮大户的效用越高，越能带动整个地区的种粮氛围。只有大力鼓励种粮大户积极种粮，提高大户的粮食产量和售粮量，才能真正提高广东省水稻种植面积，从根本上提高水稻的产量。

3鼓励农户种植水稻的对策建议

3.1进一步加大对水稻种植的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及配套政策

一方面，针对每667m2近1000元的水稻种植成本，仅靠投入26%的种粮补贴，对农户来说激励幅度仍然有限[4]。因此广东省和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中粮食补贴的力度，争取将补贴份额提高到种植成本的30%~40%。同时，在省补和市县补贴两部分中，应灵活安排比例，可以根据地方GDP和GNP等指标划分出发达及欠发达地区，出台相关政策区别对待，对于相对发达的地区，可以适当减少省级补贴，强化地方市县的补贴作用；对于欠发达地区，则加大省级投入的力度，减轻地方财政负担，通过对市县的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更能发挥政府补贴作用，同时可节省开支，提高补贴的利用率，达到最优的资金投入效果。另一方面，要加大土地统计工作的监控力度，切实核查土地有效面积，保证将补贴款按时按量发放到农户手中，使补贴政策发挥成效。完善相关部门的监督机制，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对虚报谎报面积、冒充种粮户领取补贴款等不良行为采取适当的惩罚措施，进一步规范补贴制度。

3.2多渠道加强种粮大户的补贴

针对种粮大户补贴额度小这一突出问题，广东省应加大对种粮大户的扶持力度。一方面，可开辟新的补贴项目如通货膨胀补贴等，用于弥补市场变动给大户带来的损失。对于现行的补贴项目，可适当增加大户所享受的补贴金额，提高补贴金额在种植成本中的比例，综合考虑，对大户每季每667m2总补贴提高至200元左右，相对合理。另一方面，政府应完善农业保险机制，对种粮大户实行更加优惠的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大户参保，降低水稻大户种植风险和销售风险。同时，对于承保的保险公司，政府可给予一定的政策资金支持，例如减免部分税收，以此激励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开发更多针对种粮大户的保险产品，通过保险代替补贴的方式，鼓励种粮大户种植生产水稻，从而营造当地水稻种植氛围，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提高广东省水稻总产量。

3.3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从近年来农业投入看，2004年广东省政府投入44.05亿元用于农业基本建设，该投入占全社会投资比重的1.8%，而在2005—2008年，广东省该项投入分别为5.38亿、16.33亿、24.44亿、30.29亿元，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分别为0.1%、0.4%、0.5%和0.6%[1]。虽然“三农”政策出台后，政府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但从投入的比例分析，投资增幅比重不明显。针对水稻种植，更需要强化水利和交通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在调查中发现，86%的农户反映水利设施跟不上，导致无水种植。因此，可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间接刺激水稻种植。建议把补贴对象扩大到村集体，除了对单个农户进行补贴外，还可以对整个村集体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根据每村水稻种植的规模，合理制定补贴数额。村集体利用补贴进行水利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维护，使百姓受益。

补贴政策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住房；货币化补贴；低收入家庭；居住隔离；贫困分散

和多数发达国家公共住房发展进程相一致，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兴起同样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息息相关。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各种新的复杂状况，而低收入群体住房条件的恶化，尤其是贫民窟的存在，往往与贫困、卫生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城市犯罪等各种社会问题相伴，从而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与住房改革的呼吁。住房改革者们认为，恶劣的居住条件不仅损害了居民的健康，而且也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住房改革者的推动下，部分城市制定了新建或现有住宅的最低可居住标准，并立法限制可能给民众生活带来不良影响的工商业开发。但由于长期坚持的自由放任政策与地方自治传统，联邦政府并没有对公共住房进行直接干预,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8年，联邦政府先后两次共拨款一亿美元，通过公共住房建设改善军工人员居住环境，提高工业生产率。但是，联邦政府对住房保障的首次尝试并非出于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环境的意图，而属于战争时期的应急措施。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重新退出住房领域。

一、公共住房政策的建立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现实依据人们所持有的观念构建。有关政府应在穷困阶层住房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吁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更为强烈。也正因如此，自由党才拥有国内政治力量以发起重大的联邦事务。1934年美国通过《国家住房法案》，并先后成立联邦住房管理局和联邦国家抵押贷款协会，为彼时受到大萧条冲击的“沉没的中产阶级”提供金融援助,并在此后持续增进美国民众住房购买的支付能力。同时，《国家住房法案》授权联邦政府直接为低收入家庭建造出租房。由此，住房保障制度成为正式的制度设计。不同于向自有住房提供的金融信贷制度设计，出于对公共住房可能挤压私人住房投资的忧虑，公共住房政策遇到了强烈的政治阻力，拨付给公共住房建设的资金一再被削减，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低收入家庭公共住房建设则被国防住房项目取代。1949年，美国重启低租金公共租房项目，颁布《住房法案》。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义务提供御寒庇护所使民众生命免于遭受寒冷的直接威胁，《住房法案》“让每一个美国家庭在适宜居住的环境中拥有一个舒适的家”的宗旨显然已经超越了这一基本义务。然而，伴随着这一远大目标而来的是极度贫困户之外谁还应得到住房援助、援助的形式为何以及谁来负责运营管理、住房援助对住房市场供给是否存在挤出效应等问题。因此，60余年来，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基于不同时期已有住房数量和质量，公共住房政策实施的成本是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公平性而不断演变的。虽然公共住房的发展一波三折，公共住房总量自1949年的17万个单元发展至1994年的峰值140.9万个单元，大多数公共住房项目还是提供了合适的住房。然而，从外观看，公共住房选址、设计以及建筑质量与设施配备都显见失当。不仅如此，贫困集中和种族集聚是后期公共住房政策设计所致力于扭转的目标之一。此外，高犯罪率和辍学率、管理和维护困难等都影响了公共住房实物配给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公共住房政策由实物补贴向货币补贴的转向

住房政策有其自身的历史，每一个项目的提出、争论、实施、评估，或维持或拒绝，整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受到之前经历的很大影响，美国租赁补贴政策的形成也是如此。租房券，最早由美国房地产董事会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政府资助建议贫困人群新住房的替代性方案提出。1937年，公共住房成为位居上风的公共住房政策选择。而后虽然有关租房券的呼吁一再出现在住房政策讨论中，但在1949年的《住房法案》立法前，其倡导者都输给了公共住房倡导者，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1953年政府住房政策总统委员重拾这个概念，但仍然没有摆脱失败的结果。1965年颁布《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法》，其中的租赁住房项目23条款为租赁补贴政策的出台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23条款允许公共住房部门从私人房东租赁标准住房单元，再将其转租给中低收入群体。公共住房管理部门支付给私人房东市场租金，低收入家庭支付依收入确定的可负担租金，二者之间的差价由政府弥补。通常，住房管理部门寻找市场上合适的住房和私人房东签约，但是少数管理部门也允许租户自己寻找房源。无论何种方式，23条款都切断了出租补贴者和专为低收入家庭建设的具体项目之间的纽带，而为地理流动、经济流动甚至是种族融合带来更多的新机会。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住房和社区发展法案》，提出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租房券计划，也就是广为人知的第8条款存量住房计划，真正让租房券成为美国住房政策的一部分。这个法案给美国的住房政策带来了两个重大改变：一个是私有企业开始在低收入住房的提供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个是政府的补贴重点从住房供给转向住房需求。具体而言，第8条款存量住房计划要求地方住房管理机构筹备住房援助计划（HAPs）,重点在于社区的住房需求为何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求：一种是新增建设和实质修缮计划框架下基于项目的开发补贴，另外一种是存量住房计划下基于租户的需求补贴。与之前政府直接建设和运营公共住房不同，这两种补贴都是发放给私人所有的房屋。20世纪70年代末，在前所未有的经济滞涨下，共和党保守派上台，开启了一个对联邦政府的管理和开支进行重大调整的时期,住房政策也不例外。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他任命政府住房政策总统委员对既往住房计划进行回顾并给出建议，委员会认为“为贫困人群生产更多新公寓”不是答案，“住房支付计划”才是对于低收入消费者最为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大量的贫困家庭获得体面的家。在委员会报告建议下，里根总统呼吁国会取消第8条款中住房生产部分，留下其中的租房券作为唯一大规模联邦住房补贴的形式。从1983年起，除替换现有住房外，联邦政府再也没有通过公共住房政策或基于项目的第8条款补贴过任何新建低收入者住房。与此相应的是，基于租户的第8条款补贴政策不断扩大。1985年，里根政府引入“住房券”作为第8条款变体。与第8条款租房券略有不同，住房券补贴依据住房管理机构指定的“支付标准”。“支付标准”代表项目所允许的最高房租，同时还允许租户突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支持的支付标准，高出或低于支付标准的差额部分由计划参与者自行支付或储存，进而实质性地给予了中低收入家庭更多的住房选择自由。租房券和住房券项目有些混乱地并列运营着，直至1998年《住房质量与工作责任法》将二者并入单独的“住房选择凭单计划”，即当前的租房券项目。

三、公共住房货币化补贴的主要内容

基于租户的第8条款，住房补贴只向单个家庭提供，而不涉及特定的住房项目。第8条款租房券项目印发证明给收入符合资助资格的家庭，然后由住房管理局（PHA）支付房东租户所付租金部分同实际租金之间的差额。为了提供可支付、体面、安全以及卫生的出租单元给中低收入家庭，参与租房补贴的房东应同意接受不超过公平市场租金所确定的租金，同时需接受住房管理局对住房单元的检查以确定这些出租房符合住房和城市发展部（PHD）所要求的质量标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确定每年每个地区的中等（平均）收入水平，而各地住房管理局负责各区域住房补贴的具体运营工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与住房管理局签订合同以提供对于低收入家庭的第8条款租房券援助。支付给住房管理局的管理费用涵盖了接受和评估申请者、重新认定资格以及出租单元检查等项目运营成本。住房管理局将申请资助的可用资金通知发表在《联邦公报》中，包括每个地区的资金配置，每个地区的可用资金数量、申请者的评级和排名标准等，从而为对租房券感兴趣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相关信息。在租房券制度下，公平市场租金（FMRs)决定了第8条款住房援助支付项目租赁方和出租方的参与资格，FMRs同样也作为支付标准应用于租房券项目中补贴额的计算。在项目推出之初，租房券弥补了调整后家庭收入的25%与公平市场租金之间的差额。因此，美国公共住房货币化补贴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公平市场租金。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每年选取354个都市区和2350个非都市区郡作为样本计算其公平市场租金，公平市场租金属于总租金计算，包括低收入住房租金和设施成本（不包含电话费）。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设置的公平租金应保证，对于项目参与者而言，有足够数量的出租住房供给。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公平市场租金的设置必须使租户能够对单元和社区有所选择，同时也要使低收入家庭能够有所选择。公平市场租金设置的这个水平一般被表述为标准质量出租单元租金分布的百分位点，当前使用的是第40个租金百分位，即市场上有40%的普通住房房租低于公平市场租金水平。公平市场租金随家庭人口和所租房屋的大小而变化（表1），这种计算方式保证了公平市场租金能反映当地的市场状况，从而使接受资助的租户有足够的补贴以住上不错的房屋。公平市场租金在不同区域住房市场中变化很大，而且每年度都会调整，因此，租房券的政府补贴开支也在不断变化。为了保证项目成功运营，弥补市场的租金波动，并考虑到租赁市场私人租赁房的特征，第8条款允许公平市场租金设置例外情况。在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支持下，公共住房管理局允许在一个大范围公平市场租金区域中，特定地理子市场公平市场租金的实际标准超过公开设定的区域公平市场租金的20%，但是超过区域公平市场租金50%的将不能获得授权。例外申请必须用正式文件说明项目对于高租金的相关需要，并且显示所申请的租金并不超过特定地理地区出租单元第40个百分位的租金。一般而言，地理例外通常在一个的区域只占很小比率。

四、公共住房租赁补贴政策的新近挑战

住房补贴项目的成功源于离散趋势的融合，在这一过程中，租房券能够帮助低收入和有色种群家庭从贫困的社区迁入环境更安全，拥有更好的学校、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就业机会的区域的潜在假设、逐步扩大了他们的政治支持基础。虽然公共住房生产项目的坚定捍卫者反对有关其有欠公平的指责，但在美国公共住房发展进程中，公共住房项目失败的画面还是深深地印在大众的脑海中。租房券作为一种更有效、更及时的生产可负担得起的出租住房的方法，反映了美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趋势，即在提供必要的商品和服务(如可负担得起的出租住房)方面，越来越多的责任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至此，在美国，核心住房问题主要来自收入不足而非来自供给不足，这已经成为政策领域的共识。近年来，尤其在经历次贷危机后，对于美国最大住房保障方式的这种政策共识随着公共住房建设投入锐减以及住房租赁市场变化而日渐受到挑战。（一）低收入家庭可负担住房市场供给不足。公共租赁住房货币化补贴政策旨在解决住房负担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模糊住房可用性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难局面，是因为政策的结构围绕着消费，而不是新的可负担租赁单元的生产。1.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极少投资修复旧公共住房或建设新住房，自1998年通过《优质住房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以来，公共住房改革已导致约20万套公共住房的减少。2.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LIHTC)和其他联邦补贴房产的可负担性限制即将到期，这将减少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现有的租金补贴。3.2008年的经济衰退极大地影响了租赁住房市场，主要是增加了需要租赁住房的家庭数量。事实上，2011年寻求出租住房的家庭数量增加了100万户，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单年最大的增长。随着出租住房市场的房地探索繁荣，空置率下降，形成了一个可以提高租金的出租市场。根据国家低收入住房联盟报告，2013年，每100个极低收入的租户家庭中，只有30个可负担得起且可获得的住房单元。2017年国家低收入住房联盟调查显示，美国最贫困的家庭继续面临可负担和可获得的出租住房的短缺，全国范围内缺少了740万套极低收入家庭可负担和可获得的租赁住房，每个州和每个主要城市地区都面临着极低收入家庭可负担和可获得的租赁住房的短缺，与其他收入群体相比，他们的住房负担更重。2.居住流动与贫困分散。是否扩展贫困及有色群体聚居地区以外的区域居住选择是公共租赁住房补贴券政策的评估内容之一。相关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公共租赁住房货币化补贴对贫困分散效果较为显著，但促进种族融合作用极其有限。但有研究指出，随着租赁住房市场的回暖和大量公共住房的拆毁，租赁住房补贴可能导致贫困再集中。迄今为止，租房券计划在实施上不如政策设计时预想的灵活，部分重新安置的居民正在迁往贫困和种族隔离的社区。

五、小结与启示

补贴政策范文篇7

一、主要成效

(一)发挥了财政补贴资金的拉动效应，调动了农民购买使用农业机械的积极性。累计带动农民农机化投资7200多万元，年农机作业收入达到2亿元，农机收入占农机户全年总收入的80%以上，农机作业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

(二)农机新技术、新机具得到进一步推广。特别是玉米联合收获机械、保护性耕作机械作为补贴的重点，大大推动了玉米机收、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全市粮食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008年，全市玉米机收率达到81.6%，保护性耕作覆盖率达到13.3%，居全省第一位。我市率先在全省实现玉米生产机械化，农机化水平逐步跨入高级阶段。

(三)农机装备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自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我市坚持把发展大型拖拉机、玉米联合收获机、免耕播种机作为补贴重点，进一步加快淘汰小型、服役时间长、生产能耗大的机械，加快推广我市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业机械及配套机具，农机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农机利用率大大提高，我市农机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

(四)农机补贴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机服务组织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市坚持将农机补贴政策向农机合作社等大型农机服务组织倾斜，一批新型农机具被农机服务组织快速推广，同时也加快了农机服务组织规模扩张和快速发展。农机服务组织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土地资源的整合利用，有利于形成规模生产，农场式的经营，节约和转移了农村劳动力，有效地促进了乡镇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民增收农民致富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市村级农机服务组织105家，农机作业公司达到365家，农机专业户达到5371户，农机中介服务组织达到68个，经工商注册登记的农机专业合作社达到2家，其中小孟腾飞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为我省首家保护性耕作农机专业合作社，为我市加快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五)加快了我市农机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市拥有五征集团山拖农机装备有限公司、大丰机械有限公司、国丰、玉丰、大华、凯兴工矿等农机企业近30家，政府补贴政策的实施，激发了农民和农机服务组织投资农机化的积极性，拉动了农业机械的持续旺销，也为我市农机工业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2008年，我市生产的玉米联合收获机产销两旺，山拖生产的80马力以上的大马力拖拉机逐步占领市场，大华生产的免耕播种机质量效益不断提高。全市8大类近百个品种的农机产品入选国家和山东省农机购置补贴目录，已形成科研、开发、生产、推广、销售、售后服务为一体的农机化工业体系。

二、具体做法

(一)加强宣传，层层动员，确保农民对购机补贴政策家喻户晓。一是充分发挥宣传的主渠道作用。我们充分利用一报两台，农机化网站、开通咨询电话、政务公开栏、发放明白纸等形式，大力宣传补贴政策内容，包括补贴对象、重点补贴机具、补贴比例、报名方法、法律责任等，让农民全面的了解补贴政策信息，以提高补贴工作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二是充分利用下派年轻干部的作用。自2006年起，我局连续三年实施青年干部下派基层服务活动，选派了一批知识性强、业务素质高的骨干常年驻镇，通过走村入户面对面地向农民群众宣传国家政策，解答农民群众在补贴政策方面的疑难问题，真正让农机补贴这项强农惠农政策深入人心。三是充分发挥农机技术培训班、现场会的作用。我们充分利用举办农机技术培训班、现场会的有利时机，把宣传农机补贴政策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让广大农机大户、农机服务组织带头人充分了解农机补贴政策，发挥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辐射传播作用，尽可能的让农民了解补贴政策信息。四是层层召开动员大会。市镇两级层层召开动员会，就项目实施时间、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及程序作详细部署，进一步让广大群众了解补贴信息。

(二)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认真实施。由于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事关农民切身利益，操作过程复杂，时间紧，任务重，我们进一步明确政策要求，研究工作程序，精心组织，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并责任到人，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抓，确保把政策原原本本地实施，把实惠完完全全地送给农民。

(三)严肃纪律，严格程序，阳光操作，抓好服务。我市购机补贴工作严格按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施方案来管理和运作，在落实中保证了“公开、公正、公平”。

1、严格了报名程序。为严格核实申请人的申请条件，对申请报名实行“双把关”“双承诺”。一是采取申请报名“双把关”制度。对申请报名的个人，由镇农机站确定报名对象，市农机局主管科室审核，采取农机站长、主管科室审核人签字，进一步明确责任，严格把关。二是采取“双承诺”制度。今年，列入补贴目录的农机都没有正式定价，而是由生产企业承诺最高限价，申请人在填写《山东省农机购置补贴机具价格承诺书》后，为进一步明确享受农机补贴对象的责任，每一名确定的补贴对象都要填写《2009年度农机购置补贴申请承诺书》，补贴对象作出承诺，农机站长作为监督人，加强对补贴机具的跟踪管理，确保补贴政策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

2、严格执行二次公示制。即各镇公示补贴的政策、条件和相关要求以及初步确定的补贴对象。确定补贴对象后，分别在乡镇政府公示补贴对象名单及所购机型、补贴金额等。我局在公示期间，安排专人值班，负责接待处理电话咨询、信访、举报等事项，接受群众监督，确保了工作的透明度。

3、严把机具购置关。在组织购机前，我局及时召开销售商座谈会，要求他们认真组织货源，落实供货时间，按时保证供货。供货时间确定后，购机户携带协议和购机款(补贴差额部分)，到销售点选购机具。购机过程中，我局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为购机户当好参谋，做好产品质量监督，并按规定喷涂购机补贴标志，确保一台不漏。

4、严格管理补贴机具，建立补贴机具档案。根据农业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使用管理方法的通知》文件精神，我市认真做好农民的购机申请、报名、公开、公示、购机合同申请签订等工作，建立了完备的购机档案，并按要求对农业机械编号，喷涂“国家补贴机具”字样，在机具的显著位置打上补贴机具标号，同时对享受购置补贴的车辆加强农机安全监督管理，在机具到位后，农机安全监理部门和农机质量监督站上门服务，办理牌证和职业资格鉴定证书，做到了补贴机具统一管理。

三、存在问题及相关建议

一是对于重点推广机械要加大补贴力度。近年来，国家农机补贴的标准一直掌握在30%左右，对于推广较为成熟的机型这个补贴比例对农民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如目前大型拖拉机、背负式玉米收获机等受农民欢迎的农业机械。但是在机械化较为薄弱的经济作物、农产品加工领域，要加大补贴力度，以便于更好地加快推广。建议在今后的补贴资金中安排一定补贴资金提高补贴标准，该补贴标准由国家规定最高上限，这样可以刺激农民购买新型机械，加快农业生产各领域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二是对于大型运转良好的农机合作组织要安排一定的补贴资金。近年来，国家在农机补贴实施方案中只是提出农机大户、农机服务组织优先，没有明确享受补贴支持的金额。大型运转良好的农机服务组织有助于探索符合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农业机械化道路。建议对管理规范、证照齐全、规模突出，运转良好的农机合作服务组织纳入统一管理，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安排专项资金加大补贴力度，对其进行扶持。

三是开辟资金筹集绿色通道。政府实行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一定情况上缓解了农民购机的资金压力，但是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只占到农民购机资金的30%，绝大多数的资金须由农民自己筹集，再加之农机购置补贴报名时间短，农民筹集资金的时间也相对较短。农民大多数只能靠自有资金积累和民间借贷筹集资金，未能享受到现代金融业务提供的方便和好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民购机资金筹措难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建议政府部门出台相应政策，在金融部门开辟农民筹集资金绿色通道，以解决农民购机的燃眉之急。

补贴政策范文篇8

2004年以来，中央根据粮食产销形势的新变化，先后出台了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以及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2006年，以柴油配套调价为契机，综合考虑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因素，国家又出台了对种粮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增支综合直接补贴政策。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力推动了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基本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目标。

（一）初步形成了综合性收入补贴、专项性生产补贴以及最低收购价政策相结合的种粮补贴政策框架

1.四项直接补贴政策和最低收购价兼顾了生产、市场和农民收入等多种政策目标的要求。粮食直接补贴作为配合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出台的补贴政策，把原有对购销环节的问接补贴转变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目的是减轻农产品价格波动对种粮农民收入的影响。农资增支综合直补则是在农用柴油价格调整的背景下出台的综合性补贴，其目的在于弥补农民因农资价格上涨而增加的支出，稳定种粮成本。两者均属于综合性收入补贴，分别从产出品价格和投入品价格角度保障种粮农民的收入，从制度上为构建农民收入安全网、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收入差距奠定了基础。

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则是针对我国人世后粮食标准化生产程度低、品质差等问题而出台的提高粮食产业竞争力的生产性专项补贴政策。其中，良种补贴主要着眼于引导农民采用新品种和新技术，提高粮食品质和产量；农机具购置补贴主要是鼓励和支持农民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提高粮食生产的物质装备水平和机械化进程。这些专项补贴政策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引导农户生产行为提供了重要政策手段。最低收购价政策在兼顾种粮农民收入的同时，重点在于稳定粮食生产面积，保障粮食市场供给，成为政府调控市场的政策工具。

2.补贴规模快速增加，政策实施范围不断扩大。种粮补贴资金规模由2004年的145.2亿元增加到了2006的398.7亿元，增加了174.6%，占当年财政支农资金预算的比例达到11.7%。如果考虑到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支出，粮食补贴政策支出在财政支持资金中的比例更高。从补贴范围看，2006年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实施直补政策，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也涉及到了所有省份，良种补贴已涵盖到了13个主产区及陕西、山西、甘肃和新疆等4个省份，农机具补贴实施范围已经扩大到了1126个县和农场。这表明，四项补贴已经成为覆盖全国的农业政策。粮食补贴政策已成为财政支农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3.各种补贴政策在实践中探索出相对比较规范的操作方法。在直接补贴的发放上，各地普遍在县级建立农户基础数据资料库，在农村信用社为每个农户开立了账户，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补贴发放渠道，这也是国家把农资增支综合直补纳入粮食直接补贴发放渠道的一个重要原因。良种补贴则根据不同地区和作物的特点采取了直接补钱、招标补种等不同方式，也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资金发放办法。农机具购置补贴则是按照农民购置农机具的发票向农户提供一定比例的补贴，并根据各地的实际需求扩大了补贴机具范围。

这表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增支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以及最低收购价政策，从收益、成本、科技、装备、市场等不同角度和环节相互补充，充实了国家对粮食生产的调控手段，初步形成了综合性收入补贴和生产性专项补贴相结合、兼顾国家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收入的粮食政策框架。

（二）粮食补贴政策对恢复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明显的成效

首先，各项补贴政策共同促进了种粮农民收入的增加。2005年，粮食三项补贴资金总量达到173.2亿元，早籼稻和中晚籼稻执行最低收购价使主产区农民增收16亿元，即使不考虑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所带来的间接增收效果，南方稻谷主产区农民平均每亩也可增收40元以上；200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预案启动又使河南、山东等6个小麦主产省农民增收近40亿元，加上三项补贴资金，小麦产区种粮农民平均每亩可增收50元以上。尤其是种粮直接补贴和农资增支综合直补，作为一种普惠制补贴，直接根据计税面积或种植面积发放，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充分体现了国家和农民之间关系由“取”到“予”的重大转变。有效改善了农民和政府及乡村组织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其次，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生产性专项补贴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在良种补贴的项目区，粮食标准化生产和单产水平均明显提高，基本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品种“多、乱、杂”的问题。初步统计，2005年项目区的优质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青贮玉米、高油大豆平均亩产分别比非项目区高67.4公斤、50.1公斤、726.5公斤和23.9公斤，增幅达到10%～20%。据品质检测，良种补贴项目区的粮食作物品质普遍较好，主要指标达到甚至超过国际规定的优质品质指标要求。农机具购置补贴激发了农民购买农机具的热情，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据统计，2005年全国各级财政补贴农民购置先进实用、质量优良的农机具20万台，受益农户达15万户。2005年，全国机械化耕地、播种、收获水平分别达到50.2%、30.3%和22.6%，比“九五”期末分别提高了2.4个、4.5个和4.4个百分点。

总的看，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基本实现了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目标，受到了农民、地方政府等各个利益主体的欢迎。

（三）粮食补贴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

1.种粮补贴资金规模比较小，难以真正实现对农民利益的保障作用。2006年尽管我国粮食补贴资金增加到398.7亿元，扣除85亿元的粮食大县奖励，全国每亩种粮面积平均补贴额不过20元。根据国家发改委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种粮农民亩均化肥、农药和机械作业三项费用支出（三种粮食平均），2003年为91.2元，2004，年增加到114.6元，2005年进一步提高到136.4元，每年增幅均在20元以上。据测算，2006年农资价格上涨使农民种粮成本亩均增加50元左右。显然，现有全部补贴远不足以弥补农民因农资价格上涨而增加的支出。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虽然效果明显，但除了水稻良种补贴外，小麦、玉米和大豆良种补贴规模都相对较小，实施范围都局限于部分项目区；农机具购置补贴也仅限于1126个县（场），难以在全国范围产生整体效应，实现生产条件的根本改善。

2.各地补贴标准、补贴方法差异较大，引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由于地方财力以及计税面积和标准面积的差异，不同省份、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补贴标准都有很大差距。上海、北京等地的种粮直接补贴标准每亩超过50元，中西部部分省份则每亩不足5元。补贴标准的差异既造成不同地区农户受惠程度的不公平，也给社会监督带来困难。水稻良种是按照种植面积发放的，实际上成为水稻种植补贴，未能真正与良种推广结合起来。小麦、玉米、大豆良种补贴则多是采取供种企业招标，对农民有的给钱，有的发补贴券，有的是按差价供种，农民见种不见钱，操作方式也不很规范。农机具购置补贴操作程序比较繁琐，部分地区农民享受到的优惠实际上也大打折扣。

3.缺乏针对粮食购销、加工环节的专项补贴。入世以来，购销和加工环节薄弱的问题对我国粮食产业竞争力的制约越来越突出。通过补贴政策引导工商企业投入粮食购销和加工环节势在必行。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政策，但这些优惠政策实际上是针对加工业实施的，而且包含各种农产品加工业，甚至包括加工进口农产品的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风险大、盈利水平低的粮食购销和加工企业很少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限制了我国粮食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此外，最低收购价政策也存在公布时间晚、执行时间短等问题。

二、进一步完善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思路

为了进一步完善粮食补贴政策，一些部门提出将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增支补贴以及最低收购价政策归并，建立对种粮农民单一的综合补贴制度。实际上，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农资增支综合直补与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最低收购价在政策目标上有根本区别，内在的作用机理也有很大差异，将其合并为综合补贴制度是不现实的。完善的总体思路应是稳定现有粮食补贴框架体系，同时重点增加专项补贴的投入规模，扩大补贴范围和环节。（一）建立兼顾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是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1700美元左右，这标志着我国正处在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的过渡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个阶段，由于人口增长相对较快，粮食需求逐步增加，同时农业科技水平还相对较低，农业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粮食供给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城乡差距扩大，农业生产者收入较低和相对贫困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因此农业发展面临着增加粮食供给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双重任务。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人均土地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土流失严重，工业生产的“三废”及化肥、农药和农业废弃物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着资源、生态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乡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善，我国粮食需求将持续增长。长期看，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十分严峻，保障粮食供给问题在今后一段时期仍将是我国农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受传统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达到3.22：1。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差距可能继续扩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种粮农民，经营规模小，同时受粮食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波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增加收入困难很大。稳定增加种粮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毫无疑问也成为我国农业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这表明，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必须兼顾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双重目标。既要采取各种专项补贴政策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业技术进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和增加粮食产量，保障粮食供应；也要根据财力的许可，建立对种粮农民的收入补偿制度，并逐步提高补贴的规模和标准，保障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稳定目前以综合性收入补贴、专项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

从政策功能看，目前综合补贴与专项补贴、最低收购价政策相结合的粮食补贴政策框架与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双重任务是相适应的。粮食直接补贴、农资增支直补作为综合性收入补贴政策，重点着眼于对种粮农民进行收入补偿，促进农民增收；专项补贴则旨在通过补贴引导农户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业技术进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其中，良种补贴政策通过统一供种或低价供种，鼓励农户采用优良品种，加快新品种和新技术的推广，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改善粮食品质；农机具购置补贴促进农民购置大型农业机械，提高农业生产的物质装备水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最低收购价政策作为一项间接补贴政策，目标是稳定粮食面积，保证粮食供给，实现供需平衡。因此现有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兼顾了农民增收和保障粮食供给的双重要求。

从作用机理看，粮食直接补贴、农资增支综合直补与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以及最低收购价政策有很大差别，难以合并或者相互替代。粮食直接补贴、农资增支综合直补重点是补偿种粮农户，在瞄准机制上要求比较宽松，只要求包括种粮农户，而不要求完全排除非种粮农户。也就是说，只要把补贴发放到种粮农户手中，就实现了政策的补偿功能。至于是否有非种粮农户也得到了补贴，并不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专项补贴重点是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在目标瞄准机制方面要求比较严格，既要包容目标农户，同时也必须排除非目标农户，也就是说，不仅要求符合条件的农民得到补贴，而且不符合条件的农民不能得到补贴。只有这样，才能确实发挥专项补贴对农民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否则，如果采取普惠制，就难以发挥补贴对农户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专项补贴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最低收购价政策重点在于稳定当期的粮食供给，主要是通过粮食市场对出售粮食的农户进行补贴，没有出售粮食的种粮农户无法得到补贴，从而达到鼓励农户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保障市场供给的政策目标。

综合性收入补贴、专项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政策在作用机理上的差异带来了实际操作方法的不同。在粮食直接补贴、农资增支综合直补的具体发放过程中，为了降低操作成本，大多数地方采取了相对简便的方法：按照计税土地面积或计税常产向农户发放补贴。这样，尽管有少数非种粮农户得到了补贴，但节省了对种粮农户进行甄别的高额成本。关键是这并没有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即对种粮农户进行收入补偿。相反，在专项补贴的发放过程中，尽管对目标农户进行甄别会大大增加政策操作成本，但各地仍然没有采取普惠制，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对目标农户进行甄别。如在小麦、玉米、大豆良种补贴发放过程中，项目区大多向农户低价供应良种，或者根据农户购买良种数量给予补贴；在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具体操作中，只对购置规定农机具的农户给予补贴，其他农户则不予以补贴。

因此，尽管粮食直接补贴、农资增支综合直补、最低收购价、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都有使农民增收、粮食增产的效果，但实际上，由于各自承担的政策功能不同，其作用机理和操作方法有很大差异，相互之间难以相互替代或者进行归并。如果取消最低收购价，把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简单并人综合补贴，建立综合补贴制度，那么实际上粮食补贴政策就失去了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粮食生产和供给的作用。这显然与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双重任务是不符的。

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实践看，尽管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了农民收入综合补贴制度，但仍保留了包括价格支持和其他生产性专项补贴等粮食补贴政策。在美国，尽管建立了以直接支付和反周期支付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收入补贴制度，但仍然保留了无追索权贷款作为对农产品价格支持的政策工具。同时，还实施了农田水利建设贷款利息补贴、农场粮食储备设施建设补贴、农业保险补贴、水土保持补贴等专项补贴政策，引导农民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欧盟，2003年起开始实施“单一农场支付”政策，作为对农民收入补贴的主要手段，但同时仍然保留了价格支持、农业贷款利息补贴、农业保险补贴等专项补贴政策；在日本，对山区、半山区农民的直接支付与农业生产设施投入补贴也是并存的。从这些国家粮食补贴政策发展历程看，早期以促进农业生产的专项补贴为主，后期以保障农民收入的综合补贴为主，但后者并没有取代前者。如欧盟各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对农民的农业贷款、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购置农机具给予财政补贴，促进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等国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达到很高的水平后，才逐渐开始使用限产支付和脱钩支付来保障农民收入。日本的山区、半山区直接支付也是在2000年才出台的。但在这些国家，以收人为主要目标的直接补贴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生产性专项补贴，美国、欧盟和日本仍然保留了不少专项补贴政策。当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部分专项补贴和价格支持失去了自身的价值，逐渐被削减或者转变为综合补贴。但这种取消和变化是在农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任务转变后才出现的。

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很高，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是一个重要任务，因此还不能以综合性收入补贴取代生产性专项补贴。应稳定以现有的综合性收入补贴与专项补贴、最低收购价为主要框架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兼顾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双重任务。

（三）以生产性专项补贴为投入重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尽管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目标，但从我国财政支农的规模和农民增收的途径看，当前综合性收入补贴还难以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手段。我国直接补贴规模尽管有了大幅度增加，但目前也不过300亿元左右。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动辄几百亿美元甚至上千亿美元的补贴相比，规模很小。我国农民数量又非常庞大，即使扣除外出转移就业的劳动力和人口，农业人口也在6亿以上，人均直接补贴数额50元左右。而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7161元（2005年数据），即使把所有财政支农资金用于对农民进行收入补贴，对于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只有通过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粮食直接补贴、农资增支综合直补等政策目前更多体现为一种政策取向，还无法真正实现对种粮农民的收入保障作用。因此综合性收入补贴规模应该在现有规模基础上根据财力许可逐步增加，提高对种粮农户收入的保障力度。

三、完善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具体建议

1.增加资金投入规模，扩大专项补贴范围和补贴环节。扩大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覆盖面。按照农业部优势农产品布局规划，把水稻、玉米、小麦、大豆良种补贴尽快扩展到所有优势主产区。把农机具购置补贴实施范围扩展到全国所有县份，并针对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实际情况，将旱作节水灌溉机械列入农机具购置补贴的目录。设立针对农业保险和农产品购销的专项补贴。通过对农业保险给予经费补贴，促进农业保险试点尽快在全国范围推开，建立农业保险与灾害救助相结合的农业风险抵御机制。以粮食购销补贴的方式，对销区的企业到主产区收购粮食给予运费补贴，或者对于主产区粮食购销企业采取分品种、分级别收购、储存给予一定的补贴，促进主产区粮食生产实现高产、优质、高效。

2.完善粮食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一是统一各地综合性收入补贴的标准和发放办法。在补贴标准上，粮食直接补贴和农资增支综合直补应全国统一，实现对所有种粮农民的公平，也便于社会监督。在发放办法上，统一按照计税面积和计税常产发放，确定后若干年不变。统一在农村信用社为所有农户建立帐户，每年按照补贴标准把补贴打人农户的账户，避免基层政府中间截留和抵扣。二是进一步规范生产性专项补贴的操作办法。采取各项专项补贴发放与农户生产行为相挂钩的方式，尽量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并通过报纸、电视和网络向社会公布，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为了适应各地区的实际需要，把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具体内容分为耕作类、收获类、灌溉类等几个大类，并根据不同类型地区的特点提出补贴的主要类别。农业部和财政部等可以在总结各地做法经验的基础上，分别针对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其他生产性专项补贴，出台比较规范的操作细则和办法。

补贴政策范文篇9

虽然农业补贴政策在偏远山区实施取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效应，但是应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效应是有限的，与平原地区、粮食主产区和一些产粮大县相比，偏远山区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农业补贴政策实施后的效应还没能充分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策失灵的现象，因而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1.1偏远山区农业生产规模小，品种多，补贴总量小

张家界市国土面积9516km2，境内山多地少，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山地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78.7%，人均耕地面积仅560m2，全市耕地面积最多的乡镇人均耕地面积也只有1666.67m2。长期以来，农村种植结构比较单一，沿袭着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的传统农业种植结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总种植面积的60%以上，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40%左右，因此，农民能普遍受益的农业补贴政策是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退耕还林还草补贴。2012年湖南省下发的补贴标准为：粮食直补为13.5元/667m2，农资综合补贴为80.6元/667m2，良种补贴：水稻15元/667m2、玉米等10元/667m2。按照该标准计算，每户农民得到的补贴金额非常有限，人均耕地面积最多的乡镇人均补贴金额为280元，耕地面积最少的乡镇人均补贴金额为92元。张家界市不仅耕地面积少，而且适宜于耕种的土地面积更是小而分散，加之当初在实行土地承包时采取的是好地与差地、近地与远地、坡梯平洼地搭配分配，导致土地的细碎化程度加大，农业种植机械用不上，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业机械化发展。此外，山区农民大多数手中资金积累少，一些适用于山区的轻简、高效的农机具也因购置成本高农民无力购置，因此农机具购置补贴只有少数农民才能得到。2012年全市申请补贴机具6500台（套），补贴资金为1239.7万元。

1.2偏远山区农业生产设施落后，条件差，政策效果受影响

张家界市许多偏远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土地细碎化程度高、中低产田多，农民经营成本高，经营收益低，农业补贴只是杯水车薪。随着该市乡镇城市化建设推进，市城区建设的拓展，以及农业结构性调整和农民建房、交通用地，大量的良田好土被非农建设挤占，耕地面积由建市初期的12万hm2减少至如今不到9.33万hm2，影响了粮食种植面积；其次，水利工程配套设施未得到很好的修复，尽管农田水利设施年年修，但由于各种原因，加上边修边老化，仍有不少水库、山塘、渠道不断老化，一部分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有效灌溉面积有限，旱涝保收面积锐减，抗御灾害能力脆弱，靠天吃饭的基本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再次，有知识、有技术、思维灵活、年富力强的青壮年纷纷进入城市或工厂就业，使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有的无力耕种，弃种撂荒现象较多。

1.3农村土地流转加剧，情况变化多，补贴政策效力折扣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呈急剧加速的发展态势。到2012年6月，张家界市农村土地流转总面积仅耕地面积就达1.53万hm2，占全市耕地总面积21%。其中2010年增加流转面积1266.67hm2，2011年增加流转面积2000hm2，2012年新增3333.33hm2。桑植县对全县农村5866.67hm2土地流转的去向进行了分析，其构成是：2440hm2耕地流向了种植和养殖专业大户，占流转土地总面积的41.6%，1420hm2耕地流向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占24.2%，1373.33hm2耕地流向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占23.4%，还有633.33hm2耕地流向了休闲旅游农业等其它产业，占10.9%。土地流转之后，农业补贴的政策受益对象没有变化，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农业补贴没有跟着真正的种地的人走，补贴政策其实演变成了土地承包经营者的福利，惠农促农的效力大打折扣。

1.4农业补贴政策不配套，加之其宣传不足，难以形成良好的政策体系

张家界市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经过20多年国家的扶贫攻坚经济总量虽然得到较大的增长，但是全市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2012年全市GDP为338.98亿元，财税收入虽然达到32.20亿元，但可供安排的财力弱，用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严重不足，2012年第一产业完成投资2.03亿元，虽然同比增长72.4%，呈大幅增长态势，但其完成的绝对量只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房地产）的4%，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贡献仅1.9%。农业补贴资金主要是靠国家和湖南省财政支农资金及有关部门的专项资金支持。全市能为农村服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两家，由于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农村信用社基本对农村金融市场形成了垄断。一方面贷款利息相对过高，基本保持在一分左右，1万元贷款每年需还1200元左右利息。其次是贷款门槛设置过高，因农户找不到“担保人”和“抵押物”往往得不到贷款。第三是“商业化”倾向十分严重，信贷资金大量流入相对收益率较高的非农部门，真正用于农业自身发展的贷款占比很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等各类社会主体的投入有限，2012年全市完成民间投资6.2亿元，只占投资总量的31.6%，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效的体系。

1.5农业生产成本上涨速度过快，幅度过大，抵减了农业补贴政策效能

笔者对该市农资经营公司和个体经营户进行了调查，2012年上半年各种化肥及种子均呈上涨趋势。其中，尿素批发价2350元/吨，同比上涨50元；零售价130元/50kg，上涨10元。含量为45%的硫酸钾复合肥批发价3000元/t，上涨250元；零售价170元/50kg，上涨10元。水稻种子零售价最高140元/50kg（主要以Y两优系列为主，如Y两优1号、2号等），最低38元/kg（如Ⅱ优58），平均价格70元/kg，同比上涨5元。玉米种子零售价最高45元/kg（如正大999），最低24元/kg（如临奥1号），平均价格约36元/kg，同比上涨4元。农业本身存在着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和比较效益底下的产业特征，这种特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农民种植成本较高，尽管国家给予了相应的补贴，但不足以抵消农资价格上涨给农民增加的负担。

2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果的建议

偏远山区受耕地资源“瓶颈”及其它因素的制约，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给农民带来的增收效果有限。因此，发挥农业补贴在山区农民增收中的杠杆作用，要根据自身农业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农业补贴政策目标，探索财政支农的新机制，寻求符合山区特色的农民增收的途径。

2.1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

首先，要针对山区特点，要提补贴高标准，扩大品种范围。种植业方面，扩大农业补贴种类的范围，如种子、农药和化肥补贴等，这些是农业生产的必需资料，在农业生产中占有很高的成本，在这一方面予以补贴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种子农药化肥的使用是维持农业高产出的手段，有利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换。农机补贴方面，可以向家电下乡学习，按照一定的比率补贴给农民，即农民在购买农机时按补贴后的价格卖给农户。同时，可以适当提高补贴额度，因为价格在几千元左右的农机补贴率稍高，农户一般能买的起，而价格在几万甚至十几万以上的大中型农机补贴较低，农户只能望“机”兴叹。在生猪补贴方面，生猪的养殖是一项风险较高的投资，因为生猪容易感染病菌，如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的高热病、口蹄疫等，一旦感染就会对生猪的养殖造成重大损失，轻则死一部分生猪，重则全猪场倒闭。因此在这一方面依据损失的严重程度予以补贴可以减轻养殖户的损失，同时也有利于生猪生产的稳定。其次，要加大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建立国家、省、市（县）三级补贴体系，在现有的国家和湖南省补贴资金的基础上，市（县）财政根据自身财力情况酌情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对农民实行补贴，增加农业投入。将促进农民增收与调整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结合，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三，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鼓励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鼓励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集体资产产权证抵质押贷款试点。扩大农民有效担保物范围，积极推行农户联保、农户互保、专业合作组织为成员担保等多种信用保证方式。健全信贷资金投向“三农”的激励机制，引导区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确保“三农”贷款特别是农业贷款增长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长水平。第四，要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引导社会资金增加农业投入。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吸引社会资金；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落实产权制度、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当延长土地承包制，消除农民或社会力量在培养地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面的担心，积极鼓励农民或承包者对土地进行深度开发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社会资金投入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优质的服务，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2.2建立与农业补贴政策相配套的农业保险政策体系，提升农业防灾抗风险能力

偏远山区一般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地，如水灾、旱灾、龙卷风、冰雹等，农业生产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外界生产环境的优劣，这种产业的弱质性需要农业保险的强力支持。2007年湖南省开始试行农业保险，通过实地调研，存在着保险业务风险大、责任范围难界定、险种单一、农业保险自发性不强以及保险公司的赔付率高保险成本高、服务网络覆盖面低等问题，影响到农业保险的成效。因此，建议各级政府和保险机构积极培育农村保险市场；组建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在税收、费率补贴和亏损弥补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以缓解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目标与农业保险效益低的矛盾；建立风险转移分摊机制，将农业保险经营亏损由政府和保险公司按比例分摊，防范巨灾带来的巨亏风险；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网络和科学的农业保险和协调机制。

2.3提升农业补贴政策效力

补贴政策范文篇10

我国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应该说逐步接近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和世界通行规则，但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分和色彩，带有不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很多特征。比如，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并未有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而且产生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着国家对科教、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的投入与支持，导致财政功能和补贴政策一定意义上的错位；在发展冲动的驱使下，地方财政竞相推出种种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使得财政补贴颇为紊乱，也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失序”。这些显然是与WTO的有关规则相互抵触的。调整、修改和在WTO规则基础上规范国家及各级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是应对加入WTO的当务之急。

因此，加入WTO后，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取消不符合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补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做到既符合WTO要求，避免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起诉，又能用好用足WTO规则允许的补贴，以达到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和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调整我国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中非歧视、自由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秩序，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

1.禁止性的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规定：“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概括起来，禁止性的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禁止性的财政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WTO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

2.可诉补贴。可诉补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条、第6条对使用可诉补贴的“度”作出具体界定。即使用可诉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况发生：（1）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口；（2）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对第三成员方的出口；（3）补贴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价、压价或销售量减少；（4）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可诉补贴措施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是因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一国在一定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总是需要扶助某些企业，然而政府在采用可诉的补贴时，有可能使受补贴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竞争能力或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进口替代能力，从而扭曲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别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又对可诉的补贴予以限制。

可诉补贴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取消，一般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条件，该种可诉补贴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该种补贴必须要具有专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了企业专向性（一国政府挑选一个或几个特定公司进行补贴）产业专向性（一国政府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部门进行补贴）和地区专向性（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内特定地区的生产进行补贴）三种专向性标准。由此看来，我国现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大多具有专向性，有可能构成可诉补贴。第二，该种补贴必须被某个成员国起诉。第三，该补贴必须被证明对成员国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3.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木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助性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绿箱”补贴。不可诉补贴不专门针对出口，是WTO规则允许的措施，这为我们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发挥调控作用提供了空间。不可诉补贴包括，为鼓励某个产业的企业进行R＆D投资、开展技术创新，可以对R＆D投资占销售额比重设立一个标准，对超过标准的企业实行非专向性补贴；大规模增加对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基础工业研究费用的50％或应用研究费用的25％；增加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教育科研的补贴；对环保性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一次性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改造工程费用的20％。

二、调整我国财政补贴政策的思路

根据《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承诺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必须对财政补贴进行如下调整：

（一）取消针对出口的各种财政补贴。

1.取消出口补贴。根据协议书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将在加入时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a）项范围内的出口补贴。为此，中国到加入时为止，将停止维持所有先前存在的出口补贴计划，并自加入时起，停止在此类计划下作出额外支付或支出，也不再免除税收或授予任何其他利益。这一承诺涵盖各级政府所给予的补贴，这些补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观出口义务而给予。这就意味着财政必须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或通过税收形式的间接补贴。这种针对出口的补贴在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主要指政府视企业的出口实绩给予补贴、贴息和奖励。例如，山东省省级财政1998年安排专项资金1200万元，对水泥、冻鸡、罐头、服装、水产品等出口商品进行贴息；河北省出台的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3元人民币政策，对纺织品、服装、鞋、箱包、玩具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5元人民币政策，对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4元人民币政策，对一般贸易出口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收汇每美元贴息0.02元人民币政策。

（2）取消针对出口的间接补贴。主要指根据企业的出口情况，用税收政策即减免部分或全部企业所得税支持出口而形成的各种间接补贴。例如，经1992年修正的《湖南省鼓励外商投资条例》政策法规仍有出口实绩的补贴的规定：“产品出口企业按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2.取消进口替代方面的补贴。根据《中国加入WTOI作组报告书》第168段，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b）项范围内的、视使用国产货物替代进口货物情况而给予的补贴。当前我国存在用税收支持使用国产品替代进口的补贴，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入所纳税额进行更多抵扣，对此类设备投入的增值税予以全额抵扣，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形式。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从1999年起，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其所需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可以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0年1月又《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免税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些政策不符合WTO的规则，防止国外企业对我国提出反补贴起诉，要在过渡期内取消。

3.取消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政策将仅以商业考虑为基础，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立即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目前我国在玉米、大米、小麦出口上都有一定的财政补贴，例如，2000年玉米出口&nbsp；1048万吨，每吨补贴378元。

（二）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是利用一些WTO允许的补贴，合理支持本国工商业。有操作性的可诉补贴有：政府对某项产品实行不超过从价总额5％的补贴；对某项产业实行小额补贴以弥补经营性亏损；为解决某个大企业长期发展，避免产生严重社会问题而提供一次性补贴；对一些规模有限、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直接免除政府债务，或授予补贴以抵消应付债款。对于可诉补贴的运用关键是要把握好补贴的范围和“度”，避免对我国出口产品起诉。

当前在可诉补贴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补贴。加入WTO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R＆D补贴条款将对我国的科技支出产生较大冲击。我国多数科技支出因大量集中于支持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阶段，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可起诉的补贴条款或被禁止的补贴条款的约束，必须对我国科技支出结构进行调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8条规定：在商业性R＆D中，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或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不能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R＆D活动不得超过合法成本的62.5％；当工业研究或竞争前开发活动的补贴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介于其间的为62.5％）时，也就成为可起诉补贴。

结合我国现行的科技支出状况，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成果应用研究，具有明显的促进出口或进口替代作用，属于禁止的补贴或可起诉的补贴范围，加入WTO后，必须对超出不可起诉条款范围的财政补贴进行调整，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员的反补贴措施。

（三）用足用好不可诉补贴。

1.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补贴。由于目前我国人均收入与西部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不可诉补贴”中对落后地区补贴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全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5％等条件），我国的地区倾斜政策应由“东高西低”改为“西高东低”，可以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采取补贴政策。如税收优惠、援助等，扶持西部经济的发展。

2.增加环保补贴。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恶化，而且正日益受到国际绿色消费浪潮的挑战，严重制约着我国外贸的发展。当今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体现在：土地退化，森林环境功能减弱，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这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绿色需求的增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环境问题不解决，产品出口将越来越困难。因此，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保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增加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企业环保技术改造等有利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四）调整现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补贴。

1.调整现有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根据《农业协定》，我国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虽然我国“黄箱”政策补贴没有超过入世谈判中农业生产总值8.5％的上限，符合WTO规则，但现行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政策，既扭曲资源配置，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使得国家花费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农民却得不到多少利益，存在补贴效率较低的状况。据财政部农业司有关人士分析，我国目前通过对粮食流通企业补贴的方式来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才使农民得到1元钱，大部分的财政支农资金浪费在流通环节，无法实现对农民补贴的政策意图。因此迫切需要将对中间流通环节的补贴转向对直接生产者，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