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诉制度范文10篇

不起诉制度范文篇1

一、不起诉性质的再认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原有的免予起诉制度不再使用，相关内容纳入不起诉，这就扩大了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往的不起诉制度的表述及其性质的认定已不能继续沿用。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依笔者之见，对不起诉的性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作出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控诉职能是公诉机关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公诉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公诉机关自然依其职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台湾学者认为是一种司法处分，属检察机关在控方立场所作不追诉的内部意思决定。［①a］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是公诉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公诉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公诉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并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是控诉职能，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公诉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由公诉机关移交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公诉机关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但其自己不能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实体上的处理。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上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现代刑事诉讼中有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即“不告不理”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也就是说，法院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必须以起诉为前提，否则就不能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起诉意味着启动刑事审判程序，使刑事诉讼进入到审判阶段；而不起诉则表明刑事诉讼不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四）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就具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诉讼不再继续进行。但不起诉这种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诚如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所指出，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灭，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或通译已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通常法院或特别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①b］。

不难看出，公诉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依“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案件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既判力的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有了新的证据或发现新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公诉机关依职权应撤销原来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此作为一种自诉案件，被害人得以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保护其合法权益。

（五）不起诉体现了公诉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新《刑事诉讼法》中，除了在第142条第1款“对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外，在第140条第4款“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和第142条第2款“对于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于这两种情形的不起诉决定不是必须作出，而是根据一定情况酌定，可以作出，也可以不作出。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酌定不起诉”，把“应当不起诉”称为“法定不起诉”［①c］。在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关于起诉制度有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之说。目前从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看，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大都在明确规定起诉条件的同时，兼采起诉便宜主义，即允许检察官斟酌情形为不起诉处分。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兼取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长处，从而使诉讼程序更为合理和科学。我国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不起诉制度上的规定还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基本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兼采起诉便宜主义。

通过以上对不起诉性质的分析，笔者认为，不起诉的概念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对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审查后，确认依法应当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依法作出不予追诉而终止诉讼程序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不起诉制度虽然仅是刑事诉讼中起诉阶段的一个制度，却深刻体现了刑事诉讼基本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不起诉制度至少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不起诉制度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现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诉讼经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②c］这就是说，法律程序应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作为重要程序法的刑事诉讼制度自然也不例外，贯穿整个刑事诉讼中的诉讼经济也是不可缺的，不起诉制度正是诉讼经济原则在起诉阶段的体现。不起诉制度，使不该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适时终止，缩短了诉讼时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法院得以集中精力去处理更为重要的案件，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提高了司法操作中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

（二）符合现代刑法思想

传统刑法注重刑罚的报应功能，刑罚强调报复和惩罚，突出刑法对犯罪实行特殊预防的作用，而单一地采取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罪必罚，罪罚相当；现代刑法，尤其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注重刑罚的教育功能，强调教育改造，更加重视一般预防，在采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时，采取刑罚个别化原则，探寻有无惩罚的必要。西方各国战后大都实行过所谓“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而适用刑罚，可以采用保安处分、社会监督等其他手段来代替［③c］。刑诉制度应反映和体现刑法思想。战后的现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诉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性。在起诉程序中赋予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这种思想在刑诉制度上的体现。

（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樊篱，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对被害人来讲，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与此同时，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法律允许被害人有权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决定，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不起诉的范围界定

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也叫不起诉的法定原因，或者不起诉的条件，是指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定情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具有以下三种情形：（一）绝对不起诉（应当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我们称之为绝对不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我国刑法不仅把情节作为决定适用哪个量刑幅度的标准，而且亦将情节视作罪与非罪的界限。如《刑法》第116条“违反海关法规，进行走私、情节严重的”。这种条件下，情节轻重就成为衡量人们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分水岭，情节又是与社会危害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法律就没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如果某行为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能认为是犯罪。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刑法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诉，主要是因为犯罪分子对社会已无危害，没有必要再对他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76条、第77条、对追诉时效有具体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不予起诉，这是近代世界刑事诉讼法普遍适用的原则。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特赦是针对经过一定时间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实行的，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建议，经过审议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在我国，凡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特定犯罪人免除刑罚的，公安机关不得立案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撤回告诉的

我国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有三种，侮辱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这些案件涉及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权益，如婚姻、名誉等，实质上是公民个人的私权，国家一般不予干预，是否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责任由公民个人自行决定。对于这些案件，如果被害人及其他有告诉权的人不提出告诉，或者提出告诉后又撤回告诉的，人民检察院依法作不起诉处理。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意味着失去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追究其刑事责任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故刑事诉讼活动没必要继续进行下去，因此，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就此终止刑事诉讼。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微罪不起诉（可以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的内容相似于原刑诉法中免予起诉的适用内容。修改后的法条中，加上“犯罪情节轻微”从而进一步明确这种情形的性质。相似于国外学者的“微罪不起诉”，笔者认为这样称谓能体现其性质，还是比较科学的。与绝对不起诉相对，这种情形人民检察院不是“应当”作出不起诉，而是“可以”作出不起诉。因此，微罪不起诉是相对不起诉，表明检察院在起诉程序上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斟酌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起诉。

（三）存疑不起诉（可以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存疑不起诉”与法院“疑罪从无”的思想是一致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笔者认为这是吸取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容。与此相关，在第162条第（3）项中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样，疑罪从无与存疑不起诉协调一致，共同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精神，有益于保障人权。

存疑不起诉也是可以不起诉，与微罪不起诉在这一点相同，属相对不起诉，检察机关在适用存疑不起诉时，也拥有一定裁量权。四、不起诉的救济途径

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如果不正确，应当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寻求救济，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的公正，这种救济途径意味着对检察机关滥用不起诉权的限制。如果说，审检分离，不告不理意味着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权的限制，以此防止法院滥用审判权，把不该进行审判的人定罪量刑，那么，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也必须有所限制，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以免放纵犯罪分子，使之逃脱法律的惩罚。因而从制度上规定对不起诉的救济途径，是非常必要的。

新刑诉法对不起诉的救济途径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认为，不起诉的救济途径按主体可以分为以下二类：

（一）当事人的自我救济途径

这是指被害人、被不起诉人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依刑诉法规定的救济途径自己寻求救济。

（1）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

被害人是刑事案件中遭受侵害的一方，因而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如果有错误，被害人的利益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犯罪嫌疑人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被害人会首先强烈不服。因此，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尤为重要。新《刑事诉讼法》第145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明确了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有两条：一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如果检察机关维持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二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我国新刑诉法中关于被害人自我救济途径的规定，同日本、德国的制度有些相似。日本为了防止检察官滥用起诉权力，采取有关制度加以限制，一是“检察审查制度”，二是所谓“交付审判制度”，也称“准用起诉程序”。告发或告诉人对滥用职权罪及公安调查官滥用职权罪，不服检察官作出的不提起公诉的处分，可以请求法院审理该案。德国在起诉中也实行被害人不服不起诉或撤诉而申请法院裁定的制度，称为强行起诉制度。被害人自我救济途径的规定，有利于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

（2）被不起诉人的救济途径

新《刑事诉讼法》第146条实际规定了被不起诉人对检察机关作出的微罪不起诉的决定不服时的救济途径。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基于确认被不起诉人有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虽然不同于原刑诉法中免予起诉的有罪处理，是一种无罪的处理决定，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的人身、财产也不能作实体上的处分，但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有权提出检察意见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被不起诉人如果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事实，因而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通过此途径来寻求救济。不过，不起诉决定毕竟是无罪的处理，因而法律只允许被不起诉人进行申诉，没必要也没意义允许被不起诉人有起诉这样的救济途径。

（二）司法机关的监督救济途径

这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法院等司法机关，依其职责对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而形成的救济途径。

（1）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如果作出不起诉决定，表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对于案件应否起诉在认识上存在矛盾。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对其移送起诉的案件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因而法律赋予公安机关一定的监督制约权，以利于对案件最终作出正确的处理。新《刑事诉讼法》第144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不起诉决定的监督制约途径。应当明确，公安机关不起诉的监督制约与被害人的救济途径是不尽相同的，公安机关只能向人民检察院要求复议和提请复核，以此来监督，而不能向法院起诉，因为公安机关只是侦查机关，它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公诉机关，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

（2）法院的监督制约

对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依“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能直接受理。但依新刑诉法规定，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对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作为自诉案件受理；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可见，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是通过被害人的起诉达到监督制约的，而被害人自我救济也要通过人民法院才可实现。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律规定起诉，法院有权对此进行裁决。这既是法院以此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监督制约，也是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3）检察系统内部的监督制约

依新刑诉法，在被害人的救济途径和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中，公安机关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这表明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权监督和复查。在检察系统内，奉行检察一体化原则，即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下级检察机关的司法活动，上级检察机关有权利也有义务监督。因此，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也是比较有效的，这样有利于督促下级检察机关正确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不起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调整。在公诉制度中，不再使用免予起诉，扩大了不起诉的范围，因此对于不起诉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就显得尤其重要。不可否认，新刑诉法对不起诉制度的规定虽较为全面，但仍然过于粗疏和原则，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尚欠具体，不够细致。随着理论的发达和立法经验的丰富，不起诉制度仍需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笔者认为，以下一些问题是完善不起诉移度需要注意的：

（一）绝对不起诉适用的情形

检察机关对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我们研究《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六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就会发现，这六种情形法律后果相同，但行为本身的性质不予追究的原因各异。第一种情形属一般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不予追究是理所当然的，后五种情形以存在犯罪为前提，因客观上出现某种无须追究的特殊情况，因而法律作了不予追究的特殊规定。这样，绝对不起诉的情形有两大类，一是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二是某种特殊犯罪行为，这里立法上就忽略了合法行为或者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安机关如果把合法行为的实施者，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者把没有犯罪行为的人错误的立案、侦查的，对这样的无辜者不起诉是无疑的。但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却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中的六种情形中不含这两种情形。鉴于此，建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应增加“行为合法的或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为绝对不起诉的情形，弥补立法上的漏洞。

（二）关于存疑不起诉的规定

依新刑诉法，存疑不起诉是可以不起诉，与微罪不起诉在这一点相同，属相对不起诉，检察机关在适用存疑不起诉时也拥有一定的裁量权。然而，笔者认为，存疑不起诉与微罪不起诉的立法精神是有区别的。存疑不起诉是与疑罪从无相协调一致，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检察机关遇有此类情形，应作不起诉处理，此类案件若起诉至法院，法院亦按疑罪从无作出无罪判决。因此我们认为，这里规定为应当不起诉似乎更为合理、准确，既符合起诉法定主义，也便于实践中的操作。

（三）关于微罪不起诉的规定

新刑诉法对微罪不起诉规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依刑法免除处罚不需要处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和简单，实践中难免出现各种问题。比如，犯罪事实和情节相当，犯罪嫌疑人的表现及其它情况也相近的两个案件，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就很可能一个作出起诉决定，一个不起诉。这样前者将是有罪免刑，后者则无罪无刑。相近的情形出现了罪和非罪截然不同的结果，殊难为人们所接受。其原因在于微罪不起诉是相对不起诉，即可以起诉，也可以不起诉。笔者认为，既然规定了微罪不起诉是可以不起诉，也就应该相应规定斟酌的具体情形，即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起诉，比如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态度表现，动机等一些因素，这样规定的具体一些，立法上有了一个共同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实践操作起来就不会因不同的理解而有不同处理。

（四）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的具体程序及要求

新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不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但不难看出，刑诉法只是这样原则规定了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复查申诉，比较笼统和粗疏，至于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时具体的一些操作程序和要求，比如检察机关应当遵守的期限，对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后的答复方式和要求均未作细致规定，这样就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为了保障检察机关的正确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建议有关细则增加这方面的规定。与此相应，新刑诉法也只是原则规定了公安机关可以复议、复核，那么，公安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其提出复议、复核也应有合理的期限，对此应予明确，这里的问题与上面的差不多。刑诉法对此应规定的具体细致，这样才使不起诉制度更加完善和易于操作。

（五）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发现新证据新事实的情形

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发现了新证据、新事实，符合起诉条件的，被害人又没有向法院起诉的，这种情形原不起诉决定的效力如何，检察机关该如何处理？新刑诉法对这种情形没有任何规定。从理论上讲，当出现这种情形时，检察机关应撤销原来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为不起诉决定的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只是相对的，检察机关对此应依职权撤回原来的不当决定，依法重新起诉。新刑诉法在这方面无任何规定，实践中遇到时会无法可依，因此应予完善。

（六）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向法院起诉的，可否掌握案件的证据材料

依新刑诉法，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法院是对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害其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诉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才作为自诉案件，审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话，才开庭处理，如果缺乏罪证，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法院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这样，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应当掌握足够证据才可，而案件的证据材料都在检察机关手里，被害人可否掌握这些材料，需要怎样的程序，这些刑诉法未作规定。笔者认为，要贯彻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原则，立法应具体对此作出详尽规定，否则实践中被害人通过起诉寻求救济的途径难以实现。

对此笔者有如下设想：对于不起诉的案件，立法应赋予被害人以知悉权。考虑增设一个类似听证会的程序，检察机关此时应负有公开展示案件证据的义务，被害人依此来了解案件的证据情况。此外，对于由被害人提供的在侦查过程中已交给司法机关的证据，应规定证据返还制度。

（七）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向法院起诉的途径是否是最佳途径

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向法院起诉是其重要的救济途径。这里涉及到某些公诉案件可能转化为自诉案件的问题，就是说一些原来的公诉案件现在要通过自诉的途径解决。那么，这种做法是否是最佳途径？纵观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在起诉方式上是从私人追诉发展到国家追诉，即公诉范围不断扩大，自诉范围日渐缩小，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更是由刑事案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刑事案件毕竟有别于民事案件，在追诉之前要通过侦查收集证据，很多时候需要特殊的侦查手段和设备，必要时还需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而且自诉人要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有较高的证明要求。以上这些仅仅依靠个人力量是难以胜任的。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公诉转自诉的程序未必是最佳的途径，许多情况下难以达到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目的。我们设想，在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情况下，允许被害人申请，并提出一定的证据，法院审查后裁定检察机关强行起诉，仍保留公诉的方式似乎更合理，更为科学。

①a蔡墩铭、朱石炎《刑事诉讼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174页。

①b蔡墩铭、朱石炎《刑事诉讼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195页。

①c崔敏：《中国刑事诉讼的新发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不起诉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不起诉制度；正义；效率；价值权衡

Abstract:Justiceandefficiencymakeupthereasonablefoundationofmodernlawsuitsystem.Justicecontainssubstantivejusticeandproceduraljustice.Substantivejusticemakesthecriminalprocedurallawatoolofthecriminallaw.Proceduraljusticecomesfromtheuniquequalityofcriminalprocedurallawitself.Bothofthemareneededinlawsuitprocedure.Efficiencyisdemandedbecauseofthescarcityoflawsuitresourcesanditinsurestherealizationofjustice.Non-prosecutiondecisionsystemshouldembodythedemandsofjusticeandefficiency.Theprocuratororganmustdealwiththecasesandthesuspectsonthebaseoffindingoutthefactandmakeanon–prosecutiondecisionwhenthereisanydoubt.Ajustproceduredemandstolistentothesuggestionoflitigants,soitisareasonablechoicetoendowwithlitigantstherighttoaskforahearingprocedure.Anon-prosecutiondecisionshouldhavesomelegalforcestorestrainthelawsuitactionsoftheprocuratororganandthelitigants.

Keywords:non-prosecutiondecisionsystem;justice;efficiency;valuejudge

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在于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必要的权威是其裁决得到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尊重的前提。权威的存在当然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支持，但国家权力的频繁使用可能将权威异化为粗暴的威力，真正的权威是让人油然而生好感、敬意和信心的一种状态。因此建立权威的基础不是源于国家权力，而是源于其自身行为的正当根据。缺乏正当性或失去了正当性的权利（或权力）或制度不可能维持长久。正当性的根据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一个具有压倒性价值观和统一意识形态的社会中，正当根据的取得依靠的是历史的惯性与传统的力量，因为公理性的前提是无须论证与解说的。草莽出身的中国古代帝王在登基加冕之后往往假托天意，这里隐含着一个自明的前提：天命难违［1］。早期诉讼的判决更是直接以神明的名义作出。在科技迅猛发展、价值一元化状态不复存在的今天，正义与效率便成为诉讼的正当根据，是否体现了正义与效率的基本要求是判断诉讼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正义和效率作为现代诉讼理念中基本的价值追求应该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成为指导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准则。刑事诉讼程序的具体法律制度对正义和效率的体现则各有侧重，这种侧重是在程序中出现价值冲突后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权衡后作出的。笔者在下文拟采用价值分析的方法对不起诉制度进行评判，探求不起诉制度设计的正当根据。

一、实体正义与不起诉制度

(一)刑事诉讼中的实体正义

正义有多层次、多方面的含义，立法中体现的正义与实现了的法律正义之间还存在相当的距离。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理论风靡于世界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有很充分的现实根据，而在于它以激进的言辞唤起人们放弃对立法中形式正义的膜拜，而把观察的视角转向于：立法内容中的正义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究竟得到何种程度的实现［2］。对实体正义的追求同诉讼现象一样历史悠久。不可否认，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价值就是保障刑事实体法的正确实施，使刑法中所体现的实体正义得以实现，即通过诉讼程序查清案件事实，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公正适用刑法以实现国家的刑罚权。刑事诉讼法因此呈现出一种工具性的价值。刑事诉讼中查清案件事实具备现实可能性。事实过程在特定环境中所留下的痕迹以及经历者的感受和印象，都可以为再现这一过程提供凭据。科技发展所形成的包括视听及其他技术手段，更增添了人们再现既往事实过程的能力［3］。

（二）不起诉制度对实体正义的体现

刑事诉讼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国家公诉机关要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立法的确认。公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要对有关证据进行审查，对已有证据能否证明被告人有罪作出判断，针对不同情况依法作出不同的处理。当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而向法院提起公诉时，对案件的最终认定权属于法院。而当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时，公诉机关就实际拥有了对案件的最终认定权。这时，对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权进行监督和制约，以确保公诉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满足实体正义的基本要求就显得至关重要。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对起诉条件作出了严格规定，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公诉机关必须依法提起公诉，另一方面又规定了法定不起诉的情况，出发点就在于从立法上防止检察官的擅断，保证不起诉决定符合实体正义的要求。

我国立法还有存疑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普通人眼里似乎不符合实体正义的要求，而实际上，这是在刑事诉讼中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由公诉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必然结果。

在哲学意义上，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实都无法恢复其原始状态。“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就是这一命题最形象的例证。实体正义的实现要受到主客观条件乃至诉讼程序及其他价值追求的制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现实实践中只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种永恒的乌托邦构想——它不过是国家实现刑罚权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而已，我们只能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却不能当作实践的标准。在主要案件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刑事诉讼对犯罪行为的追究是宁纵勿枉。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因此，从理论上讲，对经过两次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不是“可以”，而是“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存疑不起诉必须确保罪疑状态不是由侦查机关的不作为等渎职行为人为造成。这就要求人民检察院加强对补充侦查的范围、方式、效果的监督甚至主导，使有罪的人受到追究，减少犯罪黑数的发生，发挥刑法打击犯罪、惩罚犯罪的职能，实现实体正义。存疑不起诉同样体现了实体正义的要求。而酌定不起诉则是对刑事诉讼价值追求进行综合权衡后的结果，下文还将进行详细论述。

二、程序正义与不起诉制度

（一）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

刑事诉讼程序所蕴涵的正义理念的内容绝对不仅仅包含实体正义，程序正义也是其应有之义。刑事诉讼本身并不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式。在刑事诉讼中对案件真相的探求是在一种受到严格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这种认识也不存在可以衡量的外在标准。如果只强调对事实真相的探知，那就陷入了程序工具主义的泥潭，刑事诉讼甚至没有必须存在的理由——工具本来就可有可无；可以使用此工具，也可以使用彼工具。在我们无法确保每一个案件实体正义都能完整实现的情况下，诉讼程序如何维持其权威呢？

诉讼程序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合法方式，除了关注查清案件事实外，还强调在程序进行过程中给当事人以公正的对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裁判结论才易于被当事人接受。在程序进行中蒙受不利结果的当事人也许会对判决结果并不满意，但由于已被提供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并相信法官公正无私地进行了审理，这种不满也就失去了客观依据而只能接受。辛普森案中的被害人家属在辛普森被判无罪后说：“今天正义受到了践踏，人权受到了践踏，但是我们尊重法院的判决。”法院判决在这里所产生的定纷止争的效果并不是来自于判决内容的“正确”这种实体性的理由，而是从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出来的。

与此相反，如果当事人在程序进行过程中遭遇不公正对待，即使裁判结论产生了“正确”结果，当事人也有质疑的理由而不予接纳进而缠讼不止。离开了公正、合理的程序，法院所谓的正确的裁判结果也没有任何的公正性可言。换句话说，程序不正义必然导致实体不正义，脱离程序正义的实体正义是不存在的。法律奉行以善治恶，而以恶治恶的方式则与其基本精神相违背，无法成为诉讼制度的正当根据。因此，刑事诉讼除了具有实体正义实现过程中的依附性、工具性价值外，其自身具有的独特品行又产生一种独立的价值，这种独立的价值对纠纷的解决来说同样不可或缺。在个案中，实体正义是否得到实现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但程序正义却是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呈现在每个人的面前。构成刑事诉讼正当根据的正义应该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完美结合。正如一句古老的法谚所说：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二）我国不起诉程序的正当化——听证程序及设计

1.不起诉决定过程中程序欠缺

公正的程序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诠释着法律的正义美德。不起诉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成为对一个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巨大。不管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被害人，他们都有权力在这一程序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使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到最终的决定——这也是他们在这一程序里首先感受到的、看得见的正义。基于这种理由，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但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应该进一步细化使其更具有操作性，以形成对公诉机关有效的约束，否则在实践中就有流于形式之虞。《人民检查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2条就规定：直接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意见有困难的，可以向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发出书面通知，由其提出书面意见，在指定期限内未提出意见的，应当记明笔录。至于听取意见是否有困难，完全由检察机关自己判断。可见，《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未形成对检察机关有效的约束，否则，当面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会有多大的“困难”不能克服，对未提出意见的，检察机关“记明笔录”就可以了呢？正当程序是保障权利的机制，要通过控制国家权力的运作来实现这一目的。

2.引入听证程序的理由

针对我国不起诉决定形成过程中当事人意见表达不畅的现状，理论界和公诉机关对设置听证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法律上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侦查机关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只能在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寻求救济，这种救济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不利于及时发现不起诉决定的错误并及时纠正，而且这种事后救济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司法资源的重置、增加司法成本，如侦查机关不服向检察院申请复议、复核的，检察机关必须再次启动审查程序，造成司法资源的重置；另外，由于与不起诉过程的隔膜导致的不信任感将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事后通过申诉、起诉的途径来寻求救济，而且法律上对这些救济方式并未规定时效，这样一来将大大增加检察机关及法院的工作量（如被害人将不起诉的案件直接向法院起诉），增加司法成本，使原本符合诉讼经济的不起诉制度变得不经济。因此，为了更好地完善不起诉制度，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应有价值，有必要健全不起诉的具体实施程序。而不起诉的公开听证程序正是健全不起诉具体实施程序的一种尝试［4］。

听证程序多见于行政程序法中，是在国家机关做出重大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以发表意见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听证程序为实现程序正义而设计，而程序正义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其中包括两项最基本的程序公正标准：一是任何人不能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任何人或团体均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即今天所谓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5］。在不起诉案件听证过程中，作为当事人的一切程序性权力逻辑起点的参与权首先得到实现，继而质证权、抗辩权成为其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也得以实现，在这种公开、主持人中立、当事人双方权利对等的环境中，促进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有机结合［6］。当事人的愤慨、焦虑、不满等导致偏激的情绪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稀释和化解。我国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行政法规中都规定了听证制度。检察机关行使的国家公诉权是一种带有司法性质的行政权，在作出关系到当事人重大权益的不起诉决定前给予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权利有法理的依据，也是程序正义的需要。

3.听证程序的设计

不起诉听证程序的设计应该与行政立法中所规定的听证程序具有连贯性。听证程序应该应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的负责人主持。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案件外，听证应该公开进行。听证可以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由参与听证的人员各自发表对案件的意见，顺序如下：首先由承办案件的检察人员围绕案件事实、证据及不起诉的依据和理由发表综合性意见，必要时可出示相关证据；然后，由侦查机关委派的代表、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就案件事实、适用法律、证据等发表意见；最后由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性意见并出示相关证据。第二步，各方进行质证和辩论。听证结束后，由检察机关根据听证笔录依法决定。

三、不起诉制度的效率追求

（一）诉讼程序中的效率价值及其限制

现代诉讼程序中除了正义这一永恒的价值追求外，还关注投入的司法资源与成果之间的关系即提高诉讼效率的问题。以效率作为法律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标准已不再仅仅是学者的一种倡导，而已融入到现代立法精神中。各国诉讼法中关于时限以及简易程序等的规定都是这一观点的体现。但是把效率当作诉讼程序的唯一价值，认为诉讼程序也和企业的生产一样仅仅是追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减少诉讼耗费，而忽视诉讼程序自身的价值，那就成为另一种程序工具主义的观点了。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也并不具有普适性：人的生命、自由和人格尊严是无法用金钱来加以衡量和计算的。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要注意正义与效率的关系，不可偏颇。正义与效率有时存在矛盾，但它们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就说明二者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二）赋予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理由

不起诉制度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对诉讼效率考量的结果：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使刑事案件不必经过审判程序就被终止，减少了刑事案件对有限诉讼资源的占用。效率的实现程度则与对待公诉问题的不同做法有关。各国对待公诉问题的基本立场分为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两种。在奉行起诉法定主义的国家，尽管检察官的公诉权表现为决定起诉和决定不起诉两个方面，但在具体案件中，由于对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只能作出不起诉的处理，对于已经具备基本起诉条件的案件则必须依法提起公诉，所以公诉权在具体案件中只能表现为起诉或不起诉中的一种形式，检察官对于案件的处理不享有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理智选择起诉或不起诉的权力。在此意义上，起诉法定主义包含有“不起诉法定主义”的要求。与此相对，在奉行起诉便宜主义的国家，尽管对于不具备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官同样不享有起诉与否的选择权，但对于已经具备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则有权根据自己对案件的理解和判断选择起诉或不起诉［7］。传统上，英美法系国家实行起诉便宜主义，视公诉机关为能自由处分诉权的当事人，赋予公诉机关对所有案件的不起诉裁量权。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否定公诉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起诉与否由法律规定，检察官只能机械适用。起诉法定主义完全不考虑个案具体情况，势必造成短期自由刑的增多及诉讼资源的浪费，从而影响刑事诉讼的总体效率。自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目的刑理论和以波斯纳为代表人物的经济分析法学的影响，再加之在某些案件中，选择不起诉的方式确实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取得比继续追诉相同甚至更好的社会效果，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开始理性地赋予公诉机关一定的不起诉裁量权，允许公诉机关对一些轻微犯罪根据不同情况选择起诉与不起诉。经济效益因素越来越成为各国设计法律制度，包括不起诉制度的标准之一。

赋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在中国还有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支撑，其具体体现有三：一是在严刑的前提下因时而赦的思想；二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宽严相济的思想；三是严格的控告受理制度。这些法律文化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不起诉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基石［8］。

（三）不起诉制度中影响效率的因素及防范

1.酌定不起诉中自由裁量权的规范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起诉问题上主要采取起诉法定主义，兼采起诉便宜主义的做法。其中第142条第2款规定了酌定不起诉，赋予检察机关具有严格限制的不起诉裁量权：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酌定不起诉的设置主要是基于对诉讼效率和社会效果的考虑，但这也留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为了规范不起诉裁量权的运用，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8月修订了《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规定对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同时具有特定情形的，依法决定不起诉。包括下列五种情形：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老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的；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群体性事件引起的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属于一般参与者的。应当指出的是，该规定中五种“应当不起诉”的情形并不否定检察机关在其他符合酌定不起诉的案件里“可以不起诉”。否则酌定不起诉就异化为另类的法定不起诉，该制度承载的价值与功能就不能实现。对于依法做出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不能一推了之，要加强同有关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等单位的配合，采取跟踪回访等措施，以达到教育、改造犯罪嫌疑人的目的。检察机关在最近几年为了保证不起诉制度实施的公正性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一点有目共睹。

2.不起诉决定的效力的确定性

此外，不起诉决定的效力的确定性也会对诉讼程序的效率产生影响。理论界对不起诉决定的效力认识不一。单就诉讼效率的实现而言，把不起诉决定视作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最终认定，一劳永逸地解决纠纷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是，不起诉决定的效力问题涉及刑事诉讼的价值冲突，必须从不同角度予以审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基本精神贯彻不够，即使针对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如果发现有严重违背法定程序，或认定案件主要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不论对被告人是否有利，都可提起再审。更何况，不起诉决定的确定力还不能与法院判决相提并论。但是，作为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公诉机关，依法定职权作出不起诉决定，当然也应该具有相对确定的法律效力，能够对有关诉讼主体的行为产生约束力。有观点认为，这种效力体现在：（1）不起诉从程序上终止了公诉程序的进行，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如发现了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由检察机关而不是由法院决定依法重新提起公诉；(2)不起诉决定对于检察机关本身而言具有约束力，只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才能再次提起公诉，绝对不起诉和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只有在发现了新证据并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再次起诉，裁量不起诉只有在被不起诉人没有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况下才能再次起诉［9］。该观点认识到了不起诉决定对检察机关自身的约束力，但与此同等重要的是，不起诉决定还应该能够约束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如果不起诉决定已经生效，作为被告人，应该可以期盼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免受继续讼累的困扰；作为被害人不应该再享有发起、推动刑事诉讼的权利，如果他认为不起诉决定错误，也只能在法律范围内争取对这一错误的纠正。

3.公诉转自诉对效率的影响

不起诉决定对当事人的效力是维护被告人合法的诉讼权利以及公诉机关权威、保证程序效率所必需的。但这种效力在我国立法中被公诉转自诉的规定所否定。《刑事诉讼法》第170条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规定为可以提起自诉的案件。该规定的初衷在于以自诉权制约不起诉裁量权的不当行使，但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损害了诉讼效率，同时也破坏了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后，被害人由于追诉能力的限制，很少转而提起自诉，这也使该规定成为实践之中的“人体阑尾”，可谓得不偿失，应予废除。当然，不起诉决定对被害人影响很大，对被害人权利也应该设置完善的保护、救济措施。比如决定作出前设置听证程序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尽量化解被害人的愤怒与不满情绪，决定作出后对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申诉的处理程序法律应该有更明确的规定。只有建立在公正程序基础上的裁决才能得到当事人的尊重与服从，而赢得当事人的尊重与服从又是程序效率的保障。

4.检察机关的重新起诉

基于对实体正义的维护，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后，发现有新事实、新证据，可以重新起诉。但重新起诉也要体现效率及程序公正的要求，对于何种情况才属于可导致重新起诉的新事实、新证据，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界定。重新起诉的次数应该有限制并且设置严格的程序慎重启动，以免过多干扰公民日常生活，影响司法机关的权威。我国立法中此类规定尚付阙如。立法在价值权衡的问题上应该尽量避免顾此失彼，即使“失彼”不可避免，也应该把“失”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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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p329.

[6]吴辉.不起诉案件听证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p50.

[7]宋英辉，吴宏耀.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p338.

不起诉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不起诉；适用；不足；完善

一、我国不起诉性质的界定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制度，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适用情形上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比都有较大区别。

关于不起诉的性质很多学术著作有论述，但观点不一。一观点认为，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实体处理的一种方法，①检察机关运用不起诉时，实际起着司法审判的作用。②另有观点认为，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依其职权，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所作出的不予追诉的决定，是一种程序上的处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体现了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③本文支持后一种观点并认为：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是检察机关依职权作出的不予追诉的程序上的处分

刑事诉讼理论一般认为，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存在控诉、辩护、审判三种基本的诉讼职能。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控诉犯罪已是世界的主流。有的国家的刑事诉讼中没有自诉案件，所有的刑事案件都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

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控诉是其基本诉讼职能之一（少数刑事案件由自诉人起诉）。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罚；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第140条第4款和第142条第1款的情形）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第142条第1款）的案件，检察机关依其职权应当或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处分，表明检察机关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追诉。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仅是检察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并非是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这一点，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与德国的不起诉制度是不同的。我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检察机关不能对当事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进行处分。如果检察机关认为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3款的规定，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上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是有罪处理。

（二）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不告不理”是现代刑事诉讼中公认和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未经起诉（起诉分刑事公诉和刑事自诉。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是法院有权对案件进行审判的前提）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审判。也就是说，法院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必须以起诉为前提，否则就不能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起诉意味着启动刑事审判程序，使刑事诉讼进入审判阶段，标志着对犯罪行为追诉机制的正式启动。法院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必须审理，直至作出实体上的判决；而不起诉则表明刑事诉讼不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在我国，只有检察机关才有权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或作出不起诉。其它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公诉权。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种不起诉终止诉讼程序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的不起诉属于客观上不能追究。第142条第1款规定的不起诉属于不应当追究。第142条第2款规定的不起诉属于裁量性不追究，具有从宽处理的性质。无论那种情形的不起诉都有终止刑事诉讼程序的效力。

（三）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我国检察机关虽然对案件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但该案的起诉权依然是存在的。如果检察机关发现了新事实或新证据，或原不起诉决定所依据的证据已证明是伪造或变造的，或所依据的法院的裁判已经变更，或参与侦查或审查起诉的检察官因该案件而职务犯罪已经证明的，可以再行起诉。

我国的检察机关代表国家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虽然在法律效力上不具有既判力，但不起诉决定也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保证其稳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特别是，检察机关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自由裁量后作出的，既是一种法律上的处理决定，也是一种承诺，不可随意翻悔。由于裁量的依据是当时的情况，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如果发现了新的事实，仍可以在追诉时效内重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诉。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四）不起诉体现了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不起诉制度的规定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基本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兼采起诉便宜主义。除了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款“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以外，第140条第4款“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和第142条第2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于这两种情形的不起诉决定不是必须作出，而是根据一定情况酌定。

二、不起诉制度的意义

不起诉制度虽然仅是刑事诉讼中起诉阶段的一个制度，却深刻体现了刑事诉讼基本的价值和意义。

（一）不起诉制度节约司法资源、符合诉讼效率原则

现代刑事诉讼的目的除了要实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追求诉讼效率。如果诉讼效率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那么刑事诉讼目的—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也难以很好地实现。刑事诉讼中的国家专门机关为了揭露和惩治犯罪，其主要活动是围绕侦查、起诉和审判而进行的。它们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由于犯罪具有过去性、隐蔽性和难以回复性的特点，加之犯罪人的狡猾及反侦查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使得国家追究、惩治犯罪的过程日益困难化，为此所耗用的各种资源远远大于多数其它形式的国家活动。各国在惩治犯罪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一是犯罪数量居高不下，使检察官负责侦查和指控面临很大压力；二是传统的诉讼程序烦琐，效率低下，积压大量案件，羁押场所人满为患。为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各国在制定法律时除了要求尽量维护诉讼公平、正义的价值以外，还要考虑一个重要的原则即诉讼的经济效益价值。司法活动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资源的耗费是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不起诉制度正是诉讼效益原则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体现。不起诉制度，使不应该进入或可以不进入审判程序的刑事案件适时终止，减少了诉讼环节，缩短了诉讼时间，节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使检察机关和法院得以集中精力去处理更为重要的案件，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提高司法操作中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

（二）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的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符合现代刑法民主思想

国家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要达到的目的通常有三：惩罚和改造犯罪分子，预防其重新犯罪；教育和警戒社会上不稳定的和可能走向犯罪的人，使他们不犯罪；教育广大群众增强法制观念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这一目的实现要受到国家刑事政策的影响。传统刑法注重刑罚的报应功能，刑罚强调报复和惩罚，突出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而单一地追求罪刑相适应，有罪必罚，罪刑相当。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人们司法观念的更新，现代刑法更加注重刑罚的教育和一般预防的功能。司法机关在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注重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适用，探寻有无惩罚的必要。西方各国战后大都实行过“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适用刑罚，可以采用保安处分、社会监督等其它手段代替。刑事诉讼制度应反映和体现进步的、民主的刑法思想。现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事诉讼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性。不起诉制度体现了刑事实体法中的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不起诉是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后作出的一种处理决定。其法律后果是刑事案件的终结，使被追诉的人脱离刑事诉讼，有利于轻微犯罪人悔过自新，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和刑法的民主思想。

（三）不起诉制度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当或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状态，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的。同时，如果检察机关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允许被害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我国不起诉的情形

不起诉的情形又称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或不起诉的法定原因或不起诉的条件或不起诉的种类，是指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定情形。正确认识和划分不起诉的种类，是准确适用不起诉的基础。符合立法本意的分类对不起诉的适用具有指导意义。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具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绝对不起诉

绝对不起诉又称法定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根据本法第15条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撤回告诉的；（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六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从诉权的角度可以分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指检察机关不具有追诉权，包括第15条的第一、四项；第二种属于检察机关的追诉权消失，包括第15条的第二、三、五、六项。对具有以上六种情形之一的案件，检察机关只能作出不起诉决定，没有酌定的余地。

（二）相对不起诉

又称酌量不起诉。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的不起诉类似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免予起诉，但二者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不起诉是无罪的认定，免予起诉则属于有罪认定；再者二者法条的语言表达和含义是不一样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法条中加上“犯罪情节轻微”，从而进一步明确这种情形的性质。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对不起诉类似于国外学者提出的“微罪不起诉”。

相对不起诉涉及刑法九个条款：（1）第37条规定的情形。此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2）第10条规定的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我国刑法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而又可以免除处罚的；（3）第19条规定的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又可以免除处罚的；（4）第20条第2款中，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免除处罚的；（5）第21条第2款中，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免除处罚的；（6）第22条第2款中，对于预备犯比照既遂犯处罚又可以免除处罚的；（7）第24条第2款中，对于中止犯而又具有应当免除处罚条件的；（8）第27条第2款中，对于从犯又具有免除处罚条件的；（9）第28条中，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可以免除处罚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具备犯罪情节轻微的前提条件，又具备上述（2）至（9）所涉及刑法条款中可以免除处罚的具体条件之一时，才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由于此类情形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实质上已经构成犯罪（这样表述与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精神并不矛盾），具备起诉条件，根据诉权理论，人民检察院对此类案件拥有诉权，但此类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可选择性。当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权衡后认为放弃诉权更符合国家利益时，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相对不起诉表明检察机关在起诉程序上对此类案件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何种情况下起诉、何种情况下无起诉的必要，法律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是由检察机关在全面、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之后作出选择。

相对不起诉使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被交付法院审判，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减少了诉讼环节，而且对检察机关指控和证实某些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三）存疑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存疑不起诉的规定，说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移送起诉的案件经过侦查机关、部门进行补充侦查后，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检察机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并非指检察机关作出存疑不起诉的案件必须进行二次补充侦查。只要公安机关进行了补充侦查，检察机关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就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与必须补充侦查二次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那种认为检察机关作出存疑不起诉必须以补充侦查二次为前提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类案件中，由于案件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使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处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悬疑状态。案件由于证据不足，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没有胜诉的可能。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行使起诉权只能达到启动和推进审判程序进行的目的，却难以实现起诉的实体目的。因此，法律规定对此情形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这种“存疑不起诉”所体现的精神与刑事审判中“疑罪从无”的原则是一致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存疑不起诉”与“疑罪从无”协调一致，共同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民主和进步的精神，有利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

存疑不起诉是“可以”不起诉，此与相对不起诉相同。检察机关在适用存疑不起诉时，拥有一定自由裁量权。

四、不起诉的制约和救济途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权力的限制主要表现为对检察机关不起诉权力的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条件，但对于禁止起诉的情形并未规定。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从此规定可以看出，公诉权由人民检察院独立启动、专门行使，不受司法审查。对于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必须予以受理，依法审判。

96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救济途径按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二类：

（一）当事人的自我救济途径

被害人、被不起诉人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如果对不起诉决定不服，有权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救济途径寻求救济。

1、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

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被害人作为刑事案件中遭受侵害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错误，其利益就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犯罪嫌疑人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被害人自我救济途径有两条：一是被害人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如果检察机关维持不起诉决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二是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2、被不起诉人的救济途径

刑事诉讼法第146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复查决定，通知被不起诉的人，同时抄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基于确认被不起诉人有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在此情况下，被不起诉人如果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事实，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不起诉决定是无罪的处理，因而法律只允许被不起诉人进行申诉，没有规定允许被不起诉人向法院起诉的救济途径。

（二）司法机关的制约救济途径

1、公安机关的制约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如果作出不起诉决定，表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对于案件应否起诉在认识上存在矛盾。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公安机关对不起诉的制约与被害人的救济途径是不同的。公安机关只能向人民检察院要求复议和提请复核，不能向法院起诉。因为公安机关只是侦查机关，它不是被害人，也不是公诉机关，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

2、法院的制约

对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按照“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能直接受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5条的规定，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对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作为自诉案件受理。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可见，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的制约，是通过被害人的起诉实现的。

3、检察系统内部的监督制约

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公安机关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这表明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权监督和复查。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实践证明，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是比较有效的。这样有利于督促下级检察机关正确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不起诉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关于不起诉制度的规定虽然比较全面，但操作起来尚欠具体，有些规定过于粗疏和原则。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

（一）绝对不起诉适用情形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对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立法者在这里忽略了合法行为或者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情形。对这两种情形，检察机关同样没有追诉权。例如，公安机关如果把合法行为（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实施者，或者把没有犯罪行为的人错误立案侦查、移送起诉的，检察机关对无辜者就应作出不起诉决定。但是，检察机关对此情形作出不起诉却没有法律依据，因为第15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中并不包括这两种情形。本文认为，第15条应增加“行为合法的或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为绝对不起诉的情形。

（二）关于存疑不起诉的规定

存疑不起诉是“可以”不起诉，此与相对不起诉相同。检察机关在适用存疑不起诉时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存疑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的立法精神是有区别的。存疑不起诉是与疑罪从无的原则协调一致的，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再者，证据不足、达不到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当然不能起诉。如果检察院将此类案件起诉到法院，法院亦应按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无罪判决。本文认为，对此类情形，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更为合理。

（三）关于相对不起诉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此规定过于笼统和简单，实践中难免出现问题。比如，犯罪事实和情节相当、犯罪嫌疑人的表现及其它情况也相近的两个案件，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就很可能出现两个结果，即一个案件作出起诉决定，另一个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前者可能是有罪免刑，后者则是无罪无刑。相近的情形出现了罪和非罪截然不同的结果。其原因在于相对不起诉是可以起诉，也可以不起诉。本文认为，既然刑事诉讼法规定相对不起诉是“可以”不起诉，就应该相应的规定斟酌的具体情形，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起诉，比如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态度、动机、后果、对损失的赔偿情况等一些因素，以便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操作，防止同样的案情作出不同的决定。

（四）对不起诉决定的复议、复核和申诉的程序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刑事诉讼法对此程序的规定是比较笼统和粗疏的。例如，复议、复核没有规定期限。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与刑事诉讼法相比对此已有较为详细的规定。

（五）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发现新证据、新事实的情形

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被害人没有向法院起诉。此后，检察机关发现了新的证据、新的事实，案件符合起诉条件。这种情形下，不起诉决定的效力如何？检察机关该如何处理？刑诉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检察机关遇到此种情况时则无法可依。从理论上讲，当出现这种情形时，检察机关应撤销原来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为不起诉决定的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只是相对的。对此问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已有一定的补充。

六、结论

不起诉制度，合理的配置了司法资源，并且符合刑罚个别化、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和诉讼经济的价值取向。但是，法律对此规定得并不完善。（1）对于法定不起诉，是法律予以明文规定的，代表了公诉权的丧失或自始没有，所以在理论上其他人不得对此类决定予以变更。由于徒法不能自行，所以还需人们对法外行径予以制约才能真正的实现诉讼民主与公正。（2）对于酌定不起诉，体现了公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已经成为各国现在关注的焦点。它不但体现了一国追求刑罚效益最大化的途径—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而且又是最容易偏离它初始目标而歪曲轨迹的权力，因为，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为因素。为了制衡这种利益冲突，不起诉不但受适用范围的限制，还要受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包括积极和消极两方而)规制，同时还应当受到各诉讼参与人的制约。（3）对于证据不足不起诉虽然是公诉机关的技术处理决定，但是应当保护被害人方的利益，因为他是最为可能受到不利益的一方。法律虽然赋予被害人“公诉转自诉”的权利，但是自诉人应承担举证责任，所以除非自诉人仍有其他证据，自诉很难胜诉。建议以后立法完善之。

参考文献

①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页；

不起诉制度范文篇4

一、不起诉性质的再认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原有的免予起诉制度不再使用，相关内容纳入不起诉，这就扩大了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往的不起诉制度的表述及其性质的认定已不能继续沿用。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依笔者之见，对不起诉的性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作出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控诉职能是公诉机关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公诉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公诉机关自然依其职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台湾学者认为是一种司法处分，属检察机关在控方立场所作不追诉的内部意思决定。［①a］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是公诉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公诉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公诉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并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是控诉职能，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公诉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由公诉机关移交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公诉机关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但其自己不能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实体上的处理。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上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现代刑事诉讼中有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即“不告不理”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也就是说，法院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必须以起诉为前提，否则就不能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起诉意味着启动刑事审判程序，使刑事诉讼进入到审判阶段；而不起诉则表明刑事诉讼不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四）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就具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诉讼不再继续进行。但不起诉这种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诚如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所指出，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灭，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或通译已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通常法院或特别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①b］。

不难看出，公诉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依“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案件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既判力的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有了新的证据或发现新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公诉机关依职权应撤销原来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此作为一种自诉案件，被害人得以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保护其合法权益。

（五）不起诉体现了公诉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新《刑事诉讼法》中，除了在第142条第1款“对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外，在第140条第4款“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和第142条第2款“对于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于这两种情形的不起诉决定不是必须作出，而是根据一定情况酌定，可以作出，也可以不作出。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酌定不起诉”，把“应当不起诉”称为“法定不起诉”［①c］。在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关于起诉制度有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之说。目前从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看，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大都在明确规定起诉条件的同时，兼采起诉便宜主义，即允许检察官斟酌情形为不起诉处分。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兼取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长处，从而使诉讼程序更为合理和科学。我国这次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不起诉制度上的规定还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基本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为主，兼采起诉便宜主义。

通过以上对不起诉性质的分析，笔者认为，不起诉的概念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对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审查后，确认依法应当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依法作出不予追诉而终止诉讼程序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不起诉制度虽然仅是刑事诉讼中起诉阶段的一个制度，却深刻体现了刑事诉讼基本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不起诉制度至少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不起诉制度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现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诉讼经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②c］这就是说，法律程序应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作为重要程序法的刑事诉讼制度自然也不例外，贯穿整个刑事诉讼中的诉讼经济也是不可缺的，不起诉制度正是诉讼经济原则在起诉阶段的体现。不起诉制度，使不该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适时终止，缩短了诉讼时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法院得以集中精力去处理更为重要的案件，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提高了司法操作中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

（二）符合现代刑法思想

传统刑法注重刑罚的报应功能，刑罚强调报复和惩罚，突出刑法对犯罪实行特殊预防的作用，而单一地采取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罪必罚，罪罚相当；现代刑法，尤其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注重刑罚的教育功能，强调教育改造，更加重视一般预防，在采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时，采取刑罚个别化原则，探寻有无惩罚的必要。西方各国战后大都实行过所谓“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而适用刑罚，可以采用保安处分、社会监督等其他手段来代替［③c］。刑诉制度应反映和体现刑法思想。战后的现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诉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性。在起诉程序中赋予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这种思想在刑诉制度上的体现。

（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樊篱，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对被害人来讲，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与此同时，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法律允许被害人有权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决定，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不起诉的范围界定

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也叫不起诉的法定原因，或者不起诉的条件，是指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定情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具有以下三种情形（一）绝对不起诉（应当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我们称之为绝对不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我国刑法不仅把情节作为决定适用哪个量刑幅度的标准，而且亦将情节视作罪与非罪的界限。如《刑法》第116条“违反海关法规，进行走私、情节严重的”。这种条件下，情节轻重就成为衡量人们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分水岭，情节又是与社会危害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法律就没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如果某行为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能认为是犯罪。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刑法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诉，主要是因为犯罪分子对社会已无危害，没有必要再对他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76条、第77条、对追诉时效有具体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不予起诉，这是近代世界刑事诉讼法普遍适用的原则。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特赦是针对经过一定时间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实行的，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建议，经过审议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在我国，凡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特定犯罪人免除刑罚的，公安机关不得立案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撤回告诉的

我国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有三种，侮辱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这些案件涉及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权益，如婚姻、名誉等，实质上是公民个人的私权，国家一般不予干预，是否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责任由公民个人自行决定。对于这些案件，如果被害人及其他有告诉权的人不提出告诉，或者提出告诉后又撤回告诉的，人民检察院依法作不起诉处理。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意味着失去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追究其刑事责任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故刑事诉讼活动没必要继续进行下去，因此，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就此终止刑事诉讼。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微罪不起诉（可以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的内容相似于原刑诉法中免予起诉的适用内容。修改后的法条中，加上“犯罪情节轻微”从而进一步明确这种情形的性质。相似于国外学者的“微罪不起诉”，笔者认为这样称谓能体现其性质，还是比较科学的。与绝对不起诉相对，这种情形人民检察院不是“应当”作出不起诉，而是“可以”作出不起诉。因此，微罪不起诉是相对不起诉，表明检察院在起诉程序上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斟酌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起诉。

（三）存疑不起诉（可以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存疑不起诉”与法院“疑罪从无”的思想是一致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笔者认为这是吸取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容。与此相关，在第162条第（3）项中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样，疑罪从无与存疑不起诉协调一致，共同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精神，有益于保障人权。

存疑不起诉也是可以不起诉，与微罪不起诉在这一点相同，属相对不起诉，检察机关在适用存疑不起诉时，也拥有一定裁量权。四、不起诉的救济途径

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如果不正确，应当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寻求救济，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的公正，这种救济途径意味着对检察机关滥用不起诉权的限制。如果说，审检分离，不告不理意味着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权的限制，以此防止法院滥用审判权，把不该进行审判的人定罪量刑，那么，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也必须有所限制，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以免放纵犯罪分子，使之逃脱法律的惩罚。因而从制度上规定对不起诉的救济途径，是非常必要的。

新刑诉法对不起诉的救济途径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认为，不起诉的救济途径按主体可以分为以下二类：

（一）当事人的自我救济途径

这是指被害人、被不起诉人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依刑诉法规定的救济途径自己寻求救济。

（1）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

被害人是刑事案件中遭受侵害的一方，因而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如果有错误，被害人的利益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犯罪嫌疑人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被害人会首先强烈不服。因此，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尤为重要。新《刑事诉讼法》第145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明确了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有两条：一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如果检察机关维持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二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我国新刑诉法中关于被害人自我救济途径的规定，同日本、德国的制度有些相似。日本为了防止检察官滥用起诉权力，采取有关制度加以限制，一是“检察审查制度”，二是所谓“交付审判制度”，也称“准用起诉程序”。告发或告诉人对滥用职权罪及公安调查官滥用职权罪，不服检察官作出的不提起公诉的处分，可以请求法院审理该案。德国在起诉中也实行被害人不服不起诉或撤诉而申请法院裁定的制度，称为强行起诉制度。被害人自我救济途径的规定，有利于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

（2）被不起诉人的救济途径

新《刑事诉讼法》第146条实际规定了被不起诉人对检察机关作出的微罪不起诉的决定不服时的救济途径。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基于确认被不起诉人有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虽然不同于原刑诉法中免予起诉的有罪处理，是一种无罪的处理决定，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的人身、财产也不能作实体上的处分，但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有权提出检察意见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被不起诉人如果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事实，因而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通过此途径来寻求救济。不过，不起诉决定毕竟是无罪的处理，因而法律只允许被不起诉人进行申诉，没必要也没意义允许被不起诉人有起诉这样的救济途径。

（二）司法机关的监督救济途径

这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法院等司法机关，依其职责对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而形成的救济途径。

（1）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如果作出不起诉决定，表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对于案件应否起诉在认识上存在矛盾。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对其移送起诉的案件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因而法律赋予公安机关一定的监督制约权，以利于对案件最终作出正确的处理。新《刑事诉讼法》第144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不起诉决定的监督制约途径。应当明确，公安机关不起诉的监督制约与被害人的救济途径是不尽相同的，公安机关只能向人民检察院要求复议和提请复核，以此来监督，而不能向法院起诉，因为公安机关只是侦查机关，它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公诉机关，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

（2）法院的监督制约

对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依“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能直接受理。但依新刑诉法规定，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对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作为自诉案件受理；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可见，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是通过被害人的起诉达到监督制约的，而被害人自我救济也要通过人民法院才可实现。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律规定起诉，法院有权对此进行裁决。这既是法院以此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监督制约，也是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3）检察系统内部的监督制约

依新刑诉法，在被害人的救济途径和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中，公安机关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这表明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权监督和复查。在检察系统内，奉行检察一体化原则，即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下级检察机关的司法活动，上级检察机关有权利也有义务监督。因此，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也是比较有效的，这样有利于督促下级检察机关正确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不起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调整。在公诉制度中，不再使用免予起诉，扩大了不起诉的范围，因此对于不起诉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就显得尤其重要。不可否认，新刑诉法对不起诉制度的规定虽较为全面，但仍然过于粗疏和原则，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尚欠具体，不够细致。随着理论的发达和立法经验的丰富，不起诉制度仍需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笔者认为，以下一些问题是完善不起诉移度需要注意的：

（一）绝对不起诉适用的情形

检察机关对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我们研究《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六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就会发现，这六种情形法律后果相同，但行为本身的性质不予追究的原因各异。第一种情形属一般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不予追究是理所当然的，后五种情形以存在犯罪为前提，因客观上出现某种无须追究的特殊情况，因而法律作了不予追究的特殊规定。这样，绝对不起诉的情形有两大类，一是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二是某种特殊犯罪行为，这里立法上就忽略了合法行为或者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安机关如果把合法行为的实施者，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者把没有犯罪行为的人错误的立案、侦查的，对这样的无辜者不起诉是无疑的。但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却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中的六种情形中不含这两种情形。鉴于此，建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应增加“行为合法的或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为绝对不起诉的情形，弥补立法上的漏洞。

（二）关于存疑不起诉的规定

依新刑诉法，存疑不起诉是可以不起诉，与微罪不起诉在这一点相同，属相对不起诉，检察机关在适用存疑不起诉时也拥有一定的裁量权。然而，笔者认为，存疑不起诉与微罪不起诉的立法精神是有区别的。存疑不起诉是与疑罪从无相协调一致，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检察机关遇有此类情形，应作不起诉处理，此类案件若起诉至法院，法院亦按疑罪从无作出无罪判决。因此我们认为，这里规定为应当不起诉似乎更为合理、准确，既符合起诉法定主义，也便于实践中的操作。

（三）关于微罪不起诉的规定

新刑诉法对微罪不起诉规定为“犯罪情节轻微，依刑法免除处罚不需要处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和简单，实践中难免出现各种问题。比如，犯罪事实和情节相当，犯罪嫌疑人的表现及其它情况也相近的两个案件，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就很可能一个作出起诉决定，一个不起诉。这样前者将是有罪免刑，后者则无罪无刑。相近的情形出现了罪和非罪截然不同的结果，殊难为人们所接受。其原因在于微罪不起诉是相对不起诉，即可以起诉，也可以不起诉。笔者认为，既然规定了微罪不起诉是可以不起诉，也就应该相应规定斟酌的具体情形，即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起诉，比如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态度表现，动机等一些因素，这样规定的具体一些，立法上有了一个共同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实践操作起来就不会因不同的理解而有不同处理。

（四）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的具体程序及要求

新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不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但不难看出，刑诉法只是这样原则规定了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复查申诉，比较笼统和粗疏，至于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时具体的一些操作程序和要求，比如检察机关应当遵守的期限，对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后的答复方式和要求均未作细致规定，这样就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为了保障检察机关的正确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建议有关细则增加这方面的规定。与此相应，新刑诉法也只是原则规定了公安机关可以复议、复核，那么，公安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其提出复议、复核也应有合理的期限，对此应予明确，这里的问题与上面的差不多。刑诉法对此应规定的具体细致，这样才使不起诉制度更加完善和易于操作。

（五）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发现新证据新事实的情形

不起诉决定作出后，发现了新证据、新事实，符合起诉条件的，被害人又没有向法院起诉的，这种情形原不起诉决定的效力如何，检察机关该如何处理？新刑诉法对这种情形没有任何规定。从理论上讲，当出现这种情形时，检察机关应撤销原来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为不起诉决定的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只是相对的，检察机关对此应依职权撤回原来的不当决定，依法重新起诉。新刑诉法在这方面无任何规定，实践中遇到时会无法可依，因此应予完善。

（六）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向法院起诉的，可否掌握案件的证据材料

依新刑诉法，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法院是对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害其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诉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才作为自诉案件，审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话，才开庭处理，如果缺乏罪证，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法院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这样，被害人向法院起诉应当掌握足够证据才可，而案件的证据材料都在检察机关手里，被害人可否掌握这些材料，需要怎样的程序，这些刑诉法未作规定。笔者认为，要贯彻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原则，立法应具体对此作出详尽规定，否则实践中被害人通过起诉寻求救济的途径难以实现。

对此笔者有如下设想：对于不起诉的案件，立法应赋予被害人以知悉权。考虑增设一个类似听证会的程序，检察机关此时应负有公开展示案件证据的义务，被害人依此来了解案件的证据情况。此外，对于由被害人提供的在侦查过程中已交给司法机关的证据，应规定证据返还制度。

（七）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向法院起诉的途径是否是最佳途径

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向法院起诉是其重要的救济途径。这里涉及到某些公诉案件可能转化为自诉案件的问题，就是说一些原来的公诉案件现在要通过自诉的途径解决。那么，这种做法是否是最佳途径？纵观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在起诉方式上是从私人追诉发展到国家追诉，即公诉范围不断扩大，自诉范围日渐缩小，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更是由刑事案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刑事案件毕竟有别于民事案件，在追诉之前要通过侦查收集证据，很多时候需要特殊的侦查手段和设备，必要时还需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而且自诉人要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有较高的证明要求。以上这些仅仅依靠个人力量是难以胜任的。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公诉转自诉的程序未必是最佳的途径，许多情况下难以达到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目的。我们设想，在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情况下，允许被害人申请，并提出一定的证据，法院审查后裁定检察机关强行起诉，仍保留公诉的方式似乎更合理，更为科学。

①a蔡墩铭、朱石炎《刑事诉讼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174页。

①b蔡墩铭、朱石炎《刑事诉讼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195页。

①c崔敏：《中国刑事诉讼的新发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不起诉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刑事诉讼不起诉制度立法缺陷完善意见

中图分类号：D文献标识码：A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诉讼发展规律和方向，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的制度。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废除了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取而带之以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制度，使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由于制度本身设置上的一些失误以及在具体操作中的偏差，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内在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刑事不起诉制度作深入的探究，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重大意义，同时检讨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缺陷，以期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本质、概念的再认识

在新刑诉法颁布了四五年后的今天，当前一些实际部门的同志仍认为不起诉制度里的“有罪不诉”与免予起诉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只不过是换了个说法而已。正因为持这种看法的同志并非少数，使得我们很有必要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和概念。

（一）不起诉体现的是检察机关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我国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三种情况中除了绝对不起诉规定的六种情况（刑诉法第142条第一款和第15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从而排除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外，在另两种情形中（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检察机关都拥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也拥有自由裁量权，它是通过免予起诉制度体现出来的。对于免予起诉制度所含有的裁量主义的功效，无论学术界、立法机关还是司法实践部门都持肯定态度。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期间，立法机关采纳了关于取消这一制度的立法建议，同时将其部分纳入不起诉范围，使其所包含的起诉裁量的精神得以通过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得到发挥。

应当看到审查起诉中的自由裁量，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冲突，主要是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与诉讼经济、以宽大方式实现一定的刑事政策或者保障一定的政治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起诉法定原则，即只要符合起诉条件必须起诉，不容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的作法，有利于惩罚犯罪、维护秩序，但事无巨细一律起诉容易导致诉讼成本过高、案件积压、效率低下，诉讼往往是不经济的；容许检察机关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则反之。如果裁量权范围过大、权力行使中又缺乏节制，容易导致国家刑罚权在一些案件中难以得到落实，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往往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满足不了被害人要求追究犯罪、惩罚犯罪人的愿望。因此正确理解不起诉制度中的自由裁量是保证其在实际的操作中发挥最大的作用的首要条件。

（二）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检察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检察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而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检察机关的职能决定了其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检察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实体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因此不起诉的处分决定就表明刑事诉讼将不会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审判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四）不起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根据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的观点，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失，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以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1〗因此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而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即判力的法律效力。

通过以上分析并结合刑诉法第142条第1款第2款、第140条第4款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不起诉的概念表述为：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的，以及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一种处分决定。

二、刑事不起诉的价值所在

法律的价值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对于作为客体的法律内涵的应有的价值因素的认识，是法律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这种价值含有两个层面：一是工具性价值，二是精神价值。前者指法是实现一定目标的手段，后者指人类对自己生存发展的秩序、条件和规则的意识，是一种社会化了的理性和理智的法需求。简言之，价值是指事物的用途或者积极作用。不起诉的法律价值，应指其在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中的用途或者积极作用。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诉讼价值与刑事诉讼的价值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学术界关于刑事诉讼的价值存在着诸多争论，甚至在具体操作时，还有价值冲突。那么，不起诉制度究竟价值何在？

首先，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传统刑法注重刑罚的报应功能，刑罚强调报复和惩罚，突出刑法对犯罪实行特殊预防的作用，而单一地采取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罪必罚，罪罚相当；现代刑法，尤其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注重刑罚的教育功能，强调教育改造，更加重视一般预防，在采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时，采取刑罚个别化原则，探寻有无惩罚的必要。西方各国战后大都实行过所谓“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而适用刑罚，可以采用保安处分、社会监督等其他手段来代替〖2〗。刑诉制度应反映和体现刑法思想。战后的现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诉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性。在起诉程序中赋予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这种思想在刑诉制度上的体现。

其次，不起诉制度有利于经济合理使用司法资源。现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诉讼经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3〗这就是说，法律程序应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不起诉是检察官在审查起诉后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过滤”的结果，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案件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的自由裁量权，使得一些构成刑事犯罪但罪行较轻，依法可以免除处罚的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法院审判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能终止诉讼，从而简化刑事诉讼程序。而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减少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讼累，节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

第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樊篱，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对被害人来讲，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与此同时，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法律允许被害人有权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决定，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三、现行不起诉制度的缺陷

应该承认和肯定，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我国公诉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扩大不起诉范围，具体明确了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其所产生作用和具有的意义是积极的、不容置疑的。但是，不起诉制度也非尽善尽美，随着司法的实践，其不足逐渐暴露出来，这种不足既表现于不起诉适用条件的缺陷，也反映于不起诉制度中公诉转自诉改革所带来的问题。

（一）、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设定不够周密，存在漏项。

1、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类似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检察机关无公诉权，对这样的案件应作出绝对不起诉处理来终止公诉的程序为宜。但由于刑诉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与实际情况不尽吻合，因此，检察机关在作绝对不起诉决定时往往在法律的具体适用上无所适从。

2、在审查起诉中发现人民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或者案件曾经生效判决确定的，对这两类案件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只能退回移送审查起诉的机关或部门，从而形成程序倒流。

3、在审查起诉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而属于完全无辜，既无犯罪行为也无违法行为的，只能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而不能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赋予人民检察院的起诉裁量权过小，抑制起诉便宜主义功效的发挥。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不起诉制度中，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时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法律严格限制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强调相对不起诉的案件必须“犯罪情节轻微”；二是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两方面制约虽对遏制滥用起诉裁量权的倾向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又是以压缩检察机关本就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为代价的，特别是后一制约措施，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允许被害人不受不起诉决定法律效力的约束而转诉至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最后决定是否给予实体处罚。这又使法院成为不起诉决定有无实际效力的最终裁决者，使法院审判成了最终解决的唯一途径。这无疑有异于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之本意，也使不起诉制度的立法所追求的诉讼经济原则大打折扣。

（三）、不起诉案件转诉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法律关系冲突和矛盾。

1、被害人的自诉权与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冲突。

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无论是绝对的或是存疑的、或相对的，客观上实际承认了犯罪嫌疑人不再处于被追究的地位。据此，按照刑诉法第143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押，应立即释放，使其重归社会享有自由之身。但是由于对犯罪嫌疑人不起诉决定法律赋予被害人向人民法院的起诉权，这使得公诉转自诉后，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到法庭决定受理被害人自诉案件这一段时间内，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首先，犯罪嫌疑人人身仍处于一种被追究被起诉的地位，仍有被人民法院传唤出庭受审的可能。其此时在精神上、思想上所受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其次，犯罪嫌疑人因可能被追究、被起诉，其原则上不能离开居住地、不能外出，这必然在一定程序上限制了其自由活动。就此而言，赋予被害人自诉权虽提高了被害人的地位，但是被害人在享有自诉权的同时却也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两者权益对抗的格局。

2、被害人的起诉权与检察机关不起诉权的矛盾。

赋予被害人自诉权，以自诉制约不诉，于防止裁量权滥用有利。但凡事均有利弊，凡事均应“二分法”来看待、评断。刑诉法第3条、第136条分别规定，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行使，“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由此不难看出，赋予被害人自诉权，允许被害人不受不起诉决定法律效力的约束，而向法院行使起诉权，实质上代替了人民检察院行使起诉权，分割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权。这不仅与法律规定的职权分工相矛盾，还与公诉案件的起诉权归属的法理相违背。尽管自诉权与公诉权在主观上都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人权惩罚犯罪，可客观上检察权与自诉权在案件性质认定上已存在不可回避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讲，被害人行使自诉权是单方认为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放纵犯罪。四、完善刑事不起诉制度的一些建议

针对上列司法实践中所暴露和反映出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完善不起诉制度，我们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充分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功能。

笔者认为，现行不起诉适用条件所存缺陷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这之中，既有认识问题，也有立法技术的问题。因此要完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在宏观上首先必须解决好两方面问题：

第一、不起诉适用条件的圈定应充分体现不起诉只具有终止公诉程序效力而没有确定犯罪的实体效力这一实质性效能，理顺并保证不起诉适用条件与不起诉实质效能的对应和协调关系。

第二、不起诉适用条件应全面包容和体现司法实践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不能因为某种情形在实践中仅仅是可能或出现的可能性较小而予以舍去。

（二）借鉴并确立准起诉制度，在相互冲突的价值间保持适当平衡。

也就是说对于被害人等就检察官不起诉决定不服的申请，法院需要进行审查后裁定是否起诉，而不是直接接受被害人等的直接起诉，这体现了对被害人的利益和愿望慎重对待的态度，也对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予以适当尊重。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有权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不服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不仅包括裁量不起诉的案件，也包括法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对于裁量不起诉案件，如果检察机关的裁量合法合理，则与法律赋予其自由裁量权的意图相一致，没有必要由审判机关加以否定，审判机关可以加以否定的应当只是不起诉确有不当的案件；对于后两类案件，如果确实存在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所列诸情形之一或者证据确实不足，启动审判程序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徒增讼累。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借鉴日本的立法例，在被害人就不起诉决定不服的救济制度中增设过滤机制，即被害人不能直接提起自诉，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人民法院进行审查，人民法院经审查（审查中可以进行询问被不起诉人等活动）认为不起诉决定不当的，应当由法院指定律师或者批准由被害人委托的律师担当公诉，检察机关应当将自己掌握的证据材料和必要的诉讼材料移交法院；对于不起诉决定适当的，法院应当以裁定驳回申请，对于这一裁定，被害人可以进一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这一程序设置有利于实现在审查起诉中赋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意图，也可以对不适当的不起诉决定加以制约，有利于自由裁量中冲突价值的平衡。

参考文献：

〖1〗蔡墩铭、朱石炎《刑事诉讼法》〔M〕，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195页。

〖2〗卞建林：《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159

〖3〗陈瑞华：《程序价值理论的四个模式》〔J〕，《中外法学》1996年（2），4

不起诉制度范文篇6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原有的免予起诉制度不再使用，相关内容纳入不起诉，这就扩大了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往的不起诉制度的表述及其性质的认定已不能继续沿用。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依笔者之见，对不起诉的性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职权作出的

控诉职能是公诉机关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公诉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公诉机关自然依其职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台湾学者认为是一种司法处分，属检察机关在控方立场所作不追诉的内部意思决定[1]。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对案件所作程序上的处分

公诉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公诉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并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是控诉职能，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公诉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由公诉机关移交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公诉机关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但其自己不能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实体上的处理。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程序上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现代刑事诉讼中有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即“不告不理”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也就是说，法院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必须以起诉为前提，否则就不能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起诉意味着启动刑事审判程序，使刑事诉讼进入到审判阶段；而不起诉则表明刑事诉讼不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四）不起诉终止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就具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诉讼不再继续进行。但不起诉这种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诚如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所指出，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灭，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或通译已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通常法院或特别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2]。

不难看出，公诉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依“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案件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既判力的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有了新的证据或发现新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公诉机关依职权应撤销原来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此作为一种自诉案件，被害人得以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保护其合法权益。

（五）不起诉体现了自由裁量权

新《刑事诉讼法》中，除了在第142条第1款“对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外，在第140条第4款“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和第142条第2款“对于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于这两种情形的不起诉决定不是必须作出，而是根据一定情况酌定，可以作出，也可以不作出。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酌定不起诉”，把“应当不起诉”称为“法定不起诉”[3]。

通过以上对不起诉性质的分析，笔者认为，不起诉的概念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确认符合法法律规定的终止刑事诉讼的案件，不应或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做出不将案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的处理决定。不起诉又分为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我国对公诉采取的法定起诉主义为主（指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就必须对他起诉），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原则（即犯罪嫌疑人依法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检察机关有权裁量对他是否起诉），酌定不起诉正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也是法律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反映[4]。

二、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不起诉制度虽然仅是刑事诉讼中起诉阶段的一个制度，却深刻体现了刑事诉讼基本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不起诉制度至少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一）不起诉制度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现代法律制度除了要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诉讼经济。西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5]。这就是说，法律程序应尽力缩小诉讼成本，而达到最大化收益。作为重要程序法的刑事诉讼制度自然也不例外，贯穿整个刑事诉讼中的诉讼经济也是不可缺的，不起诉制度正是诉讼经济原则在起诉阶段的体现。不起诉制度，使不该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适时终止，缩短了诉讼时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法院得以集中精力去处理更为重要的案件，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提高了司法操作中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

（二）符合现代刑法思想

传统刑法注重刑罚的报应功能，刑罚强调报复和惩罚，突出刑法对犯罪实行特殊预防的作用，而单一地采取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罪必罚，罪罚相当；现代刑法，尤其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观念的更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开始注重刑罚的教育功能，强调教育改造，更加重视一般预防，在采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时，采取刑罚个别化原则，探寻有无惩罚的必要。西方各国战后大都实行过所谓“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而适用刑罚，可以采用保安处分、社会监督等其他手段来代替[6]。刑诉制度应反映和体现刑法思想。战后的现代刑法思想反映在刑诉制度上，就是重其目的性，求其合理性。在起诉程序中赋予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这种思想在刑诉制度上的体现。

（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力避免他们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侵害。对于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来讲，尽早使之脱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境地，是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不起诉正是适时地终止了刑事诉讼，从而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对被害人来讲，不起诉终止了对犯罪嫌疑人的追究，似乎不符合被害人的利益，但正确的不起诉并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以追究名符其实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为前提，与此同时，对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如果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法律允许被害人有权申诉或直接向法院起诉决定，这就从制度上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7]。

三、不起诉的范围界定

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也叫不起诉的法定原因，或者不起诉的条件，是指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定情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具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绝对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我们称之为绝对不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只要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就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1.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

我国刑法不仅把情节作为决定适用哪个量刑幅度的标准，而且亦将情节视作罪与非罪的界限。如《刑法》第116条“违反海关法规，进行走私、情节严重的”。这种条件下，情节轻重就成为衡量人们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分水岭，情节又是与社会危害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法律就没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如果某行为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能认为是犯罪。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刑法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诉，主要是因为犯罪分子对社会已无危害，没有必要再对他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76条、第77条、对追诉时效有具体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不予起诉，这是近代世界刑事诉讼法普遍适用的原则。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特赦是针对经过一定时间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实行的，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建议，经过审议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在我国，凡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特定犯罪人免除刑罚的，公安机关不得立案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

我国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有三种，侮辱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这些案件涉及的主要是公民个人的权益，如婚姻、名誉等，实质上是公民个人的私权，国家一般不予干预，是否追究加害者的刑事责任由公民个人自行决定。对于这些案件，如果被害人及其他有告诉权的人不提出告诉，或者提出告诉后又撤回告诉的，人民检察院依法作不起诉处理。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意味着失去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追究其刑事责任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故刑事诉讼活动没必要继续进行下去，因此，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就此终止刑事诉讼。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微罪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情形的内容相似于原刑诉法中免予起诉的适用内容。修改后的法条中，加上“犯罪情节轻微”从而进一步明确这种情形的性质。相似于国外学者的“微罪不起诉”，笔者认为这样称谓能体现其性质，还是比较科学的。与绝对不起诉相对，这种情形人民检察院不是“应当”作出不起诉，而是“可以”作出不起诉。因此，微罪不起诉是相对不起诉，表明检察院在起诉程序上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斟酌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起诉。

（三）存疑不起诉

新《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种“存疑不起诉”与法院“疑罪从无”的思想是一致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笔者认为这是吸取了无罪推定的合理内容[8]。与此相关，在第162条第（3）项中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样，疑罪从无与存疑不起诉协调一致，共同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精神，有益于保障人权。存疑不起诉也是可以不起诉，与微罪不起诉在这一点相同，属相对不起诉，检察机关在适用存疑不起诉时，也拥有一定裁量权。

四、不起诉的特色

我国不起诉制度基于我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不起诉内容的广泛性

为提高诉讼效率，保证诉讼质量，各国的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应用较广，但在立法中规定的比较简单。一般在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两类不起诉:如日本、德国、韩国在立法中规定了法定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而英国、法国在立法中规定了法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我国的不起诉不仅吸收了免予起诉的合理内核，保留原刑事诉讼法中的不起诉，又增加了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不起诉。这样，我国不起诉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而且具体规定了各种不起诉的操作程序，便于司法实践中操作和适用。

（二）不起诉主体的独占性

各国的不起诉权都由检察官行使，但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法国检察官只有不起诉的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由预审法官决定;日本检察官有不起诉的决定权，却受到“检察委员会”的审查，一定条件下还受到法院的审查。因此，其不起诉的主体不具有独占性。而我国的检察机关是独立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的机关，既不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也不依附于法院系统，独享不起诉的决定权和审查权。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2款赋予公安机关免予起诉的建议权，而修改后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则让人民检察院垄断不起诉权，即使由免予起诉衍生的酌定不起诉，公安机关也无建议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时，只能写出起诉意见书，而不能提出不起诉意见。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分工负责原则的具体表现，有利于加强检察官的工作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当然，被不起诉人、被害人和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监督、制约并非是对不起诉权的分割，检察机关是我国有权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唯一主体。

（三）不起诉程序的民主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的修改，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决定不起诉的程序方面，诉讼民主表现得最为明显。首先，在决定不起诉前，要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委托的人的意见;其次，在决定不起诉后，被不起诉人、被害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再次，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的，也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复议、复核;最后，被害人不同意不起诉决定的，就同一案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且，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这表明在公诉案件转为自诉后，为保证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有将其收集到的证据材料移送法院的义务[9]。

五、不起诉的救济途径

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如果不正确，应当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寻求救济，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的公正，这种救济途径意味着对检察机关滥用不起诉权的限制。如果说，审检分离，不告不理意味着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权的限制，以此防止法院滥用审判权，把不该进行审判的人定罪量刑，那么，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也必须有所限制，防止不起诉权的滥用，以免放纵犯罪分子，使之逃脱法律的惩罚。因而从制度上规定对不起诉的救济途径，是非常必要的。新刑诉法对不起诉的救济途径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认为，不起诉的救济途径按主体可以分为以下二类：

（一）当事人的自我救济途径

这是指被害人、被不起诉人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依刑诉法规定的救济途径自己寻求救济。

1.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

被害人是刑事案件中遭受侵害的一方，因而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如果有错误，被害人的利益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犯罪嫌疑人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被害人会首先强烈不服。因此，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尤为重要。新《刑事诉讼法》第145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明确了被害人的自我救济途径有两条：一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如果检察机关维持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二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2.被不起诉人的救济途径

新《刑事诉讼法》第146条实际规定了被不起诉人对检察机关作出的微罪不起诉的决定不服时的救济途径。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基于确认被不起诉人有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虽然不同于原刑诉法中免予起诉的有罪处理，是一种无罪的处理决定，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的人身、财产也不能作实体上的处分，但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有权提出检察意见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被不起诉人如果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事实，因而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通过此途径来寻求救济。不过，不起诉决定毕竟是无罪的处理，因而法律只允许被不起诉人进行申诉，没必要也没意义允许被不起诉人有起诉这样的救济途径[10]。

（二）司法机关的监督救济途径

这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法院等司法机关，依其职责对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而形成的救济途径。

1.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

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如果作出不起诉决定，表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对于案件应否起诉在认识上存在矛盾。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对其移送起诉的案件情况有比较深的了解，因而法律赋予公安机关一定的监督制约权，以利于对案件最终作出正确的处理[11]。新《刑事诉讼法》第144条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对不起诉决定的监督制约途径。应当明确，公安机关不起诉的监督制约与被害人的救济途径是不尽相同的，公安机关只能向人民检察院要求复议和提请复核，以此来监督，而不能向法院起诉，因为公安机关只是侦查机关，它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公诉机关，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

2.法院的监督制约

对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依“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能直接受理。但依新刑诉法规定，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对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作为自诉案件受理；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12]。可见，法院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是通过被害人的起诉达到监督制约的，而被害人自我救济也要通过人民法院才可实现。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律规定起诉，法院有权对此进行裁决。这既是法院以此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监督制约，也是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3.检察系统内部的监督制约

依新刑诉法，在被害人的救济途径和公安机关的监督制约中，公安机关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这表明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权监督和复查。在检察系统内，奉行检察一体化原则，即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下级检察机关的司法活动，上级检察机关有权利也有义务监督。因此，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进行监督，也是比较有效的，这样有利于督促下级检察机关正确作出不起诉决定[13]。

六、不起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调整。在公诉制度中，不再使用免予起诉，扩大了不起诉的范围，因此对于不起诉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就显得尤其重要。不可否认，新刑诉法对不起诉制度的规定虽较为全面，但仍然过于粗疏和原则，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尚欠具体，不够细致。随着理论的发达和立法经验的丰富，不起诉制度仍需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笔者认为，以下一些问题是完善不起诉制度需要注意的：

（一）绝对不起诉适用的情形

检察机关对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我们研究《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六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就会发现，这六种情形法律后果相同，但行为本身的性质不予追究的原因各异。第一种情形属一般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不予追究是理所当然的，后五种情形以存在犯罪为前提，因客观上出现某种无须追究的特殊情况，因而法律作了不予追究的特殊规定。这样，绝对不起诉的情形有两大类，一是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二是某种特殊犯罪行为，这里立法上就忽略了合法行为或者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安机关如果把合法行为的实施者，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者把没有犯罪行为的人错误的立案、侦查的，对这样的无辜者不起诉是无疑的。但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却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中的六种情形中不含这两种情形。鉴于此，建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应增加“行为合法的或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为绝对不起诉的情形，弥补立法上的漏洞[14]。

（二）司法机关进行复议和申诉

新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不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但不难看出，刑诉法只是这样原则规定了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复查申诉，比较笼统和粗疏，至于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时具体的一些操作程序和要求，比如检察机关应当遵守的期限，对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后的答复方式和要求均未作细致规定，这样就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为了保障检察机关的正确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建议有关细则增加这方面的规定。与此相应，新刑诉法也只是原则规定了公安机关可以复议、复核，那么，公安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其提出复议、复核也应有合理的期限，对此应予明确，这里的问题与上面的差不多。刑诉法对此应规定的具体细致，这样才使不起诉制度更加完善和易于操作。

（三）建立不起诉的公开审查制度

不起诉公开审查制度，也有的地方称“不起诉听证制度”，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以一定形式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并向社会公开的一种工作制度。从现实的情况看，有两点因素使检察机关有必要实行这项改革:一是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自身还缺乏监督;二是人民群众对公正的要求比较高。具体到公诉工作中，由于公诉干警的总体素质还不能适应法治发展的要求，执法水平还不够高，在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还难以避免，询私舞弊等违法办案现象也时有发生。如果不采取一定措施促进公诉工作的公正，就难以提高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度，从长远看不利于检察事业的发展。不起诉是公诉干警违法违纪的主要环节。增进不起诉工作的公开程度，有利于保障公诉环节的司法公正，防止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实行不起诉公开审查也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而不起诉公开审查主要是听取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可见，不起诉公开审查正是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上述规定的一项具体措施，并没有超越法律赋予的权限，也没有改变法定的办案程序或者引起检察职权的增减或变更，符合司法活动的合法性原则[15]。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广州组织召开了有十一个省市检察院起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观摩暨调研会。从会上有关单位介绍的情况看，实行不起诉公开审查的形式不尽统一，虽然切实贯彻了公开原则，但大多采取了比较复杂的程序。不起诉公开审查的具体形式应当允许各地探索，但要坚持合法原则和公正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为此应当明确以下几点;第一、不起诉公开审查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听取侦查机关(部门)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等对案件处理的意见，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是否作不起诉处理提供参考。不起诉公开审查的方式，应当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第二、对适用公开审查的案件范围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原则上只适用于当事人对不起诉处理有争议或者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社会关注的案件。从诉讼经济出发，没有必要对所有不起诉案件都实行听证。在决定不起诉公开审查前，人民检察院应当听取当事人主要是被害人的意见，如果当事人对不起诉有争议，可以进行不起诉公开审查。如果当事人没有争议，但是社会各界对该案比较关注，为了争取比较好的社会效果，也进行公开审查。除这些情况以外，一般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后迁行决定不起诉，没有必要进行公开审查。从不起诉的性质看，对拟作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案件的不宜进行公开审查，因为这类案件证据有缺陷，检察机关将来还有再起诉的可能，进行公开审查将可能使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证据存在的缺陷，影响未来可能的侦查和起诉工作。对拟作法定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一般可以不进行公开审查，因为这类案件事实比较清楚，而且法律规定也很明确，但如果被害人有异议，认为不具备法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也可以进行公开审查。按照法律规定属于不公开审查的案件，不能进行公开审查。也就是说，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审查程序和内容不便公开，只将不起诉决定公开宣布。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也不宜进行公开审查。第三、公开审查应当采取灵活、简便的方式进行。对拟作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进行公开审查时，要允许关注该案的群众和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人员旁听，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等人士参加;经人民检察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旁听和采访;根据案情或者当事人请求，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及与案件有关的人参加;对于涉及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案件，可以通知有关单位派代表参加。程序上主要是听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的意见，不出示证据，不进行辩论，不能采取类似庭审的程序。第四、对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公开审查后，应当制作不起诉公开审查报告。报告中应当重点写明公开审查过程中各方一致性意见或存在的主要分岐，并提出提起公诉或不起诉的建议，连同公开审查笔录，呈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作为案件是否决定不起诉的参考。至于进行不起诉公开审查是否应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一般认为，不起诉公开审查在试点阶段不宜采取强制的形式，毕竟法律对不起诉公开审查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能不理解甚至不愿意参加，如果强制当事人参加，反而会影响公开审查的社会效果，因此，在不起诉公开审查前，原则上应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不起诉公开审查制度如发展成熟，可先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固定下来，以后再纳入法律之中。

摘要

在法治己成为时代潮流的现代社会，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呼唤己日益强烈，各方面不同层次要求法律的完善与适当，这既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现代法治的有力保障。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情况看，随着刑法理论、观念的变化，各国大都实行过所谓“非刑事化政策”，即对犯罪行为不一定均需诉诸法院适用刑罚，反映在刑事起诉制度中，便是赋予检察机关在是否对犯罪进行追诉时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笔者对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性质、适用范围、救济途径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刑事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对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利弊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完善的意见。

关键词：刑事诉讼不起诉制度性质适用范围救济途径完善意见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诉讼发展规律和方向，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的制度。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废除了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取而带之以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制度，使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如何重新认识不起诉制度，从理论上把握不起诉制度的性质、适用范围、理论价值及救济途径，并进而探讨完善不起诉制度的有效方案，是摆在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拟就上述问题，阐述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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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诉制度范文篇7

（一）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职权作出的

控诉职能是公诉机关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公诉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公诉机关自然依其职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台湾学者认为是一种司法处分，属检察机关在控方立场所作不追诉的内部意思决定[1]。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对案件所作程序上的处分

公诉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公诉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并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是控诉职能，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公诉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由公诉机关移交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公诉机关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但其自己不能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实体上的处理。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程序上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现代刑事诉讼中有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即“不告不理”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未经起诉的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也就是说，法院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必须以起诉为前提，否则就不能对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起诉意味着启动刑事审判程序，使刑事诉讼进入到审判阶段；而不起诉则表明刑事诉讼不进入审判阶段，阻断了刑事诉讼的继续进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这也是不起诉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

（四）不起诉终止法律效力是相对的

不起诉决定一经作出，就具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诉讼不再继续进行。但不起诉这种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诚如台湾学者蔡墩铭、朱石炎所指出，案件虽经不起诉处分，无非追诉权之不行使而已，对于同一案件不过限制其再行起诉而已，该案之起诉权依然存在，并未因而消灭，遇有发现新事实或新证据，或者原处分所凭证物已证明其为伪造或变造，或所凭之证言，鉴定或通译已证明其为虚伪，或所凭之通常法院或特别法院之裁判已经确定裁判变更，或参与侦查之检察官因该案件犯职务上之罪已经证明者，得再行起诉[2]。

不难看出，公诉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和法院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有区别的，法院生效的实体判决，也意味着对诉讼案件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依“一事不再理”原则，对该案件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显然不具备既判力的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有了新的证据或发现新事实，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公诉机关依职权应撤销原来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依此作为一种自诉案件，被害人得以寻求法律上的救济，保护其合法权益。

（五）不起诉体现了自由裁量权

新《刑事诉讼法》中，除了在第142条第1款“对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外，在第140条第4款“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和第142条第2款“对于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意味着人民检察院对于这两种情形的不起诉决定不是必须作出，而是根据一定情况酌定，可以作出，也可以不作出。有的学者将其解释为“酌定不起诉”，把“应当不起诉”称为“法定不起诉”[3]。

通过以上对不起诉性质的分析，笔者认为，不起诉的概念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确认符合法法律规定的终止刑事诉讼的案件，不应或不必对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做出不将案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的处理决定。不起诉又分为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我国对公诉采取的法定起诉主义为主（指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就必须对他起诉），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原则（即犯罪嫌疑人依法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检察机关有权裁量对他是否起诉），酌定不起诉正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体现，也是法律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反映[4]。

参考文献

[1]蔡墩铭.刑事诉讼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174

[2]朱石炎.刑事诉讼法.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195

不起诉制度范文篇8

（一）绝对不起诉适用的情形

检察机关对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我们研究《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六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就会发现，这六种情形法律后果相同，但行为本身的性质不予追究的原因各异。第一种情形属一般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不予追究是理所当然的，后五种情形以存在犯罪为前提，因客观上出现某种无须追究的特殊情况，因而法律作了不予追究的特殊规定。这样，绝对不起诉的情形有两大类，一是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二是某种特殊犯罪行为，这里立法上就忽略了合法行为或者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安机关如果把合法行为的实施者，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者把没有犯罪行为的人错误的立案、侦查的，对这样的无辜者不起诉是无疑的。但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却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中的六种情形中不含这两种情形。鉴于此，建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应增加“行为合法的或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为绝对不起诉的情形，弥补立法上的漏洞[14]。

（二）司法机关进行复议和申诉

新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不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但不难看出，刑诉法只是这样原则规定了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复查申诉，比较笼统和粗疏，至于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时具体的一些操作程序和要求，比如检察机关应当遵守的期限，对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后的答复方式和要求均未作细致规定，这样就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为了保障检察机关的正确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建议有关细则增加这方面的规定。与此相应，新刑诉法也只是原则规定了公安机关可以复议、复核，那么，公安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其提出复议、复核也应有合理的期限，对此应予明确，这里的问题与上面的差不多。刑诉法对此应规定的具体细致，这样才使不起诉制度更加完善和易于操作。

不起诉制度范文篇9

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四款及第142条对不起诉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由于上级检察机关对不起诉有从严要求，加上受免予起诉权被取消的影响，一些基层检察院没有敢于大胆地行使这一权力，有些基层检察院甚至把很明显的不起诉案件也交付法庭审判，造成无罪判决案件和免于刑事处分案件增多，这于经济诉讼法则很不利，也不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应有的作用。

怎样看待不起诉权

《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2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据此，不难归纳出，所谓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对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原创：或者经两次补充侦查尚未达到起诉条件，而作出的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的决定。所谓不起诉权，即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后作出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而终止诉讼的决定权。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1、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的案件，鉴于该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不将其交付审判和处以刑罚更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和政策目的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权衡利弊后有决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也即原来的免予起诉权；

2、经过侦查认为确实不构成犯罪而作出终止诉讼的决定权；

3、人民检察院经过认真审查并提出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决定暂不能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而作不起诉决定的职权。

不起诉，实质上是人民检察院对依法不应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或者不需要追究或无法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依法作出的一种终止诉讼的决定。因此，它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节约人力和物力，提高司法机关的威信，实现三机关互相制约原则，都具有重要意义：

1、不起诉有利于保障人权。不起诉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体现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宗旨。

2、不起诉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及时地作出不起诉决定，终止诉讼程序，不让案件再进入审判阶段，这样可以缩短诉讼时间，节约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而减少诉讼成本，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体现诉讼经济原则。

3、不起诉有利于司法机关集中精力处理大案要案。及时果断地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有利于司法机关集中精力、花大力气办好大案要案。

对完善不起诉制度的几点建议

研究法律应当从现实出发。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再谈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下面就不起诉谈几点看法。那么，不起诉制度究竟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呢？

从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看，其不完善的地方就在于赋予外部监督的力度不够。公安与法院有检察机关监督，谁来监督检察机关，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外界对不起诉制度不信任的关键所在。只要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也就等于不起诉制度已经趋于完善了。当前检察机关正在研究的《对不起诉案件实行公开审查》就是作这方面的努力。但这种依照庭审形式的作法，是不合乎检察机关的实际的。因为检察机关的处理权和审判权不是一回事，检察机关的处理权更多地带有行政行为的性质，它作出的决定更多地体现单方面的独自的行为，而不象审判那样，法官是作为一种中间人的位置。所以检察机关不应该依照庭审制度来搞一个似是而非的庭审，如果是这样，那倒显得检察机关的处分权有点多余了，因为有真庭审在那里，你又何必再搞一个。对这种作法，理论界也指出它存在的许多缺陷，弄得不好，会成为一种形式。既然这种作法不妥，那么，应当如何加以完善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把监督检察机关处分权的权力放出去。其具体作法是：不起诉案件除了检察长决定和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外，对公安机关、被害人和被不起诉人要求复议（说异议要客观一点）的不起诉案件，改由同级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或者由人大成立一个机构来复查并提出意见，不再由检察机关自己复查，也无须再经上级检察机关复核了。上级检察机关只拥有纠正权，也即通过被害人申诉或者审查发现作出不起诉决定错误的案件，直接提出纠正意见，而且主要是针对公安机关和被害人没有提出复议的那部分不起诉案件。但交由人大来复查这种做法是否有违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有待于研究。笔者认为不存在这个问题。从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看，人大实际就拥有监督检察机关的权力，这样做只不过具体一点而已，而且是属于一种事后监督，也就是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它没有干涉检察机关的行为，而是在检察机关作出决定之后，在公安机关和被害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属于正常的监督范围。但这样一来，人大是否会陷入一种事务性的工作状况，也即是否陷于一种法律程序执行者中，这倒是一个问题。如果人大的审查，只是停留在一种大方向的审查，其作出的意见只是一种倾向性的意见，具体工作仍由司法机关来做，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人大对于公安机关和被害人提出复议的不起诉案件经过复查认为检察机关作出的决定正确，则给予维护；不正确，则建议检察机关撤销错误决定重新进行处理。一切法律手续和处理决定仍由司法机关来办理，所以，人大不会陷入法律执行者和工作事务者的状况。把不起诉外部监督权交给人大，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

1、把外部监督落到了实处，会大大增加不起诉处分权的信任度，充分体现不起诉制度的缜密性和完善性。

2、避免与法院审判形式雷同，突出检察权的特点。

3、避免司法机关互相扯皮和相互埋怨的现象，化解矛盾，提高工作效率。

4、增强说服力。

第二，检察机关把不起诉决定作为“检察务公开”的一项内容，公开出去让社会监督。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除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人、原创：被不起诉人以及被不起诉人的所在单位（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外，还应当向全社会进行公开。公开的方式一是可以通过创建永久性检务公开宣传专栏，作为检察机关与社会联系的窗口，适时向社会公开；二是创建检察机关与人大代表联系专用刊物，不定时向人大代表通报有关情况。但存疑不起诉案件是否可以公开值得讨论。笔者认为不宜向外界公开。因为存疑不起诉决定，本身不是一种最终处理结果，在获取新的证据后，依然有被重新提起公诉的可能，将案情公开，可能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补证带来不利的影响。

不起诉制度范文篇10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三种不起诉制度：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的裁量权，符合起诉便宜主义的世界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但也必须看到，我国刑诉法对裁量不起诉权的行使限制得十分严格，一是案件范围过窄；二是不起诉决定可以基于被害人的起诉而失去效力；三是公安机关对不起诉决定有复议、复核权。我国应拓展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在现有的不起诉制度外增设“附条件不起诉”，通过对主观恶性不强的轻刑犯罪及时终止诉讼，以及在考验期后设置起诉和不起诉两种可能性，在起诉和不起诉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既体现了检察官作不起诉决定的慎重，又使其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使自由裁量权发挥出更大功效。据统计，审判机关量刑在三年以下的案件占70％以上，如果对这些案件作附条件不起诉处理，在起诉阶段及时终止诉讼，将节约多少司法资源！

暂缓起诉不同于1979刑诉法规定的免予起诉。免予起诉是一种认定有罪但免予起诉的终止诉讼的决定，实际上带有实体裁判性质，侵犯了法院的裁判权，背离了控审分离原则，因而被废止。而暂缓起诉的适用对象只是可能构成犯罪的人，它不带有实体性裁判性质，只是一种诉讼决定，不构成对法院裁判权的侵犯。

《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