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范性范文10篇

不规范性范文篇1

1．股权结构杂乱。

目前，我国股票种类分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发起人法人股、募集法人股、定向募集法人股、公众股、内部职工股、职工集体股、优先股、A股、B股、H股等，形成了我国股权设置复杂、种类纷繁的局面。这些股票中，有的上市流通，有的没有上市流通。一家公司既有上市的股票，也有不上市的股票。而且，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在不同的市场上市，价格也不同，股权结构杂乱。

2．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从我国现行《公司法》来看，董事会职责仍有不清楚的地方。如公司资产的处置权、为其他企业提供还债的担保权等是不是董事会职权?能否通过多数决议原则将股东会的职权授予董事会来行使?《公司法》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实践中此类职权的安排较随意。董事长的法定职权过于集中，使得董事长在职权的享有上远远超过其他董事。又由于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过度集中，公众股过度分散，董事会很容易被大股东操纵。

经理的权利没有得到制约。公司的日常工作应由总经理负责，总经理行使职权必须以董事会决议为基础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但实际上，总经理改变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

根据《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是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成员中非职工代表对公司的了解甚少，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职工代表同董事、总经理在日常工作中又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他们行使监事权如同纸上谈兵。而且，现实生活中监事开展监督活动，难以在法律上找到可操作的依据。

3．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问题很多。

(1)信息披露不及时。上市公司的信息是时效性极强的资源，信息披露的滞后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收益。

(2)信息披露虚假。一是发行人为获得发行资格，采取虚增资产、虚减负债、增加待摊费用等方法，达到以虚假信息包装公司形象的目的。二是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缺乏有效性，反映公司信息的合并会计报表过于笼统和模糊，难以揭示不同地区的盈利水平、经济增长趋势和风险状况。三是，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措辞含糊、模棱两可。如在披露股息率时，不提具体数字；披露盈利预测信息没有预测依据；年度报告不披露非主营业务细节和变化情况；夸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业务；缩小负债与亏损。

(3)信息披露不公平。上市公司的消息还没有在证监会指定各大报纸上刊登，却已由其它渠道泄露出来，对中、小散户极不公平。内幕消息的存在是我国现阶段股市的重要特征。

(4)对市场传闻不做必要的澄清。有的公司对于市场传言听之任之，甚至将计就计，推波助澜，使不知道内幕消息的中、小散户疯狂跟进，大量的资金被套牢，损失惨重等等。

4．机构投资者的违规违法情况严重。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从人数上看个人投资者，占总开户人数的99．7％，机构投资者只占0．3％。但是机构投资者拥有8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个人投资只拥有2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操纵市场，“对敲拉升”、“造势做局”等违规违法活动不断出现，炒作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只要有大量资金，包括从银行筹措的资金人市，就可以把价格炒上去，吸引中小投资者或其他局外投资人跟进。当庄家发现有大批人跟进的时候，就会偷偷地出货，自己逃之天天，而把跟庄的人套住。导致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消息乱飞，价值投资法则、社会道德、法制观念等被投机者抛到脑后。股票市场的投资功能、转制功能等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5．证券市场的进入退出机制不健全。

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虽然经过发行制度的改革已放宽了证券市场的准入限制，但仍没有实现证券市场进入的完全平等；而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则根本没有体现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相当一部分经营亏损的上市公司，不仅没有从证券市场淘汰出去，反而由于有重组题材而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这就严重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质量，从根本上动摇了证券市场的基础。

6．证券交易中心的设置、运作有明显不规范的地方。

证券交易中心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基本上是会员制形式、公司制运做。在业务范围上，有的证交中心自成系统、上市交易自己的品种、有自己独立的业务范围而不与证交所联网；也有的证交中心既有自己独立的业务品种，又与沪深证交所作联网业务。整个市场缺乏必要的统一布局，市场运营效率低。

7．证券经纪人制度存在许多不足。

这表现在：(1)目前对证券经纪人的法律地位和资格尚没有明确的说明。对证券经纪人的业务范围、权利和义务，证券经纪人和券商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自身行为规范等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一旦发生纠纷，各方都无法找到法律依据，难以从法律角度保护自己。(2)券商在内部实行经纪人制度，会过于注重客户的营销功能，而导致经纪人误导客户，降低服务质量，影响券商的形象。(3)券商实行经纪人制度，目的是扩大成交量，注重营销，而经纪人会受个人利益驱动，不能客观公正地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或擅自向投资者承诺收益，约定分担买卖风险，增加投资成本和交易风险。

8．证券监管组织体系缺乏效率。

证券监管组织体系是实现证券监管目标的重要保障，从证券监管部门的机构设置看，目前的组织管理体系与监管层次存在机构重叠、效率不高等问题。

地方证管办由于管理的区域较大，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证监会与地方特派办作用较大，证管办作用不足的现象。

9．证券监管行政管理色彩较浓。

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向市场化过渡时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多采用行政监管与市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尽管在监管方法上已向市场化转变，但行政管理的色彩仍然较浓。

除此之外，我国的证券市场中还存在着配股的随意性，证券中介机构评估不实、核收不准、查账不严、出具假证明，证券商欺诈客户、违规投资，国债回购市场买空卖空，投资基金发展不足等不规范现象或问题。

二、证券市场不规范性存在的原因分析

1．整体经济转化与证券市场超前发展的矛盾。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演化的自然结果。按照一般的过程，证券市场的发展应该经历由最初的债券现货市场到股票交易市场，再到相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我国的证券市场是脱胎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级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产物，在股份制试点阶段，就急急忙忙地建立了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还没有成熟、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又过早的开设了市场化要求更高、风险更大的国债期货市场，以至随着发生了国债期货市场上著名的“3．27”事件。这些急于求成的“快速建设”，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就面临着整体经济上处于转轨阶段与证券市场的超前发展的矛盾，成为证券市场不规范的原因之一。

2．政府推动模式与证券市场自身运作机制的矛盾。

可以这样说，我国证券市场成立的早期是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因此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只能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相机决策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解决的滞后性。例如，为了不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我国的股权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形成了公有股不能流通的巨大压力；为了吸引外资并限制境外资本对我国市场的控制，我们设计了A、B股并存的双轨运行机制，形成了同股不同价的隐患。

3．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制要求与立法滞后的矛盾。

我国的股份制试点早在80年代底就已进行，证券市场的正式建立也在90年代初，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证券法》却在1998年12月29日才正式出台，1999年7月1日才正式实施，落后了将近10年。立法的滞后，使我国的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失去准绳和标尺。我国在前几年的证券市场发展中，由于证券法未出台，所依据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有着随意性、多变性、缺乏连续性的特征，以至形成了多年的政策市、消息市。

4．市场主体错位及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不对称的矛盾。

证券市场的投资主体主要由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构成。从持股比例分析，我国国有股东的身份非常特殊，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代表，其行为目标是保持对企业的控股权和国有股权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他处于管理者和计划者的地位，既要对股份制试点和上市规模进行均衡调节，又要确保股市的价格水平和市场规模，正确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这种双重身份和双重目标的矛盾，使国家股不能流通，无力出资配股，使国家股东更侧重于管理目标而有意无意，甚至无奈弱化股东的目标，这就使证券市场实力最雄厚的行为主体在市场的稳定中没能很好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人股东，特别是证券流通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不仅没有成为稳定市场的中坚力量，相反，却成了证券市场上最为危险的投机者。从我国近几年每次的行情波动，以及各股的强力上扬里面，都能看到庄家的身影。

5．游资充斥与金融改革缓慢的矛盾。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市场化的进程中，与此相伴随，我国的金融市场也正处在货币化的进程中。由于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和储蓄倾向的上升，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我国对货币的投机需求迅速增长。由于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融资不畅，银行的部分货币流出银行以外出现“脱媒”现象，形成了体外循环的社会游资。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工具不够丰富，投资需求无法满足，无法疏导游资，导致社会游资在高风险、高回报的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横冲直撞，直接干扰了这些市场的规范化，影响了市场的稳定。

三、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与

发展的对策建议

1.解决国家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规范股权结构。

我国限制国家股、法人股的流通，对于国家股、法人股的股东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和股市的基本原则，对股市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允许国家股、法人股流通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公有股的流通有利于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调节股市，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进行国有股上市过程中，整个过程要充分体现市场化的原则，市场化原则应当体现在国有股流通的各个环节上。国有股上市可以直接通过公开的证券市场，也可通过其他形式的转让，但最终都应当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国有股上市流通这个过程中，政府所担当的角色应当是制定国有股管理和转让的法规，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来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而不能过多介入到具体的交易定价和交易规模的界定上。

在解决股权结构问题的同时，可以采取暂缓新股上市节奏，使市场能够轻装上阵。在上市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多种渠道分流，以缓冲大量股票上市对市场的冲击。

2．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运作。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础，只有上市公司规范化才有证券市场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在进行上市公司的改造时，要确切地使“三会”行使自己的职责，发挥功能。贯彻《公司法》，规范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的制衡机制起到名副其实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进行公司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公司重大事件的披露。创造更多的绩优公司，通过改革、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市场开发等途径，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以此增强投资者的长期投资信心。此外，还要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转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理方式，保证上市公司的自主经营。证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度，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增资配股等加强监管，督促上市公司完善自律机制，促使中介机构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提供公正的服务，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都应遵守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依法公正履行各自的义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培育并监管机构投资者，减少股市的投机行为。

我国的证券市场历来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有限，这是导致股市经常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放宽对包括保险基金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入市限制，使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逐渐按比例投入股市，既可增强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又可活跃证券市场。积极筹建共同投资基金，并把社会各阶层的限制资金集中起来，形成金额较大、相对固定的长期投资基金，增加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解决目前股市投机的问题。

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和引导，建立市场准入制度。要对机构投资者开户进行必要的审查，对机构投资者要进行信用评级，对不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要进行约束，对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来源、持仓数量、操作过程等情况也要进行必要的监控和调查，使其投机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4．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由于证券市场发展迅猛，证券市场法制建设滞后。一是《证券法》的某些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急需修改、补充。包括《证券法》没有涉及，而证券市场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信用交易问题等；还有《证券法》有规定，但与市场发展有差异的问题。二是需要进一步修改和需要尽早出台的相关法律。如《公司法》中的许多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急需重新修订、补充。《证券投资基金法》需要尽快颁布。三是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规章、条例的缺乏。《证券法》是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只是规定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还需要大量加以细化的、具体的、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而现在的规章、条例远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造成证券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不规范性范文篇2

一、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性的种种表现

1．股权结构杂乱。

目前，我国股票种类分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发起人法人股、募集法人股、定向募集法人股、公众股、内部职工股、职工集体股、优先股、A股、B股、H股等，形成了我国股权设置复杂、种类纷繁的局面。这些股票中，有的上市流通，有的没有上市流通。一家公司既有上市的股票，也有不上市的股票。而且，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在不同的市场上市，价格也不同，股权结构杂乱。

2．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从我国现行《公司法》来看，董事会职责仍有不清楚的地方。如公司资产的处置权、为其他企业提供还债的担保权等是不是董事会职权?能否通过多数决议原则将股东会的职权授予董事会来行使?《公司法》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实践中此类职权的安排较随意。董事长的法定职权过于集中，使得董事长在职权的享有上远远超过其他董事。又由于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过度集中，公众股过度分散，董事会很容易被大股东操纵。

经理的权利没有得到制约。公司的日常工作应由总经理负责，总经理行使职权必须以董事会决议为基础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但实际上，总经理改变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

根据《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是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成员中非职工代表对公司的了解甚少，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职工代表同董事、总经理在日常工作中又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他们行使监事权如同纸上谈兵。而且，现实生活中监事开展监督活动，难以在法律上找到可操作的依据。

3．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问题很多。

(1)信息披露不及时。上市公司的信息是时效性极强的资源，信息披露的滞后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收益。

(2)信息披露虚假。一是发行人为获得发行资格，采取虚增资产、虚减负债、增加待摊费用等方法，达到以虚假信息包装公司形象的目的。二是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缺乏有效性，反映公司信息的合并会计报表过于笼统和模糊，难以揭示不同地区的盈利水平、经济增长趋势和风险状况。三是，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措辞含糊、模棱两可。如在披露股息率时，不提具体数字；披露盈利预测信息没有预测依据；年度报告不披露非主营业务细节和变化情况；夸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业务；缩小负债与亏损。

(3)信息披露不公平。上市公司的消息还没有在证监会指定各大报纸上刊登，却已由其它渠道泄露出来，对中、小散户极不公平。内幕消息的存在是我国现阶段股市的重要特征。

(4)对市场传闻不做必要的澄清。有的公司对于市场传言听之任之，甚至将计就计，推波助澜，使不知道内幕消息的中、小散户疯狂跟进，大量的资金被套牢，损失惨重等等。

4．机构投资者的违规违法情况严重。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从人数上看个人投资者，占总开户人数的99．7％，机构投资者只占0．3％。但是机构投资者拥有8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个人投资只拥有2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操纵市场，“对敲拉升”、“造势做局”等违规违法活动不断出现，炒作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只要有大量资金，包括从银行筹措的资金人市，就可以把价格炒上去，吸引中小投资者或其他局外投资人跟进。当庄家发现有大批人跟进的时候，就会偷偷地出货，自己逃之天天，而把跟庄的人套住。导致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消息乱飞，价值投资法则、社会道德、法制观念等被投机者抛到脑后。股票市场的投资功能、转制功能等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5．证券市场的进入退出机制不健全。

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虽然经过发行制度的改革已放宽了证券市场的准入限制，但仍没有实现证券市场进入的完全平等；而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则根本没有体现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相当一部分经营亏损的上市公司，不仅没有从证券市场淘汰出去，反而由于有重组题材而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这就严重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质量，从根本上动摇了证券市场的基础。

6．证券交易中心的设置、运作有明显不规范的地方。

证券交易中心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基本上是会员制形式、公司制运做。在业务范围上，有的证交中心自成系统、上市交易自己的品种、有自己独立的业务范围而不与证交所联网；也有的证交中心既有自己独立的业务品种，又与沪深证交所作联网业务。整个市场缺乏必要的统一布局，市场运营效率低。

7．证券经纪人制度存在许多不足。

这表现在：(1)目前对证券经纪人的法律地位和资格尚没有明确的说明。对证券经纪人的业务范围、权利和义务，证券经纪人和券商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自身行为规范等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一旦发生纠纷，各方都无法找到法律依据，难以从法律角度保护自己。(2)券商在内部实行经纪人制度，会过于注重客户的营销功能，而导致经纪人误导客户，降低服务质量，影响券商的形象。(3)券商实行经纪人制度，目的是扩大成交量，注重营销，而经纪人会受个人利益驱动，不能客观公正地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或擅自向投资者承诺收益，约定分担买卖风险，增加投资成本和交易风险。

8．证券监管组织体系缺乏效率。

证券监管组织体系是实现证券监管目标的重要保障，从证券监管部门的机构设置看，目前的组织管理体系与监管层次存在机构重叠、效率不高等问题。

地方证管办由于管理的区域较大，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证监会与地方特派办作用较大，证管办作用不足的现象。

9．证券监管行政管理色彩较浓。

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向市场化过渡时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多采用行政监管与市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尽管在监管方法上已向市场化转变，但行政管理的色彩仍然较浓。

除此之外，我国的证券市场中还存在着配股的随意性，证券中介机构评估不实、核收不准、查账不严、出具假证明，证券商欺诈客户、违规投资，国债回购市场买空卖空，投资基金发展不足等不规范现象或问题。

二、证券市场不规范性存在的原因分析

1．整体经济转化与证券市场超前发展的矛盾。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演化的自然结果。按照一般的过程，证券市场的发展应该经历由最初的债券现货市场到股票交易市场，再到相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我国的证券市场是脱胎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级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产物，在股份制试点阶段，就急急忙忙地建立了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还没有成熟、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又过早的开设了市场化要求更高、风险更大的国债期货市场，以至随着发生了国债期货市场上著名的“3．27”事件。这些急于求成的“快速建设”，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就面临着整体经济上处于转轨阶段与证券市场的超前发展的矛盾，成为证券市场不规范的原因之一。

2．政府推动模式与证券市场自身运作机制的矛盾。

可以这样说，我国证券市场成立的早期是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因此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只能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相机决策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解决的滞后性。例如，为了不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我国的股权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形成了公有股不能流通的巨大压力；为了吸引外资并限制境外资本对我国市场的控制，我们设计了A、B股并存的双轨运行机制，形成了同股不同价的隐患。

3．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制要求与立法滞后的矛盾。

我国的股份制试点早在80年代底就已进行，证券市场的正式建立也在90年代初，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证券法》却在1998年12月29日才正式出台，1999年7月1日才正式实施，落后了将近10年。立法的滞后，使我国的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失去准绳和标尺。我国在前几年的证券市场发展中，由于证券法未出台，所依据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有着随意性、多变性、缺乏连续性的特征，以至形成了多年的政策市、消息市。

4．市场主体错位及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不对称的矛盾。

证券市场的投资主体主要由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构成。从持股比例分析，我国国有股东的身份非常特殊，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代表，其行为目标是保持对企业的控股权和国有股权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他处于管理者和计划者的地位，既要对股份制试点和上市规模进行均衡调节，又要确保股市的价格水平和市场规模，正确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这种双重身份和双重目标的矛盾，使国家股不能流通，无力出资配股，使国家股东更侧重于管理目标而有意无意，甚至无奈弱化股东的目标，这就使证券市场实力最雄厚的行为主体在市场的稳定中没能很好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人股东，特别是证券流通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不仅没有成为稳定市场的中坚力量，相反，却成了证券市场上最为危险的投机者。从我国近几年每次的行情波动，以及各股的强力上扬里面，都能看到庄家的身影。

5．游资充斥与金融改革缓慢的矛盾。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市场化的进程中，与此相伴随，我国的金融市场也正处在货币化的进程中。由于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和储蓄倾向的上升，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我国对货币的投机需求迅速增长。由于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融资不畅，银行的部分货币流出银行以外出现“脱媒”现象，形成了体外循环的社会游资。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工具不够丰富，投资需求无法满足，无法疏导游资，导致社会游资在高风险、高回报的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横冲直撞，直接干扰了这些市场的规范化，影响了市场的稳定。

三、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与

发展的对策建议

1.解决国家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规范股权结构。

我国限制国家股、法人股的流通，对于国家股、法人股的股东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和股市的基本原则，对股市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允许国家股、法人股流通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公有股的流通有利于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调节股市，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进行国有股上市过程中，整个过程要充分体现市场化的原则，市场化原则应当体现在国有股流通的各个环节上。国有股上市可以直接通过公开的证券市场，也可通过其他形式的转让，但最终都应当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国有股上市流通这个过程中，政府所担当的角色应当是制定国有股管理和转让的法规，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来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而不能过多介入到具体的交易定价和交易规模的界定上。

在解决股权结构问题的同时，可以采取暂缓新股上市节奏，使市场能够轻装上阵。在上市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多种渠道分流，以缓冲大量股票上市对市场的冲击。

2．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运作。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础，只有上市公司规范化才有证券市场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在进行上市公司的改造时，要确切地使“三会”行使自己的职责，发挥功能。贯彻《公司法》，规范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的制衡机制起到名副其实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进行公司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公司重大事件的披露。创造更多的绩优公司，通过改革、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市场开发等途径，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以此增强投资者的长期投资信心。此外，还要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转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理方式，保证上市公司的自主经营。证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度，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增资配股等加强监管，督促上市公司完善自律机制，促使中介机构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提供公正的服务，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都应遵守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依法公正履行各自的义务。

3．培育并监管机构投资者，减少股市的投机行为。

我国的证券市场历来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有限，这是导致股市经常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放宽对包括保险基金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入市限制，使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逐渐按比例投入股市，既可增强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又可活跃证券市场。积极筹建共同投资基金，并把社会各阶层的限制资金集中起来，形成金额较大、相对固定的长期投资基金，增加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解决目前股市投机的问题。

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和引导，建立市场准入制度。要对机构投资者开户进行必要的审查，对机构投资者要进行信用评级，对不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要进行约束，对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来源、持仓数量、操作过程等情况也要进行必要的监控和调查，使其投机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4．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由于证券市场发展迅猛，证券市场法制建设滞后。一是《证券法》的某些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急需修改、补充。包括《证券法》没有涉及，而证券市场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信用交易问题等；还有《证券法》有规定，但与市场发展有差异的问题。二是需要进一步修改和需要尽早出台的相关法律。如《公司法》中的许多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急需重新修订、补充。《证券投资基金法》需要尽快颁布。三是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规章、条例的缺乏。《证券法》是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只是规定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还需要大量加以细化的、具体的、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而现在的规章、条例远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造成证券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不规范性范文篇3

一、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性的种种表现

1．股权结构杂乱。

目前，我国股票种类分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发起人法人股、募集法人股、定向募集法人股、公众股、内部职工股、职工集体股、优先股、A股、B股、H股等，形成了我国股权设置复杂、种类纷繁的局面。这些股票中，有的上市流通，有的没有上市流通。一家公司既有上市的股票，也有不上市的股票。而且，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在不同的市场上市，价格也不同，股权结构杂乱。

2．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从我国现行《公司法》来看，董事会职责仍有不清楚的地方。如公司资产的处置权、为其他企业提供还债的担保权等是不是董事会职权?能否通过多数决议原则将股东会的职权授予董事会来行使?《公司法》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实践中此类职权的安排较随意。董事长的法定职权过于集中，使得董事长在职权的享有上远远超过其他董事。又由于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过度集中，公众股过度分散，董事会很容易被大股东操纵。

经理的权利没有得到制约。公司的日常工作应由总经理负责，总经理行使职权必须以董事会决议为基础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但实际上，总经理改变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

根据《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是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成员中非职工代表对公司的了解甚少，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职工代表同董事、总经理在日常工作中又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他们行使监事权如同纸上谈兵。而且，现实生活中监事开展监督活动，难以在法律上找到可操作的依据。

3．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问题很多。

(1)信息披露不及时。上市公司的信息是时效性极强的资源，信息披露的滞后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收益。

(2)信息披露虚假。一是发行人为获得发行资格，采取虚增资产、虚减负债、增加待摊费用等方法，达到以虚假信息包装公司形象的目的。二是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缺乏有效性，反映公司信息的合并会计报表过于笼统和模糊，难以揭示不同地区的盈利水平、经济增长趋势和风险状况。三是，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措辞含糊、模棱两可。如在披露股息率时，不提具体数字；披露盈利预测信息没有预测依据；年度报告不披露非主营业务细节和变化情况；夸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业务；缩小负债与亏损。

(3)信息披露不公平。上市公司的消息还没有在证监会指定各大报纸上刊登，却已由其它渠道泄露出来，对中、小散户极不公平。内幕消息的存在是我国现阶段股市的重要特征。

(4)对市场传闻不做必要的澄清。有的公司对于市场传言听之任之，甚至将计就计，推波助澜，使不知道内幕消息的中、小散户疯狂跟进，大量的资金被套牢，损失惨重等等。

4．机构投资者的违规违法情况严重。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从人数上看个人投资者，占总开户人数的99．7％，机构投资者只占0．3％。但是机构投资者拥有8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个人投资只拥有2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操纵市场，“对敲拉升”、“造势做局”等违规违法活动不断出现，炒作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只要有大量资金，包括从银行筹措的资金人市，就可以把价格炒上去，吸引中小投资者或其他局外投资人跟进。当庄家发现有大批人跟进的时候，就会偷偷地出货，自己逃之天天，而把跟庄的人套住。导致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消息乱飞，价值投资法则、社会道德、法制观念等被投机者抛到脑后。股票市场的投资功能、转制功能等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5．证券市场的进入退出机制不健全。

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虽然经过发行制度的改革已放宽了证券市场的准入限制，但仍没有实现证券市场进入的完全平等；而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则根本没有体现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相当一部分经营亏损的上市公司，不仅没有从证券市场淘汰出去，反而由于有重组题材而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这就严重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质量，从根本上动摇了证券市场的基础。

6．证券交易中心的设置、运作有明显不规范的地方。

证券交易中心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基本上是会员制形式、公司制运做。在业务范围上，有的证交中心自成系统、上市交易自己的品种、有自己独立的业务范围而不与证交所联网；也有的证交中心既有自己独立的业务品种，又与沪深证交所作联网业务。整个市场缺乏必要的统一布局，市场运营效率低。

7．证券经纪人制度存在许多不足。

这表现在：(1)目前对证券经纪人的法律地位和资格尚没有明确的说明。对证券经纪人的业务范围、权利和义务，证券经纪人和券商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自身行为规范等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一旦发生纠纷，各方都无法找到法律依据，难以从法律角度保护自己。(2)券商在内部实行经纪人制度，会过于注重客户的营销功能，而导致经纪人误导客户，降低服务质量，影响券商的形象。(3)券商实行经纪人制度，目的是扩大成交量，注重营销，而经纪人会受个人利益驱动，不能客观公正地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或擅自向投资者承诺收益，约定分担买卖风险，增加投资成本和交易风险。

8．证券监管组织体系缺乏效率。

证券监管组织体系是实现证券监管目标的重要保障，从证券监管部门的机构设置看，目前的组织管理体系与监管层次存在机构重叠、效率不高等问题。

地方证管办由于管理的区域较大，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证监会与地方特派办作用较大，证管办作用不足的现象。

9．证券监管行政管理色彩较浓。

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向市场化过渡时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多采用行政监管与市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尽管在监管方法上已向市场化转变，但行政管理的色彩仍然较浓。

除此之外，我国的证券市场中还存在着配股的随意性，证券中介机构评估不实、核收不准、查账不严、出具假证明，证券商欺诈客户、违规投资，国债回购市场买空卖空，投资基金发展不足等不规范现象或问题。

二、证券市场不规范性存在的原因分析

1．整体经济转化与证券市场超前发展的矛盾。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演化的自然结果。按照一般的过程，证券市场的发展应该经历由最初的债券现货市场到股票交易市场，再到相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我国的证券市场是脱胎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级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产物，在股份制试点阶段，就急急忙忙地建立了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还没有成熟、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又过早的开设了市场化要求更高、风险更大的国债期货市场，以至随着发生了国债期货市场上著名的“3．27”事件。这些急于求成的“快速建设”，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就面临着整体经济上处于转轨阶段与证券市场的超前发展的矛盾，成为证券市场不规范的原因之一。

2．政府推动模式与证券市场自身运作机制的矛盾。

可以这样说，我国证券市场成立的早期是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因此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只能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相机决策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解决的滞后性。例如，为了不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我国的股权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形成了公有股不能流通的巨大压力；为了吸引外资并限制境外资本对我国市场的控制，我们设计了A、B股并存的双轨运行机制，形成了同股不同价的隐患。

3．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制要求与立法滞后的矛盾。

我国的股份制试点早在80年代底就已进行，证券市场的正式建立也在90年代初，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证券法》却在1998年12月29日才正式出台，1999年7月1日才正式实施，落后了将近10年。立法的滞后，使我国的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失去准绳和标尺。我国在前几年的证券市场发展中，由于证券法未出台，所依据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有着随意性、多变性、缺乏连续性的特征，以至形成了多年的政策市、消息市。

4．市场主体错位及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不对称的矛盾。

证券市场的投资主体主要由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构成。从持股比例分析，我国国有股东的身份非常特殊，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代表，其行为目标是保持对企业的控股权和国有股权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他处于管理者和计划者的地位，既要对股份制试点和上市规模进行均衡调节，又要确保股市的价格水平和市场规模，正确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这种双重身份和双重目标的矛盾，使国家股不能流通，无力出资配股，使国家股东更侧重于管理目标而有意无意，甚至无奈弱化股东的目标，这就使证券市场实力最雄厚的行为主体在市场的稳定中没能很好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人股东，特别是证券流通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不仅没有成为稳定市场的中坚力量，相反，却成了证券市场上最为危险的投机者。从我国近几年每次的行情波动，以及各股的强力上扬里面，都能看到庄家的身影。

5．游资充斥与金融改革缓慢的矛盾。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市场化的进程中，与此相伴随，我国的金融市场也正处在货币化的进程中。由于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和储蓄倾向的上升，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我国对货币的投机需求迅速增长。由于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融资不畅，银行的部分货币流出银行以外出现“脱媒”现象，形成了体外循环的社会游资。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工具不够丰富，投资需求无法满足，无法疏导游资，导致社会游资在高风险、高回报的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横冲直撞，直接干扰了这些市场的规范化，影响了市场的稳定。

三、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与

发展的对策建议

1.解决国家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规范股权结构。

我国限制国家股、法人股的流通，对于国家股、法人股的股东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和股市的基本原则，对股市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允许国家股、法人股流通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公有股的流通有利于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调节股市，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进行国有股上市过程中，整个过程要充分体现市场化的原则，市场化原则应当体现在国有股流通的各个环节上。国有股上市可以直接通过公开的证券市场，也可通过其他形式的转让，但最终都应当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国有股上市流通这个过程中，政府所担当的角色应当是制定国有股管理和转让的法规，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来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而不能过多介入到具体的交易定价和交易规模的界定上。

在解决股权结构问题的同时，可以采取暂缓新股上市节奏，使市场能够轻装上阵。在上市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多种渠道分流，以缓冲大量股票上市对市场的冲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运作。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础，只有上市公司规范化才有证券市场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在进行上市公司的改造时，要确切地使“三会”行使自己的职责，发挥功能。贯彻《公司法》，规范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的制衡机制起到名副其实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进行公司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公司重大事件的披露。创造更多的绩优公司，通过改革、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市场开发等途径，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以此增强投资者的长期投资信心。此外，还要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转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理方式，保证上市公司的自主经营。证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度，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增资配股等加强监管，督促上市公司完善自律机制，促使中介机构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提供公正的服务，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都应遵守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依法公正履行各自的义务。

3．培育并监管机构投资者，减少股市的投机行为。

我国的证券市场历来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有限，这是导致股市经常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放宽对包括保险基金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入市限制，使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逐渐按比例投入股市，既可增强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又可活跃证券市场。积极筹建共同投资基金，并把社会各阶层的限制资金集中起来，形成金额较大、相对固定的长期投资基金，增加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解决目前股市投机的问题。

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和引导，建立市场准入制度。要对机构投资者开户进行必要的审查，对机构投资者要进行信用评级，对不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要进行约束，对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来源、持仓数量、操作过程等情况也要进行必要的监控和调查，使其投机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4．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由于证券市场发展迅猛，证券市场法制建设滞后。一是《证券法》的某些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急需修改、补充。包括《证券法》没有涉及，而证券市场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信用交易问题等；还有《证券法》有规定，但与市场发展有差异的问题。二是需要进一步修改和需要尽早出台的相关法律。如《公司法》中的许多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急需重新修订、补充。《证券投资基金法》需要尽快颁布。三是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规章、条例的缺乏。《证券法》是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只是规定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还需要大量加以细化的、具体的、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而现在的规章、条例远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造成证券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不规范性范文篇4

一、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性的种种表现

1．股权结构杂乱。

目前，我国股票种类分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发起人法人股、募集法人股、定向募集法人股、公众股、内部职工股、职工集体股、优先股、A股、B股、H股等，形成了我国股权设置复杂、种类纷繁的局面。这些股票中，有的上市流通，有的没有上市流通。一家公司既有上市的股票，也有不上市的股票。而且，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在不同的市场上市，价格也不同，股权结构杂乱。

2．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从我国现行《公司法》来看，董事会职责仍有不清楚的地方。如公司资产的处置权、为其他企业提供还债的担保权等是不是董事会职权?能否通过多数决议原则将股东会的职权授予董事会来行使?《公司法》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实践中此类职权的安排较随意。董事长的法定职权过于集中，使得董事长在职权的享有上远远超过其他董事。又由于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过度集中，公众股过度分散，董事会很容易被大股东操纵。

经理的权利没有得到制约。公司的日常工作应由总经理负责，总经理行使职权必须以董事会决议为基础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但实际上，总经理改变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

根据《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是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成员中非职工代表对公司的了解甚少，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职工代表同董事、总经理在日常工作中又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他们行使监事权如同纸上谈兵。而且，现实生活中监事开展监督活动，难以在法律上找到可操作的依据。

3．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问题很多。

(1)信息披露不及时。上市公司的信息是时效性极强的资源，信息披露的滞后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收益。

(2)信息披露虚假。一是发行人为获得发行资格，采取虚增资产、虚减负债、增加待摊费用等方法，达到以虚假信息包装公司形象的目的。二是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缺乏有效性，反映公司信息的合并会计报表过于笼统和模糊，难以揭示不同地区的盈利水平、经济增长趋势和风险状况。三是，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措辞含糊、模棱两可。如在披露股息率时，不提具体数字；披露盈利预测信息没有预测依据；年度报告不披露非主营业务细节和变化情况；夸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业务；缩小负债与亏损。

(3)信息披露不公平。上市公司的消息还没有在证监会指定各大报纸上刊登，却已由其它渠道泄露出来，对中、小散户极不公平。内幕消息的存在是我国现阶段股市的重要特征。

(4)对市场传闻不做必要的澄清。有的公司对于市场传言听之任之，甚至将计就计，推波助澜，使不知道内幕消息的中、小散户疯狂跟进，大量的资金被套牢，损失惨重等等。

4．机构投资者的违规违法情况严重。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从人数上看个人投资者，占总开户人数的99．7％，机构投资者只占0．3％。但是机构投资者拥有8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个人投资只拥有2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操纵市场，“对敲拉升”、“造势做局”等违规违法活动不断出现，炒作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只要有大量资金，包括从银行筹措的资金人市，就可以把价格炒上去，吸引中小投资者或其他局外投资人跟进。当庄家发现有大批人跟进的时候，就会偷偷地出货，自己逃之天天，而把跟庄的人套住。导致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消息乱飞，价值投资法则、社会道德、法制观念等被投机者抛到脑后。股票市场的投资功能、转制功能等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5．证券市场的进入退出机制不健全。

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虽然经过发行制度的改革已放宽了证券市场的准入限制，但仍没有实现证券市场进入的完全平等；而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则根本没有体现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相当一部分经营亏损的上市公司，不仅没有从证券市场淘汰出去，反而由于有重组题材而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这就严重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质量，从根本上动摇了证券市场的基础。

6．证券交易中心的设置、运作有明显不规范的地方。

证券交易中心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基本上是会员制形式、公司制运做。在业务范围上，有的证交中心自成系统、上市交易自己的品种、有自己独立的业务范围而不与证交所联网；也有的证交中心既有自己独立的业务品种，又与沪深证交所作联网业务。整个市场缺乏必要的统一布局，市场运营效率低。

7．证券经纪人制度存在许多不足。

这表现在：(1)目前对证券经纪人的法律地位和资格尚没有明确的说明。对证券经纪人的业务范围、权利和义务，证券经纪人和券商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自身行为规范等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一旦发生纠纷，各方都无法找到法律依据，难以从法律角度保护自己。(2)券商在内部实行经纪人制度，会过于注重客户的营销功能，而导致经纪人误导客户，降低服务质量，影响券商的形象。(3)券商实行经纪人制度，目的是扩大成交量，注重营销，而经纪人会受个人利益驱动，不能客观公正地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或擅自向投资者承诺收益，约定分担买卖风险，增加投资成本和交易风险。

8．证券监管组织体系缺乏效率。

证券监管组织体系是实现证券监管目标的重要保障，从证券监管部门的机构设置看，目前的组织管理体系与监管层次存在机构重叠、效率不高等问题。

地方证管办由于管理的区域较大，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证监会与地方特派办作用较大，证管办作用不足的现象。

9．证券监管行政管理色彩较浓。

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向市场化过渡时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多采用行政监管与市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尽管在监管方法上已向市场化转变，但行政管理的色彩仍然较浓。

除此之外，我国的证券市场中还存在着配股的随意性，证券中介机构评估不实、核收不准、查账不严、出具假证明，证券商欺诈客户、违规投资，国债回购市场买空卖空，投资基金发展不足等不规范现象或问题。

二、证券市场不规范性存在的原因分析

1．整体经济转化与证券市场超前发展的矛盾。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演化的自然结果。按照一般的过程，证券市场的发展应该经历由最初的债券现货市场到股票交易市场，再到相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我国的证券市场是脱胎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级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产物，在股份制试点阶段，就急急忙忙地建立了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还没有成熟、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又过早的开设了市场化要求更高、风险更大的国债期货市场，以至随着发生了国债期货市场上著名的“3．27”事件。这些急于求成的“快速建设”，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就面临着整体经济上处于转轨阶段与证券市场的超前发展的矛盾，成为证券市场不规范的原因之一。

2．政府推动模式与证券市场自身运作机制的矛盾。

可以这样说，我国证券市场成立的早期是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因此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只能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相机决策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解决的滞后性。例如，为了不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我国的股权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形成了公有股不能流通的巨大压力；为了吸引外资并限制境外资本对我国市场的控制，我们设计了A、B股并存的双轨运行机制，形成了同股不同价的隐患。

3．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制要求与立法滞后的矛盾。

我国的股份制试点早在80年代底就已进行，证券市场的正式建立也在90年代初，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证券法》却在1998年12月29日才正式出台，1999年7月1日才正式实施，落后了将近10年。立法的滞后，使我国的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失去准绳和标尺。我国在前几年的证券市场发展中，由于证券法未出台，所依据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有着随意性、多变性、缺乏连续性的特征，以至形成了多年的政策市、消息市。

4．市场主体错位及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不对称的矛盾。

证券市场的投资主体主要由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构成。从持股比例分析，我国国有股东的身份非常特殊，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代表，其行为目标是保持对企业的控股权和国有股权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他处于管理者和计划者的地位，既要对股份制试点和上市规模进行均衡调节，又要确保股市的价格水平和市场规模，正确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这种双重身份和双重目标的矛盾，使国家股不能流通，无力出资配股，使国家股东更侧重于管理目标而有意无意，甚至无奈弱化股东的目标，这就使证券市场实力最雄厚的行为主体在市场的稳定中没能很好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人股东，特别是证券流通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不仅没有成为稳定市场的中坚力量，相反，却成了证券市场上最为危险的投机者。从我国近几年每次的行情波动，以及各股的强力上扬里面，都能看到庄家的身影。

5．游资充斥与金融改革缓慢的矛盾。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市场化的进程中，与此相伴随，我国的金融市场也正处在货币化的进程中。由于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和储蓄倾向的上升，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我国对货币的投机需求迅速增长。由于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融资不畅，银行的部分货币流出银行以外出现“脱媒”现象，形成了体外循环的社会游资。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工具不够丰富，投资需求无法满足，无法疏导游资，导致社会游资在高风险、高回报的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横冲直撞，直接干扰了这些市场的规范化，影响了市场的稳定。

三、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与

发展的对策建议

1.解决国家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规范股权结构。

我国限制国家股、法人股的流通，对于国家股、法人股的股东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和股市的基本原则，对股市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允许国家股、法人股流通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公有股的流通有利于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调节股市，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进行国有股上市过程中，整个过程要充分体现市场化的原则，市场化原则应当体现在国有股流通的各个环节上。国有股上市可以直接通过公开的证券市场，也可通过其他形式的转让，但最终都应当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国有股上市流通这个过程中，政府所担当的角色应当是制定国有股管理和转让的法规，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来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而不能过多介入到具体的交易定价和交易规模的界定上。

在解决股权结构问题的同时，可以采取暂缓新股上市节奏，使市场能够轻装上阵。在上市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多种渠道分流，以缓冲大量股票上市对市场的冲击。

2．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运作。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础，只有上市公司规范化才有证券市场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在进行上市公司的改造时，要确切地使“三会”行使自己的职责，发挥功能。贯彻《公司法》，规范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的制衡机制起到名副其实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进行公司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公司重大事件的披露。创造更多的绩优公司，通过改革、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市场开发等途径，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以此增强投资者的长期投资信心。此外，还要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转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理方式，保证上市公司的自主经营。证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度，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增资配股等加强监管，督促上市公司完善自律机制，促使中介机构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提供公正的服务，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都应遵守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依法公正履行各自的义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培育并监管机构投资者，减少股市的投机行为。

我国的证券市场历来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有限，这是导致股市经常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放宽对包括保险基金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入市限制，使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逐渐按比例投入股市，既可增强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又可活跃证券市场。积极筹建共同投资基金，并把社会各阶层的限制资金集中起来，形成金额较大、相对固定的长期投资基金，增加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解决目前股市投机的问题。

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和引导，建立市场准入制度。要对机构投资者开户进行必要的审查，对机构投资者要进行信用评级，对不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要进行约束，对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来源、持仓数量、操作过程等情况也要进行必要的监控和调查，使其投机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4．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由于证券市场发展迅猛，证券市场法制建设滞后。一是《证券法》的某些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急需修改、补充。包括《证券法》没有涉及，而证券市场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信用交易问题等；还有《证券法》有规定，但与市场发展有差异的问题。二是需要进一步修改和需要尽早出台的相关法律。如《公司法》中的许多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急需重新修订、补充。《证券投资基金法》需要尽快颁布。三是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规章、条例的缺乏。《证券法》是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只是规定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还需要大量加以细化的、具体的、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而现在的规章、条例远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造成证券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不规范性范文篇5

一、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性的种种表现

1．股权结构杂乱。

目前，我国股票种类分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发起人法人股、募集法人股、定向募集法人股、公众股、内部职工股、职工集体股、优先股、A股、B股、H股等，形成了我国股权设置复杂、种类纷繁的局面。这些股票中，有的上市流通，有的没有上市流通。一家公司既有上市的股票，也有不上市的股票。而且，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在不同的市场上市，价格也不同，股权结构杂乱。

2．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从我国现行《公司法》来看，董事会职责仍有不清楚的地方。如公司资产的处置权、为其他企业提供还债的担保权等是不是董事会职权?能否通过多数决议原则将股东会的职权授予董事会来行使?《公司法》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实践中此类职权的安排较随意。董事长的法定职权过于集中，使得董事长在职权的享有上远远超过其他董事。又由于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过度集中，公众股过度分散，董事会很容易被大股东操纵。

经理的权利没有得到制约。公司的日常工作应由总经理负责，总经理行使职权必须以董事会决议为基础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但实际上，总经理改变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

根据《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是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成员中非职工代表对公司的了解甚少，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职工代表同董事、总经理在日常工作中又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他们行使监事权如同纸上谈兵。而且，现实生活中监事开展监督活动，难以在法律上找到可操作的依据。

3．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问题很多。

(1)信息披露不及时。上市公司的信息是时效性极强的资源，信息披露的滞后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收益。

(2)信息披露虚假。一是发行人为获得发行资格，采取虚增资产、虚减负债、增加待摊费用等方法，达到以虚假信息包装公司形象的目的。二是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缺乏有效性，反映公司信息的合并会计报表过于笼统和模糊，难以揭示不同地区的盈利水平、经济增长趋势和风险状况。三是，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措辞含糊、模棱两可。如在披露股息率时，不提具体数字；披露盈利预测信息没有预测依据；年度报告不披露非主营业务细节和变化情况；夸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业务；缩小负债与亏损。

(3)信息披露不公平。上市公司的消息还没有在证监会指定各大报纸上刊登，却已由其它渠道泄露出来，对中、小散户极不公平。内幕消息的存在是我国现阶段股市的重要特征。

(4)对市场传闻不做必要的澄清。有的公司对于市场传言听之任之，甚至将计就计，推波助澜，使不知道内幕消息的中、小散户疯狂跟进，大量的资金被套牢，损失惨重等等。

4．机构投资者的违规违法情况严重。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从人数上看个人投资者，占总开户人数的99．7％，机构投资者只占0．3％。但是机构投资者拥有8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个人投资只拥有2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操纵市场，“对敲拉升”、“造势做局”等违规违法活动不断出现，炒作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只要有大量资金，包括从银行筹措的资金人市，就可以把价格炒上去，吸引中小投资者或其他局外投资人跟进。当庄家发现有大批人跟进的时候，就会偷偷地出货，自己逃之天天，而把跟庄的人套住。导致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消息乱飞，价值投资法则、社会道德、法制观念等被投机者抛到脑后。股票市场的投资功能、转制功能等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5．证券市场的进入退出机制不健全。

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虽然经过发行制度的改革已放宽了证券市场的准入限制，但仍没有实现证券市场进入的完全平等；而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则根本没有体现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相当一部分经营亏损的上市公司，不仅没有从证券市场淘汰出去，反而由于有重组题材而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这就严重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质量，从根本上动摇了证券市场的基础。

6．证券交易中心的设置、运作有明显不规范的地方。

证券交易中心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基本上是会员制形式、公司制运做。在业务范围上，有的证交中心自成系统、上市交易自己的品种、有自己独立的业务范围而不与证交所联网；也有的证交中心既有自己独立的业务品种，又与沪深证交所作联网业务。整个市场缺乏必要的统一布局，市场运营效率低。

7．证券经纪人制度存在许多不足。

这表现在：(1)目前对证券经纪人的法律地位和资格尚没有明确的说明。对证券经纪人的业务范围、权利和义务，证券经纪人和券商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自身行为规范等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一旦发生纠纷，各方都无法找到法律依据，难以从法律角度保护自己。(2)券商在内部实行经纪人制度，会过于注重客户的营销功能，而导致经纪人误导客户，降低服务质量，影响券商的形象。(3)券商实行经纪人制度，目的是扩大成交量，注重营销，而经纪人会受个人利益驱动，不能客观公正地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或擅自向投资者承诺收益，约定分担买卖风险，增加投资成本和交易风险。

8．证券监管组织体系缺乏效率。

证券监管组织体系是实现证券监管目标的重要保障，从证券监管部门的机构设置看，目前的组织管理体系与监管层次存在机构重叠、效率不高等问题。

地方证管办由于管理的区域较大，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证监会与地方特派办作用较大，证管办作用不足的现象。

9．证券监管行政管理色彩较浓。

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向市场化过渡时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多采用行政监管与市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尽管在监管方法上已向市场化转变，但行政管理的色彩仍然较浓。

除此之外，我国的证券市场中还存在着配股的随意性，证券中介机构评估不实、核收不准、查账不严、出具假证明，证券商欺诈客户、违规投资，国债回购市场买空卖空，投资基金发展不足等不规范现象或问题。

二、证券市场不规范性存在的原因分析

1．整体经济转化与证券市场超前发展的矛盾。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演化的自然结果。按照一般的过程，证券市场的发展应该经历由最初的债券现货市场到股票交易市场，再到相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我国的证券市场是脱胎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级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产物，在股份制试点阶段，就急急忙忙地建立了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还没有成熟、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又过早的开设了市场化要求更高、风险更大的国债期货市场，以至随着发生了国债期货市场上著名的“3．27”事件。这些急于求成的“快速建设”，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就面临着整体经济上处于转轨阶段与证券市场的超前发展的矛盾，成为证券市场不规范的原因之一。

2．政府推动模式与证券市场自身运作机制的矛盾。

可以这样说，我国证券市场成立的早期是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因此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只能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相机决策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解决的滞后性。例如，为了不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我国的股权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形成了公有股不能流通的巨大压力；为了吸引外资并限制境外资本对我国市场的控制，我们设计了A、B股并存的双轨运行机制，形成了同股不同价的隐患。

3．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制要求与立法滞后的矛盾。

我国的股份制试点早在80年代底就已进行，证券市场的正式建立也在90年代初，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证券法》却在1998年12月29日才正式出台，1999年7月1日才正式实施，落后了将近10年。立法的滞后，使我国的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失去准绳和标尺。我国在前几年的证券市场发展中，由于证券法未出台，所依据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有着随意性、多变性、缺乏连续性的特征，以至形成了多年的政策市、消息市。

4．市场主体错位及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不对称的矛盾。

证券市场的投资主体主要由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构成。从持股比例分析，我国国有股东的身份非常特殊，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代表，其行为目标是保持对企业的控股权和国有股权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他处于管理者和计划者的地位，既要对股份制试点和上市规模进行均衡调节，又要确保股市的价格水平和市场规模，正确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这种双重身份和双重目标的矛盾，使国家股不能流通，无力出资配股，使国家股东更侧重于管理目标而有意无意，甚至无奈弱化股东的目标，这就使证券市场实力最雄厚的行为主体在市场的稳定中没能很好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人股东，特别是证券流通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不仅没有成为稳定市场的中坚力量，相反，却成了证券市场上最为危险的投机者。从我国近几年每次的行情波动，以及各股的强力上扬里面，都能看到庄家的身影。

5．游资充斥与金融改革缓慢的矛盾。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市场化的进程中，与此相伴随，我国的金融市场也正处在货币化的进程中。由于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和储蓄倾向的上升，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我国对货币的投机需求迅速增长。由于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融资不畅，银行的部分货币流出银行以外出现“脱媒”现象，形成了体外循环的社会游资。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工具不够丰富，投资需求无法满足，无法疏导游资，导致社会游资在高风险、高回报的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横冲直撞，直接干扰了这些市场的规范化，影响了市场的稳定。

三、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与

发展的对策建议

1.解决国家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规范股权结构。

我国限制国家股、法人股的流通，对于国家股、法人股的股东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和股市的基本原则，对股市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允许国家股、法人股流通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公有股的流通有利于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调节股市，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进行国有股上市过程中，整个过程要充分体现市场化的原则，市场化原则应当体现在国有股流通的各个环节上。国有股上市可以直接通过公开的证券市场，也可通过其他形式的转让，但最终都应当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国有股上市流通这个过程中，政府所担当的角色应当是制定国有股管理和转让的法规，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来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而不能过多介入到具体的交易定价和交易规模的界定上。

在解决股权结构问题的同时，可以采取暂缓新股上市节奏，使市场能够轻装上阵。在上市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多种渠道分流，以缓冲大量股票上市对市场的冲击。

2．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运作。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础，只有上市公司规范化才有证券市场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在进行上市公司的改造时，要确切地使“三会”行使自己的职责，发挥功能。贯彻《公司法》，规范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的制衡机制起到名副其实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进行公司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公司重大事件的披露。创造更多的绩优公司，通过改革、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市场开发等途径，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以此增强投资者的长期投资信心。此外，还要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转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理方式，保证上市公司的自主经营。证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度，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增资配股等加强监管，督促上市公司完善自律机制，促使中介机构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提供公正的服务，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都应遵守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依法公正履行各自的义务。

3．培育并监管机构投资者，减少股市的投机行为。

我国的证券市场历来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有限，这是导致股市经常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放宽对包括保险基金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入市限制，使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逐渐按比例投入股市，既可增强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又可活跃证券市场。积极筹建共同投资基金，并把社会各阶层的限制资金集中起来，形成金额较大、相对固定的长期投资基金，增加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解决目前股市投机的问题。

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和引导，建立市场准入制度。要对机构投资者开户进行必要的审查，对机构投资者要进行信用评级，对不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要进行约束，对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来源、持仓数量、操作过程等情况也要进行必要的监控和调查，使其投机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4．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由于证券市场发展迅猛，证券市场法制建设滞后。一是《证券法》的某些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急需修改、补充。包括《证券法》没有涉及，而证券市场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信用交易问题等；还有《证券法》有规定，但与市场发展有差异的问题。二是需要进一步修改和需要尽早出台的相关法律。如《公司法》中的许多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急需重新修订、补充。《证券投资基金法》需要尽快颁布。三是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规章、条例的缺乏。《证券法》是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只是规定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还需要大量加以细化的、具体的、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而现在的规章、条例远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造成证券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不规范性范文篇6

关键词：中学生；数学；解题规范性

解题，不仅要求学生答题时要做到正确、严谨，同时更要求学生解题的规范性。规范性，具体指的是，首先，仔细审题，看清题目要求；然后按要求作答，保证步骤完整；其次，要求书写的逻辑、规范和严密；最后，在题目完成后还要检查哪个步骤有遗漏等。教师通过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会发现学生在很多时候，由于答题不规范失分而后悔。所以，注重对学生答题规范的培养，是现阶段数学教学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一、当前，初中数学中的不规范解题行为

（一）不注重审题。审题是做题环节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只有审清题目，弄清题意，才能保证做题的有效性。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学生在拿到一道题目的时候，都是粗略看题，没有仔细审题的意识，最后造成答题不准确。主要体现在，第一，走马观花，看到题目的表层含义就开始做题，对题目中的隐含条件缺乏探究和挖掘；第二，缺少对题目已知条件和解题目标之间联系的研究，造成答题不当，直接混淆解题的思路和过程；第三，没有思考的符号语言以及缺乏对图形语言的转换，很多时候，学生都是直接根据自己的感觉和做题经验直接上手，缺少对题目的研究和思考。所以，数学答题不规范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做题效率和解题的正确性。时间一长，不利于培养学生数学学习自信心的建立，影响学生数学思维的形成和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二）没有养成题后审查的习惯。做完题目后不检查，这是大多数学生的通病。题目做完了就直接交卷，没有养成检查的习惯，造成答题步骤的缺失，或者计算错误。不利于学生数学分类和归纳思维的形成。学生常常由于没有进行分类讨论，导致答案不准确、又或者在分类后没有检验、缺少总结性的话等，尤其在针对一些几何图形解析和综合性的应用题中，学生总是丢三落四。因此，培养学生的检查习惯也是规范学生答题准确性的重要内容。（三）衔接性语言的缺失。很多学生在解题环节中，缺少数学衔接性的语言，如，“依题意得”“综上所述”之类的话，学生不重视数学性的语言描述，导致解题环节缺少数学性思维，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这不仅是答题规范性的表现，更是在做题环节中展现学生数学思维和数学解题能力的体现。

二、提升中学生数学解题规范性的具体策略

（一）巩固学生的数学语言基础，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数学是一门逻辑性和思维性很强的学科，离不开文字语言、图形语言和符号语言的描述，对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具有很大的帮助。在一道数学题中，其背后往往隐含着深刻的数学思维和数学精髓。所以，巩固学生的数学语言基础，提升学生的数学语言能力，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数学逻辑性、做题的规律性和书写的规范性等。在巩固语言基础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传递给学生基础的和重点的数学符号，其分别代表的意义。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引导学生对数学问题深一步的探究。同时帮助学生克服数学语言的障碍，学会在解题过程中使用数学语言。（二）教师发挥板书的引导作用，帮助学生示范正确的解题步骤。教师的板书过程不仅是为学生展示教学重点，构建数学框架图，而且还有利于为学生展示教学过程中的重难点，帮助学生梳理知识。同时对学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引导学生学习争取的解题步骤以及书写的正确格式。所以，在数学的解题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利用板书，为学生展示正确的解题规范步骤和书写步骤。所以，教师要注意字迹清晰，工整，而且在图形的解析中也要注意绘制的规范和完整，不能敷衍，最后做完后，带领学生检查，以确保一道题目的完整，为学生做正确的示范和引导。（三）做好例题的示范，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例题的教学展示也是如此，教师要注重对学生在做题时候的示范和引导，培养学生的审题习惯、正确的书写习惯和题后检查、归纳的习惯。第一步，认真审题既是学生数学解题中的首要环节，也是解题的关键步骤，有利于帮助学生理清做题思路。所以，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认真审题，对题目中的每一句话进行认真分析。然后通过分析题目中的隐含条件，挖掘题目背后真正考察的数学原理，构建脑海中的思路框架，确定大致的解题思路。第二步，培养学生书写格式的规范和严谨，规范解题步骤，尝试转换解题方式，逐步开阔学生的数学思想[1-2]。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数学解题规范性既是数学答题过程中的要求，也是培养学生数学思维的过程。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答题的规范性，通过巩固学生的数学语言基础，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教师要注意发挥板书的引导作用，帮助学生示范正确的解题步骤；做好例题的示范，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提升学生的答题规范性，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建立学生对数学学习的信息。

参考文献：

[1]郭银，苏桂萍.浅析数学解题的规范性[J].数学学习与研究，2020(1):156.

不规范性范文篇7

关键词：会计；基础工作；问题；对策

一、国有煤炭企业会计基础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会计核算工作缺乏规范管理

会计基础资料应当合法、真实、准确、完整。所有经济业务都须按照规定的程序，履行凭证填制、传递及审核手续。当前一些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缺乏规范化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原始凭证管理不规范。由于各方面原因，单位部分职工在获取原始凭证时，无法提供真实的原始凭证，会计部门默许以金额相同的其他发票进行代替或变通，造成原始凭证出现过期发票、连号发票等现象，同时在凭证填写方面也存在如大小写不符、单位名称、项目等填写不全或涂改等不规范现象。第二，记账凭证管理不规范。在单位会计部门的记账凭证中出现摘要描述不准确，明细科目记载不详细，记账凭证金额与原始凭证金额不相符，经办人、审核人、批准人等签名不全等现象。第三，单据审核流程不规范，领款人由于事发紧急等原因，造成单据的审核未严格按照“业务人员填制凭证—会计审核凭证—主管签字—出纳复核—领款人签字”的流程进行。

(二)会计档案管理缺乏规范性

会计档案是会计活动的产物，是重要的经济史料，怎么严格保管都不为过。缺乏规范性主要表现在凭证装订不统一、整齐，凭证封面填写不规范，会计账簿打印不及时，归档档案无台账，会计档案调阅权限不明、手续不健全，档案保存环境不符合规定要求等。

(三)会计监督工作缺乏规范性

会计监督是会计基本职能的一个方面，是对会计核算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会计监督工作缺乏规范性主要表现在：第一，资金管理不严格。一方面预算的制定、执行、监督与管理不科学规范，缺乏刚性，导致部分部门出现预算超支甚至动用未纳入预算资金的现象；另一方面资金的收付不规范，存在公款私存、银行账户管理不严等现象。第二，坏账处理不及时。出于对当期盈利指标考量或企业自身管理不规范，会计部门未对往来款项进行定期核实与清收，造成部分已经无法收回的坏账得不到及时处理，部分坏账超过诉讼时效，导致会计信息出现失真，给单位造成永久性损失。第三，内部审计不深入。一些企业出于内部人情关系需要，缺乏长远考虑，对单位内部的资产、资金等审核流于表面，没有分析深层次原因，缺乏完善的事前、事中、事后预警及控制机制，导致单位资金的有效利用得不到保障。

二、提高会计基础工作的对策分析

(一)加强专业培训，提升管理水平

对于原始凭证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会计人员必须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具备服务大局的意识。对简单繁琐的业务，保持良好态度对待业务人员，尽快帮助其规范填写。财务部门应制定严格的原始凭证管理制度，将这些制度在企业内部进行宣传讲解，并在每个部门分发规范性凭证模板，确保相关员工掌握填写标准。财务部门经常开展互查互纠活动，以加强单位间的业务交流。同时积极培养和引进高素质审计人员，对企业财务情况进行深层次审计，并制定相关审计预警与监督制度，保障企业资金的安全性。

(二)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管理流程并严格执行

对于单据流程不规范现象，确实事出紧急无法按照流程来进行办理的项目，会计负责人与业务部门负责人进行沟通确认，再进行款项处理，并对未填写规范单据及时进行后期补填完整，被授权人在授权范围内出现工作失误时，授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记账凭证与会计档案管理不规范问题，会计部门相关负责人应对相关会计人员进行制度的讲解，对于不规范的记账凭证，以及凭证装订不规范统一的档案不予入档，并追究相关会计人员责任。同时，完善会计档案借阅制度，明确借阅权限、借阅手续和归还期限；严格执行温度、湿度、防火等方面会计档案存放环境的规定。

(三)加强监督管理，强化风险意识，最大限度降低资产损失

在应收账款的管理上，将每一笔往来款项与相关责任人挂钩，定期对应收款项进行核查，对即将到期的应收款项催促责任人收回，对于确实无法收回的款项按相关制度及时进行坏账处理，保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以便企业领导者及时掌握企业资金状况。同时，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第三方保险单位为往来账务购买保单，在往来账务确实无法收回时，由第三方保险公司进行赔付。对于资金的管理，会计负责人应制定严格的资金管理流程，科学制定资金支出制度，对于预算款项的支出进行全程监控，给予合理干预与指导，严格控制支付风险。定时清理闲置的银行账户，对于公款私存现象追究存款人责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会计基础工作虽属于比较琐碎的工作，但它更应被足够的重视，如果这些工作缺乏规范性，极易导致核心的会计工作出现偏差，难以为企业领导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进而影响企业的资金管理与项目决策。因此，规范会计基础工作，使各项琐碎性工作能在统一规范的制度下进行，才能保障会计工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保驾护航。

作者:张捷 单位: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运销分公司

参考文献：

[1]秦颖.浅议如何做好煤炭企业会计基础工作[J].经济研究，2014(10)：162-163.

不规范性范文篇8

关键词：高中数学；解题规范性；错误；改正

高中数学在我国现代高中教育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数学成绩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是否能够考上较好的学校，同时数学考试也是拉开学生档次最好的方式。因此，学生在数学解题中应避免不必要分数的丢失，在这种情形下，答题的规范性就成为学生减少不必要分数的最有效方式。因此，我们列举了高中学生在数学解题中常见的错误，从而使学生能够认识到这些错误，并且借助科学有效的方法避免规范性错误造成丢分情况的产生。

一、我国高中数学解题中常见规范性错误

1、选择题涂卡出现的规范性错误

选择题作为高中数学应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值占据了60分，并且要求学生用2B铅笔把自己选择的答案誊写在答题卡上。很多学生在做完选择题时，为了减少时间的浪费，在涂卡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由规范性错误带来的电脑不能识别选项，甚至是忘记涂卡的现象。这种较为低级的错误使得学生在数学测试中很容易出现不必要的丢分，从而极大的影响了学生的考试成绩。另外，由于答题卡是电脑识别选项，因此，答题卡不能够在答题过程中进行折叠和污损，从而使得电脑能够自动识别选项。但是，由于我国学生答题不够规范，进而出现学生在答题过程中不小心折叠或者污损了答题卡的情况，从而出现了电脑无法识别选项的现象。

2、解不等式出现的规范性错误

在解不等式时，尤其是对于有绝对值符号的不等式，在对其简化和拆分的过程中，由于答题的不够规范，使得很多学生直接省略了其中的一部分步骤，直接变换成最终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答题结果是正确的那么判卷老师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对学生进行扣分。但是，一旦结果和正确答案存在出入时，由于中间过程的省略，使得教师很难发现学生在哪步和哪个环节中出现了错误，从而给出错误出现之前的步骤分数。但是，由于之前步骤的省略，使得教师按照步骤给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从而使很多学生在结果和正确答案产生偏差时，在解不等式中产生了不得分的现象。

3、三角函数解题时出现的规范性错误

三角函数往往会作为第一道大题出现在学生的大题试卷中。但是由于部分三角函数题型较难，学生在解题的中需要借助一系列的简化和辅助绘图进行全面的分析，借助数形结合的方式寻找解题思路。但是，由于考试纸张篇幅有限，对于难度较大的题型，学生只能在对答题区域进行简单的板块的划分。但是对于男生而言，很多答题区域根本无法满足学生答题的需求，从而出现了省略答题步骤和把题写在其他答题区域、甚至是没有图形的现象。这种考试的不规范即使学生能够做出正确的答案，但是由于答题板块划分的不合理或辅助图形的忽视使得学生在考试中出现了丢分的现象。

二、避免出现规范性错误的有效策略

1、涂卡要标准

选择题在高中数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试卷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因此学生在进行数学考试时基本不应该在选择题上丢失分数。选择题在高中数学中是借助电脑设备实行的自动阅卷，因此，在涂卡时学生的自身行为不规范很有可能造成电脑无法识别涂卡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应得分数的丢失。因此，学生在进行数学选择题答题时，尤其是在涂卡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教师指定的标准，先填写其个人基本信息，并且规范的使用2B铅笔填涂答题卡，从而避免因为涂卡力度过轻造成的电脑无法识别以及力度过重出现的答题卡破损的现象，从而能够在答题中展现出自身的数学真实水平。

2、答题板块划分要规范

由于数学个别大题所需要书写的内容过多，整个试卷规定的答题区域不能够书写下其答题内容，从而要求学生能够在答题范围较小的地方对答题内容进行模块化和板块化的划分，从而避免答题超出规定答题范围而造成的分数丢失的现象。对于答题板块的划分会使得学生能够对答题区域进行合理利用的同时，清晰自己的思路和答题步骤，从而消除因为中间跳步多出现的细节错误。另外，对答题区域的细分会使得学生能够严格控制自身字体的大小，从而使得答案不会超过规定的答题区域，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超出答题区域不给分数的现象。

3、答案要完整

对于立体几何和不等式和曲线问题，学生在明确思路后，往往会做出正确的答案。但是学生在做出正确答案之后，最后结果只是保留了原始的式子和结果，而并没有完整的对相应的问题进行回答，从而出现了答案不完整而扣分的现象。因此，学生在对此类问题进行解答时，不仅仅要求出最后的结果，还要用较为简洁的话语对最后的结果进行简单的说明，尤其是对于统计问题，如果没有最终的话语对此问题进行相应的回答，即使求出了最终的正确答案，也不会拿满分，从而由于学生的答案不够完整，从而扣除一小部分分数。因此，学生应特备注重这类现象，并且通过完善自身的回答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

4、答案书写要规范

学生在数学考试中知识量可能已经足够，从而能够在复杂的问题中求解出最终的答案。但是却存在很多由于书写的不规范使得教师在阅卷的过程中无法正确识别学生的答案及字迹的现象，从而导致了不必要分数的丢失。因此，在面对这种现象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学生尽可能的把自身的数学进行相应的规范，从而使得教师能够看懂自身的答案，以避免因为试卷太过缭乱所造成的分数的丢失。

三、小结

总之，数学作为高中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学生数学学习水平的高低，且数学答题的规范性会直接影响学生考试成绩。为此，作为数学教师而言就必须在重视数学解题规范性教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与教学实际，对学生考试中常见的规范性错误进行简单的分类与总结，从而使学生能够清晰的意识到自身在考试中存在的规范性错误，以正确的方法来对学生进行引导，避免因规范性错误所带来的不必要分数的丢失。

作者:韩洁 单位:冀州中学

参考文献:

[1]陈彩堂,陈雪蛟.高中学生数学解题规范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数学教育.2010(08)

不规范性范文篇9

一、要站在宏观的层次上看待“费多税少”的矛盾

“费改税”问题的提出，首先是缘于对我国政府部门收入规模的判断。起初，人们用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78年为31.3%；到1995年仅为10.7%），来论证政府部门集中的社会财力过少了。但是，令人难于理解的是：在财政性质的收入如此之少的条件下，为什么庞大的政府机器仍能运转？各方面政府职能的履行亦未因此而陷于停顿？后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放宽，人们注意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是判断现时我国政府部门收入规模的唯一标准。事实上，目前我国政府部门收入口径，除了预算内的规范性财政收入之外，还须计入：预算外收入、没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以及财政收入退库，等等。按最保守的估计，各种游离于预算之外的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和预算内的规范性财政收入之比，大约为3：2。以1996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10.9%推算，游离于预算之外的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6.35%、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政府部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实际上已达到25%以上。

进一步说，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来源，基本上是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政府收费（如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性收费、对农民收取的乡统筹和村提留以及各级政府的集资摊派等），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又大多于规范性的政府收入，于是，便产生了所谓“费多税少”的特殊的矛盾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费改税”（或称“改费为税”）的政策主张。

从表面上看，“费多税少”是所谓的“费税之争”或财税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的“权力之争”。然而，如果跳出部门或微观的局限，站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次上考虑问题，就会发现，“费多税少”矛盾的实质，是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部门行为的不规范。

可以说，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改革事业进一步推进的极大障碍。非财政部门介入财政性分配，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渠道混乱。政出多门的各种政府收费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自收自支，不纳入预算管理。既然能够自收自支，那么收费项目的多少和收费规模的大小，就同各部门、各地区的利益特别是同有关人的个人利益挂上了钩，其收费的积极性自然会越来越高；既然能够不纳入预算管理，其支出去向又脱离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审查，也促使其收费积极性愈加高涨。如此演化下去，各种政府收费日益扩展，非财政部门大规模地介入财政性分配，使得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渠道陷于混乱状态。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与来自其管理对象的资金上缴有了直接联系，以权谋钱、以权换钱等不规范行为也就由此产生并蔓延开来。换一个角度，各类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为其提供了土壤和温床。

形式多样的税外收费，干扰了企业的改革和经营。国有企业的困难状况与其负担的沉重是有关系的。但负担重并非是税负重。1996年，全国各项税收相加，不过6901亿元，占当年GDP（67700亿元）的比重，仅为10.2%。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无论作哪样的比较，都不算高。其实，造成国有企业负担重的真正原因，还是政府部门的乱收费、我前不久见到这样一份材料（《北京晚报》1997年10月2日）：根据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6个国有企业的初步调查，他们所承受的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收费项目，多达206项。这其中，有节日摆花费、亮灯费、禁烟牌费、驱赶叫花子费、精神文明建设费、精神文明知识大赛培训费、树木打药费、排放雨水河道清淤费、河道维修排水费、旧人防拆除补偿费、卫生费、保洁费、道路清扫费、门前三包卫生罚款。环卫设施费、修垃圾站费，垃圾桶胸置费、垃圾清运费、委托垃圾渣土清运费、垃圾消纳费。门前三包责任书镜框工本费，等等。五花八门的收费，使得本已陷人资金不足、机制不活、产品不适销对路、人员负担过重等困境之中的国有企业。雪上加霜，不堪重负。国家经贸委的调查还表明，国有工业企业的各种不合理负担，大体占到当年其实现利税之和的20%，甚至超过了当年实现的利润，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改革途径！

“弱干强枝”的财力分配格局，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年，在政府部门财力分配上所存在的“‘弱干强枝”现象，一直困扰着我们。所谓“弱干强枝”，是将政府部门的财力分配格局比喻为一棵树，这棵树的“树干”是弱的，经不起风吹草动；而它的“树枝”繁茂，致使头重脚轻、这种分散的财力分配格局。不仅存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而且，在各个不同级次的政府与其所属的职能部门（如省一级政府与其所属的各厅、局）之间，甚至每一级次的政府与其下属级次的政府（如省一级政府与市、县级政府）之间，也都有类似的表现。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只有吃皇粮，才能给皇帝办事”。财力分散了，各部门、各地区的支出，除了依靠政府集中调配的那一块儿规范性的资金外、还分别拥有各自非规范性的财源，可以自立规章，自收自支。其结果.肯定是中央政府以及各个不同级次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人家常说的自所谓“诸侯经济”、“王爷经济”，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长此以往，势必危及国家的政令统一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加剧了政府机构膨胀和行政管理费用猛增的势头。对于政府机构膨胀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势迅猛的问题，人们通常把它归结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滞后，其实，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不规范。在政府部门收入机制规范化的条件下。每年可取得或可供其使用的收入便是一个既定不变的量。其支出的规模，便不能不受其收入规模的约束。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就现实来说，对政府支出约束最强的因素就是税收。税收所具有的特性之一——“数额的相对固定性”，实质是一把双刃的剑。一刃是针对纳税人的，即要求纳税人把该交的税全部如数交上来，另一刃则是针对政府的，即征税的额度必须控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征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税收对政府支出的约束是强的，但政府部门可以突破税收的限制，在税收之外通过收费取得收入，各种收费还可以自立章法，按需而征。规范性的税收与非规范性的收费同时存在，后者又大人多于前者，并已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随意”上调，处于如此宽松环境中的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费支出，怎么能不膨胀和增势迅猛？

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费改税’不过是为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从而规范政府部门行为，完善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

二、要清楚地认识“费多’和“税少”之间的关系

我的基本看法是：“费多”和“税少”是一种因果关系。最初，“税少”是“因”，“费多”是“果”“费多”是由“税少”而引发的。但事情演化下去，“费多”又进一步加剧广“税少”。在这个时候。“费多”变成了“因”，“税少”则成为了“果”。循着这样的线索回顾改革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收入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可以更清晰地透视隐含在其后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收入机制呈现两大特征：一是税利并存，税少利多。二是来自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占大头儿。以1978年为例，在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总额中，来源于国有经济单位上缴的税收和利润份额分别为35.8%和51.0%，两者相加是86.8%。从这几个数字中.我们看不到农民和城市职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国家机器的运转和政府职能的履行，似乎就是依赖于国有经济上缴的税利。但深入一步看，如此的政府收入机制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期存在并维持下来，显然有其特定的制度基础。这就是：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国家统管城市职工工资制度和财政统收统支体制。

1953年颁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统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赋予了政府按相对偏低的垄断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的权力。在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制度下，农民要按国家规定的相对偏低的价格标准将剩余的农副产品统一卖给国家，并由政府按计划统一供应给城市工业部门和城市居民消费。低价的农副产品、不仅直接降低广工业的原材料投人成本，也使城市居民获得实物福利（生活费用降低）并间接降低了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工业部门获得了高的利润。1956年出台的《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级制度》，赋予了政府统一掌管城市职工工资标准，并统一组织城市职工工资调配的权力。在国家统管城币职工工资的制度下，政府可以通过压低工资标准、减少升级频率的办法，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事实上，从1956年至1977年的20年间，我国只进行了三次小幅度、小范围的工资升级工作）。在原材料投入成本和劳务投入成本被人为降低了的同时，那一时朗的工业品实行计划价格。工业品的计划价格又长期偏高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即工农产品“剪刀差”）。于是.在低成本和高价格的基础上，工业部门获得了高的利润。

在自建国初期就已实施下来且几十年基本未变的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下，国有经济单位（其中主要是国有工业企业）的纯收入，基本上都交由财政集中支配，其本身能够自主支配的财力极其有限。于是，通过财政上的统收，“汇集”在国有经济单位中的高利润便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形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上述的政府部门收入机制，带给我们两个结果。在普通百姓的眼中.不管是税还定利.都是山单位交的，与个人无关（实际上，那一时刻的农副产品低价统购和城市职工低工资制度正是农民和城市职工向政府缴纳税收的两个“隐含’的渠道）。纳税意识淡薄或基本上没有纳税意识，就在情理之中了，此其一。在政府部门的眼中，无论是税还是利，都是主要由国有经济单位上缴的钱。既然彼此都姓“公”，税利不分或只问财政收入的“量”而不问它的“源”，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此其二。这便为改革以后“费多税少”矛盾的产生和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埋下了祸根。

改革以后，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国家统管城市职工工资制度和财政统收统支体制的格局相继被打破。原有的政府部门收入机制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所有制成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自然要求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相应调整：由主要从隐含的渠道收取非规范性的“暗税”转到基本以公开的形式征收规范性的“明税”。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税制建设的力度明显加大，个人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新的税种，陆续出台。到1994年税制改革之时，税种的总数达到34个，正是政府为此而采取的积极行动。

然而，长期“无（明）税”的惯性作用，加上种种因素的制约，给税收制度的正常运行带来了严峻挑战：

普通百姓、多年生活在“无（明）税”的环境之中，一旦须拿出本已装人兜中的一部分钱缴税时，出于心理和行为上的不适应，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躲”。能躲就躲，能躲多少躲多少。在税收严管重罚的力度未能相应跟上、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远未确立的条件下，各种偷漏税的行为犹如“病毒”，附着于“明税”的肌体上繁衍而生。由最初只发生在先富起来的个体经济的少数人身上，到逐渐在个体户中普遍扩展，进而几乎把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统统卷人其中，致使大量该征的税不能如数征收上来。

政府部门，多年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明税的建立步伐又多少有些慢于暗税的消失速度，在各方面的政府支出增势迅猛、规范化的税收渠道不畅、财政部门所能提供的资金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转而操用非规范性的行政命令，去另外找钱。于是，在“创收”的旗号下，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开始自立收费项目，介入财政性分配。以收费形式取得的收入，既然被视为非规范性的“创收”范畴，由各个部门自收自支，游离于预算之外，也就变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问题还不止于此。非规范性的政府收费趋势的蔓延及其规模的日渐增大，又从两个方面加剧了税收制度运行的困难：其一，有些收费对象，本来就是税基的构成部分，这类收费项目显然会冲击税基。其二，政府部门的收入，既然有了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两个来源，并且，前者纳入预算，不可随意改变；后者游离于预算之外，可以自收自支，人们（特别是一部分地方政府领导人）对税收的注意力（或称“重视度”）便会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收费。各级、各个政府部门的收费之门越开越大，不少地方领导人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擅定减免税条款，并且，利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漏洞截留中央税收，甚至采取非法手段鼓励企业偷漏税款等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作为上述诸方面矛盾的综合反映，在政府部门的收入体系中，税收的“缺位”与各种收费的“越位”同时并存、规范性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下滑和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逐年加大同时并存。国家机器的运转，政府职能的履行，越来越离不开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支持。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以至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由此陷入了不规范状态。

三、市场经济要求走政府收入机制规范化的道路

如果说，今天的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不规范是为改革而付出的代价，那么，在改革已经历时19个年头，各方面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构建起来的条件下，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应当也必须转到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上来。

应当看到，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各个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广。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取得收入的方式和数量或说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必须是规范化的。所谓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规范化，从大的方面讲，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标志：

第一，以法制为基础。即是说，政府取得收入的方式和数量要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的收入，都应当先立法，后征收。

第二，全部政府收入进预算。预算的实质是政府收支的公开、透明，并非简单地由哪一个部门管理或列人哪一类表格反映。也就是说，政府的收与支。必须全部置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不允许有不受监督审查、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

顺便指出，在国外的经济文献中.是很难找到“预算外资金”这个概念的、我国所使用的“预算外资金”概念.还是建国初期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里引进的。即便不作更深一步的考察，也会发现，预算外资金是同计划经济密切相关的范畴，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有存在的必要。退一步讲，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预算外资金亦属于补充性或辅助性的财源。如果其规模庞大，甚至庞大到超越预算内资金的地步，那也不是本来意义的预算外资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在我国，预算外资金终归是要走向消亡的。

第三，财税部门总揽政府收支。即所有的政府收支完全归日于财税部门管理。不论是税，还是费，或是其他别的什么形式的收入，都要由财税部门统一管起来。即便出于工作便利的考虑、把某些形式的收入，如关税、现费交由特定的政府职能部门征收.那至多也是一种“代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要切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同其经费来源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铲除“以权谋钱、以权换钱”等腐败行为的土壤。

说到这里，已不难看出：中国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就注定了要走政府部门收入机制规范化的道路。事实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已经对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作出了战略部署。同志在谈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问题时，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分配：一是居民的收入分配，再一就是政府的收入分配，而且，一个值得注意的提法是“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

更为重要的是，从根本上看，在目前的中国、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还是完善整个社会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基础或前提条件。没有政府部门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规范化，就不可能有家庭、企业部门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规范化。况且，今天我国分配领域所存在的种种不规范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所带动或引发的。

看起来，以规范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为着眼点，将各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转变为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是迟早要建设而已是非建设不可的一项跨世纪工程。

四、规范政府收入机制关键是要寻找积极而稳妥的办法

说规范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难，是因为，它要牵涉到沿袭多年的既得利益格局。更何况，与非规范性政府收入有关的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又是以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形式发现出来的。说规范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不难，是因为，我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同家。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拥有6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全党上下统一认识，采取步凋一致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规范化，并非一件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也曾有过成功的先例。新中间成立之初，那时各地的税收制度很不统一：有各个革命根据地沿用下来的原各自单独制定的税制.也有新解放区所实行的在税种。税目、税率和征管办法等方面差异很大的五花八门的税制。但是，随着1950年1月《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颁布，一个全国统一的新的税收制度很快建立起来.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

关键的问题是。要在下定决心的基础上，寻找积极而稳妥的办法。注意一下各国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同家政府收入结构的统计文献，可以看到这样两个现象；其一、中央一级政府基本没有收费，税收（包括社会保障税）是其收入的基平来源，其二，以收费的形式取得收入，并且在收入结构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通常发生在地方各级政府那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化的政府收费只有两类：一是规费。再一是使用费。无论规费还是使用费，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性是，收费的项目同家庭、企业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并具有一种直接的服务报偿关系，毋庸赘言，同家庭、企业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的公共事项，本来就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公务员之家:

根据上述的认识，由此可以引申出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费改税”的工作，可以从中央政府做起。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一级政府基本没有收费，那么，中央政府各部门现存的大部分收费项目，都可以纳入“费改税”的范围。追根寻源，在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费的兴起，最初也是发生在中央一级政府。所以，只要中央政府率先实现了中央一级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化，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便可延伸到地方各级政府，从而在全国范围逐步推开。

不规范性范文篇10

一、要站在宏观的层次上看待“费多税少”的矛盾

“费改税”问题的提出，首先是缘于对我国政府部门收入规模的判断。起初，人们用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78年为31.3%；到1995年仅为10.7%），来论证政府部门集中的社会财力过少了。但是，令人难于理解的是：在财政性质的收入如此之少的条件下，为什么庞大的政府机器仍能运转？各方面政府职能的履行亦未因此而陷于停顿？后来，随着研究视野的放宽，人们注意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是判断现时我国政府部门收入规模的唯一标准。事实上，目前我国政府部门收入口径，除了预算内的规范性财政收入之外，还须计入：预算外收入、没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以及财政收入退库，等等。按最保守的估计，各种游离于预算之外的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和预算内的规范性财政收入之比，大约为3：2。以1996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10.9%推算，游离于预算之外的非规范性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6.35%、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政府部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实际上已达到25%以上。

进一步说，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来源，基本上是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政府收费（如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性收费、对农民收取的乡统筹和村提留以及各级政府的集资摊派等），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又大多于规范性的政府收入，于是，便产生了所谓“费多税少”的特殊的矛盾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费改税”（或称“改费为税”）的政策主张。

从表面上看，“费多税少”是所谓的“费税之争”或财税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的“权力之争”。然而，如果跳出部门或微观的局限，站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次上考虑问题，就会发现，“费多税少”矛盾的实质，是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部门行为的不规范。

可以说，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改革事业进一步推进的极大障碍。非财政部门介入财政性分配，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渠道混乱。政出多门的各种政府收费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自收自支，不纳入预算管理。既然能够自收自支，那么收费项目的多少和收费规模的大小，就同各部门、各地区的利益特别是同有关人的个人利益挂上了钩，其收费的积极性自然会越来越高；既然能够不纳入预算管理，其支出去向又脱离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审查，也促使其收费积极性愈加高涨。如此演化下去，各种政府收费日益扩展，非财政部门大规模地介入财政性分配，使得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渠道陷于混乱状态。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与来自其管理对象的资金上缴有了直接联系，以权谋钱、以权换钱等不规范行为也就由此产生并蔓延开来。换一个角度，各类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为其提供了土壤和温床。

形式多样的税外收费，干扰了企业的改革和经营。国有企业的困难状况与其负担的沉重是有关系的。但负担重并非是税负重。1996年，全国各项税收相加，不过6901亿元，占当年GDP（67700亿元）的比重，仅为10.2%。这样的宏观税负水平，无论作哪样的比较，都不算高。其实，造成国有企业负担重的真正原因，还是政府部门的乱收费、我前不久见到这样一份材料（《北京晚报》1997年10月2日）：根据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6个国有企业的初步调查，他们所承受的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收费项目，多达206项。这其中，有节日摆花费、亮灯费、禁烟牌费、驱赶叫花子费、精神文明建设费、精神文明知识大赛培训费、树木打药费、排放雨水河道清淤费、河道维修排水费、旧人防拆除补偿费、卫生费、保洁费、道路清扫费、门前三包卫生罚款。环卫设施费、修垃圾站费，垃圾桶胸置费、垃圾清运费、委托垃圾渣土清运费、垃圾消纳费。门前三包责任书镜框工本费，等等。五花八门的收费，使得本已陷人资金不足、机制不活、产品不适销对路、人员负担过重等困境之中的国有企业。雪上加霜，不堪重负。国家经贸委的调查还表明，国有工业企业的各种不合理负担，大体占到当年其实现利税之和的20%，甚至超过了当年实现的利润，严重干扰了企业的改革和经营。

“弱干强枝”的财力分配格局，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年，在政府部门财力分配上所存在的“‘弱干强枝”现象，一直困扰着我们。所谓“弱干强枝”，是将政府部门的财力分配格局比喻为一棵树，这棵树的“树干”是弱的，经不起风吹草动；而它的“树枝”繁茂，致使头重脚轻、这种分散的财力分配格局。不仅存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而且，在各个不同级次的政府与其所属的职能部门（如省一级政府与其所属的各厅、局）之间，甚至每一级次的政府与其下属级次的政府（如省一级政府与市、县级政府）之间，也都有类似的表现。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只有吃皇粮，才能给皇帝办事”。财力分散了，各部门、各地区的支出，除了依靠政府集中调配的那一块儿规范性的资金外、还分别拥有各自非规范性的财源，可以自立规章，自收自支。其结果.肯定是中央政府以及各个不同级次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人家常说的自所谓“诸侯经济”、“王爷经济”，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长此以往，势必危及国家的政令统一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加剧了政府机构膨胀和行政管理费用猛增的势头。对于政府机构膨胀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势迅猛的问题，人们通常把它归结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滞后，其实，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不规范。在政府部门收入机制规范化的条件下。每年可取得或可供其使用的收入便是一个既定不变的量。其支出的规模，便不能不受其收入规模的约束。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就现实来说，对政府支出约束最强的因素就是税收。税收所具有的特性之一——“数额的相对固定性”，实质是一把双刃的剑。一刃是针对纳税人的，即要求纳税人把该交的税全部如数交上来，另一刃则是针对政府的，即征税的额度必须控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征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税收对政府支出的约束是强的，但政府部门可以突破税收的限制，在税收之外通过收费取得收入，各种收费还可以自立章法，按需而征。规范性的税收与非规范性的收费同时存在，后者又大人多于前者，并已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随意”上调，处于如此宽松环境中的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费支出，怎么能不膨胀和增势迅猛？

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费改税’不过是为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从而规范政府部门行为，完善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

二、要清楚地认识“费多’和“税少”之间的关系

我的基本看法是：“费多”和“税少”是一种因果关系。最初，“税少”是“因”，“费多”是“果”“费多”是由“税少”而引发的。但事情演化下去，“费多”又进一步加剧广“税少”。在这个时候。“费多”变成了“因”，“税少”则成为了“果”。循着这样的线索回顾改革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收入机制所发生的变化，可以更清晰地透视隐含在其后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收入机制呈现两大特征：一是税利并存，税少利多。二是来自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占大头儿。以1978年为例，在当年全国财政收入总额中，来源于国有经济单位上缴的税收和利润份额分别为35.8%和51.0%，两者相加是86.8%。从这几个数字中.我们看不到农民和城市职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国家机器的运转和政府职能的履行，似乎就是依赖于国有经济上缴的税利。但深入一步看，如此的政府收入机制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期存在并维持下来，显然有其特定的制度基础。这就是：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国家统管城市职工工资制度和财政统收统支体制。

1953年颁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统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赋予了政府按相对偏低的垄断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的权力。在农副产品统购统销的制度下，农民要按国家规定的相对偏低的价格标准将剩余的农副产品统一卖给国家，并由政府按计划统一供应给城市工业部门和城市居民消费。低价的农副产品、不仅直接降低广工业的原材料投人成本，也使城市居民获得实物福利（生活费用降低）并间接降低了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工业部门获得了高的利润。1956年出台的《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级制度》，赋予了政府统一掌管城市职工工资标准，并统一组织城市职工工资调配的权力。在国家统管城币职工工资的制度下，政府可以通过压低工资标准、减少升级频率的办法，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事实上，从1956年至1977年的20年间，我国只进行了三次小幅度、小范围的工资升级工作）。在原材料投入成本和劳务投入成本被人为降低了的同时，那一时朗的工业品实行计划价格。工业品的计划价格又长期偏高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即工农产品“剪刀差”）。于是.在低成本和高价格的基础上，工业部门获得了高的利润。

在自建国初期就已实施下来且几十年基本未变的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下，国有经济单位（其中主要是国有工业企业）的纯收入，基本上都交由财政集中支配，其本身能够自主支配的财力极其有限。于是，通过财政上的统收，“汇集”在国有经济单位中的高利润便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形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上述的政府部门收入机制，带给我们两个结果。在普通百姓的眼中.不管是税还定利.都是山单位交的，与个人无关（实际上，那一时刻的农副产品低价统购和城市职工低工资制度正是农民和城市职工向政府缴纳税收的两个“隐含’的渠道）。纳税意识淡薄或基本上没有纳税意识，就在情理之中了，此其一。在政府部门的眼中，无论是税还是利，都是主要由国有经济单位上缴的钱。既然彼此都姓“公”，税利不分或只问财政收入的“量”而不问它的“源”，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此其二。这便为改革以后“费多税少”矛盾的产生和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埋下了祸根。

改革以后，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国家统管城市职工工资制度和财政统收统支体制的格局相继被打破。原有的政府部门收入机制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所有制成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自然要求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相应调整：由主要从隐含的渠道收取非规范性的“暗税”转到基本以公开的形式征收规范性的“明税”。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税制建设的力度明显加大，个人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新的税种，陆续出台。到1994年税制改革之时，税种的总数达到34个，正是政府为此而采取的积极行动。

然而，长期“无（明）税”的惯性作用，加上种种因素的制约，给税收制度的正常运行带来了严峻挑战：

普通百姓、多年生活在“无（明）税”的环境之中，一旦须拿出本已装人兜中的一部分钱缴税时，出于心理和行为上的不适应，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躲”。能躲就躲，能躲多少躲多少。在税收严管重罚的力度未能相应跟上、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远未确立的条件下，各种偷漏税的行为犹如“病毒”，附着于“明税”的肌体上繁衍而生。由最初只发生在先富起来的个体经济的少数人身上，到逐渐在个体户中普遍扩展，进而几乎把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统统卷人其中，致使大量该征的税不能如数征收上来。

政府部门，多年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明税的建立步伐又多少有些慢于暗税的消失速度，在各方面的政府支出增势迅猛、规范化的税收渠道不畅、财政部门所能提供的资金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转而操用非规范性的行政命令，去另外找钱。于是，在“创收”的旗号下，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开始自立收费项目，介入财政性分配。以收费形式取得的收入，既然被视为非规范性的“创收”范畴，由各个部门自收自支，游离于预算之外，也就变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问题还不止于此。非规范性的政府收费趋势的蔓延及其规模的日渐增大，又从两个方面加剧了税收制度运行的困难：其一，有些收费对象，本来就是税基的构成部分，这类收费项目显然会冲击税基。其二，政府部门的收入，既然有了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两个来源，并且，前者纳入预算，不可随意改变；后者游离于预算之外，可以自收自支，人们（特别是一部分地方政府领导人）对税收的注意力（或称“重视度”）便会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收费。各级、各个政府部门的收费之门越开越大，不少地方领导人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擅定减免税条款，并且，利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漏洞截留中央税收，甚至采取非法手段鼓励企业偷漏税款等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作为上述诸方面矛盾的综合反映，在政府部门的收入体系中，税收的“缺位”与各种收费的“越位”同时并存、规范性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下滑和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逐年加大同时并存。国家机器的运转，政府职能的履行，越来越离不开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支持。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以至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由此陷入了不规范状态。

三、市场经济要求走政府收入机制规范化的道路

如果说，今天的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不规范是为改革而付出的代价，那么，在改革已经历时19个年头，各方面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构建起来的条件下，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应当也必须转到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上来。

应当看到，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各个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广。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取得收入的方式和数量或说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必须是规范化的。所谓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规范化，从大的方面讲，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标志：

第一，以法制为基础。即是说，政府取得收入的方式和数量要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的收入，都应当先立法，后征收。

第二，全部政府收入进预算。预算的实质是政府收支的公开、透明，并非简单地由哪一个部门管理或列人哪一类表格反映。也就是说，政府的收与支。必须全部置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不允许有不受监督审查、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

顺便指出，在国外的经济文献中.是很难找到“预算外资金”这个概念的、我国所使用的“预算外资金”概念.还是建国初期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里引进的。即便不作更深一步的考察，也会发现，预算外资金是同计划经济密切相关的范畴，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有存在的必要。退一步讲，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预算外资金亦属于补充性或辅助性的财源。如果其规模庞大，甚至庞大到超越预算内资金的地步，那也不是本来意义的预算外资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在我国，预算外资金终归是要走向消亡的。

第三，财税部门总揽政府收支。即所有的政府收支完全归日于财税部门管理。不论是税，还是费，或是其他别的什么形式的收入，都要由财税部门统一管起来。即便出于工作便利的考虑、把某些形式的收入，如关税、现费交由特定的政府职能部门征收.那至多也是一种“代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要切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同其经费来源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铲除“以权谋钱、以权换钱”等腐败行为的土壤。

说到这里，已不难看出：中国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就注定了要走政府部门收入机制规范化的道路。事实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已经对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作出了战略部署。同志在谈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问题时，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分配：一是居民的收入分配，再一就是政府的收入分配，而且，一个值得注意的提法是“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

更为重要的是，从根本上看，在目前的中国、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还是完善整个社会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基础或前提条件。没有政府部门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规范化，就不可能有家庭、企业部门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规范化。况且，今天我国分配领域所存在的种种不规范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由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不规范所带动或引发的。

看起来，以规范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为着眼点，将各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转变为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是迟早要建设而已是非建设不可的一项跨世纪工程。

四、规范政府收入机制关键是要寻找积极而稳妥的办法

说规范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难，是因为，它要牵涉到沿袭多年的既得利益格局。更何况，与非规范性政府收入有关的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又是以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形式发现出来的。说规范政府部门的收入机制不难，是因为，我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同家。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拥有6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全党上下统一认识，采取步凋一致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政府部门收入机制的规范化，并非一件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也曾有过成功的先例。新中间成立之初，那时各地的税收制度很不统一：有各个革命根据地沿用下来的原各自单独制定的税制.也有新解放区所实行的在税种。税目、税率和征管办法等方面差异很大的五花八门的税制。但是，随着1950年1月《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颁布，一个全国统一的新的税收制度很快建立起来.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执行。

关键的问题是。要在下定决心的基础上，寻找积极而稳妥的办法。

注意一下各国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同家政府收入结构的统计文献，可以看到这样两个现象；其一、中央一级政府基本没有收费，税收（包括社会保障税）是其收入的基平来源，其二，以收费的形式取得收入，并且在收入结构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通常发生在地方各级政府那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化的政府收费只有两类：一是规费。再一是使用费。无论规费还是使用费，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性是，收费的项目同家庭、企业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并具有一种直接的服务报偿关系，毋庸赘言，同家庭、企业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的公共事项，本来就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

根据上述的认识，由此可以引申出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费改税”的工作，可以从中央政府做起。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一级政府基本没有收费，那么，中央政府各部门现存的大部分收费项目，都可以纳入“费改税”的范围。追根寻源，在我国，非规范性政府收费的兴起，最初也是发生在中央一级政府。所以，只要中央政府率先实现了中央一级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化，规范政府部门收入机制便可延伸到地方各级政府，从而在全国范围逐步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