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教育范文10篇

边疆教育范文篇1

一、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背景

贫困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拦路虎”，解决贫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2013年11月，“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提出，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5年1月，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指出:精确瞄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实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促进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由此可见，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更是我国扶贫的重点区域。“教育精准扶贫”可以界定为: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指导下，将教育的“扶智”与“扶志”功能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方式贯注到边疆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活动中来，用以培养、改善和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精准扶贫，实现国家扶贫开发的战略任务，完善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的体制与机制，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

二、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现状

学术界对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理论上强调民族地区教育与民族社会协调发展的关联性、迫切性与重要性。2．对不同民族地区教育的客观情况及民族社会贫困问题进行了描述与讨论。3．聚焦民族地区中民族教育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内在关联。4．分析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对扶贫所具有的教育—经济—社会逻辑。由此可见，我们能发现国内外关于教育精准扶贫的研究较多，但还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这些研究多指向社会总体性的教育精准扶贫，还停留在面上的讨论，而对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民族地区如何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的方式、内容及政策等涉及民族地区特殊性的教育精准扶贫该如何实施等问题，尚未见到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二是对民族地区实施教育精准扶贫问题策略的研究，仍停留在现有各类各项民族政策的“普适性”框架之内，未能将提出的“精准”要求贯彻到实际的研究及行动中来。三是从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实际研究内容上来看，诸多研究成果中还存在“两条线”的问题，即要么是从扶贫的角度来谈教育，要么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谈扶贫，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发展的具有一定合理解释性、前瞻性、策略性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

三、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思路

(一)探索精准扶贫路径

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与贫困实际，在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实际情况，以“精准”的方式将教育内容、形式通过合适、合理、有利的路径介入到民族地区的实际扶贫工作中来，聚焦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与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规划的修改和研制上，为边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持续支持力。聚焦边疆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这些地区大多为国家及边疆省份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边境和民族贫困问题较为突出与严峻。二是这些地区面临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的矛盾。三是通过对这些地区的教育精准扶贫研究，既能够促进扶贫攻坚工作的开展，也能够为全局性的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提供可以借鉴的策略依据。因此，研究思路应是以边疆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贫困现状和人文特点为基础，以他们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的矛盾为出发点，探讨这些地区经济、人文、教育三者之间的互动，以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时间与空间的视角，探讨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以何种方式、何种内容、何种路径以及何种策略同攻坚克贫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真正精准地推动边疆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系统化解决，同时，建构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经济与人文共生的教育体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人的素质提升与民族地区的发展。

(二)创新研究视角

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导，建构一个全新的、基于边疆民族地区自然人文资源与克服贫困求发展共生的精准教育体系，具体体现为:1．关系的视角。从“系统”和“场”观念出发，将教育置于强调克服贫困问题复杂性与长期性的基础上，强调自然、经济、人文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2．互动的视角。由过去单向作用思维方式转向平行互动思维方式，尊重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的自组织过程，同时强调自然、经济、人文与教育之间的双向、多向互动，以这种多向度的互动来克服贫困问题。3．时空的视角。从边疆民族地区地域空间的独特性出发，梳理边疆民族地区攻坚克贫的历史与现状，建构适宜边疆民族地区特殊需求，有效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教育体系。

四、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与国家主流教育扶贫工作相比，在内容、结构、形式、表征、政策及路径等方面都具有其内在的独特性。这些新现象同边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诉求紧密相关，也为民族地区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深入厘清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工作的目标定位并剖析其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内扶贫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之间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联系，对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和谐构建与发展，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以及筑就边疆安全，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一，有助于在我国民族地区扶贫攻坚一盘棋中厘清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与外延，及其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重构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的关系，从现实中获得在民族地区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策略的切实依据。第二，在民族地区的各类精准扶贫形式中，教育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精准扶贫方式，在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塑中具有重要功能，对促进社会团结协助、全面和谐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第三，有助于反思和总结以往我国教育扶贫工作的成功经验与不足，强调实施教育精准扶贫战略，既需要开创大扶贫格局，形成全社会扶贫合力，又需要通过扶志和扶智的教育形成脱贫内生力，为边疆民族地区内的少数民族主体和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战胜贫困的支持力。第四，对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中少数民族主体传统文化重塑，增强民族自信心，巩固边防，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协调建设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向心力。

五、结语

教育是最根本的精准扶贫，教育扶贫不仅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而且也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途径”的使命，强力推进教育扶贫工作是国家的大战略。教育精准扶贫研究是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研究势在必行。

作者:谢敏 单位:昆明艺术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EB/OL］．coc．oeoole．com．cn/n/2015/0122/c64094－26428249．html．

边疆教育范文篇2

“三生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的力量，使受教育者接受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的主体认知和行为过程。也就是要通过整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力量，激发学生的主体认知和行为实践，最终达到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目标过程。“三生教育”包括三个内容，即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生命教育是揭示“人”生物自然属性的认知教育。它主要为学生解释生命的起源、发展的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健康地发展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教育。生存教育是解决“人”安生立命问题的实践教育。它帮助学生学习生存知识，掌握生存技能，保护生存环境，强化生存意志，把握生存规律，提高生存的适应能力、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树立正确生存观念的教育。生活教育是关于“人”的价值的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它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掌握生活技能，实践生活过程，获得生活体验，确立正确的生活观，追求个人、家庭、团体、民族、国家和人类幸福生活的教育[2]。

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的重要意义

“三生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工程，是德育工作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中实施“三生教育”，对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素质教育，大力发展云南现代教育，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实现少数民族家庭幸福和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众多，学校犹如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各民族学生在校统一的接受教育，亲如姊妹般相处生活。但由于每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族传统、民族风俗和民族文化，如果少数民族学生之间或者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间，因为不了解，或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同学矛盾”，甚至引发“民族矛盾”，产生不必要的“民族问题”。开展“三生教育”，有助于各民族学生形成符合自我发展、民族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进而达成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的共识。

（二）抵制不良行为，保证自身安全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存在一些影响国家和人民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如：“黄”、“赌”、“毒”、“枪支”、“艾滋病”等问题，以及“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邪教组织”、“恐怖主义”、“邻国战乱”等威胁。面对这些复杂的现实状况，如何保护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保证其安全、健康的成长显得尤为紧迫。开展“三生教育”，有助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树立正确的信仰，认识当前国家周边安全局势，了解周围社会生活环境，增强安全意识，掌握自我保护技能，使他们学会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远离、预防艾滋病、拒绝、避免极端主义。

（三）冲破思想障碍，树立健康心态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大多来自于农村，受教育因素和家庭条件的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较城市同龄学生而言，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之受传统文化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维发展受到限制，文化环境和理论环境比较沉闷，容易使其产生自卑感和孤独感，从而导致对学习、生活悲观失望甚至自暴自弃[3]。开展“三生教育”，有助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树立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建立直面困难、挑战逆境的健康心态，进而抛开思想包袱，轻松学习、乐观生活。

（四）倡导文明生活，提升民族素质

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们的生活习惯、安全意识、卫生观念还有待加强。农村少数民族学生长期受到家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自身存在一些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发展。开展“三生教育”，有助于少数民族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文明的生活观念，改掉一些由于受环境和条件限制而形成的不良学习、生活习惯，影响和带动家庭成员讲卫生、讲文明，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

（五）传播先进理念，推动地区发展

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科技落后，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延续着祖祖辈辈相传下来的“刀耕火种”原始、滞后的生活状态，生产的农产品只能满足家庭基本需求。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学生家庭的生活状态，同时也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开展形式丰富的“三生教育”，有助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及时了解国家帮贫助困、扶农惠农等相关政策，学习到更多农业生产、科技创新、科学创业等方面的知识，使其不仅成为村寨中的“文化人”，更成为边疆地区科技创新、文明致富的“宣传员”和“实践者”。

（六）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文化大繁荣

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从古至今凭借自身聪明智慧，不仅在复杂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发展壮大，而且还在劳动、生活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物质和文化遗产，如：民族建筑、民族服饰、民族原生态歌曲舞蹈、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民族节庆礼仪等。而少数民族学生在族群中属于新生代，他们文化程度较高，头脑灵活，又“见过世面”，自然成为村寨中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通过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三生教育”，有助于少数民族学生了解生活中传统文化的由来，意识到保护和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增强其作为少数民族的自豪感，从而使其为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实施策略

基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老”、“少”、“边”、“穷”的特殊实际以及农村少数民族学生的自身特点，笔者认为应从教育环境构建、教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法创新等方面着手，分重点、分层次、分步骤开展“三生教育”，切实提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学生“三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一）加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环境构建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实施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的决定》指出：教育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争取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争取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要主动参与优化社会环境，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社会对实施“三生教育”的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要以多赢和共赢的思路，整合各种社会教育资源，共同推进“三生教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第一，要深刻领会“三生教育”相关文件精神，从思想上对这一关乎少数民族学生前途和命运的工作引起高度重视，从行动上自觉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态势。第二，要从有限的财政收入中划拨出专项“三生教育”经费，进一步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以保证“三生教育”的顺利开展。第三，要结合国家关于加强农村教育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校舍安全建设、保障校园食品安全和营养用餐等，进一步加强校园“三生教育”建设。第四，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团组织的教育辐射功能，开展好村级“三生教育”和家庭“三生教育”。第五，要发挥市场作用，充分调动和运用各种社会资源，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创建一批“三生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实习实训基地和生产劳动基地，使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用。第六，要主动争取文化等部门的支持，发挥好少数民族博物馆、老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以及优秀文艺、影视作品的“三生教育”功能。

（二）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三生教育”教师既是教学过程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也是实践活动的参与者和表率者，对“三生教育”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教育事业相对落后，教师总体素质不高，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有的山区村寨，甚至还有“高中学历代课教师”、“一师一校”等情况存在。只有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才能保证“三生教育”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人教”，“能教好”，“教长久”。第一，要尽可能地为代课教师提高经济收入水平，解决教师编制和待遇问题，保证其正常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其乐于从教。第二，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按照办学要求建设一支数量够，素质高的“三生教育”专兼职教师队伍。第三，要帮助广大干部教师了解“三生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教育目标，能够把“三生教育”有机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第四，要对专任教师开展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帮助他们提高对“三生教育”的认识水平和对“三生教育”教材的理解、使用、再开发能力，以及组织教学活动的能力。第五，要组织建立一支“三生教育”师资培训专家队伍，成立一批“三生教育”师资培训基地。第六，在有条件的学校要积极探索运用网络远程教育等手段开展“三生教育”的模式。第七，鼓励教师尝试中文和少数民族语言双语“三生教育”教学。

（三）以“三生教育”统编教材为主导，理论联系实际丰富教学内容

自2008年以来，云南省教育厅组织编写了供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和高校等不同教育阶段使用的“三生教育”系列教材7种，2009年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实施。经过不断探索、研究、实践和反馈，现已推出第四版教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这部云南省“三生教育”原创教材已被13个省市采用，其中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均以发文的形式在全省学校推广使用。据一项针对云南省“三生教育”的调查显示，91.3%的教师认为该系列教材适合于学生，98.4%的学生对“三生教育”感兴趣，86.6%的学生认为参加“三生教育”对自己的成长直接产生了有利影响[4]。这充分体现了“三生教育”理念的创新性，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实践教育的先进性，适用范围的广泛性。但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的角度来看，“三生教育”教材内容的编写由于受全局性、典型性的局限和地区差异性的影响，不可把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的事例都收编其中。加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学生多来自农村，没有出过远门，对新兴事物和理念缺乏足够的认知，导致教材中的一些内容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生活存在一定的差距，教学直观性和感受性不强，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5]。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熟悉“三生教育”教材内容，划分好重点与突破点，难点与相似点，而且还要善于灵活运用“生活教科书”和“少数民族素材”，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根据教学内容增设典型事例，创设热点话题，布置兴趣作业，引起学生关注、探讨和共鸣，以进一步增强“三生教育”教学效果。

（四）挖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元素，创新教学形式和方法

边疆教育范文篇3

论文摘要:教育发展不均衡是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主要原因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它是制约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瓶颈。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地理区位的不均衡性，导致我国基础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城镇、坝区的教育相对集中，而山区，特别是边、穷、老、少地区的教育相对分散和滞后。要改变这种状态，各地区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特别是在办学形式方面要作出很好的思考，使不同民族的适龄少年儿童都享受到了平等教育的权利。

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中国教育的总体目标，也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定阶段性教育目标时应遵守的准则，是中国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指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仲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摆在了突出的位置。促进教育公平、保障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只有保持教育优先发展，才能保障全体人民享受到良好教育的权利，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人才和人力资源保证。

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地理区位的不均衡性，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城乡、区域、学校之间的教育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不同群体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们要认真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旗帜鲜明地将教育的公益性原则贯穿于实现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之中，使教育公平得到真正的实现。

一、提高认识、优化结构、促进教育的公平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我国教育均衡发展的重点在农村。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达地区已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逐步达到普及高中教育的程度。但对于边、穷、老、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加之自然环境的影响，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教育均衡发展就摆在各级教育决策者的面前。虽然仪务教育勘规定了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但由于居住分散，适龄儿童难以就近人学，特别是近几年来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余下的留守儿童要承担家中适当的农活和家务劳动，给他们就近就地人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要使他们享有教育公平的权利，真正达到实现义务教育的目的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教育主管部门只有积极采取措施，优化教育结构，强化校点建设，才能使教育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据云南省2006一2007学年初教育事业统计，全省有完全小学14055所，教师222022人，学生4522624人，生师比例为20.37:1，小学教学点16141个，其中一点一师的就有11317个，占教学点的70.11%;而一点一师的学校中，复式教学点7098个，占一师一点学校的62.72%，占小学教学点的43.98%。其某边疆县2007一2008学年初综合表统计，全县有小学教学班1087个，学生26640人，有教师1834人，生师比例为14.53:1，平均每班有学生24.5人;有教学点157点，一师一点有77个，占教学点的49.04%，而复式教学点有48个，占一师一点总数的62.34%，与全省比例相当。在这些复式教学点中，有复式班96个，有学生1365人，占全县学生总数的5.12%，平均每班有学生14.22人，而每个复式教学点的教师就平均肩负28.44个学生的教育教学任务，高于全县师生比例的两倍。从抽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农村教学点，特别是复式教学在教育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事实证明，没有农村教学点，就谈不上教育的均衡发展，就谈不上教育公平。因此，只有搞好农村教学点的建设，坚持公共教育资源面向农村，面向老、少、边、穷地区，不断改善农村教学点的办学条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其教师工资保障机制，才能推动公共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才能使全体适龄少年儿童享受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教育的均衡发展，不只是教育经费的同等划拨，还表现在接受教育的权利、办学条件、教师配备等方面的大致均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面向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把强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智力资源。农村教育不是城镇教育被动的附属物，它具有与城镇教育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仍然是全民教育不可闲置的主体，它与城镇教育不是取舍的问题，它们都具有同一发展的必要性，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教育依然是义务教育的主体，而抓好农村教育，必须不遗余力地抓好农村教学点特别是一师校点的建设，它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复式教学是我国农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特殊性，它依据人口分布，语言文化，地理环境，村落的相对距离，特别是边远贫困山区的农村儿童和家庭的需要而设立的一种有效的办学形式，它可以解决儿童上学远的困难，使适龄儿童可以就近就地人学。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人口逐年下降，大量的单式教学班随着生源的逐步减少而造成教师资源的巨大浪费，相邻的教学点相距较远，不能合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本教学点不同年级的学生合并在一间教室由一位教师授课，这样，既解决了学生上学远的矛盾，同时，也使教师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许多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开办了复式教学班(点)，韩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度、秘鲁等国，三分之二的小学都实行复式教学，越南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积极推进农村和山区复式教学的发展，在师范院校建立“复式师资培训的模型”并开发出版了复式教材。尼泊尔在1994年就已实施农村复式教学的教师培训计划，而我国对复式教学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至今仍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对复式教学进行研究和管理，致使复式教学在普通教育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它是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只有全社会共同关注，提高对农村教育的认识，努力调整办学结构，优化办学条件，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农村教育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只有农村教育得到发展，才能谈得上教育的均衡发展。

二、复式教学的意义和作用

复式教学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编在一个教室里，由一位教师在同一节时间里分别用不同教材，交叉地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教师对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课，同时组织其他年级的学生自学或作业。同时教两个年级叫二级复式，教三个年级叫三级复式。复式教学是课堂教学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它主要适应在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学生少，教师少的农村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它是班级授课制的基本组织形式。它对我国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养，振兴经济，稳定社会有着积极的特殊作用。

(一)复式教学的产生和发展

复式教学是近代史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的一种集体教学形式。在长期的奴隶社会中，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个别教学的组织形式，例如我国古代的私塾、家庭教师等。这是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小工业和个体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要求接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内容增加，私塾和家庭教师的教学形式已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一些进步的教育思想家提倡人文主义文化，弘扬以“人”为中心的理念，要求个性解放，崇尚理性和知识，要求培养身心健康、知识广博、多才多艺的新人，他们主持的学校除招收王公贵族和富商的子弟外，也吸收了一部分贫民的孩子。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学校便产生了编班授课的集体教学形式。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这种教学形式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形成了班级授课制度，并得到了大力推广。随着人学儿童的不断增多和年龄的差异，复式教学也就随着班级授课制的普及应运而生。

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的许多国家受文艺复兴思想的影响，提倡以“人”为中心，竭力歌颂“人”的价值和力量，反对封建教会经院哲学宣扬的蒙昧主义，要求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以便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活动。在此前提下，德意志公国颁布了教育法令，大量开办初等学校，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效仿德国令文推广复式教学，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国实行班级授课制度，是从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开办京师同文馆开始的。21世纪初，废科举、兴学校，乡村小学代替私塾，班级授课制在我国普遍推行，作为班级授课制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复式教学，也在我国开现了端倪。一些教育家开始学习、研究外国复式教学的理论和经验，著书立说，竭力推广复式教学。

辛亥革命以后，各地的教育经费有了较大的增加，乡村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多，但师资严重缺乏，因而教育部明文规定:“凡学区居民稠密，满五百户以上者，设多级小学校，满两百户以上者，设单立小学校，”“凡同级同班人数甚少者集合为一组教授”。此时，复式教学已成为我国小学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20年代，由于美国的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等流行中国，班级授课制度受到冲击和排挤，复式教学的办学形式也日趋消沉。40年代又呈中兴趋势，开办复式教学的学校又遍及全国。我党在解放区也曾利用复式教学的办学形式来努力发展农村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实行了，废除了封建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人民生活逐步改善，适龄儿童人学率迅速提高，农村教育事业空前发展，特别是在山区、牧区、渔区设立了许多教学点，办起了学校。但当时百废待兴，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教育经费都比较紧张，因此，绝大多数学校都采取复式教学编制。据统计，1956年，全国小学中就有复式教学班98500余个，占全国小学校总数的33.93%，这标志着复式教学的发展进人了鼎盛时期。1958年至“”，由于受“左”倾干扰和十年动乱的影响，复式教学逐步走人低谷。粉碎“”后，我国教育得到蓬勃发展，随着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以及仪务教育淤的贯彻实施，复式教学又出现了蒸蒸日上的新局面。1989年9月，国家教委初教司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在河北张家口市召开了中国农村复式教学研讨会，这对我国农村复式教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复式教学的意义

1.复式教学是普及义务教育的重要手段。从我国的总体地形来看，山区占60%以上，特别边沿一线，居民点分散，村寨之间相距较远，且是山高坡徒、沟大水深，交通极为不便，儿童上学极为困难，许多儿童即使勉强上学也不得不中途辍学。我国现今的社会生产发展还很落后，教育发展的水平还比较低，而且极不平衡，十三亿人口，80%在农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要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就必须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虽然全国已有94%以上的地区实现了“普九”，理论上已完成了各率指标，但要真正使人学儿童完成所要学习的年限，复式教学是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

2.计划生育政策对复式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圆满实现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宗旨。多年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落实，广大人民群众对计划生育的认识不断加深，自觉地响应国家的号召，实行计划生育。许多农村育龄夫妇还自觉坚持“只生一个好”的原则，主动办理了伽生子女i玲。自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学龄儿童逐年减少，招生数也逐年减少。许多单式班现在只有个位数的学生，一所村级完小，学生人数不超过100人，师生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了教师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复式教学又彰显出不可替代的优势，并且已呈现出从山区逐渐向坝区扩展的趋势，它既能够解决“要学生上学”，还可解决师生比例失调的矛盾，完全符合教育均衡发展的要求。

3.复式教学可以提高教育的经济效益。我国的国情显示，国家大，人口众多，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居世界后列，经济发展极不均衡，沿海地区和平原地区发展较快，而山区的经济发展极为缓慢，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财政收人较低，尽管每年中央划拨的教育经费在逐年增加，但地方政府除教师工资外，拿不出更多的经费来改善办学条件。近年来，由于国家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学生实行免费上学，教育经费由中央、省、县按比例划拨到乡镇中心学校，这些经费的划拨只是满足教师的办公经费。而现在许多地方为了抓教学质量，把过去一师一校点的复式教学班折成单式班，由于班级的增加，教师紧缺，只好聘请代课教师。据云南省2006一2007年报表统计，该省有小学教学班级144479个，专任教师222022人，另有代课教师22556人，班师比例为1:1.7，按每人每月300元计，一个月支付代课教师的工资6766800元，一年支付代课教师的工资为81201600元。若按小学的班师比为1:1.5，该省只需小学教师216719人，现在在编专任教师就超编5303人，代课教师岂不是多出来的吗?如果每年把聘请这些代课教师所支付的工资平均划拨到200所农村小学，每所小学可建一幢500平方米的教学楼，随着时间的推移，若干年后，农村学校的教学条件将得到很大的改善，教育的经济效益会得到很大提高。

4.复式教学和教学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班级授课制的产生至今已有三百年的历史，虽然单式教学形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至今仍然是各类小学校的基本教学形式，但是单式教学统一使用同一教材和同一教学进度，从儿童的“平均”情况出发，强调“齐步走”，不考虑儿童之间能力差异和兴趣动机的不同，不利于因材施教。因而，批判和改革班级授课制的活动此起彼伏。

19世纪末，有些资产阶级教育家提出各种按智力、能力和学习成绩进行分组分班教学的组织形式，后来受到批判。20世纪中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工业化社会需要各种不同层次的人才，因材施教、分化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西方国家都在实验班内进行分组教学。我国一些实验学校的教师也在积极探索这方面的教学。

我们进行教学改革的主题，仍然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为主线”等。其主要实质不外乎是突出抓的“自学—释疑—精讲—演练”四个环节的课堂教学的改革。让学生进行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和创新，以达到学生能自主学习的目的，为培养创新精神奠定基础。

边疆教育范文篇4

“三生教育”就是要通过教育的力量，使受教育者接受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的主体认知和行为过程。也就是要通过整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力量，激发学生的主体认知和行为实践，最终达到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目标过程。“三生教育”包括三个内容，即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生命教育是揭示“人”生物自然属性的认知教育。它主要为学生解释生命的起源、发展的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学生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健康地发展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教育。生存教育是解决“人”安生立命问题的实践教育。它帮助学生学习生存知识，掌握生存技能，保护生存环境，强化生存意志，把握生存规律，提高生存的适应能力、发展能力和创造能力，树立正确生存观念的教育。生活教育是关于“人”的价值的道德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它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掌握生活技能，实践生活过程，获得生活体验，确立正确的生活观，追求个人、家庭、团体、民族、国家和人类幸福生活的教育[2]。

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的重要意义

“三生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工程，是德育工作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中实施“三生教育”，对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素质教育，大力发展云南现代教育，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实现少数民族家庭幸福和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维护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学生众多，学校犹如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各民族学生在校统一的接受教育，亲如姊妹般相处生活。但由于每个民族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族传统、民族风俗和民族文化，如果少数民族学生之间或者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间，因为不了解，或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同学矛盾”，甚至引发“民族矛盾”，产生不必要的“民族问题”。开展“三生教育”，有助于各民族学生形成符合自我发展、民族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生命观、生存观、生活观，进而达成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的共识。

（二）抵制不良行为，保证自身安全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存在一些影响国家和人民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如：“黄”、“赌”、“毒”、“枪支”、“艾滋病”等问题，以及“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邪教组织”、“恐怖主义”、“邻国战乱”等威胁。面对这些复杂的现实状况，如何保护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保证其安全、健康的成长显得尤为紧迫。开展“三生教育”，有助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树立正确的信仰，认识当前国家周边安全局势，了解周围社会生活环境，增强安全意识，掌握自我保护技能，使他们学会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远离、预防艾滋病、拒绝、避免极端主义。

（三）冲破思想障碍，树立健康心态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大多来自于农村，受教育因素和家庭条件的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较城市同龄学生而言，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之受传统文化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维发展受到限制，文化环境和理论环境比较沉闷，容易使其产生自卑感和孤独感，从而导致对学习、生活悲观失望甚至自暴自弃[3]。开展“三生教育”，有助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树立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建立直面困难、挑战逆境的健康心态，进而抛开思想包袱，轻松学习、乐观生活。

（四）倡导文明生活，提升民族素质

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们的生活习惯、安全意识、卫生观念还有待加强。农村少数民族学生长期受到家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自身存在一些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发展。开展“三生教育”，有助于少数民族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建立文明的生活观念，改掉一些由于受环境和条件限制而形成的不良学习、生活习惯，影响和带动家庭成员讲卫生、讲文明，从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

（五）传播先进理念，推动地区发展

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科技落后，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延续着祖祖辈辈相传下来的“刀耕火种”原始、滞后的生活状态，生产的农产品只能满足家庭基本需求。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学生家庭的生活状态，同时也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开展形式丰富的“三生教育”，有助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及时了解国家帮贫助困、扶农惠农等相关政策，学习到更多农业生产、科技创新、科学创业等方面的知识，使其不仅成为村寨中的“文化人”，更成为边疆地区科技创新、文明致富的“宣传员”和“实践者”。

（六）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促进文化大繁荣

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从古至今凭借自身聪明智慧，不仅在复杂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发展壮大，而且还在劳动、生活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物质和文化遗产，如：民族建筑、民族服饰、民族原生态歌曲舞蹈、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民族节庆礼仪等。而少数民族学生在族群中属于新生代，他们文化程度较高，头脑灵活，又“见过世面”，自然成为村寨中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通过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三生教育”，有助于少数民族学生了解生活中传统文化的由来，意识到保护和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增强其作为少数民族的自豪感，从而使其为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实施策略

基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老”、“少”、“边”、“穷”的特殊实际以及农村少数民族学生的自身特点，笔者认为应从教育环境构建、教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法创新等方面着手，分重点、分层次、分步骤开展“三生教育”，切实提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学生“三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一）加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环境构建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实施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的决定》指出：教育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争取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争取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要主动参与优化社会环境，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社会对实施“三生教育”的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要以多赢和共赢的思路，整合各种社会教育资源，共同推进“三生教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第一，要深刻领会“三生教育”相关文件精神，从思想上对这一关乎少数民族学生前途和命运的工作引起高度重视，从行动上自觉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态势。第二，要从有限的财政收入中划拨出专项“三生教育”经费，进一步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硬件和软件设施建设，以保证“三生教育”的顺利开展。第三，要结合国家关于加强农村教育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校舍安全建设、保障校园食品安全和营养用餐等，进一步加强校园“三生教育”建设。第四，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团组织的教育辐射功能，开展好村级“三生教育”和家庭“三生教育”。第五，要发挥市场作用，充分调动和运用各种社会资源，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创建一批“三生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实习实训基地和生产劳动基地，使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用。第六，要主动争取文化等部门的支持，发挥好少数民族博物馆、老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以及优秀文艺、影视作品的“三生教育”功能。

（二）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三生教育”教师既是教学过程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也是实践活动的参与者和表率者，对“三生教育”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教育事业相对落后，教师总体素质不高，师资力量比较薄弱。有的山区村寨，甚至还有“高中学历代课教师”、“一师一校”等情况存在。只有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才能保证“三生教育”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人教”，“能教好”，“教长久”。第一，要尽可能地为代课教师提高经济收入水平，解决教师编制和待遇问题，保证其正常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其乐于从教。第二，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按照办学要求建设一支数量够，素质高的“三生教育”专兼职教师队伍。第三，要帮助广大干部教师了解“三生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教育目标，能够把“三生教育”有机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第四，要对专任教师开展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帮助他们提高对“三生教育”的认识水平和对“三生教育”教材的理解、使用、再开发能力，以及组织教学活动的能力。第五，要组织建立一支“三生教育”师资培训专家队伍，成立一批“三生教育”师资培训基地。第六，在有条件的学校要积极探索运用网络远程教育等手段开展“三生教育”的模式。第七，鼓励教师尝试中文和少数民族语言双语“三生教育”教学。

（三）以“三生教育”统编教材为主导，理论联系实际丰富教学内容

自2008年以来，云南省教育厅组织编写了供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和高校等不同教育阶段使用的“三生教育”系列教材7种，2009年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实施。经过不断探索、研究、实践和反馈，现已推出第四版教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这部云南省“三生教育”原创教材已被13个省市采用，其中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均以发文的形式在全省学校推广使用。据一项针对云南省“三生教育”的调查显示，91.3%的教师认为该系列教材适合于学生，98.4%的学生对“三生教育”感兴趣，86.6%的学生认为参加“三生教育”对自己的成长直接产生了有利影响[4]。这充分体现了“三生教育”理念的创新性，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实践教育的先进性，适用范围的广泛性。但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的角度来看，“三生教育”教材内容的编写由于受全局性、典型性的局限和地区差异性的影响，不可把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的事例都收编其中。加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学生多来自农村，没有出过远门，对新兴事物和理念缺乏足够的认知，导致教材中的一些内容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生活存在一定的差距，教学直观性和感受性不强，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5]。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熟悉“三生教育”教材内容，划分好重点与突破点，难点与相似点，而且还要善于灵活运用“生活教科书”和“少数民族素材”，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根据教学内容增设典型事例，创设热点话题，布置兴趣作业，引起学生关注、探讨和共鸣，以进一步增强“三生教育”教学效果。

（四）挖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生教育”元素，创新教学形式和方法

边疆教育范文篇5

论文摘要：杭日战争时期绥远省的边往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按远省政府实行的教育措施起了推动作用，但由于战时教育资金投入不足，教育资源缺乏，教育对象的忍想认识低下，以及按远省政府在推行边往教育政策的方法中存在着严重脱离实际等问题，最终导致其教育预计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

“七七事变”后，日寇对华发动全面侵略，华北与华东大片国土危在旦夕，“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卒，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设备择要移运内地者，仅居少数，其余大都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数计”。19380年，国民政府成立“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学校的迁建工作，决定在西南、西北建立抗战教育基地(:7}:以提高边民教育文化水准。配合政治军事等方面之需要，西迁的高校除继续接受从内地来的学子，还在当地广收学生，为西部地区培养了大量的各类人才。同时，也于所在地营造出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风气。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教育采取了一些相应的举措，制定了推进边疆民族教育的方针，增设了边疆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相继颁布了关于教育督导、教材编译方面的章程等等。再加之大量西迁高校和文化机构所营造的独特文化氛围的影响或直接推动，西部边疆民族教育遂获得了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绥远省边疆教育的发展。

一、绥远省政府对国民政府制定的教育方针的实施

193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推进边疆教育方案》，确定了实行边疆教育的方针及各级教育中心的目标。其具体内容是:(1)“边疆教育应以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进其发展，为一定之方针”;(2)“边疆教育之设施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抗战建国纲领，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第六章之规定，为边疆各级教育实施之标准”;(3)“边疆教育得适应当地特殊环境及其生活习惯，设法推进，但其他语言生活习惯相同之边民，如汉、回子弟所如之学校，除学校设备得酌量适应宗教生活外，其余均照内地普通学校办理”;(4)“初等教育应以公民训练与语文训练职业训练并重，并养成其卫生习惯(5)“中等教育应照中学师范学校及职业学校各规程之规定，但特别注意生活技能之训练及国家民族意识之养成”;(6)“高等教育应以养成国家建设之各项专门人才为目的”;(7)“社会教育使人民了解国家民族意义，认识国际情况，并具备近代科学常识，增进智能及养成其优良之生活习惯(8)“边疆教育经费，应逐年增拨义教及社教经费，各以中央补助义社教全部经费百分之五十，补助边区各省”。

其他规定有培养边疆教育师资、编译边疆教科图书、推进边疆学校教育、推进边疆社会教育等项。例如，在教科书的编译方面，要求“初级及中级小学教科书，以国语语文编订为原则”。在推进边疆学校教育方面，规定“初等教育以小学为主，分固定式及流动式两种，以适应边疆之环境”。有规定:“小学以地方设立为原则，得由中央酌予补助，但教育部为实验及辅导边区初等教育起见，得在边疆适当地点，酌设边疆实验小学。”还明确规定，边疆民族地区的中小学都要招收当地各民族的学生人学，等等。

1941年11月，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实施纲领》，被认为是推进边疆“最重要之边疆典则”。这个实施纲领的“目标”部分除与《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基本相同外，对实施边疆民族教育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蒙疆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一律施以边地教育”。其实施步骤要求“先从调查研究人手，于实施前，办理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及宣传劝学等项工作，侠民情融洽，即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这个实施纲领又规定，边疆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补习教育、特种教育等六类。至此，边疆教育有了比较统一的实施方针。

在抗战期间，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各项教育方针政策，绥远省政府努力推进本省教育的发展，为大量失业失学人员接受教育提供了可能。开办了六类不同形式的教育。

(一)初等教育

绥远省在归绥、包头相继沦陷后，各小学停办。1939年，省教育厅着手推行战时教育，首先请准教育部拨款恢复五原县隆兴长中心小学，委派原省立第三小学校长郭永令为校长。后教育厅又恢复五原、临河、安北、东胜四县局之县立小学各一所川。翌年，教育厅在绥西各县设置乡村小学40所，“其校数分配按五原11校，临河10校、安北5校，东胜6校，清水河、固阳各4校。筹设过程中因清水河、固阳两县未能依照原分配校数建校，特又从固阳划出两校改设在包头，由清水河划出两校设于萨拉齐、托克托县。到1941年，省政府“先后共成立省立中心小学5校，计五原2校，临河、安北、东胜各1校1941年，省政府“在后套地区之米仓、临河、五原、安北、狼山、晏江及陕坝七县市开始实施国民教育”，“河西地区之东胜及包头、萨县、托克托、清水河四个沦陷县份与姚力民及达拉特旗组训处仍推行义务教育”。当时，省教育厅在绥西境内推行的蒙旗初等教育，也按照义务教育办法办理。因此，到1942年各蒙旗小学已发展到27所，学生约达658人。其中，伊盟准噶尔旗有小学11所，学生303人;达拉特旗小学2所，学生40人;郡王旗小学2所;札萨克旗小学3所，学生67人，杭锦旗小学1所;鄂托克旗小学2所，学生32人;乌审旗小学4所，学生105人，达尔雇特部小学1所，学生20人;乌盟乌拉特前旗小学1所，学生38人;乌拉特后旗小学1所，学生53人。实施国民教育的县每乡设中心小学一所，每三个保选择一保设保国民学校一所，到1945年抗战胜利，“已有中心国民学校92所，国民学校102所。经教育部及省教育厅的努力，在绥远省未沦陷区，主要是绥西地区成立的小学，为战时许多适龄学生接受教育提供了条件，为边地教育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二)中等教育

抗战之前绥远中等教育已有发展，设有国立绥远中学、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土默特中学、包头政治分校。至察北事变，绥包失陷后停办。1939年9月，“教育部为救济蒙旗失学青年，呈行政院核准，于绥远伊克昭蒙设立国立伊蒙中学，派经天禄为校长，校址借札萨克旗格勒登庙。翌年夏，以班级渐增，移至郡王旗栽生召”民国)三十三年度经教育部核准，又增设高中部及师范部，准招高中一年级及简师一年级新生各一班。

1939年6月12日，经教育部核准，在当时绥远省战时省会所在地，正式成立国立绥远中学。由时任省教育厅长阎伟兼任校长，聘请原归绥中学训育主任李衰任教导主任。学生大部分来自绥远沦陷地区，亦招收不少河套当地学生，同时还有一部分来自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和东三省的流亡学生。当时学生300多人，由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其中初三1个班，初二1个班，初一分为甲乙丙丁4个班，还有一个补习班。教师大多是从日本占领区逃出来的，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如北大、清华、南开、山西大学等。1941年，国立绥远中学由陕坝迁移到米仓县三道桥梅令庙，同年暑期学校增设简易师范一班。绥远省立师范学校于1943年8月在陕坝筹建成立，9月下半月开学授课，学校设在陕坝国立绥远中学旧址，由原归绥师范学校校长刘汉出任校长，嗣由张淑良继之。本年“招收简易师范班1班，学生50人，并办理短期师资进修班两班，学生88人”。1944年“增设简易师范班两班，仍办师资进修班两班，嗣因部令设置正式师范班，故实际增设简易师范班1班，普通师范班1班，连前共有3班，学生150人:师资进修则照预定计划完成”。这些中学及师范学校的建立为小学毕业生的深造及边地师资的充实提供了条件，培养了一批边地建设人才。

(三)高等教育

绥远省政府为培养建设边地的专门性人才，选举考送了一批专科学生，“(民国)三十年暑期代西北技艺专科学校考送学生，共计五名。又保送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一名”。“(民国)三十三年奉教育部先后令伤，保送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各专科学生五人，国立边疆学校师范专修科学生三人，均分别遵照规定数额予以报送。此外并代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招考学生十人。绥远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注重，选派专科学生到省外深造，促进本省高等专业性人才增加，为本省将来教育事业的复兴，建设事业的发展储备了人才。

(四)社会教育

为提高边地人民文化知识水准，本省各县原来大都设有民众教育馆，负责推行社教。惟限于财力人力，工作未能普遍。“当此抗战时期，推行社教异常重要，本年春间为适应事实需要，由教育厅呈准教育部于原有民众教育馆外，另设置社教推行员55人，年支薪律、办公费共洋21240元。专办民众识字教育，通俗讲演，化妆讲演，出版壁报，实施生活指导，卫生指导，组织民众协助地方政府训练壮丁，灌输抗战知识等事宜。其人数分配，在沦陷区域每县各派3人，其他各县3人或5人不等，此项人员由三月份起分别派定，先后陆续出发工作。

(民国)三十年度，绥远省政府关于社会教育方面:..(1)发动知识分子扩广民众教育;(2)筹办巡回教育工作队;(3)筹办电化教育;(4)督伤各级小学校兼办社教;(5)筹设民众体育场;(6)整顿各县民众教育馆”。

“(民国)三十三年度之教育施政计划，关于社会教育方面，包括充实各县市民众教育馆，推行国民体育，设置乡镇书报阅览室等三部分，结果大致尚能按照预定计划逐步完成”。社会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广大民众思想解放，促进知识水平的提升，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之积极投身到抗战的伟大事业中。然由于抗战时期各项经费的紧缺，社会教育未达到预期效果。

(五)补习教育

绥远省教育厅在1941年为救济失学青年及收容战地员生起见，“呈准主席筹设省立补习学校共收学生六十人”。另外，为补充民众应用知识，传授实用技术，增加生产能力，“特于(民国)三十二年在陕坝成立职业补习学校一所。分服装、工业，对学生给以职业补习教育。(民国)三十三年办理农业及职工补习班四班，计招收农业补习学生一百八十四人，职工补习学生一百三十八人。共补习学生三百二十二人”。补习教育的开展，收拢了一大批青年人员，经过各种职业补习教育，为残酷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急需人才，服务了绥远地区的抗战事业。

(六)特种教育

绥远省自1937年秋间沦陷后，原有中等学校学生大都分散，陷于失学境地。省政府为培植抗战力量计，培养边地党务政治干部，“经秘密派人前往已沦陷各县，设法招致热血青年。陆续集合于河曲一带，其有他处青年学生流亡绥远省者亦一律收容，施以训练。并各就其志愿派往敌区担任情报宣传工作;或派在北路军各部队中担任政训工作，其有志愿升学者，即予保送。此项青年之培植，前后总计达二百余人之多”。此类特种教育，严格意义上属于军事教育，他为军队培养了一批有知识的军事人员，积极投身抗战，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二、绥远省政府教育机构的进一步完备

抗战以前，国民政府曾设有蒙藏教育司管理蒙藏及其他边疆教育，但因蒙藏委员会、中央政治学校等机构随后也介人民族教育事业，兴办学校，以致“各自为政，不相统帅，事权不一，方针各异，流弊滋甚”。有鉴于此，国民政府逐渐加强了对民族地区教育的控制与管理。同时为促进民族教育的兴办，1939年，国民政府实行“管教养卫合一”、“政教合一”和“三位一体”的“新县制”，规定县长为县政府负责教育行政的长官:县教育局一律改为教育科。由于战争的影响及绥远省政府内部实施教育的具体问题，绥远省政府于1942年6月在河套地区实施“新县制”。

1940年，国民政府制定了《边远区域教育督导员暂行办法》，根据民族分布，划归为蒙、藏、回和西南4区，推行教育视导制。规定民族地区得分区设置督导员，进行督学视察。绥远省府教育厅在抗日战争未发生以前，“原本设督学二人，专负视察全省教育之责。现在省府合署办公，各厅原有组织，已大更变，督学尚未设置，值此抗战时期，各县局教育工作之促进与指导，至为重要，为督察周详计，特请准教育部设置教育视察员六人，年支经费共洋三千六百元，分驻五原、临河、安北、东胜、清水河、固阳六县局，专办视察督导各该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县局教育、行政教育事宜”。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公布了《边远区域劝学暂行办法》，规定边疆民族地区各级教育行政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聘请当地负责政教人员或地方热心民族教育人士担任劝学员，劝导地方兴办教育。其规定的劝学员职责有:关于边远区域教育法令之解答及宜传事项;关于地方政教人士之联络及劝导兴学事项;关于地方经费来源之调查及劝募事项;关于地方学龄儿童之调查及劝导事项;关于学生待遇之考查及建议事项;关于当地师资之调查报告事项;关于主管机关委办事项;关于其他有关劝学事项。按照上述规定，绥远省有关各县都聘请有劝学员约有18人，劝导区域有分别在达拉特旗、鄂托克旗、杭锦旗、乌审旗、准噶尔旗、郡王旗、札萨克旗、乌拉特前旗及乌拉特后旗。

1941年，国民政府又公布了《边地教育视导应特别注意的事项》，规定督导员视导学务应特别注意的事项有:边教行政、国立各边校状况、边地环境调查、边地文物搜集等。根据上述规定，绥远省有关地区各县均聘请有督学人员，定期视导各教育部门的学务。同年，根据教育部要求设立边疆教育委员会以及公布的《边疆教育委员会章程》。绥远省边地教育委员会于同年8月I日成立，设主任委员播秀仁担任，当然委员苗英、金荤沂担任，委员9人。边地教育委员会成员都是各教育机构、各学校校长的负责人，这些人员在教育界工作多年，具有较为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

抗战时期，绥远省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对西部现代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绥远省政府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法令及章程，相继成立了各种教育行政机构，设立了各项制度，挑选在教育工作中有突出成绩的人负责各项事宜，推动了本省内现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战时教育的延续，教育人才的培养莫定了基础。在绥远省的民族教育史和民族政策上都具有进步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战时绥远省政府推行的学校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仍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落后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绥远省政府在未沦陷地区创办了一批学校，但是由于教育经费投人不足，受过教育的人口总数依然很少，相对于其广襄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而言，学校数量仍是相当魔乏，教学质量也普遍不高。主要原因:

I.在政治方面，从国民政府具体到教育部在抗战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看，其对边疆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但由于绥远省政府在推进边疆教育时，大多采取强迫的行政手段;学校条件一般都非常差，有的仅具形式，有的旋办旋停;战前长期实行的歧视和分化少数民族的政策虽在战时有所缓和，政府也确实有意改善当地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但毕竟是积重难返。

边疆教育范文篇6

论文摘要：国民政府为实现民族同化，而重视边疆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许多法令，制定计划大纲，专门成立了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员会、蒙藏教育司，负责边疆教育事项，并在边疆各省建立了各级边疆学校。边疆地方政府也兴办了大量的边疆学校，培养边疆人才。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称为“边疆教育”、“边地教育”、“边民教育”、“边胞教育”、“苗夷教育”等。边疆教育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所居住的人民为教育对象，狭义的边疆教育是以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为教育对象，这是通常所称的边疆教育，也即是本文研究的边疆教育。为保持原貌，按当时的语境，仍然称少数民族教育为边疆教育。本文所指的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四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边疆教育的法令，专门成立教育部蒙藏教育委员会、蒙藏教育司，负责边疆教育事项，并在边疆各省建立了各级边疆学校。

一、国民政府发展边疆教育的政策

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于首都建立蒙藏学校，作为储备蒙藏训政人员及建设人才之机关。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人学，并附设蒙藏研究班，指导促进关于蒙藏事情之专门研究。”“通令各盟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官厅，迅速创办各级学校，编译各种书籍……，在教育部内特设专管蒙藏教育之司科。”同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待遇蒙藏学生章程》，要求蒙古各盟旗、西藏地方政府、蒙藏各级学校及蒙藏相连的沿边各省县政府，在每学期开始之前，向蒙藏委员会或其驻一平办事处保送蒙藏学生。凡经蒙藏委员会或其驻平办事处介绍的蒙藏学生，在公立学校应免全部学费，在私立学校应酌量减免。

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蒙藏教育计划》，“本计划一面顾到全国教育统一的宗旨，一面也注意蒙藏地方实际的事实”，有不能完全适用内地教育办法的，有相当的变通办法。要求蒙古各盟旗、西藏各宗(西藏相当于蒙旗的行政区域)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筹划和掌管这些地方的教育事宜。决定在首都、康定二处，各设一国立蒙藏学校，应在两年内完成;原有的北平蒙藏学校也应整理而使之充实。计划蒙古各旗、西藏各宗及等于宗的地方，酌设小学若干所，在1931年以前，至少各须成立一处，以后逐渐推广;在蒙古、西藏重要地方，按照社会需要，各设一职业学校，限六年内完全成立;蒙古、西藏重要各地，及新疆各设一中学、各设一乡村师范学校，限六年内一律成立，并提出了中学和乡村师范学校设置学校的地点和招生区域。

同年，教育部订定了《边疆教育实施原则》，包括边疆教育的目标、计划、组织、经费、设备、课程、训育等七方面内容。关于边疆教育的目标主要有四点:一是力谋边疆教育之普及与发展;二是以谋边境人民知识之增高，生活之改善，并注意其民族意识之养成;三是由教育力量力图边疆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四是力谋边疆各民族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意识之增高。各级学校之课程，根据内地各级学校课程之标准，并斟酌边疆各民族情形编订，规定各级边疆学校的教材应特别注意“中国民族之融合的历史、边疆和内地之地理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和国民革命的关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各民族之历史及事实、边疆各民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权主义的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经济事业和民生主义的关系等”内容。

1934年，教育部颁布《捐资兴学褒奖补充办法及待遇章程》和《补助蒙藏回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大纲》等。并于1936年10月，通令各省市对西南边疆学生来内地求学者，应比照蒙藏学生章程，予以优待，以示提倡。

1935年，教育部拟具了《推行西南边疆教育方案》，准备在西南地区设立苗民小学14所，其中云南小学8所，贵州小学6所，并于各省原有师范学校内，指定一、二所添设边胞师资班。1936年，教育部又拟定《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预定在各边疆省份，酌情设立普通小学。

1936年，又议定《有关边疆教育基本实施纲要》五条。1938年，教育部组织专家学者几经讨论，草拟边疆教育方针及办理边疆教育原则。嗣后，经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研讨，到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并获通过。这一方案首先使边疆教育有了明确的方针，即“旨在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进其发展”。其次，分列各级边疆教育的中心目标。此外，《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对于培养边疆教育师资、编译边疆教育用书、推进边疆学校教育及研究边疆劝学制度等项，均有具体规定。

1941年秋，教育部与有关机构筹划呈准，公布了《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要》，作为边疆教育的保障。随后，教育部制定《各边省推进边疆教育三年计划》，对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等方面提出标准，要求各省在可能范围内，拟定实施计划。在西南各省中，四川、云南、西康均按要求订定各省边疆教育三年计划。

边疆教育的实施分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西南地方政府两部分，下面分别叙述。

二、教育部边疆教育的实施

1930年，中央政治学校决定成立附设蒙藏班、西康班。1932年，先在中央政治学校内附设蒙藏班，增加招收蒙、藏、维吾尔等族学生数量。随后，将蒙藏班升格为蒙藏学校，增加投人，完善建制，扩大招生，大量培养边疆人才。1934年，为推广边疆教育，中央政治学校计划设置边疆分校，地点初步选在张家口、包头、宁夏、康定、丽江、兰州、伊犁等8处筹设分校各一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对于边疆教育更为重视，于重庆附近设立国立边疆学校，招收边疆青年，作为升人普通大学的准备教育。校内附设边疆教育、行政、卫生、畜牧、兽医等专修科，以造就边疆建设人才。

教育部在西南地区设置了各级边疆学校，可分为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小学教育及社会教育四类。I.师范教育:教育部在西南设立的直属边疆师范学校6所，其中云南有3所，它们是云南昭通国立西南师范学校、国立大理和丽江师范学校;贵州1所，即国立榕江师范学校;西康有2所，即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和巴安师范学校。2.职业教育:在西南地区设立的职业学校4所，四川、西康各2所，四川有国立松潘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和清溪职业学校;西康有国立金江初级职业学校和西康初级职业学校。3.小学教育:西南地区国立小学有木里小学(盐源)、凉山小学、越离小学等。1940年夏，国立西南师范学校有少数民族毕业生10余名，教育部令在彝良苗族聚居区成立奎香实验小学。教育部在边疆地区设立的小学，原属倡导示范性质，小学教育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兴办。4.社会教育:教育部对于边疆社会教育，主要由各校兼办，每年教育部酌情发给一些收音机、幻灯机等器材，令各校组织巡回施教队、剧团等，巡回边疆各地施教。其他如办理民众识字学校、开放诊疗所等活动，也由一些学校在做。

同时，鼓励边疆青年到内地学习。边疆青年有的进人上述专门的蒙藏学校或附设的蒙藏班学习，有的进人内地的师范学校学习。1931年，国民政府令地方选派边疆优秀青年，就学于内地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

三、西南各省的边疆教育

在中央的倡导下，西南各省政府也十分重视边疆教育，积极推行边疆教育。西南各省都依据上述的方案，或计划，或纲要，设立边民学校，招收边疆青年，对于来就读的少数民族学生给予优待。

云南民族复杂，边疆各地语文、宗教及生活方式均有不同。云南省为唤起边疆同胞的民族意识，使其增强国家观念，1931年3月，颁布了《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纲要》29条。1935年9月，云南省教育厅拟具、公布《推广边疆教育计划及实施苗民教育计划》、《边地简易师范及小学设学概要》、《云南省设置省立小学纲要》、《夷民学生待遇细则》等。

教育首先需要培养师资，云南省决定在省立昭通中学内附设边地师资班，以训练少数民族师资为目的此外，先后设立省立双江简易师范、宣威乡村师范、大关简易师范(1940年改为大关乡村师范)、佛海简易师范、蒙自师范学校、个旧简易师范学校、广南简易师范学校、思茅师范学校、保山师范学校、鹤庆师范学校、永胜简易师范学校、镇南师范学校、大理女子师范学校、景谷简易师范学校等。

从1935年起，云南省先后创设中甸、维西、兰坪、镇康、澜沧、南娇、六顺、车里、江城、金平、德钦、碧江、福贡、贡山、宁菠、耿马、沧源、临江、沪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师宗、永胜、丘北、龙武、河口、华坪及环州(武定县)、圭山(路南县)、炎山(昭通县)、黄草坪(巧家县)等34所省立边疆小学。1941年后，由于收支系统变更，经费紧缩及战争等因素，云南省立的34所边疆学校发生变化。除师宗、圭山(路南县)两校为鼓励当地少数民族子弟人学，继续办理外，环州、永胜、丘北、炎山、黄草坪、龙武、华坪等7所学校，因为当地学校已具规模，为配合国民教育的实施，均划归各地方办理。宁菠由于环境特殊，暂行停办。1942年，日寇侵略滇西，多数边区陷于战时状态，办学困难，遂将澜沧、沧源、车里、南娇、沪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镇康、河口等12个学校暂时停办。1944年，滇西沦陷区收复后，依照计划及斟酌各地情形，于1945年春季，恢复了沪水、梁河、盈江、莲山、陇川、潞西等7个设治局的省立小学。

贵州早已设省，与普通边疆省份不同，如果就地理、政治而言，贵州并非边疆。但贵州少数民族约占人口的1/6，散布于黔省各地。因此，贵州作为边疆更多是从“文化”角度出发。

1935年春，到贵州，提出在贵州教育经费内每年至少拨出10万元作为少数民族教育经费，贵州边疆教育开始受到重视。同年，贵州省教育厅成立特殊教育委员会，专门管理民族教育。

1936年，二十军军长杨森到贵州，从昭通到石门坎，选苗族青年数人送人(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读书[}z}。杨森提出同化苗夷的工作，主张凡部队驻军地，接近苗夷的地方，均须实施短期教育。1936年，杨森驻军安顺，以兴办学校，启发民智为己任，与当地绅士杨庆安等组织安顺苗民文化促进委员会，设一、二、三中华小学(针对石门坎教会的光华小学)，并设中正夜校及中华民众学校，经费由二十军拨给。后因抗日战争开始，二十军开拔前线，学校移交给县政府，又因经费无着落而停办。

20世纪40年代后，贵州省教育厅拟定了《贵州省边地教育推行方案草案》，并于教育厅下专门设立了边地教育委员会，作为推行贵州边疆教育事业的最高组织机关，规定在边民聚居的县政府设立边民教育促进委员会。1946年，贵州省政府制定嗒加强边胞教育办法》，关于教材之编纂，边胞学生的优待，师资的培训，习俗的改良等都详细列人，内容十分丰富。

贵州的边疆教育主要是设立师范学校及省立边疆小学。1936年3月，为培养少数民族教育的师资，贵州省政府成立省立青岩乡村师范学校，到1939年，校址迁到榕江，改为国立榕江师范学校。fa7同时，于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贵阳、黄平、荔波、台拱、关岭、威宁、安南、丹江、水城、定番、八寨、罗甸等12县分设省立小学12所，专招少数民族学生。另外，还办有部分短期小学。

1938年，贵州省政府在青岩成立了贵州省地方方言讲习所，第一期收容约50名学生，半年后毕业，主要以研究苗夷语言，辅助推行政令为任务。但由于诸多原因，第二期不能招生，后来交给省训练团办理，改为方言讲习组，但无成效。

1941年，贵州省在台江举办国民教育师资训练所，从镇远、铜仁、都匀三个区中少数民族较多的县份招收学员，以培养少数民族教育师资为目的。该所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享受公费待遇。1944年夏，此训练所迁往炉山县属的凯里镇;改为炉山师范学校，校长由少数民族人士吴修勤担任。

川康的边疆民族教育开始于赵尔丰担任川滇边务大臣时，鉴于力l滇边疆民族，急需开化，奏请在四川省宁属设立“化夷学校”100余所，每所招收少数民族学生50--60人，边疆教育收效良好。1929年，四川的宁属8县设立宁属垦务局，附设有初等小学性质的“化夷学校”，约有夷族学生30一40人。后因为垦务局撤消，“化夷学校”随之停办。1931年，宁属驻扎屯垦军，创办宁化学校，由夷族青年曲木尧负责主持。后由于种种原因停办。

四川各县的少数民族教育计划中，提出:“凡边境接近夷区的县属各学校，尽量招收夷族子弟，予以较优的待遇，并由附近夷民之团丁，切实劝导其向学，以期同化;并计划设立短期义教于附近夷区之地”。依据教育部《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中在各边疆省份酌情设立普通小学川的要求，四川省决定在宁属、雷波、马边、屏山、松潘、愚功、波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酌设普通小学若干所。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执行委员岭光电、王奋飞等呈请行政院，“请求规定待遇夷族学生章程，补助夷族私立学校办法，并令中央政治学校在各夷族集中地区，筹备政治分校。”

民族学家李安宅在抗战时曾担任教育部视导员，曾于1941年对四川、西康、甘肃三省边区教育情况进行视导。他对边疆教育行政、边疆学校教育、边疆社会教育、寺院教育等方面进行考察后，写出了专门的报告书，对川、甘、康、青四省交界地区的教育提出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提交给教育部和四川省教育厅。

1935年，西康成立建省委员会，到1939年以前，西康建省委员会在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方面多有表现。(一)师范教育方面:1.训练藏族师资，在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内附设藏族师资训练班一级，招收初中毕业及同等学力学生，修业一年半，毕业后分配到各学校服务。2.训练义务教育师资，为推广短期义务小学教育，对考取或曾任小学教师及简易师范的毕业生，训练4个月后，分到各县短期义务小学任教。(二)初等教育方面:1.创设省立小学，在康定、沪定、丹巴、九龙、甘孜、瞻化、巴安等7县各设省立小学1所，另设藏族小学s所。2.设立短期小学，在康区18个县中先后设立短期小学70所，毕业年限由1年制改为2年制，为将来学生升人县立小学及省立小学作准备。

1939年，西康正式建省，西康的边疆教育有了较大发展。西康边疆教育可以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类。(一)学校教育方面:1.高等教育，在西康筹备和建立省立西睡五明学院，校址在康定，这是研究佛法的唯一机构，以“沟通汉藏文化，配合康地政教，弘扬佛法为宗旨”。2.中等教育，设立康定中学，招收高初中学生。同时继续在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内训练特殊师资。3.小学教育，1939年3月，在理化、定乡、稻城、得荣4县，增设省立小学各1所。开始筹办白玉、石渠等县的省立小学。(二)社会教育方面:1.广设民众学校，康属新设民众学校40所。2.巡回电化教育，1939年3月，教育厅电化教育队从康定出发，经过康北、康南巧个县，巡回放映电影及广播。

四、结论

综观民国时期西南几省的边疆教育，虽然都称为“边疆教育”，但是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各有不同，各代表不同类型。梁欧第先生将其分为:西康的边疆教育可称为学差教育(老百姓认为让小孩读书是当差)，四川大小凉山的称为课罗教育，贵州的边疆教育称为异化同化教育(由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教育是异化教育，由中央和贵州省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民族教育称为同化教育)，而云南的边疆教育与国民教育趋同。

边疆教育范文篇7

【摘要题】民国史研究

【关键词】国民政府/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政策

【正文】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面临着繁重的国家整合、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任务，在边疆民族地区外有帝国主义国家插手的分裂活动，内有基于军阀混战和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而出现的社会动荡。如何选择多民族国家治理之路，有效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对国家整合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行政能力尚不足以全面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因而以矛盾最突出的边疆民族事务即蒙藏事务为重点，在政府中设置专门机构统筹处理蒙藏事务，其他少数民族事务并未作为边疆民族事务纳入到专门的管理系统，更多的边疆民族事务是与地方事务合二为一，边疆民族事务管理呈现一种被动、逐步扩展关注范围的状态。

一、一套事权分散的管理机制

初期十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在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方面基本形成了一套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从行政管理机构而言，蒙藏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管理蒙藏边疆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但并不统筹管理全国各边疆民族事务。1927年9月，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决议案》中尚未有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设置的内容。1928年2月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第七条有蒙藏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所设职能部门之一的规定。3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0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大纲》，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33次会议修正通过《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蒙藏委员会的行政地位和相关职能：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审议关于蒙藏行政事项；规划关于蒙藏之各种兴革事项。蒙藏委员会组织结构简单：委员会由5至7名委员组成，并指定1人为主席；下设秘书、蒙事、藏事三处，各得酌量分科办事，其科长、科员员额由蒙藏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核定。该组织法还规定了蒙藏委员会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每两星期至少开常会一次。需要注意的是，该组织法专门提出“本法称蒙藏者，指未曾改设行省及特别区之蒙古、西藏地方”。（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显然，此处西藏是指西藏地方，不包括散居于其他省区的藏族；蒙古应指外蒙古，而非已分散于各省或特别区的内蒙古各盟部旗。可是，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蒙事则主要以内蒙古各盟旗为对象，西藏地方事务未真正纳入直接管理范围，而其他藏区事务也并未真正排除于蒙藏委员会的关注范围。由此而知，当时国民政府对边疆民族事务管理的基本状态并未统筹考虑，除蒙藏地方以外的其他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尚未以边疆民族事务的形式纳入政府管理视线，蒙藏委员会相关职能设计也未覆盖蒙藏以外各边疆民族事务。比如，1928年底，在热河口北、直隶永平的旗民认为旗产久为庄头把持，军阀贪官中饱，请求派员清理时，政府只是令内政部、财政部办理，与蒙藏委员会无涉。（注：参见《行政院公报》，第四号，训令。）

从蒙藏委员会委员的构成看，委员们不是地方军阀，就是蒙藏上层。1928年6月，国民党中政会第144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张继、白云梯、刘朴忱、罗桑囊嘉、格桑泽仁、刘继淹等七人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同时派员前往北平接收北京政府蒙藏院。7月11日，白云梯等人宣誓就职，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注：参见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第八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12月27日，阎锡山、恩克巴图、班禅额尔德尼、李培天、诺那呼图克图等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特任阎锡山为第一任委员长。（注：参见《行政院公报》第十号，府令。）12月31日增设赵戴文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指定为副委员会长。该委员会于1929年2月1日正式成立，马福祥、石青阳、黄慕松、吴忠信、罗良监、许世英等先后任该委员会委员长。

蒙藏委员会的职能在十年间也有过一些细微的变化。1932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的《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扩大并细化了蒙藏委员会管理蒙藏事务的权限，变更了蒙藏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此后蒙藏委员会归属行政院领导。另外，在职能方面，此前的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只赋予蒙藏委员会“掌理和审议”有关蒙藏行政事项的职能，而对于蒙藏各项兴革事项只是“计划”，修正的组织法则直接使用了“掌理”一词，从文意上理解，蒙藏委员会直接掌理相关事项，而不仅仅限于“审议”和“计划”；修正的组织法扩大了委员会名额，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委员15至21人。这一组织法还细化了蒙藏委员会行政活动时间，并规定了与其他各院、部、会间业务上的联系，以及内部组织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规定了蒙藏委员会委员应每年轮流分往蒙藏各地视察。（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编政治(五)，第2—4页。）同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议决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制改为常务委员制，并将该委员会的职能定为参与制定蒙藏地区施政纲领并协助其施行；调查蒙藏地区情况，革新行政制度；兴办教育，帮助蒙藏地区实现自治等。在设立蒙藏事务最高管理机构的同时，从1932年始，国民政府将蒙藏事务行政经费也列入专门的经费预算，此后至抗战前，每年经费预算额在130万元至180万元之间。（注：参见《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十年间，蒙藏委员会共设置了九个直属机构，（注：即1929年设置的驻北平办事处、蒙藏招待所、北平蒙藏学校(将原北平蒙藏学校更名后继续开办)，1932年设置的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1933年设置的蒙藏政治训练班，1935年设置的蒙藏月刊社、派驻边地各调查组，1936年设置的张家口牧场、杀虎口牧场。）指导着十几个与蒙藏事务相关的机构。（注：1929年设置的章嘉呼图克图驻南京办事处，1932年设置的蒙古各盟旗联合驻南京办事处、西藏班禅驻南京办事处，1933年设置的西陲宣化使公署、蒙旗宣化使公署，1934年设置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5年设置的西藏班禅驻北平办事处、西藏驻南京办事处、西藏驻康办事处、西藏驻北平办事处，1936年设置的绥境蒙政会、绥境蒙政会驻南京办事处、绥蒙指导长官公署等。）1935年，蒙藏委员会内设置调查室，并在盟旗各地派驻了调查组，负责收集、调查蒙藏各地的内部情况，按月拟制边情报告，或随时将各旗动态报告蒙藏委员会。1934年，蒙藏委员会派员分期前往青海等地进行调查，第一期派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为调查专员，率同调查员朱琼等至青海调查。同时还委任谙习汉语文的曲木藏尧，以“西南夷族考察专员”名义回故里，深入民间进行考察，并复制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分别咨送川、滇、黔、桂各省政府转行抄发住有苗夷民族之各县政府，认真调查，确实填载。（注：参见(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代号：一四一，档案号：97。）1935年蒙藏委员会增设归绥、宁夏、酒泉、西宁、西康五调查组，继续进行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1936年添设新疆、西藏两调查组。1939年后增设滇西调查组于云南丽江。（注：此后，这些调查组的名称或调查区域也有所变化。）

在国民政府的行政系统中，一些专业部、会在日常行政中也常涉及边疆民族地区事务，各部、会遇有与蒙藏相关问题一般会咨询蒙藏委员会，或将有关情报及承办事项送交蒙藏委员会参考，或由蒙藏委员会协助办理，有的则设立了专门处理蒙藏事务的机构。专业部、会遇有蒙藏重大事项的决策时，常常是蒙藏委员会与相关部、会会商决策，由行政院或国民党中央批准。如内政部在蒙藏地区的行政规划或有其他行政行为时需要与蒙藏委员会会商决策，呈行政院批准施行。

1929年8月，行政院通过教育部提请设立蒙藏司，1930年3月，蒙藏教育司正式成立。从教育部组织法可知，此司设二科，第一科掌理关于蒙古地方教育调查、地方各种教育之兴办、蒙古教育经费之计划、蒙古教育师资之培养、蒙古子弟入学升学之奖励、编译蒙文教育图书及法令、蒙古地方学术考查及其发明之奖励等事项，第二科专门掌理关于藏族教育的相关事项。在国民政府初期十年中，教育部蒙藏司为推动蒙古教育发展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先后制定颁布了《待遇蒙藏学生章程》、《教育部实施蒙藏教育计划》、《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等法规和计划》等，并为实施这些法规和计划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国民党在民族地区建立的党务组织机构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也逐步增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是掌理各级党部组织与党员训练、指导党员参加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的中央机构，设有边疆党务处负责处理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党务的专门机构。在国民政府初期十年中，国民党由于本身党员数量有限，大多数民族地区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其在民族地区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比如在新疆、西藏和西南一些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组织几乎不能涉足。在内蒙古、东北等地国民党组织有所发展，早在1927年国民党中央就决议派员指导内蒙古地区的党务工作，并予以一定的经济支持。边疆党务处负责向各蒙旗派遣党务特派员，蒙籍国民党党员也由此处管理。

边防体系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主要支撑。国民党执政后强化了军队建设，不仅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中央军，还不断采取措施强化对地方武装力量的控制，建立了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的中央军与地方武装结合的国防体系。为了巩固和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国民政府在军事管理部门中设置相关机构，国防部、军令部(二厅五处)和参谋本部均设有专管边疆事务的机构或特别派驻蒙旗的军事专员。其中参谋本部（注：1938年，参谋本部合并于军令部。）的边务组是担任参谋本部总长时设置的，先后由次长贺耀祖、黄慕松负责，边务组专门搜集蒙藏情报动态，调查蒙藏情况，研究边疆问题，有时还执行一些具体任务，如1933年百灵庙运动发生后，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前往巡视，边务组成员为其随员；黄慕松则多次奉之命到边疆地区巡察，并于1934年代表中央政府入藏致祭达赖喇嘛。军事委员会的铨叙厅主管边疆武职人员的审核、转呈、授衔等事宜。

边疆民族地区开发建设事项则主要由专业部、会负责，或各部、会联合会商。如海南岛开发问题的决策过程就是由商会组织以条陈或提案的形式提出，相关条陈由广东省财政厅或径自函送全国经济委员会，行政院组织军事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内政部、军政部致函行政院提出会拟此问题。全国经济委员会指出：“以据军政部次长陈诚电陈，琼崖关系两广及国防甚巨，有设特区必要。”从议事过程来看，在会上，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报告了召集内政、外交、实业、交通、军政五部开会的情况，财政部报告了琼崖财政情形，内政部报告了民国二十一年海南岛设特区之经过。随着问题讨论的深入，实业部、交通部和铁道部都提出了相关计划。（注：参见夏军编选：《民国时期计划开发海南岛的一组史料》，《民国档案》1992年第29期。）

一些地方政府则设置了地方性的边疆民族事务机构，并对区域性边疆民族事务管理起到了实际作用。比如，1927年，刘文辉接管西康后，在成都二十四军军部设置了边务处，任命胡子昂为处长，并任用一些熟悉边情的学者和政治家在处内供职，边务处遂成为二十四军辖区内各边远县区施政规划和领导机构。（注：参见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康史拾遗》，甘孜州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印刷，第90页。）1929年11月，云南省政府报请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在边疆地区成立了两个殖边督办公署，职责为防守、界务、实边、交通、实业、文教、治安、慈善、卫生及省政府委办诸事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政务委员会设有蒙旗处，负责处理内蒙古东部的盟旗事务；绥远省则在政府秘书处内设一蒙务组，处理乌、伊两盟的蒙旗事务。1936年为了控制、监督蒙政会而设立的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亦是一个重要的边政机构。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在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方面初步形成的是一套事权分散的管理机制，管理活动缺少统筹性和系统性，作为专门管理蒙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管理能力极为有限，而其他专业部、会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分业管理，各部门之间的会商常常成为文赎旅行，会商之事常常会而不决，当时很多计划都成为纸上谈兵。这一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管理机制根本无法保障国民党在其党义中宣扬的“扶持弱小民族”的政治承诺。

二、以部门化为特点，内容庞杂、缺少系统化的边疆民族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在初期十年对边疆民族事务的管理政策是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逐步展开的，内容十分庞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部门化为核心特点，很多政策的制定并非源于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统筹考虑，在很大程度是一种应急措施。

(一)划一边疆民族地方行政建置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划一边疆民族地区地方行政是国民政府强化其统治，推进政治整合的重要步骤，涉及省、县、乡等多个层级，热、察、绥、宁夏、青海、西康等建省和西南、西北一些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进一步废除都在此时期实施。

1928年7月，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提议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改为行省。后经内政部正式提出改省建议。8月底，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设立省治。依据内政部最后拟订改省方案，1928年9月5日国民政府第153次会议议决：热、察、绥、青海、西康改省治；旧直隶省口北道各县划归察哈尔，察哈尔原划绥远之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四县仍归绥远；五省府组织，委员暂定五名，设民政、财政二厅，并酌设教育、建设厅，余照省府组织法办理。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决定甘肃分治，设立宁夏、青海二省。

热、察、绥的改省和甘肃分治设立宁夏、青海省均得以顺利推行，西康建省之路则最为曲折。国民政府宣布西康建省时，该地由川康边防总指挥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接管。民国十七年(1928)春，刘文辉见各边区的军事、财务机构已设置齐全，遂根据边务处的建议和推荐，在康定设置了一个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作为西康最高行政机关，任命龙守贤、吴三泽、程仲梁、陈启图等五人为委员，并指定龙守贤为主席委员。5月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注：参见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康史拾遗》，第66页。）建省委员会由此而未能成立。直到1934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简派刘文辉等为建省委员会委员，1935年7月21日建省委员会才在雅安正式成立，负责筹备建省事宜，执行公务。但是，直到1939年迫于国内外形势西康才正式成立省府。

为了进一步向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延伸其统治，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地方行政变革，推行县制与一些地区废除土司制度相伴随。云南在1929年至1936年期间频繁规范地方设置，据不完全统计，设置县或设治局等就有30余处。广西、四川等地也经历了这一过程。1929年四川省政府呈请将穆坪土司改设为宝兴县治，得到行政院批准备案。广西都安县是一个民初才废除土司建立的县，为了强化管理，此时改开县政，1931年建立区、乡、村政权，推行保甲制度，全县划分安定、高阳、都兴、夷江4个区和32个乡(镇)。（注：参见《都安瑶族自治县概况》，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1931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明令撤消土司一案”，决定“嗣后土司不予补官袭职，以便逐渐改流”。但是，国民政府只是宣布了土司制度的不合法性，由于其统治能力所限，一些土司、千户隶属体制实际并未被打破，如青海蒙古族和藏族牧区，实行以县制代替王公盟旗制度和千户制度，蒙古各旗分归都兰、兴海、海晏等县管辖，藏族地区由玉树、囊谦、称多等县统理，可是到1949年，这里仍有千户1员，直属百户部落7个，领属百户部落36个，该地区的寺院还分别属千户、百户、百长所有。（注：参见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青海蒙藏地区实行县和保甲制度后，这些千户、百户、百长们又成为副县长、区长和保长、甲长。（注：参见陈新海：《民国时期青海管理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可见，国民政府在其政治势力还不能达到边疆地区时，采取的措施是将各边疆民族地区统治集团全体留用，改名换姓，服务于其统治。

(二)移民实边，巩固边防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移民实边以固国防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的传统之策，国民政府初期实施该政策不过是对历史传统的一种继承。时人认为“东北与西北及西南之开发，关系中国全民族之生存，他国侵略之野心与事实尤令人惊心怵目，设不急起直追，势必任人宰割。年来，东北发展卓著成绩，然未辟之土地、未开之矿业与天然富源正无限量；西北开发，以交通为先务之急，自苏俄环绕新疆境外铁路完成及其与西伯利亚铁路接轨以后，对华侵略势成常山之蛇，西北形势更属危急，屯垦事业应即举办；西南亦有外人窥伺，而且天然富源久付旷废，亦应积极开发”。（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179页。）

193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生计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针案》，提出边地开发屯垦与移民实边及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针，要求“必须订立之案，积极进行；并予以财政及其他必要之援助。而对边地土著人民生计之筹划，尤为紧要。故开发边地，必须特别注重边地土著人民之生计”。（注：荣孟源等：《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并将此点定为国民生计建设五方针之一。此次大会还通过了《确定边区建设方针并切实进行案》。同年全国内政会议通过《移民实边案》，提出向人口稀少的吉、黑、辽及新疆、蒙古、青海等地区移民。这些决议对边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1935年内政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地政会议，青海、宁夏、云南等边疆省区均提出了移民垦殖案。1936年3月，内政部等部、会联合向行政院呈交《边疆移垦办法大纲草案》。一时间，垦务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统治者获利的重要手段，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农业开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蒙藏委员会主导的争取蒙藏上层支持的各项政策

对边疆民族上层的笼络和宗教事务的管理是蒙藏委员会的核心工作。1933年行政院所颁《中央及地方主管机关对于处理蒙古盟旗事项权限划分办法》明确规定：“蒙藏委员会除依照本会组织法掌理关于蒙古行政及各种兴革事项外，前清理藩部则例所载关于蒙古各盟旗设官、奖惩、铨恤、军政、司法、宗教等事项，历来照例办理者，亦均系蒙藏委员会对于盟旗直接主管之范围，此后遇有此种案件，应仍照向例，由蒙藏委员会呈请行政院核办”。（注：《国民政府政治制度档案资料选编》(下)，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41页。）依此规定，加之国民政府实际执政能力的限制，蒙藏委员会实际具有的职能便是办理封官、颁号等能够笼络蒙藏上层的事务。

1932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三届第三次中央全会，班禅、章嘉两位大师以代表身份参加大会，班禅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在南京设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从1932年起，国民政府每年从国库拨出48万余元来支付班禅年俸及“办公费”。（注：参见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1932年4月，国民政府明令加封章嘉呼图克图“净觉辅教”名号，章嘉呼图克图还加入了国民党，并于1935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据统计，蒙藏委员会的经费开支每年都在100万元以上，其中大部分用于支付活佛、王公和其他上层的年俸或活动经费，蒙藏委员会剩下的经费又有一部分用于招待蒙藏上层及旅费、赠送礼品等项开支。（注：参见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第237页。）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追封其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颁给玉册、玉印，并派专使入藏致祭，拨给西藏地方政府治丧费5万元，专使还按旧规旧制给三大寺及其他大寺庙的喇嘛熬茶、放布施，给三大寺每一喇嘛大洋2元。据称专使入藏经费共用大洋40万元。（注：参见唐景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措施》，《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

1933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次中央全会通过了《蔡元培等四委员介绍西康诺那呼图克图提请对蒙古王公名号暂仍其旧案》。此外，“除了任命内蒙古各盟长、总管等为有关各省省政府委员外，国民党还给有势力的王公扎萨克以种种好处，从给钱、给枪，到拉他们入党，授以各种司令、宣抚使等名义，直到委以国民政府委员要职”。同时，将“扎萨克由世袭改为‘任命’，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时兴的字眼，实质一点儿没变……各盟旗扎萨克纷纷‘举荐’子弟接任，不到半年时间就连续任命发表了10余旗新扎萨克，其中无一人为原扎萨克以外之人。此后，王公扎萨克子孙世袭一仍旧贯，爵位名号仍自为之”。（注：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第236页。）

实际上，在蒙藏地方建设上，蒙藏委员会也有一定的规划，但是这些规划大多徒有虚名，蒙藏委员会最多不过是对内蒙古有些盟旗发放一些救济金。如1936年蒙藏委员会呈准发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建设费，同年分别发给阿拉善、额济纳西旗、青海左右翼两盟建设费，并每月发给补助费3000元，以期推动这些地区的开发建设。（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一四一，档案号：392。）但是，这些政策行政力度弱，覆盖面小，影响十分有限。

(四)以民族同化为宗旨的边疆民族教育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在全国建立一套完整的初级、中级和高等学校教育制度，受到这一大背景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些发展主要表现于：

1.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规划提到日程，教育部门逐步从只关注蒙藏教育扩展到其他边疆民族地区。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教育最初规划的只限于蒙藏教育，1931年颁布《实施蒙藏教育计划》明确规定蒙藏地区教育行政、普通教育实施办法、高等教育实施办法等，使蒙藏地区教育发展目标明确化。从这个计划来看，普通教育仍然依托边疆民族地区办理，而高等教育则主要依靠边疆民族地区学生到内地求学，所以，此项计划还规定新疆学生适用专对蒙藏的相关学生待遇法规。

1936年7月，教育部《二十五年度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指令》，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关注的范围已由蒙藏发展到西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这项计划重点在于师资培训，涉及的省份包括新疆、宁夏、青海、甘肃、绥远、察哈尔、云南、贵州、湖南、西康、西藏，可见国民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管理范围的扩展。该计划对小学、社会教育、中等教育、留学生等都有所涉及，还对办理相关教育的经费做出了详细规定。（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82页。）

这些计划虽然未能得到全面执行，但是从一些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来看，还是有过重要的影响。而对于相当多的边疆民族地区言，建立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仍属社会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2.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有所增加。国民政府初期十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额度有稳定增加，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如1930年中央预算教育经费1440万余元，仅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1.46％；到1935年中央预算教育经费增至4913万余元，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4.8％，成为民国成立以来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比例最高的一年。按1930年至1936年有比例数据可考的五年折算(1933年和1934年缺国家总预算数)，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的比例平均每年可达3.54％。（注：参见张元隆：《民国教育经费制度述论》，《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经费逐年增加是促进各级教育向规范和规模方向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条件。这一时期教育发展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边疆民族地区教育投入同样也有所增加，蒙藏教育获得了专项费用，1933年6月2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据蒙藏教育委员会呈请经第147次会议决定，先拨1931年度蒙藏教育经费50万元，并将50万元列入1934年度预算。

1935年，边疆教育作为独立的经费项目被列入预算。据统计，1935年边教费支出情况为：贵州总计得教育费16万元，其中义务教育费8万元，边教费8万元(其中苗师3万元)；云南总计得教育费17万元，其中义务教育8万元，边教费9万元；甘肃得教育费16万元；西康6万元；青海8万元；宁夏7万元；绥远8万元；新疆8万元；察哈尔8万元；西藏无。第二年，除青海、西康、宁夏经费未增加外，其他各省增加1万—7万元不等，并且分配给西藏1.8万元。1937年，四川、湖南、西康三省各得边教费3万元，广西、西藏为2万元，云南、贵州、新疆5万元，甘、宁、青、绥远各4万元，察哈尔2.5万元。（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891—890页。）至1936年，边疆教育经费计为41万余元。（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889页。）一些地方性教育是靠中央拨款发展起来的。如1931年青海利用蒙藏委员会的“边疆教育专款”成立了青海蒙藏文化促进会，并先后在各县和牧区办起蒙藏小学10所，后均转交所在县区管理。（注：参见陈新海：《民国时期青海管理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1935年教育部拨专款在皋兰、海原、固原、清水等地先后办起7所回民小学。同年，甘肃省教育厅也利用中央教育补助费筹设回藏小学10所。（注：参见杨荣：《民国时期甘肃民族教育述略》，《西北史地》1996年第1期。）从1935年起，民国政府在云南省藏族聚居的中甸、维西、德钦等地创设3所省立小学，即德钦小学、中甸小学和维西小学。（注：参见苏发祥：《民国时期藏区教育概述》，《民族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

边疆省区教育经费在初期有一定程度增加。如察哈尔省，1930年度教育经费共计266，901元，此后直到1933年度均保持此额度，1934年增加到293，447元；宁夏省1931年度教育经费只有45，816元，但是两年后增加到183，498元；云南省1930年度教育经费只有259，615元，此后除1933年度为587，800元外，直至1934年度均未低于702，000元；甘肃省1931年度教育经费为259，272元，此后至1934年底均未低于1，249，687元；与其他省份相较，青海省教育经费额度较低，1930年度只有76，900元，虽然逐年增加，至1934年度也只有96，343元。（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115—116页。）但是，欠发教育经费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实际情况，由于欠发情况严重，以至于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开发土地以清理积欠教育费，据他称，教育部调查历年所欠教育经费约为367.7万元，其他由财政部及各省拨发者当不过200余万元。（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二(2)，档案号：33上。）因此不可过高估计国民政府在边疆地区教育发展的投入，不过已有的投入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起到了开拓性影响。

3.在内地一些大学设立蒙藏班，招收蒙藏学生。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计划附设蒙藏班，名额为60人，分为甲、乙两组，甲组学制二年，乙组学制三年，毕业后回边疆地区工作，亦可考国内各大学或专门学校。同时还设立西康学生训练班，这是针对西康所设的短期训练班，为期四个月。1934年，计划设立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分校，先在张家口、包头、宁夏、康定、丽江、兰州、伊犁八处各筹设一年分校。当时规划，分校第一年先办简易师范单轨一级，及小学初级复式一级，以后逐年增加，必要时可改办双轨；每学级人数，简易师范以50人为限，小学以40人为限。（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817页。）据1935年编印的蒙藏学校总名录可知，当时包头、西宁、康定等地蒙藏学校共有蒙、藏、回学生268名。蒙藏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显示从1929年至1933年，共保送入内地各校的蒙、藏学生达256人。（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一四一，档案号：97。）

从1931年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来看，蒙、藏、新疆学生待遇基本一致，高等教育招生中蒙、藏、回（注：此处“回”实际指新疆维吾尔族。）族学生待遇也大致相同。该原则还规定：“在八年内分年资送蒙藏学生出洋留学”，“选派区域及额数内蒙十名，外蒙八名，青海二名，西藏八名，新疆四名，共计三十二名”。学生受教育程度为高级中学以上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留学年限为3—7年(学医及学工程的酌量延长)，选派期限为每两年考选9名，赴日本4名，赴欧美5名。教育部制定选送及考选规则。教育部限令1931年秋中央大学、北平大学成立蒙藏班，同年国立中央大学也颁布了招生办法和名额，学生总额为40人，蒙、藏各20人。（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833页。）

1933年，宁夏省提出适用《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的要求。此前国立浙江大学每年收1名该省所送学生，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收3名该省所送学生，国立北洋工学院收2名该省所送学生。在此基础上，宁夏提出要求国内各公私立著名大学或专门学校每年招收宁夏免试入学学生1—3名，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1936年10月，蒙藏委员会根据西南夷文化促进会南京总会呈请致函教育部，要求比照《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对苗夷学生实行优惠政策。（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864页。）

随着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少量少数民族文字与汉文字合璧的课本或其他出版物得以出版。据1931年蒙藏委员会《蒙藏事务总报告》称：蒙藏地区30余个旗宗中，有中小学130余所，学生约7000余名，历来共译汉藏文合璧语文教科书8种，汉蒙文合璧短期小学课本1种，汉回文合璧短期小学课本1种，1931年历书1种，以及蒙藏教育等实施方案十数种。尽管国民政府增加了投入，强化了规划，但是由于投入量有限，还不能从实质上推进各边疆民族教育的全面发展，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仍然十分落后。以宁夏为例，据统计，到1940年，全省拥有国内专门以上学校毕业生仅为34人，肄业47人；中等学校仅有4所，学生共619人；普通小学、短期小学共482所，学生共34924人，小学教师合格代用者共811人；失学儿童69771人，占学龄儿童71％以上；失学民众48万余人，占全省民众95％以上。（注：参见胡平生：《民国时期的宁夏省》，学生书局印行1988年版，第383页。）

(五)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开发建设政策

1928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建设委员会、资源委员会(1932年称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改为资源委员会)，调查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建设边疆民族地区是两个委员会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开发的计划和边疆民族地区的资源调查。1931完成了云、贵、川、西康等省的地质调查，对察哈尔、甘肃、宁夏等省的调查仍在继续，同时拟在边疆地区多觅铁矿、铜矿与石油矿，分别保留或划作国营区，择其最佳者，由国家经营，以充实国防原料；开始筹办开发陕甘川新石油，已在陕、川划定国营区。（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五)，第178页。）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丧失，国民政府更加注重西北边疆开发，并强调要以西北为复兴基地，提出各种开发西北的系列计划和决议案。1933年，在国民党四届三次中央全会上有60项提案，其中有8项与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开发相关。西北边疆地区开发成为重点后，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守中曾于1932年、1934年先后两次奉命赴西北调查实业，得出的结论是“应以边防为经，实业为纬”，提出“充实边防，经营交通，振兴农村，改良畜牧，开采矿产，提倡工业，减轻民众负担，维护地方治安，培养边务人才，推进蒙旗教育”等10大要务。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建设做出一些重要的规划，如1931年5月，建设委员会拟订了内容浩繁的《开发西北计划》，开发计划涉及交通、水利等很多方面。（注：参见刘政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计划分公路、水利、卫生、农村建设四部分。从取得的实效来看，开发建设除了特定地区金矿等矿产开发外，还集中于公路、铁路和邮路等方面。全国经济委员会从1934年3月筹款直接兴筑西兰公路，至1935年5月竣工，土路通车，共计耗资93万余元。（注：参见刘政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1934年至1936年期间，国民政府在西北修筑的土路、省际联络公路等10多条，总里程达到9200多公里，（注：参见刘政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对这一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产生了重要影响，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

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邮务也是国民政府加强与边疆民族地区联系和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据1936年统计，自1933年，边疆民族地区的邮政条件有所改善，当时滇康邮路总长为1130里，甘孜经德格至玉树线长1000里，玉树至湟源线长1380里，巴安经白玉至德格线为900里，在西康还设各级局所近20处，一些村镇设置了信柜。与此同时，四川、云南、贵州三省邮务之联络有所增强，1935年以后开设局所及信柜21处，邮路约1200余公里。（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九)，第600—601页。）

铁道部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铁道建设，而且有着自己的建设计划，其计划中的陇海线潼宝段1936年已完工，与西南边疆相关的铁路建设计划主要有成渝线(施工期2年半，计划于1937—1938年间完成)、黔滇线(施工期4年，计划于1947—1950年完成)、川黔线(施工期4年，计划于1947—1950年完成)。但是，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这些计划逐步落空。

边疆教育范文篇8

找准智慧教育助推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均衡的“发力点”

锚定智慧教育的基础理论问题。智慧教育促进教育均衡的理论体系，需要在智慧教育背景下，对教育均衡的内涵、价值及特征进行探讨，并对智慧教育促进教育均衡的制度、发展战略、前瞻性与全局性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比如，探索智能信息技术支持下，教师在线智力资源流转与服务机制；实施基于AI+5G视域，适应学习平台的智能化学习环境构建研究；进行基于绩效视角的智慧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创新研究；等等。通过全方位、多视角创新发展智慧教育的基础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教育基础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彰显时代性的创新性理论成果，为智慧教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聚焦智慧教育育人范式转变问题。在智慧教育的大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教育领域的学校布局、管理模式、课程资源、组织形式、教学模式、学习方式等都将受到巨大挑战，尤其是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在智慧教育影响下，更需要创新与转型。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边疆民族地区教学范式（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学习范式（从“被动接受式学习”转向“主动探究式学习”）、管理范式（从“科层制管理”走向“网络式治理”）等的转变，成为智慧教育重点探讨的理论性问题。深化智慧教育的应用模式问题。智慧教育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均衡问题的解决路径与应用模式创新，应关注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多样性及受教育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基于人本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探寻智慧教育促进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最佳路径。应剖析内因，尊重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文化差异，实现不同地区智慧教育促进教育均衡的模式、方法、路径的特色化。除此以外，还需要根据地域内智慧教育促进教育均衡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教育信息化2.0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应用模式及实施策略。

提升智慧教育助推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均衡的“精准性”

边疆教育范文篇9

由于边疆地方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在招生中不需进行专业测试，因此，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几乎没有器乐基础。绝大多数学生从未接触过钢琴，也没有学习钢琴的兴趣与动力，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钢琴学习后，由于钢琴学习比较难，很多学生就不想继续学习钢琴了，难以激发其学习钢琴的愿望。总体而言，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学习钢琴没有基础、缺乏兴趣、效果较差，这是边疆高校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现实。此外，当前我国业余学琴人数不断增加，业余钢琴教育出现由单一的职业性教育转向与通识教育并存的态势。从每年的“考级”活动可以看出，我国业余钢琴学生的整体水平在逐年提高。较好的业余钢琴教育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这些考生往往报考发达地区的高校，其教育成果也主要由发达地区高校受益。因此，发达地区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具有较好的钢琴教学基础，这与边疆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现状有很大区别。再者，虽然边疆与发达地区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基础差距大，但培养目标相近，总览全国学前教育专业，其理想意义上的培养目标与教学要求却相差无几，虽然在实践中，边疆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难以实现理想意义上的培养目标。

边疆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应面对现实，制定科学合理的钢琴教学目标和培养策略，努力培养边疆地区的适用人才。边疆高校应该以务实的态度重审学前教育专业的钢琴培养目标，但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降低钢琴教学要求，而是要结合生源与地方幼儿教育的实际，调整(不都是降低)钢琴教学目标，寻找钢琴学习基础与教学目标之间的最大可能性与最佳结合点：一要挖掘学生最大潜能，二要实现教学目标。地方高校是为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只要边疆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目标有利于学生较好地为地方幼儿教育服务，那么，这样的培养目标就是现实的、合理的、科学的、有生命力的。按照这样的思路。边疆高校在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目标调整中，应考虑如下几个因素：第一，生源状况，主要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钢琴基础。要以生源状况为依据，综合考虑钢琴教学目标及其实现的可能性。边疆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学习钢琴几乎没有基础，应适当降低钢琴教学要求。第二，地方幼儿教育现状。边疆地区幼儿教育发展状况总体滞后，而且不平衡，只有县城及其以上区域的较规范的幼儿园才有条件使用钢琴教学，绝大部分私立幼儿园不具备钢琴教学的条件。根据边疆幼儿教育现状，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应满足于地方幼儿教育的需要，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这种前瞻性也不宜超越现实需要过多。第三，边疆文化，主要是边疆高校的民族音乐文化元素。在边疆地区的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中，应渗透民族音乐文化元素，并将其作为钢琴教学的内容之一，从而更好地体现钢琴教学的地方性与民族性。比如，脍炙人口的、适合幼儿教育的民族音乐作品应成为钢琴教学的特色内容。可见，边疆的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目标应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全体学生钢琴学习能基本入门，为今后钢琴教学与自身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二是部分学生能达到较高的层级目标，能较好地满足幼儿钢琴教学需要；三是钢琴教学具有一定的地方性与民族性。边疆高校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目标应体现上述内容与要求。

在此，尤其要强调的是在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中加强师范技能的培养。师范院校的钢琴教学一直延袭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理念与要求，很多学生毕业后不能胜任教学工作。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尽快改革师范院校的钢琴教学。系统地研究其特点、规律，让钢琴课程真正体现“师范”特色。音乐教学要抓住以下两点，即“使学生掌握学习音乐的重要的学习工具；使学生掌握音乐教学必备的教学工具”。然而，在实际钢琴教学工作过程中，虽然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钢琴弹奏能力，而且对于钢琴教学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与理解，但在步人教师岗位后仍力不从心。这些情况表明，边疆高校要在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中加强师范技能的培养，尤其是要加强钢琴伴奏与弹唱技能培养，对于钢琴伴奏与弹唱技能要强化训练。努力提高训练效果，从而从根本上提高钢琴课程的教学实效。

二、讨论与建议：个性化教学是提高钢琴教学效益的有效途径。

清楚了边疆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钢琴教学基础，明确了应有的教学目标与要求，就要探讨从“基础”到“目标”的实现策略。

随着社会的发展，钢琴教学的理念、领域、模式、方法等也在不断开拓创新，钢琴课程的教学设计体现了不同的精神面貌和个性化要求。教师和学生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兴趣专长。在教学互动中，动态生成的知识、技能、方法、经验、感受等都是宝贵的课程资源。学生不只是钢琴教学的对象，还是教学的丰富资源；钢琴教师也不只是知识信息的传递者，还是课堂上不同信息的接受者、倾听者、处理者；钢琴课程的教学设计不仅是预设计划的执行，更是师生、生生相互促进的过程。根据教师、学生的差异，以及教学互动过程中的具体情况，高校应倡导对学生的个性化服务与个性化教学。所谓个性化教学，是指教学活动针对一个既定的教学目的，即教学在于最充分地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与个别性；学生在教学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学习自主性，教学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意愿与需要；在培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可以有变通的教学形式、方法等，可以运用个别的、小组的和集体的形式。个性化教学以学生的发展需要为中心，以学生的个性差异为基础，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目标。

1教学目标的个性化。教学目标个性化即教学目标的具体化，指把统一的课程教学目标分解为阶段目标(一般分解为学期目标)，以此为参照，结合学生个体的音乐基础知识与技能、钢琴基础、学习兴趣、生理条件等具体情况，通过师生共同分析、协商，确定学生个人的阶段钢琴学习目标。第一，个性化教学目标的核心是“个性化”，既要摸准个体实际(即“个性“)，又要结合统一的课程教学目标，“化”为个体学习目标(即“个性化”)，“化”是关键和根本。第二，师生共同分析、协商是必要途径。如果个体的钢琴学习目标只由教师确定，往往脱离学生实际：如果个体的钢琴学习目标只由学生自己确定，往往偏离课程教学目标。师生只有共同分析、协商，才能避免偏离课程教学目标或不切合实际的倾向。其中。教师在个体学习目标制定中应发挥引导作用，把握好方向。师生共同分析、协商的过程，也是学生充分分析、认识自我，明确学习要求，增强学习动力的过程，在钢琴学习中将起到目标导向与动力保障的重要作用。

2教学内容的个性化。教学内容的个性化指根据学生个体学习目标和学习表现的差异，分别确定不同学生的学习内容与教学重点、难点问题。有的学生没有养成正确的读谱习惯，不能将乐谱所记载的信息准确地传达，导致不能成功弹奏乐曲，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初始阶段，就让学生看清谱号、调号、音符、节奏、指法和各种表现符号等，往往需花较多精力加以纠正。有的学生触键问题难以解决，要以延续不断的传统钢琴触键方式来规范，教给学生可以遵循的基本原则。有的学生指法混乱。指法是前人科学制定的，好的指法符合自然生理条件，能顺利地弹奏音乐乐句，教师就应该教给初学者指法运用规律，使学生逐渐养成严格按谱上指法练习的习惯。有的学生钢琴弹奏的音乐表现力差，这就要多欣赏音乐作品。开阔音乐视野，多听音乐会、听音带、观摩，提高个人综合素养。从而提高作品演奏技巧，更好地表达音乐作品。可以看出，教学内容及其重点、难点因人而异。

3教学方式的个性化。教学方式的个性化指根据学生个体的学习特点和问题，选择适合学生个体的教学方式、方法、手段。在钢琴教学中，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并不局限于师生“一对一”的教学模式，“一对一”的教学体现了个性化教学，但个性化教学还可以小组课、大班课等方式来表现。将具有同类情况与问题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小组教学，并组织学生之间相互观摩交流、切磋争论、各抒已见，使他们在探索中拿出各自的最佳方案，这种教学就是个性化的。在大班课上转变以教师为核心的模式为以学生为主体的参与模式，对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和疑也包括个性化的教学语言表达方式，对有的学生要多鼓励，语言表达要亲切；对有的学生要严格要求，语言表达要严厉。

4练琴时间的个性化。何时练琴，看上去是个学习细节问题，不用在此讨论，其实不然。技能是练出来的，不是“理论”出来的，钢琴学习的工夫在课外，而练琴时间的安排又是课外学琴的关键所在，每位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科学安排练琴时间，提高练琴效果。练琴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并非练琴时间越长越好，曲子弹奏的遍数越多越好，因为只有集中精力练习才能获益，而集中精力练习只能维持一定的时间。此外，应利用零散时间练琴，虽然每次只练习一会儿，但抓住难点，各个击破，积少成多，效果颇佳。再有，进行有谱无琴的“心练”。一个坚持业余学琴多年学生和教师交流时说：“课间我在课桌上可以练琴，放学路上我哼着学习曲子，练琴的时候我是在寻找平时想要的声音效果。”

5课程考核的个性化。考核是学生复习已学的教学内容，检验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是教师和教学管理部门检查教学效果、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但钢琴教学考核多以技能水平作为唯一的评定标准，且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导致学生只注重提高技术水平，或某一方面的能力培养，甚至有的学生花很长时间去死练一首钢琴曲，虽然考试分数很高，但是真正的钢琴弹奏能力较差。在此，笔者建议按照个性化教学目标来评价钢琴学习效果。在具体操作上，可按照不同的教学目标考核、评分，根据学生自己达到钢琴学期教学目标的情况进行评分(如得分A)；同时，根据不同教学目标的难易程度，确定难度系数(如C)，而A与C的积就是学生的阶段钢琴学习成绩。这样组织钢琴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既考虑了学生各自学习钢琴的进步程度与可能(纵向比较)，又兼顾了学生个体之间的比较与公平(横向比较)，使学生既能看到自己的进步，又能看到自身的不足。而传统的钢琴考核与成绩评定，以统一标准来衡量，严重损害了钢琴学习较困难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于边疆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而言，由于大部分学生几乎没有钢琴学习基础，若仍以较高的标准来要求，将导致大部分学生的厌学情绪，严重阻碍学前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

学前教育专业钢琴课程的普遍教学要求是个性化教学的前提；边疆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特殊性是实施钢琴个性化教学的基础；学生钢琴学习的个体差异是实施钢琴个性化教学的关键；使学生学有所得，能培养边疆幼儿教育适用人才是衡量边疆高校学前教育专业钢琴个性化教学成功的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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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兵.中学阶段怎样处理好钢琴学习与文化课学习的矛盾[J]1教学与管理，2005，(12)：59.

边疆教育范文篇10

【摘要题】民国史研究

【关键词】国民政府/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政策

【正文】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面临着繁重的国家整合、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任务，在边疆民族地区外有帝国主义国家插手的分裂活动，内有基于军阀混战和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而出现的社会动荡。如何选择多民族国家治理之路，有效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对国家整合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行政能力尚不足以全面管理边疆民族事务，因而以矛盾最突出的边疆民族事务即蒙藏事务为重点，在政府中设置专门机构统筹处理蒙藏事务，其他少数民族事务并未作为边疆民族事务纳入到专门的管理系统，更多的边疆民族事务是与地方事务合二为一，边疆民族事务管理呈现一种被动、逐步扩展关注范围的状态。

一、一套事权分散的管理机制

初期十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在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方面基本形成了一套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从行政管理机构而言，蒙藏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管理蒙藏边疆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但并不统筹管理全国各边疆民族事务。1927年9月，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决议案》中尚未有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设置的内容。1928年2月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第七条有蒙藏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所设职能部门之一的规定。3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0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大纲》，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33次会议修正通过《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蒙藏委员会的行政地位和相关职能：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审议关于蒙藏行政事项；规划关于蒙藏之各种兴革事项。蒙藏委员会组织结构简单：委员会由5至7名委员组成，并指定1人为主席；下设秘书、蒙事、藏事三处，各得酌量分科办事，其科长、科员员额由蒙藏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核定。该组织法还规定了蒙藏委员会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每两星期至少开常会一次。需要注意的是，该组织法专门提出“本法称蒙藏者，指未曾改设行省及特别区之蒙古、西藏地方”。（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显然，此处西藏是指西藏地方，不包括散居于其他省区的藏族；蒙古应指外蒙古，而非已分散于各省或特别区的内蒙古各盟部旗。可是，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蒙事则主要以内蒙古各盟旗为对象，西藏地方事务未真正纳入直接管理范围，而其他藏区事务也并未真正排除于蒙藏委员会的关注范围。由此而知，当时国民政府对边疆民族事务管理的基本状态并未统筹考虑，除蒙藏地方以外的其他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尚未以边疆民族事务的形式纳入政府管理视线，蒙藏委员会相关职能设计也未覆盖蒙藏以外各边疆民族事务。比如，1928年底，在热河口北、直隶永平的旗民认为旗产久为庄头把持，军阀贪官中饱，请求派员清理时，政府只是令内政部、财政部办理，与蒙藏委员会无涉。（注：参见《行政院公报》，第四号，训令。）

从蒙藏委员会委员的构成看，委员们不是地方军阀，就是蒙藏上层。1928年6月，国民党中政会第144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张继、白云梯、刘朴忱、罗桑囊嘉、格桑泽仁、刘继淹等七人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同时派员前往北平接收北京政府蒙藏院。7月11日，白云梯等人宣誓就职，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注：参见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第八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12月27日，阎锡山、恩克巴图、班禅额尔德尼、李培天、诺那呼图克图等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特任阎锡山为第一任委员长。（注：参见《行政院公报》第十号，府令。）12月31日增设赵戴文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指定为副委员会长。该委员会于1929年2月1日正式成立，马福祥、石青阳、黄慕松、吴忠信、罗良监、许世英等先后任该委员会委员长。

蒙藏委员会的职能在十年间也有过一些细微的变化。1932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的《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扩大并细化了蒙藏委员会管理蒙藏事务的权限，变更了蒙藏委员会的隶属关系，此后蒙藏委员会归属行政院领导。另外，在职能方面，此前的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只赋予蒙藏委员会“掌理和审议”有关蒙藏行政事项的职能，而对于蒙藏各项兴革事项只是“计划”，修正的组织法则直接使用了“掌理”一词，从文意上理解，蒙藏委员会直接掌理相关事项，而不仅仅限于“审议”和“计划”；修正的组织法扩大了委员会名额，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委员15至21人。这一组织法还细化了蒙藏委员会行政活动时间，并规定了与其他各院、部、会间业务上的联系，以及内部组织结构。更为重要的是规定了蒙藏委员会委员应每年轮流分往蒙藏各地视察。（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编政治(五)，第2—4页。）同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议决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制改为常务委员制，并将该委员会的职能定为参与制定蒙藏地区施政纲领并协助其施行；调查蒙藏地区情况，革新行政制度；兴办教育，帮助蒙藏地区实现自治等。在设立蒙藏事务最高管理机构的同时，从1932年始，国民政府将蒙藏事务行政经费也列入专门的经费预算，此后至抗战前，每年经费预算额在130万元至180万元之间。（注：参见《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十年间，蒙藏委员会共设置了九个直属机构，（注：即1929年设置的驻北平办事处、蒙藏招待所、北平蒙藏学校(将原北平蒙藏学校更名后继续开办)，1932

年设置的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1933年设置的蒙藏政治训练班，1935年设置的蒙藏月刊社、派驻边地各调查组，1936年设置的张家口牧场、杀虎口牧场。）指导着十几个与蒙藏事务相关的机构。（注：1929年设置的章嘉呼图克图驻南京办事处，1932年设置的蒙古各盟旗联合驻南京办事处、西藏班禅驻南京办事处，1933年设置的西陲宣化使公署、蒙旗宣化使公署，1934年设置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5年设置的西藏班禅驻北平办事处、西藏驻南京办事处、西藏驻康办事处、西藏驻北平办事处，1936年设置的绥境蒙政会、绥境蒙政会驻南京办事处、绥蒙指导长官公署等。）1935年，蒙藏委员会内设置调查室，并在盟旗各地派驻了调查组，负责收集、调查蒙藏各地的内部情况，按月拟制边情报告，或随时将各旗动态报告蒙藏委员会。1934年，蒙藏委员会派员分期前往青海等地进行调查，第一期派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为调查专员，率同调查员朱琼等至青海调查。同时还委任谙习汉语文的曲木藏尧，以“西南夷族考察专员”名义回故里，深入民间进行考察，并复制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分别咨送川、滇、黔、桂各省政府转行抄发住有苗夷民族之各县政府，认真调查，确实填载。（注：参见(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代号：一四一，档案号：97。）1935年蒙藏委员会增设归绥、宁夏、酒泉、西宁、西康五调查组，继续进行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工作。1936年添设新疆、西藏两调查组。1939年后增设滇西调查组于云南丽江。（注：此后，这些调查组的名称或调查区域也有所变化。）

在国民政府的行政系统中，一些专业部、会在日常行政中也常涉及边疆民族地区事务，各部、会遇有与蒙藏相关问题一般会咨询蒙藏委员会，或将有关情报及承办事项送交蒙藏委员会参考，或由蒙藏委员会协助办理，有的则设立了专门处理蒙藏事务的机构。专业部、会遇有蒙藏重大事项的决策时，常常是蒙藏委员会与相关部、会会商决策，由行政院或国民党中央批准。如内政部在蒙藏地区的行政规划或有其他行政行为时需要与蒙藏委员会会商决策，呈行政院批准施行。

1929年8月，行政院通过教育部提请设立蒙藏司，1930年3月，蒙藏教育司正式成立。从教育部组织法可知，此司设二科，第一科掌理关于蒙古地方教育调查、地方各种教育之兴办、蒙古教育经费之计划、蒙古教育师资之培养、蒙古子弟入学升学之奖励、编译蒙文教育图书及法令、蒙古地方学术考查及其发明之奖励等事项，第二科专门掌理关于藏族教育的相关事项。在国民政府初期十年中，教育部蒙藏司为推动蒙古教育发展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先后制定颁布了《待遇蒙藏学生章程》、《教育部实施蒙藏教育计划》、《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等法规和计划》等，并为实施这些法规和计划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国民党在民族地区建立的党务组织机构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也逐步增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是掌理各级党部组织与党员训练、指导党员参加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的中央机构，设有边疆党务处负责处理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党务的专门机构。在国民政府初期十年中，国民党由于本身党员数量有限，大多数民族地区掌握在地方军阀手中，其在民族地区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比如在新疆、西藏和西南一些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国民党组织几乎不能涉足。在内蒙古、东北等地国民党组织有所发展，早在1927年国民党中央就决议派员指导内蒙古地区的党务工作，并予以一定的经济支持。边疆党务处负责向各蒙旗派遣党务特派员，蒙籍国民党党员也由此处管理。

边防体系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主要支撑。国民党执政后强化了军队建设，不仅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中央军，还不断采取措施强化对地方武装力量的控制，建立了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的中央军与地方武装结合的国防体系。为了巩固和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国民政府在军事管理部门中设置相关机构，国防部、军令部(二厅五处)和参谋本部均设有专管边疆事务的机构或特别派驻蒙旗的军事专员。其中参谋本部（注：1938年，参谋本部合并于军令部。）的边务组是担任参谋本部总长时设置的，先后由次长贺耀祖、黄慕松负责，边务组专门搜集蒙藏情报动态，调查蒙藏情况，研究边疆问题，有时还执行一些具体任务，如1933年百灵庙运动发生后，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前往巡视，边务组成员为其随员；黄慕松则多次奉之命到边疆地区巡察，并于1934年代表中央政府入藏致祭达赖喇嘛。军事委员会的铨叙厅主管边疆武职人员的审核、转呈、授衔等事宜。

边疆民族地区开发建设事项则主要由专业部、会负责，或各部、会联合会商。如海南岛开发问题的决策过程就是由商会组织以条陈或提案的形式提出，相关条陈由广东省财政厅或径自函送全国经济委员会，行政院组织军事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内政部、军政部致函行政院提出会拟此问题。全国经济委员会指出：“以据军政部次长陈诚电陈，琼崖关系两广及国防甚巨，有设特区必要。”从议事过程来看，在会上，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报告了召集内政、外交、实业、交通、军政五部开会的情况，财政部报告了琼崖财政情形，内政部报告了民国二十一年海南岛设特区之经过。随着问题讨论的深入，实业部、交通部和铁道部都提出了相关计划。（注：参见夏军编选：《民国时期计划开发海南岛的一组史料》，《民国档案》1992年第29期。）

一些地方政府则设置了地方性的边疆民族事务机构，并对区域性边疆民族事务管理起到了实际作用。比如，1927年，刘文辉接管西康后，在成都二十四军军部设置了边务处，任命胡子昂为处长，并任用一些熟悉边情的学者和政治家在处内供职，边务处遂成为二十四军辖区内各边远县区施政规划和领导机构。（注：参见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康史拾遗》，甘孜州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印刷，第90页。）1929年11月，云南省政府报请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在边疆地区成立了两个殖边督办公署，职责为防守、界务、实边、交通、实业、文教、治安、慈善、卫生及省政府委办诸事务。“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政务委员会设有蒙旗处，负责处理内蒙古东部的盟旗事务；绥远省则在政府秘书处内设一蒙务组，处理乌、伊两盟的蒙旗事务。1936年为了控制、监督蒙政会而设立的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亦是一个重要的边政机构。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在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方面初步形成的是一套事权分散的管理机制，管理活动缺少统筹性和系统性，作为专门管理蒙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管理能力极为有限，而其他专业部、会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分业管理，各部门之间的会商常常成为文赎旅行，会商之事常常会而不决，当时很多计划都成为纸上谈兵。这一事权分散的边疆民族管理机制根本无法保障国民党在其党义中宣扬的“扶持弱小民族”的政治承诺。

二、以部门化为特点，内容庞杂、缺少系统化的边疆民族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在初期十年对边疆民族事务的管理政策是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逐步展开的，内容十分庞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部门化为核心特点，很多政策的制定并非源于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统筹考虑，在很大程度是一种应急措施。

(一)划一边疆民族地方行政建置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划一边疆民族地区地方行政是国民政府强化其统治，推进政治整合的重要步骤，涉及省、县、乡等多个层级，热、察、绥、宁夏、青海、西康等建省和西南、西北一些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进一步废除都在此时期实施。

1928年7月，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提议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改为行省。后经内政部正式提出改省建议。8月底，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设立省治。依据内政部最后拟订改省方案，1928年9月5日国民政府第153次会议议决：热、察、绥、青海、西康改省治；旧直隶省口北道各县划归察哈尔，察哈尔原划绥远之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四县仍归绥远；五省府组织，委员暂定五名，设民政、财政二厅，并酌设教育、建设厅，余照省府组织法办理。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决定甘肃分治，设立宁夏、青海二省。

热、察、绥的改省和甘肃分治设立宁夏、青海省均得以顺利推行，西康建省之路则最为曲折。国民政府宣布西康建省时，该地由川康边防总指挥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接管。民国十七年(1928)春，刘文辉见各边区的军事、财务机构已设置齐全，遂根据边务处的建议和推荐，在康定设置了一个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作为西康最高行政机关，任命龙守贤、吴三泽、程仲梁、陈启图等五人为委员，并指定龙守贤为主席委员。5月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注：参见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康史拾遗》，第66页。）建省委员会由此而未能成立。直到1934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简派刘文辉等为建省委员会委员，1935年7月21日建省委员会才在雅安正式成立，负责筹备建省事宜，执行公务。但是，直到1939年迫于国内外形势西康才正式成立省府。

为了进一步向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延伸其统治，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地方行政变革，推行县制与一些地区废除土司制度相伴随。云南在1929年至1936年期间频繁规范地方设置，据不完全统计，设置县或设治局等就有30余处。广西、四川等地也经历了这一过程。1929年四川省政府呈请将穆坪土司改设为宝兴县治，得到行政院批准备案。广西都安县是一个民初才废除土司建立的县，为了强化管理，此时改开县政，1931年建立区、乡、村政权，推行保甲制度，全县划分安定、高阳、都兴、夷江4个区和32个乡(镇)。（注：参见《都安瑶族自治县概况》，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1931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明令撤消土司一案”，决定“嗣后土司不予补官袭职，以便逐渐改流”。但是，国民政府只是宣布了土司制度的不合法性，由于其统治能力所限，一些土司、千户隶属体制实际并未被打破，如青海蒙古族和藏族牧区，实行以县制代替王公盟旗制度和千户制度，蒙古各旗分归都兰、兴海、海晏等县管辖，藏族地区由玉树、囊谦、称多等县统理，可是到1949年，这里仍有千户1员，直属百户部落7个，领属百户部落36个，该地区的寺院还分别属千户、百户、百长所有。（注：参见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青海蒙藏地区实行县和保甲制度后，这些千户、百户、百长们又成为副县长、区长和保长、甲长。（注：参见陈新海：《民国时期青海管理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可见，国民政府在其政治势力还不能达到边疆地区时，采取的措施是将各边疆民族地区统治集团全体留用，改名换姓，服务于其统治。

(二)移民实边，巩固边防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移民实边以固国防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的传统之策，国民政府初期实施该政策不过是对历史传统的一种继承。时人认为“东北与西北及西南之开发，关系中国全民族之生存，他国侵略之野心与事实尤令人惊心怵目，设不急起直追，势必任人宰割。年来，东北发展卓著成绩，然未辟之土地、未开之矿业与天然富源正无限量；西北开发，以交通为先务之急，自苏俄环绕新疆境外铁路完成及其与西伯利亚铁路接轨以后，对华侵略势成常山之蛇，西北形势更属危急，屯垦事业应即举办；西南亦有外人窥伺，而且天然富源久付旷废，亦应积极开发”。（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179页。）

193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依据训政时期约法关于国民生计之规定确定其实施方针案》，提出边地开发屯垦与移民实边及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针，要求“必须订立之案，积极进行；并予以财政及其他必要之援助。而对边地土著人民生计之筹划，尤为紧要。故开发边地，必须特别注重边地土著人民之生计”。（注：荣孟源等：《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并将此点定为国民生计建设五方针之一。此次大会还通过了《确定边区建设方针并切实进行案》。同年全国内政会议通过《移民实边案》，提出向人口稀少的吉、黑、辽及新疆、蒙古、青海等地区移民。这些决议对边疆民族地区地方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1935年内政部召开全国第一次地政会议，青海、宁夏、云南等边疆省区均提出了移民垦殖案。1936年3月，内政部等部、会联合向行政院呈交《边疆移垦办法大纲草案》。一时间，垦务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统治者获利的重要手段，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农业开发产生了重要影响。(三)蒙藏委员会主导的争取蒙藏上层支持的各项政策

对边疆民族上层的笼络和宗教事务的管理是蒙藏委员会的核心工作。1933年行政院所颁《中央及地方主管机关对于处理蒙古盟旗事项权限划分办法》明确规定：“蒙藏委员会除依照本会组织法掌理关于蒙古行政及各种兴革事项外，前清理藩部则例所载关于蒙古各盟旗设官、奖惩、铨恤、军政、司法、宗教等事项，历来照例办理者，亦均系蒙藏委员会对于盟旗直接主管之范围，此后遇有此种案件，应仍照向例，由蒙藏委员会呈请行政院核办”。（注：《国民政府政治制度档案资料选编》(下)，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41页。）依此规定，加

之国民政府实际执政能力的限制，蒙藏委员会实际具有的职能便是办理封官、颁号等能够笼络蒙藏上层的事务。

1932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三届第三次中央全会，班禅、章嘉两位大师以代表身份参加大会，班禅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在南京设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从1932年起，国民政府每年从国库拨出48万余元来支付班禅年俸及“办公费”。（注：参见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1932年4月，国民政府明令加封章嘉呼图克图“净觉辅教”名号，章嘉呼图克图还加入了国民党，并于1935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据统计，蒙藏委员会的经费开支每年都在100万元以上，其中大部分用于支付活佛、王公和其他上层的年俸或活动经费，蒙藏委员会剩下的经费又有一部分用于招待蒙藏上层及旅费、赠送礼品等项开支。（注：参见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第237页。）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国民政府追封其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颁给玉册、玉印，并派专使入藏致祭，拨给西藏地方政府治丧费5万元，专使还按旧规旧制给三大寺及其他大寺庙的喇嘛熬茶、放布施，给三大寺每一喇嘛大洋2元。据称专使入藏经费共用大洋40万元。（注：参见唐景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措施》，《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

1933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次中央全会通过了《蔡元培等四委员介绍西康诺那呼图克图提请对蒙古王公名号暂仍其旧案》。此外，“除了任命内蒙古各盟长、总管等为有关各省省政府委员外，国民党还给有势力的王公扎萨克以种种好处，从给钱、给枪，到拉他们入党，授以各种司令、宣抚使等名义，直到委以国民政府委员要职”。同时，将“扎萨克由世袭改为‘任命’，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时兴的字眼，实质一点儿没变……各盟旗扎萨克纷纷‘举荐’子弟接任，不到半年时间就连续任命发表了10余旗新扎萨克，其中无一人为原扎萨克以外之人。此后，王公扎萨克子孙世袭一仍旧贯，爵位名号仍自为之”。（注：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三辑，第236页。）

实际上，在蒙藏地方建设上，蒙藏委员会也有一定的规划，但是这些规划大多徒有虚名，蒙藏委员会最多不过是对内蒙古有些盟旗发放一些救济金。如1936年蒙藏委员会呈准发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建设费，同年分别发给阿拉善、额济纳西旗、青海左右翼两盟建设费，并每月发给补助费3000元，以期推动这些地区的开发建设。（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一四一，档案号：392。）但是，这些政策行政力度弱，覆盖面小，影响十分有限。

(四)以民族同化为宗旨的边疆民族教育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在全国建立一套完整的初级、中级和高等学校教育制度，受到这一大背景的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些发展主要表现于：

1.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规划提到日程，教育部门逐步从只关注蒙藏教育扩展到其他边疆民族地区。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教育最初规划的只限于蒙藏教育，1931年颁布《实施蒙藏教育计划》明确规定蒙藏地区教育行政、普通教育实施办法、高等教育实施办法等，使蒙藏地区教育发展目标明确化。从这个计划来看，普通教育仍然依托边疆民族地区办理，而高等教育则主要依靠边疆民族地区学生到内地求学，所以，此项计划还规定新疆学生适用专对蒙藏的相关学生待遇法规。

1936年7月，教育部《二十五年度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指令》，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关注的范围已由蒙藏发展到西北、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这项计划重点在于师资培训，涉及的省份包括新疆、宁夏、青海、甘肃、绥远、察哈尔、云南、贵州、湖南、西康、西藏，可见国民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管理范围的扩展。该计划对小学、社会教育、中等教育、留学生等都有所涉及，还对办理相关教育的经费做出了详细规定。（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82页。）

这些计划虽然未能得到全面执行，但是从一些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来看，还是有过重要的影响。而对于相当多的边疆民族地区言，建立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仍属社会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2.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有所增加。国民政府初期十年，全国教育经费总额度有稳定增加，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如1930年中央预算教育经费1440万余元，仅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1.46％；到1935年中央预算教育经费增至4913万余元，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4.8％，成为民国成立以来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比例最高的一年。按1930年至1936年有比例数据可考的五年折算(1933年和1934年缺国家总预算数)，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的比例平均每年可达3.54％。（注：参见张元隆：《民国教育经费制度述论》，《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经费逐年增加是促进各级教育向规范和规模方向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条件。这一时期教育发展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边疆民族地区教育投入同样也有所增加，蒙藏教育获得了专项费用，1933年6月2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据蒙藏教育委员会呈请经第147次会议决定，先拨1931年度蒙藏教育经费50万元，并将50万元列入1934年度预算。

1935年，边疆教育作为独立的经费项目被列入预算。据统计，1935年边教费支出情况为：贵州总计得教育费16万元，其中义务教育费8万元，边教费8万元(其中苗师3万元)；云南总计得教育费17万元，其中义务教育8万元，边教费9万元；甘肃得教育费16万元；西康6万元；青海8万元；宁夏7万元；绥远8万元；新疆8万元；察哈尔8万元；西藏无。第二年，除青海、西康、宁夏经费未增加外，其他各省增加1万—7万元不等，并且分配给西藏1.8万元。1937年，四川、湖南、西康三省各得边教费3万元，广西、西藏为2万元，云南、贵州、新疆5万元，甘、宁、青、绥远各4万元，察哈尔2.5万元。（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891—890页。）至1936年，边疆教育经费计为41万余元。（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889页。）一些地方性教育是靠中央拨款发展起来的。如1931年青海利用蒙藏委员会的“边疆教育专款”成立了青海蒙藏文化促进会，并先后在各县和牧区办起蒙藏小学10所，后均转交所在县区管理。（注：参见陈新海：《民国时期青海管理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1935年教育部拨专款在皋兰、海原、固原、清水等地先后办起7所回民小学。同年，甘肃省教育厅也利用中央教育补助费筹设回藏小学10所。（注：参见杨荣：《民国时期甘肃民族教育述略》，《西北史地》1996年第1期。）从1935年起，民国政府在云南省藏族聚居的中甸、维西、德钦等地创设3所省立小学，即德钦小学、中甸小学和维西小学。（注：参见苏发祥：《民国时期藏区教育概述》，《民族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

边疆省区教育经费在初期有一定程度增加。如察哈尔省，1930年度教育经费共计266，901元，此后直到1933年度均保持此额度，1934年增加到293，447元；宁夏省1931年度教育经费只有45，816元，但是两年后增加到183，498元；云南省1930年度教育经费只有259，615元，此后除1933年度为587，800元外，直至1934年度均未低于702，000元；甘肃省1931年度教育经费为259，272元，此后至1934年底均未低于1，249，687元；与其他省份相较，青海省教育经费额度较低，1930年度只有76，900元，虽然逐年增加，至1934年度也只有96，343元。（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115—116页。）但是，欠发教育经费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实际情况，由于欠发情况严重，以至于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开发土地以清理积欠教育费，据他称，教育部调查历年所欠教育经费约为367.7万元，其他由财政部及各省拨发者当不过200余万元。（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二(2)，档案号：33上。）因此不可过高估计国民政府在边疆地区教育发展的投入，不过已有的投入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起到了开拓性影响。

3.在内地一些大学设立蒙藏班，招收蒙藏学生。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计划附设蒙藏班，名额为60人，分为甲、乙两组，甲组学制二年，乙组学制三年，毕业后回边疆地区工作，亦可考国内各大学或专门学校。同时还设立西康学生训练班，这是针对西康所设的短期训练班，为期四个月。1934年，计划设立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分校，先在张家口、包头、宁夏、康定、丽江、兰州、伊犁八处各筹设一年分校。当时规划，分校第一年先办简易师范单轨一级，及小学初级复式一级，以后逐年增加，必要时可改办双轨；每学级人数，简易师范以50人为限，小学以40人为限。（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817页。）据1935年编印的蒙藏学校总名录可知，当时包头、西宁、康定等地蒙藏学校共有蒙、藏、回学生268名。蒙藏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显示从1929年至1933年，共保送入内地各校的蒙、藏学生达256人。（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一四一，档案号：97。）

从1931年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来看，蒙、藏、新疆学生待遇基本一致，高等教育招生中蒙、藏、回（注：此处“回”实际指新疆维吾尔族。）族学生待遇也大致相同。该原则还规定：“在八年内分年资送蒙藏学生出洋留学”，“选派区域及额数内蒙十名，外蒙八名，青海二名，西藏八名，新疆四名，共计三十二名”。学生受教育程度为高级中学以上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留学年限为3—7年(学医及学工程的酌量延长)，选派期限为每两年考选9名，赴日本4名，赴欧美5名。教育部制定选送及考选规则。教育部限令1931年秋中央大学、北平大学成立蒙藏班，同年国立中央大学也颁布了招生办法和名额，学生总额为40人，蒙、藏各20人。（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833页。）

1933年，宁夏省提出适用《待遇蒙藏学生章程》的要求。此前国立浙江大学每年收1名该省所送学生，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收3名该省所送学生，国立北洋工学院收2名该省所送学生。在此基础上，宁夏提出要求国内各公私立著名大学或专门学校每年招收宁夏免试入学学生1—3名，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1936年10月，蒙藏委员会根据西南夷文化促进会南京总会呈请致函教育部，要求比照《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对苗夷学生实行优惠政策。（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864页。）

随着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少量少数民族文字与汉文字合璧的课本或其他出版物得以出版。据1931年蒙藏委员会《蒙藏事务总报告》称：蒙藏地区30余个旗宗中，有中小学130余所，学生约7000余名，历来共译汉藏文合璧语文教科书8种，汉蒙文合璧短期小学课本1种，汉回文合璧短期小学课本1种，1931年历书1种，以及蒙藏教育等实施方案十数种。尽管国民政府增加了投入，强化了规划，但是由于投入量有限，还不能从实质上推进各边疆民族教育的全面发展，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仍然十分落后。以宁夏为例，据统计，到1940年，全省拥有国内专门以上学校毕业生仅为34人，肄业47人；中等学校仅有4所，学生共619人；普通小学、短期小学共482所，学生共34924人，小学教师合格代用者共811人；失学儿童69771人，占学龄儿童71％以上；失学民众48万余人，占全省民众95％以上。（注：参见胡平生：《民国时期的宁夏省》，学生书局印行1988年版，第383页。）

(五)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开发建设政策

1928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建设委员会、资源委员会(1932年称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改为资源委员会)，调查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建设边疆民族地区是两个委员会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边疆民族地区开发的计划和边疆民族地区的资源调查。1931完成了云、贵、川、西康等省的地质调查，对察哈尔、甘肃、宁夏等省的调查仍在继续，同时拟在边疆地区多觅铁矿、铜矿与石油矿，分别保留或划作国营区，择其最佳者，由国家经营，以充实国防原料；开始筹办开发陕甘川新石油，已在陕、川划定国营区。（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五)，第178页。）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丧失，国民政府更加注重西北边疆开发，并强调要以西北为复兴基地，提出各种开发西北的系列计划和决议案。1933年，在国民党四届三次中央全会上有60项提案，其中有8项与边疆民族地区建设开发相关。西北边疆地区开发成为重点后，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守中曾于1932年、1934年先后两次奉命赴西北调查实业，得出的结论是“应以边防为经，实业为纬”，提出“充实边防，经营交通，振兴农村，改良畜牧，开采矿产，提倡工业，减轻民众负担，维护地方治安，培养边务人才，推进蒙旗教育”等10大要务。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建设做出一些重要的规划，如1931年5月，建设委员会拟订了内容浩繁的《开发西北计划》，开发计划涉及交通、水利等很多方面。（注：参见刘政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计划分公路、水利、卫生、农村建设四部分。从取得的实效来看，开发建设除了特定地区金矿等矿产开发外，还集中于公路、铁路和邮路等方面。全国经济委员会从1934年3月筹款直接兴筑西兰公路，至1935年5月竣工，土路通车，共计耗资93万余元。（注：参见刘政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1934年至1936年期间，国民政府在西北修筑的土路、省际联络公路等10多条，总里程达到9200多公里，（注：参见刘政美：《抗战前的西北交通建设》，《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对这一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产生了重要影响，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

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邮务也是国民政府加强与边疆民族地区联系和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据1936年统计，自1933年，边疆民族地区的邮政条件有所改善，当时滇康邮路总长为1130里，甘孜经德格至玉树线长1000里，玉树至湟源线长1380里，巴安经白玉至德格线为900里，在西康还设各级局所近20处，一些村镇设置了信柜。与此同时，四川、云南、贵州三省邮务之联络有所增强，1935年以后开设局所及信柜21处，邮路约1200余公里。（注：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九)，第600—601页。）

铁道部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铁道建设，而且有着自己的建设计划，其计划中的陇海线潼宝段1936年已完工，与西南边疆相关的铁路建设计划主要有成渝线(施工期2年半，计划于1937—1938年间完成)、黔滇线(施工期4年，计划于1947—1950年完成)、川黔线(施工期4年，计划于1947—1950年完成)。但是，随着政治社会环境的变迁，这些计划逐步落空。