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范文10篇

不确定性范文篇1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不确定性确定性

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1990）认为，“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Matrix）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示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的、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但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而现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关键在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存量。由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因而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是不可确定的，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不可确定的。诺斯在此表达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确定的同时，阐述了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怎样过渡到长期的确定性，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如果根据质量互变运动规律来理解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转变为长期的确定性，的确让人费解或面临困惑。关于人类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与历史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总的合力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社会历史变迁路径以及制度变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与需要的理论考察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制度的起源

关于制度起源，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制度的形成最初源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在这第一层次的制度的基础上导出第二层次以后的制度的产生。所以现实中的制度、规则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的衍生物。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揭示制度的起源，认为所有制度、规则的起源最终源于建立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当然，制度、规则形成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制度、规则的形成偏离这一主旋律，制度、规则就变得无效率，或者不可能发生。由此，制度、规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和更替，则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里，诺斯（1990）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所以制度、规则是经济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其特征和功能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经济行为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绩效。由此可见，在制度起源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前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后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个体对潜在利益的追求。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

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逻辑为：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的影响→决定行为人主观构念的模型→行为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的存在→驱使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的现实→行为人通过成本小于收益原则的权衡之后→引致制度变迁。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如果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获取默会知识是不确定性的，因而导致其后一系列过程的不确定性，由此引致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结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制度变迁总是按着一定的轨迹在前行。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诺斯解释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缺乏有力的佐证，由此他便借助技术变迁的概念辅助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终究得出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总的方向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然而，在他的理论中技术变迁是从属于制度变迁，归根结底从属于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这就使得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陷入两难境地。其实，只要稍微引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内涵，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会摆脱困境，并且得以科学的系统的诠释。

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与差异性

现实中行为人获取的信息和知识，一方面确实来自于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传承科学知识的影响，并且后者对行为人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行为人站在前人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并受到现有制度因素的影响，驱使他改变现有生产方式满足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得他发现这一改变能够创造获利的机会，进而通过其成本小于收益的度量之后引致制度变迁，推动行为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行为人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引致制度的变迁，而制度的变迁又实现了行为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行为人以生产力发展需要为引致制度变迁的起点，又以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作为引致制度变迁的终点。这样，行为人的生产力的需要和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始终，使得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确定的，在长期也是确定的。

诚然，生产力的发展与需要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同样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性，其表现为：

首先，各地区或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决定它们引致制度变迁的速率不尽相同，因而各国家或地区现有制度安排的路径在呈现中就有所不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迫使各国家与地区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纷纷打破现有生产方式的束缚，进而有强烈的制度需求，但各国家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存在着差异，因而给它们制度供给的量也带来差异。有些国家或地区能够承担制度供给的成本，满足了制度需求的需要而引致制度变迁的现实；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制度需求的成本远远超于制度供给所承受的成本，制度变迁的行进与速度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对制度变迁的速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现有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多样化。

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各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或强弱，对制度变迁路径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各阶级，由于各自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决定它们的综合力量存在着差异，进而决定它们的制度需求—为了使自己更加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样，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利益既定的条件下，各个阶级之间凭借自己的综合力量，企图通过谈判、契约甚至战争的形式满足各自的制度需求，实现自己的预期的潜在利益，引致该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进而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所以具有优势力量以及支配地位的阶级，依据强大的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主导着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使得他们的潜在收益在制度变迁之后大体上甚至全部实现。与此同时，具有弱势力量的阶级由于缺少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代表着制度变迁的次要方向，并从属于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他们的潜在利益在制度变迁之后或多或少的或者根本没有实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的综合力量的强弱，一方面决定着自己潜在利益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决定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这就更好的说明了一个制度安排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客观事实。

再次，一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各个阶层的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往往通过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实现他们的根本利益。但各个阶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储存以及开化程度的差异，使得他们诉求潜在收益的方向不尽相同，导致他们需求制度改革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阶级政府只有从实际出发，统筹各阶层的需要与诉求，兼顾各阶层的根本利益，协调各阶层的生产发展，最终以一股合力的形态决定着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达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由此，一个阶级中各阶层的协调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变迁方向终究以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确定，并且以各国家或地区诸多要素的需要、意志与力量的相互交错、相互制约，而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形态存在。当各国家或地区之间、该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以及该阶级的各阶层之间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呈现不平衡，如果它们共同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使得制度变迁的路径变得错综复杂，难以辨别。但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和差异性，由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所决定，而并非由行为人的默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主观构念模型所决定。当然，行为人的默会知识以及主观构念模型对制度变迁方向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其偶然性因素不能改变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美）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不确定性范文篇2

内容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理论，揭示制度变迁的起源及其动力，导出制度变迁方向的确定性，以期为我国现有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确定的，而在长期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

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1990）认为，“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Matrix）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示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的、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但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而现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关键在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存量。由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因而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是不可确定的，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不可确定的。诺斯在此表达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确定的同时，阐述了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怎样过渡到长期的确定性，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如果根据质量互变运动规律来理解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转变为长期的确定性，的确让人费解或面临困惑。关于人类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与历史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总的合力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社会历史变迁路径以及制度变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与需要的理论考察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制度的起源

关于制度起源，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制度的形成最初源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在这第一层次的制度的基础上导出第二层次以后的制度的产生。所以现实中的制度、规则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的衍生物。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揭示制度的起源，认为所有制度、规则的起源最终源于建立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当然，制度、规则形成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制度、规则的形成偏离这一主旋律，制度、规则就变得无效率，或者不可能发生。由此，制度、规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和更替，则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里，诺斯（1990）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所以制度、规则是经济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其特征和功能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经济行为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绩效。由此可见，在制度起源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前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后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个体对潜在利益的追求。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

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逻辑为：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的影响→决定行为人主观构念的模型→行为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的存在→驱使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的现实→行为人通过成本小于收益原则的权衡之后→引致制度变迁。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如果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获取默会知识是不确定性的，因而导致其后一系列过程的不确定性，由此引致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结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制度变迁总是按着一定的轨迹在前行。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诺斯解释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缺乏有力的佐证，由此他便借助技术变迁的概念辅助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终究得出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总的方向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然而，在他的理论中技术变迁是从属于制度变迁，归根结底从属于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这就使得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陷入两难境地。其实，只要稍微引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内涵，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会摆脱困境，并且得以科学的系统的诠释。

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与差异性

现实中行为人获取的信息和知识，一方面确实来自于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传承科学知识的影响，并且后者对行为人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行为人站在前人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并受到现有制度因素的影响，驱使他改变现有生产方式满足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得他发现这一改变能够创造获利的机会，进而通过其成本小于收益的度量之后引致制度变迁，推动行为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行为人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引致制度的变迁，而制度的变迁又实现了行为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行为人以生产力发展需要为引致制度变迁的起点，又以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作为引致制度变迁的终点。这样，行为人的生产力的需要和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始终，使得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确定的，在长期也是确定的。

诚然，生产力的发展与需要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同样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性，其表现为：

首先，各地区或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决定它们引致制度变迁的速率不尽相同，因而各国家或地区现有制度安排的路径在呈现中就有所不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迫使各国家与地区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纷纷打破现有生产方式的束缚，进而有强烈的制度需求，但各国家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存在着差异，因而给它们制度供给的量也带来差异。有些国家或地区能够承担制度供给的成本，满足了制度需求的需要而引致制度变迁的现实；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制度需求的成本远远超于制度供给所承受的成本，制度变迁的行进与速度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对制度变迁的速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现有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多样化。

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各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或强弱，对制度变迁路径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各阶级，由于各自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决定它们的综合力量存在着差异，进而决定它们的制度需求—为了使自己更加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样，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利益既定的条件下，各个阶级之间凭借自己的综合力量，企图通过谈判、契约甚至战争的形式满足各自的制度需求，实现自己的预期的潜在利益，引致该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进而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所以具有优势力量以及支配地位的阶级，依据强大的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主导着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使得他们的潜在收益在制度变迁之后大体上甚至全部实现。与此同时，具有弱势力量的阶级由于缺少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代表着制度变迁的次要方向，并从属于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他们的潜在利益在制度变迁之后或多或少的或者根本没有实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的综合力量的强弱，一方面决定着自己潜在利益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决定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这就更好的说明了一个制度安排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客观事实。

再次，一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各个阶层的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往往通过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实现他们的根本利益。但各个阶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储存以及开化程度的差异，使得他们诉求潜在收益的方向不尽相同，导致他们需求制度改革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阶级政府只有从实际出发，统筹各阶层的需要与诉求，兼顾各阶层的根本利益，协调各阶层的生产发展，最终以一股合力的形态决定着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达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由此，一个阶级中各阶层的协调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变迁方向终究以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确定，并且以各国家或地区诸多要素的需要、意志与力量的相互交错、相互制约，而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形态存在。当各国家或地区之间、该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以及该阶级的各阶层之间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呈现不平衡，如果它们共同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使得制度变迁的路径变得错综复杂，难以辨别。但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和差异性，由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所决定，而并非由行为人的默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主观构念模型所决定。当然，行为人的默会知识以及主观构念模型对制度变迁方向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其偶然性因素不能改变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美）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不确定性范文篇3

【关键词】绿色投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绿色投资是投资活动的延伸，是当代经济中一种新型投资模式。这种投资模式是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通过贯彻生态理念和环境保护思想，达到人类与自然共赢的投资理财活动。绿色投资是以保护环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社会为主要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投资体系，是建立资源节约型和循环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手段。

一、开展绿色投资的必要性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的母体。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各国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都在加大扶持力度，引导投资走向“绿色”。在证券市场上，环境问题和上市公司的绿色投资倾向及其“绿色效益”也开始受到关注。中国在加入WTO后，为减少国外绿色壁垒对我国产品进口的限制，也应引导投资于绿色产业。

绿色投资要求投资者在选择投资项目时，按照有利于实现经济利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重原则的标准进行投资决策，因而在投资项目的立项上就保障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绿色投资将资源合理利用、防治污染的有关措施与生产投资结合起来，在生产的过程中实现对资源、环境的保护。绿色投资在污染治理方面遵循的是生产与治理同时进行，是从始到终的防治，并且重视始端治理。与绿色投资相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活动可以称作灰色投资，因为这种投资生产活动的结果，造成了大量环境污染，使得资源耗费严重，不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投资可以引导资金发展循环经济。从企业的决策看，由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具有外部经济性，而且企业在实行循环经济措施时，经济效益不明显，甚至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经济效益有时还会降低，因而企业对循环经济的积极性还不是很高，一些节能环保措施还是在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下实施的。大力发展绿色投资将吸引社会资金投向绿色产业，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绿色投资适应绿色经济发展而产生，并随绿色经济发展而壮大。

二、开展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

由于绿色投资比传统的投资活动增加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两个新的效益评价标准，给绿色投资增加了更多影响其收益的不确定因素；由于绿色投资与传统意义上的投资活动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不确定性的预期作用和影响，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绿色预期收益模型与在确定性条件下的收益模型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因此只有减少人们对绿色投资不确定性的预期，才能使绿色投资需求旺盛。

企业在投资决策时，首先面临的是外部不确定性。因此，不确定性就成了许多学者研究的方向。弗兰克·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谈到，在解决不确定性的结构和方法时企业面临的两种风险是：首先，一般无法保险的企业风险（因为无法测度，而无法测度又源于无法分类）与企业家决策中所做出的判断有关；其次，这类判断，其波动一般会相互抵消掉，因此，一般可能趋于稳定和可以测度。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在事后发生，并且由于人生短暂，这种情况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成为预测的基础。而且，由于道德风险与这类风险存在着极难控制的联系，这一分类或组合只能由决策者以外的某个机构在有限程度上进行。在这一情况中，由于决定性因素基本掌握在决策者手中，以至于情况不易被客观描述和由外部控制。随后，无数的学者从市场结构、经济规模以及对高科技产品的投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由于投资具有不可逆转性，他们逐渐将信息博弈以及金融理论中的期权引进投资决策的分析中来。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一般首先面临的是大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而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是技术更新的速度加快、市场变化莫测。因此，在网络经济初现端倪时，很多企业往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跟风，最后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而倒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企业面对外界出现的发展机会时，又不能坐失良机。因此，好的企业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应对外界环境，尤其是技术和市场发生变化时的衡量标准，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做出与自己战略发展相适应的决策。

在考察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时，除了要考虑上述存在于普遍投资中的不确定因素之外，还会发现绿色投资的机会成本是影响其不确定性的一个更为主要的因素。绿色投资的机会成本主要指：对于参与绿色投资项目的双方，任何一方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些资源不仅包括金钱、物质、人力等有形资源，还包括技术、时间、精力等很多无形资源。对一个绿色投资项目的投入就意味着放弃了对其它机会的追求，这种机会的损失就是该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绿色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无论对于哪一方，如果呈现增大的趋势，会诱使其采取不合作的行为策略。例如，对企业家来说，如果他发现一项绿色投资可能有更大的风险机会，他可能会采取退出或只投入少量精力的行为方式来对待已存在的投资项目。同样对于风险投资家来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风险投资在不断地评估新的投资项目，一旦找到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他就有可能减少对原来项目的资源投入。虽然双方采取的不合作策略将降低特定投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但这种损失他们将有可能从其它的替代项目中获得的收益来进行弥补。

三、绿色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分析方法

绿色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分析是以计算和分析各种不确定因素(如价格、投资费用、项目寿命期、产品生产规模等)的变化对绿色投资项目经济效益的影响程度为目标的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由于绿色投资项目和绿色项目评估工作本身都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会给绿色项目的实施带来风险，因此在对绿色项目进行经济评价时，不仅要在已有数据的基础上按正常情况(即确定条件下)计算项目经济评价指标，还应该估计到出现不确定性因素将会给绿色项目投资效益带来的不利后果，据以评价项目抵抗风险的能力。只有在考虑了各种易发生的不确定因素的不良影响后，项目有关的经济评价指标仍然不低于基准值，经济上才是可行的。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自主性强，不确定性高，面临各种投资机会的选择，这就使得将投资决策置于不确定环境中进行考虑是必要的。不确定性投资是指来自投资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投资者所能做的只是评估代表其投资中较高或较低收益（损失）的不同结果的概率。不确定性投资的决策，对于所要决策的问题只能预测到可能出现的几种自然状态，但是，每种自然状态可能发生的概率由于缺乏经验和相关的资料，全部为未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经验、对未来状况分析判断的能力、审时度势的胆略和决策风格。因此，对不确定投资的决策，至多只能计算出各个方案在可能出现的几种自然状态下的收益值或损失值，并根据计算结果按照决策者个人的特点相应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最终决策。解决此类问题的决策准则具有很大程度的主观随意性，决策方法也容易带有主观因素。

四、减轻绿色投资的不确定性，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

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要做到疏堵结合，疏就是出台有利于促进绿色投资发展的优惠政策，从政策环境上减小绿色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堵就是增加高污染排放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成本，迫使其进行循环经济方向投资。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和绿色消费变成人们经济行为的习惯。政府应加强绿色投资的法律法规建设，用制度保证企业和有关部门用于环境保护的投入；同时，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使绿色投资成为社会的普遍习惯和社会共识。公务员之家

（一）支持绿色投资的财政、金融政策

绿色投资活动需要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国家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帮助企业从事资源节约、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物资的投资活动，以解决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不足问题。在国家财政支持绿色投资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其做法一是政府奖励政策。例如美国1995年设立了“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奖励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造性、可以防治污染的化学工艺新方法。二是税收优惠政策。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州1999年颁布的法规中，对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10％。日本对废塑料制品在再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价格的14％特别退税。三是政府优先采购政策。政府采购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途径，许多西方国家在进行政府采购时，强调优先购买具有环保意义的绿色产品。在金融政策方面，鼓励金融业对绿色企业优先贷款和实行优惠利率，对符合上市条件的绿色企业，提供上市的便利通道。

（二）引导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有两个内涵：一是消费无污染，有利于健康的产品；二是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行为。目前，我国多数人的消费状态与绿色标准相差甚远，一方面人们消费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因农药、化肥的使用和富含化学物资而对人体产生大量的危害；另一方面，人们环保观念淡薄，缺乏可持续发展意识，大量使用对环境构成污染和危害的产品及高耗资源产品，对他人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和持续发展重视不够。这种情况表明，提倡绿色消费方式，已经成为关系人们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现在，人们已开始注意到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为更好地促进绿色消费，达到促进绿色投资的目的，应倡导人们购买食品时首选绿色食品，选购生活用品时要首选绿色产品，同时，提倡人们从环保的角度，抵制污染环境的产品，包括过度包装，用后变成污染物，生产时造成污染或使用时造成污染和浪费的产品。公务员之家

（三）提高环保标准

完善基于市场的交易体系和政策，为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创造条件。首先是建立市场，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建立基于市场的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和可交易的资源配额制度，约束企业进行基于环境的技术创新。其次，是利用市场，完善经济政策法规，激励基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善的技术创新和产品贸易。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积极引导企业调整股本结构，实现现代化、轻型化与污染减排。推进本国或地区的贸易产品由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和绿色化，保持并逐步提升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通过财税和金融等政策的实施及优惠，鼓励企业积极投资于节能技术和环境友善的R&D或合作开发，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引进和采用绿色技术，既注重基于环境的产品创新，也加强基于环境的产品生产过程和方法创新，大力支持绿色产品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在税收方面，可以考虑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资源税并入资源税中，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措施，统一内外税制，促进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建立限制型税收制度，将排污费等实行费改税，借鉴国外经验，开征环境税，设立废气、废水排放、固体废物排放、噪音污染、有毒有害物泄漏等税目；完善鼓励性税收制度，对从事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和企业，环保技术开发和引进、生产开发环保设备、环保与绿化对环保项目的捐赠等，实行轻税或减免税优惠政策，或者通过快速折旧、提高税前列支标准、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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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克.实用马尔可夫决策过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不确定性范文篇4

1.1财务会计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分类

企业财务会计中不确定性问题主要分为低度、中度以及高度三类，具体而言，低度不确定性问题，指的是一些已经发生或者结果基本确定的问题，但是其对于财务报表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影响，需要在评估之后才能确定交易事项。中度不确定性问题是指经济业务处于第二种状态下，其主要影响是时间上的因素以及未来事件的发生与否。至于高度不确定性问题是指在时间上尚未发生，一切都是未知，其对于财务报表基本上不会产生影响，其导致的结果也将会高度的不确定。

1.2财务会计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影响

财务会计中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可以说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于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产生影响，企业的财务会计直接反映了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其交易或者经营事项的各类情况，反映了企业业务开展的一系列原则性结果，但是一旦出现不确定性问题，例如:企业财产的贬值、企业经营出现的坏账以及企业经营外收入等情况，这些经营事项往往需要等到将来交易或者发生后才能最终确认，致使很难准确的预测以及推断，多数情况下只能凭借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进行主观的判断，这必将大大地降低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其次，影响了企业的会计信息的可对比性，一般来说，企业的会计信息若想发挥作用，必须要有着与同类信息一定的可比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因为企业会计人员的偏好以及专业知识水平的不同，其对于会计信息的处理方法和技术也是不同的，这就给财务会计信息本身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很难与企业信息进行匹配。并且，因为经营主体的不同也使得在经营的过程中其侧重点有着很大差异，这就必然影响了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披露重点以及结果，影响了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重要性。另外，不确定性问题还影响了企业的会计信息之间的相关性，企业的财务报表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反映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各类风险，但是由于不确定性问题的存在，其对于风险的反馈也存在着很大的误差，使得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很难对其未来的经营活动做出合理的预测以及规划，导致企业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大大下降。

2产生财务会计不确定性问题的原因

产生财务会计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根本原因以及会计自身原因四个方面来分析阐述，具体有:首先，就客观原因来说，财务会计主要是为企业经营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以帮助企业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企业的财务会计所涉及的因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也是变幻莫测的，很多客观因素的变化也是不可控的，这就导致不确定性问题随之而来。其次，在主观因素方面，多数时候财务工作人员出于维护企业自身利益考虑或者是自身存在缺乏一定的专业操作技术、经验不足或者职业道德素质不高等情况，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这也会导致不确定性问题的发生。另外，财务会计不确定性问题产生的最根本性原因还是因为企业财务会计所涉及的经济活动以及外部的大环境都是在时刻变化着的，加之信息的不准确、不对称也极大地影响了财务会计不确定性问题的产生。从财务会计自身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加上电子商务的日益兴盛，这就导致在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交易主体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也直接导致了会计要素定义的不确定性的产生，而且不同的企业财务会计对于会计方法的选用的差异，也会导致最终的结果不同。

3应对企业财务会计不确定性问题的具体举措

企业财务会计中不确定性问题的存在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对其加以重视，并着力解决。下面是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提出的一些应对措施。

3.1加强对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督力度

加强对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督力度，完善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以改善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在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时要进一步明确企业的相关经济责任，针对财务会计工作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和不规范的操作一定加大监督和整改举措，并对具体的责任人进行严厉的惩处。另外，对于各部门之间需要不断提高其之间的合作力度和配合度，提升企业间信息共享水平。

3.2提高企业财务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人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因素，当前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于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加上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我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推进，企业的财务会计人员作为关系到企业财务会计质量的直接影响因素，需要企业不断加强对于高素质会计人员的吸收和培养，通过各类培养以及进修，不断提升相关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并且，着重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的培养，以促进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3.3不断建立健全各类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保障企业财务会计质量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效措施，从这一方面来说，针对我国当前财务会计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需要政府不断建立健全与之相关的各类经济性法律法规，完善其法律体系，一旦出现违法乱纪的行为，一定要果断地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在执法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强执法的力度，杜绝造假行为的发生。

4结论

不确定性范文篇5

关键词：管理会计；数据库；信息可信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及逐步完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因此，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以及推行科学的经济管理模式下，企业都需要注重发展能力的提高，需要梳理和掌握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的不确定性因素，并做好整体优化和升级企业管理会计，进而达到提高企业发展能力的目的，为促进企业现代化发展打好基础。

一、基于环境不确定性概述管理会计内涵与作用

（一）内涵。1.管理会计目标是为了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稳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保证企业能够在经济活动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实现稳步发展。2.管理会计理念是指在市场经济环境体系中，企业的发展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满足顾客的多样化需求，引导管理会计的理念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相融合，使企业能够从文化建设、战略发展层面入手，扩大客户数量，并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与产品。3.管理会计追求的是需要企业积极、主动地提高自身管理能力，对现代信息技术灵活合理地运用，构建起信息管理系统，使其能够与企业管理工作理念和方式相融合，从而提升工作管理能力。（二）作用。现代管理会计要注重职能作用。在核算与处理会计数据与信息中，需要从企业发展能力入手，首先要收集和处理以前的信息内容；其次，要结合实际，主动、积极地谋划未来企业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财务会计需要分析和处理目前的数据信息，完善信息体系，强化指标体系效用。一旦出现偏差后，需要及时纠正偏差，保证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信息内容作用，实现优化分类资料信息。在当前的企业管理活动体系中，企业内部组织活动需要预测权变性影响，从而有针对性、有目的地优化设计经营决策，保证企业管理会计工作中能够全面显现信息内容价值。

二、概述环境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与特征

（一）原因。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并不是企业可以决定的，而是由于环境因素的变动而决定的。首先，在社会经济环境下，企业发展速度与质量有着很大的提升，再加上企业为了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站稳脚跟，需要积极、主动地创新，而这就间接地强化了企业复杂性，所以企业内部需要设立形式多样的职位。因为很多企业缺乏健全、合理的运营管理机制，造成各大部门工作出现漏洞。同时，因为管理方案不健全，企业难以有效地计算成本，所以也就难以制定长久、科学的发展决策。这不但影响了企业日后的发展，而且也会造成很大程度上的资源浪费。（二）特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越发稳定化，立足产品服务质量的企业在经济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下，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而大数据时代下，为企业带来了诸多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方面的挑战。在大数据应用中，企业既能够通过产品的差异性来提升自身的价值，也能够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加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企业要想在环境不确定下得以进一步发展，就需要突破传统产品设计理念的不足，真正实现产品创新以及具体环境相互融合。

三、基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管理会计对策

在不确定环境中，主动、积极地发挥管理会计中一系列职能，如信息控制、信息预测等，这对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以及整合发展战略有着积极作用。如下为基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管理会计对策。（一）优化企业结构，变革组织类型。在环境不确定下，整合企业组织结构体系可以缓解不确定环境中一系列因素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具体对策包括两方面：1.实现变革组织结构类型。通过调查发现，当前我国各大企业组织都以机械组织体系为主，其构造十分复杂，可以说机械结构影响了各大部门之间的合作，在不同程度上减弱了在应对环境变化中的能力。因此应结合企业管理会计实际情况，转变以前的企业结构，以现代化权变组织结构为主。2.企业结合自身发展条件，成立专门的缓冲部门，由缓冲部门协调各大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帮助企业分担外部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发展压力，引导企业各大部门可以不受外部环境影响而正常、稳定地运作，实现有效隔离核心部门与外部环境，实现企业高效、稳定地向前发展。（二）加强会计信息支持系统功能，扩大企业信息量。在不确定环境下，管理会计收集和分析信息的工作对于企业决策工作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作用。同时，因为环境多变，具体的信息数量以及信息类型处于变化中，并且一系列影响因素越发复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会计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数据。在不确定环境中，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需要健全体系，便于为促进企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三）注重会计分析的合理性，制定可行的会计信息处理方案。为了保证管理会计能够为企业决策提供可靠的、科学的依据，管理会计需要保证会计信息的有效性、合理性。而在会计实务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着管理会计，若是多种要素共同推行管理模式，要素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作用。所以，在明确发展形势下，明确各大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加强管理会计信息的合理性。如：在核算经济设备中，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很多企业都以回收期限为主，这一方法的操作和计算过程都过于简单化，不足之处在于方法理论缺乏科学性，特别是很多管理会计都会随意处理信息数据，会以自身工作经验为主来主观判断外部信息，这样就很难保证预测的科学性。（四）优化管理控制系统，构建完整的数据库。在环境不确定状况下，我国各大企业组织机构在应对外界环境都有其自身的做法，但无论采用何种做法，都需要在发挥自我功能基础上，大大发挥管理会计控制作用，这样才能够解决好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冲突，进而整合企业管理控制系统，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加。所以，在日后发展中，企业应结合自我理论原则，在组织成员自我决定能力发挥中，引导组织成员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并积极地发挥组织成员的功能。另外，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下，企业需要紧紧结合信息技术高速、快捷的特征，运用各大搜索引擎扩大企业内部数据库资源，为创新管理会计提供多种理论支持。（五）改进管理会计工作方法，提高会计信息可信度。对于企业而言，管理会计所涉及的信息有可能决定着一个项目的收益，甚至还有可能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所以要保证管理会计高度的可信度尤为关键。1.企业需要结合现状，做好宣传企业文化工作，营造良好、和谐的工作气氛，帮助管理会计工作者积极、主动地完成各项工作。2.企业需要对管理会计工作理念与方法积极转变，特别是需要运用管理会计控制系统来进行一系列工作，从而提升管理会计信息的透明性、可信度，保证可以发挥好管理会计作用。3.环境因素会影响着企业会计工作，企业需要经常对管理会计工作人员开展思想教育，确保其能够真正了解到对于企业发展而言，管理会计的重要性，以便在实际工作中主动践行新时代管理会计理念。4.企业需要秉持外部与内部导向充分融合，不但要加强企业内部信息的共享，也需要及时向相关企业借鉴和学习相应经验。5.要想提高会计信息可信度，还需要企业各大会计人员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主动改进工作方式，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企业会计工作中，将一些不安全隐患扼杀于摇篮中，进而为促进企业和谐稳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已经难以避免环境不确定性给管理会计带来的诸多方面的影响。所以企业唯有尽可能降低环境影响，才能够更好地发挥管理会计工作效果，才能够制定具体、可行的发展规划，实现管理会计工作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周韾.基于环境不确定性的管理会计对策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8(02).

不确定性范文篇6

关键词:会计不确定性;原因;处理

近年来,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企业经营风险的加大,信息使用者越来越需要更多的信息以评估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和经营成果的不确定性。这样,在会计中如何减少、处理不确定性日益成为国内外会计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1会计中的不确定性及其原因剖析

1.1外生性不确定性

1.1.1会计对象的不确定性。会计对象是存在于会计信息系统之外的企业的交易、事项与情况(经济业务)。企业的经济业务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经济业务本身难于精确测量所带来的个确定性,如无形资产摊销,每期应摊销多少难于准确地计算。二是经济业务复杂多变所引起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一些创新经济业务,如创新金融工具大多是一种尚未履行的或处于履行中的合约。由于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金融工具的合约在签订之后,往往存在着流动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营销创新,如超“新三包”服务承诺,以旧换新、名目繁多的有奖销售等未来结果高度不确定。三是由于经济业务在时间上延伸到未来时,从目前(资产负债表日)来看经济业务的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如未来事项等。

1.1.2环境变化所引起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是导致会计系统输出(会计信息)具有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税法与会计法规的变更、会计政策的变化等都会对会计系统造成影响,使会计信息具有不确定性,如石油和天然气会计中完全成本法(full-costapproach)和成功法(successful-effortsapproach)替换会导致储量资本化数字出现巨额差异。

1.2内生性不确定性

1.2.1会计要素的不确定性。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

会计要素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第一,要用有限个静态的会计要素反映周而复始的动态资金运动,必然会因为以点代面、以偏概全而产生反映的不确定性(不能真实、完整地再现经济活动的全貌和实质);第二,会计定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资产和负债,美国FASB在SFAC中均以未来的经济利益来定义(资产为未来的经济利益,负债为未来经济利益的牺牲),而确认的第一个标准就是符合定义。由于未来的经济利益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个定义会给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和计量带来不确定性。

1.2.2会计基本原则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会计基本原则是会计工作的基本规范。会计原则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原则本身的矛盾会使会计操作无所适从,如相关性原则和可靠性原则、充分披露原则和重要性原则等;第二,会计基本原则如权责发生制、稳健原则等的应用要进行人为的估计和判断,这必然会带来会计处理上的不确定性。

1.2.3具体会计准则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具体会计准则是会计实务工作的操作指南。具体准则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对同一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确认、计量和报告)时允许采用不同的方法所引起的不确定性。

1.2.4会计人员行为所引起的不确定性。会计人员在会计核算工作中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不同的会计人员由于技术水平、职业道德等的不同,对同一经济业务的处理会得出不同的结果的问题。这里面既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管理当局的压力、会计人员的舞弊、合理差错等原因。

2不确定性会计对象的处理原则

为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对不确定性会计对象有必要进行适当的处理。但是,切忌任意扩大不确定性会计对象的范围,人为地左右会计信息。在处理不确定性会计对象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遵循如下原则。

2.1谨慎性原则。在处理不确定会计事项时,遵循谨慎性原则是会计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竞争和风险的日益加剧,对不确定经济事项,尤其是程度较高的不确定事项,保持充分的谨慎是非常必要的。对经济业务的处理要合理估计各种风险和损失,不低估可能发生的债务和费用。

2.2中性原则。中性原则强调在处理不确定事项时坚持不偏不倚的立场。首先,在对不确定事项进行估计时应选用中性的估计方法,既防止企业盲目乐观,先期扩大利润,又杜绝企业借谨慎性原则而扩大费用,虚减利润,延迟纳税。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准备和或有事项”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期望值的估计,应反映所有的概率分布,最好应用加权平均的办法。”“计量不确定性经济业务时,应选用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这样,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

2.3重要性原则。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完全对称的信息环境是不存在的。因此,也并不是所有的不确定经济事项都必须事无巨细地予以确认、记录和披露。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和信息用户的要求,那些对报告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有重大影响或对信息用户具有重大影响的不确定性会计对象,应当详细地予以反映、披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把占资产总额5%以上或占成本合计数10%以上的经济业务视为重要的事项,应予以充分反映。

2.4充分披露原则。充分披露原则要求企业对外公布的财务会计报告,对那些不能纳入会计报表但又重要的不确定事项,以表外附注的形式予以充分披露,以达到真实、公允、客观地向信息用户传递企业经济信息的目的。在《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中,就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处理已经作了明确的说明,要求以附注的形式对其进行充分的披露。公务员之家

2.5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使得交易或事项的外在法律形式不能完全反映其经济实质。这就要求会计核算必须根据交易或事项的实质进行。对不确定事项必须充分考虑其经济实质,如预计负债、未决诉讼、商业承兑汇票等很可能发生的负债,从法律的角度并不具备相关的证据,而从经济实质来看则应当谨慎处理、适当确认。

最后,在信息的披露上,遵循充分披露原则,对不能在会计报表中披露的信息要在报告中以附注的形式予以披露。对影响较大的不确定事项,如有必要应进行专题分析,以满足相关用户的要求。

3不确定性会计事项的会计处理方法

3.1对商誉的处理。一般而言,自创商誉存在于那些长期具有超额获利能力的少数企业中。它既可以通过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值确定,又可以通过股票市价总额与其净资产重估价进行比较来确定。就现实来说,自创商誉可分两步确认:①表外披露;②表内确认。作为企业无形资产与所有者权益同时增加,并在若干年内进行分摊,计入损益中。

3.2对应收账款的处理。企业通过计算其应收账款以相应概率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数,可得到比较准确的应收账款额,列示在资产负债表中,这样做可以提高报表数额的可信度,向使用者提供真实的企业资产的信息。

⒊3对或有事项的处理。对贴现应收票据、应收账款让售、新金融工具资产可能引发的企业利得或损失,同样可采用概率估算结合多种方法揭示。但目前,对或有事项的控制、确认,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基础工作:①完善法律法规。即要用法律法规规范企业的行为,要加大对有不合法规。即要用法律法规规范企业的行为,要加大对有不合法规、欺诈行为企业的制裁力度。②发展信用担保及社会公证行业。③进一步加强企业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交流。

不确定性范文篇7

关键词:经济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微观主体经济金融化

一、引言

经济不确定性是指经济运行中存在市场参与主体无法预知的因素并导致其难以对未来经济状况进行准确预期的特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当局加强经济干预，使经济不确定性上升(Baker等，2016)。危机后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多表现为相机决策形式，企业和家庭部门等微观主体的投资和融资决策也需要随政策变化加以调整。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政府部门相继推出各类经济改革政策和措施，经济不确定性也随之上升。有研究指出，经济不确定性使企业和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降低投资和消费(Bloom，2014);也有研究认为，不确定性是经济金融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彭俞超等，2018;李沛然等，2019)。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影响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等层面厘清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波动的金融化成因，进而有助于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防范经济过度金融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经济不确定性的界定及测度

经济不确定性涵盖的范畴较广。Knight(1921)将“对未来收益和损失的分布状态和范围无法预测或无法确定风险分布类型本身”定义为不确定性。Le和Zak(2006)将政府部门未明确经济政策预期、政策执行和政策立场变更的指向和强度引发的结果定义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本文根据研究对象和计算方法的不同将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归纳为变量法、主观推断法和模型估计法等三类。(一)变量法。变量法采用一系列反映经济不确定程度的变量对经济不确定性加以测度。Bloom(2009)分别采用企业利润增长率的标准差和股票月度收益率的标准差衡量经济不确定性。Bali和Zhou(2016)采用风险中性测度和物理测度下的波动率期望之差作为不确定性指数的度量。VIX波动率指数是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构建的指数期权隐含波动率加权指数，计算看涨和看跌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并对结果取加权平均，是目前较为常用的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的变量。变量法使用范围广、计算简便且数据可得性高。(二)主观推断法。主观推断法收集并比较各经济主体对经济指标的主观判断和预期数据的差别衡量经济不确定性，各经济主体对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预期的分歧越大表明经济不确定性越高。Bloom(2009)基于分析师预测GDP的分散程度测度经济不确定性，使用美国费城联储分析师对未来一年名义GDP预测的标准差计算。Baker等(2015)基于文本分析法统计了美国主流媒体对经济报道中“不确定性”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并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方法得到的不确定性可以较好解释美国的重大政治和经济事件。主观推断法从不确定性的来源出发，经济含义较为明确。(三)模型估计法。模型估计法将不确定性作为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通过寻找经济观测量和不确定性的对应关系，使用估计方法得到经济不确定性。Schwert(1989)采用时间固定效应自回归模型对宏观经济变量建模，将残差项的平方和作为不确定性的度量。Aruoba等(2009)提取了不同预测周期下的宏观经济指标和股票市场数据构建模型，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估计经济不确定性。Jurado等(2015)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变量的共同因子，使用自回归模型得到变量的预测方差并加总得到经济不确定性。模型估计法的关键在于状态空间方程和观测量的选取，该方法的优点是计算过程更加接近不确定性的定义。

三、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分析

经济不确定性会对经济发展和生产经营的各方面产生影响，可以从宏观经济、金融市场、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等四方面加以归纳。(一)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会在短期内造成消费、投资和就业等一系列指标的下降并在长期造成经济增速放缓。Bloom(2009)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使就业和总产出受到影响，因此消费和投资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压力上升，最终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Novy和Taylor(2014)指出，贸易额相较于国内总产出受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程度更大。近年来，我国学者也研究了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鲁晓东和刘京军(2017)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对我国出口产生负面影响。王博等(2019)研究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使违约风险上升、产出下降。(二)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金融市场的价格，主要体现在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方面。收益率方面，Bali等(2017)基于因子模型研究发现，经济不确定性会导致股票价格发生变化。Aramonte(2014)指出，不确定性是期权收益中的重要因子，并会产生负的风险溢价。波动率方面，Liu和Zhang(2015)发现，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波动率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经济不确定性还通过溢出效应使金融市场间的联动性增强。Dakhlaoui和Aloui(2016)研究表明，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对金砖国家股票指数产生负向收益率溢出效应。李沛然等(2019)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商品市场交易者的投资决策促进大宗商品间的价格联动。(三)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部门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部门的影响体现在投资决策层面。Jeong(2002)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使企业倾向于进行期限较短的投资。Bloom等(2010)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使可逆性较大的投资项目比例下降，而使可逆性较小的投资项目比例上升。谭小芬和张文婧(2017)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抑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资等实体经济投资活动。顾夏铭等(2018)研究表明，经济政策调整会使企业的创新投资增加，从而增加获得未来收益的机会。彭俞超等(2018)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抑制企业的金融化趋势，且导致企业减持投机性金融资产、增持保值性金融资产，我国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利润而不是预防性储蓄。(四)经济不确定性对居民部门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居民部门的消费和储蓄。Campbell(1993)研究表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会降低投资者的消费需求，由于经济存在衰退的可能，居民持有更多与经济活动正相关的资产以抵抗风险。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城镇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出现“预防性储蓄”现象。宋峥(1999)研究发现，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居民储蓄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齐天翔(2000)认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居民边际储蓄倾向增加。沈坤荣和谢勇(2012)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上升使居民储蓄率增加，而社会保险会降低城镇居民储蓄率。

四、经济不确定性与我国经济金融化成因

(一)经济金融化成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积累会受到价值形式的限制，传统的商品货币体系阻碍资本持续积累，通过借助信用货币，资本积累受到的限制被打破。现代银行的信用货币制度突破贵金属货币的数量约束，加快资本周转，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信用过度扩张会导致生产过剩和投机过度，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危机爆发时信用大幅收缩且融资成本提升，实体企业的利润率降低，信用和资本就会出现螺旋式下降。由于实体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受限于信息不对称，无法准确识别市场中客观存在的商品过剩，仍然不断扩大生产并导致产品过剩，为实体经济运行带来不确定性。经济运行不确定性的增加伴随着资本脱离产业进行自我循环和增值，使得经济“脱实向虚”，而微观主体的局限性将其进一步放大为宏观现象，最终造成经济金融化。(二)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金融化驱动机制。经济不确定性会增加金融市场间的价格联动。股票和大宗商品作为两种投资品，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和替代性。当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时，一方面市场风险上升会引发交易者的避险行为，促使其配置更多风险较低的资产。根据风险规避理论，投资者的避险情绪上升后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而投资者情绪存在传染性，当经济不确定性对商品市场造成广泛的冲击后，本不相关的资产之间便出现了同向运动的趋势。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增加意味着企业面临更高的内外部风险。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不可逆性，相对于流动性更强的金融投资，生产性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大。实物期权理论认为，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企业推迟投资的期权价值，企业在应对不确定性时，可选择流动性较强的金融资产而非固定资产。在市场机会不佳时，企业可以通过行权的方式延迟投资，这给予企业根据市场实际决定投资时机和投资水平的选择，企业的最优决策变为等待有利投资机会，最终表现为延迟生产性投资并增加金融投资，企业出现金融化趋势。

五、研究展望与政策建议

现有研究大多立足于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其中大部分针对金融市场和企业层面的金融化现象。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未来可结合我国实际建立内生的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以丰富我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标体系。还可以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等入手，深入探讨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也与政治周期有紧密联系，可将经济不确定性的政治周期现象作为切入点加以研究。结合经济不确定性引发我国经济金融化现象的机理，本文给出以下防范经济过度金融化负面影响的政策建议。1.强化货币政策调节作用。传统的货币政策采用总量管理的方法，对结构性问题缺乏针对性。可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进行精准调节，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可着力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适当引入前瞻性指引等工具，加强与市场参与主体的沟通，做好预期管理。2.完善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制度。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宏观基本面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的冲击进行监测和预警并对可能发生的负向冲击加以科学合理的判断，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3.建立要素市场化定价机制。我国正在完善市场化定价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引发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因此应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合理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建立有利于发现和分散风险的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市场参与主体的风险意识。4.加强企业信贷资金合规管理。防止信贷过度扩张，引导企业明确投资目的，减少募集资金投向的随意变更，对信贷资金支付的合规性和内容的完整性加以审查，降低货币从实体经济转入金融、房地产等行业的可能性，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5.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将其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采用指标监管和窗口指导等方式加强对价格波动和资本流动的管理，以提升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对外部冲击的承受能力。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顾夏铭，陈勇民，潘士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8(2):109－123．

［2］李沛然，李奇霖，宋佳馨.经济不确定性、金融化与大宗商品价格协同性［J］．金融评论，2019(2):61－80+124．

［3］鲁晓东，刘京军.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增长［J］．经济研究，2017(9):39－54．

［4］彭俞超，韩珣，李建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8(1):137－155．

［5］谭小芬，张文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的渠道分析［J］．世界经济，2017(12):3－26．

不确定性范文篇8

1．凯恩斯基于不确定性及其预期的思想对货币及货币经济的理解。凯恩斯认为，不确定性经济中货币的功能和目的是解释持续的需求不足或经济萧条的基础，以萨伊定律和货币数量论为代表的古典货币经济理论对此不能提供解释是源于将货币本质功能理解为交易媒介，因为在理论上商品总量上的需求不足不可能存在于古典的瓦尔拉斯实物交换经济中，但在货币经济中是可能的，因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对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的超额需求和对其他商品的超额供给，但货币若仅为交易媒介则不会产生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凯恩斯指出，货币的本质功能并非交易媒介，而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制度安排。“货币之重要性主要是从货币乃现在与未来之联系这一点产生的”⑦，这种联系是不确定的，因而对货币的需求是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态度和预期状态的反映，货币经济也不只是拥有货币、信用和金融机构的经济，而是体现不确定性及其预期的影响的经济———“货币有其自己的作用并影响着人们的动机和决策。如果不了解货币从最初到最后的表现，就无法对事件的过程进行长期的或短期的预测。这便是当我们提及一个货币经济时应该表达的意思。”⑧而“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①。可见，凯恩斯主要是通过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将货币与人们的决策及实际经济，将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如琼•罗宾逊所指出的，凯恩斯理论的“革命在于从均衡观转向历史观，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转向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②。不同于货币数量论，凯恩斯主要从不确定性经济中货币需求，而非货币供给出发分析储蓄和消费倾向、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对有效需求不足和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影响。③2．不确定性预期下的货币需求具有与古典意义上的价值储藏不同的性质，使储蓄决定投资，供给自动引致需求的萨伊定律不再有效。在古典的确定性经济中对现在部分收入的储蓄是要完成可准确预期的未来购买计划，实质是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跨期转移，因此长期来看，家庭的全部收入都会用于产品的消费，而企业家也能准确预期与当前储蓄相应的未来市场需求的变化，从而在任何产出水平上投资支出都等于计划储蓄，全部供给都有相应的需求。但凯恩斯指出，在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中，储蓄是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需求变化而“在不事先规定之时日，消费不事先规定的一种商品”，因此“不是用未来消费需求来替代现在消费需求，而只是把后者减低”，④从而会减少总需求，而非需求被延迟到未来确定的日期，这使得投资小于储蓄，或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成为可能。同时，需求小于供给的差额并不能被因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价格上升引起的对其他商品需求增加的替代效应所抵消，这是源于货币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流动性资产所具有的近乎为零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从而使这种货币需求成为真正的“非就业的需求”，非充分就业由此产生。因此，凯恩斯认为，储蓄不能决定或自动转化为投资，而是被投资所决定，即投资变动引起收入及其中储蓄相应的变动，以满足投资需求的变动，均衡即实现于计划投资与计划储蓄相等之时。均衡实现的机制在于因货币需求的上述影响导致行为人的边际储蓄倾向大于零，或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以及由此产生的乘数作用。其能够使总供给过剩，收入下降时，供给的减少大于需求的减少，使投资与储蓄趋于相等，产生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或为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在投资及收入增加时，需求的增长超过供给的增长，使过量的储蓄被吸收。3．储蓄、投资与货币利率的决定。凯恩斯认为，上述货币需求或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与外生的货币供给决定了利率，而古典理论认为利率决定于投资与储蓄的“错误之处，乃由于把利息看作是等待本身之报酬，而不看作是不贮钱之报酬”，⑤即将利率看作是确定消费与储蓄的比例这一时间偏好中等待或放弃消费的报酬，但忽视在储蓄中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的比例这一流动性偏好的影响。分歧的根源在于古典理论中的储蓄或等待只是延迟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实现，而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量的变化会导致商品价格的同比例变化，实际货币供给和需求不变，从而利率也不变，因此认为货币量不能决定利率，但凯恩斯认为，既然货币形式的储蓄反映的是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因而利率应是放弃流动性偏好，即“不贮钱”的报酬，而古典理论从投资与储蓄的平衡来理解利率的决定时，在看到储蓄是收入的函数的同时，忽视收入是投资的函数。投资（I）曲线的变化（I1→I2）会引起收入及储蓄的变化（S（Y1）→S（Y2））（图1），新的投资与储蓄均衡状态则决定于由货币储蓄变化恰好等于投资的变化。储蓄和投资虽受利率的影响，但不能决定利率，而是决定收入和就业量。4．货币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对非充分就业均衡的作用。凯恩斯认为，包括货币在内的每种资产都有自己的利息率，当资产的供给量增加时，因人们为应对不确定性而对货币资产的需求较为稳定或减少较慢，从而“即使货币数量比之其他形式的财富大量增加，利率也不起敏感反应”①，即货币利息率比其他资产的利息率或边际效率是相对难以下降的。当货币利息率等于其他资产的边际效率中最大者时，其他资产的投资增加将变成无利可图，此时即充分就业均衡状态，而非充分就业均衡是源于预期资本收益和需求下降时，其他资产原相对较大的边际效率的下降快于货币利息率的下降，导致货币利率和资本效率在较低水平相等，均衡形成于较低的投资和储蓄，或较低的需求和就业水平。因此，凯恩斯指出，“失业问题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如果人民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不能生产，而对此东西之需求又不容易压制，劳力便无法就业”②，即因不确定性的影响，货币利息率相对于资本效率总是较高。瑟科（MarcelloDeCecco）和凯格尔（JanA．Kregel）认为，“一个货币经济的定义是，平衡状态下可能存在失业”③，这才是凯恩斯理论的核心。鉴于货币利率的作用特点，凯恩斯认为通过货币供给影响利率，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间接机制的效果是较弱的，且货币供给变动易导致人们不确定性预期的增强也会增大灵活偏好，弱化货币供给对利率的影响，因此凯恩斯更为强调产出和就业均衡的消费与投资的数量，而非古典的利率或价格调节机制，其在《货币论》的“香蕉寓言”中已有体现。④综上所述，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是失业问题的中心，但根源在于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包括预期收益、利率等的变动对货币需求、投资和储蓄的影响，而研究失业问题的理论被称为通论，是因为不确定性造成的消费和投资倾向的弱势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充分就业与就业量为零均为极端情形，实际上“就业量与物价之变动并不趋于两极端，而只是绕着一条中线上下动荡”，经济体系“既无显著倾向趋于复兴，亦无显著倾向趋于完全崩溃”，⑤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正常但并非不可改变的状态，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因此，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理论也并非如希克斯所称，只是“萧条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

对凯恩斯不确定性思想的背离《通论》出版后，新古典综合、新凯恩斯主义和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等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相继产生，有的甚至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因此，比较分析这些冠以“凯恩斯”名义的理论与凯恩斯不确定性思想和分析方法的关系，对于理解凯恩斯思想的实质是必要的。实际上，在方法论和理论思想上，它们与凯恩斯只有松散的联系，主要是因为它们基本都运用IS—LM分析框架，并支持积极的相机抉择政策而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它们主要不是在不确定性分析的方向上修正古典货币经济理论的理性预期假定，而是依靠修正古典的市场出清假定来分析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原因。1．在微观基础上，以货币价格变量的刚性和市场摩擦假设代替不确定性及预期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所谓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问题密切相关。凯恩斯指出，古典理论将货币工资的自由伸缩作为充分就业市场出清的必要条件，因此“货币工资一有刚性”，古典学派就可“把经济体系失调之过推在这刚性身上”。⑥新古典综合等凯恩斯主义理论正是沿着凯恩斯所反对的古典学派的分析进路来分析货币的非中性效果。如假设货币工资刚性，则名义需求下降（LM左移）时实际工资（W．／P）不能下降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非充分就业均衡（图2）。同时，名义工资相对于产品价格变动的刚（黏）性可使由IS—LM模型推出的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为通过需求管理提高产出和就业水平提供了前提。这种理论分析的结果是认为相信价格自由伸缩和市场出清的新古典理论成为了“通论”，而凯恩斯的非充分就业均衡变成了其中的一个特例———存在经济体系刚性，如货币工资刚性的情形，莫迪利安尼就断言，“凯恩斯经济学的本质是工资的刚性。工资刚性就是凯恩斯”①。图2工资刚性与非充分就业均衡凯恩斯的理论并不缺乏微观基础，其微观基础即在于前述个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及预期的作用。凯恩斯为阐明其理论，在1933年“货币的生产理论”讲座中提出了类似IS—LM模型的联立方程组，包括货币供求函数（M＝A（W，r）），消费函数（C＝φ（W，Y）），投资函数（I＝φ（W，r））和总需求函数（Y＝C＋I＝φ（W，Y）＋φ（W，r）），②这些方程均包含了后来的IS—LM模型所忽视的代表预期或“信息状态”的参数W。凯恩斯在1937年写给希克斯的信中，对IS—LM分析框架过于强调当期收入的作用提出异议，指出“在投资诱导的情况下，整个投资期间的预期收入是相关变量”。③因此，IS—LM模型未能充分体现凯恩斯通过不确定性及预期将货币与商品市场联系起来的思想，也不能真正理解凯恩斯在不确定性分析方法下货币工资刚性在其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论》中有关工资刚性的分析主要体现在第18章“就业通论提要”和第21章“物价论”等章节中，涉及工资刚性对经济波动的界限及“半通货膨胀”的影响等问题。但关于货币工资下降能否增加就业，凯恩斯强调这取决于不确定性及其预期作用下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变化的影响，因此指出，“减低货币工资，可以减低生产成本，故可以增加就业人数———这是一个很粗陋的结论”。④这个“粗陋的结论”实质上是基于凯恩斯所反对的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假设，即货币需求，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给定货币供给，则“总需求乃定于货币数量与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二者之乘积”，因而“货币工资减低时，需求不受影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或就业会增加，⑤但这既忽视了货币工资下降对工人购买力和需求水平下降的影响，也忽视了预期对货币需求和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转变为商品需求能力的影响。正是由于对预期和信心的强调，关于1929年爆发的危机，凯恩斯指出，“无论是减少产量还是削减工资……都不会达到恢复均衡的目的”⑥。因此，凯恩斯指出，“一个理论，假使当得起称为通论，则必须不论货币工资是否固定，都可以适用”⑦。这种“都可以适用”的基础即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影响下的行为特点，而不是工资等价格变量的刚性。2．在货币作用上，以长期内的市场效率和货币中性代替非充分就业均衡。上述诸种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过经济体系的刚性、信息的不完全等探究货币非中性的原因，实质上是将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归结为供给，而非需求方面的不完善，是通过对古典无摩擦经济的修正来说明经济失调，如莱斯利称新凯恩斯主义即是通过“向平滑的新古典范本中撒满了满桶的粗砂”来说明非均衡的产生。⑧但非均衡的出现被认为是短期的，长期内价格的缓慢调整、经济主体信息的逐步完备会导致充分就业均衡的实现，亦即在长期内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均衡水平独立于货币、价格及需求因素，而决定于劳动力、资本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等供给因素。这实质是向强调供给的基础性地位的古典经济理论的回归，相应的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所谓“需求管理”并非用来影响供给的长期水平，而是校正短期内产出对（与货币因素无关的）长期水平或稳定趋势的偏离①，凯恩斯主义（甚至包括凯恩斯）的标签就是这样被贴在了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上，而菲利普斯曲线及乘数模型则为此提供了通货膨胀———失业的多种需求管理政策组合的菜单。从理论上看，其实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活动在长期内是确定性的，从而未来充分就业均衡水平（图3中的Yf）可准确预期，任何人和政府的行为都不能改变，只能在短期减少对该均衡水平的偏离，即预期的不完善只存在于短期内，在此期间信息的更新、契约的调整不能迅速实现，产生价格黏性或非瓦尔拉斯均衡交易，形成倾斜的总供给曲线，但长期内预期的调整会使总供给曲线成为垂直。②二是如帕廷金所指出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对一切货币价格的零次齐性，货币与实际经济的联系仍处于割裂状态，以致罗纳德•斯基德尔斯基感叹：“直至今日，主流经济学模型中都没有货币的一席之地。”③凯恩斯基于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思想被忽视了。

凯恩斯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不确定性范文篇9

关键词：文学语言；不确定性；含混；修辞

文学作品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作品。虽然，每个词语在人们的长期交流中都有约定俗成的相对独立的意义，但是，它有表示多种意义的可能。意义掩藏在语言符号中，一个词语的能指和所指并不构成一个完整固定的符号，它们往往是相互分裂的，能指只能在所指的岩层表面自由漂移。因此，文本的意义是不断游移、播撒、自相矛盾甚至是倾覆的。

一、言意关系

从文学创作来说，作者要极力展示、显现内心深处混沌无边的情兴世界，常常陷于言不尽意的矛盾中。语言能否准确无欺地传达出作者所要传达的意义，是我国古代先贤们特别关注的言意关系问题。

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老子，他发出了“道不可言”的感慨。《易传》承认“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又肯定“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然而孔颖达认为：“意有深邃委屈，非言可写，是言不尽意也。”庄子承接其思辨的余绪，进一步对“以象言道”表示了困惑，他在《庄子•天道》中说：“语有所贵，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语言作为意义的载体，无论言过其实还是言之能力有限，都对意有束缚。毕竟，像叶燮指出的“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而且，言不能传达意还有一个情的问题。感情到语言并不是线性发展，而是由隐到显的过程。言首先不能尽意，从动态上看，转化为有文字表达的意也发生变化，经层层递减，情由隐而显，却因显而隐。当专注于语言去发掘意义时，这意义已与原初的不尽相同了。文学文本有“言、意、象”三要素。“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运用形象思维的民族，既然言不尽意，言难尽情，那么就只能由意象来寄托了。这样，语言便成了一个开放的包容一切的系统。

二、文学语言的独特性

文学语言是一种多义性的语言。但丁早就提出文学具有四义：字面意义、譬喻意义、道德意义和奥秘意义。字面意义是首要的，其他意义都蕴涵在它里面，由它生发而出。这四种意义的层层组合、涵摄，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谓的话语蕴藉。文学即是一种话语蕴藉。中世纪的西方流行一首小诗：“字面意义多明了，寓言意义细分晓，道德意义辨善恶，神秘意义藏奥妙。”蒋成瑀曾以苏轼的《题西林壁》为例，按上述四种意义进行解读：“字面意义指庐山绚丽多彩、风姿各异；寓言意义表示正确认识事物是保持距离；伦理意义指示处世待人的行为准则毋偏执于一端；神秘意义暗指执滞、偏枯难悟佛门，难化解万事万理。”这说明文学文本在共通的语言意义下还潜藏着丰富的人文意义。

文本话语蕴藉的典范形态之一是含混，有时也称歧义、多义，看似单一确定的话语却蕴蓄着多重而不确定的意义，令人回味无穷。优秀作品往往“用意十分、下语三分”，以简驭繁，以少总多，含而不露，创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水月镜花之境。如《红楼梦》写黛玉临终前得知宝玉、宝钗结婚的消息，一反常态的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你好”之后的省略号隐藏着丰富的内容，语义模糊不定，意蕴隽永。

文学语言更是一种情境语言，只有把它放到当时特定的语言情境中才能准确地理解，也只有对社会背景有很强的穿透力的人才可准确把握。《雷雨》中周朴园对繁漪说：“你应当再到楼上去休息。”如果单纯的把这以为是周对妻子的关心就大错特错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学文本的语言背后，还隐藏着十分深刻、丰富、独特的社会内容。话语的意义并不是单纯的从能指到能指的简单漂移，在对文本进行解读时，仅仅停留于字面意义的理解上是远远不够甚至是极易被误导的。我们应该透过字面意义去深入挖掘潜藏于其中的背景意义，读出言外之意，味外之旨。

当然，文学语言也要求准确，但这个准确并不等同于科学理论语言中的准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毫不含糊，不容质疑，而是指在细心体验、认真区别词语的感情色彩等前提下，精挑细选出来的、能恰如其分的、传神地表达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或事物状貌的极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词语，能达到“一字贴切，全篇生色”的审美效果，给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愉悦。如宋玉笔下的东家之女，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里的“一”并不是确指，但它给了读者一个心理构图的蓝本，东家之女的美被勾勒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

三、文学语言的技巧性

由于文学文本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语言作为文学当仁不让的载体，身肩重任，复杂繁丰、捉摸不定的意象全集中地凭借着它来展露。因此，文学要“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非得讲究技巧性不可。只有在技巧的控制下，“苍白的语言”才不至于“苍白”，才能建构起富有张力的艺术大厦。阿恩海姆说得好：“有生命力的作品，都是包含着一种倾向性的张力的”。

我们知道：“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者，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世界万物的不确定性、思维的模糊性使文学语言也具有“鲜明”的模糊性。作家深知其中三昧，故以艺术性的模糊语言创造模糊化的意象，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符号的语义生成功能，使作品如蒙娜丽莎的微笑般让人着迷。

文学语言的最大技巧是空白艺术。“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此话言中空白的无限蕴涵。明代陆时雍道：“诗不患无言，而患言之尽，诗不患无景，而患景之烦。”“善言情者吞吐深浅，欲露还藏，便觉此衷无限。”画家若想鹤立鸡群，不但要有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慧眼，更要具备善设空白、巧置悬念的匠心。同样地，一个作家要想使其作品放射出永久的生命力，不像昙花之一现，流星之一闪，则必须给语言留下足够的空白与不定点，使读者能够自由地驰骋想象，拥有发挥再创造的广阔空间，达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文学作品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说出了什么，而更主要的在于它没有说出来的含蓄无穷的部分。

现象学美学专家英加登认为，任何作品“确定方面”总是有限的，无论作品如何详尽地去描述，都无法穷形尽相。伊瑟尔进一步发现，空白隐含着文本各部分的潜在联系，在功能上起阅读交流动力的作用，并能调节读者与文本间的关系。文学作品为追求自身的诗意境界，而要求语言趋于跳跃、含蓄。这就促成了语言规则、逻辑规律的瓦解以及语言空白的生成，有助于拓展想象空间，丰富话语蕴藉。

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全词由12个孤单、灰暗的意象组成，语法逻辑几乎被毁弃殆尽，但这些断裂的句子、孤单的意象所构成的意境，则是相当深远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字里行间我们不但可以想象作者满脸的沧桑以及他所面对的肃杀荒凉的世界，而且可以想象出他的无奈与落魄、失意与坎坷，甚至是对妻子的思念之切。真可谓一切尽在不言中。“枯藤”“老树”等都是确定的客观事物，将他们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则物与物之间产生了语言空白，使人释放具体化潜能，造成一种审美张力，同时，可激发人的想象去填充空白，弥补作品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从而突破有限，进入一个无限的宇宙和无止境的过程。

西方文论家、语言学家似乎都对“修辞学”情有独钟。语言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修辞艺术，进行文学创作适当的运用象征、比喻等修辞法，会使全文增色不少。反讽与变形以超然的态度、戏谑的口吻表达言外之意，通常传达的是与字面义迥异的内涵，表现为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和反叛；比喻的妙用可较好地解决表达的困难，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使仅可意会的事物状貌鲜明地活现于眼前……修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文学的不确定性方面来讲，语词的活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王国维称道“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的“红杏枝头春意闹”，把无生命的早春自然现象与“闹”联在一起，改变了施动者的性质，使红杏有了生命和性格；同样，“春风又绿江南岸”、“云破月来花弄影”两句，“绿”“弄”二字偏离了习惯用法和经验，开拓出全新的感性和丰富性。公务员之家

古典诗歌中，连接意象的词或字往往起“意化”的重要作用，或造成诗旨的多义或造成意境的朦胧。如《蜀相》颔联写祠内景物：“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因“自”“空”两字连缀从而产生多义，仇兆鳌认为是写“祠庙荒凉而感物思人”，萧涤非则认为“诗人的意图，正是要把祠堂春景写的十分美好，然后再用‘自’‘空’二字将这美好的春景如莺声等一起抹倒，来加倍突出对诸葛亮的倾慕之情。如果理解为荒凉，便不能起到这种反衬作用。”可见，连接词也是有消解感情指向性的作用，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诗中并存多种语法结构也会导致诗的不确定性。像“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杜甫）把“围”、“起”分别理解为及物动词或不及物动词的作用，得到的将是完全不同的理解。

不确定性范文篇10

随着今年第1季度的结束，去年的特别是9.11恐怖袭击美国经济之后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算是“贴身擦过了”。4月中下旬以来，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纷纷调高了对今明两年美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例如：

4月18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2.8%，比它2001年12月预测的2.4%调高了4个百分点，2003年可望达到4.1%；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分别为2.3%（比它去年12月的预测上调了1.7个百分点）和3.4%，将再度成为世界经济的"motor"（发动机）。

4月25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领军、由60个国家的250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专家组指出，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到来得比人们预期的要快，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数据也显示出复苏的事实或先兆，但发展中国家要到今年下半年才能从复苏中受益；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去年的1.2%提高到1.8%，明年达到3%；复苏受许多国家低利率、税收措施、个人消费和消费者信心提高所推动，这些因素是复苏的“点火器”，但还不足以保持复苏的持续性和力度。

据此及据其它相关统计，对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趋势似可作出如下研判：

1.美国经济复苏来得比人们预期的要早、要强劲，促复苏为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振兴企业投资

美国经济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跳水”（第3季度GDP下降1.3%），拖累全球3/4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锐减；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双创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纪录，分别为2.4%和1%；国外直接投资也由2000年1.3万亿美元减少到7600亿美元。第4季度美国经济出现有力反弹，增长1.7%。今年第1季度美国GDP增长按年率计算高达5.6%，大大超过了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低通胀态势将继续保持，今年第1季度美国通胀率仅0.8%。美联储认为，近期尚看不到通胀加速的迹象，因此无须调高自去年12月定下的1.75%的利率水平（40年来的最低利率）。

这表明，美国经济2001年第3季度1.3%的负增长，与以前发生过的历次衰退相比，是时间最短、裂度最轻的一次。问题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下一步，是V型，W型，还是什么其他型？多数经济机构认为，5.6%的数字不是现实反映，美国经济可能再一次出现下滑。例如，金融市场的信息就不令人鼓舞，道·琼斯指数自2月份以来又跌到10000点以下，美元也值有所贬。此外，与新经济的佳期相比，目前5.7%的失业率偏高，近期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到夏季可能突破6%关线；第1季度的高增长首先来自库存调整，贡献率为3.1%，其次是私人消费增长，贡献率为2.5%。目前库存调整余地缩小，股市下挫和中东局势紧张使消费者信心减弱。保持和发展复苏的关键是企业新投资，但它至今尚未启动。因此，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国民经济学家卡特琳·曼说她“不相信如此之高的增长能够继续，但也不相信出现Duoble-Dip（上岸后再跳水）”，这也是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今年第1季度5.6%的增长率将逐渐回落到3.5%，下半年会出现企业新投资。布什总统在继续要求国会支持他持续减税的计划，以促进短期的复苏成为持续的增长。

考虑到9.11”恐怖袭击及随后的阿富汗打恐行动，以及安然、凯马特、环球电信等大公司会计审计丑闻等冲击性因素，美国经济能在较短时间里实现较强劲的复苏，说明经过10年新经济发展，美国经济的抗震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包括货币财政政策的迅速反应能力和调节效应）已大大增强。

2.欧盟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短期内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状态，机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据欧盟统计局今年3月12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欧元区12国去年经济增长仅为1.5%，第4季度还下降了0.2%，今年第1季度起色不大，在0.1%-0.4%之间。IMF预测欧盟15国今年经济增长与去年持平，2003年加速到2.9%。15个成员国中，英国情况较好（这将增强英国继续留在欧元区外的信念），据英国国家统计局3月27日公布的数字，2001年以2.2%的实际增长率远居欧元区12国平均1.5%的增长率之上。但受世界经济减速和英镑汇率偏高之累，占经济产出1/5的制造业景气不佳，2001年第2季度末陷入衰退。英国官方统计显示，今年1、2月份有所复苏，增长0.4%和0.5%，预计今年GDP增长率为2%，基本与去年持平。

其他4个大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占欧元区12国经济总量的80%。曾为欧盟经济“火车头”的德国现已降格为“班里的差生”，增长乏力、失业攀高、预算失控、企业破产增多。IMF指出，德国经济复苏的当务之急是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上升的趋势，回到欧元区稳定条约规定的基准值（不超过GDP的3%）以下，以提升人们的经济信心和保持低利率水平。如果今明两年德国预算赤字率（占当年GDP比率）保持在2.7%和2.0%，两年的经济增长率相应为0.9%和2.7%。德国政府预期今年经济增长率为1.3%。法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增长0.8%（法国全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3月29日的形势分析预测），政府预测全年经济增长1.4%-1.5%。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将在缓慢复苏后进入低速增长。

IT领欧盟之先的两小国爱尔兰和芬兰，因该产业在去年全球经济减速中受累最深而剧烈波动，前者GDP增长率从2000年11.5%降到2001年的7.1%，后者从5.6%跌到0.7%，今年可望随全球IT产业回暖而缓缓复苏。

从中长期看，欧盟经济必须通过机制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振兴企业投资，特别是与技术创新关系最紧密的风险投资，劳动力市场等经济政策也必须进行有深度和力度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集聚和积累发展后劲。但是，15个成员国的统一市场和12个成员国的统一货币，运营和调控难度较大、成本较高，首脑峰会－欧盟委员会－成员国政府的行政层次和规制结构，以及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程序繁琐复杂，照顾各方利益的妥协不能不减弱政策与调控的力度。因此，欧盟正在启动宪制改革的大战略和大行动，这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任务。欧元成长为能与美元并立的世界货币，也要走过漫长的道路、经历曲折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欧盟经济只能保持低速增长和区域内相对稳定的态势，并表现为先于美国经济衰退而衰退，后于美国经济复苏而复苏。

3.日本经济陷在近10年来的第3次衰退中难以自拔，制造业向周边国家转移生产基地不可逆转

IMF预计今年日本经济经济继续萎缩1.0%，明年可有0.8%的微弱增长。日本经济摆脱长期低迷的根本出路在改革。IMF指出，日本如果不能立即着手迫在眉睫的结构改革，首先是银行部门的改革，其经济增长将“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日本银行也指出“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及防范通货紧缩情势恶化，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同时结构改革也应齐头并进，以解决银行坏账的问题”。目前，日本银行的坏账总额高达43万亿日元（换算为3230亿美元），1500万人（占日本人口总数近12%）欠消费信贷公司的帐，其中150万－200万人处于濒临无力偿还的边缘，个人破产创纪录，每天有18.7人自杀，或离家出走从此失踪。问题在于日本结构改革只是旧调重弹，寄希望于诱导日元大幅贬值刺激经济复苏缺乏有力度根本性改革行动。以至于人们怀疑其是否真正有改革的决心，小泉内阁2月27日宣布一项反通货紧缩计划时就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没有即刻解救的良方”。但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居发达国家前列的人均GDP和研发投入、居世界第一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日本战后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已跟不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洪水般货物出口导致的出口生产能力过剩，也必须寻求出路，立足于保持和拉大对周边国家制造技术差距的亚洲“雁阵”也被打破打乱。因此，越来越多的日本中坚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运营目标，自主向亚洲周边国家转移生产基地的趋势不可逆转。

4.东亚经济将逐步从美国经济复苏中重返增长通道，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应积极推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东亚长期以来实行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经济增长的出口依存度高，而且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短短几年里，形成了对美出口IT产品的地区性和产品性结构依赖。如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亚洲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的迅速复苏和再次衰退都同美国经济的涨落脉动息息相关。这一结构特点和发展态势，短期内尚难改变。因此，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全球IT产业回暖，将有助于改善这些经济体经济复苏的外部环境，从而今年的增长可望好于去年。其中，韩国经济复苏要更强一些，据韩国中央银行4月15日的预测，今年其经济增长达到5.7%，大大高于其去年12月3.9%的预测。从中长期的发展看，积极推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如10+3和10+1），以构筑东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平台与通道。

5.国内政治局势失稳和沉重的国际债务，是拉美经济的两大拖累

拉美经济发展固然受美国经济的影响，但根本拖累因素是国内政治局势失稳和沉重的国际债务。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拉美大国的国际债务占全球70%，一旦债务到期而失去偿还能力，就会发生外资抽走、居民挤兑的货币危机，进而造成政局动荡和社会危机。此外，美国的态度举足轻重，美国和IMF在阿根廷和墨西哥货币危机处理上不同节奏和措施，就足以说明。IMF对因货币危机导致经济与社会危机的阿根廷表示极大的忧虑，今年预计还要萎缩10%-15%。

6.内需支撑型大国经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三个亮点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世界三个内需支撑型大国经济，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这与强调外资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并不矛盾，也不否认经济增长还受到全球和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景气的明显影响。但国内市场大、内需旺，即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仍能保持外资的吸引力和一定规模的进出口。在2001年全球3/4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衰退的形势下，这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各有特色，并分别实现了7.3%、5.6%和5.5%的增长，成为全球经济的三个亮点，今年将保持较高增长的势头。

二、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特点分析

1.当前世界经济的景气复苏趋势受国际油价的制约，油价涨落受制于中东局势

IMF指出，以每桶（159公升）23美元为基准油价，今年全年油价若长期高于这个基准5美元，那么世界经济增长将萎缩0.25%。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众参两院银行联合委员会上也指出，油价上扬可能严重抑制占到美国经济3/4的消费支出，1月中旬以来的油价上涨已经吞噬了家庭支出的购买力，美国经济对目前的油价水平尚能勉强承受，如果长时间地继续上涨后果堪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经济衰退都始于油价上涨。在世界重要油库的中东，巴以“以暴还暴”的冲突愈演愈烈，成为高悬在世界经济景气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伊拉克从4月8日起暂停一个月石油出口，并呼吁阿拉伯产油国再次使用“石油武器”。如果局势不能趋向缓和而走向全面对抗，油价飙升将不可避免，世界经济的复苏趋势将被打断。

2.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走向既取决于短期的行情性因素，更取决于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美国这次的经济衰退不同以往，出现一系列非常规现象或不确定性因素。其中，短期性现象如可支配收入下降而个人消费支出上升，这里有低利率和低通胀因素的作用。但是，可支配收入的“透支”消费既不可能过度，也难以长期持续。长期性结构因素如劳动生产率和公司销售额上升，但公司盈利状况恶化、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取消或减少投资计划，待别是与技术创新关系最为密切的风险投资锐减。这只能解读为，以IT技术产业化为先导的美国新经济经过持续10年高涨已越过技术创新高峰期，社会平均利润率已经形成，投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企业竞争从以高投资、高频率技术创新为主转入以优化组织、革新管理、降低成本为主的阶段。构筑竞争的新技术平台和增长通道需要高先期投入和较长的时间。美国IT技术平台和快速增长通道的构筑就经历了从里根、老布什到克林顿三届政府20多年的努力。在新的技术平台和增长通道未构成之前，美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反应力和有效性，以及企业和居民的经济信心和心理预期。

如果再作深远的分析，美国经济的高投资、高增长和高消费，长期依靠外部世界的资本和资源支撑，其必要条件是强势美元。实际上，美国“三高”，世界“买单”。例如，美国经济高增长与高贸易逆差和高经常项目逆差并存，必要条件之一，是年均高达2000多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流入，4500亿美元金融资产（占全球5万亿美元净储蓄8%以上）的外国政府和个人购买与持有。一旦失去这个必要条件，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柱就会崩塌。因此，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打恐，深层次的经济动因是保护美国攫取世界资源的安全和维护世界对强势美元的信心。当然，也不应否定美国“三高”经济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出口市场、技术引进源等经济发展的外部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