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政策范文10篇

边疆政策范文篇1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边疆政策：内涵、外延与作用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能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羁縻与怀柔。羁縻，含有联系牵制之意，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统治者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常采用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力图通过加强内地和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在不改变边疆地区原有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前提下，加强中原对边疆地区的影响，促进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巩固和增强大一统的国家。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实行羁縻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朝代。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高祖李渊颁布诏书：“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李渊明确提出，边疆民族地区情况不同于内地，应实行羁縻政策。羁縻政策的核心，是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适度统治，在唐朝具体表现为羁縻府州的设立。与羁縻政策相配套的是怀柔政策。早在秦朝即制定了保留归附的边疆民族首领的王、长称号，并在法律中给予优待。汉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对这一统治政策奉行不悖，清朝统治者对此政策进行创新改造，使之更加完善，成为治理边疆民族的基本方针。

2.行政管理与军事部署。历代中央王朝都设有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秦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典客、典属国两个机构；汉朝中央政府设有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及四方夷狄封者”（《后汉书》，卷35《百官二》）。隋朝礼部中的主客司以及鸿胪寺，负责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唐沿隋制，在中央政府中设礼部，其中礼部司和主客司，负责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帝师、宣政院等机构，管理边疆民族事务，而明朝中央政府中的吏部、礼部、兵部、提督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僧录司、五军都督府等分掌边疆民族的相关事务。到清朝，中央政府设立了理藩院，专理蒙古等民族事务。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历代中央王朝还通过驻扎军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本来，“恩威并施”是我国历朝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对边疆民族地区尤多使用。军事部署是威的体现，是“慑之以兵”方针的具体化。

3.从和亲到联姻。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政治上的联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或求得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往往采取和亲或联姻的措施。汉、唐、清三朝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汉朝的和亲，主要是与北部边疆的匈奴以及西北边疆的乌孙。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汉朝先后有五位宗室之女和亲匈奴。从汉武帝中期以后，汉朝为联合乌孙反击匈奴，便将和亲重点从匈奴转向乌孙，先后有三位公主、两位宫女和亲乌孙、龟兹和鄯善。又如清朝的联姻，主要在满族贵族与蒙古王公之间进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二是清朝统治者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皇太极共有15位后妃，其中有7位是蒙古族，皇太极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庄皇后以及关睢宫的宸妃都来自内蒙古科尔沁部。顺治皇帝有19位后妃，其中6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40位后妃中，有两位来自蒙古族，乾隆皇帝的后妃中也有蒙古族。顺治初到乾隆中后期，满族贵族下嫁的公主，竟有13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并且联姻范围也由漠南蒙古发展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据不完全统计，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2000余人，土谢图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500余人，敖汉旗下600人，巴林王旗下170余人。乾隆皇帝曾作诗：“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清朝的满蒙联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制度，主要有俸禄俸缎制、入京朝觐制、生子予衔制和赐恤致祭制。当然这种政策的局限性和非人道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唐朝时期的和亲为例，唐蕃（吐蕃）和亲特别是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但我们应客观地评述唐蕃和亲在双方关系发展全局中的实际作用。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传播文化、播种友谊，为汉藏人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却不能逆转松赞干布逝世后唐蕃关系恶化的浊流。至于她们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以及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应予鞭挞的。

边疆政策范文篇2

边疆政策：特殊国情的产物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这是国人每每引以为自豪的。如果我们对此稍作认识上的升华和哲理上的思考，那么，它们即是指我们的先辈为今人留下的两项举世嘱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简言之即为大一统与多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复杂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这一区域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族概念，“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民族发展大趋势的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质”，即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个性”和“特质”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趋势。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由多元到一体的凝结特点：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多种族群而形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汉族一经出现，就对周围的众多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有两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点。中华民族尽管是由众多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融合而形成，但这些民族无论是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还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数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统，也是在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断升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冲突，但数千年来相互间不断交融已经将他们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活动地域和共同的家园。当近代遭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时，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释放出来。

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同步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的实施。边疆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一多民族的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因此，边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处理民族关系，唯有调动边疆地区民族上层的积极性和为广大民族群众打造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进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良性发展。

边疆政策：内涵、外延与作用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边疆经略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营。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能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羁縻与怀柔。羁縻，含有联系牵制之意，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统治者统治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常采用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力图通过加强内地和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在不改变边疆地区原有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前提下，加强中原对边疆地区的影响，促进内地与边疆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巩固和增强大一统的国家。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实行羁縻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朝代。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高祖李渊颁布诏书：“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李渊明确提出，边疆民族地区情况不同于内地，应实行羁縻政策。羁縻政策的核心，是中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适度统治，在唐朝具体表现为羁縻府州的设立。与羁縻政策相配套的是怀柔政策。早在秦朝即制定了保留归附的边疆民族首领的王、长称号，并在法律中给予优待。汉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对这一统治政策奉行不悖，清朝统治者对此政策进行创新改造，使之更加完善，成为治理边疆民族的基本方针。

2.行政管理与军事部署。历代中央王朝都设有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秦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典客、典属国两个机构；汉朝中央政府设有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及四方夷狄封者”（《后汉书》，卷35《百官二》）。隋朝礼部中的主客司以及鸿胪寺，负责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唐沿隋制，在中央政府中设礼部，其中礼部司和主客司，负责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设有帝师、宣政院等机构，管理边疆民族事务，而明朝中央政府中的吏部、礼部、兵部、提督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僧录司、五军都督府等分掌边疆民族的相关事务。到清朝，中央政府设立了理藩院，专理蒙古等民族事务。在加强行政管理的同时，历代中央王朝还通过驻扎军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本来，“恩威并施”是我国历朝统治者惯用的手法，对边疆民族地区尤多使用。军事部署是威的体现，是“慑之以兵”方针的具体化。

3.从和亲到联姻。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政治上的联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或求得边疆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往往采取和亲或联姻的措施。汉、唐、清三朝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汉朝的和亲，主要是与北部边疆的匈奴以及西北边疆的乌孙。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汉朝先后有五位宗室之女和亲匈奴。从汉武帝中期以后，汉朝为联合乌孙反击匈奴，便将和亲重点从匈奴转向乌孙，先后有三位公主、两位宫女和亲乌孙、龟兹和鄯善。又如清朝的联姻，主要在满族贵族与蒙古王公之间进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二是清朝统治者把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皇太极共有15位后妃，其中有7位是蒙古族，皇太极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庄皇后以及关睢宫的宸妃都来自内蒙古科尔沁部。顺治皇帝有19位后妃，其中6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40位后妃中，有两位来自蒙古族，乾隆皇帝的后妃中也有蒙古族。顺治初到乾隆中后期，满族贵族下嫁的公主，竟有13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并且联姻范围也由漠南蒙古发展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据不完全统计，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2000余人，土谢图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500余人，敖汉旗下600人，巴林王旗下170余人。乾隆皇帝曾作诗：“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清朝的满蒙联姻在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制度，主要有俸禄俸缎制、入京朝觐制、生子予衔制和赐恤致祭制。当然这种政策的局限性和非人道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唐朝时期的和亲为例，唐蕃（吐蕃）和亲特别是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但我们应客观地评述唐蕃和亲在双方关系发展全局中的实际作用。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传播文化、播种友谊，为汉藏人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却不能逆转松赞干布逝世后唐蕃关系恶化的浊流。至于她们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以及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应予鞭挞的。

边疆政策范文篇3

关键词：广西壮族自治区；民语广播电视；民族团结稳定；发展策略

一、广西民语广播电视发展现状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我国南部边疆，地域广袤，人口密度小，少数民族分布广泛且复杂。壮族、苗族、侗族、瑶族等12个民族在广西聚居，广西拥有约1988万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整个自治区总人口的37.94%，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广西具有特殊的民族、人口特点，依托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广播电视领域打造出满足广大受众需求、贴近百姓生活、拓展少数民族独特文化、顺应自然和历史发展的广播电视节目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90年代，广西民语广播电视开始起步。根据受众的需要，依托各民族的发展实际，先后创立了壮族语广播栏目与电视节目，主要有三档壮语节目：《壮语新闻联播》《壮语新闻》《壮语广播学校》。历经20余年的发展，广西的民语广播电视实现了广泛覆盖，民语栏目从最初的几个发展到现在的30余个，语种由3个（壮、侗、苗）增加到6个（壮、侗、苗、瑶、仫佬、毛南），包括电影公司在内的8个译制点开展了民语电影的译制工作。随着科技领域的日新月异，民语广播电视也随之更加丰富多彩，节目形式和内容都有了一定的创新，影响力与覆盖面也不断扩大。广西政府也表示了充分的关心和支持：财政每年划拨300万元预算，专门支持民语广播电视的发展。在良好的发展形势下，广西两台和地方广播电视台创办节目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开办民语节目的计划也正在逐步进行。同时，全国人大代表卢献匾根据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精神，提出了在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开设壮语卫星广播频道的建议。广西民语广播电视的逐步兴起，让我们看到了广播电视作为现代信息社会传媒工具，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和覆盖力。其在把握发展规律、发挥积极性、打造节目文化品牌的同时，也需认识到当前存在的问题。例如，起步晚、底子薄、对民语广播电视认识不到位、节目内容质量有待提升、各项资源缺乏、其社会价值未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

二、民语广播电视在促进民族团结稳定中的社会价值

广西民语广播电视不仅是中国广播电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少数民族地区民语节目的主要分支。以少数民族语言设置的广播电视节目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普及文化教育、消除文化差距、促进物质精神双重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作为党和政府的传播媒介，广西民语广播电视在促进民族团结稳定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第一，民语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进行政策、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党和政府通过广播及电视多样化的宣传手段来大力宣传和贯彻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以及边疆政策更加深入人心，使各项政策真正得到贯彻实施，促进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借助广播电视这一有力的推手，采用人们乐于接受的形式来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信息，有效引导意识方向，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树立新思想、革除旧观念、提升思想层次，从而更好地维护民族地区的团结与稳定。例如，《壮语新闻》这一节目就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第二，民语广播电视是传达民声民意、表达民愿的重要渠道。民语广播电视改变了以往单向沟通的限制，作为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民语广播电视能够很好地深入少数民族群体，倾听民声、了解民愿、表达民意，不仅给了普通群众表达诉求、发表建议的机会，同时也是对政府工作的检验与支持，做到了察民情、集民智、解民忧、惠民生。民语广播电视为普通的少数民族民众争取到了更多的关注与福利，彰显了它在促进民族团结稳定中的重要价值。第三，民语广播电视是加强科学文化普及、提供娱乐服务的重要平台。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是保障民族稳定团结的根本，而团结与稳定又是发展经济的前提。广西民语广播电视通过新闻类节目、致富类节目、农业类节目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与富民政策很好地传递给当地的人们，在帮助人们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注重精神文化的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需求，从而不断拓宽视野、提升道德风尚。例如，广西《壮语900句》以及译制版的《射雕英雄传》，都是民语广播电视提升科技文化水平、提供娱乐服务的表现。第四，民语广播电视能够加强民族交流、增强凝聚力。广西全区遍布多个少数民族，妥善地处理好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对促进民族地区稳定团结是大有裨益的。广西民语广播电视能够帮助各民族之间加强交流，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实现了民族之间的资源共享，有利于消除各民族之间的误会与隔阂，牢固树立中华民族这一统一概念，为促进民族地区稳定团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五，民语广播电视能够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侵袭。广西地处祖国南疆，与越南接壤，在地理位置上与多个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接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历来是外来文化糟粕渗透的首当其冲的区域，民语广播电视的影响力与覆盖面可以更好地固守边疆，防止不良文化的侵袭，用先进思想抢占文化阵地，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实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三、促进民族团结稳定的发展策略

（一）树立鲜明旗帜，加强意识引领。作为党和政府的“发言人”，广播电视掌握着精神坐标与未来走向。为保证通过民语广播电视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稳定，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即在政治立场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捍卫党的权益，坚持高端引领，加强对理论、方针、政策的指引，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正确塑造，绝不传播与党和政府路线、政策相背离的内容。其次，强调真实性原则，任何广播电视节目都要建立在尊重事实、科学合理地认识客观事物的基础之上。民语广播电视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将广播电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统一在真实性原则中。再次，要严格把握纪律原则，在民语广播电视发展的过程中，还需注重上级宣传部门的领导。最后，要注重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和谐统一，发挥社会价值是民语广播电视发展的最高目标，特别是促进民族团结稳定，要兼顾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争取实现价值双赢。（二）突显民族特色，打造特色品牌。广西少数民族众多，传承和发扬了多民族的优秀文化与特色，然而多民族的聚集生活，使许多原有的民族特点被遗忘或丢弃，亟须通过富有特色的民语节目来重新认识和继承。在发展民语广播电视的过程中，为实现促进民族团结稳定的目标，要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满足各民族人民的文化需求，符合各民族的审美取向与风俗习惯。其二，注重突出民族特色的差异性，将特色与资源紧密结合，充分展现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生态，增强民族文化的吸引力与魅力优势。其三，打造精品栏目，依托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底蕴创造品牌栏目，利用民族文化来塑造节目，让更多人重新认识民族文化。其四，做到有的放矢，了解各地区的不同发展情况，如经济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就应该侧重于发展经济类节目。（三）整合多方资源，实现优化配置。资源整合不到位是当前广西民语广播电视的主要问题之一。一方面是对自身资源挖掘的不到位；另一方面是资源的共享和配置还不够完善。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整合资源：其一，充分挖掘自身资源素材，如广西歌圩文化、铜鼓文化、宁明花山崖壁画文化等资源素材，都可以为民语广播电视所用，从而打造出文化气息浓郁的精品节目。其二，跟进人才资源的建设，一方面打造出专业素质过硬的节目主持人，外形亮丽、气质亲切、主持功底扎实的主持人无疑会为节目增添亮点；另一方面，节目中还需引入专业的民族语专家、民俗专家等，幕后专业的研究和创作会增加节目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其三，完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力争由传统广播电视系统向数字化转变，完成广播电视的升级换代。此外，还可以继续促请相关部门建设壮语卫星频道。（四）丰富节目内容，力争多维创新。节目内容是否精彩好看是检验广播电视节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在节目设置方面，要实现多方位的创新和突破。其一，节目内容的创新，不仅要有宣传大政方针的新闻类节目，也要有引导百姓致富的经济类节目；不仅要有具有娱乐性的电视剧电影，也要有适合少儿观看的教育类节目。其二，播放形式的创新，打破广播和电视的局限，利用互联网大平台，拓展播放平台，利用网站、微信以及微博等实现节目的多平台播放。其三，将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时尚元素相结合，在传统文化中适当地融入时代潮流和新颖内容。（五）注视受众引导，实现多方互动。广西民语广播电视的受众群体广泛，要制作出令受众喜闻乐见的好节目，就需要研究不同受众群体的特征，针对不同的群体设置节目。例如，通过调查，了解汉族与少数民族受众的比例，从而更好地调整节目的数量；了解老年人与少儿受众的比例，从而更好地设置、分配适合受众观看的节目。此外，广西民语广播电视需要转变以往单边活动的局限，实现多方互动。不仅要制作出深受群众喜爱的广播电视节目，而且要反映出百姓的心声，传递百姓的情感与诉求。再者，还可以开展本地与全国甚至与世界的互动交流，让我国的本土民语节目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四、结语

民语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肩负着促进民族稳定团结的光荣使命。广西民语广播电视以其自身独特的魅力，保持着强大的活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广西民语广播电视不断发展，在促进民族地区团结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如何进行不断的改革创新，加快民语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为民族团结和稳定服务是当今需要探讨的课题。广西民语广播电视在促进民族地区团结和稳定的有益尝试中，还需要注意从具体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基于当前民语广播电视实际发展情况来调整发展策略，力争在解决遗留问题方面实现突破。另一方面，民语广播电视的发展也需要集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这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注与扶持，离不开广播电视领域的调研与创作以及民族地区群众的支持；紧跟时展步伐与政策引领，关注国家发展与民生百态。我们有理由相信广西民语广播电视能够走向一个新的高峰，也能够为促进民族团结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贡献新的力量。

作者: 单位:1.钦州学院 2.钦州市广播电视台

参考文献：

［1］熊荣元.边疆民族地区民语广播电视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文山学院学报，2011（04）：58-62.

［2］熊荣元.民语广播电视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社会价值［J］.文山学院学报，2011（02）：72-76.

边疆政策范文篇4

[关键词]内蒙古；农业开发；环境破坏

清代以前，蒙古地区向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很不发达。清朝立国后，随着统治的稳定，开始注意口外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垦问题。这是因为：第一，粮食问题曾是引发蒙古与明王朝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政府由此认识到，要稳定蒙古就必须解决粮食问题。同时，蒙古王公也深感缺粮之苦，因此也主动要求发展农业。如康熙年间，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疏言：“思得膏腴之地，竭力春耕，以资朝夕”[1]；第二，康熙、雍正时期，准噶尔部屡次反叛，北疆战事频繁。但由于这一地区农业不发达，所以清军所用粮草不得不从内地长途输运，异常艰辛。清政府由此认识到，就地解决北疆的粮食问题，对于北部边防意义重大。如康熙言“边外积谷，甚属紧要”[2]；第三，则是为了减轻中原人口的压力。清朝统一全国后，人口迅速增长，人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指出：“今太平已久，生齿日繁，而由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3]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上谕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4]；第四，中原地区几次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批难民，为减少难民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清政府不得不开放蒙地，允许他们到此谋生。由于上述，促使蒙古地区的农业得到开发。

早在康熙初年，已有一部分蒙古牧民开始兼营农业生产，但十分粗放。康熙三十年（1691年）七月，玄烨巡行塞外漠南蒙古地区时，对此描述说：“农业非蒙古本业，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为田，即播种后则四出放牧，秋获乃归。”[5]清政府虽派遣内地官员前去教授耕种技艺，并配发种籽、农具等，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派“原任内阁学士黄茂等，前往教养蒙古”[6]，但蒙地的开发仍未有大的进展。后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蒙古地区的农业才迅速发展起来。

一

蒙古地区的农业是在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后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经历了清政府由严禁汉民出边，到放松边禁再到积极招募汉族农民开垦的政策调整过程。

清初，为巩固统治，清政府实行蒙汉隔离政策，以防止中原汉族的反清斗争传播到塞外，影响蒙古的稳定。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下令，内地民人“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王公属人，有私来内地者，一律发还”[7]。并沿长城北侧划定了一条东西长千里，南北宽50里的禁地，蒙汉不得逾越。禁地内，蒙民不得放牧，汉民不得耕种。

但随着人多地少矛盾的尖锐化，不断有无地或少地的内地农民突破禁令到此垦种谋生。清政府鉴于统治渐趋稳定，遂逐渐松弛封禁令，默许内地民人以“雁行”方式出边，春去秋归，在塞外种植。只是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8]。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六月，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发生严重的旱涝，大批灾民欲往口外蒙古地区谋生。迫于汹涌的难民潮的压力，康熙帝晓谕各地官府“给予出口印票，令其前往”[9]，并令长城沿边关隘予以放行。康熙此令在事实上承认了汉民出边的合法性，表明清政府禁止汉民出边政策的转变。

雍正元年（1723年），“河南黄水溃决，泛滥于直隶地方，比年以来，两省近水居民耕种无资，衣食匮乏”[10]。迫于灾民就食的压力，清政府下令内地乏食民人，可往口外蒙古地区垦殖谋生。雍正要求各旗容留流入蒙古的灾民，“特许其吃租”，并指示户部：“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不得阻挠。”[11]蒙古地区称此令为“借地养民”令，标志着清政府对汉民出边由默许进而鼓励的转变。此令一开，又有大批灾民流入蒙古，加速了塞外农业的发展。

乾隆时继续这一政策。乾隆八年（1743年），直隶地区闹旱灾，乾隆指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关隘的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12]。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直隶、河南等地大旱，朝廷干脆明确鼓动灾民去口外谋食，“今年关东盛京及土默特、喀喇沁、敖汉、巴沟、三座塔一带，均属丰收，尔等何不各赴丰稔地方佣工觅食”[13]。

清政府放宽边禁的政策使内地迁居蒙古地区开垦谋生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在康熙到乾隆的百余年间，从古北口、独石口外，昭乌达、卓索图盟南部地区各旗，至张家口、归化城土默特和河套鄂尔多斯七旗地区，村舍和农田星罗棋布，昔时的蒙人游牧之区，今则成为蒙汉杂居，耕牧兼营的半牧半农区。

清政府不仅只是准许内地难民到蒙地开垦，而且实施积极的招垦政策，以扩大蒙地的开辟。

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为平定准噶尔部的反叛，统一西北厄鲁特蒙古中部，在蒙古地区大量驻军。为解决军需粮秣的供应，康熙三十年（1691年），批准归化城蒙古都统关于招民开垦归化土默特地区的官牧场及庄田闲地的请求。接着，又批准了察哈尔都统招民开垦察哈尔东南部右翼四旗所辖官牧场的请求。雍正时，清政府拨出大量土地招民垦种，同时还规定以招垦成绩的大小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依据。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规定：“直隶张家口外地亩，分作十分招垦。如招种八分以上，题请议叙，不及五分，题请议处”[14]。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解决八旗军驻防需要而建的绥远城建成后，即从山西等地招纳汉族农民前来开垦土地四万余顷[15]。

乾隆元年（1736年），在陕北与鄂尔多斯部相毗邻的河套地区的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招民垦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16]。乾隆十七年（1752年）议准：“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郡王旗昌图额尔克地方，西自辽河起，东至苏巴尔汉河止，一百二十里，北自太平山起，南至柳条边止，五十二里，西至柳条边十六里，东至柳条边二十里，准其招民开垦。”[17]

除官府招垦外，蒙古的王公和土地所有者也争相招纳汉民，向他们出租土地，以获取地租收入，这对以前根本不懂可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蒙古王公和蒙民来说极具诱惑力。租种蒙地的汉族农民，除向蒙古族地主缴纳岁租外，不再负担其他劳役徭差，这与内地农村相比负担要轻许多，因此也极愿意向蒙地流动。于是，在陕西、山西、直隶等省毗邻内蒙古地区，尤其沿长城南北和黄河流域河套、土默川平原等地，逐渐形成“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窖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的局面[18]。来自内地的汉族农民带来了先进的耕种技术，同时也改变了蒙古牧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营的习惯，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二

清前期，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即东部蒙古地区、察哈尔地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和河套地区。开垦区域已突破长城边外50里界限。东部蒙古包括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其中卓索图盟喀喇沁地区农业发展较为迅速。该地区靠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农耕历史较长。清初，流入蒙古的汉族农民率先在此耕种居住。至康熙末年，仅“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19]。随后，内地民人继续北移，越过喀喇沁深入到克什克腾旗、敖汉旗、翁牛特旗等旗地。经过清前期一个世纪的开垦，至18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开始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

察哈尔地区，在康熙中叶已开垦出大片农田。雍正二年（1724），察哈尔都统丈量察哈尔右翼四旗土地，仅私垦一项就有近3万顷[20]。

归化城土默特位于内蒙古中南部，自然条件适宜农业，元、明时期曾在此屯田。清统一漠南蒙古部后继续倡导发展农业。清政府在这里设置“军粮地”，“公主府”地，“户口地”等等，刺激内地农民到这里垦殖。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又开放土地4万顷，招山西等地农民开垦。至乾隆八年（1743），归化城都统奉旨普查土默特两旗土地，原有土地75048顷，牧地只占14268顷，其余土地已经开垦[21]。

河套地区位于内蒙古西部，具有依靠黄河水灌溉的条件。山陕北部的贫民多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种土地。到乾隆时，在靖边、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汉民种蒙古闲套地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22]。但由于该地区长期干旱无雨，水利设施的兴建还未兴起，所以，清前期该地区与内蒙古东部地区相比，农业发展较迟。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是伴随着汉族农民的移入而展开的，而塞外农垦的发展，又促使更多的移民涌入。很多人由当初的“雁行”户，而为“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的定居户，从而形成了众多的移民村落。移民的增加又促进了农业开发的进程。

在“山西边外归化城”一带[23]。因为地域接邻的关系，很多贫苦的山西百姓都前往该处耕种，甚至“竟将全家搬出口外”。雍正初，仅大同等府百姓“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24]。与山西、直隶两省北部接界的察哈尔地区，雍正初，仅在张家口至镶蓝旗西界的“各处山谷僻隅”，就查到“所居者万余”[25]。为加强管理，清政府特设张家口、多伦诺尔、独石口以及丰镇诸厅。乾隆初，仅张家口厅辖下，即有村寨514个，民户和铺户7522家[26]。

热河地区原本属蒙古牧场，康熙中在此建立避暑山庄后，即在其周围“聚民至万家”[27]，他们亦大多是“直隶、山东无业贫民”[28]，或“晋齐流寓客”[29]。随着迁居者的增多，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特别设置热河厅，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升厅为府，并把周围设立的各厅改称州县，如改喀喇河屯厅为滦平县，四旗厅为丰宁县，乌兰哈达厅为赤峰县等等，隶属于承德府下。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统计，承德所属各州县共有户879，口41496[30]。至于其它蒙古地区，比如东边的喀喇沁诸旗，至乾隆初，留居该地的民户“多至数万”[31]。又如中部的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北边的锡林郭勒盟以及西边的阿拉善特旗等，虽然内地移民在人数上较上述地区要少，但也不断有人进入。伊克昭盟所属七旗，沿黄河及长城一线，差不多都有山、陕等省民户开垦的印记。清政府在汉民聚居区实行类似保甲制度的牌甲制度，设立牌头、乡长等职，负责编审户口，造册上报，以利于农业区的管理。

口外蒙古在清代以前，虽在沿河套地区出现过农业，但面积很小，技术水平亦较低下。经清康、雍、乾三朝近一个世纪的开发，至18世纪中叶，该地区的耕地基本被开发出来。在东起科尔沁草地，向西沿长城、黄河河套，直到阿拉善旗的广大区域内，凡属内地移民聚居之区，都阡陌成行。乾隆时，直隶总督孙家淦说：“口外之山绵亘千里，名曰大坝，凡坝内之田，皆已招民耕种。”[32]随着大片土地不断被开垦，过去常需内地接济粮食的内蒙古地区，粮食已基本自给。不仅如此，随着生产的发展，口外的粮食还有出口。康熙对此描述说：“向日口外蒙古穷困，人不聊生，朕近日来任人经理，多方培植，今已家给人足，乐业安生”[33]；“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价虽极贵之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34]原来只以畜牧业为主的内蒙古地区，已成为农业牧业都有相当发展的地区。一些蒙古牧民因长期与汉民杂居，掌握了农耕技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乾隆写诗赞道：“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法，谓曰靠天收，秋成为刈获”；“而今则不然，均习耕耨务，课雨与量晴，不殊三农绿”[35]。蒙古人从初期不懂农耕技术，粗放经营，“靠天收”的状态，到“均习耕耨务”，懂得了关心天气的晴雨，反映了蒙古牧民在农业生产上的进步。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改变了该地区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落后面貌，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对稳定清王朝的北部边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地区的农业开发又缓解了中原地区人口的压力，减轻了自然灾害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这对巩固清初的统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三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对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这种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蒙古地区的土质以黄土和古沙为主，当覆盖其上的植被完好时，土壤就受到保护，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就会发生风蚀沙化现象和强烈的水土流失。乾隆以后，蒙古地区的耕垦活动一直未有停止。由于长期大量的垦殖加之战争的摧残，原有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发生。如光绪《靖边县志》载：“陕北蒙地，远逊晋边，周围千里，大约明沙、扒拉、碱滩、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仅十之二三。明沙者细沙飞流，往往横亘数千里；扒拉者，沙滩陡起，忽高忽陷，累万累千。……草场不旺，蒙民生计甚苦，若再开垦，蒙民实更穷迫”。又《横山县志》载：同治十三年六月，“响水堡东新开沟，沙碛起蛟，山水暴涨，冲决沟。”与该地区邻近的兴县（今山西兴县）“嘉靖以前，山林茂密，虽有澍雨积霖，犹多渗滞，而河不为青肆。今辟垦旷，诸峦麓俱童山不毛，没夏秋降水峻激，无少停蓄，故其势愈益怒涌汩急，致堤岸善崩。”[36]其实，蒙古地区的土地垦殖在清代之前已经进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显现。如毛乌素沙地在公元五世纪初还是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赫连勃勃所建的“夏”即建都城于此，名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县西）。但由于400余年的垦殖，至唐长庆年间，丰茂的草原已变成戈壁荒漠，当年“临广泽而带清流”的统万城即淹没于沙海之中[37]。唐人许棠诗云：“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38]当是真实写照。但这种种由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垦殖活动仍不断进行。民国时期，土地开垦有增无减。如驻伊克昭盟守军陈长捷部在今伊金霍洛旗一带开荒1万顷，不仅把达尔罕壕、红海子滩等几处较好的草场开垦了，甚至连成吉斯汗陵的禁地也没放过[39]。新中国成立后，虽也提倡植树种草，但在发展粮食生产的思想指导下，垦殖活动仍在进行。据统计，从1953年至1990年，内蒙古垦地计5574.9万亩，而致沙化面积增大。如伊克昭盟1957年沙化面积为16446.5平方公里，1974年为35000平方公里，20年扩大了2倍。库布齐沙漠1957年面积为16200平方公里，1977年扩大到16756.8平方公里，20年扩展了500多平方公里[40]。浑善达克沙地南移，曾是水草丰美的多伦（元上都建于此）已被侵蚀。近年来频繁发生于京津地区的沙尘暴，其沙源盖出于内蒙古地区的沙地，这和历史上对植被的破坏有着直接的关系。

生态破坏是一个渐进过程，正是包括清初在内的垦殖及以后持续不断的垦殖活动促使这一区域生态的恶化。如今“沙灾严重，强沙尘暴天气由20世纪50年代5次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23次”[41]，沙化面积继续扩大，甚至推进到到北京的周边。因此，恢复内蒙古地区的良性生态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应遵照中央的部署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应大力营造防护林，同时种植速生用材林和经济林，以便解决农民对木材的日常所需和退耕后的生计问题，以减少滥垦滥伐。在已沙化的土地上，应大力种植适宜沙地生长的柠条、沙柳、沙棘等植物，用以防风固沙。通过这些措施锁住沙龙，不使沙地扩展。在草场退化区，应改良牧草，减少载畜量，以使草场恢复，等等。总之，应保护好现有的自然植被、因地制宜发展各种人工植被，如此长期坚持就能使已经恶化了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才可获得持续发展的条件。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借用学者对古楼兰地区因屯垦过度而致生态恶化的一段评述：“屯田的迅速发展缺乏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过程，在古代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觉醒，在外来移民还没有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展了大规模农业生产开发，其引入的农具、栽培技术、生产管理方式都缺乏与当地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造成了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破坏、功能下降。”[42]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一方面在短期内促进了农业生产，解决了“燃眉之急”，而另一方面，就长期而言，则是破坏了生态环境，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全面恶化，其最终结果是阻滞经济发展，甚而使人类社会失去了生存条件。今天，我们搞西部大开发，切记保护环境，切不可对已然十分脆弱的生态再造成破坏，要使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相协调，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警示。

AgricultureDevelopmentanditsproblemreleva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InnerMongolintheEarlyQingDynasty

Abstract:IntheearlyQingDynasty,thegovernmentsetaboutagriculturedevelopmentinInnerMongolinordertostabilizenorthborderareaandarrangeinlandrefugee.Forthisreasonthegovernmentreviseditspolicy:FormerthegovernmentforbadtheHanpeasantstogoInnerMongol,lateronthegovernmentencouragedthemtodevelopagriculturethere.AfterahundredyearsInnerMongolbecamesemi-agriculturalandsemi-pastoralarea.But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alsoledtothedestructionofenvironments.

Keywords:InnerMongol；Agriculturedevelopment；Destructionofenvironments

注释

[1]《清圣祖实录》卷187，康熙三十七年七月。

[2]《清圣祖实录》卷153，康熙三十年十二月。

[3]《清圣祖实录》卷260，康熙五十三年六月。

[4]《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

[5]和珅：《热河志》，卷75“荒田诗序”。

[6]《清圣祖实录》卷188，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

[7]《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十二年十二月。

[8]《大清会典事例》卷976。

[9]《清圣祖实录》卷269，康熙五十五年六月。

[10]《清世宗实录》卷4，雍正元年二月。

[11]《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

[12]《清高宗实录》卷195，乾隆八年六月。

[13]《大清会典事例》卷158。

[14]《大清会典事例》卷166。

[15]《土默特旗志》卷五。

[16]《清高宗实录》卷14，乾隆元年二月。

[17]《清代边政通考》“耕牧”。

[18]方观承：《从军杂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19]《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五十一年五月。

[20]《清世宗实录》卷22，雍正二年四月。

[21]《清高宗实录》卷198，乾隆八年八月。

[22]《清高宗实录》卷15，乾隆元年三月。

[23]《大清会典事例》卷979，“理藩院”，“耕牧”。

[24]《宫中档雍正朝奏折》，1979年台湾出版，第17册，第837页。

[25]黄可润：（乾隆）《口北三厅志》，卷1，“地舆”。

[26]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5，“风俗物产”。

[27]和珅：（乾隆）《热河志》，卷73“学校”。

[28]和珅：《热河志》，卷7“天章”七，《咏古二首》。

[29]和珅：《热河志》，卷3“天章”三，《山村即景》。

[30]海忠：（道光）《承德府志》卷23“田赋”，“户口”。

[31]《清高宗实录》卷348，乾隆十四年九月。

[32]《孙文定公奏疏》卷4，“口外驻兵疏”。

[33]《清圣祖实录》卷195，康熙三十八年九月。

[34]《清圣祖实录》卷240，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

[35]和珅：《热河志》，卷75“藩卫”。

[36]雍正《兴县志》。

[37]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篡委员会：《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192页（内部资料）

[38]《夏州道中》，《全唐诗》卷496。

[39]任秉钧：《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内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册（内部资料）。

[40]《晋陕蒙接壤区农业演变史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0页。

边疆政策范文篇5

[关键词]清末放垦；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

鄂尔多斯高原处气候敏感的农牧交错过渡带。第四纪以来严酷的生态条件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显著的限制，而人类的开发活动也不时地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认识和揭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是边疆开发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旨在考察清代对鄂尔多斯地区放垦基础上，探讨人类开发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探讨土地沙化的原因。

一

清前期在蒙古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初期严厉．康熙间一度松弛，乾隆、嘉庆朝复又加强封禁力度。然随着内地土地兼并的加剧，小农破产，流民日益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加之蒙古王公为获取地租，私自招垦。容留内地民人开垦蒙地，甚至“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1](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乙亥)。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不得不在事实上逐步放宽。

自康熙至同治、光绪，土默川和伊盟后套黄河改道所淤出的沃土，已先后“宫垦”或招民垦殖，尽管开发较早、力度较大，但这一带生态环境好，至今尚是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粮仓。

在生态脆弱的鄂尔多斯地区，清初对延绥边墙以北的毛乌素沙地一带严格封禁，规定边墙以北，南北五十里，东西千余里为“禁留地”。既不准汉人越界种田，也不许蒙人放牧。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因鄂尔多斯右翼中旗贝勒奏请开边，允汉人进入，遂开禁垦之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恐致游牧地狭窄，又规定界址，有沙者以三十里为界，无沙者二十里为界，次年，山、陕连续两年荒歉，“百姓有流离者”[1](康熙五十九年五月辛己)，于是，准令民人租种，出边垦种的人数愈加增多。雍正八年(1730年)，以原禁留地五十里为界，在旧界外再展二、三十里。乾隆元年(1736年)，和硕庄亲王议准“蒙古情愿招民越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后，“内地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地租为养赡”[2](卷3，舆地志)。同年，榆林、神木等处边口，“越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岁得租粮十万石”[3]（乾隆元年三月丁己）这样，内地汉人便大规模地涌入。乾隆八年(1743年)，各旗贝子等以民人种地越出界外。游牧窄狭等情呈报，乾隆帝令立永远章程：有于旧界外稍出二三十里，仍旧耕种，出界五十里外，将种地民人收回。五十里内，给予空闲地亩耕种[2]（卷3，舆地志)。道光十七年(1838年)，牌界内再次招民租种。进入禁留地开垦的农民，往往突破清政府规定界线，到黄河附近水草丰美的地方，开渠种田。“自清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渡河南西，私向蒙人租地耕种，而甘肃边氓亦逐渐垦殖于是伊盟七旗内，凡近黄河、长城处均有汉人迹”[4]（P219）。

不过同治、光绪以前，控制移民数量，不准长期居住，不准与蒙人结婚，不准携带家眷等禁令长期右在，因而内地农民出边耕种的数量较少，范围较小，且未深入腹地。从总体上讲，尚在土地承载的临界范围以内。

清末放垦，宣告了清政府对蒙封禁政策的彻底破产。清末放垦的实质是牺牲蒙古利益。用开垦蒙地所得，以清政府与蒙旗分成押荒银和升科地租的方式，聚敛金钱，企图摆脱财政危机，以支付庚子赔款，筹措军饷，达到挽救其濒临灭亡的目的。清末放垦10年中，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放垦土地，共计8．7万余顷[6]。此数字不包括纯屑清丈、整理的已垦熟地归化城土默特旗地及达拉特旗后套永租地、渠地。实行总管制的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直屑于清廷．在禁垦的同时，多垦辟殆尽，已升科征賦，清末放垦主要在于清丈。而实行扎萨克制的伊克昭盟旗地的报垦和清丈。是在清初以来私自招垦的基础上，由政府重新与蒙旗分成押荒银和升科地租，因此成为放垦的重点。

伊克昭盟清末放垦10年，大多集中在黄河及其支流沿岸．水草丰美之地。尤以杭锦旗、达拉特旗为多。加上纯屑清丈的达拉特后套永租地、渠地等2．7万余顷。上述地区至今仍多为富庶的农产区．对土地沙化影响不大。与山西、陕西、甘肃交界的南部五旗，报垦的多是沿边地带，这一带处毛乌素沙地及其缘边地区，沿边各旗清丈放垦地亩多限制在清初开禁以来私垦范围内。随着沿边各县农民不断涌入．逐渐突破上述几次划界的限定。与准格尔旗东邻的山西河曲县及南邻的陕西府谷县民人，已进入准旗禁留地以北，东西长120里，南北宽15里的黑界地垦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至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奏放了准旗五段地，西起水坑博罗鄂博，东到黄河畔，东西横亘二百一二十里。南北宽七八至十余里不等，共1588顷。由河曲、府谷县管辖。光绪末年。郡王旗沿边宽三百余里。东西长一百七八十里的土地已被府谷、神木等县的民人开垦，称新旧牌子地。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续报黑牌子地。南起神木边墙，北到光绪二十八年报垦地的南界。东西宽一百余里，南北长一百六七十里不等。加上东边和东南两段地，即灶火地、盐道地，共放9639顷，由东胜厅管辖。扎萨克旗放黑牌子地，东至郡王旗，西到乌审旗，北至喀拉牌止，南界边墙。南北长约一百二三十里，东西宽约七八十里不等。连同一半万寿地，共放2183顷，由东胜厅管辖。乌审旗旧牌子地。即黄河以西什拉乌素河与陕西靖边、怀远(横山)县的地段，另有一半万寿地，共1988顷，属东胜厅管辖。鄂托克旗光绪三十年二月，先报垦了西部黄河支流灌溉土地1000顷，三十一年六月为了赎回押给教会的土地，又报垦了瞪口南岸的察汗托辉等地。到三十三年，将位于黄阿东岸的陶乐湖滩渠地，红崖子等地175顷地也予以放垦。自光绪三十一年二月至宣统三年止，放五堆子、陶乐湖滩、庙滩、月牙湖等地共201．93亩。同时，又放垦喇嘛庙的召庙地、香火地，如王爱召放垦1267顷土地。伊克昭盟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三十四年(1908年)6年放垦中，包括各种名目被开垦土地共22314余顷[8](卷一，P219、224)。贻谷革职后，伊盟、乌盟又续放3300顷。其中乌审旗2000顷，乌拉特中旗860余顷，乌拉特后旗270顷。总计清末新政10年，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放垦土地8．7万余顷[6]。其中，伊盟毛乌素沙地周围占很大份额。

上述10年放垦，对毛乌素沙地东南沿边地区很可能造成土地沙化影响。据《陕绥划界纪要》资料统计[10]（卷4、5、6），沿延绥边墙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各县流入开边的民户为17148户，开垦滩地13300．32顷，沙地24188．34顷，沙地开垦量大于滩地近一倍左右，二者共计37488．66顷。这一数字虽不尽准确，但明显高于沿河的杭锦旗、达拉特二旗。张鹏一说(毛乌素沙地)自东向西大约“明沙、扒拉、碱滩、柳勃概不易垦外，其草地仅有十之二、三，再与蒙人游牧之地必留一、二成，可垦之地仅1／10，兼以土高天寒，地瘠民贫。势不能垦”[7]，在近四万顷的被开垦的土地中，3／5的土地是连张鹏一都承认的不能垦殖的沙地。据《陕绥划界纪要》的资料统计滩、沙地数量及开边民户数字，平均每户耕地面积达220亩之多。以当时生产力和种植水平，显然是极粗放的广种薄收。在极不适宜垦殖的沙地中，广种薄收，必然会随时撂荒。而撂荒地是最易引起沙化的土地。清末沿边如此大规模地掠夺式开垦，势必对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土地沙化，起到一定的诱导和促进作用。

二

土地沙化是指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造成的沙地活化或古沙翻新与地表物质粗化。表现为土地生产力下降，土地资源丧失，地表呈现类似沙漠景观的土地退化。土地沙化是荒漠化的主要类型之一，其实质是一种环境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既有自然的作用，也有人为的因素，而这个过程又是连续的、渐变的过程。清代开发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沙化的影响，主要在鄂尔多斯地区。该地区土地沙化发生、发展，有其特定的自然条件。第三纪末、第四纪以来，青藏高原隆升所造成的生态脆弱性，是该地区易于发生土地沙化的根本原因。

土地沙化是以丰富的沙源和长期干旱、大风频繁、风力侵蚀等气候条件为前提的。鄂尔多斯地表物质基础是第四纪松散沉积物，尚有库布齐、乌兰布和沙漠及毛乌素沙地为第四纪的古风成砂的沙源。它们是青藏高原隆升后干旱气候的产物，构成了现代风成物的物源。地层中埋藏的古风成砂记录表明，毛乌素地区至少在中更新世就已经存在大片沙漠[11]。或曰至少是从第四纪早更新世后期以来逐渐形成和演变来的[12]。库布齐及乌兰布和沙漠也都主要形成于地质时期[13]。这些第四纪的古风成砂堆积物，构成丁现代风成物的物源；是该地区易于发生土地沙化的主要地质根源。

气候及其引起的降水量的变化、植被覆盖度．也是直接影响本区风蚀沙化和土地沙化的主要因素。第三纪以来。由于青藏高原的隆升，其特殊的热力作用、阻挡作用和分流作用，使隆升前的行星环流系统发生丁转换，导致丁东亚季风系统的形成．也使西伯利亚一一蒙古冷高压系统加强，北方干旱气候的持续加剧和偏北干冷气流的增强，使动植物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3]。500年来，干旱是主要趋势。包括元明时期的暖干和明清的冷干，近代以来温和偏干[14]。

明清时期，在持续干旱环境演变趋势下，内蒙古西部地区旱灾频发。明代内蒙古地区旱灾频率为48．6％，清代旱灾为52％。近500年来8次大旱灾，即1480—1484年，1518—1524年，1628—1633年，1679一1683年，1836—1840年，1875—1875年，1891—1892年，1926—1929年，有7次是发生在明清时期；有7次都是连旱4年以上[15]。另据1877—1892年近百年我国北方环境脆弱地区降水变化研究，33次干旱年中有23次出现大范围的干旱，特别是1877、1878、1891年等为强干旱年，干旱范围超过65％[16]。据树木年轮宽度重建包头地区254年来降水情况分析，自1742年以来，254年间2—7月降水在50毫米左右的年份就有30年之多。重建图反映的历史上几次特大春至初夏连旱的年份有1747、1839—1840、1877—1878、1891—1892、1900等年段：6—8月上旬降水量重建图干旱时段主要年份有1748—1764、1779—1799、1811—1813、1833—1851、1862—1869、1891—1913等年段[17]，较严重的早年6—8月上旬重建值，基本都低于平均值167．18毫米。如1758年为81．57毫米。《山西通志·荒政纪》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归化城上年收成欠薄，今岁春夏雨水稀少，播种不能长发，连次改种。沿边一带七月以后号闻得雨泽未能普遍沾足。光绪三年(1877)，北方特大旱。《清史稿·食货志》载“光绪初年，直隶、河南、陕西、山西迭遭旱灾，饥民死者近万人”。《靖边县志》载：“民啮草根，继食树皮，叶而俱尽，又济之以班白土，或割饿殍臂以延残喘，甚有杀生人以供餐者。”[18]

上述数据测定和文献记载相印证表明，明清时期干旱及旱灾是研究区发生频率最高，危害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干旱少雨，直接影响了植被覆盖率。据晋陕蒙接壤区环境动态监测研究显示，距今500—250年这一带植被覆盖度为36％—32％[19]，而1965—1955年是100年尺度相对湿润段，植被覆盖覆度为43％一39％。可见降水量的多寡是研究区植物生长和植被覆盖度的主要限制因子。笔者考察，研究区雨水多时，草场见绿。雨水少时，草木即会枯干。自然植被的韁盖度及降水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研究区的风蚀沙化。

此外，研究区还具有“风旱同季”的气候特征。明清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主要时段处于风成砂和黄土沉积的干草原一一荒漠草原气候控制下，干冷多风。风沙期正对应于干旱期，易使砂质物质组成之地表体现出风沙作用产生的风沙地貌。风力作用在该地区非常普遍。因此，如果只具备了丰富的沙源和干旱的气候，只是产生沙漠化的条件之一。没有以风为主的自然营力的作用，古风成砂虽有暴露，也只是以星点分布，而不致连成片。事实上，这一地区≥5m／s的起沙风年出现次数为85—371．1次，而且主要集中在干旱的春季[11]。干旱多风，大风频繁，使研究区风力侵蚀非常严重。地表物质多为风积物，残积物等，大风造成就地起沙，从而为风沙活动和运移创造了条件。据研究区风力侵蚀土壤的现状研究统计，鄂尔多斯地区造成明显危害的风蚀面积达79．24％，而且以Ⅱ、Ⅲ级所占比重最大，达到42．37％，而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乌审旗、杭锦旗、伊金霍洛旗都达到80％以上，造成明显危害的面积也都高过75％以上。处在毛乌素和库布齐沙区的各旗县，土壤风蚀沙化面积相对比较大[20](P194)。

研究表明，明清较现在更为干冷，自近代以来温和偏干，伴随多风气候。流沙的发展自不可免。特别是明代，自15世纪初气候转干寒，大风频繁，毛乌素沙地不断扩大，到16世纪，已固定的沙丘、沙地活化起来。成化七年(1471年)七月，当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建议修筑东自清水营紫城寨，西至宁夏花马地营边墙时。反对意见颇多，其中有人认为延绥“境土夷旷，川空居多，浮沙筑垣，恐非久计”[21]（卷178），反映当时毛乌素沙地南界已达明边地。边地一带已是流沙弥漫。成化十年(1474)延绥边墙修好到万历时，“中路各堡，地多漫衍，无险可恃……沿边城堡风沙日积渐成坦途。则历年沙壅或深至二三丈者有之，三四丈者有之。且黄沙弥望，旋扒旋壅。数日之功不能当一夜之风力”[22](卷447)。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榆林卫中路“东至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今榆林靖边之间)。“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万历年间不过30多年时间，流沙发展如此之猛烈。积沙已没过城墙，有的2—3米，甚至有20多米[22]（卷448）。可见当时明长城沿线流沙活动猖獗是借助干旱条件下的风力运移所致。20世纪70年代，该地区沙漠化程度加剧，同样是在干旱气候背景下，借助风力演化而成的。由此看出。无论是冷(冰)期或暖期，只要干旱程度达到或超过临界值，并且持续一定时期．在风旱同季的气候特征下，都会促进或加速土地沙漠化的发展。

以上分析可知，鄂尔多斯地区地表富沙的松散堆积物和沙漠、沙地是地质时期形成的干旱气候的产物。它为土地沙漠化提供了丰富的沙源。清时期持续干旱和风沙同季的气候特征是土地沙化产生的前提条件。受风力作用，暴露地面的沙丘和散沙就地起沙，借风扬沙、经风力运移形成流沙，从而导致沙化土地的扩大。就地起沙是该地区土地沙化的发生机制。

在上述自然因素的背景下，清代人类的开发活动对鄂尔多斯地区，特别是毛乌索沙地的土地沙化起了一定诱导和促进作用。其开发进一步加重了对该地区地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性，使原本脆弱的生态更为脆弱，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沙化的步伐。主要表现为：

(一)粗放式的土地经营方式一定程度上诱导加重了鄂尔多斯生态脆弱地区和毛乌素沙地部分地区的土地沙化

受封建制度和生产力的制约，以及传统以农为本观念的影响，清统治者和厉代一样，都从维护其统治利益出发，不同程度地奉行移民实边的边疆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限制了对土地资源的正确利用。这是造成鄂尔多斯某些生态脆弱地区土地退化及毛乌素沙地南缘部分地区沙化的主要社会趋动因素。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清统治者垦殖政策的不稳定性，开发利用的不合理性、盲目性，加剧了由于生产力低下。粗放式掠夺经营对脆弱生态的破坏。清代从康熙朝即开始表现出封禁政策的不稳定性。至中期时弛时禁．直到清末彻底放垦，造成大批内地流民、移民在研究区无序的开发。加上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地矛盾等客观因素，蒙古王公为得租之利，内地民人为生活所迫，将适宜耕作的土默川、河套地区肥沃之地垦辟殆尽。

与此同时，鄂尔多斯东南边地本不宜农耕的毛乌素沙地一带滩地、沙地也被大量开垦。掠夺式地粗放垦种．破坏了原本疏松的沙地土壤表层结构，使之更加松散；破坏了贫瘠土壤有机质的养分平衡，使土壤肥力下降。正如《归绥县志·经略志》所载，这一带“地广人稀无从得粪，以沙地而无粪培，耕种久则地力乏，往往种而不生，必须歇一二年后，始种一年，方能收获”而“口外粮户净是客民，未编户籍，有利则认粮而种地．无利则弃地而之他”[23]（经略志附录)，造成大片撂荒地。在这些弃耕的沙质撂荒地上，土壤肥力很难在短期内恢复。而且，粗放式耕作的旱耕地开垦数量，与土壤侵蚀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如此往复，不仅诱发土地表层更加疏松，也使原本地表富沙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更加速了风蚀蚕食土地的扩展。清末毛乌素及周边地区一部分可资：刊用的沙地，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叠加影响，逐渐变成裸沙，不但沙地本身难以利用，且流沙扩展压埋附近耕地草场，造成部分地区土地沙化。

(二)无序滥垦滥伐，天然植被遭破坏诱发生态脆弱覆沙地区土地沙化

在全新世孢粉分析中，发现本区有榆、柏、油松等乔木花粉及中生性草本花粉，这表明，历史上暖湿期曾有过森林草原发育。然而由于恶化的自然条件和人为原因，出现了自然景观退化。鄂尔多斯中东部典型草原植被，经长期粗放掠夺式经营。加上原本粗疏的土壤质地和易侵蚀特点，肥力很快耗竭。而弃耕为主的游耕，屡屡另辟新的草地，使大面积的自然植被为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撂荒地植被所取代，原始的本氏针茅草原破坏殆尽。其中在撂荒时间长，植被发育较稳定的地段上，形成了本氏针茅，达乌里胡枝子草原，并含有糙隐子草。在幼年期的撂荒地上以一年生草类占优势．但大面积分布的是耐表土侵蚀的百里香小半灌木群落，它是撂荒地演替的一个主要阶段，也是针茅草原破坏后所恢复起来的比较稳定的一个变型[24]。

粗放的垦殖方式对土地抗风蚀性能的破坏，具有充分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包括长期地使植被盖度保持低水平，最大限度地清除土壤中的植物根系，影响草原种组成分、产草量、盖度、根系生物量的严重退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草原植物根系的退化。庞大的植被根系体系，特别是多年生、原生草原植被的根系是土壤保护机制的形成和持续发挥良好功效的根本保证。原生草原植被的根系因长期粗放的垦殖方式而遭到连续破坏，导致沙化土地上植被向沙生类型演替，则更诱导加速了土地风蚀和沙化的过程。这其中与清代的垦殖，特别是清末放垦有一定关系。

清代，人类开发干预与转为干冷及温干的气候条件相共轭。清初以来，与鄂尔多斯东南各旗相邻的山西河曲，陕西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等县开垦的牌界地，至光绪年已远远超过清初限定的50里，有的甚至深入达200里。特别是清末放垦，沿延绥边墙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各县涌入开边的民户为17148户，开滩地13300．32顷，沙地24188．34顷。沙地开垦量大于滩地一倍左右，二者共计37488．66顷[10](卷4—6，资料计算所得)。平均每户耕地将近220亩。如此掠夺式垦殖，造成大片的荒漠草原及草原化荒漠植被破坏。这些民户进入蒙地加大了原本脆弱的沙地土地的承载力度，除无序地自发开荒撂荒外，“多在野处以柳木为椽，以茅茨为草庵”[26]。他们盖茅屋、扎栅栏，所用燃料也以当地天然植物为原料，当时毛乌素沙地植被以蒿属、藜科为主组成偏干的风沙草原，散布有温生针叶树松、柏和少量其它阔叶木本植物[14]。于是，大量松、柏、沙柳、柠条、沙蒿被砍伐。仅以燃料烧柴计，每天每户若仅需5斤，那么17148户每天要伐85740斤上述植物，加上编柳条、挖甘草、割麻黄、掏马莲等，植被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

据测定，草地的风蚀比农田轻百倍。草地的植被根系交错，对于抵制风蚀，阻止风力吹扬地表沙粒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分布在毛乌素沙地的硬梁地上的灌木化草原群落，地表轻度覆沙，清代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和掠夺式破坏，一定程度上使供植物生长的团粒结构破坏。加上风旱同季的气候特征。风大频繁，因而沙粒活跃，诱发毛乌素沙地及其边缘地区就地起沙，随西北风向东南局部地区扩展。可见，人类土地利用与自然土壤侵蚀关系十分密切，土地利用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土壤侵蚀和土地沙化的加速或减缓。

分析表明，清朝统治者为维护统治，出于政治经济目的实行的“放垦蒙地”、“移民实边”政策．是破坏鄂尔多斯部分生态脆弱地区的植被，诱使毛乌素沙地少量土地沙化的主要社会趋动因素；另一方面生产力低下、粗放式掠夺经营也破坏了鄂尔多斯部分覆沙地区的生态，促成了毛乌素沙地一部分地区的土地沙化。然这只是毛乌素沙地东南边沿的局部情况，清代放垦人为的垦辟并不是蒙古地区草原沙化的主要原因。土地沙化是长期历史时期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生态脆弱的覆沙地区人类过度利用或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所诱发引起的。

清代，包括清末放垦，从总体看，无论是规模和强度，都没超过造成环境恶化的临界值。清末放垦只是开了近代以来，直到现代大面积垦辟脆弱草原的先河。这里既有清末统治者、民国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造成的恶果，也有解放后人们对自然资源认识的盲目性，利用得不合理性，造成草原大面积的土地沙化。“以鄂尔多斯为例，1948年以前沙化面积为1515万亩(包括毛乌索沙漠和库布齐沙漠)，1977年沙化面积增加到5250万亩，1981年又增加到1亿亩。再如1958—1973年全内蒙古开垦土地1400万亩，造成1800多万亩的土地沙化。清末十年蒙古西部地区共丈放900多万亩。大部分是适宜农业种植的地区，河套农垦区占2．7万余顷，察哈尔两翼4万余顷，归化城土默特1万余顷。到1949年，全内蒙古的耕地面积为6497万亩，清末10年西部开垦面积只占1／7”。因此，“把草原沙化的主要责任推给清末的垦丈是不客观，不公正的”[26]。

[参考文献]

[1]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清)李熙龄．榆林府志[M]．榆林府公署刻本内蒙古图书馆手抄本，道光二十一年(1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