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诉制度范文10篇

［摘要］正义与效率构成了现代诉讼制度的正当根据。正义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使刑事诉讼法表现出对刑法的一种工具性价值，程序正义却是源自刑事诉讼法独有的品行，两者都不可或缺。而效率则是诉讼资源稀缺性的要求，也是实现正义的保障。不起诉制度应该体现正义与效率的基本要求。检察机关应该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作出判断和处理，对罪疑的案件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在不起诉决定形成过程中，一个公正的程序要求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赋予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权利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基于效率的考虑，不起诉决定应该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以形成对检察机关和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有效约束。

［关键词］不起诉制度；正义；效率；价值权衡

Abstract:Justiceandefficiencymakeupthereasonablefoundationofmodernlawsuitsystem.Justicecontainssubstantivejusticeandproceduraljustice.Substantivejusticemakesthecriminalprocedurallawatoolofthecriminallaw.Proceduraljusticecomesfromtheuniquequalityofcriminalprocedurallawitself.Bothofthemareneededinlawsuitprocedure.Efficiencyisdemandedbecauseofthescarcityoflawsuitresourcesanditinsurestherealizationofjustice.Non-prosecutiondecisionsystemshouldembodythedemandsofjusticeandefficiency.Theprocuratororganmustdealwiththecasesandthesuspectsonthebaseoffindingoutthefactandmakeanon–prosecutiondecisionwhenthereisanydoubt.Ajustproceduredemandstolistentothesuggestionoflitigants,soitisareasonablechoicetoendowwithlitigantstherighttoaskforahearingprocedure.Anon-prosecutiondecisionshouldhavesomelegalforcestorestrainthelawsuitactionsoftheprocuratororganandthelitigants.

Keywords:non-prosecutiondecisionsystem;justice;efficiency;valuejudge

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在于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必要的权威是其裁决得到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尊重的前提。权威的存在当然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支持，但国家权力的频繁使用可能将权威异化为粗暴的威力，真正的权威是让人油然而生好感、敬意和信心的一种状态。因此建立权威的基础不是源于国家权力，而是源于其自身行为的正当根据。缺乏正当性或失去了正当性的权利（或权力）或制度不可能维持长久。正当性的根据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一个具有压倒性价值观和统一意识形态的社会中，正当根据的取得依靠的是历史的惯性与传统的力量，因为公理性的前提是无须论证与解说的。草莽出身的中国古代帝王在登基加冕之后往往假托天意，这里隐含着一个自明的前提：天命难违［1］。早期诉讼的判决更是直接以神明的名义作出。在科技迅猛发展、价值一元化状态不复存在的今天，正义与效率便成为诉讼的正当根据，是否体现了正义与效率的基本要求是判断诉讼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正义和效率作为现代诉讼理念中基本的价值追求应该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成为指导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准则。刑事诉讼程序的具体法律制度对正义和效率的体现则各有侧重，这种侧重是在程序中出现价值冲突后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权衡后作出的。笔者在下文拟采用价值分析的方法对不起诉制度进行评判，探求不起诉制度设计的正当根据。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如何重新认识不起诉制度，从理论上把握不起诉制度的性质、适用范围、理论价值及救济途径，并进而探讨完善不起诉制度的有效方案，是摆在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拟就上述问题，阐述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不起诉性质的再认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原有的免予起诉制度不再使用，相关内容纳入不起诉，这就扩大了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往的不起诉制度的表述及其性质的认定已不能继续沿用。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依笔者之见，对不起诉的性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作出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控诉职能是公诉机关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公诉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公诉机关自然依其职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台湾学者认为是一种司法处分，属检察机关在控方立场所作不追诉的内部意思决定。［①a］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是公诉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内容摘要】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终止诉讼而不交付法院审判的处分决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起诉是检察机关依其职权，对公安机关或者自侦部门移送起诉的刑事案件审查后，确认存在法定情形依法应当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或者经过补充侦查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依法作出的不将行为人交付审判机关进行审判而终止诉讼程序的处分决定。本文拟就不起诉的性质、适用情形、理论价值及救济途径等作以阐述。

【关键词】不起诉；适用；不足；完善

一、我国不起诉性质的界定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制度，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适用情形上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比都有较大区别。

关于不起诉的性质很多学术著作有论述，但观点不一。一观点认为，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实体处理的一种方法，①检察机关运用不起诉时，实际起着司法审判的作用。②另有观点认为，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依其职权，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所作出的不予追诉的决定，是一种程序上的处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体现了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③本文支持后一种观点并认为：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是检察机关依职权作出的不予追诉的程序上的处分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如何重新认识不起诉制度，从理论上把握不起诉制度的性质、适用范围、理论价值及救济途径，并进而探讨完善不起诉制度的有效方案，是摆在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拟就上述问题，阐述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不起诉性质的再认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原有的免予起诉制度不再使用，相关内容纳入不起诉，这就扩大了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往的不起诉制度的表述及其性质的认定已不能继续沿用。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依笔者之见，对不起诉的性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作出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控诉职能是公诉机关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公诉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公诉机关自然依其职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台湾学者认为是一种司法处分，属检察机关在控方立场所作不追诉的内部意思决定。［①a］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是公诉机关对案件所作的程序上的处分，而非实体上的处分

摘要：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制度作了重大修改。笔者对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性质的界定、概念的表述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刑事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对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利弊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完善的意见。

关键词：刑事诉讼不起诉制度立法缺陷完善意见

中图分类号：D文献标识码：A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项符合诉讼发展规律和方向，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的制度。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这个修正案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废除了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权，取而带之以扩大了范围的不起诉制度，使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由于制度本身设置上的一些失误以及在具体操作中的偏差，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内在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刑事不起诉制度作深入的探究，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重大意义，同时检讨现行的不起诉制度的缺陷，以期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本质、概念的再认识

在新刑诉法颁布了四五年后的今天，当前一些实际部门的同志仍认为不起诉制度里的“有罪不诉”与免予起诉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只不过是换了个说法而已。正因为持这种看法的同志并非少数，使得我们很有必要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和概念。

一、不起诉性质的认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原有的免予起诉制度不再使用，相关内容纳入不起诉，这就扩大了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往的不起诉制度的表述及其性质的认定已不能继续沿用。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依笔者之见，对不起诉的性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职权作出的

控诉职能是公诉机关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公诉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公诉机关自然依其职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台湾学者认为是一种司法处分，属检察机关在控方立场所作不追诉的内部意思决定[1]。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对案件所作程序上的处分

公诉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公诉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并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是控诉职能，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公诉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由公诉机关移交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公诉机关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但其自己不能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实体上的处理。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程序上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原有的免予起诉制度不再使用，相关内容纳入不起诉，这就扩大了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往的不起诉制度的表述及其性质的认定已不能继续沿用。这就需要我们重新界定不起诉的性质。依笔者之见，对不起诉的性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不起诉是公诉机关依职权作出的

控诉职能是公诉机关的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正是基于控诉职能，对于符合法律规定起诉条件的，依法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法院通过审判确定被告人犯有某种罪行并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显然，公诉机关只有对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才能提起诉讼，其它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公诉机关自然依其职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台湾学者认为是一种司法处分，属检察机关在控方立场所作不追诉的内部意思决定[1]。笔者认为，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基于其控诉职能，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没有起诉必要的案件不予追诉的处分决定。

（二）不起诉对案件所作程序上的处分

公诉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不起诉的处分，表明公诉机关将不向法院请求进行审判，放弃对犯罪嫌疑人的控诉。实质上是公诉机关依其职权从程序上对案件所作的不予追诉的处分，并非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是控诉职能，无权对案件进行实体处分，即公诉机关不能处分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公诉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应由公诉机关移交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公诉机关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意见，但其自己不能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实体上的处理。不起诉对案件程序上的处理，是基于对案件程序上的认识，但并非实体上的处分，更不能是有罪处理。

（三）不起诉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

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调整。在公诉制度中，不再使用免予起诉，扩大了不起诉的范围，因此对于不起诉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就显得尤其重要。不可否认，新刑诉法对不起诉制度的规定虽较为全面，但仍然过于粗疏和原则，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尚欠具体，不够细致。随着理论的发达和立法经验的丰富，不起诉制度仍需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笔者认为，以下一些问题是完善不起诉制度需要注意的：

（一）绝对不起诉适用的情形

检察机关对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那么，我们研究《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六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就会发现，这六种情形法律后果相同，但行为本身的性质不予追究的原因各异。第一种情形属一般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不予追究是理所当然的，后五种情形以存在犯罪为前提，因客观上出现某种无须追究的特殊情况，因而法律作了不予追究的特殊规定。这样，绝对不起诉的情形有两大类，一是构成犯罪的一般违法行为，二是某种特殊犯罪行为，这里立法上就忽略了合法行为或者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安机关如果把合法行为的实施者，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者把没有犯罪行为的人错误的立案、侦查的，对这样的无辜者不起诉是无疑的。但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却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中的六种情形中不含这两种情形。鉴于此，建议《刑事诉讼法》第15条应增加“行为合法的或未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为绝对不起诉的情形，弥补立法上的漏洞[14]。

（二）司法机关进行复议和申诉

新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不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但不难看出，刑诉法只是这样原则规定了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复查申诉，比较笼统和粗疏，至于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时具体的一些操作程序和要求，比如检察机关应当遵守的期限，对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后的答复方式和要求均未作细致规定，这样就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为了保障检察机关的正确复议、复核和复查申诉，建议有关细则增加这方面的规定。与此相应，新刑诉法也只是原则规定了公安机关可以复议、复核，那么，公安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其提出复议、复核也应有合理的期限，对此应予明确，这里的问题与上面的差不多。刑诉法对此应规定的具体细致，这样才使不起诉制度更加完善和易于操作。

（三）建立不起诉的公开审查制度

对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及完善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四款及第142条对不起诉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由于上级检察机关对不起诉有从严要求，加上受免予起诉权被取消的影响，一些基层检察院没有敢于大胆地行使这一权力，有些基层检察院甚至把很明显的不起诉案件也交付法庭审判，造成无罪判决案件和免于刑事处分案件增多，这于经济诉讼法则很不利，也不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应有的作用。

怎样看待不起诉权

《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2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据此，不难归纳出，所谓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或者对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或者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原创：或者经两次补充侦查尚未达到起诉条件，而作出的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的决定。所谓不起诉权，即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后作出不将案件移送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而终止诉讼的决定权。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

1、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的案件，鉴于该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具体情况，不将其交付审判和处以刑罚更符合诉讼经济的要求和政策目的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在权衡利弊后有决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也即原来的免予起诉权；

2、经过侦查认为确实不构成犯罪而作出终止诉讼的决定权；

摘要: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设立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私权利，监督、制约公安机关、检察院行使国家公权力。我国现行刑诉法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决定不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起自诉予以救济，由此，在我国确立了“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然而，近年来的实践反映出这项制度存在着诸多不足。因此，从目前的立法现状与实践入手，分析现阶段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的不足之处，汲取国外或地区相关制度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自诉救济制度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被害人自诉救济;强制起诉;自诉案件;诉讼权利保障

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及相关利益，打击、惩罚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于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增设了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其主要原因在于:犯罪行为实际发生后，如果公安机关漠视、不作为，或者人民检察院滥用自由裁量权而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未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从客观上来讲，该项制度赋予了被害人特殊的权利救济方式，对检察权的监督与制约也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的立法初衷是美好的，但由于程序法相对于实体法发展较晚，缺乏相应的立法经验且未能很好地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导致公诉转自诉制度虽有法律规定但被束之高阁而成为一纸空文。［1］37－39鉴于此，笔者从我国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介绍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制度，并对完善我国该项制度提出合理化建议。

1我国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1．1自诉救济案件的范围过于宽泛。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10条规定的自诉案件包括3类:第一类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第二类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第三类是本文所讨论的被害人自诉救济案件为公诉转自诉案件，即在符合立法规定的条件下，侦查机关或者公诉机关认为无需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从现行法条可以看出，此类案件范围过于宽泛，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只要公安机关、检察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且符合一定条件，被害人均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然而，我国刑事诉讼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起诉模式，基于此种模式，被害人进行自诉救济的案件应当限制于轻微的人身、财产损害案件。但是《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3款的规定，从理论上来说，几乎覆盖了所有性质的刑事案件，这与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起诉模式相矛盾，也与严格限制自诉案件范围的立法原意相背离。1．2自诉救济的被害人举证过于艰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对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举证责任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从此条规定和相关立法可以看出，在证明责任上，检察院对自己做出不起诉决定行为的合法性没有举证义务。然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自诉人即被害人一方需要像国家公诉机关一样主动搜集相关证据以证明自己的主张，但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公权力机关，自诉人一方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例如在证明被告人侵犯自诉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案件中，公诉机关可以通过法医检验、搜查令等合法、有效的手段获取证据;而相较于检察机关，自诉人搜集证据的手段和能力非常有限。此外，自诉人对证明“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件处于不利地位。公诉转自诉制度对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存在着制约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必然会受到阻碍，若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拒绝做出不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的法律文书，这一条件便无法得到证明，那么该项救济制度将成为一纸空文。结合实践中的相关情况，自诉人提供的材料往往很难达到公诉转自诉的立案标准，而且公诉案件往往比较复杂，被害人在缺乏公诉机关协助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完成诉讼活动，从而使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因此，针对证据的案件法院往往会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可见，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对于预设的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1．3自诉救济制度与不起诉制度存在一定冲突。“酌定不起诉”的案件条件在《刑事诉讼法》第177条①中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该项规定赋予检察机关一定范围的自由裁量权，检察院可通过对案件相关因素的综合考量，做出更有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提高司法效率的决定，以更好地体现刑法所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但1996年增设的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打破了酌定不起诉的应有功能。从国家的立法角度出发，公诉转自诉制度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它赋予被害人通过提起自诉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从被害人层面出发，作为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此时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检察院一旦做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被害人便会行使自诉救济权，以此与检察院进行抗衡，这将会损害检察院不起诉决定的权威性和积极性。换句话说，在检察院对酌定不起诉案件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不再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使得“酌定不起诉”的实践运用背离了当初的立法目的，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1．4自诉救济制度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在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过程中拥有巨大的权力，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案件，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然而针对被害人自诉案件，只有在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后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实践中，检察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并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导致裁量权的滥用。例如，检察院认为法律为被害人提供了救济手段，所以对案件采取消极处理的态度，若被害人愿意起诉便可向法院起诉;或者检察院了解到被害人追责的态度坚决，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便放弃酌定不起诉决定，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35－37，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不是我们立法时所期望达到的效果。

2其他国家及地区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立法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