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思维范文10篇

变通思维范文篇1

【关键词】邓小平/变通/思维方式/原则性/灵活性

【正文】

世间万物都具有变动不居的本性。这种本性要求认识主体在把握事物的时候，必须根据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而变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不能死守常规，呆板处事。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能自觉根据事物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做到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从不固守某种过时的理念和模式。因而，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能与时代合拍，与历史合流。他的这种变通思维在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至，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

一、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和策略，果断地抛弃那些过时的原则和模式，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真正做到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在战争年代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指挥作战时，从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原则，而是敌变我变，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与一起，打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大胜仗。

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发挥得更为出色。他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提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时变更那些过时了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思想、观念和模式。他的这种通权达变、顺势而为的思维方式，多次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危难关头度过难关，化险为夷，使社会主义历史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他关于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判断的转变；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变；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关于思想战线斗争重点的转变；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等，都是变通思维方式的产物和结晶。

邓小平的变通不是无目的的变通，也不是无根据的变通，而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现状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变通，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首先，事物发展的纵向历时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发展呈现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历时特征。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未来是现在发展的趋势。事物在不同的发展时段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和性状。认识世界，归根到底就是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改造世界，就是根据事物的特点和规律赋予人的主观影响，使“自然世界”变成“人化世界”。达到这一结果的根本要求就是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态势，确立科学的目的、意图和计划，使主观愿望符合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在某一发展时段内，事物的根本性质可能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必然会有性状改变的量的积累。这也要求我们的思维和认识在保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量的或局部的调整，以预备和迎接事物可能发生的质的跃迁或突变，而不至于在历史转换时期束手无策。事物发展的历时性特点客观上要求人们的思维不能一成不变，应有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思想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第283页）。

其次，事物发展的横向差异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同一事物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不仅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且由于不同的地理特点、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自然环境等，决定了事物在横向比较中具有极大的性质上的不平衡性。无视这种差异性，对大时空范围内具有明显差异的事物采用同一视野、运用同一方法、套用同一模式，就是一种人为的“统一”，就势必抹杀事物的个性，抑制和扼杀事物的生机和生命。对于这种不区分具体情况而采取“一刀切”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邓小平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曾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与自身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精神。也就是反对不分差别的削足适履的做法，主张因地制宜，变通行事。他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自己首先做出了表率。他在将中国纳入到整个世界体系中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从来没有抹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主张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第265页）

正是在这种变通思维的指导下，中国不断将国际上的先进东西内化于本民族的文明之中，形成了浓烈的民族气势和特色，展现了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但不为所制的发展风格。

其三，事物发展的时空交错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的发展不仅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和空间上的距离，而且呈现出“同时而不同速”、“同位而不同时”的时空差异及错综复杂的情势。如不同的地区同时进入某一历史时期，但发展速度却大不相同；处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由于发展起点不同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表现出了明显的“落后”与“先进”，甚至“原始”与“现代”等在时间标示上的“落差”。有的地方不仅发展起点低，而且在空间位置上也不占“天时地利”，在发展上就更显得吃力费劲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复杂性更要求人们具有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变通思维，对特殊的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否则，就会使已有的差距无限拉大，造成对系统整体发展的伤害，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邓小平在考虑党和国家的政策时，总是体现出区别对待的特征。他要求不同的地区都要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能发展快的就不要人为地限制，没有条件发展快的也不能拔苗助长，都应该量力而行。这是变通思维的生动体现。

二、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于认识和行动之中，真正体现出“刚”“柔”相济，“针”“绵”互补，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二个基本特征

1973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刚”和“针”指的是原则性，“柔”和“绵”指的是灵活性。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邓小平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非常重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他看来，没有原则性，就失去了大局观念，失去了纪律性，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但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会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就只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就难以跟上形势的发展。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邓小平认为，坚持原则性，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人格和觉悟。坚持原则性，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党性观念上。他严肃地指出：“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第2页）

他对那些党性不强的干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第177-178页）

可见，没有党性，就没有原则性。

讲原则性就要服从大局，有大局观念。不服从大局，就无原则性可言。中国的大局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大局下行动，不管以何种理由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都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

原则性还表现为纪律性，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没有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评头论足，就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一个党如果没有纪律性，就是一盘散沙，就没有战斗力，就无法带领人民完成历史的重任。因此，邓小平十分严肃地指出：“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第366页）

对原则性有着深刻理解的邓小平，一向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即使在遭受政治打击、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在原则问题上也毫不妥协让步，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胸怀和豪情。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和态度上。正是他这种坚定的原则性，才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世界的高空。

邓小平对灵活性也有精深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灵活性首先表现为将抽象的、原则的问题具体化。原则是一种刚性的东西，必须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原则可以变通执行，但决不是可有可无、可硬可软、可高可低的。要在实践中坚持原则，就必须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邓小平认为，贯彻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即原则性，必须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以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他说：“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第280页）

可见，灵活性与具体性密不可分，没有具体性就没有灵活性。

贯彻灵活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原则性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对全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各地方、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不同，贯彻上级指示的时候，就不能笼统行事，而应因地制宜。应当“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第316页）可见，没有区别性也没有灵活性。

灵活性还要体现在掌握分寸、注意火候上。原则的东西往往只能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指导性的方针和政策，不可能照顾到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在执行原则的时候，就要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要做到既不违背原则，又符合本地区的实情，就必须注意分寸，掌握火候。邓小平多次讲过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都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过头。对拿不准的问题，不要匆忙做结论。对人对事的处理不要绝对化，要留有余地等。他在讲到如何总结“”的问题时说：“关于，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第149页）

在邓小平看来，不掌握分寸和火候也没有灵活性。

在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总的想法是，原则性是基础，灵活性是保证，脱离原则性讲灵活性会变成相对主义；脱离灵活性讲原则性会变成机械主义。只有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思维方式和领导艺术，是邓小平理论修养、政治智慧、领导魄力以及人格、胸怀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没有厚实的理论根底，就不可能辨明方向，看清大局，也就谈不上坚持原则的问题；没有胆量和魄力，没有无私无畏的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就不可能坚持原则；没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就不敢变通，或者不会变通。所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做到像邓小平那样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变是有根据的变，通是有条件的通。无论是坚持原则还是灵活变通，都必须注意适度性，“过”或者“不及”都会损害和破坏事物发展的秩序和规律。这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三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在强调变通时，特别注重适度性问题。在他看来，离开了适度原则，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变通，而是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表现。

第一，适度变通必须是在原则允许范围内的变通。原则的东西是管大方向和全局的，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各个地区和单位在贯彻普遍原则的时候，允许和提倡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实行变通。但这种变通必须在总的原则指导下进行，体现原则的总体精神，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原则。如果以本地区情况特殊而脱离大的原则另搞一套，甚至与上级规定的原则背道而驰，就不能叫变通，只能叫“执行走样”或者“故意犯规”。适度变通不仅不违背原则，而且是创造性执行上级指示的表现，因而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

第二，适度变通必须是有条件的变通。所谓有条件的变通，主要有三层含意：一是在不变通就无法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二是在不变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妥协和让步）就会危及事物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三是在有利于原则更好地落到实处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这三种条件下的变通，概括地讲，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离开了具体条件讲变通，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任何普遍原则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普遍原则。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第118页）这段话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根据具体条件变通执行上级的指示。

人的思想和行为不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必然陷入僵化和保守，就不可能有创造和发展。既然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决不能离开具体条件讲变通，否则就是乱变一通，就必然导致相对论和诡辩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有的人以历史条件变化为借口，提出“马列主义过时了”，主张用别的思想取代马列主义、思想。针对这种论调，邓小平反复指出，这不是讲变通，这是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因为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的前提条件没有变。只要我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具体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问题上，可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具体内容上进行变通，但马列主义的旗帜决不能丢。

第三，实行适度变通必须反对三种错误倾向。

一是反对思想僵化的保守主义。邓小平认为，要进行适度变通，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保守僵化的思维模式，敢于正视新问题，接受新事物，确立新思路，开创新局面。思想保守僵化，就会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就会只要原则性，不要灵活性；就会只当“收发室”，不当创造者。在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来，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历史条件下，死抱住不合时宜的原则不放，只要书上没有讲的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僵化思维方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有的人认为，原则性比灵活性好，太灵活了，容易把事情搞乱。邓小平并不这样看问题。原则性与灵活性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那种脱离灵活性的原则性，是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而脱离原则性的灵活性，则是相对主义的附属物。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说：“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第114页）

二是反对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际相脱离，从主观愿望和主观想象出发，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做决定，办事情，不讲科学性，不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邓小平认为，坚持适度变通，必须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关键是要吃透上级的精神，摸清下面的实情，找准理论与实际、上情与下情的结合点。所以，实行变通不是主观上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而是要根据客观事物的要求来变；不是随便怎么变都行，而是要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事物的发展没有提出变通的要求，而是凭着人的主观愿望随意地、盲目地进行变通，不仅不会促进事物的发展，而且会事与愿违，破坏事物发展的正常进程。

怎样克服变通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邓小平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说：“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第217页）

凡是在实践中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凡是不能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造成的。

三是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实用主义。在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有的人喜欢从本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出发，以个人利益作为变通的标准。凡是对我有利的就变，对我不利的就不变，而不管党的事业是否受损失。在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支配下，它们不是认真领会中央政策的精神，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下功夫，而是挖空心思地钻党的政策的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玩“政治魔术”，以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实际上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对立起来，以所谓的“灵活性”破坏党的原则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对于只讲灵活性，不要原则性，只讲“对策”，不要政策的实用主义做法，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可多了。”对于这些“歪门邪道”，他主张用党纪国法来进行约束，不能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他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第112页）

各级领导干部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中间环节，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忠于党的事业，坚定地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决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在执行政策中允许因地制宜，灵活变通，但变通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那种以变通为幌子离开党的政策，践踏党的原则，搞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所谓“对策”，与适度变通是格格不入、相去甚远的。

【参考文献】

[1l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变通思维范文篇2

【关键词】邓小平/变通/思维方式/原则性/灵活性

【正文】

世间万物都具有变动不居的本性。这种本性要求认识主体在把握事物的时候，必须根据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而变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不能死守常规，呆板处事。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能自觉根据事物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做到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从不固守某种过时的理念和模式。因而，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能与时代合拍，与历史合流。他的这种变通思维在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至，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

一、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和策略，果断地抛弃那些过时的原则和模式，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真正做到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在战争年代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指挥作战时，从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原则，而是敌变我变，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与一起，打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大胜仗。

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发挥得更为出色。他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提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时变更那些过时了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思想、观念和模式。他的这种通权达变、顺势而为的思维方式，多次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危难关头度过难关，化险为夷，使社会主义历史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他关于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判断的转变；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变；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关于思想战线斗争重点的转变；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等，都是变通思维方式的产物和结晶。

邓小平的变通不是无目的的变通，也不是无根据的变通，而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现状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变通，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首先，事物发展的纵向历时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发展呈现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历时特征。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未来是现在发展的趋势。事物在不同的发展时段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和性状。认识世界，归根到底就是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改造世界，就是根据事物的特点和规律赋予人的主观影响，使“自然世界”变成“人化世界”。达到这一结果的根本要求就是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态势，确立科学的目的、意图和计划，使主观愿望符合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在某一发展时段内，事物的根本性质可能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必然会有性状改变的量的积累。这也要求我们的思维和认识在保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量的或局部的调整，以预备和迎接事物可能发生的质的跃迁或突变，而不至于在历史转换时期束手无策。事物发展的历时性特点客观上要求人们的思维不能一成不变，应有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思想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第283页）。

其次，事物发展的横向差异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同一事物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不仅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且由于不同的地理特点、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自然环境等，决定了事物在横向比较中具有极大的性质上的不平衡性。无视这种差异性，对大时空范围内具有明显差异的事物采用同一视野、运用同一方法、套用同一模式，就是一种人为的“统一”，就势必抹杀事物的个性，抑制和扼杀事物的生机和生命。对于这种不区分具体情况而采取“一刀切”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邓小平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曾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与自身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精神。也就是反对不分差别的削足适履的做法，主张因地制宜，变通行事。他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自己首先做出了表率。

他在将中国纳入到整个世界体系中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从来没有抹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主张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第265页）

正是在这种变通思维的指导下，中国不断将国际上的先进东西内化于本民族的文明之中，形成了浓烈的民族气势和特色，展现了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但不为所制的发展风格。

其三，事物发展的时空交错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的发展不仅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和空间上的距离，而且呈现出“同时而不同速”、“同位而不同时”的时空差异及错综复杂的情势。如不同的地区同时进入某一历史时期，但发展速度却大不相同；处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由于发展起点不同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表现出了明显的“落后”与“先进”，甚至“原始”与“现代”等在时间标示上的“落差”。有的地方不仅发展起点低，而且在空间位置上也不占“天时地利”，在发展上就更显得吃力费劲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复杂性更要求人们具有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变通思维，对特殊的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否则，就会使已有的差距无限拉大，造成对系统整体发展的伤害，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邓小平在考虑党和国家的政策时，总是体现出区别对待的特征。他要求不同的地区都要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能发展快的就不要人为地限制，没有条件发展快的也不能拔苗助长，都应该量力而行。这是变通思维的生动体现。

二、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于认识和行动之中，真正体现出“刚”“柔”相济，“针”“绵”互补，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二个基本特征

1973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刚”和“针”指的是原则性，“柔”和“绵”指的是灵活性。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邓小平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非常重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他看来，没有原则性，就失去了大局观念，失去了纪律性，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但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会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就只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就难以跟上形势的发展。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邓小平认为，坚持原则性，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人格和觉悟。坚持原则性，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党性观念上。他严肃地指出：“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第2页）

他对那些党性不强的干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第177-178页）

可见，没有党性，就没有原则性。

讲原则性就要服从大局，有大局观念。不服从大局，就无原则性可言。中国的大局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大局下行动，不管以何种理由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都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

原则性还表现为纪律性，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没有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评头论足，就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一个党如果没有纪律性，就是一盘散沙，就没有战斗力，就无法带领人民完成历史的重任。因此，邓小平十分严肃地指出：“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第366页）

对原则性有着深刻理解的邓小平，一向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即使在遭受政治打击、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在原则问题上也毫不妥协让步，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胸怀和豪情。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和态度上。正是他这种坚定的原则性，才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世界的高空。

邓小平对灵活性也有精深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灵活性首先表现为将抽象的、原则的问题具体化。原则是一种刚性的东西，必须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原则可以变通执行，但决不是可有可无、可硬可软、可高可低的。要在实践中坚持原则，就必须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邓小平认为，贯彻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即原则性，必须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以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他说：“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第280页）

可见，灵活性与具体性密不可分，没有具体性就没有灵活性。

贯彻灵活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原则性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对全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各地方、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不同，贯彻上级指示的时候，就不能笼统行事，而应因地制宜。应当“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第316页）可见，没有区别性也没有灵活性。

灵活性还要体现在掌握分寸、注意火候上。原则的东西往往只能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指导性的方针和政策，不可能照顾到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在执行原则的时候，就要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要做到既不违背原则，又符合本地区的实情，就必须注意分寸，掌握火候。邓小平多次讲过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都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过头。对拿不准的问题，不要匆忙做结论。对人对事的处理不要绝对化，要留有余地等。他在讲到如何总结“”的问题时说：“关于，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第149页）在邓小平看来，不掌握分寸和火候也没有灵活性。

在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总的想法是，原则性是基础，灵活性是保证，脱离原则性讲灵活性会变成相对主义；脱离灵活性讲原则性会变成机械主义。只有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思维方式和领导艺术，是邓小平理论修养、政治智慧、领导魄力以及人格、胸怀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没有厚实的理论根底，就不可能辨明方向，看清大局，也就谈不上坚持原则的问题；没有胆量和魄力，没有无私无畏的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就不可能坚持原则；没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就不敢变通，或者不会变通。所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做到像邓小平那样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变是有根据的变，通是有条件的通。无论是坚持原则还是灵活变通，都必须注意适度性，“过”或者“不及”都会损害和破坏事物发展的秩序和规律。这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三个基本特征邓小平在强调变通时，特别注重适度性问题。在他看来，离开了适度原则，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变通，而是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表现。

第一，适度变通必须是在原则允许范围内的变通。原则的东西是管大方向和全局的，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各个地区和单位在贯彻普遍原则的时候，允许和提倡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实行变通。但这种变通必须在总的原则指导下进行，体现原则的总体精神，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原则。如果以本地区情况特殊而脱离大的原则另搞一套，甚至与上级规定的原则背道而驰，就不能叫变通，只能叫“执行走样”或者“故意犯规”。适度变通不仅不违背原则，而且是创造性执行上级指示的表现，因而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

第二，适度变通必须是有条件的变通。所谓有条件的变通，主要有三层含意：一是在不变通就无法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二是在不变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妥协和让步）就会危及事物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三是在有利于原则更好地落到实处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这三种条件下的变通，概括地讲，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离开了具体条件讲变通，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公务员之家

任何普遍原则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普遍原则。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第118页）这段话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根据具体条件变通执行上级的指示。

人的思想和行为不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必然陷入僵化和保守，就不可能有创造和发展。既然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决不能离开具体条件讲变通，否则就是乱变一通，就必然导致相对论和诡辩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有的人以历史条件变化为借口，提出“马列主义过时了”，主张用别的思想取代马列主义、思想。针对这种论调，邓小平反复指出，这不是讲变通，这是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因为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的前提条件没有变。只要我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具体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问题上，可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具体内容上进行变通，但马列主义的旗帜决不能丢。

第三，实行适度变通必须反对三种错误倾向。

一是反对思想僵化的保守主义。邓小平认为，要进行适度变通，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保守僵化的思维模式，敢于正视新问题，接受新事物，确立新思路，开创新局面。思想保守僵化，就会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就会只要原则性，不要灵活性；就会只当“收发室”，不当创造者。在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来，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历史条件下，死抱住不合时宜的原则不放，只要书上没有讲的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僵化思维方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有的人认为，原则性比灵活性好，太灵活了，容易把事情搞乱。邓小平并不这样看问题。原则性与灵活性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那种脱离灵活性的原则性，是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而脱离原则性的灵活性，则是相对主义的附属物。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说：“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第114页）

二是反对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际相脱离，从主观愿望和主观想象出发，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做决定，办事情，不讲科学性，不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邓小平认为，坚持适度变通，必须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关键是要吃透上级的精神，摸清下面的实情，找准理论与实际、上情与下情的结合点。所以，实行变通不是主观上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而是要根据客观事物的要求来变；不是随便怎么变都行，而是要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事物的发展没有提出变通的要求，而是凭着人的主观愿望随意地、盲目地进行变通，不仅不会促进事物的发展，而且会事与愿违，破坏事物发展的正常进程。

怎样克服变通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邓小平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说：“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第217页）

凡是在实践中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凡是不能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造成的。

三是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实用主义。在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有的人喜欢从本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出发，以个人利益作为变通的标准。凡是对我有利的就变，对我不利的就不变，而不管党的事业是否受损失。在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支配下，它们不是认真领会中央政策的精神，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下功夫，而是挖空心思地钻党的政策的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玩“政治魔术”，以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实际上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对立起来，以所谓的“灵活性”破坏党的原则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对于只讲灵活性，不要原则性，只讲“对策”，不要政策的实用主义做法，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可多了。”对于这些“歪门邪道”，他主张用党纪国法来进行约束，不能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他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第112页）

各级领导干部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中间环节，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忠于党的事业，坚定地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决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在执行政策中允许因地制宜，灵活变通，但变通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那种以变通为幌子离开党的政策，践踏党的原则，搞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所谓“对策”，与适度变通是格格不入、相去甚远的。

【参考文献】

[1l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变通思维范文篇3

【关键词】邓小平/变通/思维方式/原则性/灵活性

【正文】

世间万物都具有变动不居的本性。这种本性要求认识主体在把握事物的时候，必须根据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而变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不能死守常规，呆板处事。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能自觉根据事物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做到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从不固守某种过时的理念和模式。因而，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能与时代合拍，与历史合流。他的这种变通思维在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至，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

一、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和策略，果断地抛弃那些过时的原则和模式，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真正做到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在战争年代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指挥作战时，从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原则，而是敌变我变，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与一起，打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大胜仗。

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发挥得更为出色。他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提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时变更那些过时了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思想、观念和模式。他的这种通权达变、顺势而为的思维方式，多次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危难关头度过难关，化险为夷，使社会主义历史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他关于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判断的转变；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变；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关于思想战线斗争重点的转变；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等，都是变通思维方式的产物和结晶。

邓小平的变通不是无目的的变通，也不是无根据的变通，而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现状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变通，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首先，事物发展的纵向历时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发展呈现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历时特征。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未来是现在发展的趋势。事物在不同的发展时段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和性状。认识世界，归根到底就是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改造世界，就是根据事物的特点和规律赋予人的主观影响，使“自然世界”变成“人化世界”。达到这一结果的根本要求就是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态势，确立科学的目的、意图和计划，使主观愿望符合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在某一发展时段内，事物的根本性质可能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必然会有性状改变的量的积累。这也要求我们的思维和认识在保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量的或局部的调整，以预备和迎接事物可能发生的质的跃迁或突变，而不至于在历史转换时期束手无策。事物发展的历时性特点客观上要求人们的思维不能一成不变，应有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思想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1]（第283页）。

其次，事物发展的横向差异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同一事物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不仅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且由于不同的地理特点、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自然环境等，决定了事物在横向比较中具有极大的性质上的不平衡性。无视这种差异性，对大时空范围内具有明显差异的事物采用同一视野、运用同一方法、套用同一模式，就是一种人为的“统一”，就势必抹杀事物的个性，抑制和扼杀事物的生机和生命。对于这种不区分具体情况而采取“一刀切”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邓小平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曾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与自身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精神。也就是反对不分差别的削足适履的做法，主张因地制宜，变通行事。他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自己首先做出了表率。他在将中国纳入到整个世界体系中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从来没有抹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主张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1]（第265页）

正是在这种变通思维的指导下，中国不断将国际上的先进东西内化于本民族的文明之中，形成了浓烈的民族气势和特色，展现了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但不为所制的发展风格。

其三，事物发展的时空交错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的发展不仅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和空间上的距离，而且呈现出“同时而不同速”、“同位而不同时”的时空差异及错综复杂的情势。如不同的地区同时进入某一历史时期，但发展速度却大不相同；处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由于发展起点不同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表现出了明显的“落后”与“先进”，甚至“原始”与“现代”等在时间标示上的“落差”。有的地方不仅发展起点低，而且在空间位置上也不占“天时地利”，在发展上就更显得吃力费劲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复杂性更要求人们具有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变通思维，对特殊的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否则，就会使已有的差距无限拉大，造成对系统整体发展的伤害，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邓小平在考虑党和国家的政策时，总是体现出区别对待的特征。他要求不同的地区都要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能发展快的就不要人为地限制，没有条件发展快的也不能拔苗助长，都应该量力而行。这是变通思维的生动体现。

二、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于认识和行动之中，真正体现出“刚”“柔”相济，“针”“绵”互补，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二个基本特征

1973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刚”和“针”指的是原则性，“柔”和“绵”指的是灵活性。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邓小平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非常重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他看来，没有原则性，就失去了大局观念，失去了纪律性，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但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会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就只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就难以跟上形势的发展。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邓小平认为，坚持原则性，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人格和觉悟。坚持原则性，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党性观念上。他严肃地指出：“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2]（第2页）

他对那些党性不强的干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2]（第177-178页）

可见，没有党性，就没有原则性。

讲原则性就要服从大局，有大局观念。不服从大局，就无原则性可言。中国的大局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大局下行动，不管以何种理由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都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

原则性还表现为纪律性，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没有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评头论足，就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一个党如果没有纪律性，就是一盘散沙，就没有战斗力，就无法带领人民完成历史的重任。因此，邓小平十分严肃地指出：“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2]（第366页）

对原则性有着深刻理解的邓小平，一向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即使在遭受政治打击、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在原则问题上也毫不妥协让步，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胸怀和豪情。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和态度上。正是他这种坚定的原则性，才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世界的高空。

邓小平对灵活性也有精深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灵活性首先表现为将抽象的、原则的问题具体化。原则是一种刚性的东西，必须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原则可以变通执行，但决不是可有可无、可硬可软、可高可低的。要在实践中坚持原则，就必须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邓小平认为，贯彻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即原则性，必须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以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他说：“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2]（第280页）

可见，灵活性与具体性密不可分，没有具体性就没有灵活性。

贯彻灵活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原则性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对全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各地方、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不同，贯彻上级指示的时候，就不能笼统行事，而应因地制宜。应当“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2]（第316页）可见，没有区别性也没有灵活性。

灵活性还要体现在掌握分寸、注意火候上。原则的东西往往只能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指导性的方针和政策，不可能照顾到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在执行原则的时候，就要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要做到既不违背原则，又符合本地区的实情，就必须注意分寸，掌握火候。邓小平多次讲过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都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过头。对拿不准的问题，不要匆忙做结论。对人对事的处理不要绝对化，要留有余地等。他在讲到如何总结“”的问题时说：“关于，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2]（第149页）

在邓小平看来，不掌握分寸和火候也没有灵活性。

在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总的想法是，原则性是基础，灵活性是保证，脱离原则性讲灵活性会变成相对主义；脱离灵活性讲原则性会变成机械主义。只有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思维方式和领导艺术，是邓小平理论修养、政治智慧、领导魄力以及人格、胸怀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没有厚实的理论根底，就不可能辨明方向，看清大局，也就谈不上坚持原则的问题；没有胆量和魄力，没有无私无畏的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就不可能坚持原则；没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就不敢变通，或者不会变通。所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做到像邓小平那样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变是有根据的变，通是有条件的通。无论是坚持原则还是灵活变通，都必须注意适度性，“过”或者“不及”都会损害和破坏事物发展的秩序和规律。这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三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在强调变通时，特别注重适度性问题。在他看来，离开了适度原则，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变通，而是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表现。

第一，适度变通必须是在原则允许范围内的变通。原则的东西是管大方向和全局的，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各个地区和单位在贯彻普遍原则的时候，允许和提倡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实行变通。但这种变通必须在总的原则指导下进行，体现原则的总体精神，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原则。如果以本地区情况特殊而脱离大的原则另搞一套，甚至与上级规定的原则背道而驰，就不能叫变通，只能叫“执行走样”或者“故意犯规”。适度变通不仅不违背原则，而且是创造性执行上级指示的表现，因而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

第二，适度变通必须是有条件的变通。所谓有条件的变通，主要有三层含意：一是在不变通就无法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二是在不变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妥协和让步）就会危及事物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三是在有利于原则更好地落到实处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这三种条件下的变通，概括地讲，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离开了具体条件讲变通，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任何普遍原则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普遍原则。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2]（第118页）这段话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根据具体条件变通执行上级的指示。

人的思想和行为不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必然陷入僵化和保守，就不可能有创造和发展。既然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决不能离开具体条件讲变通，否则就是乱变一通，就必然导致相对论和诡辩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有的人以历史条件变化为借口，提出“马列主义过时了”，主张用别的思想取代马列主义、思想。针对这种论调，邓小平反复指出，这不是讲变通，这是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因为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的前提条件没有变。只要我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具体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问题上，可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具体内容上进行变通，但马列主义的旗帜决不能丢。

第三，实行适度变通必须反对三种错误倾向。

一是反对思想僵化的保守主义。邓小平认为，要进行适度变通，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保守僵化的思维模式，敢于正视新问题，接受新事物，确立新思路，开创新局面。思想保守僵化，就会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就会只要原则性，不要灵活性；就会只当“收发室”，不当创造者。在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来，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历史条件下，死抱住不合时宜的原则不放，只要书上没有讲的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僵化思维方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有的人认为，原则性比灵活性好，太灵活了，容易把事情搞乱。邓小平并不这样看问题。原则性与灵活性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那种脱离灵活性的原则性，是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而脱离原则性的灵活性，则是相对主义的附属物。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说：“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2]（第114页）

二是反对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际相脱离，从主观愿望和主观想象出发，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做决定，办事情，不讲科学性，不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邓小平认为，坚持适度变通，必须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关键是要吃透上级的精神，摸清下面的实情，找准理论与实际、上情与下情的结合点。所以，实行变通不是主观上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而是要根据客观事物的要求来变；不是随便怎么变都行，而是要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事物的发展没有提出变通的要求，而是凭着人的主观愿望随意地、盲目地进行变通，不仅不会促进事物的发展，而且会事与愿违，破坏事物发展的正常进程。

怎样克服变通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邓小平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说：“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3]（第217页）

凡是在实践中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凡是不能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造成的。

三是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实用主义。在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有的人喜欢从本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出发，以个人利益作为变通的标准。凡是对我有利的就变，对我不利的就不变，而不管党的事业是否受损失。在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支配下，它们不是认真领会中央政策的精神，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下功夫，而是挖空心思地钻党的政策的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玩“政治魔术”，以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实际上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对立起来，以所谓的“灵活性”破坏党的原则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对于只讲灵活性，不要原则性，只讲“对策”，不要政策的实用主义做法，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可多了。”对于这些“歪门邪道”，他主张用党纪国法来进行约束，不能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他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1]（第112页）

各级领导干部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中间环节，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忠于党的事业，坚定地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决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在执行政策中允许因地制宜，灵活变通，但变通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那种以变通为幌子离开党的政策，践踏党的原则，搞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所谓“对策”，与适度变通是格格不入、相去甚远的。

【参考文献】

[1l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变通思维范文篇4

【关键词】邓小平/变通/思维方式/原则性/灵活性

【正文】

世间万物都具有变动不居的本性。这种本性要求认识主体在把握事物的时候，必须根据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而变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不能死守常规，呆板处事。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能自觉根据事物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做到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从不固守某种过时的理念和模式。因而，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能与时代合拍，与历史合流。他的这种变通思维在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至，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

一、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和策略，果断地抛弃那些过时的原则和模式，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真正做到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在战争年代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指挥作战时，从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原则，而是敌变我变，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与一起，打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大胜仗。

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发挥得更为出色。他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提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时变更那些过时了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思想、观念和模式。他的这种通权达变、顺势而为的思维方式，多次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危难关头度过难关，化险为夷，使社会主义历史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他关于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判断的转变；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变；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关于思想战线斗争重点的转变；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等，都是变通思维方式的产物和结晶。

邓小平的变通不是无目的的变通，也不是无根据的变通，而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现状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变通，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首先，事物发展的纵向历时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发展呈现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历时特征。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未来是现在发展的趋势。事物在不同的发展时段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和性状。认识世界，归根到底就是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改造世界，就是根据事物的特点和规律赋予人的主观影响，使“自然世界”变成“人化世界”。达到这一结果的根本要求就是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态势，确立科学的目的、意图和计划，使主观愿望符合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在某一发展时段内，事物的根本性质可能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必然会有性状改变的量的积累。这也要求我们的思维和认识在保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量的或局部的调整，以预备和迎接事物可能发生的质的跃迁或突变，而不至于在历史转换时期束手无策。事物发展的历时性特点客观上要求人们的思维不能一成不变，应有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思想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第283页）。

其次，事物发展的横向差异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同一事物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不仅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且由于不同的地理特点、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自然环境等，决定了事物在横向比较中具有极大的性质上的不平衡性。无视这种差异性，对大时空范围内具有明显差异的事物采用同一视野、运用同一方法、套用同一模式，就是一种人为的“统一”，就势必抹杀事物的个性，抑制和扼杀事物的生机和生命。对于这种不区分具体情况而采取“一刀切”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邓小平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曾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与自身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精神。也就是反对不分差别的削足适履的做法，主张因地制宜，变通行事。他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自己首先做出了表率。他在将中国纳入到整个世界体系中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从来没有抹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主张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第265页）

正是在这种变通思维的指导下，中国不断将国际上的先进东西内化于本民族的文明之中，形成了浓烈的民族气势和特色，展现了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但不为所制的发展风格。

其三，事物发展的时空交错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的发展不仅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和空间上的距离，而且呈现出“同时而不同速”、“同位而不同时”的时空差异及错综复杂的情势。如不同的地区同时进入某一历史时期，但发展速度却大不相同；处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由于发展起点不同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表现出了明显的“落后”与“先进”，甚至“原始”与“现代”等在时间标示上的“落差”。有的地方不仅发展起点低，而且在空间位置上也不占“天时地利”，在发展上就更显得吃力费劲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复杂性更要求人们具有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变通思维，对特殊的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否则，就会使已有的差距无限拉大，造成对系统整体发展的伤害，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邓小平在考虑党和国家的政策时，总是体现出区别对待的特征。他要求不同的地区都要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能发展快的就不要人为地限制，没有条件发展快的也不能拔苗助长，都应该量力而行。这是变通思维的生动体现。

二、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于认识和行动之中，真正体现出“刚”“柔”相济，“针”“绵”互补，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二个基本特征

1973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刚”和“针”指的是原则性，“柔”和“绵”指的是灵活性。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邓小平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非常重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他看来，没有原则性，就失去了大局观念，失去了纪律性，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但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会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就只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就难以跟上形势的发展。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邓小平认为，坚持原则性，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人格和觉悟。坚持原则性，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党性观念上。他严肃地指出：“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第2页）

他对那些党性不强的干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第177-178页）

可见，没有党性，就没有原则性。

讲原则性就要服从大局，有大局观念。不服从大局，就无原则性可言。中国的大局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大局下行动，不管以何种理由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都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

原则性还表现为纪律性，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没有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评头论足，就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一个党如果没有纪律性，就是一盘散沙，就没有战斗力，就无法带领人民完成历史的重任。因此，邓小平十分严肃地指出：“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第366页）

对原则性有着深刻理解的邓小平，一向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即使在遭受政治打击、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在原则问题上也毫不妥协让步，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胸怀和豪情。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和态度上。正是他这种坚定的原则性，才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世界的高空。

邓小平对灵活性也有精深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灵活性首先表现为将抽象的、原则的问题具体化。原则是一种刚性的东西，必须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原则可以变通执行，但决不是可有可无、可硬可软、可高可低的。要在实践中坚持原则，就必须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邓小平认为，贯彻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即原则性，必须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以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他说：“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第280页）

可见，灵活性与具体性密不可分，没有具体性就没有灵活性。

贯彻灵活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原则性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对全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各地方、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不同，贯彻上级指示的时候，就不能笼统行事，而应因地制宜。应当“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第316页）可见，没有区别性也没有灵活性。

灵活性还要体现在掌握分寸、注意火候上。原则的东西往往只能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指导性的方针和政策，不可能照顾到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在执行原则的时候，就要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要做到既不违背原则，又符合本地区的实情，就必须注意分寸，掌握火候。邓小平多次讲过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都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过头。对拿不准的问题，不要匆忙做结论。对人对事的处理不要绝对化，要留有余地等。他在讲到如何总结“”的问题时说：“关于，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第149页在邓小平看来，不掌握分寸和火候也没有灵活性。

在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总的想法是，原则性是基础，灵活性是保证，脱离原则性讲灵活性会变成相对主义；脱离灵活性讲原则性会变成机械主义。只有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思维方式和领导艺术，是邓小平理论修养、政治智慧、领导魄力以及人格、胸怀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没有厚实的理论根底，就不可能辨明方向，看清大局，也就谈不上坚持原则的问题；没有胆量和魄力，没有无私无畏的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就不可能坚持原则；没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就不敢变通，或者不会变通。所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做到像邓小平那样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变是有根据的变，通是有条件的通。无论是坚持原则还是灵活变通，都必须注意适度性，“过”或者“不及”都会损害和破坏事物发展的秩序和规律。这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三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在强调变通时，特别注重适度性问题。在他看来，离开了适度原则，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变通，而是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表现。

第一，适度变通必须是在原则允许范围内的变通。原则的东西是管大方向和全局的，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各个地区和单位在贯彻普遍原则的时候，允许和提倡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实行变通。但这种变通必须在总的原则指导下进行，体现原则的总体精神，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原则。如果以本地区情况特殊而脱离大的原则另搞一套，甚至与上级规定的原则背道而驰，就不能叫变通，只能叫“执行走样”或者“故意犯规”。适度变通不仅不违背原则，而且是创造性执行上级指示的表现，因而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

第二，适度变通必须是有条件的变通。所谓有条件的变通，主要有三层含意：一是在不变通就无法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二是在不变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妥协和让步）就会危及事物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三是在有利于原则更好地落到实处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这三种条件下的变通，概括地讲，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离开了具体条件讲变通，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任何普遍原则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普遍原则。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第118页）这段话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根据具体条件变通执行上级的指示。

人的思想和行为不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必然陷入僵化和保守，就不可能有创造和发展。既然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决不能离开具体条件讲变通，否则就是乱变一通，就必然导致相对论和诡辩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有的人以历史条件变化为借口，提出“马列主义过时了”，主张用别的思想取代马列主义、思想。针对这种论调，邓小平反复指出，这不是讲变通，这是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因为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的前提条件没有变。只要我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具体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问题上，可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具体内容上进行变通，但马列主义的旗帜决不能丢。

第三，实行适度变通必须反对三种错误倾向。

一是反对思想僵化的保守主义。邓小平认为，要进行适度变通，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保守僵化的思维模式，敢于正视新问题，接受新事物，确立新思路，开创新局面。思想保守僵化，就会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就会只要原则性，不要灵活性；就会只当“收发室”，不当创造者。在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来，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历史条件下，死抱住不合时宜的原则不放，只要书上没有讲的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僵化思维方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有的人认为，原则性比灵活性好，太灵活了，容易把事情搞乱。邓小平并不这样看问题。原则性与灵活性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那种脱离灵活性的原则性，是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而脱离原则性的灵活性，则是相对主义的附属物。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说：“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第114页）

二是反对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际相脱离，从主观愿望和主观想象出发，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做决定，办事情，不讲科学性，不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邓小平认为，坚持适度变通，必须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关键是要吃透上级的精神，摸清下面的实情，找准理论与实际、上情与下情的结合点。所以，实行变通不是主观上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而是要根据客观事物的要求来变；不是随便怎么变都行，而是要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事物的发展没有提出变通的要求，而是凭着人的主观愿望随意地、盲目地进行变通，不仅不会促进事物的发展，而且会事与愿违，破坏事物发展的正常进程。

怎样克服变通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邓小平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说：“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第217页）

凡是在实践中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凡是不能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造成的。

三是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实用主义。在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有的人喜欢从本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出发，以个人利益作为变通的标准。凡是对我有利的就变，对我不利的就不变，而不管党的事业是否受损失。在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支配下，它们不是认真领会中央政策的精神，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下功夫，而是挖空心思地钻党的政策的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玩“政治魔术”，以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实际上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对立起来，以所谓的“灵活性”破坏党的原则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对于只讲灵活性，不要原则性，只讲“对策”，不要政策的实用主义做法，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可多了。”对于这些“歪门邪道”，他主张用党纪国法来进行约束，不能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他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第112页）

各级领导干部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中间环节，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忠于党的事业，坚定地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决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在执行政策中允许因地制宜，灵活变通，但变通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那种以变通为幌子离开党的政策，践踏党的原则，搞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所谓“对策”，与适度变通是格格不入、相去甚远的。

【参考文献】

[1l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变通思维范文篇5

赞可夫说过：“凡是没有发自内心求知欲和兴趣和东西，是很容易从记忆中挥发掉的。”发散性思维的形成是以乐于求异的心理倾向作为一种重要的内驱力。教师要善于选择具体题例，创设问题情境，例如：一条水渠，甲单独修要8天完成，乙单独修要6天完成，现在甲先修了4天，剩下的让乙修。乙还要几天可以完成？学生都能按照常规思路作出（1-1/8×4）÷1/6解答，教师要求用别的方法解答，学生一时想不出，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得出了：6×（1-1/8×4），6-1/8×4÷1/6，教师精细地诱导他们的求异意识。对于学生在思维过程中时不时地出现的求异因素要及时给予肯定和热情表扬，并记上优分以资鼓励使学生真切体验到自己求异成果的价值，反馈出更大程度的求异积极性，对于学生欲寻异解而不能时，则要细心点拨。潜心诱导，帮助他们获得成功，让他们在对于问题的多解的艰苦追求并且获得成功中，备享思维发散这一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乐趣，使学生渐渐生成自觉的求异意识，并日渐发展为稳定的心理倾向，在面临具体问题时，就会能动地作出“还有另解吗？”“试试看，再从××角度分析一下！”的求异思考。

二、在变通中培养发散思维

变通，是发散思维的显著标志。要对问题实行变通，只有在摆脱习惯性思考方式的束缚，不受固定模式的制约以后才能实现，因此，在学生较好地掌握了一般方法后，要注意诱导学生离开原有思维轨道，从多方面考虑问题，实行变通。当学生思路闭塞时，教师要善于调度原型帮助学生接通与有关旧知识和解题经验的联系，作出转换、假设、化归、逆反等变通，产生多种解决问题的设想。

三、在独创中培养发散思维

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异的想法和解法，这是思维独创的表现。尽管小学生的独创从总体上看是处于低层次的，但它蕴育着未来的大发明、大创造，教师应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别出心裁地思考问题，大胆地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和质疑，独辟蹊径地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生思维从求异、发散向创新推进。

变通思维范文篇6

一、在求异中培养发散思维

赞可夫说过：“凡是没有发自内心求知欲和兴趣和东西，是很容易从记忆中挥发掉的。”发散性思维的形成是以乐于求异的心理倾向作为一种重要的内驱力。教师要善于选择具体题例，创设问题情境，例如：一条水渠，甲单独修要8天完成，乙单独修要6天完成，现在甲先修了4天，剩下的让乙修。乙还要几天可以完成？学生都能按照常规思路作出（1-1/8×4）÷1/6解答，教师要求用别的方法解答，学生一时想不出，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得出了：6×（1-1/8×4），6-1/8×4÷1/6，教师精细地诱导他们的求异意识。对于学生在思维过程中时不时地出现的求异因素要及时给予肯定和热情表扬，并记上优分以资鼓励使学生真切体验到自己求异成果的价值，反馈出更大程度的求异积极性，对于学生欲寻异解而不能时，则要细心点拨。潜心诱导，帮助他们获得成功，让他们在对于问题的多解的艰苦追求并且获得成功中，备享思维发散这一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乐趣，使学生渐渐生成自觉的求异意识，并日渐发展为稳定的心理倾向，在面临具体问题时，就会能动地作出“还有另解吗？”“试试看，再从××角度分析一下！”的求异思考。

二、在变通中培养发散思维

变通，是发散思维的显著标志。要对问题实行变通，只有在摆脱习惯性思考方式的束缚，不受固定模式的制约以后才能实现，因此，在学生较好地掌握了一般方法后，要注意诱导学生离开原有思维轨道，从多方面考虑问题，实行变通。当学生思路闭塞时，教师要善于调度原型帮助学生接通与有关旧知识和解题经验的联系，作出转换、假设、化归、逆反等变通，产生多种解决问题的设想。

三、在独创中培养发散思维

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异的想法和解法，这是思维独创的表现。尽管小学生的独创从总体上看是处于低层次的，但它蕴育着未来的大发明、大创造，教师应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别出心裁地思考问题，大胆地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和质疑，独辟蹊径地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生思维从求异、发散向创新推进。

变通思维范文篇7

[关键词]小学生创造思维能力培养

对于小学生学习数学兴趣的激发、智力能力的发展,特别是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显然是尤其重要的。

而发散思维却正好反映了创造性思维“尽快联想,尽多作出假设和提出多种解决问题方案”的特点,因而成为创造性思维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小学数学教学的过程中,在培养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一、在诱导乐于求异的心理倾向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赞可夫说过:“凡是没有发自内心求知欲和兴趣的东西,是很容易从记忆中挥发掉的”。赞可夫这句话说明了发散思维能力的形成,需要以乐于求异的心理倾向作为一种重要的内驱力。教师妥善于选择具体题例,创设问题情境,精细地诱导学生的求异意识。对于学生在思维过程中时不时地出现的求异因素要及时予以肯定和热情表扬,使学生真切体验到自己求异成果的价值。对于学生欲寻异解而不能时,教师则要细心点拨,潜心诱导,帮助他们获得成功,使学生渐渐生成自觉的求异意识,并日渐发展为稳定的心理倾向,在面临具体问题时,就会能动地作出“还有另解吗?”“试试看,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的求异思考。

二、在诱导变通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变通,是发散思维的显著标志。要对问题实行变通,只有在摆脱习惯性思考方式的束缚,不受固定模式的制约以后才能实现。因此,在学生较好地掌握了一般方法后,要注意诱导学生离开原有思维轨道,从多方面思考问题,进行思维变通。当学生思维闭塞时,教师要善于调度原型帮助学生接通与有关旧知识和解题经验的联系,作出转换、假设、化归、逆反等变通,产生多种解决问题的设想。

三、在鼓励独创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异的想法和解法,这是思维独创性的表现。尽管小学生的独创从总体上看是处于低层次的,但它却蕴育着未来的大发明、大创造,教师应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别出心裁地思考问题,大胆地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与质疑,独辟蹊径地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生思维从求异、发散向创新推进。如解答“某玩具厂生产一批儿童玩具,原计划每天生产60件,7天完成任务,实际只用6天就全部完成了。实际每天比原计划多生产多少件玩具?”一题时,照常规解法,先求出总任务有多少件,实际每天生产多少件,然后求出实际每天比原计划多生产多少件,列式为60X7÷6-60=10(件)。

而有一个学生却说:“只须60÷6就行了”。他理由是:“这一天的任务要在6天内完成所以要多做10件。”从他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跳跃的,省略了许多分析的步骤。他是这样想的:7天任务6天完成,时间提前了1天,自然这一天的任务(60件)也必须分配在6天内完成,所以,同样得60÷6=10,就是实际每天比计划多做的件数了。毫无疑问,这种独创性应该给予鼓励。独创往往蕴含于求异与发散之中,经常诱导学生思维发散,才有可能出现超出常规的独创;反之,独创性又丰富了发散思维,促使思维不断地向横向与纵向发散。

四、在多种形式的训练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的训练,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和灵活性,以达到诱导学生思维发散,培养发散思维能力的目的。公务员之家

1.一题多变。对题中的条件、问题、情节作各种扩缩、顺逆、对比或叙述形式的变化,让学生在各种变化了的情境中,从各种不同角度认识数量关系。

2.一图多问。引导学生观察同一事物时,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仔细地观察,认识事物,理解知识,这样既能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又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3.一题多议。提供某种数学情境,调度学生多方面的旧知、技能或经验,组织议论,引起思维火花的撞击。

变通思维范文篇8

[关键词]小学生创造思维能力培养

对于小学生学习数学兴趣的激发、智力能力的发展，特别是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显然是尤其重要的。而发散思维却正好反映了创造性思维“尽快联想，尽多作出假设和提出多种解决问题方案”的特点，因而成为创造性思维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小学数学教学的过程中，在培养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一、在诱导乐于求异的心理倾向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赞可夫说过：“凡是没有发自内心求知欲和兴趣的东西，是很容易从记忆中挥发掉的”。赞可夫这句话说明了发散思维能力的形成，需要以乐于求异的心理倾向作为一种重要的内驱力。教师妥善于选择具体题例，创设问题情境，精细地诱导学生的求异意识。对于学生在思维过程中时不时地出现的求异因素要及时予以肯定和热情表扬，使学生真切体验到自己求异成果的价值。对于学生欲寻异解而不能时，教师则要细心点拨，潜心诱导，帮助他们获得成功，使学生渐渐生成自觉的求异意识，并日渐发展为稳定的心理倾向，在面临具体问题时，就会能动地作出“还有另解吗?”“试试看，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的求异思考。

二、在诱导变通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变通，是发散思维的显著标志。要对问题实行变通，只有在摆脱习惯性思考方式的束缚，不受固定模式的制约以后才能实现。因此，在学生较好地掌握了一般方法后，要注意诱导学生离开原有思维轨道，从多方面思考问题，进行思维变通。当学生思维闭塞时，教师要善于调度原型帮助学生接通与有关旧知识和解题经验的联系，作出转换、假设、化归、逆反等变通，产生多种解决问题的设想。

三、在鼓励独创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异的想法和解法，这是思维独创性的表现。尽管小学生的独创从总体上看是处于低层次的，但它却蕴育着未来的大发明、大创造，教师应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别出心裁地思考问题，大胆地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与质疑，独辟蹊径地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生思维从求异、发散向创新推进。如解答“某玩具厂生产一批儿童玩具，原计划每天生产60件，7天完成任务，实际只用6天就全部完成了。实际每天比原计划多生产多少件玩具?”一题时，照常规解法，先求出总任务有多少件，实际每天生产多少件，然后求出实际每天比原计划多生产多少件，列式为60X7÷6-60=10(件)。

而有一个学生却说：“只须60÷6就行了”。他理由是：“这一天的任务要在6天内完成所以要多做10件。”从他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的思路是跳跃的，省略了许多分析的步骤。他是这样想的：7天任务6天完成，时间提前了1天，自然这一天的任务(60件)也必须分配在6天内完成，所以，同样得60÷6=10，就是实际每天比计划多做的件数了。毫无疑问，这种独创性应该给予鼓励。独创往往蕴含于求异与发散之中，经常诱导学生思维发散，才有可能出现超出常规的独创;反之，独创性又丰富了发散思维，促使思维不断地向横向与纵向发散。

四、在多种形式的训练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的训练，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和灵活性，以达到诱导学生思维发散，培养发散思维能力的目的。

1.一题多变。对题中的条件、问题、情节作各种扩缩、顺逆、对比或叙述形式的变化，让学生在各种变化了的情境中，从各种不同角度认识数量关系。

2.一图多问。引导学生观察同一事物时，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仔细地观察，认识事物，理解知识，这样既能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又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3.一题多议。提供某种数学情境，调度学生多方面的旧知、技能或经验，组织议论，引起思维火花的撞击。

变通思维范文篇9

一、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兴趣的培养

1、要实行教学民主，从根本上改变“以灌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

我们应当明白课堂教学是学生“学”物理，而不是教师“讲”物理．学生的学习活动是课堂的主要活动，老师的责任是把学生的学习活动启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能够紧张、高效地投入学习，并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了解学生的学情，提供适时而有效的支持和帮助，使各类学生都能按自己的特点进行学习．如果教学是灌输知识，那决谈不上创新，但如果是由学生“自我构建”而获得知识的意义，必定包含着创新．因为学生的创新，不是从无到有的发明，只要获得知识的过程对他本人来说是独特的、新颖的。具有价值的，就是创新，而且，学生自主学习的目标，逻辑地包含着基础知识．因此，教师的任务就是以呈现教学目标、学习情景、活动情景等方式来呈现学生的学习任务，启动并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哪怕是物理概念、规律的背诵，都可以作为学习任务来启动、组织学生的学习活动．

2、要减轻课业负担，把课外时间还给学生开展课外兴趣小组，要让学生当主角，给他们充分展示自我的机会．从策划、组织到具体实施都要由学生自己确定，推选负责人，教师则从旁指导和协助．如提出整体设想，给予必要的指点，遇到困难帮助解决．这样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就可以充分展示出来．

3、要搞好考试改革，发挥考试的导向作用考试题目不要出得太死，不要脱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可以适当联系生活实践考查学生运用物理的能力．适当增加一些开放性的试题，允许一题多解，鼓励学生大胆探索、鼓励创新，有创见的答案要给高分等等．这样考，不仅能检验学生运用物理的能力，而且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勇于创新．

二、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1、鼓励创新想象心理学研究表明，想象是一种可贵的心理品质，是创新的基础，没有想象就没有创新、我们可以用实验、图形、表格、模型、实例去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在物理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让学生多练习、多操作，这样大家开动了脑筋，积极参与，踊跃发言，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也增加了知识的总量．

让学生巧于动手、勤于动脑是开发学生智力和非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说：“人身两大宝，双手和大脑”．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要认识一个客体，就必须动之以手，智慧始于动作”．中学生的特点是好动、好奇、好强．教学时让学生巧于动手勤于动脑以动促思是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的．

我们在教学工作中要借助教具学具，让学生动脑、动手，使他们看到斑斓多彩的物理天地，激发学生去探寻物理的奥秘，产生对物理学习的兴趣．在老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学会观察思考、探索学习方法，养成自学习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启发创造想象．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丰富的想象是创造的翅膀，对培养学生创造思维进行创造性劳动和掌握知识都是非常重要的．教学中要尽量唤起学生们头脑中储备的有关表象，引导他们延伸，从而加速他们从再造想象向创造想象转化．

积极引导学生的求异思维，教师要凭借教材，教会学生举一反三，推陈出新，引导学生进行回忆，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归纳，得出规律．

2、鼓励发散性思维发散性思维是一种开拓型的思维形式，发展发散性思维对培养创新意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让学生在同一材料中探求不同答案，是培养发展思维能力的一种有效方法．

发散性思维又称辐散思维，是创造思维中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已有的信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思考，从多方面寻求多样性答案的一种展开性思维方式．它表现出流畅、变通、独特三大特征．

（1）注意训练、梳理，培养流畅性

流畅性，是发散性思维量的指标．所谓流畅，是指学生的智力活动反应灵敏，思路通畅，联想丰富，能在短时间内汇集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概念、公式、定理．

为了达到思维流畅的目的，首先要加强基础训练，要使各种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烂熟于胸中，成为随时可以呼之欲出、信手拈来之物，这样，在具体运用时，学生就可以左右逢源，达到“熟能生巧”的境界．其次，在一定的学习阶段，将证明某一类问题所需用到的定理，进行系统的归纳梳理，这对于学生从知识贮存中迅速检索相关的定理、公式，顺利、畅通地进行思维、分析，是颇有益处的．

在教学过程中，我要求学生面对题目，要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地思考出较多的解题方法．

（2）注意多变、多联想，培养变通性

变通性，是思维活动不局限于某一框架中，不受消极的思维定势的束缚，能够随机应变，融会贯通，巧妙地应用公式与定理，使问题得到解决．变通性，一方面体现发散思维的质，表现了思维的灵活、适应、通达；另一方面，也关系到发散思维的量，变通的结果必然带来了发散思维量的增加．

培养学生思维的变通性，要求教师在平时的物理教学过程中，对所给的例题、习题、试题的形式应富于变化，防止学生的思维桎梏于某种固定的程式，不动脑筋地照套某一种常规的解题方法，要让学生在条件和问题的不断变化中锻炼和培养变通能力，

我要求学生在解题过程中，不受思维定势等因素的干扰，发挥其思维的变通性，全方位、多角度的求解．如果长期坚持把简洁的解题思路教给学生，那么对于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会大有益处的．

（3）鼓励别出心裁，培养独特性

所谓独特性，是指思想方法新颖、奇特，能从一般所考虑不到的新角度去认识问题，提出超常的解决问题的构想、方法．独特性是发散思维的标志．

教师应鼓励学生不因循守旧，不因袭前人，敢于突破相关知识的局限，敢于提出别人未曾想过的方案、问题、方法．教师引入新课不平铺直叙，不落俗套，力求有创意有创见，以此感染启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教师应引导学生在学习的各个环节中作创新探索，利用兴趣题组，勇攀高峰的阶梯题组和做题擂台赛、抢答赛等方式互出考题，开设错题诊所，激发学生探索、创新欲望．教师应通过一题多解，一图深钻，一理多变，一法多用等活动诱发学生求新求异思维、发散思维，同时教师应指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思考问题，培养思维的灵活性、发散性．

在日常教学中，我经常提醒学生：学习不能死守书本、不知变化、人云亦云，要不拘泥、不守旧、打破框框，敢于创新．实践证明，优化学生的解题思路，对于提高其思维的独特性有很大的帮助．

3、鼓励逆向思维逆向思维就是从反面思考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培养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以前人们把动物关在笼子里给人看，现在利用逆向思维把人关在笼子里（坐在汽车里）给动物看（参观野生动物园）便是运用逆向思维成功的典范．

变通思维范文篇10

近两年的新闻报道中，有一种现象颇耐人寻味。当社会生活涌现某一新闻事物或新闻人物时，众多新闻媒体往往一哄而上，“狂轰滥炸”，将其“炒”得沸沸扬扬。有人称之为“飞蛾效应”，将新闻媒体喻为争先恐后“扑火”的飞蛾。这些报道大多角度相似，观点相近。只有极少数媒介独辟蹊径，从相异甚至相反的角度组织报道，结果在公众中的口碑更佳。

比如“天翁现象”。浙江上虞一家生产“天翁”保健饮料的厂家以50万元的高额年薪招聘销售经理，全国有60多家报纸、电视台、电台刊播这篇论文。当大部分媒体热衷于报道“厂家的魄力”、“应聘的盛况”等内容时，南京一家报纸率先提出《“天翁”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的质疑，让人心神为之一震，有耳目一新之感。

再如“徐虎现象”。1996年3、4月份，京沪两地10多家媒体集中宣传上海闸北区一位普通的房管所水电修理工徐虎的先进事迹。多家媒体将其誉为“90年代的雷锋、时传祥”，着眼于寻求徐虎与雷锋等榜样的“同”。《经济日报》在《走近徐虎》的长篇通讯中，却着力寻找徐虎与以前时代榜样们的“异”。像做了好事还要自己不断地贴钱，这在以前的雷锋眼中也许不足为奇，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徐虎眼中却行不通，因为“徐虎首先是一个普通人，要生存”，“生活有保障，才能为更多的人做好事”。选择这一视角，既大胆，又新颖，读者普遍反映：这样的徐虎，更真实可信，更让人理解和亲近。

上述这类报道，或角度奇巧，引入注目；或观点别致，给人启发。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它们称得上是胜者。其致胜的“法宝”，就是在采访和写作中运用了求异思维。

何谓“求异思维”

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根据人的思维方式的不同，把思维分为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两种。对求异思维的定义是：从新给的信息中产生信息；从同一来源中产生各种各样的为数众多的输出。①据此，我们对新闻采写中的求异思维可以作这样的解释：记者在思维过程中，不依常规，让思维沿着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扩散，从多方面寻找答案，从而引出更多的信息，探求多样性的结论。因而，求异思维也称为发散性思维。

与此相对应的求同思维，则是一种以集中为特征的逻辑思维。指记者在思维过程中，将信息加以抽象，使之朝一个方向集中、聚敛，从而找出事物的共同点，寻求唯一的答案、结论或规律，也称收敛性思维。

求同思维是人们长时间从事某一类工作、解决某一类问题时形成的习惯性思维。它是我国新闻记者长期运用并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使得我们的记者习惯于去寻找与自己主观意象相同或相近的对象进行报道，习惯于从过去传统的经验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习惯于同一方向的知识积累和记忆，习惯于按一种固定的程序去开展工作，从而缺乏创造性。

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相反，它最大的功能是追求与众不同，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它常常是由对现成的规范提出疑问而引起的，往往在一般人觉得不是问题的事物上看出主要问题，在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上找出新的答案。这种求异功能，或者说创造性的思维品质，对于搞好新闻采访写作十分有益。

有人曾形象地以《三国演义》中“空城计”的故事，来说明求异思维的创造性内核。司马懿为什么会上当?从思维角度来说，就是由于他按照固有的经验，也即用求同思维的方式对面临的情况作出判断。司马懿认为，诸葛亮一生谨慎，从不弄险，这次兵临城下，形势险恶，他却在城楼端坐抚琴，而城门大开，必有伏兵。反过来说，诸葛亮为什么敢走这一着险棋?他用的就是求异思维。即然世人认为其从不冒险，这一次偏偏打破常规，设一个空城。疑心极重的司马懿不攻自退，诸葛亮靠他的创造性思维，出奇制胜。②

求异思维在新闻采写实践中的大量运用，可以拓宽记者的思维空间，发掘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报道题材。即使有些报道不再属于独家新闻，文章已经做“老”，运用求异思维，也可使思路豁然开朗，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举个例子。1995年下半年，《经济日报》以《1元2角的官司值不值得打》为总标题，系列报道了福建省龙岩市一位法律工作者因公共电话亭多收了1．2元电话费，与该市电信局和电话机主人对簿公堂一事。因这件诉讼案的标的仅为1．2元，人们的看法不一。《经济日报》连续报道了此事的前前后后，摆出了方方面面的意见，最终大致形成结论：这场官司值得打，钱的数额虽小，却说明了消费者法律意识的增强和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其社会意义非同小可。后经调解，原告撤诉，被告退还多收款项并赔礼道歉。按说此事已画上圆满的句号，但《经济日报》记者不满足于这个结果。他提出另外一个思维起点：假如这位消费者不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情形会怎样呢？他让思维朝着不同的方向扩散，结果可能是：

——与电话亭主人大吵一架，憋了一肚子气，自认倒霉，但根本不会想到打官司；

——想想反正才1．2元钱，算了算了！

—一记者不知道此事，也不会登报；社会各界更不会有任何反响；

——电信管理部门也不会被惊动；，

——此类多收l元2元的事继续会发生，消费者的利益依然会受损害……

根据这一思路多方寻求的结果是得到了新的信息：这件事反映出来的绝不仅是消费者懂不懂法律、懂不懂自我保护的问题，或者“1．2元钱官司值不值得打”的问题，实质在于公用电话经营中缺乏竞争；没有竞争，“皇帝女儿不愁嫁”，就谈不上优质服务，谈不上优胜劣汰，多收你钱也不怕。而其背后是“邮老大”的政府性垄断行为在作怪，长此以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大为不利。

记者将这种思维的结果写成《假如他不懂法律》的报道，给人颇多的回味和启发。在这里，求异思维大大拓展了题材本身的内涵，并使主题得到了深化。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

第一，求异思维是一种朝着不同方向、沿着不同途径思考问题的方法。在思考问题时，可以假设一种原因可能产生多种结果，一种结果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一种物质可能有多种表现形态，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解决的办法，如此等等。并在采访写作中着力追寻这多种原因、多种结果、多种形态、多种方法等。

第二，记者的求异思维不按现成的规范判断事物的是非，不依现成材料去寻找答案。不为现存思维结果所满足。它常常对现成的规范、材料和思维结果提出质疑，重新排列组合，力图形成新的观点，在新领域有所扩展。

第三，记者的求异思维能够打开非常规思路，激发非常规的联想，因而常会找到非常规的做法和答案，提出非常规的见解。

第四，记者的求异思维常常有假设、推测、联想、想象等活动的参与，是一种标新立异、海阔天空、异想天开式的思维方式。

求异思维的三个特点

1．流畅性

流畅，指心智活动畅通无阻，灵敏迅速，能在短时间内表达较多的概念。当它用于某一思维方向时，能举一反三，迅速沿着这一方向发散出去，形成同一方向的丰富内容。

流畅性可以分为语词流畅性、观念流畅性、联想流畅性和表现流畅性四种。流畅是求异思维的量的指标。围绕一个基本问题，以此为立足点，求异量越大越好。换句话说，在思维的起始阶段，求异的功能能够把思路尽可能大地打开。

例如有位记者采写一篇关于杭州市公共厕所问题的报道。首先他要对杭城公厕的现状进行思考，思维沿着“公厕建设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个方向发散出去，发现以下几个要点：资金缺乏，来源不稳定；选址难，居民不配合；布点不科学、不合理；管理差，卫生糟；等等。然后再沿着每个要点继续深入思考，如“资金缺乏”这一点又表现为：领导不重视；拨款数额少；自主筹款难；有限资金挪作他用；资金到位率低等等。这个思维过程，是一个极其丰富的量的扩张过程，是求异思维流畅性的表现。

应该看到，虽然记者的求异思维可以想到“公厕建设存在问题”的许许多多的表现，但它仍是在同一方向上的量的扩大，因而归根到底是单一方向的，是求异思维的低级层次。如果记者改变一个思维方向，让思维沿着“其他服务设施建设对公厕建设有何借鉴意义”这个方向扩散，那么又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如街头黄帽子磁卡电话亭大大方便群众，成为杭城一景，其经验主要是：布点合理，使用方便，管理科学，维修及时，特别是式样美观，与杭城风景十分协调。这时，记者对杭城公厕问题的认识，已发生方向性转变，产生了跳跃，实质上已进入了求异思维的第二个阶段，即变通性。

2．变通性

变通，指思考随机应变，触类旁通，不局限于某一方向，不受消极思维定势的桎梏，能从思维的某一方向跳到第二、第三、第四个方向……使方向越来越多，有更多的方向、方面可供选择和考虑，从而形成立体思维，编织成思维之网。

变通性是求异思维的较高级层次，使思维沿着不同的方向和方面扩散，表现出极其丰富的多样性，能使记者产生超常的构思，提出不同凡俗的新思想、新观点。

如上述关于公厕报道的思考，记者运用求异思维第一层次所发现的问题，实属多年痼疾，老生常谈，缺乏新意，也就没有多大新闻价值。而一旦进入变通思考的层次，尤其是将公厕与其他公益性服务设施作比较，并将其放在杭州作为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的大背景下，就找到了新闻事实的“兴奋点”也即“新闻眼”之所在。接下来的思维方向是“杭城尤其是西子湖畔的公厕是否与西湖美丽景色相称”。根据这一思维方向，记者大量采集素材，收集资料，最终发现，近两年西湖边的公厕已有了质的变化：外形新颖别致，既有古典园林式，也有现代风格的；内部洁净敞亮，不仅不再让人掩鼻而过，还散发出淡淡的香味；配有专人管理，定时清扫；采用收费服务，弥补资金不足……

记者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西子湖畔公厕不负四周美景》的报道，由新华社发了通稿，国内外数十家报刊采用。记者最初想写关于公厕“老大难”的批评报道，结果却写成了一篇正面报道，这正是进行一番求异思维的结果。

这样的例子还有，如《经济日报》1989年1月以《香香臭臭话广东》为开篇的专题系列报道。1988年底，《经济日报》在福建漳州召开沿海地区记者会议。在议论如何认识当前改革形势的时候，驻广东的记者谈到，现在广东流行一种说法，叫“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没想到这一说法，触发了到会许多同志的求异思维，引起到会同志思维的多方面扩散。

编辑部的同志由此想到在当前的报道中，有一个如何用辩证观点认识改革形势的问题，于是请广东记者站写一篇《香香臭臭话广东》的报道。

其他记者站的同志由此联想到本地的类似说法，于是出现了《穷穷富富话江西》、《高高低低话北京》、《进进退退话上海》、《真真假假话福建》、《多多少少话天津》等一系列稿子。

思维的多方面扩散，就是求异思维变通性的表现。这种变通往往使记者获得写作灵感，产生写作冲动。

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写作灵感的突发性与求异思维的变通性关系密切。思维的变通性要求记者在思维流程中闯过思维定势的障碍，避免刻舟求剑。变通的结果；可使思路由一个类别跃入另一个类别，从一种意象指向另一种意象。这时，大脑活动处于扩散撞击之中，思维振辐来回于几度空间，为记者的写作灵感的电光火石准备了充分的闪爆条件。记者思维扩散得越广，写作灵感产生的概率就越大；思维变通得越快，写作灵感袭来越多。新闻报道的创新，无不打上“从思维变通到触发灵感”的印记。②

杭州日报一位记者曾写过一篇出色的报道，反映杭城青年人结婚大多要到西湖边拍婚礼录像的现象。当时多家报纸已有报道，出发点不外乎是：这是一种新颖独特的时尚，年轻人爱赶时髦，易产生从众心理。记者如果依旧顺着这个方向去思考，不仅很难写出新意，而且很可能会继续罗列现象，无法触及此事物的本质。在采访中他发现，新人们除了穿上结婚礼服留下个个倩影，还带了许多套日常的便装，一会儿换一套，在白堤的情人凳上，在曲院风荷的树林里，重现热恋时依偎、追逐的镜头。他将眼光转向整个西湖山水，觉得新人们似是画中佳人，或者舞台上的角色，此情此景令人陶醉。

在这里，他观察眼光的转换，实质是思维方向的转换，从单纯对人的活动的思考，变通、跳跃到景与人的融合。继之，他发出这样的疑问：西湖景色千百年来不变，为什么只有到了现在，普通的青年人才想到将神圣的婚礼融入天堂美景?思考的结果是：这种现象不仅因为生活水平提高、物质条件改善而出现，其背后蕴含的是抗城青年人文化素养的增加、审美眼光的提升。

于是，他在《美丽西子湖生活大舞台》的报道中这样写道：“西湖，历史上曾引得多少骚人墨客吟诗作赋，赞叹不已；眼下的杭城普通青年也懂得将美丽的西子湖作为大舞台，一对对新人粉墨登场，上演一出出生活喜剧。”

这则报道写作灵感的迸发，完全源于观察角度的变换，思维路径的变通，最终跳出了窠臼，别开生面，引得好评如潮。3．独特性

独特性是指求异思维能形成与众不同的见解，能用前所未有的新角度、新观点去认识事物，反映事物。它更多地代表着求异思维的本质，是求异思维的最高目标。

求异思维的独特性，在流畅性、变通性的基础上形成。在整个思维的过程中，思路打不开，在某一方向上的思考不通畅，时时陷入迟滞的状态，会影响思维的推进；沿着一种思路一直走下去，不懂得“拐弯”，不善于变通，往往会陷入思维的“死胡同”。流畅和变通是形成求异思维独特性的条件。大量的新闻采访写作实践也证明，凡在报道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记者，大都具有思维的流畅性和变通性的特点。这些人知识面广，生活经验丰富，思路活跃、清晰，脑子里精彩的“点子”不断冒出来，善于从事物的相互比较中去认识事物，挖掘特点，把握本质，因而往往在新闻报道的主题、角度、观点、结构、语言等方面显现出难能可贵的独树一帜的思维素质。

历年的全国好新闻和浙江省好新闻中，不少获奖作品都是记者求异思维的产物，是求异思维独特性的集中体现。如1987年全国好新闻《杭州“三桶”的变迁》，从杭城居民日常生活中必需的三只桶的变化来折射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城市建设的突飞猛进。马桶——从多到少；挑水桶——从有到无；垃圾桶——“硬件”(动物骨头、罐头盒子)大量增多，“软件”(蔬菜叶子)急趋减少。稿子发出后，许多记者大叫后悔，说这些事每天

都碰到，怎么就想不到写个稿子呢?其实，问题就出在思维方式上。在绝大多数人的常规思维中，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一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二是每天碰到，已经熟视无睹，麻木了。获奖的这位记者却能在三只桶的前后对比变化中挖掘出其中蕴含的意义，以一个奇巧的角度反映出来，其对求异思维的熟练运用让人叹服。

1991年6月笔者在《中华工商时报》发表的报道《“热狗”堆积成“冷狗”“土而奇”快餐重走俏(引题)杭州快餐业走不出“怪圈”(主题)》，也可说是运用求异思维的结果。当时思维的起点是‘一种名为“热狗”的西式点心，在杭城热销了三个月，随即很快消声匿迹，这究竟是为什么?思维按三个层次展开：(1)关于“热狗”本身，有何长处和不足?(2)“热狗”兴而复衰的同时，其他快餐品种的发展情况，与“热狗”相对而言的消长趋势如何?(3)这种洋与土两种快餐交替发展的情况有无规律可循？笔者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请教饮食行业的专家，经过一番深入思考以后，写出了独家报道，得到同行和饮食业有关人士的好评，认为很能给人启发，有独到的见解。

求异思维的表现形式

新闻采写实践中的求异思维，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多向思维、侧向思维、逆向思维和变形思维几种。

1．多向思维

多向思维是求异思维最重要的形式，表现为思维不受点、线、面的限制，不局限于一种模式，既可以是从尽可能多的方面去思考同一个问题，也可以从同一思维起点出发，让思路呈辐射状，形成诸多系列。总之要充分发挥思维的活力，使整个思维过程信息充足，丰富多彩。它最直接的效果是能避免思路闭塞、单一和枯竭。

比如1987年9月23日上午8时始，出现本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全国95％的地区都能看到。《钱江晚报》当天就刊登了一篇“日全食目击记”，全文都用来描绘这一罕见的“天象”。《杭州日报》记者为了避开这一常规思路，写出有自己特色的报道，运用了多向思维。因为日食这一事件是确定的，记者要做的就是选择一条与别人不同的思维途径去报道同一事实。他们从地面的人如何看“天象”这一角度入手，结果思路洞开，采写的材料十分扎实丰富，《昔日光轮灿灿昨晨金钩弯弯(肩题)杭城万众争睹日食奇观(主题)》一稿获当年浙江省好新闻二等奖。这种思维方法就是多向思维的前一类：从不同的方面思考同一事实。

报上曾披露浙江定海白泉冷冻厂对鹅实行“多路开发”，综合利用。思维起点是：将鹅开发利用；单向思维的起动轨迹是：食肉。而运用多向思维，让思维放射，分成若干个相对独立的系列，结果如图示：

开发鹅——单向思维——食肉

开发鹅——多向思维：

肉-加工成小包装白鹅，远销日本、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

毛-对四种毛，分别提高利用价值：

刁翎：每只鹅13—15根，每500克40元；

窝翎：用于做羽毛球；

尖翎：供做鹅毛扇；

鹅绒：加工成羽绒衣、被等。

肚杂-对鹅血、鹅油、鹅胆、鹅肝、鹅肠分别加工出售。

废物-鹅掌皮、嘴皮供应给医药部门作原料；鹅粪加工成饲料或提取工业酒精。

这种多路开发使每只鹅的身价由6．5元提高到20多元，就是后一类多向思维的成果：从一个思维起点往多方面想开去。

2．侧向思维

侧向思维是与正向思维相比较而言的，所谓正向思维是局限于在本领域内考虑问题、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思维方式。侧向思维则要求把自己思考的领域与别的领域交叉起来，并从别的领域中得到启示来解决本领域内的问题。通常所说的“类比”、“联想”就属于侧向思维范畴。

1989年上半年，笔者在新华社浙江分社参与实践工作，其中采写的两篇稿子都运用了侧向思维。

一篇题为《高校办学也要讲“计划生育”》。有一次采访某高校常务副校长，谈到当前有些院校办学过程中，盲目扩摊子、升档次、办新专业现象十分严重，缺乏科学的规划，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投入和产出之比十分悬殊，让人痛心。笔者为了形象地把这个问题讲述清楚，联想到我国的国策——计划生育政策。两者初看风马牛不相及，但有内在联系，高教办学也应借鉴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优生优育”，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这种侧向思维的运用，有助于说明问题，报道事实，而且颇有新意。

另一篇题为《浙江省“筷子产业”亟需扶持》的“记者来信”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一次去嘉兴农村采访，正逢早稻收割季节，农村里却买不到镰刀等小农具。一位老农着急而又不失风趣地说：“这就像肚子饿得咕咕叫，面前是一桌丰盛的饭菜，就是没有筷子！”我们受这段话启发，思路一下子从原先的领域跳了出来，借鉴他的比喻，将一个很易写得枯燥乏味的题材，作了生动的处理，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采写实践中要想获得突破，取得成功，必须广泛涉猎知识领域，善于利用“局外”信息来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就是侧向思维。

3．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是从相反的方向去思考同一个对象、同一个问题。换言之，当你肯定什么的时候，不妨想想能否定什么；当你站在甲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时，不妨再站在与甲对立的乙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样就可得到新的触发和启示，得出新颖的结论。

有一次某省文物管理部门召开新闻会，提供材料称，该部门经过于辛万苦，已全部追回近几年丢失的100多件珍贵文物，为此付出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避免了重大损失云云。当地几十家媒体陆续刊发了这条消息，唯独新华社一名记者迟迟没有下笔。他越想越疑惑：追回的前提是丢失；如果管理严密，没有丢失，就毋需如此劳命伤财去追回；那么今天这一事实的背后是否预示着该部门管理混乱，漏洞百出呢？思维的火花一闪而过，他立即兴奋起来，着手调查采访。果然，实际情况如他所预料：仓库铁锁锈迹斑斑；气窗没有护栏，形同虚设；珍贵字画被虫蛀、鼠咬，布满蜘蛛网……半个月后，一组三篇反映该部门严重管理问题的报道刊发了，引起舆论大哗。这是一个典型的成功运用逆向思维的例子。

1996年3月份，国内有家报纸报道了某地开发出“牛奶浴”的消息，随之而来的其他媒介的报道纷纷站在商榷或反对的角度，提出“开发商的用意是否为了哗众取宠？”的质问，发出“全国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呼吁。这些报道基本的思维路径，都属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就其实质而言，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在思维领域中的反映。矛盾的对立面互相依赖、互相转化，因而它们之间也有着同一性和统一性。如果把矛盾双方对立起来，认为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是则是，否则否，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之中。所以，逆向思维是符合辩证法要求的。

4．变形思维

变形思维是在思考过程中，将思维对象的形状加以改变，使大脑得到新的触发和启示，实现认识上的突变。常见的变形思维方式有扩大法、缩小法、分割法和添加法。

扩大法是有意扩大思考对象，将个别变成一般来进行思考；缩小法是有意缩小思考对象，将一般变成个别来进行思考；分割法是将思考对象分解成几个部分，然后逐一加以思考；添加法是给思考对象添加某种元素，再加以思考。

采写实践中，有时为了报道某一重大题材，驾驭大量的

庞杂的面上材料，寻找一个别致的切入口，常常可以将普遍现象的某个典型例子单独拎出来，作为思维的起点。这就是有意缩小思考对象的方法。如新华社报道浙江农村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稿子《七彩的田野》，以田野的色彩入手，写的是一个点，反映的是一个面。《浙江日报》报道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采用“城调队员手记”的形式，从一个人的眼睛看整体。这些思维处理都卓有成效。

1992年，笔者在《钱江晚报》新闻部参加实践，曾参与专栏“走向市场”报道二轻企业发展生产、开拓经营的步伐。当时许多二轻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濒临倒闭。在报道杭州永固防雨制品厂时，着重写了一件事：该厂根据市场反馈，在轻薄的尼龙雨披前襟内侧装了一个小塑料夹子，可以夹住自行车篮，防止雨披被风吹起，结果产品供不应求。编者在《设身处地想顾客所想小小夹子“钳”住大市场》的报道以外，配发小言论《假如都像“永固”厂……》阐明“永固”厂的成功之道是市场经济头脑和竞争意识，如果所有二轻企业都具备这两点，不愁打不了翻身仗。这里运用了变形思维中的扩大法，即将“永固”厂的经验扩大到“如果所有厂都这么做”，问题的实质就暴露出来了，思想认识也得到一个飞跃。

求异思维对新闻采访写作的长远影响

求异思维是一种重要的新闻思维方式。在新时期的新闻报道中，它如同透过峡谷顶的一线阳光，走不出旧思维框架的峡谷，就会被新闻改革的大潮所淘汰。

第一，求异思维将大大激发记者的创造精神，有利于新闻报道的全方位拓新。

新闻采写过程，是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思维活动。记者的职业就是要把自己对客观世界某一事物的认识通过新闻媒介传播于社会。这一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要以科学的思维方式指导我们的思维活动。以创造性为最重要品质的求异思维，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对于承担着“时代的镜子”重任的新闻记者而言，无疑是一种锐利的思维武器。求异思维使记者得以摆脱传统观念和传统报道模式的束缚，开辟出全新的报道领域和报道思路，从而使新闻采写工作呈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第二，求异思维将大大强化记者的主体意识，使新闻报道跟上时展的步伐。

主体意识是指记者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参与意识，渗透在新闻采写的整体过程中。主体意识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因子，没有主体意识，就谈不上创造性。

求异思维使记者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独立地思考问题，客观地评判事物，正确地反映社会，不为外人左右，不为传统所缚。这些恰恰是记者主体意识的表征。未来社会潮流的总趋势是强调个性，消除一统化，求异思维赋予记者独特的思路、独到的见解、独立的思想，能更好地适应这一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